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有理，长夜无事，四下无声，我搬出这些本子，抄抄写写，有疑惑也写下来，试着自问自答。闲而求知，没有了什么目的，只是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眼酸抬头时，看到窗外满城灯火，了解他人越多，个人的悲酸欢慨也就越不足道，在书中你看到千万年来的世界何以如此，降临在你身上的事不过是必然中的一部分，还是小宏那句话：“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年底，我在出差的车上，接到老郝电话，她说：“我跟你说个事。”我说什么事儿。
她那边没出声。
电光石火间，我知道了：“你谈恋爱了……”
“切。”
“你谈恋爱了？”
“你谈恋爱了！”
“别喊！”
我了解她的脾气，没有确定的把握，她绝对不会说的，这就是说，她终于要幸福了。
六年里，我俩多少次走过破落的街道，在小店里试衣服，一起对着镜子发愁，挨个捏沿路小胖子们的脸，他们冲我们一笑，我们都快哭了。现在她终于要幸福了。
“天哪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死人，别喊啊，他们要听见了。”
我挂了电话，给老范发了个短信。她马上把电话打过来，尖叫：“我明天就要回来。”
挂了电话，车往前开，陈威坐在副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回头看着我笑了：“哟，柴记者，这些年还没见你哭过呢。”
“你管呢。”我抽抽搭搭地说。
老郝结婚的大日子前夜，我俩还在成都采访孙伟铭醉驾案。
做完要赶当周播。
她问我：“结婚证能不能他一个人去领？”
“滚。”我说，“你明天一早回去，后面的我盯着。”
等我拍完回去，她新婚之夜也待在机房，一直病着。我给她按按肩膀，又扯过她左手，端详她手指，玫瑰金。我啧啧啧，她不理我，右手放在编辑机上一边转着旋钮，反反复复找一个同期声准确的点，已经三天没怎么睡了，新郎来送完吃的又走了。
我们工作了一大会儿，我说：“老郝。”
“嗯。”
“老郝。”
“说。”
“将来我要死了，我家娃托付给你。”
她头都不回：“当然。”
三个月后，我接到通知，离开“新闻调查”。
那天我回来得很晚，电梯关了，我得爬上十八楼。楼梯间灯忽明忽暗，我摸着墙一步一步走，墙又黑又凉。
想起有一年跟谭芸去四川的深山采访，下了几十年没有的大雪，山里满树的小橘子未摘，雪盖着，我让张霖站在车上，从树上摘了几个。拿在手里小小鲜红一粒，有点抽巴，冰凉透骨，但是，那一点被雪淬过的甜，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橘子。
中午走到镇上，水管冻裂，停水了，我们找到一家小馆子，让他们下挂面，煎了几只蛋，又切了些硬邦邦的结着霜的香肠。胖老板娘拿只碗，红油辣子、花椒油、青蒜叶子调的蘸料，又抓一把芫荽扔里头。
冰天雪地里，围着热气腾腾的灶，吃点热乎东西，李季说：“真像过年。”
我呢，在万山之间，站在肮脏的筲地里，脚冻得要掉了，深深地往肺里吸满是碎雪的空气，心里忍不住说：“妈的，我真喜欢这工作。”
现在我得离开了。
我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调查，跟同事们也没有告别。能说的都已知道，不能说的也不必再说。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老郝，她从那以后，没有再与出镜记者合作，万水千山独自一人。但这话我俩之间也说不出口。
我在别的节目工作很久后，新闻中心的内刊让大家对我说儿句话，调查的人把对我的话写在了里头。陈威没写，发了一个短信给我：“火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等着，放心。”
他说：“不放心。”
我不知道怎么回。
内刊上有老郝的一句：“她是我迄今为止所见意志最强的记者，相知六年，真希望再一个青春六年来过，我们再并肩。”
六年……六年前，还是二〇〇四年，大伙都在，不管去哪儿出差，多偏远的路，外面雷雨闪电，车里都是一首接一首的歌。出租车有音响就都跟着唱，没有音响，就谁起个头大家跟着唱，不知哪儿来的劲儿，啸歌不尽，好像青春没个完。
有一次，出差在哪儿不记得了，薄薄一层暮色，出租车上，我哼一苜歌：“我迷恋你的蕾丝花边……”
“编织我早已绝望的梦……”有人接着唱。
是小宏。我转头看他一眼，这是郑智化一首挺生僻的歌，我中学时代，一个人上学放学的路上，不知道唱过多少遍，从没听别人唱过。
他不往下唱了。
我又转回头，看了会儿风景，又随口往下哼：“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
这次是两个人的声音接下去了：“我不再与世界争辩……”
我猛一回头，盯着老范，她个小破孩，连郑智化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唱这歌？
她一脸天真地看着我：“你老唱，我们就去网上找来学啦。”
我不相信。
他俩说：“不信你听啊。”
小宏对老范说：“来，妹妹，预备……起——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我不再与世界争辩，如果离去的时刻钟声响起，让我回头看见你的笑脸。”
他们合唱完了，傻乎乎冲着我笑。
第二十章 陈虻不死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同事短信：“陈虻病危。”
去医院的车上，经过新兴桥，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乩晃，我迷糊了，两三个月前刚见过，简直荒唐……不会，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许，就不会发生。
一进门，一走道的人，领导们都在，我心里一黑。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房门关着，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握着陈虻的手。
我站在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
陈虻一再跟我说，评论部里，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说：“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其实是投机取巧。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
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小崔说：“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
片子录完，陈虻要签播出单。
小崔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边，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口，从小窗口看着他俩。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
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
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
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说：“你说对了。”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问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说过：“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他才三十出头，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有点抱臂旁观。他上来就不客气：“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场没有？”
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陈虻看之前就说：“我跟你们打个赌，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
他们不信，一看果然没有。
他说：“为什么肯定没有？因为摄影肯定不敢推特写。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推哪张脸。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事儿，他怎么推啊。推就是一次选择。”
底下窃窃私语，意思是——你推一个看看？
他举例子：“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他没拍过什么片子，说用不着以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不是看流不流畅，要看它为什么运动。一个摇的镜头，不是摇得均不均匀，而是摇的动机是否深刻、准确。”他每年审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审片时，手边一包七星烟，一包苏打饼干，十分钟的片子要说一两个小时，每次身后都围一堆人。做片子的人当然都要辩解：“这个镜头没拍到是因为当时机器没电了”；“那个同期的声音质量不行所以没用”……
他就停下：“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么聊，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胆子大点的人说：“聊天也不是光听你的吧。”
他摇头：“你不是在想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这是排斥。这不是咱俩的关系问题，是你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
他有一点好，不管骂得多凶狠，“你认为对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改，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但你要投入了，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这东西已经不是它本身，变成了你的热爱，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你点头说对对。
他又来了：“你要听懂了我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打击得你哑口无言，他还要继续说：“你别觉得这是丢人，要在这儿工作，你得养成一个心理，说任何事情，是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说你。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可以了。”
总之，没人能讨好他。但大家最怕的，是他审完片说“就这样，合成吧”，那是他觉得这片子改不出来了。只能继续求他：“再说说吧，再改改。”他叹口气，从头再说。
审完片，姑娘们抹着眼泪从台里的一树桃花下走过去，他去早没人的食堂吃几个馒头炒个鸡蛋，这就是每天的生活。
陈虻的姐姐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她把病中的父母送回家，自己守在病房门口，不哭，也不跟别人说话。
我以前不认识她，在她右手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靠在我肩膀上，闭上眼。她的脸和头发贴着我的，我握着她手，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坐着。
老范过一会儿也来了，没吭声，坐在她左手。中间有一会儿，病房医生出去了，里面空无一人，我把她交给老范，走了进去。
陈虻闭着眼，脸色蜡黄发青，我有点不认识他了。
最后那次见，他就躺在这儿，穿着竖条白色病服，有点瘦，说了很多话，说到有一次吐血，吐了半脸盆，一边还问医生：“我是把血吐出来还是咽下去好？”有时听见医院走廊里的哭声，他会羡慕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说可以不痛苦了。说这话他脸上一点喟叹没有，好像说别人的事。当时他太太坐在边上，我不敢让他谈下去，就岔开了。
敬一丹大姐说，陈虻在治疗后期总需要吗啡止痛，后来出现了幻觉，每天晚上做噩梦，都是北海有一个巨人，抓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抡。
是他最后要求医生不要救治的，他想离开了。
我垂手站在床边，说：“陈虻，我是柴静。”
他突然眼睛大睁，头从枕头上弹起，但眼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床头的监视器响起来，医生都跑进来，挥手让我出去。
这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条件反射，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觉。
这不再重要，我失去了他。
这些年他总嘲笑我，打击我，偶尔他想弥补一下，请我吃顿饭，点菜的时候，问：“你喝什么？”
我没留心，说：“随便。”
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中分的头发都抖到脸前了：“随便？！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
这顿饭算没法吃了。
但好好歹歹，他总看着你，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总结一下：“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
我哈哈笑。
他一看我乐，拿烟的手又点着我：“别以为这就怎么着了，你离真的成熟还远着呢，就你现在青春期这小资劲儿，毛病大着呢，不到三十多岁，不遇点大的挫折根本平实不了。”
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
他生病前，我俩最后一次见面都是争吵收尾。他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话对女性不敬，和他争执以至离席，他打来电话说：“平常大家都这么开玩笑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你是不是有点假正经啊。”他有点气急败坏。
“你就这么理解吧。”
“这么点儿事你就跟我翻脸，你看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怎么教导你的？”
“教导，这就是你用的词。你为什么老用这样的词？”我也急了。
他气得噎住了。
“你不要总把我当一个学生，也别把我光当成一个女人，你要把我当成一个人。”
他狠狠地沉默了一会儿，居然没修理我。
一个月后，我在机场，他打了个电话来，说一直颠来倒去地想这事，想明白了，说：“我错了，我们还是朋友，对吧？”
我心想，这厮还是挺厉害的。嗯了一声说：“当然。”
数月后，听说他胃出血动手术了，我没当回事儿，谁出事儿他也不会出事儿。他不是说过吗，我是只网球，他是那只拍子，“你跳得再高。我也永远比你高出一厘米”。他会带着个难看的光头出院上班，絮絮叨叨讲生病的经验：“哎，我最近想到了十个人生道理……你怎么不拿笔记一下？……每句都记说明你根本抓不住重点……”到了八十岁还披挂着他花白的中分长发，拐棍戳地骂我：“你昨天那个蠢问题是怎么问的……”
这人是不会心疼人的，他只是盯着你，不允许你犯任何错误浪费生命。
他生病时，我发短信说要去看他，看到他回信，下意识用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啊！”他说术后的疼痛已经连吗啡都没有用了，说“只能等待上帝之手”。
我不信，说想见见他，但他说没有精力，太疼了，短信写：“电视上看到你，瘦了。保重身体，人不要死不要进监狱不要进医院。”过一阵子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手术完了，在深夜里好像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荏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我心里松快了，叮嘱他“你在病床上能写点就写点，回来好教育我”，他响亮地回了句“嗯呐”。
我当时想，就是嘛，这个人太爱生命了，不可能是他。
到了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他回说：“妹子。知道你在鼓励我。现在太虚弱了，口腔溃烂几乎不能说话。没别的事，就是疼。没事，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就是疼。”我心里难受，得多疼呢？
告别的时候，陈姐姐还是不哭不作声，只拉住陈虻的手不放。过了一会儿，边上的医生轻声喊我。
我把她的手握住，又握住陈虻的手，把它们慢慢松开。
这一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和陈虻如此亲近。最后一两年，我不再事事向他请教，有时还跟着别人谈几句他的弱点，认为这样就算独立了。他讲课也少了，新闻速度加快，大家都忙，业务总结的会少了。有时候碰见我，他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我最近讲课的心得”，我草草扫一眼，上面写“现场……话语权……”回家不知道收到什么地方。他也不管我：“你这个人靠语言是没用的，什么事都非得自己经过，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遇到过一次麻烦，他打电话来，一句安慰都没有，只说你要怎么怎么处理。
我赌气说无所谓。
他说：“是我把你找来的，我得对你负责。”
我冲口就顶回去了：“不用，我可以干别的。”他没吭声。
后来我觉得这话刺痛了他，后悔是这个，难受是这个。→文·冇·人·冇·书·冇·屋←
他最后一次参加部里的活动，聚餐吃饭，人声鼎沸。他一句话不说，埋头吃，我坐他侧对面，他披下来的长头发，一半都白了。
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跟着他走，默默走到他停车处。他停下脚，忽然问我：“二十几了？”
我笑：“三十了。”
他顿了一下：“老觉得你还二十三四，你来的时候是这个岁数，就老有那个印象。”
我看他有点感喟，就打个岔：“我变化大么？”
他端详我：“没变化。”
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还是有点变化的，宽厚点了。”
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话。
他看出来了，笑了一下：“喀，就这么回事儿。”
手机响了，他挂着耳机线，一边接一边冲我挥了下手，拉开他开了十年的老车，车后边磕得掉了漆。
我转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机线上的话筒，又回身说了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应该快乐一点。”
凌晨两点半，我跟陈姐姐一起下楼电梯开的时候，看到白岩松，对视一下，我出他进，都没说话。
他和陈虻，像两只大野兽，有相敬的对峙，也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大家谈起陈虻时，有人说智慧，有人说尖锐，白岩松说“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陈虻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气力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
后来岩松说，那天凌晨离开医院后，无处可去，他去陈虻的办公室坐了一夜。那个办公室里，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纸条写的是：“陈虻，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陈虻葬礼那天特别冷，我去的时候，紧闭的大门外，巳经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见到台里那么多同事，无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里拿着白菊花在冷风中等着。天色铁一样寒灰，酿着一场大雪。呼气都是白雾，没人搓手跺脚取暖。
小崔面色铁青，坐在灵堂边的小屋子里不说话。
我坐他侧面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咽下去了。
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别生闲气，啊。”
我说不出话。
陈虻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年会，还是小崔主持，没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搞了五个小时，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陈虻搂着儿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没动。
罗大佑是压轴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两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点，没上舞台，踩着一只凳子站在过道上，一束追光打着，冲场下问：“唱什么？”
几百条汉子齐声喊：“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轻捻弦索，众人纷纷离开座位，闱拢到他周围，席地而坐。小崔坐在过道台阶上，向我招手，我手脚着地爬过去，坐他身边，回头看了一眼，陈虻搂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席间未动，微笑着张嘴不发声，随着众人唱：“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陈虻葬礼上，仪式全结束后，有三四十个人没有走。
大门关上，大家挨个排队走过去，再次向陈虻鞠躬。
陈真是原来“东方时空”的编导，他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肴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
我离开评论部时，白岩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有段时间我主持演播室节目，有观众在留言里语带讥讽问我：“你不再是记者了，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呢？温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个记者，坐在哪儿都是。如果不是，叫什么也帮不了你。
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时，本来人家紧接着就要说农民的比例，但柴静非要问一句‘那农民呢’，故作聪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为我辩解，说这是节目节奏要求，或者需要这样追问的回合感等等。还有人说这位留言的观众：“你用词太刺激了。”
批评我的这位写了一句话：“当年陈虻说话也不好听，现在陈虻去世了，我们也要像陈虻那样对待她。”
我心头像有什么细如棉线，牵动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