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杜勒斯在伦敦吁求道德，却凸显出伦敦和华府观点越来越不相吻合之势。从头到尾，杜勒斯大声喧嚷支持英、法揭示的目标，可是也不断抗拒以武力来践行。他非常有创意地提出克服危机的主张，但是仔细再加检验，这些点子却化为旷日费时的迟疑不决，阻止了英法贸然动武，如果杜勒斯曾预备坚持其方案，它们或许可以作为苏伊士危机的务实之解决方案——或许未必是英、法最爱的方案，却是他们能勉强接受者。
杜勒斯刚回到美国就表示排除使用武力，他提出的召开航运会议之方案，也被纳赛尔谢绝。杜勒斯在8月3日说：“我们不要以暴制暴。首先，我们要找出许多利益攸关国家的意见，因为我们相信包括埃及在内的全体有关国家，将会尊重1888年国际化条约当事国，或依据其条文之受益国之清醒意见。”道德论调改变不了杜勒斯拒用武力等于指出盟国外交步向死巷的事实。能够诱导纳赛尔接受杜勒斯提出的运河解决方案之唯一方法，是以如果再不识相，英、法将有军事干预的打算去威胁他。可是杜勒斯提出国际共管运河之议，也一再声明不用武力，这简直就是邀请纳赛尔一定要拒绝接受其提议。
杜勒斯与英、法合作号召举行苏伊士运河主要的24个使用国之国际会议，其中有8国曾在1888年签署君士坦丁堡条约，组成纳赛尔目前试图废除的体制。美国等18国以多数票，提议新的运河管理体制，接受埃及的主权，也让埃及人员参与，但亦确立以国际会议与会国家为运河的实质管理人。尽管点子良多，杜勒斯却不愿运用舆论以外的方式去推动执行它们。杜勒斯否认在他的方案以及执行方法之间存在前后矛盾，坚称到了最后道德说服可以促使纳赛尔退让。他认为，多数人“相当尊重人类的意见。由于我相信它，我深信在这项会议会出现道德力量的裁判，我们可以有信心苏伊士运河将一如过去100年，在未来的年代里为人类和平服务”。事实证明，道德压力并没有物质压力同样的威力。9月10日，纳赛尔回绝了伦敦航运会议的提案。
三天之后，杜勒斯又提出另一个精巧的方案。这次他提议以使用人协会来营运运河，并在运河两端的塞得港和苏伊士，即埃及领水之外设立管制站收取通行费。如果纳赛尔不让步，使用人协会就要径自运作，不要他参加；如果他同意参加，就得把运河收入的管制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如果不是杜勒斯本人对自己的方案另有意见，这个复杂的方案或许就可付诸实行。10月2日，杜勒斯在一个记者会上又再次声明不会使用武力。他在同一个场合也大放厥词，批评艾登主张以北约组织来处理苏伊士运河类似的危机，乃是不恰当的提议：
“处理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方法可以有些不同。这些不同或许与若干基本事项有关。在某些领域上，（美、英、法）三国因条约，如大西洋公约，而同进共退。……其他问题涉及其他地区，和触及所谓殖民主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扮演较为独立的角色。”
杜勒斯从法理解释，固然有理，不过他日美国却尝到异地而处的滋味。当美国在越南亟需盟国伸出援手时，美国盟国却以同样道理婉拒声援。1973年中东战争时，美国空运物资援助以色列，欧洲盟国却拒绝让美机飞越其领空，等于是苏伊士危机的反面回应。换言之，美国的盟国拒绝在严格界定的条约范围之外，承担北约组织之义务。1956年，英、法最生气的倒不是杜勒斯依法理解释其立场，而是强烈暗示美国在中东地区，对所谓重大利益的界定与欧洲盟国大大不同。
因为，英国最恼怒的是，就在杜勒斯开记者会的前一天，艾登已经拍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声明问题关键已经不再是纳赛尔，而是苏联：
“我们心目中毫不置疑，相信纳赛尔现在实质上已在俄国人掌握中，就跟墨索里尼受到希特勒操控一般。现在向纳赛尔示弱以求安抚他，不会有效，就和当年向墨索里尼示弱一样。”
艾登认为，杜勒斯的声明等于是说，美国不认同他的说法，不以为在埃及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他想以遏制政策来架构埃及问题，可是杜勒斯却似乎把整个事件视为一桩殖民主义闹剧，美国决心保持道德清白的形象，不肯插手。
我们很难相信杜勒斯不清楚他玩的把戏有多么危险。虽然表面上他好像坚信美国大众会对崇高、正义、道德的号召乐于从命，杜勒势也有极丰富的现实经验。他对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所作所为，没有留下任何说明。然而，他似乎受到两种矛盾的脉动所拉扯。以他对共产主义历来的态度而言，他必然完完全全同意艾登和摩勒对苏联渗透中东危险之分析。这正可以说明为何他对纳赛尔动机的解读，与艾登的观点几乎没有差别，以及何以他突然决定不支持阿斯旺水坝兴建，让英国内阁（他们本来就一直挺有戒心）也吓了一跳。
此时，杜勒斯的顶头上司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个沙场老将，深知兵连祸结的可怕，极力反对动武。艾森豪威尔对玩弄势力均衡这一套毫无兴趣；即使中东局势的确对全球均势存有长远危险，他认为美国实力强大到可以稍后再来抵抗它，等到实际生存受到威胁再行动也不迟。艾森豪威尔认为，苏伊士危机还未构成大碍，用不着使用武力。他的微笑常在脸上，他具有极坚毅的性格，一旦冒犯他可就不好玩了。
诚如艾奇逊曾说过的，国务卿能有何表现，要看他是否知道总统的脾气和个性而定。杜勒斯当然明白，但是艾登和摩勒却不明白，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只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他们忽视了艾森豪威尔在9月2日致艾登的一封信的意义，艾森豪威尔此信谈论国际航运会议，他再次警告反对运用武力：
“近东和北非的人民，甚至整个亚洲和整个非洲的人民，都会团结起来反对西方，我恐怕花一个世代的时间都无法加以克服，尤其是思及俄国人居中挑拨离间的能力，说不定一个世纪都无法克服。”
杜勒斯可说是夹在强硬难折的艾森豪威尔和一群暴怒难抑的欧洲盟国之间，进退两难。艾登和摩勒已经骑上虎背，无法后退；也对杜勒斯宣示的目标口头姿态强硬，可又一再不肯以务实手段去做，大为生气。他们从来不了解艾森豪威尔反对动武的心意有多强，或者他的观点如何主导政策走向。以杜勒斯而言，盟国与纳赛尔之间的差距问题，小于他的上司总统和总统在欧洲的密友之间的歧义。他只好押赌，拟以灵活手腕来弥补间隙，期盼时间能使他们或艾森豪威尔的立场转变，或导致纳赛尔犯下错误，让大家都能摆脱僵局。不料，事与愿违，杜勒斯却使得法国和英国孤注一掷。
有位记者9月13日在记者会上提问，道尽杜勒斯两难之境，他问：“国务卿先生，美国事先宣布将不动武，苏联又以舆论为埃及撑腰，这岂非让王牌尽在纳赛尔手中？”虽然杜勒斯含糊地答称道德力量必胜，这个问题可谓切中要害。
民主国家之间歧见加深，鼓舞了克里姆林官加大赌注。华府讶然获悉，苏联愿意解囊协助阿斯旺大水坝兴建案，取代了西方的援助，并且要增加对中东运送军火。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大使嚷道：
“别忘了，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将倾全力支持埃及。如果我儿子向我请缨志愿参战，协助埃及，我会鼓励他前往。”
杜勒斯10月2日在记者会中第二度摒除以武力解决的战术之后，英、法失望之余，决定自行解决，英、法的军事干预现在已箭在弦上，只待少数战术行动履行完程序。其一就是再向始终角色尴尬的联合国做最后的陈情申告。起初，英、法在美国支持下，刻意回避联合国，担心不结盟国家和埃及站在同一阵线。但是在他们外交手段已黔驴技穷之际，他们也向联合国申告，敷衍一下，以示由于这个世界组织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只好自力行动，因此，联合国竟然由解决国务纠纷的工具，一变而为诉诸武力以前必须清理的最后障碍！甚至还被用为不得不动武的借口。
联合国在心理上毫无准备，只得起而回应。埃及、英国和法国外交部长私下协商，得出“六点原则”之协议，与航运会议上的多数观点非常接近。它要成立一个埃及人掌握的营运委员会，以及一个监理性质的使用人委员会。两委员会如有争议，则交付仲裁。艾森豪威尔兴奋地在10月12日发表电视演说称：
“我想今晚对美国人民宣布一项上好消息。今天下午在联合国就苏伊士危机如何解决获致的进展，极为可喜可贺。埃及、英国和法国透过其外交部长会商，同意一套开始谈判的原则，看来大危机已经成为过去。”
虽然艾森豪威尔没有确切说出“和平在望”，但他的声明激起了欣喜之情，可是事态发展却证明高兴为时太早。就在第二天，10月13日夜里，安全理事会被要求为六点原则背书，却发生了不愉快的意外。分为两次的投票中，六点原则无异议地获得一致通过；但是如何执行的方案却遭到苏联否决。
六点原则是和平解决危机的最后机会。美国对埃及施压力，可能会使她去要求苏联撤回否决——当然这是假设否绝不是出于埃、苏两国事先串谋。美国若是以警告的方式对苏联施压，正告她一旦摊牌，美国将与盟国站在一边，也可能使苏联不致投下否决票。但是美国决定，除了与盟国维持友谊之外，也要对不结盟国家示好。美国企图把两项互不相容的政策冶于一炉，使得战争无可避免。
艾登和摩勒已经顺从各项方案，避免战争，如航运会议、使用者协会和六点原则，无不接受。每一次，开头颇有希望，最后却搁浅；每一次，美国都没有运用其外交影响力替杜勒斯本身设计或支持的方案出面争取助力。但是，英国和法国虽然有许多可以理解的原因动武，她们却给自身弄个致命的重担，最终用一个笨拙的策略做借口。法国筹划出来的这套办法是，怂恿以色列进袭埃及，向苏伊士运河进兵，然后英国和法国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义，要求埃及和以色列都退兵到运河十英里之外。预料埃及一定会竣拒，这时英、法就出兵占领运河区。至于再一步是什么，则不太明白。这项计划预定在距美国总统大选日的一个星期之前发动。
这一套拐弯抹角的策略，搞得人人都是输家。首先，它跟纳赛尔夺占苏伊士运河以来的种种外交作为不符，因为盟国原本一直尝试在运河的营运上面建立国际共管体制，既然国际间各种保障自由通航的办法，全都无疾而终，合理的下一步就是由英、法径自用武力成立国际共管机构，虽然他们单方面行动，一定会惹来强大反弹，但是在先前种种外交交涉失败后，这么做还可理解。相形之下，法国和英国实际搞出来的手法未免太矫揉造作，一下就被人看穿底蕴。
每位合伙人如果单独行动，效果可能更好。英、法竟然还得动用以色列协助来修理埃及，可谓自己坏了身为大国的身份。以色列则自甘担任殖民主义者的工具，丧失了因邻国拒绝议和而获得的道德优势。英国在约旦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主要据点的地位也衰弱下去。艾森豪威尔对于英、法选在大选前一周，怂恿以色列出兵，吃定他不敢得罪犹太裔选民，大为光火。要找到一项政策能够把每一步行动的不利集中起来，或者是建构一个组合却又让每个伙伴统统都受伤，也着实不容易，英、法和以色列三国的臭皮匠却做到了！
表面上仿佛根本不知道国际间将爆发极大不满，英、法又采取一种军事策略，故意使人觉得她们迟疑延宕，不料反倒使得政治问题益发复杂。10月29日，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10月30日，英国和法国就要求以、埃双方撤离运河，而以军根本还未推进到这里。10月31日，英国和法国宣布她们将在陆地上介入。不过，要到四天之后，英、法部队才在埃及登陆，也没能在数天之内完成任务，占领运河。
谁也没料到美国的正义感被激惹起来。10月30日，距以色列发起攻击才24小时，美国就在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案，命令以色列武装部队“立刻撤退到已订下的停火线之后”。但是没有要求谴责埃及支持的恐怖活动，或是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行为。英国和法国10月31日介入冲突，艾森豪威尔在同一天上电视演讲，向她们表态：“固然这些国家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和行动，同样地我们也有权表示异议。我们相信这些行动犯了错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运用武力，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明智举动和适当工具。”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并非主张绝对不用武力的原则——譬如，两年之前，它就安排危地马拉政府被推翻；两年之后，艾森豪威尔亦命令美军进入黎巴嫩。这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美国在投票上与苏联同一立场，反对其最亲密的盟国。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人民宣布，鉴于英、法必然会在安全理事会上投下否决票，他预备到联合国大会之上去力争，因为英、法无法在大会上运用否决权。
11月2日，联合国大会以64票对5票的压倒性票数，要求当事国中止交战行为。11月3日—4日，大会通宵开会，通过一项更强硬的决议案，开始讨论由联合国组织一支维持和平部队——这是要加速英、法撤军的象征动作，因为联合国部队从来未抵触某一主权国家的意愿，进驻其领土，而纳赛尔且也必然会要求联合国部队撤退。
11月5日，联合国组成维持和平部队。同一天，英国和法国宣布：只要联合国部队到达驻地，英、法部队将立刻退出——说不定心目中还盘算，他们的部队可以纳入联合国特遣部队中。在美国与苏联联手羞辱其最亲密盟国的创伤之上，又被加上一把盐：苏联军队就在这同一天，在联合国象征性的反对之下，出兵粉碎匈牙利自由斗士的活动。
11月5日晚上，也就是英、法发出最后通牒的一个星期以后，距苏联坦克开始弹压匈牙利起义只有24小时，苏联终于发言了。鉴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意见明显分歧，莫斯科可以在最没风险之条件下，以埃及保护人姿态出现，发出一连串密集的函电文件。苏联外交部长谢比洛夫致函安全理事会主席；总理布尔加宁亲自与艾登、摩勒、艾森豪威尔和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通信。这五封信函的内容主题都一样：针对埃及的“掠夺性质”侵略，必须停止；联合国必须组织起联合行动加以制止，苏联愿意提供海空军参加联合国部队。
仿佛这些言词还不够狠，布尔加宁针对不同对象还附加警告。例如，艾登是第一个被苏联提醒设想被火箭攻击的西方盟国领袖，虽然布尔加宁是以问句型式提出威胁：如果英国受到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拥有各种现代化摧毁性质武器之进攻，它会是何种情况？在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可以不必派出海空军进袭英国海岸，只用火箭武器等方法就可以。为避免这个问句被误解，布尔加宁又加上一句更有恫吓味道的话：“我们已决心以武力粉碎侵略者，并且恢复东方的和平。”摩勒也收到同样的警告。给本·古里安的信虽然没有太明确指陈，却更具威胁意味，因为它强调以色列的行动“已经置以色列国家之存在于危疑地位”。
最后，布尔加宁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信函里，建议苏、美联合出兵，以中止中东的敌对。他甚至暗示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无可能爆发：
“这场战争如果不予遏阻，它充满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极可能就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段话出自一个也具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可以说真是风雨满楼，不祥之至。
苏联的威胁充满着虚词恫吓的声势，这也成为赫鲁晓夫外交术的特征。就在苏联部队残暴镇压匈牙利的自由斗士之同时，苏联竟然还敢声言替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人命运出头1 1956年苏联无疑比美国弱，尤其在核领域上望尘莫及，也只有蛮横不讲理的赫鲁晓夫才会叫嚣威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不仅没有分量去谈摊牌，而且一旦非得要摊牌时，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屈辱地后退，一如六年后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所不得不做的那样。
艾森豪威尔愤怒地拒斥与苏联联手出兵之议，并且警告称：美国将抗拒苏联的任何片面行动。同时，苏联的警告也使得华府加重对英、法的压力。11月6日，英镑在国际市场上暴跌，美国一反过去的做法，按兵不动，拒绝介入去稳定市场。
艾登在国会下议院里惨遭抨击，在英联邦中又找不到太多的支持，而且遭到美国抛弃，只有黯然罢手。11月6日，他同意在翌日开始停火，这时距离英、法部队登陆运河区还不到48小时。
英、法出兵可谓从构想到执行都有如业余玩票者弄的把戏；在挫折中设计出来，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注定要失败。美国绝不会支持如此破绽百出的作为，但是问题是，美国与其盟国划分界限的做法有必要这么决绝吗？美国真的是在支持英、法冒险，以及断然反对它们之间做选择之外，就没有别的路吗？就法律层面而言，美国在清楚界定的北约组织地域之外，对英国和法国并无任何责任或义务可言。但是，问题并不纯粹是法律层面的议题。美国是否一定需要用这么绝情的方式，向它最重要的两个盟国表达，它们已经再也不能自力救济吗？这么做就一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吗？
美国没有必要促使联合国以极其迅速的步调来讨论本案，也没有必要支持不谈挑衅起自何方的决议而单单针对当前议题下结论。美国大可以吁请世界各国正视各种国际折中方案以免在运河区发生事端，也可以呼吁大家注意阿拉伯人非法封锁亚喀巴湾的事实，也更可以促请各方谴责纳赛尔鼓动恐怖分子侵袭以色列的行动。甚至，美国可以，也应该在谴责英、法行动之同时，也一同谴责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美国不此之图，却认为苏伊士问题纯粹属于道德和法律层面的问题，与地缘政治毫无干系，不去正视以下的事实——埃及并未就运河的营运做任何保证，等于是纳赛尔无条件获得胜利，这也等于是苏联军火所鼓舞、苏联威胁所撑腰的激进政策获得胜利。
问题的核心还是在观念层面。美国领袖在苏伊士危机时提出三个原则，它们全都反映长久的真理：美国对其盟国的责任与义务受到明确的法律文件之限制；除非是严格界定的自卫行为，任何国家都不得任意动用武力；最重要的一项是，苏伊士危机给了美国机会去承应天命——担负起发展中世界的领导者之使命。
艾森豪威尔在10月31日的演讲中强调了第一项原则，他以全力反对英、法的作为。他说：
“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对反对我们的人士动用一套国际行为准则，对我们的友人又用另一套，也就谈不上法律了！”
国际关系可以由国际法巨细无遗地加以界定这种观念，在美国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渊源。假定美国应该在国际行为上扮演不偏不倚的道德仲裁人，不受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或结盟关系所左右，也是这种古老想法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外交至少有部分涉及有能力区别各个个案，以及分辨敌友。
严格推论自卫才是战争的唯一合法原因的主张，出现在杜勒斯1956年12月的一篇谈话中，他在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时说：
“关键是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进攻，将违反联合国宪章，也将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因为它要求所有缔约国放弃使用武力，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我们的抱怨是：公约被违背了，而不是事先未经过咨商程序。”
过去从来没有人以这么和平绥靖的方式诠释北大西洋公约第一条，此后也没有人这么做。军事同盟的条文竟然有一条款，拘束缔约国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可谓惊人之说。无论如何，真正的问题不在法律层面，而是这项盟约不包括对盟友界定其重大利益（即使是在严格界定的条约地域之外的地区）时多少有义务包容谅解，或者至少在判断上略有出入时，也能有些同情。
乔治，凯南和沃尔特·李普曼这两个早期辩论遏制理论的大对手，就明白认定要有宽容心。凯南力主忍耐，他说：“我们在若干过去的事例上处置笨拙，而我们的友人并未起而与我们作对。甚至，在导致英、法政府这次思虑欠周、过分冲动的行为之令人绝望的事情上，我们的责任在于有太沉重的标准。”李普曼则更进一步主张，英、法成功有利于美国：“法英行动应以结果来判断，虽然我们对此一决定有异议，美国的兴趣在于是法国与英国现在应该成功。尽管我们衷心希望他们未动武，现在却不能希望他们失败。”
美国政策的第三个前提——暗自盼望能崛起成为发展中世界的领袖——却不可能实现。美国战后领袖中对国家利益最有研究的尼克松，11月2日，也就是总统大选投票前四天，把美国置于反殖民主义斗争前锋的位置，他宣布：
“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展示出不同于英、法在亚洲及非洲维持殖民传统的政策之作为，这项独立自主的宣示在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
日后尼克松的种种言行，让我们很难相信他这番话不是奉指示出来发言。
然而，事情并不如此发展。纳赛尔对美国或对其阿拉伯盟国的政策并未转为温和。即使他有心做，他的激进派追随者也不容许他承认，他是因美国对英、法施压而得逞。甚至，为了向这批追随者有个交代，他还得提高对中东亲西方、温和派政府的攻讦。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之后两年内，伊拉克亲西方政府遭推翻，出现阿拉伯世界最激进的一个政府，后来更产生萨达姆掌权。叙利亚也逐渐转向激进。五年之内，埃及部队开入也门，企图推翻原有政府却无功而退。最后，由于美国继承了英国退出而放弃的战略地位，纳赛尔的激进主义全都发作在美国身上，而以1967年对美断交达到最高潮。
美国在其他不结盟国家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在苏伊士危机后数个月内，美国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地位，比起英国好不到哪里去。这不是因为多数不结盟国家突然对美国翻脸，而是因为他们突然了解到对美国有了施压的窍门。这些国家对苏伊士危机印象深刻难忘的一页，不是美国暗助纳赛尔，而是纳赛尔竟然手法灵活，玩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让他们互相对抗而渔翁得利。苏伊士危机事件也使得不结盟国家第一次认识到冷战中的另一课：对美国施压一般会引来它真心的抗辩，然后它会对被抱怨的事项去设法解决；至于对苏联施压就有风险，它可能会激烈反弹，翻脸不认人。
苏伊土危机后数十年，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谴责美国政策变成每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例行公事。每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结束发表的宣言则极罕批评苏联的行动，即使有，语气也十分慎重。从统计上来看，美国不可能永远都错，错到一无是处，因此不结盟国家的偏倚必然是基于利益衡量，而非道德判断。
苏伊士危机最深刻的影响出现在中欧两大阵营。当时担任埃及宣传部门主管的萨达特，在11月19日写下：
“今天，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美国和苏联。美国的最后通牒使得英国和法国归于适当定位，既非大国，亦非强国。”
美国的盟国也得到相同的结论。苏伊士危机让他们彻底明白，大西洋同盟的一项前提——欧洲与美国的利益一致——最多只是部分正确。从此以后，所谓欧洲不需要核武器、因为美国会支持欧洲的论点，一直会被人拿苏伊士事件作为对比。当然，英国一向有独立的威慑力量。至于法国方面，《人道报》1956年11月9日发表一篇文章，表达出法国人日后的态度：
“法国政府无疑地即将决定要制造核武器。苏联威胁要动用导弹，这已经驱散所有的幻觉。”
感受到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国划分界限的震撼者，并不只限于苏伊士事件的当事国。阿登纳总理是战后欧洲美国的最佳友人，对杜勒斯亦极为钦佩。他也把苏伊士事件中的美国外交做法，视为美、苏可能在全球和解中以欧洲的代价去达成协议之前兆。
11月6日，艾登和摩勒决定必须对美国压力让步的同一天，阿登纳凑巧在巴黎作客。根据法国外交部长皮诺( Christian Pineau)的说法，阿登纳表示：
“法国和英国将不再是堪可与美国和苏联并驾齐驱的大国。德国也不会。他们要想在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团结起来以欧洲为一体。英国还未能成熟到接受这个做法，但是苏伊士事件可以有助于她思考。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浪费：欧洲团结将是你复仇之路。”
这个声明反映出日后法、德政策的思考方向，最高潮就是戴高乐在1963年与阿登纳签订友好磋商条约。
英国也跟法国一样检讨分析，认识到本身的相对弱势，但却选择了不同的政策做法。英国不采取欧洲团结的做法，却选择永远追随美国的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做法。苏伊士事件之前，英国早就认识到它必须仰赖美国，只不过继续以大国姿态行事罢了。苏伊士事件之后，英国诠释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就是对于基本上在华府制定的政策，争取最大影响力。
苏伊士危机事件最致命的影响，发生在苏联方面。距“日内瓦精神”还不到一年，苏联就渗透人中东，也在匈牙利敉平起义，甚至威胁要以导弹攻击西欧。从头到尾，国际舆论抨击的矛头都集中在英、法身上，苏联在匈牙利更大的暴行至多只受到表面象征性的谴责而已。
赫鲁晓夫的意识形态与个性特质，使他认定美国的做法是出于软弱无能，而非基于高尚原则。原本只是暂时由捷克出面贩售武器给埃及，却变成苏联的重大战略突破，还使得大西洋同盟分裂，并使得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讨价还价力量而倒向莫斯科。赫鲁晓夫意气风发，顾盼自雄，进而大搞对抗动作，先以1958年柏林事件发出最后通牒，但是1961年则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上大受羞辱。
虽然惨痛代价不小，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却象征着美国挑起世界领导的重担之开始。美国总算喘一口气，可以借苏伊士事件与一向大搞现实政治、势力均衡的盟国斩断关联。但是现实世界里，美国也不能如此纯真。苏伊士事件变成美国介入环球权力赛场的第一个起点，它的第一课就是权力真空永远会被填补上，主要问题不是填补这个真空，而是由谁来填补权力真空。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历史地位被占夺后，美国发现中东地区势力均衡的责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美国肩膀上。
1956年11月29日，美国政府赞誉巴基斯坦、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领袖新近召开的巴格达条约高峰会议，宣称：
“对（该条约）会员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威胁，美国将予以最严重的检视。”
这乃是美国将承担起防卫巴格达条约会员国责任的外交辞令，这个角色也正是英国已经无力承担的角色。
1958年1月5日，艾森豪威尔咨请国会批准一项对中东的经援、军援和防共侵略的三合一政策，日后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1月10日，艾森豪威尔在国情咨文里更进一步宣称美国决心保卫整个自由世界：
“第一，美国的重大利益遍布全球，涵盖东西两半球及各大洲。
第二，我们与自由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共同利益。
第三，利益相倚需要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与和平。”
美国想和欧洲保持距离，却使自身必须担负起保护全世界每个地区每个自由国家（意即非共产国家）的责任。虽然苏伊士危机中，美国仍试图通过联合国处理发展中世界均势的混乱问题，两年之内美军却已在黎巴嫩登陆执行艾森豪威尔主义。10年之后，美国却必须独自被纠缠在越南，大部分盟国则以苏伊士危机时美国自己写就的剧本做脚本，回避介入越战。
第二十二章 匈牙利事件：欧洲的剧变
战后国际关系改变
1956年同时发生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模式。苏伊士危机结束了西方盟国的天真，此后，西方盟国再也不能全然相信自己声称利益相契合这套话。与此同步，血腥弹压匈牙利起义也显示出，苏联在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去维持其势力范围，解放之语乃是空话。此后再无疑问，冷战将拖延下去，将剧烈对峙，两军将隔着欧洲中央分界线互相戒备，久久不能了结。
匈牙利的反抗苏联霸权，出自掺杂在一起的三大爆炸性因素：俄罗斯传统上的帝国主义，苏维埃的意识形态，以及匈牙利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匈牙利可以说是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世代相传的扩张主义的受害者之一。历史上，与其接壤的邻国一旦打算采取真正独立政策时，俄罗斯皆一贯加以压制；这种作风延续到后冷战时期。但是，通常这都会肇致俄罗斯陷人大麻烦。敉平独立运动之后，俄罗斯势必在邻国维持驻军，耗费不赀，因而消耗国库却未必有助俄罗斯的安全。凯南曾说：“沙皇政府事实上是因为笨拙地蚕食吞并其欧洲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却又无力加以消化才亡了国。”
共产党统治的苏联也重蹈覆辙。斯大林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沙皇政府丢失的所有领土，全都收复，又借由红军占领，扶植成立苏维埃式政府而在东欧建立卫星附庸国家。沙皇时期的帝制统治已经相当复杂，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些附庸国人民除了外国控制外，还要承受经济制度之剥削，可谓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制，经长期实践被证明让人无法容忍，即使在苏联本身亦难以落实，在附庸国家中，它一开始就带来灾祸。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的生活水平可与瑞士媲美。战后，它被拉低到与整个共产阵营一样灰涩、单调、乏善可陈。波兰的工业基础与意大利相若，资源则更胜一筹，但是却沦落到与东欧国家一起均贫的地步。东德把共产制度视为无法与西德分享经济福祉的唯一障碍。东欧每个国家人民都认为，他们牺牲自我的福祉，成全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霸权作为。
在苏联境内，共产主义可以本土的事物出现，在东欧国家它却毋庸置疑是强制加诸身上的事物，并且古老的国家传统也被它束缚住了。即使完全掌握了警察、大众传播媒体以及教育体系，附庸国家的共产党却自觉像是被围困的少数族群。列宁曾经撰文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果要遵循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政策，将它们加诸邻国身上，将是愚蠢之举，但是在斯大林逝世之时，共产主义统治和专制沙皇统治的最大差别是，斯大林事实上更加残暴不仁。最后，苏联的政策也遭遇到早先困扰俄罗斯的同样问题：为了强化苏联的安全而共产化的东欧，消耗太多资源和高层的注意，以至于负担的意味大过战略利益的意味。
斯大林相信唯有由莫斯科全面、强悍地管制，才能把东欧附庸国家慑服。1948年，东欧唯一一位大体上凭借自己的努力而掌权的共产党统治者铁托，公然表明贝尔格莱德将不受莫斯科节制，走自己的路线。斯大林把南斯拉夫逐出共产情报局( Cominform)作为报复。斯大林预期他会迅速下台，不料铁托却在西方民主国家援助下熬过来；这些西方国家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反而恢复以旧式的均势考虑做出此一决定。
斯大林对铁托施行独立路线的反应是，恢复他强调纪律的旧办法，在所有的附庸国家搞公审，几乎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全都被他假司法之名义谋害灭除。就和前一个十年在莫斯科的整肃活动一样，这些人之中很少人真正搞反对运动。他们可以说全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替苏联在其国家搞共产统治当工具，譬如捷克的斯兰斯基( Ru-dolf Slansky)、匈牙利的拉伊克(Laszlo Rajk)、保加利亚的柯斯托夫( Traicho Kostov)和波兰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u)。其中只有哥穆尔卡逃过一劫，没有丧生。这些人在其民众心目中都是莫斯科的工具，仍然难逃遭清算的命运，使得共产主义制度道德破产，即使少数还相信共产主义宣传的人士也不禁动摇起来。
斯大林的继承人又不敢搞这个暴君玩的镇压手段，更对是否允许苏维埃阵营里出现异端思想意见分歧。他们陷在相互矛盾的两种恐惧之中：一则是若在东欧搞镇压生怕会阻碍了亟需与西方纾缓紧张关系的动作；一则又怕若是卫星附庸国自由化，或许会导致整个共产帝国倾覆。（不过，1953年他们却没有因为担忧西方的反应，就不派坦克到东德敉平乱事。）1955年，他们决定只要东欧附庸国领导层安分地拥护共产主义，就算有民族主义思想也就罢了；他们也与铁托修好，以示新作风。1955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刻意求好。然而，就跟往后每次试图改革一样，自由化必定会打开反共闸门。
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演说，披露斯大林种种罪行之后，共产主义的声誉江河日下。南斯拉夫却是例外，它转而以民族主义为诉求。很快地就显现出，斯大林认为铁托主义对苏联是一大威胁，看法正确。卫星附庸国家的领袖遇上了大矛盾，想要取得民众支持，他们就必须抬出民族主义，必须以波兰、捷克或匈牙利的共产党员姿态出现，不能唯唯诺诺当克里姆林宫的傀儡。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以后，克里姆林宫对东欧附庸国家政权的掌控，越来越受到压力。
从头到尾，美国基本上采取消极态度。遏制理论的中心前提是，
让时间自己来拖得由东欧自己解放，不必正面去向苏联挑战。1952年
美国总统大选时，杜勒斯在《生活》上发表一篇“大胆政策”的文
章，批评这种政策太消极。杜勒斯认为，东欧国家（他称之为“被俘
国家”）已接近绝望，“因为代表自由力量的传统领袖美国，似乎专心
致志于‘遏制’和‘僵持’政策”。他呼吁美国“昭告公众，它希望
解放能出现”。
但是在实务运作上，何谓“解放”？杜勒斯太精研苏联事务，以致毫不怀疑苏联必会扑灭任何动乱。杜勒斯撰文时，毕竟斯大林还健在。因此杜勒斯明明白白反对“鼓励一系列血腥起义和报复”。杜勒斯说，他的主义是，美国的宣传和其他非军事措施鼓动以铁托模式“和平地脱离莫斯科”。
艾奇逊在铁托与莫斯科分手后支持他，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杜勒斯基本上拥护同一政策，则以称之为“解放”的普遍理想主义出发。在实务上，杜勒斯提出解放理论乃是企图在不增加美国风险的情况下，增加莫斯科巩固其征服成绩的成本。杜勒斯鼓励的是铁托主义，并非民主政治，他跟艾奇逊想法的差异只不过修辞上的小差异罢了。
杜勒斯的批评者指责他有解放东欧的想法，不过他实际上从未公开表达。但是，他也没有去更正这种说法。杜勒斯一直是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等机构的主要支持者，这些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东欧保持自由的原则存活，并且鼓舞民众伺机起义。自由欧洲电台的手法一点也不婉转含蓄。理论上，它的论调并不是官方立场，它支持的“解放”只是字义上那么具有好战味道。不幸的是，美国政府财务支持的机构发出的论调是“个人观点”或“官方立场”，其间区别何在，东欧自由斗士极难理解。
波兰和匈牙利的棘手问题
因此，几乎就在民主国家为苏伊士危机焦头烂额之际，苏联也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主要附庸国碰上棘手问题。
波兰先出事。6月间工业城市波兹南发生暴动，遭到镇压，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0月间，在过去斯大林整肃中幸免的若干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头头，决定采取波兰民族主义路线。1951年被整肃垮台的哥穆尔卡，被邀复出担任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并于1956年10月13日第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1949年起就任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且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罗科索夫斯基( Konstantin Rokoss-ovsky)元帅，遭到罢黜，结束苏联监管波兰这羞辱的一页纪录。波兰共产党发表一篇声明称，波兰今后将以“民族之路走上社会主义”；以波兰人炽热的民族主义感情和漠不关心社会主义来看，这份声明怎能让莫斯科放心？克里姆林官思考了一阵子，是否要军事干预，苏联坦克开始向主要城市推进；赫鲁晓夫也在苏共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的陪同下，于10月19日飞抵华沙。
波兰领袖并未被唬住，他们照会这位苏共总书记：他们一行不会被当做党对党的会谈，因此不会被请到共产党中央党部晤谈。苏联代表们被安置在国宾招待所贝维德宫( Belvedered Palace)下揭。
赫鲁晓夫在最后关头退却了。10月20日，苏军奉令退回他们的基地。10月22日，赫鲁晓夫支持哥穆尔卡出任波共的总书记，以交换波共新领导班子答应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波兰仍留在华沙公约组织里。表面的正式形式上，苏联的防卫体系维持住完整之局，实际上，一旦与西方爆发战争，波兰军队的可靠度就得仔细思量了。
苏联退让、允许波兰的民族共产主义出头，部分原因是一旦出兵弹压，必会遭到波兰3000多万人民的反抗，而且历史上波兰人抵拒俄罗斯侵凌和苏联残暴的勇气、意愿更是历历如绘。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克里姆林官在此同时也在匈牙利面临了更大的考验。
匈牙利人口900万，跟邻国一样经历苏联的侵凌压迫。20世纪40年代起，它就由正统斯大林派的拉科西( Matyas Rakosi)高压统治。20世纪30年代拉科西陷身布达佩斯监狱时，斯大林以沙皇军队1849年虏获的一面匈牙利国旗奉还给匈牙利，救他出狱。战后，拉科西随着红军回国，建立起连斯大林都自叹弗如的残暴统治体系，让许多匈牙利人痛悔当年不该放虎归山。
1953年柏林暴动平息后不久，拉科西的气数亦尽。他被召到莫斯科，贝利亚以无法比拟的斯大林式暴虐口吻告诉他，虽然匈牙利曾经被各种不同民族统治过，却从来没出过犹太人的国王，今天苏联高层领导也不能容许犹太人出头称王。取代拉科西的是纳吉( Imre Nagy)，一个知名的改革派共产党员。两年后，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垮台，纳吉也被黜，拉科西复出担任总理，施行严酷的共产主义正统派政策，艺术家、知识分子纷遭镇压，纳吉也遭开除党籍处理。
斯大林的继承人缺乏他的强悍顽固，纳吉不仅没被整死，他还出版一本论文，对苏联是否有权干预其他共产国家内政，提出质疑。同时，复出掌权的拉科西也没有比他从前执政时更能符合民心期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之后，拉科西再次被黜，这回由他的亲信格罗( Erno Gero)接任。
虽然格罗宣称他是民族主义者，他却与拉科西过从太密，不能遏止全国风起云涌的爱国狂潮。10月23日，哥穆尔卡在波兰重登权位的翌日，布达佩斯方面事态也失去控制。学生分发要求改革的传单，其内容远超过波兰方面已达成的改革；这些要求包括：言论自由、拉科西等一伙接受审判、苏联部队撤退，以及纳吉复职等等。纳吉在国会广场上与大批群众见面时，他还是站在改革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提出包括把若干民主程序导入共产主义制度之内的改革方案。他对着大失所望的群众，还要求他们信赖共产党，许诺定会执行迫切需要的改革。
但是，太迟了，匈牙利人民已经不再信赖备受忌恨的共产党能够改正过失，洗刷前愆。接下来就仿佛电影里的情节，男主角被诱导在半推半就、甚至或许不知究里之情况下，去承担他没有做选择、却命定的任务。纳吉虽是改革派，却是个一辈子忠贞顽固的共产党员，在动乱初起站到群众面前时，似乎决心要拯救共产党，就如波兰的哥穆尔卡一样。但是随着时间进展，纳吉被匈牙利人民的热情感动，转变成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neville)，一个世纪以前所说的真理之活生生的代表人：
“经验显示，一个邪恶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它开始自我改革之时。只有大智慧才能拯救，在长久高压之后决定与民更始。原来仿佛无可避免而极力忍受的苦难折磨，一旦有可能脱离，它就变成无可再忍。改革因而只是更加清晰地揭露什么还是高压，什么更难强抑忍耐。”
纳吉将为迟迟而才体会到的民主认识付出生命的代价。苏联敉平革命后，给予纳吉机会撤回早先的言论主张。他断然拒绝，因而惨遭处死，也使他在为东欧自由而牺牲的烈士神殿上赢得一席地位。
10月24日，群众示威一变而为全面革命。苏联坦克匆匆介入，立刻遭到放火焚烧，政府官署也被占领。同一天，纳吉被任命为总理，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两人也抵达匈牙利评估时局。10月28日，这两位苏联客人似乎已获致与赫鲁晓夫在华沙相同的结论，接受铁托式的匈牙利。苏联坦克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可是这项动作并不能令局势如波兰那样平静下来。示威者现在的要求已上升到：建立多党制度、苏军完全撤出匈牙利，以及退出华沙公约组织。
事件发展过程中，美国政策还是那么矫揉造作，谨慎犹豫。尽管口中高唱“解放”，华府很显然没料到会爆发这场革命，它陷在两难之境，进退维谷，一方面是意欲尽可能协助革命，另一方面又怕苏联找到借口插手干预。总之，华府显示出它几无能力同步处理两项大危机。匈牙利学生、工人在街头与苏联坦克作战时，美国默不吭声。莫斯科根本没被警告，它若动武或威胁势必将危及美苏关系。
美国在10月27日曾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陈情，吁请注意“外国军队在匈牙利行动所制造的局势”。但是它的处置散漫无章，以致安理会直到11月4日才对决议案投票表决，此时苏联的干预业已发生。
自由欧洲电台却在这段空档期，以诠释美国态度自居，呼吁匈牙利人加速革命的步伐，拒绝任何妥协方案。例如，自由欧洲电台在10月29日迎接纳吉出任新任总理的播音口气不善：
“纳吉和他的支持者想要扭转特洛伊木马故事，制造出现代版剧目。他们需要停火，以便布达佩斯现在执政的政府可以长久维持地位。目前为自由而战的人士一刻也不能不注意反对他们的政府有何计划。”
10月30日：纳吉废止一党制度，并以1946年最后参加自由选举的所有民主政党之代表组织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自由欧洲电台还是不信服：
“国防部与内政部还在共产党手中，别让它继续下去，自由斗士们，别把你们的武器挂在墙上。”
自由欧洲电台的经费来自美国政府，它却有一个独立的理事会，管理人员也未曾接受政府正式指令。然而，匈牙利的自由斗士哪能分辨其中微妙：一方是美国政府，一方只是个电台。他们只晓得这电台明明是以散布“解放”政策为职责，而且杜勒斯国务卿还以支持这一政策自豪！
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曾几度发表意见，似乎意在向苏联表态，可是无意中，这些谈话却几乎与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一样煽动意味十足。10月27日，就在苏联部队似乎要撤出匈牙利首都之日，杜勒斯在德州达拉斯发表一项演说，听来好像美国希望在莫斯科不察之下，把匈牙利诱离苏联阵营。杜勒斯说：任何与莫斯科分手的东欧国家，都可以得到美国援助，而且美援“不会以这些国家采取任何特定社会形式”为条件。换言之，这些东欧国家不需要先成为民主国家，才能接受美援；只要采行铁托模式，并且退出华沙公约组织即可。杜勒斯在这段评论里还加了一句典型不自私的美国式保证，他说：美国“没有暗藏目的希望这些卫星国家独立”，也没有期望他们是“潜在的军事同盟国家”。
不料这些话弄巧成拙，即使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领袖听来，美国这一大堆外交辞令（诸如声明绝无暗藏目的等等）经常就是无法预测与自以为是的代表！总之，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联关切的是美国的行动，而不是美国有何种动机。8年前，莫斯科否决东欧国家参加马歇尔计划，因为它认为美国的经济援助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陷阱。杜勒斯愿意提供经济援助给退出华沙公约的国家，证实了这份诡诈。杜勒斯大谈不预备期望匈牙利转过来与西方缔结军事同盟，反过来看，岂非可以解读为出于美国自制？
就在杜勒斯对苏联谈话煽火之时，艾森豪威尔也在10月3 1日发表一项演说，可是最堪注意的是全篇演说都没有暗示到，苏联若动武镇压将会受到惩罚。艾森豪威尔可能是接受幕僚劝谏采取修好口吻，因为在前一天，苏联宣布苏联在东欧驻军的条件，话语虽模糊难明，似乎已经派兵在即。在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必然已明白，苏军已经大批移动，向匈牙利各地加强部署。艾森豪威尔对苏联宽容克制，与他在同一份演说中对英、法在苏伊士事件中的行动的抨击，成为极鲜明的对比。
就匈牙利方面而言，艾森豪威尔强调，虽然美国希望终止苏联在东欧的强权，“我们当然不能借武力来执行这项政策”，因为这样做“不但违背东欧人民的最佳利益，也违背了联合国的原则”；这个事实显然自由欧洲电台以及此时正向美国求援的自由斗士都见不及此。艾森豪威尔又说，同时他将竭力“排除假恐惧，认为我们期望这些东欧国家的新政府，是潜在的军事盟国。我们绝无这种隐蔽未宣的目的。我们把他们视为友人，也纯然希望他们可以是自由友人。”
美国再次声明不具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即使出自总统之口，克里姆林官听来也不觉得比杜勒斯国务卿所言更有说服力。苏联执行外交政策时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俄罗斯国家利益为基础，根本不能理解美国声言不具自私动机的说法。但是，苏共政治局却明白放弃使用武力这段话，将使得苏联不再有顾忌，一旦决定在东欧放手镇压，不必害怕美国介入。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匈牙利革命时所发表的这两项正式声明，值得讽刺的是两次都在无意中煽风点火。美国担保不在东欧寻求军事同盟，却使克里姆林宫震骇，因为它听来仿佛东欧有选择可以换阵营改投美国；美国放弃用武也助长危机，是因为它使得苏联不再担心一旦红军镇压，美方会有何激烈反应。
在这个时候，布达佩斯的情势也已经失控，改革派政治领袖驾驭不了。10月20日，造反派进入共产党在首都的党部，杀死那里的首长，连纳吉的一个亲信也遇害。当天下午，纳吉宣布依照1945年民主党派联合政府的基础，成立新政府。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告终，可由联合政府内出现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党( Small Holders Party)代表贝拉·柯瓦兹( Bela Kovaez)作为例证。几年前，柯瓦兹还被以叛国罪起诉哩！此外，长久以来坚决反共的象征明曾蒂大主教( CardinalMindszenty)也被释出狱，对兴奋的群众演讲。纳吉与来访的两位苏共局委员米高扬、苏斯洛夫交涉，要求苏联军队全部退出匈牙利；匈牙利出现许多政党，它们纷纷发行报纸和手抄传单。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佯装答应纳吉，退兵之议可以谈判，飞回莫斯科，佯作准备召开下一轮谈判的事宜。10月31日晚上，《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一份前一天正式颁布的克里姆林宫正式声明，声称：
“在华沙公约国家中驻扎外国军队，必须征得地主国和整个华沙公约组织的同意；华沙公约会员国部队要驻扎在另一会员国境内，需依据全体会员国的协定，也必须征得驻地国之同意或请求。”
根据这段话，艾森豪威尔在上述10月31日的广播演说中对苏联政府的宣告给予乐观的诠释，他说：
“如果苏联确实信守它宣布的意图去行动，全世界将可目睹在我们这个世代向正义、信赖和国际间了解所出现的最大的进展。”
苏联的声明听来好似就一般原则作说明，华府忽视了其中两项至关重要的警告：第一，暗示撤军也需要经由驻军相同的程序，这等于让苏联拥有否决权；第二，有一段话特别针对匈牙利发言，警告称苏联决不“允许”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遭到放弃，必要时将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起来保卫它们：
“保卫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是现阶段劳工、农民、知识分子和匈牙利全体劳动人民的首要、神圣任务。苏联政府有信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允许国外、国内反动势力来动摇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他们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结和相互援助，以保障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可是，苏联声明中提到的“人民民主匈牙利”已经不再以此为国名，事实上也不再愿意保持这个国名或所谓的社会主义成就。纳吉这个有很长党龄的共产党员绝不会不了解苏联警告的意义，也不会不清楚他本人所推动的改革之冲击。纳吉此时已势同骑虎，一边是匈牙利人民的怒潮，一边是共产党盟国的责难，他既无法控制也无法引导整个浪潮的方向。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并不是要求共产党政权自由化，而是共产党政权的消灭；不是要求与苏联平等地平起平坐，而是要完全脱离苏联。
11月1日，在实质上已组成联合政府之后，纳吉采取了最后、无可挽回的一步，宣布匈牙利中立，并且退出华沙公约组织。这已经远远超过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作为。纳吉在匈牙利电台广播一项声明，等于是签下了他自己的死刑宣判书：
“匈牙利政府对匈牙利人民和历史负有深远责任，为表达匈牙利数百万人民齐一的意志，谨此宣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永为中立国。
匈牙利人民以独立、平等为基础，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希望与其邻国、苏联以及世界全体人类友好共存。匈牙利人民渴望不加入任何强权集团，能够巩固并进一步发展其国家革命的成就。”
同时，纳吉亦吁请联合国承认匈牙利的中立，但是他根本没有接到答复。
对于纳吉的哀婉吁求，这个所谓的世界家庭却充耳不闻，美国与英国都没有采取措施，督促联合国紧急处理纳吉的吁求。苏联更是不会因为纳吉陈情就转为温和。11月4日上午，早先几天已侵入匈牙利各地的苏联军队，毫无预警就出击，蛮横镇压匈牙利革命。卡达尔(Janos Kadar)曾受到斯大林整肃，经纳吉提拔擢升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他在几天前精神失常，此时却随着苏联军队回到首都，组织成立了一个共产党新政府。匈牙利陆军总司令马勒德( Pal Maleter)在和匈境苏军司令员交涉苏军退出匈牙利时，遭到逮捕。逃入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得到保证准许安全离境到南斯拉夫做难民，不料一踏出大使馆就遭到逮捕。明曾蒂大主教躲进美国大使馆，一下就困在里头直到1971年。纳吉和马勒德后来都遭处死。斯大林的精神仍然活在克里姆林官。
11月4日以前，苏联部队积极部署的这段紧要关头，联合国一直忙着就苏伊士运河事件谴责英国和法国；直到4日才终于转过来注意悲剧已铸成的匈牙利。安全理事会要求苏联撤兵的决议案，立刻被苏联大使否决掉。联合国大会亦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一个类似的决议案，确认匈牙利有权要求独立，并要求派遣联合国观察员到匈牙利。这是联大这一天内通过的第二个决议案，它稍早已决议为中东事件成立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中东决议案是无异议一致通过，甚至英、法也赞同。匈牙利决议案则以50票赞成、8票反对、15票弃权而通过。苏联集团投下反对票，印度、南斯拉夫等不结盟国家为首者，以及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投下弃权票。中东决议案付诸实行，匈牙利决议案却被搁到一旁，没人理会。
匈牙利革命遭到残酷镇压之后，有人问起：西方国家的外交若是更坚定、更具创意，是否可能阻止或缓和这出悲剧？很显然，匈牙利境内的苏联部队在多日来已经大量增援部署。西方国家是否有力量足以阻止他们出击呢？美国政府本身首先高举解放的大旗。美国通过自由欧洲电台的宣传，制造出希望，其力量远超过杜勒斯在1952年于《生活》杂志上的文章所能预期的。当匈牙利革命一爆发，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必定已把每个新闻记者都知道的事汇报给国务院：共产匈牙利的政治结构已在瓦解中。国务院此时人才济济，光是俄国通就有鲍林( Charles Bohlen)、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柯勒(FoyKohler)和凯南等人，可备咨询，我们很难相信国务院没有料想到苏联发动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努力设法让苏联的干预提高代价。
匈牙利动乱时，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空唱高调。十年来美国政策一向明明白白不愿冒战争危险去推翻共产主义对东欧的控制。但是，华府未能认真探索除了战争，还有何方法可以影响局势发展，却在华府大肆宣扬以及它实际上预备如何做两者之间造成巨大差距。美国从来没有对年轻的、没经验的匈牙利政府说明，美国的支持可以到何种限度。并且虽然渠道有许多，美国也从来没有忠告匈牙利人，如何先巩固已经争到的，然后再进一步摊牌。美国在和苏联领导人沟通时，大都依赖公开声明的方式，不料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本意相去甚远。
美国的立场若是更坚定、更清晰些，或许将使苏联决定干预之时少些算计，至少后果也不会如此狼狈。克里姆林官可以被警告：镇压匈牙利革命将付出重大的政治、经济代价，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令东西关系陷入冰冻期。美国和联合国对匈牙利事件的立场，也可以比对苏伊士运河的反应更加一致化。不料，美国和其盟国却犹似旁观者，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民主国家没有必要为匈牙利投入战争，但是他们可以提高苏联若是弹压必须付出的政治、经济代价。实际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几乎不必付出代价，甚至经济上也没有负担。匈牙利事件两年多之后，尽管苏联因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却访问莫斯科，成为二次大战以来第一位访问苏联的英国首相；不到三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已在庆祝戴维营精神。
苏伊士事件使得阿拉伯国家以及印度、南斯拉夫等不结盟国家领袖，有机会抨击英国和法国。然而，当匈牙利事件发生，同样这一群国家却不肯批评苏联的行动，更不用说在联合国里发言谴责。联合国表决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事件时，两者若能扯上关系是最好。起码，美国针对英、法的措施应该可以也要求不结盟国家对苏联在匈牙利的动作，采取互惠态度。最后的结局却是，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未损及它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影响力，而美国也没有因为它在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立场，在不结盟国家中增强了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所讲的不结盟集团，代表着对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奇方式。当然中立国家一向都存在，他们的最大特征是外交政策消极被动。相反地，冷战时期的不结盟国家并不认为他们中立就必然事事不介入。他们组成论坛，把力量集中起来，以加强影响力，大力推动他们的议题，因而组成不结盟国家同盟。虽然他们大声抱怨国际局势紧张，却知晓如何借机得利。他们学会如何玩弄两个超级大国，让他们互斗。由于他们畏惧苏联大于畏惧美国，大体上都与共产国家站一边，不觉得需要以他们对美国严苛的道德要求，同样适用在苏联身上。
11月1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印度国会提出他矫饰的理由，说明为何印度不赞同联合国谴责苏联在匈牙利行动的决议案。他说：事实真相还“隐晦不明”；决议案措词用字不恰当；要求由联合国监督办理自由选举乃是侵犯匈牙利主权的行为。
事实真相怎么会隐晦不明！印度完全是搞现实政治。事理很简单，印度不想放弃苏联在国际论坛上对它的支持；印度不想招苏联生气，何况中共和巴基斯坦在其边境虎视眈眈，苏联本身与印度距离也不算太远，何必为了遥远的某个欧洲国家事务，伤害到与可能供应武器的苏联的关系。
印度并不认为外交政策像是牛津大学里的辩论赛，不过它的外交官却假装他们是挑剔的听众，有权以道德标准来挑选谁是赢家选手。印度领导人曾经负笈英国受教育，熟读美国经典著述。他们综合接纳威尔逊和格莱斯顿的论调，以及迪斯累里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作为。从印度的眼光来看，这样做十分允当，只要他们的对手不要因此就以为印度的论调就是它实践的指针，或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以抽象、高妙的道德意义为主导就好。
12月18日，距匈牙利悲剧已经六个星期，杜勒斯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明美国对匈牙利革命为何有那样的反应。令人讶异的是，他又再度向苏联担保美国和平的意愿：
“我们没有意愿要以一群有敌意的国家包围住苏联，或者恢复过去所谓的缓冲地带——那种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出来的以敌对势力包围苏联的观点。我们很清楚地陈述，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希望促进卫星国家演变——和平演变，走向真正的独立。”
这篇谈话真叫人震骇。如果遏制政策不是以足可抵拒苏联扩张行为的力量包围住它，那么究竟遏制政策是什么？更叫人讶异的是，苏联不久前才在匈牙利施暴，同时在中东耀武扬威，杜勒斯这篇谈话已经有着道歉的口气。1957年3月13日，杜勒斯在澳洲另一次记者会中，又莽莽撞撞地总结美国的态度。这位律师出身的国务卿，以美方毫无法律责任做辩解：
“我们没有基础给予匈牙利军事援助。我们没有承诺要这么做，而且我们也不以为这么做会有助于匈牙利人民、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
杜勒斯又失言！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美国是否履行其承诺的问题。这是美国有没有履行它的各种声明谈话的暗示的问题。
美国既然声言在全世界有反共的大任务，无可避免就会在其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遇上鸿沟。苏伊士、匈牙利就是这种理想与现实有差距的场合。美国一直有个伟大的梦想：外交政策必须符合其箴言的普世运用原则。可是，十年来美国的决策者却为其世界领导作用的模糊性而大受挫折——必须向不完美的路线让步，让日常的外交运作得以持续下去；必须向具有不同历史经验的盟国表示尊重，注意其观点。苏伊士事件是个好机会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使得政策能与原则吻合。抨击最亲密盟国，相当沉痛，却有救赎作用，重新肯定美国道德的纯洁。
下阶段的冷战坐标
匈牙利的情形又更复杂，因为它涉及以某种形式动用武力。然而美国领袖并不愿搭上美国子弟的生命，去为一个虽然触动美国人良心，却又完全与美国安全利益不相干的事情牺牲。原则是不容含糊不清或分等级有差异的。在苏伊士事件上，美国可以坚持适用其箴言的原则，因为后果如何不会有即刻的风险。在匈牙利事件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却默许现实政治，因为此时坚持原则说不定会有战争，甚至是核战争之虞。一旦人命攸关，政治人物就必须对人民及本人澄清，说明风险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论他们要如何广泛地从宽界定。苏联很明显愿冒较大风险，去极力维持它在东欧的地位，相形之下美国为解放匈牙利而强出头的意愿就没那么高。我们无法逃出这个方程式。以匈牙利革命爆发前的言论来看，美国的匈牙利政策的确软弱；就利益而论，不肯冒战争之险介入，不仅是无可避免，也可谓得其宜——只不过它无法解释，为何不肯以非军事方式让苏联为了介入必须多付代价。
匈牙利和苏伊士事件摆在那儿，替下一阶段的冷战定下坐标。苏联保持住它在东欧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在中东的地位则相对受挫。苏联找到绕过遏制的一条道路。就在苏联军队蹂躏布达佩斯后，战斗仍在进行中，赫鲁晓夫就出言恐吓要以导弹攻击西欧，并且邀请美国共同以军事行动在中东对付其最亲密的盟国。美国听任匈牙利在历史演进的大海中载沉载浮，美国的盟国也深深体会到本身的无能。
当时各方都还不清楚苏联与生俱来的弱点。可讽刺的是，共产党大力提倡运用武力，却使他们步人无以为继的困境。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或许嘴硬不敢承认，事实却是，在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唯一一次革命，就在东方阵营内发生。长期而言，苏联如果在东欧布建芬兰式的政府，它可能会更安全、经济上也会更强大；因为它就不必为这些国家的内部稳定和经济进展承担责任。在东欧搞帝国主义，耗竭苏联资源，确实困扰了西方民主国家，却不能加强苏联实力，共产主义从来未能把它对政府和媒体的掌控，转化成使得民众接纳它。如果东欧共产党领袖不愿在苏联刀尖下俯首听命，他们就必须推行其民族主义政敌的方案。因此，经过一段血腥恐怖时期后，卡达尔逐渐走向纳吉制定出来的目标，只不过他没有主张退出华沙公约组织罢了。一个世代之后，苏联潜伏的弱点却映照出匈牙利革命乃是苏维埃制度彻底瓦解的先声。尽管发生了这个悲剧，10年之内，匈牙利发展得在国内比波兰自由，可是在外交政策上却更加依赖苏联。35年之后，在莫斯科第二波自由化运动中，苏联整个儿地对事情发展失去控制。
1956年的结果也造成另一个世代的受苦难和受压迫。虽然在历史学家眼中苏联阵营彻底崩溃之前的时段并不太长，我们却很难衡量，这个极权体制对其数不尽的受害人带来多少痛苦。在事件刚告落幕之后，莫斯科十分满意（其实她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曲解了势力均衡的意义）。苏共中央政治局把这一年的事件解读为势力均衡偏于对其有利的状态，开始着手冷战以来最严重的挑衅——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
第二十三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柏林危机，1958~1963
双方观点歧异渐显
波茨坦会议中，三个战胜国决定，柏林将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管理；四国亦将共同治理德国。结果是，四强共治德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到了1949年，西方三国占领区合并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俄国占领区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根据四强对柏林的安排，它不在西德之下，也不在东德之下，也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个战胜盟国管辖。苏联占了柏林墙东边一大块，美国占了南区，英、法分别占领西区和北区。整个柏林此时变成坐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孤岛。随着时间推移，东德和苏联发现柏林西区这三块占领区，成为卧榻之侧的芒刺，也是共产阵营里令人失望的沉闷景象中一个繁荣的窗口。最重要的是，西柏林成为寻求移民到西方去的东德人之通道——他们只需要搭乘地下铁到西柏林任何一个车站下车，然后申请移民即可。
奇怪的是，尽管柏林明白划由四国分管，却从来没有谈判出来规定它与外界交通的细节。虽然四国划出可以利用不同的道路以及空中走廊进出柏林，却没有明白协定交通的细节办法。1948年斯大林曾经利用这个空隙，以道路正在修理的技术理由，搞出封锁柏林的行动。西方国家被迫以空中运输进出柏林达一年以后，方又恢复地面交通，但是法定权力依然悬而未决。
紧接着封锁之后的几年内，柏林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一旦遇有紧急事件，其需求已经不能仅以空运来满足。虽然就技术上而言，柏林还是四国分治都城，苏联负责其对外交通，实际上东德附庸政府已自其首都东柏林掌控了这些交通路线。因此柏林的地位可谓极其脆弱。公路、铁路、航空线可因一些枝微细节问题就中断，又很难用武力去抗拒，以致这些小问题积渐起来很可能就危及柏林全城的自由。理论上，盟国军方的一切交通都得通过苏联控制的检查哨，这只是虚有其表的规定；哨所的门户由东德卫兵把守，苏联军官懒洋洋地躲在旁边营舍里，只有略有争议时才会现身。
赫鲁晓夫存心要找一个突破点展现东西相对力量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决定利用柏林的脆弱。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说得赤裸裸一点，美国在欧洲插进的一只脚，有个大脓包，那就是西柏林。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踩住美国的脚，让他尝尝痛苦的滋味，我们只需要阻碍西方借由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与柏林的交通即可。”
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地位发出挑衅的时机，也正好就是民主国家再次认为这位苏共总书记是和平希望之所在的时刻。即使对苏联局势一向持猜疑心态观察的杜勒斯，对于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演讲批斯大林，也声称已见到苏联政策有了“可注意的转变”。他说：“苏联统治者已经认为，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非共产世界的做法的时机已经到来，现在他们追求其外交政策目标时，已经较少展现不宽容，也较少强调暴力”。1957年9月，距离苏伊士危机和匈牙利悲剧还不到一年，汤普森大使已经以同样的乐观语气自莫斯科报告说，赫鲁晓夫“真正希望，也几乎是被迫在对西方关系上应该和解修睦”。
赫鲁晓夫的行为却一点也不支持这种乐观论调。1957年10月，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珀特尼克号( Sputnik)进入地球轨道，赫鲁晓夫把这个成就诠释为，证明苏联在科学上与军事领域上都已大大超越西方民主国家。即使在西方国家中，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可能终将优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说法，也开始获得信服。
艾森豪威尔总统几乎是唯一不肯惊慌的人。身为军人，他明白一具原型和可以派上用场的军事武器之间，差别颇大。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深信自己的大话，发动一段漫长的外交攻势，想把自以为是的苏联导弹优势化为外交突破。1958年1月，赫鲁晓夫告诉一位丹麦新闻记者说：
“苏联领先发射斯珀特尼克显示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均势，已经发生真正的变化，而且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
在赫鲁晓夫的幻想里，苏联除了科学上、军事上超越了美国之外，不久也将在工业生产上超过美国。1958年6月4日，他对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讲话时提到：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工业生产的步调上，也在产量上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
赫鲁晓夫身为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自然就会想到把他认定的有利的均势变化，化为外交利益。柏林成为第一个目标。赫鲁晓夫以三个创议发动挑衅。1958年11月10日，他发表演说，要求结束柏林的四国分治地位，并且警告称苏联有意把它对交通路线的管制权交给它的东德附庸政府。赫鲁晓夫扬言，从那一天开始，“让美国、英国和法国自己去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关系，如果他们对柏林的问题有心解决，就得去和它缔定协议。”11月27日，赫鲁晓夫把这篇演说中的要点转为给美、英、法的正式通牒，宣布四强柏林地位的协定无效并作废，坚持把西柏林转化成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如果六个月之内不能达成协议，苏联将径自与东德签署和平条约，并且把占领权和交通路线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接管。赫鲁晓夫等于是对西方盟国发出了最后通牒。
1959年1月10日，赫鲁晓夫又对其他三个占领国提出一份和约草案，界定柏林和东德的新地位。同一月份稍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道出他的政策之理论根据。像个有信心推销商品的业务员，他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对苏联力量的评估，认为苏联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制造了全世界工业生产量的一半；因此，“国际形势将有剧烈变化”。
赫鲁晓夫以高度技巧选择进攻点，以东德掌控通往柏林道路之权，间接提出挑衅。它逼迫民主国家直面问题，不是选择承认东德附庸政府，就是在由谁来盖通行证的章这个技术问题上发生战争。不过，赫鲁晓夫天生好吹牛诈唬，他的大话掩饰了苏联地位上的真正弱点。东德流失数十万的公民，这些有才能的专业人员大抵都经由柏林逃人西德。柏林变成铁幕上的一个巨洞。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自命为“工人天堂”的东德，恐怕最后却没有任何劳工留下来。
东德是苏联势力范围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它的西邻是面积比它大、人口比它多，经济更加繁荣的西德；加上它只得到苏联卫星附庸国家的外交承认，东德可谓欠缺法统性。经由柏林的人力流失，威胁到它的生存。东德领袖推想可知，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不消几年整个国家就会垮台，将对赫鲁晓夫刻意要强化的苏联势力范围造成灾祸性大打击。借由切断逃生之路，赫鲁晓夫希望让他的东德附庸有一线生机。若能胁迫西方退却，也可以挫弱联邦共和国与西方的关系。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击中阿登纳政策的要害。将近十年以来，阿登纳坚拒所有牺牲西德与西方之关系而促进统一的方案。斯大林1952年的和平计划，早已在德国民众面前形成中立主义的幻象；阿登纳在国内的政敌却支持这项计划。阿登纳基于美、德两者国家利益一致的基础，以国家前途为赌注。彼此心照不宣的交易是，联邦共和国将加入大西洋防卫体系，盟国则将德国统一视为东西外交关系上完整的一部分。因此，就阿登纳而言，柏林危机绝非只是通路交通程序的问题，它考验着联邦共和国西方政策是否明智之举。
就阿登纳的立场来看，每当东德地位上升，就会使得苏联主张的统一问题必须由两德直接谈判的气氛上升，根本就不利于西德。在西德社会民主党还力主德国中立之际，类似由西方盟国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予事实承认的做法，必然会使西德内部政治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根据戴高乐的回忆，阿登纳在1959年12月西方国家领袖一次高峰会议上曾说：
“如果柏林丢掉，我的政治地位将立刻难以获得支持。社会党人将在波恩取得政权。他们将会和莫斯科直接洽商，那也就是欧洲末日。” ，
阿登纳认为，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最终目标在于孤立联邦共和国。苏联提出的谈判日程把波恩置于稳输不赢的地位。即使西方让步，最多能得到的也就是本来已经有的：通往柏林的通路自由。与此同时，东德附庸政权将得到对德国统一问题的否决权，这必然导致僵局，或者是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描述的结果，他说：
“我们不能以德国退出西方集团和放弃欧洲统一的努力为代价，买下德国的再统一。因为这么做势必在欧洲中央制造出一个无从防守、无所拘束的德国，必然会造成东、西双方对阵，使之从中得利。”
总而言之，阿登纳看不到，依据赫鲁晓夫提议的任何谈判会有何好处。然而，如果不得不谈判，他希望谈判能证明他依赖信任西方是明智之举。他强烈反对向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让步，宁愿西方以自由选举为基础提出统一方案。
然而，阿登纳的观点并不为其英、美盟国接纳，尤其是英国。麦克米伦首相和英国人民不情愿替一个战败国的首都之安危与地位冒战争风险，更何况这个战败国还是摧毁了英国作为超级大国地位的罪魁祸首。跟法国不一样，英国并不认为她的长期安全与德国前途休戚相关。30年之间，英国两度因美国援手，才脱离德国征服大部分欧洲而进袭英国之险境。虽然英国也赞同维持大西洋同盟，但是如果不得已被迫要做选择，英国倒宁可从欧洲孤立出来，而不愿与美国分道扬镳。阿登纳在西德内部遭遇的困境，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困境在英国领导人心目中的比重来得大；在面临最大危机时，后者较能召唤英国人的支持，对英国的生存也有极深远的影响。基于这些理由，英国领导人不肯为德国统一押注太多，把阿登纳的焦虑解释为：以法理上迂腐之词包装掩饰的一种民族主义的动作。
英国领导人本质上是务实派，认为没有道理为了在通行文件上盖章的权力、由苏联官员转移给其东德代理人的问题，冒核战争的风险。鉴于核战争后果可怕得不堪想象，造成法国在1940年士气涣散的一句口号：“为什么要为但泽而死？”被套用成一句更加撼动人心的口号：“为什么要为一个通行章而死？”
麦克米伦因而热切拥护谈判，任何谈判，它或许可以“改善”柏林交通的程序，至少，也可以耗些时间。他在日后回忆说：
“如果所有的国家元首都在其他国家的领土穿梭进出，很难相信会突然发生致命性的轰炸攻击吧！”
盟国所有元首中，艾森豪威尔担负的责任最沉重，因为是否要冒核战争之险，最后的责任落在他肩头上。以美国而言，柏林危机让它醒觉，在美国具有核独占优势或近乎独占优势的十年里，核武器似乎是一条求取国家安全迅捷又相对廉价的道路，可是在接近核均势之际，核武器却限制了美国冒险的意愿，因此也局限了美国外交运作的自由范围。
只要美国基本上还继续可免受攻击之险，核武器就给予她过去任何国家未尝有过的优势。通常的情形是，盛衰相替，这种优势往往是在即将消逝之际达到最高峰。美国核独占或近乎独占优势时期接近结束之时，杜勒斯发展出“大规模报复”( massive retaliation)的观念，以威慑住苏联的侵害，并且避免未来发生像朝鲜战争这样旷日费时的僵持局面。美国将不再针对受侵略地点发起抵抗，而将即时针对乱源发动报复，并且自由选用武器种类。然而差不多就在美国宣布“大规模报复”之同时，苏联也开始发展热核武器和洲际战略导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可信度因此十分快速地消失。在最可预见的危机（包括柏林危机在内）中，全面核战争显然太不合时宜。民主国家领袖对赫鲁晓夫那种大声叫嚷、夸大苏联导弹实力的说辞，也太信以为真（艾森豪威尔则明显是个例外）。但是1958年人人都没有争议，肯定认为一旦爆发核战争，数天之内的人命伤亡将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总数。
这里就产生基本上很难相容的情形：一则是外交上需要让人相信美国可以发动核战争，一则又需要发动民主国家的舆论去对付这个空前浩劫的风险。面对大决战的信用度，代表着对挑衅可以做瞬间反应，而且展现出超乎正常估算的坚忍、残酷的反应，以致侵害者不敢轻易去试探它。但是，民主国家的群众希望、也应该获得的是冷静、理智的估算，以及弹性的外交，这却又使得敌手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走极端，不惜发动全面核战争。
柏林危机早期，艾森豪威尔就认定让美国群众冷静，比震撼苏联领袖来得重要。1959年2月18日、3月11日他在记者会中，提出一系列主张，化解核战威胁，揭示出美国的战略。他说：“我们当然不会在欧洲从事地面战争。”他特别道出柏林保卫战即属于这一类。他保证：美国不太可能“一路射击，杀进柏林”。为免有破绽启人猜测，他又特别举出不以核武器保卫柏林，他说：“我不晓得怎么能以核武器去使任何东西自由。”这些声明确实传递出“美国愿意为柏林而战的心志相当有限”的印象。
艾森豪威尔反应温和，部分原因是他和绝大多数美国领袖对赫鲁晓夫的评估一样，仍然认为赫氏是西方和平所期待的最佳希望。赫鲁晓夫的柏林最后通牒，并没有使得汤普森大使改变两年前的看法。1959年3月9日，汤普森重述他的印象，认为赫鲁晓夫的主要关切是国内问题。根据汤普森的说法，赫鲁晓夫发展共存形态时经常玩走钢索的游戏，共存并荣则是国内解放和经济改革的前提。至于战争威胁如何去建立共存形态，则没有解释。
这样的分析丝毫不能打动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心。他在经历了12年的政治空闲后刚刚复出，他不能认同英、美对赫鲁晓夫动机的分析，他认定柏林危机可以向阿登纳证明，法国才是联邦共和国不可缺少的伙伴。他对唤醒德国民族主义之危险的忧惧，大于害怕赫鲁晓夫的恐吓。至少，他希望作为阿登纳留在西方的锚；可能的话，他将寻求渐渐不再有幻想的阿登纳留在欧洲体制内，少受美国的主宰。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试图找出若干苏联的需求，在较少危害或没有长期危害的前提下去给予满足；戴高乐则坚持反对这种策略。他拒绝英、美鼓吹的“试探性谈判”，因为他看不出西方国家能因试探得到任何利益。他鄙视华府、伦敦认为或许能“改善”柏林对外交通问题那正在研讨的修订程序之政策；赫鲁晓夫提出最后通牒，根本不是为了要改善西方国家进出柏林的程序。依照戴高乐的意见，挑衅的根源是苏联的国内结构，不是因为苏联有特定的怨怼；艾森豪威尔了解苏联在军事上居于弱势；戴高乐则更进一步，认定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是色厉内荏，出于其政治制度脆弱、百病丛生、完全的劣势：
“就在苏维埃组织起来的诅咒与需索之喧嚣动乱中，出现若干反复无常与虚伪造假的事物，使人认为这可能是出于预谋发动的狂妄野心，或是为了将注意力引离其重大困难而致；这第二个假设，我比较能接受，因为尽管共产主义制度在遭其支配的国家有高压统治、孤立自主等强力行为，实际上，它的破绽、缺陷、内部失败，尤其是它不人道高压的特性，越来越为其精英和群众所认识，因而他们越来越难骗，也越来越难驾驭。”
因此，苏联的军力被用来阻挡外界透视苏维埃制度与生俱来的不间断的内部斗争：
“在他们的阵营里，政治风向、派系密谋、个人对敌等等之间的斗争，经常地就会导致难以平息的危机，它的结果——或甚至它的预兆——都只能使它乱象频生，不得解决。”
对苏联压力让步，只会鼓舞赫鲁晓夫升级在国外的冒险行动，借此扭转外界对其制度内部根本危机的注意力；它亦可能使得德国“向东方寻求出路和前途，而这正是目前西方努力提供保证要使之中断的念头”。
戴高乐可以这么洞察事理、毫不妥协，因为他不是美国总统，不必承担是否发动核战争的重大责任。当被逼到最后关头时，戴高乐是否就比艾森豪威尔更肯冒核战争之险，恐怕极为可疑；以法国的实力单薄来看，他可能更不会肯这么做。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相信战争会有发生之虞，主因是西方国家犹豫，立场不坚定，并且美国是唯一有能力遏阻苏联的国家，戴高乐因而觉得应该出来运作，促成美国站稳立场，并且为任何可能必要的让步负起责任。这并不是一场漂亮的游戏；但是事实让人们扎扎实实地得到教训。基于这些事实理由，戴高乐一反黎塞留主教极力让日耳曼软弱、分裂的传统做法，而这套政策方向已是300年来法国的中欧政策的基本策略。
戴高乐并非一时情投意合而决定促进法德友谊。自从黎塞留以来，法国的政策一直就是以促使恶邻日耳曼既分裂又衰弱为目标。19世纪的法国认识到自身没有实力围堵日耳曼，遂与英国、俄国和一些小国家结盟制德；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选择也消失了。两次世界大战，英、法集两国之力犹不足以击败德国。苏联军队已经进驻易北河岸，东德又是苏联的卫星附庸国，若是与莫斯科结盟的结果，恐怕是苏联主宰欧洲的可能大于德国受到围堵的机会，这才是戴高乐放弃传统与德国敌对的政策，转而把法国前途寄托在与宿敌德国交好的原因。
柏林危机使得戴高乐有机会推进他的策略。他谨慎地把法国的角色定位为欧洲命运的保卫者，利用柏林危机表现出法国对欧洲现实的了解，以及对德国国家利益的敏感。戴高乐的做法非常复杂，需要最精细的平衡动作，一方面要表示支持德国的国家目标，一方面又不能鼓舞德国自行料理或甚至与苏联勾结。戴高乐担心莫斯科在东德的军事力量，或许会使苏联领袖在德国统一之上成为大赢家，甚至就在法国边境建立一个漂浮不定的德国。法国长远以来的防德心理，变成深恐德、苏结盟的梦魇。
戴高乐以他一向的大胆作风做出反应。法国将承认德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它甚至可以承认它在这些领域的领先，也将支持德国统一，以交换波恩承认法国是欧洲的“政治”领袖。这是冷静的估算，不是出于激情；戴高乐的确没有赍志以殁，因为终其一生德国都没有统一。
为了要在戴高乐大张旗鼓的不妥防做法，以及麦克米伦追求坦率谈判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杜勒斯又抬出老把戏，把问题掺进法理细节中模糊掉，因为他认为这套办法在苏伊士危机时颇具效果。1958年1 1月24日，也就是赫鲁晓夫恫吓演说后两个星期，杜勒斯开始试探实质上未让步、但是变动交通程序的方案。他致函阿登纳表示：他将努力“促使苏联谨守义务，同时亦以事实基础与（东德）低阶官员交涉，只要他们例行公事地执行目前的安排”。11月26日的记者会上，杜勒斯提出东德官员或许可用苏联“代理人”身份执行任务的观念——这个办法与苏伊士危机时期的“使用人协会”构想相似（详见本书第二十一章）。
1959年1月13日的记者会上，杜勒斯又进一步表露出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历史立场有了变化。声称自由选举是统一德国的“自然方法”之后，他补充说：“我不能说，这是完成再统一的唯一方法。”他甚至暗示或许可以接受两德组成邦联( confederation)，“国家和人民集合在一起，有种种方法。”他强烈暗示，统一的责任可能由盟国移交给德国人自己去解决，这不同于阿登纳政策的基本精神。
德国的反应可以预测得到，只不过没人去理会猜测而已。当时担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大表“震骇与惊慌”。勃兰特说：杜勒斯的代理人理论将鼓励苏联采取更加“不妥协”的立场。
粗暴不是阿登纳的正常作风，他也十分尊重杜勒斯。不过，他对杜勒斯的看法之反应，就跟艾登在苏伊士事件时之反应一样。阿登纳和美国大使布鲁斯( David Bruce)谈话时，情绪激动地指出，杜勒斯的声明伤害了波恩政府的政策，西德寻求以自由选举为基础，通过西方求取统一，他坚持说：“任何形式的邦联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双方观点的歧义到了1959年1月中旬已经十分明显，阿登纳派遣外交部政务次长丁德曼( Herbert Dittmaun)到华府，表达对苏联提出的德国和约方案甚为“惊骇”。并且力促以西方既定政策为谈判基础的立场。丁德曼的谈话对手是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麦钱特( Living-ton Merchant)。麦钱特坦率告知，在这项危机中，阿登纳不会得到杜勒斯一向给予的全力支持。他力称，杜勒斯要避免“任何极端立场”，并且“设法让俄国人坐到谈判桌上”，德国人的最佳贡献就是“提供一些新点子给我们”。在危机发展时期，每当美国和英国要求“新点子”，他们就委婉地要求提升东德政权的地位，或是找出方法去吻合苏联若干要求。
持续五年的柏林危机——冷战转折点
可讽刺的是，英国和美国竞促请西德走上几乎必然会使德国人走上更加倾向于民族主义的路线上去，可是阿登纳对其国人不像英美那样有信心，决定不让他们接受这种诱惑。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相信德国人已经转向民主信仰；阿登纳却忘不了德国人的原罪。
麦克米伦第一个脱队，自行行动。1959年2月21日他独自飞往莫斯科，做“试探性会谈”。由于阿登纳根本不赞同这一回事，盟国也毫无共识存在，麦克米伦去“试探”可以做任何让步，必然包括业已为人熟知的“改善”西柏林对外交通程序，以及他一向主张以世界领袖的私人友谊为基础建立和平这些老话。
赫鲁晓夫把麦克米伦到访视为权力均势有利于苏联的又一迹象。麦克米伦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又发表强悍演说，以毫不妥协的姿态重提他的要求。麦克米伦离去后，他又发表一篇演说，拒斥麦克米伦认为世界领袖之间的良好私人友谊可以带动和平的看法。赫鲁晓夫说：“历史教导我们，不是会谈去改变国家的疆界。会谈的决定只是反映势力的新平衡。而且这是由于战争或其他情势结束之后，胜与降的结果。”这是毫无遮掩地表示现实政治的话语，也是黎塞留或俾斯麦可能说出的话。
阿登纳恼火之后，杜勒斯退却了。1月29日，他放弃“代理人理论”，也不再暗示以邦联方式统一德国。然而，杜勒斯的退却大体上是战术性质的撤退。信念并没有变，性格也不会变。就跟两年前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一样，美国政策要看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两人方式之间的微妙差异如何调和而定。以他个人对苏联制度的分析而言，杜勒斯可以说深切了解阿登纳的观点，也必然有相当的同感。但是就跟以前一样，杜勒斯必须设想出如何把他的策略去和艾森豪威尔更基本的办法相配合。
因此，依艾森豪威尔的思考与研判，阿登纳关切的大多数问题，即使不是毫不相干，也只是理论层面。的确够幸运的是，赫鲁晓夫并不清楚艾森豪威尔的思索。早在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正式提出最后通牒之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通电话，表示他可以接受美军退出西柏林的自由城市理念，只要柏林及其进出通路置于联合国管辖之下。
当总统顾问或内阁阁员与首长意见不一，他们必须决定，在意见分歧仍在理论层面上时就力陈立场，或等到实际需做决定时才出面说话。答案会影响未来的影响力，因为一般总统的性格都有坚强意志，不太轻容冒犯。如果顾问选择对假设性议题唱反调，他们可能会制造不必要的刻薄对话，因为总统本人也可能出于己意改变见解。换一个角度，如果他们静候事态发展，则有被驱逐之虞。杜勒斯选择中道。他向艾森豪威尔警告，切莫签订“书面协定”，也提醒称要维持柏林自由，必须有美军驻扎。后来的事态发展是，根本没有需做实际决定的场合。此时，杜勒斯已经罹患重病，6个月之后的1959年5月24日，他撒手人寰。
7月1日，艾森豪威尔又恢复他的调和理论。他在和苏联副总理科兹洛夫( Fral Kozlov)会面时，柯氏抱怨美方对柏林问题的立场不合逻辑，艾森豪威尔答说：“我们承认它不合逻辑，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权利与责任——除非我们有必要这么做。”保持权利直到能安排妥放弃权利的方式，实在不像是坚定得去号召作战抗敌的声音。
1959年9月在戴维营，艾森豪威尔告诉赫鲁晓夫说，美国并没有打算永远留在柏林：“很清楚，我们并不打算在当地占领50年。”声称要为一个预备要撤离的城市冒核战争之险，听来也不像是作战令。9月28日，艾森豪威尔又更进一步，本质上承认苏联挑衅的基本前提——柏林局势的确“不正常”。“它是在战争结束后的停火、军事停火、停战协定带来的结果，它很奇特地让少数一群自由人民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如果赫鲁晓夫继续其挑衅行动，或以他得到的一系列暗示为基础形成若干“妥协”，其后果会如何恐怕不堪设想。幸好是赫鲁晓夫的注意力未能持续，他对苏联本身相对实力的评估不确，加上或许苏联领导人内部的分裂，全都显示着苏联行动怪异的、不确定的特质。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反反复复，几次最后期限到了，也没有坚持他的要求非得被满足不可，或者盟国非和苏联谈判不可。前者可以暴露出盟国究竟有多坚定；后者则至少可以测试英、美究竟有多少意愿肯修正对柏林通路以及西柏林地位的立场。赫鲁晓夫不能坚持其目标，使得大西洋同盟避免或许是它最大危机的考验。
赫鲁晓夫对于对峙冲突或谈判和解都没有持续一贯立场，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西方国家对苏联制度是否运转正常颇有疑念。以发动核战争做胁迫，并且挑战欧洲现状，都没有发展一个策略去寻致外交摊牌，透露出20年之后苏联制度半瘫痪的征兆。赫鲁晓夫显然陷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鹰、鸽两派之间，举棋难定。鹰派相信他吹嘘的均势已变得对苏联有利，而认为西方让步不够；鸽派明白真正的军力实况，不愿轻易冒险激怒美国。
在这个奇怪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听任他第一个最后通牒届期，除了届期前两周召开一次外交部长会议之外，别无任何动作。这次外长会议没有进展，因为刚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利用这个机会淬砺他的技巧，使得往后30年民主国家外长们不胜其扰的手法在此初露锋芒。事实上，苏联并不希望在最后通牒行将届期前形成僵局。然而，它却使得艾森豪威尔借邀请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而获得若干时间。
赫鲁晓夫从1959年9月15日至9月27日访问美国，造成四年前日内瓦高峰会议产生的同样的公众热潮。两国领袖会谈，再次强调气氛重于实质，喊出“戴维营精神”的口号象征美苏修好。《新闻周刊》发表一份成绩单，指出赫鲁晓夫访美代表着成就大于失败。它说，若说还有何失败，主要还是两国领袖本应在柏林问题上有所进展——好像这只是一桩小问题似的。成绩单上列举的成就包括文化交流、增进贸易、加强科学合作；这些其实都不劳两国政府首长出面会谈。最常被提起的好处是，认为赫鲁晓夫终于了解了东道主。这反映出美国人标准的看法是：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是因误解而产生，而不是因利益冲突所产生，并且没有人能来到美国亲历美国经验之后，还会对美国方式敌视！
根据《新闻周刊》的民意调查，美国人相信赫鲁晓夫终于了解“美国人从总统以降，都希望自由”。如果赫鲁晓夫确有此一判断，后果显然是双面刃。总而言之，他把他的看法保密，有如国家机密。几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在12月初演说，吹嘘“资本主义世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打击下撼动了，我们有意志力会赢”。
艾森豪威尔由这次高峰会谈出来，信念与会前一样：他依然愿意（虽未必是渴望）去改变柏林地位。高峰会议结束，艾森豪威尔在10月1日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格雷( Gordon Gray)描述他认为走出危机的一条适宜之路。格雷回忆道：
“我们必须记得柏林是一种不正常状况；我们已经发现必须接受它，而且它是由于我们的领袖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错误而铸成的。然而，他（艾森豪威尔）觉得必然有办法可以发展出某种自由城市，隶属于西德，也可能需要以联合国出面保证该城市的自由、平安与安全，而且它除了警力外不具备武装地位。他重申时间已经到来，或许我们即将撤出驻军。”
赫鲁晓夫幸好不愿去试探这些做法，西方盟国无意之间达成其争取时间的主要目标。1955年的日内瓦高峰会谈使得赫鲁晓夫不需做具体让步，就获致紧张局势的缓和；1959年，艾森豪威尔以所谓戴维营精神也获致相同结果。
戴维营会谈的主要结果就是事情又拖下去。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协议召开占领柏林的四国会议，但是艾森豪威尔要先和盟国咨商。戴高乐表示，除非赫鲁晓夫先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他拒绝接受这次高峰会议的请帖。由于种种这些前提条件，高峰会议最早能召集的日期是1960年5月，在巴黎开会。后来，距高峰会议召开只有两星期的时候，美国一架U2间谍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这个事件使得赫鲁晓夫有了借口，推翻业已酝酿谈判一年多的整个会谈。它并没有不好的影响，因为美国原本对柏林的算盘就是计划成立一个“有保证的都城”，其中具备许多艾森豪威尔对格雷提到的想法。就实际而言，这个计划与赫鲁晓夫“自由城市”的构想，主要差别只在给柏林新地位贴上的标签不同而已。
虽然西方盟国有好几天担心赫鲁晓夫或许会以U2事件为借口，进行摊牌；不过很快就显示，赫鲁晓夫找的是相反方向——有了借口避免摊牌。口头叫骂代替了赫鲁晓夫在对峙冲突中经常反复威胁、屡次退缩的做法。与所有的预期相反，赫鲁晓夫由流产的巴黎高峰会议回国，途经柏林小停，他宣布最后通牒的截止期限再次延长，这次延到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到了肯尼迪接任总统时，距赫鲁晓夫发出第一道最后通牒已经将近整三年。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胁迫的可信度越来越降低，整体危机感也降低不少。就在柏林问题似乎平静下来之时，肯尼迪政府试图推翻卡斯特罗，在猪湾登陆失败，加上对老挝问题迟疑不决，显然令赫鲁晓夫认定肯尼迪软弱无能。1961年6月初在维也纳的美苏高峰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声言限期六个月来解决柏林悬案，开启了整个冷战对峙期间最紧张的一段时期。
6月15日就高峰会议情形做报告时，赫鲁晓夫昭告全球，签订德国和约一事已不容再拖延：“欧洲的和平解决必须在今年达成。”赫鲁晓夫在一项演说中，故意穿上中将军服出场（斯大林在战时曾颁给他中将军衔）。在另一个场合，赫鲁晓夫告诉英国大使，只消六枚原子弹就可以摧毁英格兰，至于歼灭法国也只不过要九枚原子弹。1960年9月，赫鲁晓夫中止双方已经遵守三年之久的非正式核禁试协议，苏联恢复核试爆，其中一次威力高达5000万吨炸药！
赫鲁晓夫对战后和解的要求，并无新义。丘吉尔早在1943年就主张划分战后版图；斯大林1952年提出和平通告，也有同样的主张；凯南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主张就德国问题有个了结。但是和其他战争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却没有一个战后和约。美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是逐步地，以默认既成事实的方式，而非正式协定的方式去建立的。
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的最后一幕，在1961年8月13日凌晨上演。西柏林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等于成为牢中囚徒。东德在柏林的苏联占领区和另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之间，立起铁丝网，隔离起来，另外还围绕整个柏林修盖起围墙。围墙两边的家庭从此各自一方。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柏林围墙日益增强；水泥盖墙、布上地雷，派出猎犬防守，这都成了东西柏林分裂、极权主义惨无人道的象征。东德政权无法让自己的公民留住在自己国家之内的破产形象，自此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过，共产党领导人堵住了苏联阵营大堤上的一个漏洞！——至少暂时堵住了！
柏林围墙使得民主国家又得正视柏林的两难局面。他们有心为保卫柏林自由，对抗公然侵略，但是对公然侵略应该如何反应于未然，却尚未决定；或者可以说还未确定要如何界定侵略。肯尼迪几乎立刻就决定，建起柏林墙并不符合美国对侵略的定义，因此不预备以军事方式去挑战它。美国企图不夸大柏林墙的严重性，可以由围墙建立的第一天，肯尼迪驾船出游、腊斯克国务卿去观赏棒球赛这个事实做证明。在华府根本没有危机气氛。
实际上，肯尼迪在军事上可选择的方案也十分有限。如果美军把占领区界限边的篱障拆了，他们可能会见到退后数百码，东德又盖一座围墙。试问这时候他们要不要进入东柏林，把它拆了？西方民意会支持为柏林“之内”自由活动的目的而战吗？——实际上，东柏林早早已被承认是东德共产卫星附庸的首都了。
当情势显示美国不会以武力抗拒兴建柏林墙时，西柏林和联邦共和国的震撼无以名状，被迫要正视那下意识很清楚、却又害怕承认的事实。经过匈牙利革命事件之后，很明显，西方国家不会以军力挑战现有的势力范围。勃兰特日后宣称，他的导致承认东德政府的东进政策( Ostpolitik)，即因对美国针对柏林墙兴建之反应，彻底地失望而形成的。然而，若是因为拆除柏林围墙而爆发战争，德国人的震撼必然还会更大。即使是阿登纳也告诉艾奇逊说，他并不希望以核战争来防卫柏林，因为他也深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保护柏林。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施展浑身解数，想摸清对方的承诺和限制。7月，肯尼迪大幅增加美国的国防预算，召集后备部队，增调部队赴欧洲。1961年8月，在柏林墙建起之后，肯尼迪调派1500人的部队取道苏联占领区的陆上通路赴西柏林，看看苏军敢不敢制止他们的行进。这支部队一路不受阻碍地抵达西柏林，受到已先行登机抵达的副总统约翰逊之热烈欢迎。不久之后，1948年柏林受封锁时的英雄克莱( Lucius Clay)将军，被委派为柏林总统私人代表。肯尼迪在柏林的自由这个问题上拿美国的可信度冒险。
赫鲁晓夫再次自作聪明，自己走进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相同的死巷里。他的狂妄恫吓激起了美国人的反应，他又不敢去挑战。根据美国潜伏在苏联军方的大间谍潘考夫茨基上校( Oleg Penkosky)的报告，苏联高层军官十分明白他们欠缺准备，经常私底下抱怨赫鲁晓夫的莽撞。早在1960年，艾森豪威尔就看穿赫鲁晓夫的狂言恫吓，告诉一位访客说，一旦爆发战争，他担心美国本身武器的核落尘之为害，远胜于担心苏联报复反击。肯尼迪一接任总统，也很快就了解到在整体战略力量上，苏联低弱多了。
形势有利于想要维持现状的一方。在此同时，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还更明显，不愿为柏林而轻易冒核战争之险。他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进行高峰会议后回国途中，陷入沉思：
“为了通路权的争议或因为德国人想要德国再统一，而冒一百万美国人丧命之险，真是蠢极了。如果我要以核战争要挟俄国，必须有比它更大、更重要的理由。”
艾森豪威尔的策略来自当初的遏制理论。他努力在苏联向西方挑衅的每个地方加以防堵。肯尼迪的目标则更加宏远。他希望通过超级大国直接谈判，一劳永逸地结束美、苏冲突——可以利用柏林危机作为转折点。因此，肯尼迪的白宫极力推动在柏林问题上比较弹性的外交，必要时可以片面行动。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问题是一项挑战，必须坚忍对付，熬到胜利；就肯尼迪而言，它只是通往他理想中的世界新秩序的一个驿站而已。艾森豪威尔或杜勒斯会找出公式去化解某种特定威胁；肯尼迪则要清除通往和平的永久大障碍。
这两位总统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也不一样。艾森豪威尔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在欧洲指挥盟国联军，肯尼迪则在太平洋服役，而太平洋战场的美国比较片面，只涉本国兵力。肯尼迪不预备让盟国对谈判有否决权，实际上也宁愿与苏联直接交涉。1961年8月21日，柏林墙竖立起来一星期之后，他对腊斯克国务卿发出一道总统令：
“谈判的日程以及西方立场的实质内容，都还没有敲定，我也不再相信单凭四强会谈就能有满意的进展。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努力在这两个领域强化美国立场，并且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否定。我们本星期应向我们的三个盟国明白告知，这是我们的决定，他们必须追随配合，否则就不要插话。”
腊斯克遵奉这道指令，放弃四强会谈方案，转而采取与莫斯科直接对话的方式。腊斯克和葛罗米柯当年秋天在联合国见了几次面。其他的对话则由汤普森大使在莫斯科与葛罗米柯进行。然而，苏联并不是轻易就同意就柏林问题谈判的议程。
问题出在彼此都发现自己陷入核时代特有的两难之局。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核武力来保卫自身生存，但是这些武器却不能使他们产生积极的转型。不论理论上可以估算出享有多少核优势，核战危机的风险远远超过任何可以达致的目标。即使估算核战风险只有五成，若是代价是一方社会之全然摧毁，也是无法容忍的大风险——尤其这是攸关文明之存亡问题。因此，每一方都在战争风险之前退缩了。
在此同时，每一方也都不可能以外交代替强权。尽管紧张上升，赞同维持现状的论调一向总是胜过想打破现状的冲动。就民主国家这一方而言，盟国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共识；就东方阵营而言，赫鲁晓夫的夸口大话可能已使其同僚期望太高，即使西方预备做出重大让步，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还认为不够。最后，赫鲁晓夫孤注一掷，冒险在古巴部署导弹，企图打破僵局；这个例子显示出，在军事力量可以影响外交交涉之前，筹码必须押多么高。
这种停滞不前的趋势，也破坏了肯尼迪政府以外交主动打破僵局的努力。任何让步若是赫鲁晓夫能接受，必会伤害到大西洋同盟；任何方案若是民主国家可以容忍，也会挫弱赫鲁晓夫。
肯尼迪政府想从苏联的要求清单中找出任何没有风险就能餍足它的努力，注定要失败。1961年8月28日，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邦迪( McGeorge Bundy)在一份呈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总结白宫的想法如下：“目前在规划我方谈判立场详细内容的人士之主轴思想是，我们能够、也应该大幅转向接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奥得河边界线、互不侵犯公约，甚至分别缔结两项和约的想法。”备忘录没有指出，美国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做回报。
这种态度使得华府无可避免地逐渐与阿登纳分道扬镳。9月22日，政府方面漏出来的一则讯息清楚说出：“美国政府某权威人士今天呼吁西德，以自己利益，接受两个德国存在的‘事实”’，“这位人士说，西德‘与东德交谈’，而不是不予理会，将有更好机会达成德国再统一”。
1961年12月，邦迪再度向波恩当局担保，谈到美国“基本”目的是确使德国人民“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为信赖美国而遗憾”。同时，他也警告称，不能把这项担保误加诠释成为空白支票：“我们不能让德国对西方政策有否决权——也没有任何德国政治家做此要求。自由人的伙伴关系不能只以一人之需要而行动。”
事实上，这种修好的词语把彼此都消解了。由于美国和西德已宣示的立场无法调和，而且由于德国得完全仰赖美国来防卫柏林，不让波恩享有否决权，其后果不外乎下列两者之一：为一个肯尼迪政府已明说并不相信的目标，冒战争风险；或者强制波恩接受德国领袖已经拒绝的观点。前者的目标在美国国会或舆论中，不会获得支持；后者则会摧毁德国对西方的承诺，以及大西洋盟国的团结一致。
华府和波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国务院既害怕美苏僵局，又害怕与阿登纳破裂，逡巡不前数个月，没有执行肯尼迪的命令，推动与莫斯科直接谈判——或者应该说，进行会谈却了无新意。如果赫鲁晓夫有感觉，他或许可以感觉到这是确定西方国家各种不同暗示，何者可以对其具有政治利益的良机。然而，他不仅此图，却又加高赌注，避免谈判。
在这段外交停顿、盟国内部龃龉的时期，我也以国家安全会议顾问的身份，略为涉及白宫的决策。虽然我知道当时正在辩论的议题，也知道围绕着总统身侧的种种不同流派主张，不过我个人可没有参与到最后决定。艾奇逊虽然言词刻薄，却没有失宠，此时依然担任政府体制外的顾问，不时提供意见。像艾奇逊这样力主北约同盟的传统派，根本不愿谈判。至于戴高乐和阿登纳，他们看不到新的柏林交通程序会有什么改善余地，谈判德国统一问题也恐怕只会产生激烈争辩。
我虽然敬佩阿登纳，却不相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策略可以持久。每当赫鲁晓夫有选择而动，他就可以迫使西方谈判；哪怕戴高乐也好，没有一个西方领袖能够不先向百姓说明已经竭尽一切能事犹未奏效，就直接表示必须与敌对方摊牌决战。考虑到依照苏联议程谈判的危险，我认为先发制人至关重要，可以先提出美方对德国前途的方案。如果把决定留给会议去裁定，或听任截止时限到来再匆匆决定，我真替盟国的团结担心。就程序而言，我赞同谈判；就实质而言，我比较接近阿登纳和艾奇逊的传统派立场。
我在肯尼迪时代的白宫短暂的兼职期间，有几次与阿登纳相见。这使我很痛苦地看到，柏林危机在原先亲密盟国之间产生的不信赖感之深。1958年，拙著《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 Nuclear Weapons andForeign Policy)出书不久，虽然我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教授，阿登纳邀请我前往一晤。在那次谈话中，阿登纳坚定地告诉我，千万别被共产阵营由波罗的海直抵东南亚这种表面现象唬住。他认为，中国和苏联之间无可避免，迟早会决裂。他说，他希望当中苏决裂之时，民主国家能够准备好借势运作。
我过去从来没听过这种推论，也不相信这个论点。阿登纳必定是把我吃惊的静默，当做是默示同意，因为三年后他和肯尼迪会面，谈话终结时重提中苏必将分裂之说，又提到我也有同感。稍后，我得到肯尼迪的口信，希望此后我对地缘政治有何高见，不仅要能和西德总理分享，也要能向美国总统提供。
或许由于阿登纳与肯尼迪这一席对话，我被认为与阿登纳关系不浅。白宫在1962年初要我出面向他解释肯尼迪政府的柏林政策。我奉命要向阿登纳简报美国对谈判的做法、为柏林拟订的军事应变计划，甚至特别要简报美国的核实力，我被告知：除了英国之外，这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盟国曾知其详情。
这的确是一桩艰巨的任务。我才刚开口做简报，阿登纳就打断我的话头。“他们在华府已经都告诉过我了。当时我没有动容。为什么现在他们认为我会接受呢？”我回敬他，我不是美国政府官员，我只是受命拜访他，缓和他的忧虑，他应该先听我讲完再做结论。
阿登纳当场窘住。他问我，我兼差担任白宫顾问，花掉多少时间。我告诉他，大约是25%的时间。他平静地说：“那我可以假定你告诉我75%的实情。”这句话是当着美国大使道林(Walter C．Dowl-ing)的面冒出来；照阿登纳的算式，道林大使岂非无时无刻不在说谎话？
但是即使在德、美关系陷于如此低潮时，阿登纳还是显示出诚信君子的道德风范。虽然核战略不是他最有兴趣的范围，他深为感谢华府通过我向他简报核实力，由此显示出对他的信赖。我在大约25年以前在15岁上就由德国移民到美国，不以为我的德语词汇足敷商谈核武器这类话题，因此以英语发言。我们的译员是阿登纳的一名幕僚。事隔25年，这位译员已经相当上了年纪，且已退休，他写信给我说，他曾经把那次核实力简报做成纪录，呈交给阿登纳。阿登纳的反应是，他曾经保证对简报内容保密，因此即使在档案里留下一纸谈话记录，也有违承诺。他下令把我们的那段谈话记录全部销毁。
然而，1962年4月，德、美关系还是失控。4月21日，美国有一项计划，想成立一个国际交通管理局( International Access Authority)控制进出柏林之一切交通。这个管理局将有五个西方理事（三个西方占领国，加上联邦共和国、西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五个东方理事（苏联、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以及三个中立国理事（瑞典、瑞士和奥地利）。至于统一问题则由东、西德各派出等量的代表，组成一系列委员会去磋商、推动。
一点也不意外，阿登纳强烈反对成立一个交通管理局，尤其是东、西德在其中地位平等。甚至，东、西柏林都派出官员参加进来，更会削弱柏林原本已经脆弱的四国分治地位，并且更强化东德的角色。由于共产阵营的代表人数与民主国家的代表人数相同，届时三个并不强大的中立国家在苏联挟制下，岂非有了决定性的声音？阿登纳认为这是糟糕的方案。
阿登纳决心刺破水泡，采取他前所未有的措施，公开抨击他的主要盟国。1962年5月7日的记者会上，他强烈指斥国际交通管理局的构想：
“在我看来，这整个计划无法推行。你们都知道，由于东、西方代表的票数可能势均力敌，到头来，瑞典、奥地利和瑞士这三个国家就会有决定性的声音。我可要请教诸位，如果这些国家被问到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角色，他们会给予肯定的答案吗？我可不以为会。”
为了强调他的不痛快，阿登纳特地讽刺肯尼迪政府把发展中国家置于施政优先位置的做法：
“我也反对殖民地，并且全心支持开发援助。但是我亦要求（东德）一千六百万德国人能被允许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应该把这一点告诉我们的友人和敌人。
这些歧见从来没获得解决。1962年7月17日，肯尼迪还对苏联新任大使多勃雷宁( Anataly Dobrynin)说：“或许还有其他议题，我们愿意再对德国人施压，譬如说，交通管理局的结构。”由于阿登纳已经公开详述他反对这个管理局的组成与功能，赫鲁晓夫应该已经知道，他把握着可以让大西洋同盟内部爆发重大危机的关键。
奇怪的是，就在苏联的成功已经在望之时，赫鲁晓夫又转变行进方向。为了把过去三年苦苦追求的突破能够毕全功于一击，赫鲁晓夫把苏联的中程导弹部署到古巴境内。他显然估算到，如果部署成功，他在迟早要进行的柏林会谈上的交涉地位，就会强大莫比。基于同样的理由，肯尼迪也不能容许苏联的战略武力深入到西半球来。肯尼迪大胆、技巧地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不仅迫使赫鲁晓夫撤回苏联导弹，也在这个过程中，让赫鲁晓夫的柏林外交手法仅余的可信度，彻底破灭。
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已失去所有的有利因素，于1963年1月宣布柏林墙的“成功”，已经使得为柏林问题单独达成和约一事，不再有必要。柏林危机终于过去，它整整持续了五年。整个过程里，盟国在所有最基本问题上坚守立场——虽然有许多次踌躇摇摆。就赫鲁晓夫而言，他的成就无非是垒了一堵围墙，使得不情愿被共产党统治的东德人民，无法逃出东德这个乌托邦罢了。
西方国家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赫鲁晓夫竟然玩过头而失手，因为盟国已经危险到濒于瓦解的边缘。美国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位总统任期内的立场，都是以美国传统信念为基础，美国反对以武力要挟去改变，但并不反对改变。作为学理上的表述，这是不许有例外的，前提是要有一共同理解：危机的结果要以实质去判断，不是以方法去评断。
就实质内容而言，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内部斟酌的种种不同方案，都极具危险。它们全都有个缺陷，即是依照苏联的方向去变更现有架构。当然不可能不这么做，毕竟苏联发动这个危机也不是为了降低自己的地位。每一种交换条件的方案都是以苏联放弃它原本就不应发出的胁迫，换得东德附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对既有的柏林交通程序之修正。阿登纳的两个梦魇，一个是东德共产政权可能得到方法可以利用柏林的脆弱性施压，另一个是在波恩对盟国的义务和其渴望国家统一的目标之间，可能会产生差距。这两者都潜伏在每一个谈判方案中。
艾奇逊对这个局势有清楚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参与创建”了战后同盟体制。1961年9月21日他致函杜鲁门，预测西方国家在柏林失败受辱，“却装出新秩序时期的政治家风范”。艾奇逊认为，如果失败不可避免，西方同盟的前途就坐视谁来为此混乱负起责任。他在1962年1月致函克莱将军说：“最好是让追随者跟着领袖而去，别让领袖跟着追随者走。谁来收拾残局？谁来受命领导，重新出发？”这是和戴高乐策略完全不同的主张。
柏林危机的过程中，德国的重点优先秩序变了。战争结束以来，阿登纳主要唯美国马首是瞻。赫鲁晓夫提出最后通牒一年之后，情势完全变了。1959年8月26日国务院有一份情报指出，阿登纳为盟国之间缺乏共识忧愁。根据这份报告，阿登纳仍然希望盟国恢复团结。但是，如果“美、英的结合显示出倾向于与赫鲁晓夫取得谅解，阿登纳将被迫把他的主要后台转向法国”。
整个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就好像一位棋手，起手势非常惊人，然后就坐下来期待对方思索再三后不战而降。研读外交记录后，我们很难了解为何赫鲁晓夫对于被提议、辩论、且经常暗示的种种谈判方案，却毫无试探动作。这些方案包括交通管理局、两个和约，以及“受保障城市”观念等等。最后，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在自己订的截止时限有所动作，或者按照种种方案让西方盟国来坐下来谈判。经过三年的最后通牒和血液凝固的可怕威胁之后，赫鲁晓夫的唯一真正“成就”就是垒了一座柏林墙，最后却成为象征苏联的柏林政策大失败的笑柄。
赫鲁晓夫陷入自己编织的罗网里，他发现不动武没有希望达成他的要求，要战他又从来没有十足的准备，可又不敢接受西方提议的和谈，怕被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和中共责备，接受太低的让步。赫鲁晓夫乏力于引导“鸽派”走上更加强悍对峙之路，又对自己的地位太没把握，不敢对“鹰派”的要求让步，两难之下就尽量延宕不决，然后以在古巴部署导弹冀图孤注一掷。
柏林危机，加上作为高潮的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冷战的一个转折点，只不过当时人们未这么认为而已。如果民主国家未因内部争端而分散注意力，他们可能就能正确诠释柏林危机的意义——证明苏联潜在的弱势。到头来，赫鲁晓夫必须接受西方有个据点深入在苏联阵营里的事实，也未能达成他发动危机之初扬言的任何目标。因此，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再次获得确认，犹如匈牙利1956年革命一般。此后双方都抱怨局势，却再也不试图以武力改变版图。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除了1973年中东战争末期一度碰撞出火花之外。虽然苏联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远程导弹兵力，克里姆林宫从来不觉得他们可以发动直接威胁，向美国的既得权益挑战。苏联军力转到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等发展中世界，去支持所谓的民族解放战争。苏联此后十年，未再阻碍柏林对外交通，柏林继续照原有程序与外界交通。在这期间，东德政权逐渐得到外交承认，这是出于西德的决策，且获得西德所有主要政党支持，并非由美国发起。盟国利用苏联渴望东德获得承认的心理，坚持苏联必须遵循几个先决条件：确认柏林交通程序，承认柏林四强分治地位。苏联在1971年的四方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条件。直到1989年柏林墙倾覆，德国实现统一，柏林或其对外交通都没有再受到挑战。遏制政策终于奏效！
第二十四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大西洋共同体面临观点整合
柏林危机象征着两大势力过去近20年沿着欧洲大陆分界线的相互碰撞，进入最后的稳定期。这对峙碰撞过程的第一阶段(1945—1948年)，斯大林建立苏联势力范围，把东欧国家化为卫星附庸国家，隐藏着对西欧的威胁。第二阶段（1949~1956年），西方国家以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对策，把他们的占领区统合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且发起西欧整合的过程。
在整合期间，每个阵营间或都有企图打破对方势力范围的动作。但是这些计谋都没有成功。斯大林1952年提出和平通告，企图引诱联邦共和国脱离西方阵营，却铩羽而归——部分原因是斯大林去世，政策无以为继。杜勒斯的“解放”东欧策略，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中证实纯属空话。赫鲁晓夫1958年提出柏林最后通牒，代表着再一次企图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西方分化的努力。但是到最后，苏联必须罢手，尽量牢牢紧握住东德卫星政权。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集中力量渗透发展中世界。结果导致欧洲两极稳定。1958年，法国大哲学家、政治学家雷蒙·阿兰( Raymond Aron)曾经这样概述这个矛盾的性质：
“欧洲现状是不正宗，或荒谬的，但是它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人人都知道分界线在哪里，没人太害怕会有不测后果。如果在铁幕的另一边发生事故——我们一年前即经验及此——这一边可没事！因此，欧洲清清楚楚的分立，莫辨对错地被认为比起其他安排来较少危险。”
也正好就是这种稳定感，使得所谓大西洋共同体( Atlantic Com-munity)内部潜在的歧见得以浮现出来。紧接着柏林危机落幕，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必要整合他们关于同盟的性质、核武器的角色以及欧洲的前途等等问题彼此相异的观点。
麦克米伦：英国不再是世界强国
麦克米伦是英国第一位必须面对英国不再是世界强国的痛苦事实的首相。丘吉尔在和美国、苏联打交道时是平起平坐。即使他的地位没有反映出真实的均势情形，丘吉尔以他的才具以及英国战时的英勇奋战，能够弥补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当丘吉尔在二次大战刚告结束，以英国在野党领袖身份呼吁盟国与莫斯科谈判，以及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又以英国首相身份主张对苏谈判，他是以一个大国发言人身份讲话。英国虽然不再是前排老大，依然能够影响其他所有国家的评估。整个苏伊士危机事件中，艾登依然以一个相当能自主的大国政府首长身份，周旋于国际间，也有能力单方面行动。到了麦克米伦面临柏林危机时，英国本身仍有能力改变超级大国战略思考的假象已经无法维持。
麦克米伦是一位温文尔雅、气质高尚的怀疑论者，代表最后一代的老式保守党人。他生长在英王爱德华时代，当时英国是全球第一霸权，英国国旗在世界每个角落都飘扬。虽然麦克米伦具有狡黠的幽默感，他亲眼见到了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由强权巅峰逐步式微的历史，却又不免有几分挥不去的忧愁。麦克米伦曾伤感地回忆在牛津大学教堂里同班同学只剩下四人还活着的校友重逢情景。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麦克米伦辞去公职已经将近20年，他告诉我说：他虽然非常敬重撒切尔夫人，也能理解她的做法，他却绝对做不到与这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派上战场、舍身奋战的战士之子弟，做殊死决战。
麦克米伦是在英国强权式微的分水岭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被推选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麦克米伦以极度的矜持与华饰来扮演其首相角色。以财政大臣的出身，他十分明白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走下坡，英国的军力也永远赶不上核超级大国的庞大实力。英国在欧洲共同市场刚创议时，就拒绝加入。张伯伦1938年提到捷克时，称之为一个遥远的小国家，英国对它所知不深，正是精确道出英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在世界另一端大打殖民战争，却对仅有数百英里路之遥的欧洲的那份生疏、不相干的漠然态度。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再也不能以远距离观察欧洲，视欧洲为英国军队偶尔必须干预以制止一个暴君崛起的地方。麦克米伦因此一反过去漠不关心欧洲的政策，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并且，尽管苏伊士事件令英国神伤，麦克米伦的最大关切仍是培养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英国并不自认为是个纯粹的欧洲国家。毕竟，她的危难经常源自欧洲，可是救兵却来自大西洋的彼岸。麦克米伦不接受戴高乐的立论，戴高乐认为欧洲与美国不要结盟，安全度才会加强。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英国可能至少也和法国一样愿为柏林而战，但是其动机可能未必出于为盟国占领权这个模糊观念辩护，而是出于支持美国认为全球均势已受到威胁的评估。
苏伊士事件之后，法国与英国对于遭到美国羞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加速它的独立，英国则选择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英、美结盟的观念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存在，也受到鼓舞，早在1935年，英国首相鲍德温( Sfanley Baldwin)就在艾伯特大厅的演说中提出这个概念：
“我一向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论是欧洲或东方，抵御战争最大的安全将是大英帝国与关利坚合众国的密切合作。可能需要一百年才达致期待的目标，机会也可能永远不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梦想，我展望未来，看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合作，我不禁想起，即使人类不能公开拥护它，将来的某日某时，追随我们的人将可以看到它。……”
美梦成真并没有花100年的时间。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和美国就因相互需要而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些需要是通过非常不同的历史经验积累而成的。
两国能够铸成坚强的结合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英国具备配合变动环境而调适的不寻常能力。艾奇逊的评语或许没错，他指出：英国紧抱帝国的幻象太长久，未能替自己当前在欧洲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在它与华府的关系上，英国几乎是每天都展现出，虽然是个老大帝国，决不在基本问题上自欺。英国领袖仔细评估过他们不再能够以传统的利益、风险平衡法去影响美国政策，选择（尤其是在苏伊士危机之后）以缓和方式扩大影响力。英国两党领袖设法使得美国总统在决策过程中倚重他们的意见，不仅不认为咨询伦敦的看法是对较弱的盟国示惠，还认为是自己统治上不可或缺的重大事项。
然而，英国并不尽然完全认同美国的国际关系哲学。英国人从来没有分享美国人那套人类完美论点，也不会主张道德至上论。“以哲学观而言，英国领袖大体上都认同霍布斯的性恶论。明白人类的罪恶，就很少会对人性失望。在外交政策上，英国一向奉行伦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对英国有利的，也可以视为对世界有利。
要具备这样的观念，必须具有相当的自信心以及天生高人一等的感觉。19世纪，有一位法国外交官告诉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说，法国已经习惯帕默斯顿在最后一分钟才由袖里掏出外交牌，这位勇气十足的英国首相竟然答说：“上帝把牌摆在那儿！”不过，英国把国家自我本性置于实务运用时，却直觉地以温和态度去做，因此它自认可以代表一般利益，倒也经常没错。
在麦克米伦执政时期，英国完成了由实力变为影响力的过渡。他决定把英国政策依附在美国政策之上，并且技巧地处理对华府的关系，以扩大英国的选择范围。麦克米伦从未争辩哲学论点或观念性论点，也很少向美国主要政策公开挑战。他把中央舞台让给美国，退到幕后试图操控整出戏的内容。戴高乐经常吵吵闹闹，让人不理会他会有痛苦；麦克米伦则使美国轻轻松松地来征求英国意见，以致不这么做反倒不好意思。
麦克米伦在柏林危机时期的战术就接近这种手法，他认为不值得为柏林交通问题打一场核战争；另一方面，丢失和美国的关系可就十分严重了。他愿意与美国站在同一边，即使面对核战大摊牌也无怨无悔，这就远胜过其他盟国所作的保证。然而，在他必须面对这个最后大抉择之前，麦克米伦决心试探是否尚有其他对策。他义无反顾地以西方鼓手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制止美国鲁莽行事，也向英国民众显示“他们领袖已竭尽全力去促成了解与协议”。
手段很快就变成目的。麦克米伦对自己的手腕灵活极具信心，自认有把握以纯熟的技术掌控谈判来拔除挑衅的针刺。在麦克米伦看来，外交程序本身可能可以卸解赫鲁晓夫最后通牒的胁迫，一个接一个没有结论的谈判能使冲动的赫鲁晓夫把最后通牒的时限一延再延。在阿登纳极端恼火的情况下，麦克米伦于1959年2月底3月初到苏联访问11天，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数度重申他最早的最后通牒。麦克米伦此行并未获致具体成效，赫鲁晓夫却借着他在场重复胁迫言词。但是，麦克米伦依然不屈不挠地追求安排一系列会议的目标，认为这是避过赫鲁晓夫期限最务实的手段。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这一段经过：
“我忧心忡忡地推动以一系列会议，一点一点稳步走向‘和平共处’（用一句当时的流行话来说）的观念，即使不是和平，至少和平共处也能在世界不受挑衅。”
然而，当和谈成为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就只能听任有心破坏谈判的一方的牵制，或起码摆出随时可以不谈的姿态也能占了上风。因此，赫鲁晓夫发现他能够界定什么事“可以谈判”。为了让对话能持续，麦克米伦用尽心智想在苏联的议程上找出若干项目，可以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交涉。1958年11月27日，也就是收到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正式通牒的翌日，麦克米伦曾致函其外相劳埃德( SelwynUoyd)说：
“我们不能回避谈判，如何去执行它？这一定会导致谈判统一的德国之前途，以及脱离计划( Disengagement Plans)吗？”
各种不同的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在中欧建立有限度武装的地区（指的是德国、波兰和捷克），并且核武器由这些国家撤出。就麦克米伦而言，以及较低程度下就美国领导人而言，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主要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由于核战略必须仰赖的核武器实力（绝大多数的美国核武器并未部署在欧洲大陆），与苏联讨论脱离计划，在麦克米伦看来乃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无害的方法。
阿登纳反对所有这些办法，因为一旦美国核武器撤出德国，它们势必撤回到美国境内，这势必中断阿登纳认为的欧、美核防务极其重要的政治关联。他的推理，或至少他的国防专家的推理是，只要这些核武器部署在德国领土，苏联必然投鼠忌器，不摧毁核武器，就不敢冒险进攻中欧。加上要进攻中欧就得发动核攻击，美国必定会加以反击。
然而，如果美国撤回核武器，德国就有可能受到传统武器的攻击。阿登纳不敢确定，一旦德国受到毁灭性打击，美国领袖是否将以发动核战争做反应。因此就柏林问题探索出谈判方案，就代替了继续争辩大西洋同盟的军事策略。
每当麦克米伦或艾森豪威尔两者之一采取任何具体的外交主动，另一方的反应就必然印证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虚荣心，彼此要互别苗头。虽然两人私交甚笃，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为了麦克米伦径赴莫斯科访问，甚为恼火；同年秋天，麦克米伦获悉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到戴维营进行会谈，大大发作一场：
“（艾森豪威尔）总统深陷于‘没有一次高峰会议不是在外交部长会议时即有进展’的结论。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宴客作乐代替讨论磋商。因此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美国做客，也答应将要访问俄罗斯。这些看来挺像奇怪的外交手法。”
怪倒不怪，但是无可避免地，当赫鲁晓夫察觉英国不会与美国各行其是，他就全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下工夫。在赫鲁晓夫看来，麦克米伦把美国劝诱得肯坐下来谈判，作用已毕。以最后分析而言，能决定让赫鲁晓夫得遂心愿与否的唯一交手对象是美国总统。因此，所有主要问题的谈判是由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以及后来由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日内瓦的会谈。可是，美国越是独占了国际对话的机会，越是在若干北约组织盟国之中制造诱因，使得他们追求获致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当苏联对西欧的威胁渐渐消失，对莫斯科的畏惧心理也逐渐消失；大西洋盟国内部意见参差也就较少危险，戴高乐即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鼓励欧洲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
但是，英国愿意奉谁为老大，唯其马首是瞻，却毫无疑问。麦克米伦宁愿追随美国，而不愿追随欧洲，因此他没有理由去鼓励戴高乐的办法，并且他从来不曾追随以任何名目要使欧洲与美国分手的动作。然而；一旦遇上防卫英国重大利益，麦克米伦与戴高乐可就一模一样的坚定不移了。这个情形在所谓“天雷事件” ( Skybolt Affair)中最为明显。
为了延长轰炸机群的寿命，英国决定向美国购买还在研究中的远程、空中发射巡弋导弹“天雷”。1962年秋天，事先没有照会英国，肯尼迪政府便取消天雷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技术难突破，事实上是为了减低对飞机的倚赖，认为飞机没有导弹来得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说也是为了不让英国有自主的核武实力。美国事先未与英国咨商就单方面做此决定，使得英国轰炸机实力迅速过时、老化。法国一再声称别依赖美国，这时似乎得到验证。
然而，天雷事件接下来的发展却证明，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还是有利。麦克米伦此刻发动他耐心培养对美关系时建立起来的大小人脉关系，并且也不太客气地扬言：
“如果利用研发天雷导弹遭遇到困难为理由，迫使英国得不到独立的核实力，其结果的确非常严重，赞成拥有独立核实力的英国人士，以及反对它的人士，都将深刻忌恨此一作法。它冒犯了国家荣誉意识，也势必遭到吾人全力抵制。”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 Nassau)会谈，于12月11日达成协议，修改英、美核合作关系。美国在弥补英国买不到天雷导弹的遗憾，另外售给英国五艘北极星导弹潜水艇和相关导弹，英国即可因此发展自己的核弹头。为了吻合美国要集中控制核战略的条件，英国同意把这五艘潜水艇“指派”交给北约组织调度指挥，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之际则不在此限。
英国部队纳入北约组织却变成徒具虚文的规定。由于只要基于“国家最高利益”需要，英国就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潜水艇，加上由于照定义而言，除非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根本不会考虑用到核武器，拿骚协定实质上是把法国人极力以对峙企图争取的行动自由，给了用咨商方式来交涉的英国。英国和法国对于核武器态度的差异在于，英国预备牺牲形式、只要内容，可是戴高乐却极力要重振法国声威，把形式和内容等同来看待。
当然，法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为它一点也没想要获取和英国相同的对美国决策之影响力。因此，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提起大西洋合作的性质这个哲学性的议题，总要争取欧洲的盟主地位，至于美国却要借此重新认识欧洲外交的历史作风。
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以过去其他国家未曾得有的方式，主导世界事务。美国人口并不算多，却产出全世界1/3的物品和服务，加上它在核科技上享有极大优势，可谓得天独厚，远胜过任何可能的敌手。
数十年来，美国由于得天独厚，她的领袖忘记了，受战祸蹂躏、暂时无力且软弱的欧洲曾独领风骚主导世界事务历两百年的那份叱咤风云的威势。他们忘记了欧洲生龙活虎地发起工业革命，也忘记了欧洲的政治哲学孕育出国家主权的观念，更忘记了欧洲式外交的繁复的权力均衡体制运作了近三百年。欧洲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复苏，它的若干传统外交模式就会再生，尤其是法国，自黎塞留以来，现代统治术即源生于法国。
戴高乐：重振欧洲雄风
没有人比戴高乐有更强烈的重振欧洲雄风之意识。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与美国争端迭出最高潮之际，流行的看法是指责这位法国总统仍然偏执自大。殊不知他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必须力图重振充满失败感、薄弱感的法国之国家意识。法国不像美国那样日益超级强大，也不像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做是整体的、学习的经验。很少国家有法国的惨痛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国青壮年几乎牺牲殆尽！浩劫余生的法国人明白法国绝对经受不了另一次类似的惨痛经验。在这种思维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噩梦成真，使得1940年法国战败，不仅是军事失利，更是心理重创。虽然技术上说来，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法国领袖心知肚明，她是借他人之力而获得拯救。
和平并未带来喘息机会。第四共和重蹈第三共和的覆辙，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法国必须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严酷的事实。法军经历了1940年的奇耻大辱之后，刚刚组建起来，就得再打将近二十年的殖民战争，并先后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战败。美国有稳定的政府、全面战胜更强化了她的自信，可以专心致志从事其价值认定的任务。戴高乐则统领着一个遭受一个世代的冲突、数十年的败战羞辱的国家，他评断政策不太依据现实的标准，大体是以是否能有助于恢复法国尊严作为依据。
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因为双方都彼此有深刻的误解，似乎从来就话不投机。虽然他们大体上都不是虚夸自大的人，美国领袖倾向于对其务实观点过于自信。法国人民在太多的热情破碎、太多的梦想粉碎之后，已变得狐疑多心，戴高乐认为有必要以一种高傲、甚至骄恣的态度来弥补长期以来民心的不安全感。美国领袖个人觉得受辱和历史上的高傲感与戴高乐的个人高傲和历史上的受挫辱感，交织在一起，出现了美、法两国之间的心理鸿沟。
由于华府认为西方盟国的利益理所当然会一致，认为稍有意见不同，彼此咨商一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美国人的观点，同盟就好比是公开上市的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力要反映每一人的所有权比重，应该以一个国家对共同目标的贡献比例来计算。
法国几个世纪以来执行外交的传统，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自黎塞留以来，法国的外交主动无不出自评估风险与报偿。出自异样的传统，戴高乐较少关切咨商机制的性质，比较重视汇集各种方案以备意见不一时可拿出来应变。戴高乐认为这些不同的方案会决定相对的交涉议价地位。在戴高乐看来，国与国之间关系健全与否，视利害评估而定，不是看发生争端是否有正式的解决程序而定。他不认为和平不是常态，而是必须自利害冲突中挣脱出来的东西：
“人‘受其天资所限’，可是‘欲求却无穷’，世界因而充满着相互抗拮的力量。当然人的智慧经常成功地制止这种对抗蜕变成为残酷的冲突。但是，竞争的努力就是生命的环境。……就最终的分析而言，永远是在均衡中找到和平。”
我和戴高乐有短暂的交往，好生领教了他的原则。我们初次见面是尼克松1969年3月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办一场盛大宴会，一名助理在人群中找到我，说是戴高乐想和我谈话。我带着敬畏之情，走近这个高身材的总统。一见到我，他立刻屏退周遭的人，没有一句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不从越南撤退？”我有点腼腆地答道，单方面撤退会伤害到可信度。戴高乐不为所动，又问所谓可信度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一指出中东地区，他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地评论说：“真奇怪。我认为正好是在中东地区，你的敌人才有可信度的问题！”
翌日，尼克松在和戴高乐会谈后，邀我对戴高乐陈述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观念加以评论。戴高乐不喜欢和助理辩论，或者说要辩论也不愿当着助理的面去辩论。我却莽莽撞撞地请教他，法国有何妙计去阻止德国人主宰他刚描绘的欧洲呢？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唇舌详尽作答，只简洁地吐出：“通过战争啊！”——距他与阿登纳签署两国永久友好条约才六年！
专心致志于追求法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戴高乐的冷漠孤高，以及外交上毫不妥协的作风。美国领袖强调伙伴关系，戴高乐却强调国家有责任照料自己的安全。华府希望把整个任务的一部分摊派给盟国每个会员承担，戴高乐却认为这样的分工会把法国贬抑到附属地位，并且摧毁了法国的认同感：
“大国不可能容其命运由其他国家（不管它有多友善）的行动来代为决定。统合后的国家失去对其国防的关注，因为它不再负责防务。”
这个说法解释了戴高乐近乎标准化的外交程序，以最少的说辞提出方案，如果方案被拒，干脆就单方面付诸实施。就戴高乐而言，万事莫如法国人自认为和被外人视为，一切都以法国人的自由意志行事为最重要。戴高乐把1940年的战败羞辱视为短暂挫败，有待严正、不妥协的领导人来加以克服。以他的思维方式，法国绝不能接受一丝一毫屈从附属他国的表象，即使对它又畏又敬的友邦美国也不能显露出屈从迹象：
“至于美国，富裕、活跃和强大，（法国）发现本国对她居于依赖的地位。法国持续需要她的援助以避免金融危机，从美国取得武器，配备士卒。法国的安全完全依赖她的保护。这种说法出自统合的姿态，自动地把服从美国的权势视为当然。这就是所谓超乎国家的欧洲之理念，在这个构想下，法国就消失了。一个没有政治实体、没有经济动力、没有防卫能力的欧洲，因而在面对苏联集团时，注定成为那个自身有政策、经济和国防的强大西方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附庸。”
戴高乐原则上并不反美，他认为，只要法国和美国的利益真正吻合一致，他很愿意合作。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美国官员对戴高乐全力支持美方立场，大吃一惊——这是所有盟国领袖之中，最无条件支持美方立场的国家。他也反对各种中欧退出的方案，最主要原因是这将使美军离得太远、苏军又靠得太近： “这种‘摆脱’或‘退出’本身对吾人而言不具任何价值。如果解除军备的地区不能既包含大西洋也包含乌拉尔山在内的话，法国又如何获得保障？一旦发生冲突，又将如何防止侵略者长驱直入德国这个无人之境呢？”
如果戴高乐不把他主张独立的立场与若干实质上将挫弱美国在欧洲的角色之构想相结合，这些坚持也只不过留在理论层面。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仗恃美国会无限期地留驻在欧洲。欧洲必须在法国领导下，准备独力面对未来前途。戴高乐并没有声言他赞同这样的结果，而且他似乎也忘记这个假设前提或许会变成自夸自诩的预言。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巴黎时，开门见山地请教戴高乐：“你为什么怀疑美国会将其命运与欧洲命运视为一体？”在艾森豪威尔的苏伊士危机做法之后，这是个奇怪、自以为是的问题。戴高乐客气地以历史上较遥远的实例作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三年的人命牺牲浩劫之后，美国才出兵援救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是在法国遭纳粹占领后，美国才参战。若是在核时代，这两次的美国介入都太迟了！
戴高乐抓住每个机会展示，在特定议题上面，美国的判断没有法国那么重视欧洲；他也毫不客气地利用赫鲁晓夫提出柏林最后通牒的时机。戴高乐希望波恩政府把法国视为比美国更加可靠的盟国，逐渐以法国取代美国。当美国单方面主动将若干在此之前不可侵犯的西方战后柏林政策之教条，列入外交议程之时，阿登纳越来越不安，这却对法国构成既是危险，又是机会的情势。说它是危险，是因为“如果德国人民改变立场，欧洲均势将为之大乱，也可能预示战争将要爆发”；说它是机会，是因为德国的害怕或许反倒加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戴高乐构想中的欧洲是依据俾斯麦的德国之路线所组成——也就是以国家为基础团结起来，其中的一个国家（法国）将扮演主导角色，其作用就和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之内一样。每个国家在戴高乐重新界定的黎塞留的法国称霸旧梦中，都有角色可以扮演：苏联将要求德国分裂；美国希望西欧有防堵苏联的能力；法国则希望把德国的民族意识导向为欧洲统一。但是，法国与普鲁士不同，法国不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它不具备经济实力去主宰其他国家，而且它也不具备主控包括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之地位。
这种意见不一或许可以因时间流逝而解决，尤其因为阿登纳热切希望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其实，所有的德国领袖也深悉法国与美国之间实力悬殊，他们不可能拿美国的核保护去换取法国在政治议题上的灵敏、清醒。
然而，美、法之间有一项歧见就是深植于问题的本质之中，不容迟缓不决：那就是核时代的军事战略由谁掌控的问题。美国坚持统合、法国力主自主，两者无可妥协，并且两者之间没有缓冲来淡化争端。由于核武器的威力毫无先例可以比拟，历史无法提供可靠的数据以制订军事战略。每位政治人物在评估新技术对政策和战略有何冲击时，都很盲目；在这方面的结论出自那些没有实证的经验或资料的不切实际的理论。
核时代：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战后头十年，核垄断似乎使得美国的无所不能的论调成真。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情势转逆明显，两个核大国都即将能让对方经受从前社会无法料想的大灾祸，甚至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续。
这种体会乃是即将改变国际关系性质的一种革命之核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虽然武器日益发展、日益精确化，其杀伤力仍相当有限。战争需要大量动员资源和人力，这需要时间去征集和集结。伤亡则是逐步增加。理论上，一场战争在失控之前当可制止。
由于武力只能相对少量地增加，认为国家拥有太多力量以致无法达到理性的政治目的，这种说法显得荒谬。然而，这正是核时代发生的事情。超级大国主张集中控制核战略力量，面临的两难局势变成不是如何增加额外的力量，而是如何把这么多的核武器只限于自己使用。两边都没有设法解决这个挑战。过去必然会导致战争的政治紧张，却因为害怕发生核灾难而抑制下来，形成一个危机阈值，而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局势也产生一种政治挫折感，使得非核的挑衅更似合理、更加频繁。超级大国和无核武力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过去从未如此之大；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受重视。北朝鲜和北越都没有被美国的核武力吓阻，而不追求自身目标；甚至还挺身与美国军力对抗；阿富汗游击队也没有被苏联的核武力所吓阻。
历史上第一度出现，核时代使得可以借由完全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发展，来改变权力均衡。单一国家取得一枚原子弹改变的均势，远大于过去取得领土的程度。然而，除了以色列1981年袭击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为唯一例外，整个冷战时期没有一个国家曾诉诸武力去制止敌国力量的增加。
核时代把战略变为威慑，而威慑变成神秘的智力活动。由于吓阻的效果只能做逆向测试，也就是以“未曾”发生的事件来测度它的功效，也因为根本不可能展示为什么某事不曾发生，因此非常难评估现有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或只是勉强有效的政策。甚至，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威慑，因为不可能去证明敌手是否原本就有心要攻击。这种难以估量的特性引起国际间和国内对核事务的激烈辩论，其范围包罗万象，有主张和平绥靖主义，也有主张强悍对敌，不能让步；有因怀疑而进退失据，也有过度自信势力强盛可以恫吓对方者；有无从验证的国防理论，也有无从证明的军备控制理论。
任何同盟潜在的紧张关系——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差异，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而加剧。历史上，国家一般（当然不是永远）都固守同盟，因为背弃盟国的结果被认为比履行己方义务的结果更加危险。在核时代，这条定律就未必正确；背弃盟国必须冒“最后”遭受灾祸之险，但是坚守盟约而以核武力作战，却保证“即刻”灾祸临头。
为了强化核威慑，美国和其盟国相互激励，强调一旦遭到挑衅必定强烈反击。为了强化这句威胁的可信度，同时为了一旦威慑失效也得降低灾害程度，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动机，设法让核战争更能被预估、较少灾害。美国防卫策略家中流行精选攻击目标、集中管制和指挥核武力，以及机动反应策略等等。然而，美国的盟国却抵制这些措施，因为她们担心，核战争若是更能被预估，较能被忍受，相对地核侵略也就越可能发生。于是乎，到了最后关头，美国或许在动用其核武器之前就退缩了，这一来欧洲岂非陷入两头落空的最恶劣状况：威慑力减弱、战略根本未能实现。
这种担忧绝非无关紧要。同时，美国领袖担心法、英有自主的核武力，会造成多国有能力控制核按钮，也绝非小事一桩。如果欧洲盟国去攻击苏联，美国可能被卷进核战争。因为苏联非常可能先对美国攻击，以防止美国借苏联受伤害而渔翁得利。不过，更可能的一幕场景是，苏联对美国盟友施以最猛烈的反击，因而产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坐视其最亲密盟国遭受重大打击？
美国领袖因而决心避免在违背自己意志下，被扯进核战争中。冒着本身受摧毁之风险做决定，已经够可怕了，不需要再因盟国自由行动而牵连自己。可是就另一方面而言，美国针对此一两难局面的“解决方案”，就是剥夺盟国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却与欧洲历史上的大梦魇不能相容。欧洲领袖耳熟能详，为了比不上核灾祸这么严重的理由，就可以背弃盟国或被盟国抛弃，史例历历可考。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存要靠尽最大可能，不让美国在面临核战关头时有选择可与欧洲分开；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也得自己有一支核武力可自行调度，作为一种再保险。
美国与欧洲对核战略的见解有别，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两难局面。英国和法国渴望对影响其国家命运的决定能保有若干控制，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其历史发展。美国希望借由盟国统一步调，以免加剧核时代祸难的心理，也同样有道理。以威慑的观点看，英国和法国决心增建决策中心，有若干优点；侵略者因为得考虑到另有独立的核武力存在，其思虑不能不更加审慎。至于从进行作战较可忍受这个战略去看，美国坚持统一管控核武力则十分有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无从调和，反映出各国在史无前例的情境下，面对着无法想象的危险，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之努力。美国面对这个两难局面，试图去“解决”它；戴高乐则认为它已不可能解决，设法强化法国的独立。
美国的政策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着在职总统的性格。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力劝刚愎的戴高乐，法国没有必要发展独立的核武力，并且视法国建军之举为不信赖美国的表征。艾森豪威尔以美国人地道的法理和理想主义的兼具特性，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化解美国人深恐由其盟国不昕节制惹出核战争的梦魇。1959年访问巴黎时，他请教戴高乐：同盟之内各国核武力如何能够整合成立一个单一的军事计划？此时，法国已经宣布发展核武力计划，但尚未试爆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的发问，得到一个他没有准备能接受的答案。戴高乐认为，整合核武力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差异的鸿沟，艾森豪威尔似乎不了解。戴高乐在一年前提出一项建议时已经透露其答案了。艾森豪威尔努力找战略方案，戴高乐则想找到政治方案。艾森豪威尔主要关切一旦战争发生，如何形成有效率的指挥结构。戴高乐对进行全面战争的计划较无兴趣（他认为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人人都输，没有赢家），只想借维持法国在任何战争之“前”的行动自由来强化其外交方略。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曾交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一份备忘录，其中陈述了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架构的看法。他建议在大西洋同盟内成立一个政治理事会，以美、英、法三国政府首长组成之。这个理事会定期集会，成立联合国参谋本部，规划共同策略，尤其着重在北约组织地区以外的危机：
“具世界重要性的政治和策略问题，应该交给由美、英、法组成的新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就影响世界安全的一切政治问题，负责做共同决策；也负责草拟战略计划，在必要时把它付诸行动，尤其是涉及运用核武器的战略计划。它也应该负责组织个别作战地区，如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防务。这些必要时可以再加细分。”
戴高乐为了表示他对这项建议的认真，还附带暗示法国有意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要挟。他指出：
“法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安全组织为不可缺少的设计。因此，它目前参加北约组织的整个发展是以此为根据的。”
就某一层面而言，戴高乐要求法国的地位要与美国对待英国的特殊关系平等。就更深一层而言，他提议的安全设计与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计划相似，只是以法国取代苏联成为其中之一——这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全球集体安全的观念，只不过，此时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刚萌芽而已！
戴高乐直接切人核问题的核心：在核时代，不会有技术上的权宜之计来确保各方协调合作。使用“任何”核武器的潜在危险都极大，以致要回避危险就会使得各国高度地从自身利益考虑，要想有共同行动，唯一希望是形成亲密的政治关系，使得参加在咨商过程中的每个人都把他们视为一体。然而，这样的关系在主权国家之间又是最难达成，而且依照戴高乐的外交作风又是几乎不可能达成。
戴高乐是否把这个政治理事会当做权宜之计，让法国核武力可以强大到能自主行动？或者他旨在建立史无前例的新的合作机制，使得法国在欧洲大陆能居于特殊的领导地位？答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对这项建议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反应都非常冷淡。英国不预备冲淡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美国则不希望以成立一个仅限核大国参加的理事会（更不用说，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在萌芽阶段而已），反倒鼓舞了棱武器的扩散；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也不能接受会员分两等的想法——有核武力的国家高人一等，没有核武力的国家就默默追随。美国领袖也宁可把大西洋同盟当做单一个体来交往——最近才因为苏伊士和柏林危机发生歧见，如何去调停则尚未明朗。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官式反应则回避重点。习惯了第四共和国易于驾驭、且任期极其短暂的总理们，基本上以官僚作风来应付戴高乐，希望时间会使戴高乐的主张淡化。他们接受定期咨商的原则，但设法把咨商层次限于低于政府首长的级别，并且表达希望议程仅限于军事议题。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这套避重就轻，想借程序掩饰具体实质的做法，只有在假设戴高乐是夸夸其言、崇尚浮华的领袖，而且已日薄西山、行将下台之际，才有意义；这两个假设都错得十分离谱。戴高乐所提案不获回应，就转而以他独树一帜的办法，让他的对手方明白，他另有对策。他下令美国核武力退出法国领土、法国舰队脱离北约组织统一指挥体系，更于1966年决定法国整个退出北约组织军事体系。但是在戴高乐走上最后不可挽回的这一步之前，他会与美国年轻、充满活力的肯尼迪总统交手、冲突。
肯尼迪代表新一代的美国领袖。他们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曾指挥战事；他们支持战后秩序的建设，但不是新秩序的创造者。肯尼迪的前人曾投入极大的精力维护他们建立的事物。肯尼迪政府则努力要建设新的建筑。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大西洋同盟的宗旨就是抵抗苏联侵略；肯尼迪则希望再造大西洋社区共同体，促成日后称为世界新秩序的先声。
肯尼迪政府为追求此一目标，发展一套双管齐下的做法，试图找出合理运用核武器的方法，并同时演进所谓大西洋联盟共同体的政治定义。肯尼迪对当时仍居主导地位的大规模报复军事理论所能带来的巨灾祸难，大为震骇。在他杰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领导下，美国发展了一套战略，创造出既非大决战，也非投降的军事方略。肯尼迪政府增强对传统武器的重视，也设法对运用核武器增加许多限制。苏联核武力日强，美国相对越来越脆弱去面对苏联核攻击，使得美国产生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 Strategy of flexibleresponse)，设计出一套指挥体系和多重选择方案，能够让美国决定（某种程度下需敌手合作）战争要如何打，以何种武器打，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罢手结束战争。
可是这套战略要奏效，核武器就必须纳入集中（也就是美国人）管控。肯尼迪指责法国的核计划对北约组织“有害”，他的国防部长更以一堆带尖刺的形容词，谴责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意图发展核武力，乃是“危险”、“耗费不赀”、“易于老旧过时”和“缺乏可信度”。副国务卿鲍尔( George Ball)也说：“通往核扩散的道路没有合逻辑的终止点。”
因此，肯尼迪政府呼吁“统一”北约组织所有的核武力，提出“北约组织多边部队”（the NATO Multilateral Force，简称MLF）的计划以达成这个目标。它预备把数百枚射程在1500~2000英里的中程导弹，部署在由北约组织指挥的船舰上。为了强调这支部队是由北约组织指挥的性质，船员由各参与国家征集配组而成。但是由于美国保持否决权，MLF并没有解决北约组织基本的核困境；它既累赘，又没效用。
1962年7月4日，肯尼迪颁布了他那高尚的“美国与联合欧洲相互依赖宣言” (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and a United Europe)。政治、经济上统合的欧洲，将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共同承担世界领袖的重担与责任。稍后，肯尼迪在法兰克福的伯尔茨克切（Paulskirche，这是1848年自由的德意志国民大会集会之地）演讲时，又阐释这个象征，把大西洋伙伴与欧洲整合结合来提：
“唯有完全团结的欧洲才能保护我们大家，不使同盟瓦解。唯有这样的欧洲才会在面对大西洋议程时，允许隔着大西洋完全互惠待遇。也唯有这样的欧洲成立了，我们才能有完全平等的取予关系，平等分摊责任，以及平等的牺牲奉献。”
肯尼迪的号召无法推动，因为欧洲此刻是经济力量日增、军事上（尤其是核领域）却有深厚的无力感，犹在两难之间，美国的呼吁也引起北约组织盟国的怀疑。这个灵活反应战略的实际结果是，它将使得华府在决定是否作战上获得更大的政治选择自由——这也正是戴高乐刻意发展法国核武力，终于在1960年才成功，亟欲以此加以制限的目标。美国如此渴望的慎重与弹性的性质，反倒使得法国更强化其论点，认为更需要具备核武力自立以防美国碰上危机时却另有盘算。虽然美国的目标就是以加强核威胁的可信度来加强威慑力量，大多数盟国却宁以相反的路线为基础强化威慑力量——他们坚持大规模报复的战略，不计最后结果可能是生灵涂炭，以此增加敌国风险幅度。如果诈唬无效，下一步要怎么做，则未有讨论，当然投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讨论军事整合，有若干神学性质在内。在和平时期，所谓北约组织总司令部主要是作战策划参谋本部：在作业方面，各个盟国的兵力还是由各国司令部节制，撤出军力之权也说得含含糊糊，从来也没人去质疑它。例证不少，如法军调到阿尔及利亚作战，美军在一系列中东危机时也抽调兵力投入干预，如1958年黎巴嫩事件，1973年阿以战争，以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争辩“整合”的神学性与利弊得失时，美国与法国都未曾界定清楚，在“整合”的招牌下能采取的共同行动，为何在法国居下风的“合作”概念下就不能做。没有任何一种指挥体系的安排能够解决戴高乐如此分析的政治问题：
“我们的盟国和友人，美国人，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单独拥有核武力。只要他们单独拥有此一核武力，只要他们表示一旦欧洲遭到攻击他们有心立刻运用此一武力，美国人若是照这样做，法国就几乎不会提起侵略与否的问题，因为攻击已经超乎所有可能性。但是后来苏联也获得核武力，而且其核武力也强大到足可危害每个美国人的性命。当然，我不是在做评估——好似可能在某种程度的死亡和另一种程度的死亡之间，可以找出关联——但是这个崭新、巨大的事实已在眼前，不容我们不正视。”
天雷导弹事件令人想到这些种种可能的冲突，戴高乐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反对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因为在他观念里，这正好象征英国具有与美国同等的大国地位，却把法国贬抑到次等地位去。肯尼迪提议给予法国导弹计划的援助，与他给英国的援助完全一样，但是，在戴高乐看来，美国的整合论和他的合作论之间差异虽不大，却界定了真正独立政策的本质。何况拿骚协定是美、英领袖去磋商洽定，然后通过媒体公开传讯给戴高乐，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当然不会接受它。他也不可能把法国的核力量结合在一种随时可能遭到取消的技术（如天雷导弹）之上。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不能接受肯尼迪的建议。他以同样公开的姿态冷冷地答说：“当然，我只就这项提议与协定发表谈话，因为它们已经公布了，也因为它们的内容大家都晓得。”
一方面划定界限，戴高乐同时也利用这个场合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并且驳斥了肯尼迪认为两极的欧洲这一端，必须以超乎国界的方式去组织起来：
“任何制度若是包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高高在上的国际组织，就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权利与责任不合。而且，这样的制度毫无疑问会发现，没有力量去驱使人民——法国人民不会答应——进入令其灵肉受考验的领域。”
戴高乐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在几天后达到高潮。戴高乐和阿登纳签署一份共同友好条约，规定在所有的主要议题上固定地咨商：两国政府就所有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尤其是攸关共同利益的问题，在任何决定之前将互相咨商，期待能尽可能获致相同的立场。
这项条约的实质内容并无可观之处。事实上，它只是一艘空船，法、德领袖日后可以视形势发展予以填充。然而，在象征意义上，它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自从1890年俾斯麦告老退隐以来，法国与英国在一切国际危机上都与德国作对，可是，当戴高乐不顾美国的强大压力，力阻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却是由一位德国总理出面，不使法国陷于孤立。法国或许不够强大到足可让别人接受它的方案，但是在德国支持之下，它却强大到足可阻止他人的方案得以遂行。
归结到底，问题乃是国与国为什么要合作！以美国的观点，所有合理性的人到头来都应该得到相同的结论；因此，共同目标多少被视为当然，所以重点摆在以何种机制去执行，促成最终的和谐。欧洲的做法来自长久以来各国利害交互冲突的历史；调和这些利益就成了欧洲外交的本质。欧洲领袖视和谐为必须逐案检讨、增强的东西，要借助政治家精细的动作。这种信念正是20世纪60年代核管制问题的争议重点；也是戴高乐不接受超国界欧洲主张的根本重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是否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Maastricht Treaty)而激辩时，它又出现了。没错，戴高乐还有比较不具哲学意义的动机。身为黎塞留的信徒，他认为法国在欧洲共同体的霸主地位，将因英国人会受到威胁，一则是因为英国的分量，一则是因为英国与美国关系太亲密。
然而，不论戴高乐如何私心自用，他的问题直扣美国国际角色（尤其是在后冷战时期）的核心。美国还有一课最难学的教训有待学习，那就是国家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时，才会长时期合作，必须注意这些共同目标，而不是应该用何种机制去达成这些目标。能够运行无碍的国际秩序，必须替不同的国家利益留下余裕空间，固然必须试图调和这些各个不同的国家利益，也必然不能认定它们会自行消失。
肯尼迪的大西洋伙伴观是以美国和欧洲做两根支柱，撑起一片共同的屋顶，它受到戴高乐的抵拒。戴高乐另提一套更加复杂的主张。这两套观念各自反映出其国家的历史与价值。肯尼迪的主张是威尔逊和小罗斯福总统主张的现代版；戴高乐的主张则是传统欧洲均势的复杂版本，它的立论基础是：德国分裂，西德经济占优势，法国在欧洲共同体内占政治主导地位，并且以美国的核保护做保险。
然而，戴高乐的主张最后却栽在他自身强力鼓动的旧式国家利益之上。聪明的政治家不做力不从心之事，戴高乐的睿智分析遭挫，因为他没有计算到：法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容许它与美国唱反调，以致美国可能退出欧洲——起码在实力未减损之前，但是法国从来未曾强大到能号召各国接受它的方案。
姑且不论戴高乐昧于事实，或是过分骄傲不能承认这个事实，他经常把基本上是哲学性的主张转换成对美国用心之抨击，仿佛在大西洋同盟中播下系统性不信赖的种子，乃是法国政策的根本要旨似的。在这个过程中，戴高乐自己毁了自己的设计。他认为，战与和的决定根本上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的确有道理；他建议成立政治理事会，也正确地让盟国注意到调和政治目标，尤其是在大西洋同盟不包括的地区之政治目标，迫切需要。
戴高乐却有倾向把有力的立论弄得太极端，以至耽误了目的。排斥使得协定具约束力的结构，并且设法不使程序手段阻碍自主行动，固然是一件大事，以欧洲和美国永久对峙的方式展开大西洋关系，又是另一回事。他的强硬作风与美国看待国际关系的方式，尤其是看待盟国的关系，截然不同，也与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的态度不相吻合，一旦这些会员国被迫要在华府和巴黎之间做选择，肯定会偏向华府。
这个情况在法国对德国关系上，尤其明显。戴高乐把法、德合作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关键。虽然他获得德国支持其柏林政策，也相当同情他对核管制的观点，但是却有一个限制，德国政治人物不肯也不能超越雷池而与美国破裂。不论他们对美国个别政策有何不满，德国领袖却没有意愿落单，只有法国撑腰去面对苏联的威胁。姑不论德国领袖对英、美之核管制问题或欧洲整合问题有何评估，他们没有人可能偏向仰赖法国的小兵力而不依靠美国庞大的核武力，或者宁取法国的政治支持而不要美国的撑腰。因此，戴高乐采取反美路线的成就，有其限制；他想要阻止德国的国家主义重新兴起，却有着风险会诱使德国民族主义蠢蠢欲动。
20世纪60年代危机的特征就是它们往往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1958~1963年的柏林危机之后，苏联再也没有对西方国家的欧洲利益正面挑衅。1960—1966年大西洋盟国龃龉危机之后，北约组织问题逐渐退潮，成为美国和法国主张和平共处之局，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提出“欧洲年”的号召，拟以比较温和的方案为基础，恢复肯尼迪做法的精神，它遭到戴高乐派同样理由的反对而滞碍难行。法国三番两次试图创立真正独立的一支欧洲军力，但是由于美国的保留态度和德国的矛盾犹豫，这些计划未能具体推行。数十年的时间流逝，美、法主张都过时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后冷战时期，美、法这两个老冤家都发现身处的环境，已使得他们最终的合作成为大西洋与欧洲关系创造性地发展之关键。威尔逊式的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共同目标与分工合作为基础运作，适合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秩序，此时的国际秩序特征是：集权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外来威胁极严重，美国的核武力具有近乎独占垄断的优势，经济实力更是独步全球。但是，单一、统一的威胁消失了，苏联及其阵营崩溃了，加上经济实力分配的更加均匀，对国际秩序产生需要更精心地追求国家利益与地域利益之平衡。苏联果真如凯南、艾奇逊和杜勒斯的预测崩溃了。可是，守候在道路末端的并非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世界，而是威尔逊及其信徒称之为“旧式”的国家主义。戴高乐若是见到这个新世界，一定不会震惊。毫无疑问，他也必然不会认定它是“新”世界。他必然会说，这个世界一直存在，只是被两极霸权这个短暂现象的薄纱略为遮住罢了。
与此同时，苏联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也推翻了戴高乐的多数假设。戴高乐事事迟疑，只对法国国际角色信心十足，他过分高估了法国纯以自力驾驭历史进程的能力。“新世界秩序”对戴高乐梦想法国在欧洲政治地位独尊，并不曾给予顺利条件，对美国想居于全球而不受挑战，也未予厚爱，统一后的德国不再需要盟国认可她的正统性强过东德。在苏联原先那些东欧附庸现在也成为剧中一角色时，法国发现自己不能纯靠本身力量去组建新的欧洲均势。法国传统上以与俄罗斯修好来围堵德国的做法，也基于前苏联的发展必会产生的两种情形而失去效用：如果俄罗斯变成混乱不堪，它将太弱，无法制衡德国；如果俄罗斯民族主义占了上风，又恢复集中制，这个新国家仍然拥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它又可能太强大而不会成为法国的伙伴。何况这个国家是否会看得上法国，也未可知。它说不定觉得与美国或德国结盟，还更有吸引力！总而言之，想要包围德国的作为，将会唤醒德国领袖迄今尚能抑止的民族主义兴起，而这正是法国持续迄今的噩梦。因此，美国还是法国最可靠的伙伴，只是理念上说不定最难缠而已！也是法国与德国友好政策的唯一再保险。
因此，在这条道路上的末端，戴高乐原先的规划是不再需要事事仰承美国意旨，美国则希望能够更完整地把法国整合进入北约组织，这两个长期友好冤家之间的合作（类似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却成为均势的关键。就跟两代人以前的情势相仿佛，当时威尔逊在法国出现，把旧世界救出困境，并把它的眼界提升到超越民族国家的境界。
第二十五章 越南：陷入泥潭，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
美国人的传统价值体系
一切作为最初的立意都极为善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20年里，美国带头从残破的世界废墟中重建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把欧洲和日本重建起来，也在希腊、土耳其、柏林和韩国迎接苏联的挑战并把它压制下去，并且加入它有史以来第二次和平时期的同盟组织，更发起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的计划。在大伞庇护下的国家享受着和平、繁荣与稳定。
然而在中南半岛，上述美国在海外介入的模式全都破裂。20世纪的国际经验，那种它在价值与成就之间经常享有的直接、适宜的关系，第一次开始遭到损坏。过去普遍适用的价值观，使得美国人开始质疑，也不禁质疑起他们是如何把这种价值观带进越南的？美国人认定美国的国家经验与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带来的妥协折中、含混不清两者之间，出现了裂缝。在越南的严酷考验中，美国的与众不同却反噬了它自己。美国社会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去辩论其政策实务上的缺陷，却辩论起美国是否值得去追求“任何”国际角色，越南大辩论的这种取向造成的创痛既深且巨，难以痊愈。
很少有一个国家行动的结果，却与其原始本意如此大相径庭。美国在越南忘却了黎塞留三个世纪前曾经揭示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
“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
为配合国家利益分析的地缘政治方法，会分辨何者是战略性重要者，何者只具周边性质。它必然会问：1948年中共征服中国大陆，斩获甚巨，为什么认为坐视不救是安全之举，可是却把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亚洲一个蕞尔小国等同来看，而且这个国家在过去150年里从未独立，也从来没有在其现有版图上独立过1
19世纪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发现他的两个最亲密盟国奥地利和俄罗斯，为了距德国边界仅有数百英里之遥的巴尔干半岛严重失和，他先表明：德国不会为巴尔干问题介入战争；以俾斯麦自己的话来说，巴尔干根本不值得牺牲一个士兵的生命！美国并没有以同样的算术来做评估。19世纪，精通外交政策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曾经提醒美国人别跑到外国去追索“远方恶徒”。可是威尔逊派看待外交政策，却不分要剿灭的恶徒有何不同。威尔逊主义看待世界秩序是一视同仁，不分畛域，不去分辨不同国家有何相对的重要性。美国只问谁是正义一方，即为它而战，不去过问当地局势，也不考虑地缘政治因素。
到了20世纪，美国总统一个接一个宣称美国没有丝毫“自私的”利益。即令不是唯一的目标，美国主要的国际目标是举世和平与进步。本着此精神，杜鲁门总统1949年1月20日在其就职演说中，大方地宣称美国致力的世界目标是“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可以自由以其自认合宜的方式治理本身”。美国不会追求纯粹的国家利益：“我们不追求领土。我们不会将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美国将以提供“军事顾问和设备给予自由国家，使之与我们合作维持和平与安全”，“来强化爱好自由的国家迎战侵略之险”。每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因此成为美国的国家目标，不必去论这些国家是否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两次就职演说中，以更加激越高尚的用词，重弹此论调。他描绘的新世界是王位被推翻、大帝国被倾覆，而新国家崛起。在这一个骚乱中，命运要让美国承担起保卫自由的重责大任，不受地理因素限制，也不计国家利益。艾森豪威尔亦申明，如果有此种考虑就违背了价值体系，在美国传统理念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应一视同仁；“深信保卫自由，就和自由本身一样，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我们对所有的国家与民族都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我们不能接受某个种族、某个民族次人一等，可以牺牲的说法。”
艾森豪威尔描述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任何其他国家不同，它是美国道德责任的延伸，不是斟酌风险与报酬而产生的事物。美国政策衡量的不是可行性如何（这已被视为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而是其价值：“历史不会长久把保护自由的负担交给软弱、胆怯之徒。”身为领袖就是奖酬，美国的好处就是享有特权协助别人去自立自助。所信奉的利他主义，没有政治或地理的疆域界限。
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扬美国的无私和对世界的职责。肯尼迪宣称他这一代人乃是世界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嫡系血缘，并且以激越的言词保证其政府，不会“允许人们一向坚持，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国内外不懈捍卫的人权，受到慢慢侵凌。我们要让每一个国家，不分敌友，都明白：我们愿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重荷、迎接一切艰难、支持一切友人、抵抗一切敌人，来确保自由长存与成功。”对全球的普遍承诺与任何特定的国家安全利益无关，也不会把任何国家或地区排除在外。肯尼迪动人的结论，恰恰与帕默斯顿首相的名言截然不同。帕默斯顿说，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美国在追求自由时，却没有利益，只有朋友。
到了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1月20日就职时，美国基于其民主的政府体系衍生的对外承诺，已经完全泯除所谓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的分野。约翰逊保证，在美国心目中，不分亲疏，一视同仁：
“我们从前称为外来的恐怖危险和麻烦，现在已持续存在我们生命中。如果美国子弟的生命必须牺牲在陌生的地域，财富必须抛撒在那里，那也是我们基于信念必须支付的代价。”
此后，这类谈话常被引为例证，指责美国犯了强权自大症，或者是追求霸权而伪善地借口掩饰。类似的轻下断语的嘲讽，误解了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美国政治信仰的本质是天真朴实，并且由这份天真朴实中产生动力做经常的努力。多数国家走上战场去抵抗对其安全具体的、能界定的威胁。本世纪里，美国投入战争（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大体上都是以集体安全代理人的身份，挑起道义责任去抵抗侵略或不公正。
这份承诺在青年时期曾目睹慕尼黑悲剧的这一代美国领袖身上，特别明白。深深烙印在他们心灵上的教训就是，不论侵略发生在哪里我们都将在更加险恶的环境下去抵抗它。从赫尔以降，美国历任国务卿都重申此一论点。这是艾奇逊和杜勒斯都同意的一点。根据地缘政治观点去分析共产党征服某一遥远国家会带来何种特定危险，被认为不及下列两句口号重要：理论上要抵抗侵略，以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获胜，更加强了美国决策领袖的信念，认为不能再容忍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
这一段时期的政策文件和官方声明显示这个信念大体上没人质疑。1950年2月，朝鲜战争爆发四个月前，国家安全会议第64号文件即认定，中南半岛是“东南亚一个关键地区，正面临即时的威胁”。这份备忘录揭示着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的诞生；根据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预测，如果中南半岛沦陷，缅甸和泰国即将不保，并且“东南亚的局势将陷入重大危险”。1951年1月，腊斯克宣称：“对我们尽力追求现行路线的忽视，将对我们在中南半岛利益造成灾祸，结果亦将波及我们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利益。”前一年的4月，国家安全会议第68号文件也认定，全球均势在中南半岛受到考验：“克里姆林官掌控的地区若是再有任何重大扩张，行将导致不再有任何同盟足以聚集更大力量去抵御克里姆林官。”
但是，这份文件暗示，每次共产党得逞就是克里姆林宫又扩大了地盘，这句话正确吗？尤其是考虑到铁托主义的经验时，这句话还能成立吗？若是中南半岛又被纳入共产主义阵营，就会推翻全球均势，这句话对吗？由于这些问题没被提起，美国从未认真处理地缘政治的现实：在东南亚，美国已经发展到对全球承诺过分延伸的地步——这正是李普曼早先曾提醒要小心的（详见本书第十八章）。
事实上，威胁的性质有极大的差异。在欧洲，主要威胁来自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在亚洲，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来自次等大国，它最多只能算是苏联的代理人，而且苏联对它的掌握也颇有问题。事实上，当越战一步一步演进，美国是在和代理人的代理人作战，每一个代理人又对它背后的大老板有深刻的猜忌，而按照美国人的分析，全球均势受到北越攻击，北越被认定是由北京操控，而北京据信则由莫斯科在背后掌握。在欧洲，美国为保卫历史古国而战；在中南半岛，美国打交道的社会正在他们的范围内第一次要建国。欧洲国家有长期以来建立的传统，知道如何合作以保护均势。在东南亚，国家初建，对均势的观念仍然陌生，而且在既有的国家之中也没有合作的先例。
欧、亚地缘政治之间的基本差异，以及美国在欧、亚利益的重大差异，都被普救论的、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外交政策方式所掩盖。捷克政变、柏林封锁、苏联试爆原子弹、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获胜、南韩遭到北朝鲜攻击等等，美国领袖把她们统统归纳在一起，当做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一种集中掌控的全球滋事阴谋。出于现实政治考虑，就会设法把朝鲜战争局限在最狭窄的颈部地带；可是美国的善恶二元论，却另有主张。杜鲁门赋予韩国全球性的重要地位，不仅在韩境派出大批美军部队，还对法国扩大军援，支持法国在中南半岛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当时的名称是“越盟”），而且调动第七舰队保护台湾。美国决策领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和日本在欧、亚同时分头出击，与莫斯科和北京在1950年的分路夹击，等同来看，只是把德国换成苏联，让中共取代日本的角色而已。到了1952年，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支出，三分之一已由美国援助。
美国介入中南半岛，带出一个全新的道德问题。北约组织保卫民主国家；美国占领日本，也向日传播民主体制；从事朝鲜战争是要抵御针对小国独立发动的攻击。然而，在中南半岛，遏制这个纯粹地缘政治性质的名词却从一开始就呼之欲出，使得它很难纳入当时通行的美国意识形态之内。至少，美国参与保卫中南半岛，就直接抵触美国反殖民主义的传统。中南半岛各国，技术上仍属于法国殖民地，既非民主国家，又尚未独立。虽然法国在1950年已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三个殖民地，改组成立“法兰西联邦加盟国”( Associated Statesof the French Union)，这个新身份还算不上独立，因为法国担心，如果赋予它们完全主权，则它在北非的三个属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也会要求比照办理。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殖民主义的情感，以特别强烈之势集中在中南半岛之上。罗斯福不喜欢戴高乐，因此不喜欢法国，尤其在1940年法国溃败之后更瞧不起法国。整个大战时期，罗斯福不断思考是否把中南半岛交给联合国托管的构想，不过他在雅尔塔会谈时开始让此一构想沉默下来。杜鲁门政府为了得到法国支持成立大西洋同盟，放弃了联合国托管中南半岛的构想。
到了1950年，杜鲁门政府认定自由世界要保住安全，中南半岛就不能沦人共产党手中——以实际而言，就是违背美国的反殖民原则，支持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斗争。杜鲁门和艾奇逊找不到其他妙计，因为联合参谋首长判定，美国武装力量由于同时投入北约组织和朝鲜半岛，已经超过负荷，再也没有多余兵力可以投入中南半岛去防卫，即使它受到中共入侵，也无力干预了。因此，他们认为除了依靠法国军队以外，别无他法；而法国军队必须依赖美国财务与后勤支援去抵抗中南半岛的共产党人。在斗争战胜后，美国打算以推动中南半岛独立来调和其战略利益和反殖民主义信念。
情势显示，美国1950年在中南半岛的初期承诺，替它未来的介入立下模式：承诺程度大到使美国陷入而难以自拔，可又不够大到足以有决断性胜负。在这样进退维谷困境的早期阶段，这大体是因为美国昧于实际形势，以及间接通过法国殖民当局去执行作战之近乎不可能的情势，甚至即使允许所谓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加盟国建立一地方政权，亦软弱无力，难挑大任。
由于不愿背上为殖民主义当帮凶的恶名，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为了保护美国的道德名誉，一再逼迫法国承诺必定给予中南半岛独立。这个精细微妙的动作最后落到国务院身上去摆平，国务院把它的中南半岛方案取名“蛋壳行动”( Operation Eggshell)就显示出它十分理解其中之复杂纠葛。不幸的是，这个标签传达出对困境了然于心，但如何去解决，则未有太多可以用力之处。整个构想是督促法国走往给予中南半岛独立的方向，同时亦激励她继续从事反共战争，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法国人应该不惜牺牲作战，可是最后在该地区还是得退出？
艾奇逊以他著名的犀利言词形容这个困局。他说，固然在一方面美国若继续支持法国的“旧式殖民态度”，可能会失败；在另一方面，如果美国逼得太急，法国可能以下述理由干脆撒手不管，他会认为：“好吧，统统给你，我不干了！”艾奇逊的“解药”乃是再一次道出美国政策的矛盾性：对中南半岛增加美援，同时促使法国及法国挑选的越南统治者保大，“争取民族主义者站在同一边”。他并没有提出解决这个困局的任何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