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议员对老议员
卫星传送造成权力游戏中更广的变化。电视从结构上改变了美国政治的面貌。它改变了国会做事的方式，在华府造就了一批新生代政客，老人若不被逼得改变旧方式，就只有隐退一途。“映像管大哥”不但把不断进行竞选的技巧融入国会运作之中，同时也强调了和电视一起长大的雅痞政治人物与灰发、老式“政治家”之间的代沟。后者在人生向晚之年已不得不去适应视讯政治。虽然偶有倒外，一般而言，新老议员之间的代沟，1974年已见于民主党内，约4年后亦见于众院的共和党内。
就在倒转乾坤的1974年选举后,75位新当选的民主党议员中的龙头老大吴斯，接到众院议长艾伯特一通电话，一开始双方就不甚相投。据吴斯回忆，艾伯特向他道贺：“并说：‘我会邮寄一些东西给你，其中包括医疗、退休照顾、特别停车证等一切东西。’——好像这就是我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原因。”
艾伯特接着对吴斯说：“噢，还有一件事，12月间我们在此地有一个组织内的小型聚会，希望你也能来。”话中暗示有什么重要的事，但吴斯嗅到了什么。结果那是众院民主党的党团会议。密苏里州的波林等自由改革派议员，在会上向1971年开始实施的资深制度挑战。吴斯与另一名纽约州民主党新当选议员派提森决定拜访艾伯特议长。
当他们求教议长如何在众院中组织同期新进的民主党议员以形成力量时，艾伯特建议他们把这件事留给他的副手们去处理。但吴斯一帮人自己做了。他们筹集了1.5万美元，辟了一间办公室，聘用人员推动他们的工作计划：国会改革与反对越战。他们不愿静默地等待前辈传唤，自己搞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例如组织同期议员餐会，并邀请众院领导参加，或孟浪地要求委员会主席答覆他们的问题。这些在高位的委员会主席过去从未遭遇过挑战。
他们向大老们夺权的举动，成为全国电视网的新闻，然而这些新鲜人都还是新面孔，以至于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雷纳兹就把吴斯错当成蒙大拿州的鲍克斯。鲍氏也是一位仪容端整、沙色头发的西部人。最后，改革派在加州的波林、柏顿，与威斯康星的欧贝等议员领导之下，利用新鲜人作震撼部队发动起事，一举推倒了三名委员会主席，在众议院引起一场大骚动。而这些事全部发生在民主党新进议员尚未正式宣誓就职之前。在一个聚会中，于珍珠港事变之前便进入参院、有福克纳风格的密西西比州的惠腾，趋近吴斯，只听他尖酸地说：“你还没有宣誓就职呢，三天来连续上全国电视，我这一辈子在国会33年，还从来没有上过全国电视呢！”
选民反水门事件的情绪，使许多民主党新人在共和党的铁票区内当选。他们在竞选时走中间路线，与党的关系不及老议员那般紧密，而且他们也轻视传统的党组织。1948年即进入众院，属杜鲁门派的民主党议员波林说：“这一群崭新的议员不太像民主党政治人物。”他说：“他们夺走民主党的选票，但他们自己策划竞选。他们很善于利用媒体；水门事件造成的情势促使他们获得大胜；他们不依靠党；他们唯一真正感兴趣的可能只有反越战与改革国会，而这两件事使他们结合在一起。”
这些新生代对高科技问政方式趋之若鹜：他们竞选时标榜个人而不标榜党派。一朝进入国会，他们越过原有的权力阶梯玩起视讯政治的新兴游戏，而且迅速晋升。他们当中有半数进入了参议院，其余的人也在众议院成为大牌议员。新、老议员之间还有一些微小的差异，例如老议员习惯晚上聚在“大学俱乐部”玩牌；新议员则戏谑地自封为“硬木党团”，则在下午到众院体育场与共和党议员一起打棒球。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反映出不同的嗜好与成长环境。
奥尼尔的发言人马修斯说：“新生代议员诞生在电视摄影棚里，而老议员诞生于政治俱乐部中。”41岁的马修斯，有着新生代的能言善道，又有着北费城爱尔兰裔的老式性格，可谓一种奇妙的混合。他接着说：“这是高科技民主党人与街角民主党人之间的不同。老一辈议员按部就班的晋升，就像奥尼尔一样，他们非常讲究论资排辈。他们之间保持友谊，保持结盟。他们带谁参加舞会就与谁跳舞，他们关系紧密。新生代议员的聚合宛如一夜风流，他们总是在组新的结盟；他们总是为形象以及如何定位动脑筋。他们决定要什么形象，就把自己塑造成那个形象。”
人的出身可以说明许多：老一辈政治家，如奥尼尔与罗斯坦考斯基，成长于天主教信仰强烈的族裔社群，这种背景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外观与方言，而许多新生代的先祖是英国新教徒，在郊区长大。
有一本书十分诙谐而引人入胜，书名是《山上的部落》。人类学学者惠得福在书中，把两种政治人物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权力游戏，用部落里的两种角色——巫师与战士——来诠释。部落里的巫师能治病救人、念咒保护战士、祈雨、配婚。“在一个部落里，头目和战士的权威来自地位，而巫师的权力，是和他所表现的自信以及掌握追随者情绪的能力成正比。”惠得福写道：“他们宣扬、利用、以及最后再来帮助凡人缓解他们最大的恐惧。他们把看不见的鬼怪弄成确实存在的威胁，然后由他们出面驱魔。在华盛顿的政治世界里，巫师们召唤的倒不是可怕的邪灵，而是世界恐怖主义、黑手党、垄断的秘密组织，道德的多数或不道德的少数。”相对的，在国会山庄的部落里，军事领袖玩的是全然不同的一种权力游戏。惠得福说：“他们审慎的挑选一个组织性的地盘，徐徐控制它，巩固它，渐次向外伸展，扩张该特殊地区的范围。”惠得福曾担任俄亥俄州葛林参议员的助理，目睹过这样的过程。他说：“他们玩的是一场耐心游戏，在某一范围年复一年缓慢的增加幕僚；他们的目标是以当议员为终生职业，愿把余生留在国会，并不想问鼎白宫宝座。即令这些战士也许在国会中默默无闻，他们最后也能有自己的团体，把力量从国会向外伸展至政府的内部，能运用的影响力远超过媒体倾向的政治人物。”
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某些老辈政治人物已学会新生代的技巧，而某些年轻政治人物也娴熟于老议员密室政治的能力。兹举一例，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如奥尼尔、莱特、佛利均学会了如何掌握媒体，而罗斯坦考斯基为了使他的委员会通过1986年税制改革法，也举办经济讨论会。新生代中的佼佼者也都是能力极强的立法者，如众院预算委员会里密苏里州的盖甫哈特、加利福尼亚州的潘乃塔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葛瑞等。
持久竞选招数之一的视讯政治也明目张胆地侵入国会的运作。1979年，众院开始电视转播会场开会情况；1986年，参院也这么做了。两院中，深通电子媒体个中三昧的年轻议员，惯于早晨在议场发表简短的时事演说，希望几个电视网予以采访。在辩论中，有些议员架起大字图表，以便电视取得良好的镜头。
随着政治风格的变化，政治顾问也逐渐进入议员团体的核心——不仅在竞选期间，而且在议事的会期内也如此。他们也是改变华府权力游戏的一种人。举凡媒体顾问、政治谋士、民意测验专家、直接邮寄作业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政治巫师，他们已取代了往昔包揽选举的党工人员。
卡特与里根在白宫时，每于发表重要演说前都先与他们的民意测验专家磋商（卡特找卡岱尔，里根找沃斯林），他们连最细微之处也不放过。但很少人知道，老一辈的众院议长奥尼尔也有一个6名政治顾问组成的“内室”向他献计，教他如何规划民主党全盘立法策略，以及如何反对里根又不得罪选民。
有一次，我坐在民主党一流的民意测验专家及谋士何特的办公室内，那时他刚辅佐罗伯在1981年的选举中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不久。电话铃响了，何特拿起来谈了10分钟——罗伯向他详细求教如何制定施政计划表以及如何拟定就职演说。伊格顿参议员在第三任任期将届满前埋怨地说：“今天，你用的不是你的大脑或胆识，你用的是你的民意测验专家与制片。他们已取代了地方党工。在竞选时，他们教你一些东西，选举后游戏还得继续玩下去。如果你有一名优秀的民意测验专家和一名优秀的制片，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掌握问题，以及如何在30秒的画面中触及要点。你学会了什么会上圣路易或堪萨斯的夜间新闻。你学会了什么样的新闻稿配合适当的标题，可以上《圣路易邮讯报》的第三版。他们能教你许多东西。所以你一旦来到这里，你会说：‘我必须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
下面说的事千真万确。当参议院决定透过电视转播院会时，幕僚人员担心芥末色的墙会显得太灰暗、而建议改成蓝色或带点土色。有些参议员，包括杜尔在内，抱怨两旁的四架摄像机角度太斜，照出来的人像不好看。共和党有名的媒体顾问艾雷斯成了求教对象，至少有1/3的共和党参议员秘密约见艾雷斯。媒体顾问已不只是为参议员制作竞选广告，而是教导议员在参院议场内要如何举止才像个参议员！
艾雷斯对他们说：“听好，从现在起，你们必须在参院的会场内以最好的表现示人。在会场露面应与发表重要演说无二。有四条重要定律：如果你没有准备、如果你不投入、如果你不镇定、以及如果你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选民是不会谅解你的。如果你希望受欢迎，你须有被人喜欢的条件，这不光靠你的言词——还有你要传达的讯息、你的精力、你的双眼、你的衣服，你的每一件事。如果你希望有人缘，就须表现出专注。一般而言，选民喜欢专注的人。那是一个很讨好的特质。”
迎合媒体
显然这种“不断从事竞选活动”的媒体政治已成了最重要的事——不仅为了政治生存，也为了晋升领导阶层。1974年这一届民主党议员有6名厉害角色转到参议院：吴斯、陶德、西蒙、哈金、桑格斯和鲍克斯。1988年有许多新生代议员出马竞选总统：盖甫哈特、坎普、西蒙、高尔，他们各有其电视形象。
即使是留在众议院的人，也在为了议员生涯的更上一层楼而玩媒体游戏：他们不仅要迎合家乡父老，也要迎合华府的低级趣味——报纸与电视。
猎取“头条新闻”枪法最准者之一为索拉兹。他于1974年进入国会，是布鲁克林区的民主党人，聪颖、能言善道，专攻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事务。菲律宾政治危机期间，索拉兹有恒地耕耘报纸宣传。1983年8月，反对党领袖阿基诺遭暗杀后，索拉兹飞至菲律宾。索氏参加了葬礼，设法让媒体拍了许多他注视躺在棺木中的阿基诺的照片，并成为《新闻周刊》国际版的封面。当克拉松当选菲律宾总统时，众议院院长奥尼尔写封信给克拉松，表示若她到华府，身为议长的他将乐意安排她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演说。奥尼尔将信交给索拉兹，以转交给克拉松，因为索氏是众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未料索拉兹在拿到信的几个小时内即召开记者会，并加油添醋地说：奥尼尔已邀阿基诺夫人访问华府，并指派他前往马尼拉邀请。说毕，索拉兹即整装前往菲律宾。
在1986年菲国选举舞弊传闻，以及有关马科斯家庭藏匿财产之说甚嚣尘上之际，索拉兹也如影随形无所不在。据其幕僚计算，5个月当中他出现在电台与电视台达34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计有80篇文章引述他的话。有些同事指责索拉兹独吞媒体，但漫画中那种头发一丝不紊的帅哥型电视政客并不适合用来讽刺他。他是个有头脑的立法议员，能迅速掌握重要问题并提出政策观点。到现在，他已经望重一方；多年来的公关使他比大多数较他年长的议员更出名。
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中，还有一个与索拉兹风格不同的媒体艺术大师——亚斯平。1985年他挟其大半由媒体建立起的声势，打败6位民主党资深议员而当上众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斯平于1970年在威斯康星州选上众议员之前，曾在五角大楼任职于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手下。他与索拉兹一样博学多闻。更由于他持续地拿捏准时间的文宣攻势，更使得他深得报界重视，俨然成为国防问题上消息灵通、有影响力的人士。他揭发过陆军拿小猎犬作毒气试验、海军的方阵导弹在一次模拟测试中锁住一艘美洲友国的船只的乌龙事件，以及五角大楼的津贴制度浮滥，也向里根的重整军备计划挑战过。
亚斯平的技巧包括如何运用报纸的许多窍门。他说，基本法则之一，是提供真正新鲜的消息。亚斯平说：“要站在趋势的前端”，或预见新闻的发展方向抢先一步，千万勿去追逐旧闻。第二条基本法则是新闻稿要选在新闻清淡的日子发布。亚斯平典型的做法是，发一则读者会深感兴趣的五角大楼秘闻，稿子算准了会刊于周一的日报，因为周一报纸上很少有大新闻。他的新闻稿在周四下午两点以前送往报社，便于记者在周五发稿，使记者能在周末轻松度假。而针对周一见报，是为了保证他的新闻不至于被周日的大量新闻所淹没。亚斯平的新闻经手人，把他的资料送给懂国防或武器管制问题的记者。我知道他们有过将一则新闻稿影印后，分送5名《纽约时报》的记者与编辑，利用人类的竞争本性来确保总有人会刊出他们的东西，这一招很管用。
最后，亚斯平在这个视讯政治时代显得颇不寻常，他有两个理由偏好文宣稿甚于电视记者会：第一，他的问题复杂，只有文字记者有足够空间予以说明；而如果文字表达效果良好，电视自会跟进采访。其次，亚斯平认为发送新闻稿时若附上相当详尽的研究报告，新闻照他原意刊出的机会较大。记者会则有可能出现不可预知的后果。
亚斯平对《华府新闻评议》说：“我觉得记者会毫无价值。有些人问些没水准的间题，回去后随便写就一篇报导。一个经过大力推动的研究报告与新闻稿，价值抵得上20个记者会。”
在众议院共和党员之间，新生代议员最擅长于打知名度的当属金格里治，他所获得的注意实已超出他立法的能力与势力。金格里治原为西佐治亚大学历史教授，个性横冲直闯极易与人摩擦，但他心思灵活好作知识之战。金格里治对视讯政治有他独特的敏锐，对怎么玩这种游戏也有自己的观点：要声势浩大、要有创造力、要过分、要大声、甚至煽动也成。他是典型的“爱现”，对制造对立和出点子的兴趣高于通过法案。
金格里治45岁，还很孩子气，有无穷的精力，头大如狮，有一头乱如拖把的浓密灰发，讲话像机关枪。他堂而皇之地宣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政府”；“我们正在搞一场革命”；“我们有万丈的雄心：我希望搬动地球，而我也正在做。”在他的《机会之窗》这本书里的景象，是亚当斯密与高科技的奇怪混合，既要在地球上删去政府，又推销支用政府经费的太空计划；要在月球上设置工厂，以及航行到“太阳系的希尔顿旅馆和麦玛雅特旅馆”。
政治上，金格里治不仅挞伐卡特总统、奥尼尔以及“自由的福利国家”，他也一样抨击共和党人。他是一位如假包换的里根主义者，1978年时骂尼克松与福特总统“工作干得糟透、令人扼腕”，并说连高华德算在内，在他有生之年共和党“未出过一位有能力的领袖”。后来，金格里治又卯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杜尔，说他是“福利国家的税务员”（杜尔反唇相讥说金格里治“聒噪，但未见有任何影响力”）。许多次，他嘲笑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是被阉割的“宦官”，呈现“一种失败主义、屈居少数的心态”。
金格里治从亚斯平那里偷学了一招——选在冷僻时段发言以博取注意。他善于利用众院议程中的一些冷僻时段。夜间七时左右，一般议事结束后，众院进入所谓“特别订货”时段，个别议员可借此时发表长篇大论演说，因为其他议员已经回家。金格里治集合了一帮在“保守派机会会社”里志同道合的共和党右翼，如明尼苏达州的韦伯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华克。这时C-Span有线电视网仍在转播众院开会实况，这些人就在这个安静的时刻宣扬他们的里根主义。摄影机系对着讲桌，电视观众根本看不到此时议场里已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金格里治就这样使C-Span每天25万余观众听他演说。
金格里治的策略是激起民主党的反弹与反击。1984年5月，金格里治发动攻击，造成喧然大波而且让大众目睹了精采的一幕。5月8日，金格里治与华克利用“特别订货”
时间宣读保守派组织“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对大约50名众院民主党议员的外交政策观点一一点名抨击，指责这些民主党人从越战到中美洲政策一直抱失败主义态度。某些人很愤慨，指责金格里治一伙拿麦卡锡的往事借古讽今。两天后，奥尼尔在未予警告的情况下，命令众院的摄影机拍摄议会会场全景，向观众显示金格里治等人演说时民主党议员其实并未在场。奥尼尔斥责这些共和党议员的演说是“专供家乡消费的赝品”。
不过如果以为新生代政治人物就只会能言善道，而少从事立法那就错了。这种能言善道的印象，也许适用于金格里治、赫金丝，和其他在1986年选战中败北，只做了一任参议员的共和党议员。
但绝不适用于新生代中最优秀的一批议员。他们现在已经成为能发挥作用的立法者和传播家。像密苏里州的盖甫哈特，他的影响力和立法效率，是其同侪议员中第一人。在1988年的总统选战中，他是实力不弱的竞争者。
从很多不同角度来看，盖甫哈特能将内在政治与外在政治的技巧作罕见结合，其优越的表现实胜于肯尼迪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比众院里其他任何新生代民主党员更能体现世代的区隔——不论在内涵上还是在花招上。他不仅能玩视讯政治的外在游戏，并且也能从事让国会发挥功能的合纵连横，也就是所谓的内在政治。在电视上，他是民主党在各项全国性问题上口齿清晰的发言人；在国会里，他也常是长期谈判的中心人物，专门处理一些棘手、错综复杂、须讲究技巧的立法问题。
如果国会像一所高中，盖甫哈特则是典型的班联会主席：集美国人的好看标准于一身、勤奋、有思想、急公好义；在他沙色的短发下，是诚恳、专注的眼神、坚毅的下巴与开放、接纳人的脸庞。
47岁的盖甫哈特于1978年首次进入国会。他和其他新生代一样，渴望见到他这一代取得国会主导权。他利用代沟向老一辈领袖施压。例如1984年底，盖甫哈特与加州的顾埃留组织了众院年轻的民主党人集会，这些集会成为发牢骚批评众院民主党领导层的大会。奥尼尔议长对此深为不满。盖甫哈特甚至放话出去说他可能在奥尼尔退休后，要与莱特争夺议长地位；聪明的是他并不硬碰硬。他对奥尼尔和颜悦色，后者的咒骂目标就落在顾埃留身上。但盖甫哈特后来在税制与保护主义问题上与莱特起冲突。盖甫哈特有计划有步骤的追求，得到了民主党党团主席的地位，这是众院内民主党议员中的第四号领导地位。这就是盖甫哈特的标准作风，他是逐步求变而不搞革命。他肯妥协，搞合纵连横，等待最佳的机会。老议员经常批评新生代缺乏一些技巧，如一对一的政治手腕、为通过法案而调和派系冲突、察觉政治风向，以及表决前精确计算票数。但他们把盖甫哈特视作例外。奥尼尔的副手之一欧唐诺夸奖说：“他是那一群人当中最会计算票数和拉票的人。他对众院了若指掌。我认为他之所以能精确计算票数是因为他肯听别人说话，而且别人尊重他的政治直觉、他的政治判断。他不允许问题因他和其他议员的私人关系而转移。盖甫哈特其实是很棘手的人。”
1981年，当民主党在里根的猛攻之下残喘时，盖甫哈特结合吴斯等人发展一套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他们着眼于加强美国工业竞争力的途径，像资助研究与教育，以及推动高科技工业。更有成果的是，盖甫哈特加入布莱德利参议员阵营，联合提出降低税率与关闭经济漏洞的计划，这个计划为里根所接受，并于1986年在国会中通过。
1987年春，盖甫哈特提出后来成为他注册商标的强硬保护主义立法——这是一项要求对日本等国家，在它们不肯降低对美国大幅贸易顺差时，进行关税报复的修正案。尽管议长莱特、多数党领袖佛利、筹款委员会主席罗斯坦考斯基，以及里根的白宫与共和党领袖们联合反对，盖甫哈特仍拉到201名众院民主党议员联署，显示他对内在权力游戏的精通。最后，盖甫哈特的修正案以218票对214票获得通过，成为他在同辈之中号召力的一个明证。
罗斯坦考斯基对我在《纽约时报》的一位同事说：“如果这个修正案不是盖甫哈特所提出，我们一定可以击败它。盖甫哈特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年轻人。”
盖甫哈特颇能掌握住他立法的技术性的细节，他说话很带感情。不过他的修正案在参议院被封杀了。但更大的损失是，他被批评为不惜冒触发一场灾难性贸易战争的危险，来争取劳工组织的支持。这种批评主要系来自白宫与新闻界。
大体而言，盖甫哈特对问题的立场以及他的策略，都标举着他是新生代——不像老辈议员那么讲意识形态与死硬派。例如1985年，盖甫哈特担心在里根大胜当选连任后某些南方民主党人可能准备脱党，于是领头组织新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这是一个政治新秀的结合，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南方与西部。组成这个团体的目的，在把这些人挽留在党内。这个团体以盖甫哈特、前弗吉尼亚州长罗伯、佐治亚州参议员纽恩及前亚利桑那州长巴比特为核心，特意突显其独立于原有由北方人支配的民主党领导层之外。新生代风格的电视竞选与组织、以及新生代关心的问题，是它的表征。
新团体的组成以及盖甫哈特的领导角色，尤其显现出他日益从关注政府事务和国会内在游戏，转变为关注持久式竞选的外在游戏，而他这回竞选的目标已提高至总统一职。1985年时，距1988年的大选尚有3年，此时盖甫哈特已将6成时间用于竞选，经常不在华府，近年花在竞选的时间更多。1987年他经常不在华府，5月中旬他的新闻秘书傅利说：“上星期盖甫哈特留在华府的时间是三天半，这是一大例外。”要不是因为他的贸易法案要表决了，否则他在路上的时间还要更多些。
利用邮寄作“小众传播”
显然，电视是权力游戏中光芒四射的尖端。知名的新生代政治人物，都成功地运用视讯政治的技巧来竞选总统。但对大多数国会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寻求连任及持久竞选，主要还是靠身为国会议员所享有的免费邮寄特权。
新生代十分彻底地利用免费邮寄的特征。1984年，国会的邮件到达令人吃惊的9.2亿件的数量，比4年前多一倍不止。这意味国会每年240天会期当中，平均每天的免费邮件数量达3836142件。
一位参议员——加州共和党籍的威尔森在1985年初，发函给该州数百万选民，花了纳税人的钱达100万美元以上。（相当于威尔森在1982年竞选时全部支出金额700万美元的15%）。
技术上而言，免费邮寄的目的是让公职者报导他们的“公务、活动与职责”。按规定是禁止利用其谋求政治支持的。为了防止过于明显的自我推销，国会立了一些规定，如选举前60天不得寄大宗邮件；在大宗新闻信里，每页使用“我”字不得超过6次；每页的个人照片不得超过两张。话虽如此，却掩饰不了免费邮寄的真正企图。这从使用量即可明白——在选举年上升，非选举年即下降，呈云霄飞车的陡升陡降形态。例如，1981年会计年度，国会邮件仅支出5000万元余，1982年加倍。至1983年，下降至大约7000万美元，然后在1984年选举年一跃为1.1亿美元。1985年的数字为8000万美元，1986年预定为1.44亿美元。后来由于国会要大力降低赤字，不得已把1986年的邮费支出减为0.96亿美元。
邮寄在持久竞选中的角色与电视非常不同。电视是大众传播；它将一个综合的信息送至最大范围的观众。老式新闻信在寄发至某一州或地区给每位选民时，也是如此，但新式经过精密规划的直接邮寄，发挥政客们所称的小众传播效果——区隔选民，供给专属的信息。小众传播是候选人一对一的会见选民的极致；次之的最佳方式，据专家们说，殆为发掘小团体的想法并搭上线后，以他们为对象进行直接邮寄。其奥妙在于利用大量行销的现代技术，而仍能传达个人的接触。为“共和党国会全国委员会”工作的一个专家希姆斯说：“像政治中的每件事一样，形象是最重要的，而目标是尽可能的说服许多人：我这个公职人员，知道并且关心对他们而言相当重要的问题。”
率先利用邮件攻势的，是目睹自由派使用主要媒体如鱼得水因而深感挫折的保守派。其先驱之一是李普曼，他原为以色列恐怖分子，后来成为共产党人，最后信奉了天主教，成为小巴克来的朋友，并组织了“百万人支持中华民国委员会”。李普曼在50年代与60年代，把那个百万人名单作了其他用途。后来，他把该名单分给一名亲信共同使用。后者用其为赫姆斯参议员及“新右派”开发出大笔经费募集的潜力。在70年代中期，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布洛克，推动共和党大量利用直接邮寄来募款，成就有目共睹，并用这些钱由上而下重建了党组织。
这些技术迅速进军到政治竞选领域内，因为候选人发现他们可以把不同的信息递送给不同的选民。
亚特兰大一家直销公司“三角洲集团”总裁海克说：“借着电脑区隔市场的能力，我们能够找到关心某一问题与有动机的人。你可依选民兴趣所在，例如将堕胎问题和枪枝问题的游说者予以分类。
在以前，你必须四处演说及设法见到每个人。有了电视以后情况更糟。大众化政治演说的内容越来越广泛，也减少了问题取向。于是候选人在专门问题上以直接邮寄作一对一的联系。直接邮寄的优点是我能在你家里与你沟通，直接向你推销，对你说你正想听，以及我不想让别人听到我对你这么说的话。”
把你的名单精益求精——勿把时间、金钱和气力浪费在敌对或无所谓的团体。有些国会议员从在选举中支持他们的组织得到成员名单——如小企业联盟、农民团体、退伍军人组织、海外作战退伍军人组织、环保团体、工会。他们也把寄信来或来过他们办公室的每一个人的姓名输入电脑。好的名单很有用，一些选情接近的地区或摇摆的州，那些会员所提供的名单尤其有用。那些会员分送大量问卷，主要目的是让人们说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观点。回覆问卷的人就分门别类的被编入邮寄名单。
举吴斯的做法为例。他在1974年得票51%当选众议员，为了当选，吴斯辛勤的建立他的邮寄名单。8年之间，他的电脑名单从总数2万人增至15万人，共分1000种档，如“商业档2万人；环保档6817人；2683人强烈关心能源问题；117人关心妇女问题，包括8人关心矿区妇女问题；1136人系来信就冻结核武器问题表示意见者；1948人系谈赤字问题者；300多人关心交通问题，这也是吴斯拿手的项目；还有“表三”上吴斯见过面的18000人。（“表一”为亲属，“表二”为友人。）
当了参议员以后，吴斯可以使用参院电脑中心，该中心有180名工作人员，1986年的经费为3190万美元。它的激光印表机每天可印5万封信。参院的电脑储存数百万计选民的姓名、住址与兴趣，分档达3300类以上，有些分类虽十分奇异但在政治上很有用。如“肥猫”（政治捐献的大亨级人物）、“犹太团体与事业”、“财经保守派”、以及“高级官僚”等是。所谓高级官僚是指得某些参议员之助才当上官的。
这些邮寄表面为国会公务，骨子里却在尽力搞个人关系。共和党军师史东所说的要点包括：闲话家常的口气和妙语如珠；段落要短；要“充实”，选民的姓名、他所属的乡里、团体或促成他来信的事，尽可能在信中予以提及，以增亲切感；墨水要使人看不出是机器签的名，最好是“一种在弄湿或手指擦过去后会晕开的蓝色墨水。成百上千的人相信，他们所接获里根或有些参议员的信，确实是由这些人亲自签名的”。
吴斯邮寄给选民的信件讲究亲切感。平时他与人谈话时，助理在一旁随时记下要点，而后将这些资料输入电脑。所以寄出一封信时，其中能提到某人的姑妈莎拉，或他们前次与吴斯的接触。邮寄被认为攸关政治的生死。吴斯的行政助理雷费回忆吴斯宣布要竞选参议员那天，在科罗拉多州奔忙了一天，最后于丹佛一家大饭店举行的募款晚会结束后，才在深夜喘一口气。宾客离去后饭店的宴会厅只剩下吴斯、一群助理和一位饭店管理员。
吴斯走过去把手伸向管理员说：“嗨，我是吴斯。”
那个人回答：“议员先生我认识你。1975年我寄过一封信给你。我对代表科罗拉多州的每一个国会议员都写过同一封信，但你是唯一的回信的人。我一直会记得这件事。我也许不会再给你写信，但不论你竞选什么，我都会投票给你，因为你在乎我。”
关说政治
在像费城、芝加哥、纽约或波士顿这样的大城市，一想到“政治人物”，脑中的印象就是选区政客或邻里长，也就是人们在遇到移民、开罚单、接到卫生告发单或小孩触犯法律时去找的人。去找“政治人物”有如去求部落酋长或民选法官。这个人替代你到官署解决你的问题，选举日他也要察看你和家人以及你的老祖母是否支持他的候选人。现今的情况是，参、众议员也介入这一套游戏，替选民向联邦政府关说，以换取选民的支持。有些人说，联邦官僚体系行政效率不彰令国会议员从中得利，此话可能不假，因为它让议员的幕僚成为乡亲们的主要关说人。
达马托参议员在这方面的表现无人能出其右。他是一位有干劲、有竞争精神的纽约客，把分肥政治和施惠政治运用得十分成功。达马托在长岛拿梭郡的共和党政治机关里逐步爬升了20年后，于1981年爬到参院，当时参院同事并不看好他还能连任，他们认为他是小角色，接触层面狭窄，声望与影响力皆不足以与其前任贾维茨或民主党的莫乃汉这些纽约州大牌参议员相比。但达马托有他自己进行持续性竞选的方式。以他党务出身的标准作风，他开始在全州施惠，任何与纽约相关的事，他总借机出名。
经过多年耕耘，他在人们口中，正如纽约市长郭德华与水牛城市长葛瑞芬口中称赞的一位不忘乡亲的政治人物。郭德华对我《纽约时报》的同事说：“如果要催护照，你一定要找达马托，但如果你想讨论对中共的政策，你会去找莫乃汉。达马托是闲不住的人，请他做什么马上就办。莫乃汉长于思考，能看到政策的终点、理论的终点，也是相当有用的一种人。”
达马托的新闻秘书解释说：“做一个市镇的地方官，凡事要为市镇上的百姓争取。达马托以全州为己任，而委员会里的职位是他照顾选民之钥。”达马托参加了拨款委员会；银行、住宅与都市事务委员会；他挑选的小组委员会，都是处理与（纽约州利益）如运输与消费者事务有关的。审核拨款的地位使他争取到一件财政法案资助纽约州中部雪城大学的国防研究；施压五角大楼在上纽约州的鼓堡部署一个陆军轻装师以及在斯得顿岛派驻一艘战舰；得以向里根政府要来1.4亿美元经费，用以多雇用些海关干员及海岸防卫队人员，来打击纽约州各关口与港口的毒品走私。
达马托私下与白宫讨价还价已是人尽皆知，他在MX导弹等大事情上支持总统，来交换联邦政府对纽约州的“采购清单”。有些参院同事戏称他为“市长”，因为他对自己的地域观念毫不脸红，还用投票权来交换政治利益。
共和党籍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鲁德曼说：“达马托出身是郡守，他在参院里还是一名郡守。”
参院共和党党鞭怀俄明州的辛普森对我说，他曾在“周三俱乐部”（共和党的一个午餐聚会），否认自己是西部用水计划的推销商，并咧嘴对着达马托说“各位要看一个真正的推销商，请看达马托。”在座的参议员们哄堂大笑起来。
共和党国会全国委员会的希姆斯告诉我：“我们的调查显示选民服务——特别是在众院——比问政更重要。选举众议员时并不是以问题为取向。有相当的证据显示，人民对一位众议员印象的好坏，与他们的投票很有关系；选民反而不在乎他对问题的立场。”
业绩政治的主要目的是打入选民心中，向选民表示关怀与同情。新泽西州参议员布莱德利拿这种技巧发明出很有创造性的变体。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出身的罗德学者（译按：为获得英国罗德奖学金赴牛津进修的学者。获选罗德学者为一项殊荣）。又是纽约尼克队篮球明星，已经有了知名度，因此不需要在华府追逐聚光灯以求出名。他选择经营内在政治,1982年4月因提案大幅改革税法防堵逃漏、降低税率而颇获好评。
在家乡，布莱德利开创出另一种选民服务网的典型。他40多岁，长腿、吊儿郎当而讨人喜欢的模样，使他创造了“活动镇民大会”。这一招很适合他，因为布莱德利是那种越与选民面对面接触就越有神采的政治人物，当代最行的一些竞选者，不论是里根、约翰逊或肯尼迪，都有这种特质。他们喜欢在群众当中，握手、推挤，并借此得到充电。
有一天午餐时，布莱德利与我一起就着他办公桌吃三明治，他对我说：“每回夏天我走至海边，总有人走在我前方30码，拿着一面牌子，上书‘来见布莱德利参议员，可随意发问’。我在海边走着，拜访民众。在正规的镇民会上是选民迁就政客前往会所发问。但如果你真想知道选民的想法，你须出其不意地走到人多的地方，问问别人的想法。在7、8月的周日下午，你走到新泽西一处海边，可以在4小时之内见到5、6万人，你将可以得到立刻的反应。”他说这话时以手指弹出清脆的声响，接着说：“最好的例子是，韩航007班机被击落事件。事情发生于周五，一天半之后，我走到海边。我从未见过人民对苏联的行动如此愤怒过。情绪非常激烈。”
他接着说：“我也在上下班时间到车站。比方说，你于下午4点至6点之间，站在纽约的权威港巴士总站，往来民众多得会令你难以想像——每分钟至少有100人以上经过你身旁。他们在赶巴士对不？如果他们一眼就认出你，他们会丢给你一句话，那是很自然的事。你站在那里，他们见到你，他们或许说‘噢，是你，我不想跟你说话。’或者‘为家庭照顾计划继续加油。’或说‘我支持你的税制改革。’或‘里根怎么搞的？’这种做法虽然耗体力，但是一种绝佳的交流方式。”
我问他：“你从哪里来的这个主意，是从竞选学来的吗？”
布莱德利说：“不，不，不是。是杜鲁门。”
“你指的是杜鲁门的晨间散步？”
“是的，他在晨间散步。所以我为什么不到人多的地方散步呢？”
“不错，这些是竞选招数，但你在竞选时设法做的是什么？’他反问说：‘你是在设法告诉人们你关心他们。对不？过去议员在当选后人就不见了，然后在下次竞选以前又回来向选民表示关心之意。而我的做法是我不停止对他们的关心。而且它有助于我做好我的工作。你知道，我的意思是，它是如血肉一样的关系。你能在参院里提一个又一个的修正案就神气了吗？你须记得你靠什么来到此地。你是因为选民的拥护才来的。与他们交流越多，对你越有利。”
为钱奔走
长期竞选的5个支柱——视讯政治、对特定对象进行邮寄、做个案工作、与选民会面、以及金钱——之中，最令国会议员伤神的，是筹钱的辛苦。除了特别有钱的人，筹募政治经费已成为占去从政重要时间与精力的头痛问题。这项工作使许多议员成了兼职议员与专职募款人。
自80年代韩纳向富有的赞助人募款以来，金钱就成了美国政治的奶水，但主要是由政党与政党领袖负责募款。今天，共和党与其分支党部似已在全国栽植了一片可以收成的摇钱树林。他们在1986年期中选举之前的两年之间，共筹得2.1亿美元，民主党相形见绌，仅募得5060万美元。
如果民主党不是有一位募款奇才顾埃留，该党的募款所得还会更可怜。顾埃留曾任一位加州议员的助理多年，身材瘦长、敏捷、有活力，是民主党的超级推销员。1978年当选众议员，1981年初只不过刚开始连任，就接下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却做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成功。共和党的募款工作有如乘风破浪之际，顾埃留接掌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领导人。他保证要在两年之间募款500万美元，令民主党老人们十分吃惊，结果他募到了600万美元，却因为不肯把这些新募来的款项全部用于竞选而开罪了同事。他以部分钱用来为民主党成立了一个媒体中心；建立直接邮寄募款名单；以及扩充幕僚。最后，他为民主党在华府内兴建的新厦（总部）筹到大部分经费。
完完全全属于新生代政治人物的顾埃留，以其政治门外汉的作风在众院内赢得巨大影响力，而且得到很大回报。他以惊人的速度攀升，短短8年之间成为民主党党鞭，这是民主党在众院的第三把交椅（奥尼尔用了19年才攀到）。
电视广告所费不赀，是使竞选费用像火箭一样腾升的原因。在1974年以前，巨额政治资金大多投入于总统的竞选之中。但1974年建立了公款补助总统竞选制度后，金钱竞赛即转入国会选举。在1974年到1986年之间，现职众议员平均竞选费用从56539元，跃增至334222元，现职参议院的竞选费用，从555714元，激增为3303518元。结果，任期只有短短两年的众议员，实际上永远无法停止募款。一次选举刚过去，他们又开始为下次竞选筹款了。
一位资深的国会助理对我说：“在有竞争对手的地区，议员在华府的时间差不多1/4用于募款、筹划、思索以及打电话。”他为西北部一位公认有良知的议员做事。那时距选举还有9个月，他很沮丧的把这位议员的行事历推到我面前，指给我看下午4到8点的时间，全部保留给筹款与规划竞选活动。“我替十一位国会议员工作过，他们全是一样！”我这位担任助理的朋友说：“纳税人的钱花得不值得。即使排除任何贪污问题，说得再美好的事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在募款的这些问题上有一些势力存在。”
现职议员结交他们选区内财力雄厚的支持者——国防承包商、农业利益团体、工会、大制造商，以及他们在华府的说客——好及早建立财务基础，和组成在华府办募款餐会的指导委员会。现职议员比竞选对手占有很大优势——有些现职议员比其他议员占有更大优势，如对整个政府经费有投票权的两个拨款委员会、参院掌管税制的财政委员会、以及众院的筹款委员会等的议员。丁吉尔任众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时，把职权与裁量权伸张到许多影响商业的领域，也使该委员会成了人人争相参加的热门委员会。但参加情报委员会对财务的影响力就不那么大了。
公益团体倡导学会的所长可汉对我说：“筹款委员会的议员，所办募款餐会的认捐金额要比普通众议员高得多。普通一名议员的餐券通常不超过250美元。我应邀参加筹款委员会议员的募款晚会，他们收每人500到1000美元。”
在参院里，募款是一件须提早几年展开的要务。密苏里州参议员伊格顿语带嫌恶地说：“我在华府这些年，它从可怕的事变成令人讨厌，又从令人讨厌的事变成令人恶心。”伊格顿在参院18年，仍保有乡村律师的气质，办公室杂乱无章，穿着皱巴巴的条纹衬衫和黑色吊带裤，银灰色的头发也未梳理，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在散置书籍、档案和其他杂物的书桌上，他放立一块牌子，上书：如果杂乱无章的书桌象征头脑的杂乱无章，那么空空的书桌又象征了什么？
伊格顿回忆：“1968年我第一次竞选时，我们募集了大约五六十万元。现在估计在密苏里打一仗约需400万元。”他高谈阔论地说：“我初来时，募款基本上使用一年即可。现在，我若要竞选连任，至少要用3年，甚至可能要4年的时间。据我所知有些人用6年时间，也就是宣誓就职才几个月，就开始为下次竞选募款了。”
伊格顿回忆：“1985年夏季的某一天，我遇见达马托。他对我说：‘这个夏天你打算做些什么？”那时我刚宣布不再竞选，我说：‘噢，我要畅快地过一个夏天。’然后把我的旅行计划告诉他。他说：‘噢，你真幸福，你知道这个夏天我要跑多少个募款会？20个，分散在纽约、芝加哥、达拉斯还有洛杉矶。’”
伊格顿扮个鬼脸说：“我敢说想竞选连任，而且将遭遇激烈选战的参议员，在6年任期中的最后2年，七八成的个人时间、精力、思考和焦虑，都贯注在筹款上头。”伊格顿把打知名度、帮忙关说和争取政治分肥讨好选民等时间算在内。“它变成一种耗尽精神又摆脱不了的事。别人或许不同意我说七成到七成半。你看，你也许刚打完一通设法募款的电话，幕僚递给你一张小卡片说：‘伊格顿修正案要唱名表决了，如此这般的做。’于是你匆匆赶去投下赞成票，又回来打电话筹款。”
伊格顿因退休在即，故而说话十分坦率。大多数政治人物对于他们的筹款活动均避而不谈。10年前，参议员们嘲笑众院是“周二——周四俱乐部”，因为众议员们自周五上午至下周一，差不多都在家乡待一个很长的周末。彼时参院颇以能整周积极议事而自豪。
但伊格顿等人抱怨，参院现在工作时间短多了，通常一周为4天，因为议员要出去应酬选民与赞助人。像达马托一样，许多参议员在广大的州域内募款，对象是他们立法工作上所能影响或照顾利益的团体。以达马托为例，身在拨款委员会就是一个理想的地位。
他建议我：“在举行唱名表决时前去看看，你会发现很少安排在周一或周五举行。那是为了方便1/3要竞选连任的同事。（美国参议院每2年改选1/3）。那也意味我们每周在此地的工作，全部压缩在3天时间里。”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陶德1986年初对我说，他过去5年的260个周末，其中有124个是在家乡选区奔波于途、露面，或到别处忙着筹款。他们这样做，大部分也是不得不然，因为选民最不满的，莫过于认为他们的参议院只知窝在华府而与家乡完全脱节。这种不得不然的情势，却使国会的议事效能付出高昂代价。民众要求的常是公共关系，却不是公共服务。
众议员若来自西海岸、洛矶山、得州或是美国中部几个平原州、或选区离大城市和机场遥远，则负担尤其沉重。加州国会议员通常在周四晚上搭夜班飞机到西海岸，又在周一搭夜班飞机回来。经过几周如是奔波，周二他们出现在国会时都显得精神不继。
因持久竞选所造成的国会每周工作短暂，令干练的议员们深引以为忧。
马里兰州参议员马西亚斯退休前，有一天咆哮着：“我们哪里是在工作？我们的时间花在作秀以吸引媒体注意，我们花太多时间与选民打交道，我们处理问题的时间不够，彼此相处的时间也不够。”
总结以上所述，议员为连任而进行持续性竞选，造成政府的损失。新生代政治人物喜欢建立他们自己独立的政治组织，而议员与助理们为此需花很大力气去做业绩、搞邮寄，往返选区或周游全国募款。不可避免的，持久竞选使参、众议员搁置了正常工作与国事。
第八章 军事游戏
第八章 军事游戏
黑暗中，快到凌晨一点时，史秀尔，一位略显肥胖、心地善良、9个孙子的祖母，起床开始准备给国防部长温伯格和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清晨会报的资料。
史秀尔太太，年薪3.2万美元的空军文职人员，只在床上躺了三四个钟头。“我睡得很熟。”她说。为了清醒，她喝两杯咖啡，又装了一杯在路上喝，在准备好先生的午餐后，就到国防部上班。从她在弗吉尼亚州春田市的家出发，只要15分钟的行车路程。“我上到高速公路，设定车速控制器，就可喝我的咖啡了。”她说。
她的五人小组只有四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来准备一份华盛顿最热门和最具影响力的日报。这份报共计16页，大小尺寸和时代杂志一样，内容简洁精练，是将美国九家大报纸、二家通讯社和三大电视台里和国防部有关的最热门的新闻中精选出来影印的报告。
它的正确名称为《现势新闻》，但通称《早起的鸟》。发行印制的压力很大。“我喝很多咖啡，抽很多香烟。”史秀尔太太一边一根接一根地点烟，一边咕哝地说。
《早起的鸟》必须在清晨6点于空军印刷厂开始印制，而史秀尔太太供应温伯格资料的时间是5点50分。也就是说，此时温伯格的司机，会来要一份《早起的鸟》版样和一些重要报纸，让温伯格上班途中，可以在车上阅读。
但《早起的鸟》发行网不仅限于国防部。6点一过，一位白宫司机先来拿走数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人员和副总统布什私人司机再先后来取，然后是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部、高级军事将领的文职秘书。没多久，80份就取光了。
陆陆续续地高阶层单位应付完了，中午以前，全部印制好的6000份就往外发送。500份给重要的国会委员会,70份给白宫高级幕僚，60份给国务院，80份给国防情报局，50份给国家安全会议，数千份给各军事单位和负责报导国防部消息的新闻记者。《早起的鸟》也以有线电每天传真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14个美国军事基地指挥官。可说是渗入了国家安全体系的血脉之中。
由于《早起的鸟》是经由国防部特有观点来看新闻，所以头版和内容异于一般，通常重要新闻取材自《华尔街日报》第12版、《华盛顿邮报》第41版、《巴尔的摩太阳报》第25版，或者《纽约时报》第17版。就政治面而言，《早起的鸟》并不做宣传。它反应一般新闻，自然的以温伯格谈话和国防部重要声明为头条，但是也重印有关国防部废弃物、军事意外、武器系统故障消息外泄、国会争论国防预算、限武争议，或星战战略防卫的报导。较长的补充消息，则每天、每周，或每个月印行，参考资料包括全国各地60多家报纸和300本杂志。
“我们什么都印，不限问题的正面或反面。”朱可夫解释道。他是《早起的鸟》的创办人，直到1986年退休。36年都是领导这份日报的灵魂人物。5.5英尺高，长得有点像以色列总理贝京，求知欲强，充满好奇心，毫不理会军事人员低估他们的成就和对错失过份苛责的抱怨。这么多年来，自行学会编辑的朱可夫，摸索出一套什么是新闻，和什么是国防部应该阅读的独立观点。某些高级官员尊称他为“Z先生”，因为他所选的文章，使国防部对问题认识更深，更能提高警觉。
“我们不刊载诋毁性、具人身攻击和嘲弄辱骂的文章”，朱可夫退休前告诉我：“但是我经常注意不好的消息。我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把坏消息传达给应该知道的人知道。”
《早起的鸟》造成的冲击是直接而且迅速的。里根时代，国防部高级官员知道，如果出席温伯格清晨会议前，没有翻阅《早起的鸟》，并准备好反驳之词，准会遭殃。同样的，国防部内部批评者和好事者也发现吸引温伯格注意的最佳方式是泄漏一点头痛的事给新闻界，让《早起的鸟》去转载。
温伯格曾告诉我，有些人夸大《早起的鸟》的影响力。但是至少有一半国防部高官辩称，温伯格依赖新闻界，特别是《早起的鸟》，来使国防部保持警觉。“温伯格常以阅读《早起的鸟》和询问僚属《早起的鸟》报导内容的方式，来管理国防部。”一位随身助理说，“他喜欢收集各种消息。他参加清晨会议，翻遍《早起的鸟》，如果有政策性问题，马上叫专家进来询问。”
温伯格过于重视《早起的鸟》，激怒了曾任研究工程处助理部长近5年的迪劳尔。“温伯格相信上面说的有关零件价格的事”，迪劳尔告诉我：“他觉得被欺骗了。”
迪劳尔曾在清晨会议因某些武器处理不当，遭到温伯格严词质询，当时他皱眉蹙额，要求温伯格闪到一边。“你是一支避雷针，”迪劳尔抱怨着，声音在沮丧中不断提高：“不要管他们，告诉他们：‘是我在管理整个国防部，不要以一点小事来烦我。”告诉他们：‘那是迪劳尔或其他人的事。’这样就解决了。说真的，我们一年有1600万个采购行动，即使99.5%都不出错，还有0.05%的误失。老天！那是一年8000件啊！”
异议三角
从国防部的立场来看，迪劳尔是对的，但是温伯格不太理睬他；《早起的鸟》遂成为基层对抗高级军官的管道，“异议三角”的核心。“异议三角”由国防部内部批评人士，他们的国会盟友，以及自前二者获得漏网消息的新闻界组成。
这个权力游戏的玩法，是由异议三角对抗国防部高阶人员。《早起的鸟》代替华盛顿其他媒体流传于国防部内部，以报导内容刺激政策制定者产生回应，扩大它的影响力。《早起的鸟》曾登载一些让温伯格难堪的糗事，如国防部花了640美元买马桶座、7622美元买咖啡器，通用动力公司主管寄养狗的费用也由国防部帐目支出等。
附身《早起的鸟》的新闻界和对国防不满人士是异议三角中的二角，另外一角是国会，不是国会全体，而是对军方有特殊观点的个别国会议员，他们的政治立场独立，善于反击，经常抨击国防部积弊，是国防部的头痛人物。
有些攻击国防部的人，看起来就符合那种典型，有些则不然。我第一次见到俄勒冈州众议员史密斯时，一点也不觉得他会挑剔国防部，虽然他显然是一位旗帜鲜明的保守派。他在办公室接见我，穿着一件线条简单的衬衫，背心敞开，好像一个工作勤奋的联邦调查局人员。越战期间，他驾驶F-4喷气机，出过180次任务，是空军退伍人员，有飞行员整齐干净且英俊的外表，穿着十分合宜。他做过生意，为人热诚，处世认真，不是一个典型的咬住国防部不放的人。
熟悉华盛顿权力游戏的人，可以从两个线索预知史密斯后来会变成一个异议者。第一，他的选区既无军事基地，也没有重要的国防部包商。“国防经费的耗用，俄勒冈州在50州里排名第49。”他告诉我。既然和国防部利益无关，他就能毫无顾忌地抨击国防部，不虞自己选民的报复。这也是他无法进入国防委员会的主要理由。史密斯符合一项老模式：批评国防部最严厉的，通常都是来自和国防部无啥关系的地区。
第二，史密斯有非常好的管道得到国防部消息——透过一些中级军官和国防部文职人员。这些人是异议三角之一，他们亲眼目睹国防部高阶层和国防承包商的浪费、僵硬、隐瞒事实而愤怒不满。于是当40多岁的史密斯，一抵达华盛顿，立刻联络以前的军中伙伴，这些人现在都是消息灵通的校级军官。“他们成为我的智囊团。”他说。约有15到20个人告诉他，花费数10亿美元制造的武器系统失败后，事实被掩盖起来。逐渐的，史密斯在国防部建立一个情报网，许多线民私下提供他内部文件。
“实在令人惊讶，国防部有那么多基层人员不买高级官员的帐！”史密斯告诉我：“简直无法相信，那么多人在休假时，穿着便服跑来告诉我，他们不便说出姓名，但是这个或那个计划发生了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不满者从隐蔽处站出来，直接和新闻界、国会打交道。不过，大部分不满国防部的人，还是宁愿匿名。他们找史密斯，或者把资料传递给中间人，如瑞索，她是前美国广播电视公司新闻部助理，现在主管军事采购计划。此计划是异议三角的主要管道，能收集且散播有关国防部武器的内部消息——大部分是文件，通常传播管道多达100条，瑞索告诉我：“从一个飞行员认为某零件是多余的，到国防部长相当亲近的人，都可能是消息来源。”
史密斯以花费10亿美元的武器系统，卯上陆军和海军一事，可作为研究异议三角如何运作的案例。从此案中可以透视国防部的内部作业情况；高阶层的驼鸟心态、武器失败的掩饰、牢不可破的惰性、中级干部揭发或贬抑高阶人员的手法。由于史密斯既不是基于民主党的党派利益去攻击共和党掌握的国防部，也不是反对国防部庞大预算的自由派分子，因此他提出的案例颇令人震惊。
他第一次发难是对海军。1983年6月间，他开始怀疑国防部宣称新型的、有最进步科技且装置神盾导弹系统的巡洋舰“提康德若加”号，在模拟测试攻击中,13架目标飞机全部命中的真实性。
史密斯从作战经验得知，真正测试时的防御力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成绩。他要求海军给他看测试报告，同时向他自己的情报网打探消息。史密斯使用的是一个国会议员通常用的方法，先针对两个重要问题查问国防部武器政策，第一，武器有用吗？第二，花费是否太多？至于更深入的问题，如是否真的需要？以及如何配合全面战略？就少见议员们热心的讨论。因为没有几个国会议员能够确实掌握这类问题。况且诸如此类问题可能打开国防部黑匣子，导致大多数军方将领、国会议员和政策制定者想避免的全面性公开辩论国家战略的局面。
国防部线民提供的消息，证实史密斯对巡洋舰测试的怀疑。稍后，一则新闻报导，“提康德若加”号只击中21个目标里的5个，史密斯认为这项估计相当正确。海军对史密斯要看测试报告的要求拖延了5个月，属于典型的官僚机构反应。也就是说，紧紧抓住所有的信息，不让政策遭到真正的挑战。
“国防部不喜欢测试的理由是，测试可能妨碍钱继续涌入计划中”，一位空军军官向我解释：“国防部的战略是不要阻止金钱的流入。”
史密斯和海军的斗法，在国会和政府机构的政治文化冲突中，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和典型的权力游戏：国会议员试图公开辩论政策，海军则紧闭不谈。如果史密斯是国防或拨款委员会的一员，那么他对军事计划拥有的投票权，还可以让他和国防部势均力敌。但是身为不属于上述委员会的新鲜人，又缺乏与海军政治牵连的史密斯，必须向更资深的国会议员寻求帮助。
1983年12月，海军终于派了一个6人代表团，提出一大叠有关“提康德若加”号的测试结果技术文件，请史密斯迅速的在短期内看完，希望能安抚他，使他不再讲话。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手，当史密斯浏览过这些文件时，立刻发现29页不见了。他从自己另外秘密得来的文件影本中，知道那一页的内容是测试报告。
“29页怎么不见了？”国会议员问道。
海军人员脸色变得和他们的制服一样白。“喔！不在里面吗？”
一位海军军官装得很无辜的样子回答。
“我没有看到。”史密斯坚持着。
海军代表团的一位文职工程师递给史密斯他的影本。“在这儿，我这份有。”他说。史密斯留下了这份测试报告。
“呀！一定是复印机出了毛病。”一位海军代表说。史密斯后来告诉我，他觉得那重要的一页是故意被抽掉的，“因为报告的其他部分和卫生纸一样，毫无价值。”
仗着这份文件，史密斯要求海军暂停神盾巡洋舰的进一步测试。这个赌注庞大无比。因为海军部计划以每艘12.5亿美元经费，生产26艘神盾巡洋舰，并以1艘10亿美元造价，制造具有类似科技的驱逐舰60艘。
“我决定紧盯着他们，要他们证明那战舰能够撑住”，史密斯解释：“如果我们要花费900亿美元建立一支准备出海保护其他船舰的雷达舰队，我们应该确认该舰队的效能。再说全国皆知的MX导弹，经费只约200亿美元，比起这个，简直小巫见大巫。”
很勉强地，海军部在1984年4月把“提康德若加”号从地中海调回国，准备进一步测试。这次，海军报告11次发射中10次。而情报网传来的消息是，测试过于容易，既没有低空攻击，也没有几架飞机一起进行全面攻击。再一次，史密斯向海军要测试报告，但始终没得到。线民的资料使他转移了目标。
九命怪炮：师防空炮
在神盾巡洋舰事件中，史密斯还是一个不知如何利用新闻媒体和国会同僚以获得政治势力的新手议员。但是当他紧追着陆军师防空炮时，已有了政治盟友。他成为军事改革委员会四位主席之一，该委员会由两党的50多位参众议员组成，从民主党左派到共和党右派都有。委员们质询国防部战略，其目的不是在反对国防，而是希望能更有效力。由于此委员会的关系，史密斯发言更具份量了。
尤其师防空炮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1984年中，该炮问题重重，不但连连发生技术误失，面临一些国防部高阶人员反对，还因草草测试失败的新闻外泄而头痛不已。不过即使如此，陆军高阶人员仍坚持发展，温伯格也赞同他们的决定。
师防空炮的构想始自70年代中期，希望借此保护陆军坦克师，对抗苏联战机和直升机。据大多数人评估，更现代化的防空是必要的。但是身为老战斗飞行员的史密斯，却认为像师防空炮这类昂贵的高科技战炮，没有必要且构想不佳。他告诉我，飞行员更害怕传统的防空大炮，因为比较难躲。
师防空炮的造价每座高达630万美元，比它要保护的M-1坦克车还贵3倍有余。陆军最后准备以45亿美元的经费制造618座师防空炮。为了加速师防空炮发展，陆军把一些已经测试过的机件组合起来，如M-48坦克车炮座，2个瑞典制40毫米大炮、F-
16战斗机雷达，加上一个价值100万美元的电脑和其他现代电子装置。但是真正使生产速度加快，同时也是引出师防空炮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陆军在师防空炮进行测试期间，而不是测试成功以后，就开始生产该炮的政策。
决定制造的过程中，一直都有很奇怪的决定。1980年12月，福特航空和通用动力二家公司竞标，表现较差的福特反而获得合约。通用动力公司曾击中19个目标，福特只有9个。陆军稍后表示，福特还有一些目标几乎命中，应该一并计入。温伯格的高级文职幕僚，如计划分析暨评估处主任朱戴维等，都反对师防空炮计划；他们警告说，苏联未来的直升机能够飞到师防空炮理论上的最大射程——4000公尺之外，对着美国坦克开火。朱的僚属也指出师防空炮反应太慢，打到苏联飞机的命中率只有陆军所说约1/2到1/3。然而当时担任温伯格副手的卡路奇，却在1982年5月签下购买276座师防空炮、总价15亿美元的合约。
任何新武器都有点古怪，师防空炮的却是滑稽透顶。1982年2月间，一群英国和美国高级军官相偕到得州布里斯堡观察师防空炮的测试表演。他们在检阅台时，突然间，炮弹离开轨道，嗡嗡地朝着他们飞来，吓得他们赶紧纷纷找地方躲避，还好炮弹没有开花。但是当天的测试，大炮经常打不中目标，频频掉落草丛里。随后1984年，当福特公司生产出第一座完成品，骄傲地准备交货给陆军，测试时却发生一件糗事。由雷达导引、电脑操作的发射控制系统，瞄准了一个错误的目标——附近建筑物厕所里转动的电风扇。
此事成为陆军的笑柄。一幅陆军漫画就画二个大兵，一个指着天空说；“苏联人想出新方法对付防空炮了！”那是一架拖着流动厕所，扰乱师防空炮注意力的苏联直升机。
“师防空炮是军方系统如何使一个毫无道理的武器计划继续做下去的典型例子”，史密斯强调：“一旦军方进行采购计划，就几乎无法停止。如果你尝试去阻止，会被指责不爱国，或不了解情势。军方会对你穷追不舍。当他们有一个不好的计划时，你大概可以马上知道，因为他们会自我防卫，而且紧盯着你。”
即使如此，国会对师防空炮的担心日渐增加。许多更不像样的消息传入新闻界。师防空炮在1984年初做寒天测试时，需要用一个类似吹风机的东西加热6小时以后，才能发射。另一项测试，陆军则必须在一架充当目标的老旧直升机上装置4个大金属反射器，帮助师防空炮雷达发现目标。到了1984年年底，福特航空已落后进度数个月，国会不准再进一步采购，除非师防空炮能通过实地试验。国会压力迫使温伯格亲自过问此事。
1985年春天。陆军在加州沙漠举行一场持续一个月的大规模演习，出动了坦克、布莱德雷战车，以及对付A-10和F-4战机和AH-64阿帕奇直升机的师防空炮。最后一次“实弹”测试在1985年5月新墨西哥州白沙镇完成。
事后，陆军高层人员喜洋洋地宣称师防空炮击中且摧毁了目标。国防部运作测试暨评估处主任克宁斯打电话告诉史密斯：“真令人印象深刻，直接命中那些目标。”自陆军部部长马修以下的陆军高层人员，全向温伯格建议推动师防空炮计划。福特航空前副总裁，也曾协助发展师防空炮的安布洛斯告诉我，他觉得师防空炮是一大突破，比现存防空武器进步10%到20%。
但是异议三角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史密斯得到的消息是，演习暴露师防空炮射程不对；实弹测试并不实际；陆军宣称的成功是故意误导。史密斯后来告诉我，他听说权充目标的战机是肉包子，它们直接飞过师防空炮“以400到500公尺自杀高度、直线、420节水平状态，没有躲避动作的飞行。直升机则飞到一个正常人在战场上绝对不会选择的高度。他们安排了一个射击区。即使如此，也无一发直接命中，一发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陆军声称成功呢？
曾参与测试的线民告诉史密斯射程有诈后，为了求证，他想看录像带。陆军爽快地提供给他一卷师防空炮击中靶机时，飞机爆炸的带子。“你可以看到它们几乎立刻被摧毁，你会认为或许大炮发挥了威力。”史密斯后来告诉我：“书面上有飞机，出现一些火花，然后转瞬间，爆炸了，好像被击中似的。但是我们了解事实，知道是安全官在地面摧毁每一架靶机。防空炮一架都没有射中。”
其他人没有史密斯这么肯定。二位国防部怀疑论者告诉我，枪弹爆炸声显示师防空炮击中一些目标，不过绝大部分，是射程安全官反常地迅速引爆控制靶机的安全钮。安全措施是例行性的，但是史密斯和空军中校柯特（一个高级国防部测试分析家和出过408次空中任务的越战军官）告诉我安全官采取迅速的行动，使它看起来好像师防空炮射中得分。
“我们觉得如果他们那么快的摧毁靶机，测试绝对有瑕疵”，史密斯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不让测试延续到20多秒呢？”史密斯写了一封抗议信给国防部高级官员。陆军高阶人员反击，为他们的武器辩护。
史密斯谴责师防空炮未曾“直接击中一个”的言辞，在新闻界引起一阵大骚动。《早起的鸟》以头条新闻大幅报导有关人员的斥责，给温伯格在上班途中阅读。电视台和新闻杂志紧追着师防空炮，现场炮弹测试的录像带，以及史密斯对靶机被安全官摧毁的指责，使师防空炮成为丑闻并蒙上假测试之名。
国防部内，最后测试评估报告于8月中旬拟就呈给温伯格。其中一份由发展测试暨评估处的柯特中校撰写，他对师防空炮做致命的控诉。“我最坏的猜测被证实了”，柯特告诉我：“师防空炮不能侦测、追踪、交战和击中敌方飞机，除非敌机采用不实际的战术，这可不是头脑正常的飞行员所会做的，不管他是苏联或美国人都一样。这武器无法履行任务。”
柯特官方报告的流传散布，而非一点一滴的泄漏，是异议三角运作的一个有趣例子。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第二份报告的原本由操控处（和发展处相对）主任克宁斯准备，远不如柯特的严苛。8月22日，9份柯特报告影印本流传到国防部高级官员手上，第二天，国防部高阶层试图压制它，下令收回每一份影印本，可是太迟了。
收回的不只9份，已变成13份。
“这是我们所谓的‘洪水策略’，”一个讨厌国防部的人微笑着告诉我：“自己绝对不要泄漏任何事，只要多做影印本，在国防部里大量泛滥，上帝会照料其他的。一旦克宁斯的人看到那13份影本，他们会知道他们手上有一个公关大难题，因为测试结果已经流散到国防部外面了。”
那是星期五下午，温伯格已经赴缅因州度周末。克宁斯办公室整个周末都在重拟报告，加重语气，希望和柯特的语调更一致。
“泛滥者”是对的。8月22日，史密斯写信给温伯格说，他已“获得并审阅”师防空炮测试报告，该报告“证实自计划一开始就一再盛传的武器瑕疵”。他要求温伯格取消计划。然后在星期一，史密斯从他俄勒冈州家中，打电话给温伯格，强调他手上握有这份具破坏性报告的事实。“我希望你看过报告，部长先生，还有我请求你在下决定以前，细读它。”他说道，暗地里威胁温伯格，如果不对这份否定报告采取行动，他将公诸于世。
隔天，温伯格宣布他已下令取消师防空炮计划，因为“测试结果显示此系统功能无法有效地防止逐渐增强的军事威胁。”师防空炮所能提供的可超越现存武器的功能，他说，并“不值得额外花费”。他指出主要问题出在它“射程不够，缺乏可信度……这系统不够好”。
当时，国防部已投下18亿美元的经费。温伯格封杀师防空炮的决定，是“异议三角”一个罕有的胜利。
铁三角的运作
势力远超过异议三角的是铁三角，那是由共生共存的军方、国防承包商以及出身于分配到庞大国防预算之选区的国会议员三者组成。
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之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其他人则称为共栖家庭圈。圈里的政治、经济和官僚利益互相纠结。彼此关系的和谐，不仅因为互相迎合，而且系于国防部高级官员和国防工业经理人员的交互流通。退休将官通常都在国防承包商公司找份差事。如1983年一年，就有1.3万多个国防部文、武官利用他们的国防关系，在国防工业界任职。
铁三角的第三支脚是国会国防委员会，资深众议员百提斯塔便称国防部采购是受“国会分肥及国防部愿望冒渎的结合”驱使而成。
平心而论，铁三角并不是国防部所独有，政府里每一部会，每一个利益团体，每一个重要地区都看得到。铁三角在美国农业政策制定中是一个强大的势力，由农业部、农业组织、集中于国会农业委员会代表农业州的国会议员组成。基本上，他们保护农业利益，对抗都市发展或工业入侵的竞争需求。劳工部、卫生部等等都一样。洛矶山脉附近的政治家希望进入内政委员会，监视水力和土地的使用。沿海各地的国会议员，则加入海洋暨渔业委员会。这些全都各自形成他们的铁三角。称之为“铁”，是因为合伙人希望影响他们最重要的政策，由他们组成的牢不可破的圈圈决定，不容他人置喙。铁三角是封闭的权力游戏，而异议三角则是开放的权力游戏。国防部铁三角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它影响国家安全政策甚巨，涉及的金钱数额庞大无比。从1981年底到1986年5年间，军事费用高达13000亿美元。随着国营计划大部分受到牵制，国防部预算成为私人承包商最大的生意，以及国会支持者的最好财源。有些大笔国防合约的部分数额，就能使某些小国家总预算相形失色。因此国防部预算是真正大笔的政策性利益分配，它的数目满足许多方面的经济欲望。
师防空炮能延续一段长时期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它自身铁三角的保护。1983年，众院要封杀师防空炮时，有5个人拼命为该炮辩护，他们和师防空炮都有政治和经济关系。
“现在游戏的玩法，一言以蔽之：就业机会。”面无表情的参议员鲁德曼说。鲁德曼指的是承包商的工作、国会议员选区内的工作，以及铁三角之一——军官的工作。师防空炮计划涉及的陆军阶层，高达当时陆军参谋长魏克汉将军。他们觉得他们的事业就系于它的成功。
“陆军的策略是催你一直往前走，再拖住你，直到他们从钱的角度说服你，使你担负不起废止武器系统的责任”，鲁德曼抱怨道。
“承包商、军方以及国会里有些人，他们的事业要计划继续存在才能有成”，史密斯说：“不仅是陆军，海军设计的武器如果不行，他们的态度也是船先下水，然后再想办法修理。”一位三星陆军将领同意这种说法，他告诉我：“师防空炮活这么久，因为它一直停留在监督这计划的筹划和参谋人员手上。这些校级军官只想到他们的计划，猛催将领们涉入险境。”
工业界方面，福特航空公司和它的下游承包商为了师防空炮所能带来的工作和利润，固执地奋战。一位转任陆军副部长的前福特航空副总裁安布洛斯虽然声称保持中立，但是有好几个国防部官员告诉我，安布洛斯为了拯救师防空炮使尽全力。还有许多人在此计划中下了个人的赌注。福特航空在争取制造师防空炮初期，雇用了4个刚退休的陆军三星将领。《大西洋》月刊有几篇报导师防空炮的文章，认为这种旋转门似的人事安排，协助福特击败通用动力公司获得合约。但福特否认有任何“不恰当或不合法。”
然而旋转门似的关系确能使计划顺利进行并减少疑问的发生。他们在铁三角中造成一团和气，这和气经常浪费纳税人金钱，缩小竞争程度，有时还使有缺陷的武器永远存在。
国会里有一些强势议员，也获得某种武器或某个承包商保护者的名气。参议员杰克森多年来就以“波音参议员”著称，因为他极为公开地为波音航空公司护航，波音是他家乡华盛顿州里最大的军事承包商。亚利桑那州的高华德参议员，由于自己是喜欢驾驶喷射战斗机的空军退休将领，所以照顾他喜爱的空军计划。得克萨斯州参议员陶华和另一位同州议员曼洪联手，使海军早已厌倦的LTV的A-7战斗轰炸机继续在瓦兹堡生产。军事利益分配里最著名的人物是瑞佛斯。他在30年众议员生涯中，为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争取到的合约和基地数目之多，使得他的同僚向他打趣说：“瑞佛斯，如果你在你的选区内再放进任何其他东西，它就会沉下去了。”
70年代中期国会权力重新分配后，大笔计划集中于委员主席选区内的现象，已不可能再现。许多分到权力的人，都想要他们那一杯国防预算的羹。铁三角游戏范围扩大了，以海军来说，造船厂和基地须散布整个海岸线，以提供工作机会，使沿海各选区选出的参议员受惠，确保他们的友谊。这些参议员如弗吉尼亚州的华纳，也是前海军部长，他可能是海军最忠实的友人。他的州里有大西洋舰队诺福克总部，以及建造航空母舰的船厂。
国会的委员会结构支撑着铁三角。农业部、内政部、劳工部等等也都一样。数10年来，国会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以及监督国防经费的拨款委员会，都是国防部最亲密的战友。这些委员会比整个国会更倾向军方。虽然近年来已有一些批评国防部的人渗透其中，大部分委员会仍互相合作。通常他们讨论国防预算，不是总的，而是一个武器系统接着一个武器系统的来。委员会主席经常像一个政治监护人，把货品分给各个委员。大笔金钱施舍出去以后，有位国防拨款小组助理告诉我：“如果你希望为你的选区争取某些东西，你可以说，‘把这个列进去’，没有人会争论。通常数额都少于1000万美元，不过有时比较多，如果要的超过一亿美元，就会惹起问题。”
政治立场温和议员也会参加争夺战。致力于限武和核武器冻结的参议员葛兰斯顿，就支持B-1轰炸机，因为它的主要承包商在他选区加州内。另一位批评国防部的参议员，密歇根州李文也为陆军在该州建造的M-1坦克增加经费。小肯尼迪参议员和众院议长奥尼尔都支持马萨诸塞州获得大笔转包契约的F-18战斗机等计划。密苏里州波林参议员告诉我，杜鲁门总统曾警告他：“我告诉你一件事，千万不要企图在你的选区内装置军事设备。它会毁了你。”
总之，国防部铁三角的第一条定律是“选区高于意识形态”。奥尼尔议长有一句名言：“地方是一切政治所在——尤其军事采购。如果经济收益在你的国会选区是很重要的话，你会配合那些在公司做事的人。”反对巨额军事花费的私人团体——预算暨政策优先次序中心主任亚当斯说：“人们忘掉众议院的议员是每两年从一个小选区选出来的，他们负担不起和他们选区里的经济利益作对的结果。”
国会里没有几个议员能像已故的亚当波那么多变地扮演保护者角色。他从1960年就开始代表纽约州皇后区内一个中下保守的选区，直到他死于1986年。亚当波身为众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在铁三角中是一个不服从政党的人，一个民主党自由派，批评国防部不遗余力，致力于限武。他在1982年带头反对MX导弹，稍早则反对B-1轰炸机。他以小组主席身分，帮忙删掉500亿里根总统提出的国防预算。虽则如此，他可为选区内的二家国防承包商奋战不懈，它们是格鲁曼和费契尔工业公司。他猛缠海军在史代特岛驻留一艘战舰，以帮助纽约市。而且他利用他的权势为纽约州获得另一笔军事交易。
身为格鲁曼公司保护人，亚当波促使海军采购F-14战斗机的数量，从425架增到700架。当1978年海军想停止生产格鲁曼的A-6轰炸机时，亚当波仍继续把经费拨进合约中。他直到死前都还反对空军封杀费契尔公司的T-46教练机。
亚当波为费契尔A-10的奋斗，可作为保护选区人民利益的典型案例。A-10是一种慢速双引擎战斗机，用于支援地面部队，是空军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不喜欢的任务。1983年，空军不再为A-10申请经费，亚当波却依旧拨入金额。1984年，当时担任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陶华，依照国防部情形，删掉A-l0的所有经费。此举违反了互助互惠的禁忌。铁三角的第二条定律是主要委员会委员不互相封杀彼此照顾的计划。心存报复的亚当波遂冻结陶华选区内的计划。由得州仪器公司承造的Harm导弹由于它的必要性，亚当波并没有成功地封杀它，不过，他加了一项条件，就是要求国防部从两个地方购买，分掉一点得州仪器的生意。陶华也就此罢手。
分散就是力量
铁三角第三条基本定律：国防承包商和军方要确保相关地区皆分到一点好处，使武器计划的发展能获得广泛政治支持。军方各军种都需要新科技，科技发展阶段，许多未曾列入的项目会出现。标准手法是，为争取计划及早日实施，先由主要承包商提出一个数目较少的经费预估，让它看起来是合理支出，稍后增加昂贵的精密电子装置等，然后再制造“变更订单”，急剧地增加经费和利润。曾经盖过或整修过房子的人，应该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叫做买进游戏”，一位经验丰富，专擅国防事务的参院幕僚透露：“伙同国防承包商，军方提出的预算是‘每件’武器的价钱。而且是以最大生产量，最高生产效率来预估，那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一旦国防部领导人和国会上了贼船，就提高价钱，造成“船头浪”效果。也就是说，经费会像船头的浪，开始时不大，随着计划进行的速度逐渐增高，几年后产能达于颠峰时大肆膨胀，进入浪峰，然后平息。刚开始承诺新武器系统的研究发展是重点，最后的花费比较没有关系。至于关键处在于继续进行计划并维持计划的生命。
如果转包商能政治性的分散，武器系统未来在政治斡旋上方有保障。
洛克威尔国际公司争取B-1轰炸机的案例，最足以说明合约分散的政治。1983年，亚当波告诉我，他在内华达州聂利斯空军基地，曾看到一幅洛克威尔展示图，说明和B-1有关的政治网路。展示图其实是B-1的放大像片，有几条彩色线从飞机各部分——机身、机翼、引擎、机尾、驾驶员座舱、起落架等等——延伸出来，表明哪一部分在哪一州或选区制造。“那些线全国都可以看到。”亚当波说，“其他承包商也一样分散合约，到处转包。但是没有一个像B-1这样，数量庞大，我们真开了眼界。这是迄今为止最大型的作业。有人来找我说：‘我不赞成B-1。但是它是我选区的最大雇主之一。我必须同意。’”
空军和洛克威尔官员都声明合约是自然的分散，因为B-1是如此复杂，现代化的电子武器系统，不用说需要在全国各地设置零件供应网。事实上国会没有一个议员把此声明当真，他们都认为B-1合约分散在48个州是故意的。70年代中期，洛克威尔付11万美元给契士统计经济公司，要他们向每一位众参议员提出B-1计划如何影响其选区的研究报告。洛克威尔估计，7年间300亿美元的B-1计划，根据“经济学阶梯式分布效果”将会为5200个转包商和相关企业带来19.2万个工作机会。它的游说人员向国会数百名议员分别提出和他们选区有关的转包商、工作、经费等特别资料。
众院预算委员会主席葛瑞告诉我，其中一张资料显示出，全国435个国会选区里，有400多个都有转包商，一种罕见的政治性扩散。这个大计划使工会和公司经营阶层一起活跃起来，尤其在加州、俄亥俄州和马萨诸塞等几个关键州，洛克威尔也发动股东和员工写信给国会议员。
“那是他们卖那些东西给国会的方法之一”，众议员塞伯林抗议说：“这是另一种丑闻。我们竟然允许这种花费纳税人金钱从事国防计划的机构来操纵国会，向国会促销。”
塞伯林拿一封信给我看，那是1973年6月洛克威尔B-1部门的雷恩写给他的，内容是说塞伯林在俄亥俄州的第14选区，可从B-1原型机发展中获得“差不多6000万美元的新生意”，主要是给制造煞车和轮胎的固特异航空公司。塞伯林甚表怀疑，因据他的幕僚估计，转包规模之小，使他的选区从B-1赚到的钱，还不足以应付因发展B-1须负担的税款，塞伯林称大部分国会选区都有相同情形，但是他不是洛克威尔的对手。
洛克威尔的大力游说，使国会儿乎推翻卡特总统1977年反对制造B-1的决定。国会的强力支持，确也使得测试4架原型轰炸机的研究发展能继续下去。洛克威尔效率惊人，集中力量，支援1981年共和党当选总统，遂能迅速的开始制造B-1。里根助理告诉我洛克威尔行政主管捐助里根竞选，并在1980年选战期间，由里根公关顾问狄佛引进其游说力量。里根入主白宫后，B-1是首先复活的军事计划之一，是里根国防政策的印证和洛克威尔在铁三角的胜利。
B-1成为其他承包商的模式，不但里根政府的星战计划加以模仿，在西欧，甚至可能在日本、以色列也如法炮制。1986年之际，里根星战计划的合约50州内已有42州签定，参院军事委员会各委员代表的19州里有16州，拨款委员会26州中有20州。卡特政府限武顾问瓦肯认为里根的星战计划已从“星尘和月光变成天空中的一大块肥肉”。并且，西欧政府对星战计划的戒心，亦因温伯格拟定详细计划，让英、德、日和以色列等国参与计划研究合约的竞标，而消失无踪。
“这是艾森豪威尔所谓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国际化”，哈特参议员痛心地评道：“星战计划产生一种独特现象，它们不仅在全国选区内制造，还延伸到国际选区。”
星战计划的长期的隐忧，是国会反对超越研究阶段。任何大型的武器系统，要得到政治支持的关键点，在于能从研究进入发展和生产，并有一个类似洛克威尔的主要承包商主导政治运动。研究仅与一小群白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关，而生产则涉及成千上万的蓝领工人。有大量工作机会的选区给予武器系统几乎无法抗拒的动力。
曾任职管理和预算处19年的国防专家史塔宾，将他历经6任总统的工作经验写成一本书《国防游戏》，书中他为铁三角下了结论：
“我们国防计划涉及的赌注，不仅是国家安全，还有许多个人和经济获利的机会。国会议员无视效率，只想到他们的选区和州将有的设备和计划。工业官员经常花费政府和纳税人的钱，设法促进销售和扩大利润。军事官员经常在可接受的工作准则下扩张职权，设法晋升。而各军种高阶人员并不视与他军种的密切合作关系为他们的利益。总之，国防预算不仅关系着我们国家日后的作战计划，而且也是政客、企业、军官寻求个人褊狭利益的战场。”
政治力远超作战力
军队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铁三角游戏策略。他们不仅扩散转包商，甚至扩散军事基地。陆军通常政治手腕比海军、空军差，但也时有神来之笔。例如1983年末，温伯格幕僚虽然提出驻欧美军人员不足，应尽速补充的建议，温伯格仍立刻同意陆军新设3个轻骑兵师的决定。70年代，陆军驻欧洲师团都是配着坦克和武器的重装备。70年代早期，第三世界威胁日增，陆军将领乃决定“轻便化”，也就是军团去除重武器，可以迅速地派到世界各地事变现场。陆军计划撤消二个现存的师，设立一个新的轻武装师。
“最主要的，他们希望有所行动”，当时出任国防部助理部长的柯布告诉我：“换句话说，中美洲和非洲的热战地区显然不畏惧M-1坦克。轻武装师是一项在陆军内设海军陆战队的尝试。陆军由于内部压力巨大，急于新设一个师。他们的想法是空军增加飞机，海军增加船只，陆军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其他的都在日益壮大，陆军却分到最少的预算？”
新设一个师，当然要为它找个家。陆军放话给国会山庄，为这个师举行政治拍卖会。6个州表示兴趣，其中加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和华盛顿州已有陆军基地，纽约和阿拉斯加没有，陆军开出的条件显然相当诱人。据陆军估计，一个1万人组成的师，需要5到10亿美元建造房舍，有1500个平民可以得到永久的工作，每年有450万美元购买力倾入地方经济。纽约州州长与该州选出的参众议员，都希望陆军能使用一座已废弃的老旧军事保留地——鼓堡。
鼓堡不是设立军事据点的理想地方。一月份的平均温度仅有华氏24度，10月底至次年4月是雪季，并非训练将赴波斯湾、中美洲或东南亚作战军队的理想环境。何况鼓堡既有的飞机跑道不能适用满载的C-141运输机，这意谓着除非新跑道完成，否则军队须用卡车运到至少55公里外的罗马或雪城的空军基地，冬天时可是一段艰辛的路程。虽然如此，陆军仍选择了鼓堡。
“陆军的抉择相当明智”，了解陆军政治游戏的柯布说：“他们在其他州已有基地人员，可以获得需要的支持，纽约州则没有。”
但是，陆军没有适当地和史蒂芬斯打招呼。当时，史蒂芬斯是参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而且身为国防部权力游戏参与者，他是参院最能影响军事经费分配的人。他经常会删掉几十亿其他人支持的国防预算。史蒂芬斯希望轻武装师设于阿拉斯加。当他听说陆军选择纽约州时，愤怒异常，立刻对温伯格施压。并且还送给国防部长一份图表，显示阿拉斯加获得的国防经费少之又少，同时他附上一张便条，这便条被《国家杂志》记者取得，内容是：
亲爱的凯伯（温伯格昵称）：
当你检视附送的图表，了解阿拉斯加在国会一向支持国防政策时，请你考虑将轻武装师设于阿拉斯加，应非无理要求。
盼能尽速见到你。
没多久，陆军高阶人员开始讨论提供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地区保护的必要性。虽然陆军从未想把轻武装师设于阿拉斯加，也未曾在国会听证会提及，但是温伯格显然认为需要安抚史蒂芬斯，而陆军也看到设立另一个轻武装师的时机。因此，在1984年大选前几星期，陆军抓住机会宣布，将设立二个新轻武装师，分设于纽约州和阿拉斯加州。奇特的是，新师里的1/3人员要从已驻于各州的后备单位征调，用意在节省经费。
柯布对这决定嗤之以鼻。他笑着对我说：“轻武装师整件事荒唐透顶。在天气寒冷的基地训练到热带地区作战的军队。在冬天坐巴士从鼓堡到飞机场。”至于阿拉斯加，柯布说：“完全是政治事件。史蒂芬斯毫不掩饰地承认纯粹基于政治考量。温伯格和陆军知道他们不能告诉史蒂芬斯他输了，就给他另一个轻武装师。防卫阿留申群岛的口头讨论已有经年。一旦决定给史蒂芬斯他要的军队，大家就说：‘啊哈！我们的理论实现了，我们将防卫阿留申群岛’。轻武装师原应是机动的却抛诸脑后。”
阿拉斯加师印证了铁三角游戏里军方游说的另一原则：照顾朋友，不必搭理批评。军方以各种方法逢迎国会议员，包括给予额外津贴、邀请参观军事基地、搭乘航空母舰、安排国外旅行、提供飞行工具等。
“这真是有点狼狈为奸”，参议员鲁德曼说：“我就任三个月后，国防部邀我去参观。陆军派车来接我，到了国防部，被请到一间漂亮的办公室用早餐。穿着整齐的服务生，一个四星将领坐我右边，陆军部长坐我左边，许多一星和二星将军则围桌而坐。我告诉陆军参谋长魏克汉将军说：‘如果我在韩国时的营长能看到我现在这样子，一定不会相信。’魏克汉笑着告诉我：‘这里是有点严肃，我希望你能不去想它。国会和军方的关系可是相当密切的。’”
军方如果生气则会还以颜色。众议院能源暨商业委员会主席丁吉尔，曾以花费过巨和合约不实等理由，持续审议通用动力公司和海军达数月之久。1985年7月，国防部通知他，表示国防部不能为他的委员会准备通常礼遇的飞机，供他们赴东欧旅行之用。然后，1986年初，国防部又使出一招对付批评者。它纯就政治方面考虑，宣布关闭一些国内军事设施的计划。国防部选了三处，全和批评者有关，分别是丹佛的空军基地、马州的陆军装备技术实验室，以及宾州的海军医院。
军方游说国会议员，有时会做得太过火，引起轩然大波。例如1983年7月，海军当场被捉到编纂和散发他们给军事改革委员会委员们打的分数表。委员的国防政策和优先次序看法和五角大楼不同，他们声称并非反国防，只是有自己的观点。然而海军却认为他们干涉海军。分散表根据选择性的表决来打。由海军少将柯诺仁主管的国会联络处幕僚编辑，给予每一位参众议员一个“国家安全索引”。柯诺仁6月10日写给海军部长、海军作战首长、海军司令，以及其他20位海军军官的备忘录外泄，登于《国防周刊》，引起了国会一阵骚动。
当时共和党党鞭、参议员史蒂芬斯极为震怒。虽然他不是军事改革委员会一员，海军也给他打了分数。而且未曾考虑他一向亲国防的记录，只给了57分。部分原因是他反对海军部长李曼把战舰自后备舰队抽调出来的计划。“有些将军就是希望手下再有艘战舰”，直言不讳的史蒂芬斯埋怨道。他愤怒极了，以至于警告海军停止浪费纳税人金钱在此种“误导”和“不道德”的行动。其他参议员也对这种政治评分相当不满，认为此行动违反了文人控制军队的原则。
李曼和高阶人员将这个“评分事件”，诿过于过分热心的国会联络处，借以脱身。柯诺仁将军成为牺牲者。一个月不到，他离开负责实际工作的职位。
但是军方的作业并未停顿。1983年，阿肯色州参议员普莱尔，因他的军事议案表决记录，当面遭到一位空军将领叱责。
一向反对化学武器的普莱尔颇令国防部头大，他甚至建议删除一处位于他自己州内制造神经性毒气的小工厂的经费，公然向利益分配法则挑战。此外，他还是C-17运输机空军施压的目标。一位空军将领和一位上校，试图向普莱尔示好，提议如果同意制造C-17，可能以他的选区为基地。普莱尔没有马上被说服，这位将军态度遂由软转硬。普莱尔向我提及此事时，南方轻柔缓慢的语调，流露出他遭到一位将官横施政治压力的不快：“那位将军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知道，参议员，你被认为不是非常亲国防部的。’我说：‘解释清楚一点。’他转向上校：‘我们来看看普莱尔参议员的纪录。’说实在的，我以为该名上校差点呛到。但他拿出一份资料，递给将军，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摇椅上。他把资料打开，开始念我弃权的每一次表决，包括援助尼加拉瓜游击队，援助这个、那个，对里根的声明，对国防的声明，神经毒气的表决。”
我们谈论的时候，该事件已是两年前的往事，普莱尔对当时的被迫妥协仍余怒未息。“国防政策的制定竟然视一个议员是否支持五角大楼立场而定”，他冷静下来说：“这想法真是非常危险。”
铁三角大玩家
假若国防部里有任何一个个体为铁三角的化身，那非曾在里根政府当过六年海军部长的李曼莫属。近年来，李曼玩铁三角游戏的技巧，国防部内无人能及。他是一个圆滑、强硬的人，自认是海军战略家，喜欢兴风作浪，引起争议。官僚内斗手段之高没有几人能与之匹敌。通常，军方部长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不是赐给对选战有功人员，就是总统的政治盟友，不但易于成为他手下高级军官的俘虏，也会被国防部长的文职幕僚层层牵制。但是李曼的才智、厚颜、狡黯，使他能掌握实权，予取予求，收获比其他国防部重要人物，包括温伯格的更多。
“强硬、能干、凶恶”是李曼同僚给他的评语，这类说法我也经常听到。李曼是个敢公然顶撞上级的人，当上级要办他时，他就暗地里跑到白宫或国会，找他的盟友，让上级收回原议。他在温伯格主持的会议里，面临他人有计划的围剿时，通常能辩倒他们，并对温伯格露齿而笑。他给海军将领们一队新船舰，也侵入他们的领域，如升迁委员会和海军内部管理，使海军困扰万分。他激怒像通用动力公司这样的国防承包商，压低他们的价钱或故意搁置他们参加新工程的投标，然后在承包商损失还不至于太严重前，又让他们重新参与竞争，使军方改革者为之气结。虽然如此，蒙受损失的承包商仍认为李曼了得，把诸如F-18战斗机等海军武器价钱降低，且增加海军军事采购竞争力。简言之，李曼是官僚作业的大行家：快速进入情况、立法突击、和上级冲突，以协商获得支持网络。
国会里，李曼有时恫吓他的支持者不尽全力，予以打击后，再与他们的对手停止来往，唤回他们的向心力。参议员表示他会以精致美好的早点套他们的交情，而国防部高官却描述他对敌人毫不留情。例如，柯布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五年后转入私人企业。1986年，他以平民身分附署一篇反对国防部增加预算的声明，李曼手下两名亲信立刻向柯布新东家——雷崧公司抗议。柯布于是丧失了他在雷崧的副总裁高薪职位，被迫完全退出国防工业，成为匹兹堡大学公共暨国防事务研究所所长。
李曼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身高5尺9寸，体重170磅，大学赛船选手，练就一副标准身材，肩膀宽阔，胸肌突出。40出头，仍具有海军直升机驾驶员、A-6E型领航员兼炸弹手的后备资格。他巡视散布四处的舰队时，可以飞行数小时之久。他有政治家的辩才，若在朋友群中大谈政治，且具政治家的强烈自我意识。海军公共关系室的四壁挂满了装框图片，都是出现在各报章杂志的李曼：穿着飞行装的，戴着飞行帽的，夸张的演说架式的，不一而足。一位引导访客参观此房间的军官，指着墙壁说：“这是部长自恋室。隔一阵子他就会来看看，自我满足一下。”他的仰慕者，甚至某些被他伤害的人，都认为在未来的共和党政府，他可能出任国防部长或国家安全雇问或参议员或总统。
从李曼做海军部长的手腕，可以看出权力游戏的玩法。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李曼便已拥有了四大优势：有力的政治同盟、自己清晰的方向感、远远超越对手、了解铁三角政治。
李曼以鹰派成员进入右翼保守的里根政府，是里根强化军事的象征人物。他的支持者，包括得克萨斯州陶华参议员和弗吉尼亚州华纳参议员二位军事委员会实力派人士，以及里根首任国家安全顾问艾伦。当李曼于1969年还是国家安全雇问基辛格的助理时，就发展出一套理论，要建立有600艘舰队的海军，并采先发制人策略，赴苏联海军军港和水域歼灭它们。随后，他以海军事务顾问身分，协助陶华等人向卡特总统争取更多航空母舰。
简言之，李曼踏进国防部时，不像一般人还未进入情况，他早已成竹在胸。里根指派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必须靠李曼大力帮忙。李曼曾和温伯格亲信在十万火急中，为温伯格准备听证会资料。
即使是李曼支持者也怀疑他的对苏联“先发制人策略”——建造大型航空母舰的需要，以及海上舰队的大量投资。李曼在新政府尚遭批评时期，以理论武装自己，并提出“600艘舰队的海军”的口号，想把既有的47艘扩大成600艘（其中50艘从卡特政府时期开始建造）。这是一招高超的政治技巧。其高明之处，可见诸于李曼说服温伯格买两艘新航空母舰，而不是一艘。他的论点是一次买二艘比较合算。确实也是，据李曼之言，购买二艘总值75亿美元的航空母舰，可以省下7.5亿美元。李曼向我这样描述，他去见温伯格说：“今年（1983会计年度）拨给我一大笔，明年我会还给你。”以五角大楼行话解释，这是“预支”预算，先获得经费并许下承诺，以后再少拿。
这是一记高明的招数。也就是先动手造舰致使计划无法停止。里根上台执政早期，由于国会支持强化国防的政策，李曼能顺利的推动他庞大的造舰计划。布建航空母舰战舰群的意思，就是除了航空母舰外，还要造许多巡洋舰、驱逐舰、巡防舰、潜水艇，更不用说要数百架飞机。造两艘航空母舰所需约75亿美元只不过是整体造价400到550亿美元冰山的一角。典型的“买进”。李曼的策略也仿效洛克威尔造B-1的模式，让转包商散布全国各地，以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李曼骄傲地告诉我，光是一艘航空母舰，就能使全国50州都受益，而且遍及300至400个众院选区。
“国会预算处做过研究，这研究显示：每花10亿美元造舰，可以提供一年27000个直接工作机会15000个间接工作，”他说：“那只是10亿。而航空母舰需要各式各样的设备，全国各地都有生产，电子零件、床、床垫、卫浴设备等等，一个城市该有的东西，航空母舰都需要。”
仿佛这还不够，李曼和海军将领们又想出另一项依据地理，政治性扩散基地的策略。他们的想法远比陆军的轻武装师更具野心。李曼称之为“母港”，批评者反应很快地取名为利益分配港。李曼的计划是广被恩泽，把扩大的海军分派到大西洋、太平洋、波斯湾沿岸的港口和各州，而非现有海军基地。1985年出任军委委员会主席的高华德参议员斥责温伯格，说那是“纯粹的政治”，且浪费金钱。李曼辩称舰队“战略性分散”较不易成为苏联的核武器攻击目标，并可混淆之。国会和国防部批评者齐声大喊：没这回事。增加十个或更多的海军港口，不但武力分散，力量薄弱，容易成为核武器目标，而且多弹头的现代武器，令分散并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全国有许多政客对李曼俯首称臣。他们要求新海军基地、建筑工程和工作机会。1982年选举以前，李曼暗示旧金山将成为一个新的母港，该市市长范恩斯坦就成为热心人士之一。另一个将在华盛顿州设一新港口的小道消息，也使当地政治人物一阵混乱。
当李曼提到将在墨西哥湾沿岸为战舰“威斯康星”号找一个港口时，角逐者竞争之激烈，使得海军把战舰队拆成七小队，横跨得克萨斯到佛罗里达五个州。
五角大楼内，反对母港计划的高级官员，包括地位仅次于温伯格的二号人物塞伊尔和主管研究发展暨工程的次长迪劳尔。他们的想法和高华德一样，认为那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政治伎俩。直到1983年7月底，温伯格还没下令进行计划。
李曼越级直接去找温伯格。根据一位高级官员透露，李曼打电话给正在旅行的温伯格，告诉他已选定纽约州为“爱荷华”号的母港。温伯格未经一般的幕僚评估，就在电话中同意了。李曼接到训令，须与塞伊尔商谈，但是当晚温伯格助理无法找到塞伊尔。隔天早上，李曼赴纽约参加“无畏”号的盛大早餐会，“无畏”号是一艘停在纽约市、已变成博物馆的退役航空母舰。李曼在600名宾客前高兴地宣称，海军计划把“爱荷华”战舰、一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两艘巡防舰的基地设于史代特岛东岸8到18号码头。“好像原属布鲁克林的道奇棒球队回来一样！”纽约市郭德华市长情绪激动的说。“这表示就业机会、就业机会、就业机会！”达马托欢呼着。而在华盛顿的塞伊尔因未被告知，正暴跳如雷，可是精灵已经从神灯里释放出来，再也回不去。
塞伊尔不是软弱无能的人，他和李曼一样是个飞行员，是条硬汉。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有国防工业的工作经验，有自己的观点。他和李曼对600舰海军舰队的争论，到1983年8月达于高峰。
塞伊尔是白宫于1982年底强迫推荐给温伯格的，从未曾和温伯格有亲近的私人关系，他根本怀疑600艘舰队计划，他算出海军造舰不可能得到所需财务支援。此外，塞伊尔觉得李曼大权在握，陆军显得无人理会，他打算加以平衡。李曼告诉我，塞伊尔希望删掉40到50艘船舰。其他消息来源说塞伊尔计划删掉海军五年采购经费180亿美元，而把其中一半以上的款项转给陆军。李曼告诉国会盟友他不喜欢“高级官员”——意指塞伊尔——采取“游击战略”对付他，而塞伊尔对温伯格大叫：“这地方容不下我们两个。”
1983年8月11日，他们摊牌了。据温伯格立的制度，当部长向总统和国会提出议案时，由副部长管理国防部内部。塞伊尔一直向军方施压，要他们紧缩预算，并召开由他主持的国防资源委员会来翻查金额。他对李曼的会计帐非常不满，因为李曼没有遵照他的意思，减少船舰配合预算目标，只是降低每一艘船的建造成本，纯粹是纸上作业。“我不相信那些成本计算，就像我不相信神话一样。”塞伊尔对李曼大发雷霆。
塞伊尔不久就写一份训令给李曼，把航空母舰从两艘减为一艘。然而他没有计算到李曼的狡黯、权力网络和速度。开会当天，李曼在会议结束后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他去找白宫的盟友，海军出身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以及同为海军出身的国家安全会议第三号人物波音戴克斯特帮忙。透过他俩，李曼获得里根同意两艘航空母舰的“名字”。不知五角大楼内部不和的白宫，发出一件看似乏味的三行新闻稿，表示总统已经给两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这新闻稿还包含一则里根总统赞成”600艘舰队”的声明。部署严密的李曼获得温伯格助力，打败塞伊尔。他的航空母舰和600艘舰队闪闪发光。
兴风作浪的李曼继续担任部长数个月之久，于1987年初识时务地辞职了。因为国会对海军不时的需索已日趋不耐。这位一向聪明过人的政治家，在还能掌握游戏先机时，先退出了游戏。
军方势力范围的垄断
李曼表现出五角大楼权力游戏的真象：各军种的你争我夺，全源于各个军事单位褊狭的本位主义所致。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国防部是个庞大的整体，这种看法与事实相去甚远。它是由一群以互相敌对出名的官僚军种所组成，其间彼此串骗勾结的情事早就有了。只是较鲜为人所知。官僚政治的铁律，是扩张且控制自己的领域。军事单位（已经成为官僚政治）也遵循这条铁律。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在五角大楼的势力争夺战中，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各自不让地防卫和培养他们自己的本体。不过他们并不激烈对立，他们已经达成共识，协议不侵犯他人的势力范围，也不洁难他人的任务。
他们全体联合起来阻止了外人想管理他们的企图，所谓的“外人”包括国防部长和他具文人身分的1765个手下。军事势力范围之垄断，无关开战与否等重大事件的决定，也无涉美国的对苏的政策，只是使军事单位有能力决定他们自己的策略、预算和选择武器系统。军事单位的首长惯常退回“坦克”（他们极机密的会议地点，通常不准文职官员进入）中，在文职上司介入前清除彼此间的歧见，然后各个单位用它自己的铁三角来保护它的势力范围和利益。
里根在任时，军事单位褊狭的本位主义触怒了有权势的国会议员。“你会被国防部和国会的组织及处理程序的严重弊病吓坏了。”高华德1985年底在参议院中大肆抨击道：“如果我们明天就需要上战场，这些问题会导致美国人民无谓的牺牲。甚至，会使我们打败仗……我觉得很悲哀，军事单位竟然不把国家的利益搁在他们个别的利益之上。这会产生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可靠的统一、指挥权。第二，当需要执行联合指挥时，美国的军事单位间不能有适当的协调与合作。没有可靠的统一权，我们就难以避免军事上的挫败……各个军事单位把绳子的一端拉向一个方向，而联合指挥官把另一端拉向另一个方向。毫无疑问地，军事单位会赢得这场拔河比赛。军事单位赢，可是国家却输了。”
从一位保守的、在参议院做了34年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军人老友口中说出这番话，是相当严厉的责难。高华德的众议院伙伴，威斯康星州选出的亚斯平也宣告同样的病状。其他有识之士也群起攻击，从平时的购买武器案到战场上的表现都加以批评。
在《五角大楼和战争的艺术》一书中，鲁瓦克评断说，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受困于各个军事单位和次级单位的“制度化的自我放任”，因为所有的人都想在其间插上一脚，好养肥预算、获得晋阶、开拓前程，并且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说：“就是拿破仑再世，也会被这个制度搞得束手无策。”
鲁瓦克是位大学教授兼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他说这种犹如脱缰之马的本位主义在越南战争中，会使美军在越南同时进行五种空战：由菲律宾空中战略指挥的高空轰炸、由海军自沿岸战舰指挥发动的空战、海军陆战队保护其地面部队的空战、陆军支援其部队的直升机行动和由空军战技指挥所控制的空战。这五个毫不相关的空中战役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负责的指挥官，也没有合理一致的战略。“事实上作成行动决定的是各单位间竞争、敌对的褊狭的政治活动。”他下了这个结论。
1980年在拯救伊朗美国人质的失败任务也遭受同样的指责。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说，从那次任务的失败中得到的教训是，单位间的利益左右了行动的指挥，令之完全没有凝聚力和整体性。其他人也指出在训练和执行时有协调不良的现象。一个由一位退休的海军将领主持的五角大楼特别小组曾建议，空军的直升机和人员比起受短距离攻击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员，更适于出长距离的任务。可是军事单位间的政治运作却否决此建议，因为海军要陆战队的直升机，而不是空军的直升机从执行这项任务的航空母舰上起飞。
甚至于1983年里根政府吹嘘为彻头彻尾的胜利的格林纳达事件，也被专家们指出有因军事设施而造成的大瑕疵。据一位陆军将领说，因为没有共同的地面指挥官，陆军的突击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两栖部队有了一场大竞走。由于前者在南方登陆，而后者却在北方登陆，军队间没有共用的无线电网，迫使陆军军官乘坐直升机到离岸的海军船舰上安排海军的火力支援。最滑稽的一件事是从五角大楼自己的评估报告中引述出来的，有位陆军军官苦于和海军舰只联络困难，竟用他自己的电话卡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到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办公室，叫他们向作战总部转达他需要火力支援的请求，然后才传到离他只有数英里之遥的海军舰只上。因为格林纳达的防卫力量薄弱，这种种问题及军事单位间的不协调，没使美国受到战败的打击，可是也够灰头土脸了，所以国会不停地施加压力，要他们改善联合指挥作战的方式。
前任参谋首长联席会（JCS）主席琼斯将军告诉我：这些问题是自从美西战争（编注：发生于1898年）以来，就深植于军事组织间的“文化大差距”的最新证据。那时陆军就不肯邀请海军参加受降典礼。长久以来，陆军部和海军部代表两个主要的军事单位，后来空军从陆军分离而出，海军陆战队则衍生自海军。虽然二次大战后成立国防部，琼斯说海军和陆军仍然坚守各自的本位文化。他还可以加上一句，他自己的空军也加入与他们成三足鼎立之势。在1986年初国会还没有通过改革方案之前，琼斯将军对我提起军事单位没有处理危机的行动能力，因为他们固执不移地紧抓住各自的指挥系统。他说除了欧洲之外，美国在全世界大部分的海军军队都听命于海军指挥系统，而除了韩国之外，美国陆军军队一般也都听命于陆军指挥系统。他说“联合”只是一种表面文章。
也有人说JCS的成员主要还是作他们个别单位的领导，而非超然的以国家为前提的联合整体。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主办公室仍留在自己单位中，只有主席和他副手的办公室在联席会中，琼斯说：“联席会根本不能好好地表现联合的功能。”它的成员调换频仍，以致军官们缺乏联合作业的经验。更加上军官们以他自己本单位为效忠对象，因为在那里才有前途及获得晋阶的机会。
资深的五角大楼职员经常抱怨说，由于本位主义的影响，使得军事单位反对联合作业，想要甩开共同的工作项目。被忽视的项目相当烦人，如：指挥、控制和联合传讯方法的重要作业；国防情报局；大规模空运和海运陆军部队的运输能力；打击恐怖主义者的特种部队的共同指挥。这些工作无人闻问，迫使国会在1986年成立一个联合处，由一位平民担任指挥官，这好比打了那些陆军和海军将领们一记耳光。
李曼最喜欢玩的、打的是有意漏列三叉戟潜水艇的预算。他在1982年、1983年和1985年都这样做，当我问起原因时，他说他曾提议几年之内不要列那笔款项，而延长旧的海神号潜艇的服役年限，同时用那15亿美元来购买其他传统性的武器，诸如驱逐舰或攻击用的潜艇，那些海军将领们认为在执行海军的主要任务时派得上用场的武器。对别人来说，这是李曼精打细算的策略，因为他心中明白里根和温伯格会坚持增加三叉戟潜艇的预算，由于故意漏列，使预算不费吹灰之力便往上增加。一位五角大楼的资深企业人员告诉我说：“三叉戟潜艇好比是金表（意指是最有价值之物），李曼知道总统或国务卿手中有金表，而且他们一定会每次都把它放进预算中的。”
李曼在表现海军的自主独立时，也同时阻挠某些联合运作的效率。对五角大楼的高级文官来说，传递讯息一直是长年不断的头痛问题，因为每个军事单位都负担一部分通讯网络——陆军在陆地，海军在海上——但彼此之间联络不良。卡路奇当副国防部长时，提议设立共同的指挥中心来处理单位间的联络网，以减少通讯瓶颈。JCS会答应了，可是在完全设立好之前，李曼叫国会中的海军朋友——众议员巴奈特故意提出修正国防部经费法案，以阻止共同指挥中心的设立。当其他人察觉时，为时已晚。
重复浪费是军事单位本位主义所付出的另一种代价。1960年初，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想叫海军和陆军发展一种共用的战斗机型TFX，却告失败。空军选了F-111，而海军选了另一种。不久前，原先为了给海军和陆军共用而设计F-16，但是海军却选用F-18。在导弹方面，专家建议空军采用海军的三叉戟导弹，可是空军却喜欢它自己的MX导弹。
没有一个军事单位愿意接受别单位所发展的武器。众院军事委员会中一位具影响力的助理幕僚百提斯塔告诉我，他15年前在弗吉尼亚州的海军武器实验室工作时，曾发明一种激光导向的精灵炮弹。他花了几年时间想叫陆军采用以节省经费。有一次他邀请一些陆军军官参观试射，用陆军的榴弹炮来发射，以证明一项联合计划的可行性。
“你一定不是说真的”，一位穿绿制服的军官对百提斯塔说：“你弄错了制服的颜色。”
“我是个文职人员啊。”百提斯塔抗议说。
“可是你替海军实验室工作。”那位陆军人员驳斥道。
“可是我和其他一般人一样在4月15日缴所得税”，百提斯塔强调道：“我们何不设法省下一大笔钱？”
陆军仍不肯点头。
不久前，海军和空军各自从事一项计划（需费30亿美元），发展精密的无线电联络系统给喷气式战斗机用。这些是高科技的系统，可以排除敌人的电子干扰，甚至可以在驾驶员的雷达银幕上显示出其他飞行器的光点。
这简直是格林纳达又重演一次——各军事单位只愿用自己的系统。空军先开始发展，他们要有声的联络系统，海军则要另一种有日期转换的系统，而这两套系统无相容性，这样会使得海军和空军的驾驶员无法彼此联络。海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盟友为海军争取专款，空军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朋友则为空军争取专款。五角大楼的标准作法是两种系统都做，可是有些众院的议员们大不以为然，要求温伯格做抉择选定一种，不可再做双重浪费。可是温伯格延宕不决，众院委员会终于在1985年搁置这两套系统的专款，迫使温伯格做决定。最后的结局是海军的承包商有财务困难，所以海军放弃原有的发展计划（难得一见的情况），而由空军所发展出的系统提供给双方使用。
假面联合指挥
对国会和五角大楼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事件是温伯格的典型处理方式。和其他几位国防部长比起来，温伯格对各军事单位并不严格要求各军遵从纪律，除非国会对他施加强大压力。他这种纵容的态度，正中垄断者的下怀，因为没有来自上头强硬、苛刻的眼光，每个军事单位都明白再也没有其他人会认真地诘难他们，其他部门的干涉更属不可能。
很明显地，各单位彼此都知晓对方的策略和武器上的缺陷和问题所在。如果以敌对为指导原则的话，单位间的批评一定经常可闻。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因为几年来为了使游戏维持下去，他们彼此给予互惠并通力合作。
“那是个绅士俱乐部”，参议员鲁德曼的话吸引我的注意：“就算他们不认为别单位的建议是对的，你也绝不会听到他们的攻击。有位参谋长告诉我：‘我使尽全力于我自己内部的官僚政治争战，和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僚争战，还得和国会山庄你们这批家伙争战，我可不想再和其他军事单位里的人挑起另一场战斗。’”一位空军四星上将告诉我，空军和陆军都坚决反对李曼的海军战略和他的600艘舰队的海军，可是他们从不严厉批评李曼，因恐引起他不顾一切反击他们自己心爱的计划。
“基本上，这是无法干预的。”参议员纽恩说：“每个人都在搔其他人的背。我认为这和国会的拨款委员会中的情形十分类似——‘你不刁难我的计划，我也放你一马。你一旦认为我的计划没有价值，我就跟你没完没了。’不过其间还是有所差异，我认为我们最不愿见到的是在军中处理事务也和议员为取悦选民而争取地方建设经费一样。”波林回想起杜鲁门总统的警告，他评断道：“军事单位间彼此秘密协议以控制预算，而总统除非得到国会的支持，否则没有多少力量能够控制他们。这就像反资本兼并。你永远抓不到他们的把柄，不过很显然地他们有一套精细的计划。”
换句话说，各军事单位难以承担有关国家战略的最费力、最艰苦的选择，诸如：海军编制应该有多大？防卫欧洲的最好策略是什么？因应未来的威胁，那种导弹和轰炸机最好？陆军或海军陆战队，那个较适于处理波斯湾危机？国会军事改革预备会议因此发出抗议的声浪。
海军前任副部长吴西，曾任职于里根政府中有关国防方面的两个主要委员会，他说军事单位间几乎没有对立和竞争。“我极力赞成在军种间的角色和任务中有更多的竞争和重叠，这样对事情才能有新颖的、不同的处理方法。”吴西告诉我道。可是各军事单位极欲避免推翻已建立完备的安排。
为了自保，各军种长期以来的行动原则，实际上却阻止各个单位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在JCS产生制衡作用。每位参谋长都代表自己的单位，套琼斯将军的话说，参谋首长联席会的主席（第五位成员），是“假面联合”的表征。就如五角大楼一位文职官员的说法：“根本没什么JCS，那是所有军事单位的控股公司。”一位陆军三星上将同意这种说法：“那个委员会是使五角大楼瘫痪的基本原因。每个军事领导阶层的职位都需经过那五个人的一致同意，可是除非他们本身单位的利益被照顾到了，否则他们根本不会同意通过。”
联合军事预算和军事采购计划，显得好像镶嵌壁画般地错综复杂但又有条理，它仔细分配钱的份数给各军种及其次等单位。海军有它的航空母舰旗舰、它的海面舰队、它的潜水艇和它的飞行员，所有的人都要新武器、新部队、以及现代化军备和扩充的新象征。陆军有步兵、装甲部队、炮兵、空降部队和直升机部队。空军有轰炸机群、战术机群、导弹部队等等。可见的结果是五角大楼的预算为了满足所有的这些顾客，而成为可以讨价还价的协定。需优先考虑的武器名单长得无法想像，因为每一种武器都有它的支持单位。所以当国会征询温伯格那些预算是可以削减时，他的反应是拒绝削减任何部分，以免得罪任何一派系。国会不得已，只好作全面性的削减，即每个人都少掉一些，但就全局来说，市场分配率并没有受到影响。军事单位不愿做重大决定，什么也没被削减，计划照样展开。但由于效率低落，费用高升，纳税人付钱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礼数。
军事单位的勾结，令那些支持国防部的人都感到厌烦。佐治亚州选出的共和党众议员金格里治，有次叹息道，虽然里根政府在1981和1982年一下子把大笔经费注入五角大楼的预算中，各个不同军事单位间的分配比例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海军得到33%，空军有30%，陆军24%，剩13%作为一般性的国防费用。他声称，新的国家战略，应产生新的优先顺序和花钱的方式。可是，已经长期确定的军事任务却使得市场垄断维持不坠。
“当然，如果你没有一套分钱的战略基本理论，你只好‘公平分配’。”一位陆军将领沮丧不已地冲口说道。“也就是跟着传统走。换句话说，你只能照以往比例分配。”
内弛外张的军事管理
温伯格是“地盘联合垄断公会”的理想主席人选。他遵循里根的基本观念：花更多、买更多、盖更多。他认为所有军事单位都有许多需要被忽视，如果填补起这些需要，一定可以改善国家的安全保障，以华盛顿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输入导向的战略，好像只要简单地投入大量金钱就是万灵药。
在五角大楼，他这种放任政策的管理方式，往往让各个地盘的垄断者去决定自己要的是什么，再叫他做他们的推销员。他确实表现得不像军事工作的设计者，而像是军事说客。他是在国防上出手阔绰的总统的忠实仆人，和为军事单位永不疲倦的代理人。简单地说，温伯格在五角大楼内来软的，而在外面和国会却来硬的、阻挠议事的游戏。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对此都很高兴。我听过海军军官和其他一些人赞美温伯格，说他是近几任国防部长中最好的一位。“国防的黄金年代”，有个人这样对我说，因为温伯格争取到最多武器和经费。为了增加他的名声，温伯格极力避免介入战争，这也反映了他的高级军官的看法，那些军官仍然处于越战梦魇中。
也可以说温伯格是遵循共和党的模式。传统上，民主党籍的国防部长像肯尼迪时的麦克纳马拉和卡特时的布朗都控制着军事单位。他们控制国防部长办公室中的庞大幕僚的权力，来维护中央集权和反对军事单位所做的有关武器的决定，而共和党籍的国防部长则一般对军事单位驾驭较松，温伯格比起其他共和党籍的国防部长更是一个极端的权力分散主义者。他和激烈主张中央集权的麦克纳马拉正好相反。温伯格和他的副部长几乎没有作什么要求，尤其是在初上任时。后来由于国会施加压力，才在1986和1987年开始严格一点。
温伯格的作风主要是由于他欠缺与国防部类似的经验。他在加州做过里根当州长时的财政局局长，后来出任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的卫生、教育、福利部长。
比起其他人来，他进入五角大楼时实在准备得不够充裕。如施勒辛格曾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布朗曾任空军部长和五角大楼的研究发展部主管；雷德任国会议员时常与五角大楼打交道。温伯格任预算局局长时，曾替尼克松以删掉情报局的预算——一如外科医生用小刀切肉般地仔细，所以起初共和党的鹰派担心他会对五角大楼采取强硬态度。
可是一旦被选为五角大楼的领导人，温伯格态度就转变了。在两个月之内，他提议紧急拨款330亿美元给国防经费，里根支持此决定的命令给他极大的鼓励，他也依赖强硬鹰派给他的劝告，像李曼和施奈德，他们曾为右派的传统基金会写过一个野心勃勃的国防蓝图。“为国防部敛财”变成温伯格的商标。他明白军事费用有起落的循环，藉着政治上的机会把军事费用推向更高的平原上。他令当时不懂国防的斯托克曼同意一个15亿美元的五年计划，然后紧抓住他的钱不放。
可是，温伯格和在国家安全问题下过许多年工夫的布朗和斯勒辛格不同，他上任时没有一套明确的政策——除了什么都想加多一点之外，这起先听起来还不错，可是可预料得到的，当钱短缺时，问题就来了。使许多国会主要分子（包括强烈支持国防部的共和党员和民主党员在内）感到挫折的是，温伯格坚决不理会他们要他在军事单位的需求中定出优先顺序，以助国会在删减预算时能做明智决定的请求。他们反而看到他试图使所有五角大楼的单位都满意，而不肯显现坚定的领导权，于是在里根第二任之始，国会对温伯格管理五角大楼的方式大为光火，不顾温伯格的公开反对，采取行动迫使对军事阶层要有更中央集权化的领导权。
“国防部长不设定优先顺序”，麦高弟抱怨道。他是俄克拉荷马的民主党员，在国防问题上是相当受重视的发言人。“他跟我们玩预算游戏，使五角大楼内的官僚力量得到更多权力。使得有更多的相互吹捧、更多的官僚政治。他不想在国防部本身施加任何的纪律要求，以便在陆、海、空军，甚至其下的附属单位中做抉择，于是官僚们得其所哉。他把这些官僚个个提拔到有自己‘封地’的地步，而且上面没有国王管着他们！”
我听过陆军和海军将领及共和党籍议员附和麦高第的批评。
“没有人致力于集中的计划。”纽恩简洁地一语道出，他是1987年参议院军事武器委员会的主席。在五角大楼内，温伯格的文职助理人员认为他是个软弱的管理者，只在国会或大众舆论迫使他出手时，才会对军事单位施加压力。有几位温伯格的高级僚属对我抱怨说，他不是一个适任的主管。掌管研究的副部长迪劳尔对我诉苦道：“如果我们跟温伯格说：‘你知道，我们需要一艘驱逐舰，得花十亿美元。’温伯格会说：‘哦，我们可不能要那个东西。’然后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这回事似的。他从来不施展什么领导权，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温伯格对这种说法大为震怒。我在几次访问他时，他强调这种批评不公平而且不确实。他确切地指出他主持管理国防部有史以来最多的花费，也确切地声明有时候军事单位，尤其是海军，让承包商调整他们的价钱。他未表示对于无法立即处理当前的每件事，及不设定优先顺序毫不感愧疚。
温伯格和支持他的人指出军事预算的急速增长就是成功的表现。在头两年，军事预算扣除通货膨胀还跳升了25%，这种速度使五角大楼的预算在五年内加了一倍。虽然国会想施予约束，实际上国防开销还是不停地往上冲，因为有了两个原因：首先是五角大楼的预算对通货膨胀的预估过高。1986年，主计处报告说，五年内因通货膨胀而增加的支出是440亿美元，比五角大楼预测的少。温伯格把通货膨胀省下来的钱放入荷包，拿来抵销国会的删减，而消去了这些删减所带来的真正冲击。另一个原因是，在国会通过预算后到国防部真正把钱用在武器系统上，有一段很长的期间。比如1983年，拨款73亿美元给两艘航空母舰，这些钱要到1991年才会全部用完。实际上，国会每年都给五角大楼一大批款项可供好几年花用。逐渐积存下来的数目到1987年初已高达2700亿美元，可以确保到90年代都不会有不够用的情况发生，因为这个组织已被钱淹没了。
温伯格上任时就已大权在握，后来又忠心耿耿地遵照里根有关国防方面的吩咐去做，所以能维持不坠。可是他却失去对国会的影响力，因为他早期过分鲁莽地运用权力。就如前任参议院多数党党魁杜尔讥讽他的话：“温伯格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可以透支空白支票的人。”
在他当国防部长头18个月的蜜月期中，温伯格志得意满，因为国会除了MX导弹事件外，其他都还相当支持国防部，所以不曾仔细察看军事力量增强的个别情况。可是由于温伯格早期觉得庞大财源的成就，加上因1981年里根降低所得税所造成的巨额赤字，使公众和国会想把增强军事力量之脚步放缓的要求，如箭在弦上。温伯格1983年时太呆板，不知顺应舆情，以致丧失取得长期稳定支持的机会。和国会间的关系来说，他是个孤军奋斗者，而不是团队中的一员。他玩谨慎防守的游戏，却缺乏李曼的灵敏和狡诈，使他在后来几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在任期头二年中，温伯格倚赖他的副部长卡路奇。卡路奇有敏锐的政治见解；他也倚重德克萨斯州选出的参议员陶华。可惜卡路奇1982年辞职，陶华也在1984年离开参议院。温伯格后来的副部长无法有效地赢取国会的欢心，而取代陶华成为军事武器委员会主席的高华德又采取独立路线，最后还成为要求改革的先锋，反对温伯格所领导的五角大楼。总之，温伯格缺少同盟和他一起对抗改革的要求，也无法将反对五角大楼预算的意见反弹回去。
众议院军事武器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主席亚斯平私下告诉我，他有次对温伯格大叫道：“天啊，温伯格，和你打交道就好像在和俄国人打交道一样，你只是不停地重复你的立场。”纽恩不喜欢温伯格党派色彩这么强，不喜欢他把里根上任之前别的总统的国防建设都一笔抹杀的态度。“他有些报告实在荒谬可笑。”纽恩参议员带点火气地对我说：“有次在公开听证会上，他说所有战略现代化的计划都是1981年才开始。于是，我举出那些在福特或卡特或尼克松时便已开始的项目。他一直没承认他犯的错误，我想他是怕在那么多支持国防部的民主党员和一些共和党员面前下不了台。”
共和党员亦附和民主党员对温伯格的不耐。“他并不心甘情愿地去包容、抚慰国会的自尊心。”缅因州的柯汉说：“我不认为温伯格肯特别花时间、耐心坐下来，试着了解国会的顾虑和提议。几乎像是反射动作似的自动反应，他会说：‘我们已经看过那个东西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们不需要它。’句点（译注：意指没有转圈的余地）。他先入为主的成见经常使他不能顾及事情的多样化，或起码认识多样变化的可能。这样的说法可能不公平，不过那是他给人的印象，而造成的后果是没有人肯替他担责任。”
温伯格的滑铁卢
温伯格早期国防预算增加之后，他于1983年春在国会遭到滑铁卢。他坚持五角大楼预算要有10%的实质成长，这在忧虑会产生赤字的保守派共和党员之间掀起一阵骚动。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个不停、说话毫不留情的多米尼西，是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主席，他反对温伯格对预算要求“全速前进”和“谨慎防守”的态度，而且危言耸听削减国防费用之严重后果。“他的‘天即将塌下来’的理论只是虚有其表的理论。”多米尼西告诉我：“因此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造成对五角大楼的极度怀疑。”
1983年4月7日府会终于摊牌。整个春天，多米尼西和参议院多数党党魁贝克（Howard
Baker）一直催促温伯格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叫里根总统妥协，接受增加7.5%的国防费用。过了好几个星期，白宫仍无动静。在决定性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投票前二天，温伯格仍坚持少于10%的升幅会使国家安全陷于危险之境。预算委员会感到又生气又无力，采取了另一个方法。多米尼西知道连内政的项目都被删减了，他的委员会不会给五角大楼多于5%。在决定的那天，参议院多数党党魁H·贝克打电话给白宫讨价还价到7.5%，白宫幕僚长J.贝克打电话给温伯格，力劝他接受。温伯格答应要再打电话过去，却失踪了好几个小时。白宫官员猜测他是在逃避他们。
然后，出乎意料之外地，温伯格在白宫西厢现身。在总统办公室外面的走道上，J·贝克的两个高级助理，他的副幕僚长达曼和都伯斯坦（白宫主管推动议案通过者）试图作最后的努力，和温伯格以及克拉克达成协议。温伯格终于说：“7.9%是我能接受的下限。”都伯斯坦心里想这让步不够，话也说得太晚。温伯格没有看透委员会的心意。H.贝克用充满绝望之情的语调警告都伯斯坦：“肯恩，我会继续往这个目标努力，不过我可不会叫总统打电话给多米尼西。”H.贝克知道7.9%不可能被接受，他不愿里根亲自受到断然拒绝。
温伯格和克拉克不理这个警告，在椭圆形办公室中，他俩力劝里根打电话给多米尼西，要他召集共和党的投票部队，准备好为五角大楼的预算护航。
“命令他！”克拉克说：“他是总司令啊！”
都伯斯坦则对他们提出警告：“我刚刚和贝克参议员谈过话；委员会已经要付诸表决了，没有办法阻止多米尼西参议员，已经太迟了。”
总统还是打了电话，把多米尼西从委员会的投票边缘抓出来。
在多米尼西的记忆中，这次对话不但紧张而且难堪。一个白宫官员告诉我，结束时两人都在大叫大嚷。
“彼特（多米尼西的名字），我知道你正要结束预算案。”总统先开口道。
“是的，总统先生。”多米尼西答道，站在狭窄的走道上的电话亭中冒汗，一面抗拒电话传来的压力。
“我知道你只给我们5%，”总统的语气逐渐硬起来：“你不能这样做。”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才得到的。”多米尼西粗率地反击道。
“你不能”，总统坚持道，声调逐渐抬高：“你得等一等，你过来，我们谈谈。”
总统的助理们记得他加强协调成7.9%的可能性。都伯斯坦在纸上匆匆写下7.5和7.9两个数字拿给总统看，用手指头比了一小段距离。可是多米尼西不记得提过7.9%，不管怎样，这也不能令他满意。两个月以前，这个提议有可能被接受，可是如今太迟，反映出里根依赖温伯格之深，和温伯格对时间控制的拙劣和昧于了解国会。
“我不能等。”多米尼西声称，他反映出他的委员会对拖延和暖昧不明态度的不耐：“您是世界上我最尊敬的人，可是我已经等了好几个礼拜。您那边不作让步，温伯格更是态度坚决强硬，我也有我的责任。这个委员会中有22个参议员，是美国参议院的一个重要部门，是我的职责所在。再谈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是可以再谈，可以再坐下来，可是已经没有余地了。有什么用呢？您曾经有充裕的时间，可是时间不饶人，抱歉。”
总统愈听愈气，声音凶恶亢奋，几乎是暴跳如雷。
“你今天不能结束这个议案。”他命令多米尼西：“你得把它延后。”
“不，我不能。”多米尼西轰回去道，紧张得汗流浃背：“抱歉，总统先生。”
里根猛然挂断电话。摔得太用力，令听筒从电话架上反弹出来。这场愤怒的争吵像丢了一颗手榴弹在这一小群人中，打散了椭圆办公室内的集会。克拉克、温伯格、达曼和都伯斯坦几乎是一言不发地默默离去。
多米尼西浑身颤抖地回去投票，他的委员会否决了温伯格的10%，通过5%的升幅，自那天起，有八位共和党参议员和里根——温伯格阵线画清界限。最后，参议院通过5%的升幅，众议院通过3%，终局协议在4%以下。如果温伯格早些表示有让步余地，多米尼西断言：“我们可能可以作出6%的决定。”
这段插曲是温伯格的转折点，因为它使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感到屈辱。他坚持说，如果删减一分一毫就会使国家防卫陷入极度危险之境，却发现他虽然少了那么多，仍可安然度日。这么多年后，他们终于明白他这种令人迷惑的游戏。他们没有注意到，巨额通货膨胀的预估被放进温伯格的五年增军款项预算中，而抬高武器系统的费用。也没意会到通货膨胀缓和下来时，温伯格仍然维持旧数额。他永远能从夸大的通货膨胀估计中省下数十亿元来弥补被国会删掉的预算。当国会理解到这点时，甚至连支持温伯格的共和党员也为被蒙骗而愤怒不已。
温伯格失去的不止是钱财，他失去他的信用（白宫幕僚明白这点），也失去有关国防辩论的支配力。里根和温伯格想使问题局限于“多”或“少”上。可是大众心理有了戏剧性的转变。1981年7月，《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61%的民众觉得应该增加国防费用，只有35%觉得应该删减或维持不变。五年后，只有17%赞成增加，而有79%赞成删减或维持不变。
赤字已经成为凌驾一切之上的顾虑。而且对昂贵荒谬的“咖啡壶和螺旋钳丑闻”的不满，也在1985年达到高潮，腐蚀了里根从卡特政权承继而来的国防部拥护联盟。有关国防的争辩不再充满对苏俄威胁的恐怖（这自1981年来不会有重大改变），而变成针对五角大楼的浪费和拙劣的管理的批评。
在给里根——温伯格的军事预算5年后，连拥护国防部的民主党员，像纽恩和亚斯平都曾不客气地指出，国家没有从这些钱中得到应有的代价。纽恩抨击“未多加考虑就建造许多东西，而且接着展开生产”的低落效率的无可救药。
爱荷华州选出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葛拉斯利，指控国防承包商比日本人和其他的美国工业部门更无效率，却收取更高的利润而且常常不必付税。甚至海军部长李曼也承认武器系统是镀金的，包商赚得太多。近20年来，国防工业的利润平均，几乎是非政府利润标准的4倍。李曼将此怪罪到国会头上。新罕布什尔州的鲁德曼反击说，军事官僚制度太庞大，办事人员比战斗人员多，陆军和海军将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多，却只有1/6的部队可指挥。
这些非难的基本前提是国防太重要，所以不能使军事势力范围垄断的诡计得逞，像温伯格以前那样。从下列几件事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如国会一再要求五角大楼取得合约时，要有更多的竞争包商；要有不受控制的武器系统缺点测试和更详尽的费用超支的报告。此外还有高华德和纽恩在参议院，亚斯平在众议院一起推动的代表两党的改革讯息。里根总统自己的五角大楼管理委员会也附和它。于是，不顾温伯格的抗议和JCS的高声叫嚣，国会领袖还是把温伯格压制下去了。1986年中期，参、众两院投票决定五角大楼内实行更强力的中央集权，里根也同意此一决定。有几位改革设计家私下告诉我，他们无法迫使温伯格被免职，只好改变他周围的架构。剥夺参谋长的一些权力；给予JCS主席更多权威，使其凌驾于势力范围垄断之上；更赋予在欧洲、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地区司令更大的权力；对个别的军事单位施加更严厉的纪律。
另一类似乎较为缓和的行动，是由前任国防部副部长派克所领导的处理国防管理的总统特别委员会。温伯格反对这个委员会，可是里根不理他，反而告诉主要的参议员们说，因为他愈来愈不满意五角大楼低落的效率和各军事单位参谋长如出一辙的意见。有人告诉我，有次副总统布什带给里根一幅30码长显示五角大楼通讯电路的图表。“艾森豪威尔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只用300个幕僚。”据一位高级官员的引述，布什这样告诉总统：“我们有3000个参谋部属，却无法维持和平。”
可是势力范围之垄断和铁三角已稳如盘石，以致到1987年中期，改革者开始抱怨温伯格已经淡化了1986年国会的改革，军队对派克委员会所带来的冲击也已变钝。亚斯平反对没有实权的新职位，他说：“没有权力的沙皇等于是太监。”那个沙皇正是国防部副部长高温。高温愤于权力被阉割，于1987年辞职，虽然据推测高温应该有集中管理的权力，可是他表示，他根本无法坚持任何不合于五角大楼官僚制度和军事单位本位主义的事。
从两位前任四星上将和五角大楼的前任高级文职官员口中，我听到军事单位本位主义在实际争战中，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悲观估计。JCS主席琼斯将军于1982年任满退休，他告诉我他担忧在危急存亡之际，各军事单位不能好好地团结作战。梅尔将军1985年自海军参谋长任内退休后，也警告说这个问题严重到足以导致核战争。
“最大的危机可能会是由于我们目前的能力不足，可能不得不更早使用核武器。”他告诉我道：“也可以说，如果能力够强，就不必动用核武器。”
基本上，这些改革强调80年代中期对国防的激烈心理改变。
改革的推动，既代表铁三角败于异议三角手中，也反映出历史性的规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民众不曾连续三年以上支持增加军事拨款过。里根——温伯格联队打破了这个纪录。卡特在1980年就争取到增加军备预算，里根——温伯格联手使它一直持续到1985年。而积存下来的数十亿美元使实际花费一直增加。
对里根——温伯格政治策略的反弹，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
由于他们全神贯注于苏联的威胁，温伯格和里根赞成强大快速地建立军力，而使在欧洲的传统武力仍处于困境中。海军于1987年抱怨它短缺水手来操作舰艇；空军单位缺少后备零件，飞机技士不得不拆下一些飞机的零件装在另一些飞机上，以保持有飞机可以上天。总之，里根联队长于争取，短于操作和维修，盛极必衰。稳健的政策才能赢取长期政治上对国防的支持，而里根和温伯格在80年代初期，失去在国会和全国建立起持久的、超党派的、支持国防预算适度、稳定、长期成长的舆论的机会，来取代一下上天、一下入地暴起暴落的军事预算盛宴与饥谨。
第九章 游说游戏
第九章 游说游戏
60年代初期，我刚抵华盛顿担任记者时，对国会最有影响力的人士是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那个年头，埃及的纳塞尔不断胁迫以色列，而阿拉伯人的主张尚不为国会山庄所接纳。不料到了70年代末期，政治情势却起了变化，首先，是萨达特1977年11月戏剧性的以色列之行，及促使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展开和平谈判的1978年戴维营决定；其次就是石油价格的一路狂飚，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以便确保波斯湾的石油来源；第三，由于伊朗国王垮台和苏联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也使整个局面有了戏剧性的转变。
萨达特对美国人展现出友善而和平的阿拉伯脸孔，再加上他愿意与以色列谋和，这一点为埃及赢得一笔“精神补偿”。他们所得到的美援数额之大几可比拟以色列。科威特与沙特阿拉伯也因其源源不断供油给西方国家，而于1978年获得卡特总统出售F-15喷气式战斗机的承诺，以表示感谢并象征友谊。此举令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大为恐慌，他们宣称这批战机很可能会用来对付以色列。
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政府更决定卖给沙特人好几架价昂而贵重的空中雷达控制中心，即我们所熟知的空中预警机，简称AWAC-S。亲以游说集团为此一售案奋战不已，企图力挽狂澜，不幸落败——这个结果在许多人眼里，代表着以阿政治均势已然倾向另外一方。
然而大势并未底定，争端方兴未艾。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美国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一个亲以色列的国会游说集团中的急先锋，全盘脱胎换骨，势力犹盛于昔。AWACS一案的挫败令美犹公共事务会激荡出新的一套政治策略，使其成为一超级游说集团。该会的预算在9年中提高了8倍。会员由1878年的9000家扩增为1987年的55000家，参谋执事人员亦由原有的25人增多为85人。到了80年代中期，该会总部不但可为与其友善的候选人募得400万美元的竞选基金，亦有能力惩戒政敌。美犹公共事务会的游说举动，至此，其力量超越民主、共和两党的党派界线。
美犹公共事务会的战果之一，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猛然由1962年的9340万跃升为1986年的将近38亿美元。尤值一提的是，该会仗着雄厚的政治资本，竟能在1985年结合盟友，迫使里根总统取消其原本答应侯赛因国王的军售。到了1986年，亲以游说集团更阻止里根出售喷气式战斗机给沙特阿拉伯，使得国务卿舒尔茨不得不和美犹公共事务会的执行长——而非国会领袖——坐下来会谈，以便找出该会所能容忍的沙国军售案之极限。1987年，由于该会的游说，又成功地阻止了沙特阿拉伯购买1600枚小牛导弹。
精明狡猾的说客知道，从此不能再仰赖少数几个委员会的首脑人物去推动政策，必须实实在在地盯牢参众两院的每一成员，我指的当然是主要委员会的成员。游说集团再也不能依靠某位华盛顿的超级王牌律师去私下活动了，他们必须设法策动草根运动，以便向立法者施压。换言之，他们必须着眼于政治运动的技巧和运动发起人，民意测验专家,DM（直接邮寄传单）专家上面，以便引导并操纵民意。
1974年的那场权力变动后，游说集团已逐渐填补了松散的政党结构所留下的空间。政党一向会为其从政党员提供必要的组织、金钱和保证。政党及其领袖衡量各利益团体争相提出的要求，判定优先顺序，采取妥协方案，替从政党员“护航”：一方面承受较冷门的表决事项所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传达坏消息给不满意的团体。奇怪的是，虽然全国性的政党在竞选活动上投入的经费比过去多，但是整体而言，并未恢复往日的雄风。
这种无限延伸的新型游说游戏提高了成本，花好几百万推动一项法案已司空见惯。以美犹公共事务会为例，光是用来支持以色列问题的预算，便由1978年的75万飞升至1987年的610万。企业界和资方在1987年仅花了500万便封杀了“劳工法改革案”，而工会后来却动用了250万才争取到较佳的组织权利。保险业者1985年花了500万元来保护几十亿的免税额，“蓝十字-蓝盾牌”保险公司另外又用了400万元维护其为非营利事业的免税身分。货车业则于1979年花费300万元以反对解除管制。游说活动已由少数消息灵通人士的游戏一变而为大企业了。
急先锋的教训
美犹公共事务会的故事是典范案例，最初的事件发生在1980年9月28日，距苏联入侵阿富汗不到一年，离两伊由边界冲突爆发到全面战争仅仅六天。当天，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琼斯将军飞往沙特阿拉伯，那时，波斯湾湾头爆发的战争已引起华盛顿方面的震惊，也使沙特阿拉伯皇室惴惴不安。
琼斯一下飞机，便被沙国空军作战指挥官法赫德亲王和受过美式训练的沙国空军少校暨国防部长之子班达亲王缠住，“我们急需AWACS”，他们表示：“以便全天候监视波斯湾。我们迫切需要它，否则无法保卫王国，你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
AWACS，现代武器学之代表作，是一种大型的波音707，机身装有碟形雷达，并且塞满了各式高科技电子设备，可以监测整个战区。它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空中武力和精密科技的象征，沙国希望美国暂借给他们AWACS和机员，以便向霍梅尼统治下好战的伊朗宣示：沙特阿拉伯乐于得到美国的保护。
美国空军多年来一直鼓励沙特人购买AWACS，以便进一步提出在沙国建立美国空军基地的要求，一旦中东情势紧张，美国飞机进出比较方便。琼斯是个AWACS的狂热分子，发现机不可失，立刻通电华盛顿，敦促五角大楼和卡特派遣AWACS前来。卡特的顾问鉴于1980年大选的高潮将届，担心选民会激烈反弹，因而极力劝阻，但是琼斯使出浑身解数，卡特终于首肯。结果四架美国AWACS在两天之内便飞抵沙国，奉命出使“暂时训练任务”，一年365天全天候执勤。（七年之后，即1987年5月伊拉克军机在波斯湾击中美国巡防舰史塔克号时，这四架飞机仍未离去）。沙国皇室告诉琼斯，他们将提高石油产量以示酬谢。
不多久，沙国政府便提出一个颇具爆炸性的请求：卡特政府是否愿意签订金额高达84亿美元的军售案？其中包括五架AWAC-S，外加七架KC-135巨型加油机、若干F-15喷气式战斗机，以及其他装备。此项要求无异是政治炸药，因为以色列害怕沙特空军现代化，而国会在1978年也会保证绝不出售AWACS机给沙国。
当美沙军售案在1981年4月21日正式发布时，以色列人及其国会盟友大为震怒，死命劝说国会阻止此一售案，结果演变成强力游说集团的大对决，以阿的影响力面临空前的考验。贝京总理先前已去函里根谴责该项军售案，此刻口吻更宛如以色列已受到世界末日般的胁迫。
国会的反弹来得很快，六月底不到，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派克伍德便与美犹公共事务会执行长戴恩组成联合阵线，发动了54位参议员和224位众议员致函里根，反对此项军售案。美犹公共事务会7月并发表声明，主张将在全案交由国会表决前将其封杀（两院多数反对，即可否决此案）。不过，由于害怕政治灾难拖垮里根的经济计划，参院多数党领袖贝克要求白宫把AWACS投票案由4月一直延到10月，而当里根总统于10月1日正式知会国会时，贝克警告总统情况极不乐观，他说：“算上我的一票，我们只能拿到12票，而我压根儿就不想投这张票。”
但是里根不听，他挟着预算和征税案胜利的余威，硬是要往前冲。结果在众院，该案以301票对11票被否决。政府只得卯足精神争取参院同意，真是一场艰苦的追逐战。
以色列政府此时却自己乱了阵脚。正当沙特领导集团宣布中东和平计划并提高石油供应量之际，贝京总理和里根政府起了冲突。先是为了以色列空袭伊拉克原子反应炉的事，再就是炮轰贝鲁特造成平民严重死伤的惨剧。贝京9月时又激怒了白宫，因其在国会山庄就AWACS交易案进行私下游说，这无异是在总统自家的院子里向他挑衅。前肯尼迪总统时的白宫官员暨沙特说客傅杜顿很巧妙的出了道选择题：“要里根，还是要贝京？”
仅仅握有54票勉强超过半数的亲以联盟情况极不稳定，没多久这些参议员便逐一开溜了，该联盟在好多州都失去群众有力的支持。犹他州的赫区利用萨达特被刺一事，呼呼大家支持其他较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有些参议员，特别是共和党的新人，竟被白宫策士贝克及其副手达曼各个击破。他们拟了封信说明里根的保证：AWACS只有美国和沙特人可以使用，其他阿拉伯人不能；有关的高度科学机密除非白宫首肯，否则绝不外泄；官方将严密保护该机不令其落入敌人之手。贝克表示，对于摇摆不定的参议员，“这封信给了他们很好的台阶下”。
里根亲自和44名参议员对话，颇说服了一些人，其中包括爱荷华州共和党议员杰普森。这对美犹公共事务会打击很大，因为杰普森是反对该项军售案的核心人物。杰普森经过一番天人交战后彻底崩溃，他哭着告诉其他共和党员，由于事关白宫“高度机密”，且为避免损及里根声望，才决定改变主意。他为其他意志动摇者起了带头作用，使得里根终以52：48的票数通过了此一军售案。
这个结果显示，美犹公共事务会和亲以游说集团实应好好加强与参议员之间的联系。
故事的后半段由此展开：美犹公共事务会的现代化和大改造。
政治上知识化也受牛顿定律的支配,AWACS军售案的胜利引发了强大的反作用力，使得里根在其后四年饱受干扰。
美犹公共事务会虽然在此事件上功败垂成，严重受挫，不过失败却促使该会脱胎换骨，订定全国性的策略，目标对准草根大众。
该会多年来，一直是以东北部和中西部大都市那些明言效忠的行动派选民为主要对象，因他们在众院势力强大。但此刻该会被迫改弦更张，盯牢保守的参院，以便在里根的第二任期内掌握多数。
1985年里根总统亲口答应要提供侯赛因国王新式武器，以便促使以色列与之谈判，美犹公共事务会及其同盟立刻发动74位参议员通过一项决议，反对出售15亿元武器给约旦。参议员的比数很值得注意：较1981年反对AWACS案的最高票还多出20票。白宫再也无法离间犹疑不定的议员而获胜了。1986年初里根不得不对侯赛因食言，他未经表决便撤回此案，证明美犹公共事务会的实力已足以与总统的提案抗衡。“最好的表决就是避开表决”，该会立法部主任布鲁菲对我表示：“如果能不战而胜，对大家都好。在政治团体里大家都还要碰面，撕破脸并不划算。”
还有一次也是1985年，沙特人要求购买30亿美元的武器。里根总统答应法赫德国王多提供一些F-15战斗机，然而国会的敌对态度迫使里根撤回提案，沙国人只好向英国购买喷气式飞机。美国政府逐渐学乖，主动削减沙国的购武清单，取消了M-1坦克和黑鹰直升机，希望国会和美犹公共事务会能高抬贵手。
终于，在1986年2月28日，国务卿舒尔茨请来该会执行长戴恩，向他求教政府该怎么做才能在国会过关。通常在犹太人社团的游说活动中，公共事务会只负责对国会游说，执行部门仍应受美国大型犹太组织领导人会议指挥。因此舒尔茨会晤戴恩，实证明了美犹公共事务会的力量愈来愈强的事实。
这些年来，美犹公共事务会已由50年代的亲以公共事务讨论会，一变而为拥有55000成员的游说团体，不少参众议员都得受其节制。该会是一美国游说团体，而非外国政治代表，不过它与以色列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我所知，该会的政治投票纪录表和策略报告可以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找到。有些以色列记者甚至戏称该会为“我们的使节团”呢。戴恩是肯尼迪时代的民主党议员，具有十年国会幕僚经验，也不能免于“秀”出他随身带着的以色列总理的全天候直通电话号码的行为。其他的犹裔美籍说客，如布洛迪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布宾德一再宣称这与美犹公共事务会无关，但是许多犹太政客确与该会声气相通。
舒尔茨在1986年2月邀请戴恩讨论沙国军售案，无异默认了美犹公共事务会的地位，因为该会反对军售案最力。他们俩在国务院七楼舒尔茨的大办公室里熊熊炉火前，谈了好几个钟头。
会谈中，戴恩逐渐了解舒尔茨的转变。舒尔茨1982年上台时，以色列人担心他会是亲阿派，因为他做过贝泰建设公司总裁，该公司在沙国承包了不少大工程。而舒尔茨果然在1982年9月提出一份中东和平计划，主张巴勒斯坦人自治，约旦河西岸领土归约旦所有，他也因此而触怒了贝京。但是当他看到在叙利亚的压力下的黎巴嫩破坏以黎协定（即是舒尔茨在1983年5月一手策划的），不免对阿拉伯人感到失望，此后舒尔茨便致力于对以增援之事，转而拉拢以色列。他甚至对戴恩明讲，希望巩固美以关系，不令其上下起伏、摇摆不定。
但是那天下午，舒尔茨却仍想保住美国对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主张沙国军售案确有必要，他是想藉此讯息在德黑兰造成反响。此外舒尔茨指出，里根总统为约旦军售案在国会碰了一鼻子灰，此刻极需有人伸出援手，支持其中东立场。舒尔茨提议卖给沙国适度的武器，包括舒尔茨并未直接提出补偿条件，但一切尽在不言中。舒尔茨表示一旦此案通过，1986年内不会再提出大型对沙特阿拉伯军售案。
戴恩很感兴趣，但他警告舒尔茨若想通过国会这关“必须剔除刺针导弹”。这项武器会引发爆炸性的争论，因为以色列和美国国会都害怕它会落入阿拉伯恐怖分子手中，反过来对付美国民航机。舒尔茨并没有把他的劝告放在心上。
戴恩随后便去请教参院重要人士和犹太领袖，如芝加哥商人暨美犹公共事务会主席艾雪，和当时的大型犹太组织领导人会议主席拜尔金。美犹公共事务会一高级职员亲口告诉我，以色列总理佩里斯透过私下的管道授意，不反对适度销售武器给沙国。这一点给了该会一个玩弄两面手法的机会。他们一向是反对沙国军售案的，这会儿却能提供舒尔茨方便了。3月20日戴恩造访舒尔茨，告诉他说：“我有好消息，我们不反对出售导弹给沙国。”
不料，反对声浪之大已非美犹公共事务会所能控制。著名的亲以政治人物如葛兰斯顿参议员和李文众议员，这两位加州的民主党员不断奔走，要求国会反对此案。众院因此谴责导弹售案，参院也以43：23表示反对，这两项投票都是里根人在东京时进行的。里根回国后否决了此项决议，并倾全力才获得参院支持否决案，但仍被迫删除了800枚毒刺导弹。这批交易的成交总值最后变成2.5亿左右，不到沙国原先要求的1/10。
从这个结果不难看出政治气候变化之大，与1981年通过AWACS交易案时迥然不同。中东情势的转变看得人目瞪口呆。五年来国会对和平计划的进行过程彻底失望。环球航空班机被劫、阿奇劳若号邮轮被劫，以及欧洲机场爆炸事件使得国会和美国人深深困在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梦魔里。参众议员怪罪于沙特阿拉伯，他们怀疑沙国资助巴勒斯坦人和以叙利亚为后盾的恐怖主义。此外，沙国的“石油武器”也锋芒尽失，因为石油价格已由1981年一桶36美元跌到1986年的15美元一桶了。而以色列的现任总理佩里斯也比前总理贝京更善于推销之术。
目标对准民间大众
但是美犹公共事务会并非全凭好运道，它也经历了一番转变。该会不仅有能力阻止主要的阿拉伯军售案，同时也能大量提高美国援以金额，以便挽救其不健全的经济，自1980年的21亿的贷款，跳至1986年的38亿元的捐款补助。
戴恩回忆道：“在过去，肯能（该会创始人）只须接触少数几位熟稔的领袖即可，如民主党方面的韩福瑞及共和党方面宾州的史考特，此外不必多费心。今天可不成了，你得先有个构想，然后设法说服别人。不管他有没有头衔，是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还是少数党领袖或多数党领袖，都得请他帮忙。在我们眼里，国务卿的可能人选有535人之多。”
国会权力的分散，迫使美犹公共事务会扩展其权力基础。过去20年，该会仰赖大州大型犹太社团提供政治和财务支援，如纽约州、加州、宾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1981年空中预警机表决案击中该会最弱的一环，即美国东南、西南、密西西比河沿岸草原和洛基山区的25州，尤其是那些州的保守的共和党员。
“1981年我们到底败在那里？为什么？”戴恩大声问道，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我们的力量太单薄了，只靠大州的参议员绝对无法获胜。我们必须认清：成败取决于草根大众，不能光注意犹太人，凡是有选票的地方，都不能放过。”
犹太人的南移对改革也有助益。该会立法部主任布鲁菲指出，犹太领袖担心“犹太人一旦南迁，便会失去原有的犹太性格，因为在纽约做个犹太人比较容易”。不过布鲁菲却表示，该会发现40岁以下的犹太雅痞“也将其政治参与热情带往南方的阳光州。我在佛罗里达的莎拉索塔看到两个犹太社区，其中之一超过50人，那里有会堂，也有社区组织。40岁以下的犹太人不怕威胁，是极具自信的一代。他们成立公共事务会和社区议会，以及日校和乡村俱乐部。那里完全没有‘老天，如果人们发现我是犹太人的话，会影响我的生意’或‘我会找不到工作’的忧虑。”
戴恩和布鲁菲的力量随着犹太移民来到西南部。1983年，该会在得州奥斯丁设了第一个地方办事处，不久又开了三家。戴恩以奥斯丁为基地，将该会势力延伸至六州：得克萨斯、阿肯色、路易斯安那、俄克拉何马、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这是该会最感无力的地区）。1981年，这六州的12位参议员中只有四位反对AWACS案，53位众议员中也只有1/3曾投票支持援以案。该会希望透过活跃的群众所组成的犹太地方社区，所举办的政治研习会，并藉着地方领袖和参众议员的私人接触来改变颓势。
戴恩在俄克拉荷马的塞米诺市找到六个跟布伦参议员一块儿长大的犹太人，他亲自飞到该地与他们共餐，敦促这六位成功的商人跟布伦联络。布伦在亲以论调的包围下确有转变，1981年他反对美犹公共事务会，四年后却投票表示支持。该会在得州东北乡下也找到三名认得霍尔参议员的犹太人，在该会的鼓动下他们与参议员会面，问他为什么反对援助外国和以色列。霍尔答道：“因为你们从未要我投赞成票。”“如果我们提出请求，你是否愿意帮忙？”“当然好，如果对你们很重要的话。”结果霍尔在1984年首次投票赞成援外案。
戴恩表示，这些零星但持续的努力在六州造成显著的改变。到了1985年，12位参议员中竟有六位反对约旦军售案,7位反对新沙国售武案。众院中支持援以者也增加了一倍。
但该会在洛基山、草原带和东南部的表现相形见绌，但在若干重点州如弗吉尼亚，却颇有进展。该会甚至向宿敌大献殷勤，如北卡罗来纳的赫姆斯参议员。1984年该会力图打败赫姆斯不成，于是为其安排耶路撒冷之旅。稍后该会宣称赫姆斯“深为动容”，不仅逐渐同情以色列，偶尔投票支持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