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竞赛小组吃了最后的散伙饭。柳智宇跟曾经的种子选手、落败后备战高考的同学说：“我这段时间很郁闷，回顾我的整个高中，一次次地重建与打破，到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啊。也许我一生都将这样颠沛，而生命的真谛对于我，就在这颠沛之中吧。不过你放心，心态对我的比赛成绩不会有影响，我的目标很简单：世界第一。”
2006年7月12日，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开始。第一天的题目很简单，第二天的题目很难，尤其是最后第5、第6题，柳智宇被激发了斗志，用上了一年来悟出的应对办法，列出思路，顺利解答。在交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答卷近乎完美。
在斯洛文尼亚旅游了几天之后，成绩发布，他和俄罗斯、摩尔多瓦的选手获得了满分金牌。
学校的网站上发布红字的喜讯：“截至目前我校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十枚，位居湖北省第一。柳智宇同学获得的这枚金牌对我校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校数学学科奥赛史上历史性的突破，我校现在的十枚金牌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各个学科。”
耕读社
来到北大之后，第一件让柳智宇感动的事情，就是在迎新典礼上，一位老师动情讲述了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力开风气之先的事，以及后来在汹涌的社会运动中冒着种种阻力保护学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柳智宇就想：希望将来能成为北大校长。
这是个很快就被遗弃的发愿，但是对柳智宇来说，却一直有个耿耿于怀的执念——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所爱、所欣赏、所熟识的人，为了现实而向理想妥协。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在一群高智商的孩子中成长，他目睹无数天资极好的人因为运气不好，差之毫厘，就被打入平庸的尘土之中。理想太理想，现实太现实，生活必经的跌宕坎坷碰壁，柳智宇都视为难忍的磨难。而柳智宇的梦想，就是能够加入甚至创造一个环境，与一群人“在一个自由、温暖的氛围中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谛”。
这个理想对柳智宇来说，是“未成菩萨，先要度人”了：他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都不断受到考验。眼睛没有康复，经常看了半小时书就达到极限，必须闭目休息大半天，才能缓过来。母亲不在身边，无法帮他念题，他大一的数学分析在期末只得了七十五分。学期末，导师召集十个人的小组，讨论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柳智宇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苦海之中，且苦不自知。
社团文化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柳智宇先加入了禅学社。
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柳智宇高中时候就喜欢探索人生与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写过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论文。但这些思考终不成体系，凌乱跳跃：前一天还是对《离骚》的赞叹，第二天又变成了向同学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
然而参加北大禅学社，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个师姐。
这个师姐当时在美术系读研二，她是柳智宇在孤独大学生活中仅有的朋友，温暖的来源。师姐教会他唱歌：“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这是《楞严一笑》，是宋代法常法师于入寂前的清晨写下的，写完便收足而逝。
柳智宇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从少年时就常常感叹的“天地之大，无可载我之物；众生虽广，无可立我之人”的孤独感一下子找到了着落。
柳智宇从小就喜欢说“中国传统文化”云云，相信此中有真义，然而儒释道三家如此浩瀚，欲辨已忘言。柳智宇一直偏向儒家，觉得那是自我修养的正道。渐渐地，随着师姐把他引入佛家文化的领域，他内心的天平渐渐偏移，觉得佛教更能给人以慰藉，也更能解决他在身体、学习、人际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位名叫熊雯的师姐不久就毕业了，去西安交大当了讲师。柳智宇参加禅学社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属——耕读社。
北大耕读社成立于2002年，创始社长是邓文庆，现在是龙泉寺的贤庆师父。他的继任者是创始人之一的于超，后来也在龙泉寺出家。柳智宇是第四任社长。
耕读社并不是以传播佛教为宗旨的社团。创始人邓文庆的建社纲领写得小心而谦逊。他说社团理念为：一来丰富精神生活；二来习圣人之道，“怀大爱心，做小事情”；三来学习和倡导“有机农业”的新理念，亲手种植有机农作物，推动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
柳智宇则在当选并连任后，更新了耕读社的社团理念。语气与用词，明显多了许多指点江山的豪迈，以及毫不掩饰的野心。
新的社团宗旨中写道——“未来的耕读社，我们希望它……成为沟通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枢纽；并向外发挥社会影响，带动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其对中国及世界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因为这样一个健康的发展、视野开阔、社会普遍认可、可以推广的榜样一旦形成，人们立刻会以我们采取的方式产生信心，会有类似的组织效法而起，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就可能了。”
社团的同学从他不断要“救更多人脱离苦海”的宗旨中嗅出了一些危险的意味，察觉到他似乎在有意地“发展下线”。
一次例行的晚读活动之后，柳智宇放了《和谐拯救危机》，这是一部由净空法师主持的佛教纪录片，由于具有很强的宗教渲染色彩，片子是搜索敏感词，在百度上的搜索结果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这次赤裸裸的宗教渗透，引发了对柳智宇的大规模弹劾。弹劾信上说：“其人笃信佛教，上任后将自己的宗教情绪带入社内，把宗教理念和社团宗旨混而为一，以耕读社的名义放映宣扬迷信、拒绝理性的影片，在校内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最后还嘲讽地写，“希望耕读社的同学不是脸上写满愁苦，还要一心普度众生的愚众，不是自诩高尚、满心想着感化他人的宗教狂徒……”
柳智宇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并不以为意，也没有改变的打算。他已有了自己的支持者。而耕读社也在他的带领下，前所未有地壮大繁荣，并且成为了北大的十佳社团。耕读社的资金并不充足，柳智宇的个人捐款往往成为社团的主要资金来源。
柳智宇是社团唯一的骨干和精神领袖，经常组织一些出游和奉粥之类的公益活动。2008年5月，柳智宇第一次带领社团去参观龙泉寺——他在两年零四个月后选择出家的地方。
介绍龙泉寺的义工是柳智宇的师姐。她说，龙泉寺在正式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时，古老的龙泉出水了，清澈的泉水顺着水道穿过了整个寺庙。
柳智宇还在寺里见到了贤庆法师，也就是耕读社的创始人邓文庆。
贤庆法师说到了他出家的经历：他上大学时读到弘一法师的事迹，在北大读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来到福建莆田广化寺，追随弘一法师的路径出家。他的父母先是反对，而后也皈依了佛教，现在和他一起在龙泉寺生活。贤庆法师负责更新龙泉寺的博客，以平均每天一到两篇的速度，勤快地介绍寺院的每次活动，而他的父母则帮寺院干些杂活儿。
贤庆法师的经历对柳智宇有多少参考价值不得而知，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齐心戮力学佛的画面，至少向他展示了一种可期待的可能性。
柳智宇内心早已从儒士变成了佛教徒。这种转轨看似一念之间，实则足以改变一生。柳智宇的家人，在他给家里的电话中不断普及佛法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柳智宇在不断寻求正解路上的工具之一，就像他当年参加奥赛训练一样，培养的是“一种思路”。
他的父母找来哲学老师与他谈话，希望提供一种成本更小的“思路”，来解决他关于人生的疑问。谈话的结果，是父母拗不过他，只能任他信了佛，而柳智宇暂时打消了——抑或是隐藏了——出家的念头。
除此之外，柳智宇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每天记“善行日记”。
“善行日记”是龙泉寺法师发起的修行，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和“功过格”没有什么两样。把每天的生活分为自己做过的“好事”以及“坏事”，功德加分，过失扣分，月底一计算，年终一评比，功过相抵，看累积点数——够不够让自己得到福报。
柳智宇每天记的“善”，大多是帮助他人，比如“去给不认识路的同学领路”，“借了同学GRE单词的光盘”，“借了师姐一千块钱”。
他的“过失”，则是对自己灵魂深处莫名其妙地声讨，比如“谈话时要多顺应对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高傲心，不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
“善”与“恶”却在这种每天不断的记载中，变成了孤芳自赏的游戏，于外人，生硬而古怪。
比如，在班级活动中，柳智宇会提出在大巴上唱歌以增进感情。这种出发点，无疑属于他日记中的“善行”；而在同学中，却是无人应和的尴尬和干瘪的讪笑。行善成了悖论，意味着以自己的意愿，全心全意地让别人高兴。
对父母的顺应，属于柳智宇“行善”的范围。他自己对前途的规划是念研究生，学“中国哲学”，而父母希望他出国。柳智宇最后同意并且开始准备。
对儿子，柳智宇的父母与其说是干涉，倒不如说是亦步亦趋地追踪思想动态。寒假回家，柳智宇吃饭时表达了对美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满，父亲怕他偏激，晚上就给他读了介绍中美情况的文章，希望他仍然坚持去美国读书的计划。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他的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也因为父母的高兴而高兴。
体谅、顺从、感恩，柳智宇似乎找到了孝的核心。他有时会到食堂认真地点一碗羊肉面，因为母亲叮嘱体寒的他要多吃羊肉。
几个月后，柳智宇却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叛逆——去龙泉寺出家。
龙泉寺
龙泉寺在北京郊区凤凰岭脚下，幽静，不大。在寺里走来走去的有僧人，也有还没剃度的修行者，大多年轻瘦弱，戴着眼镜。周末有义工来帮忙，也有些驱车前来吃斋、放生的人。
负责接待来访的僧人们很警觉，他们人手一部苹果电脑，上网，浏览和搜集对柳智宇及寺院的媒体报道。
柳智宇出家后，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没有见过其他外人。而僧人们很明显没有统一口径，有的说他已经不在寺内，有的说他即日剃度。
住持似乎透露过让他提前剃度的意思。一来是因为他天资高，对佛法学习领悟得很快。二来是因为他有名气，外界视他为弘一法师般的高僧，也能够对弘扬佛法起到一些作用。
然而另一些高僧，例如明奘法师，则对柳智宇不大看好，说他没有僧相也没有僧气，太有棱角了。
柳智宇出家，本来并没有剃度，只是净人，还有回到过去生活与圈子的可能性。媒体围追堵截，已捧他为抛弃红尘的高僧，柳智宇即使后悔幻灭，也没有退路，没有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夕阳下的龙泉寺非常肃穆美好，让人一步三回头地舍不得离开，心里浮现出三岛由纪夫《金阁寺》里主人公的感慨：“倘使你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美，那么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必须美？”
《金阁寺》的主人公叫做沟口，是个口吃孱弱的年轻人，他视金阁寺如人间至美的化身，后来离开寺院，去读大学，渴望介入世俗生活，也试图同女人发生关系，却总是因为金阁寺在脑中的闪现而失败。他认为是它横隔了自己与所希冀的生活，最后只能选择一把火烧了金阁寺。之后，他扔了原本用来自杀的安眠药，抽了一支烟，心想：我要活下去。
人人心中都有“我执”，有他人植下的障。柳智宇一直以为在消除着执念，结果却是在灌溉和壮大它。有些念头——寂寞也好，怨念也好，胸中块垒也好，对自身至美至善的吹毛求疵也好，救他人出苦海的无私与无力也好，这些念头，你以为已经完全消除了，它们却识得回家的路，让你做出不计后果的事来。
现在的北大耕读社已经不是刚创始时候的二十多人，已经有了一千多人。一多半是毕业或校外人员，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柳智宇的宣传效应。
耕读社的论坛上，有人提议要去看看柳智宇，被其他人凉凉地讥嘲：“不知道你来耕读社是什么目的。”发帖的人愤怒地声明自己加入该社，绝没有因为要接近这个传奇的不良动机。辩解了几句，这个提议，随之也就被搁置，然后被遗忘了。
2011年5月
附记：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我高中的师兄，听闻过很多他的事迹，也有过几面之缘。
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他出家了。我非常震惊，花了很多精力去了解此事，了解得越多，心态就从最初的猎奇，变成了一种深切的同情。
因为我看到了他的痛苦。
我想去寻找他，甚至报名去他所在的寺院当义工，然而最终只是远远地见了他一面而已。几个月后我再去，僧人们说，他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儿。他所寻找的东西，最终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我想与他分享一段话，一段让我受益多年的话：
“世界并非是不完美的，或是正处在一条缓慢通向完美的路上；不，它在每一个瞬间都是完美的，一切罪孽本身就已经蕴含着宽恕，所有小孩本身已经蕴含着老人，所有婴儿都蕴含着死亡，所有濒死者都蕴含着永恒的生命……学会爱这个世界，不再拿它与某个我所希望的、臆想的世界相比，与一种我凭空臆造的完美相比，而是听其自然，爱它，乐意从属于它。”
这段话出自黑塞的《悉达多》，讲的是一个青年人孤独地寻找世界之真理、生命之真理、自我之真理的故事。
被绑架的盗火者
1994年12月出生的程齐家，比周围的同学小一点。2010年，他在人大附中——这所声名远扬的名校读高三。
程齐家所在的是英语实验班，而他的强项是数理化。若是按部就班，最好的结局是他将会考进清华的机械专业，毕业后研究汽车。程齐家住校，每周末，他妈妈都会来看他，给全封闭环境下的儿子带来一些外界的社会新闻，让他多些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谈话交流，彼此安心。
高三就这样规律平静地过了一半。一个周末，程齐家的妈妈来看他，聊天中她说一位院士在深圳主持筹建了一所大学，准备招收已完成高中知识学习的高二学生，学生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高水平测试，进入大学后可以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老师们都是知名学者，这所大学叫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只收高二的学生。学校官方的解释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但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真正用意：对直面高考的高三毕业生来说，考北大清华港大，当然是更顺理成章的目标。南科大从高二招生，当然是为了能拦腰斩断、收割优质生源。
程齐家后来回忆说：“南科大就是这样以一方净土的模糊形象被我所认知。当时我未把此事真正放在心上，妈妈也玩笑似的感叹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也只得认命，觉得水木塘边赏月、未名湖畔折柳亦不枉此生。”
年底，班主任拿了一份通知，说南科大将在人大附中高三年级招收第一届学生。程齐家当时已经获得了校荐北航的机会，也自荐报考了上海交大，虽然对南科大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但他立刻觉得这是个惊喜，第一时间报了名。
对于要报考南科大的学生，人大附中不仅没有打压，让他们回归官方志愿，反而给予了让人意外的热情鼓励。除了几次动员，人大的刘校长还专门给想报考南科大的家长开了个见面会，会上和南科大的新校长朱清时电话连线，解答家长的问题，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这次见面会之后，人大附中一共有七个孩子，确定了报考。
朱清时校长的演讲一向犀利而昂扬，“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去行政化”这样的词是屡试不爽的鸡血，而他描述的南科大蓝图更像近在咫尺的乌托邦。朱校长说首届招生时只招五十名学生，未来亦将严格把师生比控制在一比八的规模，小班化教学是教育模式的回归，大一、大二采用通识教育。
可是在对家长的说明会上，不知道朱校长有没有说明，南科大还没有获得教育部颁布的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也没有招生许可，大学毕业后的文凭也可能得不到国家承认。
在咨询会结束几天后，教育部终于向南科大颁发了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这所先斩后奏的大学，方才获得了迟到的准生证。
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是按照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
人大附中特意为南科大自主招生的笔试开设了考场。考试的题目是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考数学、物理和英语，题目比高考要难。
这三门课是程齐家的强项，他考完之后就对母亲说：“绝对没有问题。”
通过笔试的，除了程齐家之外还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比程齐家成绩要好一些，性格内向，出于顾虑，最后放弃了南科大，冲刺北大清华。
通过笔试之后，程齐家就读南科大的意愿更加坚决，它不再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而是未来本身。
因为儿子的坚决，家长也开始衡量报考这所大学的风险。有的朋友坚决反对，说：“政府的事儿你也信？”
风险当然是有的。家长最担心的是政府决策很容易变，“有时候领导换届了，往往一些事情就不好说了。”
南科大的重要推动者是深圳市，也是它的投资人。南科大的前途当然是随着业主更迭而瞬息万变的（后来事实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支持南科大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在2011年5月因为贪腐而判处死缓）。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自授学历和文凭，家长反而并不太担心。“自授学历”是朱清时校长口中高校恢复活力的关键。他说全世界唯有中国是国家学位，各个学校拼命去跟教育部公关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教学水平，这是本末倒置，必须打破铁饭碗。
而家长确实也有更现实的考量。程齐家的妈妈认为对孩子来说，大学不会是学历的终点，他一定会继续深造，但总应该获得一个国家承认的学历吧。
衡量之下，报考南科大，最好的结果是，程齐家接受了招生简章上承诺的高质量教育，有了很好的发展。
最坏的结果是学校解散了，他再回家来参加明年的高考——程齐家说，即使这样他也认了，大不了回来考清华。而他即使明年回来高考，也还比应届生小一岁。
寒假，正月初十前后，南科大在深圳进行了第二轮录取考试。程齐家第一次坐飞机，他自己飞。他是唯一单刀赴会的学生，参加了面试、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
两三天后，南科大打电话，祝贺录取。还没有开春，程齐家就早早告别了如临大敌备战中的同学们。
2月底，程齐家一个人去了南科大报道，他带了几本书，包括易中天的《闲话中国人》，还有字帖和德语书——这些都是他准备上大学后自我教育的内容。
空旷崭新的校园里，全部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人——也许还没有赶来抢新闻的记者多。学生的组成乍一看更让人觉得这不像是一支正规军。
——南科大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前一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这些孩子本来就是特殊的，他们像是从一个试验皿跳进了另一个，而南科大的校长朱清时是中科大的原校长，两个试验皿也属同胞。
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最小的只有十岁，叫苏刘溢，他七岁上初中，八岁升高中，十岁考大学，高考考了五百六十六分，在去年9月就已经入学，是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位学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等候着未来的同学们。
除了他之外，南科大的首批新生里还有十三岁的王嘉乐、岳照，十四岁的范紫藜。
南科大在喧嚷中开学，晚上才得安静。学校安排学生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的是寄宿学校里一群难缠的问题学生，被音乐老师感化，组成了一支合唱团，才能被唤醒，心灵变得温驯
美好。
放这部片子，大概是因为校长猜到了这会是一群难管的学生。他们年纪尚小，早早就被周遭目为神童，过早觉醒，天生反骨，又在外界对南科大的好奇中收获了许多注视。对南科大的天才们，除了教育，大概还有些教化的工作要做吧。
《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曲里唱着：“看看你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步向以后的日子。”
在广州黄埔军校半个月的军训结束后，正式开课。
程齐家笼统而乐观总结他上大学后的感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思想很自由。同学们崇尚智慧，努力汲取知识拓展思想，在这里我们开始关心社会，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他这样概括自己在南科大的常规生活：“这学期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科学、国学、社会学、英语，还会经常由知名学者教授开讲座。大家普遍感觉压力不小。有课时认真上课，没课时自己复习、看书、用电脑娱乐一下，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大家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设计是“书院制”和“导师制”相结合。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可以随时交流问题。一个导师带三五个学生。
到现在，“书院制”已经落实了。院长是原来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唐淑贤。“导师制”却还遥遥无期，困难在于师资。这是南科大从筹建创校就存在的问题，早先在招生简章里公布了的一系列名师并没有全部落实，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职，保证课时已是勉强，更无法充当无微不至指导专业、生活、人生方向的导师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难，更在于与“组织上来了新规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长谈判与妥协。
4月，深圳市委宣布将通过公开推荐方式选拔两名局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
6月，南科大宣布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诺。
5月，教育部说改革要依法办学，要遵循制度，规定南科大的学生必须要参加高考。
6月，南科大的学生写了封公开信，集体缺席高考，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体制的天花板冲，冲顶成功，姿势壮烈且不难看。可谁都知道，姿势不能兑换成胜算，“抵抗”更是与胜负本身无关的事。
“学术自由”和“行政指挥”抗争的战役历史上早有过，且前者赢了。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曾在上世纪40年代大张旗鼓地要求统一动作。当时在云南的西南联大，也被要求实行毕业总考制。虽然其他学校也有牢骚，但只有联大全校一致抵抗。在这项规定实施的头两年，联大是唯一一所拒绝参加考试的学校，教授也对学生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历史和现实如此相似，是因为被挑战的那一方只能见招拆招，路数如此单一。当时的教育部以拒绝颁发毕业证书相要挟，西南联大仍然自行其是。最后，教育部无法，只能作出保全脸面的妥协：联大学生需参加考试，但是全部自动通过，联大不必把分数上报给教育部。到了1941年，联大干脆连过场都不走了。
七十年前，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大获全胜，是因为“学术独立”是学校和执政党谈条件的共同底线。是时，知识精英还有寡头集团的话语权。如今，物是人非，角力的双方不同，赢面自然不同。
大家赞南科大勇气可嘉，看它的目光却像看一名烈士，觉得南科大一定会死于它的“抵死不从”。
“不从”也是由于无奈。早在高考前，师生间、学生间、家长间就因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争论。
朱校长在外地，无法表态。学校则有领导开始组织说服学生家长参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对参加高考的，除了热血而理想的学生，还有焦虑而现实的家长。他们担心：按照国家法规，南科大不能录取学生，肯定会找别的学校录取，例如深圳大学，毕业时如果发深圳大学的文凭，怎么办？国家规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是违法的，学生一辈子背上了高考违法的不良污点，怎么办？学生如果没考好，被当做攻击南科大教学质量的口实，怎么办？最大的风险是，朱校长可能会因此辞去校长职务，这些学生怎么办？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得可怕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大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的孩子们沉重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号。
后有一名南科大的学生请了长假，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对于其他南科大学生动辄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这个退学的学生不吝冷漠嘲讽。他说：“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他认为在南科大是没有前途的，决定参加高考，退出这支被捆绑在一起的盗火者队伍。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设法窃走天火，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上，为鸟兽啄食，却要长生不死，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盗火者是被绑缚的，也是被绑架的。这几乎是所有改革或革命者的宿命，骑虎难下，革命者们用一贯洪亮激昂的调门控诉当下，构造乌托邦；戏假情真，革命者们眼里常含泪水，眼泪也为自己而流。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吧，管他前面是什么。摩西当年恐怕也不知前面是否是深渊，但总不能回身向他的追随者们无奈地摊手劝回。即使摩西是个瞎子或近视眼，也得为了身后被感动的信任者，走向他内心自认为清晰的彼岸。
我问过程齐家，他的理想是什么。在进入南科大之前，他的理想是毕了业研究汽车，这是他的兴趣。现在问他，他则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他的未来被推得更遥远了一些，南科大的未来似乎也被推得杳渺了一些——秋季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不知道第一届学生是否是最后一届。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象的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
2011年6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采访南方科技大学所作。当时这所学校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出现了学生退学、教授罢工等新闻。
如今，南方科技大学搬了新校区，恢复了招生。2013年南科大在全国14个省份共招收新生388人。比起学校获得准批时“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8000人”的规模，这个数字仍然不算多，一位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所在的生物技术专业只有六个人，她觉得南科大和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是“翘课很容易被发现，都不需要点名就知道谁没来”。
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新闻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或许是好事，更有利于它在这个时代缓慢地前行。
长安青年
东莞某镇的电视台，正在举办歌唱大赛的决赛。
比赛的形式学的是已经流行了很多年的选秀比赛，每周都在电视台播放着海选以来的淘汰过程，参赛选手们也在小小的城镇里成为了颇有知名度的偶像。最后进入决赛的有十名选手，比赛完第二天早上就会飞到北京，录制一张唱片。当地年轻的宣传局局长说：“要让他们也进录音棚，圆梦，感受一下当明星的感觉。”
宣传局局长是个80后，漂亮精干，坐在决赛现场的第一排，不时打电话给导播下指示，埋怨主持人不到位，没有把握好泪点，没有“成功催泪”。能看得出，她有层出不穷的想法、用之不竭的动力去把活动办得精良热闹——就像她经常在湖南卫视上看的“快乐女声”那样。想要有模有样，想要样样不输人，可永恒无解的难题是城镇的平台太小，架势再像，最多也只能模仿到两成相似。
选手的专业程度也只能模仿两成。最后进入决赛的选手是从两百多个报名者中选出的，几乎全是90后，唱着那些理发厅、餐厅经常放的港台流行歌曲。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并不是什么演艺生涯的起点。未来回忆起，大概也只是某个狂野的暑假而已。
歌唱的水准只是平平，不过是班级公开表演的水平。直到最后的选手，一个胖胖的女孩，唱着《我是一只小小鸟》，开口刹那便引得观众交头接耳，因为一听就是专业水准，水平高出他人太多。
歌词是：“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歌一直是怀才不遇者的悲情主题曲，字字都是自怜，都是尖利冰冷的控诉。
女孩一共唱了三首歌，难度俱高，高音凄厉，直冲上演播厅棚顶。歌词也尖锐：“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至放大来演吧。”观众无法应和她的音调与节奏，只能愣愣地听，比赛的气氛突然转变，从之前“众宾欢也”、自娱自乐的乡亲之乐，变得略微有些尴尬。
比赛的主办方不想让这个女孩得冠军，甚至之前对三个评委暗示——不要让她夺冠。
原因有两个：第一，她之前学过声乐，对其他选手不公平。第二，她是外地人。这个原因更重要一些，因为比赛的目的本来是弘扬和宣传本地文化，若让外地人夺冠，恐怕会引起镇里人的不满。
女孩最终没有夺冠，拿着亚军奖杯笑容尴尬。她之前的忿忿与悲情似乎也找到了解释：只因为是外地人啊。
这个镇子叫做长安，和唐诗中的古都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古意，倒是更有些“冲天香气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气质。
它是东莞最富裕的镇子。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东莞是中国的加工厂，长安是东莞的加工厂。最著名的企业是步步高和做饮料的加多宝集团。
长安镇像个小小的乌托邦，环境好，人富足。近几年，它也找急忙慌地抓了些缥缈的名号，例如“中国摄影之乡”、“中国书法之乡”，想摆脱大家对东莞“性都”的概念，变成“文化之都”。镇子虽然袖珍，可是什么都不缺。仅仅五星级宾馆就有三个，环境最好的叫“莲花山庄”，是靠山依水的别墅群。山庄旁有高尔夫球场，亦是国际水准。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谁的乌托邦，是谁的天空之城。长安镇只有三万本地人，其余七十多万人全部是外来打工者。虽然外来人被称为“新莞人”，他们是被注射进的活力，却始终与城市的动脉无法融合，格格不入。
三万本地人统治着七十多万的外来打工者——这样的说法也许会有些用词过猛。然而差别确实显而易见，尤其是对年轻一代人来说。
长安本地青年人是理所当然的富二代，他们的成年礼物常常是一辆价值三十多万的汽车。去年年底，长安镇就发生过一件争议事件：富二代驾奔驰撞死人逃逸，而仅仅被判一年半。肇事者的父亲曾经担任长安镇夏岗村村委书记。讽刺的是，肇事者撞死的也是富二代，不过是外来的富二代。死者的父亲是从外地来长安开厂的生意人，生意也做得成功红火，他对最后“一年半”的判刑结果也不满意，却也无奈。原来，即使财富也能够被战胜——被财富+族群认同感战胜。
对本地的年轻人来说，“奋斗”是个陌生的词汇，他们的父母也不太希望他们奋斗。与其出外打拼，还不如固守好家族产业，抑或是进入当地的政府机关，成为体制内的一员。
长安镇为了教育“富二代”煞费苦心，建立了一个“骄子计划”，每个月请一些名人来讲课讲座；举行青少年“文明使者”的评选；包括这回的歌唱大赛，也是一种努力，希望他们在物质富裕的情况下，精神也不贫瘠。
为这些计划而工作的宣传局年轻人，也是本地人，家境优越，刚刚大学毕业。她从地球另一端的澳洲留学归来，最后仍然回到了家乡，在家人的怂恿下进入政府机关工作。
长安本地的年轻人，守着也许几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外来打工者，则越来越清晰地品尝着“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苦涩。
中国的优势是出口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商品，比如出口衣服和鞋子——就像东莞另一个富镇虎门，是衣服的集散地；另外还有些稍微高端些，电子产品之类，比如长安的“步步高”和深圳的“富士康”。
不断上升的人力物力成本让珠三角不再有竞争优势，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是更大的打击。珠三角的“倒闭潮”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东莞倒闭了几千家工厂，大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
那一年年底，长安镇最大的台资鞋厂倒闭了，老板突然人间蒸发，剩下两千多名工人索薪无门。也许很多长安人还记得那时的场景：已经入冬了，数百个愤怒的工人走上长安的街头，他们聚集在自己曾经工作的厂子门口，签名、按手印，要求政府偿还契约终止金。街上有防暴警察警惕布阵。冬天的东莞并没有想象中温暖，工人身上蒸腾出白色的热气，倒让人恍惚想到当年铁西区倒闭，众多工人下岗时的无助茫然。
这件事以政府垫付七百万拖欠的工资结束，但这结局远远称不上“皆大欢喜”。对打工者来说，每个月将近三千块的工资，虽然谈不上什么梦想成真，也几乎没有任何或创业成功或点石成金的机会，但与家乡种田收入结合，二一添作五地齐心戮力过日子，倒也值得背井离乡。
工厂倒闭，令他们不得不被打成原形，回到家乡。坚守下来的那些人，也许在工作机会上能守得云开，可需要忍受的隔阂与不公却无法修复。
前两年，长安镇封闭了一条路。那条路叫做铜古上路，附近有公园和小学。有许多打工者在附近租房，人们去公园，家长送孩子上学，一般都会走这条路。
有一天，路口设立了治安岗亭，岗亭上贴了一张通知：“外来车辆及人员禁行。”岗亭里也有治安员，拦住企图穿行的外地人，告之这条路本地人可走，外地人（打工者）禁止通行。社区区委会的解释是维护治安，但封路的隐喻却呼之欲出，让人心寒，外地打工者被屏蔽、被隔离、被禁止通行的，是这里的文化、娱乐以及教育。
库切写过一部反种族隔离的小说，叫做《等待野蛮人》，假设了一个无时空限制的帝国，在它荒凉的边境小镇，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首都已经注意到边境线附近的野蛮人正在联合起来，对帝国形成了眼中的威胁。所谓野蛮人，所谓的敌人，其实不过是一些世代生活于边境的游牧民族而已。帝国却挑起了一场不存在的战争，搜捕危险敌人，并且扩大了战争的规模。
相对于野蛮人，帝国自视为文明的象征。库切这样形容帝国的矛盾：“它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搜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
帝国充满了臆想症，为自己塑造出无中生有的敌人。最后，不存在的野蛮人真的来了，他们开始反击，开始骚扰着边境各处。帝国士兵们逃亡腹地，而边境小镇则越发荒凉。
宜居不易居的长安，在乌托邦般的布景下，酝酿着隔离、不公、歧视的紧张氛围。敌我矛盾变成人民与人民的隔阂，而地点就在城市内部。
今年6月份，广州新塘，打工的四川人和本地人发生矛盾，发生聚众事件。从歌唱比赛只得了亚军的女孩，到棍棒相向的本省人与外省人，让人生出有些老套的感慨：野蛮人并不是等来的，而是被制造的。
201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