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拜，老不死你可硬硬朗朗的，不然您那间茅房，我们可得去占领啦……”江伟恶狠狠地嘎嘎笑起来。
当晚回到家，小渔照样做饭炒菜。江伟运动筷子的手却是瞎的。终于，他停下散漫的谈天，叫她去把口红擦擦干净。她说哪来的口红？她回来就洗了澡。他筷子一拍，喊：“去给我擦掉！”
小渔瞪着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了。江伟冲进厕所，撕下了截手纸，扳住她脸，用力擦她嘴唇连鼻子脸颊也一块扯进去。小渔想：他明明看见桌上有餐纸。她没挣扎，她生怕一挣扎他心里那点憋屈会发泄不净。她想哭，但见他伏在她肩上，不自恃地饮泣，她觉得他伤痛得更狠更深，把哭的机会给他吧。不然俩人都哭，谁来哄呢。她用力扛着他的哭泣，他烫人的抖颤，他冲天的委屈。
第二天清早，江伟起身打工时吻了她。之后他仰视天花板，眼神懵着说：“还有三百六十四天。”小渔懂他指什么。一年后，她可以上诉离婚，再经过一段时间出庭什么的，她就能把自己从名义上也撤出那婚姻勾当。但无论小渔怎样温存体贴，江伟与她从此有了那么点生分；一点阴阳怪气的感伤。他会在兴致很好时冒一句：“你和我是真的吗？你是不是和谁都动真的。”他问时没有威胁和狠劲，而是虚弱的，让小渔疼他疼坏了。他是那种虎生生的男性，发蛮倒一切正常。他的笑也变了，就像现在这样：眉心抽着，两根八字纹顺鼻两翼拖下去，有点尴尬又有点歹意。
江伟发觉站在站口许多妻子中的小渔后马上堆出这么个笑。他们一块往家走。小渔照例不提醒她手里拎着两个大包。江伟也照例是甩手走到楼下才发现：“咳，你怎么不叫我拿！”然后夺去所有的包。小渔累了一样笑，累了一样上楼上很慢。因为付给老头和那个机构的钱一部分是借的，他俩的小公寓搬进三条汉子来分担房租。一屋子脚味。小渔刚打算收拾，江伟就说：“他们花钱雇你打扫啊？”
三条汉子之一在制衣厂剪线头，一件羊毛衫沾得到处是线头，小渔动手去摘，江伟也火：“你是我的还是公用的？”
小渔只好硬下心，任它臭、脏、乱。反正你又不住这儿，江伟常说，话里梗梗地有牢骚。好像小渔情愿去住老头的房。“结婚”第二周，老头跑来，说移民局一清早来了人，直问他“妻子”哪去了。老头说上早班，下次他们夜里来，总不能再说“上夜班”吧？移民局探子又看见了几件女人衣裙，瑞塔的，他拿眼比试衣裙长度，又去比试结婚照上小渔的高度，然后问：“你妻子是中国人，怎么尽穿意大利裙子？”
江伟只好送小渔过三条街，到老头房子里去了。老头房虽破烂却是独居，两间卧室。小渔那间卧室的卫生间不带淋浴，洗澡要穿过老头的房。江伟严格检查了那上面的锁，还好使，也牢靠。他对她说：老东西要犯坏，你就跳窗子，往我这儿跑，一共三条街，他撵上你也跑到了。小渔笑着说：不会的。江伟说凭什么不会？听见这么年轻女人洗澡，瘫子都起来了！
“不会的，还有瑞塔。”小渔指指正阴着脸在厨房炸鱼的瑞塔说。瑞塔对小渔就像江伟对老头一样，不掩饰地提防。小渔搬进去，老头便不让她在他房里过夜，说移民局再来了，故事就太难讲了。
半年住下来，基本小乱大治。小渔每天越来越早地回老头那儿去。江伟处挤，三条汉子走了一条，另一条找个自己干裁缝的女朋友，天天在家操作缝纫机。房里多了噪音少了脏臭，都差不多，大家也没什么罗嗦。只是小渔无法在那里读书。吃了晚饭，江伟去上学，她便回老头那儿。她在那儿好歹有自己的卧室，若老头与瑞塔不闹不打，那儿还清静。她不懂他们打闹的主题。为钱？为房子漏？为厨房里蟑螂造反？为下水道反刍？为俩人都无正路谋生，都通对方出去奔伙食费？活到靠五十的瑞塔从未有过正经职业，眼下她帮阔人家做意大利菜和糕饼。她赚多赚少，要看多少家心血来潮办意式家宴。
偶然地，小渔警觉到他俩吵一部分为她。有回小渔进院子，她已习惯摸黑上门阶。但那晚门灯突然亮了。进门见老头站在门里，显然听到她脚步赶来为她开的灯。怕她摔着、磕碰着？怕她胆小怕黑？怕她鄙薄他：穷得连门灯也开不起？她走路不响的，只有悄然仔细的等候，才把时间掐得那么准，为她开灯。难道他等候了她？为什么等她，他不是与瑞塔玩牌玩得好好的？进自己屋不久，她听见“哞”一声，瑞塔母牲口一样嚎起来。然后是吵。吵吵吵，意大利语吵起来比什么语言都热烈奔放解恨。第二天早晨，老头缩在桌前，正将装“结婚照”的镜框往一块安，玻璃没指望安上了。她没敢问怎么了。怎么了还用问？她慢慢去捡地上的玻璃渣，跟她有过似的。
“瑞塔，她生气了？”她问。老头眼从老花镜上端、眉弓下端探出来，那么吃力。可不能问：是为你给我开了门灯（爱护？关切？献殷勤？）本来这事就够不三不四了，她再问；再弄准确些，只能使大家都窘死。
老头耸耸肩，表示：还有比生气更正常的吗？她僵站一会，说：“还是叫瑞塔住回来吧？”其实并不难混过移民局的检查，他们总不会破门而入，总要先用门铃通报。门铃响，大家再做戏。房子乱，哪堆垃圾里都藏得进瑞塔。不不不。老头越“不”越坚决。小渔敛声了。她搁下只信封，轻说：“这两周的房钱。”
老头没去看它。
等她走到门厅，回头，见他已将钞票从信封里挖出，正点数。头向前伸，像吃什么一样生怕掉渣儿而去就盘子。她知道他急于搞清钱数是否如他期待。上回他涨房价，江伟跑来和他讨价还价，最后总算没动粗。这时她见老头头颈恢复原位，像吃饱吃够了，自个儿跟自个儿笑起来。小渔只想和事，便按老头要的价付了房钱，也不打算告诉江伟。不就十块钱吗？就让老头这般没出息地快乐一下吧。
瑞塔吵完第二天准回来，接下来的两三天会特别美好顺溜。这是老头拉琴她唱歌的日子。他们会这样拉呀唱的没够：摊着一桌子碟子、杯子，一地纸牌、酒瓶，垃圾桶臭得瘟一样。小渔在屋里听得感动，心想：他们每一天都过得像末日，却在琴和歌里多情。他俩多该结婚啊，因为除了他们彼此欣赏，世界就当没他们一样。他俩该生活在一起，谁也不嫌谁，即使自相残杀，也可以互舔伤口。
据说老头在“娶”小渔之前答应了娶瑞塔，他们相好已有多年。却因为她夹在中间，使他们连那一塌糊涂的幸福也没有了。
小渔心里的惭愧竟真切起来。她轻手轻脚走到厨房，先把垃圾袋拎了出去。她总是偷偷干这些事，不然瑞塔会觉得她侵犯她的主权，争夺主妇位置。等她把厨房清理干净，洗了手，走出来，见俩人面对面站在窗口。提琴弓停了，屋里还有个打抖的尾音不肯散去。他们歌唱了他们的相依为命，这会儿像站着安睡了。小渔很感动、很感动。
是老头先看见了小渔。他推开正吻他的瑞塔，张惶失措地看着这个似乎误闯进来的少女。再举起琴和弓，他仅为了遮掩难堪和羞恼。没拉出音，他又将两臂垂下。小渔想他怎么啦？那脸上更迭的是自卑和羞愧吗？在少女这样一个真正生命面前，他自卑着自己，抑或还有瑞塔，那变了质的空掉了的生命——似乎？这种变质并不是衰老带来的，却和堕落有关。然而，小渔委屈着尊严，和他“结合”，也可以称为一种堕落。但她是偶然的、有意识的；他却是必然的、下意识的。下意识的东西怎么去纠正？小渔有足够的余生纠正一个短暂的人为的堕落，他却没剩多少余生了。他推开瑞塔，还似乎怕他们丑陋的享乐吓着小渔；又仿佛，小渔清新地立在那儿，那么青春、无残，使他意识到她不配做那些，那些是小渔这样有真实生命和青春的少女才配做的。
其实那仅是一瞬。一瞬间哪里容得下那么多感觉呢？一瞬间对你抓住的是实感还是错觉完全不负责任。这一瞬对瑞塔就是无异常的一瞬。她邀请小渔也参加进来，催促老头拉个小渔熟悉的曲子，还给小渔倒了一大杯酒。
“太晚了，我要睡了。”她谢绝：“明天我要打工。”
回到屋，不久听老头送瑞塔出门。去卫生间刷牙，见老头一个人坐在厨房喝酒，两眼空空的。“晚安。”他说，并没有看小渔。
“晚安。”她说：“该睡啦，喝太多不好。”她曾经常这样对不听话的病人说话。
“我背痛。我想大概睡得太多了。”
小渔犹豫片刻还是走过去。他赤着膊，骨头清清楚楚，肚皮却囊着。他染过的头发长了，花得像芦花鸡。他两只小臂像毛蟹。小渔边帮他揉背边好奇地打量他。他说了声“谢谢”，她便停止了。他又遭一回“晚安”，并站起身。她正要答，他却拉住她手。她险些大叫，但克制了，因为他从姿势到眼神都没有侵略性。“你把这里弄得这么干净；你总是把每个地方弄干净。为什么呢，还有三个月，你不就要搬走了吗？”
“你还要在这里住下去啊。”小渔说。
“你还在门口种了花。我死了，花还会活下去。你会这样讲，对吧？”
小渔笑笑：“嗯。”她可没有这么想过，想这样做那样做她就做了。老头慢慢笑。是哪种笑呢？人绝处逢生？树枯木逢春？他一手握小渔的手，一手又去把盏。很轻地喝一口后，他问：“你父亲什么样，喝酒吗？”
“不！”她急着摇头，并像孩子反对什么一样，坚决地撮起五官。
老头笑出了响亮的哈哈，在她额上吻一下。
小渔躺在床上心仍跳。老头怎么了？要不要报告江伟？江伟会在带走她之前把老头鼻子揍塌吗？“老畜牲，豆腐捡嫩的吃呐？”他会这样骂。可那叫“吃豆腐”吗？她温习刚才的场面与细节，老头像变了个人。没了她所熟悉的那点淡淡的无耻。尽管他还赤膊，龌龊邋遏，但气质里的龌龊邋遏却不见了。他问：你父亲喝酒吗？没问你男友如何。他只拿自己和她父亲排比而不是男友。也许什么使他想做一回长辈。他的吻也是长辈的。
周末她没对江伟提这事。江伟买了一辆旧车，为去干挣钱多的养路工。他俩现在只能在车上做他俩的事了。“下个月就能还清钱。”他说，却仍展不开眉。看他肤色晒得像土人，汗毛一根也没了，小渔紧紧搂住他。似乎被勾起一堆窝囊感慨，她使劲吻他。
十月是春天，在悉尼。小渔走着，一辆发出拖拉机轰鸣的车停在她旁边。老头的车。
“你怎么不乘火车？”他让她上车后问。
她说她已步行上下工好几个月了，为了省车钱。老头一下沉默了。他涨了三次房钱，叫人来修屋顶、通下水道、灭蟑螂，统统都由小渔付一半花销。她每回接过账单，不吭声立刻就付钱，根本不向江伟吐一个字。他知道了就是吵和骂，瞪着小渔骂老头，她宁可拿钱买清静。她瞒着所有人吃苦，人总该不来烦她了吧。不然怎样呢？江伟不会说，我戒烟、我不去夜总会、我少和男光棍们下馆子，钱省下你好乘车。他不会的，他只会去闹，闹得赢闹不赢是次要的。“难怪，你瘦了。”在门口停车，老头才说。他一路在想这事。她以为他会说：下月你留下车钱再交房钱给我吧。但没有这话，老头那渗透贫穷的骨肉中不存在这种慷慨。他顶多在买进一张旧沙发时，不再把账单给小渔了。瑞塔付了一半沙发钱，从此她便盘据在那沙发上抽烟、看报、染脚趾甲手指甲，还有望呆。
（3）
一天她望着小渔从她面前走过，进卫生间，突然扬起眉，笑一下。小渔淋浴后，总顺手擦洗浴盆的脸盆。梳妆镜上总是雾腾腾溅满牙膏沫；台子上总有些毛渣，那是老头剪鼻孔毛落下的；地上的彩色碎指甲是瑞塔的。她最想不通的是白色香皂上的污秽指纹，天天洗，天天会再出现。她准备穿衣时，门响一下。门玻璃上方的白漆剥落一小块，她凑上一只眼，却和玻璃那面一只正向内窥的眼撞上。小渔“哇”一嗓子，喊出一股血腥。那眼大得吞人一样。她身子慌张地往衣服里钻，门外人却嘎嘎笑起来。拢拢神，她辨出是瑞塔的笑。“开开门，我紧急需要用马桶！”
瑞塔撩起裙子坐在马桶上，畅快淋漓地排泄，声如急雨。舒服地长吁和打几个战栗后，她一对大黑眼仍咬住小渔，嚼着和品味她半裸的身子。“我只想看看，你的奶和臀是不是真的，嘻……”
小渔不知拿这个连内裤都不穿的女人怎么办。见她慌着穿衣，瑞塔说：“别怕，他不在家。”老头现在天天出门，连瑞塔也不知他去忙什么了。
“告诉你：我要走了。我要嫁个挣钱的体面人去。”瑞塔说。坐在马桶上趾高气扬起来。小渔问，老头怎么办？
“他？他不是和你结婚了吗？”她笑得一脸坏。
“那不是真的，你知道的！……”和那老头“结婚”？一阵浓烈的耻辱袭向小渔。
“哦，他妈的谁知道真的假的！”瑞塔在马桶上架起二郎腿，点上根烟。一会就洒下一层烟灰到地上。“他对我像畜生对畜生，他对你像人对人！”
“我快搬走了！要不，我明天就搬走了！……”
再一次，小渔想，都是我夹在中间把事弄坏了。“瑞塔，你别走，你们应该结婚，好好生活！”
“结婚？那是人和人的事。畜生和畜生用不着结婚，他们不配结婚，在一块配种，就是了！我得找那么个人：跟他在一块，你不觉得自己是个母畜生。怪吧，跟人在一块，畜生就变得像人了；和畜生在一块，人就变了畜生。”
“可是瑞塔，他需要人照顾，他老了呀……”
“对了，他老了！两个月后法律才准许你们分居；再有一年才允许你们离婚。剩给我什么呢？他说，他死了只要能有一个人参加他的葬礼，他就不遗憾了。我就做那个惟一参加他葬礼的人？”
“他还健康，怎么会死呢？”
“他天天喝，天天会死！”
“可是，怎么办，他需要你，喜欢你……”
“哦，去他的！”
瑞塔再没回来。老头酒喝个很静。小渔把这静理解成伤感。收拾卫生间，小渔将瑞塔的一只空粉盒扔进垃圾袋，可很快它又回到原位。小渔把这理解为怀念。老头没提过瑞塔，却不止一回脱口喊：“瑞塔，水开啦。”他不再在家里拉琴，如瑞塔一直期望的：出去挣钱了。小渔偶尔发现老头天天出门；是去卖艺。
那是个周末，江伟开车带小渔到海边去看手工艺展卖。那里有人在拉小提琴，海风很大，旋律被刮得一截一截，但小渔听出那是老头的琴音。走了大半个市场，并未见拉琴人，总是曲调忽远忽近在人缝里钻。直到风大起来，还来了阵没头没脑的雨，跑散躲雨的人一下空出一整条街，老头才显现出来。
小渔被江伟拉到一个冰淇淋摊子的大伞下。“咳，他！”江伟指着老头惊诧道。“拉琴讨饭来啦。也不赖，总算自食其力！”
老头也忙着要找地方避雨。小渔叫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江伟斥她道：“叫他做什么？我可不认识他！”
忙乱中的老头帽子跌到了地上。去拾帽子，琴盒的按钮开了，琴又摔出来。他捡了琴，捧婴儿一样看它伤了哪儿。一股乱风从琴盒里卷了老头的钞票就跑。老头这才把心神从琴上收回，去撵钞票回来。
雨渐大，路奇怪地空寂，只剩了老头，在手舞足蹈地捕蜂捕蝶一样捕捉风里的钞票。
小渔刚一动就被按住：“你不许去！”江伟说：“少丢我人。人还以为你和这老叫花子有什么关系呢！”她还是挣掉了他。她一张张追逐着老头一天辛苦换来的钞票。在老头看见她，认出浑身透湿的她时，摔倒下去。他半蹲半跪在那里，仰视她，似乎那些钱不是她捡了还他的，而是赐他的。她架起他，一边回头去寻江伟，发现江伟待过的地方空荡了。
江伟的屋也空荡着。小渔等了两小时，他未回。她明白江伟心里远不止这点别扭。瑞塔走后的一天，老头带回一盆吊兰，那是某家人搬房扔掉的。小渔将两只凳叠起，登上去挂花盆，老头两手掌住她脚腕。江伟正巧来，门正巧没锁，老头请他自己进来，还说，喝水自己倒吧，我们都忙着。
“我们，他敢和你‘我们’？你俩‘我们’起来啦？”车上，江伟一脸恶心地说。“俩人还一块浇花，剪草坪，还坐一间屋，看电视的看电视，读书的读书，难怪他‘我们’……”小渔惊吓坏了：他竟对她和老头干起了跟踪监视！“看样子，老夫少妻日子过得有油有盐！”
“瞎讲什么？”小渔头次用这么炸的声调和江伟说活。但她马上又缓下来：“人嘛，过过总会过和睦……”
“跟一个老王八蛋、老无赖，你也能往一块和？”他专门挑那种能把意思弄误差的字眼来引导他自己的思路。
“江伟！”她喊。她还想喊：你要冤死人的！但汹涌的眼泪堵了她的咽喉。车轰一声，她不哭了。生怕哭得江伟心更毛。他那劲会过去的，只要让他享受她全部的温存。什么都不会耽误他享受她，痛苦、恼怒都不会。他可以一边发大脾气一边享受她。“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他在她身上痉挛着问。
小渔到公寓楼下转，等江伟。他再说绝话她也决不回嘴。男人说出那么狠的话，心必定痛得更狠。她直等到半夜仍等个空。回到老头处，老头半躺在客厅长沙发上，脸色很坏。他对她笑笑。
她也对他笑笑。有种奇怪的会意在这两个笑当中。
第二天她下班回来，见他毫无变化地躺着，毫无变化地对她笑笑。他们再次笑笑。到厨房，她发现所有的碟子、碗、锅都毫无变化地搁着，老头没有用过甚至没有碰过它们。他怎么啦？她冲出去欲问，但他又笑笑。一个感觉舒适的人才笑得出这个笑。她说服自己停止无中生有的异感。
她开始清扫房子，想在她搬出去时留下个清爽些、人味些的居处给老头。她希望任何东西经过她手能变得好些；世上没有理应被糟蹋掉的东西，包括这个糟蹋了自己大半生的老头。
老头看着小渔忙。他知道这是她在这儿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完，他俩就两清了。她将留在身后一所破旧但宜人的房舍和一个孤寂但安详的老头。
老头变了。怎么变的小渔想不懂。她印象中老头老在找遗失的东西：鞋拔子、老花镜、剃须刀。有次一把椅子散了架，椅垫下他找到了四十年他一直在找的一枚微型圣像，他喜悦得那样暧昧和神秘，连瑞塔都猜不透那指甲大的圣像所含的故事。似乎偶然地，他悄悄找回了遗失了更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静、文雅的。
现在他会拎着还不满的垃圾袋出去，届时他会朝小渔看看，像说：你看，我也做事了，我在好好生活了。他仿佛真的在好好做人；再不挨门去拿邻居家的报看，也不再敲诈偶尔停车在他院外的人。他仍爱赤膊，但小渔回来，他马上找衣服穿。他仍把电视音量开得惊天动地，但小渔卧室灯一暗，他立刻将它拧得近乎哑然。一天小渔上班，见早晨安静的太阳里走着拎提琴的老人，自食其力使老人有了副安泰认真的神情和庄重的举止。她觉得那样感动：他是个多正常的老人；那种与世界、人间处出了正当感情的老人。
小渔在院子草地上耙落叶时想，他会好好活下去，即使没有了瑞塔，没有了她。无意中，她瞅进窗里，见老头在动，在拼死一样动。他像在以手臂拽起自己身体，很快却失败了。他又试，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试，最后妥协了，躺成原样。
原来他是动不了了！小渔冲回客厅，他见她，又那样笑。他这样一直笑到她离去；让她安安心心按时离去？……她打了急救电话，医生护士来了，证实了小渔的猜想：那雨里的一跤摔出后果来了，老头中了风。他们还告诉她：老头情况很坏，最理想的结果是一周后发现他还活着，那样的话，他会再一动不动地活些日子。他们没用救护车载老头去医院，说是反正都一样了。
老头现在躺回了自己的床。一些连着橡皮管和瓶子的支架竖在他周围。护士六小时会来观察一次，递些茶饭，换换药水。
“你是他什么人？”护士问。对老头这样的穷病号，她像个仁慈的贵妇人。
老头和她都懒着不说话。电话铃响了，她被烧了一样拔腿就跑。
“你东西全收拾好了吧？”江伟在一个很吵闹的地方给她打电话。听她答还没有，他话又躁起来：“给你俩钟头，理好行李，到门口等我！我可不想见他！……”你似乎也不想见我，小渔想。从那天她搀扶老头回来，他没再见她。她等过他几回，总等不着他。电话里问他是不是很忙，他会答非所问地说：我他妈的受够了！好像他是这一年惟一的牺牲。好像这种勾当单单苦了他。好像所有的割让都是他做的。“别忘了，”江伟在那片吵闹中强调：“去向他讨回三天房钱，你提前三天搬走吧！”
“他病得很重，可能很危险……”
“那跟房钱有什么相干？”
她又说，他随时有死的可能；他说，跟你有什么相干？对呀对呀，跟我有什么相干。这样想着，她回到自己卧室，东抓西抓地收拾了几件衣服，突然搁下它们，走到老头屋。
护士已走了。老头像已入睡。她刚想离开，他却睁了眼。完了，这回非告别不可了。她心里没一个词儿。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老头先开了口。她摇摇头。摇头是什么意思？是不走吗？她根本没说她要留下，江伟却问：你想再留多久？陪他守他、养他老送他终？……
老头摸出张纸片，是张火车月票。他示意小渔收下它。当她接过它时，他脸上出现一种认错后的轻松。
“护士问我你是谁，我说你是房客。是个非常好的好孩子。”老头说。
小渔又摇头。她真的不知自己是不是好。江伟刚才在电话里咬牙切齿，说她居然能和一个老无赖处那么好，可见是真正的“好”女人了。他还对她说，两小时后，他开车到门口，假如门口没她人，他掉车头就走。然后他再不来烦她；她愿意陪老头多久就多久。他再一次说他受够了。
老头目送她走到门口。她欲回身说再见，见老头的拖鞋一只底朝天。她去摆正它时，忽然意识到老头或许再用不着穿鞋；她这分周到对老头只是个刺痛的提醒。对她自己呢？这举动是个借口；她需要借口多陪伴他一会儿，为他再多做点什么。
“我还会回来看你……”
“别回来……”他眼睛去看窗外，似乎说：外面多好，出去了，干嘛还进来？
老头的手动了动。小渔感到自己的手也有动一动的冲动。她的手便去握老头的手了。
“要是……”老头看着她，满嘴都是话，却不说了。他眼睛大起来，仿佛被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吓住了。她没问——“要是”是问不尽的。要是你再多住几天就好了。要是我死了你会记得我吗？要是我幸运地有个葬礼，你来参加吗？要是将来你看到任何一个孤零零的老人，你会由他想到我吗？
小渔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是”。
老头向里一偏头，蓄满在他深凹的眼眶里的泪终于流出来。
（全文完。本小说获1991年“中央日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被改编为电影后，获“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六项大奖，包括最佳编剧奖。请欣赏下篇作品）
21.失眠人的艳遇
（1）
我在寻找一个人。他究竟是谁我无法知道；相貌、年龄、职业，我全不知道。但我大概知道他住哪里，否则我不可能与他亲近起来。我是在半年前发现这个人的，就是说我与他逐步了解、亲近已有半年。所以现在我非得找他了，非得搞清楚他是谁。此之前，我得让你们知道我是谁。
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女人，刚拿到艺术学位，这座五十层的公寓楼上没人认得我。一个占据最小一隅的、出出进进挂着谁也不惹的微笑的东方女人。我教一点书，时而到餐馆打打工，还在美术用品商店干半个售货员。我的收入五花八门，但我一天也不拖房钱。我非法或非非法地做这做那，消受自己的一分辛劳与寂寞，抑或还有点独享的快乐。
此外，我还是个晚期失眠症患者。三十岁这年，我不仅是患者，而且晚期了。原以为到美国来这个症不会跟我来。像是净光一个人来的，跟从娘的产道里爬出来一样净光，没钱、没履历，一切好的恶的附属全被丢在海关狭狭的甬道那边。到美国的第一觉我睡得熟透、我便以为失眠也被成功地遗弃在海关那头了。
直到一夜，我略微偏脸，看见一大摊黑色在白床单上。我不认识我的头发，但我认识我的失眠。就是这个情形，我的无数辗转惊扰了它们，它们逐渐爬上我的肩我的脖子，它们开始勒我。
那夜我知道我完了，跟癌症一样，它回来了就不会再走。这个回归，就是晚期。辗转越来越急促，我得频繁地扯开渐渐绞紧的黑发。之后我开开灯，对了，就从那夜，我必须睡在明明白白的灯光里，不想那些漆黑的头发再往我颈子上爬。
凌晨三点，我放弃了哄自己入睡的全部温存和耐性，离开了床。床的一步开外是窗子，打开来，捂在我脸上浓稠的冷中有异国的陌生。还有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敏感。我发觉了它——挺远一座楼上，在与我相仿的高度，有口窗亮着。接下去的一些夜，在我辗转得疯狂和疲惫都到极致时，我会突然想：哎，去看看那个窗，还亮不亮着。它亮着，一夜夜亮下去了。我开始想，这是个不平凡的对称，一个秘密的与我的对称。
如果我把它讲给任何人听，讲到此，人不会再听下去。人会躲开一个无聊透顶的女人远些。包括我曾经的室友们。半年前，我即兴给自己找到了这个独房公寓，在五十层楼顶，月租五百。就那么突然地，我不想再忍受淋浴声、摇滚、国语肥皂剧、煎炸食物的“咝啦咝啦”，以及厨房里的蟑螂。按亮灯的一刹，我听得见它们一哄而散。还有地板上的霉斑，它们蔓延到桌腿、床腿和人腿上。每个人都没意识到自己在翘脚，因为翘脚是在完成功课、看肥皂剧甚至吃饭中进行的。搬家前，我告诉同胞们我睡不着觉。听说我花五百块去买觉，我的同胞对此示出温和的蔑视。他们来美留学有些年数了，已形成一个阶级，我的行为，是种阶级背叛。从大陆中国来的人，都懂得它的严重。
“现在你睡着觉了？”李海澜在校门口碰到我问。李海澜是我的男的朋友，不是男朋友。他也学艺术，先我入学一年，却到现在还没毕业。过去他一直劝我别毕业，一毕业就是失业。奖学金好歹管一口饭。“搬到那么贵的房子里，该睡得跟尸首一样了吧？那么高，什么还吵得着你？”
我们走进学校咖啡室，他从一只塑料袋里掏了一大钢精锅冷面，吃起来，一点也不怕吓着这些美国学生。有人对他瞪眼，他就将锅作出去：“来点吧？请？”李海澜什么都不怕，在课堂翘着脚发的宏论使他在教授眼里形象优异，思想也优异，因此拿最高奖学金。
“我已经”趁他的脸在钢精锅上俯仰，我翻着小日历卡，数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数字。有二十八个红圈。“整整二十八天没睡觉了。”彻底无眠的二十八个昼夜，李海澜认为称得上个事件了。他听说连续五十天无睡眠，人一定会死，我晚期晚得不剩几天了。
“你不睡你干什么？”李海澜问我。他要是能够不睡他一定开卡车去，都说开卡车开得阔。要不他就画五十元一张的水彩花卉。他的花卉俗得合宜，在每个社会阶层都有销路。“你写小说？”我摇头。写小说跟画花卉不一样，不是你拿了笔，铺上纸它就出得来的。状态不对。那种状态下去写会把天下人都得罪。“不写你干什么呢？”
“就那样……你说我能干什么，大半夜的？”我不知我在斜起嘴笑，但李海澜说我在冷嘲。我脸虚肿，眼袋低垂，我还能有劲去冷嘲谁。
“你就是太孤独了！”他把钢精锅“当郎”一声扔进塑料袋，他的课要开始了。“听我的，找个男朋友。日子就是太孤独了，不然我也不会和声声（他女朋友）搬到一块儿。你到最拥挤的地铁上看看，每张脸都被孤独弄得一模一样！”他站起身：“我们是这样的紧密相处，却又彼此孤独得要死。哪个诗人这样说的。”他走走又回来告诉我：“找个男朋友！”
结果李海澜把事情想得这么通俗。他根本不懂我对他暗示的那口窗：一个物体一种感觉的存在不会绝对孤立，说不定哪儿就暗暗有个对称。一个长明的窗对称另一个长明的窗，一个无眠的夜对称另一个无眠的夜。
我得去找这个人。
“电话，姓名，邮政编码都没有？”厕所里碰到个女警察，漆黑脸蛋，血红肥厚的嘴唇，真夸张得漂亮极了。她告诉我地址、电话、姓名都没有，这个人基本上是没有的。
我坐在马桶上换下教书的窄裙，套上餐馆的长裤、红制服。女警察在外面说：“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吗？”
我“哗”一下拉开马桶隔间的门，清醒而坚定地说：“有这个人的。”
怎么会没这个人呢？一夜、两夜，三夜，芝加哥那么多窗泯了燃，燃了泯，它却始终亮在那儿。亮得并不肯定，像灵性和知觉。
我不想和人再讲起它。好比我从不把我最爱的书借给人，人若不懂，书就糟蹋了。我受不了人不懂它。我得认真地悄悄地去寻找，首先要紧的是电话号码。在某个凌晨，我拨通电话，淡说一个：“哈罗”。都会在那一霎感动：原来连孤独自身都不是孤立的，总有一分对称、相伴的孤独。
电话公司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没有邮政编号、姓名，就等于什么也没有。
星期日早上，我用厚粉底遮掉真脸色，步子快乐地下楼去。
我向守门的老爷子问起一幢高度与这座相仿的公寓楼。
“附近？据我所知，这一带没有第二幢这样高的公寓。要么是办公楼？”老爷子说。
我肯定它是公寓楼，说完我推开死沉的玻璃门。
“那一定不是附近！”老爷子在我身后抬杠道。
我朝我认定的方向找。街截止了，却没见那楼。它是比想象的远许多。芝加哥的初秋是淡灰的，绿树都旧了。茸似的雨有点呛人，我怕走坏这双好牌子网球鞋，决定乘几站街车。车上只有七八个乘客，其中一个居然还叫得出我名字。
“不认识我啦？我是虹虹啊，我们在陈老板店里一块做过啊！来，坐啊！”
我记起虹虹来。这个腹上鼓了半只球的孕妇曾经不这么丑，一个傻胖傻胖的墨西哥厨房伙计说她的美是头等，任何残羹他都捞出渣儿攒在一起给她带回家。后来虹虹开始向他借钱，再后来饭店丢了一大笔钱，我们都被拉去做测谎试验。终于来了呜呜叫的警车，那个年轻的墨西哥老乡闪手将一勺滚油泼在自己脚上。他被架上警车时，虹虹在厕所里化妆。
“我先生星期日还上班！有挣钱的时间，没花钱的时间！”虹虹两手插在胳肢窝下，胳膊搁在大腹形成的平台上。我想虹虹千万别抽出手，亮个大钻石出来，偏偏就是颗大钻石；随虹虹手势，它划来划去像颗流星。我又想，虹虹千万别迫不及待炫示自己住什么价房子，开什么牌子车。马上地，虹虹叹气说她家房太大、院太大，像住深山老林。我还想，虹虹千万别一掷千金请我一顿，我却果然被拽进一家豪华馆子。最后我想，虹虹你饶了我，千万别提“上你那儿看看。”
“你住哪儿。”虹虹在付账后问。
“离这儿挺远。”
“走，我叫辆计程车送你回去，顺便上你那儿看看。”
看了一遭，虹虹的锐气被挫掉不少，我的屋穷归穷，并不如她预期的狼狈。电话闲许久了，偶尔铃响，我扑上去，会先呛一口灰尘。里面越来越少传出我熟悉的声音：亲热的骂，有关买到一件便宜东西的叨叨。谁也不明白每个人怎么就变得孤寡了，不易取悦了，尽管一有人主张聚会，仍是翻天覆地的闹。就像现在，虹虹和我都咋咋呼呼地开心，但我看不出我生活里干吗得有个虹虹。我会在我实在睡不着时打个电话找她解闷吗？我不会。到美国长了，每个人的苦楚早分歧成千差万别，虹虹的苦楚是对洋菜馆的仇恨，若我与她互吐苦衷，一定像聋子的对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
（2）
“你这窗外，要是有树就棒了。”虹虹评论。
我讪讪说，这是五十层，有这么高的树吗？我希望虹虹千万别留意窗台上一副微型望远镜。虹虹的眼已经叼住了它们。她向我斜起眼笑，那么一轻挑，意思说，我还以为只有男单身汉才玩这勾当。虹虹端起望远镜，脸作着怪。这时天黑了，雨尖里几乎所有灯都亮着。
望远镜从未帮我把那口窗看清晰些。我想证实那盏灯下并非拱着一帮牌鬼子，八只表情复杂的手从东西南北伸来，桌角撂着来路清白的钞票——他们有的是力气血汗，赚钱不比抢钱难。他们一天天活着，每天都是个开始，每天也都是末日。其中也有像我和虹虹这样，从遥远的国度傻乎乎，高高兴兴地就来了。像虹虹和我，手指掐住一个地图上的街名，扎进一家家餐馆，拿准备在舌尖上的英语问：“您这儿要人吗？”
听到个“要”字时，顿时想，什么什么都有了着落。而等我拿着艺术学位走出最艰辛的日子，我发觉自己的一点天赋早已死了。或许天赋是必须死的东西，它的死换来了多种多样的生。我甚至打根上就怀疑我伏在案上，让笔在无数格子上爬的手艺是天赋。
虹虹在十点左右离开的。我送她到楼下，在计程车驶来的瞬间，我一把揪住她胳膊。
“怎么办？我在找一个人！”
“啊？！”虹虹说。
“我失眠整整三十九天了！”
虹虹想了一会，坚决地对我说：“决不要吃安眠药！”然后车把这个虹虹带走了。
李海澜押着我到了学校的学生咨询中心。每星期三是健康、心理咨询。李海澜说二者我都急需。我病得很不轻了，不找医生，却上天入地一样找“一个人”，在李海澜看，得好好治了。李海澜有四年没看牙医了，起码起码，我想。在他豁大了嘴笑时，你看得见他萎缩到牙根发黑的牙龈。又萎缩得不统一，参差着，牙更是长长短短。我们都不能再穷困下去了。李海澜嘴角还翘着牙签，对丰衣足食、定时看牙医的美国学生和教授来说，他穷出了风格、样式；穷出了自我宣言，这些正是搞艺术者顶要追求的。
李海澜走后，我发现了他。他也在等着咨询什么。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名字，一年前他就告诉了我。那时他领我办入学登记手续。一年中他给我买过两杯咖啡，教我使用图书馆的藏书显微机，赞美过我的英语、外套、头发，还有其他。
我们都没问过对方的年龄。
“你来做什么？”我问。
“你呢？”他看我笑。
我们同时发觉各自的咨询挺见鬼的。他约我出去走走。傍黑了，去哪儿呢。我喜欢他在过街时下意识地拉拉我手，过后又有意识地赶紧松开。我还喜欢他在一遇到乞丐时用身子把我隔到另一边。再就是他的一点点神经质。温雅、无侵略性。
“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却充满恭禧。
“我想问问，怎么找到个人，没有姓名、邮电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眠者。”这令我惊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断定过他属于什么样的人。我想到过他可能是个会计，或一个电脑技工，喜好没完的工作，将一堆字码带回了家，几乎是幸福地度过一个个碌碌有为的夜。在街灯黯淡时，他将掀起长痔疮的屁股，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头，打个长哈欠，有点感动和心醉于自己的律己和不无聊。我更多地想象：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一个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对他说。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失眠是事情的实质。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遥遥地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意义。
他用棕色眼睛看着我，眼神告诉我他是把我的荒诞作为一种情调来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后，我再次向那座楼侦察过。是个寂静的正午，我向它出发。途中，我把钱包给了个十七八的黑男孩，不然他手里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实我裤兜里有一枚小型催泪瓦斯，但我没用它，因男孩在接过钱包时说了声极动人的“对不起”。我只对他逃去的背影说：“请扔下我的身份证”。不仅身份证，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证，医疗证、学生证、借书证，社会保险证。我逐一捡回它们，心很饱满，有了这些证，就证明是有我这个人的。
“哈，失眠者？”他说，用的是英文术语。“这个国家失眠者大多！没看电视上有多少安眠药广告吗？广告不是说，由于赚钱、谋生、债务的压力，失眠者越来越多？广告倒没说，失眠是因为人相互间的疏远、亲近的淡化、孤独感无法得到排遣……”
“你怎么知道？”我说。
他看着我，看着我。像个警察或医生，专门会从人身上看出麻烦和未来的麻烦。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么好。”他说。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雾掉了，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不过，你看上去……你到底怎么了？”
“我就是在寻找一个人。听我说……”
他摇摇头，意思是，我理解你的胡闹。在美国，生活之所以便当，是因为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发现我这个人的公式，企图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茫然=迷惘—理性低潮—精神无定性—某种癫狂。
“失眠会让人产生忆想，出现一种不真实的境界……”他对我轻柔地说。
这时我们已走在路灯下、灯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着落。我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恰恰是高高的、淡旧的，两弯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里的失眠者就该这模样。
“没有姓名、地址、电话。这个人就找不着吗？”我说。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爱怜极了。
星期五，我照例打一天餐馆。虽然餐馆的活儿会引起脱肛、上火、背肌劳损之类的职业病，以及奴颜媚骨的笑、忍辱负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挣得还不坏。进门时，四个工友正围着一张桌在折餐巾。这是上午，我脸上糊了一层厚颜色，在上帝给我的那张脸上造出了另一张脸。他们说不需要人折餐巾了，需要人去冰库扛冰。他们的脸新鲜，与红制服红得不分谁是谁。我突然冒出股愤怒。昨天夜里你们都睡得很好。睡眠，在夜里是个岛，人得渡到那儿去寻求安全。渡不过去的，譬如我，就在夜里成了所有人的异类。你们自然全渡过去了，在那里相会盟结，白天的戒备和敌意在那里全都得到了协调统一，单单撇下我，落伍失群，孤独得这样彻底！
我搬第二桶冰时，他们大声叫我：“作家！老板每天赚一千，只给我们每小时四块五，我们要闹革命，你参加不参加？”
这事你们找我来啦？你们结了伴一同睡得内外一新，你们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你们从未留意到你们那长长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结中并没有我？你们撇下我，这个不平等不公道对我更要紧。闹革命，我不喜欢这主意，我一星期的营养不良全靠礼拜五这天补过来。
又听了叫：“作家，老板娘要生孩子，我们祝孩子没屁眼儿，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我倒了。这么虚弱，我是没料到的。工友们问我怎么了，我的泪一滴滴流下来：怎样启得了口呢？我那不可理喻，见不得人的一点儿眷恋？……
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楼下草坪也颇癞痢，草菊花也是乌紫色。还有那些出入的人，也都牵着狗，安分满足，谁都怕和谁多说一句话。所有住户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密密麻麻，我全不知从哪儿找起。一有人进出，我马上把眼睛从那些名字上挪开。也像我的住处一样，它有繁琐的安全装置，首先得有密码，其次得有许可，任何像我这样的来访目的不明或诡密的，都被罚在双层玻璃门外枯站。
先是出来个轮椅的老头，我想借帮他开门的机会溜进去，他却说：“你等人？等吧。”
再是个中年人，心事忡忡对我笑笑，井没有问我：需要帮助吗？他是个神职人员，因为他突然打个弯到我面前，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做：“你是被爱着的”，封面上有个张开双臂的老太爷，大约是个蹩脚画匠理解中的上帝。
在我离开那楼，向巴士站走去时，迎面碰上个人。那人年轻，苍白得人。他对我说：“嘿！”我才认出，是他。他着运动装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我说：“你也住这一带！”
“去湖边吗？”他说。
只要我再走慢些，就能甩掉他。事情出现了突变，那窗那楼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联系，让我好好理理心绪。
“为什么不呢？和我一起跑跑。来呀！就是一夜不睡觉，沿湖边跑跑，人会得到新鲜的神志，会忽然有种优越于全人类的感觉。否则，没有恰当的睡眠，会感到于自卑于其他人。”他说，脚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着。
我蓦然看见他两眼下的暗晕，这给了我某种线索。
（3）
“昨晚你失眠了？”
“失眠在拉丁语中也叫Insomenia。失眠是个古老的病。”
巴士出现在路的尽头。
“不和我一起去湖边了吗？”
“不。”我说。
他向前弹去。我看他跑远，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润地被他拖着。他不健壮的身体被太阳追得更赢弱；越来越细小的他却有了个肯定的轮廓。
李海澜“啊”了一声。“你还活着？”
这已证实了，无医无药可救我，我却依然活着。我显然活过他预言的大限了。
“嘿，我找到那个人了。”我说。
“看见你和一个老美在一块儿。可惜他不是咱中国人，不过你又不是我的妹妹。”
“就一个名字，还有一个邮政号，找了我好多天！”我兴奋地说。
“你和那个老美怎么了呢？他在学校教法语，收入还行。”
我在想，我和“老美”怎么了呢？整整一个冬天，我和他每天都会碰一回面，像是我俩谁在盯着谁。
“你得找个伴儿！有个人说说话打打岔什么的，还是很实惠的。”
李海澜认为他已看透了我，看透了整个事情的结局。他没工夫听我解释那个“老美”和我。还在冬天，他提出送我回家。快进电梯时，我要他等等。他问我做什么，我说：信！他轻蔑似地笑道：你还有信？我说：信也没有，睡眠也没有，什么来切割每一天呢？日子不更过瞎了。他陪我走向密匝拥挤的信箱群落。我常常惊心动魄地打开信箱，它是日子里惟一一个谜。我用手将信箱扫了一周，什么也没有。父母已习惯不给我信，或说，已习惯不常收到我的信了。正如他们从我的愉快中读出不愉快。我也能从他们的健康中读出病痛。
信箱空的，他尴尬似的笑笑。
在电梯里，他吻我了。他说他爱我快赶上爱他自己了，我没有“嗤”一声笑出来。他有许多年没收到过信了，他的答话机十分负责地替他应接电话。他每天服维他命药粒、给室内植物浇水、长跑、到三个大学教法文和法国文学，他还有个女邻居，总来叩门，要他帮忙拉她衣裙背后的拉链。
入夜了，雪下得大起来。我躺在他怀里，明明白白躺在灯光里。两点了，他说。我将他又搂得紧些。人们都渡到“睡眠”那个安全的岛上去了。我问他：可感觉地壳在一鼓一瘪地呼吸；落雪一片片在彼此厮摩？
他竟没有回答，我一下子坐起来。
他怎么可能睡着？他怎么可以与我紧依着，却和所有人一块远远渡去了？这怎么了得？我从未体味过如此彻底的背叛，以及它带给我如此彻底的孤独。我突然想起什么，跃起，扑向窗。在撕开窗帘时，我心里是阵神秘的剧痛。遥远的楼上，那个窗仍亮着。我承认我的不忠贞，但我不是存心的。
那以后，我躲着“老美”。他暗示我们住到一块，我暗示他那夜他睡着了。他对我这个伤心的、带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无辜纯洁地笑了。
“那个老美哪点不对你路子？长得不错，手指头上没那么些毛，人多斯文！”李海澜说。
“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说。
“你这人很不实际！”
“我是很不实际。”
“不实际有什么正确？!“李海澜，我曾经的室友，在此时凶了我一眼，奔他的课去了。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精神和肉体都被这失眠蚕食得差不多了。我将手臂伸长在肮脏的桌上，头埋在它们之间，摇滚把这个咖啡室弄成了个锻造车间。
出校门我见“老美”等在风里。一点儿不忍和感动，使我几乎又要答应他陪我回家。我还是请他离开了我。我眼里胀着泪，他也是。可他连伴儿也不是；他不能把无眠的长夜分走一半。
这就回到了小说的开始，回到我在寻找的那个人身上。这时我在五十层楼上的公寓里，失尽了一切情、谊、开怀和体谅。我从床上翻身下地，撕开缠满脖子的黑发。这是凌晨两点，我却离睡眠越来越远。
窗帘被拉开，我的浑身大汗顷刻凝下来。一看见那窗，我放了心；只要它还在那儿、亮着，它就还是我的。就今夜吧，怎么样？我对自己说。半年来，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想到他。我终于从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户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写在一张黄颜色小纸片上，和一些英文生词一块，满满贴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
这夜我撕下这个名字，又搬出两大本电话簿。我的指尖从无数名字上掠过，气越喘越短。我想，我一定得打这个电话了，名字、电话号码、勇气都来得那么不易。
七位数的号码，我顶多按到五位，手指头就乱。于是我拳起手，只留根食指在外面，信号出来了，我一下又压下话机。那边若出来个“哈罗！”我这头该怎么说？说：“我想认识你。”或者：“我们一直是认识的，你一直在陪伴我……”
对，对。真是这样，你是惟一肯陪我醒着的人。或许这些都是多出来的话，一个“哈罗”就很好了，其他的，看“哈罗”后面的直觉。
结果我没有把这个电话打出去。不知怎么一来我还是将打电话的欲望压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馆打工，意外地，工友们邀我参加折餐巾。他们在哈欠连天地议论一件事。一个工友在今早开车路过一座公寓楼，见到警察和人群在处理一位自杀者。他从楼顶一层破窗坠落，把楼下被陈雪压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个“大”字来。是个男人，年轻的，像胎毛的软头发给风吹来吹去。那楼上的居民都在周围遛狗，都说不认识他。
当夜，我不再有打不打电话的痛苦踌躇，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身体装殓进丝质睡裙，心里一遍遍默习工友形容他的模样，我熄了灯的独房公寓里是浑浊的黑暗。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
22.老 囚
妈妈说我必须跟她去火车站，去接从劳改营回来的姥爷。火车从兰州开往北京的，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站台空旷了，姥爷还不出现。妈烦躁地自语：“叫他别动，别动，肯定错过了！”妈不承认她不记得姥爷的模样，她说起码姥爷的大个头会让她一眼认出来。我从来没见过姥爷，据说他的所有照片都被烧掉了。一些是他刚被捕时烧的，其余是“文革”中烧的，姥姥和妈必须把和他的一切联系烧干净。我和弟弟从来不知姥爷犯的什么法，只知道他是政治犯，够资格挨枪毙的。后来不知怎么他案情的重大性就给忽略了，死刑也延缓了。一缓30年。整个一个空站台就把我妈和我晾在正当中。都要走了，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人，穿一身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棉裤，黑暗的脸色，又瘦又矮。他疑惑地往我们这边走几步，希望我们先问话。妈小声跟自己说：“不是的，不是的，一点影子都没有！”我也但愿不是的。这老头猥琐透了，不是那种敢做敢为敢犯王法的模样，也没有政治犯的自以为是、不以己悲的伟岸。老头唤出了妈的乳名。妈脸上出现了轻微的恶心和过度的失望。妈推我一把：“叫姥爷！”
这是她坚持我陪她来的原因：我叫一声姥爷便省了她叫“爸”了。姥爷哭了一下，妈也哭了一下，这场合不哭多不近情理。
不久姥爷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们都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或拿挂号信。也请他去中药房抓药，抓回来煎也是他的事，我们家除了姥爷和我，全都是常年吃中药。常常是妈烧菜烧到半路，叫姥爷去买把葱或一块姜。妈给他多大个钞票他都不找回零钱。弟弟大声嘀咕：“80岁的人了，他搜刮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也纳闷姥爷拿钱去做了什么。30年做囚犯，该习惯没钱的日子了。妈有时会在饭桌上突然对姥爷说：“您要吃就吃够，别回头拿钱去到外头吃去。”大家都看得出姥爷嘴吃的不多，眼睛却很饿。
自从我们多了个姥爷，家里就开始丢钱。先是每人忘在衣服口袋里的钱被姥爷洗衣时一一掏干净。后来放在厨房小袋子里的牛奶费、报纸费也没了。最近一次，爸来了100元的小稿费，差姥爷去取。到晚上姥爷回来了，钱没回来。
有天我把他逼到洗碗池边。“你今天去哪儿了？姥爷？”
“去门诊部了。”他已能很流畅地扯谎。
“撒谎吧？姥爷？”我阴险地说。
他不理我，用远不如他脸那么老的修长手指哗哗响地搓洗筷子。
“我在电影院看见你了。”我脸上出现捉赃捉奸的笑容。
他看我一眼。在他黑白混淆的眼睛里，我不是个外孙女而是个狡狯却还有点人情味的劳改队干部。我没多少同情心，对这老人。我的同情心早在姥姥身上用光了。那个为政治犯丈夫忍气吞声做了30年“敌眷”的姥姥。那个好强、自尊的老女人，哭瞎了眼在家门外也绝不低谁一头。姥姥瞎着眼，没等着“见”姥爷最后一面，就死了。要不这样等着姥爷，她是可以早些死的。
“在劳改营里没电影看。”我说：“30年都没看过电影。”
“外头有的，那里头都有，”姥爷说。他和别人相反，从不控诉“里头”，总要给人个感觉他这30年过得没有太不如人。不少时候他还怀念青海湖的鱼，“那些鱼的杂碎比这里的鱼肉还鲜！”妈会回他：“恐怕你们只有鱼杂碎吃。鱼肉从来都轮不到你们吃。”
“怎么没有电影？”姥爷扯起一脸皱纹，鄙夷我的孤陋寡闻：“场部一个月映一两个新片子！”
“你们劳改犯也能去？”
他给问住了。见我要走，他忙说：“你妈演的电影，我就在那里头看的！”
“哪个电影？”我问，看他是不是在胡诌。半年前在火车站，他和妈根本谁也没认出谁。
“六二年春上。”姥爷不直接回答我的提问。“对，是六一年春上。二月二十三。”
“妈演的哪部电影？”
“我在井台上，王管教隔好远就喊我：‘老贺老贺，我跟你讲个事！’我手上一壶开水，烫冻实的井头。我就赶紧撂下壶，往王管教跟前去。他没等我到跟前就迎着喊：‘看见你女儿了！’我一听脚都软了，插在雪里，拔不动了。王管教鼻子、嘴通红地笑：‘看了你女儿演的电影！’是电影，你看。你姥姥隔一两年给我一封信，信里提过你妈给提拔去演电影了。王管教看着我说：‘你女儿长得像你！牙也煞白的，也整齐！眼睛像她母亲吧？’我直点头。我随身带的相片是四七年拍的全家福，你妈那年才八岁。逮捕我那天，她还在巷子里跟邻居女孩子跳橡皮筋。”姥爷把最后一个盘子擦干，看看我，猜我是不是听得下去。
“你去看电影了吗？”我问。
“场部离我们大队有三十多公里。还要请假。到30公里以外去，只有大队长有权批准。要先跟队长写请假报告，队长报告中队长，中队长再报告大队长。大队长我们几年也见不到一面，我们就看见他的吉普，我们就指那个吉普叫它‘大队长’。一个请假报告等大队长批，起码要两礼拜。两礼拜，早就换别的电影了，你妈也不在上头了，我跑三十多公里去看谁？王管教小声说：‘都说你女儿漂亮！全国最漂亮的女演员数下来，她不数第一也数第二！他们都这样讲！’我问：‘她可瘦？’王管教说：‘瘦的，现在外头兴瘦！’我记得她是15岁那年生的肺病。我又问：‘她可高？’王管教说：‘不矮，比我老婆恐怕要高出一耳朵！’我忍着不敢再问了，怕哭出来出洋相。”姥爷话断在这里，忽然笑一下，唬我一跳。
“一整天我都在打主意。”见我等着，姥爷又续着故事讲下去。“我想我女儿啊，想家里人啊。”
妈这时进厨房倒烟灰缸，然后去洗手，身子尽量绕开姥爷，尽量不去闻姥爷身上的气味。我们家四个人都肯定那就是监狱的气味，长到灵肉里去了，清除不了的。
“一整天我都在想，”姥爷等妈妈出去后说，“惟一的办法是偷跑。请假怎么都来不及，只有偷跑。天天晚上十点要点名，缺席的人当逃跑论处。怎么都没法子过点名这一关，除非哪个管教肯帮你打掩护。我马上就想到王管教。他人和气，心眼多些，不是个王八蛋。他喜欢贪点小财。
“我把一点家底都翻出来了，总共只有一支派克金笔和一小瓶没启封的进口止疼片。才进到里头我有不少好东酉，两身英国西装，一块瑞士手表，一双美国皮靴，一个结婚戒指，进口止疼片有好几瓶。那些东西保住了我的老命。实在饿得吃不消，我就拿件东西去跟干部换羊油。有油就不一样，此粮比肉都重要，你记着。我那个纯金戒指换了一个大羊头，我把它抹上盐，拿纸包起来，一天剁下一小块，熬一盆汤。不然今天哪里还有我这个人。那支派克金笔是我留着到顶难捱的时间派用场的。饥荒说来就来，一来就死一片。止疼片是我给自己留的，牙疼起来，我的头把土坯子墙都顶出个坑来。
“下午我见了王管教，小声跟他说我有事跟他私下讲。他一听就明白，让我吃过饭到他家去。我揣上东西——药瓶子我装在左边口袋，钢笔装右边。说不定运气好，王管教今晚好说话，能少拿出来一样，就省一样。走到离他家院子差十来步了，他七八岁的女儿背着他两岁的儿子跑出来，拦住我说：‘我爸说中队长在我家，你有话跟我讲就行了。’
“我呆掉了。这种话小孩子怎么能传递？再说还要来来回回地讨价还价。看我为难地直干笑，小丫头说：‘没事！我趴在我爸耳朵上跟他讲，谁都听不见！每次都是这样的！’
“我说：‘我下次再来吧。今晚不打搅你爸了。’话讲出口我才想到，没下次了，电影再演最后一晚上，就收场了。我还到哪里见我女儿去？我的徒刑变了几次，死刑改死缓，死缓改无期，说不定哪天又回到死刑去，说死就死了，都不晓得我女儿长的什么样子。我把小丫头叫回来，跟她一个字一个字把话交代清楚，又拿出那支金笔。小丫头盯着我手掌心的笔，一边颠着她背上的弟弟一边一个字一个字背我的话。她很精灵，一个字都没背错。
“小丫头就回去传话了。几分钟又跑回来，告诉我：‘我爸对着我耳朵说的！他说他批准你去看你女儿，他会跟大门岗的哨兵打招呼。我爸还说，你不能跟别人讲是他批准的。’我问她还有别的话没有，她想了想又说：‘他还说你在早晨五点之前要回来，不然他就不管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我打算早上一过早点名就走，三十多公里踩着大雪，也要走一天。十点钟我就上路了。到了大门岗跟前，我正要走过去，岗楼上的哨兵一下就把枪对着我，叫我不准动。我说：‘我是三队的老贺！’哨兵喊：‘你动一动我就打死你！’我赶紧把两个手举到头上，又说：‘三队干部批准我出去的！我姓贺！’
“那哨兵说：‘滚回去！管你老贺老几的！’
“我心想王管教受了那么重的贿，不该诓我吧？我一再跟哨兵说我是‘三队老贺’，哨兵一再叫我‘滚回去’。王管教就真诓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小丫头耍了我，自己要了那支笔，根本就是自作主张把我处理了。要是我真那样直冲冲走出去，现在已经挨了枪子了。
“我只好回去，想去找王管教，看岔子出在哪个关节上了。我还不敢确定王管教有那么坏的人品。怎么也找不到王管教。我不能等啊，一等就错过那最后一场电影了。急死了，急得连饿都不晓得了，人都要烧着了一样。”
弟弟晃荡到厨房门口，把自己在门框上靠稳，不动了。他想知道是什么让我和姥爷突然间这么合得来。姥爷却不吱声了，掏出香烟，点上。一看就是话还长的样子。他一口一口地吸烟，吸得两个凹荡的腮帮子越发凹荡。粗劣疏松的烟草沾了他一嘴，他不停地以舌头去寻摸烟草渣子。这唇舌运动使他本来就太松的假牙托子发出不可思议的响动：它从牙床上被掀起，又落回牙床，“狐啦咯、呗啦嗒”。弟弟终于受不了了，说：“哟姥爷，您怎么满嘴直跑木拖板儿啊？”
姥爷不理他，“木拖鞋”更是跑得起劲。弟弟做了个惊恐而恶心的表情，走了。姥爷的牙全落在劳改营了，假牙显然配得太马虎。
弟弟走后，我催姥爷往下讲。
“我想了两小时，午饭后我把罗桥找来。16岁的一个男孩子，都说他脑筋不太当家。他15岁把他妈给打死了，判了死刑，要等他满18岁才能枪毙。他谁都不怕，常常说他，18岁前再杀多少人都得等他满18岁才能跟他结账。我把那瓶进口止疼片给他，问他肯不肯帮我忙。他对着太阳光举着那个洋人造的茶色玻璃小瓶，把它晃过来晃过去数里面的药片。他知道一片止疼药能换一个馒头。那里头天天都有人犯牙痛，他只要拿一片药出来，那人就肯把晚饭的那个馍换给他。疼得命都不想要，罗桥要他什么他都肯给。我把事情跟罗桥前后一说，他答应下来。
“下午三点，西北风紧了。罗桥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小碗青棵粒，把它炒了，跑到岗楼下去吃。哨兵在两层楼高的岗楼上冻得要哭了，看见罗桥吃热呼呼的炒青棵羡慕得骂娘，让罗桥请他吃两口。罗桥爬到岗楼上，跟哨兵又打又闹地抢吃青棵。那里头的人，管教也好，当兵的也好，都不防备罗桥。有的兵上厕所忘了带草纸都会叫罗桥去取纸。有些兵怕站夜岗冻死，也让罗桥顶过岗。罗桥也不想跑，要想跑他一百回也跑了。趁哨兵和罗桥耍闹，我不紧不慢走出了岗楼下的大门。走得慌头慌脑就是混得过哨兵，其他人也会怀疑。
“大门外是一大片开阔地，寸草不生，生了草都烧掉，这样有只老鼠跑过都逃不出哨兵的眼。那片地起码有一平方里，哨兵这时要对准我开枪他打起来才舒服，一点障碍都没有。”
我插嘴：“一里路就是跑也要好几分钟吧？”
“敢跑？一跑你就讲不清了，”姥爷说：“一跑肯定枪子先喊住你！”他长而狠地吸一口烟。姥爷吸烟总是很馋的样子。“看着就要走出那块地进向日葵田了。一进那里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杆子给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竖在那里。要是哨兵不开口枪先开，那些葵花杆子能障碍一下枪子。还差一二百步，岗楼上出来一声：‘站住！’我装不知他在喊谁，还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听见枪保险给打开了。我什么都听得见，连罗桥吸鼻涕都听得见。我站下来，转回头，还是不紧不慢，我说：‘你叫我？’哨兵说：‘你回来！’他枪口正对我眉心，我脑门子胀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转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晓得自己怎么有那么大胆子，一下子不会害怕了，什么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儿，回头他们怎么惩治我都随他们。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开枪啦！”枪还真开了，打得我脚边的雪直开花，窜烟子。我还是那个步子，坦坦荡荡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冻受饿了，也止住我牙疼了。
“枪声把警卫兵都召来了。不少犯人也挤在大门里头，看看谁给毙掉了今晚省出个馍来。我还是走我的。现在是十几条枪在我脊梁上比划；十几颗枪子随时会把我钉到地上。我反正就是想看看我女儿，我就一个女儿。真给他们毙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儿想这么苦了。
“这时候我听见王管教的嗓音，喊他们不要开枪。说：‘你姥姥的那个样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贺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给他们看看，你那三根老丝瓜筋挑个头逃不逃得动！’我转过身子，脸迎枪口。我看见王管教的小个子窜个老高，要那些枪放下。他对我说：‘贺智渠你这十几年的一干一稀白吃了——招呼也不给门岗一个！’他转向警卫兵说：‘就派他去趟中队，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挥手，就几步跨进了葵花田。那些兵都还没回过神来，在那里呆瞪眼。王管教还得慢慢帮我开脱。他肯定把那个金笔拿给内行看过——犯人里头什么专家都有，那人估的价肯定超出他那点小贪图了。再说他也不愿意他管辖内的人口挨枪，账多少要算到他头上。”
我说：“他还不算太王八蛋。”
姥爷说：“就算好人啦。那种人，报德报怨都快。”
妈在客厅喊：“余晓浩！”
弟弟在自己卧室回喊：“干嘛？”
“我叫个人都叫不动？！”妈在原地嚷道：“余水宽，叫你儿子！”
“余晓浩！”爸的声音出动了，人却仍在他自己书房。弟弟不出声，爸又朝我出动：“余晓穗！余晓穗我命令你去一趟收发室，拿今天的晚报！”
我一动不动，眼一闭以同样的腔调和音量喊：“余晓浩我命令你去取晚报！”
弟弟有响动了，他用足趾把门撩个缝，喊道：“姥爷！姥爷我派你去趟收发室把晚报拿回来！”
姥爷跟没听见一样，倚着洗碗池，手指头夹着一股蓝烟——烟屁股总短得看不见。他在监狱里成就的吸烟本领可以把一根烟吸到彻头彻尾地灰飞烟灭。
“姥爷，派你去拿晚报！”弟弟又嚷。
姥爷仍不理会，慢慢从衣架上取下棉衣。这是我们家一个正常现象，谁都差不动的时候，姥爷总可以差。
我跟姥爷走到门外。寒意带一股辛辣。我问姥爷后来怎样了。
“我就上路了呗。”姥爷说着吸一下被寒冷刺痛的鼻子，“三十多公里。我走到一半棉袄里子给汗湿透了。二月天短，五点多就黑下来。厂部我顶多去过三回，只记得在东南方向，路上要过个小镇，有时能在那找到车搭。小镇才十几家人，多半是劳改释放了的人，懂得怎样挣劳改犯的钱。多数都是前门开烟草酒店，后门开饭铺，要不就是旅店。也有两家百货店。我进镇子的时候，看见一辆军用大卡车占了镇子大半个地盘。我赶紧进了镇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见我的粗布灰棉衣上号码就说：‘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没看见镇子戒严了？’我问为什么戒严，他愣住了。瞪着我一会才说：‘跑了个人！昨天跑的！’我又问是哪个大队的。他还瞪着我，半天才说：‘噢，不是你啊？’他把我当逃跑的那人了。这镇上的人许多是明着帮政府，暗着帮劳改犯。我不敢再进镇子，就从一片荒地往场部去。还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绕过小镇，我还得回到公路上，还指望搭上一辆车。那片荒地栽了不少防风沙的树。刚要出林子，我看见有烟头火星子在前头闪。绕那么大弯子还没绕出戒严圈子。对方也听到了我这边的响动，手电筒一下就照过来。我赶紧蹲下去。电筒光柱子就在我头上晃，我一点一点趴下去，肚皮贴地。那边叫：‘看见你了！还往哪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样，想把自己交出去拉倒了。那人又喊：‘还往哪跑？我打死你！’手电一下子晃到别处去了。
“我才晓得他在诈我。他根本没看见我，也并不确定有我这个人存在。不是光我们怕他们，他们也一样怕我们；比例上是他们一人要对付我们几十个。我们要真作起对来，他们也得费些劲。他又瞎喊几声，就闭了手电。我往前爬几步，发现他也藏起来了。他不想让我在暗处，他在明处。我必须找到他的方位才能决定我下一步怎么走。风硬起来，我汗湿的棉袄结冰了，跟个铁皮筒一样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冻死的时候，听见一声划火柴的声音。他把火光遮再严我还是把他的方位认准了。他不晓得我离他那么近。我闻得到他纸烟的味道了。他坐在那里，在一团骆驼刺后面，头缩在大衣毛领子里，皮帽子的护耳包得紧紧的。他每隔一两分钟就站起来往左边去几步，再往右边走几步。我一脑子就是你妈跳橡皮筋的样子，我不甘心呐。我要知道她长大时什么样。王管教和那么多不相干的人都见了她，我这个生身父亲就没有见她的权利？
“我算着那个兵的行动规律，然后撑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经冻得很迟钝了。我必须在他向右走的时候从他左边穿过去。”
这时我发现姥爷和我都停下脚步，相互瞪着眼，似乎谁也不认识谁。我一声不吭，呼吸也压得很紧，生怕惊动姥爷故事中那个哨兵。
“我一步都没算错：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已经在他的另一边了。他抱着步枪朝我的方向看着，我也看着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这个隐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车了，就顺着公路旁的防风林带小跑。时间不早了，我怕连电影尾巴都赶不上，跑得棉袄棉裤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这就看见场部的灯了。”
姥爷一扬手，我们前面是收发室的灯光。姥爷喘得不轻。80岁的姥爷了。
“看上电影了？”我说。
“我进礼堂的时候，电影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场子里挤满了人。没座位的人站着，挡了坐在长凳子上的人。后面的人干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机窗口还高，银幕上尽是人影子。我没地方爬，四周都是人墙。有个十多岁的男孩站在两个摞在一块的凳子上。我对他说：‘你肯让我站上去看一眼吗？’他先不理我，后来看见我手上有张两块钱的钞票，马上跳下来。那年头两块钱大得很呐，我们一个月才发五角钱买卫生用品、买烟。
“我站到两个凳子上面，动一动就会跌下来。我个子大，比人都高一头。电影上的人是男的，过几分钟，还没女的出来。我脑子急得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晓得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裤脚，越拽越狠。这时电影上出来个女的，大眼、尖下颏，跟小时候的你妈一个样。十几年没见了，怎么看怎么熟悉！那个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裤腿，捶我脚趾头脚孤拐，我也顾不上理他，已经一脸都是眼泪了。我呜呜地哭啊，泪水把眼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什么都看不清了，就用两个手满脸地揩眼泪。十几年没见过的女儿。”
路灯下，我见姥爷的脸硬硬的，并不太感伤。但我确定他在走进灯光之前偷偷把眼泪抹去了。
“我那样呜呜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坏了——他肯定没见过老头像我这样不知害臊，嚎出那种声音来。他让我安安生生站在那两个凳子顶上，哭了好一会子。他就让我站在那上面呜呜地哭。我不晓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晓得人都在散场了。从我身边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戏一样看我，看这个老头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号衣，跟猴子似的爬那么高，爬那么高去呜呜地嚎。人都走光了我还不晓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从那么高就砸下来了，嘴和脸跟身子一块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爷不答我，换了个语气，带一点微笑地说：“我都不知道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回去还有三十多里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场子的人扫得我一身灰尘，香烟头、瓜籽壳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来，浑身肉疼，像皮给人剥了，一动就冷飕飕地疼。那个痛让我忘了跌碎几颗牙。我等会告诉你这个痛是哪来的，先讲那些清场子的人怎么把我拖到外面，说快把这老头抬卫生所吧，说不定还救得活；也有的说，还值当抬吗？先放在这里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队来认尸首。我衣服上的号码上有大队中队的编号。三中队一来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来的，逮着会给我加刑。我这刑还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们一转身，我就忍着疼爬起来。还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冻住了。从场部回我们队是迎风。那风是满头满脸地砍，满嘴地钻——没牙了嘛。我怎么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队里，赶上早晨六点的点名，不然也当逃跑论处。我看到我们队那片土坯房的时候，天泛白了。也不晓得我怎么就倒在雪里头。后来我们那些人说，他们从我的棉袄棉裤里剥出个血人。我们犯人都没有内衣内裤，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里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旧棉花织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毡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废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轮回了多少次，早没弹性了。据说里面还掺了碎纸渣，全靠分量挡寒。那东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吗？给汗湿，又结冰；人走一步，它就跟挫刀一样在皮肉上挫一挫，一身还不都给它挫烂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语说‘不死蜕层皮’，那是真的，一块好皮都没了，……”
姥爷忽然不说了。我们已到了家门口，妈伸个头在楼梯口，见我们便说：“我这就要出去找警察报案，我家丢了两个人！”她从姥爷手里抽过报就走。妈眼下在电影中演的角色越来越次要，也越演越无声息。不经常地，晚报会有一两行字提醒一下人们：她尚活着，尚演着。这是她读晚报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证实一下：人们尚记着她曾经的美丽，人们尚谅解已不再美丽的她。妈有成大角儿的本钱，却不知怎么就错过了一生。她一向认为主要得归罪姥爷：因为他做了30年的政治犯，她从来都没有得到重用。连姥爷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么个疏远政治的人怎么会成个如此重要的政治犯，值得枪毙，值得关押30年，值得特赦，总之，值得许许多多的人为他麻烦。在那个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个人命运的时代，妈的推断或许有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妈叫姥爷“爸爸”。她实在无法把她一生不幸运的根源叫做“爸爸”。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不要有这样一个姥爷。没有这样一个姥爷，我们的日子会合理些。
姥爷在哇哇乱响的电视机前睡着了。我把妈拉到客厅门口，小声跟她讲了姥爷刚讲给我听的那事。妈想了一会说：“那他肯定看错了。那个电影里我的戏不到五分钟。他看见的是女主角。我本来该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开始爬音阶，我嫌恶地制止了她。我说：“行了！”
妈安静地看着姥爷撞南墙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妈，不准她把实话讲给姥爷。让老人到死时仍保持这误会；让他认为他曾为女儿做过一个壮举。“其实那部电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见的是不是你，都无所谓！”我说。姥爷在八九年被彻底平反了，被恢复了名誉。他这下可真成了个无名无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个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苏老家，可以每月领37元的养老金。不过妈考虑姥爷在这个家还是顶用的，就没送他回去。我们家的日子就那样往下过，妈照样发牢骚，她有积了三十余年对姥爷的牢骚；姥爷照样要搜刮家里的钱，去看电影。只有我在唤“姥爷”时，心里多了一分真切。我静静地设想：姥爷去看电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妈妈，因为妈在银幕上是和悦的，是真实的，姥爷能从银幕上的妈的笑容里，看见八九岁的她——他最后锁进眼帘和心腑的女儿形象。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作品）
23.学校中的故事
（1）
那时，我刚到美国，整天“累呀累呀”地活。学校的电梯一样地挤，我嫌，也怕人嫌我。打工的热汗蒸着我，连自己都嗅出一身的中国馆子味。我总是徒步上楼，楼梯总是荒凉清静，我总在爬楼梯之间拿出木梳，从容地梳头，或说将头发梳出从容来。我不愿美国同学知道中国学生都这样一气跑十多个街口，从餐馆直接奔学校，有着该属于牲口的顽韧。
梳好头发，我总是掏出小镜照照，看所有的狼狈、慌乱是否都被清理掉了。一个人从我身边擦过。他说“抱歉。”我也说：“抱歉。”其实谁也没碍谁的事。看回去，楼梯上只剩他的背影了。还有他的一头白发。是黑发没白透的那种，是不该白的那种。我知道这白发之下不该是张老脸，可怎么也想不到它那样年轻。我的惊异似乎带了声响，引他怔怔朝我看过来。他眼睛很像婴儿，大、干净，却看不远似的。所以我怀疑他是否真看见了我。他没有常见的美国人的咋唬的健壮，以及他们社会崇尚的搀着流痞的乐观。一种脆弱和消极，欧洲南部人那种，使他的形象产生了刹那的魅惑。他的样子也是惊讶的。我值得那番惊讶吗？
这样，我俩的短暂交锋在一点儿难为情中收住了。常有那种情形：一个没名堂的邂逅会让你的精神荡起来，悠几下。这就是那个荡悠。我慢慢拾级而上，觉得自己可不是还没让这美国日子累死，还会时时有这类荡悠。
电影文学课不是教写剧本，而是教卖剧本。据说懂得怎样卖，才有劲头去写。我改选“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了。改课当天有几个学生恰从“十九世纪”改到电影文学。问怎么啦，其中一人说：“操，那个老师。”我追问，他们没说清什么。几个都是男的，怕我吃不消似的，只笑笑。相互间，他们的笑有一点坏。
我要等一星期才能搞清他们笑里的那点坏是什么。
上课前半小时，我走进教室，大黑板下已有了个人。首先触着我眼睛的是那白发。他似乎在打盹，脸是埋住的，白发像朵蒲公英。他已看见了我，两只大黑眼里剩的半个盹，一下也褪尽了。他不是坐，而是蹲在椅子上。竟然有人能单薄到把自己团进那把椅子。
“是李……芷吗？”他说。发着愁念出了我的名字。
“对的。”我说。我知道他就是老师，当然把新改课到他班级的学生姓名弄得很清楚。
他说他叫帕切克。我说很高兴认识他。过场话总这些，里面是没有真情绪的。他看我忙：放下书包，拿出字典、笔记本。他顶多二十八，顶多顶多了。和系里其他教师一样，他也穿宽大的裤子，一种脏颜色的衬衫。从某个角度看，他的白发部分被黑发掩了，换个角度，又白得很透。我突然想到，这头发会不会是一夜间白掉的呢？实在想不出什么能让个男人一夜间枯了头发。焦虑和疲惫？难道还有比凄惶地跑到美国、半老了才开始学语学步的中国人更甚的焦虑和疲惫？
这时他却说：“你学不下来我的课。”他非常温和诚恳。
“为什么？”我被他这话吓一跳。
“你英语很差。”
我一下子不怕了。激我进取的东西就够多了：孤立。生疏、贫困，让我每天热情饱满地生活的几乎是愤恨。你小瞧我，你就成全了我。“那咱们试试？！”我很慢地说。我注意到美国人在愤怒时往往慢慢地说话，效果是戏剧性的。
“你一小时的最大读书量？”
“二十页。”其实最多十五页，那谎报的十页，我不睡觉也给你拼出来。
“二十页。”他说，“所以，这就是我担心的——二十页怎么行。还有理解力呢？英文是世界上最微妙的语言。”
进来了四个学生，帕切克看看表，对教室里统共五个人说：“上课了。”
有人对如此空寥的教室不安了，小声打问什么。帕切克却从椅子上站起，就那么高高立在椅子上。我们五个学生飞快传了个眼色，不知他在玩什么。终于他说话了。
“我恨透了教书，最好你们都走光，我就不用教书了！可以回家去，写我的小说。写到水没了、电没了，房东把我扔出去，不是我完，就是小说完，反正会完！教书是绝境中的生路，因为有它，什么也完不了！你们都走吧，为什么不呢？然后学校就把这个班取消了。对我说：这是你最后一张工资支票，六百块。一条生路多便宜啊！……”
他这样站在椅子上，像个演讲的年轻法西斯。是在对第一节课后就没再回来的人发情绪呢，还是在牢骚系里给他的低薪？系里的一半师资是代课教师，多是些穷文人、小作家。他们的合同是一学期一学期签；学期终了，他们从来没把握是否拿到下学期的合同。就算他牢骚、委屈。担忧上他课的人太少系里因而会取消这节课，也没必要站在椅于上。站椅子与整个事情毫无关系。
“你们都走吧，”他又说：“都走吧！”
没有人出一声。
他笑笑，蹲下了。他那样把自己弄得很累。“那好，不走，咱们上课。你们谁读过梅里美的作品？”
我看看没动静的四周，举起手。他从高处往我看一眼。“高尔基？”举手的仍只有我一个。“把这两个作家也补进上节课列的书单。”
“对不起，”我说：“是指他们的英文译本吗？”
他轻轻一笑：“如果谁能用法文和俄文读原著，当然更好。”
课间我去水龙头喝水，见一个发苍苍的头已伸在那儿。其他学生聚在走廊另一端，喝着饮料机里买来的可口可乐，我是舍不得把钱花在一口水上。帕切克抬起头，发现等在身后的我，忙朝边上让了让。
“我还没有你的住址和电话。”他说，“其他人在头节课就把地址、电话留给我了。”
我想，何苦还要我电话？不是你认定我学不下来你的课吗？现在你一定不想撵我了。幸亏我及时调到这个班，不然学校已把这个班取消了也难说。
他说大家讨论时我应该发言。我说上节课没来怎么发言？我请他给我一点时间，我会赶上。“给你时间？我不会为你一个人把课慢下来。”他是一样的诚恳温和。
忍不住了，我说：“不为我一个人，你这个课就被取消了。”话是说了，但我不敢再看他。我看着他的鞋，那是一双色正褪得狼狈的军用靴。
这时却听他说：“别为我着想，为你自己。”我笑笑，装油条。
三小时课被他上成了近四小时，大家都很不高兴。下课时，我脑子沉得站不起来了。同班惟一的女同学叫黛米，一路上问我好几回：有没有留神帕切克右耳上的一枚小金环。我却叹一声：“他是个好老师，实际上。”
黛米回味一会儿我的话，吃力地承认：“是的。”
再和帕切克单独交往是两个月以后了。这两个月我只进过一回洗衣房，邮局连一趟也没去，所有时间都拿来对付帕切克。我越来越多地在课上发言，对读的书进行阐述、发表见解。帕切克发现我有时自信得近乎专横，便忙拿出我阐述的书来，迅速读一回，迅速苦恼在对我的认同和否定之间。他还会迅速一笑，认同了。倒不如说姑息了。我发现他开始宠我、惯我。他还是蹲在椅子上，带一点愤怒和这堂课相处。但他常对我那样迅速笑笑。他的这个笑就是我那时生活中惟一的快乐。不是指它含多么重大的意义，而是：有人终于体谅了你吃尽的苦头。
为那几分钟的阐述，我上百遍地操练舌头嘴唇，几十遍在纸上整理句型。我把词汇写在手腕内侧，餐馆打工时，老板眼一松就狠狠背一气。我在别的课上拖作业，让别的老师怀疑我迟钝或干脆顽劣。但帕切克对我认账了。怎么样，你到底笑了。
那笑使他的模样变得很像个女性。那样扯开的两边嘴角，眼睛那样松弛地一垂。其中的善解人意、抚慰，甚至嗔昵，全有了。它突然释放的女性质地，会使我“倏”地起一身鸡皮疙瘩。要费一些时，才能重新认识，这不过还是那个帕切克：白发下一张孩子脸。
这时我站在他面前。课已散了，下了楼才发觉我的一盒饭忘在了教室。下工和上课之间只隔半小时，我常常装一盒饭菜就跑。教室只剩帕切克，他蹲在椅子上看我们才交上去的功课。某个角度来的一盏灯盯在他右耳的金环上。在这一会儿，他头发苍白苍白，厚厚的白发使他整个形象带几分荒诞的冷峻。我紧张了。假如他跟我说：你干得很拼命，不过没多大补救，那我怎么办？明天一早我还爬得起来，一头扎进书里吗？他是谁？干嘛让他来承认我；让他给了我心力交瘁的两个月？我这两个月在做什么？……
他告诉我清扫的人已进来过，将一个纸包扔了，并不知道那就是我的晚餐。稍间歇，他问能否请我去不远的一个酒吧，那儿有三明治之类。楼梯上，他走在我一步之后。似乎释然和意外大量地消耗了我，我一脚沉一脚轻地踏下阶梯。
“东方女人的头发真逗。”他忽然说。
我转脸搭讪：“是吗？”
“像……”他没想出像什么。他的手掌碰了碰我背上的头发。他还是没讲出它像什么。
坐在酒吧的高凳上，他点了根烟。我正啃三明治，发现柜台里几个侍应生在盯我看，再去盯帕切克。我觉得他们目光古怪，或说他们眼里的帕切克和我颇古怪。帕切克也觉察了，跟我换了个位置。
这中间我们并没有间断谈话。扯到我出版的三部小说上，他说我满走运。我问走运是好是坏，他却反问：“你觉得它们成功吗？”
我想也不想地说：“第三部是成功的。”
“好在哪里？”
我低下头，一下下用刀戳着残剩的几片菜叶。“它好不好，你有感觉的，对吧？”头抬起，我见他注视着我，手指间的烟顶着颤巍巍一大截白色灰烬。
“你为什么老蹲在椅子上？”
他说：“有什么相干？一些没知觉的动作、状态罢了。”轻微的烦躁中，烟灰籁籁落了。“那么，是什么使你的第三部小说成功呢？”他像只专注这个。
我犹豫地笑笑。
他马上明白有他不该问的东西。
我却说：“离婚。”
“哦。”他难为情似的，一时慌得不晓得说什么。这时我听他说：“我也一样。一次又一次牺牲给感情。”
我仿佛也被他的表白窘住了，脸一阵木。这令我们都明白，我们打探对方的意图暴露了。气氛越来越敏感，都想不出再进一步谈什么，因为已经是近得猝不及防了。
临别他将我的手握了半晌。我说了谢谢晚餐，还说时间过得好快，半学期去掉了，又说请他下周末饮中国早茶，都说完了，我的手仍在他的手里。他那凉凉的瘦骨嶙峋的手。
却是一场空等。中午时我腹空空离开早点店时，不知该往哪儿走。不想回去读书，准备阐述，就那样在大风的街上盲目地遛。渐渐地感到受伤，还有一点耻辱，似乎由男人那儿得来的所有创痛一下子又复发了。男人的背叛使这点不寻常的情愫又变得寻常之极，许多不同的男人在背叛这点上都做得一样一样。我不露声色，仍是认真地去做帕切克的好学生。甚至对他的失约提也不提。
有些感觉，先兆那么好，却变质得那么快。
直到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有个师生的个别会见，老师对每人的学终论文做重点辅导。帕切克这类游走教师是没有办公室的，会见只能在他的居处，这回是我失约。所有学生提前找暑假的工作，我每天平均跑五个地点，面谈、填表。难免跑乱路线，跑到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怎么也跑不回来。
下课我一反寻常，头一个奔出教室。沿楼梯下到四层时，听见了另一双脚步。我不想遇见他，一阶比一阶下得快。“李！”他和气时从不叫我“李”。我只得停下，等在那儿。
“你听到我留在你答话机上的话了吧？”我坦荡荡说。都解释了，也道歉了，还有多少可指责的呢？
他却笑笑，说他那天哪儿也没去，等了我一天。
“真抱歉。”我说。此时这样说，我是真心了。
“你抱歉什么？”他说：“不用抱歉。”他的样子你理解成宽容、豁达、无动于衷，都行。
“还能弥补吗？让我们再找个时间……”我的意思是：我竟让他等了一天。
“这个无所谓，到时你拿到个‘B’，就是弥补，对吧？”
我傻在那里，他从我身边“沓沓沓”地下楼去。谁都没见他这么轻快过。我真想骂。骂他卑鄙；骂他小人透顶。还想嚷：你暗算我好了！我这学期就算吃它一长溜“B”，下学期一样做这学校的学生！你就不一样了；你这分寒酸薪水，说不定就拿到头了！我知道除我之外的同学并不喜欢他。他的严苛、怪僻，他的法西斯式的激烈和偏执，让这三小时的课成了精神刑训。谁都喘不过气，谁都像被鞭子打一样向前走得飞快。跟其他以取悦学生来维持合同续签的代课教师们相比，他不识时务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学终前，校方将发给学生一纸表格，让我们每个人鉴定教师的工作。谁都可以恣意褒贬，表格是无记名的。瞧着吧，学生们会回报他们从帕切克那儿得到的全部虐待。
这分表格终于发下来了，就在帕切克的课前。我感到教室里是一阵沉默的、咬牙切齿的狂欢。上课十分钟了，帕切克仍未露面，存心给我们时间回顾他给我们的痛苦似的。
（2）
黛米对我说：“我坚持不到学期结束了，所以我得杀了帕切克。他把我弄疯了，三年的书让我一学期吞下去！”
我说多学些也好啊。
“我凭什么要多学？”黛米说：“学得多或少、深或浅，我不在乎，我要学得开心！活着就为了开心，上学也是，我花那么多钱来上学，我不该开心吗？”她对我瞪着，要我评理似的。
此时我脑子里只有那个蹲在大黑板下，将一堆白发埋进密密麻麻备课笔记中的帕切克。此时我忘了他的种种恶劣。
“帕切克是个难得的教师……”我说。最难得的一点是他从不想逗你开心。
“哦，难得！……”黛米笑了一下。它提醒了我，最初从帕切克班里退出的几个男生的笑，那是我始终不懂的。我对它警觉了，甚至预感到了它的不妙。
黛米说：“当然啦，你是帕切克的楷模学生！”她实际在说：他拿你当宝贝儿。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帕切克给我多少苦吃，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始至终，他给我的痛楚是你们所有人的总和。因为它已不仅仅是师生间的恩怨；单纯是师生间的恩怨该多好……
“帕切克是我到美国来所认识的最博学最真挚的教师……”我不顾一切地说。不愉快已出现在我和黛米之间，但我不管。帕切克是个好老师，这是真理；我捍卫的，是这个真理。
“那你想和他一块出去吗？我是说：约会？”
“为什么不？！”
我们的敌意在迅速升级，到我说出“为什么不？！”时，她傻了。看我一阵，她说：“耶稣基督！”同时她放弃了对峙。我仍欲恋战，追紧她溃退下去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