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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有缘

_2 余叔韶(当代)
喪氣,默默地離開之際,忽然聽得平仲高聲給我道賀,原來我在名單上排第二名,是華仁兩
名榮譽生之一,那就表示我在各科都達到優異生最起碼的水準。平仲替我高興之除,卻不免
狐疑,到底我是不是如自己所說,在第一天的中文科試卷錯答了題目,又在第二天把代數科
試卷答得一團糟呢?但我已給弄得驚喜交集,只懂搖頭,亦有點難以置信,尤其是看到數學
科還考了個優異。
當晚自然是舉家歡欣祝捷,我更從未有過如此喜氣洋洋的生日。一星期後,教育司署來
信道賀,並提出給予政府獎學金讓我入香港大學唸教育系,但我得答應畢業後在政府學校至
少執教三年。我當然喜不自勝,忙不迭的接受了,這就一併免了要自己選學系的煩惱。不消
說我當即跑到華仁的聖堂去向天主謝恩,又重新誓主。,把許下的承諾一一履行。其實還是
父親最感高興,因為有了這獎學金,他就不用為張羅兩個兒子的大學學費而煩惱。我在中文
和代數卷中犯了那些差錯,卻仍能成為榮譽生,確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但要到同年九月
底,我成為大學一年級生後,這疑團才給解開。放榜後,我就自由自在地盡情享受那未完的
暑假。唯一費神之處,就是憧憬著當我踏入香港大學之後,將會怎樣展開生命中的另一章。
5 何 事 嘮 叨
我費這麼多筆墨描述考入大學的過程,是有原因的,因當中有兩宗事情均對我的前途有
巨大影響。當然最重要的自然是意外而來的獎學金,我因此不須憂慮因經濟問題而進不成大
學。其次就是我不顧一切地拒絕延遲投考大學,這決定對我一生影響之重大並不遜於獎學金,
雖然在當日還看不到其重要性。要是我考試成績差,這硬性子會令我自食其果。不過,照事
實看來,最主要還是因為我堅不妥協才能在一九三八年進入大學。否則不管得到獎學金與否,
我都不可能早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入學。
在一九三八進入香港大學,跟一九三九年才入學分別很大。這一年差距非常重要。幸而
我在一九三人年入學,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佔香港,已在文學系唸第四年,亦是最後
一年。日軍進城後大學當局決定立刻頒發戰時學位與文學系四年級學生,我亦在受惠之列。
要是延至一九三九年才入學,一九四一年就不能成為四年級生,亦得不到戰時學位。
當大學當局宣佈頒授戰時學位之際,相信許多人一時都看不出這有多重要。有幸畢業的
只知道這就免卻他日戰爭過後,還要回來寒窗苦讀才能畢業,如此而已。怎料到往後幾年裡,
這學位給我極大的幫助。有了學位,至少總算是手續完成,是個不折不扣持有學士學位的大
學畢業生。否則就仍然只是大學肄業生,那就一無準則,求職時亦提不出甚麼資歷作引薦。
日軍攻佔香港不久我就進入中國內地,後來全仗這學位先後獲得兩份戰時工作,否則恐怕一
份也難求。其次就是因為工作上需要我才在軍隊中服役。就全憑這服役紀錄才能在一九四六
年獲頒勝利獎學金。按當時經濟狀況,若不是得到這獎學金,是絕對沒有機會赴英深造的。
差不多六十年後的今天,回首前塵,仿彿冥冥中已注定在一九三八年的往後幾年,我的
一切遭遇,無論大小,都像早在命運主宰下規劃了很好的路向,我這個有幸為神明庇佑、排
行第七的人所生的第七子,確有幸運之神眷顧。
6 真 相 大 白
雙親對我們實在疼愛得無以復加,而且有時還呵護得有點過火,幾乎恨不得終日把我們
提攜著,以策萬全。進入華仁後,經不起我們兄弟三人多番要求,才答應讓我們週末和假期
在羅便臣道的一塊空地上,跟同學和小朋友踢踢足球。說出來也難以叫人相信,因為踢足球
是有條件的,我們不能出汗,免得著涼,而且還得讓從前照顧平仲的保姆一直臨場監視,免
得受傷。
一九三八年秋天,父母准許我們在港大寄宿,入住天主教學生的利瑪竇宿舍。對平仲和
我而言,這 代表贏了精神上的一仗。宿舍和華仁一般,都是由愛爾蘭耶穌會教士管理。其
時父親已跟好幾位耶穌會教士成為知交。但父母准許我們人住宿舍亦附有根特殊的條件;他
們規定兄弟倆每天回家喫中飯和晚飯,週末和假期還要回家睡。父親還特意給我們買了巴士
月票以便往還。
一九三八年的秋季裡,平仲和我果然依照指示,每天準時回些利街家中喫午飯和晚飯,
每夜待到十時半才由堅道趕搭末班的三號 A 巴士,務須十一時前返抵宿舍,因為遲了就要
舍監批准。同學知悉這天天必須遵守的家規後,我們一時之間成為友儕中的笑柄。幸好這規
矩只維持了很短暫的時問,我們只在初期的兩個月遵守著,後來父母看到我們白天急於要回
大學,晚上又急於要回宿舍那如坐針氈的怪模樣,不得不放寬管制。於是從那年底開始,就
容許我們來去自如了。
大學生涯容後再談。言歸正傳。開學沒幾天,中文系的馬鑑教授,和理論數學科的講師
亦是入學試代數科的主考費太太,先後召我去問話。馬教授表示一看到我那文不對題的試卷,
立即打算定為不合格,因為他實在不能容許考生對中國歷史無知到這地步。但最後他決定先
看看我考中國歷史的成績再作考慮。馬教授後來知道我在這科考了個好成績,就認為那文不
對題的錯失並非緣於無知,而是因為疾病或其他理由,才有此誤。於是他略去錯答題目這回
事而只憑答案給分。這件事對我來說,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至於代數試卷,費太太見面第一句就問我是否常服麻醉藥物。我當然大喫一驚,再詢問
時,費太太一言不發地把我的代數試卷遞過來,上面用英文橫寫了「我考中文科不及格」六
次,此外不著一字。我於是向費太太細說因由,她表示自己亦料如此,又說經過詳細考慮後,
相信這是我在一次意外錯失後情緒低落的結果,跟我的代數水準無關。她於是代向考試委員
會說項,將我的個案當作沒有交代數卷處理,或當作從未報考代數科,並提議只拿數學科中
餘下的算術、幾何和三角這三張試卷,來分別計算分數。
同時碰到兩位如此體諒的主考,我只能說是自己夠好運。若缺了他們任何一位,我就不
會拿到獎學金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入讀香港大學。
7 人 才 輩 出
一九三八那年,我在香港大學裡認識了許多出色的人物。單是文學系裡,已有好幾位出
類拔萃的青年才俊,各方面都比我強。看來一九三八年確是香港學界中人才輩出的年份。
今日的張奧偉爵士,是著名的御用大律師,他於一九三八年獲英王愛德華獎學金,此獎
學金是頒予當年全港成績最佳的學生的,那時他年僅十六。戰後不久,他出任男拔萃書院校
長,後以政府獎學金赴牛津,在大學學院深造法律。他自五十年代初期在港執業大律師以來,
名氣極高。在六十及七十年代先後受委任為立法局及行政局議員。一九八七年更獲爵士勛銜,
以彰顯他任兩局議員時對香港的貢獻,並於一九九六年獲香港大律師公會推選為終身會員。
黃麗松亦與我同年獲政府獎學金,少年時代的他已具學者風度。為學孜孜不倦,是我識
者中最勤奮的典範。一九三八及三九年,我們一同上數學課,每逢我抱病或因其他原故缺席,
總是借助於他極為精細的筆記,獲益不淺。他戰後在牛津大學麥達倫學院取得化學博士學位,
其後歷任星洲南洋大學及香港大學校長。
劉殿爵是一九三八年獲政府獎學金學生中的另一傑出人物,當年亦是十六歲。他個子不
大,文化領域上卻才高八斗。在港大三年多,幾乎囊括所有文學系的獎項,唸書總是輕輕鬆
鬆的,永不用挾冊呻吟,非凡成就有目共睹,真教人妒羨不已。他戰後在蘇格蘭格拉斯高攻
讀碩士學位,其時我在倫敦唸法律,蒙他幾回過訪我在伯爵院的住所,促膝談心,每及國學,
常令我陶醉於古典文學、哲學等超逸境界中,樂而忘返。他離開格拉斯高後,很快就當上倫
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教授,凡七八年之久,然後返港執教於中文大學,一九七零年晉升為教授。
退休後仍然受禮聘為永遠榮譽教授。長久以來,劉殿爵被公認為國學宗師,備受尊崇。
金應熙亦是同年獲政府獎學金的學生,其國學根基紮實,詩情學養俱佳,文史造詣更是
博古通今,倡導中國文學不遺餘力,予人印象至深。他日常愛穿中式長袍,當時已極少人採
用這種服式,大學生中尤其罕見。金應熙博學好禮,談吐斯文,下課後總是躲在圖書館,勤
於讀書。他的記憶力驚人,而且還是個棋癡。中英文詩篇過目即能背誦。他人如有詢問,隨
口就能道出幾乎任何中英辭句的出處,故有活動百科全書的雅號。我跟他於抗戰時失去聯絡,
聽說他戰後曾在廣東省政府機關位居要職。我們大學時代本屬至交,惜在一九四一年後未再
遇上,至今引為憾事。他在九十年代初期辭世。
祈禮福.馬斐善是同年獲政府獎學金的英籍學生,當時亦只有十六歲。他和我非常投契,
而且經他的薰陶下,我才逐漸領略到許多高品味嗜好的樂趣,特別是西洋歌劇。還記得在他
居住的聖約翰宿舍共度幾許美好韶光,欣賞過多少齣普契尼的著名歌劇。最難忘是有一次他
不經意地提到司各氏爵士的歷史小說,見解精闢,令我欽佩不已。數週後英文科教授恰巧要
我們寫篇論及司各氏爵士的文章,我就老著面皮把馬斐善的見解挪為己用,並且獲全班最高
分數。這秘密從未外洩,只因這是我唯一 一次得到第一名。馬斐善現於美國芝加哥的伊利
諾大學任有機化學系教授。直到現在,我們每次見面的時候,他仍親切地用我數十年前的渾
名相稱。
不得不提的還有技驚四座的女同學林蓉第,她亦在一九三八年獲英王愛德華獎學金,但
結果選擇了政府獎學金。林蓉第不僅在香港大學入學試中全部數學科目得到滿分,在大學裡
三年多亦復如是。當時的她才十來歲,身高不逾五呎,嫻靜寡言,是極其謙虛的數學天才。
當日布朗教授倒有點像華仁的唐納理神甫,不時在堂上拿些刁鑽的數學難題考考我們的腦
筋。一考起來,總是由林蓉第舉起纖纖素手給了答案,而且多數準確無訛,備受布朗教授賞
識,班上幾乎無人能與之匹敵。林蓉第戰後當上名校校長,直至退休。
若我沒有在一九二一八年入讀大學,那裡會有緣結識到這一眾出色人物呢!
8 香 港 大 學
剛於香港大學唸文科之始,就遇上令人有點手足無措的局面。首天踏進課室,就給眼前
的景象攝住了。十多位綺年玉貌的女生已然在座,言笑晏晏,旁若無人地鬧成一片,眾多男
生都給映照得暗淡無光,沒人理會。有生以來除了家中姊妹和兩位表姊妹外,從沒機會跟其
他女孩子在一起。學習在異性跟前如何保持進退有度已是一門學問,亦令人眼界大開。
華仁的學科課程美中不足之處就是從未教授英詩。因此在大學裡每逢上英詩課時,我就
不知所謂。講師似乎都認為各人對英詩基本總有些認識,但我卻對詩韻、各種韻律和詩體等
全部一竅不通,班上女同學聽起課來卻頭頭是道。她們聞說我在這方面遇上困難,起初都有
點不大相信,但根快便對我的處境十分同情,於是她們就像我的教師般,不時在圖書館或在
學生食堂裡,給我灌輸一些在這科目上應有的知識。
像我這種初到貴境的新生,對不時由大學裡的學生主辦、於晚上舉行的社交活動,最為
嚮往。各學系和宿舍的新舊同學均藉著這些活動聚首一堂,增加溝通。無論是辯論會、演講
比賽、音樂表演或學術討論,我都盡量參加。其中最受歡迎的莫如由學生會主辦的週年餐舞
會,這盛會總於陸佑堂舉行,而且還特別請來城中最出色的樂隊和飲食承辦商。這舞會收費
高昂,又規定要穿禮服,平仲和我都極希望去開開眼界,可是連禮服都沒有。於是我們只好
情商父母幫忙。喜出望外的是雙親絲毫沒有留難,不但爽快地給了入場費,還請來裁縫師為
我們度身訂造禮服。那曉得我們還沒來得及高興,就來了令人震驚的消息-雙親替我們選定
了四姊洪鈞和五姊敏生為舞伴!他們一聲令下就再無轉圜餘地,我們原來心目中那兩位標緻
舞伴的倩影也就此煙消雲散了。這就是我們由兩位姊姊作伴,參加生平第一次大學餐舞會的
經過。至於那天晚上,姊弟四人中誰最感到落寞就不得而知了。
陸佑堂的另一盛事就是文學系的戲劇演出,通常由一位初級講師負責籌辦,目的為文學
系和大學提高聲望。一九三八、三九和四零這三年都由林祖善和我擔綱演出。劇目分別是蕭
伯納的《很難說》,《義獅報恩記》,和熊式一的《北京來的教授》。此三劇中必須一提的是《義
獅報恩記》。林祖善在這戲裡飾演羅馬皇帝,得以盡情發揮其表演天份。首演那場,他在台
上被獅子追逐的一幕裡,把台詞忘得一乾二淨,只好繼續繞台狂奔來拖延時間,可憐那扮獅
子的同學一直四肢著地,並吃力地從後追趕了幾圈。祖善那假裝的闊肚皮又恰巧掉了下來,
他只好雙手抓著假肚皮,一邊跑一邊情急智生地爆出一連串語無倫次的句子,娛樂性之高,
相信蕭伯納本人都會覺得非常有趣。當時台上台下均爆出一片喧嘩笑鬧,擾攘了好幾分鐘才
恢複正常演出。完場後全體人員謝過幕,觀眾開始吶喊,呼叫著林祖善的名字,他唯有步出
台前再行謝幕一次,雙手仍抓著那假肚皮。後來聽說有些不熟悉那劇本的觀眾認為林祖善那
即興演出,是他巧妙地把蕭伯納的原著化為動作,由此可見,祖善的天賦才能確是難得。
經過入學試之役,不免對法文有點知恩圖報之意,因此在大學裡早就報名修讀法文。任
教的瑪緹女士態度十分和藹。但在半個月的課程裡,我還分不清她在說的是英語還是法誥,
最後不得不放棄,但我跟瑪緹女士仍維持良好的師生關係。不久之後還徇她所請,答允在她
編排的法語話劇中參加演出,因為很少男生適合擔當劇中角色。平仲認為我一定是沖昏了頭,
竟然斗膽參加演出法語話劇,因為只有他最清楚我能說的法文是多麼有限。我於是堅邀他怎
樣都要來看看我的法語如何進步神速。當然不會讓他知道,在整個演出中,我扮演的角色只
須用法語說三次「是」,兩次「不是」,和叫一句「先生」,可見瑪緹女士的確善於量才而用
呢!
球類運動中,我只能踢踢足球,技術還過得去,主要得益於少年時雙親鼓勵我們在羅便
臣道那塊空地上踢球,卻不得出汗那一段日子的操練。進大學第一年,文學系首次在系際足
球比賽中掄元,破港大有史以來紀錄。林祖善、平仲和我都屬文學系隊員。女同學傾巢而出
給我隊打氣助威,終於獲勝,我們更覺得意洋洋。我們三人翌年更代表利瑪寶宿舍,跟其他
宿舍爭奪堂際賽冠軍。六間宿舍的隊伍經抽籤後定下賽程,最後由利瑪竇宿舍對儀禮堂爭奪
冠軍寶座。對方隊員中有九名經常代表港大參加公開賽,因此絕少人看好我們這一隊。但足
球賽果每每是出人意表的。到最後一場,對方用去整整九十分鐘猛力圍攻,幸得出色的門將
蔡永善施展神威,我方得以死守不失。及至下半場最後幾分鐘,在中場一輪混戰後,忽見那
球在空中向著對方龍門直飛過去,我方的郝乃高﹝泰籍人士、華仁舊生﹞以全速飛奔去追趕,
對方守門員衝出來攔截,跟郝乃高猛力僮個滿懷,同栽地上之際,那球就直滾入儀禮隊的龍
門,讓冷門的利瑪竇隊勝了一仗。於是戰勝的一方就照慣例舉行祝捷舞會。這次平仲和我都
學了乖,棋先一著,預先請了四姊洪鈞、五姊敏生和她們的男友,這樣我們就能各自帶著心
儀的舞伴赴會。郝乃高其後返回泰國,受按立為天主教神甫。他因背棄了佛教,先是不容於
家族,後來更失去繼承權,但對其宗教信仰矢志不移,終於在曼谷受任命為樞機主教。這次
球賽的英雄人物蔡永善,當時在香港大學唸醫科。戰後成為香港最有名望的耳鼻喉專科醫生。
此外他還是高爾夫球高手、網球明星。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我經詳細考慮後,終於在利瑪竇宿舍受洗為天主教徒,踏出生命
中極為重要的一步。這是首次實踐當日在華仁的聖堂向天主許下的諾言。其餘的卻是畢生的
承諾,必須終其一生才能完成。那時好不容易才能下定決心受洗。雙親基本上沒有宗教信仰,
對天主教亦毫無認識,只知極虔誠地祭祀祖先。些利上街家中近天井那邊特設了神房,祖籠
內恭敬地供奉著排列整齊的余門堂上祖先牌位。每逢年節或家裡有任何慶典,雙親都向著牌
位叩頭,感謝祖先庇佑,然後我們就順長幼依次跟著叩頭。
我從未向父母問及為甚麼要用叩頭方式拜祖先,但一向認為,照中國人世代的信仰,雖
然拜祖先總不能完全撇開靈界和鬼神之說,卻不外是出於對先人的尊敬,而並不是把祖先當
作神衹般膜拜,兩者相差很遠。從前中國家庭中的兒女也經常給父母叩頭,這做法已有很長
久的歷史,我自己在父母有生之年都行這大禮,總不能把這種對父母表示孝道的禮儀等同於
把他們當神衹般膜拜吧。可惜梵帝崗教廷卻不是這樣看法。有好長一段時期教徒向祖先神位
下跪亦給當作崇拜異端而受禁止。我父母卻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的兒女會尊重這一向沿用的
正常祭祖儀式而把它延續下去。因此請他們准許我洗禮的事就連提都不敢提。直到許多年後,
梵帝崗教廷終於取消拜祭祖先的禁令才打開了這困局。我認為這辦法雖實行得太晚,卻仍不
失為明智之舉。
到一九三八年底,父母已不再規定我們必須每天回家晚飯。那時我就覺得應該受洗為天
主教徒,不容再讓天主等候了,於是特別請來了嘉利華神甫主持洗禮儀式。我幼年入讀華仁
亦由他取錄。洗禮後有好一段日子,每逢家中要拜祖先時,我就盡量迴避,迴避不了就多方
設法挨到雙親出了神房我才進去向祖先神位行禮。相信不久以後父母已料到真相,但由於對
我深切疼愛,就一直包容著不把事情說穿,只裝作沒事一般。其後九弟季皋、四姊洪鈞和五
姊敏生看著我受洗後,每逢祭祖都有辦法不必向祖先神位下跪,也陸續受洗為天主教徒。後
來妹妹詠年和昆鳴在抗戰時期亦跟著奉了教,雙親最終亦成為天主教徒,不過這卻是很久以
後的事了。
9 香 港 淪 陷 前 後
光陰荏苒,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兄平仲和我已在港大完成整整三年的課程,並踏入
第四年,亦是最後的階段。那幾年無疑過得非常愜意。現在回想起來,唯一引以為憾的就是
那時從未在學問上好好地下功夫。原本大有機會接受最優良的教育藉以成才,結果只是在無
憂無慮中,過了些極為寫意的日子。到一九四零年九月,九弟季皋亦成為港大學生,跟我和
平仲同住利瑪竇宿舍。事實上他在早一年已考過入學試,還獲頒獎學金,但因為年僅十四,
大學當局要他遲一年才入學。其時在遙遠的地區已是戰雲密佈。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從北面公
然入侵中國,至一九三八年攻陷廣州。當時西方國家為了遏止納粹德國在東歐的侵略已自顧
不暇。到了一九三九年,西方國家向德國宣戰後,就不斷傳來日本要勾結軸心國家來進一步
實行擴張軍力和版圖的消息。早在一九四零年已有傳聞說西方盟國可能與日本開戰。其後德
軍在一九四零至四一年間入侵歐洲數國,傳言更盛。但香港居民還是認為日本無論如何都不
敢挑戰英國那強大的海軍實力,且不敢激起北美大陸國家的公憤,所以當日本在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八日雙管齊下突襲珍珠港和香港之際,許多港人都被逮個措手不及,包括我雙親在內。
在那個歷史性的大清早,我在利瑪竇宿舍給空襲警報聲驚醒。最先是啟德機場被空襲,
後來經由電台不停廣播,香港人才驚覺到戰爭終於隨著謠言來到這島上了。那年夏季我已加
入當時的戰時輔助隊為志願工作人員,服務崗位在西區的戰時白米管制部,受命在戰事一旦
發生時就到那兒報到聽候差遣。日軍開始空襲後,電台卻不停重覆播出緊急通告,要該部門
的志願工作人員切勿到西區報到,等候再行通知。後來才知道該部門所在的樓宇無故起火,
燒毀了那樓宇和左右幾幢貨倉,裡面囤放了大量的政府存米。
開戰那天,巴士已停駛,平仲、季皋和我要由利瑪竇宿舍徒步返家。踏入家門只覺氣氛
黯淡,大家愁眉相對,一籌莫展。那天父親要我去中區代他把支票兌現,以及代家裡給國內
的長兄發一封電報。長兄在三十年代中期自英國返港後就到了國內。當我細問應如何提款和
發電報時,父親臉上流露出絕對不能置信的表情,那神情至令仍歷歷在目,也不知道當時我
們之間誰更感到錯愕。須知我已十九歲,在大學唸畢業班,卻從未進過銀行、郵局或電報局。
無情的戰爭令我突然驚覺,自己一向都生活在完全不切實際的世界裡,當中只有書本和幻想。
甚麼文學、數學和在考試中名列前茅,於面對戰爭所引起的無數迫切問題時,對我自己或整
個家庭都顯得毫無用處,我還是要立即學習對付更多的重要事務。
父親身為一家之主,想必受戰爭的打擊最大。抗日戰爭看來將會是一場持久戰,而港人
在短期內亦不會獲得解救。電台所報道大多是盟軍從各前線節節敗退的消息。父親生平積累
無多,家中食指浩繁。長子正在國內與日軍作戰,家庭其他成員卻被困在香港。未來的事根
本無從計劃,眼前急務就是要張羅全家的糧食,這已是一大難題。
除了我家原有的十多人外,開戰翌日,舅父林伯聰帶同家眷多人亦搬來些利街同住。他
們在堅道的家遭炮彈擊中,毀壞不堪,幸而沒有人受傷。我們兩家連傭人在內就有三十多人,
需要大量伙食。母親這時就發揮她在危難中的無比力量。想不到她還積存了些現金,要眾子
女立刻分頭去各區盡量購買罐頭、米和其他主要日用品,以備圍困時應用。這令每個人,尤
其是父親,都放了心。自此以後,家中任何東西都暫時實行了配給制。
戰爭爆發後,日本空軍在港九上空就如入無人之境,轟炸啟德機場之餘,又向海港中船
隻投彈,卻特意不破壞港九其他地區,想必是打算在不久後全面接收這城市。起先只聽到遠
處傳來的疏落槍聲,後來日軍在港島東面一輪猛攻,繼而登陸,槍聲就更清楚了。漸漸更傳
來有關日軍暴行的報導,他們殘殺戰俘,姦淫婦女。英勇守衛香港的僅有兩營英兵、兩營印
度士兵、兩營加拿大士兵和一小分隊的本地志願軍,但他們怎樣也敵不過那支訓練有素、且
在中國悍戰多年的日本軍隊,香港投降只是遲早的事。果然在一九四一年聖誕節那天,噩夢
成真了。香港之戰只維持了十七天。
香港淪陷後,家中的成員就常常聚集,商討該怎樣應付當前的形勢。日軍進城不久就發
出公佈,勸喻有意離港的人早日成行。這令人感到根意外,因為誰都知道港人只有返回中國
大陸一途,或許這是因為日軍自知無法供應香港一百五十萬人口的糧食罷。不管怎樣,這對
陷於困境的港人總算是個好消息。於是能走的人就陸續上路,其他人亦紛紛準備起程。每天
離港的人數以百計,而且越來越多。一天到晚都只聽說某親友已走了,或是立即要走,又或
者遲些就走。人口疏散維持了一段長時期,到戰事結束時,餘下還不到五十萬人。
在早期的一次家庭會議,我們一致主張必須盡快離港。雖然對前途絕無把握,大家都心
中有數,不走的話,最後若不淪為餓殍,就必須在日治下謀生,而兩者都非所願。最憂慮的
是假若日軍查出長兄伯泉正在中國跟他們作戰的話,就後果堪虞。主意既定,就齊心盡力籌
集盤纏和日後在國內的生活費。這次又是全靠母親的應變辦法─她拿出多件首飾,其中有歷
年來父親送給她的,亦有她從日常用度省下來買的,都賣得好價錢。我們兄弟三人亦作了微
薄的貢獻,各自把父親新近送的防水手錶賣掉。那時防水手錶在香港是新興的時髦玩意,淪
陷後在黑市上也根值錢。我又把歷來蒐集的好些心愛舊郵票變賣,亦獲非常高價。這湊集來
的總數無論如何都不能算作巨款,但大概應夠在我們未找到工作時,作為全家在國內的生活
費。
當時離港有兩條途徑,其一就是由陸路徒步經深圳入內地,另外就是由水路搭船經澳門
去廣州灣。這兩地分別由葡萄牙和法國管治,日本一直都不干擾。想不到那時還有幾艘小客
輪經常往返香港澳門和廣州灣。聽說往深圳途中土匪出沒,不利行旅,我們於是決定由水路
經廣州灣進入廣西省的自由區。家庭成員分成三組出發,平仲和季皋自願作先頭部隊最早登
程,待接到他們平安抵涉消息後,父母親就領著五姊敏生、妹妹詠年、昆鳴,長嫂歐授真和
姪兒國藩作第二組前往。四姊洪鈞則決定到上海與未婚夫完婚。但因港滬之間一時尚未通航,
她須在港稍作等候,我於是負責留下先送她平安上路,然後再作殿後啟程。另外,我還有任
務要先把留下在些利街家中的東西盡量變賣後才走。
記得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的某個晚上,些利街十五至十七號忽然門鈴大響,來了個全副戎
裝的日本軍官,好不駭人,還指名道姓要找余芸,即是我父親。起先我們不知就裡,以為大
禍臨頭,卻原來只是虛驚一場,真是謝天謝地。訪客原來是板本郎二先生,從前是灣仔一間
日本人學校的校長。父親任高級視學官時經常因公去那間學校視察,在教育司署對該校提出
諸多問題時又屢次幫助他度過難關。
板本郎二先生是虔誠基督徒,粵語程度淺,但中文造詣卻很高,對父親極為仰慕。他從
未到過我家,但隨日本軍隊回香港後就幾乎馬上找上門來。他又送來了一批食米,父親本來
對這一番好意不大放心,有點躊躇。但板本郎立即聲言這只是對父親戰前幫他辦學的好意表
示感激,絕無任何附帶條件。又詢問父親是否有意替日本政府做事,若然的話,大可代為安
排,又說亦知道我長兄隸屬中國軍隊,所以若父親不願意出來活動,他也不會見怪。
板本郎二以絕不流暢的中英文夾雜著講話,雖然斷斷續續,仍能充份表達他的誠意,態
度十分懇切,令人深信不疑。他既以友道而來,父親亦不作隱瞞,坦自告訴他我們舉家會在
短期內去廣州灣再轉入內地。他聽後一時無語,然後自動提出到時要親自護送我們一家人通
過日本海關,免得在檢查行李上出麻煩,節外生枝。
自始至終,板本郎二只有一事相求,情意至為感人,他懇請父親為他題詩,以誌一場相
交之誼。父親幾乎不假思索,即席揮毫,讓他如願以償。可惜板本郎二把父親所題詩句珍重
收藏之際,我匆匆一瞥,如今只記得其中首句是:「戰地桃園情至親」
到雙親帶著家中第二組成員離港那天,板本郎二果然踐約,並一直護送我們安全到達開
赴澳門的船上。前往碼頭途中,他問我多大,我回答後他說在日本也有個兒子,歲數和我差
不多,但他真恐怕自己不會在戰爭中生還,所以父子亦大概再無相見之日,因為他將被調派
到其他地區,去國日漸遠了。此後我們全家再未有跟板本郎二會面。戰後我們多番設法找尋
他的下落,但都沒結果。至今我仍不知道他到底曾否向上司透露有關我兄長的事。但願與他
有緣重聚,好好地回報他對我們一家的情份。
四姊洪鈞啟程去上海後,我收拾簡單行裝,就前赴廣州灣和家人會合。連自己都料不到,
在起行前竟然有本領把些利街家中存下的一大批煤球賣出,換來一筆可觀的款項。日軍入城
後煤球價漲得驚人。我後來到了廣州灣並把錢交給父親,他不禁輕撫我的肩膊,稱讚我進步
神速,因為我不久之前還未懂得怎樣把支票兌現呢!我說這一些也不稀奇,因為大學課程中
沒有學過兌換支票的事,賣煤卻是有的。
之後全家在廣西省會桂林又再團聚,卻並不長久。長兄伯泉在廣州灣接過雙親到桂林後,
隨即帶著妻兒去了曲江。那是廣東第七戰區總指揮部所在地,六兄平仲也跟他去了。五姊敏
生在離廣州灣不遠的廣西境內的雷州灣擔任教職,但實際上那卻是個中國軍事通訊職位。稍
後九弟季皋先去粵北坪石的中山大學就讀,後來轉入曲江的嶺南大學。在我佇立桂林火車站
與他揮手說再見的時候,才猛然醒覺,我若非有了港大的戰時學位,還不是和他一樣,要忙
於找尋大學,請求收錄;在完全不同的學科制度下,能否畢業尚是個疑問,倘若更要在幾個
月之內畢業就更難上加難了。不久,父親獨自前往曲江應聘為英領事館的助理,在桂林照顧
母親和妹妹詠年和昆鳴的責任就落在我身上,而我要等到為她們在曲江或他處安排妥善和安
全的住處後再作打算。
母親帶著兩個妹妹和我,在桂林住在離城很遠的一間寒冷而潮濕的簡陋石屋內,也沒有
水電供應。在這時期,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空戰,那是美國空軍飛虎隊和日本空軍在桂
林上空近距離互相廝殺,驚險緊張得直教人透不過氣來。但要隔好久才看到一次。住在鄉間
終日無所事事,既無書可讀,又沒有其他事情來打發日子。那年詠年十二歲,昆鳴十歲。我
們嘗試飼養小雞,頭幾個星期看著雞雛天天長大著實有趣。但忽然禍從天降,小雞染上瘧疾,
根快就全部夭折了。大家都傷心不已,卻又無計可施。但想到這樣就省得他日要宰了它們作
菜肴或賣給陌生人換取金錢,心裡才好過一點。
其實我們自己沒有死於瘧疾已算是幸運。當時不單桂林,甚至是全國各地,到處瘧蚊為
患,醫療和特效藥都極度缺乏,以致瘧疾為禍。我們在國內一直都為它所苦。遠在戰事結束
之前,全家各人都先後害過這病。我就直至一九四六年去英國以後,才不再復發。
蟄居桂林那段日子雖然乏善足陳,但仍有美好的回憶銘記終身。那時母親、妹妹詠年、
昆鳴和我,來到這遠離塵囂與世隔絕的環境居住,很合心意。當時只有我們四人相依為命,
既無訪客登門亦無朋友,有的是用不完的時問。那段日子裡,我跟母親很親近,相互之間有
更深切的了解,是前所未有的。我從小就得母親格外疼愛,這期間的相處令母子之情更形深
厚,而兩個幼妹亦同樣跟我特別親切,直到今天。
這樣過了一段日子,就接到父親的好消息,著我陪同母親和妹妹到曲江英領事館團聚。
領事薩褚域先生是父親在香港時的朋友,特許我們自費在領事館後面的空地上造了間小屋居
住。雖然生活很刻苦,但比較住在日治下的香港實在好得多了。母親能恢復照顧丈夫,管理
家務,快慰自不待言。詠年和昆鳴在當地重新入學,而我就有生以來首次求職。現在回想起
來,方才知道那時已踏入生命中另一個重要的階段了。
10 戰 時 歲 月 之 一
住在桂林時的生活環境,絕對不適宜擔當任何工作。一來我要照顧母親和幼妹,其次就
是從住處上班也太困難。城裡沒有正式道路通到我們那偏遠的蝸居,來往必得走彎曲狹窄的
山徑。遇上天雨就變成泥濘和水窪,路很滑,溜著走,險象環生,入夜後一片漆黑,更是寸
步難行。大好晴天進城需一個半小時以上,下起雨來準得在泥濘中折騰三小時。
及至全家在曲江英國領事館的土地上安居下來,我就急於尋找工作。此時平仲已飛往陪
都重慶,作中國防空部總監王振球中將的英文秘書兼翻譯。長兄伯泉正在等候中央政府正式
任命為團長,萬一形勢需要時負責防守曲江。看著他們各有成就,我就更急於找工作,但我
很快便體驗到,在國內,像我這樣一個從外鄉來的小子,要找工作真是談何容易。
來到曲江,看到報上登出中國海關招聘練習生的廣告;大學畢業生將獲優先考慮,待遇
和晉升機會都很不錯,我於是毫不猶疑,立即遞了申請書。結果是大失所望,如石沉大海,
甚至沒有片言隻字表示收到了我的申請。
不久之後,曲江的交通銀行亦同樣登報招聘六位練習生。經過上次申請海關職位的教訓,
我自然就拿不定主意,不知是否該應徵,心裏想著大概怎樣也不會比上次更糟罷。正當我舉
棋不定之際,在一個偶然場合,遇到交通銀行的彭經理。他跟父親認識,有時也一同在晚上
打橋牌。他不單極力鼓勵我去應徵,還自薦作介紹人。這對我來說實在太好了,於是不再猶
疑,第二天就連忙遞了申請書。其後又考過中英文,這些考試對我來說可算是輕而易舉,可
是考試過後就毫無音訊。直至約半個月後的某一天,我到那銀行替父親存入支票,赫然看到
幾個跟我一同應徵和考試的人,各自佔了辦公桌坐著,不用說已在上班了,這情景叫我既驚
詫又失望。
父親於是向彭經理問及原委,看是那裡出了亂子。起先彭經理還轉彎抹角地推說我考試
成績不大好。最後終於老老實實向父親道出真相,並表示歉意。原來六名人選人的後台全屬
有勢力人士,他不敢得罪,又不敢不奉承,於是我就額滿見遺,對此他亦無能為力。當時我
確曾因為那幾位年青人得以晉身銀行界,自己卻被拒諸門外而感到有點妒羨。大的十年後我
在香港重遇那六位入選者之一,他還記得我。雖然已在交通銀行的支行當上主管,卻是牢騷
滿腹,反而羨慕我在香港法律界的成就,還表示要能跟我換個位置就好了。當時我感到那次
未獲曲江的銀行錄用可真是邀天之幸,否則我亦可能變得牢騷滿腹。
兩次求職不遂,我就索性收拾心情在英國領事館協助父親處理文書事務。領事館的主要
工作是向新近從香港逃難來的人士即時發放免息貸款作為資助。除卻領事薩褚域和我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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