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864年，最神圣的土地
　☆山姆·格兰特
　　“维勒德（willara）旅馆这个地方，”茵斯尼尔·豪松在内战期间写过，“与国会、白宫和国务院相比，也许更称得上是‘华盛顿中心’。在那里，什么人你都能见到……你兴许能和哪个州的州长点头致意，与名流擦肩而过，一不小心，会踩了哪个将军的脚。在那里，你能听到资深人士和演讲家的宏论。你将跻身于那些想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的人、幕后操纵者、发明家、艺术家、诗人、散文家……职员、外交官中间，直到你自己的身份被淹没在那个大杂烩里为止。”
　　1864年3月8日下午，一个胡子拉碴、满脸皱纹、穿着棉布外套的人穿过维勒德旅馆拥挤的门厅，来到前台。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提着一个小包跟着他后面。在场的人中间，包括前台的职工，谁都没有给此人以多大的关注，直到他在来宾登记簿上写下“U. S.格兰特父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格利那”。
　　前台的职员一见这个名字，“啪”地来了个立正，并且亲自将将军的小包拎上楼，来到一间客房。消息很快传了开来：林肯新近任命的联邦军队主帅正住在旅馆里，当格兰特父子进入餐厅时，其他用餐者纷纷起立，为他们鼓掌喝彩。
　　晚饭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信步走过两条横马路，来到白宫，在那里，林肯总统及夫人正在举行一个招待会。与早先的情形一样，来宾们一见到他，便报以热烈鼓掌。比他高出八英寸的林肯急不可待地握住他的手：“啊！格兰特将军光临。我真是荣幸之至呀！”人群挤了上来，格兰特不得不站到一张沙发上与他们握手。他在那里站了差不多一小时。
　　“至少有这么一次，美国的总统不是一个场面中的主角，”一个众议员记得，“那个矮小的、受宠若惊的、站在一张深红色的沙发上的人，成了这一时刻人人仰慕的偶像。”
　　在不到三年以前，格兰特还是个无人知晓，颇不得志的美国中西部的一介平民，就是了解他的人也只知道他所遭受的一个又一个挫折。现在，他是丹诺生、维克斯堡和恰特诺加的征服者，来到华盛顿接受特别为他设立的军衔——中将，在此之前获此军衔的人是乔治·华盛顿。他将统帅合众国的全部军队，共五十三万三千人，他还拥有一样从许多方面讲更强大的东西——一个对手下将领不满由来已久的总统的信任。“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里，我对你至今所做的事完全满意，”林肯对他说，“至于你计划中的那些细节，我不懂，也不想去搞懂。”
　　格兰特对他得到的赞誉和总统的信任很感激，但对赋予他这些殊荣的城市则不以为然。他感到，华盛顿这种地方，不是一个诚实军人的久留之地。他急着想返回前线。
　　在他的血缘里和他早期的军旅生涯中，都没有什么成大器的蛛丝马迹。他的祖父曾因欠债不还坐过牢。他的父亲杰西在俄亥俄的快乐角开了一家硝皮铺。1822年，希兰姆·尤利萨斯·格兰特（Hiram UlyssesGrant）就出生在那里，他最早的记忆是硝皮的难闻气味。
　　他是一个敏感、不合群的人，玩马很有几下；七岁时就开始赶父亲的马车。但在他八岁时，在他试图买下一匹马时，过于性急，多花了一点钱，他那严厉的父亲和同龄人常要戳他的这个痛处。“男孩喜欢看同龄人的笑话，”他回忆道，“至少那一天，村里的孩子们是那样。”
　　1839年，杰西·格兰特为他矮小、瘦弱、不求实际的儿子在西点军校搞到一个位置，希望军队能保证他一个铁饭碗。一个文书把他的姓名写成尤利萨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他对此没有抱怨，反倒心安理得，将错就错。他是个不显眼的士官生，只在骑术和水彩画上表现出浓厚兴趣，他的朋友称他为“山姆”。
　　“军旅生涯丝毫没有吸引我的地方，”他后来说，“我在整个军校期间，从未将任何一篇课文读过两遍。”他在毕业班中名列中游。毕业后未能进入他喜爱的骑兵。次年，他与朱丽叶·丹特订婚。她是他西点寝室室友的妹妹，也是密苏里一个奴隶主的女儿。“朱丽叶，你真不知道你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他在早期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尽管我们相隔千里，但每当我想做一件我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我就会想‘假如朱丽叶就在边上看着我，我还去做吗？’”
　　尽管他认为美墨战争“邪恶”，但是他还是参了战。“我以为，我的最高职责，”他写道，“是效忠国旗。”他担任团军需总监，作战勇敢，独自一人冒着敌军炮火，为战友送弹药。
　　1848年，他与朱丽叶完婚，生有三子一女。然后，他离开妻小，被军队派到偏远的太平洋沿岸前哨站驻防。在那里，他既痛苦又孤独，又无法挣到足够的钱将妻小接到西部来。他曾尝试开食品店，没有成功；试种过土豆，也宣告失败。他的积蓄日益减少。他开始酗酒。“你不知道我那种被遗弃的感觉，”他在给朱丽叶的信中说，“我有时那么急切地想见你和我们的儿子们，就想干脆辞去此职，听天由命，凭这一身力气谋生算了。然而，每当我产生这种想法，贫困，贫困的阴影就向我逼来。”
　　1854年，他果真辞去了军职，回到东部与朱丽叶团圆，在老丈人送给他的一块土地上谋生。他称那里是“苦命庄”，就是雇来两个奴隶来帮忙，还是无法靠这片土地养家糊口。
　　他还试过追债、房地产、在圣路易斯街头叫卖过柴火，全都无功而返。有一年圣诞节，他将自己的手表当了，去为家人买节日礼物。最后，他父亲让他在伊利诺伊州格利那自家的皮革店里做了一名伙计；他的大哥就是他的老板。他就这样在默默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当内战爆发时，他有时与邻居约翰·诺林斯聊聊政局。
　　因为他是城里唯一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大家推选他来主持讨论征兵的公民大会；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再次入伍。“那次大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家皮革店，”他后来回忆道。他的朋友诺林斯也看到了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在这一阵子，我看到了格兰特身上的新气象……他走起路来，不再是那种肩膀松松垮垮，帽子随随便便搁在脑门子上的散漫样子。”
　　政府连个正规团长都没有给他——乔治·麦考仑忙得连面都没和他见过——但是伊利诺伊州州长任命他为伊州志愿军上校。他被提升为准将，在密苏里的贝尔蒙（Belmont）打了一个小胜仗，然后，在其他北军将领接连遭受令人羞耻的惨败之际，打胜了扭转战局的丹诺生堡战役，成了北方的英雄。
　　他的外表没有一点英雄气概。他不喜欢穿军装，也不喜欢军乐队，他曾说他只能辨认出两首曲子。“一首是《扬基小调》”，他说，“另一首不是。”他有自己的怪癖：他一定要厨子把他吃的肉烧得透透的，因为肉里哪怕带一点血水，都会令他恶心。有一次，在一场死了数千人的恶战前夜，他因为一个马夫胆敢虐待战马，将其绑在树上绑了六个小时。
　　他在格利那老家的邻居约翰·诺林斯成了他的军官团主任，并主动出面劝止他酗酒。“我不知道我是否和别的男人一样，”格兰特有一次坦白说，“我一闲下来，便抑郁、消沉。”他一旦抑郁、消沉，伯本威士忌可以提供暂时的解脱。“诺林斯会与他争辩、劝诫、谴责、甚至责骂他，”一个随从回忆道，“他能不歇气地说上一个小时，但俩人的兄弟般的信任和情谊始终不渝……他成了将军良心的化身和写照。”
　　当格兰特的部队在谢楼遭遇突然袭击，伤亡惨重的消息传来，报章要求撤他的职。林肯顶住了他们的压力：“我不能没有此人，”他说，“此人愿战。”
　　他除了愿战，还讲究战术、意志顽强，而且临危不乱，他从不会忘记自己的作战意图，以及怎样达到那个目标。“格兰特的命令有一大特点，”一个联邦将领说，“在战场上，他写命令时哪怕军情再紧急，也不会有谁看不懂他的命令。”
　　他眼前的意图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咬住李的部队，是最首要的目标，一旦咬住了他的部队，里士满便会不攻自破。与他在外面打比在他的据点里打要好。”
　　在他接受任命之后，格兰特南下来到米德在弗吉尼亚的科派帕附近的白兰地车站的指挥部。这里是整个内战期间规模最大、建造最精的营地。依莱沙·罗德兹是出来迎接他的人中间的一个：
　　4月19日，昨天，第六军团接受了U. S.格兰特中将的检阅。［此人］粗短身材，骑在马上像一只装玉米粉的口袋。我对他的外表有点失望，但我喜欢他的目光。
　　当格兰特与米德会晤时，他手下的副官介绍了他在西部作战取得的辉煌战果。普丹米克集团军的老兵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也许他在那里是打得不错，”其中的一个人说，“不过，你们还从来没有和巴比·李和他的那帮家乡子弟兵交过手。”
　☆完美典范
　　那个正在莱比丹（Rapidan）河对岸与格兰特对峙的罗伯特·E.李，与格兰特的卑微出身完全相反。罗伯特·E.李的出身非常显赫，他与弗吉尼亚州的显贵豪族全都沽亲带故，其中包括李家族、卡特家族、鲁道夫家族、费朱福家族和哈里森家族。他的父亲“轻骑”哈里·李曾是乔治·华盛顿的朋友和最喜欢的部将之一。
　　但是，“轻骑”哈里又是个挥霍无度的人，他在将两个妻子的钱财挥霍殆尽后，独自弃家出走西印度群岛。（后来，他的长子亨利滥用妻子的钱财，与自己的妹妹乱伦，因其丑闻而得了一个“黑哈里”的绰号。）罗伯特·E.李出生于1807年，由母亲抚养成人。他自幼家境窘迫，但家教很严。他母亲教他以华盛顿为榜样，一个邻居回忆道，遇事要“锻炼自我节制、自我控制的能力”，以匡正被玷污的家族名声。
　　他从小就负有对焦虑多病的母亲的责任感。到了十八岁才离开她去了西点军校。“离了罗伯特，我可怎么过呀？”她说，“对我来说，他既是儿子，又是女儿，他是我的一切。”
　　李是一个出色的士官生。在校四年期间，没有受过一次处分——同学们称他为“完美典范”，大家都喜欢他，毕业时，他名列全班第二。他的军旅生涯和他的血缘一样昭显：他被派到著名的工兵部队；在美墨战争中因作战勇敢，三次立功——据传就在那里，年轻的尤利萨斯·格兰特上校曾因衣冠不整，受过他的处分；他历任西点军校学监、曾是1859年捕获约翰·布朗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在内战爆发时，很多人认为他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军人。
　　1861年，李拒绝接受统领北军的任命，追随他的故乡，一起退出了联邦，其原因并不是他更倾向于奴隶制或分裂联邦，而是他坚信他的首要责任是效忠老家弗吉尼亚。他可能有时为这个决定所造成的后果遗憾，但他从未为他出于荣誉感所做的一切作过道歉：“我只是做了我的责任感需要我做的一切。我除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叫我再作一次决定，我会作一个完全一样的决定。”
　　1831年与他成婚的妻子玛丽，是科特斯家族的人。她是华盛顿夫人玛萨·华盛顿的孙女。在弗吉尼亚的阿灵顿，四周有大片草场和二百五十个奴隶的那幢豪宅，本来是她的家，后来成了他的家。尽管她经常由于关节炎无法动弹，但她为他生了七个儿女，长期咬牙忍受丈夫离家的漫长、痛苦的时光。
　　女人们崇拜李；她们甚至都要在理发店里争抢他的灰白头发，以至于他无法上理发店理发。据说，1863年，一个亲联邦的宾夕法尼亚姑娘看到他骑马经过，前往葛地斯堡时，曾哭着说：“哦，他要是咱们的人该有多好！”
　　他本人对这种崇拜颇为得意，平日喜欢音乐、跳舞、美食、无伤大雅的调情。内战后，一个朋友看到他和两个脸庞羞红的女学生闲聊，他的大灰战马“游客”在他的胯下不安地蹬刨。这个朋友注意到，老将军用“一种敏捷的、有挑逗性动作，利用马刺”暗中制造这种活跃气氛。
　　但是，李对自己的妻子是一贯忠诚的，他烟酒不沾，从不讲粗话，他经常作很长的忏悔。他自己从未拥有过奴隶，而且在内战过程中，解放了已故岳丈家的奴隶。“李将军是……我所见过的他那个年龄段的人中最精神焕发的一个，”一个英国的访问者写道，“他的举止极有礼貌，充满了庄重之色……他的身上连点小毛病都没有……就连最恨他的死敌也从未指责过他本人有什么更大的毛病。”
　　内战初期，由于他未能为邦联守住弗吉尼亚西部，他被人戏称为“李老太太”，但他于1862年接替约瑟夫·E.强斯顿负责守卫里士满，将麦考仑逐出半岛，在第二次摩那萨斯战役时顶住帕普的进攻，在福莱德里克斯堡将伯恩萨德打得落花流水，在张斯勒斯维尔将虎克打得一败涂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打了所有这些胜仗——使他赢得了杰弗逊·戴维斯的绝对信任，以及部下的军官和士兵由衷的爱戴。就连平时只相信《圣经·旧约》里上帝的那个“石墙将军”杰克逊也相信他。“我对李将军信赖之至，”他曾说，“叫我蒙上眼跟他走都行。”
　　“有谁敢说他了解那个李将军呢？”玛丽·切斯那特自问，“我怀疑。他看上去那样冷峻、沉静，那样了不起。”他表现出的尊严，使得人们难以和他接近。从未有人当他的面称他巴比·李；他的部下喜欢称他“罗伯大叔”或“罗伯老爷”。他和他崇拜的华盛顿一样，脾气火暴，他一辈子都在努力克制这种脾气。他若真的发起火来，他那冷峻的目光会令人难以忘却。但他向来把联邦部队称为“那些人”，而不是称其为敌军。“他在潘姆恩基（Pamunky）河上的家被烧成平地，奴隶全被带走……”一个朋友记录道，“而在阿灵顿高地的家，不光家具全被洗劫一空，就连华盛顿的遗物也被偷走……尽管遭受了这么多的个人损失……在他谈起北方佬时，他……〔没有〕显露什么敌意……倒是提到过不少他过去的老朋友和同伴，谈的时候用的都是赞誉之词。”
　　现在，那些被他称之为“那些人”的北军士兵有了一个新的统帅，他还没有与其较量过。
　☆进入野林子
　　“现在联邦军队被分成十九支部队，”格兰特写道，“在这之前，这些不同的部队都各自为战……我决定停止这种作法……现在，我的大方针是集中所有兵力来对付战场上的邦联军队。”
　　他现在为米德和军官团制定了计划，其中包括对邦联军队发起四个互相策应、同时发动的猛攻。
　　本杰明·巴特勒奉命带领一支部队从杰姆斯河出击。
　　富兰兹·希吉欧将从仙伦朵尔谷地出击。
　　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奉命从恰特诺加出击，直捣亚特兰大。
　　最后，乔治·高登·米德将带领普丹米克集团军，共十一万人之众，南下进击李部。“李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格兰特告诉米德，他本人也将跟去。
　　李的策略也是直截了当的：粉碎联邦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为了削弱格兰特人多的优势，他将迫使格兰特向工事坚固的据点进攻，从而使得北方用武力逼迫南方回归联邦的代价高昂到北方公众无法接受，希望求和的程度。那一年的十一月将举行总统大选，李希望和格兰特拼个血淋淋的平局，那样，就能促使林肯在大选中落选。“李希望——也许我应该说，他几乎确信——”约翰·B.戈登写道，“假如我们能再将格兰特将军的人马挡在里士满门外几个月……北方政局的危机感或民意的转变可能就会导致华盛顿的政府考虑让南方脱离联邦。”
　　“5月4日早晨，”一个联邦的随军牧师的笔记中写道，“我们和格兰特统领的普丹米克集团军全部人马向莱比丹运动。黎明时，天气晴好、温暖、美丽。无数的营帐一起开拔，欢快的军乐从四面八方传来，战旗飘飘，各团、旅和师团列队成行，这一情景，就在熟知军队阵形的人的眼里，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壮观景象。”
　　此时，李带领的六万邦联叛军正在一个林深树茂、盘根错节、被人称为“野林子”的地方等着他们，一年前，他们曾在这里将举棋不定的虎克率领的联邦部队包围。他们知道这次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那个人〔格兰特〕，”杰姆斯·朗斯崔特说，“会每天、每小时缠着我们交战，一直打到战争结束为止。”
　　联邦的先头部队当晚就在张斯勒斯维尔的旧战场宿营，冬天的雨冲开了许多埋葬双方阵亡将士的浅浅的墓穴。“天色渐黑，我们生起篝火，”一个新入伍的列兵回忆道，“我们的周围都是死人；他们那些没有眼睛的骷髅好像紧盯着我们……树在微风中摇曳、婆婆。就在我们坐在那里抽烟那会儿……一个一直在用刺刀〔挖地”的野战军战士突然将一个骷髅滚到我们面前，然后压低了嗓子，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对我们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你们中的有些人明天就会像他这样。’”
　　第二天正午时分，战斗在一片混乱中开始——而且在此后的一整个月中就没停过。“没人能看到五十英尺以外的敌人，”一个联邦列兵回忆道，“两军阵线相隔非常之近，从茂密的灌木丛中和树梢上，硝烟处处、子弹砰砰，加上敌军的吼声。与其说那是一场战斗，倒不如说是一场在令人晕头转向的密林中展开的盲目而血腥的互相猎杀。”
　　有的部队被打散了，有的部队向自己人开火。军官们试着用罗盘来定向。双方没有明确的战线，互相厮杀了一整天。“第五天的夜间，有两个人回到雷希的大屋，都受了轻伤。其中一个是叛军……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人，”一个联邦士兵写道，“他们聚到一起，两人都把枪给丢了，当灌木丛着火时，他俩合力拼死冲了出来，然后就决定先撞到谁的手里就归谁。”
　　第二天，由杰姆斯·瓦兹渥斯将军带领的联邦部队突破邦联战线中段。在李担忧地关注这一情形时，朗斯崔特的人马赶紧前去补缺口，这支人马是由约翰·格莱格率领的来自得克萨斯的部队。“注意了，得克萨斯来的小伙子们，”格莱格冲他的部下喊道，“李将军的眼睛正看着你们，向前进军！”“还没等我们出发，”一个得克萨斯的战士回忆道，“李将军就来到全体将士面前，他站在马蹬上，白发苍苍，用一种真诚的声音宣告道……‘得克萨斯总能打退他们’。”我这一辈子没见过人们对李将军这一席话的反应。人群中爆发出的欢呼声一定能声震数里……我身边的一个骑马的通讯员，热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他说：“为那老爷子，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那的确像一次赴汤蹈火式的冲锋。得克萨斯人在相距敌军五十步的地方拼死抵抗，等待朗斯崔特的增援人马赶到。联邦部队进攻时，他们有六百七十三人，在击退联邦部队们后，只剩下二百二十三。一个自豪的幸存者问道：“我们难道没有尽了人所做的一切吗？”
　　到了天黑时，由约翰·B.戈登率领的邦联叛军击溃了格兰特的右翼，活捉了两个将领和六百个战俘，差一点切断联邦的供应补给线。格兰特接到这些报告时，未加评论。“他一言不发，在自己心里盘算，”一个军官记录道，“而他的神态自若——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表现情绪和意向的表情。他一枝接着一枝地吸着烟，……他有一个用小刀切削木块的习惯。他会没有任何目的，将一根小棍削成小木屑。”
　　“野林子战役”的头两天，格兰特损失了一万七千人。第二天晚上，在营帐中，他哭了，就在他落泪时，灌木林火正在横扫“野林子”，灼烧着那里的两百余名伤员。
　　疲倦的依莱沙·罗德兹听着这些人的惨叫，在临睡前在他的日记中作了一个记录：“我们已经尽力用木头和泥土修筑了工事，正在待命。如果我们的将领不是格兰特，而是另外的什么人，我估计他会退却，但是格兰特不是那种军人，我们觉得我们能信得过他。”
　　罗德兹没有看错他的统帅。第二天早上，格兰特命令部队继续南进。
　　普丹米克集团军在战败后继续向前，这还是内线中的第一次。“无论发生什么事，”格兰特向林肯保证，“我们不会退却。”“我们的士气高涨，”一个联邦士兵回忆道，“我们轻松地行军，战士们开始唱歌。”
　　这个新对手的举动，正在李的意料之中。“格兰特将军不会退却，”他告诉副官，“他会将他的部队拉到斯帕兹维尼亚（Spotsylvania）。这肯定是他下一步的动作，我已作好应对措施……我们就在那里与他交锋。”
　　当格兰特赶到斯帕兹维尼亚，李已等在那里。5月11日，格兰特电告华盛顿：“我们已结束了第六天的激战，迄今为止，形势对我方很有利。我打算就按这个样子打下去，哪怕打一个夏天都行。”
　　第二天拂晓，格兰特派出两万人，由温弗尔德·斯戈特·汉卡克指挥，向邦联战线的中段进击，那里是被联邦战士最初称为“骡蹄子”的凸出的弧形阵地。
　　邦联守军一开始退了下来，联邦部队占据了他们修筑的木材战壕。李见状，决心自己带领部队反冲锋，但是，约翰·B.戈登制止了他。他回忆道，“我用一种希望能被我的战士听到的语气说，‘李将军，您不能带我的部队去冲锋，没人会跟您去的，将军。此外，还有一个原因。站在您身后的这些人是来自佐治亚、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那的人马。他们从未在战场上给您丢过脸。他们也不会在这里给您丢脸。小伙子们，你们会不会给将军丢脸？’”
　　士兵们高喊道，“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不会给他丢脸，”当他们看到李仍然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时，他们高喊，“李将军，请后退！”他们将他团团围住，将他的坐骑“游客”推出危险区。“我……相信，如果有必要，”戈登说，“……他们会连人带马将他扛到安全地带。”
　　戈登的人马反攻得手，拿回了阵地，但是，战斗仍在继续，一整天内，双方反复拉锯。在一个联邦退伍老兵的记忆中，这一天简直是“我一辈子中最可怕的一天”。
　　“成行成行的人被子弹、炮弹和刺刀打死，队列最终倒下，全成了一堆堆肢体残破的死尸，”赫莱斯·波特将军写道，“一尺半粗细的树全被不间断的枪弹打成两段……我们不仅射杀了一支军队，我们还射杀了一片树林……就连黑夜也不能让双方熄火，这种你死我活的互射一直延续到子夜过后。”
　　两支军队又损失了一万二千人。第二天凌晨，李命令部下后退。
　　“破晓时分，”波特记录道，“我们能看到敌军的死尸……一个摞一个，有的地方有四层之厚，死尸全都残破不全，在一大堆快速腐烂的死尸下面，还能看到抽搐的肢体……看得出还有受伤的人仍然活着……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血角’。”
　　在斯帕兹维尼亚周围的小规模战斗又持续了几天，有一次，一支联邦部队又回到了“血角”。“似乎几乎难以置信，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该部队的随军牧师在笔记本中写道，“头发和发肤已从死尸上掉了下来，肉从骨头上脱落下来——上面爬满了令人恶心的蛆虫。
　　许多战士用绿叶塞进鼻孔。这样的场面记录下来似乎有点过于恶心。但是，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办法能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和遭受的痛苦如实地告诉后人呢？”
　　两支军队又开始运动了，李想迷惑和消灭在后面紧追不舍的军队，格兰特则从东南方向包抄过来，这两支大军就这样绞在一起，随着一场场残酷、无法施展的近身绞杀，双方战线慢慢向里士满移动。“我们必须在赶到杰姆斯河之前消灭掉格兰特的人马，”李告诉一个副官，“假如让他赶到那里，那将形成一个围困的态势，然后，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他们现在赶着去切卡洪米尼河附近的一个叫“冷港”的地方。李又一次捷足先登，并已命令部下抢挖战壕，准备应付他确信一定会来的全力攻击。
　　当联邦的老兵们在6月2日晚安定下来时，他们知道明天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战士们平静地将自己的姓名和家里的地址写在一展小纸条上，然后用别针钉在军装里面，”波特将军记录道，“这样，他们的尸体便能被辨认出来，他们的归宿将传到老家的家人那里。”
　　清晨四时半，冲锋号吹响了，六万联邦士兵向看不见的敌军走了过来。
　　邦联叛军看着他们从晨曦的微光中走来。“我们的指挥官很难克制士兵过早开火的冲动，”一个列兵回忆道，“但当敌军足够近时，‘开火’的命令一下，在战壕里的人一下站了起来，将枪架在堑壕边沿，向敌军射出一排又一排枪。”
　　在邦联的火力网前，整个地面好像“开了锅”，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战士说，“射击的阵式就像一口滚开的大火锅，开枪处，土石乱飞。”一个来自阿拉巴马的上校记得，看到“某个人的衣服上同时有两三处冒烟，几颗枪弹同时击中了他”。四五个爱尔兰第164“救火队”团的联邦战士设法冲上了南军工事，但被尽数射杀；带领他们的上校被打烂的身体，是在战斗结束时通过军装上军官的铜纽扣被认出的。
　　“我曾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玛丽高地前见到过惨烈的血腥场面，”一个叛军将领回忆道，“但我还没见过超过眼前这一切的惨景。这不是战争，这简单是谋杀。”战场上的声响也是前所未闻的，既有“野林子战役的那种枪声”，一个联邦炮兵认为，“又有比葛地斯堡的炮火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轰鸣声。
　　当枪声平息，阿拉巴马第15团的上校威廉·欧兹记得，“……面前没有一个站着的人。那些没被射倒的，也全趴下了。一个小家伙抬头看了看，我命令他过来。他便奔了过来。在林子里的北佬一个劲他冲他开枪。当他爬上我们的工事时，他的一条腿上中了一枪。显然，他们将他作为叛徒处理。”
　　在冷港倒下的联邦战士的人数在五千六百人至七千人之间，其中大多数的人是在最初八分钟里倒下的。格兰特本人后来也曾说过，他后悔下进攻令；没有任何目的值得付出如何惨重的代价。
　　当有人建议再发动一次进攻时，联邦军官们断然拒绝。“我不会带着我的人马再去作一次那样的冲锋，”一个来自新罕布什尔的上尉说，“就是耶稣本人下命令，我们也不去！”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两支大军对峙着，没有哪一个统帅愿意首先示弱，从而得以要求停火，掩埋尸体，救护伤员。有人看到一个伤兵自刎而死。
　　“在我们阵地和他们阵地之间的死人发出的腐臭是……那样令人恶心，”欧兹上校写道，“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但是，我们有优势，因为风是冲他们那边刮的。死人躺满了五公顷多的面积，几乎一个挨一个。”
　　等到双方最终允许抬尸队的入进人战场收尸，数千联邦部队的伤员中只有两人生还。其余的要么死了，要么自己设法爬到安全的地方。
　　“野林子”战役开战以来，对于当官的来说也很不走运。联邦将领杰姆斯·瓦兹渥斯被子弹击中脑部，当即身亡。从安提顿、张斯勒斯维尔和葛地斯堡逃出一条性命的约翰·赛吉维克，刚向部下保证邦联的狙击手“在这个距离连大象都打不中”，左眼下便中了一枪，落马身亡；格兰特曾说过赛吉维克对联邦来说值一个师团。在“石墙将军”杰克逊被自己的哨兵打伤一年零一天之后，在离出事的地点不远的地方，杰姆斯·朗斯崔特被自己的哨兵打穿了咽喉和肩膀，但他活了下来，后来继续征战。
　　格兰特和李在“野林子”里激战三十天，他率领的普丹米克集团军损失了五万人，是在前三年内战中损失的联邦兵员人数的一半。评论家开始抱怨他比起他的前任不相上下。“格兰特是一个屠夫，不配做一支大军的统帅，”玛丽·林肯说，“他用两条自己人的命换敌人的一条命。他统军无方、草菅人命……像这种打法，我都能去打仗。”
　　格兰特继续作战。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将部队拉出战壕，跨越切卡洪米尼河，佯攻里士满，然后又一次左转，来到杰姆斯河。他的目标是彼得斯堡，这是邦联伪首都正南边的一个通讯中心；如果他能攻占此城，并且切断里士满的供给线，里士满就会像一年前的维克斯堡一样被迫投降。
　　李与格兰特交手以来，第一次错误估计了格兰特的意向，他快速将大军拉到里士满外围，准备抵抗格兰特无意发动的进攻。与此同时，联邦的工兵只花了八小时，就在杰姆斯河筑起一条长两千一百英尺的浮桥。6月12日，浩浩荡荡的普丹米克军开始过河；整整花了四天时间才走完。格兰特在登上他的汽船前，看着部队开始过河。“他的雪茄被扔到一边，”一个副官回忆道，“他背着手，像是陷入眼前的壮观情景引起的沉思之中……一大堆运输船挤满了下游的河面，炮舰慢悠悠地浮在河面上，保卫着上游的河面。鼓点伴着行进的步伐，军乐队在演奏撩动人心的轻快曲子……”在他观看这一切时，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刚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我开始看出苗头了。你会成功的。A.林肯。”
　　6月15日，一万六千名联邦部队在W. F.（秃子）史密斯将军的带领下，首先抵达彼得斯堡。该城的守军仅有贝鲁加带领的三千邦联叛军。史密斯慢慢地发起进攻；本来前来增援的部队在半路迷了路。尽管如此，他在后半个下午发动的进攻取得了进展，一时间，看上去，到了天黑，联邦有可能拿下此城。
　　温弗尔德·斯戈特·汉卡克主促月夜攻城。史密斯不同意，下令撤出阵地，他想起冷港战役的教训。“士兵愤怒至极，”一个联邦军官写道，“那晚，我听到一些从未听到过的、最令人毛骨惊然的亵神恶语。”就在联邦部队一边咒骂、一边干等的时候，贝鲁加得到了增援——这场战斗因而延长了数月之久。
　　联邦部队后来发起的反复进攻均被击退。
　　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上校带领他的缅因二十团也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进攻。当他们冲向邦联阵地，他转身鼓励部下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两边的胯骨和骨盆，打断了动脉，擦伤了他的膀胱。他一手拄着自己的佩剑，坚持不倒，另一手挥舞部下和其他人前进，直到全都上去了为止。最后，他瘫倒在地。军医认为他活不了了。为了表彰他的忠勇，格兰特将他提升为准将。各家报纸上甚至登出了他的讣告。
　　经过为期六周的持续战斗，格兰特和李两支大军互相消耗。现在，他们的部队都在各自挖战壕，准备长期据守。战壕一挖就是十个月。士兵们就住在战壕的迷宫里，被苍蝇困扰，被风吹雨淋，被弗吉尼亚的烈日暴晒，暴露在敌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没有哪个人能保证下个钟头还能活着，”一个联邦老兵写道，“有人在营区、在吃饭时，还有……在睡梦中被炸死。每天，在营区和战壕里，都有那么多人死伤，人们都对生死变得大大咧咧，在子弹乱飞的地方走来走去就像家常便饭，将他们侥幸脱险的经历和子弹的尖啸声当笑话讲。”
　　依莱沙·罗德兹就蹲在其中的一条战壕中。
　　6月20日，昨天，马塞诸塞十团的志愿兵乔治·F.波利军士长给我看一块木板，他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将死的日期空着……我问他是不是估计自己会死，他说不，他给自己做个墓碑只是为了好玩。今天，他被叛军打来的一颗炮弹炸死了。
　　华盛顿·罗伯林上校也在那里。
　　6月23日……在这里，杀人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可杀的人。不过，感谢上帝，值得安慰的是，当最后一个人被杀死，战争也就结束了。这场战争……与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同：没有任何目的可言；不到双方中一方的人全部战死决不罢休；双方都在尽快地做到这一点，因为，再将这场战事拖上两、三年就太遗憾了。
　　在北方的民众看来，战局好像又一次陷入僵局，林肯在那年秋天的大选中，获胜连任的前景暗淡。“我们正在流血的、已经破产的、奄奄一息的祖国，”哈莱斯·格利利写道，“渴望和平，无法面对新一轮的集体毁灭、一条新的血河。”
　　“敌军每天都向彼得斯堡城中扔炮弹，”一个邦联官员记录道，“但是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妇女和儿童似乎根本对此不在乎——昨天，一条街上落下那么多炮弹，我都以为那是战况激烈的战场，女人毫不在意地走来走去，听到炮弹的尖啸声，会到角落里躲一躲，或者从窗口探出头来看看炸坏了些〔什么东西”……昨天，一个妇人给我和沃德劳送来一些冰淇淋和蛋糕。”
　　与此同时，在杰姆斯河上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沿河小镇突然一下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联邦部队的面包房、营房、库房、一所占地两百公顷的野战医院、一英里多长的沿河卸货码头和一条崭新的铁路将军需补给和增援部队直接运送到联邦部队的战壕。“不只是充足，而是奢华，”一个参观者写道，“马车队、帐篷、要什么有什么。士兵们什么都不缺。”
　　李为了减轻自己部队给养不足的压力，派出一万人马，由裘保·厄雷指挥，急速北进，企图用宾夕法尼亚城镇以及华盛顿本身的告急战报，逼迫联邦部队撤离仙伦朵尔。
　　厄雷为了报复联邦将领纵火焚烧弗吉尼亚军校这起事件，烧毁了联邦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在马里兰的家。为了报复此举，本·巴特勒派兵到福莱德里克斯堡，将邦联战争部长杰姆斯·赛东的乡间别墅一把火烧成平地。
　　布莱尔要求双方立刻停止这种互相报复的行动：“我对无法无天的作法极其忧虑，用无法无天的作法报复，丝毫无法让我好过一些。”
　　格兰特不太情愿地派出一部分野林子战役的老兵回到华盛顿，为心情紧张的华盛顿民兵助了一臂之力，并将厄雷部赶走。依莱沙·罗德兹是行军穿过华盛顿市区的部队中的一员。那天晚上，他注意到“许多民众手中都握着枪”：
　　财政部的文职人员在财政部大楼前集合。一个年轻人头戴草帽、身穿细棉布外衣、软皮手套、脚蹬擦得锃亮的皮靴、戴着眼镜……当他走过我们时，向我有礼貌地示意，他“向我们显示了一下他手中的武器”，将枪口指了指前方！我们的弟兄都为他大声喝彩。
　　7月11日，当厄雷带领的野战军攻击华盛顿郊区的史蒂文堡时，罗德岛二团协助当地民兵，将他们击退，其间，罗德兹注意到两位正在关注他们的旁观者：
　　我在护墙上看到林肯总统……林肯夫人和其他妇人正坐在工事后面的马车里，有一小会，战斗打得挺紧张，但是，在总统和众多夫人的注视下，战士们个个奋勇作战……我从未见过罗德岛二团曾有过如此佳绩。一开始，叛军以为我们是宾夕法尼亚的民兵，稳住阵脚不后退，但后来战俘告诉我，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进攻不间断地推进，知道我们不是等闲之辈。叛军被击溃败逃……厄雷应该在早上［我们尚未赶到之前〕发起进攻。厄雷来晚了［1］。
　☆巨坑
　　就在此时，在彼得斯堡，一大帮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正在为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将军想出的一条妙计拼命干活，他想挖一条五百英尺的地道，一直挖到邦联的防线下面，并在那里埋下四吨炸药。其目的是将彼得斯堡的防线炸出一个大洞，然后突破防线，攻占全城。“伯恩萨德将军正在挖的这个‘矿’，”一个联邦士兵在家信中说，“引起了许多议论，通常被作为笑料。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主意，和通常的围困没有任何关联。”
　　7.月30日拂晓，导火索被点着了。“突然间，我们脚下的土地在颤抖。”一个联邦将领写道：
　　一个巨大的东西跃入空中。那是一个无形无状、充满了红色烈焰的东西，基部闪着光，直冲云霄，巨雷震耳。它像一捆草那样扩展开来，形状像一只巨大的蘑菇，茎干是烈焰，头部是浓烟。然后，所有的东西全部分崩瓦解，泥石俱下，其中还混杂着木梁、木条、还有人的残肢断臂。
　　当浓烟开始消散，人们可以看到地面被炸出一个深三十英尺，宽七十英尺，长二百五十英尺的巨坑，在巨坑两侧二百码的范围内，南军士兵都被吓呆了。
　　伯恩萨德的计划开始显露不祥之兆。爆炸过了宝贵的一小时，联邦部队才开始进攻，然后，三个师团相继进入巨坑，而不是向坑边攻击。攻城部队的指挥官杰姆斯·莱德利甚至不去观战，而是拎着一瓶朗姆酒钻进一个防弹洞中去了。
　　一个叛军列兵记下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当他们接近我们的防线时，没有将炸开的地方作为通道……反倒停了下来，向大坑里张望，然后，就像一群傻羊似的在头羊的带领下涌入大坑，在那里挤在一起，没有一点有组织的样子。”
　　在坑底，人是无法爬上三十英尺高的坑壁的——而且没人想到要带上梯子。就在联邦部队毫无遮掩地拥挤在坑底时，邦联部队重组人马开始向坑底开火。到了下午，坑底的幸存者举起了白旗。“从〔坑”中抓获的战俘共计一千一百零一人，”同一个叛军列兵写道，“我们抓获了二十一个正规军，缴获了几千轻型武器。一千多敌军死在坑里和坑沿，敌方损失了超过［四千五百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又在战斗爆发前的地方重新建立了防线。”
　　邦联叛军不去虐待联邦的白人战俘。但是，数十个，可能数百个黑人士兵在试图投降时被叛军枪杀、用刺刀捅死或用枪托砸死。他们大喊：“把白人抓起来！把黑鬼杀掉！”
　　格兰特说：“这是我在战争中从未见过的惨景。这是我从未见过、今后也不会再有的攻坚战术。”他撤去莱德利的职务。让伯恩萨德长期离休，再也没有起用。
　　围城继续下去。“我们再也不能打这样的仗了。”一个联邦士兵说。
　　各家报纸又一次将格兰特称为“屠夫”。他的损失令人咋舌；他的战略计划似乎陷入僵局。富兰兹·希吉欧的部队在仙伦朵尔谷地受到重创。
　　本杰明·巴特勒部本来应该攻击里士满，以助彼得斯堡的战事，此时却被困在杰姆斯河上的一个叫“百慕大百转”的河套地区。格兰特本人则在彼得斯堡城下一筹莫展。
　　此时，只有在佐治亚的舍曼还在运动。
　　7月30日，巨坑惨败的当天，仍然在北方流窜的裘保·厄雷的骑兵向宾夕法尼亚的张伯斯堡的市民勒索五十万美元，当该市市民拒绝交款，他便将该城的商业区付之一炬，夷为平地。（据说，厄雷说过他喜欢城镇，因为焚烧起来很好看。）
　　再一次丧失速战速决的机会，这严重地影响了林肯竞选连任的胜机。
　　他连任的行情一直就没好过。在那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曾在内战中举行过选举。自1840年后，没有一个在任总统被自己的党再次提名过。
　　自安德鲁·杰克逊以后，也没有人连任过总统。这一次，林肯的竞选伙伴是张伯斯堡，此人是一个主战的民主党人，田纳西州的军事总督，曾经一度做过裁缝，他对联邦的热爱和对农庄贵族的痛恨一样刻骨铭心。但是，在林肯自己的党内，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希望协商推举另一个候选人。
　　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乔治·B.麦考仑将军。自从那个被他一直蔑称为“正宗的大猩猩”的人将他从普丹米克集团军大统帅位置上撤下来之后，这个夸夸自大的将军的自负并没有收敛。他对林肯的反感也丝毫未减。
　　但是，民主党主和派为同意参加竞选的麦考仑拟就的纲领，将和平停战凌驾于联邦的统一之上。尽管麦考仑有很大的野心，但他无法同意这一点。他的国家意识超过了州权意识。他说，南方必须重返联邦，方能言和。其结果，在纲领上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混乱。“事实上，”一个共和党人的评论员说，“不管是你，还是我，还是民主党人自己，谁都讲不清楚他们采用的到底是和平纲领呢，还是战争纲领……总的来说，那既是和平，又是战争，也就是与叛军言和，但与他们自己的政府言战。”
　　总统竞选的情形很不雅观。共和党的演讲者指责民主党叛国，说麦考仑是“铜头帮”的代言人。民主党人反驳说“那些热爱黑鬼、拥抱黑鬼的老艾伯（林肯）的信徒们的真正目的”是“种族混杂”，这是意为“黑白混杂”的新名词。
　　许多南方人为麦考仑获得提名欢欣鼓舞——“自内战爆发以来，”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文斯说，“这是第一道真正的曙光。”
　☆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会被击败，”八月份，林肯说，“除非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我会遭受惨败。”此时，他最后的一线胜机全落在威廉·特康姆修·舍曼身上，他是格兰特手下将领中仍在向敌军进攻的一个。“战争是我们的敌人选择的唯一出路，”舍曼宣称，“我给他们的回答是他们要多少战祸，我们就给多少战祸；没有一句废话，我不让他们喘一口气，决不屈服，直到双方决出一个胜负来为止。”
　　舍曼是格兰特最信赖的部下。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日子；早在内战初期，在肯塔基，舍曼确信自己的兵力不足以阻挡敌军，内战结束的日子遥遥无期，差一点精神崩溃，格兰特将他的情绪稳了下来，从那时起，他们便在一起并肩战斗。“格兰特在我发疯时没有舍弃我，”舍曼有一次解释说，“我在他喝醉时，也不离开他；我们现在一直互相支持。”
　　格兰特将自己的战略计划中第二重要的环节——包围有“南方门户”之称的亚特兰大——托付给自己的朋友。亚特兰大也是邦联第二大制造业中心。舍曼奉命在包围亚特兰大时，歼灭前来阻挡他的、由约瑟夫·E.强斯顿率领的田纳西集团军和密西西比集团军两支邦联的联军。
　　舍曼为人易紧张、满脸皱纹、脾气暴躁。他脚蹬便鞋，而不穿军靴，睡觉很少，非常健谈，“在讨论每一个话题和在所有的公告中，”一个朋友说，“文思如潮。”“［他向来〕忙得顾不上吃饭。”一个副官在边上加了一句。
　　他在一张粗制的桌子上吃硬面饼、番薯、猪肉、黑咖啡，坐在一只装饼干的箱子上，身穿灰色的法兰绒外衣，一件褪了色的蓝衬衣和裤子，这些衣物都是他在恰特诺加战役之前开始穿的。他不停地高谈阔论、吸雪茄、下命令、口述电文稿，心境开朗，情绪很好。
　　他讨厌报社记者和来自两党的政客。他的家人和朋友称他“Cump”；他的部下称他为“比利大叔”。他打起仗来冷酷无情。
　　5月6日，在格兰特指挥的“野林子战役”打响前两天，舍曼的西路大军已经从恰特诺加南下进入佐治亚。他率领的九万八千人，分成三个纵队：由杰姆斯·麦克福尔森率领的田纳西纵队从右路前进；由约翰·斯古弗尔德率领的俄亥俄纵队，取左路；中路大军是由“老爸”托马斯（“切克莫加之石”）率领的坎布兰纵队。
　　前来迎战他们的邦联指挥官是约瑟夫·E.强斯顿，杰弗逊·戴维斯不喜欢此人，对他1862年在半岛战役时，在麦考仑的大军面前退却，以及1863年未能驰援，解维克斯堡之围的往事耿耿于怀。但是，他手下这支支离破碎的部队对他却崇拜之至，山姆·瓦金斯也在其中。“我坚信他的部下中没有谁不愿为他从容献身的。对他来说，他的士兵至上……即使全国在挨饿，他的士兵也得吃饱。”
　　强斯顿的搭档是里奥奈德斯·浦克将军，他也是一个最受士兵爱戴的邦联将领之一。浦克是西点毕业生，后弃武从教，成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英国国教主教。内战爆发时，他穿上新制服从军。
　　在枪支数、军需供给、人数等方面的双方对比，强斯顿都处于一对二的劣势，他和部下只能希望减慢舍曼的进展，也许可以诱使他采取某种注定失败的正面进攻，从而让林肯在大选中落败。
　　舍曼的讨伐是一个军事策划的范例。往往只需数小时，他的工兵就能修复被焚毁的桥梁和被破坏的铁轨。一个印第安纳列兵写道，“我们最佩服的事，是舍曼处理铁路运输和我们给养供应的方法。11日，高塔桥建成，一辆列车马上过了河……一声最响亮的汽笛，‘你好！舍曼将军！’”
　　就连拜福德·福莱斯特的突击队在舍曼的后方炸塌一个隧道时，一个士气低沉的南军列兵闻讯后也不以为然地说舍曼可能随军携带了一个备用的隧道。
　　在舍曼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时，他已对佐治亚的部分区域作过勘查，他似乎还记得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比叛军还了解佐治亚。”他写道。而且他知道不管仗怎么打，战斗将是分散的、零星的和非正式的——他称其为“一场大规模的与印第安人打的游击战”。
　　天气异常炎热，尘土飞扬，林中多毒虫。“战士们身上爬着好些令人害怕的玩意，”一个来自伊利诺伊的列兵抱怨道，“它们能钻过任何布料，咬起人来比跳蚤还凶……在盐水里洗澡能治愈这种毛病，但是，盐不多，不能用在人身上。许多战士用猪皮油涂在身上，小咬虫怕那玩意。”
　　舍曼没有冒险与强斯顿正在撤退的叛军正面交火，他更喜欢派麦克福尔森和行动快速的田纳西纵队向叛军的侧翼进攻。一个投降的邦联军人对他的看守说：“舍曼从不正面强攻，他总是从侧翼夹击。我们尽管有防备，但总能让他得逞。”
　　舍曼将强斯顿从道尔顿（Dalton）赶到里萨卡（Resaca）、然后赶到凯斯维尔（Cassville）、阿拉图那（Allatoona）、新生希望教堂（New HopeChurch）。他正在稳步取得进展，但不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他变得越来越恼火。“在一片已经犁过的地里开一条新沟槽，就能切断整个犁沟排！（一点小挫折，会影响全局发展之意——译者。）”他说，“我们〔应该〕处于攻势，而且……必须进攻，而不是防御。”
　　6月中，当格兰特的大军在彼得斯堡城下陷入僵局，他准备改变攻打侧翼的战术。强斯顿的人马在离亚特兰大二十英里处的肯尼少（Kennesaw）山前一字排开，修筑工事。舍曼决定强攻并一举消灭南军。“比利大叔，”一个士兵说，“将要拿下肯尼少或者将其炸得稀烂。”
　　他来到阵前，他看到一群邦联军官正在八百码之外的山脚处开会。
　　“如此傲慢！”他对一个炮兵说。“让他们找个地方躲一躲。”联邦的炮响了。裘·强斯顿（Joe Johnston）和他的军官们急忙找掩护。里奥奈德斯·浦克没有躲过这一劫，被炸得稀烂。舍曼对此颇为得意，旋即电告华盛顿：“6月14日，交战争部长。昨天，我们炸死了浦克主教，今天战况取得进展。”
　　6月27日，一万三千联邦士兵向守卫在肯尼少山的邦联部队发起猛攻，但未能成功。联邦的人“好像是走上来送死”，一个南军士兵记得，“从容冷静得就像自动人或木头人”。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右翼的一个突出的阵地，后被人称为“死角”的地方。山姆·瓦金斯手握钢枪，就守在那里。
　　我听人说，在这场战争中，假如谁真的打死过北方佬，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很高兴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团的每个人都杀了从……二十到一百个的北方佬。我们只要装上子弹打就行。后来，我听一个战士说他以为“人间地狱降临在佐治亚，真的”。
　　战斗过后三天，双方为埋葬阵亡者宣布停火——“这不是出于对哪一支军队阵亡者的尊重，”一个邦联士兵回忆道，“而是为了消除那股令人恶心的恶臭。”一整天，南北双方的埋尸队都在消埋战场。“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形……我就恶心，”瓦金斯回忆道，“我们挖了又长又深的沟，用刺刀做的钩子拖死人，所有的死人都被拖着，胡乱住沟里一扔完事。死人的东西谁都不许拿，那些穿着讲究的军官，马夹上还吊着金表的链子，也被一同扔进沟中。”
　　舍曼从未承认过他在肯尼少山战役中犯过错误，但他后来也从未再犯同样的错误。他重新使用他的迁回战术，将强斯顿一直逼到亚特兰大的门口。
　　7月17日、戴维斯不知为何认为裘·强斯顿缺乏求胜的欲望，突然解除了他的指挥权。“这个举措，”一个邦联老兵回忆道，“向这支部队的头上泼了一瓢冷水，而且士气再也没有恢复。”没有谁像山姆·瓦金斯那样感到震惊。“裘·强斯顿将军被解职，”他写道：
　　 [消息］传来，就像晴空霹雳，将所有人震得目瞪口呆。老将军从田纳西集团军被打垮、击溃、衣衫槛楼、饥饿痛心的时候起就一直统领我们……他一天比一天更受部下的爱戴……再见了，老伙计！我们这些列兵热爱你，因为你让我们爱自己。
　　联邦对南方港口的封锁正在收紧，但是摩比尔的港口仍然向运向邦联的货船开放。为了锁上这一海上门户——也为了吸引南军对舍曼大军的注意力——夺取新奥尔良的英雄戴维·G.费拉格特上将带领一支由十八艘战舰组成的小舰队，冲过三个城堡，直扑邦联舰队。
　　费拉格特当时已六十有三，身体虚弱，为了克服严重的眩晕症，他命人将他固定在他的旗舰赫福德的船缆上。一颗鱼雷（当时对水雷的称呼）将先行舰炸沉了，其他战舰上的船长看到水上漂动的水雷胆战心惊。费拉格特喊道，“让水雷见鬼去吧，全速前进！”结果，浸足了水的水雷碰到联邦舰队的船舷，但并没有爆炸，费拉格特的舰队全速前行，迫使处于守势的邦联舰队投降，其中包括最大的铁甲战舰“田纳西号”。
　　邦联打破封锁的绝望挣扎终于失败了。在查尔斯顿，联邦的炮火此时已在轰击桑姆特堡的南方守军。为了减少军事压力，邦联的一艘原始的、用人力制动的、船头尖角处绑着一颗水雷的潜水艇“贺利号”悄悄进入港口，企图炸掉联邦的一艘单桅蒸汽战舰候赛通尼克（Housatonic）号，十三个人，包括发明这艘潜艇的人，都在早先的三次试航中淹死了。结果，水雷爆炸成功——候赛通尼克在五分钟之内沉没，这是有史以来第一艘被潜艇击沉的战舰；但是，水雷的爆炸也将“贺利”本身炸坏，潜艇和九个船员一同沉入海底。
　　在远海，战事也对南方很不利。由拉菲尔·赛米斯指挥的“阿拉巴马号”是所有邦联军艇中攻击商船最成功的一艘。在三年中，航程达七万五千英里，从新加坡到南美洲。共缴获、击沉六十五艘联邦商船。6月，美国海军基尔萨基号战舰在英吉利海峡离法国的瑟堡港七英里处捕捉到了它，并开炮轰击，经过一场历时一小时的激烈炮战，邦联军舰终于沉入大海。
　　在亚特兰大城外，来接替约瑟夫·强斯顿统领邦联军队的人是来自肯塔基的三十三岁的约翰·贝尔·虎德。他的手臂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致残，在切克莫加战役中丢了一条腿。但他毛头小伙的莽撞劲依旧。“虎德是一个勇敢的斗士，”李说，“至于其他良将所必需的特点，我有所保留。”虎德自己的部下都称他为“榆木疙瘩”。
　　对于这个新对手，舍曼很高兴，断定他迟早会主动出击，于是开始向亚特兰大逼近。为了切断亚城和里士满之间的铁路联系，他派出麦克福尔森和他的田纳西纵队前去占领位于城东十英里的德开特（Decatur）。年仅三十五岁的麦克福尔森是舍曼极其喜欢的一员干将，相貌堂堂、古道热肠、聪颖过人。“假如他能活下来，”舍曼曾经预言，“他将功盖格兰特和我本人。”
　　7月20日，虎德在接任后不到四十八小时，便向位于城北桃溪的舍曼部发起猛攻。这场于当天晚些时候发起的进攻被击退，就在邦联部队后退的当口，消息传来，麦克福尔森正率部从东面向亚特兰大攻来。
　　虎德赶紧前去对付这一新的威胁，7月22日，著名的亚特兰大战役拉开了序幕。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联邦部队组成进攻阵式、被击退、重组阵式、再次进攻。下午二时，麦克福尔森亲临形势危急的联邦阵地，不料骑马误入一个邦联的伏击圈。邦联士兵喝令他投降，麦克福尔森向他们脱了一下军帽，掉转马头就向联邦阵战方向走。叛军士兵从后面将他射杀。
　　舍曼在他这位年轻战友的遗体上覆盖了一面美国国旗，还落了泪。但根据可伯·D.卡克斯将军的回忆：“舍曼有一种接大任而〔不惊〕、遇大险而［不乱〕的特别素质。在那天激烈的战斗中，当麦克福尔森在亚特兰大阵前身亡之际……他身上所有的怪癖一下子荡然无存。他的思路似乎从未如此清晰，他的信心从未如此坚定，他的精神从未如此鼓舞人心。”
　　舍曼派约翰·“黑杰克”洛根将军接替阵亡的麦克福尔森，他重新组织了部下，发动了一次大反攻，骑着马在阵前来回大喊：“为麦克福尔森报仇呀，小伙子们，为麦克福尔森报仇呀！”不到三十分钟，虎德的防线即被攻破。
　　在城西的依扎拉（Ezra）教堂，虎德也未能挡住舍曼的进攻。在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他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两万人，他率残部退守亚特兰大。
　　躲在城墙后面的邦联部队等着舍曼来进攻。“北方佬的将军不敢命令他们的人马向我们的工事发起进攻。”一个得克萨斯的士兵夸口道。但是，舍曼看不出有急于进攻的必要。他将亚城的供给线全部切断，静心等待起来。同时，联邦的炮火开始猛烈轰击坚固的邦联防御工事以及城市本身。
　　包围持续了一个月。“又一个星期的焦虑和悬念过去了，”8月21日，城中的一个商人写道，“亚特兰大的前途仍然不明。据说自从敌军向城中发射这些可怕的飞弹以来，已有约二十人丧生。我们就像生活在一场大瘟疫中一样。谁都不知道下一次该轮到谁倒霉。”
　　在围城期间，每个傍晚，一个来自佐治亚的狙击手就会用短号吹奏情歌——“情妹春梦”和“梦居豪宅”，一到此时，双方都会暂时停火，聆听妙音。
　　最后，8月31日，为了再次尝试打破虎德的抵抗，舍曼集中了他的大部分兵力，猛攻城南的麦肯＆韦斯顿（Macon＆Western）火车站。进攻一举成功。9月1日，邦联部队撤出亚特兰大。次日，舍曼和他的老兵们进了城。“亚特兰大丢了，”玛丽·切斯那特写道，“所有的苦难都过去了。希望已完全破灭，但我们将努力不被敌人吓倒。”
　　格兰特闻讯，下令向彼得斯堡的城防工事里放了一百发炮弹，向舍曼致敬。“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在这场内战所有任务中最重大的一项使命，”他告诉他的朋友和干将，“你所表现的技能将被历史证明是无与伦比的。我为你记上一功的喜悦心情，就像我给任何一个人，也包括我本人记功一样高兴。”
　　在邦联方面，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费尔·希拉顿带领四万五千联邦部队奉命攻入仙伦朵尔谷地，交给他的命令是追剿裘保·厄雷“一直追到天边”，并且在谷地里实现坚壁清野，直到“飞鸟要过此地，也得自带干粮”为止。
　　格兰特为这次行动选择的人堪称“非他莫属”。没有哪个联邦将领能比希拉顿更爱打仗；除了舍曼之外，没有人比他更锲而不舍。他的大军所到之处，铁路俱被破坏。不论是亲联邦的还是亲邦联的农户家的庄稼和仓房均被尽数烧毁，他们的牛羊牲畜被赶走。一个联邦的随军牧师写道：“现在，是到了将这里的土地刮去一层，给为这片土地的物产所引起的争斗划一个句号的时候了。”希拉顿本人得意地描述了这个“刮地皮”的情形：
　　从蓝岭山到北山之间的地区，叛军已无法立足。我已经焚毁了两千余座装满麦子、草料和农具的仓库，［以及〕七十余家磨坊……在部队前驱赶着四千头牛，杀了……三千只羊……我的工兵中尉约翰·麦琪在过了哈里斯堡以后被人谋杀……因为这一暴行，我将方圆五英里的所有房屋尽数焚毁……明天，我将继续焚烧……等我将这个谷地烧个一干二净，这里……就再也没有人或牲畜的存身之地了。
　　9月19日，厄雷的人马与希拉顿的人马在温切斯特遭遇，邦联军队被迫后退。“我们刚将他们打得逃过温切斯特，”希拉顿电报华盛顿，“我们明天继续追击。这支大军表现极佳。”
　　捷报频传，林肯连任的前景迅速改善。
　　10月18日拂晓前，厄雷在雪松溪为了消灭希拉顿的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当时，希拉顿本人正在距离二十英里之外的温切斯特睡觉。起初，这次偷袭似乎得手。联邦部队被赶出自己的营区。
　　希拉顿跨上自己的大黑马里安兹，一路小跑，穿过散乱溃退的部队，向战场跑去，他一路挥舞军帽，命令败兵转过头去。他们停住脚步，开始欢呼他的名字。“欢呼声有如洪钟，”一个军官说，“有人将军帽抛向空中……大家不再疑惑，也没机会疑惑；我们当时是安全的，完完全全的、毫无保留的安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混蛋！”希拉顿大喊，“别冲我瞎诈唬。快跟我去打！我们要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一个上校告诉希拉顿士兵们见到他是多么高兴。“上帝为证，”希拉顿说，“来到这里，我也很高兴。”
　　联邦部队的溃退就这样被制止了，阵形恢复了——他们重新收复了失地。厄雷落荒而走。被破坏殆尽的仙伦朵尔谷地从此摆脱了邦联的控制。在欢庆胜利时，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2］将他小个子的上司抱得双脚离地，欢快起舞。“希拉顿将军，”林肯说，“当这场战争爆发时，我认为一个骑兵的身高起码得有六尺四高，但我现在改变了我的看法。五尺四就足够了。”
　　在彼得斯堡城下，格兰特再次下令将一百发炮弹射入敌军的战壕以示庆祝。
　　11月8日，林肯在华盛顿的电报局等各地的选举结果。尽管在临近大选的最后一刻，捷报像雪片般地从前线传来，但他仍然很紧张。没有人知道那些曾接受麦考仑指挥的士兵会选谁。“麦考仑是我们第一任总司令，”缅因二十团的列兵西奥多·格理希写道，“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几乎是他的士兵崇拜的偶像。麦考仑将军的政界朋友对此非常了解，而且推出他来做总统候选人是件非常煞费苦心的事。”但是，到最后，联邦军队的将士大多数还是选了林肯。他们对他们的老统帅仍然怀有敬意，但他们不喜欢那条让麦考仑自己都不自在的和平纲领。“这支大军出现过许多英雄业绩……”格理希继续写道，“但在它的历史上，还从未做出过［比选举林肯〕更具有献身精神的事。”
　　林肯在北方只丢了三个州——戴勒维尔、新泽西和肯塔基，赢得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一大群欢乐的人们聚集在电报局门前，欢庆总统获得连任。“这一选举结果是民众决心拥护自由政府和人权的明证，”他对他们说，“为此我感谢万能的上帝。”
　　麦考仑又被他恨之入骨的、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政客羞辱了一回，他宣布，“为了祖国的前途，我对此结果表示沉痛”，然后，到欧洲去度了一回长假。他相信，自己的另一条出路是像他崇拜的偶像拿破仑那样，流放到犹他或内华达领地去。
　　在里士满，杰弗逊·戴维斯声称，他不认为联邦的军事胜利促使了林肯的连任。他在邦联议会上的讲话中，坚称亚特兰大陷落的重要性被过于夸大，邦联离开仙伦朵尔谷地照样能够生存下去：
　　世上没有邦联赖以生存的致命点。也没有什么敌军的军事胜利能够毁灭邦联。就是攻破里士满、攻破惠灵顿、攻破查尔斯顿、萨瓦那、摩比多，即使邦联所有的城池都陷入敌手，也无法让敌人避免永无休止的流血和耗资，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只有承认我们不容废弃的权利，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就在戴维斯讲话时，邦联议员们听到了仅仅二十英里之外格兰特向彼得斯堡轰击的隆隆炮声。
　　林肯将十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定为全国感恩节。舍曼军中一队来自印地安那州的战士们，驻扎在佐治亚州的米勒基维尔，那天晚上，他们正吃着从四周农村搜罗到的吃食时，看到一群形影憔悴的联邦战俘冲着他们的火光走了过来，他们是从安德森维尔（Andersonville）战俘营中逃出来的。看到“病容满面、形容枯稿”的战士们，他们的上校回忆道：“一个军官可以训示、命令、甚至威胁他手下的战士平时要守纪律，但在他们搜集粮草时，想到的是成千上万的被俘战友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情景，他们搜集粮草时就会下死劲。”
　　在彼得斯堡的战壕中，联邦部队的炊事员为格兰特的大军烧了十二万只火鸡和鸡的晚餐。而在咫尺之外躲在工事里的邦联部队则没有什么节日盛餐，但出于对联邦节日的尊重，他们一整天没有开炮。“我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心情沉重，”一个南卡罗莱那的上尉写道，“等着明天的殊死搏斗，大家普遍认为再打一次大仗，我们就撑不住了。”
　☆向大海进军
　　拿下了亚特兰大，舍曼现在提议带领他的大军横扫佐治亚的腹地，直指沿海城市萨瓦那。在行进途中，他将无法与华盛顿保持联系，而且远离供给线。他的大军只好就地搜集粮草，然后毁掉任何有可能对岌岌可危的邦联有用的物资——还有许多无助于邦联的物产。他保证“让佐治亚痛嚎”。“假如你那边能教训李，我这边就能打到大西洋岸边，”舍曼对格兰特说，“我想你们的艾伯大叔（林肯）会给我们二十天的休假回家看孩子。”
　　林肯的顾问们认为舍曼的计划是个愚蠢的方案；总统尽管对此有些担忧，最后还是批准了。“我知道他们要钻的那个地洞，”他对一个来访者说，“但不知道他们将从哪个洞里钻出来。”政府之外的军事专家也认为此举危险过大。《伦敦先驱报》说：“攻占亚特兰大的英雄，一旦此行失利，反倒要被万民讨伐，在美国留下千古骂名了。如果他此行成功，他将名垂青史。”
　　舍曼本人对此信心坚定。当他命令亚特兰大所有居民出城，市长和两个市议员向他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他的回答既简明又直截了当：
　　先生们：你们是无法将战争描绘得比我描绘得更严酷的。战争是残酷的，而且你们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你们是不能以分裂我们的祖国的代价实现和平的。你们要请愿反对战争带来的严重困难，还不如请愿抗议天上要下的暴风雨。
　　一千六百个白人，和无数的黑人，打点他们能够携带的行装，逃离了亚特兰大。山姆·瓦金斯回忆道，“不久，大路小道上便挤满了装满家私的马车，还有被无情、残酷地逐出家门的老弱病残。”
　　舍曼下令将城中三分之一的空房烧毁，然后，于1864年11月16日开始了他的进军。
　　在联邦军队出城时，穷白人和黑人溜进被焚毁的区域，将所剩不多的东西洗劫一空。舍曼本人回忆了他投向亚特兰大的最后一瞥：
　　当我来到紧挨着叛军工事的小山头上时，我们稍停了一下，回首望去……我们身后的亚特兰大，狼烟处处、满目疮痍，黑烟直冲云霄，就像一根立柱……然后，我们向东拨转马头；亚特兰大很快就消失在树丛里，隐入往事的记忆之中。
　　六万两千穿着蓝军装的联邦士兵分成两路纵队——共计218个团，单从俄亥俄州来的就有52个团，还有来自阿拉巴马的一支骑兵部队，他们都是些来自穷困高原的联邦派、和当地的富人家有宿怨的人。这支大军的给养车队绵延长达二十五英里。
　　他们还带了一群随军的宠物——一只猫头鹰、一只熊、数十条狗。“老艾伯”是威斯康星八团的吉祥物，拴在一门大炮上，随军前往。还有数十只斗鸡，赢的鸡被命名为格兰特和比尔·舍曼；而败阵的鸡则被命名为贝鲁加、杰夫·戴维斯和鲍伯·李。
　　一个奴隶看到这支巨大的铁流中的一部分路过，不禁纳闷地说北方还剩下几个人。
　　舍曼代表了内战中出现的新思路，一个战士只有在粉碎了支持敌军的平民支前的愿望之后，才能有信心战胜敌军。“我们无法让南方民众回心转意，”他说，“但是，我们可以把战争变得如此可怕……让他们变得如此厌战，乃至要再过几代人，他们才可能再次热衷于言战。”
　　“这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远游，”一个联邦士兵写道，“这已经比我的军旅生涯中见过的所有的行动规模都要大，而且还可能越来越有意思。”舍曼明令禁止部队洗劫途中路过的人家，但是，不管是他，还是他的部下都没有严格遵守。“我们的行动很带劲，”一个列兵回忆道，“将我们吃不完的全毁掉、偷走他们的黑奴、烧毁他们的棉花和轧棉机、将他们的高粱撒掉烧毁、扭曲铁轨。总而言之，将那里搅个稀巴烂。”
　　一个路边农庄的女主人记得联邦人马到来时的情景：
　　他们像一群恶魔那样冲了过来！……到我的熏腊房、我的奶牛房、贮食物橱、厨房和地窖，他们来时像一群饿狼，砸开铁锁和所有挡路的东西。我的熏腊房里的千磅肉类已不翼而飞……我的面粉、肉、猪油、奶油、鸡蛋、酱菜……酒、坛坛罐罐全给拿走了。我的十八只肥火鸡、我的母鸡、公鸡、水禽、小猪全被杀死在院子里……就好像他们是叛军似的。
　　白人妇女有时害怕见到舍曼的人马，但是，很少有人受到骚扰。而女奴隶就不那么幸运了。
　　部队既抢劫富户豪宅，也抢奴隶的小屋。他们提着步枪填弹杆到农庄上到处搜寻埋葬的财物。有一户人家，一只新近被埋葬的狗，一天之内就被挖出四次，因为那座狗坟在联邦部队的眼中似乎有些可疑。“放眼四望，凡是能看到的地方，”另一个妇女回忆道，“烧〔房子”的可怕的烈焰照亮了天际……我可以站在阳台上看到两三英里的地方，当［北方佬〕过来时。我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到这条路上的哪一户朋友家。”一个联邦的下士写道：“对待平民的暴行足以否定比我们的目标还要高尚神圣的目标。我们简直就不配成功。”
　　“我怀疑我们能否在历史上找到与南方妇女深仇大恨相似的先例，”舍曼自己也承认，“所有见过她们、听过她们说话的人都能感觉出那种仇恨之强烈。”
　　在佐治亚的首都米勒基维尔，舍曼的人马用邦联的伪币生火煮咖啡，举行了一个模拟的立法仪式，通过了一项重返联邦的决议。然后，把州立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一个新英格兰的士兵对此举表示震惊：“我不反对偷骡马、黑奴，还有所有的小打小闹，”他说，“但我不会去洗劫和毁坏公共图书馆。”
　　这一进军，舍曼和他的部下长驱四百二十五英里的敌军地界，造成了一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他们说在舍曼所到之处，没有活物，”玛丽·切斯那特写道，“只有烟囱，像电报线杆，将他进军的好消息向后方传。”
　　约翰·贝尔·虎德和他日益减员的队伍试图用北上与拜福德·福莱斯特的骑兵会合，然后进犯田纳西等手段分散舍曼的注意力。
　　舍曼闻讯，颇为高兴。“假如他肯去俄亥俄河，我就给他发军粮，”他说，“我的战场在南方腹地。”
　　虎德每天早上必须让人将他绑在马鞍上，但他作战勇敢，比以往更加残酷无情。1864年11月30日，在富兰克林，他下令发动十三次英勇但毫无希望的冲锋，结果，六名邦联将军阵亡，六千二百五十多名邦联士兵阵亡、负伤或失踪，占他部队人数的四分之一。山姆·瓦金斯活了下来。“我们愿意到任何地方，或者跟随任何愿意带领我们的人，”他写道，“我们在逃跑、作战或修筑工事时都很焦虑。我从未见过一支如此惊惶失措、丧失斗志的军队。这支军队好像颤颤巍巍、摇摇欲坠。”
　　12月5日，在那西维尔，由“老爸”托马斯率领的联邦部队将虎德的残部打散。山姆·瓦金斯从那次战斗中捡出一条性命：
　　部队已成惊弓之鸟。林子里到处都是乱跑的士兵。我们的指挥官在喊“站住！站住！”
　　我的靴子里全是血，我的衣服也被血湿透了。我来到虎德将军的指挥部。他显得暴躁、易怒，用他的一只手揪自己的头发（他只有一只手），哭得好伤心。
　　虎德的部队土崩瓦解了。“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坦称，“一支邦联的军队糊里糊涂地逃离战场。”1月份，他辞去统帅之职。此时，只剩下一些衣衫褴褛的民兵和散乱的骑兵部队在骚扰舍曼的部队。“早上，我们发现三个北佬将一个女人的牛牵走，”一个叛军士兵写道，“我们很快将他们打得脑浆涂地，然后继续前行。”
　　联邦的骑兵横扫东点、罗安芮、琼斯保罗、熊溪。在格里斯伍德维尔，一支由小孩和老人组成的骚扰部队向印第安纳的一个团扑去，结果，他们被全部消灭。“那个场面真惨，”一个联邦列兵后来写道，“有些人在哼哼。我们搬走了几具尸体，那里有一个断了手臂和腿的孩子——才十四岁的孩子；在他边上，躺着他的父亲、两个兄弟和一个叔叔的尸体。”
　　“就是起用合众国所有的军队，也无法重建南方的奴隶制，”舍曼写道，“他们要不回失去的奴隶，就像他们要不回早已死去的祖父一样，奴隶制已经灭亡了。”两万五千名黑奴向他的大军涌来，为他前来解放他们欢欣鼓舞，但他们也害怕离开他的大军太远，他们有可能被邦联的游击队捉去杀掉，或重新沦为奴隶。“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一个农庄主人说；另一个人则认为那是“奴隶解放的新气息”。
　　“〔跟着大军的奴隶们〕就像雷雨前天上的黑云，”一个联邦军官写道，“他们认为获得自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个来自印第安纳的军官被他们向往自由的渴望所感动：
　　看到跟在我们后面的大量黑人妇女，手里抱着娃娃，一个个像我们的安娜那样的小女孩紧紧抓着她们槛褛的衣裙。一个可怜的女子，趁别人不注意，将两个五岁的男孩藏进一架马车，我猜想，她在考虑即使她自己看不到自由的土地，也要让他们看到自由的土地。
　　在舍曼离开一个城镇之后，原来的奴隶会占据一些被遗弃的种植园，将他们原来主人的财产分而享之，希望能借此开始自由公民的生活。
　　舍曼感觉这一支消耗他军粮的、碍手碍脚的平民队伍与其说是好笑，还不如说是讨厌。“见鬼的黑鬼们，”他说，“我希望他们……能继续做工。”
　　联邦将领杰弗逊·C.戴维斯是一个凶暴成性的、来自印第安纳的人，曾因一个同僚敢于批评他而将其打死。此人既拥护奴隶制，又主张联邦统一。他对队伍后面跟着的这一队奴隶更是讨厌至极。12月3日，他的部队到达艾本尼克（Ebeneqer）河，他架了一座浮桥，命令部队过桥——然后将桥拆了，将奴隶留在对岸。后面的邦联的骑兵向奴隶开火；有几个人淹死在河中，其余的人重新沦为奴隶。“感谢上帝，我们逃脱了……”一个设法和他妻子一起游水过河，继续跟在队伍后面的老人说，“我们一路遇到不少麻烦，但托上帝的福，最终一切都会好的。”
　　1864年12月22日，舍曼电告林肯：“我特此敬献给您一个圣诞礼物——萨瓦那，连同一百五十门重炮、充足的弹药；另外，大约两万五千捆棉花。”
　　总统闻讯非常高兴：“现在，格兰特紧紧抓住这只熊的后腿，”他说，“同时，舍曼正在扒它的皮。”
战争与政治
詹姆斯·M.麦克福尔森（James M. McPherson）
　　十九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Karl von Clausewitz）有一句最著名的格言，将战争定义为政治通过其他形式的继续。在1864年的美国，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形式的继续。
　　在美国历史上，在战时举行总统大选并不稀奇。每四年一次的选举日曾经有六次发生在战时。在其中的四次（1812、1864、1944、和1972年）中，希望连任的在任总统的战争政策曾是重要的竞选议题；在任总统均获胜。
　　在其他的两次（1952和1968年），选民们由于政府不合民意的战争政策——事实上由于违反民意的战争——将执政党赶下了台。尽管战争在这些选举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但仅有一次，选民们将选举看成事关美国的生死存亡的关键：1864年的大选。那次大选被认为是一次决定联邦是否应该将内战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无条件胜利的全民公决。这场政治角逐的结局既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战场上的事件。但反过来说，军事战役的结果，对选举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864年春，北方的乐观情绪高涨。前一年进行的葛底斯堡、维克斯堡和恰特诺加三大战役令邦联元气大伤。林肯总统将维克斯堡和恰特诺加的英雄尤利萨斯·S.格兰特带到华盛顿，任命为整个联邦军队的统帅。格兰特统筹规划了各次战役，给困兽犹斗的叛乱以致命的打击。南方的领袖们扬言“战斗到最后一息”，然后向北方投降。但是，正是这些领袖们在内部互相内讧，推卸以往失败的责任，南方的经济濒于崩溃，南方民众都在挨饿，普遍存在不满情绪，邦联军队给养匮乏，和平运动在北卡罗莱那州和其他地方兴起。在远远未到十一月的总统大选时，在弗吉尼亚和佐治亚，由格兰特和舍曼统领的强大的联邦部队就虎视眈眈，伺机南下，他们对粉碎邦联的抵抗充满信心。
　　格兰特和舍曼打算使用一系列的迂回包抄，威胁邦联的联络，迫使邦联将领李和强斯顿在开阔地与其展开决战。在这样的决战中，联邦的优势兵力和火力可以得到最大限度上的发挥。南军的策略正相反，他们的意图是阻断联邦的迁回包抄，并且迫使北军向高地和以河流为屏障的阵地发动攻坚战，在这样的防御战中，加固的工事和天然屏障足以抵消北军在兵力上的优势。
　　南方较少的人口和资源迫使他们采取这一策略，但这还是双方相反的战争目的的结果。要赢得这场内战，联邦军队必须征服并占领南方的疆土，令邦联军队疲于招架或打垮邦联军队、破坏为战争提供帮助的经济和政治机构，从而削弱南方抵抗的士气。但是，邦联方面就像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人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北越人一样，为了按照他们的条件取得“胜利”，只需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给敌人造成足够大的损失，就可以迫使敌人放弃粉碎抵抗运动的企图。这是一种政治和心理上的消耗战——将对方继续战斗的斗志磨掉。许多历史学家错误地认为格兰特在1864年采取的是一条打消耗战的军事策略——用北方优势的人口和资源将南方抵抗的能力一点点地磨掉。当时的战局的确是这样的结果，但这并非格兰特的初衷。正相反，几乎成功的南方心理消耗策略迫使北方采取了一条军事消耗的战略。双方策略的转折点正是1864年的联邦总统大选。
　　邦联的策略是影响这次大选的结局。早先，在北方接连战败的时候，民主党里的“铜头帮”和平派系的势力大增，要求双方停火和谈——事实上意味着南方的胜利。邦联在北方扶植这股和平势力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864年，他们为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想方设法。南方的军事将领是围绕将战事拖到11月份这一目标制定行动部署的。“只要我们坚持”到北方的大选，里士满的一个战争部的官员写道，“如果民主党当选……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和平”。由于这场〔军事〕战役对林肯当局的重要性，罗伯特·E.李决意像个男子汉那样奋勇抵抗，希望以此削弱北方的主战派的影响。“假如我们能早日打破敌军的部署，将他们击退，”杰姆斯·朗斯崔特将军解释道，“不到总统大选，敌军无法收复失地和士气，到那时，我们就能和一个新总统打交道了。”
　　邦联的特务机关也同时行动，影响北方的公众舆论。南方的特工以加拿大为基地，策划了一系列骚扰北方的支前工作和破坏北方经济的阴谋，其中包括试图解救关押在芝加哥附近的道格拉斯战俘营和俄亥俄州圣德斯基附近的强生岛战俘营里的邦联战俘、焚毁工厂和仓库、为反战的民主党候选人在北方诸州的竞选提供资助等。这些策划中的少数几项得以付诸行动——佛蒙特州圣爱尔本的一起银行抢劫案、圣路易斯放火烧毁的六艘军用蒸汽船、向几家北方报纸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供资助以及纽约的几家大旅馆的几场很快被扑灭未造成重大损失的小火灾等等。
　　他们在北方助长和平思潮，在通过停火和谈结束内战的工作上下大功夫。邦联驻加拿大的委员们与《纽约论坛报》编辑哈莱斯·格利利以及林肯的私人秘书约翰·黑于1864年在加拿大的尼加拉大瀑布会面。这次会晤源于林肯公开表示愿意在恢复联邦和解放黑奴的前提下坐下来谈判。南方代表发表了一项声明，将和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林肯僵硬死板的先决条件身上，巧妙地转移了人们对南方坚持以承认邦联独立为和谈前提这一点的视线。北方的民主党抓住这一主题，大肆宣扬只要林肯放弃解放黑奴，内战即刻停止的观点。因为他不会这样去做，所以，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就只有在投票箱里扳倒林肯。到8月底，当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举行时，他们在11月的大选中的胜机显得很大。
　　究竟是什么使得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呢？春天时北方的乐观情绪，到了夏天，怎么会变得如此极度的悲观失望，以至于所有的观察家，包括林肯本人都认为将内战打到最后胜利的方针将被选民摈弃呢？其原因是南方消耗战略所取得的成功。在内战最血腥的六周时间里，从“野林子”到彼得斯堡，普丹米克集团军和北弗吉尼亚集团军打得两败俱伤，以至于在今后的六个月里，双方处于战壕对战壕的胶着状态。李的部队主要以防御战为主，给攻坚的联邦部队造成了比自己多一倍的伤亡。到了7月，普丹米克集团军本身遭受了六万五千人的伤亡；加上其他联邦部队的损失，从新年开始，联邦军队的伤亡人员总数达十万人。在北方和南方，战俘们挤在窄小拥挤的战俘营中，数千人死于疾病和风吹雨淋。交换战俘中断，其主要原因是南方拒绝交换黑人战俘。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北方得到了些什么呢？彼得斯堡城下的僵局；西部战线的僵局；由裘保·厄雷带领的一支小部队，一路烧杀，穿过马里兰，直逼华盛顿郊外；就连在佐治亚，舍曼的运动战似乎也深陷亚特兰大城下潮湿闷热的战壕之中。“有谁能复苏格兰特刚出征时的那种高涨的士气呢？”一家有影响力的民主党的报纸《纽约世界报》问道。“停止战争！”民主党的首页大标题喊道。“所有的人都被这个该死的悲剧折腾得够够的了……如果没有什么能让民众看到停止这场战争的绝对的必要性的话，战事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这一点就足够了。”共和党人也加入了这支大合唱之中。“我们这个正在流血、破了产的、奄奄一息的祖国……渴望和平，”哈莱斯·格利利告诉林肯，“一想起进一步的大规模屠杀，想起新一轮的血流成河……就令人不寒而栗。”共和党元老瑟娄·威德在8月份作了观察，结论是：“民众的求和情绪极为高涨……林肯的连任几乎不可能。”
　　与以往一样，最终，所有的责任都必须由总统自己来负。作为联邦军队的总统帅，林肯知道他必须为失败承担责任。他对执政党的控制并不牢靠。尽管共和党于6月份几乎全票再次通过他的候选人提名，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表示了对总统的保留。他们认为林肯将解放黑奴定为战争目的的过程过于缓慢，并且在重建南方的政策上有分歧。当林肯为了坚持他本人更加温和的行政方式，使用“搁置否决”阻断一项国会重建法案（WadeDavis Bill）时，共和党内部的分歧有所加剧。
　　但是，到了8月，关键的问题已不再是北方在胜利后对南方应采取的政策，而是到底北方能否取胜的问题。一些绝望的共和党人开始暗中议论将林肯甩掉，换上一个与以往失败没有多大关联的候选人。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要求他将解放黑奴从和谈的先决条件中去掉。在这样的压力下，林肯作了一些妥协，但没有一溃千里。他的“奴隶解放宣言”已经向黑奴保证自由，“承诺既已作出，那就必须信守。如果我让为联邦而战的‘黑人士兵重新沦为奴隶’，”林肯说，“我将被时代以及千秋万代所唾弃，成为千古罪人。”“这个世界会知道，不论是什么结局，我都将寄希望于我的朋友和敌手（的良知）。”
　　林肯对11月大选的可能结局非常清楚。“我会被击败，”8月，林肯对朋友说，“除非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我会遭受惨败。118月23日，总统起草了著名的“盲誓备忘录”（Blind Memorandum），并要求他的全体内阁成员在不知其内容的情况下保证遵守这一备忘录的精神：“从今天早晨，和过去的几天的情形看，这个政府似乎越来越不像能够连任。如果真是那样，我的职责是与当选的总统合作，在大选和宣誓就职日这段期间挽救联邦，因为他（林肯的竞选对手——译者。）为了确保自己当选所持的立场使他不可能在就职之后拯救联邦。”
　　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的党代会上通过了和平纲领。“在为期四年用战争重建联邦的试验失败之后，”这个纲领宣告，“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召开一个由所有州参加的大会，或者其他和平手段……〔这样”和平就能在联邦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但是，在他们推选总统候选人的过程反映了他们党内的纷争。他们推出的候选人是乔治·B.麦考仑。他在两年前被林肯解除了普丹米克集团军的统帅权，现在他想通过政治来清算这笔旧账。但是，麦考仑又是个主战的民主党人。他知道没有先决条件就停火和谈，无疑是宣告邦联获胜，从而使重建联邦成为泡影。于是，他在接受提名的信中建立了他自己的纲领，其中特别指出重建联邦（但不是解放黑奴）是“和平的一个先决条件”。
　　尽管民主党人好像正在发出一个含糊的信号——一个主战派站在一个主和的立场上——欣喜若狂的南方人还是在欢庆麦考仑的提名。“假如在未来的两个月里，我们能坚持住，不让我们的死敌在军事上取胜，”查尔斯顿《镜报》宣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这个纲领上当选，“必定导致和平和我们的独立”。
　　事态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民主党党代会散会才三天，电报里就传来了舍曼夺取亚特兰大的消息，捷报传来，北方士气大振。“胜利！”赫然醒目的共和党的头版标题。“战争失败了吗？老艾伯在芝加哥的党代会上作了响亮的回答。”紧接着亚特兰大的陷落，随即而来的是费尔·希拉顿在仙伦朵尔谷地清剿裘保·厄雷时打的一连串漂亮的胜仗，以及北军的炮火在里士满——彼得斯堡前线取得的小进展。对于林肯和共和党人来说，这些军事上的大捷，将他们当选的胜机从黑暗的子夜带到了如日中天的正午。一道灰暗的、不祥的暮色笼罩着南方。“亚特兰大的失落，”里士满《观察报》悲叹道，刚好赶上“将林肯的政党从万劫不复的境地解救出来的节骨眼……这将阻碍本来形势大好的和平进程。这一变故还会在南方散布低沉情绪”。
　　到了10月份，大量的政治征兆表明共和党将大获全胜。这一现象中最不寻常的一部分是士兵的投票意向。在打完这些扭转战局的胜仗之后，这些穿着军装的公民们都准备给他们亲热地称为“老艾伯”的最高统帅投上一票，那在选举中起有强有力的助选作用。士兵缺席投票是内战中的双方在民主体制中开创的一项大胆的新尝试。1864年，十九个北方州允许士兵在战场上投票。只有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新泽西三个州的立法院拒绝考虑采纳，这三个州的议会均被民主党控制，他们心里很清楚大多数士兵会投谁的票。尽管在入伍时，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士兵是民主党人，在1864年的大选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士兵投了民主党的票。尽管普丹米克集团军中的一些人对他们的老上级麦考仑还有一丝残存的敬仰，在十二个给士兵单独计票的州里，百分之七十八的士兵投了林肯的票。相比之下，在普通民众中，林肯的得票率仅为百分之五十四。
　　平民与士兵在投票意向上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对于大多数的士兵来说，这次大选的结果事关他们这些浴血战斗的将士们的荣誉。他们本来是为了国旗和祖国参战，他们理应将一个统一的国家的、绣有全部三十五颗星的旗帜带回来。投民主党的票，就等于承认内战本身是一大败笔，他们所会出的牺牲全都付之东流。在他们返回老家时，肩上如果扛着只有十一颗星的旗帜会让他们的祖国和他们这些七尺男儿蒙受耻辱。
　　“我们也渴望和平，”一个原是民主党人，后转为共和党的来自俄亥俄州的军官说，“但那是堂堂正正的和平，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刺刀对刺刀赢来的那种和平。我们要在那面光荣的国旗下举行和谈，而不是以出卖国家的荣誉为代价去苟且偷安。”一个来自纽约的列兵道出了广大联邦士兵的心声；他写道，他打算“今秋，通过投‘老艾伯’一票，再给叛国者瑞上一脚，我不能容忍自己为维护这个国家的统一浴血奋战三年，到头来，将叛国者要的一切拱手相送”。
　　这些都是使林肯以212对21的选举人投票的优势连任总统的动力（总统仅在新泽西州和奴隶边缘州肯塔基和戴勤维尔失利）。在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的优势增加到四分之三以上。这个结果是林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定决心的强大后盾。这个大选的结果向一个英国的战地记者表明：“北方正悄悄地、沉着地……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较了真……我越看到和听到他们〔这种”……战斗到底的决心的深度和广度，越是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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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译者注：原文为“Early was late.” Early为“早来”的意思。罗德兹在此用叛军将领的名字开了个小玩笑，意思是“早来者来晚了。”
　　［2］译者注：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是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后在向西部扩张的镇压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因轻敌陷入重围而战死。
第五章　1865年，我们天性中的一线良知
　☆一场空前大灾难
　　“1864到1865年的那个冬天是多年来最冷的一个，”山姆·瓦金斯记得，“天寒地冻，道路崎岖，我们的战士们衣衫单薄，许多人，不错，许多人完全打着赤脚……所有的东西，包括老天爷，都好像在和我们作对。就连那穿过我们褴褛衣衫的凛冽、刺骨的寒风……都像在抽打我们。”
　　威廉·特康姆修·舍曼也在抽打他们，带领他的大军掉头向北，进入南北卡罗莱那。“等我走过南卡罗莱那，”他发誓，“那将是一件史无前例的灾难。就连恶魔自己来，都无法在那个州里约束我的部下。”［1］
　　一场连绵的冬雨下个不停，邦联将领断定没有哪支军队能够在泥浆中行军跋涉，但是，舍曼和他的人马每天都能走十英里，有时因为地上浸透了水，他们干脆就在树上过夜。“当我听到舍曼的军队正经过少其亥奇（Salkiehatchie ]）沼泽地，”约瑟夫·强斯顿回忆道，“自己……筑路，一夫走十二英里……还带着炮和马车队。我敢肯定，自从凯撒大帝以来，就从未有过这样一支军队。”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舍曼的士兵。许多“斧头营”在前面开路，他们砍倒整片的森林，用来修筑“木条路”。路上的地雷炸伤了他的士兵，他就命令邦联战俘走在大队前面寻找地雷。当他们抗议说他们和他一样，不知哪里有地雷。“我才他妈的不管你们被炸烂呢，”他吼道，“反正我不能让我的人像这样被炸死。”
　　士兵们印证了他们统帅的话，舍曼的人马在南卡罗莱那的所作所为比他们在佐治亚的行为更严厉。“这里是叛国运动开始的地方，”一个列兵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它就应该在这里结束！”大军所到之处，房屋尽毁、狼烟处处。
　　1865年I月31日，华盛顿，国会以119票对56票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然后将修正案送交各州认可。
　　次日，林肯的前任财政部长，当时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赛蒙·P.切斯招了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名叫约翰·洛克（John Rock）的律师在最高法院供职。六年前，切斯的前任在德莱德·斯科特决定中裁定，黑人永远不许成为公民。约翰·洛克是一个牙医、内科医生、演讲家，同时是一个波士顿的律师，他能说法语和德语。他同时还是一个黑人。
　　五天之后，2月6日，邦联国会将所有剩余的邦联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罗伯特·E.李。每天，成百饥寒交迫、打着赤脚的士兵，在家里寄来的求告信的驱使下开了小差。“家里除了一点点玉米面，一点吃的都没有了，”一个女人在给她当兵的丈夫的信中说，“试试看能不能离开部队，回家帮我们过一下眼下的难关，然后再回部队。如果你现在不回家，以后回来也没用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会和你娘我娘那样，一起埋在后院的坟地里。”
　　南方乡间小路上挤满了邦联的难民。根据一个妇女在笔记中的描述：红杖市城外的路上是一片“令人心碎的情景。女人们在寻找自己的孩子……其他的人坐在尘土中，一边绞着手，一边哭泣。大家都在谈论被烧毁的房屋、被炮弹炸成碎片的家、饥荒、谋杀和荒芜的田园”。
　　成千的难民一直逃到得克萨斯，在那里寻求新的生计。成千的难民聚集在里士满，希望邦联政府能照顾他们。实际上，邦联政府已无能为力，它自身正处在分崩瓦解之中。
　　即使到了这种时候，各州主权仍然至高无上。佐治亚州州长威胁要退出邦联。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只允许家乡子弟兵穿他囤积的九万两千套军装。“假如邦联失败，”杰弗逊·戴维斯私下里说，“在它的墓碑上应该刻上‘被一种纯理论所葬送’。”
　　2月17日，南卡罗莱那的哥伦比亚落入舍曼之手。“我写下攻占哥伦比亚的日子时，心中充满了自豪的喜悦。”一个联邦士兵写道：
　　我们已经征服和占领了这个傲慢不逊的州的州府，它煽动了叛国运动，引发了这场该死的战争……华美的州府大厦上带有北军枪炮弹痕伤，叛军曾在桑姆特堡污辱过的老国旗，现在在南卡罗莱那州的中心城市的房顶上空自由飘扬。
　　对于一个十七岁的邦联女孩来说，这面“老国旗”是“可怕的一幕！多么卑鄙呀！四年的流血和仇恨之后，到头来，那里又一次飘扬着……那个可恨的专制的象征”。
　　和亚特兰大一样，哥伦比亚燃起大火：舍曼将责任推在溃逃的邦联败兵身上；南方人则责怪喝醉酒的联邦士兵。“风在凄凉的烟囱之间呜咽，在洞开的窗户之间呼啸……”一个当地的妇女写道。“市场已成了一片废墟的空壳。它的尖顶倒了下来——那口在退盟时各州都曾敲响的‘退盟钟’，躺在那里，一半陷在泥中。”
　　同一天，桑姆特堡守军向将其包围近两年的联邦海军投降。“这一失利，”杰弗逊·戴维斯承认，“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
　　3月4日，总统宣誓就职日，华盛顿和四年前的这一天一样，寒风凛冽。但此时的合众国国会大厦已经完成，它那宏伟的铁制新圆顶终于安装到位，上面站立着一尊自由女神铜像。
　　林肯的就职演说还像上次一样，既口气温和，又立场坚定：
　　让我们衷心地希望，虔诚地祈祷，但愿这个战争的空前灾难能早日结束。不过，假如上帝愿意让战争继续下去，也许这场战争只有在过去的二百五十年里用奴隶毫无报酬的血汗创造的财富损失殆尽、每一滴被皮鞭抽出来的血被用利剑刺出来的另一滴血全部偿还之后，才能终结。正如三千年以前的人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们仍然必须这样说，“上帝的判决总是千真万确的”。
　　让我们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恶意；让我们把仁爱之心广播人间；让我们坚持正义的事业，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让我们继续努力，将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去愈合国家遭受的创伤；去照顾那些参战的人们，以及他们身后留下的孤儿寡母——为争取并珍惜在我国民众之中的以及我国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之间的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贡献全部的力量。
　　“我很累，”林肯后来说，“有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世上最累的人。”
　　总统在仪式完毕后，乘马车回到白宫，坐在边上的是他十岁的儿子泰德，他的身边没有自1861年以来一直不离他左右的随身警卫。内战眼看就要结束了，人们对他的安全已经不再那么担忧。
　　在被邀请出席宣誓就职仪式的来宾中，有一个名叫约翰·维尔克斯·布斯的青年演员。等他入座后，他意识到自己观看宣誓仪式的位置给他“一个极好的机会……刺杀总统，假如我想动手的话”。
　　布斯是一个成功的演员，演技虽不如他的父亲朱尼斯·布鲁特斯·布斯和他的哥哥艾德温，但足以让他每年赚得两万美元的薪水。林肯本人在葛底斯堡演讲前一星期，就曾前去观看他主演的《情恨绵绵》。
　　但是，布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更大舞台的中心人物。他出生于马里兰州，在那里长大，他是奴隶制和白人至上的狂热信仰者。他对妹妹说他曾将奎宁偷运到南方，他曾因说北方政府应该倒台，以及很有可能与南方特务联系过而被短期拘留。
　　然而，在四年的内战期间，他始终未能鼓足勇气，真的为南方的理想去扛枪作战。“我开始认定自己是个懦夫，”他在日记中坦白道，“并且鄙视我自己。”
　　现在，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林肯身上，认为他是一个应对美国以及他本人的所有问题负责的专制暴君。“林肯将成为美国的国王，”他警告过，“你们会看到那一天，连任总统意味着王位的承接。”
　　他筹划了一个绑架总统，然后用他来交换邦联战俘的阴谋，并且招集了一伙愿意为他效力的不轨之徒——条件是由他支付他们的住房膳食：路易斯·鲍威尔是一个受伤的邦联老兵，后宣誓效忠联邦；戴维·E.亥洛德是一个药剂师手下的伙计，可能有智力障碍；乔治·艾特兹洛特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给马车上油漆的人，勉强能说些让人听得懂的英语；约翰·H.苏莱特，不时为邦联做些间谍工作，此人的母亲玛丽是个寡妇，在华盛顿开一个小旅店，布斯和他的追随者有时在那里聚会。
　　3月17日晚，布斯和他的同伙都戴上面罩，乘马车来到华盛顿城边的一个兵营，准备抢个大功，林肯有时就在这里过夜就寝。结果，总统不在那里。“世界就是这样，”布斯显然垂头丧气地写道，“成者王，败者寇。”
　　李担任邦联军队总帅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任命约瑟夫·E.强斯顿为南北卡罗莱那的邦联部队统帅，3月19日，强斯顿试图阻止舍曼持续不断的进军，这个足智多谋的邦联老将确实是个肯打仗的，但是他手下只有两万人马，联邦将领们能调集十万人来对付他。经过三天的激战，强斯顿的部队仓皇退出战场，损失了两千六百人。
　　舍曼的进军仍在继续。
　　格兰特和李在彼得斯堡前已经对峙九个月了。格兰特慢慢地、坚持不懈地向左翼延伸他的战壕；李被迫相应延伸自己的防线，但是，他的军队正在减员，而不是扩增。六万士兵开了小差。
　　他向戴维斯请求援军和军需供给，但是邦联此时已无援军可派。“我曾去议会看了一下，”李对他的儿子说，“他们好像除了在我的人马挨饿的时候吃花生、嚼烟草之外，什么事都办不成……这场战争开始时，我是反对的，而且我告诉这些人，南方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否则他们是会后悔的；……现在轮到他们后悔了。”
　　在里士满，一根柴火的要价是五美元，一桶面粉的价格——如果谁能找到它的话——涨到四百二十五美元。一个住院的邦联士兵写道：“医生和女人们都在吃老鼠，说它们的味道和松鼠差不多，但是，我曾见过在停尸间死去士兵身上跑来跑去的老鼠，一想起这个，我就没有一点胃口。”
　　李请求此时将奴隶武装起来保卫邦联。“我们必须决定，”他说，“黑奴们究竟是为我们而战，还是与我们作战。”那些愿意参战的黑奴，他补充道，在战后可以获得自由。邦联的上上下下对此提议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是，3月13日，邦联议会授权组建黑人部队，从很大程度上讲，正如里士满《观察报》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国家不会拒绝李将军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
　　六天之后，里士满的市民看到一个令人咋舌的情景：三个从切姆鲍莱佐（Chimborazo）医院康复的白人士兵组成的邦联营和两个由医院里的黑人帮手组成的团队，所有的人都未穿军装，整队按着《南方热土》的节奏在主道大街上行进，他们将一起在“首都广场”上进行操练。
　☆通向阿波麦脱克斯之路
　　在彼得斯堡四周单薄的防线最终被拉长到五十三英里以上。格兰特的兵力增加到十二万五千人。李的人马缩减到三万五千人。“我的军团被扯开的样子，”约翰·B.戈登回忆道，“把兵拉开，就像每隔十五英尺站着的一排桩……那哪是什么防线；那只是一个空架子。”没过多久，人与人的间隔扩大到二十英尺。
　　李唯一的希望是将他的人马安全地拉出战壕，然后向西南方向运动，与强斯顿的人马在北卡罗莱那会合。
　　格兰特则要确保他无法逃脱。
　　李首先采取行动。3月25日，由戈登率领的邦联部队发动了一场夜间的突然袭击，曾一度攻占一处叫斯台德曼堡的工事，后在联邦占优势的炮火打击下，退了出来。这只是“一场小打小闹”，据传，林肯曾对他的战争部长说过这样一句话。
　　格兰特发起了反冲锋，他派遣费尔·希拉顿率两个野战军团和一万二千骑兵火速赶到李的侧翼，阻止他从一个叫五叉口的交通要冲逃脱。4月1日，他们在那里一举击败由乔治·匹克特率领的邦联部队，俘虏四千五百叛军。“他们没了指挥官，”一个北方报社记者写道，“显得毫无秩序，群龙无首。几排枪打过去，再发起一次新的、不可阻挡的冲锋……叛军斗志丧尽，五千条毛瑟枪全扔到了地上。”
　　当格兰特接到捷报时，只说了一声“好的”，然后，命令次日凌晨四时半，从彼得斯堡全线出击。他的部队慢慢地、坚持不懈地将邦联守军从一条接一条的战壕中赶了出去。在邦联丢下的死尸中有老人和打着赤脚的十四岁的少年。
　　那个在大小十余次战斗中忠实地跟随李左右、在夏普斯堡挽救危局的A. P.希尔，现在也无法为李效忠了。他在两军阵地前骑马来回奔跑时，被两个联邦的野战军战士开枪打穿了心脏。“他安息了……”李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才是真正受熬煎的人。”
　　就在联邦部队开始进入彼得斯堡时，李的部队偷偷越过阿波麦脱克斯河。“这真是件悲哀的事，”李对一个助手说，“现在发生的事正是我当初在里士满告诉他们会发生的事，防线被拉开，直到被扯断。”
　　那个星期天，杰弗逊·戴维斯参加上午十时在里士满圣保罗英国国教教堂举行的礼拜。他的妻儿已经离开城市，到更南边的地方避难去了。教堂司事交给他一张他的主帅传来的字条。一个坐在他附近的女人看到他读字条时的表情：“我清楚地看到他读完那张塞到他手中的字条时脸上浮现的阴云。”
　　“我的防线已有三处被击破，”字条上写道，“里士满今夜必须疏散。”
　　戴维斯匆忙从教堂赶回，命令他的政府迁往向南一百四十英里的丹维尔（Danville）。他只带了少数几件私人物件，但是将一尊他具有英雄气概的大理石胸像托付给一个奴隶，叮嘱他要将其藏好，免得让北方佬找到，借此污辱他一番。
　　邦联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登上出城的最后一辆火车——堂而皇之地标着“财政部”、“军需部”、“战争部”的一长溜货车车皮。那是一个“车轮上的政府”，一个看着这趟车经过的人这样评论道。
　　一个名叫朗姆金（Lumpkin）的奴隶贩子无法将他拥有的五十个被锁链串在一起的奴隶运上拥挤的火车。一个带着刺刀的士兵拦住了他，直到他当场打开锁住价值五万美元财产的锁链，让他们四散而去之后，才让他上车。
　　他们周围是一片混乱，撤离的邦联部队在里士满城中的大部分地方纵火焚烧。歹徒随即抢劫商店、闯入被遗弃的房屋。“大群的刁民……泼妇挤在商店外面……”一个目击者回忆道，“排水沟里的威士忌能没到脚踝；那些半醉的女人和小孩还争着抢着用铝盘［和”桶舀沟里的酒。”
　　赛米斯海军少将下令发炮，炸毁了在杰姆斯河上抛锚的残余的邦联舰队，整个城市房屋的窗户都被炮声震动。接着，炮弹向邦联的军火库铺天盖地般地打来，那里装满了火药和炮弹。一个邦联的上尉在撤离城市的路上，记录了他们身后留下的那一片嘈杂和混乱的世界：
　　时不时地，一个弹夹爆炸，一股白烟升起……随即传来一声震耳的巨响。土地似乎也在战栗……数百发炮弹在空中爆炸，弹片散落开来……每当巨大的子弹弹夹被点着，很快就会传来像数千枝毛瑟枪开火时发出的巨响，然后暂时陷入沉寂，只能听到迅速蔓延的大火发出的沉闷之声和爆裂声。
　　联邦部队第二天占领了里士满，他们受到了欣喜若狂的黑人的欢迎，士兵们尽力维持住秩序。“我们的……奴仆简直像发了疯，”一个里士满的妇人写道，“他们载歌载舞，男人们互相拥抱，女人们互相亲吻……想象一下，大街小巷里都挤满了这些人！”
　　两个联邦军官纵马在空荡荡的邦联首都的大街上飞奔。“我跳下马来，”来自纽约的列文斯顿·德派斯特中尉回忆道，“先从〔马鞍上〕解下星条旗，〔然后〕和炮兵司令鲁密斯·L.兰东上尉一起冲上房顶。我们一起将第一面硕大的国旗升起在里士满上空，我们在房顶上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八时整，”一个里士满的妇人写道，“首府大厦上飘扬的那面邦联旗帜降了下来，星条旗升了上去……我们掩面失声痛哭。整座房子全是抽泣之声。就像是一座殡仪馆。”在附近的另一个妇人回忆道：“我们轻声互相安慰（因为我们生怕在奴仆中也会有通风报信的人）说首都只不过是暂时迁走……李将军会择地坚守，将大胆进犯的敌军击退，我们会打胜仗，我们会胜利的，乌拉！乌拉！我们的希望不死！”
　　罗伯特·E.李的太太，由于严重的关节炎，无法远行，仍然留在里士满。联邦指挥官在她的寓所前派了一个岗哨，以保护她的安全——一个黑人骑兵战士。李太太抱怨说在她的门口安个黑人士兵“可能是为了污辱她”，后来，他们换了一个从佛蒙特来的白人战士——她曾用小托盘给他送过饭。
　　4月3日，亚伯拉罕·林肯和他的儿子泰德来到罗克特码头登上一艘小驳船。“感谢上帝，我终于看到了这一天，”他说，“我好像作了一场四年的噩梦，现在，噩梦过去了。”
　　黑人们将总统团团围住，笑着、唱着、喜泪横流，跪在他的面前，争抢着要碰他的手。“我知道我已是一个自由人，”一个男人说，“因为我已看到亚伯拉罕慈父的容貌，触及了他的肌肤。”
　　林肯对此情景毫无准备。“不要向我下跪，”他说，“你们只应向上帝下跪，感谢他给了你们自由。”
　　总统在仍在冒烟的城里走了一英里，四周簇拥着大群大群欢乐的黑人，然后走上原邦联白宫，现在的联邦部队总指挥部的台阶。当他坐在杰弗逊·戴维斯的办公桌前时，窗外的部队爆发出一声雷鸣般的欢呼声。
　　《纽约世界报》的一个记者那天晚上在邦联首都走了走：
　　在里士满城区，在她废墟里，在她幽灵般的房顶中间，有一种静谧……在她那些耸立不变的尖顶里面，隐藏着一种可怕的、断断续续的愤怒的视线……我们处在废墟的阴影之中。从我们正在走的人行道上看去……前面展开的是一片残破的景象……那些残垣断壁、那种孤独凄凉，似乎有一种绵绵无尽之感……这里万籁俱静，只有一种墓穴般的沉寂，只有我们和一支送葬队的脚步，在荒凉的人行道上留下的空洞之声……在死气沉沉的墙上和紧闭的窗格上发出的回响作答，这，就是里士满。一个抑郁低沉的声音在哀叹：“这就是里士满。”
　　李的队伍向西逃去，联邦部队在后紧追不舍。李的第一个目标是阿梅利亚（Amelia）法院，他已事先通知邦联物资供应部为他的部队准备几十万份口粮，他的人马如果没有这份粮食，是无法继续战斗下去的。
　　“一仗接着一仗，一小时接着一小时，”约翰·B.戈登写道，他的任务是掩护大部队撤退，“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战线交替变幻、边打边撤，就像一场几乎不间断的战斗。一个少年战士拼命奔跑，当有人问他干吗那样猛跑，他回头喊了一声‘因为我不会飞，才跑呀！’”
　　他们的统帅竭尽全力鼓舞他们的士气。“李将军骑着马，和……一条杂乱的马车队一起慢慢地走着……”他的医生写道，“他骑马时上身笔直，好像永远不会疲倦……从他的外表举止看，没有谁能看出他心里非常清楚的事：他的部队已经土崩瓦解，他的军需供给已经耗尽。”
　　但当他那支饥饿的部队于4月3日最终赶到阿梅利亚时，他大失所望——那里没有一份备好的口粮——不知什么原因，李的请求从未被送到物供资应部。收集粮草的人临时分头在弗吉尼亚农村挨家挨户求索他们的余粮，可几乎一无所获。
　　第二天，在丹维尔，正准备继续南逃的杰弗逊·戴维斯签署了一份宣言，宣称邦联军队将继续战斗下去：
　　摆脱了保卫一座座城市的负担……我们的队伍能够灵活地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没有什么能比我们坚定不移的决心……更能保证我们最终的胜利……我们［永远〕不会向卑鄙的侵略者求和。
　　在李的两万五千人马继续西进时，十二万五千人的联邦部队正从三面向他们压来，邦联士兵此时仅靠几小把本来用来喂马的干玉米维持度日。
　　在他们后面追赶的联邦部队也饿着肚子，他们急于围歼敌军，将供给马车远远地抛在后面。叛军踉跄前行，路上满是遗弃的武器和背包，他们的人数在日益减少，有些饿坏了的人离队去寻找吃食，其他的人只是为了缴械投降偷偷溜走。一个手执毛瑟枪的联邦战士，碰到一个正在溪水中冲脚的衣衫褴褛的叛军士兵。“这次，我到底把你逮住了！”他喊道。“没错，”累得站都站不起来叛军说，“你是逮住我了，你算捡了个大元宝。”
　　邦联部队的指挥官们和他们部队一样又饿又累，昏了头，4月6日，当他们来到一个叫塞勒（Sayler）溪的地方，他们允许部下将行军队伍分散开来，联邦部队及时地利用这一良机发起进攻。李手下的这支疲劳饥饿之师，在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作了拼死的抵抗。“我看到一些人用刺刀和毛瑟枪的枪托互相杀戮，甚至用牙咬断对手的咽喉、耳朵和鼻子，在地上滚作一团，形同野兽，”一个邦联军官回忆道，“我看到我们步兵中队的一个小伙子，用枪顶住他最要好的朋友（此人穿着北方佬的军外套）的后脑，将他打得脑浆迸流。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单纯的乡下孩子的那种疯狂的得意劲儿……用他的毛瑟枪当棍使，发疯似的抡向另一个倒霉鬼。”但是，到战斗结束时，邦联又损失了八千多士兵，有的死了，有的做了俘虏，占李全部人马的三分之一。
　　费尔·希拉顿电告格兰特：“假如逼得紧了，我认为李会投降。”林肯闻讯后，说了声，“那就逼得紧点。”
　　格兰特给李捎了封信：
　　1865年4月7日，下午五时
　　上一周的战事结局应该足以说服你，继续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你率领邦联军队中被称之为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那一部分人员投降，从而避免继续流血。
　　一个军官敦促李投降。将军愤怒地反问，如果他不打下去，国家会怎样看他。“见鬼的国家，”那个军官说，“哪还有什么国家！一年多了，国家早没了，对于这些当兵的，您就是他们的国家。”
　　邦联部队的行进路线与阿波麦脱克斯河的走向大致相同，这是一条沿岸柳树成行的小溪，有些地方，任何一个乡下孩子都能跳上它和杰姆斯河之间的壶形半岛。“现在，只有一个出口了，”一个邦联将领写道，“那就是位于壶颈处的阿波麦脱克斯场院，格兰特将军离那里最近。”
　　4月8日，林肯和他的夫人乘车经过彼得斯堡城外的一个乡村公墓，“这是个身后归去的风水宝地，”玛丽·林肯回忆道：
　　那里绿树成荫，几乎每一个坟头都开放着早春的花。那里是那样
　　寂静、诱人，我们停下车，在里面走了一圈。林肯先生似乎很欣赏这个地方，若有所思。他说：“玛丽，你比我年轻；我会走在你前面的。等我走了，你将我的遗骸埋在一个如此幽静的去处。”
　　希拉顿再次从侧翼包抄了李的人马，并且在阿波麦脱克斯车站缴获了两车皮宝贵的邦联军需给养。邦联部队得到粮食补给的希望从此破灭。
　　那天晚上，李和他手下疲惫的军官们聚集在阿波麦脱克斯场院附近的一个林子里的篝火边。“〔我们〕在林中他的总部里碰头，”戈登回忆道，“围在一堆慢慢燃烧的露天篝火边上。没有帐篷、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凳子，我们就坐在铺在地上的毯子上，或者架在树根上的马鞍里，我们围坐在老将军周围。”
　　现在，他们几乎完全被包围了，双方力量对比接近四比一，粮源已绝，供给和援军均已无望。
　　尽管如此，李还是下令让戈登再作一次突围的尝试。他手下的一个师团仅剩二百五十人；一个旅仅剩八人。“那些仍然手持毛瑟枪的人已经没有半点士兵的影子……”一个弗吉尼亚的骑兵上校回忆道，“他们的衣衫破烂、沾满泥浆，他们的眼窝深陷，目中无光……〔尽管这样，他们仍在〕等待李将军告诉他们应该到哪里去应敌、作战。”
　　李的第一反应正是如此。4月8日，星期六的晚上，他说：“我将在早晨给他们一个猛烈打击。”
　　次日，正值圣枝主日。天刚破晓，就在阿波麦脱克斯场院外围，戈登的部下将联邦的骑兵赶出自己的阵地，然后向一座小山坡顶横扫过来，山下，一堵坚实的蓝色人墙正向他们压过来——那是联邦杰姆斯集团军的全部人马。
　　“李是前面走不得，”一个联邦列兵说，“后面也走不通，横里也爬不得。”
　　李心知大势已去。北方武装起来的兵力已近百万；而南方则不足十万。“我已无能为力了，”他对自己的副官们说，“但是，要我去见格兰特将军，我宁愿去死一千次。”一个热泪盈眶的副官问他如果他在战场上缴械投降，历史会如何评估他。“肯定是些不中听的话，”李回答道，“但是，这不是关键的问题，上校。关键的问题是，是否应该率领这支军队投降？如果应该，那么就由我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快到正午时，李派出一个举着白旗——实际上是一条白毛巾——的信使带着一张字条，来到联邦阵前。当时，格兰特和他的部将们正在一块地里休息，一个骑马的人从后面赶了上来，“骑马人快马加鞭，”一个记者写道，“挥舞着他的帽子，每颠一次就大喊一声。”联邦军队主帅一直有个头痛的毛病。他打开信封，读了信，然后请他的朋友约翰·诺林斯大声宣读信的内容：李即将投降。“在场的人都没有正眼看周围的战友，”一个记者写道，“最后，炮兵司令达夫上校跳到一根砍倒的树上……建议三呼万岁。结果，只有几声微弱的欢呼响应，所有的人都热泪盈眶、咽喉哽噎。”
　　格兰特本人没吱声，没有流露任何神色，用一个目击者的说法，“不动声色”。但是，他的头痛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李派出查尔斯·马歇尔上校到阿波麦脱克斯场院去寻找一幢可以让他与格兰特会面的体面房子。那里的大街几乎空无一人。马歇尔向他撞见到的第一个平民打问，谁知此人正是当年在第一次公牛道战役之后，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个清静地界的威尔曼·麦克林，麦克林犹犹豫豫地答应将他家的前厅租给军人使用。
　　邦联主帅先到麦克林家。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灰制服，腰悬一口刻花佩剑，显得非常体面。“我可能已经是格兰特将军的阶下囚了，”他向一个副官解释道，“所以我想装束成最体面的样子。”
　　他在那里等格兰特等了半个小时，当格兰特最终出现时，这个联邦军队的主帅身穿一件列兵穿的脏兮兮的衬衣；他的裤子和靴子上沾着星星点点的泥浆；也没挂佩剑。
　　两人握了握手。“李将军当时的感受，我不知道，”格兰特后来写道，“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有一张不会被人忘记的脸……他的内心感受……被掩饰住了，我无法看出分毫。”
　　联邦主帅尽其所能将屋内的气氛轻松一下，告诉李他俩过去在美墨战争中曾见过一面。李说他无法记起格兰特当年的模样。“我们的交谈是那样亲热，我几乎忘了这次会面的初衷。”格兰特说。最后，“李将军提醒我言归正传。”
　　格兰特提出的条件既简单，又宽容。邦联的军官可以保留他们随身带的武器和私人财物；宣称拥有马匹的军官和士兵，也可以保留马匹；“每一个官兵都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中，永不遭受合众国政府的侵扰”。
　　格兰特问李手下有多少人马，是否需要口粮。李说他已不再知道具体数字，但他肯定所有官兵都在挨饿。格兰特向他们提供两万五千份口粮。“这将对我的部下起到最好的效果，”李说，“非常感谢，而且这会在双方民众之间的和解中起很大作用。”
　　依赖尔·派克上校是一个来自斯尼卡的印第安人，他将投降文本抄写完毕，供两员主帅签字。两人签完字后，又一次握手。李先离开房子，骑上“游客”，开始向自己的军营走去。格兰特记得当时“为一个与之较量那么久、打得那么顽强的死对头的失败感到压抑……悲哀，他为那个事业丧失了那么多，尽管我相信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值得为之战斗的一个理想”。
　　在他的身后，联邦的将领已经开始在威尔曼·麦克林家的前厅里的家具上讨价还价。希拉顿花了二十美元将格兰特用过的桌子买了下来。卡斯特将另一张桌子顶在头上带走了。
　　联邦的士兵开始欢呼，炮兵也开始放起礼炮。格兰特命令他们停止这样做：“邦联的人马现在都是我们的俘虏了，我们不能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他回忆道，“内战结束了。叛军士兵又是我们的同胞了。”
　　李的部下夹道迎接他回到营中。“当他走近时，”有个人回忆道，“我们能看到他的马缰松弛……他的头低垂在胸前。当士兵开始欢呼时，他抬起头，手持帽子通过人群，他的脸红了，目光炯炯有神。”杰姆斯·朗斯崔特回忆道，他的部下“眼含热泪地仰视着他。那些还能说话的人们，向他道着珍重再见，那些无言的……用手轻轻抚摸着‘游客’的两侧”。一个军官记得，每“一群人都是以欢呼开始，然后以抽泣结束，他的部下一路迎到他的营帐门前。脸色阴沉、满脸胡须的士兵们扑倒在地，双手掩面，像孩子那样痛哭失声。骑在马上的军官们也失声痛哭”。一个老人喊道：“将军啊，我们永远热爱您！”
　　一群哭泣的士兵，等在李的帐前。“小伙子们，”他对他们说，“我对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你们就回家去吧，假如你们能拿出当兵的样子做良民百姓，你们会干出名堂的，我将永远为你们自豪。告别了，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
　　他转身消失在营帐中。
　　三天之后，北弗吉尼亚集团军正式投降。约翰·B.戈登将军，这个被子弹打穿过脸，在邦联的军旅生涯中四次负伤的老将，带着两万邦联士兵，最后一次向联邦的阵地走了过来，这次，他们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缴枪和缴战旗的。
　　在那里受降的是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少将，他为联邦负过六次伤，当时仍然忍受着那颗在彼得斯堡差点要了他命的子弹的折磨。他怀着一种由衷的敬意注视着邦联军队这次最后的行进：
　　他们踏着熟悉的进军步伐走了过来，战旗飘扬。在队列的最前面，是一面骄傲的邦联标旗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既自豪又蒙羞的典型硬汉子；多么大的艰难困苦和死亡……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现在站在我们面前，消瘦、疲乏、衰竭，但是，他们还站着，眼睛与我们平视，让我们想起那些无法替代的、将我们维系在一起的纽带，这种硬汉精神难道不正是这个经受了如此考验和确认的联邦所需要的吗？……我们这一边，没有号角，也没有鼓点：没有欢呼、没有言语、没有轻声低语或夸耀自得，大家都纹丝不动……而是一种敬畏的沉静和屏息静气，就像瞻仰遗容一样！
　　戈登来到联邦指挥官的马边，勒住了马。就在这时，他后来回忆，“〔张伯伦〕在我们的人来到他们跟前时，下令让他的人马一字排开，身着蓝军装的老兵们向那些被击败的英雄们行了一个持枪军礼——这是一群美国人对另一群美国人致敬的象征。”
　　“听到那一声像机器发出的碰枪致礼的脆响，”张伯伦回忆道，“戈登将军怔了一下……〔然后〕圈回他的马头，面向着我，用马刺轻轻刺了一下马，马稍稍向后退了退，当他圈转马头时，那马和骑马人做了一个动作，马头向下垂，优雅地鞠了一躬，戈登将军将佩剑剑端点了一下脚趾致了军礼。”
　　消息很快就在全国传开。一个飞马而来的信使对着正在北卡罗莱那州行进的舍曼手下的第二十军团传来了这个捷报，一个得意非凡的士兵大声冲他喊道：“原来你就是我们等了四年的那个狗娘养的呀！”
　　那个来自弗吉尼亚的、亲手打响内战第一炮的老分裂派艾德孟德·拉奋不愿与“背信弃义、恶毒凶险、卑鄙可耻的北族”一起生活在一个重新统一的联邦里，用一颗子弹掀掉了自己的天灵盖。
　　“我们四散飘零了，”玛丽·切斯那特写道，“震惊之余，我们破碎的心灵仍有活性的那部分充满了兄弟之间的怨恨……究竟是谁的错？每个人都在指责别的人。只有那些死去的英烈与战场上的逃兵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
　　在华盛顿，夜空中焰火齐放，政府的建筑灯火通明，大群的人来到白宫周围，要求林肯出来与民众共庆胜利。他太累了，只能作一个非正式的演讲。“我一直认为《南方热土》是我听过的曲子中最好听的之一，”他对欢庆的人群说，“我们的对手曾试图将这首曲子变成他们的专利，但是，我一向坚持不放手……〔昨天〕我们将其缴获了。我请教了一下司法部长，他对我说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法学观点，认为这是我们合法的战利品。现在，我就请乐队帮我一个忙，演奏一下这首曲子。”
　　就在乐队演奏这首曲子时，约翰·维尔克斯·布斯的一个朋友发现他正一个人呆在离那里只隔几条马路的“国立旅店”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他问他是不是想到外面去喝几杯？“想，”布斯说，他现在往酒吧里一坐，就能喝掉一夸脱的白兰地，“只要能赶走这满腔愁绪就行。”
　☆行刺
　　1865年4月4日，耶稣受难日。这又是桑姆特堡投降四周年纪念日，正午时分，在被炮火摧毁的堡垒中，四年前这里的守将罗伯特·安德生少校在旗杆脚下立正，准备将1861年他被迫降下的那面破碎的国旗重新升上旗杆。
　　一个北方的贵宾代表团和四千余名前奴隶在现场观看。当安德生开始讲话时，一个北方妇女回忆道：
　　一开始，我听不到他说的话，因为他的声音传过来变得含糊不清。但是，一下子，他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我感谢上帝让我活着看到这一天。”他又说了几句，然后开始升旗。旗帜慢慢升起，垂吊在那里……那是一面日晒雨淋、单薄、经过战火洗礼的旧国旗，已经用不了多久了，但是，当它升到围墙之上时，突然一阵风吹来，它一下展了开来，在我们头上高高飘扬。
　　就在安德生少校升旗的时候，约翰·维尔克斯·布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场停留了一下，领取他的信件。一个舞台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总统和格兰特将军那天晚上将来看劳拉·琪妮（Laura Keene）演的英国喜剧《我们的美国表亲》。
　　布斯闻讯，心头一动。绑架没有成功。刺杀可能成。“我们的国家的所有不幸全都归咎于〔林肯〕，”布斯后来写道，“上帝……将用我的手来惩罚他。”
　　他给当初策划绑架的那伙人布置了新的任务。路易斯·鲍威尔负责刺杀因马车事故正在家中养伤的国务卿威廉·史伍德。乔治·艾特兹洛特负责行刺副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那天晚上，格兰特夫妇辞退了看戏的邀请，离开华盛顿，前往费城。林肯夫妇来到剧场，在总统包厢里就座。和他们一同就座的是亨利·莱思波恩少校和他的未婚妻卡拉那·海瑞斯。
　　戏被观众的鼓掌声和乐队演奏的《向总统致敬》打断了。
　　总统似乎很喜欢这出戏；他的夫人拉着他的手。
　　 Montchessington太太：这笔遗产没有继承人吗,Trenchard先生？
　　 Asa Trrenchard：哦，早没了。
　　奥格斯塔：什么？没有遗产？
　　 Asa Trenchard：什么都没剩，他们找老头的财产找错门了。
　　布斯在一家附近的酒吧里喝了两杯白兰地，然后，回到剧场。他趁着观众哄笑的当口，悄无声息地溜进总统包厢，左手握着一柄尖锥，右手捏着一把短筒手枪。
　　 Montchessington太太：奥格斯塔，亲爱的，回你的屋里去。
　　奥格斯塔：是，妈。这个歹毒的家伙。
　　 Montchessington太太：我知道，Trenchard先生，你不习惯上流社会的举止言谈。
　　 Asa Trenchard：不懂上流社会的做派，是吧？不过，我想我怎么把你这个勾引老头的骚货里外全抖个干净还是知道的——
　　就在此时，布斯开了一枪，然后用尖锥刺伤了莱思波恩少校，然后，从包厢前沿跳了出去，他右靴上的马刺缠住了挂在包厢外面的装饰旗，结果摔倒在舞台上，把腿摔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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