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敬业》·八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明杨鼎熙撰。鼎熙字缉庵，京山人。崇祯庚午举人。是书专为举业而作，径以时文之法诂经。又删去《曾子问》、《明堂位》、《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九篇。宋人《礼部韵略》，凡字出丧礼者不载，已为纰谬，然未敢删《经》也。至明代而丧礼不命题，士子亦遂弃而不读。如鼎熙辈者，汨于俗学，乃并《经》文去之。时文盛而经义荒，此亦一验矣。宋人亦以《檀弓》为丧礼，故“何居”之“居”，《韵略》不载，杨伯嵒《九经韵补》欲增之。此篇独有《檀弓》，盖以坊选古文多录之，以为有资於八比，故不敢去也。
△《读礼记略记》·四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周易略记》，已著录。是书以一篇为一卷，每段之下附以注，无注亦存《经》文。其研究典物，有裨於实义者仅十之一，馀皆诠释文句而已。至於三年一禘、五年一祫之说，谓不可信，考证尤疏。惟前有《三礼总论》，言异同之故，乃颇有可采。
△《檀弓评》·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牛斗星撰。斗星字杓司，杭州人。是编每章皆摘录陈澔《集说》，而以评语载於上阑，如唐韩愈、宋谢枋得、元吴澄、明杨慎、茅坤诸家悉采入之，而谢氏之说独多。
△《礼记提纲集解》·四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邱元复撰。元复字汉标，号嵋庵，诸城人。是书不列《经》文，但如时文之式，标某章某节题目，随文衍义，以陈氏《集说》为主。盖经生揣摩弋获之本也。前有李焕章《序》。焕章以淹通名，未必肯序此书，或托名欤？
△《礼记疏略》·四十七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录。沐於《易》、《诗》、《书》、《春秋》皆有完书。此《经》则但有《礼运》、《礼器》、《乐记》、《学记》四篇。其馀乃武进王渭、登封冯五典、上蔡李范世及其从子煓所分注，而沐总其成。书内又有张燧、张烒所注者，《内则》一篇，则又全用陈澔注。庞杂凑泊，无复体例。《自序》谓他经皆疏略，《五经》阙一不可。又谓“耄矣倦於勤，不得已，会同志而属之以分注”云云。夫诂经本著所心得，何必务取足数乎？
△《礼记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为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每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所注多袭陈澔之文，而简略弥甚。如《月令》：“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於参保介之御间。”世沐释元日曰上辛，释元辰曰郊后吉日。
今考《正义》：“甲乙丙丁等谓之日，郊用上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谓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蔡邕《独断》曰：“青帝以未腊卯祖，赤帝以戌腊午祖，白帝以丑腊酉祖，黑帝以辰腊子祖，黄帝以辰腊未祖。”是皆祭之用元辰，与用元日异者也。今世沐知元日为上辛，而不知元辰之为亥日，但云郊后吉日，是并未考《正义》也。又《月令》：“令百工审五库之量。”世沐云：“库门设此五库。”今考《玉海》引《三礼义宗》曰：“因其近库，即以为名，非即於库门设此五库也。”《周书·作雒篇》“应门库台元阃”，盖谓库门亦为台门之制。
《公羊传注》：“礼，天子诸侯台门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此两观、一观之地，岂遂以为可设五库乎？又《玉藻》曰：“日中而馂，奏而食。”世沐云：“疑朝食无乐，至日中馂馀乃用乐劝饫。”今考《膳夫》曰：“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卒食，以乐彻於造。”此非谓馂馀之食也，而侑食皆有乐，故《玉藻》孔《疏》曰：“言馂馀之时，奏乐而食。”馂尚奏乐，即朝食奏乐可知。此义甚显，而世沐疑其无乐，疏矣。观其《自序》，世沐手录此稿时，年七十四矣，可谓耄而好学，而其书如是。盖讲学家之谈经，类以训诂为末务也。
△《礼记偶笺》·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与所为《学礼质疑》相表里，皆欲独出新义，而多不能自通。如谓《士丧礼》所云乘车、道车、稾车即是遣车，则士亦有遣车，郑《注》谓士无遣车误。又谓牲体不载於遣车。今考《杂记》：“遣车，疏布輤，四面有章。”《注》：“輤其盖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阴翳牢肉。”而《既夕》记荐乘车，鹿浅幦、干笮、革靾，载旟，缨辔、贝勒，县於衡。但称鹿幦，则仅覆式之章，而无四面之章可知。又凡丧车之有輤者，《经》文必特著之。《杂记》曰：“其輤有裧，缁布裳帷。”又曰：“大夫以布为輤。”又曰：“士輤蒲席以为裳帷。”其於遣车，亦特著曰布輤。《士丧礼》经文於乘车详及幦、笮、靾、旃、及缨辔、贝勒之细，而不著輤及四面之章，则异於遣车明矣。又《士丧礼》：“乘车载皮弁，道车载朝服，稾车载蓑笠。”而《杂记》曰：“遣车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载粻。”盖载牲兼载粻也，与载皮弁、朝服、蓑笠不同。乃斯大谓遣车载粻而不载牲，乌知载皮弁、朝服之车又岂容兼载粻乎？又郑注“置於四隅”，谓以此遣车置於椁之四隅。故《周礼·巾车》云：“大丧饰遣车。”郑亦云：“使人以次举之，以如墓。”盖遣车小，故可以人举之，置诸椁中。即斯大亦信其说。
若《士丧礼》之乘车、道车、稾车，贾《疏》云：“此三车皆当有马，故有缨、辔、勒。”则非人力之所能举而椁之所能容也，与遣车安得合而为一？《檀弓》曰：“诸侯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是遣车载牲之明证。乃斯大谓个与介通，七乘、五乘乃视七介、五介之数。今考《杂记》曰：“遣车视牢具。”《注》：“言车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体之数也。遣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车。”
据此，则《杂记》所云“牢具”，即《檀弓》所云七个、五个。惟遣车载牢具，故其数视牢具。其牢具有七个、五个，故《檀弓》有七乘、五乘。斯大乃谓遣车不载牲，於《檀弓》、《杂记》显相剌谬。《特牲礼》曰：“佐食盛肵俎，俎释三个。”郑《注》：“个犹枚也。”《有司彻》曰：“乃摭于鱼腊俎，俎释三个。”《士虞礼》曰：“举鱼腊俎，俎释三个。”《少仪曰》：“太牢则以牛左肩臂臑九个。”是个为牲体，诸经凿凿。斯大於《檀弓》乃废个之正文而从介之借读，影响甚矣。斯大又谓《杂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以上间月卒哭。若亦间日虞，则终虞与卒哭相去日远，於《檀弓》所言“必於是日也接”不合。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后或间五日，或七日，或九日。今考《檀弓》曰：“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归。”《注》曰：“有所用接之处，礼所谓他用刚日也。”贾疏《丧服小记》：“赴葬者，赴虞三月而后卒哭。彼据士礼而言，速葬速虞而后，卒哭之前，其日尚赊，不可无祭，谓之为变。大夫以上依时葬，及虞者后卒哭，虽远，其间不复祭。”据此，则大夫以上虞与卒哭异月，本是常礼，为赴葬、赴虞者设，并不为大夫以上虞、卒哭异月设也。然则虞、卒哭不相接，於大夫以上何嫌哉？《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故再虞、次虞，止间日一举。
若间五日、七日、九日一举，则与弗忍离之意太远。又《丧服》章：“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注》：“凡天子、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诸侯无大功，主於大夫、士也。”据此，大夫於虞讫受服，《经》明云三月受服，则大夫之卒哭自在五月，而初虞自在三月明矣。斯大谓大夫以上虞必与卒哭之日相接，因延虞期以下就卒哭之月，殊属臆测。又斯大谓鲁有周庙，即頖宫也。鲁立頖宫之学，以后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后人因頖宫祀文王，故以周庙为文王之庙。今考《文王世子》：“必释奠於先圣、先师。”
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又曰：“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师。”郑注《周礼》曰：“凡有道有德者，使教国子，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此先师之类也。斯大谓鲁頖宫以后稷为先圣，文王为先师，未之前闻也。又考《襄公十二年传》曰：“吴王寿梦卒，临於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於外，同姓於宗庙，同宗於祖庙，同族於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於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於周公之庙。”杜《注》“宗庙，所出王之庙。”又考《檀弓》：“兄弟吾哭诸庙。”若頖宫则郑《礼器注》所谓郊之学也。为同姓哭临，不应在郊学，则周庙非頖宫明矣。《昭十八年传》：“郑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庙。”岂亦曰頖宫乎？是其尤不可通者也。其他若谓周每年时祭皆祫，《仪礼》、《觐礼》与《曲礼》天子当宁而立曰朝，本是一礼。深衣十二片，四片属於内衽，四片属於外衽。
其误已於所为《仪礼商》、《学春秋随笔》、黄宗羲《深衣考》中辨之。至谓祭天之圜丘即《觐礼》之方明坛，则尤骇见闻，不足深诘已。
△《曾子问讲录》·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载许輶以下诸人质问之辞，而各为之答。大抵掊击郑《注》、孔《疏》，独标己见。其中决不可通者，如《经》文：“壻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壻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曰：“女之父母已葬，壻家使人请，女家不许，壻然后别取，礼也。”盖孔氏以女家不许而男别取，与男家不许而女别嫁，互文见义。奇龄则谓壻辞婚后，女家复请重理前说，而男家反故以馀哀未忘，弗敢即取，然后女家徐徐嫁之。谓仍嫁此壻，弗别嫁也。殆因何孟春《馀冬序录》深疑此记之有讹，故奇龄解以此说。然案之《经》文，全不相合。夫读古人书，当心知其立言之意，而不可拘滞於其辞。《礼记》此文，盖为届婚期而遭丧者，男或以中馈之乏主，不能待其女免丧，而先议别取。女或以摽梅之过期，不能待其壻免丧，而先议别嫁。故圣人明为之制，使必待三年免丧而后请。明未三年免丧以前，不容有异说也。使必待壻不取而后别嫁，必待女不嫁而后别取，明苟非壻不取、女不嫁，则断无别嫁、别取之理也。然则所谓壻不取、女不嫁者，乃充类至义之尽，要以必无之事，犹晋文公曰“待我二十五年而后嫁”耳。
何必作是曲说哉？况《左传》载齐桓公出蔡姬，蔡人嫁之。魏犨以嬖妾属其子曰：“必嫁之。”则嫁之为别嫁，明矣。何得解为仍嫁此壻，弗别嫁也？是皆横生臆见，殊不可从。惟谓三月庙见为庙见舅姑，谓除丧不复昏为不复行昏礼数条，尚能恪守《经》文《注》义，不为谲变之说耳。
△《礼记详说》（无卷数，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冉觐祖撰。觐祖有《易经详说》，已著录。其《自序》谓明太祖时专以《注》、《疏》衡士，及成祖始用陈氏《集说》。考《元史·选举志》，仁宗皇庆中，已以《礼记注疏》取士，不始於明。觐祖考之未审也。其书於《注》、《疏》录十之五，兼采卫湜、吴澄、郝敬及诸家之说，大旨取足与陈澔《集说》相发明者。《自序》谓坊本诸讲，其标宗旨、剔字句、顺口吻、联脉络、化板为圆，亦足醒人心目，故编检而分载之，附先儒后。则其作书之旨，大略可知已。
△《礼记章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大意，谓《礼记》由汉儒掇拾而成，章段繁碎，说者往往误断误连，当分章以明其义，故曰“章义。”
其说谓如《曲礼》“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当通下父子、兄弟二条为章，”
儗人必於其伦”当通下君大夫、士庶各条为章。又有本非一篇而牵合为篇者，如《经解》之“天子”以下，《聘义》之“问玉”之属。有简篇互错者，如《射义》篇首之“射必先燕”节，当是领起《燕义》、《乡饮酒义》之总辞。《燕义》篇首之“秋合诸射”节，当是领起《射义》之辞。逐条讨论，时有所见。至於孔氏之不丧出母及降妇人而后行礼诸条，皆徵引《仪礼》以驳前人之谬，亦间有考证。较之陈澔所注，固为稍密，而大致循文推衍者多。如《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此自孔子没后之事，兆锡乃注曰：“岂其未闻教之初则然欤？”是未详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也。疏略如是，而动辄排击郑、孔，谈何容易乎？
△《校补礼记纂言》·三十六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元吴澄原本。国朝朱轼重订。澄有《易纂言》，轼有《周易传义合订》，皆已著录。是书篇目、注释，一仍原刻。惟轼有所辨定发明者，以“轼案”二字为别，附载於澄注之末，然不及十分之一二。其中间有旁涉他文者。如注《曲礼》“左青龙而右白虎”一节云：“轼按此节，一首绝好古诗。‘急缮其怒’四字，摹写入神。予尝阅兵，壁垒森严，旌旗四匝，中建大纛，鼓停金静，寂无人语。
已而风动大纛，如惊鸿乍起，急不可引。又如雷声，山鸣谷应，奔涛骇浪，澎湃冲击。乃知‘急缮其怒’四字之妙。”殆偶有所见，即笔於书，后来编录校刊之时失於删削欤？
△《戴记绪言》·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以《礼记》多出汉儒，不免有附会古义之处，而郑康成以下诸家，又往往牵合穿凿以就其说，乃参考诸经，旁采众说以正之。每篇各以小序为纲，而逐字逐句条辨於后。然自信太勇，过於疑经疑传，牵合穿凿，亦自不能免也。
△《礼记类编》·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元沧编。元沧字麟洲，仁和人。康熙丁酉副榜贡生。以修书议叙，官文昌县知县。是书取《礼记》四十七篇分类排纂，先五典，次五礼，而冠以《通论》、《广论》。《通论》兼礼、乐，《广论》分敬、仁、行、学、治、政六条目。末附诸礼仪节。如《曲礼》毋不敬”至“乐不可极”数语，列於《广论》敬之首，“贤者狎而敬之”至“直而勿有”数语，列於《广论》行之首，“夫礼者所以定亲疏”至“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数段，列於开卷《通论》礼之首，颇为繁碎。《自序》云：“割截《经》文，各依门类，先儒有行之者。”且谓“此书非诵习之书，而考索之书也。诵习则《檀弓》有《檀弓》之文，《缁衣》有《缁衣》之文。考索则《曲礼》有《内则》之事，《内则》有《少仪》之事”云云。其书盖取检阅之便，然而《经》文变为类书矣。
△《学礼阙疑》·八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莲撰。青莲字华岳，襄城人。是书皆补正陈澔《礼记集说》之讹漏，凡有所辨定者咸著於篇，其无所疑者则不载焉。始於雍正戊申，至乾隆己未，仅成七卷，自《曲礼》至《奔丧》篇止。末一卷则其弟青芝所续成也。其驳陈氏之误者，如“入临不翔”，《集说》“临，哭也”，青莲则引《周礼注》“以尊适卑曰临”以驳之，谓“临”当解作“莅”；“礼不下庶人”，《集说》从黄氏之误续“大夫抚式，士下之”之下，此谓先儒俱合下“刑不上大夫”为一节，辞句对属：皆颇有所据。其拾陈氏之遗者，如“黄冠草服及好田好女者亡其国”，《集说》俱云未详，此引《周礼注》及先儒旧说以补之，亦多可取。然详於议论，而略於考据，又时时横生臆说。如以丧服之免为明之网巾，与吴廷华之以免为即今之衬冠，同一杜撰也。
△《檀弓论文》·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濩孙撰。濩孙字邃人，高邮人。雍正庚戌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是书专论《檀弓》之文，故圈点旁批，以栉疏其章法、句法之妙。每章之下，复缀以总评，亦附注其文义。其《凡例》谓《檀弓》有益举业，凡制义中大小题格局法律无一不备。是为时文而设，非诂经之书也。
△《礼记章句》·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编前有康熙戊戌《自序》，盖其未通籍时所辑也。案《礼记》诸篇之分类，自刘向《别录》首肇其端。如以《内则》属子法，《文王世子》属世子法，《曲礼》、《少仪》、《王制》、《礼器》、《玉藻》、《深衣》属制度之类，今孔《疏》篇目犹备载之。其后魏有孙炎，复改易旧本，以类相从。而唐魏徵亦以《戴记》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上之秘府。其书今皆不传。至宋朱子，尝与吕祖谦商订三《礼》编次，欲取《戴记》中有关於《仪礼》者附之《经》，其不系於《仪礼》者仍别为《记》。
其大纲存於文集，而晚年编次《仪礼经传通解》，则其条例与前所订又有不同。
元吴澄作《三礼叙录》，别《投壶》，《奔丧》补《仪礼》之《经》，《冠》、《婚》、《乡饮》、《燕射》、《聘义》为《仪礼》之《传》。其馀三十六篇，为《通礼》者九，为《丧礼》者十有一，为《祭礼》者四，为《通论》者十二。
此则启运是书之所本也。然启运之意，则以朱子《经传通解》一书中丧祭二礼续诸黄氏，其於《礼记》不为完书，而伪本吴澄《考注》，分合增减，尚多未安。
惟国初芮城所定三十八篇，名《礼记通识》。其条分规合，远过伪吴氏本。然於启运之意，犹有异同。因复更其后先，补其阙略，定为四十二篇。以《大学》、《中庸》冠於首，《明伦》、《敬身》、《立政》次之，《五礼》又次之，《乐》又次之，《通论》又次之。其移易章次，如《深衣篇》全附入《玉藻》内，而又取《少仪》之句以附之。《服问篇》全附入《小记》内。《檀弓》则分其半合诸《问丧》、《三年问》、《间传》、《丧服四制》而总谓之《丧义》。《郊特牲》则分其半入《礼器篇》内，而其半分入《冠》、《昏》、《祭义》。其馀补附参合，或章或句，尚非一处。盖与刘向《别录》之以全篇分类者，大不同矣。
△《礼记汇编》·八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编取《礼记》四十九篇，自以己意排纂，分为三编。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曰《圣贤训拾遗》；次以《大学》、《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遗》、《诸子拾遗》；又次以《乐记》。中编括《记》中礼之大体，曰《诸儒纪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编聚列《记》中琐节末事及附会不经之条，曰《纪录杂闻》。
其意盖欲别勒一经，踞汉儒之上。然自孙炎以来弗能也。况心敬乎？
○附录△《夏小正解》·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世溥撰。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前明诸生。是编总题曰《榆墩集选》，盖其集中之一卷也。其注“鸣蜮”曰：“凡释者贵以迩言土名通之。释紥以宁县，释蜮以屈造，是犹释荇菜以接余弥令人不可解矣。”其注“匽之兴，五日翕，望乃伏”曰：“六字以为夏五可也。”是亦不务奥僻，不尚穿凿之旨。然注“爽死”
以为爽鸠祭鸟，恐古文虽奥，不至此。解“俊风”为俊美之风，是又未考《尚书大传》“时有俊风，俊者大也”之文，而以意解之矣。
△《夏小正注》·一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砚北易钞》，已著录。《夏小正》一书，原载《大戴礼》中，自《隋志》始别为一卷。宋傅崧卿始分别经传而为之注。朱子沿用其例，稍加考定，附於《仪礼经传通解》中，而未言所本。元金履祥亦未见傅氏之书，遂以为朱子旧本，采附《通鉴前编》夏禹元年下，而句为之注，与《传》颇有异同。国朝济阳张尔岐合辑《传》、《注》为一编，附以己说。叔琳以《传》、《注》多相重复，乃汰其繁芜，以成是注，亦以己说附之。其称“传”者，《大戴礼》之文。其称“注”者，履祥之说。注中称“张氏曰”者，尔岐说。称“案”
者，叔琳说也。其中如改“种黍菽糜”作“菽穈而下“菽穈”作“菽麋”；“鹿人从”，引《易》“即鹿从禽”；“丹鸟、白鸟”不主萤火、蝙蝠及蚊蚋之说；以匽为蝉；以“纳卵蒜”为二物：皆与旧说不同。至“鸣蜮”《传》中“屈造”之属，引《淮南子》“鼓造”之文，谓为虾蟆，则牵合甚矣。
△《大戴礼删翼》·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是编节录《大戴礼记》而自为之注。其孙奭跋其后曰：删翼者，因旧本而删其繁冗，翼其义理者也。删其繁冗，如《保傅篇》删去魏公子无忌等文。翼其义理，如《礼三本篇》据《荀子》“利爵”以正“利省”之误是也。
有注在《家语》而从略者，如《王言》、《五义》、《五帝德》、《盛德》等篇是也。有注在《礼记》而从略者，如《哀公问》、《礼察》、《曾子大孝》、《朝事》、《投壶》等篇是也。有注在《仪礼》外编而略互见其义者，如《夏小正》、《武王践阼》等篇是也。有旧本无注而笺解者，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圆》与《少间》、《本命》等篇是也。”其述兆锡之意颇悉。然古书存者仅矣，翼可，删不可也。
△《夏小正诂》·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诸锦撰。锦有《毛诗说》，已著录。是编解《夏小正》之文。或采他说，或出己意，欲仿郑玄之说《檀弓》、《注》简於《经》，故所注最略。然颇断以臆见。如“正月雉震呴”，此自感阳气而震动。旧解谓雷在地中，人不闻而雉闻之，已为穿凿。锦乃断“雉”为一句，“震”为一句，“呴”为一句，意训震为雷。正月安得有雷乎？“鸡孚粥”读粥如字，解为祝鸡声，引韩愈诗“群雌粥之”为证。然则“二月出初俊羔，助厥母粥”，亦解粥为祝鸡声乎？古文简奥，传写多讹，固不必一一强为之辞。必欲尽通之，则不凿不止耳。
──右“礼类”《礼记》之属四十一部，五百五十四卷，内一部无卷数，《附录》四部，七卷，皆附《存目》。
卷二十五 经部二十五
○礼类存目三
△《礼经奥旨》·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郑樵撰”。考其文即《六经奥论》之一卷也。《六经奥论》本危邦辅托之郑樵。此更伪中作伪，摘其一卷，别立书名以炫世。曹溶漫收之《学海类编》中，失考甚矣。
△《三礼考》·一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宋真德秀撰”。诸家书目不著录，惟曹溶《学海类编》载之。书止五页，引程朱诸儒之说凡九条，条下系以案语。然案语内引元泰定中邱葵更定《周礼》，又引吴澄《三礼考注》，德秀何由得见之？其伪不待言矣。
△《三礼考注》·六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据《尚书·周官篇》以改《周礼》六官之属。分《大司徒》之半以补《冬官》，而《考工记》别为一卷。《仪礼》十七篇为正经，於《大、小戴记》中取六篇为《仪礼》逸经，取十六篇为《仪礼》传。别有《曲礼》八篇。然澄作《尚书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据《周官》以定《周礼》。即以澄《三礼叙录》及《礼记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经义混淆，先后矛盾者，不一而足。虞集作澄《墓志》，宋濂《元史》澄本传，皆不言澄有此书。
相传初藏庐陵康震家，后为郡人晏璧所得，遂掩为己作，经杨士奇等钞传改正。
然士奇《序》及成化中罗伦《校刻序》皆疑其为璧所作，则当时固有异论矣。士奇又言：“闻诸长老，澄晚年於此书不及考订，授意於其孙当，当尝为之而未就。”
朱彝尊《经义考》言：“曾购得当所补《周官礼》，以验今书，多不合。”又张尔岐《蒿菴闲话》曰：“愚读《仪礼》，偶得吴氏《考注》，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其不用郑、贾者四十馀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授祭肺’四字为有功於经，馀皆支离之甚。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云，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
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於逸经八篇，序详列其目，《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霤》、《禘於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本书次第，略见於此。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云云，然则是书之伪，可以无庸疑似矣。
△《二礼经传测》·六十八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
明湛若水撰。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乙丑进士，历官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从孔子“曲礼三千，经礼三百”之说，故曰“二礼”。以《戴记》《曲礼》附以《少仪》为《曲礼》上经三卷，以《仪礼》为下经十七卷，《冠义》等十六篇为《仪礼正传》十六卷，《王制》等二十三篇为《二礼杂传通传》二十三卷，又别分小戴《郊特牲》等五篇与大戴《公符》等四篇为《仪礼逸经传》。每节各为章旨，标目殊伤烦碎，所注亦皆空谈。
△《庙制考议》（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总论凡七义，附录七十七图。
其中如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世室乃七庙，其说主郑康成《注》。惟《书·咸有一德》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则似商以前已有七庙，无以为解。乃谓自太甲逆溯至相土为七世，所谓七世之庙专指相土。今考《鲁语》曰：“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将观列祖之德，何远不及契，近不及汤，而独举相土？
又考《殷本纪》，相土以下曰昌若、曰曹圉、曰冥、曰振、曰微、曰报丁、曰报乙、曰报丙、曰主壬、曰主癸、曰汤、曰太丁、曰太甲，自太甲逆溯至相土十四世。而本谓太甲上溯相土为七世，其说舛谬。盖缘伪古文《尚书》之言七庙，致生穿凿。不知《吕氏春秋》引《商书》实作“五世之庙”，无庸如是牵合也。本又谓禘非审谛昭穆，惟有功德而庙不毁者，则当禘於所出之祖庙，而以受命之祖配之。《长发》之《诗小序》曰：“大禘也”，而述契及相土以至於汤，是特审谛其贤君而以汤配也。今考《鲁语》曰：“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祭法》曰：“冥勤其官而水死，以死勤事则祀之。”是汤以上，惟微、冥得永列祀典，而未闻商人列诸不毁之庙。今本谓相土有功德而庙不毁，拟於三宗，殊为疏舛。况相土本在毁庙之列，而《长发》为大禘之诗，得及相土，则毁庙、未毁庙之主皆得与矣。此正可以折本之说，而本反引以为难乎？至谓公刘、太王、王季庙皆不当毁，不特文、武，则益不经矣。本又斥朱子考妣同祫之说，谓禘祫男主得入，女主不得入，故周公营洛邑，特立文、武庙，父子同庙，而其庙无妣主。
今考《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传》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礼也。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於同盟，不祔于姑，则弗致也。”据此，则夫人薨于寝、殡於庙、赴于同盟、祔于姑者，皆得以禘致太庙矣，何得云妣主不得与於禘祫乎？《祭统》：“铺筵设同几，为依神也。”
郑《注》：“同之为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据此，则凡祭皆有配明矣。《洛诰》：“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又曰：“王入太室，祼。”孔《传》曰：“王宾异周公杀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庙亲告也。”据云皆至其庙，则祭文、武别庙可知。本何得云父子同庙？《雝诗序》：“禘太祖也。”郑《笺》：“太祖谓文王。”而其诗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则明以文母配也。本又何得谓洛邑之文庙独无文母乎？本又谓七庙之制，太祖居中，昭不必居左，穆不必居右，古人以右为尊，当於太祖庙之东，平行以次而东为四亲庙。今考庙以昭穆为左右，虽不见於经。然考《周礼·冢人》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注》曰：“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则昭穆分左右之明证也。故贾《疏》即以墓之昭穆推庙之昭穆。今本谓庙之昭穆皆在祖庙之中，又何以解於墓之昭穆别左右乎？又考《匠人》曰：“左祖右社。”贾《疏》引《祭义》注云：“周尚左。”又考《桓二年》：“取郜大鼎於宋，纳於太庙。”
何休云：“文家左宗庙，尚尊。”据此，则於王宫之外立祖庙与社稷既尚左，而立祖庙与群庙则又尚右，何同一地而所尚顿异耶？真无据之谈也。本又谓禘祫在太庙，容主多，则太庙宜大。高祖以下群庙，仅容考妣足矣，故其制小。《周礼·祭仆》言“小丧复于小庙”，《隶仆》言“大丧复於小寝、大寝”是也。今考《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定八年》：“冬十月辛卯，禘於僖公。”则《春秋》禘祭有于群庙者矣，而未见群庙之不容多主，则亦未见群庙之必小於太庙也。《周礼》言小寝、大寝、小庙非以规制之大小言，特以尊卑言耳。故郑《注》但云高祖以下，高祖以上。《考工记》曰：“庙门容大扃七个，於凡庙之门同。”可以知凡庙之室亦同矣，而何大小之别乎？本又不信商祖契、周祖后稷。今考《周语》明云：“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祭法》明云：“祖契而宗汤。”而本不信之，尤荒经蔑古之甚矣。其论历代庙制，若谓汉光武但当立高祖舂陵节侯以上四世庙，不当为宣、元、成、哀立庙，则明世宗《明伦大典》之说，时势所牵，又当别论者也。前明三《礼》之学，本最著称，后世儒者往往承其谬说，故举其最误者辨之，庶可得其是非之实焉。
△《三礼纂注》·四十九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贡汝成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嘉靖中官翰林院待诏。其书《周礼》六卷，主俞庭椿《冬官》不亡、散在五官之说，而变本加厉。不惟移其次第，且点窜其字句，涂改其名目，甚至於别造《经》文。后附《周礼馀》二卷，则《礼记·王制》、《月令》两篇也。《仪礼》十六卷，以《礼记·冠义》附《士冠礼》，《昏义》附《士昏礼》，《乡饮酒义》附《乡饮酒礼》，《射义》附《乡射礼》，《燕义》附《燕礼》，《聘义》附《聘礼》，《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丧服小记》四篇附《士丧服》，《问丧》、《间传》二篇附《士丧礼》，《丧大记》附《既夕礼》，《杂记》上下、《曾子问》三篇附《士虞礼》，《祭义》、《祭统》、《祭法》三篇附《有司彻》。后附《仪礼逸经》四卷，则《投壸》、《奔丧》、《文王世子》、《明堂位》四篇也。《仪礼馀》八卷，则《曲礼》上下、《内则》、《少仪》、《玉藻》、《深衣》、《大传》、《郊特牲》、《檀弓》上下十篇也。其《礼记》十二卷，所存者《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而《大学》、《中庸》不与焉。大抵亦剽朱子及吴澄诸说。其《周礼序》自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盖袭《文中子》之言，尤昧於时势。前有万历九年应天巡抚宋仪望《序》，乃诋贾、郑诸人用力愈勤，大义愈晦，而称汝成是书，周公复起不能易。傎之甚矣。
△《三礼编绎》·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邓元锡撰。元锡字汝极，南城人。嘉靖乙卯举人，万历中以翰林待诏徵，未至而卒。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以“三礼”为名，而实非历代相传之三《礼》。一曰《曲礼》，以《礼经》所载杂仪细曲者为《经》，以《表记》、《坊记》、《缁衣》为《记》。二曰《仪礼》，以十七篇为《经》，以《射义》诸篇为《记》。三曰《周礼》，以《周官》为《经》，而《考工记》、《大戴礼》、《家语》及《礼记》诸篇不可分入《曲礼》者，皆汇列於后为《记》。句下夹注，音训颇简，盖非所重。其自为发明者，则大书而附《经》文下，所谓“绎”也。
昔俞庭椿首乱《周礼》，儒者所讥。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虽列附《礼记》，而仍以《仪礼》为主，不过引经证经。至吴澄《礼记纂言》，始删削其文，颠倒其次。贡汝成因而更定三《礼》，弥为变乱纷纭，已大乖先儒谨严之意。至元锡此书，则非惟乱其部帙，并割裂《经》文，移甲入乙，别为标目分属之，甚至采掇他书，臆为窜入，古经於是乎荡尽矣。非圣人而删定六籍，不亦异乎？
△《二礼集解》·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李黼撰。黼始末未详。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为嘉靖间无锡人，亦据卷首题“锡山”、卷末题“嘉靖十六年常州府刊行”字耳，无他证也。是书以陈友仁《周礼集说》、杨复《仪礼图》为蓝本，故《周礼》以《序官》分冠各官之首，用陈氏例。《仪礼》逐节分注各章之后，用杨氏例。其说率循文笺释，罕所考证发明。陆元辅称其自出新意者（案元辅说见《经义考》），如谓“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与焉。除太宰与府史胥徒，其馀六十二人，自宫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项官也。后五官仿此”云云一条，盖欲以解设官太多之疑。然使王朝之内，事事摄官，恐亦非先王之体制。又称“疑六官之属，卿大夫之数，与《礼记·王制》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多寡不同”云云一条。不知《王制》一篇，汉文帝博士所作，各述所闻，不能比而同之，徒增轇轕也。
△《礼经类编》·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李经纶撰。经纶字大经，号寅清，南丰人。正、嘉间诸生。是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大意谓圣人之命礼有三：曰经礼也，曲礼也，制度之礼也。经礼所以接神人，曲礼所以正言行，制度之礼所以治名物。后儒昧於分辨，知有经、曲而不知有制度。故以《曲礼》、《经礼》、《制礼》三者为大纲，而各系以目。《曲礼》之目分为五：一曰《曲礼正经》、二曰《曲礼别经》、三曰《曲礼逸经》、四曰《曲礼传》、五曰《曲礼增经》。诸目中又杂分子目。
其《别经·盛德篇》，皆《大戴记》之文。《逸经》则兼采三《传》、《国语》及《说苑》、《列女传》。其所谓《增经》则全录《乡党》、《孝经》文也。
《经礼》之目亦分为五：一曰《经礼之经》，二曰《经礼之变礼》，三曰《经礼之曲礼》，四曰《经礼之制礼》，五曰《经礼之传》。然仍以吉、凶、军、宾、嘉为经，而以五者纬焉。其经文有《正经》、《析经》、《逸经》、《补经》、《增经》之别，传亦如之。《正经》者，《仪礼》之正文。《析经》者，旧混为一，今析而出之。他如郊天之采乎《家语》、藉田之采乎《国语》，则名《逸经》。
又如取《尚书·康王之诰》增天王即位礼，取《夏官·司士》之文补天王听朝礼，则名《增经》、《补经》也。《制礼》之目分为二：一曰《制礼之经》，则《王制》、《月令》、《周官》之文并《深衣》、《考工》等篇是也。二曰《制礼之传》，《学记》、《乐记》等篇是也。三大纲之后，又有《三礼通传》。谓经、曲、制度合而论者不可以强分，如《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是也。合是数者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大学》曰：“礼冒之经”，谓其规模节目之该括，如五玉之有瑁也，故其诸篇以明德、新民、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分配焉。《中庸》曰：“礼藉之经”，谓由博返约，所以为承藉，犹四圭之有邸也。其於《大学》，以止至善配焉。末又以《明堂位》、《儒行》及诸篇之疵复者别为《外记》一卷，以示区别。其条分缕析，用力亦为勤挚。然而割裂《经》文，参糅杂说，取凭胸臆，随意增删，殊失先儒谨严之意。是欲踵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而失其初旨者也。
△《三礼合纂》·二十八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怡撰。怡一名遗，字自怡，初名鹿徵，号瑶星，江宁人。前明登莱总兵官可大之子。崇祯中，袁崇焕用陈继儒之言，杀皮岛帅毛文龙，边兵乘机为变，可大死之。荫怡锦衣卫千户。李自成僣位，逼之使降，不从。自成败遁，乃逃入深山中。至康熙三十四年以寿终。是书《凡例》，称从周子雪客借卫湜《礼记集说》。雪客为周在浚字，则康熙初年所作也。其书大体仿《仪礼经传通解》，而叙次微有不同。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以《大学》、《中庸》为首，《大学》从王守仁所解古本，不用朱子改定之本。次《王朝之礼》，则首《周官》，而以《仪礼》《觐》、《聘》、《燕》、《射》诸篇附焉。其言曰：“《礼记》昉於汉儒，中间性道微言、天人奥义，时时吐露。然真赝相杂，瑕瑜不掩。如《月令》、《王制》诸篇，皆未经夫子删定者也。《周官》多操切富强之术，详於政而略於教。《仪礼》皆周旋升降之节，仪则繁而义则疏。先儒欲推二书为经，以记为传，似非定论”云云。然《仪礼》、《礼记》彼此相应，《周官》所云，颇与之远，强为通之，必成轇轕。如因是而斥《周官》，则大不可。且以《周礼》为“有政无教”，《仪礼》为“仪繁义疏”，则尤不得先王因事寓训之旨。大抵其解出於郝敬，而又益以姚江之心学。
凡先王大典，皆视为粗迹，无足怪也。又其《凡例》云：“文义会通、彼此互举者，悉照原篇，不敢割裂。”今案《仪礼》一书，有《经》有《记》，怡於《昏》、《聘》诸篇咸裁截《记》文，分附《经》次，较其发凡，亦属矛盾。惟《周官》不用俞氏《复古编》之说，差为有见耳。
△《读礼窃注》·一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国朝孙自务撰。自务字树本，号立菴，安邱人。岁贡生。是书撮举三《礼》，凡五十七条。其中间有可采者，若《释名》、《字林》皆以侄为兄弟之女称，自务引《仪礼·丧服经》“侄丈夫妇人报”，证姑於兄弟之子亦有侄称，引据颇为明确。至谓《祭法》以王考、皇考、显考、祖考各称为始祖及高、曾之别为字义不清，又斥《坊记》“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不友也”为附会孔子之言，皆以私意疑《经》，并无明证。又谓朱子以门屏之间为皋门，今检全集及各注并无此文。
若袭万斯大之论，以大社为方丘，不免好从异说。又述斯大之言曰“《曲礼》：‘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止是一礼。盖天子将入庙受觐，至宁，先下车而立。诸公於是分班朝见，以通姓名，即所谓朝也。觐礼不具，文之略也”云云。今考《仪礼》本篇未觐之前自郊劳授馆至於侯氏释币，既觐之后自三享听事至於三劳及赐车马，虽繁文曲节，无不详载。而独谓略此朝礼，殊考之未详。《郊特牲》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若天子先见诸侯於路门外，则其失甚於下堂矣。自务甚推此说，亦轻信也。观其篇首叙所见礼家诸书，寥寥无几。盖皆据理推测，而以意断制之耳。
△《稽礼辨论》·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凝撰。凝字二至，南丰人。由贡生官崇义县训导。是书凡为《论》者十六、为《辨》者六，合二十二篇。引证颇古，而考核未精。若《月令论》一篇，谓太尉不始於秦，即《国语》之元尉及《夏官》之军司马。今考《汉百官表》，太尉与大司马更置。《黄霸传》亦云：“以丞相兼之。”《续汉志》又云：“太尉，公一人。”若《夏官》之军司马，则位在小司马之下，与太尉尊卑悬绝。又《晋语》曰：“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为元尉。”韦昭《注》：“元尉，中军尉也。”又云：“知铎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为舆尉。”韦昭《注》：“舆尉，上军尉也。”盖古者三军皆有尉。《尉缭子》曰：“长伯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兵尉即《国语》之元尉、舆尉也，其职位在军将下。今凝以元尉为太尉，尤属不伦。又若《续唐仲友周礼武成孟子论》一篇，谓诸侯百里为井者万，以十井起乘。天子千里为井者百万，以百井起乘。今考井田以一甸起乘，无分天子、诸侯。《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丘，十六井也。诸侯以十六井起乘，尚乖於制，则谓以十井起乘者，不尤谬乎？又若《公路公行公族论》一篇，谓《诗》、《左传》之公行即《周礼》之诸子。《文王世子》之庶子专掌庶子之政令。《诸子》文曰“掌国子之倅”，对適子与母弟言之，故云副贰也。今考《诸子职》又云：“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於太子。”《周礼》全经凡称国子者，无不统有適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保氏》“养国子以道”，《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皆是也。
今凝独以诸子所帅之国子为妾子，与全经无一可通。且凝既知诸子即庶子，而《文王世子》曰：“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太庙。”郑《注》：“正室，適子也。”是庶子明掌適子之政，而凝乃误以国子之倅为適子母弟之副贰，遂误以诸子所掌惟妾子之政，使合於《左传》之公行。不特不会郑《注》“倅”字之义，且并《周礼》全经及《文王世子》之文亦皆乖剌矣。又若《十二章服辨》一篇，谓郊天未至泰坛，先服狐白裘，次加衮服，为裼衣，衮服上加大裘，狐白与黑羔相为表里，即《家语》所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是也。当祀之时，脱裘而服狐白及衮，即《家语》所云“既至泰坛，王脱裘”是也。今考《司服》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如凝之说，则是服狐白裘而冕矣。又《玉藻疏》引刘氏说，凡六冕之裘皆用羔；引熊氏说，谓六冕皆用狐青裘。盖冕服皆玄，羔及狐青裘色亦玄。今以衮表狐白裘，则裘裼异色。又《玉藻》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郑《注》：“以羔与狐白杂为黼文。”而凝乃以内服狐白、外服黑羔为黼文，穿凿尤甚。凝是书於三《礼》之学颇勤，亦间能致力於汉魏诸书，而喜新好异，故持论往往不确焉。
△《昏礼辨正》·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力诋三《礼》经文，引《曲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而《士昏礼》乃不言行媒；引《曲礼》“齐戒以告鬼神”，谓亲迎必先告庙，而《士昏礼》不言告庙；引《春秋·桓三年传》“夫人至自齐，朝至”之文，谓妇至之日当朝庙，而《士昏礼》不言朝庙；引《春秋》“齐侯越境以送女”，谓女之父既迎壻于门外，亦当送之门外，而《士昏礼》乃言不降送；引《穀梁传》“纳采、问名、纳徵、告期”谓止当有四礼，而《士昏礼》乃误增“纳吉”一礼，又误入亲迎於六礼之内；引《诗·关雎》“琴瑟”、“钟鼓”，谓嫁娶亦当用乐，而《郊特牲》乃谓昏礼不用乐。其说颇为辨博。其中论告庙、朝至之仪，虽颇有根据，而核其大致，穿凿者多，未足据为定论也。
△《庙制折衷》·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大抵宗王肃而驳郑康成。康成谓天子五庙，周加文、武二祧为七。肃谓天子七庙，周加文、武二庙为九。汉唐以来言庙制者，互相祖述。
礼以义起，原不必胶执一说，然未有淆乱旧文如此书之甚者。夫天子七庙之见於《礼器》、《王制》、《祭法》、《穀梁传》者，奇龄既皆以为不专言周矣，然《礼器》称“周旅酬六尸”，则明明言周。郑《注》、孔《疏》谓后稷之尸发爵不受旅，馀自文、武及四亲庙凡六尸。周止七庙，此为确证。奇龄乃谓六尸为六庙昭穆之尸，文、武二尸不在内，故祫祭出堂，后稷尸与文、武二尸俱南向，馀东西向。考《礼器》孔《疏》，旅酬之时，毁庙之主咸在，特无尸耳。又《春秋·文公二年传》曰：“文、武不先不窋。”《鲁语》亦曰：“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奇龄乃谓文、武二尸独与后稷同向，则毁庙之主自太王、王季以上皆列在文武之旁，是子孙得跻其父祖，而谓文、武歆此祀乎？奇龄又谓《曾子问》七庙无虚主，明迁庙、文武庙皆可虚主。今考《曾子问》明云：“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又云：“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
据此，则得虚主者惟迁庙耳。至於文、武之庙，即奇龄亦知其为百世不迁者也，而乃於《经》文迁庙之外，强增一文、武庙，是又以不迁之庙为可虚主矣，与《经》文“迁庙”二字显相剌谬。盖奇龄谓周九庙而欲增高、曾以上二世於七庙内，即不得不出文、武二庙於七庙外，又以其在七庙外，即不得云无虚主，故凿空杜撰而为此说也。其馀因袭前人已废之说者，尤难枚举。盖准以德厚流光、德薄流卑之义，则天子九庙，於义未尝有乖。而一自奇龄言之，揆诸经传，反多未合。甚矣其强辨也。
△《大小宗通绎》·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是书谓郑康成《礼记·大传注》以别子之世长子为大宗，别子庶子之长子为小宗，则是别子一世无大宗，继别一世无小宗，凡国君继世必有三世无大小宗者，於是谓别子之身即为大宗。今考《大传》文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若别子即得为大宗，则《经》文曷不曰“别子为宗”乎？《经》文既明以祖与宗对举，即显然不可相混。而奇龄乃混之，是叛经矣。奇龄又谓康成以别子为妾子，万一仅有一母弟而无庶，将以无庶而反绝宗乎？今考《仪礼·丧服传》曰：“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则兼据为父后者之同母弟，不专指妾子也。
故贾公彦《疏》云：“庶子，妾子之号，適妻所生第二者同名庶子，远别於长子。”
则《仪礼》经文已以庶该嫡矣，何独於康成致难焉？至奇龄谓别子诸弟之子亦得各为小宗，不特别子、庶子之子而已，则其说颇有根据。《晋语》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又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韦昭《注》：“以为小宗。”可与奇龄此说相证。若如《丧服要记》别子之庶兄弟，其嫡继之，各有一大宗。则是别子有十，大宗即有十矣。与宗子统族之义殊有未合。奇龄谓《要记》各一大宗之说，当为各一小宗，其义较允。亦不可以好为强辨遂并没所长也。
△《学校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前答门人张希良问学校之名，继以答门人吴鼎问庙学中称先师设主，因及乡饮养老之礼。考夏后氏之学名序，与州学亦名序者，其制一有室，一无室，两不相蒙。州学之序，《尔雅》所谓“无室曰榭”是也。字或作“谢”，或作“豫”。而《尔雅》。又曰：“东西墙谓之序。”则室内曰墉，堂上曰序，堂下曰壁，同为墙名。是序之名有三，而义各殊。奇龄乃曰：“五架之屋，由户牖以北为室，户牖以南为序，为堂。而堂序之分则两楹以北为序，以南为堂。学之楹东为东序，楹西为西序。兼言庠序，则有室。单言序，则不及室。”殊为牵合溷淆也。
△《明堂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以门人姜尧问九室、五室之辨发端，而终於九宫卦位。其大意专訾郑康成之主五室为非，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堂。考之《月令》，四正之堂曰太庙，其左右曰左个、右个，而最中一室曰太庙太室。明四正之堂同以此为室，则左右堂以四隅之室为室可知也。太庙太室仅一，《月令》系之中央土所居。奇龄乃云：“太庙太室五。”是并《月令》之文不察，且溷室与堂而一之。轻议前儒，未免反成舛漏矣。
△《郊社考辨》·一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立论主南北郊分祀，大致皆本之毛奇龄。
△《三礼约编》·十九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汪基撰。基字警斋，休宁人。是书取《仪礼》、《周礼》、《礼记》删汰全篇，节录其文，盖取其便於诵习。然若《周礼·天官》六十职，删宫正、宫伯而宿卫之制缺。《地官》七十八职，存闾师而删县师，则六乡有徵税之官，而都鄙丘甸遂无职长。此其关系之最大者，周公制作，固不容以意为点窜也。
△《三礼会通》·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张必刚撰。必刚字继夫，潜山人。乾隆壬戌进士。是书凡《典制考》一卷、《郊社辨》一卷。《典制考》谓礼本於天，因而胪举《礼》文之与天相应者以实之。夫天秩天叙，谁曰不然？然於千百年后掇残缺之古经一名一物，必锱铢比较，以求其所以法天者何在，则几於凿矣。其间至以六门配六爻，果周公本义耶？《郊社辨》以祭莫大於事天地，事天地莫大於郊社。自郊社与圜丘、方泽牵混，而国内外之社又相牵混，而其礼不明。汉郑氏以《郊特牲》之郊属孟春，不与圜丘混，其说本确，而王肃顾非之，因据《郊特牲》及《周礼》以证王肃之误，其说是矣。又辨“周之始郊日以至”，“至”字乃“辛”字之误，引《逸周书》“辛亥柴上帝”、《汉史》“辛亥祀天位”两条以证之，其论亦辨。然於《周书》“丁未祀周庙”之下云“越三日庚戌”，其说又不可通。遂谓五日误为三日，辛亥误为庚戌。操是术以往，将义有所窒，即改经文以就之。天下无不可通之说，天下亦竟无可据之经矣。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礼乐合编》·三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黄广撰。广，无锡人。是书成於崇祯癸酉。以经典古训与说部小史杂采成文。且每事不详其源流本末，但举其一语。又有并非礼乐而阑入者，殊鲜条理。
所立门目，分《本纪》、《统纪》诸名，亦皆漫无体例。前有郑鄤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标榜之辞，不足据也。
△《礼学汇编》·七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捴谦撰。捴谦有《周易集解》，已著录。是书盖仿《仪礼经传通解》、《续通解》之例而稍变通之，分为六十一篇，视朱子、黄榦旧目或省或增，或仍其文而变其名，然往往参以臆见。如《王祭》一篇，郑康成《郊特牲注》谓朝践在堂，馈食在室。后儒相承，初无异说。而捴谦乃谓朝践在室，馈食在堂。引《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谓朝践用醴醆，醴醆在室户内，即知朝践当在室；馈食用粢醍，粢醍在堂，即知馈食当在堂。今考《仪礼·特牲礼》：“尊於户东。”郑《注》云：“室户东。”《少牢礼》：“尊两甒於房户之间。”郑《注》云：“房西室户东也。”是皆在堂之明证。即此知醴醆虽在室，而朝践自得在堂；醍粢虽在堂，而馈食自得在室，亦犹《士冠礼》侧尊一甒醴在服北行礼之地，与设尊之地异所耳。又安得以设尊之地即为行礼之地耶？又郑注《司尊彝》谓王以圭瓒酌郁鬯，后以璋瓒酌亚祼，则再祼也。
今捴谦乃据《大雅》“殷士肤敏，祼将于京”之文，增以宾祼为三祼。考《周礼·小宰》云：“祭祀行祼将之事。”《注》云：“又从太宰助王祼也。”《小宗伯》云：“凡祭祀宾客，以时将瓒祼。”《注》云：“将，送也，犹奉也。祭祀，以时奉而授王。宾客，以时奉而授大宗伯。”然则“殷士祼将”亦第奉而助王祼耳，岂自行祼祭乎？至所谓郊天当有十二献，不特为经典所不载，亦为史志所不传，益不足辨矣。夫三《礼》郑《注》，合经者十得八九，而捴谦必一一反其说。
舍康庄而旁骛，其惑於多岐，亦宜也。
△《仪礼节要》·二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轼撰。轼有《周易传义合订》，已著录。是编分《冠》、《昏》、《丧》、《祭》四大纲。而《冠礼》后附以《学义》，《昏礼》后附以《士相见》、《乡饮酒》，於丧、祭二礼尤详。附图三卷，则其门人王叶滋所为，轼所订定者也。大旨以朱子《家礼》为主，杂采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意盖欲权衡於今古之间，故於今礼多所纠正，於古礼亦多所变通。然如《士相见》、《乡饮酒》二篇，朱子以为今不可行，盖通儒明晰事势之言。轼事事遵朱子，惟此条所见与朱子相左，必欲复之。然其说迄不可行，则终以朱子为是也。是书别有一本，仅三卷，乃轼之初稿。此本成於康熙己亥，盖其后来定本云。
△《礼乐通考》·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胡抡撰。抡字应麟，武进人。抡以《仪礼经传通解》五礼杂糅。又不能各详始终本末，疑非朱子亲笔，故作是书。首以《通论》一卷，次《吉礼》、《凶礼》各六卷，次《宾礼》二卷，次《军礼》一卷，次《嘉礼》七卷，而终以《乐制》七卷。然其间杂引经史，丛脞少绪。且《仪礼经传通解》本朱子未竟之书，属黄榦续成。授受源流，灼然可证。抡欲窜改其书，而又嫌於改朱子，乃巧为之辞，谓非朱子之亲笔。盖即宋儒删改诸经托言於汉儒窜乱之故智。虽出尔反尔，足验好还，然尤而效之，夫亦可以不必矣。
△《仪礼经传内编》·二十三卷、《外编》·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内编》首《嘉礼》，以《士冠礼》冠之，《大夫冠礼》以下继焉。《昏礼》、《饮食》、《飨燕》、《宾射》、《脤膰》、《贺庆》又次之。次《军礼》。次《宾礼》。次《凶礼》。
次《吉礼》。《外编》为《丧服本经》，又《补丧服》，又《采经》四篇，终之以《图考》。大率以《仪礼》为主，《仪礼》所未备，则采他书以补之。类多因袭前人，发明最少。即如《大夫冠礼》，在古礼本无可据。此本但取《礼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又引《国语》“赵文子冠”一段，以此为足以补大夫之冠礼。是欲以空言当实义。揆其著书之意，盖欲补正《仪礼经传通解》，然不及原书远矣。
△《重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六十九卷（大学士于敏中家藏本）
国朝梁万方撰。万方字广菴，绛州人。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未竟之书，至黄榦乃续成之。此本名为“重刊”，实则改修。大致据杨复《序》文，谓朱子称黄榦所续丧、祭二礼规模甚善，欲依以改定全书而未暇，遂以榦之体例更朱子之体例，与榦书合为一编，补其阙文，删其冗复，正其讹误。又采近代诸说，参以己意发明之。其中间有考证，而亦颇失之芜杂。如所补《学礼书》数篇，朱子原《序》本云取许氏《说文·序说》及《九章算经》为此篇。万方乃曼衍及五百四十部之首，附以周伯琦之《字原》。非略非详，已无裁制。至於以“楷书运笔诸法”为一章，更为泛滥。又不采古人旧说，而惟取近时傅山、冯班之论。其中“傅山”一条云：“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那。点波人应侭，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讹。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掩其书名而观之，殆莫能知为《仪礼经传通解》之文也。
──右“礼类”《通礼》之属六部，二百四十七卷，皆附《存目》。
△《郑氏家仪》（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元郑泳撰。泳字仲潜，浦江人。官温州路总管府经历。义门八世孙涛之弟也。
其书依五礼分为五篇，盖本司马氏《书仪》、朱子《家礼》而损益之，并录其家日用常行之式，编次成书。后附泳所作《祭田祠堂记》二首，又附十五世孙崇岳《祭田号亩记》。是书为崇岳所刊，盖即所附入也。
△《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邱濬撰。濬字仲深，琼山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庄。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取世传朱子《家礼》而损益以当时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馀注及考证，已非原本之旧。惟所称“文公《家礼》五卷，不闻有图。今刻本载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多不合於本书。《通礼》曰立祠堂，而图以为家庙，一也。深衣缁冠，冠梁包武而屈其末，图则安梁於武之上，二也。本文黑缕而图下注用白，三也。《丧礼》陈袭衣有深衣等物，而不用《仪礼》质杀二冒，图乃陈之，四也。本文大敛无布绞之数，而图有之，五也。大敛无棺中结绞之文，而图下注则结於棺中，六也。《尺式图》下载天台潘时举说，末识岁月曰嘉定癸酉。
是时距文公没时庆元庚申，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为文公作哉！”又称“或曰信如此言，图固非朱子作，何以‘祠堂’章下有‘主式见《丧礼》及前图’八字。愚案南雝旧本，於立祠堂下注圈外止云‘主式见《丧礼》治葬章’，并无‘见前图’
三字。不知近本何据改‘治葬章’三字为见前图”云云。其辨证颇明。然此本“祠堂”章“神主”一条下并无“见治丧章”字，乃有“详具图”三字，与濬所言不合。又图散於各章之中，庞杂错落，殊无伦叙。其《香案图》前以二丫髻童子执幡前导，如释家之状，决非旧图所有，亦决非濬之所为。盖又坊刻所窜乱者也。
△《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书杂论冠、昏、丧、祭之礼，皆与门人问答之辞。末载《入学仪》及渭阳公《祭仪》之类，则此书之附录也。
朱彝尊《经义考》载柟《礼问》内外篇二卷，云“未见”。今本卷数相符，而不分内外篇，或彝尊传闻未确欤？其中如正《子夏传》“妾不得体君，为其父母遂”二语之误，本於郑《注》；解《曾子问》接祭之接为接续之接，本於卫湜《礼记集说》：持择颇为有见。至论庙制，谓古之诸侯多出於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故诸侯五庙。今考《王制》、《祭法》，诸侯五庙皆有始祖庙。则诸侯原祀及始祖，不特天子祀之也。况《王制》郑《注》曰：“太祖，别子始爵者。”
孔《疏》曰：“凡始封之君，谓王之弟封为诸侯，为后世之太祖。”如以此始封之别子为始祖，天子安得祀之？如以为始封之君所自出之王，则诸侯不得祖天子。
鲁有文王庙，郑有厉王庙，孔《疏》皆以为非礼之正，安得据以为通例耶？柟又谓《仪礼·丧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期”，则从生母嫁者当三年。
不知《仪礼》经文必特著“从”之一字，是知继母嫁，必从乃服期，不从即不服也。《檀弓》：“子思之母死於卫。”郑《注》：“嫁母，齐衰期。”则知生母嫁即不从亦必服期也。生母之厚於继母，义在於此。若必加服至三年，岂不念嫁母有绝族之义，安得与无故而服三年者同也？今律文生母嫁者在期服章，不别从与不从，盖准郑义，柟说似过於情。其他条亦多循旧义，少所阐发。若全载《家祭》及《焚黄》文，则更为泛滥矣。
△《别本家礼仪节》·八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明杨慎编，慎有《檀弓丛训》，已著录。是编前有慎《序》，词极鄙陋。核其书，即邱濬之本，改题慎名。其图尤为猥琐。《送葬图》中至画四僧前导，四乐工鼓吹而随之，真无知坊贾所为矣。
△《四礼初稿》·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宋纁撰。纁字伯敬，号栗菴，商邱人。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庄敏。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礼，略仿古经词句而统用后世之法。如適子冠於阼，古制也。纁以为今制南面为尊，长子、宗子皆宜西向，以避父祖与宾。昏有六礼，今合纳采、问名为一，请期、纳币为一，与《家礼》所删并者又不同。大都以意为之也。
△《乡射礼仪节》（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烈撰。烈，福州人。其始末未详。据嘉靖丙寅烈《自序》，称尝於其乡之嵩阳社创射圃，择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乡射之礼。因作是书。前列《嵩阳射圃记》一篇，述复古之义。其书则节录《仪礼》经文，各略为诠释而系之以图。然意取简明，或往往刊削过甚，晦其本旨。如经文“司射”节“将乘矢”之下有云：“执弓不挟，右执弦。”盖司射既发乘矢之后，矢虽尽而弓不释。
其执弓之仪则右手执弦，左执弣也。烈於“将乘矢”之下删此二语，则执弓南面揖之节，遂不知何所措施。又《经》文“初射”节“司马出于下射之南，还其后，降自西阶”下有云“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释弓，袭反位，立于司射之南”
数语，烈又删去，则“降自西阶”之后，其反位由何道，立何方，及由袒而袭之节，皆不可考。是书虽不主於释《经》，然《经》义不明，则仪节俱爽，於行事亦多违碍矣。
△《四礼疑》·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坤字叔简，宁陵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首载《通礼》一卷、《冠》、《昏》、《丧》、《祭》各一卷。
意在酌通古今，自成一家之学。其大旨亦本於《书仪》、《家礼》，然好用臆说，未可据为典要。如谓为庶母之有子者杖期，无子者当亦同制。长幼尊卑，未有不报者。嫡与妾不报服，犹云名分称尊。诸子不尊於父妾，父妾为之期，而诸子不报，非礼也。今考《仪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公妾、大夫之妾，为其子期。”又《丧服记》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据此，则公之妾自为其子期，其子且不得为妾母服，则诸子安得为父妾报？又《丧服》“緦麻”章曰：“士为庶母。《传》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马融曰：“以有母名为之服緦。”盖妾之子於己为同父兄弟，兄弟之生母於己亦得有母名。故《唐律》以庶母为妾之有子者，盖取《仪礼》之义。《唐会要》载长孙无忌之奏，谓己之庶昆弟为其母不杖衰，而己与之无服。同气之内，凶吉顿殊。求之礼情，深非至理。请依典故，为服緦麻。则为庶母服緦麻，亦全从有子起义。妾若无子，则无为人母之道，《传》又安得云“以名服”乎。自《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及《明集礼》皆本《唐律》。坤乃横生异议，过矣。坤又谓《经》既云“日中而虞”，又云“始虞用柔日，再虞用柔日，三虞、卒哭用刚日。
葬日即虞，安问刚柔？其意盖谓虞葬同日，葬既无刚柔定日，则虞又安得择刚柔也？不知古制不可以绳今，犹今制不可以推古。古之葬恒用柔日，故始虞自得柔日。《曲礼》曰：“丧事先远日。”《注》曰：“葬与练祥也。”盖特於旬之外卜乙丁己辛癸等柔日也。考《春秋》经传，凡书葬三十有五，而用柔日者三十有一。其《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乃葬。”《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其卜葬本日亦仍用柔日。惟《成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左传·隐公元年》“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偶变此例耳。则葬用柔日，乃古定制。虞、葬同日，其事相因，故《开元礼》、《政和礼》、《书仪》、《家礼》、《明会典》始虞、再虞无不用柔日者。坤不知古礼，遽议《经》文，其说亦乖。其馀攻《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戴记》庶子摄祭，不假不配不归肉；宗子死，庶子代，有爵称介，无爵称子，祭必告於宗子之墓；三年之丧及齐衰大功之丧则因丧而冠，不改冠为次于中门之外；三年之丧不吊哭诸条，坤皆谓非孔子之言。至《仪礼·士冠礼》一篇，则逐句诘难，几无完肤。坤之讲学在明代最为笃实，独此一编，轻於疑古。白璧之瑕，虽不作可矣。
△《四礼翼》·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坤撰。《自序》谓以民间日用常行浅近鄙俗可以家喻户晓者，析为条目。
凡《冠礼翼》二：曰蒙养，曰成人。《婚礼翼》二：曰女子，曰妇人。《丧礼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礼翼》二：曰事生，曰睦族。
△《四礼辑》·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马从聘撰。从聘字起莘，灵寿人。万历己丑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崇祯十一年灵寿城破，与三子同殉节。乾隆乙未，赐谥忠节。是书亦多以意为之。考《仪礼·士冠礼》贾《疏》，古者天子诸侯皆十二而冠，士、庶人二十而冠，故《曲礼》称二十曰弱冠。《后汉书·马防传》，年十六，仍自称未冠。
此书《冠礼目录》，谓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如此之类，皆於古义未协，未可据为确论也。
△《明四礼集说》·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韩承祚撰。承祚自署曰东鲁，不知何郡邑人也。是书成於万历壬子。大约宗朱子《家礼》，而参以《明会典》。冠、婚、丧、祭，以次分条，杂述前人之仪。而图说、仪注、祝文等，因类附焉。
△《四礼约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吕维祺撰。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癸丑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陷开封，抗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分冠、昏、丧、祭四目，皆因古礼之名而删除仪节，务趋简易，以通俗易行。然施之一家则可，不宜制为程式以范天下也。
△《读礼偶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许三礼撰。三礼字典三，汤阴人。顺治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尝受业於孙奇逢之门，故书中虽多参讲学语，而於五礼亦颇有证核。大抵据《书仪》、《家礼》、《会典》诸书，折衷一是，以便於行。其於俗礼，解误者八，释疑者十。又若《增哭奠家礼仪注》及《增定招魂葬服说》诸篇，皆颇有考据。惟谓丧服古二十五月，今二十七月，则其说颇谬。考丧服二十五月，不过王肃一家之说。
《士虞礼》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注：“中，间也。”
《丧服小记》：“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又《学记》云：“中年考校。”皆以中为间。故二十七月而禫。《杂记》：“父在，为母、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为母、妻尚祥禫异月，岂三年之丧而祥禫反同月？戴德《丧服变除篇》：“礼，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德论》：“三年之丧，再期二十五月。”又云“二十七月而禫。”《释名》：“间月而禫。”是皆为郑《注》确证。《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据丧事终，除衰去杖，其馀哀未忘，更延两月，非丧之正，故第据二十五月言之耳。六朝诸儒多宗郑《注》。今律以二十七月而禫。盖三年之丧，万世之通义也。三《礼》乃以王肃一家之说为古制，岂宏通之论乎？
△《学记》·五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国朝李塨撰。塨有《周易传注》，已著录。是编乃所定家仪。一曰《冠》，二曰《昏》，三曰《丧》，四曰《祭》，五曰《士相见》。塨学术出於颜元，其礼乐之学则出自毛奇龄。奇龄讲礼，好言谐俗，故是编亦多主简易。其《士相见礼》一卷，张潮摘录於《昭代丛书》中，然天下迄无行之者也。
△《家礼辨定》·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复礼撰。复礼字需人，号草堂，钱塘人。其书创始於康熙壬午，定本於丁亥。因朱子《家礼》而增损之，仍分冠、昏、丧、祭四类。每类之中首以《事宜》，复礼所酌定者也。次以《论辨》，阐所以更定之意也。次以《人鉴》，引古事以证得失也。次以《律例》，申王法之所禁也。次以《择日》，代卜筮也。
终以《启式》，为不娴文词者设也。其删去繁文，则用吕维祺之说。其删去图式，则用邱濬之说。考李方子作《朱子年谱》云：“乾道五年，先生居母丧，成《家礼》。晚年多所损益，未暇更定。”朱子门人黄亦云：“其书始定，为一行童窃以逃。先生殁，其书始出，今行于世。然其间有与先生晚岁之论不合者。”
又明邱濬云：“《家礼》不闻有图。今卷首图注多不合于本书，文公岂自相矛盾？
未识岁月曰嘉定癸酉，是时距文公没十有三年矣，岂可谓之公作哉？盖杨氏赘入昭然也。”据是数说，则《家礼》实朱子未定之本，且久亡其稿。迨其复出，真赝已不可知。又参以门人所附益，固未可执为不刊之典。近日王懋竑为笃信朱子之学者，所作《白田杂著》，亦深以《家礼》为疑。复礼之辨定，未为不可。然所辨定者意在宜古宜今，然纯以臆断，乃至於非古非今。又泛引律例，且滥及五行家言，尤为芜杂。中引骂詈、斗殴、赌博诸律，已为不伦，又引“官吏宿娼律”
一条，“擅食田园瓜果律”一条，使掩其卷而思之，是於四礼居何门哉？
△《四礼宁俭编》（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心敬撰。心敬有《丰川易说》，已著录。是书以冠、昏、丧、祭四礼无贵乎繁重，宜崇尚质朴，始易遵行。因取前人所传《家礼》纂本，更为删易，务从省约。又名《丰川家规》，盖所以教其子弟者。与吕维祺《四礼约言》、宋纁《四礼初稿》用意大约相近，而立法则尤为简略焉。
△《昏礼通考》·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曹廷栋撰。廷栋有《易准》，已著录。是编详考昏礼，冠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不入卷数，尊功令也。其下乃博考故实，以类编次。然核其体例，多有未合。夫通有二义，一则自天子达於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则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既考昏礼，则当以贵贱各为门目，知等威之所别。古今各著沿革，知异同之所自。复各考核典文，釐为子目，以理其绪。而后以变礼（如《曾子问》所谓亲迎遭丧之类）、俗礼（如阴阳拘忌及催妆、撒果之类）、非礼（如《元史》所禁割襟、指腹之类）别汇於后以备其全。庶乎源委秩然，足资考证。廷栋此书，采摭虽富，而端绪糅杂。所分子目，不古不今。第十四卷至以《妆资》为一门，此於古居何礼也？《媒氏》一门载索紞占冰下人语，韦固见老人月下检书。是直类书，非通礼矣。
△《齐家宝要》·二卷（江苏周厚堉家藏本）
国朝张文嘉撰。文嘉字仲嘉，钱塘人。是书本《书仪》、《家礼》诸书，酌为古今通礼：曰《居家礼》，曰《童子礼》，曰《义学约》，曰《师范》，曰《家诫》，曰《家规》，曰《宗讲约》，曰《乡约》，曰《社约》，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每门前引经传及新定仪注，间有附论，折衷颇为详慎。但据沈尧中之说，谓三年之丧当三十六月。今考《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缟，是月禫，徙月乐”，王肃主之，为二十五月之证。《士虞记》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三年之丧，实二十七月。至谓丧三十六月，则始于唐王元感，而张柬之驳之，其议遂寝。载在《唐书·张柬之传》。文嘉乃取唐人已废之说，谓宣公新宫灾在薨后二十九月，其时主犹在寝，证古人丧不止於二十七月，尤为误中之误。考《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灾。”杜《注》：“三年丧毕，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据此，则宣公之主已入庙矣。《公羊传》曰：“新宫者，宣公之宫也。宣公则曷为谓之新宫，不忍言也。”《穀梁传》曰：“新宫者，祢宫也。迫近不敢称谥，恭也。”据此，则不称宣宫而称新宫，必不由於主不在庙。至胡《传》始引刘绚之说，谓不称宣宫，以未迁主，於三《传》略无所据。
然绚谓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缓於迁主，则以缓迁为失明矣。今文嘉乃引以为三十六月之证，则是以二十八月主不迁庙为持丧之正经。其误又甚於绚矣。文嘉又谓凡期丧皆有禫。今考《杂记》曰“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曰：“此谓父在为母也。”《丧服小记》曰：“为父，母、妻、长子禫。”是期之丧得禫者，止有母、妻及长子耳。《小记》曰：“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又曰：“宗子母在，为妻禫。”明父在为妻不禫，则是母、妻期丧且有不得禫者矣。今文嘉谓凡期皆得禫，尤未详考。
盖是书未能穷源於《礼经注、疏》，第从《家礼》诸书略求节目，宜其说之有离合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十七部，八十七卷内三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卷二十六 经部二十六
○春秋类一
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无案而断，是《春秋》为射覆矣。圣人禁人为非，亦予人为善。经典所述，不乏褒词，而操笔临文，乃无人不加诛绝，《春秋》岂吉网罗钳乎？至於用夏时则改正朔，削尊号则贬天王，《春秋》又何僣以乱也！沿波不返，此类宏多。虽旧说流传，不能尽废，要以切实有徵、平易近理者为本。其瑕瑜互见者，则别白而存之。游谈臆说，以私意乱圣经者，则仅存其目。盖《六经》之中，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於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於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馀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语，叶梦得谓纪事终於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记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
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徵验，盖不免从后傅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几“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於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於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甯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朱春秋》载礻后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
《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於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穀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於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
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徵。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后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案《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案《汉·艺文志》不题颜师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颜师古《注》曰：“名高（案此据《春秋说》彦《疏》《题词》之文，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於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於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又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
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於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於前，后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逌《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后。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複，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董逌所云，不为无理。故今从逌之说，定为唐人焉。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内府藏本）
晋范甯集解，唐杨士勋疏。其《传》则士勋《疏》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经》於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穀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
《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穀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按此注在《隐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条下）。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穀梁既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穀梁子曰”。《传》既穀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著於竹帛，则不可考耳。《汉书·艺文志》载《公羊》、《穀梁》二家《经》十一卷，《传》亦各十一卷。则《经》、《传》初亦别编。范甯《集解》，乃并《经》注之，疑即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条，发《传》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别属下文，颇疑其割裂。然考刘向《说苑》，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经》文以“春王”二字别为一节，故向有此读。至“公观鱼于棠”一条、“葬桓王”一条、“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一条、“曹伯庐卒于师”一条、“天王杀其弟佞夫”
一条，皆冠以“《传》曰”字。惟“桓王”一条与《左传》合，馀皆不知所引何《传》。疑甯以《传》附《经》之时，每条皆冠以“《传》曰”字，如郑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后传写者删之。此五条，其削除未尽者也。甯《注》本十二卷，以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列其名，故曰《集解》。
《晋书》本传称甯此书为世所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世亦称之。今考书中乃多引邈《注》，未详其故。又《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甯别有《略例》百馀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士勋始末不可考。孔颖达《左传正义序》，称与故四门博士杨士勋参定，则亦贞观中人。其书不及颖达书之赅洽。然诸儒言《左传》者多，言《公》、《穀》者少，既乏凭藉之资。又《左传》成於众手，此书出於一人，复鲜佐助之力。详略殊观，固其宜也。其《疏》“长狄眉见於轼”一条，连缀於“身横九亩”句下，与《注》相离。盖邢昺刊正之时，又多失其原第，亦不尽士勋之旧矣。
△《箴膏肓》·一卷、《起废疾》·一卷、《发墨守》·一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汉郑玄撰。《后汉书》玄本传称，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见《隋书·经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穀梁废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
而又别出《穀梁废疾》三卷，注云“郑玄释，张靖笺”。似郑氏所释与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别行。至《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膏肓》、《废疾》二书，卷数并同，特《墨守》作二卷为稍异。其下并注“郑玄箴”、“郑玄发”、“郑玄释”
云云，则已与休书合而为一。迨於宋世，渐以散佚。惟《崇文总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陈振孙所见本复阙宣、定、哀三公。振孙谓其错误不可读，疑为后人所录，已非《隋、唐志》之旧。其后汉学益微，即振孙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复见矣。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馀条、《起废疾》四十馀条、《发墨守》四条，并从诸书所引掇拾成编，不知出自谁氏。或题为“宋王应麟辑”，亦别无显据。殆因应麟尝辑郑氏《周易注》、《齐鲁韩三家诗考》，而以类推之欤？然《玉海》之末，不附此书，不应其孙不见，而后来反有传本也。今以诸书校勘，惟《诗·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战泓”一条尚未收入，其馀并已蒐采无遗。虽不出自应麟手，要亦究心古义者之所为矣。谨为掇拾补缀，著之於录。虽视原书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薈萃，略存梗概。为郑氏之学者，或亦有所考焉。
△《春秋释例》·十五卷（永乐大典本）
晋杜预撰。预事迹详《晋书》本传。是书以《经》之条贯必出於《传》，《传》之义例归总於“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馀，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
地名本之《泰始郡国图》，《世族谱》本之刘向《世本》与《集解》。一经一纬，相为表里。《晋书》称预自平吴后，从容无事，乃著《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称孙氏僣号於吴，故江表所记特略。则其属稿实在平吴以前，故所列多两汉、三国之郡县，与晋时不尽合。至《盟会图》、《长历》则皆书中之一篇，非别为一书。观预所作《集解序》，可见史所言者未详。《晋书》又称，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惟秘书监挚虞赏之。考嵇含《南方草木状》，称晋武帝赐杜预蜜香纸万番，写《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则当时固重其书。
史所言者，亦未尽确也。其书自《隋书·经籍志》而后，并著於录，均止十五卷。
惟元吴莱作《后序》，云四十卷。岂元时所行之本，卷次独分析乎？自明以来，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三十篇，并有唐刘蕡原《序》。其六篇有《释例》而无《经》、《传》，馀亦多有脱文。谨随篇掇拾，取孔颖达《正义》及诸书所引《释例》之文补之。校其讹谬，釐为二十七篇。仍分十五卷，以还其旧。
吴莱《后序》亦并附焉。按预《集解序》云：“《释例》凡四十部。”《崇文总目》云：“凡五十三例。”而孔颖达《正义》则云：“《释例》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於终篇。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终篇之前。是《土地名》起於宋卫遇於垂，《世族谱》起於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前。”今是书原目不可考，故因孔氏所述之大旨，推而广之，取其事之见《经》先后为序。
《长历》一篇则次之《土地名》、《世族谱》后，以《集解》序述历数在地名、谱第后也。《土地名篇》释例云：“据今天下郡国县邑之名、山川道涂之实，爰及四表，皆图而备之。然后以《春秋》诸国邑盟会地名附列之，名曰《古今书》。
《春秋盟会图》别集《疏》一卷附之。释例所画图，本依官司空图，据泰始之初郡国为正。孙氏初平，江表十四郡皆贡图籍。荆、扬、徐三州皆改从今为正，不复依用司空图。”则是书应有图，而今已佚。又有《附盟会图疏》，胪载郡县，皆是元魏、隋唐建置地名，非晋初所有。而“阳城”一条，且记唐武后事。当是预本书已佚，而唐人补辑。又《土地名》所释亦有后人增益之语。今仍录原文，而各加辨证於下方。考预书虽有曲从左氏之失，而用心周密，后人无以复加。其例亦皆参考《经》文，得其体要，非公、穀二家穿凿月日者比。挚虞谓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案故字文义未明，疑为当字之讹，以《晋书》原本如是，姑仍其旧文）。良非虚美。且《永乐大典》所载，犹宋时古本。观《夫人内女归宁例》一篇，末云凡若干字，《经》、《传》若干字，《释例》若干字。当时校雠精当，概可想见。如《长历》载文公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夫人风氏薨。杜云：“十二月庚午朔，无壬寅。”近刻注疏本并作“十有一月”。案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壬寅，不可谓无壬寅也。又襄公六年《经》文本云“十有二月，齐侯灭莱”，而近刻《左传》本前则曰“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后则曰“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今考《长历》十一月丁丑朔，是月无丙辰。
十二月丁未朔，十日得丙辰。杜预系此日於十二月下，不言日月有误。可见今本《传》文两言十一月，皆十二月之讹也。如此之类，可以校订舛误者，不可缕数。
《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
缘是以求笔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穷经之渊薮矣。
△《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唐陆淳撰。盖释其师啖助并赵匡之说也。助字叔佐，本赵州人，徙关中。官润州丹阳县主簿。匡字伯循，河东人。官洋州刺史。淳字伯冲，吴郡人。官至给事中。后避宪宗讳，改名质。事迹具《唐书·儒学传》。案《二程遗书》、陈振孙《书录解题》及朱临作是编《后序》，皆云淳师助、匡。《旧唐书》云：“淳师匡，匡师助。”《新唐书》则云：“赵匡、陆淳皆助高弟。”按吕温集有代淳《进书表》，称以啖助为严师，赵匡为益友。又淳自作《修传始终记》，称助为啖先生，称匡为赵子。馀文或称为赵氏。《重修集传义》又云：“淳秉笔执简，侍於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称助、匡为淳师友。当时序述，显然明白。刘昫以下诸家，并传闻之误也。助之说《春秋》，务在考三家得失，弥缝漏阙，故其论多异先儒。如论《左传》非丘明所作，《汉书》丘明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自起六传至贾谊等说，亦皆附会。公羊名高，穀梁名赤，未必是实。又云：“《春秋》之文简易，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其弊滋甚。《左传》序周、晋、齐、宋、楚、郑之事独详，乃后代学者因师授衍而通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杂采各国诸卿家传及卜书、梦书、占书、纵横、小说。故序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穀》之於《经》为密。”其论未免一偏。故欧阳修、晁公武诸人皆不满之。而程子则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助书本名《春秋统例》，仅六卷。卒后淳与其子异裒录遗文，请匡损益，始名《纂例》。成於大历乙卯，定著四十篇，分为十卷。《唐书·艺文志》亦同。此本卷数相符，盖犹旧帙。其第一篇至第八篇为全书总义，第九篇为鲁十二公并世绪，第三十六篇以下为经传文字脱谬及人名、国名、地名。其发明笔削之例者，实止中间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后序》称此书废已久，所得为宝章桂公校本。闻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见。吴莱、柳贯二《后序》，皆称得平阳府所刊金泰和三年礼部尚书赵秉文家本。是元时已为难得，其流传至今，亦可谓岿然独存矣。
△《春秋微旨》·三卷（内府藏本）
唐陆淳撰。案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唐志》有淳《春秋集传》二十卷，今不存。又有《微旨》一卷，未见。袁桷作淳《春秋纂例后序》称，来杭，得《微旨》三卷，乃皇祐间汴本。盖其书刻於开封，故南渡之后，遂罕传本。至桷得北宋旧椠，乃复行於世也。柳宗元作淳《墓表》，称《春秋微旨》二篇。《唐书·艺文志》亦作二卷。此本三卷，不知何时所分。然卷首有淳《自序》，实称总为三卷。或校刊柳集者误三篇为二篇，修《唐书》者因之欤？是书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自序》谓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迹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於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其书虽淳所自撰，而每条必称“淳闻之师曰”，不忘本也。《自序》又谓三《传》旧说亦并存之，其义当否则以朱墨为别。今所行本，於应用朱书者皆以方匡界画其起讫。意皇祐旧椠，以木本不能具朱墨，故用嘉祐《本草》之例，以阴文、阳文为别。后人传写，又艰於双钩，遂以界画代之。以非大旨所系，今亦姑仍其式，而附著旧例於此焉。
△《春秋集传辨疑》·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唐陆淳所述啖、赵两家攻驳三《传》之言也。柳宗元作淳《墓志》，称《辨疑》七篇。《唐书·艺文志》同。吴莱作《序》，亦称七卷。此本十卷，亦不知何人所分。刊本於莱《序》之末附载延祐五年十一月集贤学士曲出，言“唐陆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书，有益后学。请令江西行省鋟梓”
云云，其分於是时欤？淳所述《纂例》一书，盖啖助排比科条，自发笔削之旨。
其攻击三《传》，总举大意而已。此书乃举《传》文之不入《纂例》者，缕列其失，一字一句而诘之，故曰《辨疑》。所述赵说为多，啖说次之。冠以《凡例》一篇，计十七条，但明所以删节《经》文、《传》文之故。其去取之义，则仍《经》文年月以次说之。中如“郑伯克段”《传》，啖氏谓郑伯必不囚母，殊嫌臆断。以是为例，岂复有可信之史？况“大隧”故迹，《水经注》具有明文，安得指为左氏之虚撰？如斯之类，不免过於疑古。又如“齐卫胥命”《传》，其说与《荀子》相符。当时去圣未远，必有所受。而赵氏以为讥其无礼。如斯之类，多未免有意求瑕。又如“叔姬归于纪”《传》，《穀梁》以为不言逆，逆之道微。
淳则谓不言逆者，皆夫自逆。夫礼闻送媵，不闻逆媵，《传》固失之。礼闻亲迎妻，不闻亲迎娣侄，淳说亦未为得。如斯之类，亦不免愈辨而愈非。然《左氏》事实有本，而论断多疏。《公羊》、《穀梁》每多曲说，而《公羊》尤甚。汉以来各守专门，论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自是书与《微旨》出，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会。虽瑕瑜互见，要其精核之处，实有汉以来诸儒未发者，固与凿空杜撰，横生枝节者异矣。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蜀冯继先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是书所列人名，周一、鲁二、齐三、晋四、楚五、郑六、卫七、秦八、宋九、陈十、蔡十一、曹十二、吴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许十九、杂小国二十。《崇文总目》谓其以官谥、名字裒附初名之左。《文献通考》引李焘云：“昔丘明传《春秋》，於列国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称，多者或至四五。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继先集其同者为一百六十篇。”以是二端推之，是继先旧本本为旁行斜上，如表谱之体，故以图为名，而分至一百六十篇也。今本目次与振孙所言合。其每一人为一条，既非裒附初名之左，亦无所谓一百六十篇者，与《崇文总目》及李焘所说迥异。案岳珂《雕印相台九经例》云“《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刻本多讹错。尝合京、杭、建、蜀本参校，有氏名异同，实非一人，而合为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为二者。有自某国适他国，而前后互见者。有称某公与某年而经传不合者，或以传为经，或以注为传，或偏旁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款牵连而无甲乙之别。今皆订其讹谬，且为分行，以见别书。”然则今本盖珂所刊定移易，非复李焘以前之旧本。观焘所称宋大夫庄堇、秦右大夫詹传，未始有父字，而继先辄增之。若子韩晰者，盖齐顷公孙，《世族谱》与《传》同。而继先独以为韩子晰，与楚、郑二公孙黑共篇。今检验此本，皆无此文，则为珂所削改明矣。
△《春秋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春秋二十国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自周而下，次以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越、邾、莒、薛、小邾。”《馆阁书目》有《年表》二卷，元丰中杨彦龄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国。又《董氏藏书志》有《年表》，无撰人。自周至吴越，凡十国。征伐、朝觐、会同皆书。今此表正二十国，与《书录解题》所载同，盖即陈振孙所见也。其书在宋本自单行，岳珂雕印九经，乃以附《春秋》之后。
珂记云：“《春秋年表》，今诸本或阙号名，或紊年月，参之《经》、《传》，多有舛错。今皆为刊正。诸国君卒与立皆书，惟鲁阙，今依《经》、《传》添补。
廖本无《年表》、《归一图》。今既刊《公》、《穀》，并补二书以附《经》、《传》之后。”是此书经珂刊补，与冯继先之《名号归一图》同刻者。《通志堂经解》不考岳珂之语，乃与《名号归一图》连为一书，亦以为冯继先所撰，误之甚矣。
△《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孙复撰。复字明复，平阳人。事迹详《宋史·儒林传》。案李焘《续通鉴长编》曰：“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治《春秋》不惑《传》、《注》。其言简易，得《经》之本义。既被疾，枢密使韩琦言於上，选书吏，给纸札，命其门人祖无择即复家录之。得书十五卷，藏秘阁。”然此书实十二卷。考《中兴书目》，别有复《春秋总论》三卷，盖合之共为十五卷尔。今《总论》已佚，惟此书尚存。
复之论，上祖陆淳，而下开胡安国，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晁公武《读书志》载常秩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於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盖笃论也。而宋代诸儒，喜为苛议。顾相与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夫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不过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耳。使二百四十二年中无人非乱臣贼子，则复之说当矣。
如不尽乱臣贼子，则圣人亦必有所节取。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诸侯、大夫无一人一事不加诛绝者乎？过於深求而反失《春秋》之本旨者，实自复始。虽其间辨名分，别嫌疑，於兴亡治乱之机亦时有所发明。统而核之，究所谓功不补患者也。以后来说《春秋》者，深文锻炼之学大抵用此书为根柢，故特录存之，以著履霜之渐，而具论其得失如右。程端学称其《尊王发微》、《总论》二书外，又有《三传辨失解》，朱彝尊《经义考》因之。然其书，史不著录，诸儒亦罕所称引。考《宋史·艺文志》及《中兴书目》，均有王日休所撰《春秋孙复解三传辨失》四卷，或即日休所撰之书，端学误以为复作欤？然则是驳复之书，非复所撰也。
△《春秋皇纲论》·五卷（内府藏本）
宋王晰撰。自称太原人，其始末无可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言其官太常博士。考龚鼎臣《东原录》，载真宗天禧中，钱惟演奏留曹利用、丁谓事，称晏殊以语翰林学士王晰，则不止太常博士矣。王应麟《玉海》云：“至和中，晰撰《春秋通义》十二卷，据三《传》、《注》、《疏》及啖、赵之学。其说通者，附《经》文之下。阙者，用己意释之。又《异义》十二卷，《皇纲论》五卷。”
今《通义》、《异义》皆不传，惟是书尚存。凡为《论》二十有二，皆发明夫子笔削之旨，而考辨三《传》及啖助、赵匡之得失（按赵匡书中皆作赵正，盖避太祖之讳，其《尊王》下篇引《论语》作“一正天下”，亦同此例）。其言多明白平易，无穿凿附会之习。其《孔子修春秋篇》曰：“若专为诛乱臣贼子使知惧，则尊贤旌善之旨阙矣。”足破孙复等有贬无褒之说。其《传释异同篇》曰：“左氏善览旧史，兼该众说，得《春秋》之事迹甚备。然於《经》外自成一书，故有贪惑异说，采掇过当。至於圣人微旨，颇亦疏略。而大抵有本末，盖出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学本於议论，择取诸儒之说，系於《经》文。故虽不能详其事迹，而於圣人微旨，多所究寻。然失於曲辨赘义、鄙浅丛杂，盖出於众儒之所讲说也。”又曰：“左氏好以一时言貌之恭惰与卜筮巫医之事推定祸福，靡有不验，此其蔽也。固当裁取其文，以通《经》义。如玉之有瑕，但弃瑕而用玉，不可并弃其玉也。二《传》亦然。”亦足破孙复等尽废三《传》之说，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谓不失古义。惟《郊禘篇》谓周公当用郊禘，成王赐之不为过，鲁国因之不为僣；《杀大夫篇》谓凡书杀大夫，皆罪大夫不能见几先去：则偏驳之见，不足为训矣。
△《春秋通义》·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宋史·艺文志》，蹇遵品、王晰、家安国、邱葵皆有《春秋通义》，其书均佚不传。蹇氏、王氏书各十二卷，家氏书二十四卷，邱氏书二卷。此本仅存一卷，凡四十八条。编端冠以《小序》，称孔子之修《春秋》也，因其旧文，乘以新意，正例笔之，常事削之。其有缪戾乖剌，然后从而正之，别汇之曰特笔。而《小序》之后亦以“特笔”二字为标题。盖此卷为《通义》中之一种，但不知四家中为谁氏之书耳。然如“星陨如雨”一条，《公羊》引不修《春秋》曰：“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特润色旧文，非关褒贬。以为特笔，於义不伦。至华督有无君之心，而后动於恶，故先书殇公，后书孔父。《传》有明文，真特笔也，而反不及之，亦属挂漏。至於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终之以获麟，明乱极必治，而王者之迹卒不熄。则其说高於诸家多矣。
△《春秋权衡》·十七卷（内府藏本）
宋刘敞撰。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人。庆历中举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据其弟攽作敞《行状》，及欧阳修作敞《墓志》，俱称敞《春秋传》十五卷、《权衡》十七卷、《说例》二卷、《文权》二卷、《意林》五卷。
王应麟《玉海》所记亦同。陈振孙《书录解题》曰：“原父始为《权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后集众说，断以己意而为之《传》。《传》所不尽者，见之《意林》。”然则《传》之作在《意林》前，此书又在《传》前。敞《春秋》之学，此其根柢矣。《自序》谓《权衡》始出，未有能读者。又谓非达学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其自命甚高。叶梦得作《石林春秋传》，於诸家义疏多所排斥，尤诋孙复《尊王发微》，谓其不深於礼学，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惟於敞则推其渊源之正。盖敞邃於礼，故是书进退诸说，往往依《经》立义，不似复之意为断制。此亦说贵徵实之一验也。
△《春秋传》·十五卷（内府藏本）
宋刘敞撰。敞所作《春秋权衡》及《意林》，宋时即有刊本。此《传》则诸家藏弆，皆写本相传。近时通志堂刻入《经解》，始有版本。故论者或疑其伪。
然核其议论体裁，与敞所著他书，一一吻合，非后人所能赝作也。其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其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穀梁》。如以庄公围郕师还为仁义，以公孙宁、仪行父为有存国之功，以晋杀先縠为疾过，以九月用郊为用人，而“赵鞅入晋阳以叛”一条，尚沿二《传》以地正国之谬，皆不免於胶固。其《经》文杂用三《传》，不主一家。每以《经》、《传》连书，不复区画，颇病混淆。又好减损三《传》字句，往往改窜失真。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本疑非孔子之言，敞改为讨贼则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殊为踳驳。考黄伯思《东观馀论》，称考正《书·武成》实始於敞，则宋代改《经》之例，敞导其先，宜其视改《传》为固然矣。然论其大致，则得《经》意者为多。盖北宋以来，出新意解《春秋》者，自孙复与敞始。复沿啖、赵之馀波，几於尽废三《传》。敞则不尽从《传》，亦不尽废《传》，故所训释为远胜於复焉。
△《春秋意林》·二卷（内府藏本）
宋刘敞撰。《宋史·艺文志》作二卷。王应麟《玉海》作五卷。马端临《经籍考》则并《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总题三十四卷。今考《权衡》实十七卷，《传》实十五卷，合以《意林》二卷，正得三十四卷，与《宋志》合。则《玉海》作五卷，传写误也。元吴莱常作是书《后序》曰：“刘子作《春秋权衡》，自称书成，世无有能读者。至《意林》犹未脱稿，多遗阙。今观其书，或仅标《经》文数字，不置一辞。或草草数言，文不相属，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条之下，别标他目一两字，与本文迥不相关。或诘屈聱牙，猝难句读。或仅引其端而词如未毕。其为随笔劄记，属稿未竟之书，显然可证。”莱所说诚不诬也。
又敞既苦志研求，运意深曲，又好雕琢其词，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然考叶梦得《石林春秋传》，称不知《经》者以其难入，或诋以为用意太过，出於穿凿。然熟读深思，其间正名分，别嫌疑，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文体之涩，存而不论可矣。
△《春秋传说例》·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刘敞撰。案敞《行状》、《墓志》俱称《春秋说例》二卷。陈振孙《书录解题》则以为一卷。盖传钞分合，互有不同。至《宋史·艺文志》，独称敞《说例》十一卷，殆传写误衍一“十”字，或竟以十一篇为十一卷也。敞《春秋传》、《权衡》、《意林》三书，《通志堂经解》有刊版。《文权》与《说例》二书，则仅有其名，绝无传本。今检《永乐大典》，尚杂引《说例》之文。谨详加缀辑，仍釐为一卷。据《书录解题》称，《说例》凡四十九条。今之所裒，仅二十五条，止得其半。且多零篇断句，不尽全文。又惟《公即位例》、《与例》、《使来例》、《师行例》、《大夫奔例》、《杀大夫例》、《弗不例》七条载有原文标目，馀则说存而标目复佚。今并详释本文，仿原存诸条体例，为之校补。又诸书所载，俱称《春秋说例》，惟《永乐大典》加“传”字。案是编比事以发论，乃其《传》文褒贬之大旨，《永乐大典》所载，似尚属宋刻之旧。今亦从之。敞说《春秋》，颇出新意，而文体则多摹《公》、《穀》。诸书皆然，是编尤为简古。惟说《大夫帅师例》一条，称鲁不当有三军，而以《周礼》为后人附会，未免稍偏。又宣公十八年《经》文“归父还自晋”，敞《春秋传》从《左氏》作“至笙”，而是编则从《公》、《穀》作“至柽”，亦颇自相牴牾。其馀则大致精核，多得《经》意。而宋元说《经》诸家都未徵引，可知自宋以后，已称罕覯。是编崖略幸存，固《春秋》家所当宝贵矣。
△《春秋经解》·十三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宋孙觉撰。觉字莘老，高邮人。擢进士第，官至御史中丞。事迹具《宋史》本传。此书题曰：“龙学孙公”，盖其致仕之时，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提举醴泉观也。觉早从胡瑗游，传其《春秋》之学，大旨以抑霸尊王为主。《自序》称《左氏》多说事迹，《公》、《穀》以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说，较其当否，而《穀梁》最为精深，且以《穀梁》为本。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则以安定先生之说解之。今瑗《口义》五卷已佚，传其绪论，惟见此书。周麟之《跋》称，初，王安石欲释《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传》已出。一见而有惎心，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邵辑《序》称是书作於晚年，谓安石因此废《春秋》，似未必尽然。然亦可见当时甚重其书，故有此说也。《宋史·艺文志》载觉《春秋经解》十五卷，又《春秋学纂》十二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朱彝尊《经义考》据以著录，於《经解》注曰“存”，於《学纂》、《要义》皆注曰“佚”。然今本实十三卷，自隐公元年至获麟，首尾完具，无所残阙，与《宋志》所载不符。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春秋经解》十五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而无《春秋学纂》。王应麟《玉海》载《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春秋学纂》十二卷，而无《春秋经解》。其《学纂》条下注曰“其说以《穀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宋志》既误分为二书，并讹其卷数。《书录解题》亦讹十三卷为十五卷。惟《玉海》所记为得其真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苏辙撰。先是刘敞作《春秋意林》，多出新意。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更舍《传》以求《经》。古说於是渐废。后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於学官。辙以其时《经》、《传》并荒，乃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氏》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盖以《左氏》有国史之可据，而《公》、《穀》以下则皆意测者也。《自序》称，自熙宁间谪居高安，为是书，暇辄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龙川，凡所改定，览之自谓无憾。盖积十馀年而书始成。其用心勤恳，愈於奋臆遽谈者远矣。朱彝尊《经义考》载陈宏绪《跋》曰：“《左氏》纪事，粲然具备，而亦间有悖於道者。
《公》、《穀》虽以臆度解《经》，然亦得失互见。如戎伐凡伯于楚丘，《穀梁》以戎为卫。齐仲孙来，《公》、《穀》皆以为鲁庆父。鲁灭项，又皆以为齐实灭之。显然与《经》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隐四年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庄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齐逆女。诸如此类，似《公》、《穀》之说妙合圣人精微。而颍滨一概以深文诋之，因噎废食。读者掩其短而取其长可也。”其论是书颇允。此本不载，盖刻在宏绪前也。《宋史·艺文志》称是书为《春秋集传》，《文献通考》则作《集解》，与今本合。知《宋志》为传写误矣。
△《春秋辨疑》·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萧楚撰。楚字子荆，庐陵人。绍圣中游太学，贡礼部不第。於时蔡京方专国，楚愤疾其奸，谓京且将为宋王莽，誓不复仕，遂退而著书。明《春秋》之学，赵旸、冯澥、胡铨皆师事之。建炎四年始卒。曾敏行《独醒杂志》称所著《春秋经辨》行於庐陵。《宋史》亦载其《春秋经解》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谓其已佚，仅摭录胡铨之《序》。此本所载铨《序》，与《经义考》合，惟题曰《春秋辨疑》为小异。或后来更定，史弗及详欤？《江西通志》及《万姓统谱》皆云是书四十九篇。今止四十四篇，盖有佚脱。《宋志》云十卷，今《永乐大典》所载止二卷，则明人编辑所合并也。书之大旨，主於以统制归天王，而深戒威福之移於下。虽多为权奸柄国而发，而持论正大，实有合尼山笔削之义，与胡安国之牵合时事，动乖《经》义者有殊，与孙复之名为尊王，而务为深文巧诋者用心亦别。
陈振孙《书录解题》称胡铨以《春秋》登第，归拜床下。楚告之曰：“学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杀，学不可辱，毋祸我《春秋》乃佳。”厥后铨以孤忠谠论，震耀千秋，则其师弟之於《春秋》，非徒以口讲耳受者矣。每篇各有注文，皆楚自作，亦间有胡铨及他弟子所附入。谨以原注及胡铨附注别题之，而以今所校正附其下，俾各不相淆焉。
卷二十七 经部二十七
○春秋类二
△《春秋经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子方，涪陵人，字彦直，号西畴居士。《晁说之集》又称其字伯直，盖有二字也。朱彝尊《经义考》称其尝知滁州，曾子开为作《茶仙亭记》。
《经解》诸书，皆罢官后所作，考子方《宋史》无传，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其於绍圣间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著书者三十馀年。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大略相同。朱震《进书劄子》亦称为东川布衣。彝尊之说，不知何据。惟《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一条云：“子方与苏、黄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刻石醉翁亭侧。黄庭坚称为六合佳士。”殆彝尊误记是事，故云然欤？考子方著是书时，王安石之说方盛行，故不能表见於世。至南渡以后，其书始显。王应麟《玉海》载，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请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传》藏秘书。绍兴六年八月，子方之孙若上之。是时朱震为翰林学士，亦有劄子上请。当时盖甚重其书矣。子方《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著来世之惩劝，故辞之难明者，著例以见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又《后序》一篇，具述其疏解之宗旨。大抵推本《经》义，於三《传》多所纠正。如以晋文围郑谓讨其不会翟泉，以郕伯来奔为见迫於齐，以齐侯灭莱不书名辨《礼记》诸侯灭同姓名之误，类皆诸家所未发。虽其中过泥日月之例，持论不无偏驳，而条其长义，实足自成一家。所撰凡《经解》、《本例》、《例要》、三书。《通志堂经解》刊本，仅有《本例》。今从《永乐大典》裒辑成编，各还其旧。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并阙，则取黄震《日钞》所引及《本例》补之。其他《本例》所释有引伸此书所未发，或与此书小有异同者，并节取附录。而卷袠、书名则并遵《宋史》。至子方原书，《经》文已不可见。
今以所解参证，知大略皆从《左氏》，而亦间有从《公》、《穀》者，故与胡安国《春秋传》或有异同焉。
△《春秋本例》·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崔子方撰。是书大旨以为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故曰《本例》。凡一十六门，皆以日月时推之，而分著例、变例二则。州分部居，自成条理。考《公羊》、《穀梁》二《传》专以日月为例，固有穿凿破碎之病。然《经》书“公子益师卒”，《左传》称“公不与小殓，故不书日”，则日月为例，已在二《传》之前。疑其时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但予夺笔削，寓义宏深，日月特其中之一例。故二家所说，时亦有合。而推之以概全经，则支离轇轕而不尽通。至於必不可通，於是乎委曲迁就，变例生焉。此非以日月为例之过，而全以日月为例之过也。亦犹《易》中互体未尝非取象之一义，必卦卦以互体求象，则穿凿遂甚耳。啖助、赵匡一扫诸例而空之，岂非有激而然，如王弼之弃象言《易》乎？子方此书，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学辨正三《传》之是非，而专以日月为例，则正蹈其失而不悟。所论甚允。然依据旧《传》，虽嫌墨守，要犹愈於放言高论，逞私臆而乱圣经。说《春秋》者古来有此一家，今亦未能遽废焉。
△《春秋例要》·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崔子方撰。考《宋史·艺文志》，子方《春秋经解》十二卷、《本例》、《例要》二十卷，知子方所著原本，此书与《本例》合并矣。朱彝尊《经义考》称《本例》、《例要》十卷，并存。而今通志堂刊之，《本例》则析目录别为一卷，以足二十卷之数，而《例要》阙焉。盖误以《本例》目录为《例要》，而不知其别有一篇。恐彝尊所见即为此本。故曰“并存”，亦误注也。今考《永乐大典》所载，虽分析为数十百条，系於各字之下，而裒辑其文，尚可相属。较通志堂本所载目录，一字不同，灼知为刊刻之误。谨编缀前后，略依《本例》次序，排纂成编，以还子方所著三书之旧焉。
△《春秋五礼例宗》·七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宋张大亨撰。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丰乙丑乙科。何薳《春渚纪闻》、王明清《玉照新志》并载其尝官司勋员外郎，以王国侍读、侍讲官名与朝廷相紊，奏请改正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大亨《春秋通训》及此书，则称为“直秘阁吴兴张大亨撰”。盖举其所终之官也。考《左传》发凡，杜预谓皆周公礼典。韩起见《易象》、《春秋》，亦谓《周礼》在鲁。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叶梦得讥其不深於礼学，故其言多自牴牾。盖《礼》与《春秋》本相表里。大亨是编，以杜预《释例》与《经》踳驳，兼不能赅尽，陆淳所集啖、赵《春秋纂例》，亦支离失真，因取《春秋》事迹，分吉、凶、军、宾、嘉五礼，依类别记，各为总论。义例赅贯，而无诸家拘例之失。振孙称为“考究详洽”，殆非溢美。元吴澄作《春秋纂言》，分列五礼，多与此书相出人。澄非剽袭人书者，殆偶未见传本欤？朱彝尊《经义考》载此书十卷，注曰“存”。而诸家写本，皆佚其《军礼》三卷，已非彝尊之所见。然《永乐大典》作于明初，凡引此书皆吉、凶、宾、嘉四礼之文，《军礼》绝无一字。则此三卷之佚久矣，彝尊偶未核检也。
△《春秋通训》·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大亨撰。是书《自序》谓少闻《春秋》於赵郡和仲先生。考宋《苏轼年谱》，轼本字和仲。又苏洵《族谱》称为唐相苏颋之裔，系出赵郡。今所传轼《题烟江叠嶂图诗》石刻，末亦有赵郡苏氏印。然则赵郡和仲先生即轼也。苏籀《双溪集》载大亨以《春秋》义问轼，轼答书云“《春秋》，儒者本务。然此书有妙用，学者罕能领会。多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缴绕，竟亦何用？
惟左丘明识其用，终不肯尽言，微见端兆，欲使学者自求之”云云，与大亨《自序》亦合。盖其学出於苏氏，故议论宗旨亦近之。陈振孙《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并作十六卷。朱彝尊《经义考》云“已佚”。此本载《永乐大典》中，十二公各自为卷，而隐公、庄公、襄公、昭公又自分上、下卷，与十六卷之数合。
然每卷篇页无多，病其繁碎。今并为六卷，以便省览，其文则无所佚脱也。
△《春秋传》·二十卷（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
宋叶梦得撰。梦得字少蕴，号石林，吴县人。绍圣四年进士。南渡后官至崇信军节度使。事迹具《宋史·文苑传》。梦得以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主於废《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主於从《左氏》而废《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弊。故其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於事则考於义，不得於义则考於事，更相发明，颇为精核。开禧中，其孙筠刊於南剑州。真德秀跋之，称其辟邪说，黜异端，有补世教不浅。《宋史·艺文志》又载梦得别有《春秋考》三十卷、《谳》三十卷、《指要总例》二卷、《石林春秋》八卷。今《谳》、《考》二书散见《永乐大典》中，尚可得其大概。馀皆散佚，惟此《传》犹为完书。
《南窗纪谈》载“梦得为《春秋》书，其别有四：解释音义曰《传》，订正事实曰《考》，掊击三《传》曰《谳》，编列凡例曰《例》。尝语徐惇济曰：‘吾之为此名，前古所未见也。’惇济曰：‘吴程秉著书三万馀言，曰《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得无近是乎’”云云。案此《传》不专释音义，其说已非。至於以一字名书，古人多有。即以《春秋》而论，传为通名，不必言矣。
如《汉志》所载铎氏、张氏皆有《春秋微》，《公羊传疏》有闵因《春秋序》，《后汉书》有郑众《春秋删》，《隋志》有何休《春秋议》、崔灵恩《春秋序》，孙炎并先有《春秋例》。梦得博洽，安得不见？乃以为古无此名，必非事实。且《宋志》载梦得《春秋指要总例》，亦不名曰《春秋例》，殆小说附会之辞，不足据也。
△《春秋考》·十六卷（永乐大典本）
宋叶梦得撰。是书於宁宗开禧中，与《春秋传》、《春秋谳》同刻於南剑州。
元程端学作《春秋三传辨疑》，多引其说，则当时犹有传本。自明以来，藏书家皆不著录，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惟《永乐大典》颇载其文，以次检校，尚可得什之八九。今排比缀辑，复勒成编。其书大旨在申明所以攻排三《传》者，实本周之法度制作以为断，初非有所臆测於其间。故所言皆论次周典，以求合於《春秋》之法。其文辨博纵横，而语有本原，率皆典核。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辨定考究，无不精详，殆不诬也。原书前有《统论》。其后乃列十二公，逐条诠叙而不录《经》文。今悉仍旧例。其卷帙则约略篇页，辑为《统论》三卷。隐公以下，以次编为十三卷，不复拘《宋志》三十卷之数。据梦得《自序》，称自其《谳》推之，知吾所正为不妄，而后可以观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所择为不诬，而后可以观吾《传》。然《书录解题》已先列《传》，次列《考》，次列《谳》。盖《传》其大纲，而《考》、《谳》其发明之义疏也。今仍从陈氏之《序》，次於《传》后焉。
△《春秋谳》·二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叶梦得撰。是书抉摘三《传》是非，主於信《经》不信《传》，犹沿啖助、孙复之馀波。於《公羊》、《穀梁》多所驳诘。虽《左传》亦据《传》末“韩魏反而丧之”之语，谓知伯亡时左氏犹在，断以为战国时人（案《经》有续书，《传》亦有续书，梦得盖未深考。语详《左传注疏》条下），昌言排击。如辨诸侯世相朝为衰世之事；辨宰孔劝晋献公及鲁穆姜悔过之言皆出附会；辨十二次分十二国之谬；辨夹谷之会孔子沮齐景公事亦出假托；辨堕郈、堕费非孔子本意；辨诸侯出入有善有恶；辨诸侯卒之或日或不日，非尽属褒贬；鲁侯之至与不至，亦不可拘牵成例。虽辨博自喜，往往有澜翻过甚之病。於《经》旨或合或离，不能一一精确。而投之所向，无不如志，要亦文章之豪也。惟古引《春秋》以决狱，不云以决狱之法治春秋。名书以《谳》，於义既为未允。且左氏、公羊、穀梁皆前代经师，功存典籍，而加以推鞫之目，於名尤属未安。是则宋代诸儒藐视先儒之锢习，不可以为训者耳。考《宋艺文志》，是书本三十卷。又梦得自记《左传》四百四十二条、《公羊》三百四十条、《穀梁》四百四十条。今据《永乐大典》所载，参以程端学《春秋辨疑》，通加检核。《左传》阙九十条，《公羊》阙六十五条，《穀梁》阙八十四条，盖已非完帙。然其大较已略具矣。谨依类排次，釐为《左传谳》十卷、《公羊、穀梁谳》各六卷。
△《春秋集解》·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宋吕本中撰。旧刻题曰吕祖谦，误也。本中字居仁，好问之子。《宋史》本传载其靖康初官祠部员外郎。绍兴六年赐进士，擢起居舍人。八年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为“东莱先生”，故赵希弁《读书附志》称是书为东莱先生撰。后人因祖谦与朱子游，其名最著，故亦称为东莱先生。而本中以诗擅名，诗家多称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遂移是书於祖谦。不知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是书，固明云本中撰也。朱彝尊《经义》考尝辨正之，惟以《宋志》作十二卷为疑。然卷帙分合，古今每异，不独此书为然。况振孙言：“是书自三《传》而下，集诸儒之说不过陆氏、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许氏、胡氏数家，而采择颇精，全无自已议论。”以此本考之亦合。知旧刻误题审矣。惟《宋志》此书之外，别出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稍为牴牾。疑宋末刻本，已析其原卷，改题祖谦，故相沿讹异，史亦因之重出耳。祖谦《年谱》备载所著诸书，具有年月，而《春秋集解》独不载，固其确证，不必更以他说疑也。本中尝撰《江西宗派图》，又有《紫微诗话》，皆盛行於世。世多以文士目之，而经学深邃乃如此。
林之奇从之受业，复以其学授祖谦，其渊源盖有自矣。
△《春秋传》·三十卷（通行本）
宋胡安国撰。安国事迹详《宋史·儒林传》。案《玉海》载绍兴五年四月诏：“徽猷阁待制胡安国，经筵旧臣，令以所著《春秋传》纂述成书进入。十年三月书成，上之。诏奖谕，除宝文阁直学士，赐银币。”是安国此《传》，久已属稿，自奉敕撰进，又覆订五年而后成也。俞文豹《吹剑录》称其自草创至於成书，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顾其书作於南渡之后，故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经》旨。《朱子语录》曰：“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评也。明初定科举之制，大略承元旧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传》仅成二卷，阙略太甚。朱子亦无成书。以安国之学出程氏，张洽之学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盖重其渊源，不必定以其书也。后洽《传》渐不行用，遂独用安国书。渐乃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当时所谓经义者，实安国之传义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学为最弊。
冯梦龙《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诸儒议论侭有胜胡氏者。然业已尊胡，自难并收以乱耳目。”则风尚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经术，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於安国旧说始多所驳正。弃瑕取瑜，撷其精粹，已足以综括原书。第其书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废。谨校而录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纰漏之处，则钦定《汇纂》中业已抉摘无遗，昭示海内。兹不复论辨焉。
△《春秋集注》·四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高闶撰。闶字抑崇，鄞县人。绍兴元年以上舍选赐进士第，历官礼部侍郎。
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是书以程子《春秋传》为本，故仍冠以程子《原序》。
其说则杂采唐宋诸家，镕以己意，不复标举其姓名。史称秦桧疑闶荐张九成，出知筠州，不赴卒。而楼钥序是书则云：“以直道忤时宰，一斥不复。家食累年，略不以事物自撄。日有定课，风雨不渝。”盖闶家居以后，历久始卒。晚年精力，尽在是书。史文言之未详也。闶大旨虽宗程《传》。然如程子据汉薄昭《与淮南王书》有齐桓杀弟之语，遂谓子纠为弟，齐桓为兄。闶则仍用三《传》、《史记》、《荀子》之文，云子纠、小白皆襄公弟。纠居长，为当立。绝不依阿牵就，务存门户之私。他如解“卫人立晋”，解“夫人氏之丧至自齐”，解“取济西田”诸条，皆深得圣人之微旨。其解“及向戌盟于刘”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王畿采地。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文同，故误增‘于刘’二字。”又如以州蒲为州满之讹。亦皆足以备一解。惟隐公元年“会防”之“防”在琅邪华县东南，《十年》“取防”之“防”在高平昌邑县西南，《文公十二年》“城诸及郓”之“郓”在成阳姑幕南，《成公四年》“城郓”之“郓”在东郡廪邱县东，闶皆混为一地，未免於考据少疏耳。原书久佚，惟散见《永乐大典》中。谨按次排比，薈稡成编。其《永乐大典》原阙者，则采各书所引闶说补之。首尾完具，复为全帙。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是书十四卷。今以篇页繁重，析为四十卷。又《宋史》本传称闶有《春秋集解》，而《永乐大典》实作《集注》，与《书录解题》同，当是宋本原题。今并从之。至所载《经》文，多从《左氏》而亦间有从《公》、《穀》者，盖宋代诸儒大都兼采三《传》，不尽如汉世专门之学也。
△《春秋后传》·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陈傅良撰。傅良字君举（案傅良或作传良，诸本互有异同，然其字曰君举，则为傅说举於版筑之义，故今定为傅字），号止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宝谟阁待制。谥文节。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有其门人周勉《跋》，称傅良为此书，将脱稿而病，学者欲速得其书，俾佣书传写。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编，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今所传，已非傅良完本矣。赵汸《春秋集传自序》，於宋人说《春秋》者，最推傅良。称其“以《公》、《穀》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得学《春秋》之要，在三《传》后卓然名家。而惜其误以左氏所录为鲁史旧文，而不知策书有体，夫子所据以加笔削者，左氏亦未之见。左氏书首所载不书之例，皆史法也，非笔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难疑以不书发义，实与左氏异师。陈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於左氏所录而《经》不书者，皆以为夫子所笔削，则其不合於圣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为《春秋》作《传》，非为策书作《传》。其所云某故不书者，不得《经》意或有之，必以为别发史例，似非事实。况不修《春秋》二条，《公羊传》尚有传闻，不应左氏反不见。恐均不足为傅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为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废象数，而谈《易》者日增。自啖助废三《传》，而谈《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经者惟《易》与《春秋》二家著录独多。空言易骋，兹亦明效大验矣。傅良於臆说蜂起之日，独能根据旧文，研求圣人之微旨。楼钥《序》称其於诸生中择能熟诵三《传》者三人，曰蔡幼学，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随。遇有所问，其应如响。其考究可谓至详。又其书虽多出新意，而每《传》之下必注曰：“此据某说”、“此据某文”。其徵引亦为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谈褒贬者，庶有豸乎？傅良别有《左氏章旨》三十卷，楼钥所序盖兼二书言之。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今《永乐大典》中尚存梗概，然已残阙，不能成帙，故不复裒录焉。
△《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吕祖谦撰。祖谦有《古周易》，已著录。其生平研究《左传》，凡著三书：一曰《左传类编》，一曰《左传博议》，一即是编。其《类编》取《左氏》之文，分别为十九目，久无传本，惟散见《永乐大典》中，颇无可采。《博议》则随事立义，以评其得失。是编持论与《博议》略同，而推阐更为详尽。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於《左氏》一书多所发明而不为文，似一时讲说，门人所钞录者，其说良是。《朱子语录》亦称其极为详博。然遣辞命意，颇伤於巧。考祖谦所作《大事纪》，朱子亦谓有纤巧处，而称其“指公孙宏、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杀人”云云。然则朱子所谓巧者，乃指其笔锋颖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馀地耳。非谓巧於驰辨，至或颠倒是非也。《书录解题》载是书为三十卷。此本仅二十卷。考明张萱《内阁书目》所载《传说》四册外，尚有《续说》四册，知陈氏所谓三十卷者，实兼《续说》十卷计之。今《续说》别於《永乐大典》之中裒采成帙。以其体例自为起讫，仍分著於录云。
△《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吕祖谦撰。是编继《左氏传说》而作，以补所未及，故谓之《续说》。久无传本，今见於《永乐大典》者，惟自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旧本阙佚，无足采录。其馀则首尾完具，以《传》文次第排比之，仍可成帙。其中如“臾骈送狐射姑之帑”、“孟献子爱公孙敖二子”两条，俱以《博议》所云为非。是则是书当成於晚年矣。其体例主於随文解义，故议论稍不如前说之阔大。然於《传》文所载，阐发其蕴，并抉摘其疵。如所谓“《左氏》有三病，不明君臣大义，一也。好以人事附会灾祥，二也。记管、晏事则尽精神，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三也”云云，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至於朝祭、军旅、官制、赋役诸大典及晋、楚兴衰，列国向背之事机，诠释尤为明畅。惟子服景伯系本桓公，而以为出自襄公，稍为讹舛耳。盖祖谦邃於史事，知空谈不可以说《经》，故研究《传》文，穷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废《传》之高论。视孙复诸人，其学为有据多矣。
△《详注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吕祖谦撰。相传祖谦新娶，於一月之内成是书。今考《自序》称：“屏处东阳之武川，居半岁，里中稍稍披蓬藋从予游。谈馀语隙，波及课试之文。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於下。旬储月积，浸就篇帙。”又考祖谦《年谱》，其初娶韩元吉女，乃绍兴二十七年在信州，不在东阳。后乾道三年五月持母丧，居明招山，学子有来讲习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议》。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乃继娶韩氏女弟。则是书之成，实在丧制之中，安有新娶之事？流俗所传误也。书凡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载作二十卷，与此本不同。盖此本每题之下附载《左氏传》文，中间徵引典故，亦略为注释，故析为二十五卷。其《注》不知何人作，观其标题版式，盖麻沙所刊。考《宋史·艺文志》有祖谦门人张成招《标注左氏博议纲目》一卷，疑当时书肆以成招《标注》散入各篇也。杨士奇称别有一本十五卷，题曰《精选》。黄虞稷称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今皆未见。坊间所鬻之本仅十二卷，非惟篇目不完，并字句亦多妄削。世久不见全书。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又有朱彝尊收藏印，亦旧帙之可宝者矣。
△《春秋比事》·二十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沈棐撰”。棐始末无可考。惟是书前有陈亮《序》，称其字文伯，湖州人，尝为婺之校官。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案湖有沈文伯，名长卿，号审斋居士，为常州倅。忤秦桧，贬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父何以云然。岂别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则非湖人也”云云，其说与亮迥异。都穆《听雨纪谈》，又据嘉定辛未庐陵谭月卿《序》，以为莆阳刘朔撰，并称月卿亲见刘氏家本。此本不载月卿《序》，亦未审穆何所据。疑以传疑，无从是正。以陈亮去棐世近，姑从所序，仍著棐名。其书前以诸国类次，后以朝聘、征伐、会盟事迹相近者，各比例而为之说，持论颇为平允。本名《春秋总论》，亮为更此名。元至正中尝刊於金华。其版久毁，世罕传本，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此本前有中兴路儒学教授王显仁《序》，盖犹从元刻传录者也。
△《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魏了翁撰。亦所辑《九经要义》之一也。其书节录《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次第，与诸经《要义》体例并同。考了翁序李明复《春秋集义》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
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云云，是了翁亦尝裒辑众说以注《春秋》，其书未就，而其所取於《注》、《疏》者则尚见於是编。凡《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名物度数之间，则削繁举要，本末灿然。盖左氏之书，详於典制，三代之文章礼乐，犹可以考见其大凡。其远胜《公》、《穀》，实在於此。了翁所辑，亦可谓得其要领矣。原本六十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
此本仅存三十一卷，末有万历戊申中秋后三日龙池山樵彭年《手跋》一篇，称“当时镂帙不全，后世无原本可传。甘泉先生有此书三十一卷，藏之怀古阁中，出以相示，因识数言於后。”则亦难覯之本矣。然甘泉为湛若水之号，若水登弘治乙丑进士，至万历戊申凡一百四十年，不应尚在。彭年与文徵明为姻家，王世贞序其诗集，称年死之后，家人鬻其遗稿，则万历末亦不复存。且《九经要义》皆删节《注》、《疏》，而《跋》称其订定精密，为先儒所未论及，尤不相合。
疑残本偶存，好事者伪为此《跋》，而未核其年月也。
△《春秋分纪》·九十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宋程公说撰。公说字伯刚，号克斋，丹棱人，居於宣化。年二十五登第，官邛州教授。吴曦之乱，弃官携所著《春秋》诸书匿安固山中修之。甫成而卒，年仅三十七。是书前有开禧乙丑《自序》，淳祐三年，其弟公许刊於宜春。凡《年表》九卷、《世谱》七卷、《名谱》二卷、《书》二十六卷、《周天王事》二卷、《鲁事》六卷、《大国世本》二十六卷、《次国》二卷、《小国》七卷、《附录》三卷。其《年表》则冠以周及列国，而后夫人以下与执政之卿皆各为一篇。其《世谱》则王族、公族以及诸臣每国为一篇，鲁则增以妇人名、仲尼弟子。而燕则有录无书，盖原阙也。《名谱》则凡名著於《春秋》者分五类列焉。《书》则历法、天文、五行、疆理、礼乐、征伐、职官七门。其周、鲁及列国《世本》以及《次国》、《小国》、《附录》则各以《经》、《传》所载分隶之。条理分明，叙述典赡。所采诸儒之说与公说所附《序论》，亦皆醇正。诚读《春秋》者之总汇也。明以来其书罕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体例多与公说相同。栋高非剽窃著书之人，知其亦未见也。此本出自扬州马曰璐家，与《通考》所载卷数相合。内宋讳犹皆阙笔，盖从宋刻影钞者。刘光祖作公说《墓志》，称所作尚有《左氏始终》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是殆刻意於《左氏》之学者。宋自孙复以后，人人以臆见说《春秋》。恶旧说之害己也，则举三《传》义例而废之。又恶《左氏》所载证据分明、不能纵横颠倒，惟所欲言也，则并举《左传》事迹而废之。譬诸治狱，务毁案牍之文，灭佐证之口，则是非曲直乃可惟所断而莫之争也。公说当异说坌兴之日，独能考核旧文，使本末源流犁然具见，以杜虚辨之口舌，於《春秋》可谓有功矣。
△《春秋讲义》·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开禧中，溪为资善堂说书，累转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各为说以进。此即其《春秋》说也。书中如以齐襄迫纪侯去国为托复雠以欺诸侯，以秦与楚灭庸为由巴、蜀通道，以屡书“公如晋至河乃复”为晋人启季氏出君之渐，以定公戊辰即位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时当韩侂胄北伐败衄，和议再成，故於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类，并阙而不释。考宋代於丧服之制，避忌颇深。如“何居”“居”
字语出《檀弓》，《礼部韵略》即不载，其他可知。溪之不释此类，盖当时讲幄之体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长子桷鋟本金陵学舍，沈光序之。宝庆丙戌，牛大年复刻於泰州。其《序》称是书期於启沃君德，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盖非经生训诂家言，故流传未广。陈氏《书录解题》不著於录，殆以是欤？《宋史·艺文志》作四卷。王瓒《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今外间绝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采，尚散见各条《经》文之下。今谨为裒辑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所阙，则取黄震《日钞》所引补之。仍从《宋史》釐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释《经》文，多从《左氏》，故其间从《公》、《穀》者并附案语於下方焉。
△《春秋集义》·五十卷、《纲领》·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李明复撰。明复亦名俞，字伯勇，始末无考。据魏了翁《序》，知为合阳人，嘉定中太学生尔。是书首行题“校正李上舍经进春秋集义”，次行又题“后学巴川王梦应”。案朱彝尊《经义考》云：“《宋艺文志》载李明复《春秋集义》五十卷，又载王梦应《春秋集义》五十卷。尝见宋季旧刻，即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别有《集义》也。”此本乃无锡邹仪蕉绿草堂藏本。核其题名，与彝尊所见本相合。知《经义考》所说有据，而《宋志》误分为二也。张萱《内阁书目》称其采周、程、张三子，或著书以明《春秋》，或讲他经以及《春秋》，或其说有合於《春秋》者，皆广收之。然所采如杨时、谢湜、胡安国、朱子、吕祖谦之说，不一而足，谢湜尤多。萱盖考之未审耳。《经义考》载是书前有《纲领》二卷，又有魏了翁《序》。此本乃皆不载，盖传写佚之。然“春王正月”条下自注曰：“馀见《纲领》上、中二卷”。则《纲领》当有三卷，故有上、中、下之分。《经义考》作二卷，亦小误矣。今检《永乐大典》，明复所著《纲领》尚存，谨录而补之，仍釐为三卷，以还其旧焉。
△《春秋集注》·十一卷、《纲领》·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宋张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中进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朝廷知洽家居著书，宣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赍纸札誊写以进。书既上，除洽知宝章阁。会洽卒，谥之曰文宪。以其书付秘阁。书首有洽《进书状》，自言“於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既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云云。考《朱子语录》深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洽此书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足破支离轇轕之陋。车若水《脚气集》乃深以洽改从周正为非，门户之见，殊不足据。
至若水谓“《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注》，便是质实判断，此照《语》、《孟》例不得。《语》、《孟》是说道理，《春秋》是纪事。且首先数句便难明。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边道是妇人，一边道是天子之世卿。诸儒讥世卿之说，自是明训。恐是举烛尚明之论，理虽是而事则非也”云云，其论亦颇中洽之病。要其合者不可废也。明洪武中，以此书与胡安国《传》同立学官。迨永乐间，胡广等剽袭汪克宽《纂疏》为《大全》。其说专主胡《传》，科场用为程式，洽书遂废不行。今此书遗本仅存，而所谓《集传》则佚之久矣。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李琪撰。琪字开伯，吴郡人。官国子司业。其书成於嘉定辛未。以诸国为纲，而以《春秋》所载事迹类编为目。前有《序》，后有《论断》。第一卷为《王朝及霸国》。霸国之中黜秦穆、楚庄而存宋襄。又於晋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鲁》二卷，为周同姓之国。而特附以《三恪》三卷，皆周异姓之国。而列秦、楚、吴、越於诸小国后，所论多有为而发。如讥晋文借秦抗楚，晋悼结吴困楚，则为徽宗之通金灭辽而言。讥纪侯邻於雠敌而不能自强，则为高宗之和议而言。其意犹存乎鉴戒。至於称鲁已灭之后至秦、汉犹为礼义之国，则自解南渡之弱。霸国之中退楚庄、秦穆而进宋襄，则自解北辕之耻。置秦、楚、吴、越於诸小国后，则又隐示抑金尊宋之意。盖借《春秋》以寓时事，略与胡安国《传》同。而安国犹坚主复雠之义，琪则徒饰以空言矣。流传已久，姑录以备一家。且以见南宋积削之后，士大夫犹依《经》托《传》，务持浮议以自文。国势日颓，其来渐矣。存之亦足示炯戒也。
△《春秋通说》·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黄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进是书《表》称肄举业而罔功。李鸣复奏《举状》，称科举之外，穷经笃古。盖老而不第之士也。书成於绍定三年，其奏进则在端平三年。《自序》谓《春秋》为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
所书之法为教，所书之事为戒。自三《传》以褒贬立意，专门师授，仍陋袭讹。
由汉以后，类例益岐，大义隐矣。故其大旨谓直书事迹，义理自明。於古来经师相传，王不称天，桓不称王之类，一切辟之。按《朱子语录》云：“圣人据实而书，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辞间求褒贬所在，窃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论者，盖本於是。何梦申作吕大圭《春秋或问序》，谓传《春秋》者几百家，大抵以褒贬赏罚为主，惟《或问》本朱子而尽斥之。不知仲炎已先发之矣。中如於南季来聘，据三《传》、《戴记》，谓天子无聘诸侯之礼，《周礼》时聘之说不足信；於滕薛来朝，谓诸侯无私相朝之礼，三《传》俱谬：则过於疑古。以盟首止为王世子立党制父，则过於深文。以“子同生”为《传》语误入《经》文，以“葬蔡桓侯”为“公”字之讹，以“同围齐”为“围”字重写之误，疑及正《经》，亦未免臆为推测。然如谓季友为巨奸窃交宫阃，则成风私事，《传》有明文，词严义正，足以为千古之大防矣。其论胡安国之书曰：“孔子虽因颜渊之问，有取於夏时，不应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国氏谓《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当矣。孔子之於《春秋》，述旧礼者也。
如恶诸侯之强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诸侯，愤吴、楚之横而尊中国，此皆臣子所得为者。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世之僣，其可自为僣哉？”其立义明白正大，深得圣人之意。盖迥非安国所及也。
△《春秋说》·三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潜人。历官端明殿学士，事迹具《宋史》本传。
是书有咨夔《自序》，称自考功罢归，杜门深省，作《春秋说》。按本传称理宗初咨夔为考功员外郎，以忤史弥远，又言李全必为国患，为李知孝、梁成大所劾，镌秩家居者七年。是书盖是时所作也。又本传第称咨夔所著有《两汉诏令揽钞》、《春秋说》等书，而皆不载其卷数。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云“止三卷”。
《永乐大典》载吴潜所作咨夔《行状》，则谓《春秋说》实三十卷。今考是书，篇帙繁重，断非三卷所能尽。潜与咨夔同官相契，当亲见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盖后来传闻之误耳。其书议论明鬯，而考据事势，推勘情伪，尤多前人所未发。
如以书“公子友如陈”为著季氏专鲁之始，以晋侯执曹伯负刍而不为曹立君正为异日归之之地，以书“大蒐昌间”为季氏示威於众以胁国人，皆得笔削微意。惟谓庆父出奔为季友故纵，谓刘子、单子以王猛入王城为不知有君，颇有纰缪。然弃短取长，其卓然可传者，不能没也。今《两汉诏令》等书久已散佚，此书亦无传本，惟《永乐大典》尚多载其文。谨裒辑编次，釐正讹舛，仍分为三十卷，以还旧观。至《春秋经》文，三《传》各有异同。今咨夔原本，《经》文已不可见，就其所说推之，知其大概多从《左氏》，而间亦参取於《公》、《穀》。今并加案语，附识其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经解又绝无徵引，无从葺补，今亦姑阙之焉。
△《春秋经筌》·十六卷（湖北巡抚采进本）
宋赵鹏飞撰。鹏飞字企明，号木讷，绵州人。其意以说经者拘泥三《传》，各护师说，多失圣人本旨，故为此书，主於据《经》解《经》。其《自序》曰：“学者当以无《传》明《春秋》，不可以有《传》求《春秋》。无《传》以前，其旨安在，当默与心会矣。”又曰：“三《传》固不足据，然公吾心而评之，亦有时得圣意者。”夫三《传》去古未远，学有所受。其间经师衍说，渐失本意者，固亦有之。然必一举而刊除，则《春秋》所书之人，无以核其事；所书之事，无以核其人。即以开卷一两事论之。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其失在夫妇嫡庶之间。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不能知声子、仲子事也。郑伯克段于鄢，不言段为何人，其失在母子兄弟之际。苟无《传》文，虽有穷理格物之儒，殚毕生之力，据《经》文而沈思之，亦不能知为武姜子、庄公弟也。然则舍《传》言《经》，谈何容易！啖助、赵匡攻驳三《传》，已开异说之萌。至孙复而全弃旧文，遂贻《春秋》家无穷之弊。蔡绦《铁围山丛谈》载鹿溪生黄沇之说曰“今时为《春秋》者，不探圣人之志，逐《传》则论鲁三桓、郑七穆，穷《经》则会计书甲子者若干、书侵书伐凡几”
云云。沇从学於陈瓘、黄庭坚，其授受尚有渊源，而持论业已如此。盖皆沿复之说也。鹏飞此书，亦复之流派。其最陋者，至谓《经》书成风，不知为庄公之妾、僖公之妾，付之阙疑。张尚瑗《三传折诸》，讥其臆解谈经，不知《左氏》有成风事季友而属僖公之事，不值一噱。颇为切中其病。然复好持苛论，鹏飞则颇欲原情，其平允之处亦不可废。寸有所长，存备一说可矣。
△《春秋或问》·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吕大圭撰。大圭字圭叔，号朴乡，南安人。淳祐七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出知兴化军。尝撰《春秋集传》，今已散佚。此《或问》二十卷，即申明《集传》之意也。大旨於三《传》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於何休《解诂》，斥之尤力。考三《传》之中，事迹莫备於《左氏》，义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杂出众师，时多偏驳。何休《解诂》，牵合谶纬，穿凿尤多。大圭所论，於三家得失，实属不诬。视诸家之弃《传》谈《经》，固迥然有别。所著五《论》，一曰《论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贬之例》，三曰《特笔》，四曰《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曰《世变》。程端学尝称五《论》明白正大，而所引《春秋》事，时与《经》意不合。今考《或问》之中，与《经》意亦颇有出入，大概长於持论而短於考实。然大圭后於德祐初由兴化迁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大圭抗节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谓深知《春秋》之义。其书所谓明分义，正名实，著几微，为圣人之特笔者，侃侃推论，大义凛然，足以维纲常而卫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学锱铢绳之矣。
△《春秋详说》·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家铉翁撰。铉翁号则堂，以荫补官。后赐进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事迹具《宋史》本传。是书末有龚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则堂先生归，置诸瀛州者十年，成此书。自瀛寄宣，托於其友潘公从大藏之。”
今考《宋史》本传，称铉翁在河间，以《春秋》教授弟子。河间即瀛州也。又铉翁《则堂集》中有为其弟所作《志堂说》，称：“余自燕以来瀛，卒《春秋》旧业，成《集传》三十卷。”篇末题“甲申正望”。甲申为至元二十一年，上距宋亡凡十年。与璛《跋》十年之说合。下距元贞元年赐号放归复十年。与璛《跋》成书於瀛之说亦合。惟铉翁自称《集传》，而此曰《详说》，或后又改名欤？其说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记事。其或详或略，或书或不书，大率皆抑扬予夺之所系。要当探得圣人心法所寓，然后参稽众说而求其是。故其论平正通达，非孙复、胡安国诸人务为刻酷者所能及。其在河间作《假馆诗》云：“平生著书苦不多，可传者见之《春秋》与《周易》。”盖亦确然自信者。今惟此书存，其《周易》则不可考矣。
△《读春秋编》·十二卷（内府藏本）
宋陈深撰。深字子微，平江人。尝题所居曰清全斋，因以为号。朱彝尊《经义考》引卢熊《苏州志》，称深生於宋。宋亡，笃志古学，闭门著书。天历间奎章阁臣以能书荐，潜匿不出。考郑玄祐《侨吴集》有深次子植《墓志》。据其所称，植以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则植生於至元三十年癸巳。又自称长於植一年，少於深三十馀年。则深之生当在开庆、景定间。宋亡之时，仅及弱冠，故至天历间尚存也。所著有《读易编》、《读诗编》，今并未见。惟此书仅存。其说大抵以胡氏为宗，而兼采《左氏》。盖左氏身为鲁史，言必有据，非公羊、穀梁传闻疑似者比。自宋人喜以空言说《春秋》，遂并其事实而疑之，几於束诸高阁。
深所推阐，虽别无新异之见，而独能考据事实，不为虚憍恃气、废《传》求《经》之高论。可谓笃实君子，未可以平近忽之矣。
卷二十八 经部二十八
○春秋类三
△《春秋提纲》·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铁山先生陈则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时代。其始末未详。朱彝尊《经义考》列之刘庄孙后、王申子前，然则元人也。是书综论《春秋》大旨，分门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会》，曰《杂例》。每门中又区分其事，以类相从，题之曰《例》。然大抵参校其事之始终，而考究其成败得失之由。虽名曰《例》，实非如他家之说《春秋》以书法为例者。故其言闳肆纵横，纯为史论之体，盖说经家之别成一格者也。其《杂例》门中论《春秋》为用夏正，犹坚守胡安国之说。然安国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袭董仲舒、刘向之义。则通《灾异例》中独深排汉儒事应之谬，则所见固胜於安国矣。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内府藏本）
元俞皋撰。皋字心远，新安人。初，其乡人赵良钧，宋末进士及第，授修职郎、广德军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乡里。皋从良钧受学，因以所传著是书。《经》文之下，备列三《传》。其胡安国《传》亦与同列。吴澄《序》谓兼列胡氏以从时尚，而四《传》之名亦权舆於澄《序》中。胡《传》日尊，此其渐也。然皋虽以四《传》并列，而於胡《传》之过偏过激者实多所匡正。澄《序》所谓“玩《经》下之释，则四《传》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谓专门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论矣。观皋《自序》，称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传》为宗。又引程子所谓微词隐义，时措时宜，於义不同而辞同、事同而辞不同者，反覆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称学者宜熟玩程《传》均无一字及安国。盖其师之学本出於程子，特以程《传》未有成书，而胡《传》，方为当代所传习，故取与三《传》并论之。
统核全书，其大旨可以概见，固未尝如明代诸人竟尊《胡传》为经也。
△《春秋纂言》·十二卷、《总例》·一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是书采摭诸家传注，而间以己意论断之。首为《总例》，凡分七纲、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纪二例，澄所创作。馀吉、凶、军、宾、嘉五例，则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袭。然澄非蹈袭人书者，盖澄之学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间，而大亨之学派，则出於苏氏。澄殆以门户不同，未观其书，故与之暗合而不知也。然其缕析条分，则较大亨为密矣。至於《经》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经》之阙文亦皆补以方空，於体例殊为未协。盖澄於诸经率皆有所点窜，不独《春秋》为然。读是书者取其长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兴府知府蒋若愚尝为鋟木，湛若水序之。岁久散佚，世罕传本。王士祯《居易录》自云“未见其书”，又云“朱检讨曾见之吴郡陆医其清家。”是朱彝尊《经义考》之注“存”，亦仅一睹。此本为两淮所采进，殆即传写陆氏本欤？久微而著，固亦可宝之笈矣。
△《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目录一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元齐履谦撰。履谦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具《元史》本传。
此书乃其延祐丁巳为国子司业时所作。前有《自序》，谓今之《春秋》，盖圣人合二十国史记为之。自三《传》专言褒贬，於诸国分合与《春秋》所以为《春秋》，概未之及。故叙类此书，以备诸家之阙。凡二十有二篇，首鲁、次周、次宋、次齐、次晋、次卫、次蔡、次陈、次郑、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许、次宿、次楚、次吴。自内鲁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为次。其入春秋后降爵者，则随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吴以僣王殿焉。《目录》谓此皆国史具在，圣人据以作《春秋》者。又以诸小国、诸亡国釐为二篇，附录於末。《目录》谓此无国史，因二十国事所及而载者。皆先於各国下列叙大势与其排比之意，题曰《某国春秋统纪》。盖据《墨子》有百国《春秋》、徐彦《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之文，故不主因鲁史从赴告之义也。案《春秋》如不据鲁史，不应以十二公纪年。如不从赴告，不应僖公以后晋事最详，僖公以前晋乃不载一事。此盖掇拾杂说，不考正经。且鲁史不纪周年，内鲁可也。履谦分国编次而鲁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虽微加於诸侯之上乎？况天王也？至於隐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并《经》有明文。履谦漏此二条，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谓诸国皆僣称公，惟蔡仍旧章。反引《左传》为证，殊为疏舛。
又《经》书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无疑义。
《穀梁》“传疑故志之”之说，已为不核事实。履谦乃竟以庄公为齐侯之子，尤为乖谬。以其排比《经》文，颇易寻览，所论亦时有可采，故录存之。吴澄《序》称其缕数旁通，务合书法。间或求之太过，要之不苟为言。盖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辞矣。
△《春秋本义》·三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程端学撰。端学字时叔，号积斋，庆元人。至治元年举进士第二，官国子助教，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事迹附载《元史·儒学传·韩性传》中。是书乃其在国学时所作。所采自三《传》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宁波府志》及《千顷堂书目》均称所采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为《通论》一篇、《问答》一篇、《纲领》一篇。其下依《经》附说，类次群言，间亦缀以案语。
《左传》事迹，即参错於众说之中，体例颇为糅杂。其大旨仍主常事不书，有贬无褒之义。故所徵引，大抵孙复以后之说。往往缴绕支离，横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贬。如《经》书“纪履緰来逆女”、“伯姬归于纪”，此自直书其事，旧无褒贬。端学必谓履緰非命卿，纪不当使来迎，鲁亦不当听其迎。夫履緰为命卿，固无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据乎？纪叔姬之归酅，旧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归於夫族。端学必以为当归鲁而不当归酅，斯已刻矣，乃复诬以失节於纪季。此又何所据乎？至於宋儒之驳《左传》，不过摘其与《经》相戾，如《经》曰：“楚子麇卒”，而《传》曰“遇弑”之类耳。端学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则天下无可据之古书矣，以其尚颇能纠正胡《传》，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书佚者十之九，此书犹略见其梗概，姑录之以备参考焉。
△《春秋或问》·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程端学撰。端学既辑《春秋本义》，复历举诸说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书。盖与《本义》相辅而行者也。其中最纰缪者，莫过於坚执周用夏正一条。
反覆引譬，至於一万馀言，无一不郢书燕说。甚至於隐公元年不书即位，亦谓即位当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书，以为改正不改月之证。其陋殆不足与辨。然其他论说，乃转胜所作之《本义》。盖《本义》由误从孙复之说，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凿其文，务求圣人所以贬。即本条无可讥弹，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当其罪，遂至於支离轇轕，多与《经》义相违。此书则历举诸家，各加抨击。
虽过疑三《传》，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转能一举而摧陷之。然则《本义》之失，失於芟除纠结之后又自生纠结耳。若此书所辨订，则未尝尽不中理也。弃短取长，固亦未可竟废焉。
△《春秋三传辨疑》·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元程端学撰。是书以攻驳三《传》为主。凡端学以为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颣。
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盖不信三《传》之说创於啖助、赵匡（案韩愈《赠卢仝》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句，仝与啖、赵同时，盖亦宗二家之说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据现存之书惟称啖、赵），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且并以《左传》为伪撰。变本加厉，罔顾其安，至是而横流极矣。平心而论，左氏身为国史，记录最真。公羊、穀梁去圣人未远，见闻较近。必斥其一无可信，世宁复有可信之书？此真妄构虚辞，深诬先哲。至於褒贬之义例，则左氏所见原疏。公、穀两家书由口授，经师附益，不免私增，诚不及后来之精密。端学此书，於研求书法，纠正是非，亦千虑不无一得，固未可恶其刚愎，遂概屏其说也。《通志堂经解》所刊，有《本义》，有《或问》，而不及此书。据纳喇性德之《序》，盖以残阙而置之。此本为浙江吴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蚀最甚，有每行惟存数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则尚皆完整。
今以《永乐大典》所载校补其文，遂复为全帙。吴本於《左氏》所载诸轶事，每条之下俱注“非本义，不录”字。疑为端学定稿之时加以签题，俾从删削，而缮写者仍误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旧焉。
△《春秋谳义》·九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吴江人。至正间领乡荐。以兵兴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昔程子作《春秋传》未成，朱子之论《春秋》亦无专书。元杰乃辑其绪言，分缀《经》文之下，复删掇胡安国《传》以尽其意。安国之书在朱子前，而其说皆列朱子后。欲别所尊，故不以时代拘也。其间如隐公四年“州吁”条下，备录朱子《邶风·击鼓篇传》，於《春秋》书法无关，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阐，别标曰《谳》，如桓公四年“纪侯大去”条下，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意主责纪不责齐。元杰之《谳》则委曲恕纪，不从程子之说。而全书之内，於朱子无一异辞，其宗旨概可见矣。恭读御题诗注，以程朱之重佁目之，允足破乡曲竖儒守一先生之锢见。又其书袭叶梦得之谬，以“谳”
为名，亦经御题严辟，尤足以戒刻深锻炼以法家说《春秋》者。以其谨守旧文，尚差胜无师瞽说，故仍录存之，而敬述圣训，明正其失如右。原书十二卷，久无刊本。今诸家所藏皆佚脱其后三卷，无从校补，亦姑仍之焉。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李廉撰。廉字行简，庐陵人。明杨士奇《东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举於乡，擢陈祖仁榜进士。官至信丰令。遇寇乱，守节死。时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时，故交无在当路者，有司又不知采录以闻，故史竟遗之。”则廉实忠义之士，非以空言说《经》者矣。此书以诸家之说薈萃成编。
《自序》谓：“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传《经》之始也。
次三《传》，注专门也。次疏义，释所疑也。总之以胡氏，贵乎断也。陈、张并列，择其长也。又备采诸儒成说及他传记略加疏剔，於异同是非始末之际，每究心焉。”然是编虽以胡氏为主，而驳正殊多。又参考诸家，并能掇其长义。一事之疑，一辞之异，皆贯串全经以折衷之。如谓仲子非嫡，隐公不得谓之摄；齐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鲁僖；不书吴败越夫椒，责其不能复雠；书葬昭公，罪鲁不以季氏为逆；书葬刘文公，罪畿内诸侯之僣；书筑蛇渊囿，责定公受女乐而荒：持论俱明白正大。《总论》百馀条，权衡事理，尤得比事属辞之旨。
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多采录焉。廉《自序》题“至正九年己丑”，又称：“读《经》三十年，窃第南归，叨录剧司，乃成是书。”考元史陈祖仁榜在顺帝至正二年。盖廉於乡举之岁即登进士第，而通籍颇晚。闭户著书，故得潜心古义，不同於科举之学也。
△《春秋经传阙疑》·四十五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元郑玉撰。玉事迹详《元史·忠义传》。其体例以《经》为纲，以《传》为目。叙事则专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论则先以《公》、《穀》，而参以历代诸儒之说。《经》有残阙则考诸《传》以补其遗。《传》有舛误，则稽於《经》以证其谬。大抵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所著《师山集》中有《属王季温刊春秋阙疑书》，至被执就死之时，惟惓惓以此书为念，盖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谓：“常事则直书而义自见，大事须变文而义始明。盖《春秋》有鲁史之旧文，有圣人之特笔。不可字求其义，如酷吏之刑书；亦不可谓全无其义，如史官之实录。”又曰：“圣人之《经》，词简义奥，固非浅见臆说所能窥测所以。岁月既久，残阙滋多，又岂悬空想像所能补缀？与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讥於当世，孰若阙其所当阙，以俟知於后人。”其论皆洞达光明，深得解《经》之要。故开卷周正、夏正一事，虽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阙而不讲，慎之至也。昔程端学作《春秋本义》等三书，至正中官为刊行，而曰久论定，人终重玉此书。岂非以玉之著书主於明《经》以立教，端学之著书主於诋《传》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县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辞。明兵入徽州，守将迫之降，玉不屈死。与宋吕大圭及同时李廉均可谓能明大义，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类稿》乃谓玉既不受元爵，自当仕明，谓之当生而不生。其说殊谬。伯夷、叔齐岂尝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谓小人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传》·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赵汸撰。汸有《周易文诠》，已著录。是书有汸《自序》及其门人倪尚谊《后序》。尚谊称是书初藁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成编。既而复著《属辞》，义精例密。乃知《集传》初稾，更须讨论。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经义，犹有未至。岁在戊寅，重著是《传》。草创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难厄，阁笔未续。至洪武己酉，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谊据《属辞》义例续之。《序》中所谓策书之例十有五、笔削之义八者，亦尚谊更定，而原本有讹误疏遗者咸补正焉。则此书实成於尚谊之手。然义例一本於汸，犹汸书也。
汸《自序》曰：“学者必知策书之例，然后笔削之义可求。笔削之义既明，则凡以虚辞说经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谓得说经之要领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