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七号那天。药家鑫的父亲与他见完面，走回家，从正午的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儿子被执行死刑的消息。
他不看我，也不看镜头，眼光漫散向虚空，“我那天去还嘱咐他几句话，我说孩子，现在特别热，走的时候，你要把买的衣服都穿上，那边会很冷，他说我知道。那天去我还给他包了点校子，带了他爱吃的火龙果，就刮成瓤弄个饭盒给他。我走回家，人已经没了，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穿衣服吃饭，够不够，我想看看他。”
当天下午六点钟左右，他写了微博。“好无助，希望大家哪怕是大骂也好。什么声音都是安慰。”抽泣堵在胸腔里，推得他身子一耸一耸：“这个房子，我回来时候这半拉都是黑的，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骂声不也是声音，不也是一种安慰吗？当一个人走在一个深山，连一声鸟叫都听不见的时候，你是很害怕的。”
我们走的时候，已经不早了，药庆卫留我们吃饭，说给你们一人做一碗西红柿面，我们通常不在采访对象家吃饭，这一次大家说好，人忙活的时候，能把心里的事暂时放下一会儿。
我们几个坐在褐色的四合板桌子边。他把几个叠在一起的塑料蓝発子拔开给我们坐，在阳台的灶下面条，一面自言自语：“这两个月都没怎么动锅灶，面下得不好，都黏了。”
家里没有别的菜，他炒了一小碗葱花，放在桌上给我们下饭，我说，让他妈妈也来吃吧。
他木板板的脸，说不用叫了，脸上表情与张妙父亲一样。
走的时候，他妻子还躺在药家鑫的床上，蚊帐放着，她搂着那只大狗熊蜷着。天黑了，药庆卫坐在桌边上，愣愣的，眼睛一眨不眨，脸都垮下来，松垂着，坐在半暗的房间里，我们招呼他，他才反应过来。
节目播后，也有一些人在我博客里反复留言，说：“你为什么耍播一个杀人恶魔弹琴的样子？让他父母说话？”
宋打断我时说过：我知道张妙是无辜的，但你现在的疑问是，药家鑫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在告诉你这个。
二十三岁的宋尝试着以他的人生经验去理解同龄的药家鑫，并不一定对，但他打断我，是觉得，如果带着强烈的预设和反感，你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这个人。也难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药家鑫未被判死刑前，音乐人高晓松曾经在微博中评论：“即便他活着出来，也会被当街撞死，没死干净也会被补几刀。人类全部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法有天时人民奉公守法，无法无天时人民替天行道……生命都漠视的人会爱音乐吗？”数万人转发他的话。
一个月之后，高晓松作为被告出现在法庭上，他醉酒驾驶导致四车追尾，一人受伤，被判服刑六个月。
六个月后我采访他，说：“也许会有人问你，一个生命都漠视的人怎么……”
我没有问完，高晓松说：“我觉得我活该。每一个犯了错的人，别人都有权利把你以前的言论拿出来印证你。”
他说他出事就出在狂妄上：“我早知道会撞上南墙，明明酒后的代驾五分钟就到了，非要自己开车走，这不是狂妄是什么？”
他出身清华，少年成名，二十六岁已经开校同民谣的音乐会，崔健跟他谈过一次，说：“你的音乐当然很好听，但是你有一个大问题，你不了解这个社会，也不了解人民怎么生活。”他回答：“我代表我懂的那些人，你代表你懂的那些人，我们加在一起，就为所有人服务了。”
他现在想起此事，说当年的自己“其实是强词夺理，就是我真的是对真实的人生缺少……我连敬畏都没有，就是缺少大量的认识”。
与高晓松关在同一间牢室的人，有受贿的官员，行贿的老板，打人的贵公子，黑社会，偷摩托车的……从前没交集、不理解的人，现在关在一块，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每天轮着擦牢室里的厕所，擦得明光锃净。
他原来觉得自己够文，也够痞，可以写“白衣飘飘的年代”，也能混大街，后来才发现，“你也就混混清华附近的五道口，那些混西客站的根本不知道你写的歌，也不认识你是谁。跟坐牢比起来，什么都是浮云，真的就是”。
他用塑料水瓶，在盖子上扎眼做一个滴漏，刻下道子，整夜滴着，“有个响动，有个盼头”，用蘸汤的纸糊着圆珠笔芯当笔，趴在被子上写字，生病时有人把攒下的一块豆腐乳给他吃。“就是世间最大的情义”。
看守所里，一只不知从哪里来的小猫，每天会从补充热水的小窗口里露出头来，人人都省下馒头争相喂它，“那个猫是个特别大的安慰，你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喂别人。你会听到，隔壁的那个黑社会本来特别厉害，能听着在隔壁骂人，特别凶。就那猫一去了，他也叫，‘喵’，特别那个。”
都是人，也只是人。
在看守所的电视里，他看到另一起英菲尼迪车撞人案，长安街上，有人醉酒驾驶撞死四人，被判了无期徒刑，那个人也被舆论形容为“恶魔”，他认识那个人，是一个曾经与他合作过的舞蹈师，他知道那人生活里怎么说话，婚礼上什么样子，对职业的态度是什么。他看着这个新闻，后怕，也难受，第一次想，“那人也有可能是我。”
采访完药家鑫和高晓松。编导和我都讨论过，要不要把舆论对他们的各种疑问都积累出来，再一一回答。
我说：“我觉得还是只陈述，不解释吧。”
老老实实地说出知道的那一点就可以了。
何况我们知道的并不完整，不敢说这就是结论，我只知道他俩身上携带的病菌，人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
王开岭是我的同事，他说过：“把一个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他还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
五年前，我和老郝曾在江西调查私放嫌疑人的公安局长，采访结束后我少年意气，曾发短信给她说“贏了”。之后这位局长被捕，三年后，老郝与公安部的同志一起去深圳拍摄，在监狱里见到他。
他被判了十六年刑，剃了光头，穿着囚服坐在镜头前忏悔。
老郝回来后对我说：“他没有认出我，他就是崩溃了，看着他号啕大哭，我心里特别复杂。”我没说话。
这位前局长因为当过警察，在牢里受了不少苦。老郝向监管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给他调换了一间囚室。
我理解她。
何帆曾是一名刑事法官。他说，自己刚进法院时，血气方刚，豪情万丈，认为刑事司法的真谛就是主持正义、荡涤邪恶。但是，他第一次亲临刑场，观看死刑执行时，临刑前，死囚突然对法警提出请求：“我可不可以挪一下位置，我面前有块石头，如果倒下，这石头正好磕着我的脸。”法警满脸迷惑地看了看在场监刑的法院副院长，副院长点一下头：“给他挪挪。”对在场所有人说了一句：“即使在这一刻，他们也是人，也有尊严。”
日后处理死刑案件时，只要在判决前稍有一点法理、情理乃至证据认定上的犹豫，何帆说他都不会作出死刑判决。
他读书时，抄写过民国法学家吴经熊一段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经熊曾是上海特区法院的脘长，签署过不少死刑判决。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当法官时，常认真地履行我的职责，实际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我觉得像彼拉多一样，并且希望洗干净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尽管他也许有罪。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在这段话边上，学生时代的何帆给的批注是：“伪善。”
如今，他拿出笔，划去那两个字，在旁边写上：“人性。”
第十九章 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
从进台开始，发生争执时，陈虻总说：“你的问题就是总认为你是对的。”
我不吭气，心说，你才是呢。
他说：“你还总要在人际关系上占上风。”
咱俩谁啊？从小我就是弱势群体，受了气都憋着，天天被你欺负，哪儿有你说的这毛病？
我采访宋那年，他十六岁，在抑郁症治疗中心的晚会上参加一个集体朗诵，他分到那句诗是：“这就是爱。”
他脸上表情那个别扭。
采访时我问他：“你为什么说这句的时候那么尴尬？”
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爱。”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去准备，跟他一起吃饭、聊天。但第一次正式采访，还是特别不顺，找采访的地方就花了挺长时间，他不想说心里的话，我勉强着问，脸上的笑都是干的。两位摄像因为机位和光线遇到点麻烦，也有点较劲。心里的急像针一样扎着我，我把脸拉下来，说：“不拍了，走吧。”老范是编导。扭着手看着我。
“都不快乐，就不要拍了。”我转身拉开门就走了。
老范后来控诉过我：“你每次说的话其实都没什么，最可怕的是脸色。”
我？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我？我不是最恨动不动给人脸色的人么？每次看到那样的脸，我都心里抽一下，紧一下。我？我给别人脸色？
“你……对别人挺好的吧……就是对我。”她一边说还一边看着我的脸陪着点小心。
“我真的脾气不好啊？”坐在车上我犹豫半天，问小宏。
他是我们三个女生——老范、老郝、我——最信任的人。从不解释自己，也不说服别人，没见他对谁冷眼，也不抢什么风头。小时候被大人戏弄，光屁股放在铁丝上坐着，疼得龇牙咧嘴还要冲人家笑。节目需要隐蔽拍摄艺校学生陪酒事件时，他作为当时组里唯一成年男性必须出马，隐姓埋名偷拍一段。完成任务后，他请陪酒的女生吃了披萨，还一整夜没睡好，觉得欺骗别人内心不安——就是这么个人。我们三个女生有不对的地方，他也不责备，他的存在就是示范。
我问完，他想了想说：“你是这样，别人一记直勾拳，你心里一定也是一记直勾拳，不躲避，也不换个方式。”
我嘟囔了一下：“我还觉得我挺温和呢。”
他微笑：“那只是修养。”
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啊？”
他说：“当然啦。”
他这话给我刺激很大：“你们知道我本来什么样还对我好？”他不答只笑，好像这句话根本不需要解释。
但我也拉不下脸来向老范道歉。只好发个嬉皮笑脸的短信过去。
她立刻回一朵大大的笑。我自惭一下。
第二天，再去拍。奇怪，我前一天把采访都废了，脾气那么急，宋倒没生我的气，可能看到我的弱点，有点亲切。
这天坐在他的小房间里重新采访，光线有点暗，地方也很局促，李季是摄像，说：“别管光线，新闻就是新闻，他就应该待在他的环境里。”我心里一下就松了。
宋说，他跟父母一起去了友谊医院的心理治疗俱乐部，在现场治疗，家长孩子都在。宋和他爸爸坐在台上，柏大夫对他说：“你要把你对你爸的感受说出来。”宋不肯说。
柏大夫说：“说出你真实的感受。”
僵持片刻后，他说起这些年被父亲漠视的感受。
“你倒是逃避了，我呢？”他说着说着站了起来。有人要拉他，被医生制止了。“我恨你。”他捶着墙，脸扭曲了，一呼一吸，胸口剧烈起伏，哮喘病都发作了。
现场一片乱。柏大夫坐着没动，说：“说出你真实的感受。”采访时宋的父亲跟我说起这个瞬间：“我知道他对我不满意，但我从来没想到我对他的伤害有这么大。”他的眼泪挂下来：“原来我说他的那句话，‘早晚有一天后悔’，现在意识到我这么做我应该后悔了。对他放弃、漠视。今天这个结果就是当初种下的。”
平静下来后，父亲去了墙边，拉儿子的手。他说：“这感觉非常奇妙，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接触过。”
我问宋这个瞬间，他把头偏到一边笑了，说：“哎哟人假了我告诉你。”
“你没有你爸说的那感觉？”
“没有没有。”他不看我。
“你说的是真话么，还是你只是不愿意承认？”我笑。
“我看着你的眼睛说的话是真的，不看的时候就不是。”他也笑了。
“每个人都会有不够有勇气的时候，”我说，“那一瞬间你是不是有些原谅他了？”
他看着我说：“可能是……原谅了吧。”
采访完，机器一关，我俩对着笑，他说：“我战胜了自己。”我说：“我也是。”他跟我拥抱了一下，说：“战友。”
晚上回到家，宋发了一个短信，说他在查一些关于我的资料，看到网上讨论“双城的创伤”时，记者是否应该给小孩子擦去眼泪，有人说这样不像一个记者。
他说：“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只是一个记者，我不会跟你说那么多。”
这个片子剪完第一版，又出了事。
每次看粗编的片子，老范都紧张得把机房的门从里面插上，不许别人进来，死盯着我。只要我看着监视器，她就敏感得像一只弓着背的猫，头发都带着电往上竖着。她就这样，婴儿肥褪后，早出落成好看的大姑娘了，还是绝不让人看她不化妆的样子。
看这个片时我面无表情……素来如此。看完我转头说了一句：“把采访记录给我看看。”
她就炸了：“柴静，你太不信任我了。”
我莫名其妙：“怎么了？”
她冲我嚷：“你根本不知道我对你多好。我什么时候牺牲过你的采访？”
我心想，这跟对我好不好什么关系，这是业务讨论啊。
她翻脸了，一副我受够你了我不干了的样子。
我回家路上气恨得直咬牙，喉咙里又辛又酸，心想：“爱走走，等将来你吃亏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承认问她要采访记录确实是对剪辑有不满的地方，但我心想，是因为你的节目好，所以我才用不着刻意表扬你呀，挑点你的错——那是因为我比别人对你更负责，所以才要求你，希望你更好。
我俩都打电话向老郝投诉，她两边劝，也没什么用，闹到不可开交，往往要靠小宏出面调解。
我在他面前脾气更大了：“我就奇了怪了，这么点小事，就跟我过不去？”
他说：“没人跟你过不去，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我不吭气了。
他从来不指责我们中的谁，有次说起小时候家事，他家三兄弟，母亲承担生活重压，脾气暴躁，常常打他们，下手不轻。他说：“每次她发火我都害怕，立刻认错。”
+文】我以为小孩子怕挨打。
+人】他说：“我怕她生气，气坏身体。”
+书】我用那个口气对老范说话，还有个原因，是觉得她素来没心没肺，跟谁都嬉皮笑脸，小甜嘴儿，爱热闹，一点点大就跑工地上找个铁棍子拿手里，对民工大叔们说：“我给大家表演十个节目。”
+屋】用同事杨春的话说，十处打锣，九处有她。
我送过她一副蓝宝石耳环，她成天挂着，挤地铁被一个人扯了一下，直接把耳垂扯豁，耳环也掉了。我听说了，眯着眼嘴里咝咝直抽凉气，两天后一见面，我先扒拉开她头发想看看伤情，发现耳环已经在刚愈合一线的小豁口上悬着了。所以我对她比起别人格外不留心，觉得她皮实，怎么都成。有次我们在宾馆坐电梯，我突然发现，她恶狠狠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特别狰狞。
我吃一惊，她平常从来没这表情。
后来才发现，每次只要路过镜子，她唯一的表情就是这副仇恨自己的样子。我实在忍不住了：“难道你这么多年就认为自己长这样子么？”
她吃惊得很：“难道我还有别的样子么？”
有次陈威给她拍照片上内刊封面，拍了很多张，别的都巧笑倩兮，只有一张是她当时看见了镜头上自己的倒影，立刻怒目而视。结果她非要选这张当封面。老郝死劝她，她急了：“你们爱选哪张随便吧。”转身走了。
我俩才知道她是认真的，她认为真正的自己就应该是在镜子里看到的那样，苍白忧郁，自怨自艾。每次她这么说，我跟老郝都笑得直打跌，至于她为什么要这么看待自己，我没问过，也不当真。烂熟的人，往往这样。每次一看见她这个表情我就呵斥她，胡噜她的脸：“不许！”
但几年下来，这个根本改不了。做宋这期节目时，她让那些得抑郁症的孩子看自己手上的烟疤，一副“我也有过青春期”的悲壮。我一开始当笑话听，后来有次看过她胳膊，抽口冷气，气急败坏：“不许！”小宏对她只是溺爱，只有我问他，他才说：“范的内心有一部分其实是挺尖锐的。”一副心疼的口气。他不责备她，也不要她改变，只是过马路的时候轻扶着这姑娘的胳膊——因为她永远在打电话，完全不顾来车。
那天看老范的粗编版，其实挺触动我的，只是我没告诉她。有一段纪实是我采访完宋，两天后，他要正式登台朗诵。当天他爸说好要来，临时有工作没来。他急了，又捶着墙，不肯上台演：“既然他不来，你说让我干嘛来呀？”
他父亲后来赶到了现场，说事儿没处理好，“今后一定改……”
宋打断他：“能自然点儿吗？改变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以前怎么冷落我的？我不愿说，一说就来气。”
他父亲神色难堪，压不住火，说了句“二十年后你就明白了”，转身要走，走到门边又控制住自己。在场另一位带女儿来治疗的母亲劝解他，他说：“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简单了，我认为儿子应该怎么怎么着。”那位妈妈说：“不光是简单，不光是家长，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就是错的方式。我就错了这么多年。”
这话说得多好，我回去还写进日记里了。道理我都懂，但只要落到我身上，工作中一着急一较真，碰到自己认为非得如此的时候，就免不了疾言厉色，而且一定是冲自己最亲近的人来。
老郝说我。
我不服气：“那我说得不对吗？”我心想，事实不都验证了嘛。“你说得对，但不见得是唯一的道路。”
我一愣，这不就是陈虻说的话？老郝这么一说，我不言语了。
老范不像老郝这么硬，做节目时她一吵不过我，就从宾馆出走。雨里头淋着，哭得像个小鸭子。
我给她发一短信：吵不过可以扭打嘛，冻着自己多吃亏。
过一会儿，收到短信，说：“我在门口呢，没带钥匙。”
门打开，我一看头发是湿的，小卷毛全粘脸上了，去洗手间找条毛巾给她擦头：“好啦，我错啦。”
她哇一声搂着我哭了，我只好尴尬地拍着她背。
唉，这辈子认识他们之前，我就没说过这三个字，说不出口。现在才知道。搞了半天，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三个字。
她让我最难受的，不是发火，也不是哭，是这事儿过后，就一小会儿，她脸上还挂着哭相，眼睛肿着，天真地举着一只大芒果，趴在我床边一起看网上有趣的事儿，还自言自语：“你说这会儿心情怎么跟刚才特别不一样呢？”
我事后问她：“你干嘛这么脆弱啊？这只是工作嘛。”
她说：“因为我在意你啊。”
没人用这方式教育过我，我当时噎住。
我每每和老范吵架，分歧都是，她时时处处要为我们采访的人着想、开解。而我担心这失于滥情，不够冷静，觉得工作应该有铁律，必须遵从，不惜以冷酷来捍卫。
某次采访一位老爷子，做实业十几年，挣了几百亿，捐出四十亿做公益。他崇拜曾国藩，要“求缺”。闲着没事的时候，我说你经商很成功，那要你来经营新闻，能做成么。他认为跟企业一样，抓住核心竞争力，建立品牌，品牌就是人。我说那负面新闻你怎么处理？
他摇摇头：“新闻不分正面负面，新闻的核心是真实。”这句话我早知道，但从他这儿说出来，还是让我琢磨了很一会儿。
这位老爷子脾气直，采访谈得差不多了，他直接站起来把话筒拔掉。“可以了。”他说，“柴静，来一下。”我挺意外，但知道这老头儿肯定是要讲点什么给我听，比如像曾国藩一样指点下别人面相。
果然。
进他的办公室后，他就说他懂点看相：“你，反应很快，才思敏捷……但是……”
来了。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
“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我回来当玩笑说给她俩听，结果老郝听完看着老范一笑，老范也看着老郝一笑。我气得：“我有那么偏激么？”老郝安抚我：“倒没有……只是有点好胜。”我让她举例子，她说：“比如说，我觉得你不太在意别人的片子。”
我想说我怎么不在意了？想了想开会的时候评别的小组的片子，我几句话就过去了，或好或贬，都只是结论，词句锋利，好下断语，听完别人不吭气。我自认为出于公心，但对别人在拍这个片子过程中的经历没有体谅，我不太感受这个。
老范评片子时，永远赞美为先，处处维护，我有时觉得她太过玲珑。共事几年后，同事聚会，李季喝了点酒，握着她手，说了一句“原来以为你……”他顿了一下没说下去，接着说：“几年下来，你是真他妈纯洁。”
纯洁，哎。
她纯洁，心里没有这个“我”字，一滴透明的心，只对事坚持。而我说道理时，往往却是“应该”如何，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内心倨傲，只有判断，没有对别人的感受。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我把这当成工作原则，但觉得生活里你别管我。他老拿他那句话敲打我：“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
我听急了：“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他气得：“你觉得你特正直是吧？”
“怎么啦？”
“我怎么觉得你的正义挺可怕呢？你这种人可以为了你认为的正义背弃朋友。”
我当时也在气头上：“还就是。”
他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和老范去看他，他还说起这事，对老范说我坏话：“她这个人身上，一点母性都没有。”
老范立马为我辩护：“不是不是，她对我就有母女之情！”
我勾着她肩膀，冲陈虻挤眼睛。他噎得指着我“你你你”半天，又指着老范对我说：“她比你强多了。”
我不当回事儿。
有次采访一个新疆卖羊肉串的小贩，跟他一块吃凉粉，他说当年一路被同乡驱赶，脚被拴在电风扇上绞断了，在贫困山区落下脚接来亲人＝亲人却为独占地盘，对外造他杀人的谣言，我说：“不会吧？真的吗？”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放，看着我说：“底层的残酷，你不理解。”我哑口无言。在电视素材里看见这段镜头，心想，这女同志，表情怎么那么多啊？听到自己经验之外或者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意见，她脸上会流露出诧异、惊奇、反感、不屑，想通过提问去评判对方，刺激别人，想让对方纠正，那种冷峻的正直里暗含着自负。
这女同志原来是我，那些表情原来就是我在生活里的表情。
这大概就是老范说的“脸色”。
唉。坐在电视机前，居然才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
批评别人的时候，引过顾准的话“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这会儿像冰水注头——天天批评专制，原来我也是专制化身。
我上学早，小矮弱笨，没什么朋友，玩沙包、皮筋、跑跳都不及人，就靠墙背手看着。
课堂上老师把“爱屋及乌”读成“爱屋及鸟”，我愣乎乎站起来当众指出。老师脸色一沉，说话难听一点，此后我就不再去他办公室。朋友间有话不当心，刺到痛处，就不再交往。十几岁出门读大学，不习惯集体生活，与同寝室的女生都疏远，天天插着耳机听收音机一如果当时有这说法，大概也可按“收音机瘾”收治我。
偶然，遇到一个女生在水池洗头，她胳膊有些不便，我顺手举起盆给她倒水冲洗，她神色奇异：“原来你对人挺好的。”
“我？”我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对人不好了？
“你挺容忍的。”她说，“但你心里还是有委屈。”
这话说得我一怔。委屈，这个词，好像心里有一只捏紧的小拳头。
日后工作上学，换了不少地方，去哪儿都是拎箱子就走，不动感情，觉得那样脆弱，认为独立就是脱离集体，不依不附。亲近的人之间，一旦触及自尊心就会尖锐起来，绝不低头。我做宋的那期节目，多多少少是投射自己的青春期。
只有到了“新闻调查”这几年，我们组几个人，一年到头出差待在一起的时候比家人还长，简直是从头再长大一遍。老范和我都贪睡，不吃早饭，但她每天早起十几分钟，不开灯先洗完脸，就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洗漱完一开门，一袋蛋糕牛奶挂在门把手上，还烫着，是李季挂在那儿的。这大个子从来不多话，但眼里心里都有。我的腰坐的时间长了有点问题，去农村坐长途车，席鸣给我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塞个宾馆的白枕头。在地震灾区没条件洗澡，每个人一小盆水，我蹲在泥地上，小毕拿只一次性塑料杯子一杯一杯舀着温热的水给我冲头。早春到南方出差，细雨里，街边老人蹲在青藤篮子前卖蔟新的白玉兰。小宏五毛钱买一小束，用铅丝捆着，插在小宾馆漱口的玻璃杯里，让我放在枕边，晚上一辗转，肺腑里都是清香。
采访前，我常黑沉着脸，谁跟我说话都一副死相，心里有点躁时更没法看，陈威把他的不锈钢杯子递给我，“喝一口。”我扑哧乐了，接过来喝一口，递还他。他不接，说：“再喝两口。”
热水流过喉咙，脸儿也顺了。
没工作的时候，老郝拿碎布头缝个花沙包，五六个人去天坛，天空地阔，玩砸沙包。老范在边上吃老郝炒的芝麻面，像个花猫满脸都是……原来大家童年都寂寞。
年底我生日，老郝开了瓶酒，做了一大桌菜。吃完饭，灯忽然黑了，电视上放出个片子，是老范瞒着我，拿只DV到处去采访人，片子配了我从小到大的照片，还有音乐和烟花。我是真尴尬，这么大了，没在私人生活里成为主角，这么肉麻过。
最后一组镜头，我差点从沙发上滚下来，是我妈！这厮居然到我家采访了我妈。我妈戴只花镜，特意吹了卷发，拿着手写的绿格稿纸，很正式地边看边说：“妈妈真没想到，小时候孤僻害羞的你，现在做了记者这个行业，小时候落落寡合的你，现在有这么一群团结友爱的好同志……”
我一边听，恼羞成怒地拿脚踢老范。小宏一手护我，一手护她：“好了好了，踢一下可以了。”老郝拿个纸巾盒等在边上，挤眉弄眼。
他们对我，像丝绸柔软地包着小拳头，它在意想不到的温柔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生锈的指节在嘎吱声里欲张欲合，还是慢慢地有些松开了。
老郝批评过我不看别的组片子后，节目组里片子我都尽量看，别的电视节目也看，看时做些笔记，一是向人学习，另一个第二天开会发言，才能实事求是，对人对己有点用处。对自己节目的反思也多了。
白云升负责策划组开会讨论节目，听完了对我莞尔：“觉得你最近有些变化。”
唉，这么大岁数了才有。
我在日记里写：“一个人得被自己的弱点绑架多少次啊，悲催的是这些弱点怎么也改不掉。但这几年来，身边的人待我，就像陈升歌里唱的，‘因为你对我的温柔，所以我懂得对别人好’，能起码认识到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别人可能是对的’为前提来思考一些问题。”
年底开会的时候，我向组里道歉：“不好意思啊平常太暴躁啦。”
大家笑，好好，原谅你。
我又不干了：“哟，我就这么一说，你们真敢接受啊，谁敢说我暴躁我看看。”
他们哄笑。
后来送我一副对联：“柴小静，勇于自省，永远任性。”
宋成年之后，我与他在柏大夫那里见过一面，柏大夫说她一直有件后悔的事。当年父子俩在台上，宋当着众人面喊出“我恨你”时，她应该“托一下”这位父亲。
意思是她当时应该让男人讲一讲他的“无奈”，作为儿子，也是父亲，被两种身份卡住时的难堪和痛苦，让双方有更多的理解。每个人都是各种关系里的存在，痛苦是因为被僵住了，固定在当地，转不到别人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无助。
我听到她说，也有一些懊悔，拍那期节目时，我才二十多岁，也还只是一个孩子诉说自己委屈的心态，并没有去体会那个父亲的困境。
柏大夫听了微笑着说：“你那时很内向，看你眼睛就知道。”
她忽然开口说起自己。三岁之前，母亲把她寄养在别处，带着姐姐生活，重逢后她觉得母亲不亲，觉得母亲更喜欢姐姐。五十年过去了，她养两条狗来修复自己的创伤，“因为那个不公平的感觉一直在”。原先那只养了六年的狗叫小妹，总是让她抱，趴在怀里，新来的流浪狗妞妞在旁边眼巴巴看着，她想放下小妹来抱妞妞，但小妹不肯让出位置，她放不下来，也就体会了“当年一直跟着母亲长大，突然加进一个成员时，我姐姐的难受劲”，知道“在每个角色里待着的人，都会有很多不舒服”。
她说，知道了这一点，“我就原谅了我母亲”。
生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人是可以流淌的。宋现在长大成人，有了女朋友，夹在女友和母亲之间，他说多少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感受。柏大夫说给他，也说给我听：“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让那个人可以进来。”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让他在我这里头。”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我慢慢体会到，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柏大夫说的，“强大了才能变软”。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人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二〇〇七年之后，小组里的人慢慢四散，调查性报道式微，小宏去了新疆，杨春去了埃及，小项天贺小鹏老陈强那时也都离开了“新闻调查”。我问过小项为什么走，他说：“没快感了。”他没有跟大家辞别，选在记者节那天走——“为了记着”。办公室我渐渐去得少了，都是空落落的桌子。后来办公室搬到一个黑洞洞的没日光的大杂间里，原先台阶上一年一标的箭头，被擦掉了。
老范也去了国外。
一年中我们几乎没有联系。我是觉得她这性格肯定已经打入异国社交界，别拖她后腿，让她玩吧。我生日那天，她在网上留了个言，说一直没跟我联系，是怕打扰我。认识这么多年了，两人还是这样，能把一步之遥走成万水千山……还好知道出发点，也知道目的地。
我和老郝相依为命，日日厮混。夜半编片子，有人给她送箱新鲜皮皮虾。她煮好给我送，我冲下楼去接，电梯快要停了，两个人撒腿就跑。在两人宽的小街上擦肩而过，到了对方楼下等不着人，手机都没带。找个公用电话打手机也没人接，四顾茫然往回走，一步一蹭走到人烟稠密的麻辣烫摊边，一抬头遇上，不知道为什么都傻乎乎的欢天喜地。
这路如果不拐弯，也不后退，走不了多久。老郝说：“这么走是条死路。”但她过了一会儿，说：“不这么走也死路一条。”
那就走吧。
这一年，我的博客也停了。外界悄然无声，人的自大之意稍减，主持人这种职业多多少少让人沾染虚骄之气，拿了话筒就觉得有了话语权，得到反响很容易，就把外界的投射当成真正的自我，脑子里只有一点报纸杂志里看来的东两，腹中空空，徒有脾气，急于褒贬，回头看不免好笑。
六哥兴之所至，每年做儿本好看的《读库》笔记本送朋友们，还问：“放在店里你们会买么？”
“会。”
“知道你们不会。”过了一会儿，他又捏起小酒杯说，“但我喜欢，又行有余力，就做好了。”
过半年，他又问：“本子用了么？”
“没有，舍不得。”大都这么答。
他说了一句：“十六七岁，我们都在本子上抄格言、文章，现在都不当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