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过去只是序幕 第1页
世间的一切都始于一个故事。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bpell）
我生于多伦多，是个早产儿，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出生那天，暴风雪将多伦多变成了一个寂静、银装素裹的雪城。始料未及的早产、出生当日罕见的低能见度，尽管当时并未多加联想，但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不祥的预兆。我的母亲那时刚从印度移民加拿大，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并且她也把这种双面性遗传给了我。我的父亲那时正在从印度赶往加拿大的途中，因而未能迎接我的意外出世，而这也似乎预示了他会早早地离开我的人生。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命运在我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我的命运，无论是刻写在美丽而遥不可及的星空，还是刻写在地上随处可见的乱石，无论是出自神圣的上帝之手抑或是其他神灵之手，自我出生那一刻起就已注定，生活的种种情形也仅仅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这只是一个故事。听听我的另外一个故事吧。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刻生活中会发生什么，不是吗？就如同装有小玩偶的玩具盒，尽管每次你都是小心翼翼地只打开一个盒子，期待玩具盒里装的是小玩偶，但盒子里弹跳出来的却总是五花八门、让你始料未及的东西。我就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突然地——比预产期整整早了一个月，我的父亲甚至无法迎接我的到来。那时他还在印度——我母亲魂牵梦绕的故土。尽管对故土有着无比的眷念，但母亲最终还是来到了加拿大，并在加拿大生下了我。我出生那天，母亲抱着我，一个人凝望着窗外的飞雪。如同薄薄的冰片随融化的雪水四处漂流，我们也四处漂泊：弗拉兴、昆斯、埃尔姆伍德帕克、新泽西。但无论到哪儿，我都是与锡克族移民共同生活。这些人同我的父母一样，尽管已经离开印度，但却始终带着印度的烙樱我的父母试图在另外一个国家重现他们印度式的生活，因此也可以说我是在国中国长大的。
每周有三天时间，父母会将我带到锡克寺庙里做礼拜。女人（我也在其中）坐在右侧，而男人则集中坐在左侧。根据锡克教①教规，我一直留着长发，因为长发象征着神造物的完美。右手戴的钢手镯，代表我无所不能、顽强不息的意志以及对神的热爱和奉献，并且也时刻提醒我，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将收入神洞察秋毫的法眼②。每时每刻，即便是冲澡，我都穿着短裤，那代表我的贞节。这些仅仅是我遵从锡克教教义的一部分表现。同其他虔诚的锡克教教徒一样，宗教中没有规定的事情都由我的父母决定。 表面上，一切都是为我好。但生活总是喜欢破坏你既定的或是他人替你制订的计划。
从蹒跚学步起，我总是撞到东西。起初父母只是以为我比较笨拙。但显然停车计时器已经大到足以让我看见并及时避开，可为什么我却总需要别人提醒我当心？当父母注意到我不是一般的笨拙时，他们带我去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咨询一位眼科专家。这位专家很快就解开了关于我的谜团：我患有罕见的色素性视网膜炎，一种家族遗传的视网膜病变，视觉敏锐度只有20/400。当我读到高中时，我已近乎失明，唯一能辨别的也就是光。
我想，一个意外的确能让我们作好准备应对更多接踵而来的意外。与失明作斗争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抑或是因我天性坚强才能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即使我们认为已经全力以赴作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我们仍然有可能被生活中的种种意外击倒。我1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那天，父亲送母亲去哈勒姆区上班，并答应母亲，他随后会去医院找医生看看他的腿疾以及一直以来的呼吸困难的问题。但医院对于父亲预约的时间安排有些混乱，总之，那时没有一个医生能给父亲作检查。父亲非常沮丧，当时也已经因为其他的事情倍感压抑，他气愤地离开了医院，冲到人行道上，随即被一辆车撞倒。肇事者将父亲拖到车上，并叫了辆救护车。父亲最终被送到了医院，但当到达医院时，他的心脏已经因为接受不了一连串的打击而停止了跳动。
被神祝福的结合
40多年前的一个8月，住在印度德里的坎瓦尔·日·辛格·塞西（Kanwar Jit Singh Sethi）在拂晓之际便早早醒来了。坎瓦尔穿着传统的白色短裤，走进狭小的浴室进行仪式性沐裕浴室只有一扇小窗子能透光，坎瓦尔光脚坐在木凳上，脚底的石头地板透着丝丝凉意。他的祖母和母亲走进浴室，用玫瑰花泡过的水为他冲澡，并在他身上涂上香气袭人的姜黄香料、白檀木香料和酥油。最后她们装了一桶水，从头往下再泼洗一遍。
根据锡克教教规，男子不能剪发、剃须，因此坎瓦尔的头发已经长达腰际，胡子则长至胸骨。他的母亲帮他洗了头发和胡子，麻利地给头发涂上酥油，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并将长长的胡子打成结。沐浴后的坎瓦尔穿上他最好的衣服，显得精神帅气：他28岁，身高6英尺，体重160磅。你不禁会被他帅气的外表、风度翩翩的举止、柔和的眼神和随和的个性所吸引。坎瓦尔来到后院，此时，后院里已经聚集了上百位亲朋好友，等待婚礼的开始。
几条街之外，23岁的库尔迪普·考尔·阿南德（Kuldeep Kaur Anand ）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了她的一天。但有些方面，库尔迪普与坎瓦尔截然不同。她身材娇小，身高5英尺，体重只有85磅；与坎瓦尔外向的性格相反，库尔迪普生性害羞。她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而是时刻默默关注着他人。在仪式性沐浴结束后，库尔迪普穿上橙色纱丽。这件纱丽是她最喜欢的女影星穆姆塔兹（Mumtaz）在经典电影《Brahmachari》中穿过的。库尔迪普迎接来到家中的亲朋好友，大家为她献上最美好的祝福。
这一天两个家庭都进行着婚礼仪式，为大家提供大盘的干酪、油炸的蔬菜圈。临近黄昏时，两个家庭开始准备会面仪式。在坎瓦尔家，乐队已经到来，并用印度唢呐演奏传统乐曲。印度唢呐是用芦笛制成，它被认为会带来好运。坎瓦尔迎亲时所骑的白马也被牵至家中，白马身披一张棕色的毯子。出发前，坎瓦尔的姐姐们为他戴上头巾，并在头巾上挂上黄金流苏。妆扮仪式结束后，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由乐队开路，坎瓦尔骑上白马，前往库尔迪普家中迎亲。
此时的库尔迪普戴着准婆婆给她的华丽面纱，在家中与家人一起吟唱诗歌。迎亲队伍到了，乐队吹起唢呐，敲起塔布拉鼓，坎瓦尔和库尔迪普互换玫瑰和茉莉花环。与此同时，两个家庭的成员，包括双方的母亲、姐妹，也相互致礼，并交换花环。随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直至坎瓦尔必须离开。
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两个家庭的成员来到附近的一所锡克教寺庙开始举行阿南德·卡拉支婚礼①，亦称为“被神祝福的结合”。坎瓦尔头戴红色头巾，身穿黑色西装，跪在摆放着锡克教圣经《格兰斯沙希伯上师》（Guru Granth Sahib）的圣坛前。库尔迪普身穿沙尔瓦克米兹②，跪在坎瓦尔身旁，带有黄金流苏的面纱垂至腰际。祷告之后，坎瓦尔的祖父将一条丝带的两端分别交与坎瓦尔和库尔迪普。在坎瓦尔的牵引下，两人围绕着《格兰斯沙希伯上师》缓缓地走上四圈。每走完一圈，两人就停下来，双双坐在《格兰斯沙希伯上师》前聆听教士祈祷：因缘、因果报应、信任、神的赐福。乐队奏起圣歌拉婉③。最后两家人向新郎新娘脚下投掷钱币和花束。坎瓦尔揭开库尔迪普的面纱，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自己妻子的容貌。
这就是我父母的婚礼。每一个环节都是由他们的长辈安排好的：结婚对象、婚礼的服装、婚礼的食品。这是锡克族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无论何时我与旁人提及父母在结婚当天才正式第一次见到对方，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甚为惊奇：“家族决定他们的婚姻？他们怎么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仅仅简单地解释家族里的每个成员——也是绝大多数印度人——的婚姻都是由家庭决定的，似乎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或消除他们的疑虑。 表面上看，人们能够理解这是因为文化差异，但从本质而言，他们无法理解我的父母怎么可以任凭别人决定关系他们一生幸福的人生大事。
信念
还记得进行狗实验的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吗？他所作的一系列实验都向我们证明了，人类是多么需要掌控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当我们不能实施控制时，便会感觉无助、失去理智、无法正常思考。在我读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课程期间，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实验。实验的研究结果让我开始思考：我身上的锡克族传统是否也让其信仰者感到无助？作为一名锡克教教徒，我需要时刻遵守各种教规：穿衣、饮食、言行举止、对家庭的责任，等等，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我自己能决定的，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决定已经由别人替我作好了。不仅是锡克教，很多宗教信仰都存在这一问题。我向塞利格曼表达了我的疑惑，希望他能帮我解答，告诉我是否宗教信徒在生活中更容易感到无助。但是他也无法肯定，因为当时没有相关的科学研究能证明这一点。鉴于此，我们当即决定开展一项研究，看看宗教信仰对于人们的健康和幸福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任何看到我日程安排的人都会认为我是在为一生的罪恶赎罪。每周五傍晚，我便开始了研究，先拜访清真寺，随后前往犹太教堂。周六我会前往更多的清真寺和犹太教堂，去采访更多人。周日一整天我都泡在教堂里。两年时间里，我总共采访了九种不同宗教派别的600多名信徒，其中包括对信徒日常生活约束较多的正统派（基督教加尔文派、伊斯兰教、犹太教正统派），保守派（天主教、基督教路德派、基督教卫斯理派、犹太教保守派），以及约束相对较少的自由派（唯一神派、犹太教改革派）。事实上，一些自由派教会甚至提倡无神论，并不要求他们的教徒必须相信上帝。唯一神派大部分教徒称自己为地球或自然中心主义者。
接受调查的信徒填写了三份调查问卷。第一份问卷的问题包括宗教信仰对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影响，包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日常衣着、饮食、社交、婚姻。调查结果显示，宗教对正统派信徒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而对自由派信徒的影响则较校问卷也调查了信徒的宗教活动（如“多久作一次礼拜或祷告？”）和宗教信念（“你相信这个世界有天堂吗？”）等问题。第二份问卷通过人们对于一系列假设的意外事件的反应来研究人们的乐观态度。当被问道：“如果你被解雇了，你会怎么办？”乐观主义者一般回答道：“被解雇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并不能说明太大问题。”而悲观主义者则通常答道：“如果我被解雇，说明我自身肯定有问题，而且是一些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改进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中控制权的一种意识。最后，调查问卷要求他们回答一些健康类问题，看看他们是否存在精神压抑的状态，如体重减轻、失眠等。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正统基督教的信徒们对生活充满了希望，面对生活的多样化也更为乐观，而且更不易患上精神压抑等疾玻事实上，反而是统一基督教的信徒们，尤其是那些无神论者，生活态度更为悲观，也更容易抑郁。虽然繁琐的宗教教规剥夺了信徒很多的自主权利，但同时它赋予信徒们力量，使他们对生活控制权的感知更为强烈。
这项研究令人大感意外：约束并不会降低人们对“控制权”的感知，而思考和行动的自由也并不会提高人们对它的感知。研究结果看似矛盾，但其本质在于人们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对世界的不同认知——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都希望并且也有必要掌控自己的生活，但我们对控制的理解取决于我们所听到的故事、我们所坚持的信念。有些人相信控制完全是个人意志的行为。我们必须自己寻找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因为没有人能为我们实现。有些人相信生活是由上帝主宰的，只有理解并相信上帝，我们才能发现生活的幸福所在。我们听到过各种关于生活和选择的故事，诸如出生地点、祖先，等等。纵观不同文化、不同国家，我们发现人们对于应当作出选择的主题、对于选择的预期结果以及如何判断选择的后果的理解差异甚大。
自从大学时代正式研究选择开始，我采访、调查过社会各个阶层、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年长的和年轻的，有宗教信仰的和无宗教信仰的，成长于亚洲文化背景下的、共产主义体制下的革命老兵和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等，并作了大量的相关实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与您分享我本人以及众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看看地域环境、宗教信仰、政治体制、人口统计等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各种文化，甚至各个家庭，对于生活中同样的故事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于选择何种事物、为何要作出选择的理解。只有学习如何理解这些故事，我们才能开始了解为何人与人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区别。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第1页
1995年，我在日本东京待了几个月，与文化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一起作研究，准备博士论文。我一开始便预料到在日本的生活会有文化差异甚至误解，但这种文化差异往往是在我毫无心理准备时突然出现的。最令我惊奇的应当是我在饭店喝绿茶的经历。我要的是加糖的绿茶，侍应生先是停顿一下，然后礼貌地告诉我绿茶是不应该放糖的。我回应道，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喜欢喝甜的茶。侍应生以更礼貌的方式再次提醒我说：绿茶不应该放糖。我告诉他，我了解日本人喝绿茶不放糖的习惯，但我还是希望我点的绿茶里面放糖。侍应生觉得无法处理此事，便将此事汇报给了经理，两人为此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谈话。最后，经理来到我面前说：“女士，我很抱歉，我们这里的绿茶没有糖。”既然我已经无法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喝绿茶，我只好换了一杯咖啡。侍应生很快将咖啡端了上来，茶托上放着两包糖。
绿茶经历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它也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选择的不同理解。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思考，如果一个付费的顾客根据个人喜好提出合理的要求，他有权要求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但是从一个日本人的角度而言，我的饮茶喜好与传统日本习俗格格不入，因此侍应生试图阻止我犯这种错误。跳出这个小插曲，将美国文化与日本文化进行比较，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情景存在于日常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不仅是日本和美国，任何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将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世界各国人民在思想、自主选择上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试着问问自己，当你要作出选择时，你是首先考虑你想要什么，是否能让自己快乐，还是首先考虑你的选择对你和你身边的人是否是最有益的？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是文化差异、个体差异的核心。当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可以完全忽视他人的需求；也不是完全大公无私者，完全为他人着想，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即使排除这两种极端情况，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在各国文化背景下的表现还是有很大差异。当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是要多考虑“我”还是“我们”？无论是哪种模式，这些文化习俗不仅试图帮助我们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贯彻一种被社会接受的价值观。
对于生长于个人主义较为盛行的国家的人们，比如美国，当作出一个决定时，我们通常 被告知主要考虑“我自己”就可以。文化心理学家哈里?特里安迪斯（Harry Triandis）在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一书中提到个人主义“是以自己的兴趣爱好、需求、权利以及与他人订立的条约为动力”，“并且注重个体目标多于集体目标”。人的一生面临无数的选择而且选择对于人的一生极其重要，人们不仅仅是根据个人喜好作出选择，同时也根据自己的个人利益、性格特点和行为特点设定自己的角色，例如“我是个疯狂的影迷”或“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这种世界观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确自己的人生道路，让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
我们可以在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找到现代个人主义的根源。文艺复兴产生了众多影响：古希腊哲学家（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勒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试图从其格言“我思故我在”提取知识的精华；宗教改革运动挑战天主教权利核心，倡导每个个体是与上帝直接相连的；科学上的进步，如伽利略和牛顿的发现，也进一步向人们证实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与宗教无关。这些都引发了新的世界观，它们与以理性的力量统治社会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每个人都拥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发现世间的对与错的能力，而不是完全依赖国王和教士等外部力量。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第2页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深受启蒙运动哲学的影响，尤其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宣扬的人权思想。他们将这种思想融入《美国宪法》及《权利法案》之中。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的同时，个人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另一里程碑事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也正式出版。《国富论》宣扬如果每个人都争取个体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社会就会如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一般，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以机会理解选择，宣扬个人实现个人意愿的能力。这些事件的累积效应影响着人们对于选择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期待值，影响着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正如19世纪的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唯一能称之为自由的是人类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以自己的方式获取利益……人类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忍受苦难，就这点而言，人类是最大的赢家。”
这种想法根深蒂固，我们甚至从未质疑过这种想法可能并未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我们也许并不是一直都希望由自己来作出选择，或者可能有些人希望由他人来帮助他们作出抉择。但事实是，个人主义的发展相对较晚，因此也只是引导了世界上一小部分人的想法。鉴于此，我们现在看看同样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集体主义思想及其对全世界人们关于选择的观念的影响。
集体主义思想突出的国家，如日本，人们自小被教育在作选择的时候要以“我们”为先，人们首先以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看待自己的身份，如家庭、同事、村庄或是国家。用哈里?特里安迪斯的话来说，人们“首先以集体社会制定的规范、社会赋予他们的职责义务为先”、“人们愿意将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着重强调“他们与集体社会成员的关系”。相较个人主义中的人人争出头，集体主义的人们相信只有当社会集体的需求得以满足的时候，集体中的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举例说明，日语中“makeru ga kachi”（即“输即是赢”）表示相对于损害他人实现自己的利益，维持与他人和谐的关系更可龋集体主义世界观的影响远不止对人们关于选择主体观念的影响。集体主义者通过自己与特定社会群体的关系明确自己的身份。集体主义国家的人们努力适应各类社会群体，并尽量与社会群体保持良好的关系。
纵观历史，集体主义更具说服力。原始狩猎采集社会的集体主义发展是因为现实生存的需要，因为相互照顾可以增加个体生存的概率。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过渡到农业社会，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也随之得到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先前的家族和部落的影响力逐渐衰弱，而宗教的发展则弥补了由此造成的空白，为人们提供了归属感和共同目标。
文艺复兴期间个人主义价值观得以加强，而集体主义价值观则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得以发展。集体主义价值观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亚洲社会文化，它强调责任和命运，基本独立于欧洲社会文化的发展轨迹，这一文化还影响着当代社会。印度教以及其他随之发展起来的宗教，包括佛教、锡克教和耆那教，以法律的形式强调个体对于种姓或宗教的责任以及因果报应。另一重要发展则是源于中国的孔子提倡的儒家思想，这一思想随后也影响到东南亚和日本。《论语》一书中，孔子有云：“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①最终的目标则是要使这些关系尽可能和谐。直到今天，在东方社会，这种集体主义观念仍然占据首要位置。集体主义的文化中，个人更多的是通过其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而非个人喜好来了解自己的生活。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第3页
另一个主要的集体主义发展时期是19世纪为应对个人主义，欧洲社会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政治理论家卡尔?马克思批判那个时代少数资本家通过剥削广大的工人阶级，满足个人私利。马克思等人呼吁人们建立“阶级观念”，工人阶级奋起反抗以求建立新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体制，这一呼吁也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与个人主义思想相反，这种思想提倡保证每个人能够获取一定的资源。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掌握政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思想旋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的政权模式。
那么在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呢？格尔特?霍夫施泰德（Geert Hofstede）是这一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之一。通过对IBM公司世界各地员工的调查，格尔特?霍夫施泰德制定出了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全面的、表明一个国家个人主义盛行程度的排行表。调查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美国是个人主义最为盛行的国家，以91分（满分100分）位居榜首；随后是澳大利亚（90分）、英国（89分），而西欧国家在60~80分之间。东欧国家逐渐向集体主义倾斜，俄罗斯的个人主义分值为39。整体而言，集体主义在亚洲更为盛行，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调查分值在20左右，而日本和印度的分值相对较高，分别为46和48。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主要集中在10~40分之间，集体主义观念较强，而厄瓜多尔则以6分的得分充分体现了其为集体主义国家。非洲国家的调查正在进行之中，预计分值将在20~30分之间。随后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规律，个人主义者一般赞同“我一般做我自己的事情”或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独立生活”，而集体主义者则认为“与所在的群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或是“我们应当教育孩子们，责任优先于个人兴趣爱好”。
应当注意到，上文中国家的得分只不过反映了该国公民的平均得分，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及其覆盖的广度，许多影响一国文化发展的因素对于个体也会产生影响。无论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依据蓝领阶层、中产阶级、高收入阶层的年收入对各国的财富进行比较，更多的财富总是与社会各阶层更多的个人主义相联系的。更高的人口密度是与集体主义相关联的，因为相互间亲密的生活关系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言行以保证和谐的关系。而从另一方面说，个人主义与个人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以及受教育水平也有关联，因此相比农村，城市的个人主义更为明显。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由于阅历的丰富与所在的群体建立了更稳固的关系，也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化。同样，他们已经形成了固有的观点，并不会因为新一代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在不考虑个性和人生中的一些意外经历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最终决定了一个人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范畴之中的位置。
两种婚姻的传说 第1页
既然如此，我的父母怎么能够让别人决定他们的终身大事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观念中找到答案。如果你仔细观察过自由恋爱婚姻和包办婚姻，就会发现自由恋爱婚姻基本上是个人主义观念行为，而包办婚姻则是集体主义观念的典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灰姑娘的童话故事，恶毒的继母和两个丑恶的姐姐虐待可爱善良的灰姑娘，并让她去厨房做女佣。尽管恶毒的继母禁止灰姑娘参加王子的晚宴，但在一位仙女的帮助下，灰姑娘得以准时赶到宴会现常身着美丽的礼服和水晶鞋，她不仅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并夺得了王子的心。王子对她一见钟情。但灰姑娘必须在午夜咒语解除前离开晚会现常后来的故事中，虽然继母百般阻挠，但灰姑娘还是证明了自己就是水晶鞋的主人，并最终嫁给了王子，“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真实的公主的故事。15世纪，一位美丽的、年仅14岁的公主被选为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Shah Jahan）的第三任妻子。据说两人一见钟情，但必须等待5年后才能结婚，以求得到神的祝福。故事在他们结为夫妻后才真正开始。在沙贾汗统治莫卧儿王朝期间，泰姬?马哈尔（Mumtaz Mahal）与丈夫形影相随，征战南北疆场，并在此期间为他生下了13个子女。
史官尽职地记录下了他们相敬如宾、恩爱无比的夫妻生活。泰姬不仅是沙贾汗贤惠的妻子与伴侣，更是他信任的参谋。泰姬不仅被公认为是为人妻的典范，其生平更因她的智慧、美貌、仁慈而被诗歌广为传颂。在生第14个孩子时，泰姬难产而死。据说沙贾汗在她临终前承诺将建造一座宫殿，纪念两人恩爱的一生。爱妻逝世后，沙贾汗沉浸在悲痛之中。 悲痛过后，沙贾汗着手准备建造一座能与爱妻的美貌与智慧相匹配的宫殿，作为纪念。这座宫殿就是现今位于印度阿格拉的泰姬陵，是这一桩传奇婚姻的见证，也是目前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两个故事分别代表了人类对于理想婚姻的实践，但与此同时，两个故事所反映的选择的价值观却完全不同。灰姑娘的故事主题是主人公绕过一切阻碍，包括阶级的差异、家庭成员的反对，努力追寻爱情选择的故事。这一故事隐含的深意是：男女主人公应当追寻他们内心的真实渴望，为了爱情而战斗，故事也以他们的胜利告终：两人步入美满的婚姻殿堂。故事的焦点是谁作了选择、如何作了选择。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两人是如何“幸福快乐地生活”，这是默认的，因为灰姑娘和王子是因为爱情而选择彼此。而关于沙贾汗和泰姬?马哈尔的故事则不尽相同。从一开始，双方权利当局已经为他们作了选择：他们要结为夫妻。此后，为我们讲述了这一决定的后续故事，这一桩包办婚姻见证了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我们通常都认为不仅他人无法为自己选择一个完美的配偶，就是双方当事人也无法为自己选择完全满意的配偶。最终的快乐不在于作出了选择，而在于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每个故事都传达给我们明确的信息，即每个人对婚姻的期望，但故事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我父母的婚姻是一桩普通的包办婚姻，没有任何夸张之说，但是遵循了印度社会的传统。我的祖母和外婆是两位堂兄弟的妻子，有一天她们在一起喝茶时讨论两个家族是否可以联姻。一桩好的联姻要考虑诸多因素，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的条件，还有两个家庭的条件。所有的因素都被考虑到了：种姓相同、住址也相近。父亲有供养母亲的经济能力、父亲的家庭成员会对母亲很好、父亲也可以与母亲的兄弟们很好地相处。再看看母亲的条件：受过教育，而她有一位在美国的哥哥也成了一个有利条件。想到他们结婚之后可以移民去美国，不仅可以改善两人的经济状况，对于其他留在印度的亲属也是有利的。因此，在众多家庭成员多番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坎瓦尔应该和库尔迪普结婚。这桩婚姻是对双方结合的各种可能性、对双方的共同点进行全面评估后决定的。
两种婚姻的传说 第2页
正如你在前文了解到的，我的父母在他们结婚的第一天才正式见到对方，而且他们之后也确实来到了美国。他们不是沙贾汗和泰姬?马哈尔，但他们也尽职地履行了各自作为配偶的职责：生育了两个子女，并且相处得很好。婚姻的真谛藏于平淡的日常生活之中：父亲每天开车送母亲去上班；或是在厨房陪着母亲煮饭，与母亲分享他的一些想法，他工作的一天，等等。父母的婚姻不会被历史记载，也没有纪念性宫殿，但他们的婚姻却是沙贾汗和泰姬?马哈尔完美包办婚姻的一个缩影。
对于今天的很多读者而言，包办婚姻是无法想象的。由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案例，也不是印度仅有的，而是近5 000年来世界相当一部分地区盛行的一种做法。从中国古代到古希腊，再到以色列的部落，婚姻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家庭行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以期保持并加强两个家庭之间联系的纽带（如把附近部落的一个陌生人，通过联姻变成本部落的人，以此加强两个部落之间的联盟）；或是为了经济利益和更有效地分配劳动力，保证一个家族的血脉传承和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联姻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夫妻两人的结合不仅要对对方尽到配偶的职责，也要对双方的亲属负责。对家庭的义务观念如此强烈，甚至在家庭成员逝去之后，还需要履行对相关家庭成员的义务。希伯来《圣经》中说，如果一个男人的兄弟死了，那么他必须和自己的嫂子或弟媳结婚，并扶养兄弟的遗孀，直到今天，印度还保留着这种传统。强调对家庭的义务主要是因为每个家庭成员需要相互扶持以维持生计。
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的结合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罗曼蒂克式的爱恋是全世界人们的共同经历，并且历史也证明了它的力量。最早用语言表现罗曼蒂克式爱恋的是苏美尔楔形文石碑上刻着的关于爱的诗歌。在其中一首诗里，诗人称其爱人为“我最亲爱的爱人，我的宝贝”。希伯来《圣经》中的雅歌①，以“你不经意的一瞥偷走了我的心”开头，随后歌唱了炙热的爱情。所有古文明的神话故事中都有象征爱的神灵，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芙洛狄忒（即维纳斯），埃及神话中的奥西里斯夫妇，印度的湿婆神夫妇。史诗记载，爱甚至会引发战争，爱可以让人克服一切困难。
无数人写下爱的诗篇，无数人因爱而洒下热血！但同时爱情也使得主人公们上演了轰轰烈烈的婚外情。12世纪，安德烈亚斯?卡普里纳斯（Andreas Capellanus）在其著作《论爱》（The Art of Courtly Love）中写道：“婚姻并不是没有爱的借口。”他倡导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情——但并非仅限于已经结婚的丈夫与妻子之间。换句话说，既然夫妻之间缺乏爱情，那为何不能爱上邻居的妻子或是丈夫呢？安德烈亚斯?卡普里纳斯的倡议极大地鼓励了欧洲贵族们的婚外偷情行为，为其体验政治婚姻无法带来的爱情找到了借口。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爱情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婚姻失败的原因。在中国，如果相爱的双方会影响到家族的利益，父母强行阻止儿女自由恋爱的例子并不少见。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爱情是何时，又是如何与婚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无法确定爱情在婚姻中的作用何时取代了个体对家庭的义务。事实上，我们今天也一直在沿用对于婚姻中的爱情的描述：“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相爱相敬不离不弃，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这是我们在电影或现实的基督徒婚礼中听到的。这是源于英国国教1549年出版的《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m Prayer）中的一段话，比起莎士比亚的传世名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直至死亡将我们分离”早了半个世纪。这世间没有比有情人克服重重困难终成眷属更让人感动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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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自由恋爱婚姻的崛起与个人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公祷书》本身就是英国宗教革命的产物。它第一次以英语记录各种宗教信仰礼仪，包括婚礼宣誓等，正式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并随之出现了较为极端的宗教理念，即一个人的命运及其与上帝的关系可以由个人掌控。从人们第一次呼吁“拥有并占有”到今天，宗教革命只是欧洲几个世纪以来众多社会变革中的一项。随着中产阶级的逐渐壮大、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集体家庭的观念越来越淡化，人们已经拥有独立支撑家庭的能力，而不再需要依赖亲属。人们可以在婚姻中找到个人幸福，而爱情则不再与婚姻水火不容。因此在1955年，当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唱到：“爱情与婚姻，爱情与婚姻，就如同马儿与马车，我亲爱的朋友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二者是不能分离的。”他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新的理念，一种人类在过去5 000年中几乎不存在的文化理念。一方面，人类几千年来为了适应群体生活的需要，产生并延续了包办婚姻；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人们认为婚姻应当是双方爱情的结合。若是将二者进行比较，我们是否应该问自己究竟哪种婚姻更好？
印度拉贾斯坦大学（University of Rajasthan）的教授乌莎?古普塔（Usha Gupta）和普斯帕?辛格（Pushpa Singh）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他们挑选了50对夫妻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一半的夫妻是包办婚姻，而另外一半则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这些夫妻的婚龄不一，短则1年，长则20年。哪种婚姻模式下人们更能享受婚姻的幸福？每个人都要求填写完整的鲁宾爱情量表（Rubin Love Scale）， 对其中的表述表示同意或反对，如：“我可以对爱人完全坦诚，毫无保留”、“如果不能与所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将痛苦不堪”。研究人员随之根据调查问卷进行研究，不仅比较了两种婚姻模式中爱情的比重，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夫妻婚龄。恋爱结婚、婚龄少于1年的夫妻，平均调查成绩为70分，婚龄越长，得分越低，那些结婚长达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夫妻，平均只有40分。相反，包办婚姻的夫妻一开始爱情值较低，平均只有58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感情逐渐加深，婚龄长达10年或是时间更长的夫妻，平均分为68分。
那么是否有可能自由恋爱婚姻一开始感情炙热，而后逐渐趋于冷淡；而包办婚姻则刚好相反，一开始较为冷淡，而后感情逐渐炙热，或者至少是温情的？这或者可以解释上述调查结果，不是吗？包办婚姻中，双方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而结合，并且都有共同的假定前提，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相互会喜欢对方，就像同寝室的室友、合作伙伴或亲密朋友一样。而从另一方面而言，恋爱婚姻主要是基于感情：我们常说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化学反应，碰撞出爱的火花，双方很容易相互吸引。但在萧伯纳看来，基于恋爱的婚姻是人们在最为疯狂、转瞬即逝的炙热情感下的非理智结合。人们被要求宣誓，声称仍会保持这种兴奋、不理智甚至令人身心俱疲的感情，直至死亡将两人分开。事实上，调查研究以及对人体大脑活动的直接检测表明，90%结婚时间长达20年以上的夫妻，当初那种炙热的情感已基本荡然无存。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决定权交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相信他们会为你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伴侣。除非你所在的国家文化还允许包办婚姻，否则你绝对会认为这种提议太荒谬了。即使你愿意注册e-harmony①网站，并允许一台电脑帮助你寻找“条件优越的单身人士——即使这些单身人士通过了号称能够检验成功维持长期关系的29度性格测验（29 Dimensions）。你也不会允许电脑以你的第一次约会敲定你的终身大事。无论你的朋友多么了解你，将终身大事的决定权交由他人处理，似乎是很冒险的。但实际情况是，目前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实行包办婚姻。他们相信家庭包办婚姻的价值。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而我告诉你：“规则已经改变了：由你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伴侣，没有人会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和建议。”那么你可能会觉得我是在反对包办婚姻。 毕竟我有什么资格去挑战传统，散播怀疑或者说是不满？我有什么资格让你伤父母的心，羞辱自己的父母？即使不考虑家庭的和谐和荣辱，你可能还是倾向于让你的父母用他们的人生智慧为你提供指引，尤其是当你的父母已经维持了几十年的美好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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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关于“究竟哪种婚姻模式才会拥有更大的幸福”这一问题，我想答案只能是用我们常听到的“快乐的那种”。古普塔和辛格所作的研究确实会让我们有所怀疑，但这并不会对拉贾斯坦邦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侣产生影响，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了。文化习俗对于婚姻的影响根深蒂固，一个特殊的案例——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的原因，都会对此造成一定的冲击。如果包办婚姻不是你所在国家文化中的一部分，我父母的婚姻在你眼里，最好的情况下，是一种好奇，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侮辱。然而在印度，90%的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并且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正如此前提到的，随着印度的集体主义文化越来越个人主义化，今天的包办婚姻也加入了个人主义因素，因此，今天的包办婚姻看上去更像是包办恋爱。现如今一位年轻人在最终确定自己的终身伴侣前，会有一两次机会与潜在的结婚对象进行面谈。目前，印度仍有75%的大学生——而美国仅有14%——表示他们会与并不相爱但其他各方面条件相匹配的对象结婚。
无论是恋爱婚姻还是包办婚姻，建立家庭、抚养孩子、相互照顾等日常生活是一样的。同样，无论是哪种婚姻，总有人感觉是幸福的，总有人感觉不幸福。他们甚至可能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他们的感受和经历，但他们衡量成功婚姻的标准，关于幸福的定义和标准，则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和社会文化对他们灌输的思想。在包办婚姻中，幸福的婚姻是以履行对彼此的义务为标准，而恋爱婚姻的主要标准则是相互间感情的深厚和持续性。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对于婚姻的感受及其相应的后果是基于他们对于婚姻生活的既有了解。每个人对于幸福婚姻有自己的期望和衡量标准。这些故事并不仅仅说明我们可能遵循的婚姻之路，同时也在告诉我们经营婚姻的道理。有人与伴侣携手走过一生，有人以离婚收场，但无论怎样的结局，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婚姻是要永久延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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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婚姻，同时也对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出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开始，生长在个人主义文化国家的人们就被告知作出个人选择的特殊重要性。即使是在前往地方百货商店的路上也可以上一堂关于这方面教育的课，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百货商店里为人们提供了上百种选择。从孩子们牙牙学语开始，甚至在他们刚学会用手势表达时，他们就经常面临关于选择的问题，如：“你喜欢哪一个？”父母会细化选择范畴，并耐心地给孩子们解释各个选项，诸如每种麦片粥的区别、每种玩具的区别，并鼓励孩子们作出自己的选择。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孩子们被教育如何作出更难的选择。四岁以后，他们需要理解并应对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你长大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儿时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学会分辨自己的喜好，以及什么会使他们快乐或不快乐。因为他们的快乐是以这种方式呈现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必须学会判断自己作出选择的后果。
与之相反的是，集体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体对于社会的责任。孩子们通常 被这样教育：“只有按照爸爸妈妈的话去做，你才是个好孩子。”而父母则无须多作解释。从你的饮食、衣着、玩具到学习的课程，父母对你的期望是最为关键的。等你长大了，大人们不再问你想要什么，而是问：“你会怎样满足父母的愿望？你会怎样做让你的父母为你感到自豪？”你的父母及其他长辈会为你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避免不必要的错误。生活中有“正确”的选择，也有“错误”的选择，遵循父辈的指示，你将学会如何作出正确的选择，必要时甚至放弃选择。
我们已经看到两种不同的思想对婚姻产生的影响，让我们进一步来探讨一下二者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取出一张纸，在纸的正面写上生活中你希望由自己做主进行选择的事项，在纸的背面写上那些你比较倾向于让他人帮你作出抉择的事项，写完以后，再仔细思考几分钟，确保自己没有落下什么。好，我们现在将正反两面的内容作一下比较。你是否发现两类内容有何规律？你不希望由他人帮你作出决定的事项是哪种类型的？而哪些类型的抉择是你非常希望由他人帮你完成的？
我在京都居住期间，以100位美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为对象进行了这项实验。美国学生在纸的正面通常写的是：“我的工作”、“我的住所”、“我投票选举的政府官员”。事实上，这些美国学生希望自己做主的事项太多，正面一页纸几乎写不下，连边边角角也写满了。而在纸张背面，则基本上是空白，或是寥寥几条事项，最普遍的是“我死亡的时间”或是“我所爱的人去世的时间”。换句话说，美国人希望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由自己做主。而对日本学生的调查结果则大相径庭，没有一个人希望尽可能地由自己作出选择。事实上，这些人写出来的不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达到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的两倍之多。他们通常希望由别人帮自己作决定，例如，饮食、衣着、早上起床的时间或是他们的工作内容，等等。将两国学生的答案进行比较，美国学生希望由自己做主的事项是日本学生的四倍。
虽然这些受访者是大学生，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从社会上学到了各种关于选择的规则，并以此作为我们选择的行为准则。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与我的导师马克?莱珀（Mark Lepper）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第一项研究是在旧金山一条日本街的一所小学进行的。小小的教室里放了两张凳子、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上坐着开展实验的史密斯夫人。桌子上放了六支不同颜色的彩笔，六堆字母顺序被打乱的单词，这些单词都被作了分类，如“家庭”、“动物”、“旧金山”、“食物”、“聚会”或是“房子”，每张单词卡片上都含有能再组成属于这一类别的新词的字母。举例来说，一张标有属于“动物”类别的卡片上，包括字母“R-I-B-D”，这些字母的顺序经调整后，就变成了“BIRD”（即“鸟”）。7~9岁的孩子们（半数是亚裔，即日本和中国移民的后代，在家都说母语；半数是英裔美国白人）一个个轮流走进教室，坐在史密斯夫人的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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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之前，我们将孩子们任意地分成三组。史密斯夫人向第一组的孩子们展示了彩笔和字谜，并告诉他们：“你们面前有六种类别的字谜供你们选择。你们想做哪一类的？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在确定一种类别的字谜（假设是动物类的）后，孩子们又选择了一种颜色的彩笔（假设是蓝色）。虽然第二组的孩子们也看到了他们的选项：六类字谜和六支彩笔，但史密斯夫人却说：“我希望你们做‘动物’类的字谜，并且用蓝色彩笔作答。”而对于第三组的孩子们，正当他们仔细观看面前的选项时，史密斯夫人却表示：“我们让你们的母亲事先填了一个调查表格。你们的母亲希望你们选择‘动物’类的字谜，并且用蓝色彩笔作答。”实际上，我们事先并未对孩子们的母亲进行表格调查。事实是史密斯夫人根据第一组孩子自由选择的结果，替第二和第三组的孩子们作了选择，以保证三个小组的孩子们所做的字谜和所选的彩笔颜色的一致性，以便进行比较。孩子们完成字谜任务后，被单独留在教室里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们可以继续做字谜游戏或是做教室里其他的字母游戏，如纵横拼字谜游戏、单词搜索游戏，等等。而此时，另一个研究人员在悄悄地观察并记录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实验中，任务分配方式的小小不同却造成了孩子们在游戏中极为不同的表现。对于允许自己选择单词类别和彩笔颜色的英裔孩子们，重组的单词量是史密斯夫人替他们作选择时的4倍，是母亲替他们作选择时的2.5倍。这些孩子在后来的单独活动期间，继续做字母游戏的时间是另外两组孩子的3倍。换句话说，这些英裔孩子在能够自主选择的情况下，做得更好，也更乐意花时间，而一旦被告知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的表现和动力便大幅下降。
相比之下，亚裔孩子们在被告知他们的母亲替他们作出了选择时，表现最好，也最有动力，重组的单词量是他们自己作选择时的1.3倍，是由史密斯夫人做主时的两倍。在自由活动期间，相信是他们的母亲帮助他们作了选择的孩子们花在字母游戏上的时间是那些自己做主的亚裔孩子的1.5倍，是接受史密斯夫人做主的孩子们的3倍。
事实上，英裔孩子们在得知他们的母亲事先参与了调查时，都表现出了尴尬。其中一个孩子玛丽的反应非常强烈。在史密斯夫人跟她解释了游戏规则后，玛丽的脸上出现了一个七岁的孩子所能表现的极大惊恐：“什么？您问过我妈妈了？”与玛丽相反的是，夏海，一位日本移民后裔，被告知她的母亲已经替她作了选择，在史密斯夫人即将离开教室时，她走到史密斯夫人面前，抓住史密斯夫人的衣角说道：“您能否告诉我妈妈，我已经按照她的要求做了？”
对于亚裔孩子而言，由他们的母亲作出选择甚至比由他们自己作选择时更有动力，因为他们与母亲的关系代表了他们的一种身份。由自己的母亲代替自己作出选择并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威胁，因为他们母亲的喜好对他们决定自己的喜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他们和自己母亲的喜好是一样的。相反的是，英裔孩子认为自己应独立做主。虽然他们和亚裔孩子一样爱自己的母亲，但他们希望阐明自己独立的喜好，一旦由他人代替作出选择便会产生冲突。当选择是由史密斯夫人这样一个陌生人作出时，无论是对于亚裔孩子，还是英裔孩子，都产生了抵触情绪，行动也会较为消极。
我的、你的和我们的 第3页
正如我和马克?莱珀开展的另外一个实验证明的那样，融入一个人身份的并不仅局限于母亲或是其他亲属，任何享有同样目标和共性的群体，都可以融入彼此之中。我们要求五年级的英裔学生和亚裔学生完成一项数学测验。然后，一周后回到教室，并教给他们一款名为“空间探索”的电脑游戏。这是一款通过游戏者对抗由电脑控制的外星飞船的侵袭，拯救地球，从而提高数学能力的电脑游戏。
在游戏开始前，每个学生都通过屏幕显示的内容，挑选并命名属于自己和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并且以班为单位，调查最受欢迎的宇宙飞船的名字和外形设计。就如上述在幼儿园进行的研究一样，每组学生的选择程序是不同的。第一组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屏幕上显示的名字和设计；而第二组学生看到屏幕上有一组选项被特意突出，并且屏幕显示根据调查结果这一组选项是最受欢迎的。最后一组学生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事先选好的选项，但屏幕显示的信息是这组选项是根据对另一个学校三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而作出的选择。正如上述在幼儿园进行的研究一样，第二组和第三组的学生实际上面临的选择和第一组学生是一样的。
在学生们玩了一个星期的“空间探索”游戏之后，我们对这些学生再次进行数学测验，看看他们自上次的数学测验后是否有进步。尽管对宇宙飞船的名字和外形的选择只是形式上的，并不能对实际游戏产生影响，但结果却大为不同。正如前述游戏一样，对于英裔学生，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学生第二次测验的分数提高了18%，而由别人代替作出选择的学生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对于亚裔学生，当选择是由同学作出时，进步最大，与英裔学生一样，分数提高了18%；当选择是由自己作出时，分数提高了11%；而当选择是由陌生人作出时，几乎没有任何进步。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同时也发现，学生对于数学这门功课的喜爱程度也有所不同。
美国英裔学生和亚裔学生对于选择以及选择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完全不同。英裔学生认为“是我要玩这款游戏，因此也应当是我本人，而非其他人替我选择宇宙飞船”。而对于亚裔学生，一方面，在他们得知其他同学的宇宙飞船的名字和自己的是一样的，他们倾向于保持这种团结和共同目标，“我们是一个班的，飞船当然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最初通过家庭和社会文化了解这种思想，但当我们不断地汲娶被灌输这种思想之后，这种思想就变成我们身上一种自然的性格特征。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与他人有多少不同，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思想不仅对于形成我们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于现实世界——在此体现为在学校的表现——也会造成极大的影响。设想一下，拥有不同思想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屋檐下，并且被告知他们财富的增减取决于相互间的亲密合作，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将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集合在一起，同时力求实施同样标准的政策和措施，确保公司或组织的高效运转，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世纪80年代，以发明泡沫包装闻名于世的美国希悦尔公司（Sealed Air Corporation）对其下属的一家生产机构进行重组，从传统的流水线改成分组工作。与此前由管理人员安排工作内容相反，各个小组可以自己制定生产目标。开展分组生产试验的工厂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不仅员工心情更加愉快，同时在生产数量和质量上都不断取得突破。
我的、你的和我们的 第4页
希悦尔公司管理层在第二家工厂再次试验这一新的运营模式，希望能复制第一家工厂的奇迹，在令员工满意的同时提高生产力。但是这一家工厂的工人主要是柬埔寨和老挝移民，对他们而言，新的工作模式会令他们感到压抑。“工人们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似乎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生产经理。”工厂经理回忆说。当工人前来询问如何开展工作时，他试图去激发员工的激情和自主性：“你认为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呢？”与第一家工厂的英裔员工欢迎表达他们想法的机会不同，第二家工厂的亚裔员工则为他们的经理并未实施管理权而倍感疑惑。
面对这一情况，希悦尔公司在这一家工厂从头开始，采取每一步必要的措施，以期实现小组运营的模式。经理们希望通过缓慢的、循序渐进的推进模式，让员工逐渐习惯自己做主，并且明白这样做并不会损害集体团结。管理人员也相信，在员工们看到他们的自主决定产生积极而非消极的结果后，员工们会更乐意自己做主。最后，管理人员鼓励员工之间召开非正式会议，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经验分享，从而为小组分工工作打下基矗在花费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后，最终摸索出了一条被员工所认可的工作方式，第二家工厂终于成功地实施了小组分工的运营模式。希悦尔公司的管理层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文化对于我们理解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着极大的影响。读者在下一节会了解到文化差异是如何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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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5秒钟时间看完下面这幅图，然后不要看图，大声描述一下这幅图。
你看到什么了？你描述的图又是怎样的？你是不是仅仅注意到图中最显眼的那三条大鱼？还是试图更宏观地描述这幅图，同样也注意到了水中的植物、石头、气泡以及背景图中的小生物？事实证明，对如此简单的一幅图的描述足以反映你的世界观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
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考彦增田（Takahiko Masuda）在对美国人和日本人进行的这一研究中发现，美国人更多地注意到图中三条显眼的大鱼，而日本人对图的描述则更全面。这一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对图中事物的不同理解，尤其是图中哪一类事物是最强有力的。美国人认为图中的大鱼是这幅图的主要角色，影响着图中的其他事物。而日本人则认为环境主宰着一切，与图中的其他事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
其后进行的实验进一步突显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文化差异。研究人员对上述图作了修改，并让参与者判断更改后的图中哪些元素仍然存在，哪些作了变动。在观察背景事物这一方面，日本人的判断优于美国人。但从另一方面，尽管美国人倾向于没有注意到与大鱼不相关的修改，但无论大鱼出现的背景有怎样的更改，美国人都能认出大鱼；与美国人相反，一旦大鱼的背景作了变动，日本人就很难再辨认出来。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对于我们对特定情况下何种事物主宰局面的理解有着极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完全相同或相近的情形的理解也大不相同，而这相应地会影响人们对于选择的理解。
可能你还记得小时候读过的《小火车做到了》（The Little Engine That Could），也可能你已经给你的孩子读过这本书了。“我想我能行”，带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小火车扭转了局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即使是最小的火车，只要有信念和决心，一样可以爬上最高的山峰。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助者天助”到巴拉克?奥巴马的标志性口号“是的，我们能做到”，再到无数白手起家、被奉为偶像的人，个人主义文化很自然地产生并强化利用个人力量改变世界的意识：如果人们进行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掌控自己的生活，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留下自己的足迹。我们一直以来被告知：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你能否克服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而是你决定如何克服它。
集体主义文化则刚好与之相反，它鼓励人们从全局考虑问题。印度圣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最著名的一段，圣者克利须那告诉英雄阿遮那：“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永远无法控制行为的后果。不要仅仅为了荣誉而战，也不能消极地无所作为。”因为世界不会仅仅因为个人的目标，同时也会受到整个社会环境、命运的影响，因此人们应当确保他们行为的合理性，而非过于专注某一个特定的结果。阿拉伯语中有in She’ Allah （God Willing）一词，穆斯林常将其附加在表示未来的事件中，如“明天见，愿真主保佑你”，也同样表示了人们认同依靠个人影响世界的力量是有限的。日本人在面对恶劣的环境或承担不合意的义务时，通常会用“shikata ga nai”（“那是徒劳的”）表示无奈。我们不能说个体完全不起作用，但个人只在大千世界中承担一个小角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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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人们对失败和成功的理解来观察文化差异。故事中我们又是如何描写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北山忍和黑兹尔?马库斯（Hazel Markus）作了一项针对2000年及2002年奥运冠军获奖感言的研究，发现美国冠军倾向于将他们的成功视为个人努力的结果：“我想我只是比较专注，是向全世界展示我的能力的时候了……我告诉自己，这是属于我的夜晚。”而日本冠军则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那些默默支持他们的人：“我很幸运，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员、经纪人，我背后有无数默默支持我的人们，因为他们，今天我才能拿到金牌，我并不是孤军奋战的。”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我的同事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和他的合作者们对美国及日本对于金融丑闻的报道也作了一项研究，如由于尼克?利森（Nick Leeson）的非法操作，导致英国巴林银行欠下14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最终于1995年破产；或是井口俊英（Toshihide Iguchi）非法操作，导致大和银行（Daiwa Bank）于1995年因欠下11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而宣告破产。研究发现，美国的媒体更多地将丑闻描述为流氓经理人的个人行为，而日本的媒体则更多地通过检讨制度问题来分析丑闻事件，如管理层的疏忽职守。无论是表扬还是指责，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由个人承担责任，而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则将后果视为社会体制及环境的结果。
对于个人控制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的选择。我在日本期间，对一些日本学生和美国留学生作了一次调查。要求他们列出前一天里从起床到睡觉所作的各项选择。这些学生上的是同样的课程，因此他们的日程安排也基本相同，同时，那些美国学生到日本仅仅一个月，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并不完全了解所有可以参与的活动。你可能认为，鉴于此，日本学生的选择应该更多，而事实上，美国留学生认为他们在一天的生活中拥有50%的选择权。与日本学生不同，美国学生将一些生活琐事，如刷牙、定闹铃等都列为选择。尽管美国留学生列出的更多的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但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选择总体而言比日本学生的更为重要。
你的视野决定了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进而影响着你对世界的期望值以及你对生活的展望。与我的研究结果一致，一些研究也表明相对于西方人，亚洲人总体而言认为他们对别人的影响力更小，并且认为生活更多是由命运决定的。对选择的不同理解会造成怎样的结果？人们是否会因为对选择的不同理解而受益？对于这一问题，国际金融界出乎意料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1998年，我说服花旗集团总裁约翰?里德（John Reed，ATM的发明者）允许我对花旗集团的员工展开研究，以便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工作环境，进而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及工作满意度的。花旗集团当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银行，业务网点遍布93个国家。在里德的协助下，研究团队和我对工作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的2 000多名出纳员及销售代表进行了调研。鉴于我们也希望调研能够反映美国国内的多样性，我们走访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银行分部，受调研人群也包含地域、宗教背景的多样性，包括英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及亚裔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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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求员工以！”（完全没有）~9（经常）的分值表示他们在工作中的选择权的多少。具体问题如“工作中问题的解决方式”“何时休假”，等等；笼统问题，如“在银行工作的一天里，我有权决定自己工作的自由度”。员工对于选择的理解也以其对诸如“工作中，大部分的工作决定是由我的上级作出的”等观点的认同度来衡量。你可能认为鉴于他们从事相同的工作，他们的回答也应该基本相同。以柜台出纳员为例，尽管他们的工作安排等同于流水线工人，但因花旗集团要求在全球实施相同的标准，因此身处全球各地分部的员工实际上遵循的是相同的程序，柜台出纳员的工作实际上局限在支票兑现、接受存款、贷款支付、处理提款等方面。
但实际调研结果则表明，员工的种族（与文化背景紧密相连）对他们的选择权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亚洲区的员工，包括亚裔美国员工，相对英裔、西班牙裔或是非洲裔美国员工，认为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选择权较少；而拉美籍员工则介于中间。员工认为自己对工作的控制权越少，则相应地表示其认为上级对自己工作的控制权越多。即使是那些在同一家银行机构工作、向同一上级汇报的员工——他们的上级表示给予的选择权是同样多的——对所拥有的选择权的理解也大不相同，而这皆因为其文化背景的不同。
研究的第二步，我们询问员工们的工作动机、对工作环境的评价、对工作的满意度以及整体开心程度等。同时，我们也请他们的上司评价他们目前的整体工作表现。调查结果发现，当大多数美籍员工（亚裔美籍员工除外）认为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时，在工作动机、满意度、工作表现等方面打分也相应越高，相应地，当感到工作更多是由上级决定时，他们的打分也就越低。对于亚洲籍员工以及亚裔美国员工来说，当认为工作主要是由上司决定时，各方面的打分越高，而个人是否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在某些方面甚至对他们没有影响，或者只是有很小的影响。拉美籍员工的得分则居于以上两者之间，无论是个人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还是听从领导的安排，关系不大。
调查结果的有趣性，不仅在于它揭示了人们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对选择有着不同的理解，更在于它揭示了人们对于选择环境的不同偏好。总体而言，喜欢拥有更多选择权的人会因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而受益，而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倾向于由别人作出选择的人。政策上的调整，无论是剥夺还是赋予选择权，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希悦尔公司以及对学生进行的“空间探索”实验便是极好的证明。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文化的影响远超过个人对选择的理解、对选择的渴望。文化决定了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方式，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办公室的工作环境，无论是花旗银行还是其他任何一家跨国企业。美国人对于工作环境的描述不仅是说明拥有选择权更好，其实际含义是因为更多选择权创造了更多表现自我能力的机会。成功之路在于彰显自己，而由他人做主则不仅会压抑个人发展，也遏制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而亚洲人更注重集体利益，因此更倾向于让最有资历的人——更聪明、经验更丰富或是级别更高的人——作出选择。两种选择模式各有利弊：前者更容易产生自私心理，而后者则易导致消极惰性。这也是为何一些跨国集团，如花旗银行，从一开始便花费巨大精力试图在全球创造统一的、汲取两种文化精华的企业文化，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现在我们一起看看工作环境之外的世界。对于选择权（或者进一步延伸为控制权）理解的不同，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观的？
感受自由 第1页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一侧的民主德国即将开放封锁了几十年的边界，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一夜间，东西柏林统一，人们可以自由穿梭于柏林城，仿佛这个城市从未因为柏林墙的存在而拉开过冷战的序幕。当时我在西班牙马德里读大学，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登上最早的一班火车前往柏林参加在柏林墙边举办的庆祝活动。柏林墙边，人们蜂拥着，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或是从西柏林前往东柏林。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似乎全世界的人们都赶来参加这一庆祝活动，人们欢呼着、相互拥抱着，流下幸福的泪水，拆下墙上的石块留做纪念，这些都成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20年时间里，我经常以科研的名义前往柏林，实际上，我同时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1991年，柏林墙被基本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秩序、新的选择。曾经的柏林墙的位置现在矗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商城。东柏林的人们拥有更多的商品选择、餐饮选择。资本主义已经在这里牢牢生根。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引入，尽管一切事物表面看起来很美好，但东柏林的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并不是一如他人期待的那样感到由衷的高兴。
即使在统一后的20年时间里，很多时候，因为不同的理念，柏林似乎还是两个城市。理念差异力量之强大，一如那堵厚厚的柏林墙。在与东柏林的人们进行交谈后，我发现那里的人对于增加的机遇、扩大的选择范围以及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选择并不是持感恩的心态。相反，他们怀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并越来越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平等的。2007年开展的一项调研表明，20%的德国人希望重新建立柏林墙。97%的原民主德国人不满统一后德国的民主政治，超过90%的人们认为，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在民主德国曾经的实践中运行不良，但总体而言更好。对共产主义时代的渴望，导致人们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Ostalgie，德语Ost（即英语的East，表示东部）和Nostalgie（即英语的nostalgia，表示怀旧）的混合词。1989年，人们曾经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欢庆，现在怎么竟又想重新返回他们曾经渴望瓦解的体制？
让我们来看看前苏联的经济体制，东柏林所代表的民主德国也同样实行这一体制。政府计划出每个家庭可能需要的一切物品——汽车、蔬菜、桌子、椅子……并以此推算整个国家的生产目标。国家根据每个公民在学校学到的技能和展现的能力为其安排工作，而工种也是根据国家的生产需要而设置的。鉴于房子和医疗是免费的，实际上，需要花费人们工资的也就是商品。但国家的集中生产，又使得每个人的需求是一致的，具体到电视、家具甚至居住空间等。
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经济体制是不可行的。人们的工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长，但为避免引起任何社会不满，物价却被人为地控制在较低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实际上的购买力远远超出商品的供应能力。由此产生了黑市，可为人们提供有限的商品，但人们的存款还是躺在银行里。也就是说，尽管政府付给人们工资，但由于资金不流通，因而政府缺乏必要的资金来运转项目。加上内部腐败和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耗尽了国内资源，苏联的经济体系由此崩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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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体制消除了人们对于金钱的忧虑，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足够的钱购买可供应的商品。虽然人们没有机会购买奢侈品或是挥霍，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有所保障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无法享受这种保障，于是很多原民主德国人经过了一段痛苦的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一夜间，人们失去了铁饭碗，对于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老一代民主德国人来说尤其困难。同时，自20世纪50年代起民主德国就由政府控制并保持稳定的价格水平。而现在通货膨胀泛滥，从而使得商品，尤其是进口商品价格昂贵，并造成人们手中的货币贬值。虽然体制转型期间部分人获取了巨额利益，但却是通过投机倒把实现的。一个原民主德国人如此精辟地总结了转型前后的对比：“苏联体制下，你有钱，但没东西可买。现在是商品琳琅满目，而你没有钱买。”
这一表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重要特征，即心理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在其1941年所著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所阐述的我们的文化中一个最可宝贵的品质。弗罗姆在书中论证道，自由是由相辅相成的两部分组成的。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是“人类逃离政治、经济以及精神枷锁”，并将其定义为没有外来力量干涉人们追求目标。与这种“逃离式自由”（freedom from）不同，弗罗姆提出了另一种与之相辅的自由，并将其定义为实现自由的能力：“实现式自由”（freedom to），即实现一定成果并充分发挥自我潜力的自由。“逃离式自由”并不总是伴随着“实现式自由”而存在。但无论是何种自由，一个人都应该有从选择中获得全部利益的自由。我们允许一个孩子拥有一块曲奇饼干，但前提是孩子应当首先设法拿到架子上的饼干盒。
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强调的是一个人逃离外来约束力，实现社会地位的自由。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成功或是失败的机会是均等的。没有约束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更聪慧、工作更努力或者仅仅凭运气的人将占有优势。因此，现实世界中有着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所有的选择，一些人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食物、住所和健康检查。而理想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则恰恰与之相反，它强调的是结果而非机遇的平等性，它保证社会成员都拥有实现基本生活需求的自由。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就在于，为了满足部分人的需求，就必定要减少他人的资源，政府需要出面征用他人的财产、限制他人的经济行为。
真正的选择要求一个人拥有选择的能力，并且不受外力干预，这也就意味着一种体制向以上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个过于靠拢都将限制人们拥有选择的机会。同时，两个极端在实践中都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缺少“实现式自由”会导致那些无法自力更生的人经受贫穷、苦难，甚至是死亡，当然也会产生富豪。巨大的财富将导致权力的不平衡，使得那些富豪有能力去逃避法律的制裁，或是改写法律，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这也是19世纪末期对“强盗资本家”的控诉。而从另一方面讲，缺乏“逃离式自由”也易使人产生惰性，更少从事其力所能及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他们的需求都将被满足。缺乏“逃离式自由”也将遏制创新和进取精神，因为人们即使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回报。同时，这种体制下，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控制力，过去大多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也正是如此，而权力的集中必将导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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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尽管不可能同时将两种自由的优点最大化，但二者之间并不是零和游戏。两种社会体制都可以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最优化，例如通过征收税赋创造社会的安全网络——对“逃离式自由”的小小限制，换来多数人“实现式自由”的利益。（当然，对于一部分人而言税率甚低，但对于另一部分人则是无法容忍的高。）多数人倾向于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事实上我们对于平衡的评断都是根据个人的经历和文化背景而作出的假设。
那些此前生活在苏联模式下国家中的人们面临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挑战，这几乎是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在与形形色色的柏林人交谈后，我明显地发现转型的困难之一就在于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公平的看法。我发现，西柏林人与多数西方人一样，通过“逃离式自由”了解世界。而东柏林人，尤其是老一代，则更多地关注“实现式自由”。例如，克劳斯悲伤地说道：“过去我唯一能去度假的地方是匈牙利，但至少我知道自己拥有假期。现在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但却支付不了昂贵的费用。”赫尔曼也表达了同样的伤感：“以前虽然电视只有两个频道，但至少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两个频道。但现在完全变了，有些人可以享受上百个频道，而有些人却连一个频道的费用也负担不了。”卡佳对新的健康医疗体制意见最大：“以前我只能去找一个医生看玻现在有很多医生，但这些医生根本不关心你。好的医生收费高昂。我并不觉得我生病的时候会有任何医生照顾我。”年轻一代的东柏林人也表达了同样的伤感，但没有老一代人感情强烈，可能是老一代人切身感受到了经济体制变迁带来的巨变。
随着调查范围逐渐扩大到乌克兰、俄罗斯、波兰等国家，我越来越发现这些国家的人们对于选择的公平分配拥有近似的观念，即使对于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前景光明的大学生也如此。在讨论的过程中，我给学生们提供两个假设的选择：一个世界选择很少，但人人都可以拥有选择；而在另一个世界，尽管选择更多，但人们的选择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波兰的一名妇女乌尔苏拉回答道：“我想我会选择生活在第一个世界。我并不追求辉煌的人生。我也不妒忌别人，因为每个人的地位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但我确实不喜欢那些炫耀自己的人。我不喜欢那样的世界。”另一位接受采访的波兰人约瑟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理论上，第一个世界更好。”来自乌克兰的伊利娅表示：“如果仅仅是一部分人拥有绝大部分的选择，将必然造成社会、人们之间的冲突。”波兰一位商务专业的学生亨里克则表示：“在第二种体制下，我会生活得很富裕。但我想，第一种体制更公平一些。”即使意识到与“实现式自由”相比，“逃离式自由”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接受调查的年轻人并不相信这种体制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最好的体制。
不仅被访者认为仅有少数人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是不公平的，东欧国家的许多人也并不认可选择范围的扩展。当被问及，提到选择，他们的脑海里会浮现怎样的字眼或形象时，来自华沙的格热戈日答道：“哦，对我来说太可怕了。更多的选择会让人身陷两难的境地。我已经习惯不必选择的生活，所有的事情都是已经决定好的。现在要我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我感到有些恐惧。”来自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博赫丹谈到了更多的商品选择：“东西太多了，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华沙调查研究所（Warsaw Survey Agency）的一位社会学家向我解释，波兰的老一代人并没有经历过美国文化中的商品消费，他们从“一无所有来到满是选择的世界。他们甚至都还没学会如何应对这一新的环境”。所以，他们对新的选择充满矛盾或是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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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程中最有趣的现象并不是来自我们的问题，而是简单的一次招待。 被采访者到来之时，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七种流行的汽水，如可口可乐、健怡可乐、百事可乐、雪碧等。当我向第一位接受采访的人介绍这几款汽水并期待他的选择时，他的回答让我始料不及：“很好，但喝什么没关系。它们都是汽水而已，所以就是一种选择。”他的回答让我有些惊奇。此后我向每一位接受采访的人介绍这几款汽水，并问他们：“这里有几种选择？”我从他们的回答中找到了答案。一次又一次，他们眼中的七种汽水并不代表独立的七种选择，他们看见的只有一个选择：汽水或是非汽水。当我们将水、果汁和这几款汽水一并呈现时，被采访人的眼中则有了三个选择：水、果汁、汽水。对这些人而言，不同类型的汽水并不代表不同的选择。
在美国，当有一款新产品上市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一款不同味道的汽水扩大了你的选择范围。但如果意识里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一些东欧国家的人们对众多新增的“选择”持怀疑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一位波兰人托马斯说的：“我不需要10种口香糖。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更多的选择，但我想一些所谓的选择是很表面的。事实上，有很多东西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选择则被认为是“实现式自由”。举例来说，基辅的一名大学教授阿纳斯塔西亚这样评价他所处的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我想我们丧失了拥有平等机会的权利。现在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但给我的感觉是在苏联时期我才拥有更多的选择。”
对于“逃离式自由”和“实现式自由”的观点，并不仅局限于那些经历过体制变迁的国家的人们。总体而言，若社会或传统文化更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则人们更倾向于能保证每个人基本需求的社会体制，而非那种推动个人成功的社会体制。即使对于绝对的盛行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欧国家的人们（当然个人主义文化不如美国浓厚），也比较倾向于国家采劝实现式自由”而非“逃离式自由”的政策。例如，2009年美国对于最富有的人群征收的个税率为35%，相比西欧国家的个税率低了12个百分点。1998年，美国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1%用于社会福利补贴，如社会保障、医疗救助等，而欧盟国家用于这些方面的补贴平均为21%。
个人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的理解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相关，同时也对生活中我们支配选择的喜好有着重要影响。认为自己拥有较大自主权的人们倾向于“逃离式自由”，不仅因为这为实现个人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同时也因为他们相信这种自由更为公平——作出最大努力的人将得到最大回报，而懒惰的人无法生存。而从另一方面讲，相信人的成功是由命运注定（包括一个人的出生环境）的人，则倾向于“实现式自由”，认为这种模式更为公平。付出努力并不能保证一定能获得成功，而“实现式自由”能保证那些应当得到回报的人们的基本需求。
对于控制权的不同理解是与政治理念紧密相连的，这一事实也进一步反映了人们不同的世界观。 保守派尤其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自由派则倾向于更有力的政府和更多的社会项目。世界观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表明，在美国及欧盟国家，相对于保守派，自由派人士很少会认同“贫穷的人是因为懒惰”这种表述，而更倾向于“运气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美国的主流政党更为“左倾”，54%的欧洲人相信一个人的收入取决于运气，而在美国，持这一观点者仅为30%。人们基于自己的信念进行投票选举，人们用选举权使得一个社会的发展在“逃离式自由”和“实现式自由”之间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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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一个明显的问题可能是：“总体而言哪种模式更好？”但这种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人们对于自由的不同理解，不仅直接影响着人们所拥护的政策，同时也影响着人们评价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些认可“逃离式自由”的人们更倾向于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类标准，它给人一种模糊的可以获得潜在机遇的感觉。例如，美国200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7 000美元，而欧盟仅为33 400美元。美国资产达十亿美元以上的富翁人数也是其他国家的六倍；世界上最富有的五个人中，有三个是美国人。相信“实现式自由”的人们则可能选择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作为标准，基尼系数用以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分配的平等性。在133个计量基尼指数的国家中，瑞士的财富和资源分配是最为公平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位居前30位，尽管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美国排名第94位，在喀麦隆和科特迪瓦之后。美国的民主为国家带来了巨大财富，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总体而言，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们会像美国人一样相信“逃离式自由”。我们可以从一个耳熟能详的字眼“美国梦”中找到“逃离式自由”的影子。“美国梦”一词是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1931年创造的，“美国梦是一片梦幻之土，在这里，人们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富裕、更加充实。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可以依靠自己的实力获得成功……它还是对一种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里，每个男人和女人无论出身贵贱、地位高下，都能够实现其天赋能力所允许的最高成就，并得到他人的认可。”美国梦的基本前提是没有人可以阻挡你力争上游，只要你有野心和实力。只要你有梦想、有决心，人们相信这是一片培育你的梦想的最佳乐土。
美国梦的确促使一部分人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同时，对于无数普通人，美国梦仅仅是一场梦。美国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片充满机遇的国土，它曾经也确实如此。但如今对于多数人而言，美国已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并无两样。近期的研究发现，相对于西欧国家，如瑞典和德国，美国人中子女的收入与其父母的收入有着更大的关联性，而这也说明，在美国获得成功更多的还是依靠出生环境，而非个人努力。无论你如何解释这项研究成果，是表明美国人对于美国的独特地位过于乐观，还是其他民族的人们过于悲观，它至少表明了人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强大力量。
最后，是否能实现美国梦并非最重要的。世界观是形成一个民族理想的真正力量。在美国，美国梦的传说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影响。当我们真正意识到它的力量时，可能才开始理解为何其他民族、文化对于选择、机遇和自由的理解有着如此大的差别。
结束忍让
希望我已经成功地回答了前文提及的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同时也希望我的回答会给你一些惊喜，并能引发你的思考。但我最希望带给读者的不仅是忍让。我们中多数人被告知异域文化的趣味性。不同民族之间存在差异性，这没什么大不了。尝试用筷子或是放弃使用器皿，这种尝试带来的兴奋也没有任何对错可言。事实上，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异域文化充满怀疑，这也可以视为一种进步。但如果只是吃吃寿司、穿件纱丽，或是唱唱“小小世界”，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联系越发紧密的世界，与此同时也令人感觉更加迷茫、更加混乱。由于移民（据美国国家统计局预计，至2042年，接近50%的美国人为欧洲人后裔）、国际媒体的扩张（如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网、半岛电视台以及其他国外媒体）、互联网的开放平台，曾经局限于一种文化、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在不断地扩散、蔓延。而这些发展又导致更多个体和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多的人在经历着各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并试图完全接纳各种文化冲突。每一个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有着相似或是重复之处，在形成文化融合的同时，也必然会造成文化的冲突。
过去，当不同的文化邂逅时，通常的结果是产生文化冲突。每一种文化都试图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并通过文学手段、经济手段或是武力手段，劝服或是强迫同化另一文化。每一种文化都能在历史的演变中得以保存并发扬，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声称自己是最好的文化也不足为奇。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目前正在经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20世纪90年代初预言的“文明的冲突”。即使这一预言变成现实，这种冲突也不会以此前文化冲突一样的方式终结。一种文化已经无法完全使另一种文化消亡，也无法建立强大的壁垒来阻挡其他文化的入侵。尊重或是容忍异域文化已经不符合当前的发展潮流，尤其是当其与观念及生活息息相关时。所以我们看似处于两难境地，认为我们既没有东西要相互分享，也不清楚前进的方向。
但不同的文化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尽管有时这一点颇具争议。从最为广义的角度而言，生活的价值、自由、幸福对全世界人而言是相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事实上，正如在前一章中提到的，人类有选择和控制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基于人们拥有权利的普遍需求发展而来的——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参与政治选举、接受教育。199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肯定了全世界人们享有的权利。但当不同社会的人们在被给予选择和控制的权利时，社会历史和结构使得处于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并不愿或感到不应当建立与西方社会完全相同的模式。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或是综合他人意见作出选择，改变环境或是改变自己以更好地适应环境。每个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或是采取措施防止他人失足。
除了共同的基本人权问题，面对其他方面的文化差异，我们又该如何观察、评估、学习？相对于既往的以固有己见判断另一种文化，容忍的态度已是一种进步，但同时却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容忍通常导致人们彼此分离，而不是促进交流以及自我反湿—“你以你的方式思考，我以我的方式思考，相互不干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试图将自己隔离，一旦环境迫使人们必须相互融合，价值观引起的冲突就会爆发。我们再也无法简单地像蜗牛一样躲在自己的空间里，无论是现实空间还是虚拟空间。对外界视而不见已不可能，因为今天社会各层面的相互交织是史无前例的。对此，我们既可以选择使文化差异变成冲突，也可以使各种文化相互融合。
那么摒弃容忍之后，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我可以提供一个三步方案，甚至是30步方案。但我相信，我们不能仅仅听取我们自己的故事，或是误认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存在的故事。既然这个世界存在那么多的语言讲述的各种故事，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充分利用。用我自己的卑微经历来解释可能更易于读者理解。虽然我是个盲人，但我经常用一些表示视觉的词汇，如我“看见”，我“注视”，我“观察”，以便更好地与这个以视觉驱动的世界进行沟通。在家人、朋友和大学同学的语言描述下，通过这些正常人的眼睛，我以我的方式在这个世界生存。我可以写这本书，也希望用自己的语言能够将自己从未见过的事物描述得生动有趣。考虑到我的眼疾，你可能认为我这也是迫于无奈。但事实是，正因为我的“视觉发言”能力，我的生活反而更轻松、更丰富。正因为能接触正常人所使用的语言、拥有他们的经历，我可以更轻松地表述自己的经历。复制我的这种方法并使其在多元文化中进行规模化运用，殊非易事，但了解选择的不同已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现在，我希望你能真正踏上一方陌生的国土，并了解那里陌生的语言。
修身养性
这是重要的一天，你踏上了一条通道，未来的人生将由此开启。尽管这条通道并非通向婚姻的殿堂（你将很快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但是当你站在书架间的这条通道上，寻找“自我完善”类书籍的时候，同样将跨越一道重要的门槛。你怀揣梦想，如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找到这类书，想在其中寻求心灵的成长和知识的积累。你希望自己的人生十全十美——名利双收、健康长寿、家庭和美——而你听说，只有通过自我完善才能实现这样的愿望。你明白了吗？这就是说，如果你能控制自己的思维、集中精神，你就能够掌控外部世界。你所要做的就是掌握控制权。首先，把你想要实现的所有目标列成一张清单。还是换一种吧：列出你所有的习惯。或者你该列出自己生前想去旅行的所有目的地？（死亡离你还很遥远——那边的书架上就有一大堆关于永葆青春活力的书籍。）无论如何，你首先都要做到喜爱自己、坚守自我。不过，这事儿难就难在这里。你还不太清楚自己到底是谁，还需要“发现自我”，而这不正是“自我完善法”想要教会我们的吗？如果“自我完善”要达成的一项目标也是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条件之一，你该如何是好？
于是，你穿过“修身养性”类书籍区的过道，走向旅行类书籍区，那些旅游指南封面上印着鲜艳的图片，向你推荐各种让人永生难忘的美妙旅程。也许去东南亚自助游，去澳大利亚跳伞，或者去非洲当志愿者能够帮助你认清自己。有一种远离尘世的休闲活动可以提供修身养性的冥思课程，让人能够与自己的内心相通，不过你能付得起昂贵的费用吗？但是不进行这种自我发现之旅，一切从何谈起呢？
伟大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曾说，他的雕塑作品原本就已经藏在石头里，自己所做的只不过是凿去多余的部分。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常常与米开朗琪罗的说法相似：在我们遵从多个条条框框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个恒定、独特而真实的自我。在我们眼中，自我发现就是一个挖掘出自己本性的过程。我们深挖到表象之下，抛却无关紧要的外在，呈现出自己永恒不变的本性。而我们借以发掘这个特性的唯一工具就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选择能力。其实，我们对自己的着装或者所喝饮料的选择，对居住环境、所读学校和所学课程的选择，当然还有对从事职业的选择都体现了我们自身的某些特性，而且我们也应该努力使这些内容真实地反映自我。
但是，我们到底是谁？命令式的“做你自己”听起来倒是直接明了。（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让一个人做他自己来得更容易呢？）不过，我们常常会被这句话弄得不知所措，好像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变成别人似的。如果迈出的每一步都可能使我们远离真实的自我，那就很难继续前进了，我们也会因此变得犹豫不决。 毕业后马上找一份能干上十年八载的稳定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这已经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所走的路了。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18岁到25岁是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时期。直到1970年，美国年轻人初次结婚的平均年龄基本保持在女性21岁，男性23岁。而现在，年轻人初次婚龄已经猛增到女性25岁，男性27岁。
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称，美国社会出现了所谓的“中间族”现象，一些年轻人已经过了青春期，但在心理上却没有完全步入成人阶段。那期杂志的封面上将这些年轻人描述为“生活上仍需依靠父母，不停地换工作、换伴侣。他们并不是懒……只是不想长大”。虽然“中间族”这个新词特指正在寻求身份认同的一批美国年轻人，它所反映的现象却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同样，欧洲有“三不族”（不上学、不就业、不接受培训），日本有“寄生单身族”，而意大利则有“成年宝宝族”。即使是在那些更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发现真实自我的压力也在日益突显，这个崇高的目标也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犹豫。
从传统观念看，这些年轻人好像停止了成长，但是，以何时结婚生子来衡量一个人的成长和进步并没有确切的道理。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变迁，令那些原本无法选择自己人生的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机遇。如果这些人想要把握住新近获得的自由、更多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会有人感到意外吗？要是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倒真会觉得他们有问题了。我们站在“修身养性”类书籍区的过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在寻找同样的东西。但是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到底是在寻找什么呢？为什么说发现自我对我们至关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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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有史以来，人类就在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正解。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那些生活在传统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常常很容易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个人的身份认同与集体的归属感密不可分。然而，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和传播，身份认同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了人们的私事，不论这种个人主义是作为一种文化的主导思维范式，还是作为与传统做法相左的特例。个人主义思维占主导的社会，其核心观念就是，一个人所属的种族、阶级、民族和他所信奉的宗教都无法全然决定这个人的本质，他最根本的特质是不受外在影响的。但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人们诠释自我的过程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美国一向自诩为“自由的国度”，也正因此而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所以考察它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人们对自我身份理解的演变。很多美国早期殖民者所推崇的一系列思想是最早的也最具影响力的个人主义观念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其概括为“新教伦理”。实践新教伦理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美国的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美国18世纪大众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今天的奥普拉（美国著名访谈节目主持人）、菲尔医生（美国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和沃伦?巴菲特（美国著名投资家、企业家）的结合体。他是当时人们公认并推崇的商业领袖、政治家和记者，他写的《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中的格言警句在19世纪乃至今天，一直是激励美国农民、手艺人和商人奋斗的经典作品。富兰克林的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实用主义：勤于业，忌奢靡，善养家，终得圆满。只要具备这些人品条件，任何人都有机会获得成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意味着能够自食其力，并且安享通过奋斗得来的成功与财富。拥有一所大房子、一座打理得很好的花园、饲养得膘肥体壮的牲畜，这些都显示主人得到了上帝的眷顾，并将为其赢得世人的尊敬。
虽然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谋生方式，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做什么都不受限制。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如今可供人们选择的身份角色的范围大大拓宽了，不过，对于应该如何为人处世还是存在强有力的社会共识。一个“品性好”的人其所作所为都应当符合社会的期望。如果一个人整天游手好闲，喜欢到处炫耀，持有某种非传统的政治、宗教思想，或者违背道德规范与人姘居、非婚生子，那人们就会摇头叹气，说这个人“品性不好”。非同寻常的人只有在一种情形下能被社会所接受，那就是做寻常人该做的事而且做得更出色，你可以比别人干活儿更勤奋、信仰更虔诚，或者比周围的人更加严格地遵从既有的社会规范。
一个人的“品性”如何，绝不仅仅关系到周围的人如何看待他，是认可还是否定。举个例子，1916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员工提供一天5美元的高薪（是当时平均薪金数额的两倍），不过要挣到这笔钱是有条件的。只有那些符合福特公司认定的“美国方式”的员工才够资格，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戒酒、戒赌、会讲英语（刚来美国的移民还得去上“入籍归化”的课程），而且要承担起传统的家庭角色。只有自己养家的单身女员工才有资格领取津贴，如果一名男员工的妻子走出家门去工作，就算她也是福特的员工，这名男员工也无法享受津贴。福特还设立了一个被称为“社会化机构”的委员会，专门负责以上规则的监督实施。委员会成员会上门走访员工的家庭，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过得规规矩矩。这种政策以现代的眼光看来带有歧视性，而且侵犯了个人隐私，但在当时却广为接受，甚至受到不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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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在遵守严格的传统社会规范的同时，还得服从关于效率和纪律方面的新职业规范。福特公司如今著称于世还有赖于它的另一项革新，那就是流水化作业。自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工业化进程至今，流水化作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逐渐让位于工厂雇工的生产方式，而每个工人的个体地位不过就是复杂机械上可以更换的零件。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将这样的一种观念归纳成一门科学，写进了于1911年问世的专著《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中。科学管理强调每道工序都必须严格遵守制定好的规程以实现最高的效率。书里曾经记录下了他与钢铁厂生铁搬运工施密特先生的一段对话，内容如下：
“我想看看你是能拿高薪的人，还是像厂里那些没用的家伙一样不行。告诉我，你是想一天挣1.85美元，还是想像那些没出息的家伙一样一天挣1.15美元就满足了。”
“我想不想一天挣1.85美元？我能不能拿到高薪？嗯，是的，我应该拿高薪。”
“好吧，那你明天从早到晚都要听这个人的安排。他让你搬起生铁走，你就搬起来走，他让你坐下休息你就坐下。明天一天你要完全听他的话，而且不准顶嘴……明天早上你来上班，天黑之前我就能知道你到底能不能干这份高薪的活儿了。”
接着，泰勒自豪地写道，施密特一字不差地遵从了他的指令，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工资也涨了60%。但他没有提到施密特对于这个新流程有什么看法。那跟工厂的高效运作无关。
然而，早在福特和泰勒制定出这种标准化规程之前，就有人对其扼杀人的个性的做法表示反对了，散文家、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就是美国早期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他将19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描述成一个“股份公司”：“在这家公司里，成员们为了让各个股东更好地保住自己的饭碗，同意放弃捧饭碗者的自由和文化。”爱默生曾这样写道：“（这种社会里）最需要的美德就是从众随俗。”在当时，他推崇激进前卫的人生哲学，强调个体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拒绝屈从于社会的条条框框，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并诠释自己的本性。“你隐藏在层层障蔽之后，我无法看清你的本来面目，”爱默生在文章中写道，“不过，只要你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我就能了解真实的你。”他提到的“层层障蔽”不仅让他人无法看清我们，也使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而当我们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作出“真实的”选择时，就会冲破那层层障蔽。
因此，有些人认为自我完善运动始自爱默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展现自我，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的确是提到自我完善不得不说的话。但是，爱默生不像今天所谓的很多“专家”，他说的话和做的事并不是为了出名或发财。他是同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提出的观点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形成了有力的对峙。他的一个同龄人曾盛赞他的著作是美国的“思想独立宣言”。
人们有权对与自己的人生有关的一切作出选择，这一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在大众文化中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就创作了以此为主题的作品。刘易斯在他的《大街》（Main Street）等作品中尖锐地批判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小镇生活的保守与空虚。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卡罗尔?肯尼科特（Carol Kennicott）随丈夫从圣保罗市回到他的故乡明尼苏达州的格佛草原镇定居。生性自由、思想有深度的卡罗尔发现小镇的生活保守沉闷、令人窒息，并且她认为正因如此，很多和她一样的人才永远地逃离了小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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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认定，人们离开小镇并不是因为它有些土里土气，比土里土气要糟糕得多。
小镇生活因循守旧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人们说话做事都死气沉沉的，整天心里想的就是保住面子不丢脸。死寂中弥漫着逝者的沾沾自喜，仿佛在嘲讽活人们走来走去难消停。唯一尊奉的美德就是顽固不化，在这里幸福是被禁止的，人们给自己戴上了奴役的枷锁，而且套死了不肯放开。单调乏味已经成了这里的神祉。
面目模糊的人们吞下无味的食物，饭后脱掉外套，头脑空空地坐进布满愚蠢装饰花纹的摇椅，听着广播中播放的呆板音乐，机械地谈论着福特汽车厂的卓越超群，并且自诩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刘易斯笔下的格佛草原镇是美国千千万万小镇的一个缩影，他通过描写卡罗尔在镇上的艰难经历，突显了在一个抹杀个性表达的文化背景下，人们要获得个性独立不得不面对的痛苦挣扎。虽然卡罗尔看不起镇上的居民，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小镇生活评价的正确性。直到今天，卡罗尔和刘易斯或许还会被某些人贬为“东海岸自由媒介精英”的代表，这只能说明即使我们使用的措辞发生了变化，当时社会存在的许多矛盾冲突现今依然存在。
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机械化”生活令很多人不满，于是出现了查理?卓别林在其1936年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对现实的讽刺。卓别林扮演的流浪汉的经典银幕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在这家工厂里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流浪汉按照指示站在快速运转的流水生产线旁，在一个特定位置上为出品的机器拧上螺丝，而且机器经过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他的手已经对这种规定动作形成了惯性，即使不在生产线上，他遇到任何有点像螺丝的东西都忍不住要去拧一把，周围人的鼻子和身上的纽扣可就遭了殃。在工厂的时候，流浪汉连吃饭都要受到监管；为了提高效率，他必须吃“喂食机”喂给他的一叉叉牛排，从一个自动旋转的玉米棒上啃玉米。这部电影最著名的场景是，流浪汉再也受不了自己的工作，干脆躺在了传送带上，被拖进了工厂的巨大机械体中。他的身体随着转动的齿轮和机轮滑动，真的变成了工厂设备上的一个齿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塑造我们今天认为的人人享有自由选择的环境过程中，工业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教伦理强调节俭，这在人们手头不宽裕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不过“二战”之后，普通工人的收入逐步提高，节俭的观念就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此外，当某种产品供大于求时，生产者就会在包装设计和广告宣传上进行创新以期提高市场需求，于是购买从一个单纯的消费行为变成了一种表达个性的方式。 比如说，当你购买了一辆汽车，你不仅仅在满足自己的出行需求，也向周围的人宣告你的身份和你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大众媒体的发展也加深了这种趋势。普通老百姓也能够通过媒体间接地参与到迷人的电影明星和娱乐界名人的生活当中，近距离接触“叛逆偶像”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和魅惑歌手“猫王”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等人。20世纪50年代，人人都向往过上“白色尖篱绕房栽”的中产阶级生活，但那之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成功理念，抛弃了融入人群与安分守己的思想，推崇通过表达特立独行的个性而彰显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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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的这些经济与文化因素共同催生了社会对个体身份认同的广泛变化。全新的一代在繁荣富足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也没有“二战”那样的事件将他们像其老辈人那样团结起来：而这非常有利于个体独立思潮的产生。“垮掉的一代”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挑战50年代的主流文化，他们的后继者发起了60年代的嬉皮士反正统文化运动。1964年，英国的甲壳虫乐队首次登上了“沙利文秀”节目的舞台，他们不同寻常的蓬乱发型引发了争议。成千上万的甲壳虫狂热者和其他年轻人开始通过另类的音乐、留长发、嗑药和改变宗教信仰来挑战传统。尽管到70年代末，这种自我观念的变化已经较少通过极端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这种变化确实是不可扭转的：独立几乎永远胜过从众！此外，由于大众传媒技术不断发展，经济领域内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在这些促进全球化进程的因素的作用下，个人主义价值观也随着其象征——可口可乐和李维斯牛仔裤等，一道从美国输出到了世界其他地方。
我们对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走马观花式的回顾，接下来该看点儿什么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在现今的美国，我能够选择以前并不存在或者不久前对像我这样的人还是遥不可及的道路。在全球范围内，传统家庭模式发生的变化（双薪无子女家庭、男性持家教子的家庭、单亲家庭、收养孩子、同性婚姻，等等）日益为人们所接受，这些新型家庭居住在何处也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到1970年，美国主要城市2/3的居民都是出生在别处，而在亚洲城市中这个比例是将近一半。最新的人口普查表明，3 900万美国人，即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3%的人在过去的一年中都搬过家。
宗教信仰过去曾一直被认为像眼珠的颜色一样绝对不会改变，而现在它竟然也变得复杂起来。2009年皮尤调查的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至少改变过一次宗教信仰。而人数增长最快的一类是那些根本不信仰宗教的人。现如今，戴上有色隐形眼镜连眼珠的颜色都可以改变，随着整容产业的迅猛发展，我们呈现给世界的整张脸都能换了。从染着夸张发色的咖啡店店员到穿着牛仔裤的首席执行官，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甚至受到了更多的鼓励，可以像在个人生活中一样在工作场所表现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像MySpace、Facebook和SecondLife这样的社交网站中，人们完全可以掌控自己呈现给别人的形象。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增长的身份选择自由只是暂时的，看起来它们在未来更有可能进一步增长。
虽然这种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具有人性解放的意义，但是它的产生也对人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伦敦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在他的著作《自由的力量》（Powers of Freedom）一书中写道：“现代人不仅仅是有‘选择的自由’，社会也要求他们自由地作出选择，自由地理解和演绎自己的人生。他们必须思考过去作出的选择产生了何种结果，也要设想未来可能作出的选择将带来什么影响。他们作出的选择体现了自身的特点——表达了个性——也反过来对他们自身产生了影响。”所以说，做好自己就是作出最能代表自己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表达和诠释了我们最为珍视的价值：自由。作为“选择之国”（Choiceland）的公民，我们生活在最根本的民主制度下，我们自由地作出选择不仅是为自己，也是为了证明我们对自由理念的信仰。我们的个人决定就具有了政治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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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拥有了一种权力，这个人是谁以及他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此一个人需要更多地审视自己，而这有时又会给人带来困惑甚至是恐惧。当我们的视野拓宽后，自我实现也就有了更多种可能性。就像前面所说的米开朗琪罗雕刻石像的故事，在我们企图呈现隐藏在石头里的自我时，多出来的部分变大了，需要凿去的石料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自我发现的过程在变得更为迫切和重要的同时也变得更为艰难了。如果说，没有哪种人生道路是绝对正确的选择，那么究竟该怎么选择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认识自我、坚守自我、展现自我的难度急剧上升。我们怎么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并作出相应的选择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自我发现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三项主要挑战，或许我们将会对自己是谁和如何作出选择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人的个性与共性 第1页
有人说，如果你的某个感官不灵敏了，那么其他的感官就会变得更为灵敏。对我而言，现在就有了一种相当神奇的第六感：虽然你我素未谋面，但我却能“读懂”你的内心，给你作一个性格分析。请允许我向你展示这种能力。
你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有时候人们并不总这样认为，因为你无法实现每个人的期待。不过，如果一件事对你而言真的很重要，你就会竭尽全力去做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你做事并不总是能成功，但是你并不像他们那样在乎这一点。你承认有些规则和标准的存在很有必要，所以你不会刻意去违反它们，不过，真正指导你为人处世的原则还是你心中很强的主见。这个优点别人不一定能看出来，他们很可能低估了你的智慧，不过有时候你的能力会让你自己都感到惊讶。你喜欢学习新事物，但是你并不认为学习非得在正式的环境中进行，或者非得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去学习。你愿意为不幸的人多做些事情，即使现在做不到，你也以自己的方式对他们表现出了关爱和体贴。你曾经遭受过几次较大的挫折，但是你挺了过来而且依然乐观积极。你坚信，如果自己保持专注和自信，你的努力总会见到成效。实际上，你在生活或者工作中很快就要遇到一个特别的机遇。如果你抓住了这个机会并且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请老实告诉我，这个性格分析挺准的吧？也许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是考虑到你我素不相识，我在你拿到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在书里这么写了，还是挺惊人的吧。如果你让自己的家人朋友都来买这本书，他们也会因我的特异功能受益的。你现在还没打算去告诉你爱的人我是个预言家吗？为什么不呢？
跟那些心理学家和预言家惯用的绝招比起来，我这个不太聪明的小花招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只要客户不是太多疑，预言家再有几分表演的天赋，“读心术”都可以顺利地施展。我的“第六感”说破了也就是下面这几条：
1.人们彼此间比想象的更相像。
2.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大抵相同。
3.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基于以上三条，预言家就可以赌一把而且常常会猜对。因为我们可以说出那些几乎适用于所有人的概括性特征，因为没有人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共同点，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魔力就能细致、准确地读懂别人的内心，对方也愿意相信你说的那些话。
杰弗瑞?莱奥纳尔代利（Geofrey Leonardelli）和玛丽莲?布鲁尔（Marilyn Brewer）曾经作过一个实验，让参与者估算屏幕上播放的一系列录像中出现的点的数量，并且说明是为了测试他们在无意识状态下的感知能力。作完测试后，研究者告诉参与者，大多数人（大约有75%~80%）更倾向于高估屏幕上出现点的数量，而剩下的20%~25%的人则倾向于低估点的数量。随后研究者不看参与者给出的答案，随机选出了一半参与者，告诉他们低估了点数，而另外一半参与者则被告知他们高估了点数。研究者并没有说低估或者高估意味着什么；参与者只知道自己的天性是属于一个多数群体还是少数群体。尽管如此，那些得知自己属于多数群体的参与者的自信心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这看上去好像是，不论某个多数群体意味着什么，只要自己被划进了大多数人就是不好的。我们会把自己看做特殊的个体并不奇怪，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因此，我们宁愿相信那个穿着天鹅绒袍子、戴着头巾的女巫的确有着超自然的能力，能看到我们的内心和灵魂深处，并能预言我们的未来，也不愿意去相信其实自己跟她的其他顾客都很像，她对我们每个人的说辞其实都一样。
人的个性与共性 第2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而且也希望别人看到真实的我们（或者认为是真实的我们）。这并不奇怪，你也许经常 被灌输这样的信息，认为独一无二或者非常罕见的人就是比其他人好。要不然，为什么每份高中毕业致辞或者大学入学申请书里都要引用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未选之路》（The Road Not Taken）中的诗句：“我选择了人迹较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太像其他人，作出了大多人都会作出的选择，说得轻一点是个性有缺陷，体现了人的一种惰性、缺乏抱负；严重地讲，它说明一个人根本就没有个性。这种人被贬称为“行尸走肉”“应声虫”“鼠辈”“绵羊”——都暗示他们缺乏某种作为人类的根本要件。最终，他们可能会变成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恐怖政治小说《1984》中描写的被洗脑的服从者，或者是皮克斯公司有趣的动画电影《机器人总动员》中描绘的未来的顺民，一切按指令办事，一分钟前所有人还穿着完全相同的蓝色衣服，一听到“流行红色了”，马上齐刷刷地换成了一模一样的红色衣服。最后，还是靠机器人唤醒了这些糊涂的老好人，告诉他们怎样掌握控制权。这些虚构的恐怖世界体现了一种恐惧感，害怕从众最终会毁掉你内心深处的自我。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和周围的人，我们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优于常人效应”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大多数人都存在的一种高估自己的倾向，认为自己比实际工作更勤奋、比实际更会投资赚钱、更会讲故事、对爱人更体贴、对朋友更关心、养育子女更有办法。很多实验都表明，不管评价什么能力，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承认自己“在平均水平以下”。我们当中90%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智力、能力出众的那10%的人。至少，我们应该为这种比例数据感到庆幸。这种现象也被称为“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乌比冈湖”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虚构出来的一个小镇，小镇上“所有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们都长得不错，小孩都在平均水平之上”。在我们的意识里，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乌比冈湖镇的光荣一员。
即使当我们跟随大多数人的时候，也认为自己是个例外，因为我们的决定经过了特别的考虑而不是简单从众。换句话说，我们觉得自己的行为较少受到一般情况的影响；我们是有独立意识的。研究人员乔纳?伯杰（Jonah Berger）、埃米莉?普罗尼奇（Emily Pronic）和萨拉?姆鲁奇（Sarah Moulouki）将这种现象称为相信自己是“羊群中的唯一一只”，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举出的两个生活实例。其中一项研究是让一群学生对几个立法草案进行投票，并且告诉他们应该考虑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的立常结果在意料之中，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与自己所属的党派保持一致，只有一个人例外：投票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更多地考虑到了草案的内容，而其他投票者只是跟随党派的步伐而已。另外一项研究调查了人们为什么购买现在十分流行的iPod产品。结果也是一样，人们都认为自己的购买决定不像其他用户那样受到社会潮流的影响，强调自己的选择是出于实际的考虑，比如说这款产品体型小或者存储量大，还有人说喜欢它光滑的外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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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现象。问问美国人：“你与其他人有多像？”他们大多数会回答：“不太像。”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再问他们：“其他人跟你有多像？”他们回答的相似度就会显著地提高。这两个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所以答案也应该完全一样，但是我们会骗自己，就像我们会说自己高于一般水平或完全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自认为与众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自己比其他人都独特？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更亲近——“我对自己非常了解”。清醒时的分分秒秒我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感觉到什么、做什么，基于这一点，我可以自信地说，没有其他人能够和我一样思考、感觉、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又是怎样观察他人的呢？他们看上去好像都差不多。他们在同样的商店购物，收看同样的电视节目，收听同样的音乐。当我们看到别人也作出的同样的选择，很容易会认为他们是从众的，如果我们自己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我们知道自己这样选择的理由，只不过是碰巧和别人做了同样的事；别人是不动脑子地从众，我们是有所考虑地选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是嘴上不承认的从众者，它只是说明我们常常会忘记别人的思想和行动也跟我们的一样复杂多样。我们不是羊群中的唯一一只，而全都是披着羊皮的独立个体。
实际上，我们也并不希望自己过于与众不同。过于另类会让我们无法忍受。之前提到的那个估算点数实验的研究人员还进行了另一个版本的实验，有些参与者被告知自己属于高估的大多数人，有些被告知自己属于低估的少数人，其余的人则被告知他们的成绩非常特别，研究者说：“不知道你该算高估者还是低估者。”高估者的自信心还是同样会受到打击，低估者则提升了自信，但是那些被告知太特别而无法归类的人也产生了自我评价降低的现象。我们在“刚刚好”、属于既区别于大众又可以归类的时候感觉最佳。
我和同事丹尼尔?埃姆斯（Daniel Ames）考察了人们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选择时，能够接受的独特性的最大程度。我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向一些参与者提供了40个孩子的名字列表，还让另外的参与者看30条领带、30双鞋和30副墨镜。我们让每个实验对象都能看到普通、稍微独特和非常独特的三类选项（普通还是独特的标准事先由专业的人士定好）。 比如，孩子的名单中包含了迈克尔、凯特这样的名字，也有爱登和爱迪生之类的名字，还有马达科斯、尼赫迈亚这种非常少见的名字。而在领带中也包含了标准的红色和藏青色领带，然后有一些带特别图案的如条纹或螺旋花纹，还有一些领带则夸张地印着亮橙色的豹子图案或者装饰着类似迪厅闪光灯球的亮片。
研究对象看到有关的名字或物品后，被要求评价他们认为每个名字或物品有多特别，并且说明自己好恶的程度以及自己觉得别人可能好恶的程度。跟先前提到的那些实验结果一样，这四组实验的参与者都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觉得自己比一般人更易接受独特的事物。而实际上，参与者的答案基本上都一样。所有的实验对象都对稍微独特的选项给出了更高的评价，而对那些非常独特的选项给出了否定的评价。西方消费文化虽然非常重视“独特性”，但实际上，人们对于“独特性”的接受程度都有自己的底线。有一位研究对象表示：“我觉得给孩子起个听起来很特别的名字是可以的，只要这个名字好念、方便被用做昵称……不过这张名单上的名字中有些确实太奇怪了。”一位参加实验的时尚达人看到各种领带后认为：“穿西装的时候，领带是唯一可以彰显一个人品位与个性的部分。不过，这些领带有的看上去个性过头而品位不足。领带不适宜过于前卫，另类。”
人的个性与共性 第4页
我们欣赏、渴望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选择能够被其他人理解也很重要。其实，挑选领带的眼光独到与品位怪异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宁可保守一点儿，也不愿去挑战人们对领带的接受底线。我们既想与大多数人有所区别，又不想显得太过古怪落单。有时，我们不会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领带，因为担心别人会觉得我们太另类。
“当你撒谎企图掩饰自己的时候，你会使自己看起来更接近还是更远离钟形曲线的中间？”
我们都想在钟形曲线上找到令自己感觉最舒服的位置，即使需要扭曲事实也在所不惜。就像约翰?多恩（John Donne）在400年前所说的那样：“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保；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角，整体的一部分。”我们身处人类社会，需要有一处稳固的立足之地，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弄清楚自己想距离周围的人多远，或是多近，自己到底该站在哪里。我们想要归属于什么样、多大规模的群体。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我们恐怕要经历一些旅途周折。不过，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旅行是找寻你自己的绝佳方式。
恰当的一致性 第1页
黛安娜1916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传统家庭，除去她所处历史时期的动乱外，她是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中长大的。父亲是一家公司的律师，外公是一位著名的银行家。尽管生长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她的家庭仍然可以供她获得良好的教育。父母为她选择了新成立的、备受推崇的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一所坐落在佛蒙特州的女子学院。他们将这种教育作为提升她的素养的一种方式，并希望她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有教养的年轻女子，希望她可以在那里通过学习从而能轻松自如地谈论经典名著，举止得体且与她的家庭背景相符合。但是当黛安娜于1934年作为一名新生入学时，她并没能发现一种将社交和学术合为一体的正式教育。这与她在孩童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大相径庭。
本宁顿学院是基于一种试验性的哲学教育而成立的，它高度重视爱默生的自立论。学院的社区都是自给自足并安排紧凑。学院的教师都比较年轻（1932年学院成立时所有教师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下），一律都是自由派人士，他们与学生更多的是一种不拘礼节的自然随意的关系，而没有等级区别。学院鼓励开放的沟通对话，并且通过磋商咨询的方式保持学生与教授之间的一种互动反溃虽然教师的人数比学生多，但学生可以通过学生与教员管理委员会的多数选举来参与学院社区的管理。在这种与较传统的学校如最受推崇的瓦萨尔学院大为不同的新颖教育模式下，学生领袖经常 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典范。
尽管这种环境一开始令黛安娜感到不知所措，她却同时感受到一种与她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约束性教育截然不同的、令人愉快的自由。她开始质疑过去所接受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且有了新的朋友圈子，在这一点上这些新朋友与她很相似。大学的第一年正值美国大选，校园里总是充满了关于新政和其他时事问题的激烈讨论。大部分学生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受到充满激情的辩论的影响，黛安娜逐渐开始相信充满激情、更为自由的社会政治。不用说，当她在晚餐时分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她的父母感到非常困惑。父亲非常坚定地准备投共和党候选人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一票，他认为那些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都是“绝对的愚蠢”，并责备黛安娜幼稚。出乎所有人（包括她自己）的意料，黛安娜回击了父亲的说法，认为父亲的生活经历“太过狭窄”。这是黛安娜有生以来第一次让她的家人感到紧张和不安，而黛安娜则开始感觉父母对她的态度充满了忧虑甚至是不信任。中学时期的密友从瓦萨尔学院和沙拉劳伦斯学院回来，如预期般镇静，只是看起来对她有些怀疑。为什么事情变得和之前这么不同？她认为这其中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她没有按照父母为她所设想的道路走，而是开辟了一条属于她自己的路。结果虽然苦乐参半，但她依然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黛安娜并不是唯一一个大学时期在意识形态上经历如此显著且永久转变的学生。西奥多?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对1936~1939年入学的本宁顿学院的近400名女生进行了调查。和黛安娜一样，这些学生基本上都来自富有、传统、家教良好的家庭，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本宁顿学院经历了政治观点上的转变。例如，尽管1936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平衡的一次。罗斯福以压倒性的60%的普选选票及262张选举人选票获得了胜利，而66%的本宁顿学院学生的父母投了阿尔夫?兰登的票。在本宁顿学院，一年级的新生们基本都追随他们的父母，62%的新生投了阿尔夫?兰登的票。但这一比例随着年级的增高逐渐减少，二年级学生的比例为43%，而三年级以及更高年级的学生仅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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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25年和50年开展的两项跟进研究表明，学生们在大学时期所形成的政治观念在他们此后的人生中一直都保持不变。相对于同龄人，本宁顿学院的毕业生们更倾向于选择自由主义的课程，比如女性权利和公民权利运动等，而非保守主义类的课程如越南战争。他们趋向于选择与他们拥有共同政治观点的人作为爱人和朋友，而后又以他们的政治观点影响他们的后代。
本宁顿学院的女学生们在政治观点上的转变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她们后来对自由主义态度的稳定性可以从中得到理解。第一种方式是女生们完全真实地表达自己，超越了其家庭及社会团体所灌输的价值观，以期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真实位置。即使是在今天，大学依然被认为是寻找或成就真我的一种极好的途径，因为它为学生们提供的自由让他们脱离了父母的影响，并且与新同学一道全新地开始。另外一种方式则如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态度和观点的转变是因为外界的力量。以本宁顿学院的学生为例，这个外界的力量就是本宁顿这个团体给他们施加的力量。 毕竟，学生的新观点与学院现有的标准如此相似，不免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参考从本宁顿毕业的女生的话语，从中可以总结出，这两种版本都在一定程度上属实。正如人们所说的：“变得激进意味着只考虑个人，对家人熟视无睹。同时也意味着思想上与自己最崇拜的老师和学生保持一致。”也有人说：“深入了解自由主义的声望值并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如果说一开始是因为声望值成为自由主义者，那么此后坚持做一名自由主义者则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使人们坚持新信仰的力量。抛开人们是如何开始新信仰的问题不谈，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能够坚持这种信仰，甚至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信仰越发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