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镇定地回答他，在福利彩券和历次摸奖中，即使中奖面高达60%，我也是漏网之鱼。此番概率只有百分之一，外加“以下”，我相信自己没那么好的运气。如果赶上了，天意难违。
先生胆中无石，但似乎比我的病胆还弱。医生让他填写一张家属同意手术的单子，他连看三遍后，临阵脱逃。悄声对我说，那上面写的很可怕，肠粘连肠梗阻大出血什么的，并发症多了去了……咱们走吧。回家去吧。再试试别的办法吧。好吗？我推着他说，快去签字吧。我喜欢一刀了断。
手术的当天就像出嫁，你傻傻呆着，别人忙得手舞足蹈。干部病房的护士，外科操作比较生疏，下胃管时，折腾半天，结果管子没下到胃里，我已涕泪滂沱。我说，小姐，商量一下，我自己来下胃管怎么样？护士大惊道，我还从来没见过哪个病人敢自己下胃管的，从鼻腔进去，非常难受的事，你下得了手吗？我说，试试吧。
我虽从医多年，但没没给人下过胃管，好在只要狠心，途经自家的咽喉和食道，还是有把握的。再加上怕在护士手里受二茬罪的信念鼓舞着自己，惨淡经营，居然很顺利地把管子下到胃里，皆大欢喜。
终于躺在手术床上，无边的白色中，数数头顶的无影灯有12盏，葵花般地普照着我，内心很是肃静。为这种镇定不好意思，马上就要开肠破肚，畏惧才是正理。当全身麻药进入体内时，意识如同风中之烛，摇曳几下，悄然而逝。脑海里最后遁去的想法是──如果这样在迷茫中远航，从此不再醒来，因为辛苦地活过，努力过，所以永远休息，未必就不幸福啊。
我一直以为手术过程是病的重头，好像一盒漫长磁带的主打歌曲。但当我在监护室吸着氧气醒来，一摸腹部的绷带，得知手术已经完成时，心中不免为少了惊心动魄的变化而稍感遗憾。好像跟踪许久的河流，你以为该出现瀑布的时候，结果是个水波不兴的小潭。
记得术前我问过医生，术后会不会很疼？医生没有正面回答，说，你既经受过反复发作的胆绞痛考验，这就不算什么了。
他说的不错，疼痛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术后尽管有种种不便，但同我已经承载过的疼痛相比，不足挂齿。
不让见家人。也许这在保持环境无菌方面，有独到之处，但对病人的心境，实在说不上有利。护士说，你家里人来看过你了，我们说你很好，已从麻醉中醒来，他们就走了。给你留了一封信。
我把那封信拿过来，手轻飘飘，动作很慢，像太空人。只有一张纸，我以为那里面还不得写几句慰问的言词，谁知全是这一两天的电话记录和来信摘要，简直像是办公室的留言簿。最主要的信息都是刊物约稿，使我全麻过后一片空白的大脑更加混沌。
几天后坐轮椅回到普通病房，除了行走时腹肌不便外，基本如常了。聊天时我说，记得一句以前的戏文，叫作“浑身是胆雄赳赳”。如今浑身没了胆，无所谓胆大胆小，从此便不知畏惧了。
先生说，那天我候在手术室外，突然听人喊：毕淑敏家属在吗？心中大惊，按时辰手术尚未结束，此时招呼家属，必是当中出了意外，战战兢兢地走过去。那人端出一个白盘，说，这就是摘除的胆囊。我看了一眼。心想，古话说，肝胆相照，我们真是患难与共了。
婴孩有不出生的权利
假如我是一个婴孩，我有不出生的权利。世界，你可曾听到我在羊水中的呐喊？
如果我的父母还未成年，我不出生。你们自己还只是一个孩子，稚嫩的双肩可曾能负载另一个生命的重量？你们不可为了自己幼稚而冲动的短暂欢愉，而将我不负责任地坠入尚未做好准备的人间。
如果我的父母只是萍水相逢，并非期待结成一个牢固的联盟，我不出生。你们的事，请你们自己协商解决，纵使万般无奈，苦果也要自己嚼咽。任何以为我的出生会让矛盾化解关系重铸的幻想，都会让局面更加紊乱。请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肉质的筹码，要挟另一方走入婚姻。
如果我的父母是为了权利和金钱走到一起，请不要让我出生。当权利像海水一样丧失，你们可以驾船远去，只有我孤零零地留在狰狞的礁石上飘零。对于这样的命运，我未出世已噤若寒蝉。当金钱因为种种原因不再闪光，你们可以回归贫困，但我需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如果你们无法以自己的双手来保障我的生长，请不要让我出生。
假如我的父母结合没有法律的保障，我不出生。我并不是特别地看重那张纸，但连一张纸都不肯交给我的父母，你们叫我如何信任？也许你们有无数的理由，也许你们觉得这是时髦和流行，但我因为幼小和无助，只固执地遵循一个古老的信条——如果你们爱我，请给我一个完整而巩固的家。我希望我的父母有责任感和爱心，我希望有温暖的屋檐和干燥的床。我希望能看到家人如花的笑颜，我希望能触到父母丝绸般的嘴唇和柔软的手指。
我的母亲，我严正地向你宣告——我有权得到肥沃的子宫和充沛的乳汁。如果你因为自己的大意甚至放纵，已经在我出生之前，把原本属于我的土地，让器械和病毒的野火烧过，将农田荼毒到贫瘠和荒凉，我拒绝在此地生根发芽。如果我不得不吸吮从硅胶缝隙中流淌出的乳汁，我很可能要三思而后行。
我的父亲，我严正地向你宣告——如果你有种种基因和遗传的病变，请你约束自己，不要存有任何侥幸和昏庸。你不应该有后裔，就请自重和自爱。人类是一个恢宏整体，并非狭隘的传宗接代。如果你让我满身疾病地降临人间，那是你的愚蠢，更是我的悲凉。并非所有的出生都是幸福，也并非所有的隐藏都是怯懦。
我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我要亲切地向你们表白。我知道你们的希翼，我也知道血浓于水的传说。我不能因为你们昏花的老眼，就模糊自己人生的目标。我应该比你们更强，这需要更多的和谐更多的努力。不要把你们的种种未竟的幻想，五花八门地涂抹到我的出生计划书上。如果你们给予我太多不切实际的重压和溺爱，我情愿逃开你们这样的家庭。
我的父母，如果你们已经对自己的婚姻不报期望，请不要让我出生。不要把我当成黏合的胶水，修补你们旷日持久的裂痕。我不是白雪，无法覆盖你们情感的尸身。你们无权讳疾忌医，推诿自己的病况，而把康复的希望强加在一个无言的婴孩身上。那是你们的无能，更是你们的无良。
我的父母，我并非不通情达理。你们也可能有失算和意外，我不要求永恒和十全十美。我不会嫌弃贫穷，只是不能容忍卑贱。我不会要求奢华，但需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我渴望温暖，如果你们还在寒冷之中，就缓些让我受冻。我羡慕团圆，如果你们不曾走出分裂，就不要让我加入煎熬的大军。
我的父母，请记住我的忠告：我的出生不是我的选择，而是你们的选择。当你们在代替另外一条性命做出如此庄严神圣不可逆反的决定的时候，你们可有足够的远见卓识？你们可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忍？你们可有足够的智慧和真诚？你们可有足够的力量和襟怀？你们可有足够的博爱和慈悲？你们可有足够的尊崇和敬畏？
如果你们有啊，我愿意走出混沌，九炼成丹，降为你们的儿女。如果你们未曾有，我愿意静静地等待，一如花蕊在等待开放。如果你们根本就无视我的呼声，以你们的强权胁迫我出生，那你们将受到天惩。那惩罚不是来自我——一个嗷嗷待哺的赤子，而是源自你们千疮百孔的身心。
我眉飞扬
眉毛对人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如果没有了眉毛，最大的变化只是可笑。脸上的其它器官，倘若没有了，后果都比这个损失严重的多。比如没有了眼睛，我说的不是瞎了，是干脆被取消掉了，那人脸的上半部变得没有缝隙，那就不是可笑能囊括的事，而是很可怕的灾难了。要是一个人没有鼻子，几乎近于不可思议，脸上没有了制高点，变得像面饼一样平整，多无聊呆板啊。要使没了嘴，脸的下半部就没有运动和开阖，死板僵硬，人的众多表情也就没有了实施的场地，对于人类的损失，肯定是灾难性的。流传的相声里，有理发师捉弄顾客，问：“你要不要眉毛啊？”，顾客如果说要，他就把眉毛剃下来，交到顾客手里。如果顾客说不要呢，他也把顾客的眉毛剃下来，交到顾客手里。反正这双可怜的眉毛，在存心不良的理发师傅手下，是难逃被剃光的下场了。但是，理发师傅再捣蛋，也只敢在眉毛上作文章，他就不能问顾客，“你要不要鼻子啊？”按照他的句式，再机灵的顾客，也是难逃鼻子被割下的厄运。但是，他不问。不是因为这个圈套不完美，而是因为即使顾客被套住了，他也无法操作。同理，脸上的眼睛和嘴巴，都不能这样处置。可见，只有眉毛，是面子上无足轻重的设备了。
但是，也不。比如我们形容一个人快乐，总要说他眉飞色舞，说一个男子英武，总要说他剑眉高耸，说一个女子俊俏，总要说她蛾眉入鬓，说到待遇的不平等，总也忘不了眉高眼低这个词，还有柳眉倒竖眉开眼笑眉目传情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哈，你看，几乎在人的喜怒哀乐里，都少不了眉毛的份。可见，这个平日只是替眼睛抵挡下汗水和风沙的眉毛，在人的情感词典里，真是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呢。
我认识一位女子，相貌身材肤色连牙齿，哪里长得都美丽。但她对我说，对自己的长相很自卑。我不由得又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将她打量了个遍，就差没变成一架B超仪器，将她的内脏也扫描一番。然后很失望地对她说，对不起啦，我实在找不到你有哪处不够标准？还请明示于我。她一脸沮丧地对我说，这么明显的毛病你都看不出，你在说假话。你一定是怕我难受，故意装傻，不肯点破。好吧，我就告诉你，你看我的眉毛！
我这才凝神注意她的眉毛。很粗很黑很长，好似两把炭箭，从鼻根耸向发际……
我说，我知道那是你画了眉，所以也没放在心里。
女子说，你知道，我从小眉毛很淡，而且是半截的。民间有说法，说是半截眉毛的女孩会嫁得很远，而且一生不幸。我很为眉毛自卑。我用了很多方法，比如人说天山上有一种药草，用它的汁液来画眉毛，眉毛就会长得像鸽子的羽毛一样光采颀长，我试了又试，多年用下来，结果是眉毛没见得黑长，手指倒被那种药草染得变了颜色……因为我的眉毛，我变得自卑而胆怯，所有需要面试的工作，我都过不了关，我觉得所有考官都在直眉瞪眼地盯着我的眉毛……你看你看，直眉瞪眼这个词，本身就在强调眉毛啊……心里一慌，给人的印象就手足无措，回答问题也是语无伦次的，那怕我的笔试成绩再好，也惨遭淘汰。失败的次数多了，我更没信心了。以后，我索性专找那些不必见人的工作，猫在家里，一个人作，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人见到我的短短的暗淡的眉毛了，我觉得安全了一些。虽然工作的薪水少，但眉毛让我低人一等，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吃惊道，两根短眉毛，就这样影响你一生吗？
她很决绝地说，是的，我只有拼力弥补。好在商家不断制造出优等的眉笔，我画眉的技术天下一流。每天，我都把自己真实的眉毛隐藏起来，人们看到的都是我精心画出的美轮美奂的眉毛。不会有人看到我眉毛的本相。只有睡觉的时候，才暂时地恢复原形。对于这个空档，我也作了准备，我设想好了，如果有一天我睡到半夜，突然被火警惊起，我一不会抢救我的财产，二不会慌不择路的跳楼，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掏出眉笔，把我的眉毛妥妥帖帖画好，再披上一条湿毛毯匆匆逃命……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然后是深切的痛。我再一次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如果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外形，包括身体的所有细节，那会在心灵上造成多么锋利持久的伤害。如霜的凄凉，甚至覆盖一生。
至于这位走火也画眉的女子，由于她内心的倾斜，在平常的日子里，她的眉笔选择得过于黑了，她用的指力也过重了，眉毛画得太粗太浓，显出强调的夸张和滑稽的戏剧化了……她本想弥补天然的缺陷，但在过分补偿的心理作用下，即使用了最好的眉笔，用了漫长的时间精心布置，也未能达到她所预期的魅力，更不要谈她所渴望的信心了。
眉毛很重要。眉毛是我们脸上位置最高的饰物。（假如不算沧桑之刃在我们的额头上镌刻的皱纹。）一双好的眉毛，也许在医学美容专家的研究中，会有着怎样的弧度怎样的密度怎样的长度怎样的色泽……但我想，眉毛最重要的功能，出了遮汗挡沙之外，是表达我们真实的心境。当我们自豪的时候，它如鹰隼般飞扬，当我们思索的时候，它有力的凝聚。当我们哀伤的时候，它如半旗低垂，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它——扬眉剑出鞘……
假如有火警响起，我希望那个女子能够在生死关头，记住生命大于器官，携带自己天然的眉毛，从容求生。
我眉飞扬。不论在风中还是雨中，水中还是火中。
做自己身体的朋友
每个人都居住在自己的身体里面，从一出生到最后的呼吸时刻。这在谁都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知道多少？
尤其是女性，我们的身体不但是最贴切最亲密的房子，对大多数女性来说，还是诞育人类后代最初的温室。我们怎能不爱护这一精妙绝伦的构造？
我认识一位女性朋友，患了严重的妇科疾患，到医院诊治。检查过后，医生很严肃地对她说，要进行一系列的治疗，这期间要停止夫妻生活。她听完之后，一言不发扭头就走。事后我惊讶地问她这是为什么？为何不珍重自己生命？她说，丈夫出差去了，马上要回家。如果此刻开始接受治疗，丈夫回来享受不到夫妻生活，就会生气。所以，她只有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
那一刻，我大悲。
女性啊，你的身体究竟属于谁？
早年当医生时，我见过许多含辛茹苦的女人，直到病入膏肓，才第一次踏进医院的大门。看她满面菜色，疑有营养不良，问起家中的伙食，她却很得意地告诉你，一个月，买了多少鸡，多少蛋……听起来，餐桌上盘碗还不算太拮据。那时初出道，常常就轻易地把这话放过了。后来在老医生的教诲下，渐渐长了心眼，逢到这种时候，总要更细致地追问下去。这许多菜肴，吃到你嘴里里的，究竟有多少呢？比如，一只鸡，你吃了哪块儿？鸡腿还是鸡翅？
答案往往令人心酸。持家的女人，多是把好饭好菜让给家人，自己打扫边角碎料。吃的是鸡肋，喝的是残汤。
还有更多的现代女性，在传媒广告绝色佳人的狂轰滥炸下，不满意自己身体的外形。嫌自己的腿不长，忽略了它最基本的功能是持重和行走。嫌自己的眼不大，淡忘了它最重要的功劳是注视和辨别。嫌自己的皮肤不细白，漠视它最突出的贡献是抵御风霜。嫌自己的手指不纤长，藐视了它最卓越的表现是力量与技巧……于是她们自卑自惭之后，在商家的引导下，便用种种方式迫害自己的身体，以至美容毁了容，减肥丧了命的惨事，时有所闻。
关于我们的身体——这所我们居住的美轮美奂的宫殿，你可通晓它的图纸？有多少女人，是自己的“身体盲”？
感谢中国有眼光的学者和出版家们，这两年来，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女性身体的著作。在我手边的就有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美国妇女自我保健经典》和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女性的身体——个人必备手册》。
以我一个作过医生的女性眼光来看，这两本书，作女人的，无论你多忙，也要抽空一读。或许正因为你非同寻常地忙，就更得一读。因为你的身体，是你安身立命的资本。如果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懂不爱，你何谈洞察世事，爱他人爱世界？
爱不是一句空话。爱的基础是了解。你先得认识你的身体，听懂它特别对你发出的信号。明白它的坚忍和它的极限。你的身体是跟随你终身的好朋友，在它那里，居住着你自己的灵魂。如果它粉碎了，你所有的理想都成飘萍。身体是会报复每一个不爱惜不尊重它的人的。如果你浑浑噩噩地摧残它，它就会冷峻地给你一点颜色看。一旦它衰微了，你将丧失聪慧的智力和充沛的体力，难以自强自立于世。
我希望有更多的姐妹们，当然也希望先生们，来读读这种关于身体的书。它是我们每人都享有的这座宫殿的导游图。
青色T恤
记得接到湖南卫视邀我作嘉宾，飞赴上海采访陆幼青的电话时，踌躇犹豫。因为一个星期后，我就要到美国去，临走之前，百废待兴。更主要的是心中忐忑。在大众传媒上展示死亡和面对死亡的接纳，我知道这在中国，是一个新的课题。以画面表现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思索，是沉重和令人惊惧的。我佩服湖南卫视的勇气，如果我是一个观众，我期待着看到这样发人深省的节目。但我自己可不想参与其中。死亡话题，轻了重了都会出问题，分寸感非常重要。实话说，我对采访没把握，我对自己没信心。
我把这份顾虑对着话筒说了。在感谢湖南卫视“有话好说”对我的高度信任之后，坚决婉拒出任这一角色。电话那一头的王骏很有韧性，毫不气馁，对我说，毕老师，我读过您的“预约死亡”。我在互联网上以“死亡”为题查找资料，所得甚少。我们再三考虑，觉得您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们等着您。
那一瞬，我沉默。我能体会到他查找资料的那一份艰辛。
也许是因为自己作过医生的经历，我对死亡的研究十分关注。几年前，当我决定以临终关怀医院的题材创作一部小说的时候，为了补充自己的学养，临时抱佛脚，到处搜寻有关死亡学的资料，也是遭遇到了显著的困难。我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必定完结的归宿，我们的文化忌讳深深。王骏的话，使我更加感到了陆幼青的勇敢和可贵。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在死亡的不归之路上疾行，留下串串脚印。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值得钦佩的。我们活着的人，难道不能和他一道走过一程吗？在这种关头，迟疑地斟酌自己的形象得失，不仅仅是怯懦，更是一种不仁慈。
这样将了自己一军之后，我答应了王骏，即日飞赴上海。
心立刻坠沉了起来。去美国的衣物还来不及购买和准备，外汇也没有换，还有诸多的事物也未梳理，统统放下了。先从网上荡下来陆幼青的日记，一篇篇细细阅读。然后把家中能找到的关于死亡学的资料，快速复习浏览。最后开始打点行装。
带什么样的衣服呢？让我费了心思。正是夏末秋初的日子，北京的早晚已有些微的冷。上海比这里南，该是热的。但是，若是赶上风雨，是不是也有凉意呢？旅途辛苦，回来后马上又要渡重洋，可不能感冒。再者，衣服的颜色非常重要。因为这次采访非同寻常，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聪明而特别的人，一栏视角独特氛围凝重的节目。我作为采访嘉宾，着装的色彩就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而应以符合整个情境为妥。
我为自己选了两件白色的长短衬衣带上，心想白色总是不会出大错的。又在衣橱里挑了一件淡荷粉色的短袖衫，压在旅行箱的最底层。我对这件衣服到底用的着用不着，没多少把握。衣衫的粉色虽然极淡，毕竟偏向暖和红，不知陆幼青的心境和这一份色彩系统是否吻合。有备无患吧。又找出一件米黄色夹杂黑纹路的旧短袖衫，留着自己路上穿。它柔软舒适，摸爬滚打都相宜，随身方便。
马东和王骏与我在电话里探讨如何将这期节目筹划的更有份量，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国内同样的节目几乎未曾有过，对观众的接受程度，也有几分不摸底。网上已经有人在嘀咕陆幼青作秀，节目的分寸感就更显凸出。既要充分显示出陆幼青思考的力度，肯定这一直面死亡的勇气，又不能光是空洞的赞扬，要更深地挖掘人性中的多个侧面。
电话打得很长，思绪还是未曾理清。关键是对陆幼青本人的状态不是很明晰。古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现在只是半知。从电话里听，马东是视野开阔思维敏捷的主持人，有一种从善如流的气度。王骏更是好学有为的青年。这使得我们之间的谈话，从一开始就是坦率和富有建设性的。我说，在正式的节目录制之前，我们是否可以和陆幼青本人有一个接触。我虽然当过多年的医生，也接触过很多濒临死亡的人，但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陆幼青更是一个非凡的人。这是一期引人深思的节目，为了对广大的观众负责，咱们尽量把准备工作做的细致些。
马东说，他很理解我的想法。只是为了保持现场的新鲜感，这档节目的惯例，是在录制之前，嘉宾和主持人都只是研究书面的资料，并不同接受访谈者直接见面。
我坚持了一下自己的主张，主要是从医生的角度考虑。我说，我从陆幼青在网上发布的日记来看，他的身体已出现缺氧和短时间窒息的情况。拍摄过程是很辛苦的，光照很强，时间也很难控制。对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人道与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只是从自己工作圆满的角度考虑，而忽视了陆幼青的权利。正因为他已视死如归，正因为他会强忍自己的痛苦，全力配合节目的录制，我们更要替他想得周到。况且，依我的经验，这种关于死亡的讨论，有时会深刻地搅动思维最底层的记忆，也需通盘设计。再者，我不知陆幼青对某些话题是否有特殊的爱好或是禁忌，准备工作多多益善。
马东思忖片刻说，这样吧，毕老师，咱们分头从长沙和北京动身。到达上海的当天，我们同陆幼青先生的夫人时牧言女士见个面。如此，我们就可比较详尽地了解到有关陆幼青方方面面的情况，又能保持正式拍摄时的新鲜感。
就这样约定了。
买机票的时候，我特地选了浦东机场。虽说下了飞机后的路途比较远，但因为知道了陆幼青所工作的单位，和浦东的开发有关，心想这样走一走，顺便也可对陆幼青工作时每日看到的景象，多一点感性的体验。
通常我上飞机，会穿着随体赋形的旧衣服朦胧入睡。这一次不行了，目光炯炯，心中有焦虑和不安。
见了马东和王骏，果然和预想的一样，是勤勉聪慧机警博识的年轻人。且有很好的教养，不瘟不燥。我们找了住处周围的一间很小的酒吧，坐下开始讨论。已是下午时分，马东还没有吃午饭，要了一点简单的食品，边吃便说。我在飞机上吃了少许东西，便点了一杯矿泉水，边喝边说。
我们谈的很投机，设想的很全面。提出了种种的假设，特别是把陆幼青的日记逐日逐段地阅读，探讨在这些文字后面的那颗灵魂，在怎样思索和表达。我敢说，在那时的中国，将陆幼青的文字读到如此细致深入的程度的人，不敢说绝无仅有，肯定是不多的。
我们的身体，被上海的八月末的下午潮热的暑气蒸腾着。我们的大脑，被生命行将终结的严峻的冷气凝滞着。当一个我们所尊敬的人，正在每分钟地远去，我们又需挖掘出他内心的隐秘甚至隐痛的时候，挑战的力度和选择的艰难是那样矛盾。
最后，我们统一在“真诚和真实”。我们要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陆幼青，展示他的现状和他的内心世界。马东希望我能就死亡学的研究和进展，谈一点学理上的东西，我在本子上做了记录和整理。
讨论之后，稍事休息，我们赶往一处饭店，和陆幼青的夫人时牧言女士会面。
晶莹热闹的大堂，喧哗中弥漫着鼎沸的人气。我们到的比较早，枯坐在一张餐桌旁，静静地等待着。在这一瞬，时牧言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强烈地引发我们的想象。如果说，陆幼青的心脉还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摸到搏动，那他的妻子，在这样的生离死别面前，将是怎样的心态和举止，更令人猜测。因为餐桌位于餐厅中段，来客几乎可以从任一方向走过来，我不时地四处张望，期待着能在众多的客人中认出她来。
我甚至在想，她会穿着怎样的衣服呢？在这样的时刻，她的服装表达着她的愿望和信心，她会为自己和丈夫的心情而穿衣吧？
时牧言来了，沉稳而憔悴。她穿着橙色的衣服，鲜艳夺目。我悄悄环顾，因为这色彩太暖了，类乎海难时的救生衣，整个餐厅没有一个人着这个颜色的服装，她就显出特别的光彩，悲怆而明亮。
那天和时牧言的谈话，令我非常钦佩和感动。同为女人，我可以感受到她的痛楚和坚韧，她的大度和勇气。我知道在这艰难的时刻，她竭尽全力，要协助自己的爱人，完成生命中最后的飞跃。
我们就第二天下午所要进行的采访，反复讨论，确定哪些话题深入讨论，哪些点到为止。我们还讨论了很多细节，比如提前在何时应用止痛剂，以便在药物疗效的峰值时进行采访，这样陆幼青感受到的痛苦较小。
将近尾声的时候，马东问道，陆先生可有什么禁忌吗？
没有。你们什么都可以问。时牧言坦然答道。
我说，在我们的衣服穿着颜色方面，你家有什么讲究吗？
时牧言迟疑了一下，还是很直率地说道，绿色。我们家喜欢绿色。那是生命的颜色。你们明天到我家去，就可以看到，到处是我种的花草，紫红的喇叭花，非常鲜艳美丽。黄色也好。黑色和白色，最好不用。
我们用力地点点头。
回饭店的路上，马东说，我平常最喜欢穿黑色的衣服，此次到上海来，带的也是黑衣服。明天一大早，我到商店去买新衣服。
我这时又在心里埋怨自己那件粉色的衣服太淡了，在强光照耀之下，恐近乎白色。忙说，我也去吧。
第二天，我和马东直奔商店。进了店门，在标志牌下站住，马东说，男装在三楼，女装在四楼，咱们分头去买衣服，半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里回合。
匆匆上楼。买过无数次衣服，都不似此次单刀直入。不在意款式质地，只求颜色。看到绿色的，特别是那种生机勃勃的绿，简直就是扑上去，忙不叠地说，小姐，请拿一件我能穿的……
也许因为上海人多娇小玲珑，连连看中的衣服，都没有我能穿的型号。只得退其次，去买T恤衫。想这种衣服，弹性较大，也许能找到色彩和尺码都相宜的。改变战术之后，很快就见了效。我在一家专卖店里，找到了基本符合要求的衣服。只是那绿色不很纯粹，近乎青柏色，翠中有一份苍老，实为美中不足。我相中了一款黄色T恤衫，黄的振作而昂扬，仿佛葵花瓣揉出汁液染成的，欣欣向荣。想来想去，我买下这件黄色衣服，又对小姐说，也许我会来换，先和你打个招呼。小姐态度很好，说，没关系的，只要不弄脏，你随时可来换的。
果不其然，在汇合处，马东亮宝似的拿出的衣服，正是明亮的嫩黄色，他说，我从来没穿过这种颜色的衣服，好像是一把太阳伞。他说，你买的是什么颜色呢？我对他说，对不起，你还的等我一会儿。
我赶忙跑回刚才的柜台，对小姐说，不好意思啊，还要麻烦你。我要换成刚才的那件绿色。小姐说，为什么不喜欢这件了呢？我看还是黄色的比较配合你的脸色的。我说，因为我有一个同伴，他已经买了黄色，我要和他配合，所以要调换。
换了绿T恤衫，我和马东回到住处。当我把自己买的衣服拿给大家看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说，唔，这个不好。我们看毕老师就穿你下飞机时那件黄色条纹的衣服好了。很亲切。
我就听从了年轻人们的建议。
那一天的采访，很成功。不单是制作了一档精彩的节目，我也从陆幼青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制花圈
我是特意用“制”花圈这个词，而不用通常的“做”花圈。因为“制”的规模大，有流水作业大生产的味道。
二十多年前，我在藏北高原当兵。高寒、缺氧、病痛……一把把利刃悬挂在半空，时不时地抚摸一下我们年轻的头颅。一般是用冷嗖嗖的刀背，偶尔也试试刀锋。
于是就常有生命骤然折断，滚烫的血沁入冰雪，高原的温度因此有微弱的升高。
凡有部队的地方就有陵园。每逢清明和突然牺牲将士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制花圈。因为我们是女兵，花圈就要扎得格外美丽。当我们最初扎花圈的时候，觉得像做手工一样有趣。
做花圈先要有架子。若在平原，竹子、藤条、木棍……都是上好的材料。但对于高原，这些平常物都是奢侈。男兵用钢筋焊出一人多高的巨环，中间用钢丝攀出蛛网似的细格。花圈的骨骼花有缘，殊不知这凄冷的花卉，令人黯然神伤。
有一天下午，我们为一位牺牲在边境线上的战友赶制花圈。因为第二天就要下葬，一直干到夜里三点。倦意袭来，绑花时钢丝不停地扎手，有鲜血像红豆似地渗出。马上就要完工时，桌上的电话铃猛然响了。我揉着眼睛问，什么事啊?
对方低沉着嗓音说，刚才夜间紧急集合时，一个战士翻身跃起，突然倒在地上死去了。请你们再赶制一副花圈。
那一瞬，我痛彻骨髓。那个不认识的男孩啊!当我们开始制那副花圈的时候，你还活着。当我们制完那副花圈的时候，就要为你制花圈了。
那一夜，女兵们彻夜无眠。当雪山上的朝阳莅临军营，大卡车把我们的产品运至墓地。
摄影干事们很忙。他们用最好的角度把墓前的花圈照下来，寄往内地的某处小村。那些牺牲了的士兵的父母，水远无法到达高原。他们会在无数个月夜，看着像片上的一丘黄土和伟岸辉煌的花圈，潸然泪下。
大雁落脚的地方
小时候，妈妈偶尔说，你生在新疆巴岩岱。只听音，不知是哪几个字，在幼稚的心里，就以为是“八烟袋”，恍惚中觉得那地方是一块旷野，有很气派的大烟袋码成一排，八柱袅袅的白气上升。
我半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城墙里长大，再哪儿也没去过。人只道乡下的孩子孤陋寡闻，其实京城的少年于外面的世界，也一样模糊。对荒远的边疆，地理知识几乎是零。几十年前，西北是远在天边的概念，那八个烟袋，谁知在那个犄角旮旯冒烟呢？
于是巴岩岱又湿又重地扎入我童年的记忆，像墨水瓶底的一支蓝羽毛。
参军学了医，自从懂得了生理解剖生命起源，我对出生地空前地重视起来。我们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无数学者望洋兴叹，终生寻觅，不得其解。这个深奥的哲学问号，若从医学角度来说，倒是易如反掌。你的母亲孕育你的过程，她行走的地方，吃下的食物，饮入的清水，看过的流云，听到的小调……这些物质精神的元素，累积着架构着混淆着镶嵌着，一秒秒一天天地结晶了你。
你就是你，不是其他的叶子和花，不是猪马羊和狼，不是沙粒和谷子，这其中一定有大逻辑。生命之所以奇异，在于一个个零件的精致组装。把那些新鲜的血和肉搭配起来的主宰者，是一个多么能干而霸道的调酒师啊！想想看，既使是称为你父亲的这一个男人，和被称为你母亲的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孕育了你，如果不是在这一个特定的地域，用当地的特产充填了你生命的轮廓，你也必定不是此番模样。
我们挺拔的骨骼，来自那里飞禽走兽体中的钙和磷。我们明澈的目光，来自那里田野中绿缨垂地的硕壮胡萝卜。我们飘扬的发丝，来自那里山峦上乌云笼罩电光石火的黑夜。我们猩红的嘴唇，来自那个铁匠铺里熊熊燃烧的烈焰……
出生地是一枚隐形金箍，出生的那一瞬，它就不动声色地套上了每个人的后脑勺，叫你终生无法褪下。我们嗅到的第一缕空气，是那里的草木释放。我们喝到的第一滴甘泉，是那里的岩石泌出。我们看到的第一眼世界，是那里的风云变幻。我们听到的第一声响动，是那里的万物呼吸……
我开始缠着母亲，讲我出生的故事。母亲的记忆如雨中砖地上的红叶，零落但是鲜艳洁净，脉络清晰。她说，你出生在新疆伊宁，那是一座白杨之城。那里的白杨不像内地的白杨，有许多幽怨的眼睛。那里的白杨没有眼睛，每一支都像银箭，无声地射向草原无边无际的天空。
母亲说，我出生在秋天，父亲在远方执行任务。母亲说，部队里成了家的男人和女人，平日都是分开住的。惟有到了节日，才是团聚的时刻。母亲说，大礼堂里，拉上许多白布帘子，分割成一个个独立小屋。那就是军人们的卧室了。母亲说节日的黄昏，女人们早早就躺下了，在四周雪白的布笼中，悄悄地等待自己的丈夫。母亲说夜深了，查哨归来的男人们，像潜入敌营一般，无声地在白布组成的巷道穿行，走到自己的属地，持枪的手，像雄鸟的喙一样衔开白帘，温暖地滑翔进去。
母亲说，部队里的孩子，就是孕育在白布帘子背后。如果从礼堂的房顶看下去，那些布做的田野和畦，和如今冰箱里储藏冰水的塑料格子差不多。我忙问，我是那样来到的吗？母亲说，不是。因为职务，父亲和母亲享有一栋古老的俄式木屋。它高大凉爽，有宽宽的木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地板，每当你脚步穿过的时候，就会合着你的节奏簌簌抖动。
母亲说，怀你的时，父亲率领骑兵，要到远方。他把照顾母亲的担子，交给一个年长的警卫员，名叫小胖子。母亲说，那个兵，大约有40岁吧？现在没有这样老的兵了，那时有。幸亏他的年纪比较大，要不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你了。
母亲说，整个怀孕期间，她完全吃不下寻常的食品，闻什么都吐。体重锐减，医生说再不补充营养，大人孩子都危险。小胖子很着急，他是四川人，会做饭，殚精竭虑地把能够想出的吃食，因陋就简地做出来。盛在大粗碗里，端上来让母亲闻闻，看哪一样能吃得下去。母亲对所有吃食，都大饥若饱，置若罔闻。终有一天，母亲嗅到一缕奇异的香味，不觉食欲大动，问小胖子，你吃什么呢？能不能让我也尝尝？小胖子说，我在喝野鸽子汤。
在俄式木屋不远处，有一座废弃的粮仓。粮仓高而窄的窗户，像古堡的透气孔。每天早晨，小胖子打开窗户，然后就忙自己的事去了。粮仓的地上，散落着陈年的苞谷粒，粮仓的每一寸墙壁，都蒸发着粮食干燥熏香的气息。铺天盖地的银灰色野鸽群飞来了，从窗口鱼贯而入。到了夕阳倾斜的辰光，小胖子突然从墙外关闭窗户，使粮仓没入黑暗。然后挥着一把大扫帚冲入门内，旋风般扑打，鸽羽纷飞……
怀你十月，我只吃了不到十斤的大米和一点野菜。剩下的营养，全靠野鸽子汤支撑。母亲很严肃地说。
我追问道，您一共吃了多少只野鸽子啊？
母亲想了想说，一天少说也有十只，几百天算下来，总有几千只了。
我大惊，愤愤说，你也太能吃了。要是绿色组织知道了，会抗议你没完。
母亲纠正我说，不是我能吃，是你能吃。一旦生下你，我就再也不吃野鸽子了。
我说，不管怎么说，这数字也大得可怕，承受不起。我最多只能承认自己是1000只野鸽子变的。再多，就是大罪孽了。
一想到自己平凡的生命之弦上，挂着千只野鸽，坠得心绪弯出弧形。一千对鸽翅，将是怎样一片掠过苍穹的翠蓝的云？一千只鸽鸣，将是怎样一曲缭绕云端刺人肺腑的歌？一千双鸽眼，将是怎样一束眺望远方洞穿云雾的光？一千堆鸽羽，将是怎样一片洁白的雪能融化万古寒冰？假如我这一生虚掷光阴，对不起造化，对不起自然，对不起我的父母，也对不起架构我生命的那──羽翼丰满飞翔不息的千朵生灵！
母亲临产的时候，父亲从营地骑马赶来。母亲已住进苏联人开的医院，躺在产床上，辗转反侧。病房不让父亲进去，父亲只好在医院病房的窗户上，久久地凝视着母亲。然后，一扬鞭，飞身上马，再赴疆场。
你第一次见到你父亲，已经是满月后。那时，你已是一个大孩子了。母亲说。
然后，父亲又走了。母亲抱着我，住在古老的俄式木屋。夜里我爱哭，母亲就彻夜抱着我。母亲胆小，不敢点灯，就在漆黑的夜里，守我到天明。门口有一棵小榆树，树影在夜风里，像鬼魅一般伸缩着指爪。
无数次的讲述历史之后，我对母亲说，咱们回一趟新疆吧？去看木房子，小榆树和野鸽子。
妈妈漫声应着，几乎不抱希望地说，好啊好啊。只是新疆太远，伊宁太远。
对话埋在土里，好像古墓中的莲子，酣睡着，不知何时才会绽成花？
1997年夏秋，我和母亲同赴新疆。汽车翻越天山的时候，我十分紧张。那是一条年久失修的战备公路，已很少有人走。一边是壁立的悬崖，一边是深渊。山顶的冰川，在炎热的８月，融化成无数道淋漓的小溪，从峰顶汩汩坠下。冰川就变得稀薄了，出现了亚麻般的网络，好像贫女洗涤多次的纱裙，自山顶逶迤而下，渐薄渐远，直到下缘溶成一道暗赭色的湿边。
我悄声对母亲说，您害怕了？母亲说，有一点。我说，您当年从伊犁离开去北京的时候，难道没有翻越天山吗？怎么倒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险峻呢？母亲说，那时，我怀抱你，没有一眼看过山，我一直在看你。
汽车驶近伊犁的时候，心蓬蓬跳，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大睁着眼睛，把记忆变得像一卷新录像带，事无巨细都拍下来，留着以后慢慢回味。
伊宁满目是青苍的绿，高耸入云的绿，剑拔弩张的绿，煞煞作响的绿──高大矗立的伊犁杨！不长忧郁眼睛的伊犁杨！耳边听到母亲喃喃说，都认不出来了啊，哪里是当年的老房子？
在伊犁的日子里，母亲第一个也是最后的愿望，就是找到她和父亲住过的地方。我本来以为这不很难，就算地表建筑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山川依旧，地名还在，只要踏破铁鞋，还怕找不到吗？
然而，我错了。伊宁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从母亲茫然的眼神里，我发现她记忆中的伊宁，彷佛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地方，同这方土地不搭界。赤日炎炎下，母亲说，那时漫天大雪啊，我坐着雪爬犁……我怀疑都是这季节闹得，大约应该在隆冬来。白雪的城市和青杨的城市，永远无法重叠。
我帮母亲梳理头绪。母亲说，老房子的周围有一家飞机场。我想这是一个显著的目标，得到《伊犁河》的编辑热诚相助，第二天一大早，带着我们照直奔机场而去。绕着机场转了三圈，不想母亲对那里的地形地物毫无反应，说，房前还有一条河，房后还有一座山，这里一马平川，不是啊不是。我说，机场吗，当然是平的了，也许是修机场的时候，把山平了，把河填了？
母亲不置可否，看得出，她不信服我的解释。找来机场的工作人员，向他打听这里原先的地形，以证明我的猜测。没想到他很肯定地说，这里没有山，也没有河。从来没有。我看，老人家说的那个机场，不是我们这个机场。你母亲五十年代初期就离开伊犁，那时这座机场的图纸还没画出来呢。
于是有了老机场的悬念。
我们又驱车去巴岩岱。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几乎每个伊犁人都知道，但当我细究这地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又谁都说不清楚。
巴岩岱是一个小镇，我们的车缓缓驶过，好像在检阅路旁古旧的土屋和新的建筑。我不断地问母亲，是了吗？想起一点了吗？母亲总是漠然地摇头。
新疆小镇特有的十字形短街，很快就被车轮丈量完了。往回开，再走一遍。我对司机说。正在修路，地表的积土和晒干的驴粪，化作旋风样的灰尘，快乐地裹挟在车的后方，像赭黄色的陈旧面纱，把巴岩岱半掩半藏。母亲索性走下车去，期望巴岩岱的土地，会直接告诉她点什么。
亚洲腹地的太阳，从公路上方，几乎垂直地击穿颅顶，把灼热和焦躁注入思维。随着车轮的反复碾压，母亲的迟疑已经延展成沮丧。我的记性真的这么糟了吗？不对啊，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就算房子被拆了，山也被削平了吗？还有那条河？河边的柳树呢？母亲低声自语，愤愤不平，要同历史讨一道说法。
四周悄悄，母亲已经离去44年了，没有人负责回答她陈旧的问好。
我决定放弃寻找，不论是巴岩岱还是八烟袋，这样对她老人家的压力我决定放弃寻找，不论是巴岩岱还是八烟袋，这样对她老人家的压力可能轻些。我说，有很多归国的老华侨，都找不到自己的家。不是您记性不好，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我拉着母亲走到一处风景秀丽的小渠，对朋友说，麻烦您给我和母亲合张影。这里就是巴岩岱。
母亲不服，说，你那时什么都不记得，凭什么说这里就是巴岩岱？
我说，您倒是记得，可您的巴岩岱在哪里？这里就是巴岩岱。
于是我和母亲，在我所指定的我的出生地，照了几张相。平心而论，四周景色不错。草原在午后阳光下灼热的呼吸，波光粼粼，犹如晃动着自九天而下的玄紫色纱幕。脚旁的小草，像无数神奇的吸管，把苍黄大地的水份，变成了绿色油漆，不慌不忙地涂抹在自己向阳的叶面上。也许是颜料不够，叶子背面就比较马虎，敷的清淡些，露了霜白的底色。野花英勇地高举着花茎，把小小的花盘，骄傲地迸裂到近乎水平的角度，竭力把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展示出来。好似一个细胳膊的小伙子，一往情深地仰着脸，向蓝天求爱。虽结局不一定乐观，仍充满了令人感动的柔肠。
我很中意此地的风景。母亲不再吭声，那神情分明在说，这里虽然好，但不是你出生的地方。
回宿处的时候，母亲说，你出生的那家医院，总是应该能找到的。
那家医院还在。新的四通八达的主楼，熙熙攘攘的愁眉苦脸捏着药袋的杂色人流和飘逸的白衣。我和母亲在药气汗气中穿行，问一个护士，这个医院当年的妇产科在哪里？那个护士匆匆走着，一边走一边丢着话，你要问现在的妇产科，我告诉你。要是问原来的，谁知道？
连续问了好几个人，都被干脆地回绝。母亲一脸的茫然，也许昨天我的指鹿为马刺激了她，她不愿再无望地寻找，对我说，我们走吧，既使找到了医院，也找不到你爸爸看我的那扇窗户了。
我便依偎着母亲，慢慢向医院的大门走去。就在这一瞬，千真万确地，我听到血脉深处剧烈的叹息，心被攥紧又松开，痛得窒塞。
我果决地对母亲说，请随我来。不由分说地牵了她，向一个我也说不清的方向，义无反顾地走去。
人很多，不停地碰撞，我疾速穿梭，不住口地说着对不起，宛若行进旷野杂草间。碰到的人不再有鼻子眼睛，只是一些木桩。七折八拐，终于看到一栋老屋。
它蹲倨着，好似千年蘑菇。自屋顶冲刷而下的杏色雨迹，如岁月的鞭痕，在木疤处拐了一个小弯，依然执拗地向下。
我的血翻起泡沫，激烈地鼓荡着。看──就是那扇木窗！我握着母亲的手大叫。那一刻，我们都感到彼此的肌肤，在盛夏的炎热里冰冷如雪。
墙壁上有一扇木窗。木窗和它宽大的窗台，漆色斑驳地幽闭着，锁定45年前一位戍边的将士和最初的父亲久驻的目光。
是吗？是这里吗？母亲轻声反问着，伏在窗棂上，处处抚摸，好像那里还遗有军衣的擦痕。俯身比量着询望屋内的角度，好像父亲的视线，还如探照光柱一般，笔直地悬浮空中。许久，缓缓说，正是从这个方向，你爸爸他第一次看到你……
我僵僵地立着，感觉时光顺流与逆流的波纹。
还需确认。无人知晓数十年前此地的格局。终于找到一位维吾尔族老人，捋着飘拂的白胡须说，半个世纪以前吗，这里是苏联人开的医院。后来吗，都拆了，盖了新的楼了。现在吗，只剩这最后的地方啦，原先是专门接娃娃的房……
我长久凝视窗户，穿越时间隧道，一身戎装的父亲，牵着他的战马，屹立远方。
母亲说，连我都认不出的地方，孩子，怎么就像有丝绳拽着，你一下走到这里？
我说，妈妈，不要忘了，我也来过这里啊。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记得这条路。这里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世界。从这扇木窗中，我认识并记住了父亲的微笑。
到了临离开伊犁的前一天，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还想找找我和你爸爸住过的那座老房子。让车在伊宁街上随便转吧，也许突然就看到了。
我不知如何再向主人提出要求，为了老房子，我们已麻烦人家多次。主人说，老人家来伊犁不容易啊，今生今世也许是最后一次了。说什么也要找到这个地方。于是让老王来帮助我们。
老王瘦而干练，目光鹰隼一样锐利，开始详尽地了解情况。
您敢肯定门前那是一条河，不是一条渠？新疆的渠沟很多，有的也很宽，波涛滚滚的。老王抽着莫合烟说。
是河。因为它是弯弯曲曲的，人修的渠是取直的。岸边有很粗而疙疙瘩瘩的树，老树，树叶落在水上。母亲说。
您的记忆很肯定，附近有一座山？
小山，不高。肯定有。在河的北面。母亲说。
老王站起身来，说咱们走吧。我已经知道那大概的方向了。
我和母亲半信半疑地跟着老王上了车，他对司机低语了一声，车就飞快地沿着白杨大道驶去。
到了一处疏朗的房舍，周围有不浓不密的林子，地面有些残存的鹅卵石，像半睁半闭的疑惑之眼。
其后发生的事，恍若慢镜头。母亲一跃下了车，踢着那些鹅卵石，飞快地向远处的房舍走去。我想紧跟上，老王示意我拉开距离，以给母亲一个独立回忆的空间。于是放她苍凉地一人走向往事，我们默默地跟随。
母亲举步如飞，跑到一所孤独的木屋旁，目光如啄木鸟，从地基敲到檐顶，然后又一寸寸地凿下，好像要把那些木棂中的年轮剥出来。
我以为母亲会说什么，结果她什么也没说，就倒着身子，退开了。我忙凑过去，没想到她又疾步走上前去，我紧跟，听到了她对木屋说的话──你怎么比原来变矮了？哦，是了，我知道了。我们都老啦！
母亲拉着我的手，登上木屋的台阶。那台阶吱吱扭扭响着，这声音亲热地召唤母亲，从她的耳鼓潮水般地蔓延开去，扩展道整个身心。
这是一座说不上年代的俄式建筑，当年不知漆过何种颜色的油漆，现在已完全脱落，连绿豆大的一点遗迹都不曾留下。
每一寸木纹都裸露着，好像森林老人住的原木房子。高高的挑檐，抗拒着岁月的磨损，依旧尖锐地飞翔着，几乎把草原湛蓝的天空刮出伤痕。檐口的滴水槽已经残破，水线蜿蜒，好像一把用旧的木锨还牵着淋漓的泥浆。屋顶上小塔式的烟囱半边坍塌，露出被壁炉焰火熏黑又被风雨漂白的栗色。悬山的边缘已成锯齿，唯有山墙像倔强老人的脊背，昂然挺立着。阳台的栏杆，有美丽的螺旋状丝纹，不可思议地保持着精致的形态，透出当年的华丽。游廊很宽敞，木地板由于多年无数双鞋的摩擦，生出短而茸的木刺，在舒缓的木弧中被浮土半遮半掩。
一把大锁禁锢着历史。母亲紧张地扒着门缝向里张望，如同孩童。老王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找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开了门。原来这里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是军队的产业。
木屋的中央是气势宏大的客厅，虽堆满杂物，仍看出往日的磅礴。四周是布局严谨的小房间，年代久远，已察不出主人修造时的匠心。我们在灰尘中走动，搅起呛人的烟尘。母亲的目光如蛛网一般，打捞着游动的往事。她一定是看到了我所无法窥见的影像，与那时年轻的自己对话。
你好啊！老房子，我来看你来了。你还记得我吗？这就是当年那个爱哭的孩子啊！我们一道从北京来看你，你还记得我们吗？母亲拍打着积满青灰的栏杆，对着空中自语。
我和母亲拉开一米远近，怕惊扰了她的思绪。没想到母亲执意拉着我，好像面对久久不见的亲戚，不停述说──那里，就是我睡的床，抱着你，坐在床上。那些夜晚，总也盼不到天亮……她指着一个堆满军械的角落。──那里，就是小胖子煮野鸽子汤的地方。她指着回廊的拐角处。你该叫他小胖子叔叔的，要是没有他的好心，这世界也许就没有了你。他如果还在世，该有八十岁了。──那里，就是整夜摇晃的小榆树啊，天！它长得这么高，成了老榆树了……她指着窗口外的树枝，我眨眨眼，看到那树应声弹下几斑苍凉的绿泪。
木地板在我们的脚下波动，我问母亲说，它们是不是晃的更厉害了？母亲说，没有啊，它们和以前一模一样。真奇怪。哦，对了，人是熬不过木头的。
那位开锁的士兵，从我们的对话中，明白了原委，恍然大悟道，啊，你们从北京赶来看它。来得正好，再有一个星期，它就被卸成一堆木板。
在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中，已几次动议拆除这老屋，不料每次临动手的时候，就出些意外的变故，阻止了工程。这一次，推土机已备好，再不会拖延了。
呵，老屋一直在等着我们，等着母亲布满褐癍的手最后的抚摸。等待当年的孩子，再看一眼它斑驳的木纹。
山不在了，河不在了，但老屋尚在，与我们母子相会于它生命的夕照。
老王后来告诉我，五十年代，贯穿伊宁市的河流只有两条，背后依山的就是这条河。后来，城市变迁，山被砍平，填了河床，地表上的旧貌已渺无音讯。此地原来确属巴岩岱管辖，但行政区划几经变更，如今已归属市区，难怪母亲在巴岩岱百寻不到了。
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老屋，我从摇曳的榆树摘下几片树叶，从地上拘了一捧黄土。我会把它置于父亲的墓前，我猜他会在有月亮的晚上，轻轻地闻着树叶，用手指捻着黄土纷纷落下。父亲一生戎马生涯，他眷恋他骑马挎枪走过的地方。
母亲安宁了，好像同我交割清了生命的最后一笔帐目。我却接过一副沉重的挽具。你已知道生命的源头，你不由得张望生命的尽头，心中惴惴。当你有朝一日，一切归于永恒，背负黄土，仰望星空，检点一生：你啊你，可对得起三千银翅、一篷绿荫、古旧的木纹和一个名叫小胖子的老兵？！
离开新疆前，我应邀作一场讲演。主题发言以后，我说，我有一个私人问题，求助大家。我出生在伊宁巴岩岱，我不知巴岩岱是什么意思？谁能帮我解答？不一会儿，纸条递上来了，说：“巴岩岱是一句蒙古语，意思是──大雁落脚的地方。请问你何年再回新疆？”
我一时热泪盈眶。新疆是我生命的始发站，只要我还在天际运行，无论飘到何方，都会彗星回归。
又传上来一张纸条，上书：“我们几位伊宁人，想把自己的家腾出来，为你建一间文学馆。让天下更多的人们知道，伊宁出了个你。”
我感动，为着家乡人的热忱。半晌，我说，毕淑敏何德何能，能承受伊宁人的如此盛情？我的老乡们，听我一句话。自家的房子，还是好好装修，住的宽敞一些为好。如果实在空闲，就开一个小饭铺，卖手抓羊肉和伊犁草原上的马奶酒吧！那是天地的精灵。
*女抓捕手
她抚着膝盖说，我也很为自己抱屈。但没有办法啊。你想，我买的算是工作服。能穿着裙子，一脚把门踹开吗？ 我如受了惊的眼镜蛇，舌头伸出又缩回。把门踹开！乖乖，眼前这小女子何许人？杀人越货的女飞贼？ 见我吓得不浅，那女子莞尔一笑道，大姐，我是警察。 我像个真正的罪犯那样，哆嗦了一下。
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
我发表处女作是一九八七年，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五周岁了。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
编辑说，看你的写作水平，应该有十年以上的写作经验了。在这之前，你在干什么?
在写作以前，我在遥远的西藏当兵，学的是医务。十一年之后，转业回到北京，在一家卫生所当所长。我在白衣战士的那条战线上，当到了内科主治医师的位置。假如不是改了行，就当到了副主任，您现在到医院看我的门诊，就要挂三块钱一个的号了。
一个女人，更具体地说是一个医术很好颇有人缘的女大夫，为什么要弃医从文，在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沉稳日子里，要拿起生疏的文学之笔开始艰难的跋涉?
在许多孤寂写作的深夜，我对着苍天自问。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到一个苍凉而喑哑的声音，在寒冷的西部呼唤我。
我知道苍茫的云隙中，有一双期望的睿眼在注视着我。
我没有办法抗拒。你可以违背一个人的意志，但是你不能违背一座雪山。
这就是昆仑山啊。我们民族最伟大的峰峦。
不管文化古籍里怎样考证，说传说中的昆仑山是现如今的什么什么山，我总认为它不是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一个象征。想想那时候，交通工具多么不便，又没有精确的地图，指南针还没有发明出来。古人们绝不可能把山与山的分野搞得条块分明。他们只有对着西部广袤的隆起兴叹，在落日辉煌的余辉里，勾勒云霭中浮动着的鬼斧神工的宫殿……于是他们把无数神奇的传说附丽其上，敷衍出最雄伟的想象。那里有九条尾巴的天神把守的天宫，那里有直插云霄的天稻，每一粒谷子都是鸡蛋大的玉石……
无独有偶。在印度辽阔的恒河平原上，更为优雅的神话野火般流传。赤足的人们向西眺望，看到皑皑的冰峰劈裂云霄。他们认为有超凡入圣的法力统治其上，于是说那里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两大古老种族神秘的目光交汇于此一～这就是地球上最高耸的原野——藏北高原。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六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女兵五个人当中的一员，到达了这块共和国最高的土地。
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公尺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做“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汇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谜。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它们都在呼唤喊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不知为什么她从来没提到要我当作家，可能觉得当记者比较实际，而如何才能当上作家，她也不知道)。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们逗你玩的，你永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养成了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的镇静起来。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是很难考的，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更不消说，各小学校都是把招生单给了最优秀的学生，使竞争出奇的激烈。而且女生录取的很少，只及总数的四分之一。
我考上了，妈妈难得地高了一回兴，但是我已经养成了荣辱不惊的脾气，并没有特别的兴奋。
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五分，期末考试都是“优”。我后来在军医专业学习的时候，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由于一贯的优异，使我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在校学习这件事。你想啊，上边有老师喋喋不休在讲，周围有同学可研讨，你什么事都没有，一门心思学那点前人遗下的知识，你要是还学不好，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我在外语学校最大的收获，是见了一个比较大的世面，读了不少的书。退回去三十多年，许多社会名流的孩子已经在反帝反修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外语。我们这所学校干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过了京城的任何一座学校。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位正师级干部，但相比之下，我只能算作贫民子弟。由于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保持了一种尊严的生活态度。我得以近距离的观察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它的华贵，也看到它的赢弱。
读了许多的课外书，则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停课。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我们是没有机会读小说的。功课压得非常紧，老师原本要求我们夜里说梦话都要用外语的。只是图书馆里的书可不是无偿看的，看一本，要写出一篇批判文章。
刚开始大伙觉得这个交易做得来，不就是看完之后胡乱照着报纸抄点革命词语就能交差了吗?于是大家都去借，并相约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后，彼此交换。这样各人写一篇批判稿，并可以看几本好小说。
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美妙。很多人书是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写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失去了继续借书的资格。我也不愿意写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时候，对大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书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们，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管图书馆的小个子老师很严厉，交不了稿，你就永不要想从她的手里再借出一张纸。为了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我只有硬起头皮来批判大师们。
道理虽说明白了，但写的时候，心痛如绞。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看完《复活》，我就在纸上写：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尔斯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然后我开始大段地抄录老托尔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细，连一个标点都不曾错落……
还书的时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个子老师看出什么。没想到她连连表扬我的认真，原来她是只看标题，看字迹是否整齐，看篇幅的长短，并不在意你写的是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借书和写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学开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书暂不要还，让大家都传着看一遍。我当然不能拒绝，只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经过了好多天了，你问她看完了没有，她还说没完。知道书看到半截被人夺走的苦处，我不好意思催，只得耐心地等。但看惯了书的人，就像大烟瘾，是很难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书时想办法——连借带偷。图书馆的小老师对我已是十分的信任了，每次我来借书，她不跟着了，让我自己在书架里挑。
我们的图书馆是一座建立于本世纪初的西式楼房，窗户很高很小，像旧时的教堂。加上书架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走道幽暗深邃。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场所。我在书架里转啊转，看到一本好书，就夹在胳窝的衣服里……这样几圈下来，双臂就像机械的木偶，动也不敢动了。最后僵硬地走到老师跟前，只把手里抱着的书登记。
这样我看好几本书，只需写一本书的大批判稿，不但减轻了手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心灵的负担，不必昧着良心写那些可怕的话了。更不消说我的同学们也可以比较从容地看我借来的书了。
但还书的时候，气氛挺吓人的。借的时候，只图一时快活，完全忘记了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掏出来的书，可还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小老师是很认真的，一旦她发现大量的图书放错了地方，怀疑到了我的身上，我的秘密书库就彻底摧毁了。我谨慎地控制着偷书的数量，严格地完璧归赵。每次还书的时候，身上夹带着好几本书，像个沉重的孕妇，还要等着小老师验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师那里过了关，急急钻进书架的峡谷，拼命回想上次取书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刚轻松了一秒钟，又贪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夹带……
同学们坐享其成，却全然不体谅我的苦衷。轮到我要还书了，她们就耍赖，说还没看完呢。我紧着催她们，她们就说，谁能跟你似的，看得那么快啊，要不这样吧，书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内一所古老的校舍里，每逢夜深人静，在一间住着八个女孩的房间里，就会传出我转述名著的声音。中外文学大师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笼罩着我们，伴我们走进悠远的梦乡。为了给同学们讲得不露破绽，我读原著的时候就格外的认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位现已在美国定居的朋友，说她至今记着我给她讲过的《笑面人》，而且拒绝看雨果的原著。她说，毕淑敏在那个夏夜所讲的笑面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面人，我再没听过比这更好的故事了。
对这个评价，我淡然一笑。知道这是她在怀念自己的少女时代。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被严寒冻硬，绿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幻影。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
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的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们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给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给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在某一个清晨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来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淌溢出者为胜。记得我荣登榜首。好像是贮藏了十几滴水吧，在指甲中心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
我是一个优秀的卫生员。有一天，我在军报上看到了一个叫做“毕淑敏”的人写的一首诗，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众，全中国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有几万叫这个名字的吧。但是我的姓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亲切，就很仔细地读。
一读之下，我吃了一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许久之后军邮车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篇诗确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就是稿费了。我用那个本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啊，里面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所写。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我。
他这才告诉我，是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的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篇……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总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那大概是一九七一年的事吧。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几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急驰在雪原，给藏族老乡送医送药。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一体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像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进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
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着一失脚，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
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
片刻之后，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的凝结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锲入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t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机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
那一瞬我苦恼之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气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藏语的医生之意)，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缕缕绳子样的军马。它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干粮和武器，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就得滚到峡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着胆子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
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终于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的瞳孔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漫无边际。
我为一个二十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
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铁磁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严寒：使掉出的肠管变得像水泥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膨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战士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会笑话我的，他们把生生死死看得像蚕蜕皮一样正常。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很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的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楞着，像一种干燥的翅果。
那个小兵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永冻土层中，该有一小块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伸出舌头尝一尝吧?
一九八○年我转业到北京，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对一个三十岁的女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但是，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揣了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强烈地撞击着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感觉陌生。
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的父亲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但我除了爱看小说以外，从未经过正规的文学训练。
我决定先系统地学习。恰巧这时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招收自学生，不必到校听课，只要在规定的日子里参加考试，取得了相应的学分，就可以毕业了。
我开始了偷偷的学习。为什么要偷偷地呢?我总觉得一个医生要学着写小说，是件不正当的事情。你想啊，医生是和人的性命打交道的职业，谁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手里?虽说我在上班看病的时候，绝对全神贯注，但我仍为自己的自学感到惭愧。
人们知道了我的自学，仍然找我看病，我真的是一个很有人缘的好医生。但是病人们说，毕大夫，你这是何苦呢?你不是有了医学大专的文凭了吗?这是图的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的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所有课程。以毕业论文“优”的成绩结束了自学。
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了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
日光灯管发出嘶嘶的叫声，四周一派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在不到一周内完成了。
从那以后，我写了大约一百多万字的作品，获得了几十次的文学奖。
我写了高原严酷的军旅生活，也写了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我的笔触有时涉及女性微妙的心理，有时也探讨经济领域眼花缭乱的现象……我是一个写作题材比较宽泛的作家，写作的时候心绪比较放松。我总想，自己原本是一个医生，因为有话要说，才拿起笔来。假如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当医生，治病救人，也是很神圣的。
我后来又读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得到了硕士学位。现在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专业作家。之所以暂时的不当医生了，主要还是为了对病人负责。一边看病一边写作，无论自己多么在意，有时也难免分神。影响了写作不要紧，耽误了病人就糟了。告别医院的那一天，我心里好忧伤，有一种流离失所的凄凉。……
医生和作家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
我的父亲已经仙逝。他的眼睛在天上注视着我，更使我有一种无法逃遁的庄严感。
为了西部那座美仑美奂的雪山，为了我的父母段殷的期望，我将努力写作，直到我无法胜任这一神圣的工作时为止。
走出白衣
我在做了许多年医生之后，再当作家，心里就有了一点别样的感受。
我学医不是自愿的。在那个非常的时代里，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我16岁多一点的年纪去当兵，这首先就把职业圈定在一个狭小的框子里了。女兵，不是当通讯兵，就是卫生兵，你别无选择。在这两者之间，我喜欢通讯兵，觉得比较痛快。至于医务兵，我觉得一天和病
人打交道，看到的都是愁眉苦脸的人，多么晦气啊。
当兵的最大特征，就是根本不用你选择。我被分配了当卫生员，睡在我身旁一个非常想当卫生员的女孩，却当了通讯兵。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能把自己不愿意干的事干好。我不知道这算是优点还是缺点，大概缺点的成分多一些。反正我不喜欢医务，还是咬着牙，很认真地学习医学知识，并且渐渐地干一行爱一行了。
我一直做到了内科主治医师，而且可以很负责地说，我是一个好医生。不但态度好，医术也好。
但是，我在某一晚上，突然写起小说来了。一般怪异的事都发生在早上，但我的确是从晚上开始的。那天我值班，正好没有病人。我就在堆着听诊器和血压计的桌子上，铺开了一张纸，写下了一篇作品的名字。那是我的处女作。
在很长一段时问内，我都是两条腿走路，一边给人看病，一边写小说。这把自己搞得很苦，常常是下了夜班，在额头上抹点清凉油，开始构思另一个世界。
时间一长，我发现这不是久远之计。倒不是怕我的小说写得受影响，而是感到对不起病人。你想啊，医学和文学都是需要全神贯注地操作的事，作家在创作的时候，魂飞千里，双眼婆娑，近在眼前的事件反而朦朦胧胧。这是艺术规律所制约，任何人无法逃避的。但医生
是和人的生命打交道的行当，生命是多么脆弱的器皿，哪能容得你朦朦胧胧!
我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我已经做了20多年的医务工作，就是一块石头，也捂出感情来了。更不消说，医生是一种多么稳定多么令人镇挣的职业。就是用最世俗的眼光来看，当医生也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出路之一。据说东欧剧变之后，唯一不失业并且收入直线上升的行当，就是医生了。
毫无疑问，我捧的是一只金饭碗。这只饭碗是那样的自私，不允许你心骛八方。因为它的职业道德是严酷的，面对病人，你只能殚精竭虑。
去写作吗?
我的一位老师对我说过：你如果是想发财，就到北京的大栅栏拣钱去，千万不要写作。把用来写作的时间拿来在繁华闹市拥挤处睃巡，不用多久，必能拾得一个大钱包，所得比稿费要丰厚得多了。
老师又说，你如果是想出名，就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扫街去。只要天天扫，用不了半年，一定会有人来采访你，给你照相，登报。那名声远比你用同样的时间呕心沥血地写作，要来得迅捷和有把握。
老师还说，作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古今中外，因文字而罹难的人不计其数……
老师最后说，作家的成功率极低。据美国学者研究，自然投稿的命中率在万分之三左右。即使你侥幸发表了，古往今来的先哲们的大作，也如一座座对峙的山峰，在高处闪烁着银色的光辉，使你永远不可企及……
身披圣洁的白衣，我沉思良久。
我从事的是医学，我喜爱的是文学。
医生和文学，都是与人为善的事业。然而它们彼此之间，却是这样的不相容啊。
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在脑子里盘旋着文字的翅膀时，依旧给病人看病。这是对生命的大不敬。
或者放弃文学。
文学日趋冷漠与寂静。随着世界的多元化，以往附丽在文学上的种种花环，凋谢枯萎。文学日渐露出它的真面目，象退潮时的礁石一样，暗淡而坚硬，千疮百孔又铮铮铁骨。
我躬身自问：毕淑敏，你为什么要写?
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一我热爱。
爱因斯坦说过：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又是一个黑色的夜晚，我做出决定——告别白衣。那一夜，泪水潸然而下，好像诀别久恋的情人。
我是把自己扔到荒岛上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告别医院弥漫着来苏水气味的清冷空气，告别病人信任祈求和仰视的目光，告别我的听诊器、手术刀和心电图仪……
这种转移的实质，是告别了我遨游多年的一种井然有序的生存方式……
重新开始是一种挑战，它使你像小学生一样充满好奇。激发起学习与探索的勇气。
我大概是一个念念不忘旧情的人。在我写作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写到医院，会不可摆脱地用一个医生的眼光审视世界。
说不上这是好，还是不好。只能说习惯成自然了。
而且我心中一直存有一个愿望，这就是——假如有一天我写不出东西来了，我一定不硬写。我将义无返顾地告别文坛，穿起白衣。
只是那时我一定不能马上给病人开处方，哪怕他患的是一个最普通的病症。我一定要重新学习医学知识，重新复习药物的作用。三天不摸手生，看病可不是一件儿戏的事情。现代科学日新月异，单是治一个感冒，每年就冒出多少新药啊。让我再重新开始。
但我相信自己还是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
医学是我的童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