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本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0期《辽宁青年》杂志
1人到中年
——刘墉
婚姻就像拼图，自己缺少的部分，配上对方多出的部分；婚姻也像舞蹈，当对方前进时，自己后退。如果每一对夫妻都能了解随着年龄增长，伴侣可能有的变化，而互相调适。则儿女离开，反而是“二度蜜月”的来临。
人到中年，经济宽松了，尤其是“中年后期”，退休的时候不远，工作压力减轻了。加上再也不用担心孩子晚回家，或参加联考。妻子更有时间照顾丈夫，丈夫也更有时间享受生活。谁能说这不是人生另一个黄金时代呢？
《在生命中追寻的爱》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1）
——王小波
我有个外甥，天资聪明，虽然不甚用功，也考进了清华大学——对这件事，我是从他母系的血缘上来解释的，作为他的舅舅之一，我就极聪明。这孩子爱好摇滚音乐，白天上课，晚上弹吉他唱歌，还聚了几个同好，自称是在“排演”，但使邻居感到悲愤；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吉他上有一种名为噪声发生器的设备，可以弹出砸碎铁锅的声音。要说清华的功课，可不是闹着玩的，每逢考期临近，他就要熬夜突击准备功课；这样一来就找不着时间睡觉。几个学期下来，眼见得尖嘴猴腮，两眼乌青，瘦得可以飘起来。他还想毕业后以摇滚音乐为生。不要说他父母觉得灾祸临门，连我都觉得玩摇滚很难成立为一种可行的生活方式——除非他学会喝风屙烟的本领。
作为摇滚青年，我外甥也许能找到个在酒吧里周末弹唱的机会，但也挣不着什么钱；假如吵着了酒吧的邻居，或者遇到了要“整顿”什么，还有可能被请去蹲派出所——这种事我听说过。此类青年常在派出所的墙根下蹲成一排，状如在公厕里，和警察同志做轻松之调侃。当然，最后还要家长把他们领出来。这孩子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姐姐、姐夫，对这种前景深感忧虑，他们是体面人，丢不起这个脸。所以长辈们常要说他几句，但他不肯听。最不幸的是，我竟是他的楷模之一。我可没蹲过派出所，只不过是个自由撰稿人，但不知为什么，他觉得我的职业和摇滚青年有近似之处，口口声声竟说：舅舅可以理解我！因为这个缘故，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负起责任，劝我外甥别做摇滚乐手，按他所学的专业去做电气工程师。虽然在家族之内，这事也属思想工作之类。按说该从理想、道德谈起，但因为在甥舅之间，就可以免掉，径直进入主题：“小子，你爸你妈养你不容易。好好把书念完，找个正经工作罢，别让他们操心啦。”回答当然是：他想这样做，但办不到。他热爱自己的音乐。我说：有爱好，这很好。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再去爱好不迟。摇滚音乐我也不懂，就听过一个“一无所有”。歌是蛮好听的，但就这题目而论，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我外甥马上接上来道：舅舅，何必要快乐呢？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哪。前人不是说：没有痛苦，叫什么诗人？——我记得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连这话他都知道，事情看来很有点不妙了……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这似乎无法辩驳：在舞台上，人们唱的是“黄土高坡”、“一无所有”，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但中国，外国也是如此，就说音乐吧，柴科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是千古绝唱，据说素材是俄罗斯民歌“小伊万”，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美国女歌星玛瑞·凯瑞，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照此看来，我外甥决心选择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以此净化灵魂，达到艺术的高峰，该是正确的了。但我偏说他不正确，因为他是我外甥，我对我姐姐总要有个交待。因此我说：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科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瑞·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想到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说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
取得了这个成功之后，这几天我正在飘飘然，觉得有了一技之长。谁家有不听话的孩子都可以交给我说服，我也准备收点费，除写作之外，开辟个第二职业——职业思想工作者。但本文的目的却不是吹嘘我有这种本领，给自己作广告。而是要说明，思想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本文所示就是其中的一种：把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马上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4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
发表时题目为“我和摇滚青年”
秋天（1）
——李广田
生活，总是这样散文似的过去了，虽然在那早春时节，有如初恋者的心情一样，也曾经有过所谓“狂飙突起”，但过此以往，船便永浮在了缓流上。夏天是最平常的季候，人看了那绿得黝黑的树林，甚至那红得像再嫁娘的嘴唇似的花朵，不是就要感到了生命之饱满吗？这样饱满无异于“完结”，人不会对它默默地凝视也不会对它有所沉思了。那好像要烤焦了的大地的日光，有如要把人们赶进墙缝里去一般，是比冬天还更使人讨厌。
而现在是秋天了，和春天比较起来，春天是走向“生”的路，那个使我感到大大的不安，因为我自己是太弱了，甚至抵抗不过这自然的季候之变化，为什么听了街巷的歌声便停止了工作？为什么听到了雨滴便跑出了门外？一枝幼芽，一朵湿云，为什么就要感到了疯狂？我自恨不能和它鱼水和谐，它鼓作得我太不安定了，我爱它，然而我也恨它，即至到夏天成熟了，这才又对它思念起来，但是到了现在，这秋天，我却不记得对于春天是些什么情场了，只有看见那枝头的黄叶时，也还想：这也像那“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样子，但总是另一种意味了。我不愿意说秋天是走向“死”的路，——请恕我这样糊涂安排——宁可以把“死路”加给夏天，而秋天，甚至连那被人骂为黑暗的冬天，又何尝不是走向“生”的路呢，比较起春与夏来，我说它更是走向“生”路的。
我将说那落叶是为生而落，而且那冰雪之下的枝条里面正在酝酿着生命之液。而它们的沉着的力，它们的为了将来，为了生命而表现出来的这使我感到了什么呢？这样的季候，是我所最爱的了。
但是比较起冬天来呢，我却又偏爱了秋。是的，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正合了我的歌子的节奏。我几乎说不出秋比冬为什么更好，也许因为那枝头的几片黄叶，或是那篱畔的几朵残花，在那些上边，是比较冬天更显示了生命，不然，是在那些上面，更使我忆起了生命吧，一只黄叶，一片残英，那在联系着过去与将来吧。
它们将更使人凝视，更使人沉思，更使人怀想及希冀一些关于生活的事吧。这样，人曾感到了真实的存在。过去，现在，将来，世界是真实的，人生是真实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所有的梦境，所有的幻想，都是无用的了，无用的事物都一幕幕地掣了过去，我们要向着人生静默，祈祷，来打算一些真实的事物了。
在我，常如是想：生活大非易事，然而这一件艰难的工作，我们是乐得来作的。诚然是艰难，然而也许正因为艰难才有着意义吧。而所谓“好生恶死”者，我想并非说是：“我愿生在世上，不愿死在地下。”如果不甚荒谬，我想该这样说：“我愿走在道上，不愿停在途中。”死不足怕，更不足恶，可怕而可恶的，而且是最无意味的，还不就是那停在途中吗？这样，所谓人生，是走在道上的了。前途是有着希望的，而且路是永长的。希望小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可以早些休息，然而他们也最不幸，因为他们停在途中了，那干脆不如到地下去。而希望大的人的呢，他们也是有福的吗？绝不，他们是更不幸的，然市人间的幸与不幸，却没有什么绝对的意义，谁知道幸的不幸与不幸之幸呢。路是永长的，希望是远大的，然而路上的荆棘呀，手脚的不利呀，这就是所谓人间的苦难了。但是这条路是要走的，因为人就是走在道上啊，真正尝味着人生苦难的人，他才真正能知道人生的快乐，深切地感到了这样苦难与快乐者，是真的意味到了“实在的生存”者。这样，还不已经足够了吗？如果，你以为还不够，或者你并不需要这样，那我不知道你将去找什么，——是神仙呢，还是恶魔？
话，说得有些远了，好在我这篇文章是没有目的的，现在再设法拉它回来，人生是走在道上，希望是道上的灯塔，但是，在背后推着前进，或者说那常常在背后给人以鞭策的是什么呢？于此，让我们来看看这秋天吧！实在的，不知不觉地就来到秋天了，红的花已经变成了紫紫的又变了灰，而灰的这就要飘零了，一只黄叶在枝头摇摆着，你会觉到它即刻就有堕下来的危机，而当你踽踽地踏着地下的枯叶，听到那簌簌的声息，忽而又有一只落叶轻轻地滑过你的肩背飞了下来时，你将感到了什么呢？也许你只会念道，“落了！”等你漫步到旷野，看见那连天衰草的时候，你也许只会念道，“衰了！”然而，朋友们，你也许不曾想到西风会来得这样早，而且，也不该这样凄冷吧，然而你的单薄的衣衫，已经是很难将息的了。“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在我，年年是赶不上时令，年年是落在了后边的。懑怨时光的无情是无用的，而更可怕的还是人生这件事故吧。到此，人不能不用力的翘起了脚跟，伸长了颈项，去望一望那“道上的灯塔”。而就在这里，背后的鞭子打来了，那鞭子的名字叫做“恐怖”。生活力薄弱的我们，还不曾给“自己的生命”剪好了衣裳，然而西风是吹得够冷的了！
我真不愿看见那一只叶子落了下来，但又知道这叶落是一回“必然”的事，于是对于那一只黄叶就要更加珍惜了，对于秋天，也就更感到了亲切。当人发现了自己的头发是渐渐地脱落时，不也同样地对于头发而感到珍惜吗？同样的，是在这秋天的时候来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春天曾给人以希望，而秋天所给的希望是更悠远些，而且秋天所给与的感应是安定而沉着，它又给了人一只恐怖的鞭子，因为人看了这位秋先生的面容时，也不由得不自己照一照镜子了。
给了人更远的希望，向前的鞭策，意识到了生之实在的，而且给人以“沉着”的力量的，是这正在凋亡着的秋。我受秋天，我对于这荒凉的秋天有如一位多年的朋友。
幸福的人（2）
自古以来，沙场上的英勇大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且男孩和男青年的训练，大部分是用于培养那种视打仗如儿戏的性格。然而道德的勇气和智慧的胆略却不曾引起同样的重视，不过它们也有自己的培养方法。
每天你至少承认一个令你痛苦的真理，你会发现这和童子军的日课一样有益。你得学会去如此感受：即使你在品德上、才智上远不如你的朋友们（当然事实并不如此），人生依旧值得体验。这种练习，几年后最终能使你面对事实而不畏惧退缩，并因此将你从大范围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当你战胜了自我专注的毛病后能有什么样的客观兴趣，那只能是你的天性和外界环境的自然产物，你就不必费心了。可别对你自己说在前头：“如果我能迷上集邮，我准会幸福。”并因而开始收集邮票的工作，因为你可能会发觉集邮没趣得很呢！只有真正让你感兴趣的才会对你有益，不过你可以完全相信这点，一旦你学会了不沉溺于自身时，真正客观的兴趣便会产生。
在极大的程度上，幸福的生活犹如善良的生活。职业道德家们太偏重自我克制，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有意识的自我克制，使一个人变得专注于自己，并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牺牲，结果在当前的目的上，它往往失败，在最后的目标上，它几乎总是落空的。人们所需要的不是自我克制，而是那种向外的兴趣，后者能产生自发的、不经雕琢的行为，而相同的行为，在一个专注于追求自身德性的人那儿，唯有依靠有意识的自我克制才能做到。
我像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在写这本书，即我似乎认为幸福便是善，然而依照享乐主义者的观点所提倡的行为，与清醒的道德家所提倡的行为大体相同。不过道德家往往——当然并非是普遍地——重视行为，而轻视心理状态。
行为的效果可有天渊之别，这取决于行为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看见一个孩子行将淹死，但你凭着援救的直接冲动去救他，那么待你从水中冒出来时，你的道德并没有受到半点损害。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你对自己说：“去援救一个无助的人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我想做一个有德性的人，所以我必须救这个孩子。”那么事后的你比起先前的你来，将变得更为败坏。在这个极端的例子里能够适用的东西。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较不明显的事情。
在我和传统的道德家们所提倡的人生态度之间，存在着另一更加微妙的差别。例如，传统的道德家会说爱情应该是无私的。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也就是说，爱的自私不应超过某种程度，但它无疑应具有这种程度的自私，即一个人能从成功的爱情中得到幸福。倘若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求婚，理由是他衷心地希望她幸福，同时认为她能给予他自我克制的理想机会，那么照我看来，那女子能否完全满意是成问题的。
毋庸置疑，我们应该期望我们所爱的人幸福，但不应该将它作为我们自身幸福的一种替换。事实上，一旦我们对他人或身外之物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时，那么自我克制学说所包含的自我和他人的全部对立便即刻化为乌有。由于具备了这种兴趣，一个人感到自己生命之流的一部分，而不像撞球那样，是一个坚硬独立的实体，这种撞球，除了撞击外，不可能与别的撞球发生任何关系。
所有的不幸福都基于某种分裂或缺乏一致：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缺少协作和配合，因而造成了自我的分裂。自我和社会的联结要靠客观兴趣和情爱的力量，由于没有这种力量，又造成了自我和社会缺乏一致。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遭受这两种分离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来对抗自己，也不分裂来抵御世界。
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尽情地享受着世界所给予的五光十色和舒畅快乐，不会因为想到死亡而苦恼万分、心神不定，因为他感到自己不会真的与后来者分离。唯有在这种与生命之流如此深刻的、本能的结合中，人们才能找到无与伦比的欢乐。
秋天·秋天（1）
——张晓风
满山的牵牛藤起伏，紫色的小浪花一直冲击到我的窗前才猛然收势。
阳光是耀眼的白，像锡，像许多发光的金属。是哪个聪明的古人想起来以木象春而以金象秋的？我们喜欢木的青绿，但我们怎能不钦仰金属的灿白。
对了，就是这灿白，闭着眼睛也能感到的。在云里，在芦苇上，在满山的的翠竹上，在满谷的长风里，这样乱扑扑地压了下来。
在我们的城市里，夏季上演得太长，秋色就不免出场得晚些。但秋得永远不会被混淆的——这坚硬明朗的金属季。让我们从微凉的松风中去认取，让我们从新刈的草香中去认取。
已经是生命中第二十五个秋天了，却依然这样容易激动。正如一个诗人说的。
“依然迷信着美。”
是的，到第五十个秋天来的时候，对于美，我怕是还要这样执迷的。
那时候，在南京，刚刚开始记得一些零碎的事，画面里常常出现一片美丽的郊野，我悄悄地从大人身边走开，独自坐在草地上，梧桐叶子开始簌簌地落着，簌簌地落着，把许多神秘的美感一起落进我的心里来了。我忽然迷乱起来，小小的心灵简直不能承受这种兴奋。我就那样迷乱地捡起一片落叶。叶子是黄褐色的，弯曲的，像一只载着梦小船，而且在船舷上又长期着两粒美丽的梧桐子。每起一阵风我就在落叶的雨中穿梭，拾起一地的梧桐子。必有一两颗我所未拾起的梧桐子在那草地上发了芽吧？二十年了，我似乎又能听到遥远的西风，以及风里簌簌的落叶。我仍能看见那些载着梦的船，航行在草原里，航行在一粒种子的希望里。
又记得小阳台上黄昏，视线的尽处是一列古老的城墙。在暮色和秋色的双重苍凉里，往往不知什么人加上一阵笛音的苍凉。我喜欢这种凄清的美，莫名所以地喜欢。小舅舅曾带着一直走到城墙的旁边，那些斑驳的石头，蔓生的乱草，使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长大了读辛稼轩的词，对于那种沉郁悲凉的意境总觉得那样熟悉，其实我何尝熟悉什么词呢？我所熟悉的只是古老南京城的秋色罢了。
后来，到了柳州，一城都是山，都是树。走在街上，两旁总夹着橘柚的芬芳。学校前面就是一座山，我总觉得那就是地理课本上的十万大山。秋天的时候，山容澄清而微黄，蓝天显得更高了。
“媛媛，”我怀着十分的敬畏问我的同伴。“你说教我们美术的龚老师能不能画下这个山？”
“能，他能。”
“当然能，当然，”她热切在喊着，“可惜他最近打篮球把手摔坏了，要不然，全柳州、全世界他都能画呢。”
沉默了好一会儿。
“是真的吗？”
“真的，当然真的。”
我望着她，然后又望着那座山，那神圣的、美丽的、深沉的秋山。
“不，不可能。”我忽然肯定地说，“他不会画，一定不会。”
那天的辩论会后来怎样结束，我已不记得了。而那个叫媛媛的女孩和我已经阔别了十几年。如果我能重见到，我仍会那样坚持的。
没有人会画那样的山，没有人能。
媛媛，你呢？你现在承认了吗？前年我碰到一个叫媛媛的女孩子，就急急地问她，她却笑着说已经记不得住过柳州没有了。那么，她不会是你了。没有人能忘记柳州的，没有人能忘记那苍郁的、沉雄的、微带金色的、不可描摹的山。
而日子被西风尽子，那一串金属性、有着欢乐叮当声的日子。终于，人长大了，会念《秋声赋》了，也会骑在自行车上，想象着陆放翁“饱将两耳听秋风”的情怀了。
秋季旅行，相片册里照例有发光的记忆。还记得那次倦游回来，坐在游览车上。
“你最喜欢哪一季呢？”我问芷。
“秋天。”她简单地回答，眼睛里凝聚了所有美丽的秋光。
我忽然欢欣起来。
“我也是，啊，我们都是。”
她说了许多秋天的故事给我听，那些山野和乡村里的故事。她又向我形容那个她常在它旁边睡觉的小池塘，以及林间说不完的果实。
车子一路走着，同学沿站下车，车厢里越来越空虚了。
“芷，”我忽然垂下头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同伴一个个下车了，座位慢慢地稀松了，你会怎样呢？”
“我会很难过。”她黯然地说。
我们在做什么呢？芷，我们只不过说了些小女孩的傻话罢了，那种深沉的、无可如何的摇落之解的。
但，不管怎样，我们一起躲在小树丛中念书，一起说梦话的那段日子是美的。
而现在，你在中部的深山里工作，像传教士一样地工作着，从心里爱那些朴实的山地灵魂。今年初秋我们又见了一次面，兴致仍然那样好，坐在小渡船里，早晨的淡水河还没有揭开薄薄的蓝雾，橹声琅然，你又继续你山林故事了。
“有时候，我向高山上走去，一个人，慢慢地翻越过许多山岭。”你说，“忽然，我停住了，发现四壁都是山！都是雄伟的、插天的青色！我吃惊地站着，啊，怎么会那样美！”
我望着你，芷，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分别这样多年了，我们都无恙，我们的梦也都无恙——那些高高的山！不属于地平线上的梦。
而现在，秋在我们这里的山中已经很浓很白了。偶然落一阵秋雨，薄寒袭人，雨后常常又现出冷冷的月光，不由人不生出一种悲秋的情怀。你那儿呢？窗外也该换上淡淡的秋景了吧？秋天是怎样地适合故人之情，又怎样的适合银银亮亮的梦啊！
随着风，紫色的浪花翻腾，把一山的秋凉都翻到我的心上来了。我爱这样的季候，只是我感到我爱得这样孤独。
我并非不醉心春天的温柔，我并非不向往夏天的炽热，只是生命应该严肃、应该成熟、应该神圣，就像秋天所给我们的一样——然而，谁懂呢？谁知道呢？谁去欣赏深度呢？
远山在退，遥远地盘结着平静的黛蓝。而近处的木本珠兰仍香着，（香气真是一种权力，可以统辖很大片的土地。）溪小从小夹缝里奔窜出来，在原野里写着没有人了解的行书，它是一首小令，曲折而明快，用以描绘纯净的秋光的。
而我的扉页空着，我没有小令，只是我爱秋天，以我全部的虔诚与敬畏。
愿我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没有太多绚丽的春花、没有太多飘浮夏云、没有喧哗、没有旋转的五彩，只有一片安静纯朴的白色，只有成熟生命的深沉与严肃，只有梦，像一样红枫那样热切殷实的梦。
秋天，这坚硬而明亮的金属季，是我深深爱着的。
论逆境
——〔英〕培根
“一帆风顺固然令人羡慕，但逆水行舟则更令人钦佩。”这是塞涅卡效仿斯多葛派哲学讲出的一句名言。确实如此。如果奇迹就是超乎寻常，那么它常常是在对逆境的征服中体现的。塞涅卡还说过一句更深刻的格言：“真正的伟大，即在于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具有神性的不可战胜。”这句如诗的妙语，其境界意味深长。
古代诗人曾在他们的神话中描写过：当赫克里斯去解救为人类盗取火种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的时候，他是坐着一个瓦罐漂渡重洋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正是人生的象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以血肉之躯的孤舟，横渡波涛翻滚的人生海洋的。
面对幸运所需要的美德是节制，而面对逆境所需要的美德是坚韧，从道德修养而论，后者比前者更为难得。所以，《圣经》之《旧约》把顺境看做神的赐福，而《新约》则把逆境看做神的恩眷。因为上帝只有在逆境中才使人感到更深的恩惠和更直接的启示。
如果你聆听《旧约》诗篇中大卫的竖琴之声，你所听到的并非仅是颂歌，还伴随有同样多的苦难与哀伤。而圣灵对约伯所受苦难的记载远比对所罗门拥有的财富的刻画要动人。
幸福中并非没有忧虑和烦恼，而逆境中也不乏慰藉与希望。
最美好的刺绣，都是以暗淡的背景来衬托明丽的图案，而绝不是以暗淡的花朵镶嵌于明丽的背景之上。让我们从这种美景中汲取启示吧。
人的美德犹如名贵的檀木，只有在烈火的焚烧中才会散发出最浓郁的芳香。正如恶劣的品质会在幸福的边缘中被显露一样，最美好的品质也正是在逆境中释放出光辉的。
秋（1）
——丰子恺
我的年岁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两年了。不解达观的我，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三十”这一个观念笼在头上，犹之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实际，我两年来的心情与秋最容易调和而融合。这情形与从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欢喜杨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眉，想象这等眉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月之交，看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了细珠，带了隐隐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似乎常常在说：“春来了！不要放过！赶快设法招待它，享乐它，永远留住它。”我读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经真心地感动。以为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虚度。前车可鉴！到我手里决不放它空过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酬偿这佳节的举行。我准拟作诗，作画，或痛饮，漫游。虽然大多不被实行；或实行而全无效果，反而中了酒，闹了事，换得了不快的回忆；但我总不灰心，总觉得春的可恋。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别的三季在我都当作春的预备，或待春的休息时间，全然不曾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与意义。而对于秋，尤无感觉：因为夏连续在春的后面，在我可当作春的过剩；冬先行春的前面，在我可当作春的准备；独有与春全无关联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
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天了。然而情形与前不同：并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与焦灼。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直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对于春，又并非像昔日对于秋的无感觉。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看到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最使我觉得可笑又可怜。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啊！你也来反覆这老调了！我眼看见你的无数的祖先，个个同你一样地出世，个个努力发展，争荣竞秀；不久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泥尘。你何苦也来反覆这老调呢？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将来看你弄娇弄艳，装笑装颦，招致了蹂躏，摧残，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们的后尘！”
实际，迎送了三十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倦，感觉已经麻木，热情已经冷却，决不会再像初见世面的青年少女地为花的幻姿所诱惑而赞之，叹之，怜之，惜之了。况且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无需我们再说。古来无数的诗人千遍一律地为伤春惜花费词，这种效颦也觉得可厌。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费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对于死者的贪婪，愚昧，与怯弱，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悟达，而伟大！我对于春与秋的舍取，也是为了这一点。
夏目漱石三十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亦多，欢浓之时愁亦重。”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有时又觉得三十的特征不止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对于死的体感。青年们恋爱不遂的时候惯说生生死死，然而这不过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体感。犹之在饮冰挥扇的夏日，不能体感到围炉拥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们阅历了三十几度寒暑的人，在前几天的炎阳之下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围炉，拥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种空虚的知识，不过晓得将来须有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体感它们的滋味。须得入了秋天，炎阳逞尽了威势而渐渐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肤渐渐收缩，身穿单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触法郎绒觉得快适的时候，于是围炉、拥衾，浴日等知识方能渐渐融入体验界中而化为体感。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状态便是这对于“死”的体感。以前我的思虑真疏浅！以为春可以常在人间，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没有想到死。又以为人生的意义只在于生，我的一生最有意义，似乎我是不会死的。直到现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鉴照，死的灵气钟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欢，是天地间反覆过亿万次的老调，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与脱出而已。犹之罹了疯狂的人，病中的颠倒迷离何足计较？但求其去病而已。
我正要搁笔，忽然西窗外黑云弥漫，天际闪出一道电光，发出隐隐的雷声，骤然洒下一阵夹着冰雹的秋雨。啊！原来立秋过得不多天，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练，不免还有这种不调和的现象，可怕哉！
一九二九年
论韬晦
——〔英〕培根
韬光养晦，是弱者处于劣势时需要的智慧和策略。而强者无须掩饰自己，在现实面前，直言不讳。在政治中，韬晦是一种防御性的自全之术。
塔西佗曾说：“里维娅兼有她丈夫的机敏和她儿子的深藏不露。她的机智来自奥古斯都·恺撒，同时又拥有了提比留斯的深沉。”塔西佗又说，当莫西努斯建议菲斯帕斯进攻维特里乌时，他这样说：“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既不具有奥古斯都明察秋毫的智慧，也不具有提比留斯含而不露的深沉。”
这些话都区分了谋略与韬晦两种素质的不同。对此二者，的确是应当认真辨别的。
一个人必须有深刻的洞察力，才能适时判断什么事应当公开做，什么事应当秘密做，以及什么事应当若明若暗地做，并深刻地了解这一切的分寸和界限（这实际上就是塔西佗所谓的那种政治艺术），对他来说，一定深知以退为进的韬晦之术。
一个人如果不具有这种明智的判断力，又将自己掩饰得过分，以至在应该讲话时也畏畏缩缩，这就暴露了他的软弱。
君子坦荡荡。强者往往具有光明磊落的精神，以及能谋善断的作风。他们就像那种训练有素的马匹，善于识别何时可以速行，何时应当转弯。既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坦率，又懂得在何时必须沉默。而即使他们因不得已而韬晦，也会由于人们对他一贯的信任而不易被识破。
韬晦之术亦分为上中下3策。
上策就是沉默。沉默使别人无法得到一丝探悉秘密的机会。
中策是施放烟幕，转移注意。也就是说，适当暴露事情中真实的某一方面，目的却是为了掩盖真相中更重要的那部分。
下策是散布谎言。即故意设置假相，掩盖真相。
关于第一点，经验表明，善于沉默者，常常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被称作具有牧师的美德。守秘密的牧师肯定有更多的机会听到人类的忏悔。有谁会乐于对一个多嘴多舌的人敞开心扉披露隐私呢？
正如真空能吸收空气一样，沉默者能引来很多人深藏于内心的隐曲。人性使人只愿意把话倾诉给一个他认为能保守秘密的人听，以求减轻自己心灵的负担。因此，善于沉默是获得他人隐秘的最佳手段。
另一方面，赤裸裸的暴露总是令人害羞的（无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一个善于沉默的人，则显得更加具有尊严。所以说，善于沉默也是一种修养。我们可以发现，那些饶舌者都是些空虚可厌的人物。他们不但议论知道的事情，而且议论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还应当注意，沉默之术不仅表现为节制语言，而且应当控制表情。通常在观察人的时候，最微妙的显露内心之处，莫过于观察他的嘴部线条。表情是显露内心的敌人，其引人注意和取得信任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语言。
再说第二点，掩饰和伪装有时是必要的。尤其在一个人对某事知情，却又不得不保持沉默的时候。对一个知情者，关心的人一定会提出各种问题，诱使他开口。即使他保持沉默，聪明人也能从这种沉默中窥视到某些迹象。所以说些模棱两可之词，有时正是为了隐藏真相而不得不披的一件罩衣。
至于淡到第三点，即作伪或说谎，我认为，即使它可能发挥某种作用，但其恶果终究会远远超过其益处的。一个骗子绝不是一个高明的人，而是邪恶的人。一个人初起说谎也许只是为了掩饰事情的某一点，但后来他就不得不说更多的谎，以便掩饰与那一点相关联的一切。虽然作伪有3点好处：第一可以迷惑对手，麻痹敌人。第二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掩护退却。第三可以用谎言为诱饵，探悉对方的意图。所以西班牙人有一句成语：拋出一种假的意向，换取一种真的实情。
但作伪有3种害处不得不说：第一，说谎者永远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他不得不随时提防被揭露。第二，伪装使朋友也产生迷惑，从而失去合作者。第三，这也是最根本的害处，就是作伪将使人失去人格，从而毁掉人们对他的信任。
因此，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努力建树真城坦荡的形象，妥善地运用韬晦之术。不在万不得已之时，不要行欺诈之术。
荷塘月色
——朱自清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一九二九年七月，北京清华园
回首往事（1）
——〔英〕爱德华·吉本
我观照着芸芸众生的共同命运，应当承认，在问卜生命凶吉的时候，我中的彩要算得天独厚了。普天之下，绝大部分地方野蛮横行，奴役遍地；在开化地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又注定愚昧贫困；而我则降生在自由开明的国家，况且出身于富贵人家；这双重福分真是万里挑一，可遇而不可求。约莫有三分之一的新生婴儿能活到五十来岁，这是大概的估计。如今我年过半百，不妨平心静气地估量一下目前个人的存在价值，谈谈精神、躯体、状况这三层内容。
第一，幸福的首要而又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是问心无愧，不因任何不光彩的行止为人诟病或耿耿于怀而玷污良心。
不怀罪愆的隐私，毫无令你面色发白的劣迹，你的铜墙铁壁便拔地而起。
——贺拉斯
快乐的性情，适度的敏感，一动不如一静的本性，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淘气的爱好和习性，或许由于知情达理或时光流逝而有所改正。好学，这种激情从乐趣中获得了勃勃生气，它朝朝夕夕时时刻刻带来一种源源不断的无所他求而又合乎理性的享受；我感觉不到精神功能的退化。生荒的土地耕耘之后面貌大为改变：幻想的花朵，无伤大雅的过失，是否尚未被偏见的杂草所澌灭，恐怕这就令人产生疑问了。
第二，我已经摆脱了孩提时代长期的险境，医生郑重其事的忠告多半是可有可无的了。“过分健康会发狂”是我从未体验过的，而岁月也增强了我柔弱的体质，婴儿阶段充足安宁的睡眠是无价之宝，我身心的状态可能都得之于此。
第三，上面我谈到了社会和境遇的有利条件，但是倘若拥有之后，每年并无足够的给养作为保证，那么这些享受就会变得毫无趣味或味同嚼蜡。根据瑞士的等级标准，我是一个富人，应该说是席丰履厚了，因为我的收入高于花费，而我的花费能令我称心如意。好友谢菲尔德勋爵又善意地帮我解脱了不合我品位性情的烦恼：由于初衷未能如愿，我再也不曾认认真真地抱有缔结良缘的心思，这算不算多余的话呢？
看到文人墨客惺惺作态我便产生反感：他们自怨自艾弃实求虚，还说声誉（有时是名不副实）付出了几分代价，因为招致了嫉妒，苛评，纠缠。我亲身的经历至少使我懂得一个迥然不同的道理：撰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艰辛工作给过去二十个幸福的春秋注入了活力，它的成功使我获得了人世间的名望、地位、身份，要不是这部书，我就没有资格得到这一切。著书立说中的自由确实激怒了一班好事之徒；不过我还算相安无事，没有遭人面刺，物议蜂起我不久也习以为常了：我的神经还不至于战战兢兢，我的文学性情形成得恰到好处，所以感受到的愉悦多于痛苦。含混其词不分高下的揄扬，可能会唐突作者不失理性的傲气，而不是令其感到恭维；但是他无法也不应当对人前人后评价的公正之词漠然置之。即便他道义上的同情心得到了满足，因为他想到了现在，此时此刻，他正在给远方的友朋以一定的乐趣或知识；想到了有朝一日，那些尚未出世的子子孙孙，都会成为他的神交。我不敢自吹结交过王孙公子或他们对我优容有加；对英国文学的护持早已转向我们的书商身上，衡量他们的手笔大小则是对我们共同成就最不过分的检验。我的运气当算中道，或许这一点促使我倍加勤奋。
现在只是俯仰之间，过去不复存在；我们对未来的展望一片黯然，充满疑团。今天可能便是我的末日：不过从概率规律来看，倘若天假以年，我还能活上十五个年头。泛泛而论的话，规律总是正确的，一到具体问题，规律又总是错误的。不久之后我就要走向另一个阶段，既有识力又有阅历的贤哲丰特奈尔视之为其漫长生命中无比欣慰的一段。他的抉择得到了那位出口成章的自然史家的许可，他把我们精神上的幸福安排在成熟的季节，这时我们的七情六欲大概都平息下来，我们的任务都已完成，我们的壮志已酬，我们的根基牢固，名利双收。在私下的交谈中，那位伟大和蔼的先哲补充了很有分量的现身说法；在伏尔泰、休谟和诸多文人的生命历程中，这份秋天里的福气都可引以为例。这种令人安慰的理论我倒真是乐于接受而无意提出异议。我不以为自己身心会未老先衰，但又不得不说句违心的话：时光渐短，心愿难遂，这两层原因会不断地给生命的黄昏抹上一团深深的阴影。
杨自伍 译
幸福的人（1）
——罗素
虽然，幸福部分靠外界环境，部分靠个人自己。在本书内，我们探讨了靠个人自己的那部分，而且我们发现，在与个人自己相关的范围里，幸福的窍门是十分简单明了的。
许多人——我想先前提及的克鲁奇先生也必须包括在内——以为，如果没有一种多少带有宗教成分的信仰，那么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有许多人以为，他们不幸福，是因为他们的忧伤有着错综复杂和高度理智的根源。我可不相信这些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真正根源，我想它们仅仅是现象而已。一个不快乐的人通常会采用不快乐的信仰，而一个快乐的人会采用快乐的信仰，两者都将其幸福或不幸福归之于各自的信仰，而真正的因果关系却截然相反。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某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些东西也很简单：衣食住行、健康、爱情、成功的工作和来自同伴的尊敬。对某些人来说，为人父母也是很必需的。在缺少这些东西时，唯有不凡之辈才能获得幸福，但倘若一个人并不缺少这些东西，或通过一番恰当的努力能够获得它们，而他依旧感到不幸福时，那他必有某种心理上的失调，如果这种失调非常严重，他就应该去精神病医生那儿治疗，但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他把事情安排恰当，那么病人自己也可以医好这种失调。
在外界环境不是绝对地多灾多难、流年不利的地方，一个人应该能够获得幸福，只需他的热情和兴趣向外而不是向内发展。因此在教育和我们适应世界的企图方面，我们都应极力避免自私自利的情欲，尽量获得那些能阻遏我们的思想永远专注我们自身的情爱和兴趣。
大多数人在监狱里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这是他们的天性，而将我们锁闭在自身内的情欲则构成了一所最糟糕的监狱。在这类情欲中，最常见的有：恐惧、妒忌、犯罪感、自怜和自我欣赏。在这些情感中，我们的欲望都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对外界没有真正的兴趣，仅仅担心它在某方面会伤害我们或不能满足我们的自我。
人们极不愿意承认事实，急切地想躲进暖和的谎言长袍里，主要原因不外是恐惧。然而荆棘撕破了长袍，寒冷的风从裂缝里长驱直入，这时已习惯于温暖舒适的人，比一个饱经风霜、结实硬朗的人，要遭受更多的苦楚。况且，那些自欺者往往心里也知道他们在骗自己，他们整天畏怯疑惧，生怕某件不利的事情迫使他们沮丧地面对现实。
自私自利的情欲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于很少使生活丰富多彩。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当然不能因其情爱的乱杂而受到指责，但到最后他必然会感到烦闷不堪，因为他热爱的对象永远没有变化。一个因犯罪感而痛苦的人，最受着一种特殊的自恋之苦。在这茫茫宇宙中，他感到最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己的品性高洁。传统宗教的最严重的谬误，在于鼓励了这一特殊的自我专注。
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坦荡宽宏的情爱和丰富广泛的兴趣，凭借着这些情爱和兴趣，又凭借着它们使他成为许多别人的兴趣和情爱的对象，他获得了幸福。能成为情爱的领受者，这自然是幸福的一大原因，然而索要情爱的人并非就是得到情爱的人。广义地说，得到情爱的人是给予情爱的人。不过，倘若像为了利息而放债那样，一个人在层层盘算之后才给予他人情爱，这是无用的，因为有算计的情爱不是真诚的，领受者也不会感到它是真诚的。
那么一个被囚禁于自身的不幸福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要他总挂虑着自己不幸福的原因，他就依然是自私自利的，且无法跳出这一恶性的圈子，如果他要跳出来，他就得借助真实的兴趣，而不是指望那些被当做药物一般接受的做作的兴趣。
虽然这么做的确有困难，但他毕竟还能做不少，如果他能正确地断定其问题之所在，例如，要是他的问题源于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犯罪感，那么他首先可以使自己的意识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罪孽深重，然后依照我们前几章讨论的方法，把合理的信念植于无意识之中，同时做些多少是中立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清除了犯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大概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要是他的问题源于自怜，那么他首先可以让自己明白，在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天大的不幸，然后再用上述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要是他的问题源于恐惧，那么让他做一些有助于培养勇气的练习。
论世俗生活的乐趣（1）
——〔法〕蒙田
别人感受到如意和成功的乐趣，我也感到同样的乐趣，但这不应是过眼烟云式的感受。因此必须探讨这种乐趣，品味这种乐趣并加以反复思考，从而对给予我们乐趣的人表示于双方都恰当的感激。人们享受其他乐趣同享受睡觉的乐趣别无二致，即享受了却并不了解。从前，我害怕睡眠会懵懵懂懂溜过去，现在我认为睡眠被打扰是件好事，我可以隐隐约约看见睡眠当中的情景。我寻求使自己满意之事，但我并不强求，我探查，我迫使自己的理智去获取满意，因为我的理智已变得抑郁而且颇感厌倦。我是否处在某种平静状态了？是否已有某种快感在刺激我？我从不让快乐欺骗我的感官，我将心灵投入快乐之中，这样做不为使心灵在快乐中受到约束，而为使心灵在其中得到认同；不为心灵在其中迷失方向，只为心灵存在于其中。我动用心灵是让心灵自己对此种幸福状态感到满意，让它掂量幸福，估价幸福，并扩展幸福。心灵会估价良心无愧和内在感情平静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上帝；会估价身体状况正常并能有序而恰当地享受身体愉悦的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上帝；上帝乐于用这种功能补偿他出于公道而使我们承受的痛苦；心灵还会衡量，想做到无论看到哪里周围天空都很宁静，这需要它付出多少代价！要做到没有欲望，没有恐惧或怀疑扰乱它的生存空间，做到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没有使它过不去的困难，这需要它付出多少代价！作这样的考虑必须十分重视各种不同条件的比较。因此，在千姿百态的人群当中我选中那些因厄运或因自身的错误而心神烦乱的人，还有，离我更近的，那些接受好运却漫不经心、没精打采的人们。那是些地地道道消磨时间的人，他们放过现在，放过他们业已有的，却致力于他们所想望的东西，他们追求的是想象摆在他们前方招引他们的虚幻图景，人们越追逐那些想望的东西和虚幻的图景，那些东西逃得越快，跑得越久。他们为追逐而追逐，结果仍是追逐，有如亚历山大大帝说他工作的目的就是工作。
至于我，我热爱生活，上帝赋予我什么样的生命我就开发什么样的生活。我并不希望由生活本身提出需要吃需要喝，我认为人希望生活有双倍的需求即使是错误也值得原谅（“圣贤热切寻求天然财富。”）；我也不愿意大家只吃点伪劣药品维持生命，尽管埃皮梅尼德斯曾依靠伪劣药品剥夺食欲并维持生命；也不希望大家靠那一指粗的东西或尾根部呆头呆脑生产儿女，恰恰相反——恕我冒昧——，我宁愿大家靠那一指粗的东西或尾根部颇为快意地生产儿女；也不希望肉体全无性欲和挑逗之意。抱怨是令人不快的，也是极不公道的。我以感激的心情由衷接受大自然为我作的安排，我为此感到满意，喜悦。拒绝这位伟大而万能的供给者的馈赠，或废弃之、歪曲之，这都是在伤害伟大的馈赠者。他善而又善，所为者皆善。“一切符合自然的东西都值得敬重。”
在所有哲学主张里我乐意选择最实在的，即最富人情味最适合我们的：我讲话符合我的习惯，既是低调的，也是朴实的。有人张牙舞爪教训我们说让神圣的同世俗的结合，让有理性的同无理性的，严厉的同仁慈的，老实的和不老实的结合，那是粗暴的联姻；还说快感是兽性的，不值得圣贤品尝：圣贤从美貌妻子身上能获得的唯一乐趣是信仰的乐趣，是像穿靴专为有效骑马行路一般按部就班的乐趣，说这些话时她却在按我的要求做爱。但愿她的仆从在奸污他们的妻子时，权利、劲儿和精液不比她那些教训的权利和劲儿大！她的导师，也是我们的导师苏格拉底可没说过那样的话。苏格拉底高度评价肉体的快乐——他应当这样——，然而他更赏识精神的乐趣，精神乐趣更强有力，更稳定，更便当，更丰富多彩，更有尊严。不过精神乐趣并非他唯一的乐趣（他不那么爱空想），无非是他领先的乐趣而已。对他来说，节欲起缓和作用，并不与快乐为敌。
大自然是一位温和的向导，但他的温和不超过他的谨慎和正确。“必须深入了解事物的天然状态并准确认识天然状态要求的东西。”我到处搜寻天然状态的踪迹：因为我们把天然状态的踪迹同人为的痕迹混同起来了；“按天然状态生活”这个逍遥派确立的经院式的至善原则因此而变得难于界定和说明；与之相近的斯多葛派确立的至善原则，即赞同天然状态的原则亦复如是。认为有些行为很有必要但并不高尚的观点岂非谬误？因此谁也无法消除我头脑里的这个观念：快乐与必要性相得益彰；一位古人曾说，诸神永远与必要性相投合。我们何苦去肢解分离接合得如此天衣无缝的组织？相反，我们应当通过它们相辅相成的作用经常将它们重新连接起来。愿精神激活笨重的肉体，愿肉体阻止精神轻率并使精神稳定下来。“谁赞灵魂为至善而责肉体为恶，他必定在肉欲里寻求灵魂，并在肉体上逃避肉欲。因为他判断的依据是人的虚妄而非神的真理。”在上帝对我们的馈赠里没有一样东西不值得我们关心；甚至为一根毫毛我们都应当感谢上帝。对人来说，按人本身的状况引导人并非敷衍塞责的差事：这差事是明确的，天然的，也是首要的，造物主把这差使交给我们时态度极为认真，极为严厉。只有权威能引导普通理解力的人，而且用外国语言引导更有分量。让我们从此处开始承担我们的重任吧。“谁能否认，蠢行的特性在于做当做之事疲塌又违心，在于将肉体推向一边，又将心灵推向另一边，并在反向的运动之间犹豫不决。”
伊索，这位伟人，看见他的老师一边散步一边小便，说道：“这么着，我们就该在跑步时大便了？”爱惜时间吧，我们还有许多时间被闲置和使用不当。我们的智力如果不在它所必须的有限时间之内摆脱身体的影响，便不可能有别的足够时间干工作。有人想站到自身之外并避开人。那是发疯：他们不仅不能转变成天使，还会变成畜牲，不仅不会变得高大，还会突然倒下。我害怕这种超常的脾性，有如害怕高不可攀的去处。
善于忠实享受自己的生命，这是神一般的尽善尽美。我们寻觅别的条件，因为我们不会利用自身的条件；我们脱离自身走出去，因为我们不明白自身的状况如何。我们踩高跷是白费力气，因为在高跷上也得靠自己的腿走路。坐上世界最高的宝座也只能靠自己的屁股。
依我看，最美好的人生是向合情合理的普通样板看齐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有序，但无奇迹，也不荒唐。
性情相投（1）
——罗兰
人们都以为婚姻是由于两个人性情相投，但事实上，这“相投”与“不相投”却并不是决定婚姻幸福的唯一条件。以我来说，我的家庭虽然时常令人羡慕，但我和我家“老爷”性情可实在并不大相投，就以看书来说，他所喜欢看的是政论、国际现势、外交资料、历史论评、时事分析……等等。而找所喜欢看的却是除了诗句散文或小说之外，就是有关思想与哲学的书。所以，多少年来，他的书我不看，我的书他也不看。
在对人方面，他颇喜欢交际应酬，而我则非常不喜欢交际应酬。常见他兴高采烈地穿戴整齐去参加酒会、晚宴，以及其他种种社交，而我则独喜静坐家中，读读写写，顶多约上一二友好，秉烛清谈。我参加应酬都是万分的勉强，而他从不了解为什么居然有人如此之讨厌应酬，正如我从不了解为什么居然有人如此之热心交际一样。
他虽喜欢交际，在交际场合也真正谈笑风生，但居家却相当严肃，“不苟言笑”四字，他可当之无愧。尤其在子女面前，他真是一言九鼎，不准有违。而我则在交际场合常感厌倦乏味，不耐其虚伪，因此难免给人难以接近的印象，在好友或家人了女面前则喜欢无所不谈，恢复我爽朗愉快的本性。
论处事，则他常是严密精细，极具耐心；而我则粗心大意，不拘小节。譬如上街购物，若是和他同去，十之八九是走了半个台北，结果却空手而回。因为他东看西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好；贵了不行，贱了不要，看来看去，竟无一项中意，只好下次再来。我则总是光在家中打定主意，要买什么？准备花多少钱？去哪一家商店？想好之后，一趟计程车，直奔目的地，三言两语，把东西买妥，费时不会超过一个钟头。近来，大的白货公司可设有电话叫货的服务部门，我就更加省事，要买什么东西，索性打个电话，说明厂牌尺码，叫人送来，连去也不要去了。
当然，像这样买法，难免会买到贵的、坏的、不合适的。有毛病的东西。而他所买的东西几乎可以百分之百断定绝对不错。
以买玻璃杯为例，如我去买，则问明价格，看好式样之后，大致看看要六个或八个，就让店员包好付钱。所以我买到过站立不稳的咖啡怀，也买到过有缺口的盖碗。
如他去买的话，则不但要把每只杯子仔细看过，无残无缺之外，还要把拟选购的六个或八个杯子整整齐齐地排在柜台上，细细比较，看是否一样高矮、一样大小，还要看杯口是否每一个都是正圆，所以他决不会有像我那样的疏失。但也就因为如此，我总避免和他一同去买东西。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对人为方面我相当温和而有耐性，但在对事方面，我却常是个耐其繁琐而流露出自己天性中急躁的一面。
说到生活情趣，我们俩更不能算是情投意合。看电影他要看战争或侦探片，而我则要看文艺或音乐片。听评剧，他喜欢唱腔多的文戏，我则专选大花脸多的武打。古典音乐演奏会，总是我自己去听，美国来的诸种舞台表演则是他自己去看。
如有假期，我愿去林间山上清清静静地住几天，他则不大热衷这类旅行。如果非去不可，他会宁愿选择海水浴场去游泳。
而我即使到了海水浴场，也是白天躲在房间，晚上才出来坐在沙滩上看海听潮。
公余之暇，我喜欢在清静的街道散步，而他一散步，就要到闹区去逛橱窗，或散了一半，就要去吃牛肉面。
在衣着方面他喜欢鲜艳与新奇，而且敢于尝试。我常说，如果我听他的话，那我现在大概该穿迷你裙或大喇叭裤。不幸，我不但只喜欢穿两件头的套装，而且只有灰、白、黑、米黄、蓝，这几种平淡的颜色。现在如此，年轻时亦然。
家常小事，两人更是意见分歧。譬如种树，我喜欢那株大构树，而他就最恨那株大构树。我种了一棵榕树，他就最讨厌那棵榕树。当然，平心而论，他确是有理。因为大构树又招苍蝇，又落叶。榕树又难看，又爱生虫。不过，对待其他的花木，我们两个也从来不曾获致协议。譬如说那排七里香，我要把它们剪矮，他却把它们修长。那些杜鹃，我要它们随便生长，他却一有空就把它们剪掉一堆枝叶。我剪白兰树时，他会大力阻拦；可是一眼不见，他却把它剪了。真让人没话说！
爱情篇
——张晓风
两岸
我们总是聚少离多，如两岸。
如两岸——只因我们之间恒流着一条莽莽苍苍的河。我们太爱那条河，太爱太爱，以致竟然把自己站成了岸。
站成了岸，我爱，没有人勉强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站成了岸。
春天的时候，我爱，杨柳将此岸绿遍，漂亮的绿绦子潜身于同色调的绿波里，缓缓地向彼岸游去。河中有萍，河中有藻，河中有云影天光，仍是《国风·关睢》篇的河啊，而我，一径向你泅去。
我向你泅去，我正遇见你，向我泅来——以同样柔和的柳条。我们在河心相遇，我们的千丝万绪秘密地牵起手来，在河底。
只因为这世上有河，因此就必须有两岸，以及两岸的绿杨堤。我不知我们为什么只因坚持要一条河，而竟把自己矗立成两岸，岁岁年年相向而绿，任地老天荒，我们合力撑住一条河，死命地呵护那千里烟波。
两岸总是有相同的风，相同的雨，相同的水位。乍酱草匀分给两岸相等的红，鸟翼点给两岸同样的白，而秋来蒹葭露冷，给我们以相似的苍凉。
蓦然发现，原来我们同属一块大地。
纵然被河道凿开，对峙，却不曾分离。
年年春来时，在温柔得令人心疼的三月，我们忍不住伸出手臂，在河底秘密地挽起。
定义以命运
年轻的时候，怎么会那么傻呢？
对“人”的定义？对“爱”的定义，对“生活”的定义，对莫名其妙的刚听到的一个“哲学名词”的定义……
那时候，老是郑重其事地把左掌右掌看了又看，或者，从一条曲曲折折的感情线，估计着感情的河道是否决堤。有时，又正经地把一张脸交给一个人，从鼻山眼水中，去窥探一生的风光。
奇怪，年轻的时候，怎么什么都想知道？定义，以及命运。年轻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过，人原来也可以有权不知不识而大咧咧地活下去。
忽然有一天，我们就长大了，因为爱。
去知道明天的风雨已经不重要了，执手处张发可以为风帜，高歌时，何妨倾山雨入盏，风雨于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一方共同承风挡雨的肩。
忽然有一天，我们把所背的定义全忘了，我们遗失了登山指南，我们甚至忘了自己，忘了那一切，只因我们已登山，并且结庐于一弯溪谷。千泉引来千月，万窍邀来万风，无边的庄严中，我们也自庄严起来。
而长年的携手，我们已彼此把掌纹叠印在对方的掌纹上，我们的眉因为同蹙同展而衔接为同一个名字的山脉，我们的眼因为相同的视线而映出为连波一片，怎样的看相者才能看明白这样的两双手的天机，怎样的预言家才能说清楚这样两张脸的命运？
蔷蔽几曾定义，白云何所谓其命运，谁又见过为劈头迎来的巨石而焦的流水？怎么会那么傻呢，年轻的时候。
性情相投（2）
诸如此类，可说是不胜枚举。常见报上有人登离婚启事说：“我俩因意见不合，协议离婚。”如像我俩这样的意见不合，大概不知要离多少次了。
我们的性情不相投也反应在感情的表达上。我和一般女性一样，喜欢一点抽象的关怀，但他偏偏没有一次记得我的生日。
年轻时，我也确曾为此而气恼过。直到后来，忽然有一天，我从旧皮包里翻出一副纹石耳环，这副耳环是他某次去外岛，特别为我选购的，偏偏我一生不喜欢装饰品，戴了一次，就把它们随手塞在皮包里，再也未去动用。那天，当我重把它们翻出来时，却忽然想起我当时接过这副耳环时，对他说了一句笑话。我说：
“人类真奇怪！纹石、钻石、玛瑙珊瑚，都拿来做装饰品。我看，假如马路上的石子像纹石那么少见，也一定有人把它拿来镶成耳环，挂在耳朵上，以为美！”当时我未注意他的反应。现在总归年纪大了，人世深了，才忽然明白自己当时真不替他想。像我这样不近人情，人家都没有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我还有什么理由怪人家不记着我的生日哩？
自此心平气和，不再抱怨自己被亏待。
事实上，在许多不合的意见中，我们俩人倒也有相同之处。这相同之处便是——只知做事，不懂赚钱。可能是因为我们脑中都没有什么数学观念的缘故。记得有一次，我忽然想买一个海绵床垫。在看电影的途中，经过一家店铺，进去问了一下价钱，说是每立方公寸6毛钱。我们到了电影院，就开始计算一张床垫有多少立方公寸，要多少钱。算来算去算不清，后来索性连一立方公尺等于多少立方公寸也不知道了。两个人索性连电影也看不下去，后来干脆买了一个弹簧的，整张算钱，免得我们伤脑筋。
也就因为我们一向对数目字缺少兴趣，所以什么金钞股票债券之类，在我们心中就永远是一些抽象而遥远的东西，至于利息，更是只有读中小学算算术时的一个名词。现在好容易不用再算算术，乐得对它敬而远之。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两人在这一点上，有个相同的生活背景，我们都是从小在学校住读，长大就自己在外靠薪水维生。对钱的观念，就一直是“花到下月再有钱来的时候为止”。既不虞匮乏，也就不想经营。有了就花，没了就再去赚。简单明了。也就因为天性中没有一个“贪”字，所以尽管他这二十年来，曾担任过几次非常有机会发财的职位，但都因为他只知做事而不懂贪钱，所以至今两袖清风。
说起来，别人会笑我们傻，但认真想想，这“傻”却也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生存本领之一。因为事实上，那些发财致富的机会也正是身败名裂的陷阱。只是如果我们生性爱财，就会不自制地去冒那跌入陷阱的危险而已。我们事实上是在工作换过之后，过了好久，才事后有先见之明地想到——啊！那时怎么没想到可以赚钱？但“那时没想到”并不证明下次会想到。因为当下次机会来临时，我们仍然是只顾做事两个不懂赚钱。
我想，夫妇之间，只这一点性情相投也就行了。要说希望如爱情小说里那样，两人处处情投意合，我看也不见得不妙。我不敢想象。假如他也像我一样的只喜欢文艺和哲学，而不过问政治与世局，那我们这个家还有没有现在这样稳定？如果他也和我一样，天天只喜欢和一二好友品茗清谈，却不愿参加任何社交活动，那够多么无趣！而且如果他做事买物也像我一般的粗心大意，对人生的观念也像我一般的淡泊保守，成天也像我一般的轻松平易、豪不严肃，恐怕我们的家庭反而无法维持平衡。
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也像他一样的凡事走直线，宁折不弯，恐怕也会有许多不良的后果。
记得有一次，我们给孩子买了一张双层床。交了订金，叫店中派人送来，待送到之后，才发现床大门小，无法进入。他当时就毫不迟疑地找出工具，叫送货工人拆卸窗户上的木条，打算从窗子将床搬入。而我一想，窗上的木条不但拆卸费时，而且拆过之后，再钉上去的话，一定钉不妥当。那面窗子正面对大门，是我家主要观瞻所系。拆坏了，实在可惜。于是，我决定把床叫送货工人原个搬回去，退掉算了。退货原因既非我们出尔反尔，店家倒也觉得情有可原，把定洋也退给了我们。事后他说：“我怎么就想不到要把它退掉呢？”
小事如此，大事他也更是坚定不移，言出必行，只要事情决定，即使排除万难，也要贯彻始终。这种“拆了瓦房逮臭虫”的事只其一例而已。
我想，如果我们的家是一只船，那么我和他就是两个掌舵。当我因太过平易轻松而惹上麻烦时，可以由他的严肃谨慎去矫正。当他因太过认真与理智而把事情闹僵，无法善后时，则由我的轻松平易去转圜。对孩子，我们名副其实的是父严母慈，对生活，我们则各凭自己的天赋去赚得维生之资。当我们需做重大决定时，责任归他。因为他谨慎仔细而坚定，可以万无一失。而平常零星小事，只要能够通过即可，小有流失亦无伤大雅，反可多维系一些人和，乃可归入我的权责范围。
我生平自问颇善观察事物，分析得失，但至真正决定实行时，总有待他放上一颗砝码，来稳定我那尚在摇晃之中的天平。如找房户搬家，孩子选学校之类的大事，资料虽然都是由我搜集，个中利害也都是由我分析，但到了最后付诸实施的时候，却总是轮到他来逼迫我去实行。所以在家庭决策方面，我虽是一个性能颇佳的罗盘，但我很少独断独行，因为他才是轮机长。
所以，依我看来，性情不投，意见不合，固然是离婚的主要原因，但也未必一定非离婚不可吧？你说呢？
从俗
当我们相爱——在开头的时候——我闪觉得自己清雅飞逸，仿佛有一个新我，自旧我中飘然游离而出。
当我们相爱时，我们从每寸皮肤，每一缕思维伸出触角，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我们开始相信自己的不凡。
相爱的人未必要朝朝暮暮相守在一起——在小说里都是这样说的，小说里的男人和女人一眨眼便已暮年，而他们始终没有生活在一起，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凄美的回忆。
但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小说，我们要朝朝暮暮，我们要活在同一个时间，我们要活在同一个空间，我们要相厮相守，相牵相挂，于是我放弃飞腾，回到人间，和一切庸俗的人同其庸俗。
如果相爱的结果是我们平凡，让我们平凡。
如果爱情的历程是让我们由纵横行空的天马变而为忍辱负重行向一路崎岖的承载驾马，让我们接受。
如果爱情的轨迹总是把云霄之上的金童玉女贬为人间烟火中的匹妇匹夫，让我们甘心。我们只有这一生，这是我们唯一的筹码，我们要活在一起下注。我们只有这一生，这只是我们唯一的戏码，我们要同台演出。
于是，我们要了婚姻。
于是，我们经营起一个巢，栖守其间。
在厨房，有餐厅，那里有我们一饮一啄的牵情。
有客厅，那里有我们共同的朋友以及他们的高谈阔论。
有兼为书房的卧房，各人的书站在各人的书架里，但书架相衔，矗立成壁，连我们那些完全不同类的书也在声气相求。
有孩子的房间，夜夜等着我们去为一双娇儿痴女念故事，并且盖他们老是踢的棉被。
至于我们曾订下的山之盟呢？我们所渴望的水之约呢？让它等一等，我们总有一天会去的，但现在，我们已选择了从俗。
贴向生活，贴向平凡，山林可以是公寓，电铃可以是诗，让我们且来从俗。
夫妻
——席慕容
在待产室里呻吟的她，终于哭了起来。
心里好害怕，好后悔。多希望这些不过是一场噩梦，梦醒了以后会发现自己仍然像平日一样的自由，仍然在漫山遍野地放荡，做自己爱做的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困在一张有着金属栏杆的床上，被排山倒海的剧痛所折磨着，怎样也不肯停止，怎样也无法脱身。
她哭得很厉害，阵痛袭来时甚至喊叫了出来。
“我不要！我不要啊！”
是的，她不要这种命运，她不喜欢这种命运，心里发下重誓，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再也没有下一次了，再也不要重复这种可怕的经验了。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在力竭后短暂的昏迷里，觉得有人抱住了她，那温柔的拥抱是她所熟悉的。是她的丈夫在不断地低唤她，然后突然之间，丈夫开始哭泣，并且在她耳边反复地说：
“再也不要生了！以后再也不要生了”
自从相识以来，她从来没看过丈夫哭，从来不知道，那样坚强的男子也会流泪。可是，现在，那个一直为她挡风挡雨的男子竟然抱着她痛哭了起来，大滴大滴的热泪滴在她的额上。
在刹那之间，她忘却了一切的痛苦和惊惶，心中竟然充满了一种炽热的欢喜。她的身体虽然像在烈日烤炙下寸寸碎裂的土地，但是，在那疼惜的热水滴落之后，遍野在刹那竟然开出一大朵一大朵喜悦的花来。
黑暗的长夜已经过去，产房窗外是那初升的朝阳耳旁有孩子嘹亮的啼声，身边有丈夫温柔的陪伴，那幸福的感觉是怎样地狂猛的向她袭来啊！
她发现，自己正在重复着一个同样的意念，在心里，她正在反复地对自己说：
“我一定要，一定还要再为他生一个孩子。”
她果然是这样做了，并且，无畏也无悔。
生活赋（1）
——张晓风
生活是一篇赋，萧索的由绚丽而下跌的令人悯然的长门赋——巷底住着一个还没有上学的小女孩，因为脸特别红，让人还来不及辨识她的五官之前就先喜欢她了——当然，其实她的五官也挺周正美丽，但让人记得住的，却只有那一张红扑扑的小脸。
不知道她有没有父母，只知道她是跟祖母住在一起的，使人吃惊的是那祖母出奇地丑，而且显然可以看出来，并不是由于老才丑的。她几乎没有鼻子，嘴是歪的，两只眼如果只是老眼昏花倒也罢了，她的还偏透着邪气的凶光。
她人矮，显得叉着脚走路的两条腿分外碍眼，我也不知道她怎么受的，她已经走了快一辈子的路了，却是永远分别是一只脚向东，一只脚朝西。
她当日做些什么，我不知道，印象里好像她总在生火，用一只老式的炉子，摆在门口当风处，劈里啪啦的扇着，嘴里不干不净的咒着。她的一张块皱的脸模糊地隔在烟幕之后，一双火眼金睛却暴露得可以直破烟雾的迷阵，在冷湿的落雨的黄昏，行人会在猛然间以为自己已走入邪恶的黄雾——在某个毒瘴四腾的沼泽旁。
她们就那样日复一日地住在巷底的违章建筑里，小女孩的红颊日复一日的盛开，老太婆的脸像经冬的风鸡日复一日的干缩，炉子日复一日的像口魔缸似的冒着张牙舞爪的浓烟。
——这不就是生活吗？一些稚拙的美，一些惊人的丑，以一种牢不可分的天长地久的姿态栖居的某个深深的巷底。
糯糬车
不知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补造了“糯”“糬”两个字。（武则天也不过造了十九个字啊！）
曾有一个古代的诗人，吃了重阳节登高必吃的“糕”，却不敢把“糕”字放进诗篇。
“《诗经》里没有用过‘糕’字啊，”他分辩道，“我怎么能贸然把‘糕’字放在诗里去呢？”
正统的文人有一种可笑而又可敬的执着。
但老百姓全然不管这一回事，他们高兴的时候就造字，而且显然也很懂得“形声”跟“会意”的造字原则。
我喜欢“糯糬”这两个字，看来有一种原始的毛毵毵的感觉。我喜欢“糯糬”，虽然它的可口是一种没有性格的可口。
我喜欢糯糬车，我形容不来那种载满了柔软、甜蜜、香腻的小车怎样在孩子群中贩卖欢乐。糯糬似乎只卖给孩子，当然有时也卖给老人——只是最后不免仍然到了孩子手上。
我真正最喜欢的还是糯糬车的节奏，不知为什么，所有的糯糬车都用他们这一行自己的音乐，正像修伞的敲铁片，卖馄饨的敲碗，卖番薯的摇竹筒，都备有一种单调而粗糙的美感。糯糬车用的“乐器”是一个转轮，轮子转动处带起一上一下的两根铁杆，碰得此起彼落的“空”“空”地响，不知是不是用来象征一种古老的舂米的音乐。讲究的小贩在两根铁杆上顶着布袋娃娃，故事中的英雄和美人，便一起一落地随着转轮而轮回起来了。
铁杆轮流下撞的速度不太相同，但大致是一秒钟响二次，或者四次。这根起来那根就下去；那根起来，这根就下去。并且也说不上大起大落，永远在巴掌大的天地里沉浮。沉下去的不过沉一个巴掌，升上去的亦然。
跟着糯糬车走，最后会感到自己走入一种寒栗的悸怖。陈旧的生锈的铁杆上悬着某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帝王将相，某些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后妃美女，以一种绝情的速度彼此消长，在广漠的人海中重复着一代与一代之间毫无分别的乍起乍落的命运，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吗？以最简单的节奏叠映着占卜者口中的“凶”、“吉”、“悔”、“咎”。滴答之间，跃起落下，许多生死祸福便已告完成。
无论什么时候，看到糯糬车，我总忍不住地尾随而怅望。
食橘者
冬天的下午，太阳以漠然的神气遥遥地笼罩着大地，像某些曾经蔓烧过一夏的眼睛，现在却混然遗忘了。
有一个老人背着人行道而坐，仿佛已跳出了杂沓的脚步的轮回，他淡淡地坐在一片淡淡的阳光里。
那老人低着头，很专心地用一只小刀在割橘子皮。那是“碰柑”处的橘子，皮很松，可以轻易地用手剥开，他却不知为什么拿着一把刀工工整整地划着，像个石匠。
每个橘子他照例要划四刀，然后依着刀痕撕开，橘子皮在他手上盛美如一朵十字科的花。他把橘肉一瓣瓣取下，仔细地摘掉筋络，慢慢地一瓣瓣地吃，吃完了，便不急不徐地拿出另一个来，耐心地把所有的手续再重复一遍。
那天下午，他就那样认真地吃着一瓣一瓣的橘子，参禅似的凝止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安静里。
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吗？太阳割切着四季，四季割切着老人，老人无言地割切着一只只浑圆柔润的橘子。想象中那老人的冬天似乎永远过不完，似乎他一直还坐在那灰扑扑的街角，一丝不苟地，以一种玄学家执迷的格物精神，细味那些神秘的金汁溢涨的橘子。
女人遵从普遍标准就会老（1）
——艾云
女人两年来明显变老。原来的清灵飘动，柔弱无骨的模样倏忽就不见了。人们再见到她时，已发现她成为了有些发胖的妇道人家。主要是神情变了，皮肤依旧还白，却没有那凝脂饱满，有了双下巴，也见松弛了。过去是一排齐眉刘海之下，一双细长的丹凤眼满是忧郁怯楚，这倒让人生出无比惜香怜玉的感受。那是姑娘的味道，像薄荷一般的清冽爽洁。可是现在，这女人怎么会是这样大声地讲话？讲话时不讲停顿和缓慢的韵律，这就像一个包打天下的女人了。记得过去她只是低眉敛目地坐着，很少说话。而现在，女人却是无所顾忌。到这时候，中年就确确实实到来了。中年和青年时代的妇女，也不知怎么中间就有了一道鸿沟，有了本质的区分。只是一个早晨，女人就把昨天的一天抛到身后。从此，中年开始了。
进入中年的妇女，还有什么可忌讳的呢？
当然体重也在增加中，体态不再娉婷，不再如狡兔般敏捷穿行于田野之上。按理，一个会写作的女人是不该这样过早衰落的。现在，女人好像很难再恢复到以往的状态了。那些身体的线条不再清晰，有些混淆；不再明朗，有些模糊。她原本带给人的希望如梦是没有了，让人见过她之后就念叨不尽的议论也没有了，总之是那些动人心扉的东西不复存在。人们在心底又一次哀叹大自然的无情，原本这般的妙人也是红衰翠减了。人们不能相信，一个写作的女人原本该有一道自我保护的屏障，将那些令自己衰落的东西阻挡在外。可惜现在她已无力阻挡，有些放任自流。她现在也不怎么见人，躲在屋子里写啊写，有许多的烦心，当然也有自己打发的办法。她显然不愿与更多的人接触，也没有在同人交往中的比较带出的种种活思想，比如自己对自己如此这般地焦灼。在封闭中人可以忘掉一个无奈事实的降临，但高远与不甘的心性可是没有了。有些听任了某种下滑，听之任之，无可奈何，不再想到要力挽颓势，重整江山了。
会老是女人不可抗拒的命定；但是，有女人总会一天天延缓这一时刻的到来。根本上说，遵从普遍价值和道德标准会无力阻止颓势的到来，而那在生命的原创性方面生生不息者，衰老得不会那么快。比如女人同样写作，那追问有限的问题，无师自通深谙了哲学奥义的女人，与在世界的普泛性通俗性间流转的女人，那是太不一样。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女人，还属于后者。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她不滋是生非，真是个好女人。她时时惦挂着既定的婚姻事实，很少有婚外情节演义；她也不易顾怀丈夫之外的其他男人。在一般道德标准上，她无可非议。但女人却是怎么努力也会老。她实在是讲求摄生与保养，却养不出那虚灵的姿态飞扬。倒是那些不十分安分的女人，却有无比旺盛强健的生命活力。有一个时期看着她好像极其疲累，可在她自我独处的养歇后，就又神采奕奕出现了。这女人有自己设定的价值标准，她以上帝恩准的生命愉悦为标准。她不是渎神，她活得风姿绰约，让人们惊羡人间有如此的精灵。
一个遵从普遍标准的女人，因历史和空间的种种因素才使她成为这样子。你若果让她在临界之崖，她是不习惯，也不想的。她不想为语言来换取这终日的担惊受怕。这个城市，表面看似开放，骨子里是奉行保守主义原则。男人一般都无力承诺情感。丰富内心展开的女人被滋润的时间不多，这使她们注定落寞，很难有使自己惊喜和亢奋的对象。她们开始时还不习惯，还有困兽犹斗的急躁和烦乱；但后来，总是这样，就渐渐不作挣扎，习以为常了。习惯也就习惯了，从此天下太平，女人心中从此波澜无惊，死寂如潭。经年过后，女人脸上那玫瑰色的浅红，那行止颦笑间的风情魅力从此消失。女人的乏味无奈的日子开始了。她也有事可做，在空落时分，她会找比自己年长的好人聊天，一个晚上就这样被打发掉了。
不管聊天或写作，其写作不是为追问世界的彻底性而展开，这种写作与聊天基本属同一性质。女人这时将看落红随着春水一道流逝，那母亲一辈的命运之轭，就这样套在自己肩头。
论操持家务（1）
——〔法〕蒙田
我家务缠身为时较晚，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们为我代劳的时间很长。此前我早已养成了另一种习惯，那样的习惯更符合我的气质。不过，依我之见，家政乃是与其说困难不如说令人尴尬的事务；会干别种事情的人干家务都能得心应手。倘若我谋求发财，我恐怕会认为我这条道路将极为漫长，那我就该去为国王们效力，因为那种买卖的进益高于别的任何行当。根据我在有生之年既不宜干好事也不宜干坏事的特点，我只求谋得既不曾获取也不曾挥霍的美名，凡事过得去足矣，既然如此，谢天谢地，我可以管家，但并不特别专心。
最糟时也不过受受穷，扣除些花销之后你还可以干下去。对此我有所预料，而且在被迫受穷之前就在改造自己以求适应。总之，我在心里已建立了“满足于比自己拥有的更少”的足够的思想准备，我说“满足”时，心境是满意的。“衡量财富的尺度并非由收入的估价确定，而是由家庭开支确定。”我的实际需要并未准确消耗我所拥有的财富，因此，财产侵害不了我的基本需求，也就对我无可奈何。
我的参与无论多么不懂行，无论多么眼高手低，对我的家务仍然大有裨益。我作了努力，但效果使我扫兴。加之这一切都发生在家里，我自己在这边节约；那边却不省分文。
何况在我尚有能力承担由我不在而引起的损失时，我似乎不值得为此损失而拒绝接受摆在面前的机会以避免亲自操持那些费力的事。总会有什么零件歪歪斜斜。一会儿是这幢房屋的买卖，一会儿又是那幢房屋的买卖在拉你。你了解什么事都太详尽，你的洞察力在此处便对你有所损害，在别处倒会相当有用。我老躲开引我生气的场合而且不去了解进行得不顺利的事；不过，我还做不到在家里任何时候遇上任何使我不快的情况都不顶撞别人。别人对我隐瞒得最深的诈骗行为正是我最清楚的诈骗行为。因此，为了少伤害别人，就得自动帮助别人隐瞒。无谓的刺伤，有时无谓，但永远是刺伤。最细微的妨碍最令人受不了。正如小字体更损害眼睛，更使眼睛疲劳，鸡毛蒜皮的事更惹人生气。多次微小的伤害比一次猛烈的伤害更得罪人，无论这一次伤害多么巨大。家庭荆棘愈茂密锐利，刺伤我们的程度愈剧烈，而且刺伤之前从不预示危险，总趁我们不备轻易进行突然袭击。
我非圣贤；伤害越重我的压力越大；形式上重，实质上也重，往往实质上的伤害更重。我比一般人更了解什么是伤害，所以我更有耐心。总之，伤害虽不致刺痛我，却使我感到不快。生活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干扰。自从我面向悲伤，“假如他屈从于最初的冲动，任何人也无法抵挡。”无论受到多么愚蠢的原因驱使，我都由此而刺激情绪，情绪获得养料之后便自动激化，吸取材料，积累材料以自我充实。
这寻常的滴水檐槽消耗着我。麻烦虽寻常却从不轻松。麻烦连绵不断而且无法补救，尤其当麻烦来自家庭成员时，总是连绵不断，难解难分。
我的父亲喜欢建设蒙田田庄，他是在这里出生的。在我管理家务的全过程中我都喜欢效法他并沿用他的规矩，我还要尽我所能让我的继承人致力于此。如能为父亲做得更好，我也在所不辞。他的意愿得以通过我而继续实施并发挥作用，我为此感到自豪。从今以后，但愿我不会让任何足以向慈父回报的生活图景在我手中发生差错！我参与修缮某段旧墙，参与整理某间乱糟糟的房屋，这些事当然大多出于对他的意图的考虑，很少去想我自己是否满意。我还责怪自己懒散，没有立即使他在家里开了好头又遗留下来的事臻于完善，要知道我完全可能是这个家族最后的领地拥有人，是最后一个亲手建设蒙田田庄的人。就个人参与而言，无论是建设的乐趣——虽然有人认为这种乐趣富于魅力——还是打猎、园艺或隐居生活的其他种种快乐，我都不能将其视作消遣。这些事都是我不情愿做的，正如我不情愿接受任何让我感到别扭的见解。我并不关心见解是否强劲有力，是否博大精深，我只希望它们听起来易懂并适用于生活。一切见解只要有用而令人愉快就必定真实而正确。
有些人一听见我谈到我在料理家务中的不足之处便悄悄对我说，那是因为我光考虑高深的学问，不屑于了解农具、农时、农序；不愿过问别人如何为我制酒，如何嫁接树木；也不想弄明白草和水果的名称、形状以及我赖以生活的肉类的烹调术，我穿着所需料子的名称和价格，这些人让我讨厌之至。这哪里是恭维我，这是胡说八道，荒谬绝伦。我宁愿当优秀马厩总管也不愿当优秀逻辑学家。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坚持到底。但愿父亲别留给我其他什么遗产，只须把他晚年对家务的酷爱传给我就够了。把自己的全部愿望重新寄托在自己的财富上，并善于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中找到乐趣，这乃是一种幸福。倘若我能有一次像他那样对家务兴趣盎然，政治哲学家指责我做这些事低俗枯燥便会枉费口舌。我赞同这样的意见，即最光荣的职业是为公众服务，为众多的人做有益之事。“只有同最亲密的友人分享，我们才能最全面享受天才、德操和一切优越性产生的成果。”至于我，我与此相距甚远：部分原因出于良心（因为我凭良心认为有些工作太重大，而我却鲜有对付的办法，何况连柏拉图这位一切政治统治的创造大师也同样不涉足其间），另方面出于怯懦。我满足于不慌不忙享受人生，只求过一种可以得到宽恕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既不使自己不悦也不使别人不悦。
我理财凡十八载，既未在财产证书上也未在主要事务中获得进展，因为这些事必须通过我的学识和精心照料才有可能长进。这并非对临时性的世俗之事冷静的蔑视，我没有如此高雅的趣味，也并非我低估此类事务的价值，而实在是无可原宥的大而化之的懒惰和疏忽使然。只要不看契约，只要不去抖那些无聊文件——我生意的奴仆——的灰尘，我什么事也不愿干？像许多人那样花钱去抖别人的无聊文件的灰尘，那就更糟了。操心和辛苦是唯一使我付出高昂代价的事，我但求随遇而安，漫不经心。
我认为我过去更适合靠别人的财富生活，条件是有可能既不为此承担义务也不奴颜婢膝。因此，仔细考虑起来，我真不知道按我的性情和命运，我为生意、为下人奴仆而忍受的痛苦，其下贱难堪和令我恼怒的程度是否比当某个比我出身高贵之人的随员所感受的下贱难堪和恼怒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跟随那样的人也许倒不那么拘束。“奴役是怯懦、卑下、毫无个人意志的人被征服状态。”克拉特斯做得更过火，为了摆脱家庭丢脸的事和对家庭的牵肠挂肚，他干脆投身贫困以图自由自在。我不会如此行事（我既厌恶贫困也厌恶痛苦），但我愿意改变生活，使生活中少些豪言状语少些忙碌。
女人四十
——蒋子丹
我等待过十八岁。在做小姑娘跳橡皮筋的年纪，看着羊角小辫的太阳影子忽闪，心里已经塞满了有关十八岁的事情。诸如要留一条长辫子，长得能碰到脚后跟，要戴北京大学的校徽，按规定别在白衬衣左襟，还要爱上一个小伙子，云云。大约因为许多书中都写十八岁的姑娘甩着长辫子恋爱，所以引得小姑娘浮想联翩。那时候，十八岁是童话，是传说，是闪烁跳跃的光，是妩媚婀娜的影，是冬天的清晨悬在屋檐上噼啪作声的冰凌，是六月傍晚暮色渐深的天空里隐隐现现的星。
后来的一些事儿，书里没写过，世上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革”一经开始就不见结束。我们学语录，学社论，学工，学农，念“Down with the USA Imperiolism！ Down with Soviet Revisionism（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英文课本。年复一年，我始终没有留成长辫子，始终没有挂得上白底红字的校徽。等到“革命”结束那年，我郑重其事地庆祝了二十二岁生日，长辫子挂校徽的姑娘，在老远老远的前边冲我微笑过，然后不声不响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倘若她遗忘了我，那也是一种幸运。不幸的是我一直等待她，当她终于来了的时候，我又与她失之交臂。不知是由于这次等待的滋味太苦，还是由于后来的日子太匆忙，总之我再也没有像注视十八岁那样去注视任何一个年龄，直到有一天发现离四十岁只有两三个年头。
古圣贤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实际上只对男人而言。四十岁在男人意味着成熟。在女人意味着凋谢。倘若四十岁的女人不服老，那只好借助时装、首饰、化妆品、美容术以及貌似少女的顾盼再赋新辞强说愁，结果只可能换得同性们真心实意的冷眼与非议，异性们言不由衷的热情与赞赏。自己轻贱了自己，好不值得。
仿佛在重温小姑娘时的课程，远远望见四十岁的路标，心里便塞满了有关四十岁的事情。你该知道四十岁的女人衣要清爽妆要淡雅，你不要让活泼的大笑绽在多褶的脸上强加于人。对年轻的女孩，你要用宽厚来溶化其挑衅的锋芒，对年长的妇女，你须得收敛以维护其过敏的自尊。你最好别再东奔西跑道听途说穿针引线热情高涨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你也别长吁短叹顾影自怜凄凄惨惨戚戚。你该做的事或许在于用沉思静写苦读充沛灵魂，在于用实干坚韧缜密对待工作。四十岁自有四十岁的天地，假如用外表的伶俐换得了内在的凝重，你肯定会认为这交易公平。
四十岁女人最危险的境界是爱情不泯。我的小说里有个人物说过：女人总爱把往事变成诗，尽管它实际上可能只是应用文或相声。我很欣赏这句话。将爱情诗化是少女的天职，至于中年女人，平凡者权且当它是应用文，睿智者不妨视它为相声。
我知道四十岁不会像十八岁那般诱人等待，但既然当它非要来临，不妨敞开大门迎接。
家庭之爱（1）
——〔英〕肖伯纳
直到我们所熟知的家庭形式不复存在了，也没有人敢去分析研究一番父母的爱与人类普遍的怜悯心之间有何区别。这种怜悯使众多孤儿在陌生人家中能得到比在其父母的膝下更多的宠爱及关心。甚至托尔斯泰在《克罗伊策奏鸣曲》中，也没有驱散我们心头密布的疑云。当那首奏鸣曲对儿童的福祉已无裨益，却还要顽固地苟存下去，那就是地地道道的不健康的东西了；我们反复说要对那首曲子仔细认真地修习，或许是不合时宜的。父母子女之间的天赋过程是彼此不再相互需要时，就摒弃这种特定的亲子关系。孩子们有着充分的准备去建立一种更为密切，更具诱惑力的崭新的关系。父母也总能得到一些补偿：有些时候，孩子刚走到门口，他们的情人也就伫立在了窗前。如今这种情况确实是比以前更为常见了，因为人们在性的舞台上逗留的时间更长了。有素养的犹太妇女婚嫁时不再削去头发。英伦的主妇也掷掉了帽子及谨言慎行的丑态；主教的五十岁的妻子比她祖母时代三十五岁的女演员更加风流妖冶。然而由于人们成婚趋晚，孩子筑起爱巢时，年龄和时间的严酷现实还是无情地让大多数父母遭受了相对的岑寂。这或许是一种损失，也或许是一种解脱。在健康的环境中，这也许不比将习惯作一次有益的改变糟到哪儿去。但即使如此，至少眼下还被看做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痛楚。虽说父母和儿女有时互相憎恶，但还是存在着幼年时期形成的帮助、依赖和期望的经历。这让儿童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依附于父母或是他的养父和养母。对孩子是一件利好的事情，对父母可能是一种负担；有时不是负担降临在了人们的头上，而是他们紧紧依赖于那种负担。“容忍毛孩子”已成了深植于我们天性中的爱心的冲动。
然而我们却根本没有那种冲动去容忍兄弟姐妹、叔伯姑姨们，对堂表兄妹，这种冲力更是微不足道了。如果可以选择亲属，我们或许会挑选和我们志趣相投的人，这样能减缓非要喜爱他们，并承认和他们有亲密关系的义务所带来的令人生厌的后果。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凑巧和我们同父同母，他就成了老兄压在了我们的头上。如果他是别人的兄弟，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小心翼翼地躲开他。而作为兄弟可真让人忍无可忍。在整个欧洲（苏格兰除外，那里只有家族，并无家庭），人们都与第二代表亲划开界限。新教徒甚至把第一代表亲也划作是可以联姻的陌路人；不把兄弟姐妹划为生人的惟一原因是，家庭制度迫使我们与他们共度孩提岁月，从而也把一种匪夷所思的关系强加给了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熟面孔毁掉了浪漫的魅力，然而人们还巴望着能从中培植出一种特别的温情。这是一种危险的矫揉造作而又缺乏人道的关系。在家中还是少谈些什么家庭独有的亲情为妙，谈得越少越好。这是一条很切合实际的教训。儿童和成人一样，只要能不勉强他们接受对方，就能和别人相处得很融洽；成年亲属之间的和睦关系与他们相互间的疏离及关心成比例，与其血缘关系的作用并不大。我们得让孩子的情感顺其自然的轨道发展，而不该揠苗助长。我曾看见一个孩子遭到训斥，说他无情无义，原由是他妈妈与他小别归来后，他没有任何夸张的心喜爱切的表现。这就是撮弄虚假的家庭情感的一个典型例证。我们毕竟还是合群的动物，如果能让我们独自处理感情问题，如果能以别样的方式好好地把我们养大成人，由于他们碰巧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表兄妹，我们与他们的相处也不会更糟到哪里去，危险却在于设想我们应该与他们相处得更加融洽的那种念头。
这里需要全面领会的要点是：如今将家庭维系在一起的不是家庭感情而是人性的感情。家庭培育的同情心、互帮互助和温存慰藉同其他任何形式的友善组织培育出的别无二致，但把强迫命令式的爱意作为一种品质硬加在近亲的头上，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肯定是很有害的。这种所谓的使家庭解体的现代社会发展倾向，无需使任何人感到惊恐不宁。我们不能解散这种亲属关系，也不能连根铲除其天赋的感情纽带。我们所能做的是把人们解放出来，让他们的举止行为顺乎天性，并能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这也是我们所应该做到的。让一位伦敦公民承担起一位十八世纪苏格兰高地的包揽饭食者的义务，这就和逼他放下雨伞，扛起双刃大刀和靶子一样荒唐。一个文明的人对他的堂亲表戚没有半点特殊的用处，他可能现在还会发觉他对于兄弟姐妹也没有特殊的用处。父母看来还是不可或缺的，但没有理由让自然的关系沦为其非自然的关系的借口。这种非自然的关系对父母的压抑，就如同他们之于孩子们的压抑感是一样的。父亲、母亲不必总是去承担本应由国家承担的抚养的重担。在这种改革和解放的岁月里，与父亲的家庭惊心动魄的决裂一定还会保留着结婚这一惯常的插曲。父母被抛开了，孤独岑寞，但孩子们却并不感到寂寞。如果做父母的没有超出个人情感的兴趣，没有信念，又不能提出一些可以从事的公共事业，又缺乏情趣或嗜好，他们可就倒了八辈子霉！做母亲易，做岳母难。如果人为地让男性和妇女一样，与智力兴趣和公共的利益分开，那么老泰山也就会像丈母娘一样，成为公众传统中的一位可悲人物了。
有些人认为，血缘关系应在亲属之间保密，照那种期望，最幸福的条件莫过于弃儿了，就算他们遇见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擦肩而过，也不会相识。有这种认识，也是不足为怪的。对这种观点可以这样来解释：我们的家庭体系无疑是接受了家庭成员间的自然关系，像所有的自然关系一样，还不至于紧得让人承受不了，同时它还把一种强迫的、反复灌输反复建议的、总之是不必要的感情和责任的重担压在这种关系之上，如果我们能尽可能独立地相互作为亲戚对待，我们就能很好地甩掉这副担子。
家庭的命运
——〔英〕肖伯纳
劝说人们合理地谈论家庭所遇到的难处，和关于婚姻的糊里糊涂的讨论所遇到的难题是一样的。这一点我在前一卷中已经提到。婚姻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习俗：从这种文明到那种文明，从这种宗教到那种宗教，从这部民法到那部民法，从这国边界到那国边界，婚姻也会有所不同。家庭则更易变化。和结为连理的人不同。因为组成家庭的各个成员，人数从一个到二十个不等：其实，一个拖家带口的鳏夫娶了个携儿带女的寡妇后，他们就组成了第三个家庭。家庭成员的数目甚至会超出那个极高的数字。环境会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之间发生变化：比如，在伦敦或是巴黎的贫民窟里，每个孩子都会让贫困的担子更重了一分，让双亲和其他孩子们成为饿殍的可能又多了一成。然而，在殖民先驱者的定居点里，每个孩子从他能为家务活儿出把力的那一刻起，就算是一项投资了。惟一要冒的风险只是暂时的投资过高罢了。另外还存在着家庭情感的差异。有时家庭的组织和军队、企业一样，具有直率的政治气息：做母亲的若是性情柔弱，还有可能允许她们表露些许柔情。像上校对士兵，老板对雇员的感情一样，别指望父亲们对孩子的感情能多出一星半点。罗马教父是一位暴君，中国人的父亲是膜拜的对象，现代西方情柔意绵的父亲则往往成了玩伴，孩子们巴望着他们提供些玩具和零花钱。一个农夫能常常看见自己的孩子，一位乡绅却只能在假日里和自己的膝下见上一面，这也不比他能设法安排的见面机会多多少。一位受雇于联合股份公司的电车售票员，有时候就再难见着自己的孩子了。
在这种环境中，《家居生活的影响》、《家庭》、《家中的壁炉》等等的滥调书籍，还不如《哺乳动物》或是《黎民百姓》之类的书更为具体翔实；我们多愁善感的伦理学家耍嘴弄舌得出的那些虔诚的概括性的判断，在他们身上是行不通的。如果平均一个家庭有十二口人，男女基本均等，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如果每家平均只有三口人，后果就一塌糊涂了；将二者在通常家庭这一概念下合并考虑，就将这一问题混淆到了绝望的境地。现代小型家庭实在是太令人窒息沉闷了：“家里带大的”孩子并不适应社会。
然而，环境还是参差有别的。双亲若住在社交丰富的花园式郊区，每个家庭并非踽踽独立，不像那条恶毒的谚语说的那样，透过漫漫长街上的窗帘怒视着邻里们，在那条街上无人认识自己的邻居，人人却想隐瞒着自己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而实际上，家庭可能会通过舞会、音乐会、戏剧演出、远足旅行之类的活动，被学校生活、户外活动、坦率的户外交谈等分离开来。一个十口之家要得到的布尔人的“两户囱烟难相见”理想境界，那样作为一个四口之家的成员，或许不会比十口之家的成员粗俗野蛮多少。
不惑之礼（1）
——丰子恺
廿六〔1937〕年阴历元旦，我破晓醒来，想道：从今天起，我应该说是四十岁了。摸摸自己的身体看，觉得同昨天没有什么两样；检点自己的心情看，觉得同昨天也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四十”这两个字在我心里作怪，使我不能再睡了。十年前，我的年岁开始冠用“三十”两字时，我觉得好像头上张了一把薄绸的阳伞，全身蒙了一个淡灰色的影子。现在，我的年岁上开始冠用“四十”两字时，我觉得好比这顶薄绸的阳伞换了一柄油布的雨伞，全身蒙了一个深灰色的影子了。然而这柄雨伞比阳伞质地坚强得多，周围广大得多，不但能够抵御外界的暴风雨，即使落下一阵卵子大的冰雹来，也不能中伤我。设或豺狼当道，狐鬼逼人起来，我还可以收下这柄雨伞来，充作禅杖，给它们打个落花流水呢。
阴历元旦的清晨，四周肃静，死气沉沉，只有附近一个学校里的一群小学生。依旧上学，照常早操，而且喇叭吹得比平日更响，步伐声和喇叭一齐清楚地传到我的耳中。于是我起床了。盥洗毕，展开一张宣纸，抽出一支狼毫，一气呵成地写了这样的几句陶涛：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下面题上“廿六年古历元旦卯时缘缘堂主人书”，盖上一个“学不厌斋”的印章，装进一个玻璃框中，挂在母亲的遗像的左旁。古人二十岁行弱冠礼，我这一套仿佛是四十岁行的不惑之礼。
不惑之礼毕，我坐楼窗前吸纸烟。思想跟了晨风中的烟缕而飘曳了一会儿，不胜恐惧起来。因为我回想过去的四十年，发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人生好比喝酒，一岁喝一杯，两岁喝两杯，三岁喝三杯……越喝越醉，越喝越痴，越迷，终而至于越糊涂，麻木若死尸。只要看孩子们就可知道：十多岁的大孩子，对于人生社会的种种怪现状，已经见怪不怪，行将安之若素了。只有七八岁的小孩子，有时把眼睛睁得桂圆大，惊疑地质问：“牛为什么肯被人杀来吃？”“叫化子为什么肯讨饭？”“兵为什么肯打仗？”……大孩子们都笑他发痴，我只见大孩子们自己发痴。他们已经喝了十多杯酒，渐渐地有些醉，已在那里痴迷起来，糊涂起来，麻木起来了，可胜哀哉！我已经喝了四十杯酒，照理应该麻醉了。幸好酒量较好，还能知道自己醉。然而“人生”这种酒是越喝越浓，越浓越凶的。只管喝下去，我将来一定也有烂醉而不自知其醉的一日，为之奈何！
于是我历数诸师友，私自评较：像某某，数十年如一日，足见其有千钟不醉之量，不胜钦佩；像某某，对醉人时自己也烂醉，遇醒者时自己也立刻清醒，这是圣之时者，我也不胜钦佩；像某某，愈喝愈醉，几同脱胎换骨，全失本来面目，我仿佛死了一个朋友，不胜惋惜；像某某，醉迷已极，假作不醉，这是予所否者，不屑评较了。我又回溯古贤先哲，推想古代的人生社会，知道他们所喝的也是这一种酒，并没有比我们的和善。始知人的醉与不醉，不在乎酒的凶与不凶，而在乎量的大与不大。
我怕醉，而“人生”这种酒强迫我喝。在这“恶醉强酒”的生活之下，我除了增大自己的酒量以外，更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避免喝酒。怎样增大我的酒量？只有请教“先师遗训”了。
于是我拣出靖节诗集来，通读一遍，折转了三处书角。再拿出宣纸和狼毫来，抄录了这样的三首诗：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
歌竟长叹息，持此感人多。皎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
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
写好后，从头至尾阅读一遍，用朱笔在警句上加了些圈；好好地保存了。因为这好比一张醒酒的药方。以后“人生”的酒推上来时，只要按方服药，就会清醒。我的酒量就仿佛增大了。
这样，廿六年阴历元旦完成了我的不惑之礼。
廿六〔1937〕年八月二日于杭寓
自剖（1）
——徐志摩
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做的诗，不论它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在触动我感兴的情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絷。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余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极困难的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强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得这样的兀突，这样的深彻。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现在这泉眼，如其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地给镇住了。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我想说话的时候，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府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谆嘱。
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戟刺。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这变迁？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味不奋兴我的嗅觉？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栩栩地丛集在我的笔端，争求充分的表现！如今呢？我这次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的梅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沈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
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来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① 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自剖（2）
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着烦，只觉着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壳的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窘！
不，我还得往更深处挖。我不能叫这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实际生活的牵制可以劫去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淹没我们的理性。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我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怪。
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动。我们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精神来得，那就……”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上得意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等得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
那末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
“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内里的libido① 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你不常说你从事文学是一件不预期的事吗？）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冤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的天赋，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你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见你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承认这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刻的烦闷。你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来并没有三头六臂的！
“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铸定的‘幸福’；在事业界，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摸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的推力或是冲动（The Impulse），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你知道在国外（国内当然也有，许没那样多）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会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一个星的动定的。并且他们决不问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路；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魔鬼盅定了的。
“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们共有的决心。
“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幕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它们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留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扛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
再剖（1）
——徐志摩
你们知道喝醉了想吐吐不出或是吐不爽快的难受不是？这就是我现在的苦恼；肠胃里一阵阵的作恶，腥腻从食道里往上泛，但这喉关偏跟你别扭，它捏住你，逼住你，逗着你——不，它且不给你痛快哪！前天那篇《自剖》，就比是哇出来的几口苦水，过后只是更难受，更觉着往上冒。我告你我想要怎么样。我要孤寂：要一个静极了的地方——森林的中心，山洞里，牢狱的暗室里——再没有外界的影响来逼迫或引诱你的分心，再不须计较旁人的意见，喝采或是嘲笑；当前唯一的对象是你自己：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本性。那时它们再不会躲避，不会隐遁，不会装作；赤裸裸的听凭你察看、检验、审问。你可以放胆解去你最后的一缕遮盖，袒露你最自怜的创伤，最掩讳的私亵。那才是你痛快一吐的机会。
但我现在的生活情形不容我有那样一个时机。白天太忙（在人前一个人的灵性永远是蜷缩在壳内的蜗牛），到夜间，比如此刻，静是静了，人可又倦了，惦着明天的事情又不得不早些休息。啊，我真羡慕我台上放着那块唐砖上的佛像，他在他的莲台上瞑目坐着，什么都摇不动他那入定的圆澄。我们只是在烦恼网里过日子的众生，怎敢企望那光明无碍的境界！有鞭子下来，我们躲；见好吃的，我们垂涎；听声响，我们着忙；逢着痛痒，我们着恼。我们是鼠、是狗、是刺猬、是天上星星与地上泥土间爬着的虫。哪里有工夫，即使你有心想亲近你自己？哪里有机会，即使你想痛快的一吐？
前几天也不知无形中经过几度挣扎，才呕出那几口苦水，这在我虽则难受还是照旧，但多少总算是发泄。事后我私下觉着愧悔，因为我不该拿我一己苦闷的骨鲠，强读者们陪着我吞咽。是苦水就不免熏蒸的恶味。我承认这完全是我自私的行为，不敢望恕的。我唯一的解嘲是这几口苦水的确是从我自己的肠胃里呕出——不是去脏水桶里舀来的。我不曾期望同情，我只要朋友们认识我的深浅——（我的浅？）我最怕朋友们的荣宠容易形成一种虚拟的期望；我这操刀自剖的一个目的，就在及早解卸我本不该扛上的担负。
是的，我还得往底里挖，往更深处剖。
最初我来编辑副刊，我有一个愿心。我想把我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我的读者们，我心目中的读者们，说实话，就只这时代的青年。我觉着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我的空隙，我要偎着他们的热血，听他们的脉搏。我要在我自己的情感里发见他们的情感，在我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假如编辑的意义只是选稿、配版、付印、拉稿，那还不如去做银行的伙计——有出息得多。我接受编辑晨副的机会，就为这不单是机械性的一种任务。（感谢晨报主人的信任与容忍），晨副变了我的喇叭，从这管口里我有自由吹弄我古怪的不调谐的音调，它是我的镜子，在这平面上描画出我古怪的不调谐的形状。我也决不掩讳我的原形：我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与读者们相见，就是一篇供状。我的经过，我的深浅，我的偏见，我的希望，我都曾经再三的声明，怕是你们早听厌了。但初起我有一种期望是真的——期望我自己。也不知那时间为什么原因我竟有那活棱棱的一副勇气。我宣言我自己跳进了这现实的世界，存心想来对准人生的面目认他一个仔细。我信我自己的热心（不是知识）多少可以给我一些对敌力量的。我想拼这一天，把我的血肉与灵魂，放进这现实世界的磨盘里去捱，锯齿下去拉，——我就要尝那味儿！只有这样，我想，才可以期望我主办的刊物多少是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东西；才可以期望在作者与读者间发生一种活的关系；才可以期望读者们觉着这一长条报纸与黑的字印的背后，的确至少有一个活着的人与一个动着的心，他的把握是在你的腕上，他的呼吸吹在你的脸上，他的欢喜，他的惆怅，他的迷惑，他的伤悲，就比是你自己的，的确是从一个可认识的主体上发出来的变化——是站在台上人的姿态，——不是投射在白幕上的虚影。
再剖（2）
并且我当初也并不是没有我的信念与理想。有我崇拜的德性，有我信仰的原则。有我爱护的事物，也有我痛疾的事物。往理性的方向走，往爱心与同情的方向走，往光明的方向走，往真的方向走，往健康快乐的方向走，往生命，更多更大更高的生命方向走——这是我那时的一点“赤子之心”。我恨的是这时代的病象，什么都是病象：猜忌，诡诈，小巧，倾轧，挑拨，残杀，互杀，自杀，忧愁，作伪，肮脏。我不是医生，不会治病；我就有一双手，趁它们活灵的时候，我想，或许可以替这时代打开几扇窗，多少让空气流通些，浊的毒性的出去，清醒的洁净的进来。
但紧接着我的狂妄的招摇，我最敬畏的一个前辈（看了我的吊刘叔和文）就给我当头一棒：
……既立意来办报而且郑重宣言“决意改变我对人的态度”，那么自己的思想就得先磨冶一番，不能单凭主觉，随便说了就算完事。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来！一时的兴奋，是无用的，说话越觉得响亮起劲，跳踯有力，其实即是内心的虚弱，何况说出衰颓懊丧的语气，教一般青年看了，更给他们以可怕的影响，似乎不是志摩这番挺身出马的本意！……
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来！这一喝这几个月来就没有一天不在我“虚弱内心”里回响。实际上自从我喊出“迎上前去”以后，即使不曾撑开了往后退，至少我自己觉不得我的脚步曾经向前挪动。今天我再不能容我自己这梦梦下去。算清亏欠，在还算得清的时候，总比窝着混着强。我不能不自剖。冒着“说出衰颓懊丧的语气”的危险，我不能不利用这反省的锋刃，劈去纠着我心身的累赘、淤积，或许这来倒有自我真得解放的希望？
想来这做人真是奥妙。我信我们的生活至少是复性的。看得见，觉得着的生活是我们的显明的生活，但同时另有一种生活，跟着知识的开豁逐渐胚胎、成形、活动，最后支配前一种的生活，比是我们投在地上的身影，跟着光亮的增加渐渐由模糊化成清晰，形体是不可捉的，但它自有它的奥妙的存在，你动它跟着动，你不动它跟着不动。在实际生活的匆遽中，我们不易辨认另一种无形的生活的并存，正如我们在阴地里不见我们的影子；但到了某时候某境地忽的发见了它，不容否认的踵接着你的脚跟，比如你晚间步月时发见你自己的身影。它是你的性灵的或精神的生活。你觉到你有超实际生活的性灵生活的俄顷，是你一生的一个大关键！你许到极迟才觉悟（有人一辈子不得机会），但你实际生活中的经历、动作、思想，没有一丝一屑不同时在你那跟着长成的性灵生活中留着“对号的存根”，正如你的影子不放过你的一举一动，虽则你不注意到或看不见。
我这时候就比是一个人初次发见他有影子的情形。惊骇、讶异、迷惑、耸悚、猜疑、恍惚同时并起，在这辨认你自身另有一个存在的时候。我这辈子只是在生活的道上盲目的前冲，一时坠入一个泥潭，一时踏折一枝草花，只是这无目的的奔驰；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现在在那里，该怎么走，这些根本的问题却从不曾到我的心上。但这时候突然的，恍然的我惊觉了。仿佛是一向跟着我形体奔波的影子忽然阻住了我的前路，责问我这匆匆的究竟是为什么！
一称新意识的诞生。这来我再不能盲冲，我至少得认明来踪与去迹，该怎样走法如其有目的地，该怎样准备如其前程还在遥远？
啊，我何尝愿意吞这果子，早知有这多的麻烦！现在我第一要考查明白的是这“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再决定掉落在这生活道上的“我”的赶路方法。以前种种动作是没有这新意识作主宰的；此后，什么都得由它。
四月五日
五十开始（1）
——陈忠实
一
孙康宜教授到西安来，走出机场见着面时开口就感慨：哦！我去年给你说想到西安来，现在真的就来了！这种感慨随后在从机场开往西安的汽车上又重复说了两次，那神情是连她自己都有点不可置信的惊喜。孙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主任，去年四月我在美国东部海岸城市波士顿结识她的。她确凿说过很想到西安来看看，我自然知道她这样的人想到西安来看什么。现在她真的来了，而且驱车行驶在暮色苍茫的咸阳古塬上了，我也有某种难以信真的惊讶，甚而至于生出“地球真小”那种中国的地球公民们的伟人意识式的慨叹了。
汽车在气度恢宏地韵沉雄的咸阳塬上疾驰，连片的果林和墨绿的禾苗背后，掩映着一个个或大或小或远或近却一律苍老衰败着的皇家墓冢，久远的辉煌和昔日的威仪，终究被历史的风雨剥蚀得精光，只剩下一堆堆荒草盘结的黄土圪垯。孙康宜教授从窗外收回眼光，突然问我：你不再把五十看作是一个危机的年龄了吧？我不觉一愣，想不到她还记着这个话题，随之也就释然：去年基本达成共识了嘛！她依然很直率又很认真地说：不知你回来以后有无反复？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去年四月在美国时，孙教授和北美华人作家协会联手在哈佛大学办了一次文学讲座，包括她和我在内共有四人演讲，每人一小时，我被排在头一个。我讲完规定的一个钟点，从讲台上走下来直接走出讲演大厅，站在校园的草坪上抽烟。美国的公众场合和绝大多数家庭都不许抽烟，想过过烟瘾就得走出户外。
我刚点烟吸了两口，有一位留学生从讲演厅溜出来走到我跟前，自我介绍之后就提出他想和我单独聊聊。我说我出来仅仅是想抽口烟，很快就要回讲演厅去，还想听听他们三人的讲演内容，想聊得另约时间。他就笑着告诉我：“孙教授正批判你哪。她上台开讲头一句就批。”我以为他开玩笑，并不在意。他更认真地说：“真的批哪！批你刚才讲的五十危机的观点。”这时又有几位男女留学生相继从讲演厅里溜出来，和我在草坪上交谈，也都通报我挨批的消息。抽完一支烟，我便走回讲演大厅，免得更多的人溜出来影响这个讲座。
讲演全部结束，走在绿茵茵的校园里，孙康宜严肃地对我说：“我刚才批判你一个观点了。”我说我已经知道了。她故做惊讶：“我批你时你不在场呀，怎么会知道？”随之又释然了，“噢噢！有人给你告密了，这么快。”我也开玩笑说：“听说美国人喜欢告密，谁家父母在家里打骂小孩，邻居知道了就要拨电话报警。这些中国留学生受美国人的影响了。”玩笑归玩笑，孙康宜接着认真地问：“你怎么会有五十危机的感觉呢？我简直不可理解。我过五十岁时，整个感觉是我要重新开始了，我觉得过了五十才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
她告诉我，她从台湾念书念到美国，博士帽戴上了教授也当上了，直到五十岁时，得到了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主任这样一个职位，这个奋斗历程谁都可以想见其中的艰难。正是在五十岁这个重要的年轮上，她有了一种全新的心理感觉，她不仅可以不再为生计忙迫了，而且可以不受别人的支配只按照自己的生存理想来支配自己了；孩子长大了，不再是家庭负累，而是可以获得情感交流和探讨社会的益助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已形成了见解的独立，标志着一种成熟，自信能够发出只属于自己感知的声音了，所以在跨越五十年龄大关时，她说她的整个心理感觉是从未有过之好，整个是一种要有大作为的重新开始的良好心态……所以对我的五十危机论就“无法理解无法容忍不能不批”。
这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也完全可以理解的心态，尽管我并未询问她所经历的奋斗的全过程或者最关键的细节，却是以为任何成功者都必然兼备的先天的智慧和后天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谁都可以想到，在美国数一数二的耶鲁大学的东亚文学系的主任一职，不仅不可能靠裙带靠后门靠巴结谋权，稍微一点的平庸都是难以指望的。
五十开始（2）
然而，我的五十危机的谬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说，我的那种心理感觉也是真实的。
二
五十危机的心理感受产生于四十五岁即一九八七年，亦即我刚刚完成了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基本构思即将开笔起草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总体把握，我觉得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完成它的创作，如果预计的这个规划实施顺利，如果这三年中间不发生写作本身以外的各种意外灾变，那么到完成书稿也就挂上五十的虚龄了，而这两个“如果”的可靠性在我感觉里连百分之五十都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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