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
凌志军
前言
关于智慧的故事
我将本书奉献给：
那些最聪明的人。
那些现在还不聪明但却正在聪明起来的人。
那些曾经聪明但现在已经聪明不起来的人。
那些虽然不聪明但却管着聪明人的人。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微软始终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即使在我们国家，关于微软的故事也有很多正式出版物。与以往这些出版物不同，本书所描述的主要是微软公司里一批中国人的命运，这些中国人组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其内容大都取自第一手资料，主要部分是我的直接观察以及当事人的回忆。
在我采访的整个过程中，微软公司以及微软中国研究院都给了我极大支持。前者安排了我同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和其他一些人的直接交谈，这些人全都是第一次接受一个中国内地记者的独家采访。后者向我开放其内部档案和电子邮件，并且允许我旁听他们的许多根本不能向外公开的会议。我还有机会采访位于美国华盛顿州雷德蒙市的微软总部，穿过那些迷宫一般的走廊去寻找我感兴趣的人。在本书所涉及的100多个人物中，有50多位曾经与我面对面地交谈。我对他们的采访断断续续持续了16个月，接受采访的每一个人，都真诚地对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思想以及种种酸甜苦辣，让我留下大约140个小时的录音带，还有超过100万字的采访笔记。我还同有关的人相互往来300多个电子邮件，其中相当部分是为了核实一些事实乃至每一个细节。当然我也阅读了大量旁证材料和公开出版的书刊，对于我理解微软和在微软工作的这些中国人，这些间接资料都是重要参照。没有微软的支持，我无法完成我的工作，不过，我在下面所叙述的内容，全都出自我本人的独立的取舍和分析，所表达的思想也全部属于我自己。我从一开始就向我的采访对像表明，我不是微软的“代言人”，而只是一个旁观者。当我考虑做这件事的时候，曾与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有过一次交谈。
我说：“我将写我想说的话，不写我不想说的话。”
他说：“当然。你可以随便写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写。”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我并没有决定真的写出什么东西。让我最终下决心把本书写出的人，不是李开复，不是比尔．盖茨，而是清华大学电子系一位尚未毕业的硕士生。她是江西南昌人，叫潘锦辉，不是微软的正式成员，但却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里实习，因而能够从最近的地方感受微软的环境以及微软员工的工作、生活和心态。她表现出色，深得老板嘉许，但她从未想过毕业之后就职于微软。她说她对微软曾经有过不大好的印象，那是她进入微软实习之前从各种公开舆论中得来的，但她的不肯就职于微软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一些个人的原因促使她出国了。这些事实表明，她与微软之间并无利害纠葛，其本人既无成就和名声，也无权力和财富，在我们国家几亿年轻人中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正因此，我便格外相信她的客观公正。从以下一段潘锦辉和我的对话中，读者必定会和我一样希望更多地了解微软，以及微软中的中国人：问：能谈谈你对这里的感觉吗?答：我今年夏天来到研究院，感觉非常愉快。虽然压力很大，但很愉快。虽然清华是一个很累人的地方，但你如果想舒服，还是可以很舒服。节奏比这里慢得多。这里的工作让我兴奋，虽然压力大，但你会觉得每天都能做出一些事情来，每天都不是在原来的地方踏步，有成就感。整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幸运。
问：你刚才两次提到，虽然有很大压力，但很兴奋，很愉快？
答：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问：可是在很多地方，压力大会让人不愉快，压力和愉快不是很矛盾吗？答：哦（笑）！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习惯于舒适的人，在压力之下也许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批学生都不是这样的人。在清华唸书的几年，大家都是在压力下长大的，所以大家都是不怕压力的。尤其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你每天都能做出新东西来，这样的感觉就会很好。
问：你的意思是，关键是每天都能做出新的东西？
答：对！如果你混了一天什么都没有做出来，这样一天一天，恶性循环，越来越糟。
问：我明白了。关键是每天都在前进，不是原地踏步。如果没有前进，就算没有压力，你也不会开心吧？
答：（笑）对！对！不是说压力使人愉快，而是在压力之下的小小成就感让人感到愉快。
问：这种感觉，你过去在别的地方有吗？比如说在清华？
答：我刚才说在这里做得很兴奋，就是说在学校做得不是很兴奋。
问：那么在你来之前，微软公司在你心里是个什么样子？
答：老实说，是个负面形象（笑）。
问：什么负面印象？
答：因为……毕竟……它……比较……比较霸道。反正，总体上是一个负面形象。
2000年早春，我在美国西部雷德蒙市微软总部完成了采访，住在哈利泰吉花园公寓开始写作。窗外红杉郁郁葱葱，绿草如茵，景色宜人，空气中散发着野生丛林的芳香。雨过云开，天空湛蓝，日月俱澄澈。我这人一向喜欢把自己融入天地之间，这次却没有一点这样的闲情逸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除了每天早晚在红杉树林散步各20分钟，其余时间全都沉浸在下面这个问题中：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有更多的人拥有潘锦辉那样的兴奋感？才能像微软中国研究院里的那些中国人那样，既聪明又走运，既有成就又有钱？
读者一望而知，这是一个关于智慧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人物几乎都是一些聪明绝顶的人，但事情还不仅止于此。要估量人的智慧对于社会进步所具有的作用，须以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看世界。在过去100年中，计算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之大，甚至超过了战争。但是这仍然只是覆盖在历史表面的那一层。技术的背后是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类在改变技术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20世纪的世界经历了“智力战胜体力”的时代；在21世纪，世界也许将出现一个“智力战胜权力”的时代。也只有在这个时代真正开始的时候，蕴藏在亿万“潘锦辉”身上的智慧和激情，方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这样看来，人，人的智慧的弘扬，人的智慧的弘扬所依赖的环境，就应当成为我们将要叙述的这个故事的主旨。
序幕
CryingWolf－－“狼”来了!20世纪最后20年里崛起的这个奇迹，不因横行霸道，而因勇于创新。它的兴旺，不是由于其尽善尽美的道德准则，而是由于其机灵多变的精神。它的力量，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乐于接受普通人需要的平实态度。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基地、最值钱的公司，拥有最多的富翁，但它仍然像是一个不知分寸横冲直撞的孩子。在它之前，全世界的历史上有谁对人的智慧寄托过如此巨大的信心、倾注过如此多的争论？
－－作者题记
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开始于1998年，但它的序幕有可能在100年前已经开启。
公元1898年，在中国旧历属戊戌年，历史所载最重要的事件，为“百日维新”。皇城内外，变法高潮迭起，吸引国人关注，谁也不曾料到，激进的改革领袖谭嗣同却在一件小事上倾注极大热情，惊叹见到“至奇”。这一年谭嗣同游历全国至上海，亲见一部计算机，其“进位”结构由6个齿轮组成，轮上依次表明从“零”到“九”，齿轮转动速度以10倍递增，所以能够构成6位数字的加减运算。据说此种设备为法国人帕斯卡发明，后来又由莱布尼茨加以改进，赋予乘除运算的能力。19世纪20年代，再由托马斯大幅度提高机械工艺，成为能够使用的计算工具。谭嗣同在友人傅兰雅处看到，惊叹不已，当即致信老师欧阳中鹄，说那台机器能够自动显示计算数目，还说他试验百次，居然不差。谭嗣同的这一感慨转瞬即逝，日后也被史家忽视。从那时以来，悠悠岁月中，多少事情都已发生，可是计算机给世界以及中国带来的变化，看起来已超过种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可惜历史只是记录了谭嗣同的政治主张和慨然就义，而对于这段牵涉深远的小事，后人大都不能尽知。
整整100年后，也即1998年那个承前启后的秋天，我们的国家再现改革高潮。京西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城里的人们纷纷聚会，赞美过去20年里怎样改革内政，又怎样向世界开放。11月5日。星期四。北京长安大街两边的白杨正在凋零，天气虽未进入酷寒，却有几分萧瑟，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当日午后，与北京火车站相去不远的国际俱乐部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礼仪小姐盛装笑脸，亭亭玉立在迎宾案两侧，案上端放“来宾签到簿”一册。根据此簿记载，这一天来者约300人，均为中国计算机业的成名人物，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学校长、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员、7位所长、一个总工程师、一个高级工程师和一个总裁，还有29个政府官员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外交官。
上百来宾从京城以外很远的地方专程赶来。人们鱼贯进入二楼大厅，依次坐定，个个西服革履。主席台为22个花篮簇拥着，送花人既有信息产业部和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官方机构，又有“方正”和“亚信”一类的民间集团，还有美国驻华大使馆。
大批盛装官员和知名学者在这同一时间聚集一堂，其实只为一事：美国微软公司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研究院。
令人惊讶的是，当日新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全部成员不过6人。46岁的凌小宁已是其中“老者”，余下的人全都是不满40岁的年轻人。院长李开复37岁。年龄最小的郑薇是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子。而客人当中，不是高龄就是高官，数量以百计。这情形就算不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局面，至少也会令人生出宾主不能对等的担心，所以，李开复特意从美国雷德蒙微软总部请来若干高级管理与研究人员助阵，有公司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还有微软美国研究院的华人学者黄学东、洪小文、沈向洋和刘自成。这4个人昔日去国求学，现在全是美国计算机领域里的成名人物，又全都年纪轻轻。
黑发人和白发人济济一堂。大家嘴上说着“忘年之交”，内心却强烈地感受着年龄的对照。来自微软的年轻人，不得不做出比他们的年龄更老成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勉为其难。计算机业在美国乃是年轻人的世界，而在这里则是由老一代人主宰。凌小宁还在人群中发现自己20年前在北大求学时的老师。老师风采不减，只是两鬓苍苍，看见从海外归来的学生，遥想当年，不免感慨。
眼前这些青年，那时候还是什么也不懂的孩子，而今，他们头上顶着“世界级专家”的光环，口袋里揣着一大堆专利、论文，以及五颜六色的获奖证书，开口闭口都是世界计算机技术的最新进展。老师们自己呢？当年一头黑发和一腔热情，有如眼前这些年轻人，现在则除了“牛棚杂忆”，大都只剩下一头白发。一位记者将这“白发人面对黑发人”的场面看在眼里，不免感叹：“这一边快要走到尽头，而那一边才是刚刚开始。”至少有100个记者来到现场，这时候全都坐在后排座位上，默默地察言观色，手上还拿着微软中国研究院历史上的第一份新闻稿。上面说，研究院的成立“再次表明了微软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还引用李开复博士的话，宣布研究院将“在未来几年内扩大到100人，成为世界顶尖级的科研机构”。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博士则当场保证：微软将给中国用户“提供更好的计算体验”。
这时候，一位软件工程师，杨飞，打开了录像机。比尔．盖茨从硕大的屏幕上走出来，展开了他那全世界都熟悉的微笑：大家好！我是比尔．盖茨，微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现在我非常高兴地宣布，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式成立。
基础研究一直是微软公司至关重要的业务领域。微软公司的每一个主要产品都融入了微软研究部门的工作。我深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微软研究院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微软研究院正致力于开创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使未来的计算机会看、会听、会说、会学习，让人们能像与人交流一样与计算机交流。
我们选择在中国设立我们在亚洲的第一个研究院，是因为我们发现中国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才。在前几次访问中国期间，我有幸与一些优秀的研发人员进行交流。
他们素质很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00名中国来宾和100名记者接着看到，奈森．梅尔沃德出现在屏幕上。此人是微软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谈笑风生，常有精彩之论被作为“奈森定理”在美国广为传扬。现在，他显然要把他的“定理”搬到中国来：科学研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当你开始进行一项研究时，你要求研究人员做一些难以实现的事情，因为以前从没有人做过这些事情。迎战这些问题的主要资源是智慧超群的优秀人才。科学研究管理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这些人才，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的好奇心和专业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创造出新的、了不起的发明。因为人才是成功研究的先决条件，我们决意追随人才，到人才济济的地方开设研究分院。
把奈森的“追随人才”，同我们国家所说的“吸引人才”相比较，就会发现，其间有着微妙但却重要的区别。
对于这一点，李开复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不能等待人才找上门来，我们应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又说，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初衷，就是“汇聚中国本地的优秀人才和微软公司自己的专业人才，汇集其思想”。此话说得直截了当，扼要简明，可是无论来宾还是记者，当日都未给予足够注意。只有王选在这中间隐约发现：微软公司志不在小，“有眼光”，还有“远大战略”。此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计算机教授，也是中国计算机领域过去20年中最有成就的计算机专家。感同身受，一语中的。
然则他的话在当日会场上淹没在一片空泛的祝词中，犹如大海里面投入一粒石子，涟漪不惊。直到好几个月之后，人们才能明白，所谓“追随人才”、“汇聚思想”，恰为1998年11月5日国际俱乐部二楼大厅杯觥交错中的一束耀眼光芒，更在日后引发了无数的争端与机缘，承前启后，因果相连，也是本书所要叙述的重点所在。
记者们那一天所关注的事情，无非“8000万美元”和“100人”这两件。微软公司说：“将在今后6年投资8000万美元于中国研究院，并且将研究人员增加到100人。”作为研究院的院长，李开复还补充道，他在中国将“只花钱不挣钱”。记者追问，“8000万”将如何花？李开复说，其中大部分将用在科研人员身上。又问，100个人从哪里来？李开复说，将主要来自中国。看来中国人应该为此满意，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微软公司自1985年进入中国，13年来似乎只关注其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营销。李开复现在的话意味着，此后微软将不只是“卖产品”，而且也会“买人”。对西方人的动机一向敏锐的中国记者，全都惊讶起来，其中两位当场在心里盘算，结论是，“诱惑力显而易见”。北京《晨报》记者陈曦算出来的结果是，“每个人平均将得到数十万美元的投入”。这消息在第二天早上立即传遍京城。普通百姓看了未免咋舌，见过世面的人却说：“这算什么？还顶不上人家微软一年挣来的一个零头！”这天午后出场的可不止一家《晨报》－－78家中国的报社电台电视台和10家外国报社电台的记者都来了。
那时候微软对待中国记者真是热情，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记者的本事特别大，可以让微软这样傲慢的公司也放下架子来，而是因为，研究院创建伊始，已经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气氛。谁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心里到底在担心什么，反正谁都能感到他们拚命想把自己扮演成无害的角色。里克．雷斯特喋喋不休地说：“这个研究院将只进行基础性研究，并不做产品开发，科研工作方式是开放性的。”李开复则说：“微软中国研究院将支持中国政府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的举措，帮助吸引本地的优秀人才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防止人才外流。”这意思很明白：微软中国研究院一不抢市场，二不抢人才，所以中国人尽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不过，记者们的眼光里仍然充满怀疑，《电脑生活》杂志的文章，把美国《商业周刊》记者格雷姆的一句话以大号字排出，异常醒目：“微软是谎言大家，他们成天说‘我们不做这个，我们不做那个’，但最后大家发现他们是无所不为。”回想起来，当日这研究院充其量也不过6个人，虽然个个聪明绝顶，傲骨雄心，但却逢人点头，对官员陪笑脸，对记者说好话，无论对谁，都是仪态谦恭，不敢16怠慢。他们力量薄弱，似乎很难成为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威胁。那一天记者们紧追不舍，如临大敌，小题大做，似乎是由于平日的北京过于平淡。这倒不是说这座城市没有新闻，而是说记者们没有机会去施展才干，他们内心中的批判精神，在国内事务中难得发扬，现在逮到了一堆美国人，当然要尽情施展。政府的官员们就不会那样感情用事。他们人人显得矜持，表现出有节制的祝贺。
科技部部长朱丽兰闭口不谈“抢什么”的问题。她说她最感兴趣的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个宗旨：“提供开放的环境。”还说现在是“脑力激荡”的时代，所以微软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欣赏”。这位女部长是那天到场的最高官员，说出来的话听上去没有敌意，让美国人松了一口气。不过，她也没有热烈地赞誉。她甚至还在演讲一开始就表示，自己对于在这个场合讲话并无足够准备。言外之意，她是面对一种突然而至的邀请，以至不能左右自身，只好勉为其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说：“希望今后能够加强合作，共同做出更好的工作，为人类服务。”这话让任何人听来都会觉得无懈可击，只是不疼不痒。另外一位女性，教育部副部长韦钰，说出来的话显然含有更多的真诚。她说，中国人一提到知识经济，便17提到微软。“微软是一个十分有影响力的公司，比尔．盖茨是中国年轻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还许诺说，她将支持微软中国研究院。然则最引人注目的是信息产业部。
部长吴基传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软件技术主要是依靠人的智慧来推动，人才至关重要。”还说，对微软等世界着名的公司在中国设立科研机构，“我们应给予支持”。但这肯定是在另外什么地方说的，而与微软研究院的成立庆典无关。在11月5日这一天，这位部长根本没到会场上来。事实上，尽管里克．雷斯特和李开复曾专程去那里拜访，但那里一个部长也没有来，只有两位司长和两个随行人员来了，带来一个花篮表示祝贺。几个人全都不讲话，也没有在签到簿上留下电话号码。这又让在场的记者猜疑，不免追问缘由。其中一位官员的回答挺实在：“信息产业部开始也与微软进行了接触，但是没有谈拢，后来他们和科技部谈成了。”又问，为什么这个部能“谈拢”，而那个部没“谈拢”？这一次，官员说：“科技部自然有它的想法，它们是从科技研究的角度来看与微软的合作，而我们更多的是从整个产业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18看来，与微软这行当越是接近的部门，对微软的感情也就越是疏远。尽管如此，李开复仍然感受到鼓舞。
他后来说：“我们没有想到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这么大的承认。”可是，要说微软长期以来挺进中国市场，步步为营，则有事实的根据。
微软的英文名字写作“Microsoft”。前半部分“Micro”，中文意为“微”和“小”，后半部分“Soft”，对应中文为“柔”和“软”。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中至大或至小的例证无数，但由小而大、以柔克刚、名“小”
实“大”、外“软”内“硬”的例子，莫过于微软。
这个词的诞生既偶然又必然，它不过是25年以前两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比尔和保罗，灵机一动写下来的。那是1975年冬天，地点是在比尔狭小的宿舍里面。
两个年轻人坚信“一场革命开始了”，进而就像朱迪．加兰和米基．罗尼电影里的人物一样，高声呼喊：“我们要在谷仓里面演出！”微软的“革命”就这样开始了。那一年，我们的国家也在演出一场“革命”。两种“革命”都需仰仗激情，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一个是科学技19术，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依靠智慧，一个依靠愚昧；一个依靠自由，一个依靠专制。那时候7亿中国人的理想是那样豪迈：走向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然后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而两个美国青年的期待则要简单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办公桌上以及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计算机。”然则到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微软”的标志昂然飘扬在人类世界十分之九的地方。
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州……凡有现代文明之处，便有“微软”标志，就像上个世纪的“米字旗”和这个世纪的“星条旗”。世界上无论口说何种语言的人，都会说“Microsoft”这个词。人们谈到计算机，就说“Windows”，或者“Office”。说到财富，就是比尔．盖茨。1995年夏天，微软“视窗95”一夜之间风行全世界，3年之后是“视窗98”。当时一套“视窗”批发132美元，零售商会卖到241美元。“办公室97”批发250美元、零售499美元。价格不菲，但全世界使用计算机的人，每100个中就有95个买了微软的软件－－不是买正版，就是买盗版。在美国，微软的股票价格在过去9年当中增长了大约32.33倍。在中国，一位年轻的歌手，朴树，随着一阵轻快的电子音乐唱出一首新歌－－《新男孩儿》：20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它代替我来思考。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Windows98！
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倘若比尔．盖茨本人能够听到这首《新男孩儿》，必会笑出声来。此人对中国也许有着特殊的兴趣，不然他就不会在过去几年中连续5次来到中国。不过，只是当江泽民主席接见他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在椅子靠背跳上跳下的“世界首富”。他的新书《未来之路》的中文版，这一年在中国大陆发行45万册。微软在中国的事业看上去真是一帆风顺。当然，更加激动人心的场面还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比尔．盖茨在那里受到国家元首般的欢迎。不过，至少有一位大学生认为：“他比国家元首还要棒，因为世界上元首无数，而比尔只有一个。”1997年12月12日，比尔的“中国梦”达到了高潮。
21那一天，清华大学的报告厅盛况空前。学生会似乎已经料到会有此种局面发生，所以事先在每一个学生宿舍发一张票，让一个屋子里的6个甚至8个学生抽签决定，谁去观摩那个世界上最有钱也最不拘小节的家伙。但是，没有抽到签的学生不甘心失去机会，所以大家不论有票还是没票，全都蜂拥而来。报告大厅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再后面进来的就只好坐在讲台上，仰面向上，目不转睛，只听见比尔．盖茨说了第一句，“非常高兴来到这里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生命中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就满堂喝彩起来。
但是这一天里最令学生激动的是比尔．盖茨说的另一句话：“我们一直非常幸运地从清华招收了大量的人才，我们的核心人员来自清华。”他后来说过，中国大学的院墙里孕育着未来的真正希望，可能还说过他喜欢清华大学那个报告厅之类的话，中国国内的不少报纸说，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诞生与比尔．盖茨此次清华之行有着直接的关联，说比尔．盖茨被学生的睿智折服，所以在回国的飞机上下决心，在北京设立一个世界级的研究院。
这样的评论广泛流传，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平添一道光环，22实则多属夸张不实之辞。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证明，报刊舆论中关于微软的诸如此类的夸张屡屡发生。
李开复后来解释微软何以将研究院设在中国的时候说，比尔．盖茨对清华的那次演讲大有好感，这是不错的，但这只是部分原因，更加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人很优秀。这当中既有中国大陆上的年轻人，也有美国计算机业里的那些华人（在美国微软总部的18000名员工当中，华人大约有800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清华大学）。
不过，有一点虽然从来没有人提及，但肯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比尔．盖茨的决定，那就是他在中国所受到的英雄般的款待。
细检我们国家1997年以前的舆论记录，极少见到后来那种尖刻抨击微软的文字。那时候，无论在中国官方和民间，微软都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就连对微软抱有强烈敌意的方兴东也说，微软在中国“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大有一呼天下应的气势”。
但是，比尔．盖茨并不总是这样走运。自从“视窗95”成功之后，他在全世界的坏名声就越来越多。微软被描述成一个“罪恶的帝国”。攻击者首先不是来自中国23而是来自他自己的家园。最激烈的言论来自加州“硅谷”：“邪恶的公司”、“黑暗王子”、“骗人的货色”、“打倒盖茨”、“消灭微软”、“希望自己能成为它的终结者”、“摧毁微软是我们每个人的任务”……他们说，微软的成功根本不是依靠自己的发明，而只不过是追随了别人的发明。还说，微软的战略中“暗藏着一种恶魔似的企图”。
然而这些攻击的性质多属于谩骂，大体只能在人们的感情方面发生共鸣，而没有理性的效果。不过，美国报刊上的一种说法，却正在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微软公司是一辆坦克，它会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碾平。”要想看看90年代中期美国人怎样表达对微软的不满，只要用鼠标点一下《有线》杂志在“万维网”上开设的一个新的旅游路线就成了。那趟旅游的题目叫做“可恨的微软”，每一个景点都包含着对微软的不满。另外一个刊物，把比尔．盖茨画成一个巨大的黑猩猩，张开大嘴想要吞咽整个世界。对于微软的种种怨恨和抱怨，似乎就从那时候开始喷薄而出。有人甚至将比尔．盖茨的照片印制在高尔夫球上，让人狠狠击打。历来成功者的结局只有两个，一个是被捧到天国，一个是被打入地狱。
像比尔．盖茨和他的微软这般被同时赶进天国和地狱的，倒是不多。
微软不断地讲述自己推动了全世界的一场新革命，进而改变了亿万人的生活。至于微软造就了这位“世界首富”和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那正是他们造福于人类所得到的回报。没有人能否认这些。当比尔．盖茨在1995年宣告自己“又要开始另一次伟大的旅程”的时候，大多数人还在为他欢呼呢。可现在，很多人已经把这些“欢呼”抛到一边去了，就连那些正在有意无意模仿比尔．盖茨成功之路的人，也不掩饰对他的厌恶。网景公司的马克．安迪森说：微软公司“发展出了一种毁灭性的文化”。安迪森善于提出前瞻性的技术设想，其经历挺像盖茨。23岁那年，他和自己的年轻伙伴里克．比纳一同写出了第一个万维网浏览软件。这使得三个“W”成为亿万人进入因特网的“钥匙”，如同“视窗”成为亿万人进入个人计算机的“钥匙”。1995年8月，当比尔．盖茨的“视窗95”轰动全世界的时候，安迪森的“网景”
也上市了。24岁的安迪森一夜成名，身价5800万美元，成为美国青年的新偶像。美国报刊上说他是“电脑金童”、25“因特网时代的比尔”，还说他是“全美国最有结婚价值的单身汉”。看不上比尔．盖茨的那些人，从这最后一个封号中得到灵感，想出一种新的嘲弄比尔的方式。“我做梦都想嫁给马克！”他们学着女孩子的口吻说，“以前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是比尔。”马克则接过话头批评比尔道：“他们的战略存在着基本缺陷。”另一个人，菲利普．凯恩，在任波兰特公司总裁的时候，把微软比喻成“纳粹德国”。这话在富有良知的人心中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假如微软真是“纳粹”，那么全世界都应发动一场新的“卫国战争”，就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样高举正义之帜。不过，这一次“轴心国”似乎只有微软公司，比尔身后，除了律师就只有他的助手斯蒂夫．鲍尔默，也许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学校里那些除了智慧一无所有的学生。而“同盟国”却包括了微软公司在全世界的竞争对手、记者、作家、评论家、民族主义斗士、社会主义者、美国司法部、至少19个州的政府，以及华盛顿特区地方法官托马斯．杰克逊。
由托马斯．杰克逊主审的“微软涉嫌垄断案”，肇始于1991年，但是反微软的强大联盟是在以后若干年里逐26渐形成的。直到2000年春天，司法部和19个州政府联手发动的诉讼让微软防不胜防、“反微软联盟”步步进逼的时候，比尔．盖茨对这整个过程始终表现出傲慢和不屑一顾。1998年10月12日，他来到印第安纳大学，身穿红色的大学T恤衫，面对7000名学生，振振有词地讲述他的“梦想”：“我的梦想是在不远的一天，电脑自身可以看，听，和学习。”－－这话就像他1997年12月在北京对清华大学的数千年轻学生，以及1998年11月在北京对中国计算机业的数百成名人物说的一样。联邦司法部的“反垄断案件”让他有些心烦意乱，所以现在免不了要在他的“希望”当中寻求同情：“我们的竞争对手说我们富于侵略性。”他说：“什么是侵略性？推出好的产品，降低产品的售价，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它，这些都是好事。我们在这里生产好的产品，与客户交流，雇佣聪明人，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的激情果然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中间获得同情。“他是推动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标志之一。”一个大学生这样说，“我们是技术的一代，还有谁能像比尔一样创造这样令人眩目的机会，又有谁更值得我学习呢？”277天以后也即1998年10月19日，华盛顿特区法院开始对微软的“垄断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庭审。但是比尔．盖茨在他的“未来之路”上仍然一往无前，似乎并不在乎脚下有什么羁绊，更何况，太平洋的那一边还有一片友好的土地呢！
又过了3周，微软中国研究院就在北京诞生了。然而这一回，这片“友好的土地”上空已经不仅仅是阳光灿烂，就从这一年开始，风云突变。
中国人的想法也是一样。公开的舆论正在鼓舞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那些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中很少开口的人，现在忽然情绪激昂，说中国的国家安全已经面临重大危险。危险来自“西方列强”。对于弱者来说，“朋友”越是强大就越是危险。那些外国人嘴上花言巧语，实则惟利是图，20年来侵占了中国多少产业？80年代是从彩电和冰箱开始的，然后是吸尘器、空调、啤酒、口红、香水、汉堡包……到了90年代，是汽车、传真机、复印机、寻呼机、大哥大、计算机、食品、洗涤剂、纸张、瓷砖、洗澡盆、马桶……简直无所不至。这情形用当日一句典型的语录来表述，就是“外资越多越反动”。
28报纸上还出现了下面一行简短而醒目的标题：“狼来了”！
他们说个不休，全不问一问，被这只“狼”咬过的这些行业，为什么全都或快或慢地兴旺起来了。也没有查一查，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经济中那些衰落的行业，有哪一个是被来自西方的“狼”咬死的？不过，鼓动中国人的情绪用不着事实，只要接着说一句，这只“狼”
现在又在窥视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啦，以民族软件和因特网首当其冲，也就足够。
想想吧，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开复说，微软要在中国投资8000万美元。他还以为这是一件好事呢。按照通常人的逻辑，的确如此，可是按照“外资越多越反动”
的逻辑，就正好相反啦！
说微软在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显然是无中生有，但是诸如此类的声音在1998年的秋天看上去挺有力量。
关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未来命运的人看到了什么呢？首先看到外国人投资建立了“北邮－－北方电信研究中心”，时在1994年。此后进来的还有国际商用机器、宝洁、朗讯、富士通、NEC、爱立信、罗克韦尔、通用汽29车、松下、惠普和英特尔。等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也即1998年11月，已经有15个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了18个研究开发机构，其中大部分位于以中关村为中心的智力密集区。
中关村位于北京西北，是一个大约100平方公里的平坦地域。50年前人民解放军占领京城的时候，就是拿这个地方当作进军的起点。现在不同了，这里兴起4500家计算机企业。这些企业差不多全都集中在一个T字型的地域上，所以这里也被中国人叫做“中国计算机产业的发祥地”，或者“中国的硅谷”，至少也是北京最引以自豪的“高科技产业带”。
其实，京城的知情者中，流传着许多挖苦中关村的话。他们用“尴尬的中关村”来描述那里的情形，还说，“中关村里只有小商小贩”、“没见过英雄”、“信息产业的王府井”、“信息业的个体户时代”，甚至还有“不是电子一条街，而是骗子一条街”的说法。姜奇平把那里的竞争说成“残疾人运动会”。方兴东说中关村不过是“‘硅谷’拙劣的仿制品”。这些说法从北京一直流传到全国，显然言过其实，但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那里的最大特30点，是商业而不是科技。所谓“人才”，其实是一些“个体户”，把计算机配件论堆儿撮着卖。盗版软件横行。有人说，国内软件市场上，90%为盗版。也有人说，更多，超过了95%。要说市场占有率，这已经超过了微软的“视窗”啦，但是在中关村，挑战“微软霸权”的声音却远远超过了挑战“盗版霸权”。
历史上矛盾可笑的事情不少，但很少有比得上这一件的：1998年中国计算机硬件销售额上升了至少三成，而软件销售额却下降三成，我们不怪“盗版霸权”，而是责怪“微软霸权”。中国软件的出口量不及印度，我们还是不怪“盗版霸权”，而是怪“微软霸权”。联想集团是惟一能够挑战“微软霸权”的中国企业，这时候特别吃香，另外可能还有北大方正和清华同方。“民族产业”的大旗是他们最雄厚的资源。仅仅这一点，就会在中国人眼里留下一尘不染的形象，也让评论家们抱以无限同情。
不过，说到软件技术，就差得太远。全中国的软件开发企业虽然也有几千家，软件从业人员虽然人多势众－－已有15万人，但是否能和微软这样的软件公司两军对垒，还很难说。因为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不是在倒卖电脑31配件，就是在自己的机器里安装盗版软件，最近两年刚刚完成从“DOS”向“视窗”的转移。至于现在国外的软件工程师在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一些最有成就的软件工程师，正在不断地“跳槽”。他们全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替公司挣到了钱，自己得到了什么？”
像在美国一样，在中国，微软的崇拜者也是集中在大学校园里。一位北京大学四年级的本科生说：“微软设立中国研究院当然是件好事，管它是不是帝国主义，他带来的思考方式和管理方式总比中国更先进。”清华大学的一位学生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我喜欢微软公司，因为它提供给我们年轻人很多机会，如果我有机会，我希望到那里去工作。”但是，也同美国一样，在中国，学生的呼声总是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
说起来微软真是有点冤枉，那么多跨国公司开了进来，要说是“狼”，也不只微软这一只。可中国人偏偏只是和微软较真儿。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总经理容志诚说：“中国将成为英特尔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市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说：“10年或者20年之后，中国肯定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市场。”这两个人其实是在用不32同的语言表示同一种想法，可是没有人说容志诚是“侵略者”，等到李开复说完这句话，记者们便不依不饶，追问不休。
研究院成立庆典甫毕，李开复回到希格玛大厦他的办公室里，从朝南的窗户看出去，无法将视线投向很远的地方。天地之间，障碍重重：楼房、高墙，还有一座高压电线塔。当然还有一些“无形的障碍”。报纸上面在介绍李开复的时候说：“温文尔雅的微笑带着他的自信，慢条斯理的口才透着他的成功。”都是挺好的词，但他并不轻松。“自信”和“成功”是他迄今为止经历中的主要部分，不过，经历今天这样的场面，在他的确是第一次。
他还不能把所有事情全都想清楚，却已经意识到，自己开始了迄今为止生命历程中最具有冒险性和创造性的一个阶段。他正在步入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其成功与失败，将不再仅仅取决于纯粹的技术和他个人可以控制的因素，而是取决于一些很有中国特色的纠葛。也许，今后他将不得不用一种全神贯注的热情来谈论一些自己毫无兴趣的事情。
他隐约觉察气氛有些异常，须得预防在先，所以一33一致函中国政府的官员表达谢意。他致信朱丽兰部长说：“我深信在未来的数年中，我们能证明给您看微软对开放式科研的诚意，并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又在信的末尾处向部长“颂安！”在同一天，他还给韦钰副部长、白春礼副院长发出信函，表示了同样的谢意。信息产业部的吕新奎副部长虽然并未出席，李开复仍然不敢忘记致信表达感谢，信里说：“您的睿智和对信息产业的理解和把握，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次日早上，李开复这一边的感谢信刚刚发出，那一边报纸上关于微软研究院的种种报道便弥漫开来。此后两周中，56家报纸就此评论，既有盛誉，也有危言。根据微软公司公关经理尚笑莉的统计，正面评价微软此举的报道，“占了98%的篇幅”。她的统计是不错的。不过，她没有想到，在中国，很多复杂的事情发生在数字之外。
比如现在，那2%的“危言”所能产生的影响，就有极大可能超过那98%的“盛誉”，当然还有一些既不是褒、又不是贬的话，同样具有“以一当十”的效果：“微软挟巨资杀入中国硅谷。”
“中关村又一次烽烟四起。”
34“‘硅谷’人才大战。”
“联想奋起应对。”
“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
“每个人平均将得到数十万美元，诱惑力显而易见。”“一场跨国资本带来的‘技术圈地运动’也即‘人才圈地运动’。”“设立研究院是跨国公司争夺中国市场的一种升级。”“数字化的背后是美国化。”
“太可怕了！”1998年，也即戊戌喋血惨案以及谭嗣同就义整整百年，京城舆论难免怀念百年沧桑，间或穿插着一些痛斥微软在中国发起“人才圈地运动”的言论。
“我觉得在中国大家都会夸张或者歪曲我们的想法。”李开复后来有些委屈地说，“对于微软在中国的方针，建立研究院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决定，但要是说蓄谋已久，抢人才，抢市场，还有讨好中国政府之类，都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351第一章FollowingTalent－－追寻天才天才和创造力一直在以一种令人无法预测的方式造成种种进步现象。我仍然相信存在许许多多的天才，只不过他们的抱负和潜力都因经济上的困扰和工具上的欠缺而被扼杀了。新技术将为他们提供表达自己的新手段。
信息高速公路将为新一代的天才们提供艺术上和科学上梦寐以求的种种机遇。
－－比尔．盖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进出的门紧锁着，透过两扇落地玻璃窗，仍能看到里面灯火通明。陈蕾扬起手来，把挂在脖子上的一个小卡片，凑到门框一侧的电子眼上，门锁发出轻微的“卡哒”声，自动弹开。那卡片上面镶着她的照片和一个隐形磁条，所以既是身份凭证也是开启大门的钥匙。任何人，只要能够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雇员，总是有这样一个东西在胸前晃来晃去。上面一行字赫然写着：Microsoft同样一行字也矗立在这座大厦的最顶层。大厦名叫“希格玛”，坐落在京城西北知春路上，并不高大，却有几分夸张。四围镶嵌着蔚蓝色玻璃幕墙，有如一个硕大无比的蓝宝石，栩栩生辉，咄咄逼人。每天有无数人在这里进进出出，可是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做“希格玛”。
对他们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这里是中关村，也即我们国家舆论所说的“中国硅谷”。
“希格玛”共有七层。在中关村，更多的人叫它“电脑大厦”。大厦里面装满了著名的跨国公司：一层是“三菱”，三层和四层是“惠普”，五层和六层是“微软”。如果不是“联想集团”在这里占了第二层，有些人就可能把它当作卷土重来的“外国租界”。
陈蕾供职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在第五层。尽管这里是“研究院”而不是“公司”，既不做产品也不卖产品，但陈蕾和她的同事还是习惯于把这里叫做“公司”，而不是叫做研究院。办公的空间不算宽敞，以微软公司数千亿美元的市值和数百亿美元的现金存款来衡量，算不上3奢华。浅驼色的化纤地毯上编织着深色花格，窗帘是垂下的，天花板由斜线分割成规则的平行四边形，其间点缀着圆形的灯具。外边天色已经大亮，休息厅里的电灯却都开着，把淡淡的光亮洒在研究员们工作的大厅。走廊边上相隔不远的地方就放着咖啡、可口可乐、红茶、绿茶和菊花茶以及冷水和热水。靠西北的角落里，还有一间专用的饮水房。那些来实习的大学生们，往往会对这饮水房和饮料产生强烈的兴趣。他们过去只是从书籍报刊上听说，微软公司的员工和来访者都是按需取用饮料，不必付钱，现在则有了实际的体验。
关于办公室的设计，比尔．盖茨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办公室和人的等级无关，和人的智慧有关。只有在一个独立的富有个性的环境中，软件开发人员的智慧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但是，一个更大更舒适的办公室却不能使一个高级经理更加聪明，反而会助长其高人一等的念头，进而变得愚蠢。80年代初期，微软公司在美国雷德蒙市的那片红杉树林中兴建它的总部时，美国各地的大公司里正在时兴大开间的集体办公区（90年代中国也开始流行了）。但比尔．盖茨坚持让每一个员4工都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大约11平方米，里面摆着电脑台、电脑、一个小圆桌和几把靠背椅，没有沙发。
不论是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都一样。这种空间格局潜移默化了一种人人平等和张扬个性的思想，与美国东部那些老牌公司中的等级制度背道而驰。现在，总部员工已经有18000人，比那时多了上百倍。办公区域不断扩大，楼房号码已经排到127号（实际上只有46栋），但比尔．盖茨仍旧坚持他原来的主张。
所以，每一个进入微软公司的人，从第一天起便能享有单间办公室的种种乐趣。
要让所有人拥有单间办公室，又要让尽可能多的办公室拥有一个朝外的窗户，这使得微软的办公楼全都造型奇特，第一批建造起来的10栋楼房，都是“星型”建筑，以后的则是五花八门，奇形怪状。但不论什么形状，全部是二层。里面的走廊则会因为外型的不同而变化多端，错综复杂。那些来到微软公司总部的记者和作家，大都有过在走廊里迷路的经历，这使他们相信，只有高智商的人才不至于在这里迷失方向。
不过，比尔．盖茨在雷德蒙实行的这些主张，在北5京的希格玛大厦就行不通。像中国所有的机关或者公司一样，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的办公室是按等级来界定的。
大厅中央的部分被隔板分成面积相同的方格，每个格子里面有一张L形的桌子和一台顶级配置的电脑，还有一位年轻的副研究员或者工程师。他们的桌子上，都会有一些完全属于个人爱好的物品－－照片、饰物或小玩具，间或还有吃剩的饼干和果皮，或者整洁或者凌乱，把主人的性别、年龄和禀性显露无遗。电脑大都拥有21英寸的屏幕，从早到晚都亮着。两侧贴着大大小小的黄色不干胶纸条，用以记录一些不能忘记的事项。大厅四围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单间办公室。靠南边一侧的两间属于院长李开复和首席科学家张亚勤，李开复的稍大，张亚勤的稍小。另外三面排列的单间，属于各个研究小组的经理和研究员，面积更小些。这些单间办公室朝向走廊的一面，均为顶天立地的大玻璃窗，在与人视线同高的那一部分玻璃上，造成一条一条磨砂。这种设计刻意地表现了“一半隐秘一半公开”的效果，让你可以看到对面是否有人，却又不能一眼看清楚那人在做什么。
微软员工的邋遢和不拘小节，举世闻名。雷德蒙公司总部单间办公室的制度，似乎最大限度地弘扬了这些人的个性，里面的陈设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安排。最常见的当然是家庭照片，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工艺品、野花、红杉以及各种说不出名字的花草、芭比娃娃、比尔．盖茨和爱因斯坦的画像、大理石雕刻而成的专利碑、儿童画、饼干和各种零食、星球大战的模型、松鼠、其他宠物，有一个人甚至在办公室里养了一条大蟒蛇……这样的情景，在希格玛大厦中也根本不会出现。
事实上，这个工作大厅里不算整洁，但却没有任何噪音或喧闹，如果有谁想要与人交谈，就会穿过走廊来到一间开放式门厅。门厅宽9米，长16米，中间是一圈圈浅绿色的沙发。一切摆设都很普通，惟有沙发中间的那些茶几与众不同，桌面一律是用白色书写板制作。“这是开复的发明。”陈蕾总是对来访的客人这样说。当初李开复设计了这种茶几，要求工匠照做，不准有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必要的，因为研究员们即使坐在这里休息时，也能相互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这些白板上画满乱七八糟的符号、字母和曲线。当然他们也有可能静静地坐在这里浏览书刊。门厅一侧摆放着一些公用报7纸和期刊，也有一种微软公司在中国印制的内部刊物：《视窗里的事儿》。最新一期的封面上，赫然几个大字：“正直无愧－－阳光下的骄傲”
不过，这一天也即1999年2月2日，当陈蕾走进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外面可没有什么阳光。
再过两天就要立春，可是并没有一点春日气象。站在大厅南面16米长的落地窗前，向外望出去，知春路的那一边，中航科技大厦和中国天利大厦遥遥相对。天昏地暗，举首浮云低。高压电线在寒风中抖动，发出阵阵凄厉的呼啸。昨日午夜，狂风由西北方向卷地而来，希格玛大厦活像一座深陷茫茫波涛的小岛。城内围墙倒塌，树杆折断，巨大的广告牌轰然落地，停在路边的汽车在狂风中碰撞在一起。到今天凌晨天亮的时候，市内供电网络已有数十处遭到破坏。气象台的报告说，席卷京城的狂风乃是由于蒙古国强冷空气南下，风力超过10级，并且将持续至少36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陈蕾的模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典型的“白领丽人”，年纪轻轻，却是微软中国研究院中资历最老的人之一。
她已经为微软公司工作了4年半，甚至比她的老板李开8复为微软工作的时间还要长。陈蕾喜欢她现在的工作环境，“别人都说我的运气好。”她总是这样说。她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系，是经济学学士以及文学硕士。
看得出来，她当初之所以能够进入微软，大半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一副机敏的头脑，而不是因为她在电脑方面有什么专长。事实上，当她进入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的时候，对电脑还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痛恨。“那时候，我一看见屏幕上一串串的字符就头疼，”她说，“实在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不过，用不了多久，她对电脑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她惊喜地发现，“这东西太好用了”。
在这个狂风漫卷的早晨，陈蕾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走廊，经过那些装饰一新的会议室，进入摆满计算机的办公区域，然后就看见李开复已经坐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3个月前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时候，陈蕾成为院长李开复的执行助理，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职务其实就是李开复的秘书。
李开复出生于台湾，长于美国，兼有一口流利的中文和英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那副华人的外表下面，掩盖着典型美国人的性格和观念。不熟悉他的人总是会9把他当作中国人，实则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不过，他却没有美国名字，甚至连个中西合璧的名字也没有。当他成名之后，名字频频出现在美国报端，他只是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把“李开复”变成“开复．李”。
李开复的办公室朝南，大约有30平方米。半圆形的大办公桌上很少文牍，一大一小两台电脑从早到晚同时开着。电脑旁有时候会放着饼干、桔子或者几本书，但绝没有微软公司总部里惯常有的那种凌乱不堪。东边墙壁上是成功的象征，那里挂着一大片他在美国获得的各种名誉证书。西边书架上充满了家庭气息，一幅他在多年前结婚时的照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那一年李开复21岁，一对新人看上去还没有脱尽稚气，所以陈蕾笑称他是“童婚”－－不是21岁，像是12岁。另外一边，两个女儿从镜框里望着年轻父母，一个温文腼腆，瞪着一对好奇的眼睛；另一个精灵古怪，伸出舌头，故作一副滑稽的表情。李开复有时候会走到书架前边和家人对望片刻，有时候又会抬头看看墙壁。墙上有一幅字：“科学研究，桥架中美，技术合作，情倾神州。”那是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所书，也是李开复数月前离美赴华时抱定的心愿。事实上他的热情总是在回归家庭和成就事业的两种冲动之间徘徊，就像一个想入非非的农民，定要种出“两头甜”的甘蔗来。
办公室一侧的套间是他会客和开会的地方。这房间在希格玛大厦处于东南角上，两面有巨大的玻璃窗，视野开阔。沙发由设计师专门设计，高背深座，蓝白相间，款式和颜色都别具一格。不过，李开复很少使用这个房间。他习惯于在他办公室的一角开会或接待客人，那里有一张小圆桌和4把靠背椅。这表明他召集下属开会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4人。按照他的想法，参加会议的人越多，效率就越低，所以他从不把一大堆人召到他的会议室里来。
他每天总是在陈蕾之前来到办公室，这一天尽管天气肃杀，仍然如此。像往常一样，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电子邮件，然后一一回复。这样的邮件他有时候一天会接到上百件，最少的时候也会有几十件。
现在，李开复决定在回答其他人的邮件之前，先给陈蕾发出一个邮件。他希望研究院的每一个新会议室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还希望研究院里所有人都来参与这件事。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让他的研究人员展示想像力的机会。
在太平洋上跑个来回，比走到隔壁房间还快说起来挺奇怪，李开复和陈蕾的办公桌仅仅隔着一道玻璃窗，但他如果有什么事情要陈蕾去做，既不肯推门出来走到陈蕾桌边吩咐“请你……”也没有拿起电话高声呼唤“请来一下”的习惯，而总是用电子邮件互通往来。在微软工作的中国员工，全都用手指在键盘上表述自己的想法，尽管他们都可以写一手熟练的汉字，但他们相互之间的邮件往来，却更习惯于用英文，因为英文录入要比中文录入更加快捷。他们把这种习惯叫做“电子邮件文化”，说是好处无穷，许多人最初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它的确是微软文化中的精髓。
比尔．盖茨曾说，电子邮件是“弹指间的信息”。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弹指间的管理。80年代初，比尔．盖茨在微软安装了第一个电子邮件系统，它很快成为公司内部通信和管理的主要方法：替代书面的备忘录和电话口信，讨论技术问题以及在旅途中的汇报。那时候公司只有12个雇员，但电子邮件的魅力已经显示出来。比尔．盖茨后来回忆说：“这为提高我们这个小公司的效率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微软公司在全球已经拥有3万多名雇员，电子邮件看来比20年前更加重要，因为这种东西在越是庞大的机构中，就越能显示其无与伦比的效率。
我们当然不能说没有电子邮件就没有微软，但微软在崛起过程中对于电子邮件的须臾不离，则有事实的根据。比尔．盖茨承认他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来阅读电子邮件，并做出答覆，这些邮件来自全球的雇员、客户和合作者。公司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把电子邮件直接传送给他，越过所有中间层次的阻隔。他是惟一读它的人，因此谁都不必担心礼仪问题。他似乎相信人们口头上都具有“报喜不报忧”的倾向，而在一种不必见面的交流方式中更有可能流露真情。“坏消息几乎总是从电子邮件中传来。”
他说。所以，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必定要把自己的便携式电脑和公司系统连接起来，与公司雇员交换新的信息和想法。即使是在旅行当中，在远离总部上万公里的几个时区之外的地方，也要检查一下他在公司中的电子邮箱。他说这样“才能让我放心”。那些接到他的信息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根本不在雷德蒙总部8号楼他的办公室中。
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公司内部，传统的行政方式以文牍与会议为基础，及至机构内部叠床架屋，云山万重，外部也因现代社会的演变日趋复杂多变，仍以传统手段应对，就只有增加文件与会议一途，也即我们通常所谓“文山会海”。倘若管理人员虚与委蛇，以一套一成不变的空话、套话和大话应对万变之情势，那么此种行政方式的结果，就只能是在浪费大量的时间、资源和金钱的同时，滋生不论效率也不负责任的官僚之风。但是，现代社会的演变似乎不仅在产生新的技术，也在产生着新的管理方式。
电子邮件的出现，似乎天生就是对着“文山会海”
来的。微软对它情有独锺，但情有独锺的却不仅仅是微软。事实上，在西方几乎所有的大公司中，电子邮件都是一种最主要的管理方式，而见于纸张的文字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一人长篇大论余者洗耳恭听的会议，一律极为少见。那些精于计算的老板们心里明镜一般：在电脑屏幕上发布一个指示、安排一次约会或开个10分钟的会议，比起开车赶往某处、到处寻找泊车的地方、然后在会客室里坐等、握手、寒暄、说“开场白”和“再见”，然后再开车回家或者回到办公室，既简单又省钱。
“如果没有电子邮件，不能想像我们每天怎么工作。”陈蕾这样说。此话并非夸张。电子邮件的确是李开复最重要的管理手段之一。他对这件事情极为认真，无论是对远在太平洋彼岸微软总部的上级，还是近在咫尺的下属，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沟通。事实上，研究院中很多人的电子邮箱，本来就是开设在雷德蒙的微软总部，李开复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须经过北京－－上海－－东京，一路到达美国，又由同一线路以相反方向传回。这样，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们之间传递信息的距离，比他们同比尔．盖茨之间的距离还要长一倍。不过，由于电波运动速度每秒可达30万公里－－大约绕地球7圈半，所以天涯犹在咫尺之间。对于李开复来说，给一道玻璃之隔的陈蕾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同给太平洋彼岸的比尔．盖茨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并无距离的差别。
一个电子邮件在太平洋上跑一个来回，比李开复起身走出办公室步行几米来到陈蕾桌前还要快。
从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来衡量，李开复也许是整个中国最少接听电话又最多写信的人。很难说电子邮件在现代管理中将会完全取代电话，但在李开复的办公室里，我们的确看到了类似的情形。他几乎整天没有一个电话，但却每天都要接收数十个乃至上百个电子邮件，并且做出大致同样数量的回复。这同我们周围发生的情形似乎相悖。伴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正在减少通信的数量，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电话的剧增。一般人必定认为，打一个电话要比写一封信更加快捷方便，也更易表达情感，即使情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现代生活的特色之一就是用一大堆电话账单来代替情书。
实则电子邮件的情形完全不同。
电子邮件书写的要旨在于开门见山。人们在接听一个电话或者参加一个面对面的会议时，大都具有将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说上10句的倾向，听者则必须在漫无边际的谈话中费尽力气寻找问题的焦点。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也许长达数百言，也许只有一个单词，全都直奔主题，甚至要将10句话的内容以一句话说清。有时候只传送给研究院的某一个人，有时候是传送给某几个人或者全体员工，都只在弹指间完成。
如果我们把电子邮件和电话拿来对照，有意思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当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你必须停下手里的工作去摘取听筒，否则便不能了解对方的信息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当你终于下定决心拿起听筒的时候，却有可能沮丧地发现这个电话你根本就不想接，或者是对方拨错了号码。如果李开复让自己陷于这样的情形，那么他每天要接听50到100个电话，可以想像他的样子已经不像院长而更像一个接线生（最现成的办法是让秘书接电话，那不过是把自己不愿做的“接线生”
让人家做）。但是，现在李开复办公桌上不断响起电子邮件的铃声时，他却仍旧可以继续手中的工作，那些电子邮件全部储存在他的专有信箱当中，不会丢失，直到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才来处理。他也会接到一些没有意义的邮件或者根本就是对方“拨错了号码”，那么他就可以不用理睬。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无理取闹之人－－因为微软所有人的电子邮件地址都是公开的，而且你越是有名望，这种可能就越大。比如)比尔．*盖茨就曾经提到，他在接到一位女性的无聊邮件之后，弃置一旁，但那女性再次致函说：“如果截至明天你还不答覆，我就要公布你跟那位袒胸露乳的女招待的事情。”电子邮件的精髓，乃是以数字化的管理手段取代人的主观随意性，但问题又不仅如此。对于个人来说，它在无形中督促每一个人精确地表达思想，反应快捷，直截了当而不含糊其辞，主动地安排自己而不是被动地应付别人，可以在一派歌舞升平当中无所顾忌地说些不中听的话，做了错事而又没有勇气当面表白的时候，也能以这种不必见面的方式向人家致歉。比如有一次，一个员工在泊车的时候，不小心将比尔．盖茨的“凌志400”
撞坏。在连续几个小时的郁郁寡欢之后，他终于给比尔．盖茨本人发出电子邮件表示道歉。比尔．盖茨立即回电说，这是小事一桩，不必介意。此时这位员工必定感谢电子邮件，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根本没有机会消除心中的不安。诸如此类的情节让很多人坚信，电子邮件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个美国记者，弗雷德．默迪，在撰写的《电脑的旋律》一书中甚至认为，“这种交流方式也是非常亲密的，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传统而古老的基督教忏悔室。”对于一个组织来说，电子邮件所包含的意义就更值得回味。当人们无论高低贵贱都可以直接往来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传统机构中通常具有的那种等级差别就变得模糊，不再需要设立那么多的管理部门以及管理层次，那些担负承上启下之责的一级又一级中间管理人员，现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比尔．盖茨曾经说：“由于电子邮件，在我和公司的任何成员之间都不存在着等级差异。”这话也许言过其实，但他的所谓“电子邮件是一种有力手段”的话，的确没有错。事实是，他和公司最下层员工之间，仍然有着5个或6个管理层次，但他的确每天都能听到来自下层的声音。
这样看来，电子邮件是等级式管理制度的天然掘墓者。它需要的是一种扁平式的管理体系，而非一个层层叠叠的“金字塔”。这中间包含的意义当然不仅止于技术，还有文化。换句话说，在一个等级森严并且牢不可破的机构中，即使拥有一大堆最新型的电脑并且全都可以在网络上驰骋，仍然不能设想电子邮件能够发挥其作用。
对于那些热衷于等级制度的人来说，仅仅是不能面对面地向下属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失去了为官的一大乐趣。至于那些横断中间，名曰承上启下实则阻滞上下沟通的中间环节，倘若一个没有层次、没有瓶颈、没有过渡的状态能够形成，那就不仅夺去了他们的乐趣，而且还夺去了他们的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
点子最值钱，架子最不值钱李开复的下属都说他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但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一个“官”。行政助理陈蕾从来不用帮助他起草什么文件，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向下属发出指示，就自己动手。现在，当他想到要为新会议室命名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其“指示”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官样文章完全不同。
一连串英文字母从他的指尖弹到电脑屏幕上，其速度比口述还要快。也许是因为具有华人血统，他脑子里最先出现的念头全是中国式的。他建议使用“中国最着名的发明家的名字”或者“中国最著名的发明”。有一个瞬间，他想到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于是写道：“我建议用‘火药'命名其中之一。这样，当你走进这会议室的时候，必会激发所有的力量，为你的思想而战。”想到他和他的同事的智慧将会以火药的力量爆发出来，李开复不免有些兴奋，于是又在这句话的后面留下一个符号：“∶-))”。我们把这符号竖过来，就可以辨出，这是一对小眼睛、一个小鼻子和两张哈哈大笑的嘴巴，所以它是在显示书写者的快乐。
几秒钟后，陈蕾接到李开复的“指示”，随即在键盘上敲打出一行英文：亲爱的同仁们，我们的会议室还没有适当的名称呢，有时候这会引起混乱。所以我们现在征集会议室名称。
截稿时间：明天下午6点！
研究院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地址都在陈蕾的电脑里面，所以，她只要点击屏幕上一个表明“研究院．北京．中国．所有人”的按钮，就把李开复的“建议”连同她自己的邮件在同一时刻传给了研究院的所有人，甚至连李开复的“哈哈大笑”也没有遗漏。
“火药”的念头在众人感情上立刻产生了共鸣。这批供职于外国公司的中国青年，难免会在心里生出一种五味杂陈的感受：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这个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东西，但却只会把它做成鞭炮用于庆典或者祭奠。
外国人把火药引进他们的国家－－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引进”，但却把它做成枪炮打进我们的国家。悠悠岁月中种种惨痛的故事，难道仅仅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这样的教训么？为什么我们中间种种杰出的智慧，竟不能造就杰出的历史？而种种蒙昧愚蠢的行为却能够发扬光大？
“当我们说‘让我们去火药库讨论吧’的时候，那该多棒！”徐迎庆立即响应李开复的想法。他在给全体同仁的电子邮件中，还特地用中文提出了新的建议：“试想一下这几个名字吧：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在新近加入微软的副研究员中，徐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此人身材不高，大脑发达，既聪明又勤奋，总是冒出形形色色奇特的念头，从来不肯循规蹈矩。比如他会坐在湖边一连几个小时观察水波的荡漾，又会拿起床单，在微风轻拂之中数百次地来回摆动，藉以体会它那飘飘欲飞的感觉，然后就想像着怎样把这些感觉描绘到电脑屏幕上。诸如此类的念头，在过去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创造性的成就，有时候反而会带来麻烦；但这却是微软对自己员工的最重要的要求，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就好像是“鱼归大海”。李开复说，徐迎庆的这种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性格非常“美国味”。奇怪的是，徐在来到微软之前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他本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层出不尽的念头和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他在50年代“大跃进”的年代中出生，在“动乱的十年”中长大。“文革”结束后，他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受益者，从数学学士一直读到计算机博士，其间还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工作多年。这样一个人，对于中国传统中种种利弊无疑有着更深的感受，所以才会想到把自己祖先的“四大发明”拿来作一个外国公司会议室的名称。
然则根据研究院的档案记载，徐迎庆并不是第一个对李开复的“征名活动”做出响应的人。至少郑薇就在徐迎庆之前发出了一个建议。郑薇是当时研究院里惟一的行政助理。这个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女孩子，似乎格外崇尚古代中国的文化哲人，所以建议使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这样一些人的名字，并且在相应的会议室里面挂上这些人的画像。这一想法一度得到徐迎庆的赞同，所以他后来又在自己的邮件中补充说：“忘掉'火药库'吧！”张高满脑子装的都是外国人。“我想到了一些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的名字。”这个刚刚毕业于中科院软件所的计算机博士写道：阿伦．图灵－－“图灵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阿伦．伯利斯－－第一个获得“图灵奖”的人。
约翰．卡斯和马温．明斯克－－两个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
道格拉斯．英格伯特－－鼠标的发明者，1997年“图灵奖”获得者。
吉姆．格雷－－1998年“图灵奖”获得者。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研究院中电子邮件频繁往来。
后人如果有机会阅读这些邮件，必会惊讶这些人对这样一件简单的事竟会倾注如此热情，当然还有严肃、幽默，以及一两句插科打诨。徐彦君想起了“雅典娜”。他说，研究院的女性们做出极大贡献，故此以“智慧女神”的名义向她们表示敬意。在向身边的女性同仁大献殷勤之后，徐忽然严肃起来，他说他想起了电影《罗马假日》中主人公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罗马。”所以建议用“罗马”作为另外一个会议室的名称。他的用意既含蓄又明显：“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象征我们在此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李江是到2月3日才发现有这样一场讨论的。大家已经如火如荼地争辩了一天，而他一无所知。原因是他的名字居然忘记登录在陈蕾的“电子邮件名录”上。“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博士一边抱怨一边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应当把“司南车”变成“指南厅”。
“我喜欢你们的想法。”李开复也加入了讨论。他说他也喜欢徐迎庆的“四大发明”，但他想起中国人在数学领域里发明了“零”的概念。“这等于是半个计算机啊！”
他在给所有研究员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里这样喊道，“我们应该把一个会议室叫做‘ZeroRoom’。”接着又插科打诨地说：“但是中文怎么说呢？零堂？那会在口头上念成‘灵堂’的。”这个美国人的中文造诣其实能够胜过很多中国人，他能够顺口说出“象牙塔”、“无为而治”、“赴汤蹈火”
一类的中国话，还知道用《半夜鸡叫》里面的“周扒皮”来比喻那种刻薄的人。但现在，他也有了黔驴技穷的感觉。这一大群熟悉英语也熟悉中文的青年人，开始在中文和英文中间寻找合适的过渡。当陈通贤和孙宏辉找到下面两个词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事情终于有了眉目：)ZeroRoom*：灵感屋；AbacusRoom：算盘室。
“哇－－呜！看看这些想法和争论，多么精彩！”李开复在电子邮件中禁不住欢呼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拥有所有充满活力的思想。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有趣的讨论吧，这将指导我们去思考我们未来的研究。”2月3日下午，到了陈蕾规定的时间，事情有了结果。
会议室的名称确定如下：指南厅－－研究院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大致可容50人。
火药库－－面积仅次于“指南厅”，一门古代火炮的模型放置在这里。
造纸坊－－面积较小。只有一个圆桌和几把靠背椅。
灵（零）感屋－－其中一面墙全被书写白板覆盖。
印刷厂－－最引人注目的装饰物是一块活字排版盘和一大堆散乱的铅字。
算盘室－－李开复使用的会议室。
李开复想到了最初的承诺。在给陈蕾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中，他写道：“我想，奖励应该给徐迎庆，因为是他最先提出了四大发明的想法。”“你是对的，老板！”陈蕾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给大家写出一句中国特色的口号：“咳！全体同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们大家向迎庆同志学习！向迎庆同志致敬！”这几行字从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时候，徐迎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摸了摸自己蓬乱的头发，手指在键盘上弹出：“这事好像被夸张了！”
如果除去这件事当中幽默和说笑的成分，李开复就不会认为有任何夸张。6个月前，李开复接受比尔．盖茨的邀请，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主持者的时候，5个月前，他变卖在美国的家产，携妻牵女来到中国上任的时候，只不过是孤身一人。徐迎庆还在中科院计算所当他的副总工程师，张高是软件所的一个尚未毕业的博士生，陈通贤在一个公司里谋职，刘文印在清华大学当教师，李江在浙江大学当教师，日后围绕在他左右的那些人，全都没有踪影。那时候，李开复的情景真是有点凄凉。才过了几个月，就有这么多优秀的人相聚一室，议论风生。
刚刚出版的《微软研究院通讯》中，也可以辟出栏目《我们的大家庭》，并且喜气洋洋地宣布“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了。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事，李开复希望在这个“大家庭”
里营造“智慧至上”的气氛。作为一院之长，他当然可以使用他的权力来处理诸如会议室名称这样的事，那会更加简单，依据惯例，也无不妥。但他早就说过，他来到中国是“期望和一些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他也说过，他是在“追随智慧”。他懂得那些最优秀的人尽管性格各异，但几乎全都具有藐视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并不总是有道理，但这就是他们。看到有权势者门庭若市，从早到晚乱哄哄地围着一帮人，他们会说缺乏智慧的权力永远不会造就进步的力量。看到思想者冷清孤寂，门可罗雀，他们会有惺惺相惜的感叹。他们会说，点子最值钱，而架子最不值钱；智力最值钱，而权力最不值钱。
李开复明白，在他身边聚集着的，正是这样一些人，他需要他们。他们和他一样，是冲着他的智慧而来，而非追随“权力”。在这场关于会议室名称的讨论中，每一个人代表的都是智慧、热情和想像力，他们能够赋予冷漠的电脑以炽热的感情，用自己的头脑判断这个世界的好与坏。
世人皆知微软公司一向信奉“脑力胜过体力”，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信念看作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个世界生产“权力”的速度还是超过了生产“智慧”，不免形成深厚而又广大的权力海洋。我们虽然还不能断言权力与智慧是成反比－－权力越多越无限，智慧越少越有限，但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弘扬智慧的最大障碍是权力。对于那些敢于幻想和善于思考的人，权力带来的损害，远远超过了迷信和愚昧。智慧被压抑、被扭曲、被侮辱的种种记录，乃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即将开始的21世纪，智慧必将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功，更不会甘于昔日的耻辱。它也许会在自己的旗帜写上一个新的信念：“脑力胜过权力。”今天我们回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历史，可以认为，“会议室命名”是李开复激发员工热情与幻想的首次尝试。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后来都说，那是他们经历过的第一次“脑力激荡”。风气即开，必会发扬光大，这就难怪李开复要欢呼“哇－－呜”。现在，他坐在这蔚蓝色的大厦里，想像着未来岁月，难免有些得意，似乎已经知道历史从什么地方来，又将到什么地方去。
摆脱“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1998年7月9日，微软公司正式宣布李开复博士加入微软。李开复在这一天说：“我现在相信微软研究院是实现我的梦想的地方。”但是，微软公司首席软件总工程师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那时不一定会赞赏这样的“梦想”。他曾经说：“让一个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变成一个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不一定是个好主意。”李开复是个优秀的研究人员，这在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时候就已得到证明，有如当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后来的微软公司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所说，“那时候他是一个明星学生，做出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牵涉，现在来看李开复的职业历程。
此人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离开卡内基梅隆大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那时候他踌躇满志，自信天降大任。五姐开敏说他“从小聪明过人”，他对自己的智慧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不过，从那时起直到1998年7月进入微软公司的8年中，每当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投入研究的天地，总是无往不利，而当他把心血用在管理的领域，情形就格外复杂。他的上级和下级都说他是一个好老板，可惜的是，他作为一个“好老板”的才能从未得到回报。事实正像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是一个“失败的历程”。
1990年进入硅谷的苹果公司，是他职业历程的第一个起点。那时候，他在语音识别领域取得的成绩已为世界瞩目，所以不用像其他毕业学生那样为了找工作而发愁。他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苹果公司的一位总监就找上门来，先是给他演示了一段录像：一个装饰讲究的办公室里，一台电脑和一个男人在对话，声音真切，有如一对亲密伙伴。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人是真的，电脑却只是一个关于“未来电脑”的梦想。但李开复深受感动，内心惊叹那位制作录像的幻想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远见的人”。此人名叫阿兰．凯，在李开复之前23年毕业，有人说他是“个人电脑之父”，因为他的论文对整个计算机业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他构思了20世纪个人电脑的模样，又在施乐公司做出世界上第一个图形界面。就在全世界都按照他的构思生产个人电脑和“视窗”操作系统的时候，他却坐在苹果公司里描绘出21世纪的电脑，时在1990年，恰是李开复毕业的日子。
阿兰．凯后来成了李开复的“忘年之交”。那录像则在当场就对李开复发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这段录像反覆演示了30次。这个人和这个“幻想”使李开复相信，苹果公司真的很想把语音识别技术放在产品里。这时候，那位总监开口了，他说，苹果万事俱备，有幻想，也有足够的钱实现幻想，就差一个语音专家。
这以后的事情可想而知，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切手段表明自己的诚意，请来一些深孚众望的人打电话到李开复家里游说，还给他送来鲜花。这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宠若惊。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公司，很有人情味。那时候，微软还不是一个既令人生畏又令人羡慕的公司，员工也远远不是35000个，而是4037个。尽管“视窗2.0”已经诞生，但没有人注意，大家还是在用DOS。“办公室”也不存在。苹果看上去比微软好得多，李开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他选择了苹果。
在苹果的最初6个月，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时候，公司看上去一切都好。语音识别技术成为大热门，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的博士论文也成了专利，每套能卖10万美元，半年卖出好几套。钱是归学校的，李开复分文未得，但毕竟满足了年轻人的成就感。总裁每天到李开复的研究小组来看，眼见进展顺利，人人兴奋异常。
苹果机在市场上虽然只占10％的份额，但价钱昂贵，利润很高，足以和占有市场份额90％的个人计算机相抗衡。
苹果沾沾自喜，完全没有想到，世事多变，公司已是四面楚歌。
后来人谈论苹果公司的潮起潮落，都说那个时候公司的总裁实在目光短浅，缺少魄力。其实，当时苹果公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拥有正确的判断，当然也包括李开复。毫无疑问，这里有一群最富有智慧的人，但这些人几乎全都陷入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不像微软公司那群没有规矩不论方圆的小子，只把眼睛盯着市场，苹果对自己的技术兢兢业业，但求完美无缺，根本不管用户的心里想什么。他们把“苹果机”的外观做得豪华而又精美，软件又快又好。李开复当时觉得，“苹果机”是世界上速度最快样子最漂亮的。他们不肯接受“兼容”的概念，倒不是“兼容”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看见那简陋的“个人电脑”，就嗤之以鼻，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技术放进“个人电脑”，就觉得是“把鲜花插在了牛屎上”。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完美主义”已经如醉如痴，走火入魔：“苹果机”的软盘驱动器必须具有“轻点鼠标自动弹出”的功能，因为，一个最好的技术，就不应该让人们伸手去按什么按钮；语音识别不能允许把麦克风戴在头上，男人戴这个东西已经难看得要命，更不要说那些“白领丽人”，高髻云鬟新样妆，难道要让这个黑乎乎的东西搞得一团糟吗？苹果的设计人员就是这样陶醉于自己的“完美无缺”，根本不管“自动弹出”技术的实现将使每台“苹果机”的成本增加10美元；将麦克风放在一英尺以外的要求，就使得语音系统根本不能做出正确的分辨和选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苹果的“完美主义”并不为用户接受。用户宁愿使用并不完美但却便宜的东西。简陋的机器在扩张，完美的“苹果”在下降。苹果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度降到3％。这样看来，苹果的最大毛病似乎就是它没有毛病。假如它能够像它那个著名商标一样，有一点缺陷，也许就不会落到后来的地步。
1991年4月，这些“完美主义者”对于眼前的危机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彻底转换公司模式的钟声敲响了。
那一天，总裁来找李开复，告诉他，研究小组将被拆掉，他可以做经理，但人员须裁减，18个人只能剩下15个。
李开复即使再缺少公司运作经验，也可以看出公司出了麻烦。幸运的是，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仍能继续。大半年后，李开复的研究再进一步，语音系统技术和操作系统合在一起了，公司的情况也出现转机，还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签了合约，这给不少人带来幻想。老板也许是想再接再厉，一举扭转公司颓势，所以吩咐李开复立即展示他的语音技术成果。
展示新技术的地方是一个海滨度假场。那里正在开一个会，名曰：“技术．娱乐．设计”（TED），所以吸引了几百个电影明星、导演、画家和设计师。李开复走到台上，和他的“小精灵”（Casper）频频交谈。“小精灵”不是人，是卡通片中一个善解人意的鬼，现在则是李开复面前的一台电脑。它一边回答李开复的话，振振有词，一边在自己的屏幕上显现出李开复想要的东西：一张开出65美元的支票和一个日历本，还能帮助李开复安排工作日程。那时候计算机界对于语音还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还远不是今天这样，处心积虑地让电脑“能听会说”，在人与电脑之间，键盘是无可争议的桥梁，就连微软这样的公司也还没有涉足语音的领域。想想这些就可以知道，李开复与“小精灵”对话的那一瞬间是多么奇妙。
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全都惊叹不已。《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的记者纷纷赶来，围着李开复问这问那。美国ABC电视台的记者要来实况转播，这正是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斯考利所需要的。他问李开复有无把握。
李说：“失败的概率为10％。”老板说：“能不能减少到361%。”李把脑筋一转，当场就说“能”。老板以为他要回家挑灯夜战，再来一次“完美主义”的技术改进，其实李开复想的是：到时候带上两个“小精灵”－－如果一个“小精灵”失败的概率为10%，那么两个同时失败的概率为：10%×10%=1%。
1992年3月2日清晨7点，李开复和他的“小精灵”
出现在“早安美国”节目上。这是电视台早晨的黄金时段，至少2000万美国人一边吃早饭一边观看。30岁的李开复第一次面对电视直播镜头，不免紧张。他不断呼唤他的“小精灵”，其实他面前的那台电脑只是做样子的，真正和他对话的电脑在幕后。女主持人当场发现面前的“小精灵”有些问题，好在此女不仅风度翩翩，而且有经验，处变不惊，还能故作惊喜，说出一番颇有诗意的话：“早晚有一天，机器也会气急败坏地对你叫喊。你以前必会认为这是夸张之辞，但现在，这里有一台能和人交流的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它居然能听懂你的话并且还能回答你的问题。”节目刚一结束，她便转向操作者说：“别蒙人，你们的电脑连线都没有接上。”多年以后，李开复说起此事，还在遗憾：“到今天她可能还会以为是假的，其实那的确是真的。”一切顺利，老板担心的失败没有出现，连备用品也没有用上，不过，还是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女主持人询问苹果的老板，这机器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问话的声音纯正悦耳，“小精灵”闻之心动，插话道：“你要不要和我约会？”这场面令全美惊叹，就连那个纰漏也被看作是成功的象征，大家都说那是一个精心安排的幽默：这机器也想吃女主持人的“豆腐”啦！“硅谷”惊叹不已，雷德蒙的田园也不再宁静。苹果股票从60美元跳到63美元。
李开复一夜之间就成了电脑世界的明星，那真是他的职业生涯中一个辉煌的时刻。
不过，那时候他太年轻，既不能洞悉人间万象，也不理解市场变幻。“我太相信其他的人了，以为他们都比我高明。”他后来说。他以为他的发明真的可以成为产品，然后长驱直入千家万户。他可没有想到，当他和“小精灵”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苹果已经在走下坡路。“小精灵”其实只有宣传的价值，距离实际的应用还远着呢。
老板让他把“小精灵”弄到电视上去，与其说是为了造福人类，倒不如说是为了拯救苹果。
“小精灵”风光一阵就没了下文。这情景有些像我们国家成千上万的科技发明，获得了什么大奖之后便沉睡实验室中。宣传的效果无论多么辉煌，毕竟不能代替市场上的商战。李开复从电视屏幕走下来，就看到公司开始裁员了。第一年裁了10％，以后几年更多，先是一般的雇员，然后是大大小小的老板。“那是很残酷的事情，很不好玩。”李开复说。研究项目不保，小组也被拆掉。
那些“没了庙的和尚”集中到他的名下，越来越多，一度增加到200多人。这不是繁荣的象征，而是末路的征兆。第二年，公司有一半人离去，又雇了一些人来。李开复那个组流失率最低，但也有10％，有才能的人说不定哪个早上就走了。中国的企业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也是硬撑着，想方设法“扭亏”，要政府关照，要银行贷款，担心员工一走社会就会大乱，而员工大都宁愿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愿离开。美国的公司就没有这些，没有哪一位老板会承担“安置下岗职工”
之类的责任，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阻拦员工离去。
苹果在90年代后期重整旗鼓，经理层的人员大换血，由此带来新的局面。但在90年代初期，苹果没有好的领导，董事会都是一些有权有钱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公司员工全都不知道他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去。李开复一个人撑着200多人。大家不断抱怨“这有什么用处？”
牢骚和抱怨的盛行，大都是日薄西山的征兆，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机构，都是一样。现在苹果到了这个地步，就连新任首席执行官杰欧．艾姆利奥也在抱怨。
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就像是在划一艘大船，这个船有一个大洞，快要沉了，而每一个水手都在划向不同的方向。
现在我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向同一个方向划。“他的朋友挺感动，但接着就发现有什么不对，于是问道：”那个洞怎么办呢？“
“啊……啊……还有一个洞？！”杰欧．艾姆利奥似乎刚刚想到。
这总裁看来也不是一个完全清醒的人，雄心有余而智慧不足。不过他的比喻也有几分道理。人心散了，全都自顾自。这种局面一旦发生，就很难扭转。
1995年，李开复接任苹果公司副总裁的职位，负责公司多媒体技术的研究。他年轻气盛，期望能够力挽狂澜。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他在苹果辉煌了一阵，现在，他觉得自己也有做一个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
他对总裁杰欧．艾姆利奥说：“电脑业现在已经非常重视多媒体软件的研究开发。”他的计划是推动公司重视软件开发。他还有一支多媒体的研究队伍，有200多人，他认为这是公司振兴的希望。总裁有些心动，继续听，于是李开复大着胆子说出很多极端的念头。他说，不能用衡量硬件的营业额标准来衡量软件的成功与否。这想法在今天不言而喻，多媒体已经横行天地之间，比微软的“视窗”和“办公室”还要厉害。但这想法在当时就被视为年轻人的“不现实”。总裁说：“公司正在赔钱，再把巨额资金花在这些‘不现实’的研究上，董事会中没有一个人会接受！”李开复退而求其次，就说：“你可以把多媒体公司卖掉。这个公司价值5亿美元，一大笔现金。”苹果的确需要这笔钱，但卖公司必须连这200多人也卖出去。董事会能同意吗？这时候苹果公司董事会里的气氛，真让你觉得挺像中国的某些机构。他们想的是：我不愿意让你干，也不愿意让你走。李开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说出心中下策：放弃操作系统的研究。因为市场上的局面已经不是90年代初的样子了，微软的“视窗95”已经红遍全世界，没有办法再在这个领域和微软竞争。李开复建议，苹果可以和微软合作，把多媒体软件的重心放在“视窗”的操作系统上。“95％是微软的操作系统，5％是我们的多媒体。”李开复说。但董事会中那些蔑视个人计算机的人依然要撑自己的脸面，坚决不肯“把鲜花插在牛屎上”。
到了这一步，李开复终于对苹果彻底失望。“我觉得我的想法都不被接受，”他说，“这是我要离开的很重要的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他已经隐隐感到，在一个硬件公司里，他不可能痛痛快快地做他最喜欢做的软件。
1996年早春，他离开苹果，走的时候仅仅带着一叠剪报，那上面记录着他和他的“小精灵”共同拥有的辉煌时刻。
还有一份材料是他属下的两个员工给公司两位主管发出的电子邮件。里面都谈到李开复。一个名叫艾瑞克的说：“他真的是我在苹果工作时最好的经理。他诚实正直，决策正确，目光远大，是一位优秀的经理。我希望你们两位一定要理解，和开复一起工作是我最有兴趣留下的理由。”另外一位说：“他对我是难得的导师。有更多李开复这样的经理对苹果有好处。”事实上，用不着这些下属的提醒，杰欧．艾姆利奥也能了解李开复的价值。
他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时的情形，还能记忆犹新：“那天晚上，一件令人悲哀的事发生了：李开复告诉我他打算离开苹果。开复是苹果公司5000员工中最杰出的两个人之一，而我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无能为力。”比尔．盖茨与李开复大多数人在见到李开复的时候，都会仔细端详，在脑袋里面想像他和比尔．盖茨之间有什么瓜葛。其实他在1998年7月9日接受微软公司的职务前，还从来没有和比尔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呢。那时候，他是SGI公司的副总裁，名声远远不及比尔，但他的成就在多年以前就吸引了比尔的注意。“他有关语音识别的博士论文很了不起。”比尔有一次这样谈论李开复。他说，开复对语音识别的想法和他“不谋而合”，还说他对开复在苹果公司的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比尔是地道的美国人，开复却是华裔，有着一副地道的中国面孔，你怎么也想象不出他和比尔会有共同之处。两人那些共同的地方乃是凝于无形之中。全都绝顶聪明，全都少年得志，全都是工作狂，全都戴一副纤细金属框架椭圆镜片的眼镜，除非在正式场合，全都不系衬衣领口上的钮扣。不过，比尔属于更加外露的那一种人，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总会咧开大嘴情不自禁地欢呼，见到不能令他满意的人和事，就会粗鲁地骂起来。当然比尔有时也会做出一些笑容可掬的样子，就像他出版的所有书的封面照片一样，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很难说是真正的比尔。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比尔更像开复。开复有东方人的含蓄，无论喜怒哀怨，来到脸上的时候全都会打折扣，头发一丝不苟，不像比尔那样乱七八糟。中等身材，举止文雅，面容白净而少棱角，说话声音委婉平和，内容不卑不亢，逻辑严谨，常在紧要关头节外生枝，插科打诨，脸上露出一种诱人的笑容。眼镜后面的目光中，总有几分傲慢，但绝没有比尔眼睛里的那种肆无忌惮。
当他的嘴角微微向上翘起却又转瞬即逝的时候，便有一分紧张和缺少自信显现出来。他已习惯于处在中心的位置，但有时候也会在内心里估量旁人对他的印象，每当这时候，他的目光就会忽然离开他所关注的对象飘忽左右。他的内敛和宽容远远超过了他的大多数同龄人，比如他在苹果公司做副总裁的时候，有一次召集会议，一个美国人用粗鲁的脏话冲他大骂，在场者全都愕然，他却淡然处之，不动声色。这种“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本色，乃是中国文化的典型表现，在美国文化中极为罕有，在锋芒毕露的比尔身上更是从未出现。
李开复的名字第一次与比尔．盖茨联系起来，乃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缘。
1998年春的一天，他只身一人，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来到华盛顿州的雷德蒙，见到他的好友黄学东。黄本人就是微软研究院里主持语音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两个朋友不期而遇，分外惊喜。黄学东问李开复来雷德蒙做什么，李开复老实地说，他正在为出卖他的公司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摇头叹息道：“我在出卖自己的心血，而且知道卖不出好价钱。”李开复那时是硅谷SGI公司的副总裁，并且直接领导着SGI下属的一个多媒体公司。SGI以大型和中型的计算机工作站服务器为主要产品，在全世界都挺有名气。
在美国，计算机的世界里真是此起彼伏，各领风骚三五年。70年代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80年代是苹果公司，SGI的无限风光是在90年代初期，那时公司里的工程师们，大都是硅谷最优秀的。至于微软公司的空前盛况，还要等到3年以后。
李开复进入SGI是在1996年春天，那时候这家公司还有一层耀眼的光芒，有一批最优秀的工程师，做的是世界上最快、最酷的机器。色泽鲜艳，光彩夺目，内装多媒体软件也都是最快最好的。不过，明眼人已经看出危机的征兆：机器价格昂贵，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软件只有专业人员才会有兴趣。计算机企业的瞬息万变和表里不一，甚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今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已明晰，可在那个时候，聪明者如李开复，也不能完全洞悉公司隐情。
SGI公司对待李开复的办法非常特殊，首席执行官艾德．迈克拉肯和总裁汤姆．杰姆拉克，双双亲自出动，把公司副总裁的权力交给他，显然也把公司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李开复少年得志，自以为智慧过人，又有超常的勤奋，必能无往不利。
表面看来，起步挺顺利。李开复一边卖公司原来的产品－－服务器，一边想像着开创一个新的软件平台，可以在互联网上跨平台使用。艾德．迈克拉肯看来对互联网有特别的兴趣，很慷慨地花费时间来听李开复的游说，然后便竭尽全力地支持他的计划。公司有一段时间情况不好，艾德．迈克拉肯把口袋里最后一笔钱掏出来，交给他的诸位高级经理，咬咬牙说：“李开复小组需要多少钱，就用多少，剩下的你们其他人分。”然而李开复需要的不仅是钱，还有时间。艾德．迈克拉肯可以倾囊相助，却没有时间等待他的成功。公司的财务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人心离散。眼看着李开复的新产品出现一点眉目，可现在谁都等不及了。在他身后，有才华的人一个又一个悄无声息地离开。他觉得苹果公司的阴影跟在他的身后来到了SGI。
不过，他还是义无返顾地投身在自己的研究中。直到有一天，一个电话让他从梦幻中醒来。那是高级副总裁瑞伯．布吉斯打来的。瑞伯是个商业天才，曾在加拿大开过一家软件公司，SGI看到人家的公司不错，就掏钱连人带公司一起买了来。瑞伯进入SGI负责公司的软件研制，也是李开复的顶头上司。当初为了说服李开复加入SGI，他费了不少心血，但现在，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说：“我要走了。”
李开复大惊：“我是冲着你来的呀！你怎么可以……”
硅谷的情形就是这样。这里有大约7000家计算机企业，有好几万软件工程师和管理者，每年却有大约30％的人离开自己的企业。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来去匆匆，能在一个地方呆上两年，就已经是老员工了。李开复回天无力，只有感叹。直到多年以后，他谈起那情景还很伤感：“越是优秀的人走得越快。可惜我没有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公司的情况更加糟糕。走的人也更多了。到了这一步，总裁不得不仿效美国大多数公司陷入这种局面时的办法，一边裁员，一边改组，一边把最后的赌注压在李开复身上。“我们打算做一个专门的软件。要你来做。”
他对李开复这样说。
很幸运，这是李开复正在做的东西，所以，它在公司是救命稻草，在李开复却是兴趣所在。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多媒体软件，它可以帮助用户在因特网上进入三维世界，声形并茂，前后左右，恣意进出漫游。它可以是很小的东西，有如一张网页、一个广告；也可以是整个世界，让你在里面寻找人世间的朋友，或者去任何一个地方旅行。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李开复在两年以后这样说，“可以彻底改变因特网的经验。”这时候他已经是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他的不少研究员果然在做类似的事情了，比如沈向洋的“三维漫游”和张宏江的“多媒体检索”。但是，在1997年夏天，他却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很酷的事情”竟会将他引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境地。
任何失败之举，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都会笼罩一重诱人的光彩。李开复的起点也是诱人的。他的智慧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当他把自己做成的软件拿出去给别人展示的时候，每个看客都会张大嘴喊出声来：“哇！怎么会有这么了不起的东西！”
“微软做不出来！苹果做不出来！国际商用机器做不出来！” “移植到个人电脑上去！”
李开复尽管已经历过苹果的沉浮跌荡，却还没有学会超过他的年龄的思维方法。真是既天真又自信。别人一说他的技术了不起，他自己也就觉得了不起。“我要做一些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工作。把我们的软件全部移植到微软的‘视窗’上。”他对他的老板和同事这样说，“让我来做一个多媒体公司。”
如他所愿，SGI真的买下了一个公司，让他实现他的“多媒体之梦”。大家都看出，这项计划既刺激又危险，但李开复胸有成竹地说：“只要我们的软件好，就可以成为微软的伙伴。就算是竞争，我也不见得输给它。”他准备孤注一掷，但是他低估了一个技术被人们接受所需要的时间。一个好的东西并不能保证一定会被人们接受。用户的需求真是奇特，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突然爆发出来，淹没那些毛病百出的烂货；有时候无论你的东西怎样优秀，他却迟迟不肯接受。这样的例证在计算机的市场上屡见不鲜。
李开复熟知这些事，但是从来没有想到同样的事情会落到他的头上。他把自己的宠儿叫做“宇宙”（Cosmos），拿着它到微软去寻求合作，立即就发现了不祥之兆。
“不错！”人家毫不犹豫地承认他的东西更好些，甚至认定，几年以后会非常重要。“不过，现在用不着。我们现在买来的技术应该足够。”人家轻描淡写地对他说。
李开复赶忙插话，说他分文不收，只是想把这很不错的东西捆绑在微软的操作系统上。微软的那位一边倾听他的陈述一边微笑，笑完了还是不肯接受。
若干年后，李开复有一次谈到微软这一次拒绝和他合作，承认搞技术的人难免都会犯“技术至上”的错误，但事情恐怕还不仅仅如此。他还低估了比尔．盖茨对市场的影响力，他一心想着只要自己的产品好，就会迫使微软要么接受合作，要么接受竞争。根本没有想到，“视窗95”在以她的活力赢得了全世界之后，竟也会反过来拒绝活力。
他不得不为自己偏爱的“多媒体之梦”做最后挣扎。
熬过几周之后，事情终于有了结果，网景公司接受了他的产品。网景浏览器占有60％的因特网市场，照理可以让李开复绝处逢生。漂亮“女儿”抛头露面，动心的人家也不能算少，一年的营业额超过了1000万美元。可是公司支出更大，必须照常开门，100多员工的薪金一分也不能少。一年以后，亏损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到了这时候，李开复不得不承认，微软的“拒绝”不是没有道理。“好东西也不能做早了，”李开复后来说，“当初就算微软接受，也不一定成功。”1998年春天是在一片惨淡的气氛中到来的。新总裁瑞克．布鲁斯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李开复说：“我知道你的产品很好。不过，我们还是把多媒体公司卖掉吧。”那是李开复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最黯淡的春天。他到处奔走，遇到可能的买家就会苦口婆心地讲述自己用智慧、心血和梦想培育起来的公司。到了自己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在心里暗自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不能在一个不看重我的公司干下去了。” “我更喜欢自由平等的环境”
李开复再一次来到雷德蒙的时候，已是1998年初夏。
美洲大陆西海岸的这座小城，风景如画，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不过，李开复的心里却笼罩着一片阴云。
春天结束的时候，他的出卖自己公司的努力再一次受挫。期待中的买主是日本的索尼公司，1500万美元成交。公开的舆论叫做“并购”，消息已经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可是当日本人知道李开复不准备继续管理这个公司，另外5个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也将集体离开的时候，变卦了。
现在，李开复的悲剧演到了最后一幕。有一家公司对他的“心血”表示出兴趣，不过，条件极为苛刻：500万美元，只是日本人的1/3，并且还要裁掉2/3的员工。
一望而知对方不是雪中送炭，而是乘人之危。李开复心有不甘，还在挣扎着要给自己的公司和员工找一个稍好些的新家。于是他来到雷德蒙，希望微软不会像当初拒绝他的新技术一样拒绝他的公司，但他再一次失望了。
那天中午，李开复和黄学东坐在一起吃午餐，对黄学东说他要离开SGI。黄学东并不奇怪，他早就认为李开复的光辉被SGI的阴云掩盖了。不过，当他听说英特尔公司正在打李开复的主意，不免着急起来：“英特尔？要你做什么？”
“他们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院！要我去。”
这叫黄学东更加惊讶：“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愿意到中国去。”
“我觉得我挺适合做研究。”
“为什么你不到微软来呢？微软也要在中国开研究院啊！”这是李开复第一次知道微软将要在中国设立研究院的消息，也是第一次将自己的未来和微软联系在一起。
事情来得有些突然，李开复一时语塞。被迫出卖自己的“心血”这件事表明，他的激情和才能都处在一种被压抑和被埋没的状态中，他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探索时期。
多年以后谈到这段经历，他说这是自己的“失败时期”。
这种失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既有技术、市场的原因，又有他个人的性格作祟，还有那个行业里特有的文化色彩。整整一个春天，他都在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起点。
硅谷里面，能让他挣到一大笔钱的小公司的确不少，他的同事中有很多已经捷足先登。但他却觉得那样的未来缺少刺激，没有满足感。他也去了一些很大的公司。比如英特尔，那是美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公司，享誉全球。
总裁克瑞格．波瑞特告诉他，英特尔正在中国开设一个研究院，希望李开复去主持。李开复说他“在硬件公司做怕了”。克瑞格．波瑞特说，他们将请他来做软件。李开复说：“我就是怕在硬件公司做软件。”但克瑞格．波瑞特执着地邀请李开复：“来我们公司看看。”李开复真的去了，立刻就发现他不能习惯英特尔的文化。“有点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级分明。”李开复后来对朋友说，“我更喜欢自由平等的环境。”
其实他的所谓“自由平等的环境”，还是为了他那始终不能实现的“梦想”。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研究，他讨厌那些急功近利的公司，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够在广阔的技术领域发挥影响，又能在将来的某一天汇入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这是一个奢侈的梦想，需要大笔金钱的支撑以及一个真正理解他的老板，其背后的支持不仅坚定不移，而且持之以恒，方有可能成为现实。但这样的支持在美国极为罕有，可遇不可求，而且越来越少。他曾经效力过的“苹果”和SGI，说来都是了不起的大公司，竟全都不能做到，如果微软再做不到，还有谁呢？这样看来，也许他真的需要微软。
微软对李开复的公司没有兴趣，这迫使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公司以500万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另外一家公司。
但微软却对他这个人感兴趣。这一点从黄学东的兴奋就可以看出。黄学东是出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在英国做访问学者多年，又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其专长也是语音识别，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早就成为朋友。有一个时期，李开复在苹果公司把语音识别系统做得如火如荼，促使微软建立起自己的语音研究小组，黄学东就是在这时加盟微软，成为微软语音研究的创始者。两个朋友成为竞争者，也就很少往来。多年以后说起这些，黄学东笑道：“就像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
但是黄学东现在发现有了“国共合作”的机会，不免兴奋起来。他的兴奋并非出于私谊。美国人才如云，论成就声望，在李开复之上者不是没有，但黄学东对朋友了如指掌，知道在李开复身上有一件最奇特的事情，56其研究成果总是走在微软公司的前边，或者也可以说，微软总是追随他的后尘。前述李开复的语音识别技术的突破，令微软在雷德蒙的那块宁静田园不再宁静，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李开复做出的一个叫做“QuickTimeVR”的东西，它能把一大堆照片粘连在一起而不露形迹。
此后，微软也开始招募多媒体专家，也做出一些东西，不叫“QuickTimeVR”，而叫“SurroundVideo”，却和前者大同小异。第三次，李开复的一个新软件(QuickTime)可以在个人计算机上看到视频，微软也做出了一个叫做“ActiveMovie”的东西。第四次，李开复拿出了他的“宇宙”，微软紧接着购买了一个公司，也开始研究类似的“三维技术”。同样的事情重复再三，连续不断，令人怀疑微软在抄袭李开复的创意。李开复本人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但他毕竟为此沾沾自喜：“不能说是抄袭，但总是我在先，微软在后。”令李开复感佩不已的是，同样的东西在李开复手里总是虎头蛇尾，在微软手里全能轰轰烈烈：语音识别在苹果日薄西山，但在微软却成长起来；“三维”
研究队伍在苹果已经消失，但当初曾为苹果效力过的沈向洋，却在微软发明了世界领先的“三维漫游”。
57有了这些传奇故事，黄学东有一切理由相信，微软需要李开复。“我当然希望开复做更多的研究，但他做管理也很好。”他后来对一位记者这样说，“很难找到一个既懂研究又懂管理的人。要是找一个不懂研究的人来管理，外行领导内行，那麻烦就大了。”他告诉李开复，尽管比尔已经决定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但真正操作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
微软一向信奉“只有最优秀的人身后才会聚集优秀的人”。现在的局面是，最优秀的人不肯到中国出掌大局，肯去的人又并非足够的优秀。无奈之中，微软正在考虑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把这个机构的规模缩小，甚至只让它具有象征的意义，然后再慢慢做大。但现在，情况似乎“柳暗花明”。他对李开复说：“如果是你来做，也许微软愿意把这件事重新设计一下。”那次谈话之后，雷德蒙对于李开复就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这是一座建设在原始森林里的城市，在地理上与西雅图市接壤。雷德蒙规模小，而西雅图规模大，有如中国的县级市和地级市，但与中国的县市不同，这两者并无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不了解情况的中国人大都以58为微软是在西雅图市，严格说来是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也许是因为，西雅图机场是进出雷德蒙的必经环节，从那里驱车沿高速公路到雷德蒙，只要40分钟。当然我们还有可能做出另外一种估计：本世纪最初20年，在西雅图那片浩瀚的红杉树林中，产生了一个工业时代的经典之作－－波音飞机公司；本世纪最后的20年，在同一片红杉树林中，又产生了一个信息时代的经典之作－－微软公司。所以西雅图能够享誉世界，而雷德蒙却要淹没其中。
雷德蒙的四围重峦叠嶂，圣海伦火山30年前的一次爆发，至今还在周围遗留着可怕的死寂。不过，人们聚居的地方一派生机。原始的红杉树林簇拥着民宅和道路，严冬季节，奥林匹克山峰冰雪覆盖，山下却是绿草如茵。
向西是普吉特湾，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和中国遥遥相对。
微软就建立在大洋东岸一片茂密的丛林中。
公司的位置在第40大街西侧，既无警卫，也没有高墙，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只有一道一米高、10米长的矮墙，很不起眼地趴在街头拐角处，上书“微软”二字。从外观上看，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世界上最富有59的公司。据说比尔20年前为微软选择新基地的时候，在整个美国查看了至少40个地方，终于还是买下了雷德蒙的大片土地，又在红杉树林中开辟出一片校园式的土地，一边建造那片闻名于世的“星形”建筑，一边刻意保留着田园牧歌式的情调。人们将自己的轿车停泊在鲜花丛中，从办公室的窗户伸手触摸百年老树。松鼠在树上树下跳跃，但逢行人，便跑到跟前摇头摆尾。几只水鸟在湖面随波荡漾。那片小小的湖水被办公楼、绿草和鲜花环绕，名字叫做“比尔”，与公司老板同名。湖边曾发生过无数动人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公鸡。
它在一天早晨来到这里，徜徉不去。公司员工感受到它的孤单，于是为它抱来一只母鸡。从此这对“情侣”就在“比尔湖”畔相依相随，又与人类和睦相处。看得出来，公司里的人，都努力在一个人造世界里保留浓郁的天然本色，让最现代的技术融于一种原始之美。
微软公司设备部经理卡尔．贝茨当初设计这个田园式办公区的时候，有过一个经典的解释。他说：“优美青翠的环境能有效地帮助人们抚平心头的愁绪。”也许这话真的有道理，李开复在同黄学东谈话之后再一次来到这60里的时候，心情的确好起来。
英特尔和苹果扑了空里克．雷斯特正在他的办公室等候李开复。
他是微软公司负责科研的副总裁，向以寻觅世间天才为乐事。尽管微软公司的雇员这时已经增加到35000人，还有数万份求职简历摆在人力资源部的案头。但他仍旧恪守“追随天才”的原则。
他曾经是美国宾州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也是世界著名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专家。当比尔．盖茨在1991年决定发展微软研究院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煞费苦心说服里克．雷斯特到微软来主持这个事业。在6个月的时间里，计算机界一些最有名的人物，接二连三来到宾州，替微软做说客。这些人全是比尔．盖茨请来的。有DEC公司的戈登．贝尔，还有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奈森．梅尔沃德。其情景令人想起中国古代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的故事。据说，里克．雷斯特决定加盟微软的时候，对比尔．盖茨说：“我准备寻找50个比我更优秀的人到研究院来。”比尔．盖茨开心大笑道：“难道这世61界上真有那么多比你还优秀的人吗？统统请来！”从那时起到现在，8年过去，里克．雷斯特请来的计算机专家，不是50个，而是500个。
里克．雷斯特后来承认，如果不是戈登．贝尔出面说项，他不会考虑到微软来。还说这是每10到20年才出现一次的机会，是“比尔．盖茨给了我这个机会”。但他认为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有些夸张。当他从一个记者口里听到这个传说时，笑道：“让我弄清楚这件事情，好不好？”他说，当初比尔建立研究院的时候，的确是想邀请很多优秀的人。微软董事会也提出要请来100个最有才能的人。“当时我还没有来。”他说，“但现在我们已经有500个能人了。”但他并不知足，他现在的目标是李开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被计算机语音识别领域称为“天才”的人，居然会对到中国去感兴趣。他觉得，这真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
里克．雷斯特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就知道李开复。他说他是个“明星学生”，在80年代末期就已经创立了一种语音识别的新方法。“他是一个领域里62面的先锋和开拓者。”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10年，到今天，全世界所有语音识别的研究，都是在他的开拓性工作的基础上继续的。”这样一个人如果能到微软来，“是非常理想的事情”。
“如果你来，我们可以把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做得更大，更优秀些。”他对李开复这样说，显然是在尽力把李开复的情绪调动起来。
“多大？多优秀？”李开复单刀直入。
“可以和剑桥一样。”
英国剑桥有微软在海外的第一家研究院，始建于1997年。那里集中着一批欧洲最有才干的研究人员。微软对剑桥研究院的投资为6年8000万美元。现在，里克．雷斯特的话显然是在告诉他，微软也将对中国研究院给予同样的投资，并且招聘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
“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承诺。”李开复后来说。这使他感到振奋，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似乎正在向他开启。但他发现微软对他们要在中国做的事情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对于那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也没有很深63的理解。比如里克．雷斯特和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都说，未来的中国研究院应当设立在上海浦东。李开复当即反驳说没有道理。他此前5次到中国，并且在中国各地巡回演讲，知道北京才是中国计算机人才的汇聚之所。他到过上海，知道那里漂亮，新鲜，物价便宜，并且充满了现代气息，承认要是为他太太选择久居之地，上海一定是个最佳地点。但是，那里的学术空气不如北京活跃，与这座城市的宏伟和热情比起来，实在不能般配。中国早就有“最好的学者在北京，最好的官员在上海”之说。上海人热衷于职务的高低、房子的大小以及工资的多寡，以满口当地土语为荣耀，即使在公共场所也不肯说一些让外地人听得懂的话。在中国，好像只有边远地区的人们才会这样。李开复把诸如此类的想法倾泻而出，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去主持微软设在中国的研究机构，里克．雷斯特将是他的老板，所以并无一点隐瞒。里克．雷斯特静静地听完他的陈述，然后说：“你来了，就是你决定。”
分手时，李开复对里克．雷斯特说，英特尔公司已经给他聘书。后者闻声色变，连声叮嘱：“你千万不要接64受英特尔的职务。”从微软公司的人事制度上来说，里克．雷斯特有权独自决定他属下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但他还是立即将这件事向比尔．盖茨报告。他需要比尔的支持。
“噢，我早就知道他。”比尔．盖茨说。两人频频交换电子邮件，想办法让李开复加入微软。
李开复为微软公司的诚意所感动。在他的心目中，微软是个了不起的公司，但说老实话，迄今为止，微软给予他的印象是复杂的。这家软件领域最大的公司美名远播，可又恶名昭彰，腰上缠着一大堆财富和一大堆官司。人家都说它是电脑行业的“巨无霸”，它自己却没有一点大企业的特征－－沉稳、老练、步步为营、按部就班、等级森严和老谋深算，好像一个蹒跚挪步的老人。
这个“巨无霸”倒像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充满活力和幻想，喜怒无常，藐视规则，行事卤莽，横冲直撞。
他钦佩比尔．盖茨，常常掩饰不住对比尔的神往。
可以说，他对微软的向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比尔的。这倒不是因为比尔有钱，而是因为比尔对科学研究有着充分的理解，并且对用户的需求有着异乎寻常的敏65感。他依据自己在硅谷多年的经验，认为技术家不能持续地管理一个企业，但比尔．盖茨是“一个几乎独一无二的例外”。他说：“比尔．盖茨是一个技术天才，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李开复的梦实现了，但妻子谢先铃的梦那几天却总是被电话铃声打断。
有一个电话挺奇怪，尽管李开复不在家，但对方依然没有放下电话听筒的意思。他询问先铃，李开复为什么要去微软？为什么要去中国？去中国有什么好？还问先铃想不想跟随丈夫去中国，口吻之关切令先铃觉得异样。等到李开复回家的时候，妻子告诉丈夫，有一个电话来客。
“是一个叫什么斯蒂夫的人。”妻子说。
“斯蒂夫？”丈夫想不起来这个人。
“斯蒂夫．乔布斯，”妻子提高声音重复道，“我以为他是你的朋友”。
“是斯蒂夫．乔布斯？”
“对呀！”
66“那是苹果公司的新总裁啊！他和你说什么了？”
“说了15分钟的话。我告诉他，你去了微软，还要去中国。”李开复与苹果公司确有渊源，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苹果新任总裁。斯蒂夫．乔布斯在美国计算机业颇有名声，美国舆论说他是“无与伦比的天才”，就连比尔．盖茨也对他佩服不已，说他的“思想就像炸弹一样”，还说自己不过是“乔布斯第二”。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时候给李开复打电话，令他觉得意外。
李开复接通了电话。
“你为什么不回苹果呢？”斯蒂夫．乔布斯露出本意。
“我们并没有见过面啊！”
“这无关紧要。”斯蒂夫．乔布斯说，“在苹果，你以前的员工都说你是一个好老板。他们都对我说，应该把李开复搞回来。”“可是……”
“不要‘可是’，在你接受微软的职务之前，来我这67里看看吧。”“我已经接受微软的职务了。”
“你为什么到中国去呢？”
“我是一个中国人啊。那里有那么大的市场，有那么多人用计算机。可以为中国做很多事情，也可以为微软做很多事情。”“听起来你已经决定了？”
“是的！”
“……”
李开复拒绝了斯蒂夫．乔布斯，却对他的真诚唸唸不忘，一年以后还在说，“我对他的器重非常感激。”不过，对于李开复义无返顾地选择去中国这一点，很多像斯蒂夫．乔布斯一样的美国人不能理解，很多中国人也抱有极大好奇。当日李开复并没有对此做出更多解释，直到这年冬季，他对一位中国记者谈到了他的理由：最大的理由就是微软有很多很多很优秀的人。有非常聪明、比我更聪明的人。微软的环境很开放，不同的意见都能表达出来，没有什么人会为听到逆耳之言不高68兴。你只要足够优秀，就能很快做出成绩。有成就的人爬得很快，大家也乐意让他爬得很快。我希望和一些比我更有才华的人在一起工作。我会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当然公司的成长也很重要，公司不成长，有才华的人机会就不多，公司越成长，机会就越多。
我过去在其他公司工作，这些公司也是领先的公司，但这些公司没有办法让我有成就感。我做出好的东西，用在那些公司的产品中，是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用，而微软的产品是几亿人用。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全世界有亿万人在使用我的产品。
这番话是李开复在上海说的。那时候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刚成立，坐在他对面的记者来自《人民日报》。他觉得李开复的回答有些冠冕堂皇，像中国国内报刊经常宣传的精神文明模范人物在做报告，还有点饱含憧憬和幻想的流行歌曲味道。
李开复后来在北京再次提到这一点，他对《电脑生活》的记者说：“一个软件工程师能够进入微软是一种幸运。”那位记者在报纸上嘲笑他的自信，其实这是不了解他的经历。此人大器早成，但自从出道以来屡战屡败，69就连苹果和SGI这样声名赫赫的大公司，也让他觉得压抑，其情景有如一台“286”电脑，根本不能包容“视窗98”所拥有的庞大智慧和激情。他在1992年3月昙花一现之后，就再也没有获得证明自己才能的机会。那么多雇员都说他是个“好老板”，他自己也这样认为。“要论研究的水平，在雷德蒙和剑桥，像我这样和比我好的，至少还有一打，要论管理水平，像我这样的就不多。”他有一次这样说。不过，在来到微软之前，他从来没有尝过作为一个管理者的成功喜悦。这一点就连他的妻子也看明白了。当他把加盟微软的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极力赞成，还说：“你的晦气也只有微软这样的公司才能冲掉。”这样一个人要是在中国，大概真的会被人家当作“企业克星”，到处碰壁。幸亏里)克．雷*斯特不信这套“歪理邪说”，而比尔．盖茨有时候会觉得失败比成功更加值得珍惜，甚至还偏激地认为“成功是一个讨厌的教员，它诱使聪明人认为他们不会失败，它不是一位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可靠的向导”。微软文化中所包含的这种精神，正在李开复身上应验。不然的话，李开复哪里会有今天？他太需要成功了，而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假如旁观者能够了解这种种情节，必会在李70开复的话里发现某种真诚。
优秀的中国人不会留在中国吗?现在，李开复最急切的事情，是寻找足够聪明又愿意和他同赴大洋彼岸的人。那个夏天，李开复呆在加州自己家里的时间，明显少了。他不断地跑到雷德蒙，就算回到家里，也是埋首电脑前，在屏幕上不停地寻找计算机领域中那些熟悉的名字。他信心十足：在雷德蒙的微软研究院，40岁以下的研究员中，华人差不多有十分之一，在硅谷，这个比例更高－－20%甚至30%，不愁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7月份的第二个星期里，他约见了十几位华裔学者，发出几十封电子邮件。结果却发现那些人全都不肯与他同行。他们不是不赞成李开复的选择，更不是不相信李开复的能力和诚意。他们都是各自领域里的佼佼者，眼光远大，头脑敏捷，不用李开复多费口舌，就会发自内心地赞叹在北京建立研究院“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李开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人，但却长着一副华人外貌。了解他的人都相信，他将冲击中国那块最富智慧的土地上的那种群体惰性，也愿意倾全力助他一臂之力。只不过，一说起到中国生活和工作，他们就71会吞吞吐吐起来，提出种种理由：小孩子要读书，大陆太脏、太乱，太太不愿搬家，我现在工作很满意，我已经有足够的钱了，就算搬过去，早晚还不得回来？……
是呵，这些人全都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事业有成，热爱现在的工作，享受自己的成功带来的生活，没有什么不满，为什么要改变呢？
再接着谈下去，事情就更加复杂。
一个朋友说：“你知道为什么在美国的中国人那么优秀吗？就因为一些优秀的中国人出来了。”另一个朋友说：“回去？整天就要和官员打交道，陪笑脸，说好话。”李开复无可奈何地承认：“这都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还承认自己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他开始担心国外那些最优秀的中国人能不能回国。
他需要的是真正优秀的人才，而不是那些在外面混不下去只好回家的“人才”。可眼前说这些话的，不仅都是最优秀的人，而且都是地道的中国人，比他这个在台湾生、在美国长的人更了解中国。
72李开复发现自己应当到中国去看看。7月中旬，他就出发了。“管他呢，我自己先去。”他对里克．雷斯特说。
也许是他的执拗天性发生了作用，也许是一股热情和几分天真，也许什么原因都没有，但他就是不肯退缩。里克．雷斯特已经明白了他的难处，却一点也不同情，对他说：“无论在哪里找人，都是一样标准，不能妥协。”“好吧，”李开复回答，“我就不相信中国所有优秀的人都出国了，总能找到。”平心而论，他对中国并非一无所知，不然他也不会对来中国工作抱以那么强烈的热情。自从1990年以来，这是他第六次来中国。过去他到过北京，也到过东部的上海和南部的珠海。但现在不同了。那时候是演讲，谁也不求谁。讲完了，和当地官员客气几句，握手，笑笑，转身就走啦。这一次，李开复既然是“追寻天才”，所以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直奔中关村。同行的还有微软雷德蒙研究院的院长凌大任。几个月后，中国的报刊都在不遗余力地说，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促使比尔．盖茨决定在中国建立研究院，根本没有提到过凌大任。实际上，要说有哪个华人对微软的这个决定发挥了影响，那就是凌73大任。此人祖籍上海，出生在意大利，又在美国长大。
尽管不会说中国话，但却对中国有一种天生的感悟和理解，其微软研究院院长的特殊身份，又特别适合在科研方面对公司董事会施加影响。公司中一位熟悉内情的人说，凌为研究院的成立出了大力。他多次去中国，还向公司高级主管进言，说微软既然在欧洲成立研究院，在中国也应该成立。他甚至还花了很多时间寻找去中国主持研究院的人选，直到找到李开复。
与过去6次来访不同，李开复第一次不是作为一个访问者而是作为中关村的一员来到这里。希格玛大厦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热闹，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刚刚搬进来，李开复和凌大任走到楼上来的时候，办公室还未就绪，满眼一团糟。公司原来在知春路上一个破旧房子里面，办公室像个货栈，洗手间露着缝隙。吴士宏那时是公司刚刚上任的总经理，还没有后来那些对微软的满腔恨意。她率队浩浩荡荡开进希格玛大厦，挺开心，觉得这蓝色的大厦“比起老地方像是天上”。不过，李开复和凌大任可不是因为它“像是天上”才来的，他们对楼没兴趣，对人有兴趣。
74微软公司的两个院长转身就去了清华和北大－－中国两所最著名的大学。他们对那个真正的“硅谷”了如指掌，所以对所谓“中国硅谷”的说法一笑置之，但却相信“人才摇篮”不是虚妄之词：中关村有58所高等院校和148所科研院所。中国每年300个计算机博士，大部分就出自这里。
北京正是盛夏，两人西装革履。中国的校长当然不是傻瓜，望着这两个和他们一样皮肤的美国人，揣摩其用意，脸色立刻就不一样，眼神也有些奇怪。这也难怪。
你说是“追随人才”，中国人的说法是“抢人才”。外国公司在中国“抢人”的故事早就闹得满城风雨，何况微软还背着那么大的恶名呢！
其实所有这些争论都是表面文章，即使那些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的人，也不见得真的那样想。至少在年轻一代中间，谈论这些是非的人就越来越少。这一年我们国家有300多个计算机专业博士生毕业，还有一万多人在国外学成回来。连同过去10年，回来的差不多有10万人了。多年以前，国内舆论纷纷评论“出国潮”，有些贬75意，也有些羞羞答答。听说有哪位博士回国了，记者们就觉得是涌现了一个爱国志士，就像饥饿的人见到一桌丰盛的宴席，急不可耐地扑上去。那些回来的人，也就真的像“爱国志士”一样在报纸电视上频频微笑。这两年可就有些不同：回国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种种“道德的感召”却越来越少。看到报纸上说他们放弃高薪放弃工作放弃种种舒适生活，他们就会觉得好笑。他们会说：“为什么‘爱国’总是让人们放弃什么，而不是让人们得到什么呢？”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不向往政府机关，也很少到国家的企业或者国家的学校去就职，而是把自己的智慧拿去办公司，取一些不中不洋的名字：亚信集团、UT斯达康、爱特信……然后说自己是“正规军”，而那些没有出过国的人不过是“土八路”。1998年1月1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刊出封面文章，题为《连线中国》。文章描述了不少中国国内网络世界里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就是从海外归来的。报刊上现在热烈欢呼“回国潮”，记者们开始从另外一个极端来理解这些归来的游子，遣词造句的时候不说什么“放弃”了，而是编出一句特别功利的话登在报纸上，说这是在国外流浪的中国学子的切身感受：76“求稳定留美国，要发财回中国。”
话虽不太高尚，但多少让人觉得可信。不过，李开复不这样想。他说，从美国回来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这些人，都不是为了发财。还说过，“一个人就算只为自己，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只要他做事的客观效果对社会有利。”他生在台湾，知道台湾的科研人员也曾经历过一个外流和归来的过程。60年代是外流，每年出走上千人。
8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连美国人的就业都成了问题，却让台湾时来运转。那里掀起了一场“吸引人才回台运动”，回来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后来成为台湾计算机产业的重要支柱，并且开创了赫赫有名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
李开复现在发现，同样的情形正在大陆重演，挺受鼓舞。
“就算现在还不能说‘回国潮’，在5年、10年以后，海外会有更多的人回到中国来，”他说，“我就是想要捷足先登。”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李开复带着这样的念头回到美国。夏天还没有结束，就又到中国来了。这一次，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一家人住进了京城东郊一个叫做“香江花园”的别墅区。
77离开美国之前，他把带不走的家当都卖了：汽车、家具、房子，还有环绕房子的那一大片草坪。
出卖房子在这个家庭是最费踌躇的一件事。这是一栋平房，坐落在加州一片树木茂密的山坡上。李开复和先铃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刚刚毕业的穷学生，两个人租了人家一间旧房居住。油漆斑驳，夏暖冬凉，老鼠到处横行，吱吱乱叫。1994年他已成名，口袋里也有了些钱，于是买了一片7000多平方米的土地。它使他特别兴奋，不仅价格不贵，而且还因为那是一个宁静美丽的地方，从山脚一直伸向山坡，正是夫妇两人梦想中的那种乐园。
绿荫之中有一座陈旧的马棚，夫妇两人自己动手刷上油漆，以两块白色的门板贴在墙上作为装饰，又挂上两盆淡绿色的盆景作为点缀，然后就带着女儿搬进去。小小的房间弥漫着油漆的芳香，不过这只是个临时居所。一个永久性住宅在旁边同时开工。这是在美国通常可见的那种木制结构的房子，有500平方米。新房子兴建了一年半，夫妇两人每天从他们的马棚里面走出，看着他们“未来的世界”一点点成长起来。内饰全部由李开复精心设计。他以自己擅长的多媒体技术绘图，中西合璧，78并且刻意地在那巨大的西洋式客厅里面保持了一种典雅天然的中国风格。地板使用1000块大理石铺就。工程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李开复希望客厅中心地板的大理石，能够依其表面彩纹镶接，浑然天成。但所有工人都说这要求过于苛刻，拒绝照办。于是夫妇两人俯身趴在地上，仔细寻觅石板上的花纹。一块块排列整齐。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50个小时，终于将60块大理石排列成一个正方形。石面彩纹流畅地蔓延开来，一丝不苟，每一个细节都没有走样。很显然，这中间凝聚着的不是技术，而是心血；不是智慧，而是激情。它似乎向人们展现了这个家庭生活中一幅同心协力、有条不紊的景象。
1995年新房建成，从那以后，它就成为他们一同逃避外面喧嚣生活的港湾。
可是才过了两年多，李开复就要卖它了。“我真是下了很大决心。”他说。卖的时候他依依不舍，围着房子转来转去，照了很多照片，然后又希望找到一个好心的买主。“还好，新房主很照顾它，”李开复后来说，“他有时候会给我写信提到它。”先铃则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对于那所房子的怀念。有时候李开复把那房子的照片拿出来79仔细端详，而她总是避开。她说：“我不忍心看照片。”
先铃并不了解中国大陆，对于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那里没有足够的信心。李开复于是让他的妻子做出选择。
他说他特别需要她同赴中国，但她也可以在美国等他。
妻子不愿意离开丈夫。她说“那可不成”。她早已听说北京和上海有很多漂亮女孩子，会发出许多难以拒绝的诱惑，“MBA”绝对不能在那里久居－－“MBA”本来是“工商管理硕士”的英文缩写，又同“已婚独居男人”(marriedbutavailable)的英文缩写恰恰吻合，所以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那些独身男人中被普遍使用。
搬到北京的那一天是1998年8月29日。这一家人进入北京，随身带着10000磅的行李，这是他们剩下的全部家当，一点也没有留在美国，全带来了。其中精神的价值显然超过了物质的价值：镜框、书籍、照片、字画和女儿的玩具。“香江花园”是京城有名的“高尚住宅区”，里面一半房子空着，另一半住的都是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院内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警卫森严，其中一个黑衣警卫日夜站在李开复的家门口。访客进入大门，80门卫随即记下汽车牌号。在京城中，只有中南海和一些高级官员的住宅，才会有诸如此类的制度。
李开复的住宅是一栋三层小楼，远不如他在美国的那所房子漂亮宽敞，月租金却要8000美元，闻者无不咋舌。房子里面挂着一百多幅女儿的照片，墙上都是镜框。
大女儿满口英语，却又很中国化，穿着中国皇后嫔妃的衣服照相，喜欢画中国的灯笼，还喜欢吃四川怪味肉。
小女儿才3岁，却能熟练地用筷子吃中餐。另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上，悬着一幅对联。那是父亲最珍爱的一幅字，是钱穆所书。父亲去世后传到李开复手上，他从台湾带到美国，又从美国带到大陆。在美国，有一次搬家时碰上下雨，雨水淋湿了字幅一角。李开复想把它弄干净，不料越弄越糟，于是在美国到处找人，终于找到一家，洗净裱好。人家报账单，要2000美元，他觉得被宰了一刀，但随后看看条幅如初，又觉得值得。对联云：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当年父亲的朋友看了，都说这就是父亲。现在，儿子的同事看了，又说这就是儿子。李开复自己说，第一句像他，但第二句的境界，他还差得远。也许他真的是81一半像父亲，一半像自己。但是无论怎样看待这幅对联的含义，都可以相信这个美国家庭仍然一脉相承地保留着华人本色。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微软研究院里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禀性和思想虽然叫你觉得新奇，其实都是几代人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他们父辈的深深的烙印。
李开复1961年出生于台北，成为一个大家庭里的最小的孩子。在他出生之前很多年，他的家生活在四川成都。那时父亲李天民是国民党政府在四川地区的立法委员。应当说，这在中国官场已属不得了的位置，但是他并不热衷于政治而对学问情有独锺。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军政要员纷纷逃亡台湾，李天民分得两张机票。
这意味着他可以携带他的妻子儿女当中任何一人飞往台湾。但是他却留下所有家人，带着一个昔日部下离开。
母亲携带着兄姐在一年后出逃，经由广州到香港，再辗转到台湾。父亲虽然为官一场，却没有留下什么钱。一家人旅程艰难，到了台湾之后就更加艰难。
父亲对政治已经彻底失望，辞官回家，拚命写作，82赚钿积铢，渐有积蓄。等到李开复出生的时候，家境已是小康。
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这一年，父亲55岁，母亲44岁。很多人都说她的年龄不再适合生这孩子，母亲只说一句：“我要生。”分娩之前，医院的专家说：“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白痴。”看到这产妇眼睁睁地望着他，专家又说：“低能的概率更大些。”但母亲仍旧是那句话：“我要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专家的话，前一半对了，后一半错了。
开复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大哥便乘船渡洋往美国求学。那几年大陆上正在闹饥荒，数千万人死于饥饿以及饥饿诱发的各种疾病。在李开复幼年的记忆中，台湾的报纸上整天嚷着“反攻大陆”，吹嘘“蒋总统”多么英明，或者诅咒大陆是“共匪”，但父亲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事实上，李天民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很深的了解，尤对周恩来的评价极高。晚年陆续出版书籍，几乎全部牵涉共产党的领袖。比如《刘少奇传》、《林彪评传》、《邓小平传》和《周恩来评传》。他本性孤傲，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说，做人应该秉持公正，每个国家每个83政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正因此，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台湾和大陆都不能被容纳，只有香港肯出版。
但这些事情都是开复长大之后才能悟出的。至于当时，他只记得：“父亲是一个非常不爱讲话的人，尤其在家里很少说话，只是埋头写他的东西。”到了1990年，在离开大陆40年之后，李天民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四川。女儿说，那是“很震撼的一次旅行，回来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那个晚上，81岁的老人把自己在大陆拍的照片取出，令家人观看，指出哪个是祖母之坟，哪个是家乡的文殊院。又交代家人，在他去世后定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家去，葬于祖母身边。最后取出一方石印，那是四川一位金石篆刻家送他的纪念。老人默默诵吟石印上的诗文，及至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不禁失声。
1993年老人病逝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带着微笑，但所有家人都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留下极大遗憾。
因为他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来到水边，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上面写着：中华之恋。还说，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那就是84再写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
所有这些情节，令开复震撼。父亲去世后台湾《中外杂志》刊登纪念文章，说他“与书为伴治学谨严”。但儿子心中必定知道，父亲之所以积数十年精力于大陆人情世故，乃是出于不能抑制的思乡之情，而不独是为了做学问。这也正是开复格外景仰父亲为人，并且一定要将父亲遗传的对联带在身边的最重要的缘由。
开复在11岁的时候离家赴美，完全是出于母亲的开明。
那一年大哥从美国回来，看到他整天背书，被升学的负担压得不能喘息，没有玩的时间，也没有朋友，可是学的东西全都没有用处，那情景就像现在中国大陆一样。“这样下去，考上大学也没用，”大哥说，“不如跟我到美国去吧。”母亲是开复心目中的独裁者，但却心地善良，说话做事都是直截了当。她说开复是全家最聪明的孩子，所以最为宠爱，对开复的期望也最高，管教最严。
在她的管教下，开复每天按时做作业，背书写字稍有差错，便有挨打之虞。这样一个母亲，居然很容易地同意开复赴美。
85她说，她知道很多伟大的人出自美国。而她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是，她相信儿子也将是一个伟大的人。
到了开复离家的那天，母亲忽然担心儿子一去不返，盯着他说：“绝对不可以娶美国老婆。不然你就不是我的儿子。”11岁的儿子根本不明白母亲在说什么。母亲只好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她的意思：“每个星期用中文写一封信。”这一回儿子听懂了，并且一直到今天还唸唸不忘。
现在，李开复不仅娶了中国老婆，而且把家也搬回中国来了。一时间，这事成了美国华人圈中议论的话题。
李开复曾经依靠智慧成为美国计算机领域的传奇人物，但现在他的行动中所具有的感染力和戏剧效果，显然超出了智慧的范围，也吸引了更多优秀的人向他靠拢。李开复后来评价自己举家搬到中国的行动时说：“这个决定对后来的结果还是很重要的。”那几天，李开复的电子邮件特别多，电话铃声也不断地响，这些人过去都曾问过他，是不是过个一年半载就回美国，现在方知，此人真是孤注一掷，至少也会比较长期地留在中国。他告诉每一个向他询问的人，他“对86老板没有承诺”。意思是微软需要他干几年就是几年。不过，他对老婆有承诺。那一次先铃要他直截了当地说明，他到底打算在中国呆多长时间。李开复说：“至少5年！
5年之内，不提回去的事。5年之后，你要还是想回美国，我就跟你回去。“最初的追随者那个夏天，在人才济济的雷德蒙，只有两个人的话令李开复感到欣慰。一个是微软公司的软件检测工程师陈宏刚，另外一个是微软公司的研究员凌小宁。前者毕业于西安交大，又完成了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业。
这时候西安交大的老师表示希望他回到母校效力。他对老师说，他要先在美国证明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之后才会回国。他学的是数学而非计算机。当他到微软公司来应聘的时候，这一点让他在首轮面试中处于劣势。但接着就有一个真正识才的人出现，似乎是从天而降的“伯乐”。此人真叫厉害，知道陈宏刚对计算机并非内行，但却看出他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对计算机软件的感悟力。
于是破例聘他来完成检验之责。微软的任何一个软件产品在上市之前，都须先行在自己的阵营中超负荷运行，87以发现其中弊端，也叫“臭虫”。陈的工作，就是专门寻找“臭虫”。陈对自己的第一个成功感到满意，就连微软把他列在“临时工”之列－－只要对他的工作不满意就随时可以让他走人，也不在意。
学校只能培养人才，不能培养天才。这样说一定会叫学校的老师不高兴，但在陈的身上，你会发现情况真的如此。上班第二周，这个从来没有学过软件的人，居然发现检验小组所有人使用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于是随着自己的感觉任意行事，结果找到8个“臭虫”。此后一周，30个。又一周，40个。而检测小组的其他人，一个星期也只能找出10来个。他的工作令所有同事惊讶不已，更令软件制作工程师汗颜。先前的“伯乐”如今是陈的老板，他走到陈的身边，问他是怎样做到的。陈支支吾吾，不敢说自己另辟蹊径，但老板对他已有充分信心，说，“不要紧，说说看。”陈于是大着胆子指出那些行家的问题。老板大悦，逢人宣告自己的英明：“你们看，我们有那么多检验员，但是我们的1/6的臭虫都是一个人发现的。可是这个人居然还是个‘临时工’！”然后又对陈说，“我很自豪，他们都不愿88意雇你，是我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雇了你。现在我要再冒一次险，让你成为正式员工，并且来领导这个小组。”陈宏刚开始领导这个检测小组，心里则念念不忘当初对西安交大的老师说过的话。
人人都说比尔．盖茨把世上人才尽收帐下，此话有些夸张，但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如果说陈宏刚是寻找毛病的高手，那么凌小宁的专长就是创造新的事物。此人70年代是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是北大的硕士研究生，等到他在美国俄勒冈州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的时候，90年代已经开始了。凌出生在江南水乡无锡，长在北京。从根本上说，他经受的是典型的中国教育，而且是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不过，他并不喜欢政治口号而格外热衷于技术。1967年，他随着红卫兵的潮水轰轰烈烈地在全国串联了一圈，回到北京之后，人家背了一大堆红卫兵小报回来，他却把母亲给他的零花钱买了一堆五金工具，包括一把钳子，一个锤子和一个改锥。那一年他15岁。他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露头的。先是热衷于化学。他在商店里寻89觅了一大堆价格低廉的试管、烧杯和酒精灯。回到家里，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把玻璃管在液化石油气炉上烧红，弯成各种形状，又将大大小小的试管连接起来。
天平太贵，买不起，他居然能够自己制作。这一连串奇妙幻想的最后结果是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火药，以及一种袖珍火箭。每当火箭在院子里面拖着火焰呼啸升空的时候，他就会欢呼雀跃。但是终于有一天，三个警察闯进他家，带着搜查证和拘捕证，对他的父母说，有人检举他们的孩子在私造军火。还说，西单商场刚刚发生了爆炸案件，导致死伤无数，警方已经查证，其爆炸物乃是民间制造。父亲惊得目瞪口呆，母亲吓得两腿发抖，他们对儿子的“罪行”一无所知，只知道儿子沉溺于“科学发明”，所以每逢儿子向他们要钱的时候，宁可省吃俭用，也不拒绝。警察听说“作案者”只有15岁，也觉得此事蹊跷，答应暂时放他一马，但还是彻底搜查了孩子的房间。警察留下了孩子，带走了孩子的“百宝箱”。那里面装着他的所有瓶瓶罐罐，也装着他的激情和幻想。
小宁只好改弦更张，学做半导体收音机。那是60年代末期，中国人还不懂得计算机是什么东西。老师在学90校里对学生说，那是“帝国主义的玩艺”，比不上我们的算盘。不过，晶体管已经有不少。小宁看到那黄豆大小的东西居然拥有庞大的电子管的效果，觉得真是神奇。
这时候他已经有了工作，被分配在一个轧钢厂，每天8小时，只是重复一个动作：把沉重的钢条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他干得挺开心，因为这能让他赚到一笔钱－－每月18元。他把钱都买了晶体管，任自己的幻想和激情融在“单晶硅”中。没想到这一“融”，就融入了计算机的世界。
但他真正成为微软公司的软件工程师，是在20多年以后了。那一年他已40岁，在微软这个年轻人的世界中，未免嫌老，可他总是以20岁的激情和想像力来工作。如果不是那场所谓“革命”耽误了他十几年的时间，他不是也能像周围的伙伴一样，从20多岁就开始自己的创造历程吗？
他是“过来人”，懂得眼前的一切来之不易，所以更加珍惜。他总是问自己：“当我拥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奉献，就像中国人常讲的“主人翁”，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你不仅拥有责任，而且91拥有权力、利益、信用。你付出很多，得到也很多。”他说，“你不断地积累起来你的信用，就成为一个领域的旗帜，也许可以叫做精神领袖。”现在他已经不是那个面对警察的孩子了。假如有人来阻止他，他也一定会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他刚到微软公司不久，就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关于这件事情的传说，已经写进微软研究院的通讯中。实际的情况则更加动人。那次微软正在准备出资100万美元购买一个软件。就在合同准备签订的时候，凌小宁来了。他说这笔钱不用花了，他自己就能做。老板问他有多大的成算，他说：“60％成功，40％失败。”老板愿意看看他的方案，但却心存疑虑，所以只给他3天时间。凌小宁3天没有睡觉，写了3张纸。一大群专家聚在一起讨论，不禁大感兴趣。在经过一番认真修改之后，凌小宁对老板说，“现在我有80％的成算。”老板说：“好，我们听你的。拒绝合同。”此后的事情整个微软的人都知道了。凌小宁在3个月后拿出了他的设计，果真能够取代公司原来打算购买的那套东西，看上去更漂亮，更容易操作，所以成为专利，成为微软很多产品的一部分。不过，它的英文名92称很拗口，译成中文，叫做“图形自动化显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人能做出比这个更漂亮的东西。凌小宁也就成为这一方面的权威，像他本人后来说的－－“旗帜”。
那些想要探索这个领域的人，大都来找他询问一些难解的问题。“如果我再多做一年，我就会成为这方面公认的专家。”凌小宁说。
诸如此类的事情在微软并不少见。从技术上看，凌小宁的“图形自动化显示”比起李开复的语音识别系统、张亚勤的多媒体压缩与传输、沈向洋的“同心拼图”、张宏江的视频检索，要简单得多，其理论的地位也会差上一个档次，所能节省的100多万美元，在微软每年数百亿美元的营销额当中，更属九牛一毛。就凌小宁本人来说，过去岁月中的精彩成果还有很多。不过，那些事情都是别人要他做的，这一回是他自己想要做的。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就非同一般。退避三舍，并无任何损失。
揽到手里又没有十足成算，其中失败的风险他自然知道，即如后来的结果如愿以偿，他本人也不会因此得到任何实际的利益。尽管有这些因素，他仍然非常想拥有这个项目。“说不清楚为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做。”他后来这93样说。也许，理由已经存在于多年以前那个孩子的被湮没的激情中。
尽管只是一次小小的成功，他却说，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他终于能够将自己的智慧和热情发泄出来。不过，他的等待有点长，30年！这时间甚至比微软公司的历史还要长。今天回看这些往事，举世清明在躬的人们都不免想到，和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这一代人相比，凌小宁是不幸的，他失去了最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年龄。但是，和那些同龄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他在进入中年的时候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将那15岁孩子内心中积蕴的潜力发挥出来。
1998年夏天，微软公司里的这两个中国人几乎同时做出结论，应当跟随李开复到中国去。先是陈宏刚，当李开复来到雷德蒙的时候，他们见了面。陈说：“我就是想回中国看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然后是凌小宁。
黄学东当初把李开复介绍到里克．雷斯特面前，现在又把凌小宁介绍到李开复面前。李开复对凌小宁说：“考虑一下回国去吧。”凌小宁说：94“不用考虑，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的意义，看起来就是李开复的“人才滚动理论”发生实际效用了。
事情果然出现转机，几个月后，也即这一年秋天和冬天，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有了人气。雷德蒙微软总部里，不断有人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把微软在全世界3万多职工的眼光都吸引过来了。
他们再也不用为父辈的悲剧操心感怀现在回到本章开头，1999年2月2日，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终于有了第一批年轻人，大家聚集一堂，面对会议室名称这样一件本属于枯燥无味的文案，有说有笑，如此情趣盎然，又由情趣盎然而至于感受到一种全身心投入一个事业的激动和兴奋。这些年轻人当然不会知道，当他们点击键盘抒发想像的时候，京城深处也在经历一场激动与兴奋，只不过性质完全不同。再过20个小时就是文坛一代伟人老舍先生诞辰百年。所以这一日从早到晚，怀念者由京城内外赶来，络绎不绝，鱼贯进入丰富胡同老舍生前居住的“丹柿”小院。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人的世界亦不能例外。现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世人争相缅怀其“生的伟大”，只不95过，没有后面那半句－－“死的光荣”。然则老舍先生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却不是他的生，而是他的死。
他在1966年8月23日只身来到京城北郊，在距离今天希格玛大厦不远的太平湖中，自沉而死，其原因乃是不堪忍受受蒙蔽的红卫兵的凌辱，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由失望而终于绝望。在他留下来的数百万字的作品中，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有一句话最为震撼人心：“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它更由于巴金先生在一篇短文当中连续四次呼吁国人倾听此话，终于能够广泛传播。
将这同一天里聚集在丰富胡同“丹柿”小院和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两群人加以对照，一边在“怀旧”，一边在“催生”；一边是一曲绵绵无尽的悲歌，一边是一套满怀激情的新词。这两群人都是智者，但一边的智慧是掌握在他人手中，一边的智慧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一边的智慧给自己带来苦恼甚至绝望，一边的智慧给自己带来快乐和希望。可见历史已经走了多么长的一段路程。眼前这群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只需把眼睛盯着现在和未来，似乎再也用不着为他们父辈的喜怒哀乐操心感怀了。
96第二章BestofBest－－天外有天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人，或许比一个一般的工人能多生产20%或30%。但是，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一个最好的软件研发人员，能够比一个一般的人员多做出500%甚至1000%的工作。
－－李开复李开复的精英哲学和比尔．盖茨的“未来小屋”
1999年开始的时候，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有一个故事流传开来：一位不留姓名的女子打来电话，希望得到李开复的精子。她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对陈蕾说，她与李开复素未谋面，但她已从国内公开的出版物上知道其人其事，所以幻想着自己未来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像李开复那样聪明的大脑。她的态度如此认真，以致陈蕾不敢怠慢，当即将那女子的要求转告李开复。李开复既好笑又好气，敷衍道：“我已经结婚了，恐怕不行，请她找别人试试看。”那女子并不气馁，再接再厉：“谁的都行，反正我知道你们那里的人都是精英。”这时候陈蕾也要笑97出声来。她后来在饭桌上把这件事说出来，询问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中有谁可以满足那位女子的愿望。众人笑道：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精子库”啦！
微软中国研究院当然不会建立什么“精子库”，所以这件事听上去有点荒唐，不过，故事本身却是真的。它既然出现，就反映了21世纪即将开始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望子成龙”乃是中国所有父母的通例，自从人工授精技术成功以来，在欧洲和美洲那一边，一直有很多人在谈论以最聪明最有成就的人的精子来繁衍后代的可能性。“克隆羊”的诞生，更使得这种可能性从“精子”
扩展到“基因”。所以，无论从人情还是从科学的角度，这个女子的要求都不是过分之举，至少要比那种只知寻找权力或者财富做靠山的风尚更符合新世纪的潮流。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希格玛大厦里这群年轻人的笑声中，的确夹杂着几分自负。
BestofBest－－微软人总是这样来看待他们自己。这话译成中文，可以叫做“优中之优”，假如想像力再丰富一点，也可以叫“天外有天”。这些人志得意满，自认为98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言谈话语中怎么也掩饰不住那种从里向外冒出来的优越感。在常人的嘴里，用“人才”
来描述他们已经觉得不够份量，而是把他们叫做“人精”、“天才”、“魔鬼”、“智力超群者”、“知识英雄”，中国最新的名词是把他们叫做“知本家”。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交汇点上，这些人的确处在“智慧宝塔”的顶端－－那是一个令所有人神往的境界。
过去100年里，世界的每一个进步都使得知识和智慧的地位大大提高。人的智力战胜了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又战胜了它自己创造的资本的力量。今天，智慧的价值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对于这种情形，李开复曾说：“人的体力差别和脑力差别不是在一个数量级，这是生理决定的。一个跑得最快的人，和一个只有平均速度的人相比，不会超过一倍，但是一个最聪明的人和一个有着平均智力的人相比，差别就会有十倍，甚至几十倍。”这比喻挺生动，也耐人寻味，不过，更加值得回味的还在后面呢。他说：“在越是困难的题目面前，人的智力差别就越明显。”想像一下这种情形，你就可以理解他的话中深意：让一个一流的人和三流的人一同来解决一99个三流的问题，结果不会有很大差别。但我们若能提出一个一流的难题，那么一流的人仍将所向披靡，而三流的人则会一筹莫展。所以，如果我们周围有哪一个杰出的人变得平庸起来，最有可能的情形是，他（她）没有机会面对一个杰出的问题。
李开复把他的思想写在一篇文章《我的人才观》中，此人他日若能成为世界大师，这一番话必能作为“开复定理”载入21世纪的史册。不过，这种“人才观”在微软乃是一脉相承，而非李开复独创。比尔．盖茨就曾无数次地说到这一点。他认定过去几十年社会的种种进步，乃是源于天才身上的一种无法预测的创造力。他说，他相信人的智慧和创造性从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世上存在许许多多的天才，还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更注重人的智慧或者聪明才智，而不太看重其他方面。”有一次，友人请求他回顾上一年度的重大事件，他一再提起的惟一成就，就是帮助他的管理人员雇佣了一大堆“聪明人”。
在关于比尔．盖茨的种种传说当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地球将要毁灭。
100上帝对比尔说：“因为你是世界首富，所以我允许你离开地球到另一个星球去生活，但你只能带走一样东西。
你想带走你的财富还是别的什么呢？“比尔说：”不，我将带走我的公司里最优秀的20个人！“这故事的杜撰性质是无疑的。但人们都知道它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因为比尔．盖茨在1992年的确说过：”如果把我们公司最优秀的20个人带走，那么，我告诉你，微软就会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公司。“当然他除了注意”现实的优秀“之外，也注意”潜在的优秀“，所以他为那些每年暑期来到微软公司实习的学生制定了一项奇怪的奖励规则：可以去他的家中参观一次。
住宅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主人身份和风格的象征，在美国也不例外。比尔．盖茨的住宅位于西雅图风光旖旎的华盛顿湖东岸。岸边是传统的富人住宅区，由一片老式的欧式建筑组成，但最近几年却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别墅，外观以鲜明的线条和几何图形为主要特色，造型现代，色泽耀眼。当地人都说，那是微软的暴发户建造的，他们的高收入在过去3101年把周围房价抬高了至少50%。其中最大的“暴发户”，就是比尔．盖茨。这些话中充满了羡慕、讥讽和嫉妒。
但比尔．盖茨不管这些，仍然肆无忌惮地在华盛顿湖畔挥霍他的财富。他的住宅造价5000万美元，濒临蔚蓝色的湖水，另外一边为重峦叠翠环抱。房子是原木结构，规模宏大，极尽奢华，里外遍布最现代的电子信息装置。
车库里能够停放至少26辆轿车，楼梯是用一株生长800年以上的道格拉斯杉树制作，还刻意将一圈圈密集的年轮呈现在表面。不过，房屋外表没有任何绚丽色彩，仅仅是原木本色。冬季，这房子就和周围的枯枝败叶融为一体。有人说这是典雅之风，但也有人说这是土气。比尔．盖茨本人把它叫做“未来小屋”，名称的恬淡从容以及外观设计的不事张扬，显然符合比尔．盖茨的初衷。
他也许希望将自己的财富掩没在湖光山色中，不过，一个人到了他那个地步，就再也不能隐藏自己。关于这所房子的故事流传在当地每一个角落。其中一个是，税务机关根据房屋造价要求比尔．盖茨每年交纳50万美元的房地产税，为总价的1%。但比尔不同意，他说他花了5000万美元是不假，但这房子的市场价值没有那么高。于是双方都同意请一个中间机构来评估这房子的价值。评估102结果是，“小屋”价值6000万美元，到1999年，更进一步升到10200万美元。这样一来，比尔．盖茨在这一年只好为他的“未来小屋”交纳100万美元的税。
比尔．盖茨梦幻般的经历以及这些传说，让他的“未来小屋”成为华盛顿湖上一个游人观光的去处。这些游人乘坐游艇到湖上眺望那座充满神秘色彩的住宅，好奇心重的人可以一直将船驶到很近的地方，直到能够清晰地看见屋内的窗帘、灯饰和花卉，每逢这时就会有警卫人员出来，挥手示意你必须立即离开。偶然也会碰到比尔．盖茨本人在庭院散步，当他发现湖面上有人将镜头对准他的时候，就会立即掉头走进房内。
到微软来实习的学生们大都是比尔．盖茨的崇拜者，现在他们再也不用远远地眺望他的“未来小屋”，而是涉足其中，这在他们看来当然是一种难得的际遇。从微软的通例上说，连那些正式职工也不具有这样的机会。比尔．盖茨本人不会在家恭候学生，但他的“未来小屋”
能够向这些学生敞开大门这件事本身就在证明，他把这些人看作是微软公司的潜在后备军，以及潜在的财富。
凌小宁曾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进比尔．盖茨的家，103他说他当时的感觉是受到了尊重，这种感觉比这豪宅本身更有吸引力。“你尊重人家，人家才尊重你。”凌小宁说。
我们将这种种情节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微软公司不论有多少劣迹，毕竟是20世纪最后20年美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全世界的软件业，本质上都会赞成比尔．盖茨对智力的偏爱。它走向成功之时，恰是美国经济面临困难之际，从这个方面上说，微软本身就是“杰出”的代名词。但在那些智力寻常者的内心深处，对于这样的情形难免有些不快。平心而论，20世纪留给我们的传统之一，是整个社会从最基本的心理方面对于智慧超群者的一种厌恶情绪，即便是在普通人中间，接受“等级哲学”的人也多于喜欢“精英哲学”的人，有如中国话所谓“阳春白雪，合者盖寡”，亦如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反唯智力论”。优秀的人之所以讨厌，并非在于他（她）的优秀，而在于他（她）的与众不同。渴望得到社会追捧的人必须奉行一条无形的准则：走所有人都在走的路，做所有人都在做的事。倘若你要与众人分道扬镳，另辟蹊径，我行我素，那么你的成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罪104恶”。它在你和你周围的人之间造就隔膜、嫉妒和猜忌。
这情形在中国乃是成功者的孤独之源，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也难免会发生类似的感叹。叔本华早就说过：“具有高超智力的人，特别是他们是天才的话，很少能有几个朋友。”一个名叫理查德．哈福斯泰德的美国人，曾在60年代描述了他的国家的这种状况：“‘聪明’这个词令人生厌。这代表优秀，标榜与众不同和对平等主义的挑战，具有这种素质的他或她必定缺乏普通人的情感。”普通中国人不会说出这么多富有哲理的话来，但却会对他们讨厌的人说：“就你聪明？”“文革”时期，冤案无数，陈钢的遭遇是其中很小却又耐人寻味的一件。他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者之一。这首小提琴协奏曲是20世纪中国音乐艺术苑中最伟大的作品，但陈钢因此获罪。
在他遭受的种种磨难中，只有一个时刻，历经30年之后仍刻骨铭心：一个红卫兵用一根拖把柄重重地敲打他的脑袋，一边狠狠地说：“你太聪明了!”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一个中国人再也不会因为“聪明”而被拘禁围殴。
在这样的情形中看来，我们不论对微软人的傲慢自105负怎样看不惯，都必须佩服那位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来寻找“精子”的普通中国女子的好眼力：这里的人，的确个个聪明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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