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的脸在黑暗中有些辨认不清。他想了一会儿，给张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下午，在奥地利内卡河畔的罗腾城堡，广场上正举行着骑士骑马射击比赛。公爵夫人梅希蒂尔德应邀前去观看。她站在一间专门替她预备的小屋里，欣赏着广场上的马术。不多久，一位名叫维特·冯·埃埋斯霍芬的年轻人悄悄地走了进来。还没等公爵夫人反应过来，他早已从她身后撩开裙子，轻而易举地在她的巢穴中安营扎寨了。受到突然袭击的公爵夫人勃然大怒。她高声问道：谁在背后攻击我?同时，她扭过头来。当她看到袭击者是一名英俊的骑士，便怒气全消。她笑了一下：啊，原来是你呀，快，请您接着干吧张末笑了起来。她侧过脸，睁大双眼瞪着自己的丈夫。她难以相信曾山会跟她讲述这么一个故事。
她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她与曾山之间的那个危险的游戏已经悄悄地拉开了序幕。凭着一线肉体的直觉，曾山完全知道他所应扮演的角色。
她闭上了眼睛，开始了轻轻的喘息。她让曾山将那个故事再讲一遍。曾山果然又重复了一遍。她的身体不可思议地变得柔软而潮润。她紧紧地抱着他，不断地问他：后来呢?后来又怎么样?公爵夫人怎么说……她不在乎他的回答，也顾不上隐隐约约的羞耻感。肉体要求专注的强大力量足以摧毁一切的顾虑。她与曾山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激动得泪流满面，心中发出默默的哀告和央求，让她高涨的快乐就停留在这一刻。
曾山轻轻地推开她。他的手在枕头底下摸索着，抽出一叠手纸。
“我要拉屎……”曾山说。
他急急忙忙地穿好衣服，拉开门朝厕所奔去。
等到曾山从厕所里回来，张末已经穿上了睡衣，拉亮了房间的日光灯。曾山向她解释说，今天晚上的鸭子把他吃撑了。张末没有搭理他。她不敢看他的脸。
她的手里拿着一本书，那是她刚刚买来的一本艾略特的诗集。由于有了这本诗集，她说她可以放心地将辛格的那本小说读完了。定时的四季更换，
星转斗移。
定时的男女交合，牲畜交媾。
脚抬起来又落下，
吃，喝，拉屎和死亡。
8
从那以后，曾山就变换着花样给她讲述那些粗俗的故事。他的想像力凌乱而芜杂，就像阴沟边的野草。他是一个魔术师，他起先从魔盒中变出一只蝴蝶，然后观众就要求他变出鸽子，然后是马，骆驼，一群花枝招展的少女……
正如一个注射可卡因上了瘾的人，为了重现绚烂的幻景而不得不加大溶液的浓度和剂量。张末眼看着那些偶尔获得的新奇经验如何变得寒伧而丑陋，在黑暗的寂静中褪尽了颜色。很快，一切都变得陈旧、乏味：夜色、墙壁、兴奋和难以忍受的耻辱感、窗外的树声、语言中的海市蜃楼……它已经被挥霍一空。于是，魔术师沮丧地向失望的观众摊开双手：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我变不出新奇的花样，演出到此结束。
她又想到了路面上的那个被人撬开的井盖，那个半月形的洞穴。由此，曾山对她所有的误解都获得了圆满的解释。可是现在，她从夜间的床榻之畔，从丈夫绞尽脑汁所编造的一个个淫秽不堪的故事里，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她对于这个与她夜复一夜同床共眠的人其实一无了解。
原先横亘在她面前的是一道厚重的墙壁，如今它已变成了一面镜子，她第一次从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在白天，曾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哲学系讲师。他的周围聚集着一群忠实的追随者。他们谈论着斯宾诺莎，克尔恺郭尔，尼采和王国维，谈论着卡夫卡和里尔克。忍耐。失去耐心是人类被逐出伊甸园，失去回归之路的首要原因。只能在地狱中寻找天堂……
他在哲学系批判老秦的会议上替他的同事仗义执言，甚至不惜公然对贾兰坡教授忤逆不逊；他转遍了所有的儿童用品商店，为他的女儿购买变形金刚；他帮助小说家子衿安排人工流产的医院，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我们只剩下了爱情……或者，强行征用爱情。他在撰写一篇冗长的论文《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为酝酿中的学术会议筹措经费。我们都是拾垃圾者。与垃圾作战会使自己最终成为一堆垃圾吗?
他在水房里唱歌。
可是，到了夜间，他又是怎样一副情景呢?
他睡不着觉。
为了不至于影响张末的睡眠，从5月份开始，他像一个幽灵一般，躲在阳台上写作。他伏在一只装电视机的纸箱上，小心翼翼地翻书，抽烟，咳嗽。
一天深夜，当夏季的一场暴雨将张末从梦中唤醒，她发现房间里漆黑一片。她叫了他一声，但没人答应。
她从床上起来，走到阳台上。她看见纸箱上有一摊碎纸屑。曾山痴呆地望了她一眼，就像他不认识她似的。他只穿着一件背心。背心上缀满了小洞，仿佛一面破碎的旗帜。过些日子，桌上的那块抹布就可换一换了。张末这样想。
“你把论文撕掉了?”张末问他。
黑暗中有双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张末按亮了阳台上的一盏塑料台灯。丈夫本能地举起双手遮住了他的脸：“不要开灯……”他咕哝了一句。张末看见雨水顺着钢窗的缝隙流到了地上的一堆吸剩的烟头上。
“你怎么啦……”张末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发，可语调却是冷冰冰的。
曾山抬头看了看她，突然对她说了一句：“真无聊啊……”
他在这么说的时候，张末发现她的丈夫并不是一堵厚重的墙，不是大象，甚至也不是一面镜子，只是一堆碎纸屑。一条千疮百孔的抹布。这个在白天逢人就谈论忍耐的人，到了晚上就露出了本相。
“你干吗要把论文撕掉?”
“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曾山说，“既然……”
“怎么会这样?!”
与其说是抚慰，不如说是责问。她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
曾山朝她笑了一下，“你去睡吧，不用管我。”随后他又笑了一下，“其实没有任何人会去关注别人的内心。我这样说，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
张末问他，如果待会儿雨停了，是不是到楼下去走一走。
“你这样说，就好像这场雨果真会停下来似的……”
她感到自己的神经在飒飒的雨声中变得像发丝一般纤细，脆弱。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们来到了楼下。到处都是积水。河水已经涨满了。食堂里亮起了灯。伙房的排风扇嗡嗡地叫闹着，预示着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他们绕过一排铁栏杆，来到了学校的田径场上。
保卫处的几名巡夜者在大雨过后对田径场看台下的遮棚发动了突袭。他们穿着雨衣，手里拿着电筒，将那些惊恐万状的情侣们从遮棚下拉了出来。张末数了数，一共七个。
“怎么会是单数……”张末有些纳闷。
离他们不远处的一片草丛里有一只猫在叫。
张末想像不出应当与曾山说些什么。重要的是她什么也不想说。她有些后悔提出了散步的建议。这场雨还真的停了……
在椭圆形的运动场上，两个沉默不语的人沿着跑道朝前走，不免显出几分滑稽和乖张。她走得那样快，与散步的初衷已相去甚远。她的心里此刻只有一个念头：我需要一个借口。需要一个借口。她只是默念着这句话，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张末和曾山在跑道上走了一圈之后，突然听见有人在叫着丈夫的名字。
旗杆下远远地站着一个人。在雨后蒸腾的雾气之中，红红的烟头一闪一灭。
他们刚一站住，那个人便迈开大步朝他们走过来。
“我已经观察你们好半天了，”小说家子衿对他们说道，“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两个深夜苦练的竞走运动员呢……”
张末突然夸张地笑了起来。声音听上去十分刺耳。
“你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转悠?天都快亮了……”曾山对他说。
“我睡不着。”子衿说，“你们呢?”“你也失眠吗?”张末问道。这是她第一次与小说家说话。
“岂止是我厂子衿笑道，“今天晚上，这个城市里至少有两万人失眠。”
“真让人难以置信……”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子衿解释说，“假如你不去一下假肢厂，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城市里有多少缺胳膊断腿的人。”
9
桌子上摆着刚刚煮好的早餐。两片烤面包，两只鸡蛋，一碗稀粥，一碟咸菜，令人想起毕加索早期的一幅油画：《清冷的一餐》。屋子里飘散着一股淡淡的煤油味。
张末独自吃着早餐，不时地转身朝阳台上瞥上一眼。曾山手里拿着一个日记本，正把昨夜撕碎的论文手稿在药箱上慢慢铺开。他飞快地在日记本上记录着什么。看上去，他在做着一个复杂而滑稽的拼图游戏，又像是一个颇为内行的古董鉴赏家。
曾山带着他的日记本来到餐桌边，张末已差不多吃完了。她将一只剥好的鸡蛋放在丈夫的盆里，随后对他说：“你怎么一时兴起就把论文撕掉了?”
曾山含糊其辞地说了句什么，既算是回答，又不愿意让她听清。“你的手颤抖得厉害，”张末说，“吃完饭你得好好睡上一觉。”曾山抬头看了她一眼，随后将那只手藏到了桌布底下。“神经官能症……”“是吗?”“你一定是得了神经官能症。”张末用一种权威的口气宣布道，“没错……”曾山喝一口稀粥，就看一眼桌上摊开的日记本。张末说：“你喝粥的样子使我想起了你的母亲……”“就像你真的见过她似的。”“你跟我提起过，”张末犹豫了一下，仿佛在考虑要不要说下去，“她坐在你父亲的病榻边，一边安慰着他，一边看着床上摊开的那张图纸。”曾山愣了一下，他吃惊地盯着张末的脸，嘴角慢慢地露出了笑容。它带着明显的嘲讽和疯狂的意味，凝结在他的脸上。他的面容在一刹那间变得有几分狰狞。她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害怕，就看见丈夫冷静地从果盘里拿起一把水果刀，照着他的手背狠狠地扎了一刀。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就这样彼此对望着。目光中充满了敌意。
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不需要再作尝试和挣扎。我只要一个借口。张末这样想着。母亲曾看着未来女婿的照片，轻蔑地对她说，我说的话不会错，你嫁给的这个人是一个幽灵。
她来自于医生之家，她知道止血的方法，知道如何包扎伤口，可她坐在桌边一动不动、她静静地看着那只不断抽搐的巨大手掌，看着手指上的血在桌布上缓缓流动、淤结、泅散，仿佛它只是从一只打翻的杯中流出的水，或者说什么也不是。
曾山的眼睛红红的，眼中噙满泪水。他的胡子也在颤动。
一句不经意的话怎么会使他突然勃然大怒?她不安地想着。他的母亲、家庭，他在江西九江插队的经历，他的女儿珊珊，躲在暗处的前妻与我有什么关系?他的失眠，撕碎的论文，背心上的小洞，受伤的手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她清晰地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冷漠。它好像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我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在它不可企及的廊柱的阴影下，我只能自惭形秽。她深深地叹了口气，从桌边站起来，打开抽屉寻找药棉和纱布。
这天下午，张末所在的附属中学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功会，欢迎在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上载誉归来的两位高中生。
她是一名哲学教师，并不一定要参加这个仪式，可她还是在那个热闹场合一直呆到仪式结束，还应邀发表一通即兴演说。接下来照例是一顿酒宴。
她的食量大得惊人。当她靠在墙上，摸着圆圆胃部发出粗重的喘息声，她已在不知不觉中吞下了两块牛排，一只鸡腿，四只鹌鹑蛋，四只叉烧包。可她还在一个劲地朝自己的碗里夹着空心菜，土豆丝和猪大肠……中学校长优雅地咀嚼着，不时朝她投来吃惊的目光。
张末提前结束了这顿晚餐之后，在剩下的时间里只是在发愣。她看着墙上的一幅居里夫人画像，看着玻璃橱窗中大大小小的长颈瓶、试管和烧杯，一直在揣摩着下午在办公室里作出的那个可怕的决定。它就像扩散的肿瘤在她的体内蔓延。
一个面容白皙、身穿西服的少年彬彬有礼地采到了她的身旁，亮开正在发育的嗓子对她说：“张老师，你是不是想家了……”这时，她看了看他手中抓着的一把扫帚，才知道晚宴已经结束。
她拍了拍他的肩膀，朝他点了点头。是想家了。她说。奇怪的是，她发现这位少年眼中也满含着泪水。
这天晚上，张末和曾山躺在床上，回想起早上的一幕，她替自己的冷漠作了这样的解释：“我一直觉得你和我是一个人，因此，桌上的血也是从我的身上流出来的……”听她这么说，曾山就激动得浑身哆嗦，紧紧地搂住了她。早晨的阴影烟消云散了。
“那么，你怎么会突然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上一刀?”
曾山说：“你使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她一心盼着的就是父亲早死。我还想到了父亲的那只手，我当时就想在他的手上扎上一刀。”
张末没再说什么。她在想，丈夫是不是在向她作出这样的暗示：她与曾山的母亲并无太大的区别?或者说，人人都一样!她不敢再想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曾山问她今天晚上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真想知道吗?”
“我想知道……”曾山说。这一次，他倒一点也不含糊。
她用轻松的语调将晚上的酒宴向丈夫描述了一遍。
当丈夫终于说出“我想知道”的时候，她却没有必要撒谎。她为此暗自庆幸。但她知道，她还是撒了谎。一个弥天大谎。
曾山很快就心满意足地沉人了梦乡。他没有想到，这个平常的夜晚距离他们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了。准确地说，只有二十一天。
10
这是秋末的一天。张末从午睡中醒来，已经是3点钟了。她一连三次梦到了同样的场景：曾山在吃早餐的时候，用一把水果刀在她的手背上狠狠地扎了一下……这个梦境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曾山的父亲，那个垂死的篮球教练：少年的曾山举起刀子刺向他那青筋暴突的手掌，却落到了她的手背上。
透过白色的窗幔，她可以看到远处的一抹苍翠的山峦。山脊上的一道旧城墙蜿蜒远去。也许是因为秋雨不断，城墙上的游客纷纷打开了红色、黑色或黄色的雨伞，令人想起庞德的著名诗句：黑色的枝条上湿漉漉的花瓣。
张末在恍惚中记起来，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此刻正在三百公里外的上海举行。几天来，她一直为自己是否前去参加这次会议举棋不定。她知道，犹豫不决对她来说，已不是一种简单的心理波动，它是某种痼疾，最终可以导致她的彻底瘫痪。
她从卧室里出来，坐在客厅的一张沙发上。她的母亲抬头看了她一眼。她正借着门外的光线，在一张茶几上玩着一个古老的扑克牌戏。她将那些纸牌砌成一个宝塔，然后按照一种奇怪的方式依次翻开一张张纸牌。
那架聂耳牌钢琴依旧摆放在窗前。她已经有很久没有弹过它了。但每次看到它，心里还是悠然一震，浮想联翩。那个手指粗短，身上沾满油漆的音乐教师在她的记忆中也已日渐稀薄。她想起那个艺术家模样的人第一次在琴键上弹出美妙的旋律时，她正在厨房里洗碗。她怔怔地站在水池边，希望音乐不要停下来，直到母亲打着哈欠推门进来……还有他从伦敦寄来的那张贺年片：只要音乐还在继续……很难说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无法兑现的承诺。
当她拽着那只沉重的皮箱从上海回到南京，母亲再次来车站接她，就像是欢迎一位载誉归来的英雄。她们都流了眼泪。母亲告诉她，她早就在等着这一天了。“你肯定会离开那个幽灵，回到我们的身边……”她说。考虑到张末所学的荒唐专业，母亲已事先替她找好一门教书的职业。“假如你当初听从我们的意见报考医大，你现在已经是护理部主任了……”
就这样，她轻而易举地将张末近五年来苦苦的挣扎一笔勾销了。充其量，它只能算是一场悲壮的失败。
张末觉得母亲处处在显示她的优越感、她的料事如神、她非凡的洞察力，而她自己仅仅是一头迷途知返的羔羊而已。
回到南京以后，母亲曾替她介绍过一位仪表非凡的年轻人。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并已取得了美国国籍。他的踌躇满志使张末感到自惭形秽。“你打算在哪儿举行婚礼?是在旧金山，还是夏威夷?”他们一见面，海外赤子就急不可待地向张末这样问道。
张末对他的回答是一记响亮的喷嚏，并将唾沫溅了他一脸。
从那以后，潜在的求婚者被一劳永逸地挡在了门外。母亲似乎也没再提起过她的婚姻。
她在退休之后老得很快。在张末看来，她的急剧衰老与那位药剂师过早的离世有关。一株水仙因为失去滋养而枯萎。她迷上了单调乏味的牌戏，还有股票。除此之外，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有一天，一个邻居来家中串门，言谈中偶尔问到张末的婚事，母亲只是极为冷淡地说了句：“这可怨不得我……”母亲这样说，张末又感到她也许在骨子里并不希望自己重新结婚。
父亲下班回来了。
他一边脱下白大褂，一边将手里的一份《扬子晚报》扔给母亲。母亲立刻放下手中的扑克牌，摊开报纸，察看当天的股市行情。“又跌了。怎么回事?”她朝父亲看了一眼。
父亲笑了一声，转身走进了卫生间。在张末的记忆中，父亲与母亲很少交谈。双方都似乎在竭力维持着一种夸张的亲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早在二十年前，父亲为了在单位给计划生育工作做出表率，主动做了绝育手术。他的胡子掉光了，喉结随之消失，嗓音变得纤细而柔和。其他方面生理变化，张末却不得而知。母亲逢人就夸赞父亲的勇敢和自我牺牲(他的这一举措使母亲的生殖系统得以完好保留)，却在暗中将他称之为司马迁。
这段家庭内部的隐秘长期以来被张末忽略了，她一直认为自己的家庭十分美满，并为此感到骄傲。
母亲让张末过去。
“你来读读这篇文章。”她对张末说。
她懒洋洋地走到母亲身边。母亲亲热地搂着她。这是一篇介绍台湾地区婚姻状况的专栏文章：女人独身在台湾渐成时尚……“独身其实也挺好。”母亲对她说。
张末读着这篇文章，眉头慢慢地皱了起来。她注意到，报纸的右下角有一则简短的新闻。在全国性哲学会议举行前夕，著名教授贾兰坡坠楼身亡。原因尚在进一步调查中。
她从母亲手中拿过报纸，将这则新闻一连读了两遍。伴随着贾兰坡教授那张虚幻的脸，她的眼前出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画面：贾兰坡坐在阴暗的书房里，在桌子底下踩着她的脚。另一个画面是，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音乐声中，贾兰坡在电影院里泪流满面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懂得欣赏音乐的人。张末这样想着，将报纸扔在了一边。
这天晚上，在父母熟睡之后，张末伏在卧室的桌上，给曾山写了一封长信。在这一刻，她又回到了与曾山离别前的那个晚上。在睡梦中，她听见楼下食堂的玻璃一块块地被砸碎了。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到处都是碎裂之声。随后，她听见了一声低沉的呼号，接着又是一声，整个晚上一直萦绕在她的耳畔。
11
曾山问她是不是明天就走。张末朝他点了点头。“我已经买好了明天上午的车票。”
曾山又问她，明天一早，他是不是可以去车站送她。他的语调十分勉强。
“不用了，”张末说，“反正我只有一只箱子……”
曾山转过身去，趴在桌上，凑近一盏蓝色的塑料台灯，专心地修理他的那只闹钟。张末第一次来到这个房间，他的桌子上就摆着这么一只闹钟。他没事总爱摆弄它。拆开又装上。桌子上还有一叠刚刚打印出来的论文。《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假如第二机械制造厂的那笔赞助费能够落实下来，曾山准备在稍后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它。不过，一般来说，这样的可能性很小。
哲学早就成了某种奢侈品。用母亲的话来说，哲学家无疑是一群疯子。她不明白大学里为什么一定要有哲学这个专业。她的看法与学校官方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校方一直在试图说服贾兰坡教授，将哲学系作为一个研究所纳人法政系。他们理由看来十分充足：自古以来，哲学就是可有可无之物。因为没有哲学家的帮助与指导，人们也能妥善解决围绕着他们的一切问题。
曾山对哲学的前途似乎也没有多少信心。撕碎的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他常常这样对张末说，哲学对于通常意义上的生活并无任何助益，相反，它只是一种障碍。我们借助于它的光芒，只能更确切地感受到绝望或废墟的性质。它是一个陷阱。“纵然你看到了绝望，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将它通知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哲学所照亮的东西也正是人们试图遗忘的东西。”
曾山说，他只有在与慧能院长通信时，才会觉得自己多少还像个人。
张未知道，慧能是南京某佛学院的院长，既是僧侣，又是哲学家。从她刚刚认识曾山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假如酝酿中的学术会议能够顺利举行，他们不久之后将在上海再度见面。
除了对这位和尚毫无保留的尊敬之外，曾山对于他们多年的书信往来也存有某些疑惑。张未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谈到，慧能院长似乎对贾兰坡教授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写来的每一封信都会提到他，并不厌其烦地询问他的近况。很多枝节早已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直接与贾先生联系呢?
慧能和尚是他们固定不变的话题。张末曾开玩笑似的对丈夫说，慧能和尚是他们婚姻的粘合剂。
和红色的结婚证书不同的是，离婚的证书是墨绿色的。人类或动物对于红色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用于驱除邪魔的桃符和楹联是红色的，刻在岩洞石壁上的符咒是红色的。交通信号、海关通道的红色标志意味着限制和阻抗。红色是流血的象征物，代表着禁忌和危险，而绿色则代表着安详和自由。
离婚证书是绿色的，它预示着她得到了自由。张末坐在床边，翻来覆去地端详着手中的这张证书，脸上有一种怪异的笑容。对她来说，它仅仅意味着一个小小的讽刺——几年前，她带着全部的梦想来到了这个喧闹而陌生的城市，现在，当她将要离去的时候，只有这么一个俗艳的证书将一路陪伴着她。
它是消失的时间和生命结出的一枚酸涩的青果。她看着它，感到头晕目眩，不知所措，而它则对张末宣布：你自由了。
张末终于理完了那只箱子，她将它靠在墙边。她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当她心中第一次跳出离婚这个念头时，她对离别之夜早巳开始了不安的想像。
曾山对做爱没有表示出什么热情。他对张末说，既然是最后一次，有和没有已无关紧要。而且，它会使人联想到死囚在上绞架前的那顿丰盛的美味，或者基督徒在临终前所吞食的圣餐。
她一次次将手臂绕在他的脖子上，眼中噙满泪珠，曾山一次次将它拿开。他就是《堂吉诃德》里的那个安塞尔模，他要使自己幸福的花瓶经得起摔打。
张末躺在曾山的身边，像个孩子似的依偎着他，身体瑟瑟发抖。曾山在临睡前服用了四片利眠宁。他一心盼望的就是这个夜晚尽快过去。
现在虽然已是初夏6月，可张末觉得，这个夜晚与他们第一次做爱时的情景是何其的相似。那天晚上下着大雪。积雪在窗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炉火熄灭后，她也能看到窗外那片银灰色的雪光，它将房间照亮了。雪片无声无息地坠落。她怎么也无法入睡。她想起了《卢布林的魔术师》中的一句诗：
我是你的，
我的梦也是你的。
她只为这句话而流泪，并将它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曾山很快就发出了鼾声。她听见楼下食堂的玻璃被什么东西砸碎了。一块，两块，三块……她推了推曾山。你听，好像有人把食堂的玻璃打碎了，统统打碎了。曾山翻了一个身，将厚厚的背脊转向她。接下来她又听到了人群在奔跑的声音，校园里一片嘈杂，其中还夹杂着一两层遥远的呼喊。她拽了拽曾山的胳膊：好像发生了什么事。他睡得十分香甜。在玻璃的破碎声中，她觉得自己的心脏也随之炸裂，就如一只成熟的石榴。
第二天早上，张末很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她故意将桌椅弄得乒乓作响，她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到他的脸上。可是曾山还是没有醒来。张末不知道为什么要将他弄醒，假如他作出挽留的表示，她还会留下来吗?
她在床边坐了十分钟，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脸。他的鼻毛依旧很长，脸上依然油汪汪的，眼角上堆满眼屎。可是它不再像从前那样令人生厌。
她拖着沉重的皮箱下了楼。户外的阳光刺痛了她的眼球。在她去车站的路上，那张脸一直在街道两侧浮现，注视着她的离去。一个小时之后，它才在车窗外掠过的小河和村庄的背景中渐渐模糊，并最终消失。
12
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张末从上海回到南京还不到一个月，就给他寄去了一封信。她受不了那个令人心碎的场面：她独自一人拖着沉重的皮箱前往车站，而曾山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他们多年来的爱情和婚姻看上去就像是为这个场面所作的准备。可是当它来临的时候，还是显得不伦不类。它甚至都不能算作一次真正的离别。
张末在信中承揽了失败婚姻的所有罪责。她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假如让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也许会考虑留在你的身边。
她这样说，并不是为自己离婚的选择感到后悔，也不是试图安慰对方，它至多说明了内心纷乱不安的状况而已。
在等待回信的那些日子里，她再次品尝到了初恋的激动。一切都乱了套。也许曾山说得对，我们的确处于一个空前混乱的时代。你无法对任何事作出判断，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弄不清哪儿出了毛病，只是在时间的挤压下慢慢地变了形。
葡萄变成了酒，酒又变成了醋。
她没有收到曾山的回信，却在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了他从车站打来的电话。
张末一听到曾山在电话中的声音，离别后所积蓄起来的眷恋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语调再次变得冷冰冰的，暗示着对方的唐突和鲁莽。
“我只是想给你写封信。”张末解释说，“仅仅是写封信，没别的。”她没法自圆其说。
他们在新街口的一家通宵咖啡馆见了面，在那儿坐了两个小时。他们的沉默不语使彼此都觉得厌恶、烦躁。曾山说，他打算第二天下午离开南京，因为他还想去紫金山的一座寺院看看慧能院长。
最后，他问张末是否愿意去他的住处。他在车站附近的旅馆里订了一个房间。张末觉得自己的肌肤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鳞痂。
在7月的溽暑之中，在旅店排风扇的喧闹声里，他们在一张简陋的钢丝床上做爱，吞食着对方嘴里吐出的热烘烘的气流。只是他们的身体毫无反应。“我要完蛋了，完蛋了。”曾山对她说。他赤裸的躯体就像一段映人雨帘的枯枝。
张末冷漠地鼓励着他，让他再试一次。
他们徒劳地重复着这一单调的进程——犹如海浪的泡沫，一次次卷向岸边，又一次次在沙滩上隐匿不见。
随着时间的延续，她给曾山写信的次数在渐渐减少。而曾山也只是在新年或者重大的节日才会给她打上一个电话。她逐渐适应了一个人的生活。
她白天在职业学校教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班后就陪母亲上街买菜，与那些蓬头垢面的小贩大声地讨价还价。她不再将在公共场合放屁视作耻辱，倘若洗澡的时候想撒尿，她会毫无顾忌地将它撒在浴缸里，用水一冲就完事。
她走路的步子明显地加快了，一天到晚不停地在学校和家中来回穿梭。她的身体微微有些发胖。大半个夜晚，她陪父母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对当下的时事发表一通不得要领的评论，被肥皂剧中粗俗的对白逗得哈哈大笑。
时间一长，母亲就会说：我们的张末比从前开朗多了。父亲的夸赞之辞还停留在60年代，他的说法是：末末进步了。对此，张末本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她在内心不断地劝说自己：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挺好。
她已经悄悄地与南京的几个基督徒开始了尝试性的接触，一旦她认为有必要，就会将自己五条件地托付给上帝。她甚至不再听贝多芬、伯拉姆斯，她把床头的几盒磁带换成了童安格和张学友，打定主意与过去告别。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一个从广州打来的长途，她愈渐平静的内心才突然乱了方寸。
13
电话是邹元标打来的。
他告诉张末，他第二天要来南京，希望晚上能见上一面。
“你不是已经被捕了吗?”张末听到他的声音，半天才反应过来。
“暂时还没有。”邹元标说。他的语调听上去既兴奋又虚假。
“怎么证明你不是一个骗子?”张末笑了起来，“那天你装出一副随时会被警察抓住的样子，我差一点信以为真……”
“在我的计划最终完成之前，他们一时还抓不住我。”
“又在骗人。”
“是真的。”邹元标认真地说。
“那么你有什么计划?”
“你知道。”
“我不明白。”
“你在装糊涂。”邹元标说，“想想看，你曾经答应过我……”
张末的脸一下就红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对他说：“我们之间的事已经结束了。”
“这只是你的看法，”邹元标很有耐心地说，“我知道你近来的心情不太好。你离了婚……”
“你怎么会知道?”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
“你还知道什么?”
“你的丈夫正在筹划一个学术讨论会，他需要一笔赞助……”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可以出这笔钱。”邹元标说，“说起来，我对哲学问题还很有那么点兴趣，比方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张末吃了一惊。这个自称董事长的人居然对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她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明天晚上7点，我们在金陵饭店门口见面……”邹元标嘿嘿地笑了一声，“这一次，你总不会又来例假吧？”
张末放下电话，心脏突突地跳了起来。她坐在电话机旁，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看上去，她还在为明天的约会犹豫不定，但她知道，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14
金陵饭店，这座南京城最高的建筑矗立在一片璀璨的灯火之中，它的光亮使附近的树林和民居变得愈加黯淡而模糊。张末从一辆公共汽车上跳下来，绕过鼓楼边的一段灰暗城墙，远远地看见邹元标正站在饭店门口的廊柱下等她。
“我还担心你不会来，结果你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刻钟。”邹元标微笑着对她说。
他们在电梯里就开始接吻。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自从他们在玄武湖边的一座凉亭里分手之后，她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他紧紧地搂着她的腰，她的脊椎骨被一阵气浪所震断，她的肠子像一团乱糟糟的麻线纠缠在一起。
他们很快就分开了。电梯停在了九楼。一名饭店的服务员推着餐车走了进来。电梯在快速上升。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如同一片树叶，飘向遥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她神思恍惚地看着邹元标。餐车上的玻璃杯和酒瓶轻轻地摇晃着，发出似有若无的磕碰之声。
在饭店顶层的一间圆形咖啡厅里，他们找个靠窗的位子坐了下来。邹元标问她喜欢喝什么牌子的酒，张末回答说，她已经醉了。
不过她还是要了一包土豆条，一碟开心果，一瓶意大利的金巴瑞。酒的颜色像玫瑰一样呈深红色，有一股淡淡的苦艾味。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窗外乱哄哄的喧闹声离她十分遥远。她能看见玄武湖沿岸的灯光，湖边寒伧的火车站以及广场上蝌蚪般的行人。湖心的一座座凉亭在黑夜的衬托下已成了一簇簇幽暗的剪影。
这个夜晚，与她一生中无数个夜晚一样，只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瞬间。假如你此刻正在安眠，那就意味着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她坐在窗前，喝着酒，偶尔又会想到曾山，以及他那颗哑铃般的头颅。她不只一次地闪现过这样的念头：为什么药剂师的身影一旦出现在她的房门前，她对于音乐教师的眷恋就失去了重量?直到现在，她依然找不到任何答案。她觉得自己的腹部藏着一个精灵，它从来不受意志的支配。
“在你愁苦的忧容之下，掩盖着一个渴望快乐的心灵。”邹元标对她说，“我一直在担心你也许不会来，可是你却提前了足足十五分钟。”随后，他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开始了最初的调情。他凑向她的耳边，悄声地对她说，他在火车上第一眼看到她，就被她身上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迷住了。他怔怔地看着她的腰，她的腿，她胸前的V字领衬衣，一路上与她说着令人开心的故事。
“我在想，假如你什么都不穿，会是怎样一副动人的情景……”
他将手放在她的腿上。张末听到了自己丝质的裙子在摩挲中发出的静电之声。她觉得邹元标用这种放肆的方式与语调与她说话，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她喜欢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他低沉而清晰的嗓音。在她的身体里，自有一种情感呼应着它的节拍。她能够明白，为什么药剂师在饭桌上随口说出的一个笑话都会使母亲哈哈大笑，她浑身的肉都在颤抖。
邹元标的瞳孔亮晶晶的。她的整个身心都浸透在他温暖的注视之中，沉浸在一片虚幻的光影里。他每看她一次，她的身体就如被风吹动的树木一样摇荡不已。
张末一口接着一口地喝着酒，同时谛听着邹元标的喃喃低语，她的疯狂的渴望已不可动摇：无论邹元标要她做什么，她都会遵从他的意志。一杯再苦的酒，她也打算喝下去。这样想着，从昨夜开始就堆积在她心头的犹豫和惶恐随之就消失了。
她忽然想到了她与曾山的离婚。它至多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而现在她得到了这样一个借口。这个念头使她吓了一跳。放纵与疯狂，它是肢体的一个小小秘密，是她与身俱来的好奇心所培植起来的秘密。同时，它又是那个甜蜜梦境的一个部分。你什么也不会失去，不会……只要你想像它是圣洁的，它就始终是圣洁的。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为了得到你，足足等了三年时间。”邹元标说，“你知道三年来，我为什么没有被警察逮住吗?”
张末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她摇了摇头。
“完全是因为你……”邹元标低头抿了一口酒，继续说，“这些年来，我就像一只被猎犬追逐的兔子一样，疲于奔命，四处躲藏，不过，现在我感到它还是值得的。”
邹元标随后告诉张末，他明天一早就动身去上海，“与那帮知识分子开个玩笑。”
“你真的要给学术会议提供赞助吗?”张末不安地问道。
“那当然。”邹元标略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我是一个罪犯。但还懂得信守诺言。不久之后的学术会议就是我的墓志铭。我对逃跑早就厌烦了。”
张末虽然已微露醉意，但还是被邹元标的一番话说得目瞪口呆。在她的印象之中，邹元标的话语中好像总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成分。她分不清他的哪些话是真实的，哪些是信口开河的玩笑。她原以为邹元标约她来谈赞助之事，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