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开始（3）
我的固执和我的愚蠢既使我受害匪浅，也使我得益匪浅，受害多了也就没有了一一道来的兴致，得益就得在可以做到不会发生听见风声便是雨的轻信。然而，危机的心理却是确确实实由此时产生了。我毕竟经历过几十年的创作，几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风雨；也经历过几十年的社会风雨，几十年的属于自己的经验和体验，生活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都警示着某种意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管对我，对从事任何职业有着任何兴趣和追求的每一个生命都潜存着，仅仅只是有幸与不幸的莫可猜测臆断的事情。每个人都在企盼幸运永驻同时也逃避不幸，然而不幸每日每时都降临到那些熟识的或陌生者的头上。我的危机甚至恐惧心态的产生，便是对那些业已发生的不幸的畏怯，因为我还没有做成不幸突然发生到我身上时能够安慰自己的枕头。
当新的一年的艳丽的太阳把阴坡上的积雪悄悄融化的时候，对生理不幸的畏怯心理完全被汹涌着的创造欲望彻底扫荡了。把那种只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倾泻出来展示出来，自信那种生命的和艺术的深沉而又鲜活的体验只属于自己，强烈的创造的欲望既使人心潮澎湃，又使人沉心静气。当我在草拟本上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占塬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这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三
北方乡村的冬夜寒冷而又漫长。然而在我即将跨上五十岁的这一年的冬天，最深刻的记忆却是孤清。这是一九九一年的深冬。
我已经在这间小屋里的小圆桌上爬行了四年。冬天里一只火炉夏天里一盆凉水，《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最后的归宿。我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塬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烟云，终于要回到现实的我了。掀开新的一页稿纸，便有一种“倒计时”的怦然。然而当每天的黑夜降临时，心里的孤清简直不可承受。
我的祖居的家园在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子里。老祖宗选择这块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风水宝地生息繁衍，在以纺车和石磨为生存的基本手段的农业社会是极富于眼光的选择。有坡地有河川水田，只要灞河不发生断流，河川里就不愁绝收，灞河水是滋润先辈血液的从未枯竭的乳汁。这里虽然距西安城区不足一小时的汽车里程，然而却是天然的偏僻，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倒是得天独厚少了一些骚扰（绝无桃源之境）。然而先祖们缺乏料知几百年后的子孙的生活前景，却因这个偏僻造成进步的滞缓和生活的诸多障碍。每一家的后院都紧紧贴着白鹿原的北坡，横亘百余华里的高耸而又陡峭的塬坡遮挡了电视信号，我兴冲冲买来的电视机无论换上怎样灵敏的接收天线都无济于事，只能当作收音机收听每日的“新闻联播”……
即使在冰封大地万木萧瑟的冬天，只要不是漫天飞雪，农民们便不闲着，他们把鸡窝牛棚猪圈羊栏里的粪便挖出来，捣碎了再用独轮小车推到麦地或棉田里去，或者为小麦冬灌，或者为葡萄园松土翻地，或者挑着菜园里的冬菜去赶集，或者为已经成年的儿女选择配偶。忙是忙着，却是一种冬天里的自然的悠闲缓慢的做派，天黑吃罢夜饭就早早歇下了。整个村庄便沉寂下来，偶尔的几声狗吠之后愈加死寂。我在小桌的稿纸上折腾了一天。写作顺畅的欢悦和思绪不顺的忧烦都无法排解；又读不进去任何书，越是临近这部书稿的结束，越是不想读什么书了，也许是我有生以来阅读兴趣最低落的一个冬天。我似乎无法忍受那种挥斥不开的孤清。
我便在无边的孤清中走出屋院，走出沉寂的村庄走向塬坡。清冷的月光把柔媚洒遍沟坡，被风雨剥蚀冲刷形成的畸形怪状的沟壑峁梁的丑陋被月光抹平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一条陡坡下，枯死风干的茅草诱发起我的童趣。我点燃了茅草，由起初的两三点火苗哧溜哧溜向周围蔓延，眨眼就卷起半人高的火焰，迅疾地朝坡上席卷过去，同时又朝着东西两边蔓延；火势骤然腾空而起，翻跃着好高的烈焰；时而骤然降跌下来，柔弱的火苗舔着地皮艰难地流窜，我知道，那是坡地上枯草的薄厚制约着火焰的升跌；遇到茅草尤其厚实的地段，火焰竟然呼啸起来，夹杂着噼噼啪啪的爆响……我在这时候便忘记了一切，周身的血液也涌流起来，舞蹈着的火苗像万千猕猴万千精灵，孤清和寂寞顿然被野火驱逐净了，心里洋溢着畅美和恬静。
五十开始（4）
我坐在坡地上，点燃一支烟。
书稿就要写完了，最初的对于不幸的畏怯早已烟散了。不是最初设想的三年而是整整四年，因为纯粹的客观的因素而停止了两个冬天的写作，而秋天和冬天恰恰是我写作最适宜的习惯性时月，整个写作计划就拖迟了一年，我的耐性经受了锻炼。
这个时候，文坛上正在热烈地讨论文人要不要“下海”的新鲜话题。
我的眼前，可以辨识这儿那儿的一堆堆老墓和新坟。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的一代一代的男女死亡以后，他们的子孙邀集族人和乡党在山坡上挖掘墓坑，再把装殓到棺材的尸体抬上山坡埋进黄土，他们生前日夜煎熬着的事，由他们的儿子和孙子继续熬煎；他们平生累断筋骨力争着的生活理想，也只好交由儿子和孙子继续去力争；坡地上无以数计的老墓新坟里的那些到死也没有争取到生活理想的男女无法得知，他们的一代二代乃至八代子孙依然过着和他们一样的光景，甚至还保不住他们在世时的那两亩田地和两间旧房，时光在这不变的坡上和河川停滞了多久多久……
野火烧到了那面陡坡的坡顶，茅草断绝了，火焰也断断续续熄灭了。我又走下一道坡沟，掏出火柴，这条统直的大沟再次腾起野火的壮观景致。
我在沟底坐下来，重新点燃一支烟。火焰照亮了沟坡上孤零零的一株榆树，夜栖在树杈里的什么鸟儿惊慌失措地拍响着翅膀飞逃了。山风把呛人的烟团卷过来，混合着黄蒿、薄荷和野艾燃烧的气味，苦涩中又透出清香。我又一次沉醉在这北方冬夜的山野里了，纷繁的世界和纷繁的文坛似乎远不可及，得意与失意，激昂与颓废，新旗与旧帜，真知与荒谬，谋算与投机，红脸与白脸，似乎都是另一个世界的属于昨天的故事而沉寂为化石了。
十年以前的这样的冬天，我有幸作为专业作家调入省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我办完了包括户籍和粮油供应等所有关系，同时也就决定回归老家；我得到了专业创作的机缘，整个心理感觉就是进入生存理想的最佳境地最可心的状态了；这个机缘于我的全部含义只有一点，往后的时间可以由我自由支配了。
我几乎同时决定回归家园，仅仅只是自我判断后的抉择。我的自我判断又基于比较清醒的自省，没有机会接受文学的专业训练，自修所得的文学知识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和不可避免的残缺性，需要认真读书以弥补先天性不足，需要广泛阅读开阔艺术视野；我在乡村基层工作了整整二十年，我所经历的社会生活和我自己的精神历程，需要冶炼也需要梳理，再也不能容忍自己描摹生活的泡沫而把那些青春和血汗换来的生活积累糟践了：没有拯救作家的上帝，也没有点化灵感的仙人，作家只能依赖自己对生活对生命对艺术的独特而又独立的体验去创作，吵吵嚷嚷自我标榜结伙哄炒都无济于事，非文学因素不可能给文学帮任何忙，文学的事情只能依靠文学本身去完成。出于对文学的如此理解和对自己的弱项的解剖，便决定回到故园老家去，寻一方耳根清静之地去读书去练笔。
在祖居的老屋老老实实住下来，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自小学五年级开始上寄宿学校到后来参加工作再到这次回归，整整三十年里，只有礼拜天和寒暑假在这个村子度过，三十年后窝居老屋，重新呼吸左邻右舍的弥漫到我的屋院的柴烟，出门便是世居的族人和乡邻的熟识的面孔，听他们抱怨天旱了雨涝了太失公道的什么狗屁事啦……又是十年！到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份过去即将跨上一九九二年的元旦，我正好在这地理上的白鹿原北坡下的祖屋里生活了十年，小说由短篇写到中篇再写长篇，费时四年的书稿即将完成的怦然又发生了。哦！上帝，我终于把握住了属于自己的十年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迈进五十岁了。
四
孙康宜教授对我说的五十危机的理解显然有点误差。
尽管这样，反倒是这误差给了我一种启迪，关于五十的习惯性认识，老年年轮对人心理的某种威压，毕竟廓清了。我首当想到的是索尔兹伯里这位美国老头，八十岁时走完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路，而且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这个壮举和这种创造活力，也应该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八十岁的索氏敏捷的思维，理智而又深刻的论述，捕捉红军壮士个性细节的准确，对复杂的历史事件恰当而入微的剖析，令我感叹不已。应该说，这是我读到的写“长征”的最优秀的一部书，曾经忍俊不住发出惊叹，闻名于世的“长征”，怎么让一位美国作家写成了，而且是一位八十高龄的老头。面对索氏，五十算是青年。于是，我对孙教授说：“五十开始好。我来写一篇文章，就用这句话作篇名。”孙教授说：“写出来一定寄我看看。”
在西安的几天时间里，孙康宜走东线看了秦始皇兵马俑、兵谏亭和杨贵妃的浴池，顺路在半坡参观了仰韶文化遗址；去西线参观法门寺、武则天陵和汉武帝陵园，又在杨贵妃的墓冢前久久伫立。抽空又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转悠了感受了。我没有作陪，司机给我说，这个孙教授是他所送往参观的客人中最用心最费时的一位，不停地问着记着。在半坡遗址的村落里，在杨贵妃硕大无朋的浴池旁和她被缢死的马嵬坡，在另一个女人——中国唯一一位女皇高耸的陵墓前，孙教授感受到什么，无需揣测，任何人的任何感受都是合理的独自的。我只是觉得她早出晚归不知疲惫的劲头，整个就注释着她的五十开始的宣言。
最后一个参观景点是黄帝陵，我作陪。汽车驰过渭河，在渐次增高的缓坡上前进。从渭河平原到渭北高原过渡的层次一目了然，一方地域独有的气韵总是给人以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格调的强烈感受，平原上的偌大的村落和高原区一排排窑洞，繁衍着延续着一个民族。从那平原上的村庄和高原上的窑洞里，曾经走出过一个又一个杰出的后生，有的甚至走进他们当时的封建政权的中枢，影响过当时的政局和时局。他们的最杰出的贡献和最生动的轶闻，依然在那些树木掩映泥泞遍地的村巷里流传，成为整个村庄整个县域内的子孙的骄傲，他们的精神和气性也就历经千年百年而依然流贯在乡民之中。我给孙康宜教授介绍说，历史上凡是有能力进入当时政权中心的关中人，祸国殃民的奸佞之徒几乎数不出来，一个个都是坚辞硬嘴不折不摧的丈夫，这块土地滋养壮汉。孙教授说，试举一例。我说，太史公。若举二例，便有牛先生，他是《白》书里朱先生的生活原型。
……
直到最近一次打电话来，孙康宜教授说她还想来西安，上次来时太匆促，短短几天的感受，反倒引发起更为强烈更为直接的欲望……末了竟然还追问：“五十开始”的文章写出来了吗？
一九九七年一月
五十寿宴上的讲话
——贾平凹
各位亲朋好友：
承蒙大家的深情厚意，在今天从四面八方赶来和我欢聚在这里！
这一天，太阳在照耀着我们，春风在吹拂着我们，所有的树木绽芽，花草吐蕊，飞鸟和昆虫都一起欢叫和嘶鸣。菩萨与我们同在啊，因为今天也是普贤菩萨的生日，它让我们多么地安详和快活。上帝也来到了这里，赐给了我们丰盛的食物和醇美的醴酒。饭店门前是西安最大的街道，街道是城市的河流，车辆和人群日夜流淌，它正在象征着我们前进的事业，不竭的财富，活泼的生命精力，以及我们长远的友谊。
五十年前的二月二十一日，我降生于陕西南部的一个山村，从那时起，我每日三餐都有地上的五谷杂粮喂养着我，我走到哪儿，天上的太阳和月亮都沐浴着我，十九岁我从乡下来到了西安，开始了我的学习，工作，写作和创业，我先后调换过四次部门，迁居过九次房子，也写下了五十多部书和数以千幅的字画，我做每一件事无不有各种神灵在点化，招引着我，无不有一拨一拨的同学、同乡、同行、同志、同道、同仁帮助和呵护。社会历史的潮起潮落，世事人物的更新变幻，五十年了，我从少年、青年到中年，从一个无知的乡下孩子到了今天有家有室有了事业。回首走过的一半人生，我有过胜利，也有过失败，得意过，也挫折过，欢笑过也落泪过，享受了掌声和鲜花，同样享受了烦恼和诋毁。这半生是丰富的！我现在深刻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人活着的美好。在此，我要向天地致谢，向各路神圣致谢，向父母致谢，是他们给了我的肉体和灵魂。我要向这个世界致谢，让我经历了沧桑，见多识广，增长了智慧。今天到这里来的，都是这几年来往亲密的，关系友好的，又容易赶来的各方面朋友，你们是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中、工作中、从艺中所重要的所亲爱的，我向你们致谢。同时，我还要向那些在远方的，或不知道消息的，或因种种原因未能来的，可以说半生来与我有着各种关系的人们致谢。爱我的人和支持我的人，是在前边拉我，给我以滋润和鼓劲；恨我的人和反对我的人，是在后边推我，给我以清醒和督促，正是这正正反反两股力量的作用，成就着我这五十年。当然，我还要向先后伴随了我几十年的钢笔、圆珠笔、毛笔致谢，它们转化了我的生命形态，使种子变成了大树，使蚕蛹变成了飞蛾。我最后要致谢的还有我的身体。致谢我的大脑，心脏，肝肺肠脾胃，四肢七窍，以及头发和牙齿，它们经受了病痛折磨，还仍在顽强地正常地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这一组数字是我的生命密码，我崇尚二二一，敬畏二二一，面对着二二一这一天，面对着到来的各位亲朋好友，面对着大的寿糕，我祈愿上苍神明，在后一半人生中请赐给我智慧和力量，自在和和平，使事业辉煌，身心快乐！我向各位请求，我热爱你们，你们也继续爱我，关怀永远，友谊长驻！
1儿 女（1）
——丰子恺
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这举动究竟出于什么旨意，本于什么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其实旨意与计划，都是虚空的，自骗自扰的，实际于人生有什么利益呢？只赢得世故尘劳，做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
当时我独自回到上海，走进空寂的租寓，心中不绝地浮起这两句《楞严》经文：“十方虚空在汝心中，犹如白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间里的篮钵、器皿、余薪、余米，以及其他三年来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尽行送给来帮我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里的儿子。只有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什么缘故），我不送掉，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直到好几天之后，邻居的友人过来闲谈，说起这床下的小鞋子阴气迫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痴态，就把它们拿掉了。
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九岁，所以我对于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因为不复含有那种加味了。
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悠闲宁静的独居生活，在我也颇觉得可恋，又可感谢。然而一旦回到故乡的平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的时候，我又不禁自伤了。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体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 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于是我就做了评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斲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箧、笔砚、墨水瓶、浆糊瓶、时表和茶盘等，不喜欢别人来任意移动，这是我独居时的惯癖。我——我们大人——平常的举止，总是谨慎，细心，端详，斯文。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坏或扰乱。因为我的手足的筋觉已经由于屡受物理的教训而深深地养成一种谨惕的惯性了。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我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刻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因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惕，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岂像我们的穷屈？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们的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贼这天赋的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儿女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又觉得非常奇怪。我与他们（现在）完全是异世界的人，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所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朋，同类也。”并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世间的人，忘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女可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于是无子者叹天道之无知，子不肖者自伤其天命，而狂进杯中之物，其实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齐生并育的儿女！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戊辰〔1928〕年韦驮圣诞作于石湾
2儿女（1）
——朱自清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个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折磨也折磨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父子篇（2）
观察老师，两人大约都不超过四十岁，但已显得很憔悴，脸上都表现出平日的辛苦。少年早熟，中年早衰，我们的“超前消费”如果仅指商品而言还不可怕，令人担忧的是人生命的“超前消费”。于是，对老师们，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内疚了。让孩子别散发出臭气。使老师们呼吸的空气洁净一点，这我还是能做到的吧。
然而又想，现在做小学生也不易。孩子每天抱回的家庭作业总是一大堆。到家就伏在小桌上，案牍劳神，一个部级首长批阅文件也没有这样辛苦。每在后面看着他耸起瘦削的肩胛骨，就像鲁迅在《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一倒八字，也于心不忍。回想自己儿时，只知顽皮，寒暑假作业从没完成过，也常感生逢其时，幸亏岁数大了点了。
到底还是“背靠背”的会。散会后，班主任告诉我，儿子不爱说话，叫他站起来回答问题或背书，吱吱唔唔地总不开口，十分腼腆。却也没有说身上臭的话。
我想，关于腼腆问题，等他大了自然会改变的。像我一样，到一定岁数脸皮就厚了。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总之，还是随他去吧。
二
在家长会上挨了老师的训，又同情老师，想使老师呼吸的空气洁净一点，所以我就很注意儿子的卫生。
孩子自小不爱洗澡理发。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了省事，只好给他留一个所谓的“妹妹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女孩子。向别人解释，却说这是日本男孩流行的发式。这既是自我辩解，又有点“为亲者讳”的意思。也常带嘲讽地想，等他到了要交女朋友的时候，自己就会爱干净爱漂亮起来。到那时，恐怕成天头疼的倒是供不应求于香波香皂名牌时装之类了。因而也随他头发乱长。
我自己小时也不爱理发。那时小孩的发式一律是“和尚头”，虽不用刀刮，但坚硬的金属推子直接贴在嫩皮细肉上拱，滋味也难受。理发，总有一种受制于人，令人摆布的感觉。我从没见过一个爱理发胜过玩耍的孩子，大概是人生来便不愿受制于人。到大了，逐渐知道外表的重要性，所谓人活得要像个人，其中就包括有必须经常理发洗澡这一程序，似乎理了发洗了澡人便像个人了。在劳改队，队长对犯人实行人道主义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定期督促犯人理发洗澡；我国的附加工资中还有“洗理费”这一项，更体现出我们国家对人民的家长式的关怀，要使我们国家的这些儿女们个个容光焕发。果然，后来条件稍一具备，不经常理发洗澡，真感觉到不像个人了。孩子在懂得顽皮但不懂得做人的时候，当然没领会到洗澡理发的必要，更不领会自由有一定限度，做人首先须受制于人的道理，于是，带他去理发店总须威胁利诱一番。上了理发椅，就像上了美国式的电刑，其表情堪怜堪叹。但为了使他像个人，也只得横下一条心来。
先是跟我谈条件：光剪发不洗头。但光剪不洗等于不理，头仍是臭烘烘的。所谓“干燥的阳光味”加汗味、头油味、尘土味等等，熏得人退避三舍。所以我们父子俩常常在理发店就争论起来。我儿子还有个优点：他是金钱物质不能引诱的。我也从来没有用“物质刺激”的手段鼓励过他。一次，他拿了一张“大团结”去跟同学换三张贴画，可见他还不懂得钱的价值。所以，谈判也并非在经济范围内进行。他是个自尊心挺强的孩子，已经开始好面子了，针对这种特点，我总是从怎样别讨人嫌这方面来开导他。我并不长于谆谆善诱，本应从卫生学的观点来阐释洗头的必要性的，却常常过分强调了讨人嫌的可怕性。我想，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对孩子将来做人没有好处的。但人总是急功近利，没有办法，从小就灌输了他“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思想。
有时是我胜，就洗头；有时是他胜，就带着满头满脸发槎回家。他胜也好，说明他居然不怕讨人嫌，还有直面他人冷脸的勇气。看他满头满脸的发槎竟敢招摇过市，也不禁羡慕他活得洒脱，而我们大人倒是活得累且拘谨了。我们大人怕个人影响不好、别人的印象不佳，怕流言，怕蜚语，怕的事情太多。孩子之为孩子，就是什么都不怕，不是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成语吗？什么都怕的人当然仰慕什么都不怕的人，因而孩子有时也会成为我仰慕的对象。但是孩子总归会大的，而我却是不会再小了。他将来也会变得和我一样，什么都怕。他的变，有我的一份所谓教育在内。而我的教育又是要改变他身上令我羡慕的东西，所以我时常迷惑于父教的价值，就像他拿着一张十块钱的钞票似的。
父子篇（3）
父亲年纪太大，孩子年纪太小，便会使父亲生出许多迷惑来。年轻父亲就不管那么多，只管孩子有吃有穿就行了。他自己对许多世事还搞不清，带孩子时顾虑便少，孩子多半是他愉悦的玩具。年纪大的父亲背着沉重的经验包袱，对小小的儿子进行教育时常要掂量自己的每一句话，总要付出很大的心理能量开支。
但带他洗澡却有不同。替他擦背，翻过来掉过去摆弄他瘦小的胴体，会想起老托尔斯泰描写安娜抱着他儿子时“感受到一种生理上的愉快”之用语精确。家里虽有卫生间，可是烧热水麻烦，冬天我们都是到公共澡堂去洗。牵着儿子的手，儿子拎着盥洗用具，一边走一边聊，或是争辩洗头不洗头的问题，还没进澡堂就好像已经热水淋身遍体温暖了。有时我们到政府设的内部澡堂，有时去商业性的澡堂。后者设有雅座，父子俩独占一间。这时，孩子与我都有浑然无间的感觉，代沟也不存在了——不是他变大了而是我变小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重新体验到儿童的快乐。
平时怕他身上脏，这时反觉得他越脏越好。在他身上搓下的泥垢越多，就感到收获越大。洗出一澡盆污水，简直有一种丰收的愉快。
然而，遗憾的是他逐渐逐渐地要大起来，几年以后他就不会再和我共洗一个澡盆了，更不用我替他搓澡了。真是人生的乐趣愈来愈少！
三
有朋友说我儿子走路的步态完全和我一样，“看看你儿子的姿势，就知道你自己走路的德行：一副外八字！”我自己不觉，还以为步态很潇洒，想不到在别人眼中原来是鸭子步——我儿子就是那种样子。
由此我就想到遗传。细细回想，我儿子的步态似乎又和我父亲相像。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老查我父亲祖父直至曾祖高祖，但想念他们的时候几乎没有。倒不是因为想念是一种罪过而怕得不敢想，实在是由于理智的思索已到了穷途末路。审查人员要了解的是他们担任过的职务、干过的坏事，至于他们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生活习惯等等，却不多追究。但他们担任过什么职务、干过什么坏事有的我的确不知道，有的我又一时想不起来。现在检查，为什么会想不起来呢？我并没有“为亲者讳”的孝心，那时确实想戴罪立功的——上代人犯的罪会累及下代，而下代人交代出上代罪行的多少又会影响对下代人罪行的量刑，也是这种司法制度的奇妙之处。职务好说，他们干的坏事却常使我挖空心思而不得，惹得审查人员总是大骂我不老实，每次判决书上都把我捧为“孝子贤孙”，实令我对政府和先人两方面都感惭愧。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他们干的坏事也罢、好事也罢，主要不是能靠理智的思索而应靠形象的回忆才交代得出来的，即文学创作上说的“形象思维应大于理性思维”。如果当时我能多想想他们的模样（用当时的话说是“嘴脸”）、他们的生活习惯等等，也许我就能更多地交代出他们的罪行了。这真是那种审查制度的缺欠和不科学之处。如今我把我的心得提供出来，以使那种审查制度趋于完善。以后再碰上这样的机会，审查人员应多从形象上加以启发，更佐以人情味的诱导，肯定立奏奇效。
写到这里好像离了题，其实不然。这一连串想法及对那种审查制度的思考，都是从我——我儿子——我父亲的步态上产生的。步态的一脉相承当然是一种遗传。
有道是“养儿才知父母恩”，在我来说，养了儿子也并不记得先人多少恩惠，所忆及的倒是坏处多。整了二十多年，已经把我的亲情感全部整光。好像芥川龙之助写过一篇名叫《河童》的小说，说婴儿钻出母体之前，应有选择是否愿意涎生在这个家庭的自由。如果我有这样的自由，从那瞭望孔看到这家又有沙发又有弹簧床并且铺了地毯，肯定会缩回去在母腹中自尽，免得大了交代不清。
不过，由于生物繁衍的本能，现在养了个儿子，因儿子的像我，不时会联想到我与先人是否有某些相像之处。回忆时既无悲凉惆怅，更无温郁馨暖，仅仅有点遗传学的兴趣，如此而已。
从形象上回忆祖父和父亲，就想起他们的许多坏事来了。我祖父曾作为蒋介石的特使出使过尼泊尔，尼泊尔国王送给他很多礼品，其中仅一把宝刀就镶满钻石，这些东西他都没交给国家，以后全被他挥霍了。这是他为政不清廉之一例。他还特别爱吹牛，三十年代初他率领一个华侨代表团归国观光，蒋介石与他们照集体照，他老人家单单把他和蒋二人挖下来另洗，两人肩并肩，好像很亲密的样子。一九五○年，他住杭州，明明是回南京，却在大门口贴张条子说毛主席邀请他北上共商国事去了。他还说一九一九年他去北京开大学校长会议时，在李大钊家与毛主席谈得极为投机，当场慷慨解囊，资助了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等等。这些话真假掺半。我想见大概是见过一面的。在“文革”初期，八十多岁的他被扫地出门蹲在一间小破房里瑟瑟发抖，他竟托江青转呈毛主席一封信，历数艰辛，而不几天，上海“工总司”（当时革委会还没有成立）居然把他解放了出来。尽管文史馆群众批他是“三迷”（官迷财迷色迷）要揪斗他，但他仍逍遥法外，一直逍遥到一九七七年九十四岁才彻底逍遥。在很多民主人士寻死觅活的时候，他竟然天天拄根“司狄克”遛大街、下馆子。小轿车没得坐了，上公共汽车就挥舞“司狄克”一阵乱敲，叫别人给他让座位。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老造反派呢。
父母的责任（1）
——朱自清
在很古的时候，做父母的对于子女，是不知道有什么责任的。那时的父母以为生育这件事是一种魔术，由于精灵的作用；而不知却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时实是连“父母”的观念也很模糊的；更不用说什么责任了！（哈蒲浩司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对待子女的态度和方法，推想起来，不外根据于天然的爱和传统的迷信这两种基础；没有自觉的标准，是可以断言的。后来人知进步，精灵崇拜的思想，慢慢的消除了；一般做父母的便明白子女只是性交的结果，并无神怪可言。但子女对父母的关系如何呢？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如何呢？那些当仁不让的父母便渐渐的有了种种主张了。且只就中国论，从孟子时候直到现在，所谓正统的思想，大概是这样说的：儿子是延续宗祀的，便是儿子为父母，父母的父母，……而生存。父母要教养儿子成人，成为肖子——小之要能挣钱养家，大之要能荣宗耀祖。但在现在，第二个条件似乎更加重要了。另有给儿子娶妻，也是父母重大的责任——不是对于儿子的责任，是对于他们的先人和他们自己的责任；因为娶媳妇的第一目的，便是延续宗祀！至于女儿，大家都不重视，甚至厌恶的也有。卖她为妓，为妾，为婢，寄养她于别人家，作为别人家的女儿；送她到育婴堂里，都是寻常而不要紧的事；至于看她作“赔钱货”，那是更普通了！在这样情势之下，父母对于女儿，几无责任可言！普通只是生了便养着；大了跟着母亲学些针黹，家事，等着嫁人。这些都没有一定的责任，都只由父母“随意为之”。只有嫁人，父母却要负些责任，但也颇轻微的。在这些时候，父母对儿子总算有了明显的责任，对女儿也算有了些责任。但都是从子女出生后起算的。至于出生前的责任，却是没有，大家似乎也不曾想到——向他们说起，只怕还要吃惊哩！在他们模糊的心里，大约只有“生儿子”、“多生儿子”两件，是在子女出生前希望的——却不是责任。虽然那些已过三十岁而没有生儿子的人，便去纳妾，吃补药，千方百计的想生儿子，但究竟也不能算是责任。所以这些做父母的生育子女，只是糊里糊涂给了他们一条生命！因此，无论何人，都有任意生育子女的权利。
近代生物科学及人生科学的发展，使“人的研究”日益精进。“人的责任”的见解，因而起了多少的变化，对于“父母的责任”的见解，更有重大的改正。从生物科学里，我们知道子女非为父母而生存；反之，父母却大部分是为子女而生存！与其说“延续宗祀”，不如说“延续生命”和“延续生命”的天然的要求相关联的，又有“扩大或发展生命”的要求，这却从前被习俗或礼教埋没了的，于今又抬起头来了。所以，现在的父母不应再将子女硬安在自己的型里，叫他们做“肖子”，应该让他们有充足的力量，去自由发展，成功超越自己的人！至于子与女的应受平等待遇，由性的研究的人生科学所说明，以及现实生活所昭示，更其是显然了。这时的父母负了新科学所指定的责任，便不能像从前的随便。他们得知生育子女一面虽是个人的权利，一面更为重要的，却又是社会的服务，因而对于生育的事，以及相随的教养的事，便当负着社会的责任；不应该将子女只看作自己的后嗣而教养他们，应该将他们看作社会的后一代而教养他们！这样，女儿随意怎样待遇都可，和为家族与自己的利益而教养儿子的事，都该被抗议了。这种见解成为风气以后，将形成一种新道德：“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因此，做父母便不是一件轻率的、容易的事；人们在做父母以前，便不得不将自己的能力忖量一番了。——那些没有父母的能力而贸然做了父母，以致生出或养成身体上或心思上不健全的子女的，便将受社会与良心的制裁了。在这样社会里，子女们便都有福了。只是，惭愧说的，现在这种新道德还只是理想的境界！
依我们的标准看，在目下的社会里——特别注重中国的社会里，几乎没有负责任的父母！或者说，父母几乎没有责任！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疯人，白痴都可公然结婚，生育子女！虽然也有人慨叹于他们的子女从他们接受的遗传的缺陷，但却从没有人抗议他们的生育的权利！因之，残疾的、变态的人便无减少的希望了！穷到衣食不能自用的人，却可生出许多子女；宁可让他们忍冻挨饿，甚至将他们送给人，卖给人，却从不怀疑自己的权利！也没有别人怀疑他们的权利！因之，流离失所的，和无教无养的儿童多了！这便决定了我们后一代的悲惨的命运！这正是一般做父母的不曾负着生育之社会的责任的结果。也便是社会对于生育这件事放任的结果。所以我们以为为了社会，生育是不应该自由的；至少这种自由是应该加以限制的！不独精神，身体上有缺陷的，和无养育子女的经济的能力的应该受限制；便是那些不能教育子女，乃至不能按着子女自己所需要和后一代社会所需要而教育他们的，也当受一种道德的制裁。——教他们自己制裁，自觉的不生育，或节制生育。现在有许多富家和小资产阶级的孩子，或因父母溺爱，或因父母事务忙碌，不能有充分的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致不能养成适应将来的健全的人格；有些还要受些祖传老店“子曰铺”里的印板教育，那就格外不会有新鲜活泼的进取精神了！在子女多的家庭里，父母照料更不能周全，便更易有这些倾向！这种生育的流弊，虽没有前面两种的厉害，但足以为“进步”的重大的阻力，则是同的！并且这种流弊很通行，——试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族里的孩子，乃至你自己的孩子之中，有哪个真能“自遂其生”的！你将也为他们的——也可说我们的——命运担忧着吧——所以更值得注意。
父子篇（4）
从满清、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四人帮”及“四人帮”之后，历朝历代他都风光。早期，他可说拥有万贯家财，破产以后，即使在“四人帮”时代，外援加工资，每月收入也不下七百元。在那时，这就是个大数目了。然而在他更为逍遥时，我姑妈检视他的存折，见上面仅剩一块钱的压底。真可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得和死得都痛快了。我在劳改队辗转于生死之间的时候，曾没出息地向他求过援。他寄来十块钱，并附了一张他和他干孙女的合影。说正在教这位干孙女英文，她如何如何可爱云云。姑娘眉眼妩媚，巧笑倩兮。那时一斤粮票要卖七元，一斤黑面点心三元，十块钱刚好买一斤粮票后再去买一斤点心。不到十分钟我就把点心吃得连渣子都不剩，但从此再也没和他通过信。十四年后，农工一级工资从二十三元调到二十七元，水涨船高，我不得升级也补发了近百元，同时农场正忙于“批林批孔”打派仗，顾不上我这个死老虎，于是我突发游兴，向我妹妹要了四十元，横穿于半个中国窜到上海。这是自一九五○年分别后我们祖孙第一次相聚。老人家并未老泪纵横，我也没激动得要死。倒是对街市的兴趣比对他的兴趣还大。聊天聊到他早已瘐死于狱中的儿子，他也没有表示痛悼之情，只是说，我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他给了他们一箱金叶子，我父母到北京又买房子又买车，还养一匹阿拉伯大马。“你爸爸妈妈都是花钱的能手！”他这样笑着评价他死去的儿子儿媳。一天，他谈兴很高，颇为自得地说他还可以给江青写封信转毛主席，请他们在农场给我谋个坐办公室的差使，免得拿铁锨把苦受。虽然是孙子，我毕竟也有三十八岁了，我赶忙把话头岔开，笑他善于利用枕旁风。幸亏我还有点小聪明，不然“四人帮”当道时我交代不清楚，“四人帮”垮台后仍说不清楚，真是让他连累一辈子了。
如果说我还能搞搞文学的话，这种才能大概并非来自他的遗传，或者说我老写不好，就因为没从他那里传下文学细胞。老人家早先在南京有一座大花园，叫“梅溪山庄”，是他和著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小时我见过很多本《梅溪山庄酬唱集》，唱和的都是当时的名人雅士，但里面的文字毫无灵感，只弥漫着一股酒肉气。这种书只能自费出版拿去送人。一九五七年正当批斗我的高潮中，他老人家又自费出版了一本《辛亥革命回忆录》，承他送了我们学校图书馆一本。不送倒好，送了等于给我教书的学校提供了批斗我的材料：原来你还有这么一个老官僚的祖父没有交代！
那年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夜里，听见姑妈和他争论。姑妈叫他多给我一点钱，说你只有这么一个孙子，又是长房长孙，用你一点钱也是应该的。而他仅答应出一份回程的车票。我想大概也是我父母用他的钱太多，而他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之故吧。很多年以后，听到一些革命历史不短的老同志竟会想尽千方百计为儿孙经营谋划，不禁感叹这些老同志还不如他这个老官僚把人生看得透了。
有一年我去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并不费事地就查到了有关他的资料，我还不知道他早在二十世纪初即在华盛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拿了两个学位。但他学的是在当时中国毫无用处的东西——法律。因学不能致用，所以后来学问一点也没长进，反而把所谓民主自由平等忘得光光的。比如说吧，他老人家在南京卧室的布置，现在想起来就令我发笑。他把他的卧室称作“寝宫”，床称作“龙床”。“龙床”四周饰以夫子庙买来的京剧舞台上用的帷幔帘帐。帘帐上挂着他顺手捞来的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像烟盒里的锡纸、镜片、红红绿绿的丝线粽子、玻璃珠子等等，琳琅满目，熠熠生辉。他呼唤佣人从不叫名字，总是大喊“来人呀！”骂人一律是“混账王八旦”。这种口吻，看过吴趼人写的《官场现形记》的读者一定会很熟悉。每日，他就由一个并不漂亮的女护士陪伴在“寝宫”中乐陶陶，文人雅士所爱好的琴棋书画他从没兴趣。我敢说他收集的古董没有一件是真品，但满抽屉的鸡血、田黄却是地道货。这些比金子还贵重的石头连同当代书法家如于右任、张大千等人亲笔题赠他的书画，后来都不知散失到哪里去了。他更为逍遥以后，姑妈只交给我一个铜墨盒，算是他留下的遗产。这件东西，多年以后我又托李欧梵教授转给了我在台湾的姑妈，让她远在海峡那边权且当做念物吧。
父母的责任（2）
现在生活程度渐渐高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教养一个子女的费用，足以使家庭的安乐缩小，子女的数和安乐的量恰成反比例这件事，是很显然了。那些贫穷的人也觉得子女是一种重大的压迫了。其实这些情形从前也都存在，只没有现在这样叫人感着罢了。在小资产阶级里，新兴的知识阶级最能锐敏地感到这种痛苦。可是大家虽然感着，却又觉得生育的事是“自然”所支配，非人力所能及，便只有让命运去决定了。直到近两年，生物学的知识，尤其是优生学的知识，渐渐普及于一般知识阶级，于是他们知道不健全的生育是人力可以限制的了。去年山顺夫人来华，传播节育的理论与方法，影响特别的大；从此便知道不独不健全的生育可以限制，便是健全的生育，只要当事人不愿意，也可自由限制的了。于是对于子女的事，比较出生后，更其注重出生前了；于是父母在子女的出生前，也有显明的责任了。父母对于生育的事，既有自由权力，则生出不健全的子女，或生出子女而不能教养，便都是他们的过失。他们应该受良心的责备，受社会的非难！而且看“做父母”为重大的社会服务，从社会的立场估计时，父母在子女出生前的责任，似乎比子女出生后的责任反要大哩！以上这些见解，目下虽还不能成为风气，但确已有了肥嫩的萌芽至少在知识阶级里。我希望知识阶级的努力，一面实行示范，一面尽量将这些理论和方法宣传，到最僻远的地方里，到最下层的社会里；等到父母们不但“知道”自己背上“有”这些责任，并且“愿意”自己背上“负”这些责任，那时基于优生学和节育论的新道德便成立了。
这是我们子孙的福音！
在最近的将来里，我希望社会对于生育的事有两种自觉的制裁：一、道德的制裁；二、法律的制裁。身心有缺陷者，如前举花柳病者等，该用法律去禁止他们生育的权利，便是法律的制裁。这在美国已有八州实行了。但施行这种制裁，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才能有效。一要医术发达，并且能得社会的信赖；二要户籍登记的详确（如遗传性等，都该载入）；三要举行公众卫生的检查；四要有公正有力的政府；五要社会的宽容。这五种在现在的中国，一时都还不能做到，所以法律的制裁便暂难实现；我们只好从各方面努力罢了。但禁止“做父母”的事，虽然还不可能，劝止“做父母”的事，却是随时、随地可以作的。教人知道父母的责任，教人知道现在的做父母应该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就是人们于生育的事，可以自由去取——教人知道不负责及不能负责的父母是怎样不合理，怎样损害社会，怎样可耻！这都是爱作就可以作的。这样给人一种新道德的标准去自己制裁，便是社会的道德的制裁的出发点了。
所以道德的制裁，在现在便可直接去着手建设的。并且在这方面努力的效果，也容易见些。况不适当的生育当中，除那不健全的生育一项，将来可以用法律制裁外，其余几种似也非法律之力所能及，便非全靠道德去制裁不可。因为，道德的制裁的事，不但容易着手，见效，而且是更为重要；我们的努力自然便该特别注重这一方向了！
不健全的生育，在将来虽可用法律制裁，但法律之力，有时而穷，仍非靠道德辅助不可；况法律的施行，有赖于社会的宽容，而社会宽容的基础，仍必筑于道德之上。所以不健全的生育，也需着道德的制裁；在现在法律的制裁未实现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花柳病者，酒精中毒者，……我们希望他们自己觉得身体的缺陷，自己忏悔自己的罪孽；便借着忏悔的力量，决定不将罪孽传及子孙，以加重自己的过恶！这便自己剥夺或停止了自己做父母的权利。但这种自觉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更希望他们的家族，亲友，时时提醒他们，监视他们，使他们警觉！关于疯人、白痴，则简直全无自觉可言；那是只有靠着他们保护人，家族，亲友的处置了。在这种情形里，我们希望这些保护人等能明白生育之社会的责任及他们对于后一代应有的责任，而知所戒惧，断然剥夺或停止那有缺陷的被保护者的做父母的权利！这几类人最好是不结婚或和异性隔离；至少也当用节育的方法使他们不育！至于说到那些穷到连“养育”子女也不能的，我们教他们不滥育，是很容易得他们的同情的。只需教给他们最简便省钱的节育的方法，并常常向他们恳切的说明和劝导，他们便会渐渐的相信，奉行的。但在这种情形里，教他们相信我们的方法这过程，要比较难些；因为这与他们信自然与命运的思想冲突，又与传统的多子孙的思想冲突——他们将觉得这是一种罪恶，如旧日的打胎一样；并将疑惑这或者是洋人的诡计，要从他们的身体里取出什么的！但是传统的思想，在他们究竟还不是固执的，魔术的怀疑因了宣传方法的巧妙和时日的长久，也可望减缩的；而经济的压迫究竟是眼前不可避免的实际的压迫，他们难以抵抗的！所以只要宣传的得法，他们是容易渐渐的相信，奉行的。只有那些富家——官僚或商人——和有些小资产阶级，这道德的制裁的思想是极难侵入的！他们有相当的经济的能力，有固执的传统的思想，他们是不会也不愿知道生育是该受限制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不适当的生育！他们只在自然的生育子女，以传统的态度与方法待遇他们，结果是将他们装在自己的型里，作自己的牺牲！这样尽量摧残了儿童的个性与精神生命的发展，却反以为尽了父母的责任！这种误解责任较不明责任实在还要坏；因为不明的还容易纳入忠告，而误解的则往往自以为是，拘执不肯更变。这种人实在也不配做父母！因为他们并不能负真正的责任。我们对于这些人，虽觉得很不容易使他们相信我们，但总得尽我们的力量使他们能知道些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道理，使他们能以儿童为本位，能“理解他们，指导他们，解放他们”；这样改良从前一切不适当的教养方法。并且要使他们能有这样决心：在他们觉得不能负这种适当的教养的责任，或者不愿负这种责任时，更应该断然采取节育的办法，不再因循，致误人误己。这种宣传的事业，自然当由新兴的知识阶级担负；新兴的知识阶级虽可说也属于小资产阶级里，但关于生育这件事，他们特别感到重大的压迫，因有了彻底的了解，觉醒的态度，便与同阶级的其余部分不同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留着：现存的由各种不适当的生育而来的子女们，他们的父母将怎样为他们负责呢？我以为花柳病者等一类人的子女，只好任凭自然先生去下辣手，只不许谬种再得流传便了。贫家子女父母无力教养的，由社会设法尽量收容他们，如多设贫儿院等。但社会收容之力究竟有限的，大部分只怕还是要任凭自然先生去处置的！这是很悲惨的事，但经济组织一时既还不能改变，又有什么法儿呢？我们只好“尽其在人”罢了。至于那些以长者为本位而教养儿童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良，前节已说过了。还有新兴的知识阶级里现在有一种不愿生育子女的倾向；他们对于从前不留意而生育的子女，常觉得冷淡，甚至厌恶，因而不愿为他们尽力。在这里，我要明白指出，生物进化，生命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前一代牺牲于后一代，牺牲是进步的一个阶梯！愿他们——其实我也在内——为了后一代的发展，而牺牲相当的精力于子女的教养；愿他们以极大的忍耐，为子女们将来的生命筑坚实的基础，愿他们牢记自己的幸福，同时也不要忘了子女们的幸福！这是很要些涵养工夫的。总之，父母的责任在使子女们得着好的生活，并且比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一面也使社会上得着些健全的、优良的、适于生存的分子；是不能随意的。
为使社会上适于生存的日多，不适于生存的日少，我们便重估了父母的责任：
父母不是无责任的。
父母的责任不应以长者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应以幼者为本位，社会为本位。
我们希望社会上父母都负责任；没有不负责任的父母！“做父母是人的最高尚、最神圣的义务和权利，又是最重大的服务社会的机会”，这是生物学、社会学所指给的新道德。
既然父母的责任由不明了到明了是可能的，则由不正确到正确也未必是不可能的；新道德的成立，总在我们的努力，比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尤其重大的，这是我们对一切幼者的责任！努力努力！
父子篇（5）
然而，就这样一位人物，却在满清时支持同盟会，在北洋军阀时支持南方国民党，在共产党还没成立时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结交，在共产党时代又去巴结“四人帮”，总而言之，说好听点，他一向追求“革命”，说不好听的话，他老是不安分，倾向于当时的叛逆。我想，这并不完全是由他思想主导的，更不是出于对当时统治者的不满，而是他的天性使然。每想到他的这种天性也许会遗传给我，不禁汗毛凛凛，经常自诫还是夹起尾巴做人的好。
作为他的孙子，我的确不知道他的主导思想和人生追求是什么。要说从政吧，凭他的资历官会当得很大，而他当的最大的官不过是二十年代“宁汉分裂”时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谁都知道这个官是空架子。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他在安徽天长县当民国第一任的县太爷，他曾自满地跟我说过他最得意的政绩就是废除了在大堂上打屁股。这大概是到底喝过洋墨水的缘故。但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要说是图财吧，他一生大把钱进又大把钱出，可是并不经营生财之道，损失了财产也不痛惜，同时对自己决不吝啬，又非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说他贪恋美色吧，姨太太是娶过几个，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位姿色出众的，反而是我的亲祖母最漂亮，而她却被他活活气死。所以革命群众批判他是所谓的“三迷”，也确实冤枉他了。
因为他不做学问，所以就搞不清他的思想。“五四”前他是安徽政法大学堂校长，所教的东西不过是他从美国贩来的原装货，于国于民都无补益。他有不少藏书，我敢说他很少去读，至少我从未见他捧着书吟哦过。有人“述而不著”，他却是既不述亦不著。我想，他年轻时与人酬唱，多半也是请人捉刀吧。那本让我倒霉的《辛亥革命回忆录》我无缘拜读，到我粗解文字时，我倒是见过他编的《健身》。为什么编这样的书，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再谈。因编那本书和我这里说的遗传无关。那篇文章将会揭开一个解放前轰动南京的骗局或说是趣闻的谜底。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或者说我和我儿子的血液中有一种什么样的成分呢？
他把喜剧中的角色都扮演完了，剩下的悲剧角色只能由他的后代去扮演了。这不是性格问题，而是各自所处的不同的时代问题。我有时想，也许我处在他那样的时代也会和他一样。这样想很有趣。我以为我不会比他坏，也不会比他好。我也会拿下两个美国大学的学位，也会废除打屁股，也会倾向历朝历代的叛逆者，也会贪污礼品，也会挥霍浪费，也会娶姨太太，也会对儿孙看得如行云流水一般淡然。什么都会，但不会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了。这样想的积极意义在于，有时我自以为生不逢时，想换一种活法的时候，就会想到换一种活法也不过是他老人家那样的一生，不可能还有什么大作为的。这很像萨特所说的“面对过去的恐惧”，因而也就安分守己了。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觉得彻底的自知之明应该在遗传的因素中悟得。那不仅能悟得自己的一生，还能悟得自己的三生或更多。
四十年代，我母亲在一次社交场合遇见一位著名的油画家，他知道我母亲的公公是谁以后，笑着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他在巴黎当穷学生的时候，每天清晨都听见对面旅馆的阳台上有人用极不准确的法语大唱《马赛曲》，吵得他睡不成懒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爬起来要骂他一顿。结果一看，“原来是令尊大人！”我也在巴黎住过几个月，还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引吭高歌《马赛曲》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牢骚已经多于歌唱。清晨，我曾在艾菲尔铁塔下散过步，橙色的巨大的太阳从灰色的巨大的铁塔下冉冉升起，我不禁低下头来，我不知道是想向谁致敬还是想向谁致哀。照耀过一七八九年巴黎的太阳并没有使我明亮和明朗起来。一次，坐在铁塔附近的露天咖啡座上，我忽然想起母亲告诉我的他这段轶事。我想，他老人家废除打屁股和高唱《马赛曲》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遗传学的妙处使我可以从反求诸己中来推想他的心理。他一定也奋发过，热血沸腾过，想有所作为过，但在那时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何况他又不是很努力的人。于是，给他剩下的只有“玩”这个项目了。他并不是玩世不恭地玩，而是正儿八经地玩。他有条件这样玩。他把他的精力和生命都投在“玩”这个项目上，都发泄在这个项目上。正儿八经地玩了大半辈子以后，用弗洛姆的话说，他完成了“个人化”的过程，用东方禅学的话说就是已经“彻悟”了。地位、财富、儿孙、荣誉等等，对他来说还会有什么意义呢？
父子篇（1）
——张贤亮
一
儿子带回通知来，学校要开家长会。儿子再三叮嘱：每个家长都要去的！那神情一扫平时的幼稚，十分严肃而郑重。在他那个世界，这个会无疑相当于联合国大会，是一项大事。我说，好，我一定去。那么你去不去呢？他说，老师光叫你们，我要在家做作业。看来，这还是一次“背靠背”的会呢。
会在他们的教室里开。夏天，小小的课堂里挤满大人。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孩子的座位里，不但身体缩小了，心灵仿佛也一下子缩小了许多。老师在讲台上睥睨着我们。我们翻开早已放在课桌上的卷子。这是孩子们期中考试的。翻的时候都忐忑不安，好像是关乎自己提级升干的考卷似的。看到我孩子的成绩还不坏，语文八十几分，算术九十几分，不免沾沾自喜起来。抬头看看别人，有的和我一样，面有喜色；有的皱着眉头，满脸懊丧。坐在我邻桌的是位时髦女士，翻卷子时就香风四溢。她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大约女儿考得很好，母女俩喋喋不休，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又有点不平了：这分明是次“背靠背”的会，怎么不遵守规定呢？我儿子和我都老实巴交的，叫怎么样就怎么样……一时，竟好像体会到时下流行的遵守法纪的吃亏感了。
正想着，老师看人到得差不多了，叫开会。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立，但看见别人纹丝不动，并没有起来致敬的意思，也就作罢。两位都是女老师，一位教语文，一位教算术。教语文的是班主任，由她主持会议。她先把我们到会的人表扬了一番，说你们都是关心孩子的好家长，孩子的教育，应该有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配合才行，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平时我也会说，并且肯定说得头头是道，但今天在台下听老师如此说，像是更加深了自己的认识，不住颔首称是。又好像这道理是我先发现的，今天得到老师的赞同而心满意足似的。
表扬完了，老师话锋一转，开始批评起家长来：不帮助和检查孩子做作业的，溺爱孩子的，不督促孩子学习的，放纵孩子不遵守校规的等等。虽是不点名的批评，可一下子搞得人人局促不安。当然，也有无动于衷的。我想，无动于衷的人不是好学生的家长，便是本身就是坏家长吧。而我，几乎以为每一项批评都针对着自己。这倒不是说我是个好家长，却是多年形成的毛病。我至今还有在台上讲话仍以为是做坦白交待；在台下听批评、特别是不指名的批评总以为有我一份的感觉。有人说我做报告和演讲十分坦率，爱讲真话，其实那并非生性诚实，不过是一种强迫性的习惯而已。现在检查自己，要说溺爱孩子，我还不是过分溺爱的，弄不好也打两下，“扑作教刑”；放纵却也没有，这孩子生来性格内向，管束紧了并不适宜；督促嘛，想起来还是喊几句的。总之，因为自己小时候就缺乏管教，到老来也没有坏得不可收拾。某些错误，倒常常是人家强加给我的。真正属于我的思想错误，又非品质恶劣所致，相反，品质恶劣的人却与思想错误无缘，恶得巧，大奸似忠，说不定还能获得“思想好”的评语呢。所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孩子我一向主张采取老庄的态度，顺其自然。但这分寸也难掌握，因我并不知何谓自然，又常常要用自己的模式来要求他。因而，我管孩子就是在管与不管之间，说得不好听，其实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了。唉！给我当儿子大概也是很难的。
老师一边批评家长，一边诉说现在为师之难。两位老师要求家长注意孩子的卫生，说，夏天，五十多个孩子挤在这么一间小屋里，光气味就熏得人头疼。“不信，你们在这教室里呆一个小时试试看！”班主任带着牢骚训我们。果然，这时我才发觉屋里弥漫着一股臊味。在《灵与肉》中，我把这种气味写成“干燥的阳光味”，那不过是美文字的修饰罢了，实际上是尿臊夹着汗臭。如此空气浑浊，一个小时尚且受不了，何况要闻好几小时，并且天天如此呢！我刚刚说那位女士香风四溢，看来是冤枉她了。她也不过是淡妆素抹。只是在这样的房间中，不臭，反成了异味了。我儿子既不爱洗头又不爱洗澡，多好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三天便成了搌布，还没有当文人却已有了文人不修边幅的作风。对别的批评我还不能肯定，这项批评无疑有我一份，看着自己穿得干干净净，不觉暗自惭愧。
父子篇（6）
但是，他老人家是可以玩的。他有条件玩。他的后代就没法玩了。人生给我们沉淀下来的东西沉重得使我们无法在玩中去消化掉。上一代创造的历史整个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害得我们玩也玩的心神不宁。于是我们在活得不洒脱的情况下，当然什么都丢不开了，比如，我对我眼前的儿子就是这样。喝咖啡的时候我这样想。
别以为他是个猥琐的人物，他的“嘴脸”可是够气派的：圆颅、方额、凤眼、高鼻、阔嘴、长脸。我们的电影电视剧在过去丑化反面人物和现在美化反面人物的时候，都没有表现出这样一个形象来。这也是我总觉得我们的电影电视剧虚假的原因之一。从遗传的观点看，我们这个家族正如九斤老太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了。从形象上来说，我就自愧弗如。
我儿子走路像我，也像他爷爷和太爷爷。但他将来的“嘴脸”会怎么样呢？现在还看不大出来。
四
早年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才发现世界上还有那样的好父亲、那样温馨的父子之情，感动之余，不由得有点埋怨起自己的父亲来。后来大了，有时想，如果我父亲和朱先生的父亲一样，我以后一生的“感情形态”（这是我杜撰的词）也许会比现在好得多吧。
不论父亲的背影还是正面，我都有些怕，确切地说，也不是怕，而是一种疏离感。这倒不是出于什么俄底甫斯情结，因为这与恋母情结无关，我父亲与母亲之间也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我并不用因此而吃醋。读过“五四”以来文学作品的人差不多都会发觉，与自己父亲有深厚感情的作家极少。鲁迅、胡适、巴金等等，好像都倾心于自己的母亲，笔下很少对父亲写过好话。政治人物如毛泽东，萧三给他写传的时候，从文章里也可看出他流露了对父亲的不满；至于蒋介石更不用说了，因为他很少提他的父亲，致使民间有他原来是河南人，小名叫郑三发子的传说。这个俄底甫斯，简直能改变中国现代史了。
细细想，《背影》之所以列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散文作品之一，几乎每个时代的教科书都选了进去，是不是与它表现了中国少见的父子情的缘故有关呢？我真的不认为中国人有很深的俄底甫斯情结。我想这主要还在于中国传统的父道在作祟。“严父慈母”，一向是我们的治家格言。这不仅是工作上的分工，也是感情上的分工。父一“严”，总让儿子怕兮兮的。如不严，又觉得有点不像父亲了。“二十四孝”中有“老莱子彩衣娱亲”的传说，鲁迅曾斥之为“呕心”的，也许是我看的书少，我看过的稗官野史里就从来没见老子穿着彩衣逗儿子的故事。
平心而论，父亲对我并不严，不严到不管的程度。就这样我还有意见，可见得父亲也难当了。在我的印象中，一、父亲从来没问过我功课；二、父亲从来没管过我起居衣着；三、父亲从来没约束我的操行……总之，现在要我回忆我父亲教导了我些什么，脑子里完全是一片空白。这也就是在前二十二年中老要我交代受了资产阶级家庭什么影响而我总交代不出的原因之一。我记得最清楚的他的一句话是：有一次吃饭时，同桌有一位老太太说，人的眼光是有毒的，盯在一样东西上看久了那样东西就会腐烂。他听了笑得饭都喷了出来，说，“要是那样，女人的大腿都烂光了！”
其实，父亲在我面前多半是不苟言笑的。什么都不管也是一种“严”，就像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越不管事、不表态，给人的印象却越“严”一样，因为他在我面前不苟言笑，所以他的这句笑话我倒能记一辈子。而我在我儿子面前经常嬉皮笑脸，我想将来我儿子恐怕连我的一句话都记不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看自己的面孔，就深感我们这个家庭越来越不像话，衰败的迹象都挂到脸上来了。虽说我们没有深厚的父子情，我仍然曾经保存过他老人家的一张照片，历经两次劳改直到一九七○年才毁掉。这实在是因为他老人家长得太漂亮的缘故。照片是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照的。那正是抗日胜利以后，他很得意的时期。那时，他的生活日用品全要在上海专卖高档洋货的惠罗公司去买。这家公司，老上海人大概还有记忆。他出现在柜台前面，售货员总会把他当作洋人，要用英语对他说话，就可见其“绅士”风度了。他那张照片，是可以当做电影明星的照片把玩的。一九七○年七月的一天夜里，农场的专政队员突然把我从牛棚中叫出来，带到一处临时改为审讯室的托儿所去拷问。我就知道大事不好，我又要升级了。那天的审讯莫名其妙的。说我和贺龙有什么关系，这简直是抬举我，实际上不过是升级考试的一个形式罢了。拷问时，十个彪形大汉声严厉色，揎拳捋袖，从半夜审到凌晨，他们混了顿加班饭吃，于是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完成了任务。我算是通过了升级考试，把我从牛棚换到土监狱。专政队员押我取铺盖的时候，我乘机把老人家那张照片掖到衬衣里。清晨，犯人们和泥脱土坯，我分工和泥，看看背枪的专政队员面向别处，就将照片用脚踹进泥塘里了。
父子篇（7）
从此，我和这个家族在形式上断绝了任何联系。这是聪明之举。因为进土监狱以前，我的铺盖和仅有的一个装杂物的纸箱子被翻了个底朝天。倘若被革命群众翻到了这张照片，那可比什么和贺龙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要严重得多了。
一九七三年，我已出了土监狱。一次我又到这个泥塘边去劳动，我用锹翻遍了两年前我脚踹的地方，那张照片竟荡然无存，连纸渣都找不见了。可见得一个人的骨骸和一个人的形象，是那么容易就会消失掉的。
但是，他的模样却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年纪越大，浮现出的时候越多。这并不是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说的出于犯罪感，要把被自己杀死的父亲请回来，而是一种老了的征兆吧。不过弗氏又说，“父亲因他之死成了真正的父亲，换句话说，父亲只是在成为象征性的父亲之后才成了真正的父亲。”这句话我却认为不错的。
儿子也逐渐大了，从他模样上看比我强点，但仍看不出将来能达到他祖父的水平。在遗传学上，不知这种马鞍形现象属于什么原因了。
我总觉得我身上有许多东西是从隔代遗传获得的。不是从我父亲、甚至也不是从我祖父，而是从高祖、甚至从猿猴那里传下来的。比如说吧，我祖父和父亲两代人养尊处优，连铺床叠被这样的事都没干过。而我居然熬过了长达二十二年的劳动改造生活，如果不是血液里有另外一种什么东西那怎么行呢？父亲就是一辈子过得太舒服了，终于熬不到给他“平反”的时候就瘐死在看守所里。他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夜里被捕，一九五四年看守所通知我这个继承人去领遗物。他在看守所关押了两年也没最后判决。当时虽然我已经有十八岁了，虽然读过了许多书，但在法律常识上还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毫无所知。这自然也是当时还没有什么使人明白的法律的缘故。以为政府逮捕人总是不会错的。瘐死就等于枪毙，连问也不敢去问一下，也无处可问。从此以后，我就不仅是个“官僚资产阶级”子女，并且是个“关、管、斗、杀”的子女，在新社会漫长的初级阶段，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检视他的衣服，全部烂得不可收拾。惟一完整的是一块极讲究的怀表，拨弄一下尚能嘀嗒嘀嗒地走。银质的表面上刻绘着张学良将军的头像，这是“少帅”送给他的。一九八五年，我在哈佛大学一次讲演的开场白中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我父亲在这条查尔斯河畔漫步。当时，抗日的烽火已经弥漫了中国。我父亲在几次漫步之后，终于毅然地放弃了在哈佛商学院就读的机会，回到祖国参加了抗日斗争……接下来，我才简略地叙述了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漫长历程。而事实上是，他回来以后就给张学良当了英文秘书。“平反”，虽然是个很古老的词，但为人人所知还是在社会主义的八十年代。给我“平反”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他来，我坚信他要能和我一样地熬着活过来，肯定也会“平反”的。正是为了熬着活，那块怀表我当即就卖给敲小鼓的，换了十万块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十块钱。
我的记忆中他老人家在生活上是舒服得过分了点。早晨眼睛一睁开先要发顿“被窝疯”，也就是说看什么都不顺眼，骂人，摔东西，然后等佣人把牛奶面包端到床上来用早餐，看报。他干过“官事”，办过公司，开过工厂，但他既不像官僚，也不像资本家，完全是一副艺术家的派头。每天搞一帮票友唱京剧，唱昆曲，要不就忙着办画展。至今我还记得他怡然自得地唱《坐楼杀惜》的样子，“宋公明，打罢了退堂鼓，将身来到乌龙院……”我之所以坚信他会“平反”，就在于他可说一辈子没扮演好那个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他办不成好事，干坏事也不会彻底的，纯粹是一个俄罗斯文学中的奥勃洛摩夫，也即“多余人”的典型。至于他怎么会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奥勃洛摩夫的，这就和我祖父从废除打屁股、高唱《马赛曲》到一个被“革命群众”批判为“三迷”的老朽一样，出于同一的性格因素。
毫无疑问，我比他们能熬。这种“熬”的功夫可能是隔代遗传也可能是遗传上的变异。可是，在受不了挫折和容易被环境所感染这点上，也许我还是与他们一脉相承的呢。这是我常深自警惕的。然而，理智是否能克制根植于基因中的遗传密码的决定性影响，却是有疑问的。
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2）
孩子是聪明的，大眼睛，像她的母亲。她母亲有一般的母亲的习惯，爱记得孩子在各种才能上初初学得时的情况，而且爱和人说，我没想到这小鸠子会那末和我好感，因为我就不大能讲故事，连孩子的语言也很不熟悉，可是她是可以把故事讲给我听的，而把孩子的语言和我说的。不但这，有次我看见她画的画，是画人，头都是圆头圆脑的，两个耳朵挂在头皮上，像茶壶盖的鼻子，腿照例是单线的，脚是和手没有分别。我看她是画的那末用心，我想起来了，不光她，一般的孩子，在会使用笔以后，没有不施展创作的才能的，人类对于艺术竟是这末根本而且普遍的呢？这发现，就是从小鸠子得来的。我那时继而想，孩子的像爱艺术样的好倾向，是一切孩子共同着的。在反面，孩子的坏习惯，却是决不一律，这个会偷钱，那个会撒谎，便决不是共同的，就可见人是善的，所谓坏不过是不好的环境中一些适应的方法而已，我从而知道，孩子、艺术、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宝贝了，这认识也是小鸠子给我的。
从孩子们那里，我们才减少了对人类的失望，我们才更坚决了社会新建设的急需与志愿。
孩子们那里有光明。孩子们那里有温暖的爱。又一回，是我坐着听音乐，我正和朋友搭讪着讲话呢，忽然有两只拖着我衣襟的小手，在笑声里是“找着你了！找着你了！”的喊着，我一回头，却是小鸠子，圆圆的脸上，那末出之衷肠的高兴。
最近，我却真的对她不起了，那是晚上，在路上碰见她父母和她三人了，请他们在屋里坐了坐以后，送他们回去。我抱着她，我先和她说说这，说说那。我慢慢一种顽皮的孩子的野性恢复起来了，我问她：“为什么没见你哭？为什么没见你闹？”她说：“我不哭，我不闹。”在嬉笑里持着正经的作答。我向来是反抗的，我是诅咒于孩子被了成人的教训的，成人是教育，不过是想把孩子弄驯，驯得像自己一样枯燥，奴性才罢休。所以我一有机会，便想煽动孩子，使他们也偏不驯一下，和成人示示威。当时我就说：“不好。好孩子没有不哭不闹的。你的同学，也不哭不闹吗？”“也不，”她笑了。“不好！”我说。“怎末没有哭的，闹的？没有一个好孩子么？”还是我说。“有，”她说：“金国良闹来，挨打，哭来。”“好，好，那是好孩子！”我们都笑了。在她听了我的论调后，还有种新奇的表情，大概会感着清新而又惬意的吧，我可以看出来。我们转换了论点。她说她要把我拖到她家里去，我说我抱着她不撒手，一会儿就再可以抱回来，并不让她回去了。她听见了，可真急得要挣下来，我没放她。我说：“我不能去的。你爸爸你妈妈都不让。你不信，一到门口，你爸爸就说请回，把我请回来了。”她又新奇的表情笑着了。我说：“你听，你爸爸要说请回了。”我放下她，她还拼命的拖着我，组缃果然说着“请回”，我说着“再见”，就打算回来了，小鸠子不让了，组缃要来抱她，上去就打起爸爸来了，也哭也闹，好容易她妈妈才抱着去了。组缃说着：“Irrational！Irrational！”我轻轻地说着：“正是rational！正是rational！再见！”回来的路上，还听见哭声和闹声。
我正感激那纯真的可敬爱的珍贵的泪之余，我觉得我只惹起反抗的情绪，并没有进一步的积极的长远的办法，不免落了幼稚的革命家的窠臼。但孩子却还是我们的导师，究竟当如何谋他们的解放和福利呢？
1934年5月18日
父子篇（8）
儿子很爱画画，现在居然画得有点样子了。画面以太空为背景，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到处乱飞。这方面他很像他祖父而不像我，又是隔代遗传的作用了。我有时想，我父亲如果不去读什么哈佛商学院，不去给大官当秘书，不去经商，而是一门心思放在绘画上，肯定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美术家著称于世，他的命运和我的命运都会改观。他画画和我儿子一样完全是无师自“通”。这个通字我之所以加个引号，只不过是我以为他“通”而已。现在回忆儿时看过的他的作品，已经蒙上了一层印象派的色彩，好似出自莫奈的手笔。如今想在脑海中还原已经不可能了，但那时我的确认为他画得真“像”。“像”，虽然是一种幼稚的审美标准，但也可见他的基本功了。他专攻油画，喜欢浓抹重涂，用色强烈，也许这是享乐主义者的一个特点吧。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画的肖像画，因为孩子只有从肖像画上才容易看出像与不像来。奇怪的是，这位享乐主义者在当时那种繁华的氛围中，笔下所有人物的面部表情却都带着忧郁的神色。这不知是流露了他的深层心理呢，还是暗示了他未来的不幸。
我一点也没有绘画的才分，不过我写小说比较注意氛围的营造和景物的描绘，大概得自他的遗传。父亲早已成了象征性的父亲，为什么象征性的父亲才会成为真正的父亲呢？我想这大约来自一种既不能摆脱传统的苦闷又觉得自己随心所欲皆不会越出传统的欣喜吧。我就觉得自己的年纪越大，越能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父亲的影子来。从这种现象出发深入分析下去，也许不仅能得出一种生理学的规律，还能得出一种社会学的规律呢，可惜这种工作还没人去做。
我儿子和我都常爆发神经质的突发动作，比如坐得好端端的突然跳起来乱蹦，或是猛地大叫一声等等。在家里只有我们父子俩的时候就时有发生。毫无原由地两人会一齐跳起来，跳的姿势极其难看，说不好听，就像传说中僵尸的那种跳法，直挺挺地往上蹿，边跳边吼。跳罢了又一齐狂笑。笑完了又好像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一般，再各干各的，我看书，他画画。祖父我不清楚，只记得父亲也有这种毛病：书房里常传出他怪腔怪调的叫声，母亲还说我婴儿的时候曾被他咬伤过。在我还没有孩子时，想起他与我的这种相似，以为是都出于心情苦闷和抑郁。有了孩子后，发现孩子也如此，七八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由于心情的缘故吧。于是才知道这种神经质其实来自家庭的遗传，是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需要或冲动。不是这个家族内部的人不能理解，会斥之为“神经病”的。
常说人是一种最复杂最莫名其妙的动物，其实不然。我觉得，人平时的小动作小习惯直到社会行为甚至伟大的行动，好像都可以从他身体内部的某一种东西上得到解释，或者说是由那种什么东西所支配的。问题不过是那种东西是什么却难以弄清楚罢了。有道是“知子莫若父”，反过来也可说知父莫若子了。现在我只能用家庭这种遗传的神经质来推想他的行为。他放弃了学业急急忙忙跑回国参加抗日。“双十二”事变以后又冒冒失失地投身于商界，上海解放前夕兴冲冲地搞反蒋活动，我还记得上海解放那天夜里他站在我们家的楼顶上大喊大叫，无比兴奋的样子。只有我知道这些都不是出于什么思想进步，而是在每一次社会变迁面前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为什么这样贬低他呢？因为还可以找出许多相反的例子。比如说吧。他的旧社会的不务正业，吃喝玩乐，交际广到滥交的程度等等。那时不少所谓的军政要员直至特务头子经常跟他一起狎游，我估计他被捕就是受了这方面的牵连，其实并没有多大罪过。然而，社会关系复杂，在新社会可是一个要命的事。前面我说他始终没有扮演好社会分配给他的角色，也可以换句话这样说：他本届于资产阶级，却没有资产阶级意识，就好像我们现在常说的有的工人并没有无产阶级意识一样。他一辈子都由祖传的神经质的冲动、也即下意识所支配，茫茫然于两大敌对阵营之间，哪里热闹往哪里凑。他活得又年轻，被捕时仅四十三岁，还没有像他父亲即我祖父一样，修炼到会给江青写信转呈毛主席的道行，终于两个阵营都抛弃了他，最后一事无成，瘐死狱中。
明白了自己家族的毛病，常引以为前车之鉴。惟一的办法好像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了。我跟定了一种信仰，虽多次遭到来自同一阵营的批判而不悔，有移居海外的机会却偏偏赖着不走，说老实话，并非什么“思想好”，实在是怕再蹈覆辙。要么随着自己跟定的东西的发展而发展，要么随着它衰败而衰败，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总算死得有个名堂。
父亲四十三岁被捕，我四十三岁“平反”。同岁一进一出，是命运呢？抑或也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呢？
儿子刚满九岁，离四十三岁尚远，谁知道届时他会怎样。如果如庄子所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的话，我倒愿意他“相禅”我祖父即他曾祖而不是他的祖父。给儿子洗澡时常想起苏轼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公卿”不敢奢望，只求别再被捕送去劳改，其愿足矣。
育婴指南（1）
——〔英〕J·K·杰罗姆
哦，是的，我对婴儿倒是颇有些了解。我自己就曾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虽说时间不长——至少没有我那时穿的衣服那么长。那些衣服的确很长，这个我记得，当我想踢某个家伙时老是绊住我的脚。为什么婴儿要穿如此长的衣服？这虽然不是什么难解之谜，但我还是很想知道，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是不是因为父母们对孩子的尺寸颇感惭愧，于是希望藉此使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尺寸更大些呢？有一回，我向一个保姆请教此事，她说：
“感谢上帝，先生，他们一直穿长衣服呀，祝福这些小心肝儿。”
当我向她解释，她的回答——虽然我不怀疑她的诚实——几乎没有解决我的疑问时，她答道：
“上帝保佑，先生，您不会叫他穿短衣服吧？可怜的小乖乖。”她说话的口气似乎暗示我在主张某些卑劣的暴行。
打那以后，我在调查这个问题时总是颇费踌躇，因此对我来说，个中缘由——如果真有什么缘由的话——至今仍然是个谜。不过在我看来，给婴儿穿任何衣服，似乎都很荒唐。鬼知道，在我们需要衣服之前，就已经在生活中受够了穿衣脱衣之苦。你也许会认为：那些在床上生活的家伙，好歹总可以免受这种折磨吧。早晨把那个可怜的小倒霉蛋叫醒，脱下一堆衣服，穿上另一堆衣服，再把他放回床上；晚上又把他从床上拎起来。仅仅是倒过去把上面的事情重做一遍，真是何苦来哉？折腾完了之后，我倒真想知道：婴儿夜里穿的衣服与白天所穿的，到底有何不同？
然而，我这样问，恐怕只能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正像别人告诉我的，我这人常常这样），因此对于此类衣服方面的问题我决定不再多嘴，除非某种时尚款式在区分婴儿性别方面能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
就目前而言，此种便利尚属难题。而发型、服饰和谈吐，所能提供的线索亦皆甚少，剩下的办法就只有瞎猜了。糟糕的是由于某种神秘的自然法则，你总是猜错，于是你就免不了要被所有的亲朋好友尊为傻瓜加无赖。在谈到一个男孩时用“她”，与提及一名女婴时称“他”，其罪大恶极的程度实在不相上下。无论碰巧弄错性别的那个孩子是男是女，你都会被认为是蓄意轻蔑，只要涉及这个话题，就会被视为对整个家庭的人身侮辱。
另外，你如果还爱惜自己的良好名声的话，千万不要使用“它”这个称呼，更不要指望以此来摆脱困境。
有五花八门的方法可以让你忍耻蒙羞，比如残忍地谋杀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家庭，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沉入自来水公司的蓄水池。这样一来，你的罪行就会在邻里间招致非议；甚至抢劫教堂也会使你获得衷心的厌恶，尤其是教区牧师的厌恶。不过，假如你想尽情畅饮人类同胞泼向你的轻蔑憎恨的污言秽语，那就让一位年轻母亲听你用“它”来称呼她亲爱的宝贝吧。
最高明的办法是用“小天使”来称呼那种东西。“天使”一词两性通用，此种场合最为适宜，而且这个称号的确颇受欢迎。为了花样翻新，“小乖乖”或“小美人”也很有用，不过，“天使”仍是你赢得最大信任和好感的首选术语。说出这个字之前，应当先哈哈一笑，说的时候再伴之以尽可能多的微笑。另外，无论你做什么，千万别忘了说那孩子的鼻子酷似其父。这一招拍婴儿双亲的马屁（原谅我的粗俗）真是百试不爽。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装做一笑，说：“噢，胡说！”此时，你必须装出兴奋的样子，坚持说那绝对是事实。对此你大可不必良心不安，因为那小东西的鼻子的确大似其父（其所有天性方面都酷似其父），实际上，鼻子只不过是个小缺陷而已。
不要小瞧这些提示，我的朋友。总有一天你会派上用场，想想这样的场景：一边是妈妈，另一边是奶奶，身后是一群衷心赞美的女士（很遗憾不是赞美你），面前是光头小人儿，这时候你就会因为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感激涕零了。一个男人（我指的是未婚男人）最为尴尬的处境，莫过于经受“看看我的小宝贝儿”的严酷考验。哪怕仅仅是个提议，也会叫他背心发冷，不寒而栗。他说“不胜荣幸”时的一脸苦笑，甚至足以让一位母亲心旌摇荡，除非——正如我一向认为的——此举纯粹是妻子们采用的一种策略，目的是让单身汉朋友知难而返。
育婴指南（2）
无论有什么样的托词，它都是一个残酷的圈套。铃声一响，有人吩咐保姆把婴儿从楼上抱下来。这是一个信号，接着，所有的女性出场，开始谈论“宝宝”。在此期间，你被冷落一旁，暗自神伤，思谋着是否可以突然想起一个重要约会，以及她们有没有相信你的可能。你刚刚编造出一个叫人殊难置信的荒唐借口，正打算说门外有人等你，房门开了，一位身材高大、一脸严肃的女人走了进来，抱着个乍一看不甚起眼的小枕头，一头毛茸茸的。不过本能告诉你，这就是那个婴儿。你可怜兮兮地站起身，试图装出热心的样子。等到在场女士对那婴孩的第一波热烈赞美渐次平息，叽叽喳喳的女士在数量上减少到寥寥四五人（她们通常四五人一组轮流上阵），此时，该轮到你迈步向前啦。你走上前的样子跟走进弓街① 的被告席没什么两样，接下来，你苦不堪言，呆若木鸡，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孩子。四周鸦雀无声，你知道每个人都在等你发言。你搜索枯肠想说点什么，却惊恐地发现：你的理性能力已经离你而去。在这个绝望的时刻，你的邪恶天赋抓住了机会，使你头脑里冒出了在人类的胡言乱语中最为白痴的评论。你傻笑着，环视四周，嘿嘿地说：“这孩子头发不多，是吧？”好一阵子没人响应，最后，那位庄严的保姆郑重其事地说道：“五周大的孩子，头发一般不会有多长。”随后又是一片肃静，你觉得自己得到了第二次机会，于是乘此良机询问那孩子是否会走路，或者他靠吃什么活着。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无可救药地被视为缺心眼，你能感受到的惟一的东西恐怕只有同情。可保姆却坚决认为，不管你心智是否健全，都不应该逃避义务，你要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到底。于是，她将那捆包袱搡到你的面前，用高级女祭司揭示某种宗教秘密时的腔调说：“先生，抱抱她。”你五雷轰顶，却又无力推拒，只好诚惶诚恐地接过包袱。“胳膊放得更下一点。”高级女祭司说。然后，所有的人都后退一步，专心地注视着你的举动，仿佛你正准备打那个小家伙的坏主意。
你手足无措，既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搞不清该做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你必须要做点什么，而此时，你惟一闪现心头的一件事，就是把那个闷闷不乐的小家伙抱在手上悠来荡去，嘴里念念有词地唱“宝贝呜呜小宝贝”，或者在智力上大致与此相当的一些废话吧。“先生，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颠她，”保姆说，“这样会使她不舒服。”你迅速决定不再颠她，满心希望自己还不至于做得太过分。
小家伙自始至终用恐惧和厌恶的表情向你致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突然呜哩哇啦尖叫起来，终于结束了这个愚蠢的把戏。女祭司冲过来一把夺过孩子，嘴里念念叨叨：“哦哦，宝贝儿！哦哦，怎么啦？嗯嗯。”“多么令人惊奇！”你松了一口气，说，“也没把她咋的呀，怎么就这样呢？”孩子的母亲愤怒地说：“哎呀，还要怎样？孩子绝不会无缘无故哭成这样。”显然，他们认定你用大头针扎了她。
那小子终于安静下来，而且无疑会静一阵子，但是没想到有喜欢恶作剧的好事之徒再次指着你，问那孩子：“宝贝儿，这是谁呀？”聪明的小家伙认出了你，哭得更凶了。
对此，某位胖老太太评论道：“真奇怪，孩子竟然也会讨厌什么人。”“哦，他们知道讨厌谁。”另一位神秘地回答说。“这真叫人惊讶。”第三位补充了一句。于是，每个人都对你侧目而视，确信你是一个最恶毒的无赖，并得意地认为：你的真正本性虽然瞒过了你的同胞，却被一个小孩子尚未开化的本能所识破。
然而，孩子尽管犯有种种罪错和过失，但他们亦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充实空虚的心灵；他们将爱的阳光洒在愁云密布的脸上；他们用纤小的手指抚平皱纹，化为笑容。当是时也，我们还能说他们一无是处吗？
古怪的小精灵！他们不知不觉地充任了世界大舞台上的喜剧家。他们给生活的沉重戏剧平添幽默。每个孩子都是坚定地和规矩秩序作对的小捣蛋鬼，他们从来都是在错误的时间、于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做错误的事情。女看护吩咐詹妮，去看看汤米和托迪在干什么，并“告诉他们不能那么干”，她洞悉孩子的天性。给普通孩子一个绝好机会，小家伙要是真的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那倒应该马上去叫大夫。
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1）
——贾平凹
和女人在一起，最好不要提说她的孩子——一个家庭组合十年，爱情就老了，剩下的只是日子，日子里只是孩子，把鸡毛当令箭，不该激动的事激动，别人不夸自家夸。——全不顾你的厌烦和疲劳，没句号地要说下去。人的心是一辈一辈往下疼的，如摆砖溜儿，一块砖撞倒一块砖，不停地撞下去。我曾经问过许多人，你知道你娘的名字吗？回答是必然的。知道你奶的名字吗？一半人点头。知道你老奶奶的名字吗？几乎无人肯定。我就想，真可怜，人过四代，就不清楚根在何处，世上多少夫妇为续香火费了天大周折，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全然地拒绝生育，当然是对人类的不负责任，但除过那些一定要生儿生女，一定要生儿不生女的人外，现代社会里的夫妇要孩子纯粹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有个乐趣，如饲猫饲狗，或许为了维系家庭。一个女人曾对我说，夫妻是衣服的两片襟，没有孩子就没有纽扣啊！
有了孩子，谁都希望孩子小时候乖，长大了有出息。结婚生育，原本是极自然的事，瓜熟蒂落，草大结籽，现在把生儿育女看得不得了了，照仪器呀，吃保胎药呀，听音乐看画报胎教呀，提前去医院，羊水未破就呼天喊地，结果十个有九个难产，八个有七个产后无奶。十三年前我在乡下，隔壁的女人有三个孩子，又有了第四个，是从田里回来坐在灶前烧火，觉得要生了，孩子生在灶前麦草里。待到婴儿啼哭，四邻的老太太赶去，孩子已收拾了在炕上，饭也煮熟，那女人说：“这有啥？生娃像大便一样的嘛！”孩子生多了，生一个是养，生两个三个也是养，不见得痴与呆，脑子里进了水，反倒难产的，做了剖腹产的孩子，性情古怪暴戾，人是胎生的，人出世就要走“人门”，不走“人门”，上帝是不管后果的。
我长久地生活在北方，最愤慨的是有相当多人为一个小小的官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位上了，又腐败无能，敷衍下级，巴结上司，没有起码的谋政道德。后来去南方了几趟，接触了许多官员，他们在位一心想干一番事业，结果也都干得有声有色。究其原因，他们说，不怕丢官的，丢了官我就去做生意，收入比现在还强哩！这是体制和社会环境所致。如今对儿女的教育何尝有点不像北方干部对待官职的态度呢？人口越来越多，传统的就业观念又十分严重，做父母的全盼望孩子出人头地，就闹出许多畸形的事来。有人以教孩子背唐诗为荣耀，家有客人，就呼出小儿，一首一首闭了眼睛往下背。但我从没见过小时能背十首唐诗的“神童”长大了有作为的人。有人省吃俭用地买钢琴呀买绘画的颜料笔纸呀，用金钱加拳头要培养个音乐家和画家，结果只能培养出一大批挣便宜钱的半通不通的“辅导”。社会是各色人等组成的，是什么神就归什么位，父母生育儿女，生下来养活了，施之于正常的教育就完成了责任，而硬要是河不让流，盛方缸里让成方，装圆盆中让成圆，没有不徒劳的，如果人人都是撒切尔夫人，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世界将是多么可怕！接触这样的大人们多了，就会发现，愈是这般强烈地要培养儿女的人，愈是这人活得平庸。他自己活得没有自信了，就寄托儿女。这行为应该是自私和残酷，是转嫁灾难。试想，你自己都是那样，还苛刻地要求儿女，儿女会怎么看你？儿女的生命是属于儿女的，不必担心没有你的设计儿女就一事无成，相反，生命是不能承受之轻和之重的，教给了他做人的起码道德和奋斗的精神，有正规的学校传授知识和技能，更有社会的大学校传授人生的经验，每一个生命自然而然地会发出自己灿烂的光芒的。
如果是做小说，作家们懂得所谓的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活人，性格就是命运。曾经流行过一种测验法，即让你随口说出三个动物来，每个动物又以最少三个词来比喻，第一个动物的比喻词便是你的自我感觉，第二个动物的比喻词是别人对你的看法，第三个动物的比喻词是原本的你。我测过百余人，发觉自我感觉不管如何变化，总超不出两类，一是良好，如龙，是飞腾的龙，威严的龙，美丽的龙，一是喋喋抱怨，如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牛，一生辛勤的牛，为人耕作的牛。可以说，人是很难认识自己的，这如眼睛看不见眼睛一样。但认识自己，设计自己却是人至关重要的事！天才不是三百年才出现一个两个的，天才是每个人都存在的，关键是是否发现自己身上的天才。遗憾的是很多很多的人至死没有发现和发展自己的天才，所以，伟大的人物总是少，众生才芸芸。
我也是一个父亲，我也为我的独生女儿焦虑过，生气过，甚至责骂过，也曾想，我的孩子如果一生下来就有我当时的思维和见解多好啊！为什么我从一学起，好容易学些文化了，我却一天天老起来，我的孩子又是从一学起？！但当我慢慢产生了我的观点后，我不再以我的意志去塑造孩子，只要求她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强调和引导她从小干什么事情都必须有兴趣，譬如踢沙包，你就尽情地去踢，画图画，你就随心所欲地画。我反对要去做什么家，你首先做人，做普通的人。继承了我的秉性，孩子胆小，我的亲戚们让孩子在外要刚硬，谁敢打你你就打他。我说，社会毕竟不是整日打架的社会，学得那么刚硬还像个女孩子吗？小不忍到底要坏大谋的。
我对待儿女的观点，是会被相当多的人反对的，或许将永远落下不称职的父亲的声名。我虽然常常看着小学生、中学生不分昼夜地在书桌前用功，心中充满了悲哀——大人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消极怠工，却把恶果转嫁于孩子——但我也得让女儿去做作业，去复习，去拿回考试的高分。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不能忍受着一些女人向我讲述她为孩子设想的伟大而美丽的前景，她不停地在说，使用着连续的逗号，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句号了，我得赶紧就说：“哎呀，差点忘了，××要我回个电话的！”我得逃避，我终于学会了逃避。
育婴指南（3）
小家伙们干起荒唐透顶的事情来，堪称天才，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面容严峻，表情坚毅，叫人忍俊不禁。两个小家伙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手牵着手，迈着摇摇欲坠的蹒跚脚步往东去，一个脾气暴躁的大姐姐在后面大喊大叫，要他们跟她向西走。这般情景在旁人眼里（或许那位大姐姐应该除外），最为有趣。他们绕着一个哨兵转圈，带着巨大的好奇心紧盯着他的双腿，不时地捅捅他，看是不是个真家伙。他们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坐在公共汽车尽头的那个害羞的年轻人就是“大大”，使受害人感到无地自容。人头攒动的街口让他们意识到，那正是高声大气地谈论家庭丑事的绝佳场所。来到交叉路口正当中，他们突然产生跳舞的冲动；而生意繁忙的店铺的门阶，则是他们选定坐下来脱掉鞋子的好地方。
在家中，他们发现屋里那根最大的拐杖或者一把雨伞（如果是撑开的则更好），对于爬楼颇有助益。他们在一个精确的瞬间发觉自己喜欢玛丽·安，此时那位忠实的女仆正在打扫壁炉，没有东西能够缓解他们拥抱她的激情。说起食物，他们最钟爱的饭菜是可乐和猫食。他们照料小猫时把它翻个四脚朝天；他们对狗表达好感的方式就是拽它的尾巴。
他们是一堆麻烦，他们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把他们抚养成人所费甚巨。但你还是不愿拥有没有小孩的房子。没有他们聒噪的舌头和淘气的双手，那简直就不是个家。屋子里缺了他们噼噼啪啪的脚板声，难道不显得空寂吗？没有他们的叽叽喳喳七嘴八舌，你难道不会怅然若失吗？
事情本该如此。我有时想，孩子的小手如同分岔的楔子。拒不承认全人类最纯洁的感情（它使女人的生命臻于完美）——母爱，乃是最愚鲁的勾当。那是圣洁之爱，我们这些粗糙的男人几乎无法理解。如果我说，母爱的确不应该淹没其他的一切温情，我希望这不会被视为对母爱缺乏尊重。婴儿不必要占据你的全部身心，就像用围墙圈起沙漠水井的富人，井边难道不正站着另外那些口干舌燥的旅行者么？
在你们身为良母的热望当中，也别忘了做个好妻子。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思虑和关心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当可怜的爱德温希望你陪他出去走走的时候，不要气哼哼地回答：“什么？丢下孩子！”不要将整个晚上都消磨在楼上的婴儿室里，也不要让你们谈话的内容仅仅局限于百日咳和麻疹。亲爱的小妇人啊，孩子打个喷嚏不会就有性命之虞；你前脚出了大门，保姆也不会后脚就跟着当兵的私奔，房子也不会转眼就着火坍塌；你离开孩子床边片刻，猫也未必就会溜进来坐在你娇贵宝贝的胸口上。你为那惟一的小家伙而自寻了太多的烦恼，其他的每一个人却都为你而烦恼。试着想想你另外的责任吧，你娇好的脸庞就不会总是皱纹密布。婴儿室里的快乐，客厅里一样也有。稍稍关心一下你的“大宝贝”吧。陪他跳一小会儿舞，叫叫他动听的名字，偶尔开开他的玩笑。只有头一个孩子才会占据一个女人的全部时间，五六个孩子并不需要像一个孩子那样给予那么多的关注。可是，不等你有更多的孩子，糟糕的事情已经接踵而至：屋子里似乎已经没有丈夫的空间，妻子忙得顾不上关心丈夫，而且在蛮不讲理的丈夫眼里，也慢慢失去了魅力，他学会了到别处去寻找安慰和关怀。
就此打住，打住，打住吧！如果我继续这样啰里啰唆，恐怕就会给自己挣得“婴儿憎恨者”的尊号了。老天知道我并不是这样的人。看到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小脸，胆怯无助地围聚在通向世界的大门前，谁还会心怀怨恨呢？
世界！这圆圆的、小小的世界啊！在孩子眼里，是个多么辽阔神秘的地方！屋后的花园看上去是一片多么荒凉的大陆！他们进入楼梯底下的储藏室里，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探险！他们俯瞰楼下的长街，不知何处是尽头，目光何等敬畏！那就像我们这些大孩子仰望繁星闪耀的苍穹。
他们投向那条最长的街道——那条在他们面前婉蜒而去、昏暗朦胧的生活长街——的匆匆一瞥，何等沉着老到！有时候，他们的目光又是何等可怜，何等惊慌！一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小不点儿坐在梭霍区① 贫民窟一个门口的台阶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孩子枯萎的脸上被煤气灯照现出的目光——一种呆滞绝望的目光，仿佛看见他悲惨的生活远景在肮脏的庭院里像幽灵一样渐次呈现，恐惧窒息了他的心灵。
可怜的稚嫩的双脚，刚刚开始踏上坚硬的旅途！我们这些成年旅人，在这条路上已经渐行渐远，只能暂停片刻向你扬手致意。你走出黑暗的迷雾，我们回首四顾，看见了你。你遥远的身影是那么小，站在山崖的顶端，双臂伸向我们。愿上帝保佑你成功！我们愿意停下来，牵你的小手在我们的手中，但大海的低吟正在我们耳畔回响，我们无法再作逗留。我们必须加紧赶路，缥缈的航船正等着继续它们前途暗淡的航行。
孩子的礼赞--赠组缃女孩小鸠子（1）
——李长之
我从孩子们那里得的是太多了，可是我常对孩子不起。在孩子们的群里，我得着解放，我忘怀一切，可是我常不知不觉，露出多于他们的心眼儿，在玩上胜了他们，事后想想，这胜利都是可耻的，而且感到悲哀。
前几天吧，有几个孩子，是不相识的，登门来要画片。画片是我所爱的，来的是同好，我当然欢迎。可是界限也是有的，便是以我不太欢喜的画片为限，太大的牺牲，我是舍不得。我先把极其喜欢的画片藏着，谁知孩子们是不客气的，抽屉里的都翻出来了，我要禁止，不过因为我向来是不会摆尊严的面孔的，尤其对于我愿意亲近的孩子们，我也只能束手了，这是每每使我想到我那曾经在小学校教过一小时的书的经验，我看着那些像海里的珍珠样的一群眼，他们起始就嬉笑地望着我，我不能装模作样，我摆不出教师的架子，我就先笑了，他们也笑起来，于是我和他们哄然地下了堂。我说我不能教你们了，你们太顽皮了，可是他们一点也不是和我过不去，倒是太好感了，许多孩子来拉我的手，我俯着身子应接不暇，他们还有跳在我肩头的，抱着我的脖颈的前边是些孩子挡着去路，后边是些孩子拥着，我于是陷在沉思里了，我觉得孩子是对的，我也没有错，可痛恨的却是现在教育制度，因为在沉思，而且在倾向他们，我便一句责难他们的话也没有了，就是在这种场合，我有所屈服，我更不能尊严。这回也是的，孩子们嬉笑着，把我的画片都把在手里了，这时我就对不起孩子了，我说画片上有故事，得我讲才行，先把画片哄到手，把自己心爱的就隔过去，倘如被他们的小手指画着，意在暴露我的破绽时，我就说一个“那张不好”以了之。不多时候，我却发觉我的失败了，因为他们并不感到我那顺口瞎溜的故事的兴趣，他们对于画的好坏之感，也没听了我的指挥，我以为狗猫是他们喜欢的，在我又是想扔了的，我便大夸其好，以便他们要，好送给他们。可是他们很冷淡。也仿佛是多半引起了另外的野心，倒把目前的放过了似的，我在这里说狗猫，他们却说要看牛，翻着牛了，他们却说要看马，马我是有的，我不能示弱，必要向他们炫耀，我那张是法国达维（David）画的拿破仑骑着的一匹马，一向是爱着的，我—定要炫耀一下了，可又怕被孩子们要了去，终于炫耀的心强，战战兢兢地给他们看了，果然他们很喜欢，都跳了起来，我刚担心他们是要拿走的，其中的一个孩子却向我提出更进步的要求了，他说画上一匹马的他不要，他要两匹的，接连着就有一个孩子要三匹的，于是四匹的，五匹的都来了，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是死死地要占有一张画，他们却是有理想的，只追求一种理想，他们实在是高尚多了，我在惭愧中，我说着：等我画吧，要多少匹，画多少匹，他们于是跳着，高兴地逞能地把匹数加起来，就跳着去了。
这回我在孩子们那里不是得的很多了么？我知道孩子们如何的爱美，又如何的纯洁，更如何的近于纯粹的审美的观照，在我自己，却是如何的狭小，如何的不及他们光明都证明出了。
我常对不起孩子们的，可是孩子们并不冷淡我。我每每感到在孩子们前头而惭愧的，孩子们却像依然对我加以原宥。孩子们依然是给了我许多许多知识和德性。正如歌德说，我们当以他们为师。
现在在一起的孩子们中，我得益顶多的，又彼此知道姓名的，是小鸠子。也许是我锐感或过敏，这孩子和我颇有交情。孩子们的爸爸组缃，真是如我们几个朋友所加的徽号，是—位感伤主义者，他看一件什么事物，无往而没有感伤的色彩。连他的声调也是感伤主义的，虽然在锐利的幽默中，甚而哪怕是讥笑的态度，也有怜悯的伤感的同情在。他的夫人和孩子刚来北平不久，他曾向我介绍过他的孩子，据说是非常想家，常模仿在家里的祖母想她的光景，而且还感到孤寂，因为那时还没有在一块玩的小孩子，孩子才多大呢，不过六岁。我心里想，组缃的话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有他这样伤感的爸爸，孩子难以不伤感，而且纵然不伤感，由感伤主义者的爸爸看去，也会伤感了的。
意愿的冲突
——〔英〕肖伯纳
尽管有学校和家庭的存在，世事仍是动荡不宁，因为它们多是处于无序的状态。家长和校长或是性情和善，或是软弱慵懒；孩子们有时温顺可人，调皮起来又会随时翻脸；多数家庭对此只是眼睁眼闭，得过且过，一直娇惯得孩子不成体统时才作罢。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双方都精力过人、意志坚决，那样不是孩子们被压得粉碎，就是家长们变得渺不足道。家长有时就只不过是小菜一碟。若是敌对双方都无力消灭对方，那麻烦可就大了：每当我们听到有人伤感地提起血缘深情时，父母与儿女的龃龉就很具讽刺性地浮现于我们的脑海中，甚至还会上演一些悲剧。因为论及世间给人带来的痛苦和不幸，没有什么能比昧心压制他人的意愿，更令人愁苦不解，心碎肠断了。而我们的家庭及所有的学校制度都昧着良心，沉迷于将家长和学校暴君的意愿凌驾于孩子们的头上，并以卑鄙专制性的手段迫使孩子们服从他们的意愿。
人类的意志是自然界中最强大无比且最残忍的一种力量。正是我们所知的上帝的意志的最绝妙的整合才创造了整个宇宙。所有高尚的文明、宗教、法律和常规都试图把这种力量规范在仁慈的范畴内。是什么力量腐蚀了这些文明、宗教、法律和常规（如今它们几乎已经是想怎么败坏就怎么败坏了）呢？是个人或阶级的意愿所导致的接二连三的企图，阻挠了他人的意愿，他们的那些企图只想压服别人或别的阶级的意愿。这种家长和校长的权力，或是他们的社会中的同类，如立法者和法官的权力，一旦旁落思想狭隘的小人手中，就会变成施行暴政的工具。那些人根本不通法律，也无能力审判，法律到了他们手中就变成了暴政，而我们的法律大多落入了他们的手中。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暴君呢？很简单，一个人不管对方少小还是年迈，张口对他说：“一定要照我说的办；我想要啥就必须给我做啥；一定要信奉我的教义；不准自作主张；一切听我安排。”于是就会产生这种结果：“她有主见”或“他有主见”这些说法，就成了一个人特别“固执专断”的代名词。即便是天生好脾性的人，长大后要他去听从这一套，也会火冒三丈，也会因向权威挑战的一次不起眼的举动，而犯下弥天大罪。因此，一个劳工大可肮脏、酗酒、扯谎、懒惰、失信，只要别碍着豪宅里花天酒地的享乐就万事大吉。一旦他若胆敢“失礼”，就算他是全县最纯洁无瑕、滴酒不沾、孜孜不倦、万分笃实可信的人，他也非完蛋不可。狄更斯曾向我们描述过希普太太是怎么教她儿子要“谦卑恭顺”的。她很清楚，只要儿子能实施这条箴言，他或许很可能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一个大人物。狄更斯洞察社会弊病的本能在此得到了最好的展露。假设一味地顺从我们个人的意愿，久而久之，就将我们身上的美德毁损殆尽。我们一定会允许一个村子里的埃及农民或是印第安部落的人们过着他们喜欢的最卑微的生活，而且绝不会去搅扰他们。可假如他们中有哪一个杀了一位英国人或因怒不可遏打了一个英国人，我们立马就会变得狂怒发疯，就会去放火、破坏、开枪、放炮、鞭打、动绞刑，直到我们手下留情的那些幸存者一见到一张小白脸就吓破了胆才罢休。在地方政务会或市自治机关里，如果最卑微的小职员抱怨待遇微薄，那一定会有人对此辩解。一位雇员尽管是一位赤裸裸的伪君子也好，是个无可救药的懒蛋也罢，只要能卑躬屈膝，人们就以一种十分多情的方式，让你领到赏金，恳求你纵情享乐，周游度假，你若失职也可得到宽恕。但是，假如一个工会的秘书提出免去所有的低三下四的言行，尽管这显然是再公正不过的，那些冷漠的头头们也要力排千难万险击退这一令他们气恼的动议，将其扔进废纸篓里。接着委员会再继续进行下一项公干。
论家庭
——〔英〕培根
在子女面前，父母不得不隐藏他们的各种快乐、烦恼与恐惧。他们的快乐无须多言，而他们的烦恼与恐惧则根本不能说。子女使他们的劳苦变甜，也使他们的不幸更苦。子女增加了他们生活的负担，却减轻了他们对死亡的忧惧。
虽然动物也能传宗接代，繁衍不息；但只有人类才能拥有荣誉、功德和持续不断的伟大工作。然而，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留下后代却留下了流芳百世的功业？因为他们虽然未能复制一种肉体，却全力以赴地复制了一种精神。其实这种无后继的人是最关心后事的人。创业者对子女期望最大，因为子女不但是他们族类的继承者，又是所创事业的一部分。
作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常常会有不合理的偏爱。所罗门曾告诫人们：“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蒙羞。”在家庭中，最大或最小的孩子都可能得到偏爱。惟有居中的子女容易被忘却，但他们却往往是最有出息的。
在子女小时不应对他们过于苛吝。否则会使他们变得卑贱，投机取巧，甚至堕入歧途，即使以后有了财富也不会正当利用。聪明的父母在对子女管理上应当是严格的，而在金钱上则不妨略为宽松，这常常是有好效果的。
作为成年人，绝不应在一家的弟兄之间挑动战争，以至积隙成仇，致使兄弟之间直到成年，依然不和。
意大利的风俗是对子女和侄甥一视同仁，亲密无间。这是很可取的。而且这种风俗很合于自然的血统关系。其实许多侄子都会更像他的某位叔、伯。
在子女尚小时，父母就应当考虑他们将来的职业方向并加以培养，因为这时的他们最易塑造。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孩子小时所喜欢的，都是他们终生所愿从事的。如果孩子确有某种超群的天才，那当然应该扶植发展。但一般情况，下面这句格言是很有用的：“长期的训练会通过适应化难为易。”还应当注意，子女中得不到遗产继承权的幼子，常常会通过自身奋斗获得良好的发展。而坐享其成者，却很少能成大业。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3）
能够做梦也不想到“报”而慷慨地先“施”，能够明白尽其在我无求于人是一种趣味的享受，能够有一身做事一身当的气概，做父母的如此存心是谓贤明，自然实际上除掉贤明的态度以外另有方法。我固然离贤明差得远，小孩子将来要“现眼”，使卫道之君子拍手称快，浮一大白也难说；可是希望读者不以人废言。好话并不以说在坏人嘴里而变坏。我不拥护自己，却要彻底拥护自己的论旨。
但同时不要忘记怎样做个聪明的。儿女成立以后亲之与子，由上下文变成一副对联——平等的并立的关系。从前是负责时期，应当无所不为；现在是卸责时期应当有所不为。干的太过分反而把成绩毁却，正是所谓“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
慈道既尽卸责是当然，别无所谓冷淡。儿女们离开家庭到社会上去，已经不是赤子而是独立的人。他们做的事还要我们来负责，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把太重的担子压在肩头，势必至于自己摔跤而担子砸碎，是谓两伤。从亲方言，儿女长大了，依然无限制无穷尽地去为他们服务，未免太对不起自己。我们虽不曾梦想享受儿孙的福，却也未必乐意受儿孙的累。就子方言，老头子动辄下论旨，发训话，老太太说长道短，也实在有点没趣，即使他们确是孝子，特别是时代转变，从亲之令往往有所不能，果真是孝子反愈加为难了。再退一步，亲方不嫌辛苦，子方不怕唠叨，也总归是无趣的。
看看实际的中国家庭，其情形却特别。教育时期，旧式的委之老师，新派交给学校，似乎都在省心。直到儿女长成以后，老子娘反而操起心来，最习见的，是为儿孙积财，干预他们的恋爱与婚姻，这都是无益于己，或者有损于人的玩意儿。二疏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真真是名言，可是老辈里能懂得而相信这个意思的有几个，至于婚姻向来是以父母之命为成立的条件的，更容易闹成一团糟，这是人人所知的。他们确也有苦衷，大爷太不成，不得不护以金银钞票，大姑娘太傻不会挑选姑爷，老太爷老太太只好亲身出马了。这是事实上的困难，却决不能推翻上述的论旨，反在另一方面去证明它。这完全是在当初负责时期不尽其责的原故，换言之，昨儿欠了些贤明，今儿想学聪明也不成了。教育完全成功以后，岂有不能涉世，更岂有不会结婚的，所以这困难决不成为必须干涉到底的口实。
聪明人的特性，一是躲懒，一是知趣，聪明的父母亦然。躲懒就是有所不为，说见上。知趣之重要殆不亚于躲懒。何谓知趣？吃亏的不找账，赌输的不捞本，施与的不望报。其理由不妨列举：第一，父母总是老早成立了，暮年得子女的奉侍固可乐，不幸而不得，也正可以有自娱的机会，不责报则无甚要紧。不比慈是小孩子生存之一条件。第二，慈是父母自己的事，没有责报的理由。第三，孝逆而难，责报是不容易的。这两项上边早已说过。第四，以功利混入感情，结果是感情没落，功利失却，造成家庭鄙薄的气象，最为失算。试申说之。
假使慈当作一般的慈爱讲，中国家族，慈亲多于孝子恐怕没有问题的。以这么多的慈亲为什么得不到一般多的孝子呢？他们有的说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啦，有的说都是你们这班洪水猛兽干的好事啦，其实都丝毫不得要领。在洪水猛兽们未生以前，很古很老的年头，大概早已如此了，虽没有统计表为证。根本的原因，孝只是一种普通的感情，比起慈来有难易顺逆之异，另外有一助因，就是功混利于感情。父母虽没有绝对不慈的（精神异常是例外），可是有绝对不望报的吗？我很怀疑这分数的成数，直觉上觉得不会得很大。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明显地表现狭义的功利心。重男轻女也是一旁证，儿子胜于女儿之处，除掉接续香烟以外，大约就数荣宗耀祖了。若以纯粹的恋爱为立场，则对于男女为什么要歧视如此之甚呢？有了儿子，生前小之得奉侍，大之得显扬，身后还得血食，抚养他是很合算的。所持虽不甚狭，所欲亦复甚奢，宜有淳于髡之笑也。他们只知道明中占便宜，却不觉得暗里吃亏。一以功利为心，真的慈爱都被功利的成分所搀杂，由搀杂而仿佛没落了。本来可以唤起相当反应的感情，现在并此不能了。父责望于子太多，只觉子之不孝；子觉得父的责望如此之多，对于慈的意义反而怀疑起来。以功利妨感情，感情受伤而功利亦乌有，这是最可痛心的。虽不能说怎样大错而特错，至少不是聪明的办法呢。
聪明的父母，以纯粹不杂功利的感情维系亲子的系属，不失之于薄；以缜密的思考决定什么该管，什么恕不，不失之于厚。在儿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积极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以后最需要的是消极的不妨碍。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这是聪明，这也是贤明。他们有了健全的人格，能够恰好地应付一切，不见得会特别乖张地应付他们的父母，所以不言孝而孝自在。
解答题已经完了，读者们早已觉得，贤明与聪明区别难分，是二而一的。聪明以贤明为张本，而实在是进一步的贤明。天职既尽，心安理得，在我如此，贤明即聪明也；报施两忘，浑然如一，与人如此，贤明又即聪明也，聪明人就是老实人，顶聪明的人就是顶老实的人，实际上虽不必尽如此，的确应当是如此的。
一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渐（1）
——丰子恺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陂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哑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甚么强烈的刺激。
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坐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
“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的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一九二五年
做了父亲（1）
——叶圣陶
假若至今还没儿女，是不是要同有些人一样，感着人生的缺憾，心头总是有这么一桩失望牵萦着的？
我与妻都说不至于吧；一些人没儿女感着缺憾，因为他们认为儿女是他们分所应得，应得而不得，失望是当然；也许有人说没儿女便是没有给社会尽力，对于种族的绵延不曾负责任，那是颇堂皇冠冕的话，是随后找来给自己解释的理由，查问到根柢，还是个不得所应得的不满足之感而已；我们以为人生的权利固有多端，而儿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内，所以说不至于。
但是儿女早已出生了，这个设想无从证实。在有了儿女的今日，设想没有儿女，自觉可以不感缺憾；倘今日真个还没儿女，也许会感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惆怅吧，这是说不定的。
教育是专家的事业，这句话近来几成口号，但这意义仿佛向来被承认的。然而一为父母就得兼充专家也是事实。非专家的专家担起教育的责任来，大概走两条路：一是尽许多不需要的心，结果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一是结与一个“无所有”，本应在儿女的生活中充实些什么的，却并没有把该充实的充实进去。
自家反省，非意识地走着的是后面的一条，虽然也像一般父亲一样，被一家人用作镇压孩子的偶像，于没法对付时，便“爹爹，你看某某！”这样喊出来；有时被引动了感情，骂一顿甚至打一顿的事情也有；但收场往往像两个孩子争闹似的，说着“你不那样，我也不这样了”的话，其意若曰彼此再别说这些，重复和好了吧。这中间积极的教训之类是没有的。
不自命为“名父”的，大多走与我同样的路。
自家就没有甚么把握，一切都在学习试练之中，怎么能给后一代人预先把立身处世的道理规定好了教他们呢？
学校，我想也不是与儿女有甚么了不起的关系的。学一些符号，懂得一些常识，交几多朋友，度几多岁月，如是而已。
以前曾经担过忧虑，因为自家是小学教员出身，知道小学的情形比较清楚，以为像模像样的小学太少了，儿女达到入学年龄时将无处可送。现在儿女三个都进了学校，学校也不见得特别好，但我毫不存勉强迁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学才把儿女送去，这无异看儿女作特别珍贵特别柔弱的花草，所以须保藏在装着热汽管的玻璃花房里。特别珍贵么，除了有些国家的贵胄华族以外，谁也不肯给儿女作这样的夸大口吻。特别柔弱么，那又是心所不甘的，要抵挡得风雨，经历得霜雪，这才欢喜。——我现在作这样想，自笑以前的忧虑殊无谓。
何况世间为生活所限制，连小学都不得进的也很多，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学校好坏于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关系呢？——这样想时，以前的忧虑尤见得我的浅陋了。
我这方面既给与一个“无所有”，学校方面又没甚么了不起的关系，这就拦到了角落里，儿女的生长只有在环境的限制之内，用他们自己的心思能力去应付一切。这里所谓环境，包括他们所有遭值的事故人物，一饮一啄，一猫一狗，父母教师，街市田野，都在里头。
父亲真欲帮助儿女，仅有一途，就是诱导他们，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若去请教专家的教育者，当然，他将说出许多微妙的理论，但要义恐怕也不外乎此。
可是，怎样诱导呢？我就茫然了。虽然知道应该往那一方向走，但没有走去的实力，只得站住在这里，搓着空空的一双手，与不曾知道方向的并没有两样。我很明白，对儿女最抱歉的就在这一点。将来送不送他们进大学倒没有关系。因为适宜的诱导是在他们生命的机械里加燃料，而送进大学仅是给他们文凭、地位，以便剥削别人而已（有人说振兴大学教育可以救国，不知如何，我总不甚相信，却往往想到这样不体面的结论上去）。
他们应付环境不得其当甚至应付不了时，定将怅然自失，心里想，如果父亲早给与点帮助，或者不至于这样无所措吧；这种归咎，我不想躲避，也是不能躲避的。
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
一语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
所谓人间所谓社会虽然很广漠，总直觉地希望它有进步。而人是构成人间社会的。如果后代无异前代，那就是站住在老地方没有前进，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时光，已属不妙。或者更甚一点，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试问人间社会经得起几回这样的七折八扣呢！凭这么想，我希望儿女必须胜似我。
爬上西湖葛岭那样的山便会气喘，提十斤左右重的东西行一二里路便会臂酸好几天，我这种身体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们有强壮的身体。
人家问一句话一时会答不出来，事故当前会十分茫然，不知怎样处置或判断，我这种心灵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们有明澈的心灵。
讲到职业，现在做的是笔墨的事情，要说那干系之大，自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于是仿佛觉得并非无聊。但是能够像工人农人一样，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么？没有！自家却使用了人家所生产的切实应用的东西，岂不也成了可羞的剥削阶级？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只供掩饰丑脸，聊自解嘲而已，别无意义。这样想时，更菲薄自己，达于极点。我希望他们不同我一样：至少要能够站在人前宣告道，“用了我们的劳力，产生了切实应用的东西，这里就是！”其时手里拿的是布匹米麦之类；即使他们中间有一个成为玄学家，也希望他同时铸成一些齿轮或螺丝钉。
一九三○年十一月作
（选自《未厌居习作》，1936年12月初版）
无为（1）
——王蒙
有时候我争分夺秒地忙着。有时候我做一顿猫食要用半个钟头，有时候我自磨一次豆浆用掉四五十分钟。更不要说听上两个小时的唱片，看上一个半小时的胡诌乱侃的警匪片了。我的孩子问我：“您怎么这样津津有味地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呢？”我答：“无意义就是它们最大的意义。如果我整天生活在我所热衷的某种意义之中，这种意义就会膨胀、爆炸、‘异化’，我说不定会被这种意义整趴下。人生是丰富的嘛！”孩子恍然。
老一代革命家确实比后辈辛苦得多。前人种树，后人歇凉。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安定团结要求着正常的生活气氛，正常的生活气氛有利于安定团结。紧张的工作要求着也衬托着轻松的休息，勤劳的一周以幸福的周末终结。二者相辅相成。我勤劳，我也理应轻松，这里有人生的真谛。在充实的人生中能够适度地轻松，这是学问，这是胸襟，这是艺术，这是谋略，这也是信心和气度。一个又能勤劳又能轻松的人，他活得很有点滋味喽！
1992年3月无为。
一位编辑小姐要我写下一句对我有启迪的话。我想到了两个字，只有两个字：无为。
我不是从纯消极的意思上理解这两个字的。无为，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做，而是不做那些愚蠢的、无效的、无益的、无意义的，乃至无趣无味无聊，而且有害有伤有损有愧的事。人一生要做许多事，人一天也要做许多事，做一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并不难，难的是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比如说自己做出点成绩并不难，难的是绝不嫉妒旁人的成绩。还比如说不搞（无谓的）争执，还有庸人自扰的得得失失，还有自说自话的自吹自擂，还有咋咋呼呼的装腔作势，还有只能说服自己的自我论证，还有小圈子里的吱吱喳喳，还有连篇累牍的空话虚话，还有不信任人的包办代替其实是包而不办、代而不替，还有许多许多的根本实现不了的一厢情愿及为这种一厢情愿而付出的巨大的精力和活动。无为，就是不干这样的事。无为就是力戒虚妄，力戒焦虑，力戒急躁，力戒脱离客观规律、客观实际，也力戒形式主义。无为就是把有限的精力时间节省下来，这样才可能做一点事，也就是有为。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无为方可与之语献身。
无为是效率原则、事务原则、节约原则，无为是有为的第一前提条件。无为又是养生原则、快乐原则，只有无为才能不自寻烦恼。无为更是道德原则，道德的要义在于有所不为而不是无所不为。这样，才能使自己脱离低级趣味，脱离鸡毛蒜皮，尤其是脱离蝇营狗苟。
无为是一种境界。无为是一种自卫自尊。无为是一种信心，对自己，对别人，对事业，对历史。无为是一种哲人的喜悦。无为是一种对主动的保持。无为是一种豁达的耐性。无为是一种聪明。无为是一种清明而沉稳的幽默。无为也是一种风格呢。
1992年逍遥。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这样喜欢逍遥二字。是因为字形？两个“走之”给人以上下纵横的运动感，开阔感。是因为字音？一个阴平，一个阳平，圆唇与非圆唇元音的复合韵母，令我们联想起诸如遥遥，迢迢，昭昭，萧萧，淼淼，骄骄，袅袅，悄悄……都有一种美。
不知道对庄周，对“文化革命”中不参加“斗争”的一派，“逍遥”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从《说文》到《辞海》对“逍遥”有些什么解释。反正对我个人，它基本上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态度，把生活，事业，工作，交友，旅行，直到种种沉浮，视为一种丰富、充实、全方位的体验；把大自然，神州大地，各色人等，各色物种，各色事件视为审美的对象，视为人生的大舞台，从而获取一种开阔感，自由感，超越感。
自己丰富才能感知世界的丰富，狭隘与偏执者的世界只是一个永远钻不出去的洞穴。
自己好学才能感知世界的新奇，懒汉的世界只是单调的重复。
自己善良才能感知世界的美好，阴谋家的四周永远是暗箭陷阱。
自己坦荡才能逍遥地生活在天地之间，蝇营狗苟者永远一惊一乍，提心吊胆。
因为逍遥，所以永远不让自己陷入无聊的人事纠纷中，你你我我、恩恩怨怨、抠抠缩缩、嘀嘀咕咕，这样的人至多能取得蚊虫一样的成就——嗡嗡两声，叮别人几个包而已。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1）
——俞平伯
这是一个讲演的题目，去年在师大附中讲的。曾写出一段，再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就此丢开。这次所写仍不惬意，写写耳。除掉主要的论旨以外，与当时口说完全是两件事，这是自然的。
照例的引子，在第一次原稿上写着有的，现在只删剩一句：题目上只说父母如何，自己有了孩子，以父亲的资格说话也。卫道君子见谅呢，虽未必，总之妥当一点。
略释本题，对于子女，懂得怎样负必须负的责任的父母是谓贤明，不想负不必负的责任是谓聪明，是一是二，善读者固一目了然矣，却照例“下回分解”。
先想一个问题，亲之于子（指未成年的子女），子之于亲，其关系是相同与否？至少有点儿不同的，可比作上下文，上文有决定下文的相当能力，下文则呼应上文而已。在此沿用旧称，尽亲之道是上文，曰慈；尽子之道是下文，曰孝。
慈是无条件的，全体的，强迫性的。何以故？第一，自己的事，只有自己负责才合适，是生理的冲动，环境的包围，是自由的意志，暂且都不管。总之，要想，你们若不负责，那么，负责的是已死的祖宗呢，未生的儿女呢，作证婚介绍的某博士某先生呢，拉皮条牵线的张家婶李家母呢？我都想不通。第二，有负全责的必要与可能，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担负不了的。决定人的一生，不外先天的遗传，后天的教育。遗传固然未必尽是父母的责任，却不会是父母以外的人的。教育之权半操诸师友，半属诸家庭，而选择师友的机会最初仍由父母主之。即教育以外的环境，他们亦未始没有选择的机会。第三，慈是一种公德，不但须对自己，自己的子女负责，还得对社会负责。留下一个不尴不尬的人在世上鬼混，其影响未必小于在马路上啐一口痰，或者“君子自重”的畸角上去小便。有秩序的社会应当强迫父母们严守这不可不守，对于种族生存有重大意义的公德。
这么看来，慈是很严肃的，绝非随随便便溺爱之谓，而咱们这儿自来只教孝不教慈，只说父可以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却没有人懂得即使子不孝，父也不可不慈的道理；只说不孝而后不慈，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却不知不慈然后不孝，天下更无不是的儿女，这不但是偏枯，而且是错误，不但是错误，而且是颠倒。
孝是不容易讲的，说得不巧，有被看做洪水猛兽的危险。孝与慈对照，孝是显明地不含社会的强迫性。举个老例，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弃天下如敝屣，孝之至矣；皋陶即使会罗织，决不能证舜有教唆的嫌疑。瞽瞍这个老头儿，无论成才不成才，总应当由更老的他老子娘去负责，舜即使圣得可以，孝得可观，也恕不再来负教育瞽瞍的责任；他并没有这可能。商均倒是他该管的。依区区之见，舜家庭间的纠纷，不在乎父母弟弟的捣乱，却是儿子不争气，以致锦绣江山，丈人传给他的，被仇人儿子生生抢走了，于舜可谓白璧微瑕。他也是只懂得孝不懂得慈的，和咱们一样。
社会的关系既如此，就孝的本身说，也不是无条件的，这似乎有点重要。我一向有个偏见，以为一切感情都是后天的，压根儿没有先天的感情。有一文叫做感情生于后天论，老想做，老做不成，这儿所谈便是一例。普通所谓孝的根据，就是父母儿女之间有所谓天性，这个天性是神秘的，与生俱生的，不可分析的。除掉传统的信念以外，谁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我们与其依靠这混元一气的先天的天性，不如依靠寸积铢累的后天的感情来建立亲子的关系，更切实而妥帖。详细的话自然在那篇老做不出的文章上面。
说感情生于后天，知恩报恩，我也赞成的。现在讨论恩是什么。一般人以为父亲对于子女，有所谓养育之恩，详细说，十月怀胎，三年乳哺，这特别偏重母亲一点。赋与生命既是恩，孩子呱呱坠地已经对母亲，推之于父亲负了若干还不清的债务，这虽不如天性之神秘，亦是一种先天的系属了。说我们生后，上帝父亲母亲然后赋以生命，何等的不通！说我们感戴未生以前的恩，这非先天而何？若把生命看做一种礼物而赋予是厚的馈赠呢，那么得考量所送礼物的价值。生命之价值与趣味恐怕是永久的玄学上的问题，要证明这个，不见得比证明天性的存在容易多少，也无从说起。亲子的关系在此一点上，是天行的生物的，不是人为的伦理的。把道德的观念建筑在这上面无有是处。
无为（2）
当然不仅逍遥。也有关心，倾心，火热之心。可惜，只配逍遥处之的事情还是太多太多了。不把精力浪费在完全不值得浪费的方面，这是我积数十年经验得来的最宝贵的信条。
1992年安详。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
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忿忿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有定的时候少。
常常抱怨旁人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
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
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
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
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对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为你的狂妄恣肆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戏看了。
安详属于强者，骄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
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夸赞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开果没有按自己要求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您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
童年常听到一句俗话，形容一个人气急败坏为“急得抓蝎子”。如果您对，急什么？如果您差劲，越急越没有用。动不动摆出一副抓蝎子的样子，以为这种样子可以动人唬人，实属可叹可恶。《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就是个动辄“抓蝎子”的人，我要以她为戒。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至少不必自己活得那么痛苦，也给旁人带来那么多不快。
1992年凝思。
我喜欢凝视，我以为凝视也许能带来长久的温习。
也许是永远的记忆。
一朵莲花，纯洁得动人，一池水，温柔无语。荷叶平静豁达，饱经世事却仍然孩子般坦诚，全无遮蔽。水面上的游虫，很有章法地蠕动着肢体，我行我素地有趣。
古老的青蛙，以漠然的平静思考着。
石桥石坊，青白方整，玲珑如戏。回廊九曲，如柱脱漆，犹有没有你我时的字迹。好柔媚的字啊，如舞女的身体。
不要走，不要改变地位，就这样看一眼，再看一眼，看一个小时，再看一个小时。我不要别的角度，我不要别的景致，我不要重叠和淡化，只要这一个景，这一幅画永远保留在我的心里。
我只希望，分手之后，告别之后，我仍然能想起你，想起便如见的清晰。
已经起身了，还要回头，还要回眸，还要再一次地看你，记你，得到你。
……而这一切都失算了。回忆没有清晰，冥想没有清晰，内观照没有清晰。凝视是不会被忘却的，凝视是不会被记住的。既没有永久的凝视，也没有永久的清晰。
已经记不起形状的莲花，别来无恙吗？
顺着简陋的、摇摇晃晃的木梯下去，是湖。被树木围绕的，说小也不小的湖。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2）
亲子间的天性有无既难定，生命的单纯赋与是恩是怨也难说，传统的名分又正在没落，孝以什么存在呢？难怪君子人惴惴焉有世界末日之惧。他们忽略这真的核心，后天的感情。这种感情并非特别的，只是最普通不过的人情而已。可惜咱们亲子的关系难得建筑在纯粹的人情上，只借着礼教的权威贴上金字的封条，不许碰它，不许讨论它，一碰一讲，大逆不道。可是“世衰道微”之日，顽皮的小子会不会想到不许碰，不许讲，就是“空者控也，搜者走也”的一种暗示，否则为什么不许人碰它，不许人讨论它。俗话说得好：“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
人都是情换情的，惟孝亦然。上已说过慈是上文，孝是下文，先慈后孝非先孝后慈，事实昭然不容驳辩。小孩初生不曾尽分毫之孝而父母未必等他尽了孝道之后，方才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地去抚育它，便是佳例。所以孝不自生，应慈而起，儒家所谓报本反始，要能这么解释方好。父母无条件的尽其慈是施，子女有条件的尽其孝是报。这个报施实在就是情换情，与一般的人情一点没有什么区别。水之冷热饮者自知，报施相当亦是自然而然，并非锱铢计较一五一十，亲子间真算起什么清账来，这也不可误会。
孝是慈的反应，既有种种不等的慈，自然地会有种种不等的孝，事实如此，没法划一的。一个人对于父母二人所尽的孝道有时候不尽同。这个人的与那个人的孝道亦不必尽同。真实的感情是复杂的，弹性的，千变万化，而虚伪的名分礼教却是一个冰冷铁硬的壳子，把古今中外付之一套。话又说回来，大概前人都把亲子系属看作先天的，所以定制一块方方的蛋糕叫做孝：我们只承认有后天的感情，虽不“非孝”，却坚决地要打倒这二十四孝的讲法。
我的说孝实在未必巧，恐怕看到这里，有人已经在破口大骂，“撕做纸条儿”了。这真觉得歉然。他们或者正在这么想：父母一不喜欢子女，子女马上就有理由来造反，这成个甚么世界！甚么东西！这种“生地蛮■打儿”的口气也实在可怕。可是等他们怒气稍息以后，我请他们一想，后天的关系为什么如此不结实？先天的关系何以又如此结实？亲之于子有四个时期：结孕，怀胎，哺乳，教育，分别考察。结孕算是恩，不好意思罢。怀胎相因而至，也是没法子的。她或者想保养自己的身体为异日出风头以至于效力国家的地步，未必纯粹为着血胞才谨守胎教。三年乳哺，一部分是生理的，一部分是环境的，较之以前阶段，有较多自由意志的成分了。至离乳以后，以至长大，这时期中，种种的教养，若不杂以功利观念，的确是一种奢侈的明智之表现。这方是建设慈道的主干，而成立子女异日对他们尽孝的条件。这么掐指一算，结孕之恩不如怀胎，怀胎之恩不如哺乳，哺乳之恩不如教育。越是后天的越是重要，越是先天的越是没关系。
慈之重要既如此，而自来只见有教孝的，什么缘由呢？比较说来，慈顺而易，孝逆而难，慈有母爱及庇护种族的倾向做背景——广义的生理关系——而孝没有；慈易而孝难。慈是施，对于子的爱怜有感觉的张本，孝是报，对于亲之劬劳，往往凭记忆想象推论使之重现；慈顺而孝逆。所以儒家的报本反始，慎终追远论，绝非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是立意虽不错，方法未必尽合。儒家的经典《论语》说到慈的地方已比孝少得多，难怪数传以后就从对待的孝变成绝对的孝。地位愈高，标准愈刻，孝子的旌表愈见其多而中间大有《儒林外史》的匡超人在，这总是事实罢。他们都不明白尽慈是教孝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却无条件地教起孝来，其结果是在真小人以外添了许多的伪君子。
慈虽为孝的张本，其本身却有比孝更重大的价值。中国的伦理，只要矫揉造作地装成鞠躬尽瘁的孝子，决不想循人性的自然，养成温和明哲的慈亲，这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相当重大的关系。积弱之因，这未必不是一个。姑且用功利的计算法，社会上添了一个孝子，他自己总是君子留点仪刑于后世，他的父母得到晚年的安享，效用至多如此而已，若社会上添一慈亲，就可以直接充分造就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一方面致力于社会，一方面又可以造就他的子女的子女，推之可至无穷。这仍然是上下文地位不同的原故。慈顺而易，孝逆而难，这是事实；慈较孝有更远大的影响，更重大的意义也是事实。难能未必一定可贵。
境由心造
——罗兰
一个人的处境是苦是乐常是主观的。
有人安于某种生活，有人不能。因此能安于自己目前处境的不妨就如此生活下去，不能的只好努力另找出路。你无法断言哪里才是成功的，也无法肯定当自己到达了某一点之后，会不会快乐。有些人永远不会感到满足，他的快乐只建立在不断地追求与争取的过程之中，因此他的目标不断地向远处推移。这种人的快乐可能少，但成就可能大。
苦乐全凭自己判断，这和客观环境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正如一个不爱珠宝的女人，即使置身在极其重视虚荣的环境，也无伤她的自尊。拥有万卷书的穷书生，并不想去和百万富翁交换钻石或股票。满足于田园生活的人也并不艳羡任何学者的荣誉头衔，或高官厚禄。
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你的性情就是你的命运。各人有各人理想的乐园，有自己所乐于安享的花花世界。
我的精神家园（1）
——王小波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当然，这故事余下的部分就很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当时我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此外，人有兄长是好的。虽然我对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无异议。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人活着当然要做一番事业，而且是人文的事业；就如有一条路要走，假如是有位老学究式的人物，手执教鞭戒尺打着你走，那就不是走一条路，而是背一本宗谱。我听说前苏联就是这么教小孩子的：要背全本的普希金、半本莱蒙托夫，还要记住俄罗斯是大象的故乡（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里说了很多）。我们这里是怎样教孩子的，我就不说了，以免得罪师长。我很怀疑会背宗谱就算有了精神家园，但我也不想说服谁。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虽然我对他的事业一窍不通，但我觉得他和我是一头儿的。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假如说，读者兜里的钱是有数的，买了别人的书，就没钱来买我的书，所以要灭掉别人，这个我倒能理解，但上述说法不见得有如此之深奥。假如真有这么深奥，我也不赞成——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既然如此，就必须解释我写文章（包括这篇文章）的动机。坦白地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司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5年11月30日《北京青年报》
定期地让自己清零（1）
——潘石屹
人活到了而立之年、活到了三四十岁之后，头脑中一定会有各种世俗的看法、固有的观念，有各种各样的污染。正是这种污染使我们的生命不再年轻，让我们丧失了许多的创造力和生命的生机。人们开始担心失去已有的名誉、地位和各种关系的资源，要放弃这些东西，让自己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变成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正是这种担心和可怕，越来越使人变得世俗，阿谀奉承、不求上进，千方百计地在讨好着这个世界，一步步地失去着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失去了人性中最有创造力的东西。
有一位北大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哈佛大学的校长来北京大学时，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年他向学校请了三个月的假，然后告诉自己的家人，不要问我去什么地方，我每星期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然后这位校长就去了美国南部的农村，去农场干活，去饭店刷盘子。在田地做工时，背着老板吸支烟，或和自己的工友偷偷地说几句话，都感到很高兴。最后他在一家餐厅，找了一个刷盘子的工作，只工作了四小时，老板与他结了账，对他讲：老头，你刷盘子太慢了，你被解雇了。这位校长回到哈佛后，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工作环境，但感到换了另外一个天地：原来在这个位置上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荣誉。这三个月的生活，重新改变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让自己复了一次位，清了一次零。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放弃自己已有的东西，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几年前，我们几个年轻人下海、办公司之时，借邓公南巡的东风，让我们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一批，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舞台”。短短的几年，资本规模迅速扩大，在商界也成为了人人都在议论的奇迹。伴随而来的是各种荣誉、拍马屁、合伙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三十岁出头的人，应该摆脱这种状态，要离开这个公司，重新把自己放在最原始的状态，让自己重新开始。另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有人把我成功归结为运气好，并定量地总结了六个好运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成功似乎不是来自于权势，必然就是来自于好的运气。我更看重的是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培养。所以我下定决心，要让自己重新成为一无所有的状态，锻炼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刚一离开，许多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合伙人给我开了一个批判大会，主题是正本清源。我马上提出抗议，这位合伙人也很坦率，对我讲：“把你的名字借我，我骂你一年后，等我的威信树立起来后，等公司稳定后，我再也不会骂你了。”似乎是我的错误，我太吝啬，一个小小的名字都不愿借给别人用一用。胆小的同事不敢与我往来了，见风使舵，拍马屁的小人更是远离我而去。白天我并没有感到有多痛苦，但每到晚上，总是不断地重复着一个梦，梦见许多人在流泪，不让我离开，在不断地喊：“我们需要你！”我也在不断地流泪。等到醒来后，总是发现枕头上有不少的泪水。
最近，我把这个梦讲给了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她解释说，做这个梦不是他们需要你，而是你太孤单了，你需要他们。这个梦重复了许多个夜晚，终于有一天，我病倒了，流了一身的虚汗，休克倒在了卫生间。等我醒来后，体力有些恢复，我打电话给在国外的老婆，她马上通知在北京一位姓王的大姐来照顾我。这次经历，对我的心理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真正勇敢地让自己回到了人性最原始的状态。心理强大了，意志变得坚强了。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活得真实、要活得自然。不要怕失去自己身边的东西，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千方百计地去媚世、媚俗，也媚雅。有位歌星叫王菲，总是给观众翻白眼，自己唱自己的歌，不与观众交流，我行我素，大家还很喜欢她，都认为她“酷”，为什么？我们需要自我的、有个性的东西，需要真实的东西。现在有些人下岗了，被裁员了，有人似乎感到天要塌下来了。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几十年的计划体制，把人们惯懒了、惯坏了、惯出了许多的惰性，当我们回到原始状态时，我们一定会感到生活是很美好的。
前不久，我们写了一本《茶满了》的小册子，有好几位朋友问我们，为什么茶满了不好？为什么人的大脑中沉淀的东西越多越不好？我说，我们只有让自己处在一种空灵的状态，处在一种没有负担的状态，处在一种没有污染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像一个空杯子一样，给杯子里装进智慧，装进创造力。如果一个杯子满了，没有空间了，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的杯子。
大多数人在选择时，参照的标准总是看别人是不是做过，别人做过的事情才放心，但这只能是重复，不会有创造力和新的生命力。
咸也好，淡也好
——林清玄
一个青年为着情感离别的苦痛来向我倾诉，气息哀怨，令人动容。
等他说完，我说：“人生里有离别是好事呀！”
他茫然的望着我。
我说：“如果没有离别，人就不能真正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离别从这个观点看，是好的。”
我们总是认为相聚是幸福的，离别便不免哀伤。但这幸福是比较而来，若没有哀伤作衬托，幸福的滋味也就不能体会了。
再从深一点的观点来思考，这世间有许多的“怨憎会”，在相聚时感到重大痛苦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没有离别这件好事，他们不是要永受折磨，永远沉沦于恨海之中吗？
幸好，人生有离别。
因相聚而幸福的人，离别是好，使那些相思的泪都化成甜美的水晶。
因相聚而痛苦的人，离别最好，雾散云消看见了开阔的蓝天。
可以因缘离散，对处在苦难中的人，有时候正是生命的期待与盼望。
聚与散、幸福与悲哀、失望与希望，假如我们愿意品尝，样样都有滋味，样样都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高僧弘一大师，晚年把生活与修行统合起来，过着随遇而安的生活。有一天，他的老友夏丐尊来拜访他，吃饭时，他只配一道咸菜。
夏丐尊不忍的问他：“难道这咸菜不会太咸吗？”
“咸有咸的味道。”弘一大师回答道。
吃完饭后，弘一大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夏丐尊又问：“没有茶叶吗？怎么喝这平淡的开水？”
弘一大师笑着说：“开水虽淡，淡也有淡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能表达弘一大师的道风，夏丐尊因为和弘一大师是青年时代的好友，知道弘一大师在李叔同时代，有过歌舞繁华的日子，故有此问。弘一大师则早就超越咸淡的分别，这超越并不是没有味觉，而是真能品味咸菜的好滋味与开水的真清凉。
生命里的幸福是甜的，甜有甜的滋味。
情爱中的离别是咸的，成有成的滋味。
生活的平常是淡的，淡也有淡的滋味。
我对年轻人说：“在人生里，我们只能随遇而安，来什么品味什么，有时候是没有能力选择的。就像我昨天在一个朋友家喝的茶真好，今天虽不能再喝那么好的茶，但只要有茶喝就很好了。如果连茶也没有，喝开水也是很好的事呀！”
对待生命的态度（1）
——俞敏洪
每天都有让人不高兴的事情发生，每天也都有让人高兴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让我们不高兴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永远快乐不起来了。今年圣诞节，在一年的辛劳之后，我决定带家人到夏威夷度假，为了更好地安排度假，我在老婆孩子飞到夏威夷之前，先从中国飞到了夏威夷。到达夏威夷是早上八点钟，我到宾馆准备登记入住，结果被告知宾馆要到下午两点钟才能入住，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我是多么想进房间睡一觉啊，但是不行，只能背着行李在路边游荡，走进一家早餐点吃了点早餐，也不知道吃着什么了，就想拉肚子，好不容易转了几圈才找到厕所，差点憋不住；幸亏我随身带了弗哌酸，最后终于止住了拉肚子；下午两点再回到宾馆，终于拿到了宾馆的钥匙，我预定的是海景房，结果到房间向外面一看，要把脖子伸得像长颈鹿才能够看到海的一角，于是重新拿着钥匙气冲冲地找到宾馆的经理，经理再三道歉但表示所有的房间都已住满，我在着急之中没了办法说加点钱也可以。经理听了马上就说尽量协调，在离开了半小时后（估计去休息了半小时），回来告诉我只要我每天增加20美元就能够住更好的海景房，我只能一咬牙掏了钱。到了房间，终于能够看到大海了，心情也舒畅了一些。接着我连接房间里的网线，想要上网开始工作，这时的北京，刚好是早上九点钟上班的时间，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联络，结果打开网络，需要我支付每天15美元才能够使用；中国的很多宾馆现在宽带早就免费了，这里却要付15美元，简直有拦路抢劫的感觉；但工作不能耽误，只能乖乖付钱。下午五点钟去租了一辆车，希望晚上能够开车去接老婆孩子，为了熟悉路径，就开车到外面转悠，没想到却迷了路，一边开车一边找路，一不小心挡住了另外一辆车的去路，对方又摁喇叭又骂娘，弄得我在心里把对方掐死了好几回，可脸上还得挂着道歉的笑容。老婆孩子坐的飞机原定晚上11点到，我上网查了航班信息也没有延时的通告，于是在十点半开车到了机场，结果进去一看航班延误了三个小时，要深夜一点半才能到；我只能再回到宾馆等待，困得半死也不敢睡着，怕睡着了醒不过来耽误了接机的时间，熬到晚上一点又开车上机场，终于等来了飞机落地，见到了老婆孩子；我们一起在行李带边上等待行李，结果行李带又出了问题，行李被卡在里面就是下不来，折腾了半小时才取出行李；回宾馆的路上，光顾和老婆说话，忘了汽车的速度，结果发现一辆警车闪着灯跟在后面，靠边停车，警察下来走到我面前说我超速了，还好，训了我几句没有罚款就让走了；回到宾馆我整个人都瘫痪掉了，但孩子们却很兴奋，硬是不肯睡觉，到凌晨四点，大家才开始昏昏睡去，结果第二天早上八点多就被敲门声弄醒了，原来晚上忘了在门外挂“请勿打扰”的牌子，清洁工早早就来打扫房间了。你说我这一天过得什么乱七八糟的，没享受到度假，倒是弄了一身的疲劳和一肚子的鸟气。
但是，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上面的陈述，只是我夏威夷第一天经历的痛苦版本，下面是我这一天的喜悦版本。那天早上，飞机飞到夏威夷的上空，我在机窗里看到了鲜红的朝霞在天边升起，把很多云彩染得像一朵朵玫瑰花，在飞机落地之前，我看到了清晨中整个夏威夷岛的美丽景色，珍珠港也展现在我的眼底；飞机稳稳地落在了夏威夷国际机场，我迎着早上透明的阳光走下了飞机。出海关时，没有什么人排队，所以很快就过了关，而且那个美国海关官员脾气很好，祝我圣诞快乐，一边让我摁手印一边和我友好聊天，因此你觉得摁手印也就不再那么让人难堪了；出关以后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宾馆，司机一边开车一边向我介绍夏威夷的情况，我还没到宾馆就已经有了一个好向导告诉我哪里是最好玩的地方，车沿着海边开，一路上到处都是好风光，白云挂在山头，海鸟飞在蓝天；到了宾馆，由于住客很多，我不能马上入住，于是我在海边找了一家咖啡店，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海上远处帆船点点，近处白浪滔天；喝着咖啡，悠闲地读着从国内带来的《读者》，看眼前人来人往，心里有说不出的宁静；在结账时，我问女服务生能否多坐一会，女服务生给我投来迷人的一笑，不但允许我坐，而且又给我送来了一杯免费的咖啡，身心顿感惬意，想起了中国某个诗人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坐了一会儿，肚子感到不舒服，上了厕所回来，窃喜自己随身带了拉肚子的药，吃下两片后感觉很好，很快就又坐在海边欣赏风景了；几个小时在不经意中就过去了，下午两点才依依不舍站起来去取房间的钥匙。进房间后发现我预定的海景房见不到海，于是又跑到登记处找经理换房，经理一脸难色，我就和他说：你看，我好不容易才来夏威夷一趟，花了那么多钱，就是为了请老婆来玩，让老婆以后对我好一点，今天又是圣诞节，如果我老婆来了，发现房间不好，她的心情就会不好，她的心情不好，我的心情就会不好，你也是个男人，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结果经理大为感动，帮我折腾了半小时，终于换上了一间景色心旷神怡的房间。在房间里的阳台上能够看到很远处的大海，觉得争取了一下权利正是很值得；下午租了一辆车，开车到马路上转悠了一番，结果迷了路，还挡住了别人的车，被人骂了一顿，心里尽管有点不痛快，但同时也学到了几句用英语骂人的话，下次美国人挡我的路也可以回骂，不亦快哉！回到宾馆，看看离接机的时间还早，就决定到海里去游泳一会儿，居然发现海里有很多鱼和我同时在游，我又惊奇又惊喜，没想到这么一个热闹的地方，对自然的保护这么好，鱼也不怕人人也不怕鱼，不也快哉！上岸吃了晚饭后，到飞机场接老婆孩子，本来他们应该11点到，但飞机晚点了三小时；我从机场重新回到宾馆处理了几十封E-Mail，安排了很多工作，为自己的分秒必争感到很自豪；处理完工作，我的假期将会变得更加轻松；晚上一点钟，我再次开车上机场，深夜的火奴鲁鲁，变得宁静而安详；在机场出口，我看到儿子女儿第一个向我冲来，我一手接住一个，心中的快乐难以言表；在回宾馆的路上，由于得意忘形开车超速被警察截住，但当警察发现我一车行李一车孩子时，脸上露出了微笑，说让我小心开车，好好度假，并祝我们圣诞快乐，说这次罚款就免了，下次注意，使我从心里油然升起一股温暖，对警察的印象大大改变。回到宾馆孩子们兴奋得睡不着，在床上活蹦乱跳，于是我也蹦跳起来，和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喜在其中。
写了上面两个版本的夏威夷的经历，你可能要问哪一种心情是我的真实经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写上面的文字，并不是为了向大家说明我到过夏威夷，也不是为了向大家表明我在夏威夷一天的痛苦和快乐；我只想说明即使在一天之内，我们也能够深刻地感知生命的存在，有生命就会有生命的痛苦，但也会有生命的喜悦；如果我们执著于生命的痛苦，我们的生命就会痛苦不堪，如果我们专注于生命的喜悦，我们的生命可能就会充满愉悦。其实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生命中经受了多少痛苦和喜悦，而是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只有在正确的态度下，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才能够集结为生命的丰富和伟大，也才能够知道如何处理日常生命中的喜怒哀乐。
说了这么多，我无非想告诉你，我在二零零七年圣诞节的这一天，可以过得很不快乐，也可以过得很快乐。我在这一天选择了快乐，所以第二个版本是我的真实心情；我还想告诉你，快乐不快乐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不能被别人的行为所左右；用你的心来决定你是选择快乐还是不快乐吧。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作出决定，也许对日常生活中细小事情的决定和态度，就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心扉
——刘墉
假使心有扉，这心扉必是随着年龄而更换的。
十几岁的心扉是玻璃的，脆弱而且透明，虽然开着，但是里面的人不断向外张望，外面的人也能窥视门内。
二十几岁的心扉是木头的，材料讲究，而且雕饰漂亮，虽然里外隔绝，但只要爱情的火焰，就能将之烧穿。
三十几岁的心扉是防火的铁门，冷硬而结实，虽然热情的火不易烧开，柔情的水却能渗透。
四十几岁的心扉是保险金库的钢门，重逾千斤且密不透风，既耐得住火烧，也不怕水浸，只有那知道暗码，备有钥匙的人，或了不得的神偷，才能打得开。
《萤窗小语》
闲话做人（1）
——铁凝
在我所熟悉的一条著名峡谷里，很有些吸引游客的景观：有溶洞，有天桥，有惊险的“老虎嘴”，有平坦的“情侣石”，有粉红的海棠花，有蜇人的蝎子草，还有伴人照相的狗。
狗们都很英俊，出身未必名贵，但上相，黄色卷毛者居多。狗脖子里拴着绸子、铃铛什么的，有颜色又有响声，被训练得善解人意且颇有涵养，可随游客的愿望而做出一些姿势。比如游客拍照时要求狗与之亲热些，狗便抬爪挽住游客胳膊并将狗头歪向游客；比如游客希望狗恭顺些，狗便卧在游客脚前做俯首贴耳状。狗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亲热和恭顺，久而久之它们的恭顺里就带上了几分因娴熟而生的油滑，它们的亲热里就带上了几分因疲惫而生的木然。当镜头已对准它与它的合作者——游客，而快门即将按动时，就保不准狗会张开狗嘴打一个大而乏的哈欠。有游客怜惜道：“看把这些狗累的。”便另有游客道：“什么东西跟人在一块儿待长了也累。”
如此说，最累的莫过于做人。做人累，这累甚至于牵连了不谙人事的狗。又有人说，做人累就累在多一条会说话的舌头。不能说这话毫无道理：想想我们由小到大，谁不是在听着各式各样的舌头对我们各式各样的说法中一岁岁地长大起来？少年时你若经常沉默不语，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怕是有些呆傻；你若活泼好动，定有人会说这孩子打小就这么疯，长大还得了吗？你若表示礼貌逢人便打招呼，说不定有人说你会来事儿；你若见人躲着走说不定就有人断言你干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你长大了，长到了自立谋生的年龄，你谋得一份工作一心想努力干下去，你抢着为办公室打开水就可能有人说你是为了提升；你为工作给领导出谋献策，就可能有人说你张八儿，说你就会显摆自己能。遇见两位熟人闹别扭你去劝阻，可能有人说你和稀泥，若你直言哪位同事工作中的差错，还得有人说你冒充明白人。你受了表扬喜形于色便有人说你肤浅，你受了表扬面容平静便有人说你故作深沉。开会时话多了可能是热衷于表现自己，开会时不说话必然是诱敌出动城府太深。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眼含热泪可能是装腔作势，适逢激动人心的场面你没有热泪就肯定是冷酷的心。你赞美别人是天生爱奉承，你从不赞美别人是目空一切以我为中心。你笑多了是轻薄，你不笑八成有人就说整天像谁该着你二百吊钱。你尽可能宽容、友善地对待大家，不刻薄也不委琐，不轻浮也不深沉，不瞎施奉承也不目空一切，不表现自己也不城府太深，不和稀泥也不冒充明白人。遇事多替他人着想，有一点儿委屈就自己兜着让时光冲淡委屈带给你的不悦的一瞬。你盼望人与人之间多些理解，健康、文明的气息应该在文明的时代充溢，豁达、明快的心地应该属于每一个崇尚现代文明的人。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如此旁人便挑不出毛病，便没有舌头给你下定语，这时有舌头会说你“会做人”。
从字面上看，“会做人”三个字无褒义也无贬义，生活中它却是人们用多了用惯了用省事儿了的一个对人略带贬义的概括。甚至于有人特别害怕别人说他会做人，当自己被说成“真不会做人”时倒能生出几分自得。好像会做人不那么体面，不会做人反倒成了响亮堂皇的人生准则。细究起来这种说法至少有它不太科学的一面：若说“会做人”是指圆滑乖巧凡事不得罪人，这未免对“人”的本身存有太大偏见，人在人的眼中就是这样？那么“不会做人”做的又是什么呢？若是以“葡萄是酸的”之心态道一声“咱们可不如人家会做人”，以此来张扬自己的正直，也未免有那么点幼稚的自我欣赏，更何况用“不会做人”来褒扬真正的品德本身就含有对人的大不敬。
记得有位著名美国作家在给他亲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确如你所言成了一个名作家，但我还没有成长为一个人。”此话曾给我极大震动，使我相信学会做一个人本是人生一件庄严的事情。这里所讲的做人并非指曲意逢迎他人以求安宁稳妥，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以求从容潇洒；既不是唯唯诺诺，也不是有意与他人別扭。正如同攻击有时不是勇敢，沉默也并不意味着懦弱。真正的做人其实是灵魂和筋肉直面世界的一种冶炼，是它们历经了无数喜乐哀伤、疲累苦痛之后收获的一种无畏无惧、自信自尊、踏实明净的人生态度。那时你不会因自己的些许进步兴奋得难以自制，也不会因他人的某项成功痛苦得彻夜难眠。真正的做人当然还包括着在正直前提下人际关系的良好与融洽，卡耐基就说过他事业的成功百分之七十是靠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当你真正获得了如此做人境界，“累”又从何而来呢？若说学会做人太累，那么生为人身偏有意不去做人不是更累嘛。若说做人累就累在舌头上（这包括了听別人舌头的自由转动和我们自己舌头的自由转动），我倒同意伊索对舌头的评价，他说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舌头，最坏的东西也是舌头。这位智者还无奈地说就是上帝也无法拴住人的舌头。舌头的功能已有定论，似舌头们的议论这等区区小累又何足挂齿呢。
所以我要说，不管这世上存在着多少拴不住的舌头（包括本人的一条），不管做人有着怎样的困苦艰辛，学会做人将永远是我一个美丽的愿望。世界上最坏的是人，最好的也是人啊！我太愿意做人了，从未设想过做人以外的其他什么。
我相信就是怜悯狗之累的那几位游人，恐怕也不会有抛弃人类的向往。当我们把思绪和注意力从市面流行的以“会做人”与“不会做人”来区分人之优劣、从舌头是好还是坏为题的不休争论中超脱出来，人类一定会更加健康地成长，我们的舌头和我们的心一定会因充盈了更多有价值的事情而生机盎然。
一九九三年
小生命
——刘墉
对的，后天的感动！当你在人世浮沉，爱过、恨过、奉献过、负情过、承受过，就如同吃了太多、饮得太过的人，再经一番风浪颠簸，心头有着难抑的翻搅，是不吐不快的。
尤其当中年以后，感觉身体逐渐衰老，死亡的阴影远远出现，自己的亲长又一一消逝的时候，因为对死亡的认知，愈肯定了生的价值。
抱着怀里的小生命，你知道当他生龙活虎，自己已经衰老；自己看不到的未来、登不上的星球，那小生命都可能代表你去看、去经历。
你也可能告诉自己，千万要保养着，不可早逝，免得这个小生命失去依靠；或是喃喃地对孩子说：当有一天父母的行动迟缓，便要倚仗你有力的手了！
当然，你也可能知道，愈晚得来的孩子，与他在一起的时日便愈短。但是，你不会怨恨他回馈你的时间不多，反而更珍视你们的每一个日子。
《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
工作与人生（1）
——王小波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系副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举例来说，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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