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沉默不语，他们喝着酒，反复谈论着这件事。临走时，子衿突然问他：“你打算拿你的妻子怎么办?”
曾山与妻子结婚两年后，生了一个女孩，而他们的相识则要追溯到七八年前。当时，在江西九江的偏远小镇上，曾山在一所县办钢铁厂当锻工，她却在一所民办中学担任音乐教师。曾山在休息日去她那所中学的图书室看杂志，慢慢认识了她。后来，曾山约她出来散步，谈了三个小时的巴尔扎克，然后便在学校后面的一个黑魃魃的树林中做爱。没过多久，音乐教师便随着第一批返城知青回到了上海。曾山却命运未卜，留在原地苦苦等待。但她回城后并未就此抛下他，为了让曾山尽早返城，她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那点可怜的家庭背景，同时也耗尽了他们本来就十分稀薄的爱情资源。曾山回到城里，等待着他的只是新婚之夜无休止的争吵。他们第一次看清了对方。他的妻子整整一个晚上都在不停地唠叨：她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将他弄回上海，现在看来，的确有些不值得。她这样说，只是想让曾山牢牢记住她为他作出的巨大牺牲，而曾山暂时还不知道如何偿还。
当时，我们的共和国在一夜之间就开了窍，它的臣民也已经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的欲望毕竟不能为空洞的理想所喂饱。当他的妻子满脸酒气地从歌舞厅回来的时候，当她吼叫着将曾山赶往菜市场，在她一遍遍重复“我本来可以一走了之”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神都在明白无误地向他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我有权这么做。
曾山知道，她的确有权这么做，这是未来向过去索要的起码报酬。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曾山在办公楼遇见了张末。那天，他从学校的单人宿舍回到家中。他的妻子一边在厨房里洗菜，一边向他抱怨说，她已经受够了，如果曾山尚有一点自尊，他们最好明天一早就去法院离婚。曾山回答说，他明天上午还有课，离婚一事最好安排在下午。他这样说，自己也吓了一跳。他似乎感觉到，那个在办公楼遇见的抬着花篮的女孩已经暗中给了他有力的支持。他的喉头不禁一阵哽噎。他的妻子立刻就不吱声了。她手里捏着一根湿淋淋的葱。走进了卧室，出神地看着她的丈夫，那情景就像她不认识他似的。
接下采，他们俩谁都没有说话，婚后的生活第一次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宁静。两个人都显得不太习惯。
晚上，他的妻子早早就在床上躺下了。可到了后半夜，她还是忍不住将曾山推醒了。还真的要离婚呀?她开始冲着他做鬼脸，用指甲挠他的后背，跟他讲起那些老掉牙的笑话。曾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突然意识到他的妻子还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不过，对于他们曾经共同梦想过的幂庭生活而官，这一切毕竟已经太迟了。
在一般人的眼中，曾山的妻子长得丰硕，漂亮，有着令人羡慕的身段，可是他总觉得她的身上有些地方使自己很不舒服。起先，他并不知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来自于何处。几个月之后，在法院的门口，当妻子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的时候，曾山终于认清，她的下巴令人沮丧。它的线条轮廓分明。像是被刀削过的一样，充满了男性化的坚毅与决绝。在她流泪的时候，她紧抿的双唇使得这一特征更加触目。他不由得想起了张末。他的眼前立即浮现出她的嘴唇，额头，鼻子，眉毛和眼睛，但怎么也想不起她的下巴是怎样的。
曾山这样想，正因为她的下巴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印象，那张脸才显得如此动人。
他与妻子分了手，回到了学校的宿舍里，并立即模仿康德给美所下的定义，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可以被忽略的东西就是美的。”
8
正像慧能院长所预料的那样，由于贾兰坡教授突然去世，会议被迫推迟了几天，那些因交通不便而稍晚到达的外地学者，刚好来得及赶上贾教授的追悼会。
为了弄清贾兰坡教授自杀的真正动机，警方在案发后的两天里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然而，他们的侦讯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疑点。
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研究生院院长汪秉昆曾私下对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们表示，虽然他本人对贾兰坡教授的自杀感到极为沉痛，但也说不上意外。
“如今这个年月，自杀难道还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吗?”他反问道，“何况，贾兰坡教授死前并非没有这方面的征兆。”
汪院长说，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与死者于两周前曾一起驱车前往市郊的湖边钓鱼。贾兰坡教授似乎对未来的学术会议感到忧心忡忡。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看上去他现在整日都在为会议而奔忙，实际上他已经在着手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中午用餐的时候，在湖边的一块茂密的杉树林里，贾兰坡教授出人意料地提起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这件事情涉及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考虑到事件的几个主要当事人如今尚在人世，谈话的具体内容暂时还不便向新闻界透露。
汪院长回忆说，贾兰坡教授在决定讲述这件事之前曾显得十分犹豫。甚至，他一旦开始讲述，脸上就呈现出后悔的表情，但依然滔滔不绝。仿佛不是他在说话，而是一种奇异的力量在他的体内寻找着进泻之口。汪秉昆院长最后说，虽然他本人不能断定这次谈话与贾兰坡教授后来的自杀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它至少也提供了某种颇可玩味的背景。如果有必要，他会在适当的场合，公布谈话的内容。
贾兰坡教授的遗孀对于汪秉昆院长的上述谈话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她只是冷静地对前来调查的警员们说：“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贾兰坡毕竟已经死了。那些一心盼着他早日归天的人总可以称心如意了。”
按照她事后的追忆，案发当晚，她恰好要去学校的大礼堂参加教工合唱团的排练。她刚刚走出家属大院，迎面就遇见了子衿。他是贾兰坡教授最为得意的大弟子。她知道那会儿预备会正在图书馆二楼的会议厅里举行，便问他为何没去开会。宋子衿的神色有些飘忽不定，一脸刚刚睡醒的样子。宋子衿愣了一下，对她说，他脑子里想着要去图书馆开会，却不知不觉地走到教师家属区来了。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我大脑的神经树上一定是爬满了蚂蚁。”随后，他对师母的那条演出穿的裙子言不由衷地夸赞了一番，就反身匆匆离去了。“这段时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总是显得有些神不守舍。”
排练一直持续到深夜。后来，那场猝不及防的大雨又将她们困了一个小时。她回到家里的时间，大约是晚上11点。她记得，贾兰坡教授当时正在书房里看书。她去浴室洗了个澡，然后给丈夫端去了一杯热咖啡，并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在平常的日子里，贾兰坡教授在做学问的时候，很愿意妻子陪伴在身边。她静静地在一旁打着毛衣，看些闲书，或者替他捶捶背。有时，贾兰坡教授也会从堆满典籍的书案上抬起头来，活动活动筋骨，跟她聊些有趣的事，偶尔也会哼上一两段《坐宫》。这种习惯已经延续很多年了。
出事的这天晚上，贾兰坡教授的行为的确有些反常。她向他打听会议上的情况，丈夫却显得很不耐烦。他冷冷地请妻子先去睡觉；让他一个人单独呆一会儿。因为他“有些事情需要仔细地想一想”。
在晚秋的那场大雨中，她睡得很沉。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才被楼下的叫喊声惊醒。她听见楼下有人在叫着她的名字。她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大概阳台上晾晒的衣物被大风刮到楼下去了。
警察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下她的全部陈述，然后向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刚才谈到，似乎有些人一直在盼望着贾兰坡教授死去，你指的是哪些人?”
贾夫人回答说，这牵涉到了学校当局尚未公开的一个内幕。她介绍说，贾兰坡教授是一个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他的很多想法都已不合当下的潮流。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与校方进行着一场他注定不能获胜的战争。哲学系在这所大学俨然一个庞然大物，每年都占用着学校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何况，哲学系已经连续三年招不满本科学生了。学校的负责人曾多次向贾兰坡教授试探，为了节省开支，能否将哲学系的规模予以压缩，或者干脆取消。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是，把哲学系作为一个研究所并人法政系。贾兰坡教授自然一口拒绝。他内心也十分清楚，哲学系最终被取消看来只是早晚的事，校方只是慑于他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声望，不得不有所顾忌。应当说，学校方面源于经济上的压力，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再说，这个提案也受到了全系绝大部分教师的赞同与支持，因为法政系雄厚的经济实力令人羡慕，它属下的一个法律咨询公司，五家律师事务所在这些年中积攒了大量的金钱。
她本人也曾经提醒过她的丈夫，倘若他固执己见，势必树敌甚多，只能自取其辱，“哲学也不是什么非要不可的东西。”贾兰坡教授听后勃然大怒，“倘若没有哲学，人与猪何异?况且猪也未必就不懂哲学。”
贾兰坡教授这样说，自有他的苦衷。哲学系是从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绝非易事，其中寄托着他的全部梦想。
“如今他突然撒手归西，许多人一定感到喜出望外。”
警察皱了皱眉头，旋即向她表示，他们只是例行调查，无意过问学校内部的具体事务。既然目前并未发现贾先生死于他杀或意外事故的明显证据，如果她本人没有异议的话，他们只能以“自杀”作为暂时的结论。
“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期间，我们也不希望节外生枝。”
9
现在正是午后时辰。屋外人声喋喋，阳光静静地洒满了窗台。曾山记不得有多少个这样的时刻，他从午睡中醒来，听到自己的心脏有节奏地撞击着他的肋骨，被褥里汗津津的。有个声音在他耳畔悄悄地说话。这种类似于耳语般的声音来自于他体内藏匿的一个精灵，一个忠实的提词者。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个精灵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职责，也从未失去过耐心。它谦卑地提醒曾山，将他引向一连串重大的问题。唉，不要问，那是什么。是时候了，我们已无须等待。让我们放弃挣扎，追上狂欢者的队伍，赶赴一场盛宴……
贾兰坡教授的追悼会被安排在工会俱乐部的大厅里举行。宽敞、明亮的大厅此刻被装饰得庄重、肃穆。由于在此之前贾兰坡教授的遗体已经火化，墙上象征性地挂着一幅照片，四周被黑色的布幔环绕着，遗像的下方摆满了鲜花。贾兰坡脸上僵滞的笑容仿佛表明，他对于大厅的布置大致满意。
曾山睡眼惺忪地赶到追悼会场，心中难免感到几分不安。因为他担心自己在午睡中错过了追悼仪式。从现场的气氛来看，追悼会要么尚未开始，要么已经结束。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向一位不相识的妇女低声打听了一番。他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模棱两可的，含糊不清的。这个妇女对他说：既然大厅内的人尚未离去，你就没有理由认为追悼会已经结束。
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就像窗外花圃中冬青树投下的一簇簇阴影。他们说着话，神色凝重，声音被压得很低，与丧葬的气氛极为协调。嘤嘤嗡嗡的谈话声在大厅里回荡，但没人能够听清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偶尔听明白一两句话，也是断断续续，言不及义。从说话者的脸色判断，他们似乎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
慧能院长身穿一身黑色的西服，这使他看上去不像一个僧侣，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他面色红润，抱臂而立，正与另外几位学者谈论着一个严肃的话题。曾山知道，慧能院长保养得如此之好完全受益于那些寺院自产的蜂蜜。慧能曾向他提及，到了春天蜜蜂产蜜的旺季，寺院还能剩下相当大的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他们之间的谈话使曾山想起了那些娇小、可爱的小动物，它们在阳光下振翅而飞，攀附在寺院外的一棵紫荆树上，仿佛一心要将它的枝条压弯。帕斯卡尔。普鲁塔克。圣餐。瓦格纳。圣·乔治大教堂。慧能院长一边说着话，一边向从身旁经过的人点头致意。那么，佛罗伦萨博物馆的裹尸布又作何解释呢?慧能院长看上去在低头沉思，实际上他是在寻找脱身的理由。他的心里似乎还牵挂着另外一件事。
子衿和他的几个师妹呆在一起。她们大多在本市或邻近的城市工作，导师的死给她们提供了相聚的机会。有一位姑娘似乎来自昆明，因为在她与师兄的谈话中多次提到了西双版纳。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她说。她们的打扮一律是黑色的。黑色的发臀。黑色的短大衣。黑色的短裙，长袜，皮鞋，绶带。甚至，其中一位的牙齿也是黑色的，不过，她显然不是有意为之。
子衿比任何人都显得心不在焉。他与师妹们说着话，不时转过身去朝．四周张望，像是在寻找着一个人。
老秦的样子很有几分寂寞。他从一个谈话者的圈子走向另一个，一直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位置。他游手好闲地在大厅里来回逡巡，丧失了起码的真实感。他来到一个正吃着棒棒糖的小女孩身边。他本来打算与她开个玩笑，却没想到将她吓了一跳。他冲着她笑，而女孩则迅速地逃开了。就在这时，老秦发现宋子衿正朝他这边张望，不过目光很快就移开了，这说明师兄所要寻找的那个人并不是老秦。但他还是决定加入到师妹们的行列中去。她们正热烈地讨论着金三角的贩毒网和加入食物的罂粟壳。老秦瞅准机会插了一杠子。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事，他说。谁都没有注意到他。只有一个女人作出了反应：他的口臭使她不得不稍稍改变了一下站立的姿势。老秦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看来还是比较欢迎他的加入，因为他很快就代替了慧能院长的位置，与几位外地学者接上了话。他飞快地说着，仿佛一心要弥补刚才的损失。渐渐地，他的举止恢复了往常的从容和自信，脸上也有了些许光泽。而慧能院长终于机敏地脱身离开了。
一个身材颀长的女人此刻正独自站在窗前。她背对着曾山。他看不见她的脸，可是他能看见她裙子棕色和杏黄色的拼花图案，在午后的阳光下格外醒目。她的一只手搭在窗架上，谛听着窗外的什么动静，从她落落寡合的样子来看，她极有可能就是贾兰坡教授去世前刚刚调入系资料室的那个纺织女工。也许是另外一个人。但她肯定不是张末。曾山的心里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同时，他体内的情欲仿佛顷刻之间就苏醒了。
在这个女人柔和的腰线之侧，曾山从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远处被阳光照亮的一片树林和草坪。他看见了那幢简朴而小巧的幼儿园的房舍，绿色的栅栏、树篱和尖尖的卫矛。几个小姑娘正在园内做游戏。她们唱着歌。丢呀丢呀丢手绢。钢琴的声音似有若无，不过还能被听到。在寂静中，他的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下午3点钟。学校的副校长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他宣布追悼会到此结束。直到这时，曾山才看到了他的师母。她被安排在大厅出口处的一张藤椅上。每一个试图从这所大厅走到户外去的人都必须经过她的身边，与她握手，劝她节哀。
人群在往外散去的时候没有闹哄哄地乱成一团，而是自觉排起了长队，这多少显示了知识分子在修养上的与众不同。人们脸上的表情，移动中的步伐，问候时的语调都极为相似，一个模仿或重复着另外一个。犹如经过复杂的训练和彩排。只是当慧能院长经过大厅门口的时刻，才出现了一个细微的变化：他向师母伸出手去，贾夫人却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就像她压根儿没有看到这个人。慧能院长略略迟疑了一下，很快将手缩了回来，并加快步伐走到了门外灿烂的阳光下，将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留在了身后。
10
曾山从工会俱乐部出来，没有回宿舍，而是骑车径直出了学校的后门，沿着苏州河西岸前往市区。他要去看望女儿。珊珊只有五岁，但脸色已相当忧郁。她懂得了不少成人之间的事，会唱不少儿歌。丢呀丢呀丢手绢。蒲公英打开了她的小花伞。她已经能学着用歪歪扭扭的字给曾山写信：我们不要你的臭钱。少来这一套。
曾山不太喜欢她，对她的记忆也十分稀薄。她的出生很难说不是一个错误。她愿意呆在黑暗之中，呆在一只箱子里。那是一只破旧的藤条箱，是曾山留在前妻家中的惟一遗迹。后来，它也成了错误的见证，曾山对它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珊珊却常常躺在里面睡觉，手里捏着一条洗得发蓝的手绢。这只箱子，是她梦想中的居所，将她与外界的生活隔开。珊珊的这一习惯使曾山不安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那些他试图逃离的事物。逃离。一切都指向它，一切都是它的影子。三十年后，这个词语更换了一个面目在他心中扎根，占据了他的全部意识，那就是“奔向”。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或结果，但它们从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回事。
由此，他还想起了另外一组概念：自我折磨与自我劝说。它勾勒出了生活的全部经纬。在很多这样的时刻，曾山躺在床上，酝酿着一次新的睡眠。他四肢松展，双目微闭。他对自己说，现在，除了窗外柔和的树声和远处若隐苦现的喧响，一切都是宁静的。我要睡了。我感到自在。很快，他的呼吸开始变得均匀，身体在清凉的水中慢慢下沉。他感到所有的静谧，纯净与永恒，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另外一种声音在耳边悄悄地提醒他：你真的要睡着了吗?你如何证明这一点呢?这个声音固执，有力，容不得他去做主，由此他睡意顿消。这类令人祖丧的事件，作为一种象征，在他的生活中随处可见。他所要建造的，是冰块垒成的城市，它经不起阳光的曝晒。
曾山为此曾去请教过一位心理系的博土。她在学校书店的边上开了一家心理咨询诊所。她是一位基督徒兼女权主义者。她在听完了曾山的自述之后，立即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毫无疑问，你是在与上帝作战。每个人都指望他所找到的幸福耐久，坚固，结实，经得起摔打，假如果真有这样的事，世上也就不会存着‘幸运’这个词儿了。你替自己想得太多了。还是将这些问题交给上帝去思考吧。上帝存在的意义正在于我们不必思考，而不是相反……”曾山不太欣赏她的观点，但在那一刻，他的内心还是被她虔诚、坚定的目光照亮了。曾山对她解释说，作为一名哲学教师，他所关心的并非是那些信仰上帝的理由，而是不信的理由。因此，他本人更喜欢那些具有明显异端思想的人，尼采，叔本华，拉罗什福科。他们令人更感到亲近。“像我这样的人，预先就被剥夺了信仰的权利。”曾山笑着对她说。“是自我剥夺吧?”她问道。
“也许是这样，”曾山答道，“笛卡尔说得对，除了征服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无其他的使命。”
现在，哲学系副教授曾山正骑车赶往他前妻的住所。他从那儿逃了出来，此刻又一次奔向它。夕阳染红了污秽的河面，使那些泡沫塑料、废报纸、机油与黑色的飘浮物闪现出金子般的光泽。一些鸽子栖息在河边的房顶上，栖息在河堤的水泥护栏上，在装满煤渣的驳船上散步。
11
上个月，他与妻子和女儿在公园见面。她的口中第一次出现了张末的名字。这使曾山感到有些意外。在此之前，她从不屑于提起她，仿佛张末就是传说中某种恶毒的神祗。她的脸上充满了幸灾乐祸的表情。“我们现在终于打了个平手。”她说，她指的显然是曾山与张末离婚这件事。他不知道她从何处打探到这一消息。她打算进行报复了：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有什么区别?棍子插在猪油里，拨出来就拉倒……只是因为珊珊就站在近旁，她对自己粗俗不堪的语言天赋才有所克制。
“你呢，你的情况怎么样?”曾山温文尔雅地对她说。
“这不干你的事!”
“我从报上看到了你们公司的消息……”
“这不关你的事!”她再次强调说，尖利的下巴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她的眼中溢出了泪水。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曾山没有再谈下去。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追到南京去呢?她提起了张末，企图再次占据主动，不过，原先激烈的言辞此刻已成强弩之末，这使曾山不安地意识到，他的前妻在公司倒闭之后，也许尚未找到新的工作。
曾山告诉她，由于刚刚被提升为副教授，他的工资状况有所改观，假如她改变初衷，愿意接受他的资助的话，他打算立刻戒烟。你还是少跟我提你那点丢人现眼的工资吧，我看你早晚得跟那个贾什么坡的鬼东西一样，从楼上一头栽下来摔死拉倒。她叫道。她的声音惊动了一位练气功的老头。不要叫。不要叫。走火人魔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已经活了一百零二岁了。曾山颇为惊异地察觉到，在离婚之后，他的前妻一直在暗中时刻留意着他的动向。用她自己惯用的语言方式来表述：我等着看你的讣告登在《新民晚报》上，然后用它来擦屁股。她对那些无聊的话的确上了瘾。可曾山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她愚蠢而固执的善良。
曾山来到前妻居住的那个街区，天色已渐渐昏暗。天空刮起了偏北风，看来又要降温了，他感到身上凉飕飕的。建筑队正在拓宽路面。到处都是沥青化开的气味，尘土与油渍的气味，还有一缕孜然和胡椒的香气。循着这股香气的踪迹，在一辆推土机的边上，曾山看见了他的前妻。
他差一点没有认出她来。她的头上裹着一条农村妇女们常用的蓝布方巾，将自己打扮得土里土气的。她正在路边的梧桐树下卖着羊肉串。生意看上去还挺好，客人们来来往往。曾山想不起来她从哪里学会了这门手艺。他再次留意到她头上的那顶蓝布方巾，她为何要将自己弄成一个村妇的模样?也许只有这样，她才能心安理得，她毕竟是一个城里人，一个旧时代银行家的后裔。她不想亵渎它。
他看见了自己的女儿。她在冷风中瑟瑟发抖，从一只崭新的木匣中给客人找出零钱。他看到了她的眼睛。他第一次注意到它那么黑，那么白。她在算账。眼珠凝滞不动，证明她算账遇到了困难。
曾山感到自己开始喜欢她了。
12
在下午的追悼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宋子衿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他穿过大厅来到窗前。她转过身来朝他嫣然一笑。俱乐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手里拿着麦克风提醒他们离开。晚上还有京剧演出，他们要将追悼会场恢复原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这个时候，慧能院长彬彬有礼地朝师母走去，向她伸出了手。她显然看见了他，却深陷在藤椅里一动没动。这个微小的细节不禁使人联想到，慧能院长与师母彼此之间不仅早就熟识，说不定还有过相当深入的交往。顺理成章的解释是，慧能院长曾经有负于她，而师母对他深感憎恶，无法原谅。
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曾山的眼前再次浮现出当时的情景。他决定顾道去导师家中看看。自从上次他与导师因论文而发生争吵以来，他一直没有去过那里。师母替他开了门，告诉曾山，她正要去浴室洗澡。她让他先去书房坐一会儿。
房间的陈设似乎还保留着原先的样子。通往阳台的门敞开着，从窗帘的缝隙中，他能看到阳台的木架上搁满了花盆。雏菊，巴西木，铁树和鸡爪槭。也许是因为刚刚浇过水，花朵和叶蔓显得生机勃勃。曾山知道，他的导师当初正是通过这扇门走到了阳台上，完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腾跃。
屋子里光线很暗。书桌上散乱地堆放着书籍、字典、纸页和烟缸。他的导师当时一心要结果自己，没有顾得上作最后的整理。曾山浏览着那些书籍：《历史哲学》、《基督教的体系》、《动物志》、《开叫与首攻》……一册英文版的《爱默生文集》被打开在第一百零四页，书页上有些地方用水笔划上了红线。
一个人就是一个处于破败之中的神。这也许可以算作贾兰坡生前所留下的最后遗迹了。他不知爱默生的这句话曾经激发了导师怎样的联想。依照师母的说法，她从大礼堂回到家中，给导师送去了热咖啡，但他却将师母赶出了书房。“有些事情我需要一个人仔细想想。”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想了些什么。
在曾山的记忆之中，贾兰坡教授的思想以及他梦想中建立的哲学体系在晚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一生中贯穿始终的许多重要命题都面临着被瓦解与分裂的危险。一个多星期之前，曾山将那篇题为《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的论文交给贾兰坡，三天后，他约曾山去他的书房面谈。导师看来极为生气，他极为勉强地夸奖了他的才华，为他后来言辞激烈的批评作了一点小小的铺垫。按照贾兰坡教授的解释，当今人文哲学的当务之急在于为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建立新的价值范畴，而不是像曾山在文章中所做的那样，徒劳无益地宣告这个世界行将崩溃的消息。哲学重在阐述，而不是简单的启示或布道．“假如像你所说，这个世界注定要完蛋的话，我不知道你的论文还有什么价值。没有对于永恒的确信，道德亦将不复存在。”导师举例说，早在14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大批僧侣和经院哲学家早就预言了宇宙大限的来临，一些人甚至还在修道院阴暗的地下室里悄悄赶制应付世纪洪水的方舟。“这的确非常可笑，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他们的恐惧与妄念和当时流行的癔病有关。生理疾病往往会给我们带来错觉。还有你在文章中反复提到、推崇备至的那个法国人，阿尔贝·加缪，假如他愿意不断地往山上推石头，本来是没人反对的。法国人的确有着非凡的想像力，但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仍然像以前那样对中国哲学不屑一顾的话，我劝你多读一些德国人的著作……”不管曾山与他的导师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曾山感觉到，他的去世也许预示着一段岁月的彻底结束。一座纪念碑倒塌了。一道幕帘被突然打开，阳光涌人，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哲学系将会不复存在。他的心里掠过一阵空空荡荡的悲悯之感。
坐在导师生前的书房里，曾山再次不安地想起了两三天前的那个来历不明的电话。它会不会是导师打来的?贾先生预感到了危险的来临，或者说，遇到了一个毁灭性的难题，他想找个人聊聊。可是按照他的身份，屈尊俯就地向一个学生倾诉烦恼是难以想像的，于是，他拿起了电话，又将它放下。他终于决定向死亡求助。
师母身穿一件蓝色的浴衣走进了书房。她问曾山要不要喝点什么，没等他回答，她就打开了咖啡罐。师母说，曾山能来看她，她感到很高兴。这一两个晚上，她都睡得很不踏实。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毕竟让人不太习惯。“我不喜欢哲学，可我喜欢听人谈论哲学，”师母说，“就像一个行为检点的女人偏偏喜欢四处打听别人的风流韵事。”过了一会儿，师母补充说，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
“哲学系眼看着就要完蛋了，也许等不到这次会议结束就会有结果。”她叹息了一声，继续说，“如果哲学系作为一个研究所并人法政系，编制想必会十分紧张，你要尽快活动，晚了就来不及了。”
一阵潮湿的夜风吹乱了桌上的书页，带来了一缕微微的花香。师母打了个寒噤，将被风撩开的浴衣的下摆重新拉严。曾山的脸一下就红了。
“你的导师尸骨未寒，现在已经有人在背后说了我不少坏话，你大概也听说了一些吧。”
曾山表示他未有所闻。“是不是因为今天下午这件事?慧能院长走过来与您握手，您却没有理会他……”
“不是这件事。”师母说，“你所说的那个慧能院长我并不认识。我当时一定是走神了。你日后如有机会碰到他，请替我代为致歉。”曾山点头答应。临走时，师母问他：“万一日后的研究所容不下你，你打算干什么去呢?你们导师在世时得罪过不少人，这一点，你要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曾山回答说，他暂时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像我这样一个人，除了碍手碍脚，还能干什么呢?”
“去卖羊肉串怎么样?”
师母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却使曾山出了一身冷汗。
13
很晚的时候，子衿博士来宿舍找曾山聊天。他是来告别的。子衿一进门就对曾山说，他准备从这个城市暂时消失几天。
曾山从师母家回来以后，一直在昏暗的灯光下修理他的那只闹钟。它的发条坏了。桌子上堆满了拆散的金属零件。“我从来就看不得这些东西。”子衿对他说。他指的是那些生了锈的闹钟零件。曾山用一把镊子正打算将一只弹簧和芯片与发条连接在一起，他抬头看了师兄一眼，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它会让人想起乱七八糟的大脑结构。”子衿博士解释说，“当然，我也受不了闹钟的声音，嘀嗒嘀嗒嘀嗒，永远没个完。”随后，他向曾山说起了一段往事。在他小时候，他的床边就搁着这样一只闹钟，它的声音让他睡不着觉，他就将它埋在了床边的一只麦缸里。
“对了，我差点忘了告诉你，过几天我的妹妹要来，我已经差不多有五年没有回过家了，我甚至都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儿了。”子衿很不得要领地这么说了一句。曾山没有吱声。他不明白师兄为何突然提起他的妹妹，再说，在这之前，他从未听师兄提起过她。
曾山找出一张废报纸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然后重新将报纸展平，盖在那些闹钟零件上，“这样可以了吧?”他们在桌边坐了下来，开始抽烟。
“你要去哪里?”曾山问他。
“杭州。”
“怎么会忽然想到要去杭州?”
“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的一家妇幼保健院当护土……”子衿说。他大概觉得类似这样的一问一答有些让人难以忍受，便索性抢先告诉了曾山他去杭州的目的，以及事情的整个原委。
“其实，这样的事在上海一样能够顺利解决，你又何必舍近求远呢?”曾山说，“我听说医院方面近来对有关规定作了一些改进，比如说，这种事不再通知原单位。人口问题毕竟要比道德问题紧要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也听说过这回事，不过事实究竟如何却不得而知，我又不能专门跑到医院去打听。更何况，医院负责计划生育的大夫通常是一些青春已逝的女人，她们已经失去了放纵一下的权利，因而心理相当阴暗，她们一见到那些未婚先孕的女孩，首先想到的就是鄙视，咒骂，冷嘲热讽，实际上，她们恨不得自己取而代之。”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子衿告诉他，是明天晚上1O点的车票。那段时间最安全，趁着夜幕的掩护，在前往车站的路上遇到熟人的可能性很小。“这一次，我要做到万无一失，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子衿说，他甚至准备在酒会结束后再离开。曾山知道，酝酿已久的学术会议定于后天上午8点正式开幕。明天晚上，会议的赞助商将在学校对门的松鹤大酒店举行盛大晚宴，所有与会代表均在邀请之列，市政府主管文化的官员届时也将出席。他和子衿都已收到了印刷精美的请柬。据说，这次晚宴的费用几乎占了会议开支的一半，看来，本次会议的赞助单位，南方某制药厂果然实力雄厚，出手不凡。“你的大会发言怎么办?”曾山问他。
子衿博士阴沉沉的脸上露出一丝灰暗的笑容，仿佛他对这件事很有把握。他扳起手指头，眼睛盯着窗外，像是在做一道复杂的算术题。手术只需要十五分钟。路上要花掉一天。手术后她需要静养两天。子衿的大会发言被安排在会议开幕后的第四天，时间上倒是绰绰有余。
“我只担心一件事，”子衿博士对曾山说，“那就是她已怀孕两个半月了，若是遇上血崩，堵都堵不住。这个女人不太好缠，也很有辜见，她一直瞒着我，竟然异想天开地想把孩子生下来。我足足做了一个星期的噩梦。”师兄疑虑重重地对曾山说，他甚至想到去找个医生做一次心理测试，看看自己是否正常。因为他刚刚听说，心理系的一位女博士在河边书店旁开了一家咨询诊所。“对我来说，这短短的几天碰到的麻烦，比过去时间里累积起来的还要多，就像是石灰，沙子，芝麻和锯末统统掺和到了一块。”
“在某些方面，你还是应当适可而止，”曾山对师兄说，“我一直觉得你可以过一种稍有节制的生活。”
子衿朝师弟摆摆手。仿佛在暗示曾山，现在还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张末怎么样?你见到她了吗?”
曾山表示他尚未见到她。他担心她因为什么事，临时决定不来参加这次会议了。
“也许你明天一觉醒来，就能听到她的敲门声。快乐的事情通常要么不来，要么就会让人猝不及防。”
随后，他们聊起了别的事情。聊起了老秦。这些天，他显得极为神秘，似乎要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搞点名堂，这段时间整天找人商量他的计划。一方面，他对自己在会上的图谋守口如瓶，一方面又一心要弄得人人皆知。
“鬼知道他在搞什么玩艺儿，”子衿说，“他似乎对这次大会寄予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底牌亮出来终究是一场笑话。”
“这次大会注定了不会太平，”曾山忧心仲忡地说，“会议尚未开始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我真的很难想像在往后的一个多礼拜里到底会怎样。但愿它不会成为一场噩梦。”
深夜两点，子衿才起身告辞，曾山一直将他送到了楼下。
子衿手里捏着一串钥匙，在楼下的车棚里寻找他的那辆自行车。他在那儿来回逡巡了四五分钟，仍然没有找到。
曾山只得走下台阶，帮着他一块查找。子衿告诉他，那辆自行车的坐垫是棕红色的，很容易辨认。他们将车棚里停放的车辆逐一找了遍。最后，子衿明显是着急了，他对着一辆橙黄坐垫的自行车，拿钥匙徒劳无益地乱捅了一气。“会不会是被人偷走了?”
他这样一说，倒立即提醒了曾山。他想起子衿那辆自行车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失窃了。曾山及时地向师兄提醒了这点，使得后者突然发出一阵过于夸张的哈哈大笑，仿佛笑声在进发出来的一刹那就使出了全部的肺活量。随后，他的身影像个幽灵一般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之中。
14
会议的接待中心设在专家楼的底层。这是一座百年前的古旧建筑。风格与式样是欧洲的巴洛克、哥特式与中国古典园林的简单拼合。八十多年前，一位俄罗斯妇人买下了它，在那儿只居住了短短的五年，却留下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遗迹。其中包括一棵冠盖蔽日的银杏，一条用她的姓氏命名的河流。
时序已属深秋，银杏树在风中抖落下叶片，像蝴蝶一样在阳光下飞动。专家楼前的草坪整肃而洁净，只是车轮的印辙依稀可辨。
在一辆橘红色的轿车旁，一位身穿旗袍的礼仪小姐正摆出姿势让人照相。她脸上显露的心满意足的笑容，让人感到她对于楼房和轿车的归属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张照片通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对她而言，这似乎已经足够了。院廊的葡萄藤架下摆着几把漆成白色的椅子，一位早已谢顶的老者占据着其中的一把。他假装在读书，实际上，他的目光一直在打量着那位小姐的臀部。当然，他可以为自己的行径找到理由：他探身朝院外张望，而那位小姐恰好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一会儿戴上眼镜，一会儿又摘下它。仿佛拿不定主意哪一种姿态更适合于观察。旗袍的花饰呈暗红色，它在腿部的分衩开得很高。由于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分衩线像是被剪刀临时剪开的，肌肤的呈现仅仅是一道缝隙。考虑到阳光的亮度和小姐不断调整的身体姿势，它也足以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假如一阵风过，使它敞开更大的幅度，露出蓝色短裤的下沿，观察者则不得不暂时挪开视线，将目光痛苦地投射到书本上。
透过大院的铁门和两旁的枇杷树篱，就能看到河边的银杏，看到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河水，河边扔石子的小男孩，以及为数不多的几名垂钓者。院外的一片小树林里，两个身穿西服的人正兴冲冲地朝这边走过来。
在专家楼高高的台阶上，曾山显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他一度想离开这里，又有些不太甘心。
迎面走来的两个人此刻已经双双跨进了大门。曾山立刻认出，一位是他等待之中的老秦，另一位就是本校的校长。
15
校长看上去精神很好，似乎正想着一件开心的事，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低着头刚刚走到大理石的台阶下，为了表示对校长的尊敬，曾山冷不防从一边斜插上前，朝他伸出了手。由于犹豫不决反而使他的动作变得坚决而突然。校长被他吓了一跳，本能地往后跳了一步，一时没有弄清曾山的意图。当他明白过来，对方只不过是想与他握手致意，校长便颇为得体地笑了一下，将那只白皙的手递给曾山，这时，时间上出现了小小的差错，因为曾山已经将手缩了回去。校长的手兀自悬在半空中，仿佛突发的中风使他的肢体失去了控制，也就是说，校长这回扑了个空。这个情景使曾山想起了追悼会上的慧能院长。尽管他的内心已经多少感到了几分滑稽，曾山还是坚决地再次朝校长伸过手去。老谋深算的校长这一次得好好估量一下出手的时机，估量的结果，他将那只保养得很好的小手藏人了裤袋。校长满面狐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曾山。愤怒的校长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认为：对面的这个年轻人仅仅是为了羞辱他才故意这么做的，假如他再一次伸出手，对方又缩了回去，这样循环往复，岂不中了对方的圈套?他这样想着，不安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幸好，院内的三个可能的目击者眼下兴趣还不在这边。
这时，老秦不失时机地将曾山介绍给了校长。校长脸色铁青。他狠狠地瞪了曾山一眼，转身就朝停在草坪上的一辆轿车走去。
老秦对曾山解释说，最后三名与会代表将在今天中午前后抵达。他正准备陪同校长去车站迎接。曾山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这三位代表居然惊动了校长的大驾，想必身份不同一般。老秦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而是问他，假如眼下恰好有空，他是否愿意与自己一同前往车站?“趁便，我还有些要紧的事打算与你聊聊。”随后，老秦拉着他跳上了一辆面包车，紧跟着前面那辆黑色的丰田，一路出了校门。
他们来到车站的广场上，距离代表们乘坐的火车进站还有十五分钟。
校长似乎余怒未消，为了避免再度与曾山碰面而出现不必要的尴尬，他龟缩在车中，通过挡风玻璃观察着出口处的动静。老秦则喜滋滋地从面包车上扛下了一块事先准备好的木牌，上面写着代表们的姓名。他们来到出口处的围栏外，老秦将木牌试着往空中举了举，向曾山问道：“你看这样可以了吗?”他没有听见曾山回答，因为此刻曾山已经抽身离开了。
曾山几乎是一路小跑地奔向广场西侧的一家商业中心。由于慌乱和匆忙，他在进门的时候，衣服被转门的把手挂了一下，引动了门后一位小姐低低的笑声。他从一处柜台前买了一面小圆镜，一把吉列刀架．一枚飞鹰牌刀片。接着，他找到了药品柜台，在摆放着各种避孕工具的橱柜前踟躇良久。
一位售货小姐迎上前来，问他是不是打算买一盒避孕套。
“那就买一盒吧。”他这样说，仿佛他原先并不想买，而纯粹为了迎合她，才作出了这一决定。
“多大号的?”“三十五毫米。”小姐这时抬头瞥了曾山一眼，目光中含有一丝明显的怀疑，好似对方是在故意逞能。
曾山从商业中心出来，径直朝行李房边上的一个厕所走去。在厕所的自来水龙头前，他熟练地旋上刀片，对着小圆镜，专心致志地刮起胡子来。
他想像着不久后与张末的见面，心跳突然加快了。他知道，张末对他留胡子这一习惯极为憎恶。
曾山与张末离异后；双方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络。他对张末的来信既渴望又恐惧。她的来信给了他生活中惟一的真实感，同时，他又担心她总有一天会在来信中提到她与别人结婚的消息，假如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应当懂得在某些方面有所保留。她的信通常都写得很长，除了偶尔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外，大多是一些日常琐事。从语调上来看，就好像他们并未分离。两个多礼拜之前，曾山给张末寄去了会议的邀请信，他在信中提到，由于这次大会不承担代表的住宿费用，为了不至于报销出现困难，他应当替她安排哪个等级的房间。张末很快就写来了回信，她说她很高兴参加这次有关宗教问题的学术会议，因为她目前正为是否应当皈依基督而感到犹疑不决。“至于住宿，如果你那儿没有什么不便，我还是愿意替单位省下这笔开支……”
想到这里，曾山突然咧开嘴“嘿嘿”地笑了两声。张末的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曾山的某种预感，仿佛张末随时都会再次回到他的身边。也许，在某一天的清晨或者深夜，他只要打开门，就能看到她拖着沉重的皮箱站在他的门前。期待中的这次学术会议，对他来说，宛若一场渴望已久的盛宴，仿佛多年来一直在困扰着他的所有问题，到了那时，都会获得圆满而彻底的解决。
16
从某种意义上说，车站是一个城市最大的秘密集散地。然而它却不会轻易地将这种秘密泄露出来。你所看到的仅仅是一片阴暗的街角，一方人群稠密的广场。明亮的茶色玻璃反衬出街道的树木，高耸的旗杆、钟塔，以及钟塔下围坐的妇女和儿童。在货栈的遮棚下，售货员向行人随时吐露微笑，就像一缕变质发霉的花香。那些匆匆奔向某一地点的小贩，兜售报刊的老人，掮客，便衣以及在旅馆登记处排成长队的人群占领了车站广场的每一处缝隙。你只是偶尔从那儿经过，看着自动扶梯将一批又一批人送上候车大厅，你想像着这个车站曾经是过或者将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一块海边的桑园，一个露天高尔夫球场，一家光线昏暗的妓院，一座垃圾处理厂……于是，车站就在无形中为时间塑造出了形态，你也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旅行者。
曾山不无伤感地想到这一切，心情陡然又变得沉重起来。他穿过阳光缤纷的广场，朝出口处的方向快步走去。
代表们都已经到了，老秦像是在四处找他。此刻，校长也已经从那辆轿车中钻了出来，他正忙着向客人们递名片。他逐一端详着刚刚下车的三位代表，没有看到张末。曾山将目光投向出口处长长的通道，从那儿可以一直望到空空荡荡的站台。
老秦用英语将曾山介绍给了一位外国人。他低声地对曾山说，这个人就是本次大会惟一的外国学者。倘若这次大会能够称得上是国际会议，他是不可或缺的。他是一个神学家，还是一个中国通，名叫唐彼得。唐彼得身边还站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经老秦介绍，曾山知道她是彼得先生的中国秘书。女秘书朝曾山浅浅一笑，随后她向老秦提醒说，唐彼得先生虽然精通英语，但他更愿意说德语，当然，他的汉语也说得非常流利。老秦介绍完毕，立即将曾山撇在了一边，径自与唐彼得先生热烈地交谈起来。
曾山显然有些茫然无措。他的视线一直盯着出口处的那条通道。一位佩戴红袖章的看门人此刻正打算将铁栏杆门关上，她一丝不苟地搭好铁门的铁扣，然后拢起袖子，蜷缩到一边晒太阳去了。低迷、回旋的风从站台上吹过，翻动着铁道边的旧报纸，两名身穿制服的女乘务员正有说有笑地从卧铺车厢上下来，怀里抱着一堆肮脏的被单和桌布。
唐彼得先生似乎对“神学家”这一称号感到不以为然。他对老秦说，他早年在印度洋上当过水手，后来又在荷兰的鹿特丹创办过一家造纸厂，不过，他真正的专业却是国际信托。在50年代，他作为日本人的贸易顾问参加过中国的广交会，并在德国驻华使馆工作过两年，他去过俄罗斯，东欧和台湾……对神学问题产生兴趣，只不过是一年前的事。
唐彼得先生每说一句，中国秘书就坚决地点一次头，仿佛她曾经陪伴唐彼得一起度过了那些颇有浪漫色彩的岁月，或者说，唐彼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她的芳心。由此看来，这个女人与唐彼得相识的时间不会太长。
除了唐彼得与他的中国秘书之外，剩下的一名代表就是本次大会的赞助商，南方某制药集团的董事长。他身材健壮，一腔广东口音，正与校长彼此寒暄，谈话虽有些不着边际，但还不至于找不到话题。
校长首先对董事长的资助表示了谢意。他说，在学术界面临严峻经费困难的今天，他的慷慨相助无异于雪中送炭。“我也许可以提前通知您，学校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聘请您担任敝校的兼职教授，当然啦，我们的合作仅仅是一个开始，敝校在生化制品、微生物、计算机领域均拥有很强的科技潜力……”
“教授我看就不必啦。”董事长说，他们公司之所以斥资赞助这次学术会议，除了他们对知识分子的一贯尊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本人对哲学上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十分关注。
“想必董事长先生在哲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校长问道。
“浅尝辄止而已。”董事长谦逊地笑了笑，随后神秘地朝校长跟前凑了凑，“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在您看来，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校长没有想到董事长会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脸上有点不太好看。“先有鸡，当然，不过蛋……”
董事长解释说，他实际的问题是先有物质呢，还是先有意识?他们公司的副董事长曾经因为研究这个问题坐过牢，还发过疯，不过后来一旦做起生意来，病就全好了。“我看这样吧，”董事长说，“在这次会议上，就请教授们给这个问题下一个固定的结论，不要翻来覆去，弄得人心里怪不舒服的。”
校长为难地看了看手表，“我看时候已经不早啦，咱们有话车上说吧，不然，食堂的师傅可就要等急啦。”
校长、董事长、唐彼得及其秘书先后走进了黑色丰田。曾山和老秦将他们留下的行李搬上了小面包。
在返校的路上，老秦一刻不停地与曾山说着话，而曾山却显得抑郁不欢。老秦从口袋里掏出一册代表名录翻了翻，对曾山说：“与会代表如今只差一位没到……”曾山的腹部一阵痉挛。
他们的车来到一处铁道口，被经过的火车挡住了去路。
这时，曾山感到老秦正满脸诧异地盯着自己。
“怎么回事？”老秦问道，“刚才来的时候，你还是——脸的大胡子，怎么一转眼就全不见了?” 第二章
大会惟一的缺席者。她的难言之隐。
1
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张末就开始了心目中对于爱情的憧憬与遐想。那时，她与父母居住在郊外的一幢老房子里。空空荡荡的天井，残破的院墙以及屋檐下筑巢的雨燕给她的梦想赋予了某种陈旧的布景。
在想像的画面中，一个男人朝她走过来。但她看不清他的脸。他一声不吭地来到她的身边，握住了她的手。在寂静之中，她听见那个男人在她耳畔悄声说：走吧，我们回家。
然后，她就跟着他回了家。
这就是她期待中简朴又神秘的爱情，为她带来了梦幻中黄金般的岁月。不久之后，她跟随父母搬进了城里。当她重新回忆起那幢老房子的阴影，回忆起那些檐廊、井台、雨帘和丝绸般的阳光，她甚至觉得这个男人的确存在过。封存的记忆就像埋人泥土的果核，在不知不觉中就长成了一棵大树。
在她读初中的时候，母亲为她请来了一位钢琴教师。这是张末第一次与一个陌生男人呆在一起。她离他远远地坐着，而他对张末更是不屑一顾。他留着长发，好像很久没有洗过似的，衣服上溅满了油漆，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烟味。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6点，他教她练琴，弹奏的总是一些令人厌倦的练习曲。他的手指短而粗，指甲盖上还残留着黑黑的污垢。
有一天练完琴碰上下雨，她的父亲留他吃饭。也许是仅仅为了报答这顿晚餐，他提出来是否可以为他们弹些什么。随后，他脸色阴沉着来到钢琴前，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仿佛是在等待着父亲的咳嗽声平息下来。他在弹琴的时候，张末正在厨房刷碗，在琴声中，张末似乎听到了夏天树叶在风中发出的声响，看见了秋天的溪水在阳光中跳跃，她仿佛再一次回到了那幢郊外的旧宅，回到了她梦幻里忧伤的画面之中。她怔在那里，希望琴声一直延续下去。
第二天，张末在练琴的时候，她的母亲开玩笑似的问他：“我的女儿长大了想当一名钢琴家，你看还有没有希望?”他想都没想，就冷冷地瞥了母亲一眼，“没有希望。”
据母亲说，他原来是艺术学院的教师，后来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被学校开除了，眼下正闲着没事。他白天帮人家油漆家具，晚上就来这里教她弹琴。
没过多久，这个艺术家模样的人就突然从她身边消失了。他不辞而别，甚至忘了取走他的工资。两个多月后，张末收到了一张寄自伦敦的贺年卡。卡片制作得十分精美。大雪，圣诞树和教堂。她打开它，里面是用圆珠笔写成的一句话：
只要音乐还在继续，我们就永远不能说，没有希望。
她的母亲看了这张贺年卡，只是叹息了一声：他忘了将他的工资取走了。而张末却为此大哭了一场，她牢牢记住了卡片上写着的那句话，并很快迷上了音乐。
张末的父亲在一家大医院担任主治医师，母亲也在同一家医院当会计。父亲生性豪爽，喜欢喝酒，他常常在做完手术后将他的一帮同事带回家中吃饭。在这伙人中，有一个年轻的药剂师，他长得高大，英俊，谈吐幽默，常常将母亲逗得前仰后合。母亲笑起来的时候，全身都在颤抖，仿佛笑声不是从她嘴里发出的，而是来自她的肩膀、手臂、腹部以及裙子的每一处皱褶。
有一次，药剂师在上完厕所后经过张末的房间，在她的门边站了一会儿，笑嘻嘻地看着她。张末当时正跪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钥匙，正打算从床下的一只木箱里往外取衣服，她看见了药剂师在地上的影子，她意识到他就站在门外，正朝她看，她的手立即就不听使唤了，像是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那把小铜锁怎么也打不开。而他只不过与她开了一个玩笑，就匆匆走开了。
从那以后，她一心盼望的就是药剂师的到来，内心充满了恐惧与焦灼。她希望天天能看到他，听到他说话，直到有一天，她无意中发现，他躺到了母亲的床上。
这件事使得母女俩的关系一度变得十分微妙：母亲担心她说出秘密而处处提防她，顺从她的意愿，甚至想方设法投其所好，但在另一方面，她的身体却在毫不掩饰地炫耀着令人沉醉的幸福。张末知道，母亲的秘密正因为有了一个无害的知情者，它所带来的快乐才会变本加厉。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张末上大学的前夕。
在张末匆匆打点行装，准备前往上海的同时，哲学系的研究生曾山也正式接到了留校任教的通知。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张末遥望着窗外8月的田野，再次想起了少女时代的那个梦想，她开始感觉到了它的幼稚可笑。但她仍然珍藏着它，将它带往另一个陌生的城市。
她拖着一只沉重的皮箱走进学校的大门，曾山正在校门内侧的接待处迎候，他们交臂而过，彼此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的真正相识，注定要推迟到两年以后。
2
这个城市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厌倦。她来上海之前的所有预感都被证实了。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嘈杂的，混乱的，毫无生气。她甚至不敢大声呼吸，甜腻而潮湿的空气压迫着她的神经。新的生活，像一片肮脏的布在她面前铺展开来，而她则开始了永无休止的忍受。
过去的岁月在她眼前渐渐远去，她感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东西，连她藏身其中的黑夜也一并失去了。晚上，她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街道的灯光透过窗帘，将寝室衬得一片昏黄，她仿佛置身于一个透亮的玻璃橱柜中，无数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马路上过往的车辆摇撼着宿舍的墙基，使她的铁床不时发出吱吱嗄嗄的声音。
在她昏昏沉沉的睡眠中，她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奔赴巢穴的蚂蚁，一次次踏上了归家的旅程。，这种返回式的旅程茫茫无边。她首先想到了南京的林阴路，古老的城墙，她所居住的那座宽敞、幽静的塔楼，她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第一个目的地。但归程并未结束。她接着来到的地方，是那座带天井的颓败的小院，沿着通往郊外的道路，她回到了她的幼年时代，回到了她的梦幻之中：院门被打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一声不吭地将她带回了家。她知道，她最终想要抵达的居所并不存在，但它却是她真正的家园。
对她来说，生活并非一种选择，甚至也不是经历，而只不过是一种印证，它的全部意义与结果也许仅仅是：原来如此……她并不知道她的热情与主动性是何时丧失的，她被一种神秘的力量驱赶着，鞭打着，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一天走向另外一天。她担心自己还没有喘过气来，就已变得白发苍苍。
好在她还有音乐。还有那些从中学时代开始收集的旧磁带。伯拉姆斯或者莫扎特。这是她在失去的岁月中惟一继承下来的遗产。每到星期天，她都去市音乐厅观看免费音乐会。有一次，一位小提琴手在演奏之前，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假如这个世界注定要毁灭，那么我想，最后消失的一定是莫扎特的声音。这句话是如此熟悉，她感到自己的内心被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她当场就流下了眼泪。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她一直为这句话感到黯然神伤。她开始觉察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尽管她暂时还对它没有什么了解。仿佛只有在这个世界之中，她的梦想才会受到滋养，得到支撑。
她躺在床上，夜复一夜地想着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看上去，她是在辗转反侧、浮想联翩，实际上她已经开始了对于哲学上一些重要命题的沉思。
3
她们的寝室一共住着八个女生。她们恰好来自八个不同的省份。开学后不久，张末就和一位名叫苏辛的女孩结下了最初的友谊。
这位教育局长的女儿自有她值得夸耀的家庭背景。她之所以对张末抱有好感，也许仅仅是因为她不愿意“与乡巴佬交往”。寝室里其余六个人都来自山区或农村，“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穷人多了，的确不是一件好事。”苏辛常常这样说。
但对张末而言，苏辛身上并非没有让她感到害怕的东西。她常常坐立不安，那是因为她患有经年不愈的痔疮。一到晚上，苏辛就躲到门后的墙角里，用高锰酸钾洗屁股。有一次，她竟然提出让张末帮助她将痔栓推进去，因为她自己实在不忍心下手。她趴在床上，叉开优美的双腿，反复叮咛她要多加小心，不要将它塞错了地方。在灯光下，张末手里捏着痔栓和推进器，感到心慌意乱，当她的手指接触到她丰满的臀部，看到那处亮汪汪的肉疣，浑身的肌肤突然一阵猛烈地抽搐。
当然，偶尔出现的这种令人难堪的场合，还不是最可怕的。张末感到最难以忍受的，是苏辛过于坦率的言谈。事实上，并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也没有人强迫她必须吐露她个人生活的隐秘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细节。
张末与她相识还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获悉了她以及整个家庭的全部履历。其中包括她祖父在50年代被流放到黑龙江劳改农场，她父亲的脚气病、胰腺炎、哮喘和肺气肿(张末不安地联想到，这样一个病魔缠身的人，又如何去领导…-个教育系统)，她母亲所承包的企业以及企业所生产的节能灯具，她本人因受表叔的引诱，离家出走，一路来到了大连……她们两个人在彼此的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快得到了确定。张末承担了一个倾听者的全部使命，而苏辛需要的只是一刻不停的讲述，尽管她的每次讲述与上一次大相径庭。有一回，她向张末说起她们城里在“文革”中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女死刑犯在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的途中，被医生摘走了一只肾。而第二次她重复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则说女囚被人挖走了眼珠。这种差异在苏辛看来并不重要，她似乎对讲述本身上了瘾，尤其是她故事中的那些污秽或恐怖的部分。
张末柔顺、犹豫不决的性格使苏辛大可资用，她的讲述也越来越离奇怪诞。于是，我们不难设想一下这样的场面：一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另一个则浑身颤栗、惊恐万状。
她并不知道苏辛的讲述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她凭空虚构出来的，但它无疑为张末封闭式的生活打开了另一扇门窗，也多少印证了她从未经历而又谙熟于心的尘世图景。
4
苏辛终于讲到了她的爱情。那是在校园里的一家咖啡馆里。白天的时候，张末常常与她一起去那儿闲聊。从咖啡馆的窗户里可以看见学校的体操房、正在上健美课的海豚般的少女，可以看到河道下游的锯木厂，一个戴毡帽的中年人几乎每天都在那儿钓鱼。
一旦涉及到爱情，苏辛的讲述就如秋后的河水，流转低迷，萦绕不去。她照例讲到了她的表叔，外科手术般的夜晚，尖叫，例假，避孕酮，通往天堂的漫漫长途上一层易碎的薄膜。苏辛观念中的种种常识，对于张末而言就成了令人心悸的无边深渊。
但她并不为此感到羞耻。真正应当引以为耻的也许正是自己的躯体。她不由得想起了母亲的不忠，她的理由。
“现在该轮到你了，”苏辛说，“谈谈你自己吧。”
她们俩的位置顷刻之间互换了一下。张末意识到，她此刻就像一个衣衫褴褛的乡巴佬突然被人推上了灯火辉煌的舞台。除了令人寒碜的手足无措之外，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在这个舞台上，灯光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而空空荡荡的剧场里只坐着两名观众。他们的脸晦暗不清，但她知道他们正在暗中注视着她，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他们的笑靥是浮靡的，不确定的，灰色的，就像那些被雨水打蔫、正在发霉的花朵。
按照张末与苏辛私下达成的无话不谈的契约，她的自尊心(也许还有女人的虚荣心)要求她现在加以兑现。她感到犹豫不决，她生活中仅仅有过的两个男人都在她的心里留下了程度不同的影子，但只是影子而已。
她最终挑选了药剂师作为谈论的对象，而将音乐教师深深地藏匿起来。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苏辛不断的催促，加上她自己的直觉使她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张末在讲述这段经历时所面临的困难和重重矛盾。因为她内心十分清楚，类似的话题无疑是一种双重的亵渎，既亵渎了被谈论的对象，又亵渎了自己。在她的故事中，药剂师一开始就是以一个无赖的身份出现的，而母亲的不忠显然是自甘堕落。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蓄谋已久的药剂师趁父亲在医院做手术的时机，悄悄地溜到了她母亲的床上。由于着急和慌乱，还碰碎了一只花瓶。她替母亲保守了两年的秘密，现在终于找到了一吐为快的机会。可是，在她的讲述中，张末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枝节，用苏辛的话来说，“这个故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这个故事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张末重复了一遍苏辛的话，呆呆地看着她的同伴。后来，在苏辛的逼问下，她承认了自己对药剂师的依恋。
“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苏辛替她分析道，“那个药利师是上了你的床，他在沙发上掀开的是你的裙子。而你恰恰不愿意正视这一点，在这里，你的记忆出现了错误。你的母亲因为发现了你们的勾当，就成厂你的耻辱的替罪羊。”苏辛说，她最近正在研究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你仔细想想看，那天晚上，你的父亲在医院做手术，你被大雨惊醒，起来上厕所，然后呢?药剂师是不是突然从背后攻击你?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对你来说．某些细节也许可以忽略，而精神分析只有在这些细节上才能找到症结，帮你修复记忆……”
张末意识到这样的谈话必须结束，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打算离开这间咖啡馆。苏辛一脸不高兴，她指责张末不够坦率，而张末畏葸的目光却向她发出无声的哀求：就这些了，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在苏辛充满怀疑的注视之下，张末忽然感觉到，对女人来说，肉体既是一个宝藏，又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5
当然，在张末的生活中，爱情或者性爱并不是她所关心的惟一问题，随着生活的延续，功课的压力也越来越重。但是，在与外界喧嚣的生活相隔的大学校园里，它就像一面镜子，她从中看清了自己的命运。所有的事物都背向她，挤压她，根本由不得她去做主。
到了第三个学年，寝室里另外的六个女生也都一一找到了各自的男友。一到星期六的晚上，这些人就像赶往南方越冬的候鸟一样，准时飞出了它们的巢穴，天快亮的时候，又陆续地飞了回来，带着一股浓烈的香水的气息。她们的高跟皮鞋在地板上重重地敲击着，黑暗中传来低低的耳语、喘息和窃笑。大牛个夜晚，张末躺在床上看书，日光灯管的滋滋声衬托着没有尽头的沉寂。看上去她在埋头读书，实际上她是在等待着同伴的回来，她的心里感到空空落落的，连贝多芬的奏鸣曲也无法抵御一阵阵朝她袭来的无聊感，甚至，在她一直珍视无比的《红楼梦》中，也会时常出现一些令她心慌意乱的句子。
说什么花正浓，粉正香，转眼两鬓又成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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