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几年来从没有停过一刻钟的躁戾，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宁静的安息。在网吧潮湿、刺鼻、几乎以固体的形态流淌的空气中，他仿佛回到了幼儿园的床上，被雌性呼吸时吐纳的清新包
围着。
最让他惊奇的是，他一直以为幼稚无聊的幼儿园生活，竟然是他最成熟而敏感的时期，竟然储存着这么多充盈的回忆，俨然是缤纷的感官世界。
他的同学听到身边半天没有声响，好奇地瞥了一眼，惊奇地发现“班长”脸上流露出了一种稀奇的神气，那是一种雄性动物在交配之后特有的酣畅平静。
好几个小时之后，班长给电视上的这个少女写了一封深情却含蓄的电子邮件，回忆了一些幼儿园的往事，那些温情的东西，猪肉白菜包啊，不知道老师退休了没啊，他悲哀地发现由于他们地位悬殊得如同王子和村女，他们共有的记忆如此之少，他最后甚至恶毒地造谣王美美已经发福，希望以诋毁她的情敌来获得好感。
少女收到了信，在一堆琐碎的抒情中，她看到她的班长正在小心翼翼地拉扯她一起回躺到那张幼儿园的床上。少女冷笑着，不无幸灾乐祸地想：班长，我们回不去了。
堕落的乐园
我收到了我口口声声号称“朝思暮想”的班长的来信，没什么犹豫就删掉了。这不仅是基于我冷漠的本性，更是因为我不同意他把那里看做幼儿伊甸园（经过纯洁改良版的），在我眼里，这个伊甸园剩下的只有堕落的成分而已，并没有什么欢愉。
我假期回到老家，总是经过我待过三年的幼儿园。隔着栅栏，我看到园子里散落着的大玩具，搭了一半的积木，跷跷板，生了锈的小轿车，只有一半鼻子的木头马。上课时间，没有人，只有这些死气沉沉又五颜六色的活物。
它们是这么小。十几年前，当我还只有五岁，在老师的灼灼逼视下被迫与它们做游戏，也忍不住注意到——它们是如此之小。
那时候幼儿园里有个最高级的游戏室，屋子不大，但是个完整的社会，有银行医院商场警察局，真实的世界被潦草地模仿了，小心翼翼地把内核去除，剩下鲜亮温馨的外壳。这个高级的地方，我们一周只能进去一小时，每次进去都要脱鞋脱衣服，几乎要把全身都扒光，只穿内衣和秋裤。
不许说话。每个人进去之后，都安静而激烈地抢假人道具。所有假人都长得一样，光头红嘴唇，惊惧的大眼睛，肘关节泄露出白花花的棉花。我们只能依靠他们的衣着打扮来分辨他们的身份。
我因爱幼儿园班长而获罪，遭到他下令的集体抵制，总是抢不到任何假人，只能看着其他人和他们的假人忙碌地生活在一起。假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地全是成双成对的，每个人牵着他们的模拟人，和它快乐大声地对话，给它边扎针边安慰：“疼不疼啊？”给它铐上手铐百般行刑；跟它重复进行甜美有礼的对话：“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我抢不到人，只抢到了一堆道具。我无聊地坐在地上，给自己打针，给自己上手铐，玩弄着满地碎纸甜美地问自己：“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请问你要存多少钱呢？”
这个房间老师是不许进的，因为这一个小时是被划在“自由活动”里的。但这是个透明的房间，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都有意无意往里看。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很奇怪的景象吧，一群人，却不像人——圆短只穿贴身的内衣裤，像一个个尚在分裂阶段的大细胞，和逼真的大假人无声却夸张地过生活。
我们也知道自己被看着，因此即使是不屑，也要表演兴趣盎然的样子。还好，这是所有孩子最熟练的戏码，一直演了两年，到幼儿园最后阶段，我们都已经长得巨大，还蜷藏着自己的四肢，微缩在这个比例失调的世界里。
这幅景象几乎是所有幼儿园生活的缩影。我们按规定游戏，按剧本表演，按配给活泼，按剂量快乐。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总有大人在观赏，也观察着。
把所有幼儿集中起来做游戏，似乎是幼儿教育法的巨大进步。这种做法，其实来源于近代对白痴和弱智的研究。
在此之前，对幼儿的教育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章法，“学前教育”也是一个劲地学。直到18世纪时，德国一个叫做福禄培尔的人出现了。
他很笨，笨到哀伤。他的爸爸教他阅读、书写、算术，却发现他什么也学不会。福禄培尔晚年在自传中申辩道：“我的父亲因为事务太忙而没有时间来教我。”可实际上，是他的学习进度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心智，他的继母甚至很认真很认真地担心他的笨会影响到同父异母的弟弟。
福禄培尔的父亲本来对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决定把福禄培尔送到学校。然而是送到乡下的女子学校。
那里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安静有秩序，不涉及任何和知识有关的东西，即使稍微涉及智力，也是如此小心彬彬有礼——“这一周让我们全神贯注地照顾一棵草”；“请你烹饪出一块小圆饼，注意，要非常非常圆哦。”
福禄培尔在那里，一下子从智力上的矮子，跃居淑女界的
巨人。
他晚年很害羞地承认说：“这所学校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儿童。”他把他在女校接受的女德教育，结合近代对白痴的治疗研究，再加上对自己因为笨而受鄙视的自怜，开办了近代第一个幼儿园，一个现代幼儿园的模板。
在那里，他把真实社会全部抽离，而摆放着他称之为“恩物”的东西，包括一些立方体，一些小球，还有另外一些立方体。这就是幼儿教育的所有教材，这些无聊的东西隐藏着只有福禄培尔本人才能解释的深刻内涵——什么宇宙运动统一的神意，艺术和科学的分解的本质等。幼儿小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力，不需要接受任何理论和讲述，不需要看任何艺术实品，只需要长久地凝望着一堆木头。
福禄培尔的幼儿园办得很成功，贵族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跟在一颗球后面狂跑，心里宽慰地想：“哦，他领悟到所有真谛。”
我则不信任任何模型式的教育，任何无危的东西同时也是无效的。无论幼儿园怎样去掉任何一点点和现实雷同的元素，真实的、原始的、成熟的、残酷的人性还是会浮现，在大人们移开他们视线的时候。
史铁生讲过他幼儿园时候的记忆。他的幼儿园的管理者是两个年迈无能的老太太，恩物是两匹木马，“下了课，所有人都一窝蜂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操，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蹦儿，或者连人带马归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压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
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
这时你唯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会发现，这惩罚并不随着她们的制止而结束，这惩罚扩散进所有的时间，扩散到所有孩子的脸上和心里。轻轻的然而是严酷的拒斥，像一种季风，细密无声从白昼吹入夜梦，无从逃脱，无处诉告，且不知其由来，直到它忽然转向，如同莫测的天气，莫测的命运，忽然放开你，调头去捉弄另一个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得有鬼魅徘徊。”
如此欢乐之童年
我也害怕上幼儿园，不过是为着肤浅得多的原因。
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每天的晚饭都是猪肉白菜包子和稀饭，我那时候每次一听到饭点铃就手握小钢碗，万夫莫敌地冲到第一个，结果老师每次一瓢倒进我碗里的都是最上面一层略带乳白色的开水。
吃完了饭，我们就挨着墙整齐地坐一排等着家长来接。老师穿白大褂戴口罩，武装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拖地收碗，把一天的狼藉拾掇成从来没有人生活过的样子。她十分疲惫，再听到一声“老师老师……”就立刻会大力呕吐，因此命令我们背贴着墙壁坐好，不许说话不许动，最重要的是不许下地，踩脏刚擦干净的地板。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就想上厕所。如果这个时候，我的体内有个针孔摄像机，它能观察到的就是我端坐的身体内部的连续小爆炸，从膀胱开始爆破到心脏，最后以大脑的轰然一声结束。
我不敢说我想上厕所，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焦灼地期待着自我毁灭，一动不敢动，生怕惊动了膀胱。我的自我控制能力奇强，每次都能强撑到老师在门口叫道：“蒋方舟，你妈妈来接你啦！”
我就跳下椅子，跌跌撞撞地冲出去，一边跑一边尿，一边百感交集地号啕大哭，沥沥拉拉地在我的椅子和幼儿园大门之间留下一道漫长的、泪尿相融的水渍。
日复一日每天如此，后来即使我晚上不喝稀饭干吞包子，也永远会准点听到膀胱爆破的倒计时，然后号啕大哭地尿着跑出去。
这样的感觉乔治·奥威尔在《如此欢乐之童年》中也描述过，他也是个频尿的小孩，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含着泪向上帝虔诚地祈祷“请保佑我今晚不要尿床”。但第二天，他永远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苏醒过来，根本没有机会掩藏自己做的事。他的绝望我感同身受，那种绝望，那种在做了这一切祈祷和决心以后仍旧不见效的委屈伤心情绪。
比我更不幸的是，在他的学校，尿床是要受到体罚的。他在一个尿床完毕的早上被殴打得连刑具短鞭都断了。他有气无力地抽噎着，却不是因为痛——“我之所以哭，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
如果说幼儿园教育了我，那么它只深刻地教会了我一样生存本领，那就是自憎。
控制自憎情绪的是初级神经系统，原始人就有这个系统，那时候初级神经系统只有简单极端的二元划分结构：有利于繁衍的，不利于繁衍的。
我们现在看到原始人的画像，他们要么快乐得要死，要么痛苦得要死，情绪没有中间状态，那是因为他们大脑的判断机制还不完全，每件事情都被判断成和种族生存有关的大事。
很多很多年之后，人类学会了理智判断，也进化出更高级的脑组织来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有一件事日复一日重复地让我们自我厌恶，理智会慢慢消失，我们又会回到原始人的大脑，遵从初级二元神经的判断——把一件小事都划为威胁个体存在和种族繁衍的重大危机。
于是，我们开始强迫性自憎，我们开始无意识地给自己撂狠话：“我是个白痴，我是个废物，赶紧天降土石把我活体掩埋了吧……”——基本上就是我靠墙坐着羞愧地与自己搏斗时说的那些话。
孩子用来强烈自增的大脑边缘系统，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成熟了。但是，用来苟且自己和开拓的中枢，到了二十多岁才
长成。
在此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由鞭打得到的教训中：“我如今是在一个我不可能做个好孩子的世界里。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被丢进去的环境是多么严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加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坏。”
2008年9月—2012年12月间
附记：
这篇文章的写作跨越了好几年。最初写，是想找一个合适的方式告别童年，告别天真与恐惧、幼稚与无畏，告别美好，也告别不快乐。
我曾经在一个小型的沙龙讲过其中“母亲”一章的内容。当我说到“没有一种母爱是合适的”时，一个女性听众愤怒地制止了我，她说：“你怎么能这么说母亲呢？母爱多么伟大！你不知道她生你养你多么辛苦？”
我当然知道。我们提到母爱的时候总是用“伟大”“无私”这样的词，提到童年总是用“无忧无虑”“金色”这样的修饰，完全没有犹豫，没有过问过深埋的记忆。
我不想做一个歌颂遥远的月亮有多皎洁的人，而想看到它黯淡坑洼的一面，那是真实。我们抱怨孩子总是吵闹和哭泣，而当我们蹲下，和孩子同一个视线，看到的都是大人密密麻麻的腿，看不到路也看不到人的表情，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恐惧从何而来。我想回到那个低的视线。
看到过一种说法，说当一个人产生羞耻感的时候，童年便结束，青春开始了。我想，一个人的羞耻感丧失的时候，他的青春便结束了，中年开始了吧。
代后记/写什么
看一位我非常敬重的文学前辈的采访，他说自己几乎半年没有写作，“每天都在混过去，写好的东西不想改，写了一半的东西不想回头看。突然写作失去了一切意义。”
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
算下来，我写作竟然已经十七年了，其中最长的搁笔期，是高考前的三个月。其他日子里，几乎一日不写作。每隔几年，我都会带着巨大的自我怀疑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
童年时候，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和周围人区别开。所有人去同一所小学，读同样的课本，有同样的前途，我不愿如此，写作就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救命稻草。
青春期，写作是为了克服孤独感。过于依赖自己的与众不同、习惯旁观的姿态，让我对生活有种疏离的态度。从中学到大学，老师给我的评语永远是：“无法融入集体。”越是格格不入，就越要依靠些什么来逃避孤立的痛苦，只有写作，能把寂寞变成一场理直气壮。
到如今，回答“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艰难。
我发现，写作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相反，生活是它最大的敌人，生活的富足或贫瘠，都会让创作失去动力。生活过于平淡，让人没有写作热情；生活过于跌宕，则让人无暇平静地坐在书桌前。只有让生活服务于创作——而不是相反，才能让人长期恪守写作者的身份，一天天地写下去。
随着越写越多，写作带来的满足感，变得越来越小。近几年，我的兴趣从文学扩大至社会层面，大学四年，我几乎完全停滞了小说的写作，而转向写杂文。必须面对的是，“文章救国”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抒写社会现实，只会让人愈发无力，同时还要面对读者的挑剔：“写这些我们已知的社会阴暗面有什么用？你应该多传播一些正能量。”
可是，抛开那些刻意寻来的心灵鸡汤，生活本来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啊。
不久前，一个乡亲给我打来电话。他是我家乡的一个文化商人，在我读中学时请我吃过几次饭，电话的一半时间用来夸张溢美我是家乡几十年出一个的才女，另一半时间用来讲述自己如何为家乡献计献策。
时隔几年，他再给我打电话，却始终语焉不详，支支吾吾，只不停邀请我回老家看看。我不太耐烦，几次暗示自己没有时间长谈。
他这才叹了口气，说起他的遭遇。他翻遍地方志，刨根挖底地发觉某位国家领导人的祖辈曾在我们这个小地方生活过，他向政府提议修建一座祠堂，以便这位国家领导人以后来此地祭祖。
可以想象， 这是他作为师爷一生最得意的作品：终于成功地和权力最高层有了挂钩和联系。他顺势向政府提出了自己酝酿多年的策划——本市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政府点头赞许，画了一张大大的规划蓝图，这里一个标地，那里一个园区。看图，他傻眼了，自己一千两百平方米的大房子被画进规划范围，要遭遇强拆，每平方米给八百块钱的补偿。
电话里，他苦笑，说：“拍马屁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我听得难过，并不幸灾乐祸。严格意义上，他甚至不是一个为虎作伥的人，只是一个一心想与权力产生某种联系的普通人。
人们总是爱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因为诗家们可以激昂地对于大恶大善、大是大非指点江山，可与之相比，我更喜欢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苦涩故事，无常无望、无解无告。他们才是时代的组成部分。
至于如何去写， 所谓公共写作，必然逃不开批判者的角色，我也写过战斗檄文式的文章，满纸愤怒，试图做到“力透纸背”的效果。几篇之后，我就放弃了，并不是出于胆怯，而是不习惯文章中自己那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信奉福楼拜的话：“我相信文学的艺术不会涉及个人的感情，我不想要爱，也不想要恨、怜悯或者愤怒，叙述的公众无私，将因此等同于法律的庄严。”
本书收录的，是我近几年摸索着写出的散文。完成即告别。出版的一刻，意味着我终于可以抛弃它。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克服对于写作的厌倦的我，经常拿“识其时，行其运，知其命，守其位”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珍惜尚能自由写作的“时”，守着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作家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