孩童时期，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个人喜好区分周围的世界。“我喜欢冰激凌。我不喜欢球芽甘蓝。我喜欢足球。我不喜欢做家庭作业。我喜欢海盗，长大了我也想成为一名海盗。”这个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发复杂，但是基本前提是一致的：“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我是个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我爱好旅游但是我不是很有耐心，因为我无法忍受机场烦琐的安检。”我们所能做到的是有能力对自己和对世界说：“我是××一类的人。”并且我们对自己所作的评估被认为是正确的。最终，我们是想要了解自己，同时使社会对自己的认知与自己对自己的了解保持一致。
但作为极其复杂的生物，我们在整个人生中需要经历很多的发展和变化，理清沉淀的过去是很有挑战性的。趟过记忆、行动和行为的先河，选出最能代表核心价值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很自然地看到一些矛盾。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想的一致，但更多时候，我们的行为是迫于周遭的环境。例如，我们在工作中的言行举止——我们的衣着、我们与老板的说话方式往往比我们在家或与朋友在一起时要更正式、更传统一些。我们必须理清这种矛盾，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选择这种方式，而后决定将来我们该怎么做。
在《自我之歌》这首诗中，爱默生的信徒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便抓住了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并果断地以诗歌反驳：“我自相矛盾吗？那好吧，我就是自相矛盾。（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但是，对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要平衡自己内在的“万象”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自身的两个矛盾方面发生冲突时，或是我们的信仰与行为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以本宁顿学院的学生为例，自认为是保守派，却在与自由派同学进行政治问题的讨论时发现她们对自由主义的认可，对于这样的事情她们该得出怎样的结论？是她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令人费解的，还是因为迫于社会压力从而支持她们实际上并不相信的观点？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将威胁到她对于自己是一个理性的、可信的人这一点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被困于两种矛盾之间的不愉快经历被称为“认知失调”，会使人感到焦虑、愧疚和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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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自己行为合理并获得成功，我们有必要解决这种认知失调的状况。想想伊索寓言中关于狐狸和葡萄的故事。试图摘得葡萄却没有成功，狐狸悻悻地走开了，同时心里嘀咕：“嗨，也许这些葡萄是酸的呢。”狐狸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即是一种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在试图减少“认知失调”的情况下使用的相同策略。当信仰和行为发生矛盾时，由于时光无法倒流，我们只能调整自己的想法，使之与行为一致。如果这个寓言故事改变一下，狐狸想办法摘到了葡萄，结果却发现葡萄是酸的，那么狐狸会告诉自己他就是喜欢酸葡萄，这样才能避免感觉自己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浪费。
避免认知失调、保持自我认知的一致性可以使人们将因其他原因所获得的价值观和观点内在化。许多研究发现，让一个人去写一篇与他的个人信仰不一致的文章，如支持提高税率的文章，会使他更强烈地支持自己的立常对于本宁顿学院的学生而言，减少认知失调可能意味着他们承认自由主义确实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很重要，或者甚至承认自己其实一直都是自由主义者，只是直到现在才有机会表达出来而已。外界力量通过改变人们的自我认知方式从而对他们产生持久的影响。
同样，一旦自我认知达成一致，人们愿意通过选择可以增强这种一致性的方式来避免认知失调。举例来说，本宁顿学院的女生们选择自由主义者作为自己的丈夫、朋友。其实在任何一类团体中都能看到这类模式：保守主义者、宗教人士、环保人士，等等。当然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人以群分，这同时也满足了我们的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由选择的相互作用最终不仅使自我认知趋于定势，同时周围的人也更容易对个体下定义。
当我们试图决定如何更好地引导自己的生活时，追求一致性会导致进退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我们当然不想做心口不一的人，无论是在自己眼里还是在别人眼里。当有人告诉我们“连我都不认识你了”的时候，其中的负面暗示很明显：你的行为方式对其他在你成长过程中认识或喜爱你的人来说是不可知和不值得信任的。另一方面，世界永远在变化，如果永远保持一致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变得顽固不化并且和世界失去联系。2004年的美国大选就是个非常鲜明的例子。约翰?克里因为反复无常、惯于玩弄权术，受到谴责从而丧失了候选人资格；而乔治?布什则因为坚持己见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尊敬。但是一旦回到办公室，布什却因为机械模仿某些观点和口号，很少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受到批评。在2006年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晚宴上，喜剧演员史蒂文?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称赞”布什说：“这位先生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坚定。你知道他坚持的立常他星期一所相信的事情到星期三仍然坚持相信，无论这中间的星期二发生了什么事。”似乎你作出改变，你就会受到谴责；而如果不作任何改变，你也将受到谴责。这就是为什么在一致性和变通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是如此之难。
从我和我的一个博士生雷切尔?韦尔斯（Rachel Wells）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可以看到，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也许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反应。我们对数百位即将毕业并开始寻找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大学高年级学生进行跟踪调查。第一份工作是将对他们的后续经验和身份产生重大影响的选择。作为该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们要求这些学生在从一开始寻找工作到最终被聘用的6~9个月期间的三种不同情况下，描述他们认为理想的工作所具有的特征。每次，我们让他们对一份工作的13个特征，包括“高收入”、“有发展潜力”、“工作稳定性”、“具有发挥创造力的机会”以及“拥有自主决定权”等，按重要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虽然这个项目只是针对毕业生进行研究，但实际上，所有人，无论处于事业的哪个阶段，都必须对这些因素进行衡量。一份工作，是能实现自身价值更重要，还是能帮助你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更重要？牺牲工作的稳定性以换取经济上的富有是否值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价值观；而我们的选择，反过来又影响着我们将成为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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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工作的最初阶段，学生们都比较倾向于一些价值比较高的特征如“具有发挥创造力的机会”及“拥有自主决定权”。换句话说，是那些与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关联更大的、比较理想化的特征，而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时间一个月接一个月地过去，毕业生们在招聘市场上投出简历、期待面试机会，试图确认哪些职位是对他们开放的。他们的选择面很窄，因而他们被迫需要对实际工作的正反两面进行对比，他们对工作特征的重要性排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变得更重视实际的方面，比如“有发展潜力”。“为了获得一个更高的学历，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很明显，相比较之下，有些工作职位会让我得到更多。”其中一位毕业生说：“我不想我所投资的时间和金钱白白浪费了。”在他们决定要做哪份工作后的第三轮排序中，他们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
当我们询问这些学生们此前他们是如何对各种特征因素进行排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选择的优先顺序已经随着时间而发生了变化，而是错误地认为他们对工作的选择标准一直都是一致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一开始选择的优先主次，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过去重新进行了设想。“不是的，”其中一位刚被聘用的被调查者说，“自始至终我都在考虑工作的稳定性。我还在还学生贷款，因此选择工资更高的工作当然很重要。”
求职者们愿意调整他们优先考虑的因素，从而使自己可以根据实际选择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期望值。为了解决最初优先考虑的因素和此后实际优先考虑的因素所产生的冲突，他们编造出自己在事业方面的价值观——虽然是假的，但却是一致的。那些越是模糊最初排序的人越容易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这种带有保护性的幻想使得人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矛盾性，从而可以按照他们调整后的优先顺序进行选择。
解决这种矛盾的另外一种方式——从长期来说也是更实用和更合适的方式——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争取一致性，比如追求真理和道德标准或是忠于某些理想。如果我们的行为自相矛盾了，那么好吧，就让他们自相矛盾吧。如史蒂文?科尔伯特所说，星期一说这样的话而到了星期三却说那样的话并不矛盾，如果这中间的星期二你学到了新的知识或者情况本身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对同一件事情的坚持可能正印证了爱默生所称的“愚蠢的一致性是人类狭隘思想里的一个妖怪”。思想的广泛性使得我们不仅可以调和自身的多样性，同时也可以向世界清晰地表达我们广义上的行为指导原则。为了能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保持一定的适应性，我们必须证明作出改变的决定是为了坚持自我，或是承认自身的一致性本身是具有变通性的，但这并不减弱它的可信度。无法坚持自我，却依然认可自己，这是很有挑战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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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28日，我在黎明破晓之前醒来（准确地说是凌晨4点），拦了一辆车，然后前往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一个Apple专卖店。我加入拥挤的人群就是为了给我的丈夫买他向往已久的生日礼物：新款iPhone 3G手机。他已经好几天泡在专卖店里和网上以确定他到底想要什么，并让我记住产品型号，以免在他赶到之前已经排到我了。在我排队的几个小时里，我一遍遍地重复着：容量8G、周末及夜间免费通话、黑色……即将轮到我时，丈夫到了。在柜台前，他让我大吃一惊：“我改主意了，我想要白色的。”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白色更易脏，而且黑色的更酷。”我说道。
丈夫回答：“但是每个人都要黑色的。我可不想拿着一个所有人都拥有的东西。”他清楚地了解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要，而他又是如何作出这个决定的。然而在最后时刻，他改变了自己的喜好，仅仅是因为他不想成为盲目的模仿者。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针对不想成为“盲目的模仿者”的冲动进行的研究。我最喜欢的一项研究是由丹?艾瑞里（Dan Ariely）和乔纳森?勒瓦夫（Jonathan Levav）在一个小镇上的酒吧和饭馆进行的研究。对于客人达两人以上的桌位，他们安排一名服务员递给客人一份酒单，上面有当地一家酿酒商酿造的四种啤酒。每位客人都可以选择免费品尝其中一款4盎司的样品。对于酒吧中一半的桌位，这名服务员依次记下客人的选择，这也是酒吧点酒的常规做法；而对于另外一半的桌位，这名服务员则让客人各自在卡片上勾选，客人并没有与同桌的其他人进行沟通。调查发现，客人通过在卡片上勾选时，选择的酒的品种比较类似；而按常规方式点酒时，则选择的啤酒种类的重复较少。换句话说，依次点酒时，客人的选择呈现多样化结果，四款啤酒基本都被选中了，没有一种酒是独占鳌头的。这似乎就是所谓的为客户量身定制，不是吗？每个人都品尝到了他们自己点的啤酒，没有人是被迫品尝同一种酒的。
但事后当客人被要求对其所品尝的啤酒进行评价的时候，研究表明，无论人们所点的是哪种酒，那些依次点酒的客人们普遍对自己的选择不太满意，事实上他们希望能重新选择，换个品种。而那些通过填卡选择的客人则对自己的选择比较满意，尽管他们选择的啤酒可能与同桌的其他客人是一样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依次点酒的桌位上，只有一位客人对其选择表示满意——第一位点单的
客人。
对于第一位点单的客人而言，唯一需要做的便是忠于自己的内心。而其后试图点同一款啤酒的客人则陷入了困境。他们可以简单地说：“很好，这也是我想要的。”或是完全忽略自己选择同款啤酒的自我意识，但独立意识通常使人们最终作出另外的选择。
这一研究表明，在形成及表达自身个性的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确定他人眼中的自己与自己眼中的自己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需要有共性，但我们不想成为“盲目的模仿者”。这种要求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有时我们的言行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愿，只为给别人制造一种“假”象。与他人相处时，我们希望给别人带来欢乐但不哗众取宠，表现出智慧而非自命不凡，表现随和而不是盲从。可能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集所有美德于一身的典范，但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该如何表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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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所作的任何一个选择，在他人眼里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每个人个性的代表，只是一些选择的代表性更强。通过音响播放的音乐，相较音响的牌子，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品位。选择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越弱，则越能表现个体的个性，这也是为何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如音乐、时尚等并无实际用途的事物。无论是从一个流行音乐的博客上直接下载音乐列表，还是从一位了解流行音乐的朋友那儿直接获得音乐列表，抑或是直接复制一部电影或一本电子杂志的音乐，都是在向世界声明，我们没有个人主见。但倘若你使用的是你所崇拜的演员所使用的牙膏，则往往会更倾向于被归因于该款牙膏非凡的清洁牙垢的效果。
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生活中我们总是尽可能准确地展现自己的个性。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通常都直接表明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或者至少是我们期待他人认为这些选择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在救济中心或是捐衣活动中的志愿者会被认为是利他主义者；坚持跑完马拉松的人会被认为是自觉主动、有自我约束力；自己粉刷房间或是打造别具一格的家具的人，会被认为是心灵手巧。日常生活中，在我们作出各种选择时，我们在意的不仅是哪些选择最符合自己的个性需求、我们需要什么，还有旁人是如何看待这些选择的。我们从生活环境中的小细节里寻找线索以判断旁人是如何看待这样或那样的事物，这要求我们对代表某个特殊选择的本地化和现代化的细节非常敏感。
斯坦福大学研究生乔纳?伯杰和奇普?希思（Chip Heath）开展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逐个拜访了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宿舍，呼吁学生为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的抗癌活动捐款，同时佩戴黄色腕带以表示他们对该活动的支持。一周以后，研究人员开展了第二轮的黄色腕带销售活动，这一次的研究对象是校园里有名的“极客”①宿舍。又过了一周，研究人员开始调查还有多少人佩戴腕带。研究人员发现，与极客宿舍相邻并且共享同一个校园餐厅的学生们中，32%的人自极客佩戴腕带之日起便摘掉了黄色腕带，而对于那些宿舍离极客宿舍较远的学生们，这一数字仅为6%。突然间，佩戴腕带已经不再表示“我支持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的抗癌活动”，而变成“我反对社交活动，我正在学习克林贡②语，仅仅是为了娱乐”。尽管全世界所有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的支持者都佩戴腕带，并不含有任何“极客”的含义，但对于紧邻极客宿舍的学生们而言，佩戴腕带在一夜间已经多了一层含义。
仅仅因为外表而改变言行举止，这似乎与追求真实、一致的自我有些矛盾，但事实上我们经常因为后者而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想在脱颖而出和被群体孤立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位置。可是一旦发现我们自以为所属的群体并不认可自己，我们又该怎么办？被他人认为自己“装腔作势”或是“患有妄想症”，不免令人感到痛苦。但更糟的结果是，如果他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呢？一旦自我认知与他人对自己的认知产生冲突，由此引发的社会对个体个性的认可及自我怀疑，丝毫不亚于自我认知与行为产生冲突时，对个体个性认可的动摇程度。
正因如此，我们重视自我认知与他人感知的一致性，通过解读他人的言行举止，了解他人眼中的自己。尽管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张三、李四、王五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但实际结果是你将更深入了解张三、李四、王五之间是如何看待对方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比起告诉你他对你的看法，张三更乐意告诉你他对李四、王五的看法。同样，当他人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是针对第三方，而非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更易解读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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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善于了解人们对自己的总体看法。举例来说，在他人看来，我们是内向还是外向，是粗鲁还是善解人意——但有可能了解每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吗？这就好比掷骰子。女人总是擅长判断一个男人是否对自己有意（反之却行不通），我们也可以判断他人是否认为自己所讲的笑话有趣。但除此之外，无数的研究都表明，自我认知与他人感知二者之间通常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最后才知晓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可能会追悔莫及。确立自己的个性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在无须作出迫不得已的选择的情况下，处理自我认知与他人感知之间的差异。
若要了解个体如何融入世界的过程，我们不妨通过广泛传播的全面的、精确的信息来了解他人眼中的自己。大约20年前，约90%的世界500强企业采用了名为“360度反辣（也称“多评估者反辣）的员工绩效考核系统。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通常包括4~8名人员的匿名评估，包括直接上级、下属、同事及客户等。这一系统评估人们的各种技能，包括领导力、冲突解决能力甚至个人性格等。它还包括个人的自我评估，从而评估员工的自我认知是否与他人感知相契合。这一系统被企业用于决定员工的奖金发放、职位升迁，但对于每个社会个体而言，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人眼中的自己。
鉴于360度反馈在全球企业界的影响力，2000年，我牵头设计并实施了哥伦比亚商学院一个新的工商管理硕士项目，所有新生都将收到从以前的同事或客户到现在的同班同学对他所作的360度反馈评估。每年的调查结果都很相似，逾90%的学生都发现他们的自我认知与他人感知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那些自认为颇受欢迎、表现不俗的团队成员发现，在他人眼里，他们或是表现平庸或是难以共事。那些自认为颇具领导力的人发现，虽然别人认为他们很聪明，但少有人认为他们具备管理才能。那些易于爆发激情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激情爆发是合理的）却发现在别人眼里他们情绪波动太大，不稳定，因此颇为苦恼。同时，人们也惊奇地发现，别人眼中的自己的优缺点也大不相同。换句话说，尽管可能一些人被纳入“难以共事人群”的范畴，但至于这个“难”的程度有多少，每个人的意见又不尽相同。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我告诉那些烦恼不已的学生，虽然他们自己非常清楚自己言行举止的动机，并因此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的。但眼见为实，人们只根据自己亲眼所见作出判断。就好比你在桌上敲打一首人人皆知的歌曲的旋律，让另外一个人猜出歌曲名称。我们心里一清二楚自己敲打的是《生日快乐歌》的旋律，但对其他人而言，他所听到的只是“哆–哆–哆–哆–哆–哆”，似乎是《星条旗永不落》的前奏。他人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下解读你的信息，他们自己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副有色眼镜，更甚者，他们通过已有的条条框框，根据表象判断你的为人。
360度反馈的研究结果表明，不能因为周围人对自己的评价差异太大而忽略它。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言行都受制于他人的解读、理解，甚至是误解。除非完全放弃人类社会，返回原始森林，否则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自我认知与周围朋友、同事以及其他每天我们需要接触的成百上千的陌生人对自己的感知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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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意见可以作为现实的参考。正如此前提到的，我们倾向于表现“乌比冈湖效应”。即使没有360度反馈，人类的自我意识仍然可以使自己获得这些信息。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馈，如果有必要，可以直接与这些人沟通，阐述如此行事的原因。（获取各类反馈是360度评估系统具有强大威力的主要原因。）一旦知晓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我们可立即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得知别人眼中的自己与自我认知有所出入时，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言行，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当经理发现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自大、不善解人意的人时，他可以积极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消除人们对他的这种印象，例如不再随意打断别人在会上的发言，即便他认为为了提高效率而打断他人发言是必要的。或者，他可以仍然保留这一习惯，但同时向同事解释这么做的原因。我们无法彻底消除他人感知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差异，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减少这种差异。
但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故意影响他人从而使其对我们产生比实际情况更完美的印象。丹尼尔?埃姆斯和同事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工作场所，那些越是努力彰显自己、试图提高自己地位及声望的人，通常 被认为是害群之马，并且实际最终表现都较差。如果你看过美国电视剧《办公室》（The Office），那么你的脑海里立即会浮现出安迪?伯纳德（Andy Bernard）这一可怜人物的典型言行。安迪试图通过“神经语言学”，并时不时强调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生从而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从长远来看，一个人必将因不懈地追求自我认知和他人感知的一致性而受益。
倘若你自认为是奥斯卡?王尔德第二，而朋友却认为你个性沉闷呆板；或是你自认为甜美大方，而朋友却认为你心胸狭隘，这些难免会令人心生不快。但实际上如果周围的人对你都是正面、积极的印象，也未必是一件好事。研究表明，人们喜欢与对其认知与自我认知一致的人交往，即使是在缺点方面的认知保持一致。自认为个性讨嫌的人对于那些认为其个性随和的人将故意表现得更加孤僻执拗，以期消除他人的错觉。众多研究甚至发现，对于已婚夫妇而言，一旦一方在另一方眼中过于完美，夫妻间更容易产生距离。
每个人都希望受到他人的赞赏和钦佩，但同时也希望能完全展现自己的优缺点。然而希望他人的感知与自我认知一致的愿望远比被当做偶像的愿望来得强烈。一旦我们了解了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我们便迫不及待地想要重新认识自己。
更多责任
要发现真实的自我并作出相应的选择，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实际上是在个性与选择的反馈回路中寻找一种动态平衡：如果我是这样的人，我会作出那样的选择；如果我作出那样的选择，那么我必须成为这样的人。理想状态下，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保证自我认知、他人感知及选择方式的一致性所作的调整将越来越少。实际上，我无法确认选择的“责任”是否已经消失，这又回到了尼古拉斯?罗斯的观点。可能事实上，我们仍旧面临极大的压力。挖掘真实的自我可能需要我们与世隔绝、专注于自己的内心，而这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不现实的。现今有多少人愿意回到深山老林，独居于小木屋之中实践爱默生倡导的原则？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追求理想中宛如完美雕塑的自己——我们自己雕刻的杰作完整、一致。但是否有其他有效的方式可以了解选择如何影响人的个性的形成？
一如本章开头提到的，美国人的社交圈子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由于选择的增加而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也可以预见到，随着选择的进一步增加，人们的社交圈子还将继续经历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变成没有社区感的生物。我们说平衡个性与选择面临挑战，就是因为选择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是在社会各种力量间寻求平衡。也正因为如此，选择要求我们更深层地，即从自我认知的角度，也从他人感知的角度思考我们是谁。
如果暂且不考虑那个完美的自我，我们就会发现，个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一个静止的目标。在选择中不断地雕琢自我，方可逐渐形成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都是雕塑家，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而非结果中不断发现自我。一旦我们的观念改变了，认为接受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选择就不再被认为是一股破坏力量，而是不断解放自我的创新过程。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责任便是作出有意义的选择，即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选择。人与人之间的选择相互交织，他人是因为我们先前的、当下的选择而对我们有所认知，绝不是因为那个存在于个人内心深处的完美的自己。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曾说：“写作是为了挖掘自己的所知。”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改为：“选择是为了发现真实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