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生学是试图用人为的方法，去改良一个种类的生物学上的品性。它所根据的观念是达尔文的理论；现在英国优生学会的会长，就是达尔文的一个公子，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优生观念的更直接的祖先，乃是葛尔顿，他非常看重人类成就中遗传的因素。如今，尤其是在美国，遗传已成为一个党派的问题。美国的守旧派主张，成人的那种成熟的品性，大部分是先天的特征，而美国的激进派则与此相反，他们主张教育万能，遗传毫无关系。这种走向极端的主张，无论哪种，我都不赞成。我也不能赞同他们所根据而藉以抒发彼此相反对的偏见的共同的前提，这前提以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和其它相类似的人，比美国土生的三K党人还要低劣。目前我们还没有材料足以判定人类心智的能量什么部分是由于遗传，什么部分是由于教育。假如要用科学方法判定此事，必须寻找干千万万同胞的双生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分开，用可能范围内最不同的方法教育他们。但是，这种实验现在还不能实行。我自己的信念是――我承认是不科学的，并且只是建立在印象的基础上――任何人既然都可以被不良的教育所毁坏，而且事实上人人差不多都被不良的教育毁坏了，那么，只有具有某些相当天资的人，才能在各方面取得非常优秀的成就。我不相信任何程度的教育，能把平常的孩子教成第一流的钢琴家；我不相信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能把我们都教成爱因斯坦；我不相信拿破仑天生的秉赋不比他宾勒地方的同学更高些，我也不相信
拿破仑只要看看他的母亲对付她的一群不受约束的孩子，就学到了盖世的韬略。我深信，这些例子都是先有天资，再施以教育，然后才能有那样好的结果，世间一切有关能力的事情都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低一点罢了。其实，有好多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明显的事实，比如看一个人头部的形状，就每每能说出他是聪明的或是愚蠢的，这很难认为是教育给他的特征。再研究一下相反的例子，即白痴、呆子、和低能的人。痴愚是生来的，至少大多数的愚人是生来的，这个事实就是反对优生学最疯狂的人，也不至于否认；反过来，对干任何懂得统计学上的对称性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在相反的那一端，也有相应数目的人，有着异常伟大的能力。因此，我可以不必多费笔墨，推断人类生来的智力是各不相同的。我还可以推断――这或许比较令人怀疑――聪明的人比不聪明的人要更可取些。这两点承认了，那就给优生学者打好基础了。所以，无论我们对于提倡优生学的人所主张的一些内容作何感想，我们决不可以随意反对他们整个的地位。讨论优生学问题的文学，荒谬的特别多。大多数提倡优生学的人，除了健全的生物学上的根据外，还加上一些不很可靠的社会学上的命题。譬如：德行是和收入成正比的；贫穷的继承（唉，太普遍了！）是生物学上的现象，不是法律上的现象；所以，假如我们能引诱有钱的人生育，而使穷人不生育，则人人都可以富裕了。关于穷人的生育比富人要多些的事实，人们实在是太大惊小怪了。我自己无论如何，不认为这个事实是值得惋惜的，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富人优越于；穷人的地方。纵使这事真的值得惋惜，也算不上是很严重的惋惜，因为事实上不过是落后几年罢了。现在穷人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低，与9年前富人的出生率差不多了。的确有一些因素，使社会中各阶级的出生率产生不良的差别。譬如，假使政府和警察设置障碍使人民不容易获得节制生育的部识的时候，结果那班智力在某种程度以下的人民就得不到这种知识，而对于其他的人民，当局的企图就失败了。于是一切反对传播避孕知识的措施，势必造成愚蠢的人比聪明的人有更大的家庭。不过，这似乎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过不了多久，就是最愚蠢的人，也可以得到节制生育的方法，或者――我怕是当局实行蒙蔽政策很普遍的结果――会发现人们情愿实行堕胎。
优生学分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是鼓励良种族的繁殖，消极的是禁止不良种族的生育。现在比较能够实行的，是消极的优生。美国有些州内，消极的优生有长足的进展。在英国，目前施行的政治也是禁止不适者的生育的。对于这样的办法，任何人出于自然地感到的反对，我相信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大家都知道，智力低的妇女容易有大批的私生子，所有这些孩子对于社会是毫无价值的。假如这些妇女失去生殖能力，她们自己肯定会快乐些，因为她们之所以怀孕，根本不是因为爱子的冲动。智力低弱的男人，当然也是一样的。诚然，这种制度也有很严重的危险，因为凡是异乎寻常的意见，或者与官吏本人相反的意见，都容易被当局认为是智力低弱的表现。但是，这些危险或许值得发生，因为白痴、呆子和低能者的数目，能藉这样的办法而大大减少，这是非常明显的。
禁止生育的办法，在我看来，应该有确切的限制，使它只施用于心智有缺陷的人。我不赞成爱达华州那样的法律，它允许禁止“心智有缺陷的、疯癫的、习惯性犯罪的、道德堕落的和性方面失常的”诸种人的生育。最后两种人的定义极为含糊，如何方算道德堕落，与如何方算性的失常，各地方的判定都将不同。若依照爱达华州的法律、则苏格拉底、柏拉图、凯撒与圣保罗，都在被禁止生育之列，况且，习惯性犯罪的人，很可能是某种功能性神经失常的牺牲者，这种失常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医治好的，而且绝对不会遗传。在英美两国，关于这类问题的法律制订都没有征求心理分析家的意见；因此，他们把完全不相同的各种病状硬归到一起，推其理由，不过是因为那些病状有些相似的症状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法律与这个时代的知识比较，差不多落后了30年。这可以表明，凡是对这类事件制订法律，都是很危险的，除非等科学能得到准确的结论，至少历数十年都不能被人所驳倒，方才可以订成国家的法典，否则的话，谬误的观念将成为具体的条文，并被一般官吏奉为神明，结果反而使最好的观念的实施受到延阻。我的意思是，在这方面，目前只有心智的缺陷这一项可以充分地确定，足以将它编入法律而没有流弊。心智的缺陷可以用客观的方法判定、官吏一般都不会有异议，但是道德的堕落，举例来说，则随个人的意见而不一定。同样一个人，在甲以为是一个道德堕落的人，而在已可以看作是一个先知的哲人。我并不是说，将来我们不应该扩大法律的范围，我只是说，我们目前已有的科学知识尚不能充分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当一个社会容许道德的责备带着科学的假面具的时候，像美国各州中确曾发生过的那种情形，那实在是很危险的。
我现在来讨论积极的优生学，它有更有趣的可能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尚是属于未来的。积极的优生，是设法鼓励良好的父母生育许许多多的儿女。现在实际的情形，大概恰恰与此相反。譬如，现在在初等小学读书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将来会升到职业的阶级，而且多半要到35岁或40岁才结婚，而他幼时同环境的那些不特别聪明的人，大约到了25岁就结婚了。职业界中，教育费用是个很大的负担，因此，职业界中人不得不严格限制他们家庭的人口。他们的平均智力”比起大多数其他阶级的平均智力，大概要略高些，所以，他们家庭人口的限制是很可惜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允许他们的儿女受免费教育一直到大学，而且连大学也是免费教育。概而言之，这就等于说，奖学金不依孩子的价值，而依他们父母的价值发给。这个办法还有一种附带的好处，即可以免除临时用功和过度用功的弊病，这种弊病现在常常使大多数最聪明的青年，在未到21岁之前，智力上体力上都受了过分紧张的损害。但是，无论在英国或是在美国，想要国家采取任何办法，真正能充分地使职业阶级多生子女，恐怕是不可能的。妨碍这件事的，就是民主。优生的观念是建筑在凡人皆不平等的假定上，而民主则建筑在凡人皆平等的假定上。所以，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很难在政治上实现优生的观念，要是这种观．念，不以为世上只有少数像愚痴那样的‘使劣等”’的人，而是承认世上只有少数“更优等”的人。前者可以讨好于多数。而后者，他们可不愿意听，所以，包含第一个意思的方法。自然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而包含第二个意思的方法则不行。
然而每个对这个问题曾经考虑过的人都知道，虽然现在难以确定谁是构成最好种族的人，但人们在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差异，不久后科学也许能够测量出来。假如我们告诉一个农夫，他应该给他所有的牡牛同等的机会，你猜想一下这农夫会作何感想！事实上，用来做下一代的祖先的牡牛，总是依他母系的祖先的牛奶的质量仔细选择过的。（附带我们可以注意，牛类既然没有科学、艺术和战争，则它们显著的优点只是在雌的方面，雄的最多不过是雌的优点的传达者而已。）一切家畜都凭借科学的生育方法而大大地改良，人类能否藉同样的方法变成心中希望的任何结果，这可没有公开讨论过。当然，人类对于自己的人种，希望些什么，要想怎样改良，这比较难于确定。假如我们为体力强壮而生育子女，他们的脑力或许就要减低；假如我们为智力能量而生育子女，他们或许就容易受各种疾病的侵袭；假如我们想情绪平衡，或许我们又毁坏了艺术。关于这些事情的必要的知识，现在都很缺乏。所以，在现在的时代，想做许多促进积极的优生的事，不见得是好的，不过，此后百年之内，遗传学和生物化学将有长足的进展，人种因此而大加改良，比起现在的人类，也许任何人都将承认是好多了。
但是，要想应用这类科学的知识，则家庭的制度必须改革，比本书中以前所考虑的还要彻底才行。如果我们要彻底实行科学的生育，每代人中必须选出2一3％的男子，约25％的妇女，作为繁殖子孙的用途。儿童在青春发育期将进行一次检查，凡是不及格的，都禁止他们生育。那时，做父亲的和子女的关系，将与现在的公牛或雄马对于它的后嗣的关系一样。做母亲将变成一个专门的职业，她的生活方式表现出她和别的妇女不同。我并不是说，这种种事情即将实现，更不是说我希望它的出现，因为我承认我觉得这是非常讨厌的。但是，假如我们用客观的态度考查此事，那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计划能产生不同寻常的结果。为讨论便利起见，我们假设日本已经采纳了这个计划；三代以后，大多数的日本男人都和爱迪生一样聪明，与职业拳击家一般强壮，倘若同时世界上其他各国仍旧保持着凡事听其自然的态度，一旦打起仗来，他们当然不能抵抗日本。日本人达到这种能力的高峰之后，就会设法雇佣别国的男子充当士兵，并且凭借科学的技术以取得胜利，无疑地，这是他们很有把握做到的事。在这种制度下，对国家盲目尽忠的观念很容易灌输到青年的脑子里。谁能说将来这种发展是不可能的呢？
有些政客和宣传家很喜欢谈一种优生学，可以称之为种族优生学。这种优生学认为，某某种族或国家（自然是那个作者所属于的）比其余一切的种族或国家都优良，因而应该用它的军事力量，牺牲那些较劣的种族，来增加它自己的人口。关于这种学说最显著的例子，是美国境内北欧民族的宣传，这种宣传已经在美国的移民法律上得到立法当局的承认，这种优生学，可以援引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由；但是再奇怪没有了，那些最热心主张这种学说的人，却是认为达尔文的教义为不合法的人。如果将政治上的宣传与种族的优生学联结起来，不用说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尽可以忘却这种宣传的不好，单单就它的优点来研究这个问题。
在极端的情形之下，一个种族优于另一个种族，这是不用有多大怀疑的。北美洲、澳洲和新西兰对于世界的文明，比起它们假如仍然被土人居住的时候，的确有更多的贡献。大概说来，黑人平均劣于白人，这似乎是公道话，不过热带地方的工作也离不开黑人，所以，假如把黑人全体灭绝（先不考虑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很不好的。但是，假如要在欧洲的民族里分高下，则不得不借助一大堆不良的科学，以拥护政治上的偏见。我并看不出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可以推想黄种人比起我们高贵的自身要低劣些。在这些地方，所谓种族的优生学，只是极端爱国主义的托词而已。
伍尔夫曾经将凡是有统计的各重要国家每千人中出生比死亡多的数目，列成一张表。①法国最低门．3），美国次之（4．0），再次是瑞典（5．8），英属印度（5．9），瑞士（6．2），英国（6．2），德国（7．8），意大利（10．9），日本（14．2），俄国（18．5），厄瓜多尔世界第一，是23．1。表中没有中国，因为不知道中国的实情。伍尔夫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将为东方世界所压倒，所谓东方，即俄国、中国与日本。我倒不想以厄瓜多尔为理由来反驳伍尔夫，②我注意的是他书中所引的伦敦富人和穷人比较出生率的数字（上面已经举出）。这些数字表示，伦敦穷人现在的出生率已经低于几年前富人的出生率了。东方的情形也是一样，虽然时间要隔得长久一些。东方已经渐渐西方化了，它的出生率必定要降低的。一个国家除非完全工业化，否则它在军事上是不至于可怕的，而工业化同时又会使人们想到限制家庭的人口。所以我们不得不推断，不但西方极端爱国主义者（德国废帝的信徒）所认为可怕的那个东方占优势的事实并没有什么可怕，而且也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不过，在有一个国际上的权威出来指定各国应该增加的人口的比例数目以前，做战争生意的人恐怕是要继续利用这种心理的。
于是像先前两件事一样，我们又遇到摆在人类面前的危险。假如科学进步了，而国际间的无政府状态继续下去，则人类的危险很多。科学能够使我们实现我们的目的，假使我们的目的是坏的，那结果就非常不幸了。倘若这个世界仍然充满着恶意和仇恨，那么，世界越科学化，就越恐怖。所以，减少人类情绪上的恶毒性，是人类进步一件要紧的事。这种仇恨恶毒的情绪的存在，大部分是错误的性伦理和不良的性教育造成的。为文明的将来起见，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更好的性伦理。因为这个缘故，性道德的改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的需要。
在私人的道德立场上，假如性伦理是合乎科学而非迷信的，它首先必将考虑优生学。换句话说，无论现有的性交上的拘束能怎样解放，有意识的男子和妇女，绝不会不光认真考虑他们生育子女有何价值这一点，就贸然从事生育。避孕方法已经使人们对生育能够自主，而不再是性交的自然的结果。因为各种经济上的缘故（我们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将来做父亲的对于儿女的教育和抚养，大概没有他们从前那么重要了。所以，没有什么很有力的理由可以证明，为什么一个妇女应该选择她所心爱的那个男子（如她的情人或伴侣）做她的孩子的父亲。将来妇女也许很容易从优生的立场出发，选择她们儿女的父亲，至于寻常的性的伴侣情谊，则纵容她们私人的情感任意进行，不至于有快乐上的任何重大的牺牲。在男子方面，更容易挑选他们儿女的母亲。许多人坚持（我也主张），性的行为只因为有子女的原故，才与社会发生联系；他们一定会从这个前提推论到与未来道德有关系的两个结论：一方面，没有儿女的爱情，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要生育子女，应该从道德上考虑，仔细规划，不能像现在这样随便。但是，这中间应该考虑的地方，却与人们以前所公认的略有不同。要使某种情形下的生育被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将不再需要经过牧师宣读某些言语，经过登记官记录某种文书，因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举动能够影响后裔的健康与智力。所需要考虑的是，男女本人和他们的遗传要能够生出好儿女来。等科学对这个问题能够比现在所做到的作出更有把握的判断时，社会上的公德心，在优生观点上，必将更为严厉。那时，人们将求遗传上最优的男子来当父亲，而其他虽然被欢迎做爱的男子，在他们想做父亲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会受到拒绝。从前到现在所有的婚姻制度，流弊所及，已经使人们觉得这种种设计有违人性。所以优生学实行的可能性，极为有限。但是没有理由去猜想，人类的本性将来仍然会横加类似的阻碍，因为避孕方法正在区分生育和无儿女的性关系这两件事，而父亲对于他们的儿女的个人关系，将来也似乎不至于有他们过去所有的那样密切。假如人类的道德观念更加科学化，那么，过去道德家们以为婚姻所具有的重要性和高尚的社会目的，只能在生育儿女上去求得了。
这种优生学的观念，虽然最初必须从某些非常科学化的人们的私人伦理上开始，然而一经开始之后，多半就会渐渐普及，一直到最后成为法律为止。这种法律的内容，大概是以金钱奖励良好的父母，而不良好的父母则将受金钱上的惩罚。
那种允许科学来干涉我们亲密的个人情感的想法，无疑地是讨人厌的，但这种干涉远远比不上许多时代所容忍的宗教方面的干涉。宗教因为传统习俗的关系，并且因为人们幼时受宗教的影响很深，因而它对于人们有一种很大的势力。科学在这个世界上尚是新的，所以它的势力也就还小；不过，科学将来一也能够具有和宗教同样的权威，人们对于它也能够像对宗教上的教义一般甘心顺从。诚然，普通人在情欲强烈的时候，绝不是后代的幸福这个动机所能控制的；不过，假如它变成一种公认的积极道德的一部分，不但受赞赏和谴责的制裁，而且还有金钱的奖罚，则凡是品行端正的人，对那种动机都会认真考虑，不敢疏忽它。在历史开始以前，宗教就已经存在了，而科．学的存在，最多不过有400年的历史；但是当科学先生年老德尊的时候，他也将支配我们的生活，就和宗教曾经支配我们的生活一样。我预料将来会有一个时期，凡是注重人类精神自由的人，都不得不反抗科学的专制。但假如果然有专制的事情发生，科学的专制总要好些。
幸福之路
第十九章　性与个人的幸福
在这一章内，我想把以前各章所说的性与性道德影响个人的快乐和幸福这一件事简要地重提一下。关于这件事，我们不仅仅指人生中性的活动时期，也不仅仅指真正的性关系，儿童时期、青年时期、甚至老年时期，都要受到性的影响。影响的方法很多，视情形不同而有好坏之分。
习俗上的道德最初所做的工作，是要使儿童的脑海里印入许多的禁忌。小孩很小的时候，大人就教他，有大人看见的地方，不许用手摸身体上的某些部分。当他想大小便的时候，他应该低声地说出，大小便时，不要让人看见。因此，人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和人们的某些举动，在小孩看来，就具有特殊的性质，而不容易了解；结果，他们对那些事情产生一种神秘的心理和特别的兴趣。对于有些知识上的问题，如婴孩是从哪里来的，小孩子只得暗中思索，因为大人给他们的解答不是有意躲闪，就是明明是假的。我知道好多男子（他们的年龄组不算老），当他们是小孩子的时候，如果被父母看见用手摸身体上的某些部分，就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教训：“我宁愿看见你死，也不愿看见你做出这种事情。”然而这种教训在此后一生中所发生的道德影响，每每不是习俗上的道德家所希望的，说来真是可惜。现在，恐吓的手段，不见得不常使用。从前他们喜欢拿闭割来吓孩子，这种情况或许现在比较少一点，但是现在要是拿疯癫来吓儿童，人们还是觉得很正当的。要是告诉儿童，除非他自己以为他会疯癫，他并不会有那种危险，这在美国纽约州是不合法的。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使大多数的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对于性的事情就起了一种很深的罪恶和恐惧的意识。这种把性与罪恶和恐惧相连的心理，深深地印入他们心中，以至于差不多或者完全地成为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了。我希望能够作一个统计的调查，看看那些自信已经解脱了那类童话的束缚的人们，在雷雨大作的时想，是否同在任何别的时候一样地容易犯通好的罪。我相信他们中有90％，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会以为，假如他们那时要是一样地犯了的话，肯定要遭雷打的。
性虐待狂和受虐狂这两者，在他们比较缓和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在他们做出有害的行为的时候，的确是知道犯了性方面的罪恶。受虐狂者，是敏锐地感觉他自己犯了与性有关系的罪恶的男子。虐待狂者，是更觉得受虐待的妇女犯了引诱人的罪恶的男子。由这些影响我们可以知道，儿童时期要是受的道德教训过于严厉，其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何等深远的力量！关于这件事，那些负有教育儿童责任的人，尤其是那些负有照管很幼小儿童责任的人，现在已经逐渐开明多了。不过，不幸的是，法庭尚未能够开明。
童年和少年构成人生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恶作剧。顽皮、做大人不许做的事，是很自然的，只要不是太过份的话，是不足懊悔的。但是，儿童如果违背了性方面的禁忌，大人处置起来，却与别的犯规大不相同；因此，儿童会觉得，性的犯禁必定属于很不同的另一类。假如孩子从食物贮藏室里偷了一些水果，你或者会觉得懊恼，或者会严厉地责骂他一顿，但是你绝不会感到任何道德上的恐怖，也绝不会使儿童觉得他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另一方面，假如你是一个旧式人物，而你又发觉你的孩子手淫，那你斥责他的口气之中就会有一种声调，是他做任何别的事情的时候所从未听过的。这种声调使小孩感觉一种沮丧的恐怖；假如引起你申斥的那种行为，小孩发觉是很难抑止的，则他的恐惧心将会更厉害。孩子心中有了你的严厉态度的印象，就会深深地相信，手淫必定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坏。但是他仍旧继续犯这个毛病而不能自己。因此，一种病态就从此打下了根基，或许终身都不能根除。他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把自己当作一个道德上的罪人。他马上学到可以秘密地犯罪，因为事实上没人知道他的罪过，他内心就得到一半的安慰。他因为万分地不快乐，就设法想对世人发泄报复的心理，责备那些和他犯同样的罪恶而不如他会隐藏的人。他小的时候既然已经欺诈成性，大的时候做自欺欺人的勾当自然就毫不费力了。他的父母本来极想使他成为他们心中所谓有德行的人，但由于他们不聪明的企图，结果使他变成了一个病态的内心反动的伪君子和喜欢迫害别人的人。
儿童的生活中，不应该充满了罪恶、羞愧与恐惧的心理。他们应当快活、高兴、自然。他们不应该畏惧他们自己的冲动；他们不应该畏缩不前，不敢探讨自然的事实；他们不应该将一切本能的生活隐藏在黑暗的地方；他们不应该把情感的冲动理在他们潜意识的深处，这种冲动，即使他们极端努力，也是不能消除的。假如我们要他们长成正直的男女，在智力上诚实，社交上无畏，思想上坚忍，做事时有精神，那么，我们必须要及早开始，好好训练他们，将来才能够获得这些效果。教育一向都被想象得太与训练狗熊跳舞相类似了。大家都知道会跳舞的狗熊是怎样训练出来的：先把它们放在一个很烫的地板上，逼得它们非跳不可，因为假如它们的脚一挨着地，他们的脚趾就会被烧伤。当它们在这般跳着的时候，就对它们奏一种音乐。经过相当时期的训练之后，不需要烫的地板，只需要奏那种音乐，熊就会跳舞了。儿童也是一样的。当儿童知觉他有性器官的时候，大人就骂他。以后，小孩心中只要有性器官的意识存在，他就联想到大人骂他的话――这正是跟着大人的音乐而跳舞了；于是一切可以做得到的健康快乐的性生活，都完全毁了。
在下一个时期即青春期中，习俗操纵性时所酿成的祸害，比起儿童时期还要大些。许多男孩子完全不能正确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对于性的生理现象一点也没有正确的知识；当他们经历第一次遗精的时候，他们就被吓倒了。他们发现自己充满着许多冲动，但是大人曾经教过他们，这些冲动都是极端坏的。一方面，这些冲动却非常强烈，日夜都在围攻他们。有一种较好的男孩，同时还产生一种极端理想的情感，即关于美和诗的，还有关于理想的爱的。所谓理想的爱，在他们心中，是完全与性不相干的。由于基督教中摩尼教的成份①，青年时期精神上的情感与肉体的冲动，容易完全分离，甚至于彼此冲突。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引用一位聪明的朋友所自己承认的话来作证明，他说：“我相信，我自己的青春期并不是例外的；我那时期中这两种情感的分离，非常明显。白天里有好几个小时我会读着雪莱的诗，而为那句话所感动：‘飞蛾眷恋星辰，黑夜思念天明’，但是我突然之间会抛开这种高尚的诗词，而在女仆脱衣服的时候，想秘密地偷看她一眼。后者的冲动使我深感羞愧；前者自然含有愚蠢的成份在内，因为那种理想不过是一种对性的愚蠢的恐惧心的表现而已。”
大家都知道，青春期是最容易发生神经失常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就是平常很镇定而能够保持平衡的人，也容易颠倒过来。米德女士在她的（萨摩亚岛人的青春期》一书中说，那个岛内绝未听说过有青春期神经失常的事，她把这个事实归功于当地所流行的性的自由。自然，他们的性自由已经被传教士的活动削减了些。岛上有些女子住在教士的家中；她曾经问过她们，知道这些女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只进行手连和同性的性关系．而在别处居住的女子，则也进行异性的性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的最著名的男学校、不见得和萨摩亚岛上教士的家里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过，这种行为对青年心理的影响，在萨摩亚岛是无害的，而在英国的男学生身上，或许就有大害，因为美国的男学生或许衷心地尊崇习俗上的礼教，而萨摩亚岛人只把传教士当作有特殊风味的白种人，付诸幽默而已。
大多数的青年男子，在他们成人期的早年中，在性方面都经过一番大可不必的艰难和困苦。假如一个青年男子要保持贞洁。则他那种克制上均艰苦工夫，或许使他变得胆怯而拘束。所川到了最后结婚的时候，他不能打破从前的那种自制心理，要是能打破的话，也许是用一种兽性的、违然的方式，这样一来，他就在他的妻子面前失去做爱人的资格了。假如他常和娼妓相处，那么青年时代开始的那种肉体方面的爱情与精神方面的爱情这二者的分离．会永远继续下去，结果，从此以后，他和妇女的关系不是相拉图式的，就是根据他平素的信念为堕落构。并且，嫖妓还有花柳病的严重危险。要是他和他同阶级的女子发生关系，害处就会少得多；但是，纵然如此，如果一定要守秘密，也是有害的，对于男女间关系稳定的发展也有妨碍。现在男子结婚都很见一部分是因为庸俗的趋时，另一部分是因为相信婚姻应该立邵生育子女的原故。况且，离婚困难的地方，早婚有很大的危险、因为两个在20岁时情投意合的人，很可能到30岁的时候彼此不再投合。和一个伴侣有永久的结合，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很难的，除非他们有过种种的经验才可以。假如我fll对于性的观念是清晰健全的，我们IKW＄望大学生结暂时的婚，不生子女。这样，他们可以避免为性所迷恋，性的迷恋目前大大妨碍了他们学问上的工作。他们可以得到一种适宜的异性的经验，这种经验对将来正式结婚生育子女，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并且，他们可以自由有爱的经验，而没有丝毫的遁词隐藏和性病的恐惧心掺杂其间，这些掺杂的东西，在今日正有害于许多青年的进取敢为的壮志。对于大批在事实上不得不永守独身的妇女们来说，习俗的道德实在是一种痛苦，而且在大多数情形内，是有害的。我知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好多具有严厉习俗上的德行的妇女们，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值得我们万分的称赞。不过我觉得普通一般的情形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没有过性的经验，而且以为保持她的贞操非常重要的妇女，必定产生一种消极的反感，带着恐惧的心理，因此多半会变得胆小，同时，她天性的不知不觉的妒嫉心使她对于普通的人，总不赞成，并且对于已经享受过她所抛弃的东西的人，总想指责。长久的贞洁尤其容易发生智力方面的胆小。真的，我颇觉得现在妇女的智力低下，主要是因为她们对于性的事情有种恐惧心理，因而抑制了她们的好奇心。找不到一个独归己有的丈夫的妇女们，终身度着处女生活所造成的不幸和浪费，的确是很不合理性的。在现在的情形之下，这种现象必然常常发生；然而在婚姻制度才开始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想到这一层，因为那时候两性的数目是大约相等的。无疑地，现在许多国家中妇女过剩，这实在是改变习俗道德条规的一个重大的理由。
婚姻是习俗所宽容的为性而设的一条出路，它的本身就受着道德条规严厉的痛苦。儿童时代所得到的种种情结，男子玩娼妓的种种经验，妇女厌恶性的态度――这是人们故意灌输在她们脑海中，以保持她们的贞操的――都使婚姻上的幸福减少。一个受了很好的教养而长大的女子，倘若她的性冲动是强烈的，那么当有人向她求爱的时候，每每不能分辨清楚这个男子是否真的和她情投意合，抑或只是一种性的诱惑。她也许随随便便地嫁给那个第一次唤起她的性欲的男子，等到她的性饥荒获得了满足的时候，才发觉他和她在各方面都没有彼此投合的地方，而悔之晚矣。他们俩一向所受的教育，都极尽能事地使两方面在性的接近的时候，女的过分地胆怯，男的过分地唐突。他们双方都没有各人应该有的性知识；因为这种知识的欠缺，他们往往遇到婚姻中最初的失败，使得从此以后双方都长久不能得到性的满足。并且，他们身体的和精神的伴侣关系都因此发生困难。妇女不惯于自由地谈论性的问题。男子除开和男子与娟妓之外，也不惯于自由地谈论性问题。于是在夫妻共同生活中最亲密最重要的关系上，他们竟然羞怯、笨拙，甚至彼此完全缄默。做妻子的或许醒着躺在床上，不能满足，却又不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丈夫呢，心中想到，即使娼妓给他的好处，比起自己合法的妻子，也要慷慨些；这种念头起初不过是昙花一现，但是渐渐地越来越厉害。也许正当他的妻子因为他不会刺激她，而在感到痛苦的时候，同时他却因为妻子的冷淡而感到愤闷恼怒。这一切的不幸，都是我们缄默和守礼的政策酿成的。
因为这种种关系，人们从儿童期经过幼年期青春期一直到结婚，都让旧礼教把爱情毒害了，使爱情充满着凄惨、恐怖、互相误解、悔恨和神经紧张，性中肉体的冲动和理想爱情中的精神冲动被截成两段，肉体的变成兽性的，精神的成为没生育的。人生不应该如此度过。肉体的本性和精神的本性不应该冲突。两者并没有什么不相融合之处；除了两者彼此联合外，也没有一个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男女的爱情最圆满的时候，是自由的，无所恐惧的，身心的成份相等的；不因为有肉体的成分而怕理想化，也不怕肉体的基础妨碍理想化。爱情应该像一棵树，它的根深入地下，而枝干则伸展在天空中。不过，爱情假如受到禁忌和迷信的畏惧的束缚，受到责难的言辞和恐怖的缄默的籍制，爱情是绝对不会生长滋荣的。男女之爱和父母子女之爱是我们人生情感上的两大中心事实。习俗的道德一方面贬抑男女之爱，另一方面假装抬高父母子女之爱；但是，实际上，因为贬损了父母彼此之间的爱情，父母对子女的爱也就遭殃。假如儿童是父母彼此满足和快乐的结晶，那么父母对所生子女的爱就更为健全、充实，而合乎自然之道；并且也比较单纯直爽，就像动物界的情况一样；而且也更没有自私自利的成份，容易收到效果；这是另外一些父母所难做到的，他们闹着饥荒，伸手去向年幼无助的I［女们讨些他们婚姻中得不到的养份，这样一来，就把幼稚的心灵引入歧途，而给下一代安排下同样的苦恼根子了。畏惧爱情，就是畏惧人生，而那些畏惧人生的人，本身已经死去一大半了。第二十章做在人类价值中的挺住
讨论性问题的作者，每每有一种危险，容易受到那些以为不应该提及这样问题的人的攻击，说他过分地迷恋于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除非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完全超过了它的重要性，他犯不着受贪淫好色而假装贞洁的人的非难。不过，这个观点仅仅指那些主张改良习俗道德的人而言。至于那些鼓动别人去骚扰娼妓的；那些设法制定法律，名义上反对贩卖妇女为娼，而实际上反对自愿的正当的夫妻之外的关系的；同那些指责妇女穿短裙用唇膏的；以及那些在海滨徘徊窥伺，意图发现游泳衣穿得太露体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会被人猜想，说他是迷恋于性的牺牲者。但实际上，他们也许比主张扩大性自由的作者更有这方面的毛病。严厉的道德多半是淫欲的反映；发表严厉道德意见的人多半是满肚子猥亵思想的人，这种人的思想之所以不端正，不单是因为他们思想的内容有性的成份，并且是因为道德的观念把他们的头脑弄得糊里糊涂，使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作清晰而健全的思考。在主张迷恋于性是一件坏事这一点上，我是十分赞成教会的；但什么是避免这坏事的最好方法，我却不能与教会苟同。圣安唐里迷恋于性，比古今任何极端纵欲好色的人都要厉害些，那是臭名昭著的；我恐怕得罪近世的人，所以不举他们作例子。性好像饮食，都是本能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责备爱吃和贪杯的人，是因为饮食本来在人生中占有相当正当的位置，而他们却行之过份，为了口福的关系，耗费了他们过份的思虑与情感。只要一个人按照常规地有益健康地享受合理的食品，我们是不会责备他的。刻苦修行的人的确是这样做的，他们曾经考虑过，人们应当将他的营养削减到适于生存的最低限度；但是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普遍了，我们用不着理会它。清教徒在下定决心要避免性的乐趣的时候，比起以前的人，的确有几分更觉悟到饮食的乐趣。有一位17世纪的清教主义的批评家说道：
你想享受欢乐的良宵愉快的饭餐吗？那你一定要和圣人同餐而和罪人同袅。
由此观之，清教徒想要压制人性中纯肉体的部分，也不见得成功，因为他们失之于性方面的，却收之于饮食上面了。在天主教看来，贪吃是七大罪恶之一；依但丁的判决，贪吃无厌的人应该打到地狱的下层；但是贪吃的罪名有些模糊，因为我们很难说出什么才是正当的饮食，怎样才算犯了贪吃的罪。是不是吃不滋养的东西就算坏呢？假如是的，则我们每吃一颗盐杏仁，就有冒犯一次罪过的危险。自然，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时兴了。贪吃的人，大家一见都知道；他虽然有点儿叫人看不起，但是我们不能严厉地斥责他，虽然贪吃的人现在没有受人斥责的危险，然而对那些从未感受过缺少食物的人来说，过分迷恋于食物的事是稀罕的。大多数的人吃完了一顿饭，就去想别的事去了，一直要到吃第二顿饭的时候为止。反过来呢，那些遵守苦行哲学的人，除了最低限度的饮食外，剥夺了自身一切的享受，于是筵宴的幻影，珍暖的美梦，把他团团包围住了。困陷在南极的探险家，食物缺乏得要吃鲸鱼的脂肪，于是天天计划着将来回到家里，要如何如何地在加尔登大饭店里痛吃一顿。
这些事实都表明，假如性不是一件迷人的东西，那么道德家们即应该用对待食物的应有的态度去对待它，而不应该用希腊柏伊德一带的隐士对待食物的态度去对待它。性是一种天然的需要，和饮食是一样的。诚然，人离开了性也能生存，而离开了饮食就不能够；但是，从心理的立场看来，性的欲望和饮食的欲望是完全类似的。性欲如果遭到抑制，它就会大大地亢进；性欲假如得到满足，它就会慢慢地平静。当性的欲望紧张的时候，它使人类心中不会念及世界上其他一切的事情，所有的兴趣都会暂时消退；那时的人们可能做出异常的动作来，做过后自己也会觉得有些癫狂。并且，像饮食一样，欲望因受到阻抑而特别兴奋。我知道许多儿童不吃早餐预备好的苹果，而直接跑到花园里去偷一些苹果，纵使早餐预备的苹果是成熟的，偷来的苹果是未成熟的。我不以为光景富裕的美国人的饮酒欲，比起20年前要强烈得多的这件事实，是可以否认的。同样的道理，基督教的教义和基督教的权威的确大大刺激了人们对于性方面的兴趣。首先抛开习俗的礼教的那一代人，对于新得的性的自由，肯定不免过度地沉溺滥用，其程度超过了我们对于某些人所预料的，那些人的性的观点，不论是积极的或者消极的，都没有受过迷信教育的影响。除了自由，没有东西可以防止人们过分地迷恋于性；但仅仅是自由，还不能得到这种效果，除非这自由成为习惯性的，而且和完善的性教育相联系。在这里，我要十分郑重地再次申明一下，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过分存有偏见是一种罪恶，而且这种罪恶在今日传播甚广，尤其是在美国，在那里，比较严厉的道德先生们对于他们认为是反对他们的人，很容易相信是虚伪的、错误的――这实在是足以表现他们心中对于性问题的偏见之深。贪吃的人、纵欲的人与禁欲修行的人，都是专注于自我的人，他们的眼界，一为他们自己的欲望所限制，或者只图欲望的满足，或者放弃人生的权利。一个身心都健康的男子，其兴趣必定不只在他自己身上；他将放眼观察世界，去寻找他认为值得注意的对象。有的人以为，把心思集中在自己自上，是不再出世的人的自然状况，这可错了。那种现象，往往是人们自然的冲动受了挫折而发生的一种病态；好色的人，虎视眈眈地充满满足性欲的念头，通常是某种丧失的结果，正如储存食物的人通常是一个经过一次大饥荒或者一个时期的窘迫的人。人的天然冲动假如受到挫折，则男女的生活都不能健全而达观；只有平衡发展一个快乐人生所必须的一切冲动，然后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并不是建议，人们不应该有关于性的道德和自制，恰如我并不主张取消关于饮食的道德和自制一样。关于饮食，我们有三种限制，即法律的限制、礼节的限制和健康的限制。我们要是偷东西吃，或是与人共餐而吃了超过我们本应当有的份量的，或者是胡吃乱吃以致生病的，大家都认为是错了。就性而论，同样的限制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性方面的限制复杂得多，而且需要更多的自制。况且，一个人既然不应该占有别人的所有物，那么在性方面，类似于偷窃的行为，不是私通，而是强奸，这显然要受到法律的禁止。卫生方面所发生的问题，差不多完全和花柳病有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娼妓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显然地，减少专门营业的娼妓，是医药之外对付这个社会恶疾的最好方法；近年来青年一天天地得到更大的自由，这种情形对于减少专业娼妓是最有效的。
一种完美的性道德，不能认为性只是一种自然的饥饿，只是一种或许会酿成危险的源泉。自然，这两种意见都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应该记得性和一些人类生活上最大的幸福是有关联的。似乎最重要的三种是：抒情的恋爱，婚姻中的幸福，和艺术。关于抒情的恋爱和婚姻，上面已经说过了。有的人以为，艺术与性没有关系；现在主张这种观点的入，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凡是一种艺术的创造，其情感在心理上都与求爱有关，这是很明显的；这种关系虽然不必一定是直接的。明显的，却是很深沉的。要使性的冲动达到艺术的表现，必须有许多条件。第一，那人必须要有艺术的才气；但是这种艺术的才气，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民族里，似乎也是一个时期普遍。一个时期又少有的；所以，我们可以万无一失地断定：环境（和天生的才能相反的）对于艺术冲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艺术冲动的发展，必定要有一种自由。这里所谓的自由并非奖酬艺术家的意思，乃是那种不逼迫或引诱艺术家变成没有高尚心志的俗人的自由。当裘力斯二世把米开朗基罗监禁起来的时候，他毫不干涉艺术家所需要的自由。裘力斯二世之所以监禁他，是因为他认为米氏是个重要的人物，凡是教皇以下阶层的人对米氏有丝毫的冒犯，他都不能容忍。但是，假如一个艺术家要向有钱的主顾或者都市的权贵叩头，不得不拿他的作品去将就他们的艺术格调，那他艺术的自由就丧失了。于是他假如怕社会上的责难或经济上的窘迫，而不得不过着一种事实上不能再忍受的婚姻生活，那他就丧失了艺术创造上所必需的精力了。凡是一个拘守着习俗上的德行的社会，都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那些曾经产生过伟大艺术的社会，都是由那些在美国爱达华州被认为应该被阉割的人组织成的。美国现在所有艺术的天才，多半是由欧洲输入的；在欧洲，艺术的自由尚有保存的，然而欧洲现在渐渐已经美国化，结果，所谓艺术的天才，大有必须求助于黑人之势。艺术最后的田园，似乎不在西藏的高原，就在非洲刚果河的上游。但是艺术的最后灭绝，是不能迟延多久的，因为美国目前对外国艺术家预备滥施的那种奖酬，将不可避免地致艺术于死地。过去的艺术是建筑在通俗基础上的，而这体通俗基础，全靠人生的欢乐才成立。人生的欢乐，又全赖性方面的出乎自然。性受抑制的地方，人生中剩下的只是工作；而为工作而工作的宣传，永远产生不出任何值得去做的工作。我不希望有人告诉我，某人对于美国每天（或者应当说每夜吧？）进行的性交数目作了统计，发现平均每人所行的至少与任何别的国家里一样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在的情形，我一点也不想否认这个说法。习俗的道德家们最危险的谬误之一，就是要把性的关系削减到仅仅的性动作，以便他们更好地加以攻击。凡是我所知道的文明人和野蛮人，从没有一个是仅仅凭着性动作而得到本能上的满足的。通常先有情感的冲动，然后才会引起性的动作；要想满足这种冲动，必定先要求爱，先要有爱情，先要有伴侣的情谊。没有这几样东西，肉体上的饥饿虽然可以暂时平息，精神上的饥饿却仍然不能减轻，这样是不能得到什么深长的满足的。艺术家所需要的自由，是自由去爱的自由，并不是去和不相识的妇女解决肉体需要的那种粗暴的自由；而自由去爱，尤其是习俗上的道德家所不承认的。假如世界已经美国化了之后，艺术还想复兴，则美国必须改变才行；美国的道德先生必须变得比较不道德，美国不道德的先生们必须变得比较道德些。总而言之，这两种人都应该认识：性关系中还有更高的价值，并且人生的愉快也许比一张银行存款单的价值更要高些。游历美国的人所最感痛苦的，无过于愉快的缺乏。美国的愉快是狂欢滥饮，只图一时的忘形，而非陶然的自我的表现。先前他们的祖父随着巴尔干或波兰乡村的管乐跳舞，现在他们整天地坐在办公桌旁边，坐在打字间和电话中间，重要是重要，却没有一点价值。一到晚上，他们就饮酒作乐，在喧嚣声中，自以为找着了快乐；其实，他们不过是藉卖身为奴的人的肉体，寻得一点疯狂的快感，聊以把以钱赚钱的生活作暂时的忘却而已。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凡是人生中最好的东西都与性有关系，这我自己也一点不相信。科学，无论是应用的或是理论的，我都不认为是与性相联系的；一些重要的社会上政治上的活动，与性也没有什么关连。有几种冲动，引起成人生活上复杂的欲望；这些冲动可以分成下列简单的几类，除了自图生存所必需的以外，权力、性和亲权这三件事，在我看来似乎是人类做大多数事情的原动力。三者之中，权力最先发生而最后完结。儿童既然没有什么权力，他就受着那个希望有更多的权力的欲望的支配。真的，他的大部分活动，是从这个欲望而发生的。儿童还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是虚荣心，即愿意受别人的称赞而畏惧别人的责备或者排挤，虚荣心使他成为一个社会动物，并且给他在社会内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德行。在理论上，虚荣心虽然是与性分开的；实际上，它却是与性紧密联系的一个因子。就我所知道的而论，权力与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对权力的爱――至少重要得和虚荣心一样――使儿童肯用功读书，使他们发达他们的肌肉。我认为，好奇的心理和知识的追求，应该是对权力的爱的一个分支。假如知识即权力，则喜欢知识也就是喜欢权力。所以，除了生物学和生理学那些学科外，科学必定是在性的情感区域以外的。因为胖烈特帝二世现在已不在人世，这个见解就不得不成为多少有几分是假定的。假使他仍活着，他必定会阉割一个著名的数学家和一个著名的作曲家，然后去观察个人工作所受的影响以断定上述的假设。在我看来，数学家必定不会因此而受任何影响，作曲家所受的影响却相当大。觉悟了知识的追求是人类本能中最有价值的成份之一，那么，很重要的活动范围，若是我们不错的话，是不受性的支配的。
权力也是大多数政治活动的动机。所谓政治活动，是指它的最广义的意义而言。我并不是说，一个大政治家不关心公众的福利；反之，我相信他是一个富有父母情感的人。但是，除非他也有极强烈的对权力的爱，他将不能支持下去作政治事业成功上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我认识许多高尚的社会服务家；但是，除非他们有很大的个人的野心，否则他们所努力的公益事业很难完成。林肯在某次危急的时候，向两个反对派的参议员谈话，开始和收尾都用了下面一句话：“我是美国的大总统，赋有伟大的权力。”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会感到几分的愉快，那是用不着怀疑的。一切的政治，无论为善为恶，都有两种重要的力量，即经济的动机和对权力的爱，若想用弗洛伊德主义来解释政治，在我看来，是一种错误。
假如我们以上说的话不错，则大多数的伟大人物，除了艺术家以外，其重要的活动都是与性无关的动机所促成的。一个人要想他的重要活动能够持久，次要活动能够普遍，则绝不可因为性而全不顾及他的情感和热情本性上的其余的事情。要想了解世界，并且想改造世界，这是进步的两大原动力；没有这两大原动力，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或者退步。人生的幸福太完美了，也许会使求知和改造的热情消退。当考伯登、约翰?布里特参加自由贸易竞争的时候，他的夫人新近去世，考伯登就以布里特曾经经历过这种悲伤为理由而作私人的请求。假如布里特没有这种悲伤，他也许就会减少他对别人的悲伤的同情心。许多人因为对这个真实的世界绝望了，就不得不作抽象的追求。对有充分魄力的人来说，痛苦可以是一种可贵的刺激，并且我也不否认，假如我们全体都十分快乐，我们就不会再努力去追求更多的快乐。但是我不能承认，因为痛苦也许产生良好的结果这个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们就给别人预备下痛苦使他尝受，而且认为这是人类职责的一部分。100次的痛苦中，有99次只是含有毁坏性质的。至于那1％呢，最好还是听凭肉体应该有的那种自然的感觉去安排。人生只要有死，就会有悲伤，而只要人生已经有了悲伤，尽管有少数很难得的有志之土知道如何去转变它，但人类的职责，却不应该是再进一步去增加悲伤的份量了。第二十一章结论
由以上各章的讨论，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有的是历史方面的，有的是道德方面的。从历史方面说，我们发现，性道德，就现在文明国家所存在的而论，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源泉而来的：一方面是希望确定父亲的资格，另一方面是禁欲主义者的信仰――他们相信，除了为传种所必须的而外，性总是不好的。基督教未产生以前时代的道德，以及远东各地一直到现在的道德，都只有第一个根源，印度和波斯算是例外，因为禁欲主义似乎是以这两个国家为中心而传播开来的。有些野蛮民族，男人连对于生育所负的责任都不知道，他们自然没有想到要确定父亲血统的关系。他们中男性的妒嫉心虽然使女性的放任受到相当的限制，但是比起古代早期的父系社会，他们的妇女大概要自由多了。在过渡时期中，显然经过激烈的冲突，而限制妇女的自由，在热心做自己儿女的父亲的男子看来，一定认为是必要的。在这个时期中，性道德只是为妇女而设。男子仅仅不可以与已婚的妇女通好，此外他是自由的。
自从有基督教以来，又增添了避免罪恶的新动机，于是道德的标准在理论上，男女是一致的）不过在实际上，因为有不能对男子实行的难处，而每每对于男子的不遵守要比对于女子的不遵守宽容得多。早期的性道德有明显的生物学上的目的，即要保证儿童幼年的时候应该受到双亲的保护，而不是只得到父亲或者一个人的保护，这个目的，在基督教的理论上是看不见了，虽然它在基督教的实践上仍然存在着。
在最近的现代，已经有了种种迹象，表明基督教和基督教以前两部分的性道德，都正在发生变化。基督教的部分，因为正教信奉的没落，以及甚至那些仍旧信仰基督教的人的热诚日见冷淡，于是不再坚持以前它所坚持的。本世纪出生的男女，纵使他们的潜意识容易保存旧态度，但就大多数而论，不会有意识地相信私通的本身是种罪恶。至于基督教以前的性道德中的要素，已经因为一个因素而有所改变，而且还有一个因素正在改变它。第一个因素是避孕方法；避孕方法正在使性交逐渐可能地不怀孕，因此使未婚女子能够完全避孕生儿女，使已婚妇女能够只生她丈夫的儿女；在这两种情形内，都找不出有保守贞操的必要。这个方法尚不完善，因为避孕方法尚不十分可靠；不过，人fll可以猜想，不久之后，避孕方法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到那时，不必禁止妇女有婚外的性交，也可以确定父子血统的关系。有人会说，那时妇女将能在这一点上欺骗丈夫；但是，根本自古以来妇女就能欺骗丈夫的，并且这个欺骗的动机，在问题仅仅是谁做父亲的时候，比起在问题是能否和她热恋的男子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其力量的确要薄弱得多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那时候关于父子血统关系上的欺骗虽然偶尔也会发生，但比起从前通好上的欺骗，终究要少些。并且，丈夫的妒嫉心应该随着新的习俗而适应新的情形，他只应该在妻子提议要选择某一个别人做他们的儿女的父亲的时候，才产生妒嫉心理，这也绝不是不可能的事。在东方，男子常常宽容太监悻违礼法的自由，这是大多数欧洲的丈夫所愤怒的。东方人之所以能宽容这类自由，是因为太监并不能混淆父子的血统。以此类推，则关于用避孕方法连带发生的越轨行为，将来也可以博得人们对它同样的宽容。
所以，两亲制的家庭将来也许依旧可以存在，不必一定要像先前那样严格地要求妇女的贞操。至于性道德变化中的第二个因素，则容易发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第二个因素，就是国家逐渐干预儿童的抚养和教育。就目前而论，这个因素所影响的，主要是劳工阶级；不过，他们毕竟占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劳工阶级里现在正在发生的那种国家替代父亲的现象，最后大概会普及到全人类。在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家庭，父亲的职责自来是保护和抚育儿女；但是，在文明社会里，保护这一层已由警察负责，至于抚养，不论如何，就比较贫穷些的人而论，似乎将完全由国家承担。假如事实果然如此，则父亲将不再有什么明显的用处。关于母亲方面，有两种可能性。她也许把自己的儿女交给公共机构代管，自己继续做她平常的工作，或者她可以――如果法律如此决定――领取国家的报酬去照顾她的尚在幼稚时期的孩子。如果采取后一种办法，传统的道德或许可以籍以支持一时，因为国家对于无德行的妇女，可以取消她的报酬。不过，如果她被取消了她的报酬，除非她去工作，她将无力抚养她的儿女，因此，她又得把她的儿女托付给某一个公共机构看管。所以，经济力量的作用或许可以将贫穷父亲照管儿女的职权废除，甚至于可以将贫穷母亲的职权的一大部分也取消。假如事情果真如此，则传统道德的一切传统理由都将消除；人们将不得不寻找一些新的理由去成立一个新的道德。
家庭的打破如果实现，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父亲母亲的爱，对于子女是很重要的；而照管儿童的公共机构如果大规模地存在，则它对待儿童必定是极端官样的，而且不免粗暴。当不同的家庭环境的不同影响全被铲除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可怕的划一现象。并且，除非预先成立一个国际的政府，各国都将以一种恶毒的爱国心教育儿童，这样一来，这些儿童长大的时候，多半会互相残杀。国际政府之所以需要，还有一层是关于人口的问题，因为要是没有国际的政府，国家主义者总想鼓励人口的增加，直至超过适当的数目；将来医药卫生越来越进步，则处置过剩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了。
当社会学上的问题每每困难而复杂的时候，个人的问题，在我看来，却十分简单。那个性中有罪恶的成份的学说，对于个人的品格，为害不可胜言，从很早的婴孩时期到一生，无不受其影响。习俗的道德因为检借了性爱，于是连带地把所有其他各种善良的情感也监禁了，使得人类更不慷慨些，更不亲善些，更加困执些，更加残酷些。无论人们最后接受的是什么性道德，它总得解脱迷信，总得有能令大众承认的可以证明的赞成它的理由。性是不能废弃道德的，正如商业、运动、科学上的研究或者任何别的人类活动不能废弃道德一样。不过，假如那道德基于古代的禁忌，这种禁忌是完全和我们不同的社会里那些未曾受过教育的人民提出来的，那么，对于这种道德我们尽可以解脱。在性方面，与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一样，我们的道德依然受着恐惧的支配，这类恐惧经过现代种种的发现，已证实其不合理性了；然而人们的心理仍旧不能适应那些发现，结果，从那么多发现而产生的利益也就大大地丧失了。
从旧制度过渡到新制度，的确有它本身的困难，正如一切的过渡都有难处一样。举凡主张改良一种道德的人，有如苏格拉底，总会被人诉以败坏青年的罪名，这个罪名并不见得常常都是全无根据的，即使在那个时期，假如完全采纳了他们宣传的新道德，实际上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远胜于他们要去设法补救的！日道德。凡是知道东方信奉回教的情形的人都说，那些不再以为每天褥告五次是必须的人，也不会尊重别的我们认为更重要的道德条规。建议改变性道德的人，尤其容易这样地被人误会；我自己也知道我说了许多有些读者或许会误解的话。
新道德区别于传统的清教徒主义的道德所根据的一大原则是：我fll相信，与其挫折本能，不如训练本能。这个观点用这种概括的字眼表示出来，是在现代的男女中能获得普遍接受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必须自小就依照这个原则实行，并且对于其中的含义必须完全了解，这个观点才能发生十足的效力。假如童年时的本能没有好好训练，反遭挫折，结局可以是，在此后一生中，本能都难免要受相当的挫折，因为早年挫折的影响，它将表现出极其不好的样子来。我所主张的道德，并不只是对成人或年轻人说：“依着你的冲动，做你喜欢的事。”人生必须有一贯性，必须向着最后的目的连续不断地努力，这目的也许现在并没有利益，并且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是弓队入胜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别人的福利，并且必须有正义的标准。但我不以为自制本身是一个目的；我希望我们的制度和我们道德上的习俗，把自制的需要减到最低限度，而不要订到最高的限度。自制的用处，是和火车上制动器的用处相似的。当你发现你走上错误方向的时候，自制才有用处；但是当你走的路是对的时候，自制只有害处。没有人会主张火车应该常用制动器向前走的，而艰难的自制习惯对那些对于有用的活动、有利的精力，的确是给了很类似的有害影响。自制能使这些精力的大部分浪费在内心的冲突上而不应用在外部的活动上；因此它就常常令人可惜，纵使有时是必要的。
人生所必需的自制，究竟要到什么程度，这全看早年处置本能的方法而定。儿童所具有的本能，可以引导他做有用的活动，也可以做有害的活动，恰如火车头的蒸汽可以把火车带到目的地，也可以把它引入岔路，发生意外而撞碎了。教育的作用，是引导本能向发生有益的活动而不发生有害的活动的方向发展。假如幼年教育充分地做到了这个工作，则男女通常就能度着有用的生活，除了在少数罕有的危机的时候，通常都不需要严厉的自制。反之，假如早年的教育对于本能只是阻挫，那么，此后一生中由本能冲动而发生的行为，一部分必将有害于社会，于是不得不连续不断地用自制的方法来限制他了。
这些概括的讨论，对于性的冲动特别适用，因为性冲动的力量强大，并且因为传统的道德对于性冲动特别注意。大多数传统的道德家似乎以为，如果我们对性冲动不加以严厉的阻止，则它fll必将变得庸俗，越轨，而且粗暴。我相信这个观点是从观察好些人而得到的，他们早年受的禁忌很多，以后又想对这些禁忌置之不理。但对这类人来说，纵使早年的禁忌现在不能绝对地控制他们的行为，这些禁忌还是在他们内心发挥作用的。所谓良心，即幼时不加思索并且多少有几分无意识地接受的教训，这种接受使得人们已经长大了的时候，依然觉得任何只要习俗上所禁止的事都是错的，并且这种感觉可以经久不衰，纵使理智上的信念与之相反。结果，我们人格的本身发生了分裂，本能和理性不再携手前进，本能变得无关重要，理智变得软弱无力。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能发现种种程度不同的对习俗上的教训的反叛，其中最普遍的是这种人的反抗：他在理智方面承认早年所学的那种道德的伦理学上的真理，但多少带有几分不真实的抱歉态度，自认他没有充分的毅力遵照这种道德行动。对于这样的人，实在无话可说。他最好能改变他的行为，或者改变他的信仰，使两者能够互相符合。次之就是那种人，他的自觉的理性否认许多他在孩提时代所学到的教训，但是他的潜意识中依旧整个地接受昔日所学到的东西。这种人要是感受到任何强烈的情绪，尤其是在恐怖情绪的压力之下，会陡然改变他的行为的方针。一场重病或一次地震会使得他进行忏悔，此时的信仰重新涌将上来，使得他放弃他理智上所坚信的东西。即使在平时，他的行为也受很多禁忌，这种顾虑的心理也许是不好的。禁忌不能使他不做传统道德所痛骂的行为，但会使他做这种行为的时候不是畅所欲为，于是就这样地消除了他行为中一些有价值的成份了。所以，用新道德的条规代替旧道德的条规，绝不能令人完全满意，除非用整个的身心去接受这新道德，而不是只用我们有意识的思想这一层面去接纳它。这在大多数的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自小就受着旧道德的熏陶。所以，除非幼时就实行新道德的教育，要想对一种新道德作公平的判断，是做不到的。
性道德要从几种普遍的原则中产生出来，关于这几种普遍的原则，或许有很大范围的一致意见，纵使关于由这几种普遍原则而推论出来的结果，意见是不一致的。第一件必须做到的事是，男女间应该有充分的、深送的、真正的爱情，这种爱情包涵着双方整个的人格，从而产生一种融洽的情景，使得双方的人生都更丰富，更充实。第二件重要的事是，儿童身体和心理两方面，都应该充分地照顾周到。这两个原则本身都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不过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则，我才主张要改变习俗上的礼教。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男女不能照着如果他们早年不曾为大人的禁令所包围的那种样子尽情地、慷慨地去谈婚姻上的恋爱。他们或者缺乏必需的经验，或者从密秘并且不好的方法中获得那种经验。况且，道德家们既然对于妒嫉心是认可的，他们就以为彼此互相处在监禁的地位是对的。夫妻彼此相爱，圆满得没有一方想做不忠实的事，那当然是很好的；不过不忠实的行为如果发生就认为非常可怕，这是不好的，做到不许和异性有一切的友谊，也是不好的。美好的人生不能建筑在恐惧、禁忌和彼此干涉自由上。没有恐惧、禁忌和互相干涉自由而做到行为忠贞，那是好的，但假如需要这一切才能达到忠贞的目的，那么代价未免太大了，倒不如彼此对于偶尔不检点的地方稍为宽容一点。毫无疑问，彼此存有妒嫉‘心，即使在肉体上保持忠贞，但它每每使得婚姻的结果，比起如果更能相信有最后深厚和永久爱情力量的婚姻的结果，有着更多的不幸。
许多自以为有德行的人，关于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都不能像我以为是对的那种样子去处理。在现行双亲制的家庭情形之下，一经有了儿女，缔结婚姻的双方的义务就是尽他们的力量做各种各样保存和谐关系的事，纵使需要相当的自制，也是应该的。但是，这里所谓的自制，并不仅仅指习俗上的道德家们骗人的抑制各种不忠贞的冲动；控制妒嫉心、坏碑气、专制等等的冲动，也是同等重要的。父母之间激烈的口角，无疑的是引起儿童神经失常的主要原因；所以，凡是能够防止这种口角的事，夫妻都应该做到。同时，假如夫妻一方或双方缺乏自制工夫，不能使不和睦的事实不令子女知道，那么，解散婚姻或许更好些。从儿童的立场看来，婚姻的解散绝不一定是可能的最坏的事；真的，它的坏处，的确没有目睹大声吵闹、彼此狂骂、甚至互相动武的那般厉害，在不良的家庭内，许多儿童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的。
我们决不可以揣测，以为头脑清醒的提倡更多自由的人所希望的那种事，可以立即完成。那些在旧式严厉的道德格言下长大的成人甚至青少年，是不能无依无助地自己醒悟一切道德家丢下给他们去做的那些坏冲动的。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阶段，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又将依照他们从前受教育的坏办法，对他们的儿女如法炮制。不过这也只是一个阶段而已。明哲的自由必须从小就学起，否则以后能够学到的自由只是一种轻浮的表面的自由，不是整个人格的自由。在那种情形之下，随便一点冲动就可以使我们的行为已经过度，而精神依然处在检桔之中。从最初即受了正当训练的本能，比起加尔文①的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信念所激成的那种教育，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不过假如早年训练本能的教育恶劣，则要想消除它在以后一生中所发生的影响，非常困难。心理分析所赐给这个世界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它发现了儿童早年所受的禁忌和威吓的恶劣影响，要想解除这种影响，也许需要心理分析治疗上的一切时间和技术。这件事，不但在那些受了人人看得出的伤害的显然有神经病的人是真的，就在大多数外表平常的人也是真的。我相信，幼年曾受过习俗教育长大的人，十有八九对于婚姻和性，总有些不能抱端正清醒的态度。我所认为是最好的那种态度和行为，在那一类人已属不可能了；那么，所能做得到的最好的，是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并且劝说他们，使他们不再使用自己所受的那种同样的股害方法去找害他们的子女。
我所想要宣传的学说，不是一种纵欲的学说。我的学说中所需要的自制，和习俗的学说中所需要的自制差不多是相等的。但是自制的应用，在限制自己干涉他人自由上，比起在限制自己的自由上还要多些。假如是从小就有正当的教育，尊重他人的人格和自由，或许比较容易些，我想这是可以希望的事；但对已经教养成相信假借德行的名义有干涉他人的行动的权利的人来说，那就无疑地很难抛弃这种正中下怀的责难别人的习气，或者根本做不到。但是不可以就此推断，以为那些从最初就受了更少拘谏的道德教育的人也是不能做到的。良好婚姻的要点在于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加之以身体、心智、精神各方面深切的亲密，使男女间真正的爱情成为人类一切经验中最丰富的。这种爱情，有如世界上一切伟大的珍贵的东西一样，必须有它自己的道德，并且常常要为较重大的而牺牲较微小的；不过这种牺牲必须出干自愿，因为假如不是这样，那就毁了为爱情而建筑的那个真正的爱情基础。
幸福之路
前言
世界上一定有许多类似本书作者的父母，渴望尽自己的所能去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不愿意让孩子接受当前大多数教育机构的错误教导。仅就个人而言，他们遇到的问题是无论怎么努力也解决不了的。当然，在家里雇佣一个女家庭教师也能将孩子带大，但这样会使孩子失去与生俱来的渴望同伴的兴趣，没有它，教育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也就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孩子让人感到“古怪”或者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那将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这种由于父母错误教育而引起的感觉，完全可以引起对父母的怨恨，并使孩子们热爱那些家长所不喜欢的东西。考虑到这一点，尽职尽责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那些他们已经发现存在严重缺陷的学校去。没有别的学校让这些家长感到满意，或者即使有，也离他们很远。于是，不仅仅为了社会的利益，更为了孩子的利益，他们发出了教育改革的呼吁。对富有的家长来说，解决这个私人问题并不需要所有的学校都好，只要有一些好学校离之不远就行了。但工薪阶层的家长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因此我们只有进行教育改革。而一些改革既会有一部分家长赞同，也必然会有一些家长反对，这就需要进行大量宣传，但所宣传的教育改革是否有效只有等赞成改革者的孩子们长大以后才能得以证明。这样，本来是基于对孩子的爱，但我们却一步一步地迈进了政治和哲学这些内容极广泛的领域。
在以下文章里，我希望尽可能远离上述领域。我所想说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完全出自我的观点――它们被认为是当代争论的焦点，但也不是与之毫无关系。我们对孩子未来的期望以及对人类性格所抱的理想决定了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例如，一个和平主义者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被教育成一个军事家，而共产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的教育观也会大不相同。再比如，在认为教育就是灌输某种信仰和认为它是使人具有独立判断力的人之间是不会有相同看法的。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与教育有关的问题。现代大量的心理学知识和教学法知识与以上和政治、哲学相联的根本性问题并无关系，但与教育却密切相联。尽管这些知识成效卓著，但要想将其完全吸收、消化，仍需进行大量的、仔细的研究。它们在生命的头五年尤其重要，比原来认为的要大得多。这样，家长教育的重要性也得到相应提高。我在本文中将尽可能回避有争议的话题。辩论性文章在某些领域也许是必需的，但家长们却只有对后代的利益的关心和渴望，它们与现代教育理论相结合就足以解决许多对孩子进行教育时出现的问题。我将谈到的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面临的困惑，因他既不遥远也不会有很强的理论性。我希望或许能帮助一些家长解决所面临的困惑，不管是以赞成还是反对我的看法的方式。家长的意见尤其重要，尽管他们没有专家那么多的知识，但有时还是专家们的老师。我深信，如果家长强烈地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他们自己完全可以像教师一样教育他。在下面的文章里，我想首先谈谈教育的目的，即对未受任何训练的孩子进行教育所产生的符合我们希望的个人类型和社会类型。我没有涉及人类通过优生学或其他自然或人工过程在养育孩子上取得的进步，因为它基本上与教育问题无关。但我很重视现代心理学的一些新发现，它们表明：人的性格很大程度上由早期教育而不是由热心的学校教育家所决定。我将性格教育和知识教育区别开来，后者严格来说应称为传授。这种区分虽不很重要但很有用。学生在接受传授知识之前应具备某些品质，而要想成功地具备这些重要品质又需要很多知识。在这里，为了便于讨论，我将传授放在性格教育的范畴以外，我首先将谈到性格教育，它在早期教育中尤为重要，当然成年期教育也不应被忽视。接下来我将谈到性教育这个重要问题。最后，我将谈到智力教育，从读写第一课到大学最后一课的目标、课程、可能性等。当然，人们从生活和自然界中也会受到教育，这一点虽不在我所研究的范围之内，但我还是想提一下，那就是使人们从经验中学到东西也是早期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一部教育理想
第一章现代教育理论的基本原理
19世纪以前，有两个伟大的教育理论改革家，他们是洛克和卢梭。因为他们都摒弃了当时很流行的错误观点，所以名气很大。但他俩谁都不如现代教育家那样超越传统的束缚。例如，他们的思想都有民主和解放的倾向，但所谈到的却仅限于贵族教育，而这需要花费一个人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具有现代教育观点的人都会对这种教育不屑一顾，不管它能产生多么好的效果。因为为了一个孩子花费另一个成人的毕生精力是不合算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教育只适于特权阶级，在现代平等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现代人可能在实践中总想为孩子找到一些有益的东西，但并没想到那些只有通过教育方法才能解决的理论性问题。这些教育方法适应所有的孩子，或者说，适应那些有一定理解力的孩子。我无意说富人不应再有在现代社会里应面向所有孩子的教育机会。这样做不过是牺牲文明来换取公平。我想说的是：未来的理想的教育系统应能够给予每一个孩子充分发展自己的机会。这种理想的教育系统尽管不能立即实现，但必须民主。我想大家对这一点都能认同。我自己则是一贯坚持民主教育的。尽管我认为教育应面向大众，但如果有人有更好的机会和能力接受更高的教育，那也无需让他再去接受大众教育。以上这种狭义的民主原则甚至在洛克和卢梭的文章里也没出现过。尽管后者并不赞成贵族教育，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赞成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民主和教育问题上，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一味强调水平相同是十分有害的。一些孩子比同龄人更聪明，就应从更好的教育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一些教师受过更好的训练或者天生具有更好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教所有的孩子。即使所有的人都希望受到最好的教育――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这在目前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民主原则如没运用好，就会得出以下结论：谁都不应受到最好的教育。这种观点如被采用，将对社会进步是一致命打击，并将使当前的大众教育水平没有必要地后退一百年。现在我们并不是要以牺牲进步来换取机械的平等，而应一步一步地向民主教育靠近，尽可能不去破坏那些与社会不平等有关的但是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如果一种教育方法不能成为普遍的、面向大众的，我们就不能认为它是一种好的方法。富人的孩子除了母亲之外，还有保姆或者家庭教师的照顾，有时家中的仆人也来帮忙，这么多的关心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可能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它会把孩子培养成为社会不需要的寄生虫，他们究竟能获得些什么知识呢！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如先天智力缺陷或者是天才，正直的人不会要求给少数富人特殊的照顾。目前，一些明智的家长可能会选择不太普及的教育孩子的方法，从实验的角度也该让家长们有尝试新教育方法的机会。一旦发现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应加以推广。好的教育方法决不应该在本质上只限于少数特权阶级。值得庆幸的是，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精华都有着民主性的来源。例如蒙特梭利①女士是从贫民区的幼儿园开始起步的。较高层次的教育为特殊的孩子提供特殊的机会是必要的，此外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去大众教育的机会。
现在，在教育中有另外一种与民主相联系的倾向很值得讨论，那就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实用还是为了装饰。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的理论晔一书尖锐地将装饰性与贵族统治相联系，但只有教育这方面的内容与我们相关。对男孩子的教育总是围绕着“古典”和“现代”的争论进行；对女孩子的教育也有将之培养成“淑女”型和“自食其力”型的争论。整个妇女教育系统已经被男女平等的渴望歪曲，有人希望女孩能接受与男孩一模～样的教育，即使这种教育没什么好处，一些人忙于把教给男孩的知识传授给同班的女孩而不管它是否对女孩有用，同时他们强烈反对为将来作母亲而进行的专门训练。尽管“淑女”的理想形象已明显衰落，这些不同意见仍使妇女教育变得很模糊，为不致引起混乱，我将只谈谈男性教育。
许多产生其他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决定于我们当前谈到的问题。男孩子应主要学习古典学科还是现代科学？要想回答应考虑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就认为古典学科是装饰性的而现代科学是实用性的。教育是否应尽快地培养学生学会谋生？这又涉及实用性和装饰性的问题，尽管不十分明显。是应该教会孩子发育正确、举止优雅，还是应将这些仅看作贵族统治的遗物？艺术鉴赏是否只是艺术家的事？教学中拼字与发音是否应相似？这些问题和其它争论在～定程度上都产生于实用性和装饰性的争论。
然而，我认为整个争论只是在空谈而已。一旦确定具体的条件，争论便不复存在。如果我们广义地解释“实用性”而狭义地解释“装饰性”，那么有一边会胜利，反过来则另一边会失败。最广泛和正确的解释是：一项活动能产生好的结果便是“实用”。这些结果不仅仅是“有用”还含有“好”的意思。否则我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义。我们不能说实用性的活动就是产生实用效果的活动。有的时候，在我们称之为“好”的最后结果出来之前，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结果。“犁”是有用的是因为它能耕地，能使种子得以播种；播种是有用的因为能生长出稻谷，稻谷有用因为能生产出面包，面包有用是因为它能维持人的生命。但生命必须有其内在价值，如果生命只是作为活着的～种手段，它将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根据环境不同，生命有好坏之分。只有当它成为过幸福生活的手段时，才具有实用性。我们必须超越一连串的事物，而发现最终与之相联的事物。否则的话，这一连串事物的任何一环都没有实用价值。如果我们这样给“实用性”下定义的话，就没有人会怀疑教育的实用性了。教育当然具有实用价值，因为教育过程是通往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某些宣传教育事业的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极力主张教育的结果应是有用的。简单说，他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懂得如何制造机器的人。如果问机器有什么用处，他们会肯定地回答机器能产生生活必需品如农。食、住等等。这样我们会发现他们往往把教育的内在价值和人的生理需要相联系。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实用”对他来说只是满足身体的渴望和需要。身体的需要是首位的。在许多人忍饥挨饿的地方，持这种观点的人会和政治家一样正确。但如果把这种观点当作一门重要哲学加以宣扬那就大错特错了。
对争论的另一方也应进行同样的分析。将“实用性”的对立面称为“装饰性”也就为倡导实用的人的观点做了一点说明。因为“装饰性”往往或多或少地被认为不那么重要。表示性质的形容词“装饰性”修饰传统的概念“绅士”和“淑女”非常恰当。18世纪的绅士们语调优雅，衣着时髦，遵守礼节。他们在适当的场合不时引用古希腊的文学，也知道在维护自己的名声的时候不惜决斗。快门而切里有这么一个人：
拿着雕有摇滚的鼻烟盒，拄着刻有祥云的拐杖，举止高雅，气宇轩昂。
他所受的教育就属于狭义上的装饰性教育，现代没有人有那么多钱去享受。旧时的“装饰性”教育的理想是贵族化的。因为它的前提是有很多钱且无需工作。历史上的淑女和绅士们风度翩翩，有关他们的传说及其乡下别墅给我们带来愉快的感受。我们不可能给予我们的后代以同样的感觉。但这种优美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见得就是重要的。他们只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的产品。现在没有人会倡导这种狭隘意义上的装饰性教育。
但这些并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真正的问题是：在教育过程中，我们是教给学生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还是教给学生具有内在价值的精神财富？“1英尺等于12英寸，1码等于3英尺”这些知识都有用，但并没有内在价值。对使用米制的人来说，懂得这些没有用。另一方面，欣赏《哈姆雷特》在现实生活中并无用处，除非是在某人要杀死亲叔叔的极少数情况下。但它却使人在精神上感到充实，没有这些他会感到遗憾。它还可使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优秀。主张实用性不是教育唯一目的的人赞成后一种知识。
在实用教育倡导者和他的对手的争论中似乎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贵族教育和民主教育的争论，前者认为：特权阶层的教育是愉快地享受闲暇，次等阶层的教育是用劳动为他们服务。民主教育与此相反的观点有点迷惑人：他们既反对贵族教育的那些没有用的知识，又认为劳动者的教育不应仅仅限于实用。在公共学校当中，我们会发现民主教育既反对旧式的古典教育，又要求劳动者应有机会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这种态度尽管在理论上不太清楚，但在实践中却切实可行。倡导民主教育的人并不希望社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实用性的，另一部分是装饰性的。他们只希望当前的有闲阶级知道更多的实用知识，而劳动者了解更多的精神财富。但是民主本身并不能决定究竟哪一种成分更多一点或更少一点。
第二个问题产生于致力于物质生产和热心于精神享受的人之间。如果有什么魔法把现代富裕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带到伊丽莎白时代，他们可能都会希望能够回到现在。在莎士比亚、雷利、西德尼的时代，高雅的音乐和优美的健筑。并不能完全取代现代社会的浴室、香茶、咖啡、汽车及其他物质享受，除了一些受传统影响的人外，大多数人都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生产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他们可能赞成医学和卫生学教育，但对文学、艺术、哲学等没有丝毫的热情。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反对设立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课程的主要力量。
以精神食粮要比纯粹的物质食粮更有价值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相抗衡是不够的。这个观点虽然正确但不足以说明全部，尽管物质产品没有太高的价值，但物质缺乏造成的不幸会远远大干精神上的愉悦。饥饿、疾病以及对它们的恐惧使很多人的生命如此卑微。因为人们深知它们的后果。大多数鸟儿死于饥饿，但只要有食物它们就会很高兴，因为它们不考虑未来。而刚刚熬过饥荒的农民的心头却总是蔡绕着回忆和恐惧。
人们宁愿为一点微薄的工资拼命苦干也不愿去死，动物愿意以死亡的代价来换取片刻的欢乐。过去人们能忍受没有欢乐的生活是因为不管怎么说生活都很简单。由于工业革命及其影响，终于可能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每人都有机会享受欢乐的世界。生理上的不幸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通过科学手段和组织机构可以让所有人有吃有住，尽管不是太好，但足以使人们不再有太大痛苦；人类战胜疾病已成为可能，慢性疾病也大大减少；食物的增长已经大于人口的增长；暴力、镇压、战争给人类的心灵投下恐怖的阴影，但现在也已大大减少……这些成果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也就不再反对产生这些价值的教育。其中，应用科学起着最主要的作用。没有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就无法形成这个崭新的世界。但没有拉丁文和希腊文、但丁和莎士比亚、巴赫和莫扎特，我们仍能拥有它。这就是赞成实用主义教育者的论据。我已多次强调过这些，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人们不知道闲暇和健康的价值，拥有这些又有什么用？人类不断进行斗争，包括同物质上的灾难进行斗争，但并不能因此就不再爱好和平。在同各种灾难进行斗争的同时，人类不能丢掉精神文明的精华。
这就引出了争论中的第三个问题：只有不实用的知识才有内在价值吗？所有有内在价值的东西都不实用吗？拿我来说，青年时期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现在我认为这些时间全被浪费了。在我以后生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古典知识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像99％的学习拉丁语的人～样，我从来没达到以读它为乐的熟练程度，我只知道像“Suppllex”的所有格等知识，这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而它于我的实用价值，也就在于提供一个例子。另一方面，我所掌握的数学及科学知识，不仅有很大的实用性，也有很大的内在价值。如它能提供思考的课题，还可以充当真理的试金石。当然，这些只是个人的感受。但我敢肯定，现代人中能从古典科目中获益的也只是少数人而已，法国、德国也拥有有价值的文学，它们的语言容易学并且在很多方面很实用，因此与拉丁文、希腊文不同，它们的情况要好得多。我认为除了特殊教育外，教授这些知识无需在一些专门领域如语法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并不是认为它们不重要。人类的知识在不断增长，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当需要某些革新时，每一代人都会调整自己的教育方法。我们应通过折衷以求得平衡。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成分应该保留，但必须进行简化好为其他成分腾出空间。因为没有它们，也就不可能有由科学而产生的新世界。
我并不认为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成分没有实用学科成分重要。要想充分发展想象力，了解一些关于文学、历史、音乐。绘画和建筑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而只有通过想象，人们才知道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想象力，“进步”只能是机械的和微不足道的。但是科学同样能促进想象。当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天文学、地理学在这方面起的作用要比美国、法国和德国文学大。因为我对后者一点不感兴趣，只是被迫读了一些著作。当然这会因人而异。一个男孩或女孩会从一种知识中得到启发和刺激，也可能从另一种知识得到另一种刺激，我认为当掌握一门课程必须掌握很难的技术时，除非是需要训练一些专家，否则的话还是学实用性课程好。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什么现代语言的文学，现在却有大量的伟大文学。这样，古希腊传统的价值大多都可以传播给并不懂希腊文的人；至于拉丁大的传统，其价值并不怎么重要。因此，在教育中，对于一般的。没有什么特殊才能的孩子，我可以不通过大量的学习就可以传授～些人文学科的知识，以后几年的教育比较难，我就只教数学和科学知识。但对在某一方面有特殊的爱好和才能的孩子，我会另加对待。要避免形成僵化不变的规则。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到应传授给孩子的各类知识。我们所谈到的问题有的与教学方法有关，有的与道德教育有关，有的与性格培养有关。我们不再涉及到政治学，而涉及到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知识。。动理学直到不久以前还只是一门学术性的学科，实用价值很小。现在已经不同了。比如我们知道有工业心理学、医疗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所有这些都有很大的实用意义。我们希望并预计心理学对我们机构的影响在不远的将来还会大大增加，在任何情形下，它对教育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和有用的。
下面让我们首先来讨论“纪律”这个问题。传统的纪律很简单，往往就是命令孩子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或不要做喜欢的事。如果孩子不从，就会受体罚甚至隔离拘禁，只给水和面包。例如，在《费尔柴德的家庭》中，有一章说到小亨利怎样学习丁文。他被告知只有掌握这门语言，他才能成为一名公务员。但这个小男孩没有像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全神贯注地钻进去，于是被关进了小阁楼，只给水和面包并不准和姐妹们说话。同时还告诉他的姐妹们说他不配受到尊重，大家都不要理他。然而有一个姐姐还是给拿了点吃的。男仆告发后，她也受到了惩罚。关了一段时间后，这个男孩开始喜欢拉丁文，从此勤奋学习。同样，契河夫有一个故事也谈到他叔叔怎样教小猫捉老鼠。他在小猫所在的屋里放了一只老鼠，而这时小猫的捕猎本能还未形成，因此对老鼠不感兴趣，结果挨了打。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第四天……房后，这位叔叔认定这是一只策猫且不可教也。但后来情况却不一样了。所有的老鼠一见这只猫就吓得冷汗直淌、落荒而逃。“如同这只猫一样，”契河夫最后说，“我很荣幸也由叔叔教我开始学拉丁文。”这两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旧时的纪律及现代人的反叛。
但是现代教育家并不是完全抛开纪律，而是通过新的教学方法来实行它。在这方面，如果不了解新的教学方法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想法。我曾一直以为蒙特梭利女士根本不需要纪律，同时也奇怪她是怎样把一屋子小孩组织起来的。读了她的有关教育方法的报告后，我才知道纪律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可能没有纪律。每天上午我都把最小的儿子送到一所蒙台梭利办的学校去。我发现他很快成为一个纪律性很强的人，乖乖地遵守学校的各项规则，并且他并没有感到外在压力。因为这些规则像游戏中的规则一样，遵守它们也就好像做游戏一样快乐。以前的观点认为：孩子不可能自己愿意去学，只因为害怕才被迫去学，现在我们才明白这完全是由于不懂教学法的原因。如果我们把要学的东西如读、写等划成合适的阶段，每个阶段对一般的孩子来说都是可以高高兴兴地接受的。当孩子们在高兴地干他们喜欢的事情时，当然不需要外在纪律了。有一些简单的规则，如不准打扰别的孩子，不准同时占有几件玩具等，合情合理，遵守起来也很容易。同时，孩子的自制力也有所提高，良好的自制力又可以形成良好的习惯并能使愿望变成现实。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自觉抵制某些冲动而获得一些重要的进步是完全值得的。每个人都知道在游戏中很容易形成这种自制力，但投入会想到在有兴趣的学习过程中也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已经成为可能。而且不仅在幼儿时期，在个人成长的每一阶段都将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些很容易。教学方法的发现需要天才，但将它们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的老师共不见得一定是天才。他们只要掌握正确的训练方法，再加上很常见的同情心和耐心就足够了。基本概念很简单：好的纪律不是有外在压力，而是能使人养成一种心理习惯，这种习惯又可以产生人们愿意而非不愿意的行为。在教育过程中，为体现这一观点，人们不断地探寻专门的方法。蒙特梭利女士在这方面就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原罪信仰的衰落大大影响了教育方法的变革。传统观念认为：人生来是暴怒之神的孩子，本质是邪恶的，只有用严惩才能使之早日改正邪恶，具有善的品德，成为美丽之神的孩子。这种观点现在已不复存在。大多数现代人几乎难以相信这种观点是怎样地影响了我们的前辈。斯坦利所写的阿诺德博士的传记里有两段话表明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斯坦利是阿诺德博士最得意的门生、《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的好孩子亚瑟的原型。他是上述那本书作者的堂兄，在作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带他参观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阿诺德博士是大众学校的伟大的改革家。直到现在，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公立学校主要还是按照他制定的原则来办的。因此，说到阿诺德，我们要谈的就不再是遥远的过去的东西，而是对今天培养上等英国人仍然有效的东西，他主张只对小孩子进行鞭打，并且只限于“不讲道德，如撒谎、酗酒以及习惯的懒惰”问怕他的传记）。但当一家自由党派的刊物认为应该一并取消鞭打的惩罚时，阿诺德非常气愤，他回答说：
我非常清楚他们这种想法，它源于人们引以为豪的个人独立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既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基督教，而是极其野蛮的，它伴着对骑士时代的诅咒传到欧洲，现在又以激进主义的观点恐吓我们……
在几乎不可能发现有罪恶或过失的时代中，哪儿会有明智的人来支持修正人格的奇怪想法？朴实、冷静和谦虚是年轻人的最好财富，也是高尚的成人的显著特征，但与这些相比，哪些又是错误的，哪些又是相反的呢？
因此，他的门徒的学生主张鞭打不够“谦虚”的印度人是很自然的。
阿诺德还有一段话很能说明他的观点，斯特雷奇在滩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中曾部分引用这段话，这里我也再次提到它。阿诺德出去度假时欣赏到科莫湖（Lae of Como）美丽的风光，他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中记下了心中的感受。他写道：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着身外极其优美的景色，同时想到了道德上的邪恶；天堂和地狱似乎不是由一条鸿沟完全隔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道德上的邪恶，就好像强烈地感受到美景带给自己的欢乐一样。也许在深层的邪恶感中还存在着上帝要换救我们的福音。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像平常所做的那样崇敬好的品德，也不是要我们去适应道德；但如果我们真的憎恶那些邪恶，我们所憎恶的不是被邪恶所困扰的人，而是困扰人的邪恶的东西。这种憎恶极其明显、极其坚定――这样，我们就与上帝和耶稣相通，我们的精神与上帝同在。这一点看起来和说起来都挺容易，但做起来却又是那样难！谁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呢？除了那些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深感遗憾的人。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从现在直至永远。
我们悲哀地看到这位本性善良的绅士把自己推到一种虐待狂的情绪里。正因如此，他才能使劲鞭打孩子而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反而以为这是符合博爱的信仰。我们也悲哀地想到那些被欺骗了的个人。但是正是他们创造了一种憎恶“道德上的邪恶”的风气，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道德上的邪恶”还包括孩子们习惯性的懒惰，这风气使几代人都变得残忍，这实在是～个悲剧！每当我想到战争、酷刑、镇压，每当我想到那些正直的人以为自己在惩罚“道德邪恶”但事实上却是在犯罪，我都忍不住地战栗。幸运的是，教育者们不再认为小孩子们都是顽童。当然，人们往往还以上面的观点看待成人，尤其是惩罚罪犯这方面，但在幼儿园和学校里，是不会再有这种现象的了。
还有一种错误与阿诺德的正好相反，它尽管伤害性不大，但足以称为错误。它认为孩子天生都是善良的，只是被他们的长辈的不好行为带坏了。卢梭曾赞成这个观点。也许他的认识比较抽象，但如果我们读过《爱弥儿》就会发现：学生在成为他所属机构设计、培养的完美人物之前，必须要受到大量的道德训练。事实上，孩子不是生来就是好的或坏的。人们生来只有一些反射行为和一些本能。除此之外，在环境的作用下，他们才养成一些或好或坏的习惯。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主要取决于母亲或保姆的智慧。孩子最初的自然本质是很容易受训练的。在许许多多的孩子当中，有的将来可能成为好公民，有的就有可能成为罪犯。科学的心理学表明，工作日的鞭打以及星期天的说教并不是使孩子养成美德的理想方法。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没有方法。山姆?勃特勒认为以往的教育者以折磨孩子为乐人们很难不同意这一点。但让一个健康的孩子快乐却并不困难。而且只要孩子的身心得到正确的呵护，大多数孩子都会很健康。如果孩子感到教育就是教给他们一些值得学的东西，那么阿诺德博士认为是一种“道德邪恶”的习惯性懒惰就不会存在。但如果所教的知识没有什么价值，教的人又像个暴君，孩子自然就像契河夫的小猫一样不可教也。只有自发产生学的愿望，才能成为教育的推动力。而这就如同学习走路和说话一样，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做到的。以教育的这种推动力取代了教鞭是我们时代的伟大进步。
最后我想谈谈自己对现代教育发展倾向的最初看法中的最后一点――给予幼儿更多的注意。这与我们对性格培养的观点的变化密切相关。传统看法是：美德主要取决于意愿，它认为人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坏的愿望，由一种抽象的意志力所控制。很明显，要想完全根除它们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是加以控制，就好像警察和罪犯一样。没有人会认为一个社会没有潜在的罪犯，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建立有效的警察机构使得大多数人不敢犯罪，而把少数犯了罪的人抓起来并加以惩罚。现代心理犯罪学家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合适的教育会阻止犯罪冲动的形成。同样，适用于社会的东西也能适应于个人。小孩子特别希望能得到长辈和同伴们的喜爱。他们都有～种冲动，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而且，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很容易形成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又容易形成好的品德。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德任不好的愿望蔓延，只是用意志力不让它们表现出来，这样控制不好行为的方法远远不够理想。不好的愿望就像被阻塞了的河水。一定会找到意志忽视了的出口涌出。年轻时想谋杀父亲的人会在以后鞭打儿子的过程中得到满足，他认为自己是在惩罚“道德邪恶”。一些为残忍的鞭打行为辩护的理论几乎都源于某些愿望，人的意志使它们改变了原来的航道，但一直潜在发展，后来却以憎恨罪恶或其他值得尊敬的东西的面貌出现。因此，由意志控制不好的愿望虽然有时是必要的，却不是一种好的培养品德的方法。
这些看法把我们又带到了心理分析领域。有很多具体的心理分析我都认为是荒谬的，而且证据不足，但总的方法我却认为很重要，在寻找好的道德培养方法方面更是如此。有些心理分析家特别强调幼儿期的重要性，我认为有些夸张，他们有时候甚至认为性格在孩子三岁的时候就永远地固定形成了。我敢肯定情况不是这样。但这个错误中也包含正确的成分。幼儿心理学在过去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智力学家们的方法风行一时，人们几乎根本没注意到它。以睡觉为例，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好好睡觉，这样既能说明孩子健康也能给母亲带来方便。她们找到了很多方法：摇摇篮或唱催眠曲。结果是男人仔细研究了整个事情并发现这些方法全错了。因为它尽管在某一天可能奏效，但却使孩子养成了坏习惯。每一个孩子都希望得到过多的注意，这样使他获得重视的愿望得到满足。如果他发现不睡觉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就会很快采用这个方法。结果对孩子的健康和性格培养都有害处。这时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习惯：即将婴儿床和睡觉联系起来。经常出现这种联系，孩子就不会不睡了，除非是病了或感到疼痛，但是建立这种联系需要一些纪律。只靠溺爱是不能形成的，那样只会和不睡联系起来。培养其它好的或者坏的习惯也是如此。整个研究只是在幼儿期进行，但意义却很大而且将来肯定会更大。很明显，性格教育应该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并且需要很多与不懂这些的保姆和母亲的行为相反的做法。同样，一些教育可以开始得比以前认为的早，因为这样可使孩子高兴并且不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近些年来，教育理论在上述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很好的效果，它们在将来会越来越明显。因此，下面我将首先具体地谈到幼儿的性格培养，然后再谈谈后期的教育。
第一部教育理想
第二章 教育的目的
在讨论怎样进行教育之前，应首先弄明白我们希望达到的教育目的。阿诺德博士认为教育就是培养人“谦逊”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亚里土多德所说的“慷慨大度”的人不具备的。尼采的理想与基督教义正好相反。康德（Kant）更独特，他认为虽然耶酥让人爱别人，但所有以爱为动机的行为都不是真正的高尚。即使对良好性格的不同成分看法一致的人对其各自的重要性也有分歧。有人更强调勇气，有人强调知识，有人强调善良，还有人强调正直忠实；有一些人，如老布鲁图斯，把对国家的责任感置于亲情之上；有些人，如孔夫子，把亲情放在首位。所有这些不同看法都会对教育产生影响。在我们给认为是最好的教育下定义之前，必须对希望教育出来的人有些了解。
当然，如果一个教育者教育的结果与他原来的打算不一致，那他的确是很愚蠢。尤那依?希普是一个慈善学校的学生，学校本来想培养学生具有谦恭的品质，结果却是另一番样子。但是大多数有能力的教育者还是相当成功的。如中国的文人、现代的日本人、耶稣会会员、阿诺德博士以及那些制定美国公立学校的政策的人，上述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同情况的目的可能完全不同，但总的来说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决定我们自己的教育目标之前，很有必要花些时间来研究一下上述这些不同的教育系统。
传统的中国教育在某些方面与雅典教育的黄金时代有些相似。雅典的孩子要从头到尾的熟记《荷马史诗》；中国孩子同样要背会孔子的《论语》。雅典孩子要敬奉上帝，但这只是表现于一种外在的宗教仪式上，至于他们自由地思考并没有什么限制；中国孩子经常要参加一些祭奉祖先的仪式，但也决不会被强迫完全相信这些仪式含义。有知识的人应该对事物经常采取怀疑的态度，因此，什么事情都可以讨论，但并不见得一定要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边吃晚饭边愉快地讨论，没有谁会为此剑拔署张；卡莱尔称相?拉图是“一个高贵的雅典绅士，就是在天国里也会自得”。这种品性在中国的哲人身上也能找到，但由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圣人身上却一般没有。除了他们能完全吸收希腊文化的精髓，如歌德那样。雅典人和中国人有着相似的享受人生的愿望，对快乐的看法也一致，而且这些看法因他们极细致的审美观也变得高雅起来。
然而，这两种文明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其原因在于希腊人精力充沛而中国人比较懒散。希腊人致力于艺术、科学以及消除对上帝的信仰，所有这一切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政治和爱国主义为希腊人的过多精力提供了发泄的机会。如果一个政治家被驱逐出境，他会领导着一群流放者对他的祖国发起攻击。而如果一个中国官员失宠子皇上，他会退隐到乡间并且写些田园诗歌。因此，正是希腊文明本身毁了它自己，而中国文化却没有受到打击。上述不同好象不能完全归结于教育。比如日本的孔夫子式教育就不会产生那种只有中国文人才具有的闲散、高雅的怀疑主义情绪。当然，京都的贵族可以除夕。
中国式教育带来的是稳定和艺术，却没能带来进步和科学。也许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爱产生怀疑。热情的信仰可能会带来进步也会带来灾难，但不会带来稳定。而科学虽然冲击了传统的信仰，但它有自己的信仰，不过也只能在自由怀疑主义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在一个为现代发明统一了的动荡的世界里，要想保存自己的文化，需要的是活力。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民主；中国文化只限于很少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希腊文化也只能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的教育已不适应现代世界而被中国人自己抛弃；也正因如此，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文人相似的18世纪的绅士们也不可能存在。
现代日本教育清楚地说明了当前在所有大国中都很突出的倾向――认为教育的最主要目的是使国家强大。日本的教育目的是通过培养公民的爱国热情使之愿意为国家献身，同时通过传授知识使公民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尽管这两项目的都达到了，我对其方法却并不是很赞赏。自从可蒙德?佩里的军队进入日本，它就处在一种很难保存自己的文化的状况。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保留自己的文化，那么日本人的成功便证明了它们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但只有这种极其危险的状况才能证明某种教育方法的正确，除此之外这种教育方法在任何一个没有面临危险的国家都会受到责备。甚至连大学教授也不能表示异议的神道教，其历史与《创世纪》一样可疑；代顿案件在日本的神学专制面前也自愧不如。还有其他伦理上的专制如对民族主义、孝道、尊奉天皇等决不可怀疑。因此就很难取得各方面的进步。这种体制的最大危险是可能引起革命成为进步的唯一途径。它虽不会立即发生，却实际存在，而且主要由于教育制度所造成。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日本教育有一个与古代中国教育正好相反的缺点。中国文人容易产生怀疑并且比较懒散，而日本教育出的人往往又太死板并且工作特别卖力。而真正的教育应既不赞成怀疑主义也不赞成教条主义。它相信知识是能够掌握的，虽然有一些困难，也认为某个时间的知识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错误，但可以通过细心和刻苦加以纠正。在信仰方面，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差错都会意味着灾难性的毁灭。然而我们又是根据我们的信仰行事。做到这二者兼顾就很难了，它要求掌握高度的文化知识同时又没有一点道德上的沦丧。但尽管存在困难却不是没有可能。死板。顽固的人认为容易，容易怀疑一切的人认为没有可能。二者都是错误的，当它们的错误广为传播时就带来社会性的灾难。
同现代日本人一样，耶稣会会员也犯了将教育放在某机构利益之下的错误。对他们来说，就是放在整个基督教教徒利益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关心某个学生的利益，只是将他作为实现整个教徒利益的手段。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学说我们就不会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把人的灵魂从地狱里挽救出来是现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有天主教会才能做到。但不赞同这种教条的人只有根据结果来评价耶稣学会式教育。其结果有时的确如希普一样不理想。伏尔泰就是一个例子。但从长时间来看，这种教育最初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反对改革、一成不变以及法国新教的崩溃都可归功于耶稣会式教育。最终只有靠法国人革命来扫除他们的恶劣影响。在教育方面他们带来的坏处是并非根据对学生的爱而是凭见不得人的目的来进行教育。
到现在英国的公立学校实施的还是阿诺德博士的教育体系，但它也有一个缺陷，我们称之为贵族化，其目的是培养人们成为高层人物或权力支配者，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边远地区。贵族阶级如果还想存在的话，必需具备一定的美德，这些美德往往由学校教育培养，教育出来的人应该是精力充沛、坚韧不拔、体格健壮、信仰坚定、正直忠实，并且相信自己身负重要使命。他们不需要思辨，因为思辨可能会产生怀疑，也不需要同情，因为同情会干扰他们统治“次等”种族和阶级，为了粗暴，他们舍弃了善良；为了意志坚定，他们舍弃了想象。如果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里，这种教育的结果永远是一个贵族，有苦行僧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贵族政治不存在了，哪怕是最聪明、最完美的人也统治不了人们，以往统治者实行的往往是残暴统治，而暴政又会激起人民的反抗。复杂的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智力，但阿诺德博士却舍弃智力以求“美德”。滑铁卢战役或许在伊顿游艺场获得了胜利，但大英帝国在这儿已逐渐消失。现代社会的要求不同了，它要求更多的想象力，同情心，要求更多的知识与灵活性，要求少一些蛮勇而多一些思考。未来社会的管理者只能是自由公民的仆人，而不是臣民仁慈的统治者。英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贵族传统的影响是有害的。也许这种传统会逐渐消失，也许传统的教育机构会发现已经不能适应自己的要求。对于这些我并不敢贸然得出结论的。
美国的公立学校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任务：把聚集在一起的不同种族的人转变成同一个民族，这项工作完成得既快又好，实在应该给完成任务的人以极高的赞赏。但美国和日本一样有其特殊的情况，而且由特殊环境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不需要随时随地地加以仿效。美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困难，其优点在于：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没有卷入战争，没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禁钢人的思想的传统。移民们发现美国有～种很普遍的民主气息和先进的工业技术。我认为这是他们更羡慕美国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但当他们一旦移入美国之后，一般都保存着双重爱国情绪，在欧洲战争中，他们依然站在自己原来的国家一边，而他们的孩子与此相反，对他们父母原来的祖国没有任何感情，成为纯粹的美国人。这些家长们的态度应归因于美国的上述优点，而孩子的态度则由学校所决定，只有学校的贡献方是和我们相关的问题。
就学校依赖于美国的优点而言，我们没有必要把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同错误观点的反复灌输联系起来。但在旧世界的影响仍大于新社会的地方，有必要为了真正的优点灌输一种轻视思想。总的来说，西欧的智力水平和东欧的艺术文化水平比美国都要高。整个西欧除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对神学的迷信比美国要少，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里，个人受群众统治的程度要轻，即使他的政治自由要少一些，但内在自由会更大，在这些方面，美国公立学校有它不好的影响，这种不良影响对培养排他的美国爱国主义更为重要。和日本式教育和耶稣学会式教育一样，这种不良影响也源于把学生当作通往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把培养学生本身作为目的。和爱祖国相比，教师应更爱他的学生，否则的话他就不是一个理想的老师。
我认为应该把学生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毕竟把学生看作是手段比只作为目的更重要一些。一个人死了，如果只作为目的，那他就永远消失了，但他所作的一切作为手段、方法可以持续到永远。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但我们能否认由此推论出的结果。一个作为手段的意义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而人类行为的深远影响是很不确定的，聪明的人在教育中往往将它抹去。总的来说，好人有好的影响，坏人有坏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律。一个坏人犯了罪受到暴君的惩罚，他因此杀死这个暴君，这样他的行为可能会产生好的影响，尽管其行为本身是有害的。然而，普遍规律是：一个由优秀的人组成的社会比由无知且充满怨恨的人组成的社会有更好的结果。抛开这些不说，就是小孩和年青人自己内心也能感到真心为他们好和把他们当作某个目标的手段的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教师不全心全意地爱学生，那么学生无论在性格还在智力方面都不会全面、自由地发展，而如果把学生当作手段，就不会有全心的爱。我们自己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我们渴望某种好的事物时，并不是因为得到它之后就能达到某个伟大的目的。每一个普通的有感情的家长对他的孩子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家长们希望孩子快点长大、健康而强壮、在学校表现很好等等，就好像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样。这类事情不需要自我否定什么，也没什么抽象的正义原则在里面。这样家长的本能并不总是限于对自己的孩子，它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将来会成为好教师的人身上，随着学生的成长，这种天生的愿望会不如先前重要。但只有那些拥有它的人才足以托付起草教学计划的重任。那些将培养人为某个不重要的目的去杀人或被人杀看作是教育目的的人不会具有这种天生的愿望，但是除了丹麦和中国以外，所有文明国家的教育都是由这些人所控制。
教育者仅仅有对年青人的爱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对优秀的人才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猫教小猫捉老鼠共和它们一起玩耍；军事家对其下一代同样如此。这里猫爱的是小猫而不是老鼠，军事家爱的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是敌人的儿子。即使热爱整个人类的人也可能因不懂什么是真正美好的人生而犯错误。因此在说到别的问题之前，我将尽力解释一下所认为的优秀人才。我不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也没有考虑产生这些优秀人才的教育方法。当我们开始讨论教育的细节时，这些看法会给我们以帮助。我觉得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自己前进的方向。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有些素质和品质是一部分人希望具有的，而另外一些则可能是普遍应该具有的。我们需要艺术家，也需要科学家；我们需要管理者，也需要农民、工人和面包师，在某一领域极其优秀的人的品质对于常人来说可能就不那么好了。雪莱曾这样描述一个诗人一天的工作：
他总在观察，从清晨到晚上，湖边的太阳将万物照亮，茂盛的常春藤上蜜蜂在飞翔。
而他还没注意到它们究竟是什么模样。这种习惯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值得赞扬的，但如果对邮递员来讲就不应如此了。我们也不能以使每个人都具有诗人气质为目标来建立我们的教育系统。但有些性格品质是整个社会要求必需的，这些我将在这部分谈到。
我并没有将男性和女性的优点区分开来。对一个将来要照料婴儿的女性来说，一定的职业性的训练是必要的，如果说这是与男性教育的一个不同之处的话，那么它就同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不同一样。因此并不是基础性的，我们在目前也需要特别谈到。
我认为以下四个特点组成理想性格类型的基础：活力、勇气、敏感性、理解力。我并不认为这种看法很全面，但的确能使我们趋于完善。而且我坚信，通过对身体、感情、智力各方面精心照料，每一个孩子都会具备上述品质，下面我将依次谈到它们。
活力是生理学而不是心理学上的性格特征。通常人们认为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就会有活力，但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到老年就几乎没有了，在活蹦乱跳的小孩子上学之前，这种活力会很快增长到最大限度，随后因为教育慢慢减少。除了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只要有生命力，就会感觉到活着的喜悦。它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同时减少痛苦，它使人们容易对外界事物产生兴趣，从而提高人的观察力，而观察力又是判断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很容易对自己感兴趣，而对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身外的事物却无动于衷。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因为它会引起最大程度的厌烦和最糟的忧郁症，而且阻碍人们成为有用的人（当然特殊情况除外）。而生命力能引起人们对外面世界的兴趣，也使人有精力从事艰苦的工作。而且它还使我们不嫉妒别人，因为它使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多么美好。由于嫉妒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之一，所以这是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优点。当然，很多不好的品质也与有活力相关，如一只健壮的老虎有活力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有的好的品质与没有活力也相关，如牛顿和洛克就没有什么活力。但他们都有狂躁和嫉妒的毛病，只有健康才能使他们改正。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发生过一场一百多年来一直给英国数学界带来损害的争论，但如果牛顿身体健康、能享受正常人的快乐的话，这场争论或许能够避免，因此，尽管有些不足，但我仍然认为活力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它。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品质――勇气有好几种形式，并且每一种形式都很复杂。无所畏惧是一方面，控制畏惧又是另一方面，当畏惧是情有可原时，无所畏惧是一种勇气，而当不应该产生畏惧时没有畏惧又是一种情况。无所畏惧当然很好，控制畏惧当然也很好，对应该产生畏惧却并不畏惧的情况可能会有些争论，但是我想把它放在勇气的另外几种形式之后再讲。
大多数人生活中天生就有一些很奇怪的害怕。它们如果严重到成为一种疾病的话，常常是烦恼、躁狂、焦急混合在一起，这时就只有请精神病医生来看病了。其实在正常人当中这种现象也很普遍，不过程度稍轻而已。它往往让人感觉到周围有一种危险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让人感到忧虑”，或者让人对一些并不危险的东西如老鼠、蜘蛛①等产生恐惧，人们常常以为很多恐惧都是天生的，但现在很多人都对此提出疑问。当然，有一些恐惧是天生的，如害怕巨大的噪音，但大部分恐惧不是来自以往经验就是来自联想。我们有理由认为；脊椎动物对它们的天敌本来并不是天生就害怕，只是从前辈那里接受了这种情绪。如果由人类用奶瓶喂大的话，它们身上的很多恐惧都消失了。但恐惧的确有很大的感染性。有时大人自己都没觉察，但孩子已经感染上了，通过联想，孩子会很快从妈妈或保姆那里学到胆怯。一直到现在，男人还认为女性有一些奇怪的害怕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可以让男人不冒多大风险就可以充当保护人的角色。但他们的儿子从母亲那里感染了这种恐惧，如果不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妻子胆小，那他们的儿子也就不会失去胆量和勇气，也就不必再受训练以重新拥有它们。征服女性所产生的害处是不可估量的。当然，这种恐惧只是提供了一个很偶然的例子。
现在我并不想讨论怎样将恐惧和焦虑减少到最小程度，待会儿再谈到它。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满足于通过压制来解决恐惧呢，还是应该找到一些更基本的方法？传统的贵族要求不能表露出恐惧，而被统治的民族、阶级、性别则要保持怯懦的性格。对勇气的测验往往根据行为断定：男人不应该从战场上逃跑，他必须精通各项体育运动，在大火、地震、轮船失事等灾难面前必须保持镇定等等。他不仅应该做到上述这些，而且不能表现出脸色苍白、颤抖、屏住呼吸或其他表示恐惧的迹象。这些我认为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希望所有的民族、阶级和性别都有培养勇气的机会。但如果采用的方法具有压制性，必然会在实践中带来害处。羞愧和屈辱是产生勇气的两个强大障碍，但事实上，它们只是引起各种恐惧相互斗争，在斗争中，害怕受到大众的责备的成分可能更大一些。“要讲真话，除非遇到可怕的事情”是我小时候学到的箴言。其他的孩子可能也是如此。恐惧不仅应该在行为上更应该在感觉上，不仅应该在有意识的感觉中还应该在无意识的感觉中都应得以克服。能够表面上克服恐惧只是符合贵族型教育的要求，但这种冲动仍然潜伏着，而且它将产生不能视之为恐惧后果的有害的扭曲反应。我不是指“弹震症”现象，因为它与恐惧的关系很明显。我指的是粗暴压制的整个机构，统治阶级就是凭它来维护自己的体面的。最近在上海有一件事情：一个英国军官命令从背后朝一群没有武装的学生开枪射击。这时他的行为如同战场上的逃兵一样，是因为恐惧才产生的。但是贵族的军事家却不够聪明，没有想到从心理角度探寻产生这种行为的根源，反而认为是一种坚强的表现，是一种高尚的精神。
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来看，恐惧和暴怒是一对很相似的情感，因为感到愤怒的人往往具备很大的勇气，在镇压黑人起义、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其他对贵族政治构成威胁的运动过程中表现的残暴实际上也是一种胆小，并且与那些更不道德的行为一样应该受到谴责。我相信，对常人进行教育，使之无畏地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英雄人物和圣人能无所畏惧地生活，但如果有人引导，其他人也能做到这一点。
要获得非抑制性的勇气往往需具备下列因素。首先最简单的是健康和活力，这二者尽管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形成勇气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在危险情形下的经历和体验也是必要的，但我们所讨论的勇气不是具体的哪方面的勇气，而是较普遍的广义的勇气，因此要形成这种勇气还需要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将自尊和对生活的冷静观察结合起来。首先说说自尊。有的人是为自己活着，而有的人则只是为邻居或他人活着。一种人永远不会具备真正的勇气，因为他们必须感觉到别人的赞美，并且总是担心失去它。以前认为是必需的教人“谦卑”的教导同样也只会培养出这样一类人。“谦卑”压制自尊，但也没有教人真正尊重他人，它仅仅是将通常的自贬作为获得声誉的一种手段。这样就必然会产生虚伪和欺骗。小孩子从小就受到要求绝对服从的教育，而他们长大后又对下一代继续这种教育。据说只有那些知道该如何服从的人才知道如何下命令。我认为没有人应该知道如何服从，也没有人应该知道怎样下令。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连一个领导也不该有。但我认为他们的权威应同一个足球队队长的一样，别人只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自愿接受其领导。目的应该是我们自己确立而不是外在压力产生的。同样我们的目的也不能强加于别人。这就是我所说不应该有人命令也不应有服从的意思。
要想获得最高程度的勇气，必须具备另一种能力，即我刚才所说的对生命的客观的看法。所有的希望和恐惧是针对自个人不可能平静地面对死亡。因为死亡就意味着他的情感世界的消失。对此，传统的看法认为最简单的办法仍然是压抑。它认为圣人必须完全抛弃自我，抑制自己的情欲和放弃本能的快乐。这些能够做到，但后果却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苦行僧们自己放弃了快乐，也就要求其他人也这样。由于心底潜藏着对他人的嫉妒，他们很容易认为既然痛苦是高尚的，那么狠狠打击别人就是合法的、正当的。这样就产生了完全颠倒的价值观：好的被认为是坏的，坏的被认为是好的。所有害处的根源在于将美好的生活看作是消极的压制，而不是看作开拓、发展人的本能和原望。人性中有些东西能不费什么力气就把我们带到自我之外。最普通的就是爱，尤其是父母的爱，它是那样博大，简直可以包容整个人类。另外一种是知识，我们不能认为伽利略比别人更仁慈，但他死后他的生命并没有因此终结。还有一种就是艺术。但事实上对人体以外任何事情的兴趣都可以使人的生命超出个人的感情之外。也许显得有点矛盾，但正是这个原因，兴趣广泛而强烈的人比只关心自己的不适的痛苦的思疑虑病症的人更勇于面对死亡。因此，兴趣广泛的人往往有着极大的勇气。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当然这不是通过轻视自己，而是认识到自己以外的事物的价值而得出的结论。只有那些本性自由、思维活跃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他们才能全面地综合地看待人生，这是那些酒色之徒和苦行僧们都无法做到的。在这种态度面前，个人的死亡简直微不足道，这种勇气是积极而且本能的，不是消极且受压抑的。我认为这种积极的勇气是完美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说的第三种品质是敏感，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单纯勇气的补充。如果一个人不了解所面临的危险，那他很容易做出勇敢行为，但这种勇气是很愚蠢的。我们不能认为这种源于无知和健忘的行为是令人满意的。那种在完全意识和了解到自己的危险而产生勇敢行为的人才是我们想培养的。如果给敏感性下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定义，就可能是这样：当外界刺激在某人身上产生情感反应时，这个人就具有这种特征。但这样泛泛而谈地话，它就不见得是一种好的品质。要想使它成为一种好的品质，这种情感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是适当而不仅仅是强烈。我心中所认为的这种品质应该是对许多事物和现象能正常产生快乐的或相反的情绪。到底什么是正常的情绪，我将尽力解释，第一个阶段是从单纯的感官舒适如吃饱、穿暖过渡到得到别人赞许的喜悦，这时孩子一般在五个月左右。这种喜悦一旦产生，就会发展很快，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被赞扬不喜欢受责备。一般来说，这种希望被赞扬的愿望在人的一生都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它的作用很大，可以刺激人产生好的行为，也可以阻止贪婪的愿望，如果我们对所赞美的对象能更巧妙地引导，其作用可能更大。但是如果最受赞扬的英雄是杀人最多的人，那么光爱听赞扬对美好的人生是没有益处的。
理想的敏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同情心，有一种同情完全是生理上的，如一个小孩听到他的哥哥或姐姐哭，他也有可能哭起来，我认为这为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发展的两个步骤为：首先，即使当受害者并不是关系很亲近的客体时，也能产生同情。其次，当痛苦不见得存在，但只要想到它可能会发生也能产生同情，这一步主要与智力有关系。人们可以对小说里展现的活生生的、可能感觉得到的痛苦产生同情，另一方面，甚至可以被一些统计数字所感动。这种抽象的感受力很有意义但也很少见。几乎所有的人在他所爱的人得了癌症时都会受到很深的影响。当人们看到医院不认识的人的痛苦时也会产生同情，但是当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癌症的死亡率是这么多或那么多时，一般只会产生片刻的同情，而且是因为害怕某个亲近的人得了这种疾病；对待战争也是如此：人们认为战争是可怕的是因为他们的儿子或弟兄因战争而残废，但千百万人因战争残废时他们并没有认为战争就变得干百倍的可怕；一个人在平常与人交往中可能亲切善良，但却可能通过煽动战争或者虐待“落后”国家的儿童获得利益。产生这些相似现象的原因在于：仅仅是抽象的刺激并不能激起大多数人的同情，如果能纠正这一点，那么现代社会的很多灾难都会停止。科学大大提高了我们对遥远地方的人的生活的影响，但却没有相应提高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假设你是上海棉纺公司的一个股东。由于成天考虑的是各种投资方案，你很忙。你对上海和棉花都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红利。为此你可能是屠杀无辜群众力量的一部分，同样，你只有对童工进行非人的残酷剥削才能获得红利。你不会内疚，因为你从没见过那些孩子，抽象的刺激不能使你感动。这也是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如此残暴、也是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存在的原因，如果能培养人们对抽象刺激产生敏感的话，这一切将不会发生。
认识的敏感性同样应该包含在敏感性里面，它与观察的习惯几乎是一回事，而且往往被认为与理解力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我不打算谈到对美的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而是接着谈到我们所需求的第四种品质，我们称之为理解力。
传统道德的一个很大缺陷就是过低地估计了理解力。古希腊人在这方面倒没有错，但基督教徒却教导人们相信只有美德才最重要。而所谓美德也就是戒除一系列他们任意称之为“原罪”的行为。只要这种态度存在，就不可能使人们认识到智力比人为制定的传统的“美德”对人更有用处。我所说的才智包括实际的知识和获得知识的能力，无知的成年人是无法教育的。对于卫生学和饮食学这类东西，他们根本不可能相信科学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古板的教条主义教育的话，那么他学的越多就越容易多学。无知的人从来就是拘泥于顽固僵化的态度，不可能强迫他们改变其心理习惯。他们往往在应产生怀疑的时候笃信不疑，但在应该接受新思想、事物的时候又疑神疑鬼。无疑，“智力”这个词的意义可能更偏重于获得知识的能力。但我认为只有通过大量练习才能掌握它，就好像杂技演员和钢琴家一样。当然，不通过培养智力也能传授知识，而且这样更容易，也正是人们经常所做的。但想不通过传授知识就培养智力是不可能的。没有智力我们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取得进步了。因此，我把开发智力看作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这看起来很普通，实际却并非如此。灌输被认为是正确的观点的愿望使得教育家们不怎么重视智力的培养。为了把这个道理说的更清楚，就有必要把智力解释得更细致一些。因此，我将谈谈获得知识的能力的问题，尽管实际已掌握的知识也是智力定义中的一部分。
思维的基础是好奇心，其简单形式动物也具有，智力所要求的只是一定形式的好奇，那种使得村民在黑暗中窥探别人的好奇没有什么价值；对闲言碎语的兴趣不是因为热爱知识，而是因为心存怨恨。因为没有人说到某人好的品德，全是议论他人个人的不是。大多数闲话都不是真实的，也就没有必要费心去纠正它。邻居的罪过就像宗教的慰藉一样使某些人感到愉悦，不由得他们不津津乐道了。与此相反，所谓好奇，就是对知识的一种天生的热爱。如果把一只小猫放在一间陌生的房子里，它会对每一件家具、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细细闻闻，这时你就可以发现好奇心的最原始、简单的形式。当一个小孩发现平常都是关着的抽屉或柜子突然开着时，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也是一种好奇。动物、机器、雷雨以及各种形式的手工制品，都会引起孩子的好奇心。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会使最有理智的成年人都感到惭愧。这种冲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到最后不熟悉的事物只会引起人的厌恶而不会产生任何进一步了解的愿望了。这时人们经常说国家大不如前，或者说“一切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其实与遥远的从前并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好奇心，我们认为没有了好奇心也就没有了活跃的智力。
尽管童年以后的好奇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减退，但在质量上可长期得到提高。对概括性命题的兴趣比对特定事实的兴趣更能体现出较高的智力水平，大致说来，某则概论的层次越高，所需要的才智也就越多。（当然，也不见得就应严格遵循这条规则）。超越个人利益的好奇心与和食物联系在一起的相比，又是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在一间新房子里四处闻的小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无私的调查者，因为它只是可能想发现附近是否有老鼠。或许认为公正无私的好奇是其最高形式并不完全正确，但可以认为那种与并不直接明显而需要一定才智才能发现的兴趣联系起来的好奇是最高级的表现。不过这一点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肯定。
好奇要想产生某种结果，就必须同时掌握一定获得知识的技能。应该养成观察习惯，相信知识，还要具备耐心、勤奋等品质。如果有好奇心和正确的智力教育作基础，上述习惯和品质就会很好地形成。但由于我们的才智只是平常活动的一部分，好奇心又总是会与其它的感觉发生冲突，就需要我们具备某些好的品质，如心胸宽阔。我们逐渐从心理上和习惯上都不客受到新的真理的影响，我们发现很难改变自己多年来深信不疑的看法以及部长们应该自尊或者其他一些很重要的感情，因此，心胸宽阔应该是教育的目标之一。目前，这～点做得还很不够，摘自1925年7月31日《每日先锋报》中的一段文字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有人指责布特尔市学校的教师毒害孩子的心灵，特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此事。其向布特尔市市政参议会呈报的调查结果认为，上述指责情况属实。而市政参议会将“属实”一词删掉，同时认为“上述指责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查”。由该委员会提出并经市政参议会认可的建议认为，今后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对上帝和宗教的崇敬以及对公民和宗教机构的尊重。
这样看来，不管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但在布特尔市的学生身上可能会缺少虚怀若谷的品质。希望布特尔市政参议会尽快派代表团去美国田纳西州代顿市学习经验，取得实行这项议案的最佳办法。不过也可能没有这个必要。从这份决议的措词上看，布特尔市似乎没有必要再接受反启蒙主义的教导了。
勇气对培养正直、诚实的思维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同它对培养人的健壮、勇敢的作用一样，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为我们所了解。从世界产生的头一天起，我们就在不确定地进行演绎推理，但也还是没有分清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外界的自然规律。各式各样的思维体系――基督教、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都希望像孤儿的避难所一样，给我们艰难的生活以安全感的回报。自由思考的人不会像封闭在某个信条中的人那样感到温暖、舒适并获得社会的认同。因为教条给予人的温暖感受就像风雪交加时坐在炉火旁一样安逸。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到底美满幸福的人生应当自由到何种程度？我犹豫该不该使用“约束的本能”这个词，因为对于它的正确性有些争论，但不管怎么解释，它所描述的现象都是相似的，我们往往都站在愿与之合作的、感觉是同一类的人一边，如家庭、邻居、同事、政党、还有国家等。这很自然，因为没有这种组合，我们不会感到任何生命的乐趣。此外，情感是易于感染的，特别是当很多人都产生同样的感受时，在一个令人激动的会议上几乎没有人不同样感到激动，即使反对的人，他们的反对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而且只有在得到另一群人的支持和赞许的情况下，这种反对情绪才可能存在，这就是“圣者相通”所以给被迫害者以安慰的原因，我们是赞许这种附和大众的愿望呢，还是通过教育来削弱它？不同的意见很多，正确的答案是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而不是简单地认同某一方。
我个人认为希望获得愉悦和愿意和人合作的愿望应该是正常而且强烈的，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也应该能够由其它愿望压倒。希望获得愉悦的愿望通常被认为与敏感性有关。没有它，我们都会是一些行为粗鲁的人，家庭以上的社会组织也将不会存在，如果孩子不愿意听取家长的意见，那么对他们的教育也就无从说起。情绪感染性也有其作用，特别是从一个有头脑的人传到～个愚策的人的时候。但在没有理由的恐惧和愤怒的情况下，感染的确是无益的。因此说容易受到情绪感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在纯粹的智力问题上，这个问题也很含糊，伟大的发觉者不得不抗拒众人的不同看法，承受因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招致的敌意。但众人的意见比一般人的意见又要聪明一些，比如在科学上，至少人们对权威的尊敬总是有益的。
我认为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应该有一大部分空间是由“约束的天性”来支配，另外一小部分则应包括他自己的看法、能力，对于只有每人都喜欢某个女性自己才会去喜欢的男人，我们往往看不起。因为我们认为在选择妻子这个问题上，男人应根据自己独立的情感，而不是根据他周围人的意见。他对别人的看法与其他人大体一致并不要紧，但一旦他开始恋爱，就必须相信自己的感觉。其他事情也是如此，一个农民对自己土地的产量有自己的估计，虽然是在了解～定的农业科学知识以后形成的。经济学家对于通货问题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普通人最好是尊重权威的意见。在有特殊才能的地方就应该有独立性。但人也不能像刺渭那样，总是虎视既敢，与一切都保持距离，我们日常的活动应该是互助协作的，而互助协作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然而，我们都应该学会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事物独立地思考，也都应该具备发表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但与众不同的意见的勇气。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应用这些内容广泛的原则是很困难的。但如果人们都具备我们在这一章里谈到的品质，应用起来就会容易一些，在这样的社会里，将不再有受迫害的圣徒。正常的人将不会暴跳如雷或者神经兮兮。他的优点往往来源于他的冲动，并且与自然的欢乐结合为一体。周围的人不会怨恨他，因为他们不会害怕他。人们之所以痛恨一些先驱者的缘故在于他们鼓动恐惧，但勇敢的人不应产生这种恐惧，只有充满恐惧的人才会加入三K党或法西斯党。在勇敢者的社会里这种压迫性的组织将不会存在，美好的人生与本能的抵触也会比现在少得多。美好幸福的世界只有靠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创立和维持。不过他们创造的世界越美好，需要表现勇气的机会也就越少。
最好的教育可以使人具备活力、勇气、敏感以及才智，一个由具备这些品质的男人和女人构成的社会，其各方面都会与现在大不相同。没有人会感到不幸福。当前人们并不幸福的主要根源有：疾病、贫穷、不和谐的性生活，但这些在上述社会中会很少，健康几乎是普遍的，甚至老年阶段也会推迟到来。自工业革命以来，贫穷的根源只在于社会的愚笨，敏感会使人们愿意消除它，才智会使人找到消除方法，勇气会使人们适应这些。（胆小怯懦的人宁愿痛苦也不愿做一些不平常的事情）现在大多数人的性生活都不是很令人满意，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世界的钥匙。
教育的基本原则就谈到这里，下面我们将讨论能体现我们教育理想的具体细节。
幸福之路
第三章　出生后第一年
出生后第一年过去看成在教育范围之外。至少到婴儿会说话这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婴儿是完全由母亲和保姆护理的，她们确信自己本能地清楚什么对宝宝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婴儿出生头一年的死亡率相当大，幸存者中多数婴儿的健康也受到损害，由于护理不当，使之成为婴儿的恶劣的思维习惯的根源。而这一切最近才认识到。科学“侵犯”婴儿室常常使人不满，因为它影响母亲和孩子间的柔情蜜意。但是情和爱不能同时存在，热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定会希望他（她）生活得好，为此当然就有必要借助于科学智慧了。因而我们发现，这种情感在无儿无女或像卢梭那样要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人们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许多受过教育的父母都渴望懂得科学育儿，未受过教育的父母也求教于孕妇学校。结果表明婴儿死亡明显减少。原因在于，只要护理得好，并有足够的技巧，婴儿期死广的孩子就一定很少。不仅死亡少，而且生存下来的孩子身心都更为健康。
严格地说，身体健康的问题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应由医务人员探讨。我应只涉及其中有关心理的重要内容。但是，婴儿一周岁里肉体和精神很难区分。而且，护理婴儿犯下纯生理性的错误会影响数年后的教育工作。因此，我们就避免不了要涉及本不属我们的讨论范围。
新生儿有反射和本能，但无习惯。不管新生儿在子宫里有什么习惯，在新的环境中毫无用处，甚至有时连呼吸也得教，有的新生儿因为没有很快学会呼吸而死亡。他们发展得很完备的本能是吮吸本能，孩子吮吸时就能适应新的环境。新生儿一天二十四小时大都在睡觉，其它醒着的时候也是在恍炼迷惑中度过。两星期后，这一切就改变了，婴儿在定期重视的经历中学会了期待，他们已经学会了保守――可能比以后的任何时候更为保守，任何新奇的东西都遭致他们的不满。假如能说话，他们会说：“你以为我会改变我这一生的习惯吗？”令人惊奇的是婴儿养成习惯的速度非常之快。每个坏习惯总是影响以后好习惯的培养。因此，婴儿期首先养成的习惯非常重要。如果开始养成的是个好习惯，以后就可以免除无穷的麻烦。而且，首先养成的习惯以后会有本能之感，并且和本能一样牢固。后来养成的与之相反的新习惯就没有这样的力量了。因此，早期习惯的培养应得到极大重视。
探讨婴儿期的习惯培养时，有两点我们要考虑；首要的一点是健康；第二点是品格。我们希望孩子将来成为受人们热爱、能成功地对待生活的人。幸运的是，健康和品格是同一方向发展：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也有益。本书特别探讨的是品格，但健康也需要相同的实践。因此，我们不至于有这种困难的选择：要么是健康的流氓，要么是病弱的圣人。
现在，每个受过教育的母亲都明白，喂饱婴儿的关键在于定时，而不是一哭就喂。这样更有利于婴儿的消化，而且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出发，这也是可取的。婴儿的机灵狡猾已远出成人意料之外（并非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如果发现哭能产生愉快的结果，他们就会哭。长大后，当埋怨的习惯使他们招人厌恶，而不是把人宠爱时，他们会感到惊讶和木满，继而认为世界冷酷无情。如果长成迷人的姑娘，她们发牢骚时仍受到宠爱，则儿时养成的坏习惯必定有增无减了。富人的情形也是如此。除非婴儿期采用正确的培养方式，否则长大后他们将视自己能力的大小，要么怨气冲天，要么巧取豪夺。必要的道义教育应从婴儿出生时就开始。因为那时方可避免令人沮丧的期望。在以后的任何时候，道德教育都会与相反的习惯发生冲突，结果引起极大的不满。
因此，对待婴儿，需要在冷淡和娇惯中求得微妙的平衡。所有健康需要的事都该做，孩子应保持干燥而温暖，受风时，我们就要把他轻轻抱起。但是，如若木是重要的物质上的原因，他要哭就让他哭。要不然他就会成为一个蛮横的暴君。护理孩子时，不要太婆婆妈妈：该做的必须去做，没有过多的同情可言。任何时候都别把孩子看成比叭儿狗更有趣的宠物。很早开始就应把孩子当作潜在的大人认真对待。在成人身上不可容忍的习惯在孩子身上也许很好玩。当然，孩子不会真的具有成人的这些坏习惯，但我们应该尽量设法避免他们养成坏习惯。首要一点是，我们不能让孩子产生自负的感觉，这种感觉会与以后的经历相冲突，而且无论怎样也与事实不符。
教育婴儿的难处主要在于父母获得一种巧妙的平衡。不断观察并投入大量劳动，才能保证婴儿的健康。如果父母没有强烈的爱心，这两项指标就难以达到所需的程度，而且可能导致将来孩子不够聪明。对于充满爱心的父母，孩子是最为重要的，稍不经意，孩子就会感受到这点，认为自己确如父母所感觉的那么重要。以后的生活中，他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这么宠爱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就会使他大失所望。因此，不仅在出生头一年，而且以后也一样：父母对于孩子的一般小病，有必要采取更加实在的轻松坦然的态度。过去，婴儿既受约束又受娇惯，四肢不能自由，穿得过于暖和，妨碍了他们的自由活动，而且极受溺爱，给他唱唱、摇摇、晃晃，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会把他变成无能的娇养的寄生虫。正确的做法是：鼓励自由活动，限制依赖他人。不要让孩子看出你为他做了多少事承受了多少麻烦。只要可能，就让他享受自己努力获得成功的乐趣，而不是霸道地向父母索取。现代教育的目标是把外在约束减少到最低限度，这需要内在的自制力，这种自制力在出生一周岁里较其他时候更易获得。例如：你想让孩子入睡时，不要摇去摇来，或抱在怀里，或呆在他能看见你的地方。一旦你做了一次，孩子就会要求下次再这么做。这样在不可置信的短短的时间里，哄孩子入睡成为一件极困难的事。让孩子暖暖地、干干地、舒舒服服，然后很坚决地放下孩子，轻声哄他几句，让他单独入睡。孩子可能会哭上几分钟，但除非生病，他很快就会停止哭。然后你再去看，他一定已经进入梦乡。比起抚摸与娇惯，这种方法使孩子睡得更沉。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新生儿没有习惯，只有反射和本能。因而他的世界不是由“物体”组成的，认识需要重复的经历，而只有认识，才会产生“物体”的概念。床的感觉、母乳（或奶瓶）的触觉、气味及母亲或保姆的声音婴儿不久就熟悉起来。母亲或床的的外观以后才能看清，因为新生儿不知道怎样集中视力，以便看清形状。只有逐渐通过接触形成习惯，触。看、闻、听才会一起结合，形成对物体的一般概念，这种概念显现一次就会导致下一次的期待。甚至那段时间，婴儿难以感觉人与物之间的差异，部分母亲哺乳同时奶瓶哺乳的婴儿一度对母亲和奶瓶有相似的感觉。这一段时间内的教育，应用纯物质上的方式。婴儿的愉悦是物质上的――主要是食物和温暖，他的痛苦也是物质上的。通过寻求与愉悦有关的东西，避开与痛苦有关的东西，行为习惯使产生了。孩子的哭有时是痛苦的反应，有时却是寻求愉快的表演性动作。当然，一开始是前者。但是只要有可能，孩子受的真实的痛苦都会得到解除，因此，孩子的哭木可避免地与愉快的结果相联系。不久孩子会因为要得到快乐而非感到痛苦而哭啼。这是孩子智力的最初胜利之一。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也不能哭得像真的痛苦一样。细心的母亲一听便知其中差别，如果她明智点，就该不去理会这并非表达身体痛苦的哭啼。抱着孩子摇晃或唱歌来哄孩子既简单又开心，但是孩子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要求越来越多的这种娱乐，木久这种方式干扰了必要的睡眠――除了进食，孩子应当全天睡觉。这种教规似乎有些苛刻，但实验表明这有利于孩子的健康与幸福。
成人给予的娱乐应保持一定限度，而婴儿自娱活动应尽量鼓励。从一开始，婴儿应有机会踢踢腿，活动活动肌肉。我们的祖先怎么可以长期使用束缚婴儿的涟褓，这简直不可思议。它表明，甚至父母的爱心都难以克服懒怠，因为四肢自由的婴儿需要倾注更多的注意力。一旦婴儿能够集中视力，他看见活动着的物体就会开心，尤其是看见东西在风中摆动。但是，直到婴儿学会抓所看见的东西，他的娱乐活动才会多起来。此后，开心的事随即剧增。一段时间里，抓握练习足可以保证醒着的时光充满欢乐。对拨浪鼓类响声的乐趣也在此时发生。征服脚趾和手指要略早一些。首先脚趾运动纯粹是反射性的，随后婴儿发现脚趾可以随意活动。这使婴儿感到了帝国主义征服殖民地的全部快乐外：脚趾不再是异邦，而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从这往后，只要在婴儿够得着的地方有合适玩的东西，他就能找到许多娱乐。大部分婴儿的娱乐刚好是他教育所需要的――当然，不能让他摔着，或吞下针，或者其他伤害自己的行为。
总的来说，婴儿除了进食有些快乐，他出生的头三个月里的生活还是有些沉闷。舒服的时候，他就睡觉，醒着的时候，常常有些不舒服。人的幸福由精神能力决定，但是三个月以内的婴儿，由于缺乏经验和肌肉控制，他的精神能力很难得到发挥。幼小动物享受生活要早得多，因为他们更多的靠本能，很少靠经验，但是婴儿依靠本能所做的事太少，无法给予他快乐和兴趣。总之，出生头三个月是很厌烦无聊的，但这对充足的睡眠来说是必要的。如果做许多事来逗孩子玩，那他就睡眠不够了。
大约在两三个月的时候，孩子学会了微笑，有了把人和物区分开的感觉。在这个年龄段，母亲和孩子间的社会关系开始成为可能：孩子一看见母亲就会、并确实表现高兴，且发出并非纯粹动物的反应，很快就有了要人表扬和赞许的愿望。在我的儿子身上，这种愿望首次无误地表现出来是在他五个月的时候，当时他经过数次尝试，成功地从桌上举起了一个有一定份量的铃挡并摇动，同时环顾周围的人，露出自豪的微笑。从这时起，教育者有了新的武器：赞扬与斥责。这个武器在整个儿童期间都非常有力，但一定要非常小心地使用。一周岁期间绝不能斥责孩子，以后也尽量别斥责他。赞扬的危害性很小，但也不能用得太多，否则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也木能以此过分激励孩子。孩子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出明白的话的时候，没有哪个父母不去赞美他的。一般来说，在孩子经过木断努力战胜困难时，表扬是给予他最恰当的奖励。此外，让孩子感到你在赞美他学习的愿望，也是个好主意。
但是总的来说，婴儿想学会东西的愿望极为强烈。父母只需提供机会就可以了。给孩子一个发展的机会，剩下的事就由他努力去做好了。没有必要教孩子爬、走或学习其他肌肉的运动要素。当然，我们通过和孩子说话来教他说话，但我怀疑费尽心机苦教孩子学话是否有效，孩子们学东西都有自己的进展，强迫他们学是不对的。克服最初困难而获得成功的经历是终身努力奋斗的诱因。困难木能太大，太大会丧失信心；也木能太小，太小会不愿努力。从生到死，这是一条基本规则。我们只有通过亲自动手去做才能学会东西。成人所做的是演示一下孩子想学的简单动作，如摇拨浪鼓，然后让孩子学会如何去做。他人所做只是激起孩子的热情，决不是教育本身。
正规和常规训练在儿童早期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一岁期间。一开始睡觉、吃饭、排泄都要养成按时的习惯。另外，熟悉环境在智力上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孩子认知、避免过度紧张、产生安全感。我有时觉得，自然统一的信念（有人认为是科学的假设，是完全源于对安全的期望。我们能处理意料之中的事，但如果自然法则突变，我们就会无法生存下去。婴儿因为弱小，需要安全的保证，可以预料，如果所发生的事似乎都按没有变化的法则来进行，孩子会感到更愉快一些。在儿童后期，冒险欲得到开发，但是出生第一年的孩子对每个异常的事都感到恐慌。如果能帮助孩子，就不要让他感到害怕。假如孩子生病了，你又很焦急，你一定要小心地隐瞒好这种焦虑感，否则会经过联想而传给孩子。要避免一切可能产生刺激的事。让孩子看出你担心他是否睡觉吃饭排泄的问题，这会助长他妄自尊大的习惯。这点不仅适用于出生第一年，而且对以后更适用。像吃饭这类应该很愉快的必需做的一般行为，千万别让孩子认为是你渴望他做，而他这样做是使你高兴，如果这样，孩子很快就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个权力的新来源，本该自觉去做的事也要哄着去做。别以为孩子没有这类行为的智力。他的权力不大，知识也有限，但除这两点以外，他的智力决不在成人之下。孩子在出生头12个月所学的东西比以后相同的时间里所学的东西要多得多，说明他如果没有很活跃的智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总之，对待最小的婴儿，也要像对待立足世界的人一样给予尊重，不要因你目前的便利或你高兴怎么待他就怎么待他而牺牲了他的将来：二者都一样有害。无论在哪里，如果要让孩子走正道，必须把爱心和知识结合起来。
幸福之路
第四章　恐惧
在下面几章里，我准备讨论道德教育的不同方面，尤其是。2～6岁的道德教育。到孩子六岁时，道德教育差不多就该教完了。也就是说，以后生活的美德应由孩子们自觉地开发出来，这是孩子已形成的良好习惯和激励起来的进取热望的作用的结果。只有那些忽视了早期道德教育或教不得法的孩子，才需要在以后进行大量的道德教育。
我认为，按照上一章所讨论的方法奠定了品性训练的基础，孩子到了一周岁应该是健康而快乐的。当然，尽管有的父母采取各种目前科学已知的预防措施，仍有一些孩子不太健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孩子的数目可望大大减少，如果现有的知识得到充分的利用，到现在，更应少得微不足道了。我不准备讨论对那些早期教育不良的孩子怎么办的问题，这是给教师的而不是给父母的问题。这本书是专门为父母写的。
两岁孩子的生活应该是非常愉快的。走路和说话刚学会，带来了一种自由和有能力的感觉。孩子的这两项活动每天都有进展。①孩子已能独自玩耍，并有了一种比环球旅行者更强烈的“看世界”的感觉，鸟儿、花儿、河流、大海、汽车、火车、汽船都会带来无穷的欢乐和强烈的兴趣。好奇心是没有底的：“我要看看”是这个年龄通常说得最多的话。脱离婴儿床和童车的约束后，自由自在地奔跑在花园里、田野间和海滩上，孩子会产生一种解放后欣喜若狂的感觉。消化能力通常比一岁时强，食物更加丰富多彩，咀嚼东西成了一种新的乐趣。由于以上原因，孩子照料得好而且健健康康，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成为美妙的探险乐园。
但是，随着跑和走更加独立自在，孩子容易产生新的胆怯感。新生儿很容易受到惊吓，沃森博士和夫人发现最易惊吓婴儿的是响声和掉下来的感觉①。然而，婴儿受到很完全的保护，以至很少有机会进行心理的恐惧训练；就算真处于危险中，他也无能为力，因此，恐惧对新生儿没有什么作用。婴儿两岁到三岁之间，又产生了新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想象作用还是由于本能作用还有待争论。婴儿一岁时不存在恐惧，不能归结为违背本能特征”因为本能在任何年龄都可能成熟。就连极端弗洛伊德信徒也不坚持性本能生下来就有。显然，能自己到处跑的孩子比不能走路的婴儿需要的恐惧更多，因此，恐惧本能因需要而产生就并木惊奇了。这个问题对研究教育意义重大。如果所有恐惧源于想象，那么很简单，只要不在孩子面前表露出恐惧和反感就可以排除。另一方面，如果一些恐惧出自本能，就该采取更详尽的办法了。
查尔穆斯?米切尔博士在他《动物的幼年时期》一书中，举出大量的观察和实验表明，在幼小动物身上常常没有遗传的恐惧本能②。除了猴子和一些岛外，幼小动物看见他们的天敌，如蛇之类，没有丝毫恐惧感，除非是父母已告诉他们要害怕这些动物。一岁以下的孩子根本就不怕动物。沃森博士通过每次让孩子看老鼠就在孩子脑后反复敲一下锣，来教不满周岁的孩子怕老鼠。敲锣声令人害怕，然后老鼠通过孩子联想也变得可怕起来，出生后最初几个月的婴儿似乎根本没有恐惧本能，从没有受“黑暗可怕”暗示的孩子似乎也不害怕黑暗。许多我们认为属于本能的恐惧都是后天养成的。成人不大惊小怪，恐惧也就不能产生，这个观点无疑是很有根据的。
为了得到关于这一问题新的利于理解的事实，我对我的孩子们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但是我无法知道护土和保姆对孩子说的所有的话，对事实的解释就不那么可信了。就我所判断的事实证实了沃森博士的关于一岁孩子的恐惧观点。孩子两岁时，没有表现出对动物的恐惧，除了我的一个孩子曾经一度害怕马外。然而，这显然是由于一匹马曾经突然大声吼叫从她身边正奔而去的缘故。她还不到两岁，因此以后的观察主要以我的儿子为对象。他接近两岁时，来了一个胆小而又特别怕黑暗的新保姆。她的恐惧感很快就传染给了他（一开始我们没有注意）；他一见猫和狗就吓得逃开；看见黑暗中大碗橱就抖缩成一团；天一黑他就要求每间房子都亮灯，甚至第一次看见小妹妹都害怕，认为她貌似不明种类的奇怪动物。①
所有这些恐惧都可能从胆怯的保姆身上传过来的，事实上，自她走后，恐惧感就渐渐消失了。然而，还有其它恐惧不能以这种方式作出解释，因为在保姆来之前就有了，并且怕的是成人不害怕的东西。他们害怕的是那些以奇怪的方式运动的东西，尤以影子和机械玩具最为明显。经过观察后，我发现这种恐惧在儿童期是正常的，认为他们出自本能有充足的理由，威廉?斯特恩在他写的焊期儿童心理学》第494页中，在标题“对神秘的恐衡’～章里作出了论述。他说：
尤其是儿童早期的这种恐惧的特殊重要性，没有
引起老一派儿童心理学家的注意。它最近才由格鲁斯
和我们确立。“害怕奇怪的东西似乎比害怕已知的危
险更有原始的天性”（格鲁斯，第284页）。如果孩子
遇见了任何与他所熟悉的认识过程不符的事，有三种
可能会发生。一是感到不相容，简单地作为异体加以
拒绝，并有意不注意它；二是中断正常的认识过程，
以至引起他的注意，但不太强，没有造成混乱，有点
儿类似惊奇、求知和思考的开始、判断和查询；三是
新东西突然以强大力量冲击旧的东西，将熟悉的概念
挪到未曾意料的混乱中，而没有可能马上理清，然后
引起强烈的不安的震动，即对神秘物（怪模怪样的可
怕物）的恐惧。格鲁斯非常深刻地指出，这种对神秘
物的恐惧很明显是基于恐惧本能；它与一代接一代的
生物需要一致。
斯特恩举出许多恐惧的例子，其中有对突然张开的伞的恐惧和对“机械玩具的习惯性恐惧”。顺便说一下，牛和马对伞的恐惧表现非常强烈：一大群牛会被突然张开的伞吓得猛奔，这我已亲眼目睹。我儿子头脑中的恐惧正如斯特恩描叙的一样。我儿子感到恐惧的影子，是路过街道而未能看清的物体（如公共汽车）投影在房间里的模糊而急速移动的影子。我用手指在墙上和地板上弄了影子，然后让他模仿，这样消除了他的恐惧。不久，他明白了影子的原理并开始喜欢玩影子。相同的原理也适应消除对机械玩具的恐惧，当他看清里面的机械装置后他就不再害怕了。但内部机械装置看不见时，这个过程就要缓慢些。有人送给他一个垫子，一坐上去或按压就发出忧郁的鸣鸣声，这使他惊吓了好长时间。我们决不把这令人恐惧的垫子收走：先是放在远点的地方，只有轻微的恐惧感；然后使他渐渐习惯；最后坚持到他完全消除恐惧。一般来说，在他消除恐惧之后，最初使他产生恐惧的神秘感给他带来了愉悦。我想，对不合理的恐惧决不能简单放任，而应通过熟悉它不清楚的结构来逐渐消除。
至于孩子完全缺乏的两种合理的恐惧――我们采用正好相反的程序――可能是不对的。现在有半年我们住在四季悬崖林立、布满礁石的海滨上。我儿子全然木知高处有危险，如果我们木管他，他会径直跑过悬崖掉入海中。有一天我们坐在一个100英尺陡峭的悬崖的斜面时，我们语气平静地向他解释一个纯科学的事实，说他如果跨越悬崖的边缘就会掉下去并像盘子一样破碎。（他最近已观察到一个盘子掉在地板上摔得粉碎。）他静静地坐了一会，自言自语说：“掉下去，碎了。”然后就要求离悬崖边线远一点，当时他两岁半。自那以后，我们只要留心点他，他对高处的恐惧足可以确保他的安全。但如果由着他自己，他仍很急躁鲁莽。现在（三岁零九个月）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从6英尺高地跳下去，如果我们不管他，20英尺高他也会跳。这样，领悟后的启发教育当然不会产生过分的后果。我把它归因为启发教育，而木是暗示作用。我们进行启发教育时没有谁会感到恐惧。我认为这点在教育方面极为重要。合理地担忧危险是必要的，但恐惧危险就没有必要。孩子没有一定的恐惧成分，是不会理解危险的含义的，但如果教育者没有恐惧感，孩子的恐惧成分会大大减少。照管孩子的大人绝不能有恐惧感，这就是为什么女子要和男子一样培养勇气的原因。
第二个例子不太恰当。有一天，我和儿子（当时三岁零四个月）散步时，发现路上有条蝗蛇（一种小毒蛇）。他只在画片上见过蛇，从未见过真蛇，且不知道蛇会咬人，他看见煌蛇非常高兴。蛇要溜走时，他跟在后追，我知道他追木上，就没有阻挡，也没有告诉他蛇的危险。然而，他的保姆自那以后，不许他在草丛里跑，担心里面有蛇。结果，他产生了轻微的恐惧，但仍是我们感到合理的。
迄今为此，最难克服的是对海的恐惧。我们第一次尝试把孩子带到海里是他两岁半时，一开始简直没法进行。他讨厌寒冷的海水，海浪声也吓坏了他，在他看来海浪只来不走。如果海浪声太大，他甚至不敢走近海。这是一段正常的胆怯阶段：动物、奇怪的声音及各种不同的其他东西都能引起恐慌。我们分步骤来消除他对海的恐惧。先把他带到离海较远的浅水塘，直到他不再畏惧寒冷的水；到夏季温暖的四个月决结束时，他已能喜欢在离海浪有一段距离的浅水湾玩水拍打了，但是如果把他带到齐腰深的深水塘里，他仍会吓得喊叫。为了训练他熟悉海浪的声音，我们先带他到看不见海浪的地方一次玩一小时；然后带他到能看见海浪的地方，并使他注意海浪来了之后又走了。这些办法加上父母和其他孩子示范，才终于使他能靠近海浪而不感到恐惧。我相信这种恐惧是本能的，我确信这种恐惧本能并非源于内心的想象。第二年夏天，他有了三岁半，我们再次来训练他，他一遇真实的浪浪仍感到恐惧。哄他并和他一起观看别人洗澡都无进展，我们只好采用老一套方式。他表现出胆怯时，我们让他感到害臊，他一旦表现出勇敢来，我们就热烈地称赞他。一连两个星期，不管他挣扎和哭喊，我们天天都把他换到齐脖子深的海水里。①他的挣扎和哭喊一天天减弱，等到他不闹时，他就开始要求把他放进水里，两星期后，令人满意的结果达到了：他不再害怕海。从那以后，我们让他完全自由，只要天气合适，他就自愿地洗起澡来――很明显是带着极大的乐趣。其实恐惧感并未完全消除，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豪感的抵制，然而熟悉以后，恐惧感迅速消退，到现在已完全没有了。现在他那才20个月的妹妹，已不表现出对海的恐惧，并没有丝毫犹豫地径直跑向海。
我把这件事描叙得非常详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与我非常尊重的现代理论相对立。教育应该很少使用强迫。但是为了战胜恐惧，我想有时强迫一下还是有用的。当恐惧强烈而不合理时，如果不对孩子进行恐惧方面的训练，他就没有经验以至不知恐惧是没有根据的。而某一情形重复出现而没造成伤害时，习惯就消除了恐惧。只进行一次对可怕的恐惧的训练可能不起作用，必须要频繁训练方能消除恐惧。如果必要的经历不强迫也能得到，当然再好不过；但如果不能得到，比起总是不能战胜恐惧来，当然还是强迫要更好些。
还有更深刻的～点需指出。在我的儿子的事例中（大概其他孩子也一样），他们克服恐惧的经历是极其愉快的。它很容易唤起男孩子的自毫感：当他因勇敢而赢得称赞时，他一整天都会兴高采烈。到后来的阶段，胆怯的孩子因受其他孩子的轻视而苦恼不堪，这时再让他养成新的习惯要困难得多。因此我想，为了对付恐惧，早点获得自我控制力和早点培养天然自发的胆识非常重要，这点足以证明值得采取一定的果断措施。
父母通过犯错误才学会教育，也只有在孩子长大以后才发现他们应该如何教育孩子。因此，我讲一事例来表明过于迁就孩子的错误。我的儿子两岁半时能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睡觉。当时他从婴儿寝室里搬出来，感到非常自豪，而且从一开始就整夜睡得很安稳。但是一天晚上刮起了狂风，篱笆吹倒发出震耳欲聋的劈啪声。他在恐怖中惊醒过来，大声哭叫，我马上走过去，他似乎从梦庵中惊醒过来，紧紧地抱住我，心跳得很剧烈。不久他的恐惧停止了，但老是抱怨屋子里太黑――过去他经常在黑屋子中一夜睡到天亮。我一离开他，恐惧似乎又回来了，只是恐惧有所减轻，于是我给他亮起了夜灯。自这以后，他差不多每晚都要哭闹，直到最后才弄清他只不过为了享受大人过来陪他的乐趣。因此，我们仔细给他解释黑暗中并不危险，并告诉他如果醒来了只管翻过身再睡，然后没有严重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不过来了。他听得很仔细，之后除了极少的大事故外，他再也木哭闹了。当然那盏夜灯也没有继续点下去，如果我们过多地迁就他，可能会使他很长一段时间、有可能是终生睡不好觉。
以上是我的个人经验。现在我们来探讨消除恐惧的～般方法。
婴儿一岁以后，培养体力上的勇敢的最适当的指导者是其他孩子。如果一个孩子有哥哥姐姐，他们会作示范或训导来激发他的勇敢，而且只要他们能做的事，他也会试一试。在学校，体力上的胆怯让人看不起，这点无需老师强调。至少男生的情形是加此，对女生也应要求有同样的勇敢水平，其情形也该平等一致。幸运的是，在体质方面，学校女生木再被教成“娇娇小姐”，那些使她们具有英姿豪爽之气的自然冲动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在这方面，男女生仍有一定差别。我确信这种差别是不应该有的。①
当我论及希望孩子达到的勇敢时，我下的是纯粹行为主义定义：一个人如果做了其他人因恐惧而没有做的事，他就是勇敢的。如果他毫不感到恐惧，那就再好不过。我认为靠意志控制恐惧不是唯一真正的勇敢，也不是最佳勇敢形式。现代道德教育的秘密是通过良好的习惯来产生成效，而以前是通过自我控制力和意志控制产生（或试图产生）成效的，来自意志力的勇敢会产生神经混乱，其中“炮弹体克（弹震症）”就可以提供大量的事例。被压抑的恐惧会以内省不起作用的方式强行表现出来，但这并非意谓着自我控制完全无用。相反，没有自我控制，任何人都休想始终如一地活下去。我的意思是，在意外的情况下，且勇敢方面的教育还没有提前准备时，才需要使用自我控制。把所有的人训练成不需努力就成为战争所需的勇敢者，就算是有可能，也是非常愚蠢的。那只是异常的和暂时的需要，是一种特殊情形，如果年轻时就逐渐灌输这种战争所需的习惯，那将阻碍所有其它的教育的发展。
已故的里弗斯博士在他所著的《本能与无意识》这本书中，作出了我所知的关于恐惧的最好的心理分析。他指出，应付危险情况的态度之一是把它视为一种可操纵的行动，而充分利用这种方法的人至少在意识上木会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经历，能激励人的自尊和努力，并把恐惧逐渐过渡为技能。甚至像学骑自行车这类简单的事情，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在现代化世界，由于机械的增多，这种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认为，训练体力上的勇敢应尽可能进行在操纵和控制方面的技能培养，而不是通过与其他人体质上的竞争。在我看来，登山、驾驶飞机或在狂风中驾驭轮船所需要的勇气，似乎比打仗所需的勇敢要可敬得多。因此，我尽可能对学校儿童或多或少地进行对危险技巧的训练，而不是只做像踢足球之类的活动。如果有敌人要去战胜，那么这个敌人应是困难和麻烦，而不是其他东西。我并不是说这个原则只能死板地应用，而是说在体育运动中它比当前情况更为重要。
当然，体格上的勇敢也有更消极的方面。如在忍受伤害时没有大惊小怪，孩子有了小小的灾祸时不表示过分的同情，便可以教会孩子有这种勇敢。以后大量的歇斯底里主要因为过分希望得到同情。人们假装有轻微病痛，以期得到爱抚和优待通过鼓励孩子不因每次抓伤和碰破而哭啼，可以防止这种倾向的发展。在这方面托儿所对女孩的教育比对男孩更糟糕，软弱对女孩的危害性和对男孩～样大，如果女子要与男子平等，她们在更为严格的品格上绝不可甘于落后。
现在我来谈一下不是纯体格上的勇敢形式，这种勇敢更加重要，但如果没有建立起更根本的基础，是很难充分启发的。
对神秘物的恐惧在关于儿童期的恐惧中已经讨论过了。我认为这种恐惧是本能的，且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大部分迷信都由于它而产生。日食、月食、地震和瘟役及这一类其它事件，都引起不懂科学的人们的高度恐惧。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危险的恐惧，因此年轻时就彻底根除是很必要的。最恰当的根除方法是给予科学的解释。但没有必要把最初一眼看见的神秘事物都作出解释。解释几种现象以后，孩子便会假定在其它情况下也能作出解释，而且有可能推出没有说明的事物。重要的是尽快产生这种感觉，即神秘感只是由于无知，通过耐心和智慧的努力就可以消除。令人奇怪的是，恐惧消除后，正是那些使孩子感到恐惧的神秘物给孩子带来了乐趣，这样只要神秘不再引起迷信，它就激发人们去研究。我那三岁半的小儿子曾花了好几个小时，来独自研究花园里的喷水器，终于掌握了水如何进来、空气怎样出去及相反程序的发生。日食和月食的道理也能解释得甚至很小的小孩也能理解。只要有可能，就要向孩子解释任何使他恐惧或感兴趣的一切，这样可以把恐惧转变成科学探索的兴趣，这个过程完全顺应人本能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前进的步伐。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非常困难，需要更老练一些，最困难的是如何回答死亡问题。孩子木久发现动物和植物会死亡。在他六岁以前所认识的人中也有死亡的。如果他的思维非常活跃，他就会想像父母将会死亡，甚至连他自己也一样。（这点想像起来更加困难。）这些思考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必须谨慎地作出回答。具有正统信仰的人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比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的人少。如果你持后者的观点，不要说出与你的观点相反的话，父母对孩子撒谎，本身是木应该的行为。最好的解释是，死亡是人睡着了永不再醒来，这话说出来不要太严肃，就好像在说可以想像的最普通的事情一样。如果孩子担心自己将要死去，你就告诉他在许多、许多年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儿童早期，企图灌输斯多葛派的蔑视死亡的观点，是没有用的，木要提死亡话题，但孩子提出来后就不要回避。尽你所能使孩子感到死亡没有什么神秘感。只要他是个正常而健康的孩子，这些方法就是可以避免他胡思乱想了。对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要乐于充分而坦率地交谈，告之你所相信的一切，并使他产生这个话题相当无趣的印象。无论老少，花许多时间考虑死亡是没有好处的。
除了特殊的恐惧之外，孩子们普遍容易忧虑。这常常是由于长辈束缚太多，因此现在比过去普遍少多了。没完没了的呼叨责骂、禁止弄出响声、不停地教导他们守规矩――过去这一切使得儿童期成为一段苦难的时光，我还记得在我五岁时，有人告诉我说童年是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当时纯属苍白的谎言）。我极度沮丧地痛哭了一场，巴不得自己死了才好，也不知怎样才能熬过将来烦闷的岁月。现在看来，一个孩子竟说出这样的话，任何人都认为不可思议。孩子的生活原本就是对未来充满期望的生活：目标总是朝向将来的可能。这点能激励孩子去努力。而让孩子追溯往事且主张将来比过去还差，无异于从根本上毁灭孩子的天性。然而过去无情的感伤主义者所作所为，是通过向孩子讲述童年的快乐来进行的，幸好他们的言词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有好多次我都相信，成年人一定非常快乐，因为他们没有功课并能吃想吃的东西。这种信念是健康而有激励作用的。
害羞是一种令人苦恼的胆怯，在英国和中国报常见，其他地方却很少。害羞一半由于与陌生人打交道太少，一半由于执意遵守的客套虚礼。只要方便，孩子一岁以后就应该习惯于看见生人并接受抚爱。至于礼节，开始只教孩子不至于把人讨厌所需的最低的基本礼节。让孩子毫无拘束地与生人见面几分钟再走开，要比希望孩子安静地呆在房间里好得多。当然，孩子两岁以后，最好的计划是教他们玩图片、泥土、蒙特梭利教具或其他什么东西，让他安安静静、自得其乐地玩上大半天。要儿童安静的理由是便于他们理解。礼节木应抽象地教育，除非是当作开心的游戏来作。但是只要孩子能够理解，他就会意识到父母也有他们的权利。孩子的自由必须和他人一致，才能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内获得自己的自由。孩子容易正确理解公正，并且别人给予他的东西他也乐意给予别人。这是良好举止的核心。
如果你希望消除孩子的恐惧，首要一点的是你自己没有恐惧，如果你害怕打雷下雨，则孩子第一次在你面前听见打雷就接受了你在恐惧；如果你表示害怕社会革命，孩子会更加惊恐，因为他不明白你在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为生病担忧，你的孩子也会如此。生活充满了危险，但明智的人会不去理会无法避免的危险，而对于可避免的灾难则会谨慎而不动声色地对待。你无法避免死亡，但你可以避免不留遗嘱而死，因此立下你的遗嘱，并忘记你将会死亡。理智地防备不幸是完全与恐惧不同的，它是～种智慧，而任何恐惧都是可鄙的。如果你避免不了感到恐惧，就尽量别让你孩子对你产生不信任。为了避免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盘算、忧虑可能发生的个人木幸，重要的一点是培养他视野广阔，兴趣热烈而广泛，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成为宇宙的自由公民。
幸福之路
第五章　玩耍和想象
喜欢玩是幼小动物――不管是人还是其他动物明显而突出的特征。孩子们通过假扮、玩可以获得无穷的乐趣。玩和假扮是儿童时期不可缺少的需要，如果要使孩子愉快而健康，就一定要给他们提供玩耍和假份的机会，至于这些活动更深层次的作用另当别论。关于这点有两个问题与教育有关：第一，学校和家长在提供机会的方面应该做些什么？第二，为了增加游戏的教育作用，他们还应做更多的事情吗？
让我们从讨论游戏的心理开始。格鲁斯对此已有彻底的论述，前面章节提到的威廉?斯特恩的书上也有简短的介绍。关于游戏时的心理有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产生玩耍的冲动；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玩耍的生物作用。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在玩耍中任何种类的幼小动物预演和练习的行为都可能是他们今后必须进行的活动，这个理论已经被广泛接受，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来怀疑。小狗玩耍起来正像大狗打架，只是他们不真咬而已。小猫的玩耍很像大猫抓老鼠的行为。儿童喜欢模仿他们所观察到的动作，如搭房子或挖沟。在他们看来越重要的工作，他们就越喜欢模仿着做。而且他们乐于做一切增进肌肉灵敏度的事，如跳跃、攀登和在窄木板上走――总是不觉得事情太难。然而这尽管能大体上说明玩耍冲动的效果，但决没有包容所有的表现，因此暂且木应将之看作是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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