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王国祥是在1954年，十七岁的白先勇和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这样开始结识，来往相交。
“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基本的不同。”白先勇说。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合照里，漂亮人儿，青春阳光，笑容如出一辙。
十七岁其实并不寂寞吧。白先勇后来在纽约所写的小说《Tea For Two》中，写两个男孩在初三参加童子军夏令营时相爱，爬出帐篷连跑带跳到湖边，在草地上脱得精光——“整个湖都在翻腾”。小说中两人相守了四十年，最后一起赴死。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他按照回教仪式走了四十天的坟之后，第四十一天出国赴美，那天父亲也来送行。白崇禧将军戴着厚的毛线帽，面目哀伤悲葸，和日常会在街头巷尾遇到的老头别无二致，已经看不出曾经的叱咤风云。送别的时候，白先勇第一次见到父亲哭泣。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白先勇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在大学任教，后来迁入圣巴巴拉的“隐谷”，在隐蔽清幽之处一住就是二十年。而王国祥去美国攻读理论物理，两人在住所园中种上各种草木，憧憬着金色前景。
1989年，王国祥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在三年的时间里，白先勇到处打听治病的信息，去上海、去石家庄、去北京、去杭州，求助于中医、西医、偏方、气功，他说：“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1992年，白先勇尽所有力量，仍眼见挚友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直至死去。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中写道：“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近几年的采访中，白先勇不断被问起这段感情，他只是温和笑道：“我的朋友已经死去了，我就不再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了，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
只有在小说中，他曾这样描述过失去伴侣的痛苦：“头一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我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记录，突然崩裂掉，我与亲友完全断绝了音讯。”
王国祥死后，从未听说白先勇身边出现过新的伴侣，他的园子里三棵遮天蔽日的意大利柏树死了一棵，剩下两棵露出愣愣的缺口和空白。
“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只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就是永恒。你一生中如果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白先勇说。
白先勇在美国写作的生活是寂静和清闲的，他教书的时候，系主任知道他早上爬不起来，所有的课都安排在下午。车子开到学校，停好车，关了车门，进教室，总共十三分钟，算得准准的，轻松得很。
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报纸，然后用email回朋友的信，写作倒是从来不用电脑。他不但用手写稿，还一定要用孔雀牌的稿纸，而且一定要六百字一张的，笔则一定要用pilot牌黑色墨水笔，换了稿纸或是笔，就完全不会写了。担心断炊，他在家里储存了六十多支pilot牌黑色墨水笔，以及一大箱的孔雀牌稿纸。写作是在深夜，灌上一大杯浓茶之后开始写。
回国倒是热闹，也奔波。这两年都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广。
汤显祖当年刚写完《牡丹亭》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女读者疯狂爱着汤显祖，甚至要将自己奉献给他。据说一位扬州女子对此剧极为着迷，以至于白天黑夜地读它，并要求死后与它葬在一起；一个未能与爱人结婚的杭州女演员，极为强烈地认同杜丽娘，死于戏剧高潮时的舞台上。
这种狂热近乎魇，白先勇也像着了魔魇，一提到《牡丹亭》便从困乏中顿时苏醒，两眼放光，叙述着其中的片段，那些奇妙的唱腔和水袖，他最常说的话是：“美得不得了。”话毕还不断在听众中寻找着认同：“美不美？美不美？”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牡丹亭》中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爱人王国祥死后托情于《牡丹亭》，或许也是从这种生死情梦中找到慰藉。
《牡丹亭》的奇，不在于杜丽娘，反在于柳生。天下情痴女子如丽娘者不乏，而像柳生这样把丽娘置于心中叫之拜之，开棺负尸而不骇，吃尽痛棒而不悔的人，才是真正传奇的谱写者。
最让白先勇得意的，是他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国际，在欧洲和美国的巡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剧评标题是《性感女鬼回头仍是处女身》，美国剧评家斯蒂芬·韦恩说：“长达九个小时的《牡丹亭》竟然只觉一晃而逝。两百多套服饰，从金光灿烂，到密锦刺绣，本身就构成了叙事性的奇观。”
反观国内，有如痴如醉者，也有冷眼旁观者。京剧演员裴艳玲曾公开说过：“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门，入不得！演两三百场怎么了？能说明什么问题？什么也没有！你说他这个好，如果你家有人学戏，你愿意用他这个版本开蒙，还是愿意用梅兰芳的开蒙？道理很简单嘛。”
白先勇似乎并不怎么气馁，因为不被他宣扬的美所陶醉的大有人在。1989年，谢晋导演要把白先勇的《谪仙记》改编成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白先勇找来蔡康永改剧本，白先生开始讲青梅竹马小伶人的故事，说到他们扮演《长生殿》的场面，站起来演给蔡康永看。
唱了两句，蔡康永没反应，白先勇停下来问：
“咦，你不喜欢《长生殿》呀？”
“不喜欢。”蔡康永老实回答，“唐明皇一个做皇帝的人，跟杨贵妃一起咿咿呀呀地翘着小指头跳扇子舞，不喜欢。”
“哎呀！”白先勇顿了一下脚，痛惜自己对牛弹琴，“那你喜欢昆曲《游园惊梦》吧？”
“也不喜欢。”蔡康永还是老实回答，“主角演睡觉，观众也睡觉。”
“哎呀呀！”白先勇连顿两下脚，“那你总喜欢《红楼梦》吧？”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不喜欢。他们老在吃饭。”蔡康永答道。
“哎呀！哎呀！哎呀！”白先勇把脚重重顿了三记，“怎么可以不喜欢《红楼梦》……”捣着额头，喃喃自语。
这就是白先生，他不怒，只略有恼，让人觉得他像是贾宝玉，自己在他面前浊臭逼人。
白先勇自称由于家庭和父亲和教育，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说：“我爱中国，爱的是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我们的国家政治上不能统一，文化上确实暂时可以统一的……”对昆曲的推广，是一次美的实验，大概也是一次文化统一的实验。此时的白先勇，坚定而又有些咄咄逼人，又不像贾宝玉了，更像一个
将军。
2012年7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某杂志采访白先勇所作。
我跟随了白先勇两天，那时他正宣传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白先勇先生敬业、和善、健谈。但那于我，却是一次很失败的采访。
采访之前，我读了白先生的全部作品和大部分的采访，两天的采访，我却发现自己得到的信息，并未超越我已知的内容。
是我太年轻了，白先生经历过的那些浮华而动荡的岁月，对我来说是水中月、镜中花，我爱慕欣羡，伸手一碰，它就碎了。
白先生不老，可也老了。他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写过小说了，他一年之中只有三个月待在台湾或大陆，接受各种采访：回忆父亲、回忆有一面之缘的宋氏三姐妹、沈从文、张爱玲，对昆曲的热爱。
——永远不必担心没有听众，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会对那段传说般的过去沉醉痴迷，年代越久，那段历史就显得越神秘而吸引人。
白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过极其静谧而千篇一律的生活。时间停止了流动，生活停止了更新，他一遍遍描红自己这些回忆，钩边，上色，让它们重新变得鲜艳而吸引人。
生命的运转，会在记忆里稍微打个盹，但随时会醒来。
我听说过一件事，齐邦媛先生为自己预签拒绝心肺复苏声明，放在写作的书桌上。白先勇见了，说：“啊，这我也签了。”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版画家章学林60年代从浙江美院毕业，1980年来到美国，认识一个叫做木心的漂亮老头。木心写作，写得好，章学林很佩服。后来，章学林却对木心有了不满：“木心老师你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群众观点。”
木心立即回应：“群众没有观点。”
章学林很气愤，他是受延安文艺影响的一代，接受文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70年代还做过《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版画，听到这样的观念当然愤怒。二十年后，在木心的遗作《文学回忆录》的首发式上，章学林承认，木心说的是对的。
《文学回忆录》准确地说，是一部讲义。
80年代末，一群大陆和台湾的艺术家、作家来到纽约，便把他乡做故乡，聚在一起。画家张郎郎对于这批人有个描述，很精到，他说：“没有现代嬉皮那么疯狂，属于古典雅皮，文化张扬，作风浪漫，生活清苦。”
艺术家们到了美国，一下子从“未来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的共和国语境，掉入了“边缘人”的地位，不适应之余，对于艺术与智识也有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欲。那时的陈丹青看到木心的作品，觉得非常惊艳，介绍给阿城，阿城看了他的画作，觉得好极妙极，又复印了一叠寄给何立伟……大隐隐于纽约的木心，就这样被这群华人艺术家知道且仰慕，他们时常去木心家中串门聊天至晨曦，最后索性央求他开授正式文艺课。
文学课就这样开起来了，像是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自言“若丧家之狗”。木心带着学生，在精神和艺术的世界里做时空的徜徉，行过之处，有情有义。乔伊斯说：“流亡，就是我的美学。”木心说自己不如乔伊斯阔气，只敢说：“美学，是我的流亡。”
若以孔子弟子类比，那么陈丹青一定是颜回了，聪明过人，身体力行，任劳任怨。每堂课都写下翔实的笔记，五年的课程一共记录下厚厚的五大本，也就成了《文学回忆录》。
陈丹青写道，木心刚刚教他们的时候，惊讶道：“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啊，原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木心是乌镇人。出生于1927年。
那一年，国共分裂，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内焦外患，注定是个大时代。再后来，乌镇沦陷，由汪伪政府统治。
但大时代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的轰轰烈烈，木心的童年似乎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他自己描述，“我们小孩子们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孔孟、读诗词，也读外国翻译小说。看画，看山水、看水墨，也看西洋
油画。
旧时的富裕人家都有这样的习惯。棋圣吴清源的自传中，写道他们兄弟几个在家中聘了家庭教师来背诵四书五经，不去上小学堂。1919年，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我们接受的历史教育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可童年的吴清源似乎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宅门一关，生活中仍然只有下棋。
大时代是为少数人准备的——电影里的革命中永远一呼百应，可在现实中，也不过是百人而已。除去那些弄潮儿，大部分人只是时代的承受者，敌人来了，便谨慎苟且度日，敌人走了，继续谨慎苟且度日。
少年木心，真像是西洋小说里写的贵族少年——“万事皆足，只欠烦恼。”他描述自己的少年生活：“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
十几岁之后，他结束了这样平静而富足的生活，到了省会杭州读艺专，后来又去了上海读美专。
1947年，内战如火如荼。一向只有羡慕别人生活跌宕丰富的富家少爷木心，成了热血青年，发传单，号召人民反抗政权，俊俏如姑娘，却有一身极硬的反骨。白天闹革命，晚上点上一支蜡烛弹肖邦。
木心领导学生运动的结果，就是被当时的上海市长亲自下令开除，又被国民党通缉，走避台湾，直到新中国成立才重回大陆。
章学林在80年代抱怨木心没有革命意识，其实，革命不过木心生命中一小段形成而已。他后来写道：“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
木心并非没有革过命，只是发现革来革去，成功与否，都是革了自己的命。若不成功只成仁，那是圆满，是死。若成功而没成仁，那革命者成了当权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东西消失，那亦是死。
木心自言：“从十四岁写到二十二岁，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该‘绝笔’，可我痴心一片，仍是埋头苦写。结集呢？结了，到六十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
他二十二岁那年，刚好是1949年。那时，张爱玲对苏青预言道：“来日时势变了，人人都要劳动，一切公平合理，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
木心也意识到“我们这种人是用不着了”，却仍坚持写着。直到“文革”，他的所有文章全部被缴毁。可以想象，木心这样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人，生活在太平年景尚难如鱼得水，生活在火热的“文革”时代，会有多么痛苦。他写道：“‘文革’期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我实在气愤：他也配对海涅乱叫。结果我被批斗。”
他“文革”被囚禁十八个月，在白纸黑色的钢琴键盘上无声弹奏莫扎特和肖邦，在理应写交代材料的白纸上写诗。对于“文革”，木心在文章里从未控诉或回忆，只留下一句淡淡的俳句“我白天是奴隶，晚上是王子”，以及一句感慨：“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木心临终前，陷入了谵妄，时常认不出人，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他对陈丹青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可见并非“文革”不恐怖，也并非他已用强大的艺术修养打败，他只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克服这梦魇。
“文革”过后，木心先在大陆住了一阵，后又去了纽约，晚年回到故乡乌镇。
木心少年时受了文学的启发，向往丰富的人生经历，于是背起行囊，把几十年的人生过得跌宕入戏，所有的跌宕又成了篇章，成了写作题材。一生由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了文学。
木心说：“我一生的各个阶段，全是错的。”
这话听起来悲凉，但或许是对的。木心死在乌镇，乌镇是个小镇子，殡仪馆也是小小的，挂着俗怆的绸布和标语，看起来十分可笑。是陈丹青赶来，花了两天两夜，才布置成体面得体的样子——连死都是如此。
陈丹青果然像颜回。孔子差点被杀，而颜回又和大家走散了。等到颜回终于赶上大家，孔子说：“以为你死了呢。”颜回回道：“子在，回何敢死。”颜回的存在，不仅是完全顺从，也是为了延续老师的鲜润光辉。
任何时候的传道授业都是危险的，传道的“道”越是至诚至善，这种危险甚至越大，如木心所说：“山下坐着密密麻麻的平民，谁顿悟耶稣在讲什么？两千年来，也极少有人明白耶稣说这话出于什么心态。耶稣的知名度来自误解。当不含恶意的误解转为饱含恶意的曲解——十字架就来。”
至诚至善的道，总是教人牺牲。《十诫》里讲不可跪拜侍奉其他的神，是讲牺牲。《金刚经》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讲
牺牲。
木心的老师福楼拜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这是讲对于生活的牺牲。
木心说：“我养我浩然之气，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人际关系上。”现代人的失败，就在于不肯牺牲：“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生活没有这么便宜的。”
他没有子嗣，晚年避世又避人，身边只有两个年轻人在照顾，避于莫干山写作，提笔如轻叹：“是我在寂寞。”
寂寞不只是在生活上，也在文化史上。我们的文学史是一片封建王朝的沉疴，一片火热革命后的废墟，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打通中西文化，重新理解方块字，展开一幅完全不同的壮阔组图。直至今日，我们对木心仍是保持着警惕的崇拜，大陆文化界对他几乎噤声，这是源于他的陌生，还是我们的无知？大陆评论家们不熟悉他的腔调，把他的曲高和寡误以为是“木心的尴尬”，认为高不成低不就，既不能对现有的文化人产生影响，也不能使没有文化的人对他发生兴趣。
那又何妨，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就不是写给群众看的。反正都是误解。
木心喜爱《诗经》，李白有诗，“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木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大雅，能用一派衰败的文明气脉托举出他的雅致，亦是我们的幸运。
2013年1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新周刊》纪念木心的特刊号而作。
第一次接触木心，是高中在学校书店里买过一本《即兴判断》，全是极聪明又隽永的小短句，很吃惊，不知道这个“木心”是哪个时代的人，他/她又有多大的年纪，仿佛黄河之水天上来。
后来经过陈丹青的一系列介绍与推荐，才了解了木心——当然，说“了解”是造次了，只知道云深缭绕处有大山，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2012年，木心先生去世，葬于故乡乌镇，我去乌镇参加他的葬礼。那是个小地方，唯一的殡仪馆十分简陋粗鄙，墙上挂着“不要封建迷信”之类的话，以及对未亡人淡薄的安慰。陈丹青几乎不眠不休地工作了几天，布置灵堂，挑选葬礼的音乐，这才用一种体面的方式送走了木心先生。
如今，木心的文字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为人所爱，有人会为此觉得很愤愤不平，如同自己小心珍藏的音乐忽然成了发廊里也放的流行歌曲。我倒觉得这种愤愤没有必要。宣传木心，他会有种种被理解的可能性；不做这些，连可能性都没有。
读者在书店流连挑选，作家却无法挑选他的读者，这是作家的
宿命。
审判童年
第一章/家里的鬼影幢幢
一 手足
——我只是你行走的影子
一卵容不得二胎
我没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姊妹。直到现在，我对此也没有什么遗憾和感慨。我想，人只有真正地长大了——或者说，当后天培养的“人性”代替了天生的动物性的时候，才会感激当初在子宫里，有个资源共享者。
我曾经称赞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眼睛真大，长得真漂亮。只见她的同胞妹妹立刻躺到地上，身体僵直，用牙齿狠狠地咬住自己的拳头，五官全变了形，小脸儿涨得通红，全身战栗着愤怒地颤抖。
这一连串迅猛又激烈的反应看得我愣在那里。
人一生中能看到真正性情发作的时候不多，特别是当人被社会这个巨大的消化系统消化了之后，“道德”“人情”培养出的人造情绪会冲在前面，主导了人的情绪。大人爱逗小孩，蹲着做出种种无聊的举动逗孩子发癫发怒，恐怕多半也是喜欢看他们原始小野蛮的反应。说到底，这同一些无赖穷追不舍地胡搅蛮缠，从街头追到巷尾，只为看到人失去理智而抓狂的一刻，性质是差不多的，都有着高等物种对待进化不完全体的优越感。
然而，现在的孩子被教得太好了，露出的孩子习性也是被教育、学做出来的“孩儿脸”，做作极了。但当你夸赞他们的兄弟或者姊妹时，却可以真切地看到他们完全不加掩饰的动物性情绪，那么纯粹鲜活的表情，简直可以拿进实验室研究。
圈养在一个家庭里，当天长日久的偏爱，代替了疏忽造成的厚此薄彼，就让人有些笑不太动了。
两个孩子中，哪个会得到更多的宠爱？
要回答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激赏孩子的张扬显眼，有的长辈也独怜孱弱讷言的小心肝。
然而，决定家庭宠儿的并不全然是赌博性质的点兵点将——还是有依据有规律的。不受宠的孩子各有各的天可怜见，得宠的孩子却有共通的得天独厚——他们都是更具有家族特征的那个。
一个叫做让－保尔·杜波瓦的法国作家写过一本好小说，叫做《一个法国人的一生》，开篇就写到“我”的哥哥是家中的宠儿。我的祖母尤其偏心我的哥哥，因为他有着父亲的相貌和父亲严谨成熟的征兆。“至于我，不过是在一个根部生出来的分叉，一滴精液的后遗症，一次神意瞬间的疏忽，一个胚胎的错误。”
婴儿刚在人世间探出头脑的瞬间，就面临着一项审核。考官是父母，他们只是简单地检查一下四肢，不客观地评价一下婴儿的美丑，然后就急着在婴儿尚且混沌的五官里，仔细地辨认着哪里隐藏着自己的痕迹。
这固然是人性里自私又丑陋的表现，但对于独生子女来说，这个考核多少无关痛痒：只要长得不像邻居老王，都能得到相对饱和的爱。对于兄弟或姊妹来说，他们的人生还未开辟鸿蒙，就得经历这场残酷考评。
兄弟和姊妹再酷似，也顶多是长得一模一样，智商相差无几，而不可能血液里也具有一模一样的家族遗留。所以，所谓“等分父母相同分量的爱”，只可能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有许多人，要等到哀乐中年，人世间的辛酸苦乐尝了大半，才能松口谈起父母对兄弟姐妹的不公，嘴角仍要带着点介怀的酸涩的笑。这样的委屈，只能自己一边内伤一边消解，而不能投诉，到底，这是无法申诉的不公平。
金枝欲孽的兄弟
所谓“成长”这件事，说穿了，就是一个接受不那么讨人喜欢的真相的过程。其中一个真相就是：你必然生活在一个智力和体能都参差不平衡的环境中。一些人比你弱，其他的人比你强。
这个真理，在所有难以下咽的生活真相中排在“倒胃口排行榜”的前几名。我用了很多年才忿忿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接受了之后，我就想方设法地逃避它。在童年的大多数时候，我都能成功地对周围空间不相等的智能视而不见。
但是有兄弟姐妹的孩子，过早过频繁地用童稚的眼直视这个现实。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维系在一块灵敏的跷跷板上，劳累心神，都是为了争取它的平衡而做无谓的抗争。
在《一个法国人的一生》这部小说里，“我”的哥哥有一个玩具，是一个六匹白马拉着的烙铁马车，那只是来自白金汉宫附近某个平庸的纪念品店铺的产品，但“我”的哥哥从来不把它借给“我”，借口是它太容易坏而我太小。
当“我”闭上眼睛，“我”也能看到它们在“我”眼前奔驰而过，由“我”哥哥——勇敢的御手执鞭驾驶，在发光的车厢的高处随车的颠簸而摇动。
“我”的哥哥十岁的时候死去了。在他死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摆脱他，就是占有那件玩具，就是偷盗他，以不忠的继承人的狂热行为。“我”希望凭借这个物件，给“我”一部分他的荣耀，他的合法性。是的，在“我”哥哥死去的时候，“我”偷盗了他，没有内疚没有悔恨，甚至没流一滴眼泪。
大多数人读了这个故事，怕是要摇头说“不像话”的。也会有宽容温柔的人，把作者的讲述看做是对少不更事的忏悔和告解。只有同样在那个跷跷板上骑虎难下、苦苦挣扎过的人才能理解；即使理解了，也不会击节叫好，而只能发出默然的太息。
卢梭有个比他大七岁的哥哥。卢梭当然是家里被溺爱的那个，哥哥则备受淡漠，哥哥经常偷跑出去，哥俩只能说是勉强认识。后来，他的哥哥由家里逃走，一去无踪，连一封信也没有。
卢梭说：“这样一来，我就成为家中的独子了。”话语中不免有些侥幸。我却更为他哥哥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庆幸他寻摸到了一条不算太好但也不坏的自我救赎的道路。
血缘手足之间，有太多的情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的了，不耐烦时间消融一切，就只能选择逃脱。卢梭直到写《忏悔录》的时候，漫不经心地回忆起他的哥哥，还认为是因为父母的漠不关心，影响了哥哥的教养，导致他的放荡和出走。
叫我怎么说呢？跷跷板上被高高抬起的那一个人永远是无知觉的。即使平衡轴的另一端消失，他们也只有瞬间的茫然若失，而仍然断然坐在云端上。
世界上唯一比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兄弟更可怕的事，就是在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兄弟的同时，你自己也是才华横溢的。
中国有本书叫做《聪明小孩真聪明》，这本书有个别名，叫《世说新语》。那上面有很多聪明机智的海尔兄弟。海尔兄弟是动画人物，是由智慧老人用高科技手段创造的一对足智多谋的机器人。同海尔兄弟大冷天只穿内裤却有着滚烫火热的心肠不同，《世说新语》里面的聪明孩子，只是径自沉默着延伸着自己的聪明，脸上带着淡漠疏远的神气。
里面讲到张玄之和顾敷，分别是顾和的外孙和孙子，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孩子。顾和总是和当时有名的智者清谈，聊些政治啊玄学啊之类的鬼东西，两个小孩坐在床边自己玩自己的，神情漠不关心。到了晚上的时候，两个小孩就在灯下闭着眼，一起复述主客双方的话，一句也没有漏掉。
想象这幅画面，倒没有太多温馨的感觉，两个孩子端坐着，木端端地对答如流，简直机灵得有点鬼气了。极致的聪明，是让人有种模糊的恐怖的。
中国还有本书叫做《讨厌家长真讨厌》，那本书也有个别名，也叫《世说新语》。那上面有很多讨厌的大人，让聪明的海尔兄弟的童年早早就陷入惨淡。
有句我很不喜欢的俗话，叫做“是骡子是马，拖出来遛遛”。那些家长超级喜欢遛孩子，让完全不相干的闲人决定，哪个是骡子，哪个是马。
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热切地问当权者：“你看看这些孩子里哪个能成大才？”抑或是即兴出题，让兄弟同场作文竞技。
这比生活在兄弟的阴影里还要痛苦。阴影是一种荫翳，在俯首称臣的瞬间，至少能获得片刻的宁静与解脱。生活之所以对我们耳语“在前，永远有更强者”，也是为了催促我们早早认命，而领取各人生存所需的坚韧安稳的小阁子。而这种每天要各显其能、竞出高下的生活是永无宁日的，因为暗处永远有评审团发亮的眼睛。
还是这对兄弟，张玄之和顾敷。顾和更喜欢自己的孙子顾敷，经常说顾敷更聪明，“来来，爷爷亲一个啊。”这让张玄之很不满。有一年，张玄之九岁，顾敷六岁，顾和带他们一起到庙里去，看见卧佛像，顾和又开始耍奸耍无聊，同时给两个孩子出题：“孩子们，你们看佛的旁边，为什么有的弟子哭，有的不哭呢？”
张玄之说：“得到佛的宠爱，所以哭；没有得到宠爱，所以不哭。”
顾敷说：“不对不对，因为达到了哀乐不动于心的境界，所以不哭；因为不能脱俗忘情，所以要哭。”
真是讨厌，这时候也要争。
对于小孩子恨得咬碎牙齿的嫉妒和哇哇大哭，我能边吃爆米花边看得直笑。兄弟间为了争抢什么而厮打，我也能带着兴致，在一旁袖手旁观不去劝阻。但，对于孩子隐忍的斗智，委屈的争宠，我简直要背过脸去不忍心看，尽管我知道那是机智又稀有的。
为了生存， 只能选择成为他的反面
这样看起来，好像只要有手足，生活就像《动物世界》里的非洲大草原，到处都是残酷的优胜劣汰和你死我活。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兄弟或姊妹的存活率并不见得就很低。有种兄弟关系永远是那么和谐而稳固，那就是当他们“性格迥异”时。
大部分的兄弟和姊妹，似乎都是性格互补的，内敛的妹子必然有个活泼的大姐，开朗强壮爱打架的哥哥，身后必然跟着一个瘦弱纤细、女孩子一样的弟弟——开什么玩笑！我早上起来穿袜子，都没有这样一配一个准儿过。
有一对著名的兄弟就是这种性格相反的典范：鲁迅和周作人。鲁迅比周作人大四岁，他们的弟弟周建人说，大哥是比较尖酸刻薄的那个，喜欢给人起难听的绰号。二哥周作人则完全相反，他“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
这是来自旁人的评论。而鲁迅和周作人各人对于童年的回忆却很少提到彼此，让我们只能把单人的画面，强行安插组装进一个场景里面。
有一个场景总是挥之不去。黑漆漆但是有月亮的晚上，几个小兄弟并排躺在床上，鲁迅压低声音，絮絮地对着几个弟弟讲童话——那时不叫童话，叫大头天话。“天话”的材料是白天在书上看的，尽是一只头的怪兽，两只头的怪兽，三只头的怪兽。鲁迅把这些怪鄙的材料，虚幻出一个仙山来，平时万物顿时缈缈像是能瞬间变化，窗外月亮是涂了赤脸的妖怪，木床嘎嘎声难保不是什么鬼怪惶迫的嗷叫。
周作人的角色呢？他只有在黑暗处眨巴着眼睛，或是在枕头簌簌响的寂静中，终于按捺不住，追问道：“然后呢？”
这对兄弟的禀赋在他们幼年的时候就分配好了：哥哥是想象力丰富的那个，有领导力的那个，笔刃锋利的那个；弟弟是带古董气的那个，追随的那个，冲淡散文的那个。
我想，就是这种各就各位的角色扮演，才能让周氏兄弟之间关系一直蛮融洽，直到中年才翻脸。
波伏娃在姊妹中也是扮演鲁迅的角色，她喜欢排幻想剧，而且总是让妹妹扮演自己指定的角色。妹妹忙着全心崇拜她。波伏娃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妹妹的存在，才使我维护了我的个人自由。她是我的同谋者，我的随从和我的创造物。”
有一个性格迥异的兄弟是值得感激的。但是我们应该感激谁？感激基因排列组合出神入化？感激造物主鬼斧神工？——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在胚胎阶段，就对兄弟的个性和天分有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分工。
我不习惯向陌生人感恩戴德，更喜欢在人性里找答案。
我有种怀疑：兄弟间所谓迥异的性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前后思量、左右算计之后做出的选择——“好吧，我就采用这种性格好了。”
如同在漆金木箱子面前选择戏服，来得早的，还能自由选择熨帖于自己性格的装扮；来得晚的，就有些无奈了。白脸的戏服被人穿了，自己就只能选黑脸；有人先穿了青衣华丽的绸缎襟子，自己只能草草系了条丫鬟的白裙子就出场。
小时候，我经常和一个同龄的远方亲戚过短期的姊妹生活。每到假期，亲戚们就把我们扒拉成一堆——“你们小孩自己去玩吧。”
她长得比我好看，五六岁时，眉眼间就有种少妇的俏丽。她比我要受宠和娇纵，爱生气，总爱把人锁在门外，动不动就让人哄，而且要多人连哄，实在没事，也要人的名字翻来倒去地高声呼唤。
然后，我就暗自决定成为“成熟懂事”的那一个。我还记得有一次，大家庭同桌吃饭。我的小亲戚忙着挑食，尖叫着挣脱种种食物安排。在她大闹饭桌的时候，我则连连欠身，含着下巴面带微笑，给在桌的所有大人布菜和倒酒。这行为其实完全违背我的常态，我并不太习惯于这种赤裸裸的做作。然而那天，我坐在小亲戚的对面，隔着整个圆桌冷冷地看着她，决心一定要做出一副和她截然相反的样子，一定要处处举止都和她形成参差对照。这种心情非常强烈，以至于我立刻就起身，做出自己日后羞惭不已的情态来。
后来，只要是假期与小亲戚聚首，我就表现出一种八面玲珑的老实乖巧来。如果，她有片刻的宁静与懈怠，我就立刻开始乖戾，恃娇行凶。家里永远有高而尖的声音，与低而缓的声音高低起伏，遥遥相和。
大人并没有因此就评判哪个孩子更讨喜，反而觉得各有各的可爱，大人们还有种坐享“齐人之福”的顾盼自得。
现在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意识地选择某种面具戴上。
生活不易，为了双手擎出一片天来，每个人都要打磨和绘制一层层面目，用来遮住返祖还原的本来面目。
若你有个兄弟，那你得提前赶工做一个浓墨重彩的、另立山头的面具。
兄弟之间相处，太多的相似让各人的生存变得狭窄而呼吸苦难，一扭头就撞上另一个酷肖的人影；一转身，两人身上的共同点就摩擦出燃烧的火星来。
只有当其中的一个人抽身而退，另择居所，逼仄的空间才变得疏朗，有了一块宝贵的余地来培育彼此的“无间”。
二 祖父祖母
——家里拿着号码牌，排队准备着升天的旅客
慈祥有爱地谋杀亲孙
我总有这么个印象：只有百般无奈，或者是父母不负责任到了极点，才会把孩子放在一个只有老人的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