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挥动着尖锥，一边冲着震惊中的观众大喊了几句。有人认为他喊的是“Sic simper tyrannis”——“这永远是独裁暴君的下场”，弗吉尼亚州的箴言。其他的人听成“南方的仇，报了！”喊罢，他一瘸一拐地走下舞台，走进走廊，在那里，一个换布景的人已经牵着他的马，他翻身上马，马蹄声声，扬长而去。
布斯的子弹从林肯的后脑进入，穿过大脑，最后卡在他的右眼后面。观众中的一个医生看过伤势，认为这是致命伤。
士兵们将昏迷不醒的总统从剧场抬了出来。“我和我们中的另一个人抬他的脚这一头，”当时抬林肯的人中的一个回忆道，“另外两人抬头，结果，他的中段沉了下去，另外两人上前托起中段。就这样，我们六个……将他抬出剧场……我们抬着他在街上走了有五分钟，才找到一个能安置他的地方。”
一个平民终于将他引到十街对面的一家旅店。“我们将他放在一楼，”一个士兵回忆道，“将他放在床上。当我们把他放到屋里，我们就得出去……他们除了医生，还有其他什么人，谁都不让进。”
医生此时已无能为力。玛丽·林肯逼着她丈夫跟她说话，哭天抢地，怎么劝都劝不住，战争部长爱德文·斯坦敦将她带出了屋。
吉迭昂·维尔斯一听到消息，便急急地赶了过来。“受伤的伟人呈斜角状躺在床上，那张床对他来说不够长。他的衣服全被脱光了，他那过去偶尔露出过的结实的双臂，让人很难与他瘦削的形象联系起来，盖在身上的床单随着他缓慢、深深的呼吸起伏着。他的神态安详动人。”
一整夜，内阁成员们无奈地守在一旁，布斯的同谋路易斯·鲍威尔用刀将史伍德刺成重伤的消息让他们感到震惊。鲍威尔在作案后跑上大街，大喊，“我疯了！我疯了！”乔治·艾特兹洛特胆子太小，没有按照布斯的命令去刺杀副总统。
次日凌晨六时，战争部长维尔斯来到外面透点新鲜空气，发现街上站满了沉默、焦虑的人们。“七点不到的时候，我回到屋里……”他回忆道，“与死神的搏斗开始了。他的儿子罗伯特，站在床头。他还能把握住自己，但有那么两次，他失去控制……倚靠在萨姆特参议员的肩上……放声恸哭。”
上午七时二十二分，亚伯拉罕·林肯与世长辞。
噩耗在几分钟之内经过电报传遍了全国。在这以前，美国没有一个总统被刺杀。人们一辈子都记得他们在听到噩耗时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感受和当时的天气。依莱沙·罗德兹当时正在弗吉尼亚的伯克维尔（Burkes-ville）的兵营里：
4月15日，星期六。雨天……但是我搭了帐篷，所以挺舒服的。米勒先生在读书消磨时间。
刚刚传来个坏消息。托马斯·派克下士告诉米勒先生林肯总统已经死了，是被刺身亡的……好像是一个名叫布斯的人昨晚在剧场用手枪打死的。我们无法相信总统会死。
瓦特·惠特曼这时已回到布鲁克林：“母亲像以往一样，做好了早餐——还有午餐和晚餐；但是，这一天，我们谁都没有动一口。我们每人各喝了半杯咖啡；这就是我们这一天吃的东西。我们没说几句话。我们将一天中出的所有报纸全买到家中……然后默默地互相传递。”
在曼哈顿，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此事”在他的“预料之中，尽管我能够想象到这件事在现在这种时候发生，今后也可能会被反过来认为是件对我们有益的事，我还是对这一起可怕的个人悲剧深感震惊……最终，我们将感谢他”。
吉迭昂·维尔斯走在华盛顿湿漉漉的大街上：
在白宫前的大街上聚集着数百个黑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有些人为失去林肯号啕大哭，有的在流泪。一整天，又冷又湿，人群却不见散去。救星死了，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在我们与他们见面时，就连强壮、勇武的汉子也在流泪。［这些可怜的黑人的〕那种深切的悲痛比其他任何事更能打动我。
林肯的灵柩先是安放在白宫的东翼，然后在国会的圆形正厅。他将被安葬在林肯的第二故乡伊利诺伊州的春田市。他儿子威利的小棺材也将被起出，和他的灵枢一起运回故里。玛丽·林肯由于过于悲痛，无法成行。
运送灵柩的火车花了十四天的时间，沿着五年前林肯前往华盛顿赴任的路线，在早春朦胧的山河之间，走完了一千六百六十二英里的返乡之路。
在费城，林肯的灵柩安放在独立堂中，那是当年他宣告他“宁愿被刺杀”，也决不在“独立宣言”中确立的原则问题上作任何妥协的地方。前来哀悼的人们分成两行，队伍长达三英里。
在曼哈顿，有人出售灵柩车经过路线周围建筑上的窗口，要价高达四美元以上，送葬仪式进行了四个小时。原来，纽约市禁止黑人参加悼念仪式。结果，市长临时决定，准许他们参加，但必须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后。
在克里富兰，全城没有一座公共建筑能够容纳可能前来吊唁的人。他们就在室外建了一个吊唁亭。尽管下了一整天的雨，吊唁民众还是以每小时一万人的流量经过那里。城中市面上出现抢购黑色窗帘的风潮，许多人家自己染黑布做窗帘。大雨将许多挂着黑布的房子染成了黑色。
在芝加哥，灵柩车周围簇拥着三十六个身着白衣的少女，代表所有被重新纳入联邦的州。还有几个“芝加哥戏剧界职业人士”勇敢地参加了送葬队伍，向公众表明，大多数的演员都是爱国者。
5月4日，火车终于到达春田，灵柩载在一辆从圣路易斯借来的精美的黑银相间的灵车之上，到达州议会的会议厅后，在那里开棺供人瞻仰，在那里，林肯曾发出过“手足相残，家业何立？”（A House Against Itself CannotStand）的警世之言。在数千到他灵前告别的人中，有很多是他的故知——来自新赛仑（New Salem）的农民、打官司时接受过他帮助的人、对方的律师和每天早上上班时互相颔首致意的邻居。
负责这段漫长旅程最后一段的约瑟夫·虎克将军带领送葬的人们在蒙蒙细雨中缓缓地走向橡树岭公墓。数千送葬者目睹林肯和他儿子的灵柩被安放在葱绿山坡上挖出的一个深深的墓穴之中，其中放满了常青树枝和大把大把的春花。
4月26日，联邦骑兵将约翰·维尔克斯·布斯围困在弗吉尼亚的一个烟草库房里。他的同案犯戴维·亥洛德投了降，但是，布斯显然选择赴死。
上级给士兵们的命令是捉活的，所以，他们点火焚烧仓库，想把他逼出来，但是一个名叫波士顿·考白的性子太急的中士，一枪击中其后脑。他被拽到邻近的一家农舍里。
“告诉我的母亲，我是为祖国献身的……”他轻声说，“我做了一件我觉得最应该做的事。”最后，他请求别人将他的手抬起来，眼睛看着周围的人们，喃喃自语：“没用了，没用了。”
同一天，约瑟夫·强斯顿率领田纳西集团军残部向舍曼投降。依莱沙·罗德兹在弗吉尼亚的丹维尔得到这一消息：
4月28日，我们刚接到消息，强斯顿最后投降了，我们这儿所有的炮全都开炮庆祝。这可是个大好消息，战争肯定要结束了……路上挤满了笑哈哈的［黑〕人。当然，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自由了，但是，他们的主人不相信。有一个地方，管家命令黑奴干活，但他们拒绝。有些人……到我的营帐来向我们讨教。他们回去后，他们说给工钱就干活。我也不知道最后那些事是怎么了结的。
杰弗逊·戴维斯虽然跑得筋疲力尽，但仍很顽固，向西逃窜，企图以得克萨斯为新基地，试图东山再起。5月10日，在肯塔基，一支联邦的巡逻队，击毙了邦联游击队头子威廉·克拉克·匡特里尔。接着，联邦的骑兵在佐治亚的欧文维尔追上了前邦联总统和他身边日益减少的随从。戴维斯被囚禁在孟路堡，单独监禁在一个永远不关灯的牢房里，拖枷戴镣，尽管他提出抗议，“那些是给奴隶下的命令，没有哪个有灵魂的人会服从这种命令”。
“亲爱的凡里利娜，”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现在的情形不是当年我俩前程辉煌、我把你卷进来时所预计的那种结局；但我知道你能应付得比我更好，我们两人中，只有我一人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在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还有更西部的领域，仍有一些零星战斗，印第安纳三十四团的列兵约翰·J.威廉姆斯在得克萨斯的波米托牧场的一场战斗中，成为整个内战中最后一个阵亡的人。最后的这场小战斗是邦联打的一场胜仗。
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在太平洋沿岸地区，邦联仙伦朵尔游击队首领杰姆斯·厄戴尔·韦戴尔上尉，死活不相信他的“祖国”已不复存在。六月，他抓获并焚毁了二十艘没有武装的捕鲸船，然后，一路远航，于11月6日——阿波麦脱克斯投降过后七个月——来到利物浦，他宁愿向英国人投降，也不向北方佬俯首称臣。
1865年5月23日早晨，白宫上空的美国国旗自林肯遇刺身亡后，首次在旗杆顶上飘扬。U. S.格兰特和新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检阅从国会大厦沿宾夕法尼亚大街走过检阅台的声势浩大的共和国军队。
这支由十五万人组成的受阅部队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走完，其间，数千学校的学生沿途排列，高唱爱国歌曲、挥舞国旗、向士兵们抛撒鲜花。第一天，全是普丹米克集团军的风头，这是华盛顿的子弟兵，军装整齐漂亮，在乔治·高登·米德将军的带领下，以从公牛道到阿波麦脱克斯之间数百次行军锤炼出来的、体现严格军纪的步伐，最后一次受阅。其间，只有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打乱了这一仪式的庄严，他经过检阅台两次，第一次，他似乎一反常态，失去对坐骑的控制，一阵小跑，将他的部下远远地甩在后头，一个人经过检阅部队的贵宾面前，他一头长长的金发，在风中飞舞，他拉住马头，回到自己部队的前头。
那天晚上，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对他的部下有点恼火，这些兵消瘦、黝黑、吊儿郎当，大多数人穿着敞口的衬衣，戴着软帽，而不是穿着干净整齐的军装、圆顶的军帽，行进的步态比起他们的东线友军更松散、步幅更大，当他们第二天出场时，似乎可能不会那么引人注目。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早上整九时，乐队高奏《星条旗》。当舍曼本人手持一顶破旧、松垮的帽子，骑马走在曾跟随他一直打到海边的那支浩荡大军的最前头，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时候，华盛顿还从未听过如此响亮的雷鸣般的欢呼声。
内战塑造了我们哪些特性
C.凡·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
在所有的战事都成为过去，所有伴随着战争的愤怒和狂热渐渐平息之后，内战的幸存者仍然被那几年中的恐惧和疯狂所困扰。从约翰·布朗开始，到约翰·维尔克斯·布斯告终的这一历史时期的杀戮，人性中的疯狂似乎占了上风。没有哪件事似乎是按情理展开的，或是按事先的安排行事的。内战初期，芮斯尼尔·豪松对战争的进程和未来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凡是人为之事，从大体上讲，”他写道，“其结果，从不以谋划者之意志为转移。”他还加了嘲讽的一句：“人之不测，正合天意。”在内战即将结束时，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似乎印证了豪松的观点。不论人的安排和目的是什么，“万能的上帝自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带着一丝凯文主义者的无奈说：“他让这场可怕的战争降临到南北双方的头上。”
在规模、持续时间、激烈程度以及令人发指的生命代价这些方面，内战都是极其可怕的。在美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拿破仑发动的那些战争到二十世纪的战争，在欧洲历史上也难以找到能与之匹敌的战争。在内战中丧生的美国人超过了美国在所有其他战争中丧生人数的总和。我们认为英国在一次大战中的损失让她脸上贫血失色，然而，按比例算，美国内战中的丧生人数更大。从绝对的数字上讲，内战丧生人数几乎是二战的一倍。那些在后来战争中丧生的人数得增加六至七倍，高达二百五十万人，才能达到与内战相同的人口比例。
比伤亡人数更令人困扰的是这些伤亡究竟是谁造成的这个问题——不是来自外国的敌人，而是自己的同胞手足。尽管南方想把内战叫成“州际之战”，可这场战争的实质是内战。内战中，成千的南方人为联邦而战，成千的北方人效忠邦联——父子对立、兄弟操戈，战争使家庭分离，使联邦诸州反目成仇。为了给他们的疯狂正名，交战双方都学会了接受一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两支军队都唱一首名为“自由战歌”的歌，同一首曲子，不同的歌词。南方人将奴隶与奴隶主的从属关系说成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是出于对宪法的忠诚才举起反旗的。北方在开战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蓄奴共和国的一部分，它保证奴隶主的权益将得到保护，然而，就在内战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它转变了立场，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双方都在发动毫不留情的内战，认为战争是赢得和平的唯一途径。有关内战的真真假假的宣传给人一种“奥维尔时代”［2］的不良预感。
内战结束时，纽约的乔治·坦普顿·斯强回首战争开端的日子，在日记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把本来应该在一个世纪的寻常年代中发生的事情，全都压缩在这一段时间里了。”葛底斯堡战役之后，乔治·米德将军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短短十天“把我过去三十年内的事全都做了”。一个内战期间在外交部任职的下层官员亨利·亚当斯曾写道：“放在其他年代，那些一年一遇——也许一辈子一遇的事，现在，天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做。”尽管和平带来了缓和，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战时那段强烈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依然留在参加内战的那一代人身上。
这场战祸的激烈程度和内在冲突的来源是推波助澜、酿就这场冲突的一南一北两种极端主义思潮，是替天行道的道德极端主义和死守宪法的法学极端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就造成了“是非”和“权利”、“道德”和“法律”之间针锋相对的对立。自以为替天行道的废奴派无法容忍任何妥协、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任何合法程序所带来的不便，也不需要多数派的认可。温代尔·菲利浦斯曾宣称，“只要站在上帝一边，哪怕只有一个人，也是多数派”。彻头彻尾的恶魔需要用毫不留情的战争加以铲除。
同样，南方的“法学至上派”对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确信不疑，所以他在“权利”这个教条上的死硬态度和他们的对手在“是非”上的态度如出一辙，根本不给和平妥协和各让半步留下任何余地。他们所要求的是永恒的原则、逻辑上的绝对法则和宪法的至高无上。南方的极端主义者的傲慢、神经过敏的怀疑和无所顾忌的盲动和他们的北方对手的所作所为一样，毒化了战时的社会风气。内战并不是双方的少数极端分子“造成”的，但是，他们的鼓动的确给战争附上了一种天遣神授的色彩（“他用自己的死还人以神性”）和火爆的决斗心理（以杰伯·斯特瓦和“石墙将军”杰克逊为代表）。
在最后一批伤亡名单公布于众，以及在医院将内战留下的人间创伤全部清除之前，美国民众就已经对极端主义思潮受够了。他们对其已经倒足胃口。四年那样惨烈的战争，几乎根除了战前北方的激进主义思潮。爱默生（Emerson）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以及他对所有政府机构组织的攻击已再找不到市场，而爱默生本人也改弦易辙，转向歌颂政府机构和赞美人类文明。激进主义成了一种无政府主义。往日的废奴派的理想主义，此时也只剩下起草和通过一些保护新近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宪法修正案那点热情，已无监督执行这些修正案的渴望。凭借这场用那么多生命换来的胜利，和战争期间留下的那点热情，只够要求南方改变原有的道德准则，但不足以在南方战后重建中发挥作用，并确保这些胜利果实。
南方的“法学至上派”在战后演变成一套全新的模式。“法学至上派”仍然可以在法律上咬文嚼字，以证明各州具有退出联邦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停留在宪法永恒不变的神圣性上做文章，而是在寻找巧妙的方法来对付新近修正过的宪法。他们歪曲新修正案的内容，将其按照他们的目的加以解释，其结果，修正案的原有动机几乎被全盘否定。南北双方互相妥协、互相和解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战后期间，南北双方的白人策划了许多调解双方差异的妥协方案，大多都是以牺牲黑人利益作为代价的。其中，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持久的是“1877年妥协”．这一妥协事实上标志着对解放黑奴承诺的背弃，以及对北方用高昂代价赢得的一些道德成果的背叛。
内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战争触及了美国的一切，改变了美国的一切，”正如1867年10月《纽约时报》的一篇编者按中指出的那样：“在内战期间，重要的权利、重要的利益、重要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荡然无存。它在所有方面让我们这一代人整个变了一个样。”两年后，哈佛大学教授乔治·特克纳在反思内战时说，内战在“我们这个世纪中战前发生的事和战后发生的事，乃至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划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我好像不是生活在我出生的那个国家”。
这个转变体现在许多方方面面，有些较为良性，有些则不然。已故罗伯特·潘·沃伦很清楚战争遗留下来的许多不那么令人称道的后果，但他指出了内战在塑造美国实用主义过程中所起的一个比较良性的作用。威廉·杰姆斯曾用一些更著名的语言表达过这一观点。内战中受过三次重伤、经历过许多惨烈战斗的奥利弗·温代尔·豪姆对此也曾有过精辟论述。这个未来的大法官在战争结束时，对极端主义已极其厌恶，并准备将他的作战经历应用于法理思考。豪姆主张将实践经验置于逻辑之上，认为生活是“法律之生命”，与遵守“替天行道”的极端主义相比，他更注重“感受时代之需求”。在这一点上，他和林肯的观点一致：“制定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的办法，比解决大政方针的问题更有用。”
当然，实用主义可能，也的确经常体现为出于庸俗、自私的目的所采用的权宜手段和机会主义。战后期间的“妥协”实际上是“放弃原则”的代名词，而“实用”则几乎成了不讲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后的政治事务、政府运作、商业及市场交易变得越来越“实用”。这就是后来不修边幅、漫不经心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品行不端、挥霍无度、品味低下，马克·吐温曾称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为“镀金时代”。
在这个“镀金时代”，我们能看到一些美国编年史上最形象、最无道的政客。不只是因为他们侵吞的赃物和制造的丑闻在规模和数量上与近年来的政客不相上下，还因为他们在作恶时的放肆和大胆。他们满脸胡须、大腹便便、满嘴淌着嚼烟草的汁、吃喝无度，他们有时似乎不知廉耻，白白浪费了战时的理想主义者交到他们手中的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成为高瞻远瞩政治家的大好时机。
这些良机包括1862年的“拓荒定居法案”。这项法案将半个北美大陆、十亿公顷以上的土地免费交给无地的农民拓荒，然后获取产权——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结果，无地的农民只拿到政府承诺的土地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土地落入了那些有关系和铤而走险的少数人的手中，而那些人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要在那里拓荒。就在他们浪费了那些济世救贫大好良机的同时，“镀金时代”的政客们又糊里糊涂地错过了另外两个历史机遇——解决拖欠已久的有关两个少数民族平等地位的问题，一个是南方的黑人，另一个是西部的印第安人。当时，制定针对两者的新政策的法学基础都已经奠定，并且为这些自由人写进了宪法。然而，由于没有抓住这些良机，这两个少数民族的境遇与过去没有多大的改观：种族压迫和白人至上仍在继续，对红人和黑人实行同样的种族隔离。
由于战后的美国在工业化、都市化和铁路干线这些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有些时候，有人认为，内战助长了美国的新兴经济。实际上，内战减慢了铁路建设。内战对经济的迟滞影响是否大于其对工业发展的刺激作用，这一点在历史界仍有争议。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内战和战后经济发展的形式、速度、庞大和无所顾忌密切相关。“战争的结束，”参议员约翰·舍曼在给他弟弟舍曼将军的信中写道，已经为“一些主要的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这些人现在一开口就谈论百万美元的生意，就像过去谈论数千美元的生意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汤姆·斯戈特和安德鲁·卡内基是靠做军需供给买卖起的家。后来，他们又用舍曼当年进军佐治亚时的那种无所顾忌的蛮劲去征服蛮荒的西部疆域。那些吃喝无度的“镀金时代”创业者的手段、伦理观念和道德水准与“镀金时代”的政客相比，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同流合污、配合默契。
南方更像一个有待开发的机会和场所，而不是一个参与开发的合作者。这是战败者的家园，到处是战败破产的废墟。虽然内战是“另一些的美国人”参战的同一场战争，而南方则遭受了一个“与美国不相称”的失败经历。虽然被解除了武装，生活在胜利者的占领之下，但是，假如建立白人至上政权的结局可以被认为赢得和平的话，南方不管怎么样还是达到了目的。但是，这未能让那里的白人民众——当然更没有让那里的黑人——摆脱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式”的贫困、发展迟滞、失败、经济上的依赖性和遭受剥削、掠夺的命运。
然而，从更长的历史主线上看，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被看成内战的后果，而不是内战本身，不是大战过后的尸臭和废墟的内在含义，不是战场上发生的一切的内在含义。当人们谈到谢楼、安提顿、葛底斯堡、野林子、冷港和阿波麦脱克斯，他们是不会想到以上所述的战后景象的。解放黑奴、挽救联邦是这场内战的历史性结局，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这场内战和为其正名，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将这两个结果的全部意义简单地纳入孰是孰非、国家利益和政治需要这些范畴。这些伦理和政治的后果固然很重要，我们还必须探究内战在更深层次上的含义，更真切地理解内战是怎样影响美国观念和想象力，以及是怎样继续激发我们对其怀有的、超越对以往任何历史事件的好奇、惊叹和敬畏的。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能在内部冲突的激烈程度和同室操戈所造成的伤痛这些方面与内战相比——这是一场内部的战争，它不仅仅爆发在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国家内部，而且经常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确切地说，独立战争和内战一样，也曾分裂过美国民众。但是，一片大洋，将当年的两个真正对立的阵营分隔了开来。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似乎更清楚明了——就像那些著名的独立战争英雄的思想、良心和表情那样义无反顾。
这些英雄固然了不起，但他们中没有谁曾面临过李和许多双方下级军官和士兵在1861年乃至整个内战期间所面临的痛苦抉择。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可能不及那些独立战争的前辈来得高尚，但是，他们参与的是一场让同一家族的人卷入其中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显然，在我们国家的记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从1861年到1865年的这几年，而不是独立战争。正是这几年的经历成了经久不衰的传奇。那个年代被称为我们的“荷马时代”。那种感受不仅仅像是一个民间的顶礼膜拜，或者国家的体面和虚荣的表现。丹尼斯·布若根（Denis Brogan）爵士是我们眼光最敏锐、知识最丰富的外事评论家，他曾经说过，“在世界上知名的美国形象中”，内战仍然是迄今为止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中最动人的一幕，“那是美国民众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表现过程，其间表现出他们的耻辱和他们的自豪。”布若根进一步说：“美国是自中世纪以来唯一创立了能与阿基里斯（Achilles）、罗宾汉、罗伦（Roland）和亚瑟（Arthur）这些史诗中的人物相提并论的传奇的国家。”为我们的内战写史诗的“荷马”还没有出现，不过，他一旦出现，等待着他的，将是一个与荷马之名相称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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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者注：南卡罗莱那是叛乱的发源地。
［2］译者注：乔治·奥维尔是美国（原文如此）著名讽刺幽默作家。他在他最著名的作品《1984年》中，用虚构的笔法，对未来的专制政府利用宣传工具和监控手段对民众实行专制统治作了精彩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