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从上海去苏联的途径，最为便捷的路，还是坐船到海参崴，然后再取道西伯利亚到莫斯科。于是茅盾定了这条路线。到11月下旬，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沪代表克留科夫通知茅盾，船12月5日启航。
茅盾赴苏联的行期确定以后，接连应邀赴宴，许多团体和友人，纷纷举行宴会和家宴，欢送茅盾夫妇赴苏访问。11月23日，中苏文化协会为茅盾饯行。24日下午，中华全国文协、剧协、音协、漫协、诗音协、学术联谊会、杂志界联谊会、新出版业联谊会等10个民间文艺团体，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欢送会，郭沫若、马寅初、叶圣陶、熊佛西、潘梓年、侯外庐、许广平、阳翰笙等两百余人，出席欢送会，气氛热烈而亲切。25日晚，苏联总领事哈林夫妇在外白渡桥头的总领事馆设宴为茅盾夫妇饯行。苏方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华代表乌拉窦金，驻沪代表克留科夫夫妇，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罗果夫等；中方有外交界宿耆颜惠庆、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会长黎照寰、沈钧儒、郭沫若夫妇、田汉夫妇、叶圣陶、洪深、阳翰笙、潘梓年、戈宝权、葛一虹、叶以群等。席间，其情浓浓，其意融融。在酒酣兴浓之际，纷纷赋诗唱和，预祝茅盾访苏成功。黎照寰率先赋诗：
滨楼此夜酒千杯，为爱人和万意开。
两国英雄醒复醉！
醉中同敬特殊才！
接着郭沫若步原韵唱和道：
不辞美酒几倾杯，顿觉心花带怒开。
今日天涯人尽醉，澄清总得赖群才！
田汉也唱道：
几度新亭举百杯，愁颜偏许对花开。
何须痛恨张君迈，扭转乾坤有霸才！
沈钧儒也唱和道：
一杯一杯复一杯，贺君万里旅程开。
从知领导归文化，旋转乾坤仗众才！
叶圣陶也十分激动，唱道：
今宵不惜醉千杯，语各相投襟抱开。
为送雁冰致一语，幸将慧识发天才！
外交界宿耆颜惠庆老人也十分兴奋，站起来唱道：
红白旨酒满玉杯，宾主相对笑颜开。
敬祝伉俪征万里，不愧我国有奇才！
最后，潘梓年站起来唱和道：
文化交流酒满杯，中苏合作鸿运开。
问谁好战追希墨，举世人民骂蠢才！
茅盾被这种真诚的感情感动得泪花闪烁，频频举杯，感谢大家的厚爱和期望。
12月3日，茅盾夫妇又到马斯南路中共上海办事处辞行，主任陈家康和茅盾都十分感慨，陈说：“沈先生，这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全面内战已成定局，这一战不打出个结局来，大概不会收场，我们上海办事处已作好撤退的准备，恐怕等不到你们回来我们就要离开。”言辞间不胜感慨。茅盾接着说：“那就预祝我们在人民胜利之日再见吧。”“对，我们总会见面的！”
陈家康又说“昨天我凑了几句，算是赠别吧。”说完，递过一首七律，茅盾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满园缇骑残葺草，一叶春秋定战和。
耿耿归心唯玉帛，茫茫来日识干戈。
遥闻新贵朱衣好，猛觉苍生菜色多。
剩有亭林书百卷，中原利病再摩挲。
茅盾吟罢，连声致谢。两人握手道别。
1946年12月5日，一清早，朋友们早早来到大陆新村欢送茅盾夫妇访苏，一间屋里挤满了来欢送的人，一些出版社托茅盾带到苏联的书，也早已装箱待运。
在谈笑间，苏联领事馆派来的汽车已在楼下鸣叫，他们是专门来接茅盾上船的。这天，阳光灿烂，微风轻拂。江海关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朋友和新闻记者、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叶以群、臧克家、葛一虹、任钧等友人早早等候在那里，苏联总领事夫妇、罗果夫等朋友也专程来欢送茅盾访苏。
大家见茅盾夫妇的车子来了，便簇拥上前，郭沫若笑容满面地握住茅盾的手，一边示意身边的夫人于立群说：“献花、献花！”把一篮康乃馨鲜花献给茅盾夫妇，人群里立刻爆发出一阵掌声。随后，茅盾和大家一起坐上登陆艇到斯摩尔纳号。一上船，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和茅盾夫妇合影。然后，茅盾送别新闻界朋友，只剩下叶圣陶、郭沫若等好友。这时，大家都默默地坐在茅盾身边，谁都没有大声说话，怕打破友情的温馨，宁愿默默地沉浸在依依不舍的友情里，郭沫若忽然轻松地说：
“等着吧，也许明年9月联合政府成立，10月里我们就可以组织‘访苏团’一起到苏联去！”
“好的，明年我就同你们‘访苏团’一起回国。”茅盾接着说。
郭沫若轻松的神态，诙谐的话语，一下子，船舱客厅里又活跃起来，大家又都会心地笑了。
这时，忽然有人提议，请郭沫若代表大家送几句话给茅盾夫妇，郭沫若推让一会儿后，见推辞不掉，便提笔写了起来，写完后，又让于立群朗诵：
寒流过去暖流来，今天就和春天一样。这真是多么喜欢的一天，我们在这斯摩尔纳号上欢笑得和孩子一样，大家都感觉着自由了！
这不是离别，因为我们的情感永远不会离开。
我们也没有什么临别赠言，因为你就是我们卓越的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言语都在你们心里。
别了，明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请你们从自由天地更多地带些温暖回来。
于立群那流利而富有感情的朗诵，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面对这些几十年患难中的朋友，面对这火样的友情，茅盾心潮澎湃，他慢慢地掏出笔，回赠朋友：
离开了这么多的敬爱的师长，虽然我是到温暖自由的天地去，我的心情是难过的，我依依不舍，因为你们将在祖国度过阴暗的季节。谢谢我的敬爱的师友，为了你们给我的友爱和鼓励。
这时，甲板上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时代出版社送来几十册玫瑰红封面的小册子，书名叫《欢送茅盾先生访苏唱和诗辑》，是上次在苏联驻沪领事馆欢送会上，黎照寰、郭沫若、田汉等7人的七言诗作。茅盾见书，十分高兴，要求友人签名。
郭沫若签名后，忽然诗兴大发，在小册子的扉页上提笔写了一首诗：
乘风万里廓心胸，祖国灵魂待铸中。
明年鸿雁来宾日，预卜九州已大同。
这时，汽笛在呜号，茅盾夫妇一一送别友人。茅盾心里涌起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
船经过5天5夜的航行，12月10日下午抵达海参崴，在海参威停留两天，住在乞留司金旅馆。13日下午，茅盾夫妇终于登上西去的列车，在整整12天的旅程中，穿越了西伯利亚无穷无尽的平原，饱览了异域风光。
1946年12月25日清晨，茅盾夫妇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下榻一个名叫萨伏伊的旅馆。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和协会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陪伴和招待。
旅途的疲劳，茅盾夫妇洗澡后，便很快进入梦乡。整整睡了一个下午。傍晚时分，红霞映红天边，莫斯科的近黄昏十分壮丽，古朴、雄伟的俄罗斯建筑，在晚霞里，十分迷人。茅盾夫妇在叶洛菲也夫的陪同下，踏上莫斯科的街道，呼吸着这自由国家的自由空气，心情十分激动，也觉得十分新鲜。多少年来向往的地方，今天总算遂愿，能自睹这个伟大国度的伟大精神。他们来到红场散步，又去参观红场附近的新年临时市场。
第二天，茅盾先去参观高尔基文化公园的“红军战利品展览会”，后又去拜访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凯会长，并转致了郭沫若、曹靖华、戈宝权的问候，凯会长表示要全力安排好茅盾的访问计划。茅盾也向叶洛菲也夫提出，自己有个侄女，在苏联，名叫玛亚，请找来见见面。叶洛菲也夫一听，爽快地同意了。
在12月27日上午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和红军博物馆后，茅盾又去拜访中国驻苏联的大使傅秉常。傅大使后来派秘书胡济邦专门把茅盾夫妇接到大使馆，宴请茅盾夫妇。胡济邦告诉茅盾：“苏联方面对您这次访问很重视，你们到达的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作了广播，第二天《真理报》又发了消息，并且派出叶洛菲也夫这样的高级官员来陪同，这是很少见的。胡济邦的话也引起茅盾的深思。
在莫斯科的几天里，茅盾主要是参观，赴宴会，忙得不亦乐乎。在1947年元旦的上一天，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设宴，介绍茅盾和苏联作家会面，在宴会上，茅盾见到了吉洪诺夫、列昂诺夫、戈尔巴托夫、苏尔科夫等，相见甚欢。在郊外休养的法捷耶夫的代表，也专程赶来，代表法捷耶夫邀请茅盾和夫人参加1月2日苏联作协为欢迎茅盾而举行的茶会。
茅盾在忙碌几天后，迎来了1947年的元旦。茅盾在旅馆休息。中午时分，主任叶洛菲也夫忽然来了，说是来给茅盾拜年，并要送茅盾一件礼物。茅盾正要讲何必客气时，叶洛菲也夫却向外招招手，说了几句俄语，一个中国姑娘走了进来。原来是叶洛菲也夫把玛亚当作礼物给茅盾夫妇送来了。异国他乡遇见亲人，茅盾和夫人都十分激动，孔德沚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一见到玛亚，就哭了起来。20年来思念记挂的亲人，骤然见到，能不激动！孔德沚见到玛亚，想起情同手足的小叔子泽民，也想起牺牲不久的女儿沈霞，也想起情同亲娘的婆婆。孔德沚一边哭，一边抱住玛亚，生怕玛亚会再跑掉似的。
茅盾在一边提醒夫人：“玛亚来了，我们进房里去坐吧。”孔德沚才算擦了擦眼泪，拉着侄女进去。这时，叶洛菲也夫告辞了，说让茅盾夫妇和玛亚好好叙叙。
孔德沚拉着玛亚的手，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可是玛亚一句都听不懂，茅盾原想用英语与她交谈，一问，玛亚不懂英语。于是在干着急时，茅盾忽然想起兜里那本俄英字典，茅盾和玛亚通过字典，弄清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茅盾知道了玛亚在上大学，学无线电，还没有男朋友等。茅盾也通过字典告诉玛亚，奶奶去世了，曾用俄文给玛亚写过信的姐姐也去世了，哥哥在解放区等。
茅盾夫妇用急切的心情艰难地和玛亚交谈着，开午饭的时间到了，茅盾夫妇留玛亚在旅馆吃饭，玛亚不肯，似乎有什么规定。茅盾夫妇连拖带拉地把玛亚带到餐厅，吃了顿法国大菜。临走，玛亚表示明天带翻译来。茅盾夫妇依依不舍地目送侄女的离去。
第二天一早，玛亚带了张太雷的儿子和刘少奇的儿子来了，他们俩都会中文。
因此，茅盾夫妇和侄女玛亚谈了半天，玛亚谈了自己的经历、生活和学习，茅盾夫妇向玛亚讲了沈家的家族，讲了玛亚父亲沈泽民的一生，也讲了故乡老家的情状。
整整交谈了半天，余兴未尽，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中午，茅盾夫妇让他们三个青年人吃午饭，结果三人都坚决不肯，怕违反什么纪律似的。茅盾在莫斯科访问中，了却了这桩私愿——会见玛亚。
元旦过后，茅盾又进行繁忙的参观访问活动，在列宁图书馆、《儿童真理报》编辑部、高尔基博物馆、红十月工厂、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忒列亚考夫画廊等，都留下了茅盾的足迹。茅盾还在苏联友人的陪伴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天鹅湖》，对这个芭蕾舞赞不绝口。茅盾被这美妙的音乐、迷人的舞姿和瑰丽的场面所折服了。
在一旁的苏联友人告诉茅盾，《天鹅湖》从187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演了整整70年，而每次演出，都场场爆满。
由于莫斯科的天气寒冷，茅盾夫妇不太适应这种寒冷而干燥的气候，尤其是夫人孔德沚，不时感冒。于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东方部主任叶洛菲也夫来和茅盾夫妇商量，决定先去苏联南方高加索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参观，即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
待天气转暖以后再回莫斯科。
1947年1月16日从莫斯科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车行4昼夜才到达。
第比利斯是斯大林的故乡，一到那里，在格鲁吉亚对外文化协会的安排下，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参观了斯大林博物馆、第比利斯电影制片厂、儿童宫、格鲁吉亚国立大学、马恩列斯学院格鲁吉亚分院及斯大林革命活动遗迹——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
26日那天下午，茅盾仔细地观看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革命遗址，翻译详细而又绘声绘色地作了介绍，使茅盾在参观中产生许多联想，也更加流连忘返，直到晚6时才离开这个革命遗址。后来，茅盾的这篇散文《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建国以后收进中学教科书，当作范文，作教材使用。
在格鲁吉亚共和国，茅盾除参观外，还参加文化界聚会，看戏和出席音乐会，依然是十分繁忙。
1月29日茅盾到达亚美尼亚访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茅盾夫妇同样受到亚美尼亚对外文化协会的热烈欢迎。茅盾和亚美尼亚共和国艺术家广泛接触，也参观了国立艺术馆，学校科学院等，也拜访了亚美尼亚的教育部长。直到2月2日，茅盾才告别亚美尼亚，又坐火车回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茅盾夫妇又忙于拜访苏联一些知名作家，2月15日，茅盾访问《团的儿子》作者卡达耶夫。茅盾把自己译的中译本《团的儿子》赠送给卡达耶夫。
16日，茅盾去拜访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马尔夏克是个老作家，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感兴趣，并赠送茅盾一本《马凡陀山歌》。17日，茅盾又去访问西蒙诺夫。
19日又访问吉洪诺夫。这些作家的努力和勤奋，都给茅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忙于参观访问时，侄女玛亚又来看望茅盾夫妇，并带了陈昌浩的儿子作翻译。
茅盾夫妇兴致勃勃地和玛亚一起上街，拍了几张照片，留下一份温情。
2月22日，中国大使馆举行宴会，对苏联这次邀请茅盾夫妇访问表示感谢，苏联对外文协的朋友和作家艺术家朋友都就应邀赴宴，大家欢聚一堂，畅叙友情和感想。第二天，茅盾夫妇去列宁格勒。在那里，茅盾夫妇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儿童宫、冬宫艺术馆、红旗棉织厂及一些有名的博物馆、图书馆等。
4月初又回到莫斯科，叶洛菲也夫见茅盾夫妇精神尚好，就建议茅盾夫妇再去中亚细亚的塔什干和巴库参观。塔什干是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巴库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茅盾在那里访问也同样受到热烈欢迎。
3月22日，茅盾夫妇从阿塞拜疆又回到莫斯科，等待回国的交通工具，当时到中国最为经济的路线，是取道西伯利亚，坐轮船回上海。但船很少，茅盾回到莫斯科时，“斯摩尔纳号”刚刚开走，因此要等到4月20日才有船去上海。这样，茅盾有几天时间来休整。4月5日，茅盾与中国大使傅先生话别，又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辞行，晚上登上横穿西伯利亚的列车，离开莫斯科。卡拉介诺夫、叶洛菲也夫、史君、胡济邦、玛亚等都来车站送行。茅盾夫妇在苏联访问的这段时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建立了友谊，大家都依依不舍，挥手告别。4月17日到达海参崴，20日上午登上“斯摩尔纳号”轮船。事后茅盾曾回忆说：
“船行5天，没有遇到大风浪。25日下午2时船通过吴淞口，5时驶抵江海关码头的江面，远远望去，只见码头上一大群朋友已在迎候，我激动得呼吸急促起来，又高兴，又惆怅。啊，我回来了，又回来了！”
回到上海以后，茅盾写了大量的介绍、宣传苏联的文章，其中有游记、访问记等，不久，汇集出版了《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两本书，记录了他们这次苏联之行的感想和踪迹。
第二十八章迎接新的曙光
茅盾回到上海，立刻被朋友们所包围，大陆新村的家里，挤满了欢迎茅盾夫妇归来的亲朋好友，戈主权、叶以群、孔另境等等，都围着茅盾，问这问那，茅盾感慨苏联的发展，也感慨苏联作家地位之高，收入之丰。讲得大家咋舌。讲得大家羡慕不已。
4月28日晚上，即茅盾回到上海的第4天，郭沫若在家里邀请20来位文化人，为茅盾夫妇洗尘。郭沫若亲自裁好一块洁白的宣纸，并题上“为茅盾先生及夫人洗尘小集”一行字，作为来宾签名纸。郑振铎、洪深、熊佛西、沈钧儒、廖梦醒、史东山、许广平、陈白尘、叶圣陶、叶以群、戈宝权、田汉、傅彬然、阳翰笙、丁聪等都应邀赴宴。聚餐后，大家又提许多问题，茅盾也向朋友们报告苏联见闻和观感，气氛十分融洽、热烈。之后，茅盾又应邀去各大学和文化团体作访苏讲演，同时，陆续撰写访苏见闻，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在茅盾笔底流淌，汩汩而来，半年之内，写了22篇介绍和宣传苏联的文章，成为当时的“苏联专家”。同时，茅盾的《游苏日记》亦在《时代日报》上连载。这时，同乡老友金仲华捧着一本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问题》来找茅盾：“雁冰兄，这个剧本麻烦你赶出来，我的《世界知识》正等着用。”金仲华开门见山地说。
“噢，正好，西蒙诺夫先生我刚刚在苏联会见过。”茅盾爽快地答应了。
“你译一节，我登一节，这又要麻烦老兄了。”金仲华急呼呼地说。
“好、好，金公的吩咐，一定抓紧。”茅盾也笑了。果然，茅盾没有食言，不仅译了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剧本，而且还写了前记、译后记和《K.西蒙诺夫访问记》和《关于〈俄罗斯问题〉》。
正当茅盾在上海大力宣传苏联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上已开始从防御转入进攻。这年的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了，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同时宣布八项基本政策，这消息，犹似和煦的春风，给茅盾莫大的鼓舞，而茅盾那些充满激情和好感的访苏文章，仿佛在为新中国文艺大厦的建设提供一个蓝本。而11月7日发表在《时代日报》上的政论《祝伟大的苏联人民更大更多之成功与胜利》，似乎是站在更高层次，欢呼着新中国的未来。
然而，国民党政府面对江山的失落，人心的丧失，变本加厉地实行白色恐怖。
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3位同学突然被捕，旋即被杀害于狱中，同时，国民党政府以“民盟参加匪方叛乱组织”的罪名，悍然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
对此，中共很快有了反应，党决定把茅盾、郭沫若等无党派知名人士陆续转移到解放区去，第一步先去香港，作为过渡，免得他们遭国民党绑架和杀害。中共的这个举措，有力地保护了茅盾等一大批左翼文化人。茅盾依然在叶以群的精心安排下，秘密独自离开上海去香港，妻子孔德沚则留在上海，放出风声，对人说“雁冰去桐乡乌镇了。”半个月后，孔德沚也秘密到了香港。
1948年元旦，茅盾夫妇是在香港度过的。这次在香港，茅盾没有孤独感。
上千的文化知名人士，在中共的安排下，齐聚在这里，大家感到建立新中国曙光已近在眼前，都异常兴奋。尤其使茅盾感到兴奋的是，香港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左翼进步文化人，都可以不必忌讳，敞开心扉，大谈政治。
后来回忆那段生活时，他说：
1948年的香港，在我们这些政治流亡者的眼里，又是个小小的自由天地。
在报刊上，只要不反对港英当局，不干涉香港事务，你什么都能讲。包括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英帝国，元气大损，自顾不暇，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中立的不介入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在《华商报》上，《文汇报》上大登新华社的电讯，可以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可以把“国军”直呼为蒋家军队或国民党军队。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真像升入了“天堂”。
这种写作环境以及写作心境，给茅盾提供了十分舒畅的条件。当时因文化人突然涌到香港，一时，这个弹丸之地，人满为患，住房十分紧张，后来在周鸣钢的帮助下，在九龙弥敦道租到了住房。于是茅盾又全身心地投入文艺活动中去，担任了文协香港分会的常务理事。同时，又把《苏联见闻录》写完，接着又写了《杂谈苏联》，后由致用书店出版。
写完《杂谈苏联》以后，茅盾又把在东江游击队保护下脱险经过，写成《脱险杂记》。之后，茅盾又投入相当精力，创作长篇小说《锻炼》，主编《文汇报》副刊《文艺周报》；担任《小说》月刊的编委等。这样，1948年下半年的茅盾，又忙得不可开交。
《锻炼》是茅盾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早在6年前茅盾就有这个设想，打算写一部反映抗战全貌的、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后来在重庆时，曾把部分素材写成《走上岗位》，现在香港有相对安定的生活，茅盾就再发宏愿，写一部连贯五卷的长篇，预计150万字，3年完成。现在茅盾着手写第一部《锻炼》，这部作品以上海八一三战争为背景，写出了各个阶层在抗战初期的心态，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这血与火中经受考验。书中也塑造了苏辛佳等一批出身于知识分子乃至资产阶级家庭的爱国青年形象。也塑造了一批工业家的形象。这部长篇小说在《文汇报》上连载了110天以后，才全部登完。但此时，因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茅盾又面临着新的任务，打算写5部长篇的计划，又落空了，又成为《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二。
接着，茅盾的苏联情结和被不断传来的解放军胜利的消息所鼓舞。写了一篇《春天》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用预言的方式，憧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种种情景。但小说中的苏联情结影响印痕太深，似乎是苏联革命后的场景。
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国内似乎反响不大，因为中国广大读者对苏联的感性认识太浅，也想象不出如此这般的情景，相反，国外的反响倒十分敏感，日本文学评论界把《春天》称为茅盾的“幻想小说”。而茅盾后来自己则更正说：
它不是我的“幻想”，而是我的“预言”。
当茅盾这个《春天》写完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已得到中共方面的通知，决定分期分批地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沈钧儒是第一批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11月下旬，郭沫若等是第二批离开香港的民主人士。等第二批人秘密北上以后，整个香港又似乎冷落起来，茅盾夫妇也似乎焦急起来，翘首盼望北上的日子早日来临。12月下旬，终于得到通知，与李济深、章乃器、邓初民、朱蕴山、卢绪章、洪深、彭泽民、梅龚彬、施复亮、吴茂荪、孙起孟等20多人，于1948年除夕晚上，秘密上了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船。此时此情，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在北上的船上，大家欢度元旦，茅盾在船上过元旦已是多次，最早的1926年元旦，是在上海到广州的醒狮号轮船上，去出席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还有一次是在去香港途中，那时是带着惘然和忧虑的心情去的，而今天则是北上，参加筹备新中国，大局已定，走向光明，几十年来追求的，女儿、胞弟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即将实现了，心情十分激动。茅盾拿出笔记手册，请李济深题词，李济深颌首微笔，提笔在茅盾送过去的手册上题道：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船在万顷碧波的中国大陆东部海面航行，风浪的颠簸，无所畏惧，勇往直前，1949年元月7日，船平稳地驰往大连港，人们都蜂拥到甲板上，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船徐徐拢岸，岸上一大堆欢迎的人群，眼尖的夫人孔德沚兴奋地对茅盾说：“快看，闻天，闻天在迎接我们！”随着夫人的手望去，茅盾也发现了人群中颀长的张闻天的身影，他正挥动双手，向这些来自香港的民族精英致意。茅盾眼眶里噙满了泪花。
中共对这批知名人士十分器重，在大连稍许休息后，立刻组织他们去哈尔滨、小丰满水电站参观，然后送到沈阳。27日那天，沈阳市举行欢迎会，欢迎李济深、茅盾等知名人士抵达沈阳，茅盾作了《打到海南岛》的讲话。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茅盾等更加兴奋。
2月下旬，茅盾等35人终于登上中共中央派来的专列“天津解放号”，满怀喜悦地进京。2月25日，抵达北平。茅盾、李济深、沈钧儒、郭床若等知名人士的到来，在车站受到热烈欢迎，罗荣桓、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将领亲自到车站迎接他们，并接到北京饭店住下。
在北京饭店住了没有几天，一天，儿子沈霜突然出现在茅盾夫妇面前，夫妇俩十分惊喜。原来，沈霜已在《东北日报》工作，知道父母已来北平，便来看望父母。
此时，茅盾夫妇还未见过女婿萧逸，只是通信和照片上见到过。正当茅盾夫妇盼女婿来时，女婿萧逸真的来了，他来拜见从未见过面的岳父岳母，孔德沚见到女婿，想到女儿，立刻哭了起来，茅盾心情也十分伤感，茅盾十分疼爱女儿，见到这位身着解放军服装的英俊女婿，又十分喜欢。在交谈中，茅盾更确切地知道了女儿生前的一些情况，以及牺牲的经过，谈到难过处，萧逸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对爱妻的感情，眼眶里噙满了泪水，萧逸表示希望能留在岳父岳母身边，照顾茅盾夫妇，并打算在岳父的指导下，把自己这几年的战斗生活用小说形式再现出来。
茅盾十分赞许女婿的才华和志向，但同时又替女婿分析了整个国家的形势，鼓励女婿：“你最好是参加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然后再进行创作，这样视野会更开阔，经验会更丰富。”
萧逸含笑点头。听从岳父的指点，愉快地奔赴太原前线。临行，萧逸为岳父母拍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讵料，这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萧逸告别岳父母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兵团开往山西，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
作为记者，萧逸随军采访就可以了。但萧逸直接上前线阵地，参加战斗，英勇无畏。4月15日那天，他站在新占领的水泥碉堡里，参加对敌喊话，不料，敌人诈降，一梭冷枪打来，萧逸光荣地牺牲在阵地上。
萧逸牺牲后的第二天，他的战友张帆把他的遗物和照片寄给茅盾，茅盾夫妇得到这个噩耗，又大哭一场。茅盾内心觉得更加难过，感到自己没有保
护好他而悔恨万分！
在萧逸牺牲后17天的5月2日，茅盾给张帆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欲掩还露的悲痛心情：
张帆先生：
4月16日来信收到了。感谢你不怕麻烦，把萧逸为我们拍的照片寄来。
萧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直呼大名），我想你也和我一样，觉得萧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是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罢？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朋友在此间者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你的来信也同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感动的心情你当然了解，至于安慰则是代萧逸感到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安慰的！我和你虽然不识面，但我觉得我们好像相知已久，朋友，为国珍重，为贵志而没的您的战友珍重！日来事冗，恕不多谈。顺祝健康茅盾上5月2日北平茅盾写完信，把悲痛深埋在心底，泪水往肚里咽，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国文化大厦的建设，迎接新中国的曙光里。在工作中忘却家庭中的烦恼，忘却失去爱女爱婿的创痛，他和郭沫若、周扬等一起，把来自新老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筹备全国性的文艺家组织。与此同时，茅盾于5月22日和30日，两次主持《文艺报》（试刊）主办的座谈会，听取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茅盾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当选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同时成立（即中国作协前身），茅盾当选为主席。担起全国文艺领导工作的重担。
同时，茅盾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为建国大业尽心尽力。9月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将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共同纲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决定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会议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180人，毛泽东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茅盾被推选为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
新中国的曙光已经照耀中国大地，面对这曙光，茅盾内心十分兴奋和激动，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他曾激昂地说道：
“中国人民政治协调会议揭开了中国历史全新的一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的统治从此结束。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照耀着亚洲、照耀着世界”。
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受命组阁新中国首届政府，便动员茅盾出任文化部长。当时，茅盾婉言推辞，说自己不会做官，打算继续他的创作生涯。
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找茅盾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茅盾举荐郭沫若：“那为何不请郭老担任？”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文化部长，别人更有意见了。”又说：“听说你不愿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备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这样，茅盾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同意了。
第二十九章文化部长
还在毛泽东、周恩来动员茅盾担任文化部长时，茅盾已在为繁荣中国文化事业而操心了。茅盾当选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后，为创办《人民文学》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请求毛主席为《人民文学》题词和写刊头。9月23日，毛泽东回了一信，信中说：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9月23日
题词写在另一笺宣纸上：
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毛泽东的鼓励，茅盾自然更加兴奋。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茅盾夫妇接到通知，出席天安门的开国大典。礼炮声、欢呼声，响彻天安门广场。
毛泽东那宏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久久回荡在广场上空，欢声雷动。茅盾夫妇也沉浸在这喜悦之中，噙着泪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可以告慰早逝的女儿、女婿和胞弟了。
开国典礼后，茅盾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新中国文化部于1949年11月2日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从此，茅盾开始他那长达15年的筚路蓝缕，殚精竭虑的文化部长生涯。
天下底定，新中国开创之初，国民党留下的一个千孔百疮的旧中国。许多工作已是到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程度。文化工作方面也同样，茅盾和他的同事，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同时，开国之初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也深深地感染着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她见许多女同志都走上革命工作岗位，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显身手，羡慕不已。一次，她见到周恩来总理，当面要求工作。周恩来听了以后，点点头，沉吟一会儿，认真地对她说：“好，我给您安排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今后要他为新中国描蓝图，为新中国作出新贡献。您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这比您做任何工作都重要！”
在一旁的茅盾听了以后，谦虚地笑了一笑。孔德沚却认真地记住了总理交给的任务。从此，她再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要求工作。牢记周总理的嘱托，新中国的部长夫人，依旧保持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作风，亲自上菜场买菜，她一边料理家务，一边带孙女、孙子，毫无怨言地过着平民生活，竭尽全力照顾茅盾，让茅盾全心身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大业中去。
但是，新中国的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并非想象和凭热情能够做好的。
前进的路上，还有风风雨雨，还有霜和雪，有春天，也有寒冬。茅盾，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部长，总是兢兢业业地为构建这个共和国的文艺大厦，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劳和怨，委屈和代人受过。
解放了，许多艺术家的积极性非常高涨。1950年元旦刚过，剧作家柯灵、导演黄佐临来拜访茅盾，他们打算把《腐蚀》改编成电影，想征求茅盾意见。
茅盾的小说改编成电影，30年代夏衍将《春蚕》改编后，还没有拍摄过，茅盾听了改编者柯灵的想法后，欣然同意了。
1950年6月25日，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茅盾和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帝。11月16日，茅盾和丁玲等145名文艺界人士联名发表《在京文艺工作者宣言》，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积极动员起来，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斗争。
这时，上半年柯灵来谈过的电影《腐蚀》已由香港文华公司拍成影片，在全国各地上映，观众踊跃，盛况空前。然而，刚刚热闹一阵子，忽又风闻这个影片禁映了。而且作为文化部长的作者茅盾，不知此事。柯灵去打听，答复是这个影片有问题，认为特务应该憎恨，而《腐蚀》这个特务女主角却让人同情。
当茅盾得知这情况后，却保持沉默，没有当场表态，他知道新中国的创建过程中，这种情况出现，恐怕是意料之中的，只是降在茅盾头上，有些意外，感到不公正。但他心里却有个尺码在衡量着社会是非标准。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指责，茅盾自有准则，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所以，停映《腐蚀》事件发生两年后，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腐蚀》时，出版社征求茅盾意见，是否需要修改，茅盾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作任何修改”。实际上，这是茅盾公开表明对《腐蚀》电影停映的态度。
《腐蚀》电影的停映，并未影响茅盾的工作热情，作为文化部长，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茅盾心里天平上，总是放在第一的。1951年1月8日，茅盾欣然出席中央文学研究所大会并讲话，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培养自己作家的摇篮。3月的北京，正是风的季节，茅盾刚刚出席“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开幕典礼，以文化部长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紧接着，又欣然担任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编，为五四以后的文化积累，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建设提供一个惜鉴。
文化部的工作千头万绪，牵涉方方面面，这对办事向来一丝不苟的茅盾，真是忙得团团转。1950年上任伊始，茅盾以文化部长的身份，前往北京团城参观“虢季子白盘”特展，并向捐赠者刘肃曾颁发奖状。中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保护文物的任务十分繁重，茅盾十分注重祖国文物遗产的保护。1951年5、6月里，茅盾先是出面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参观在北京的敦煌文物展览，之后，又出席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嘉奖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文物保护倾注了一腔热血。
在文化部内专门设立国家文物局，在好友郑振铎先生的主持下，取得斐然的成绩，防止文物流失，保护文物方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文化部长，做好群众文化工作，茅盾也是不遗余力。中国一方面老百姓的文化素质不高，文盲半文盲的占大多数，尤其是农村，文化生活更是枯燥；另一方面，中共创立的解放区或根据地，对群众文化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办法。因此，茅盾在新中国的文化工作中，把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放在共和国文化部长的议事日程上，从其简略的“年谱”看，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候，群众文化工作始终没有放松。1949年11月2日文化部成立后第三天即ll月4日，茅盾就出席欢送出国文工团的宴会，并发表讲话。
1958年，作为一个63岁的老人，茅盾赴东北调查访问。在沈阳，茅盾出席青年业余作者大会，并作报告；他又深入哈尔滨工人中间，与工人文学小组进行座谈，在哈尔滨第一工具厂，茅盾为工人中的“萌芽”文学小组题词：
“前年萌芽，去年开花，今年结果，在党的阳光照射之下，在厂党委的辛勤培养之下，萌芽将在全厂广播种子。”东北调查回来，茅盾在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作了《文化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发言。1959年3月，茅盾写诗祝贺内蒙草原上的赛诗会。尽管这种做法实践行不通，违反艺术规律的，但在当时形势下，牧民中有此努力，茅盾仍然感到十分欣慰。对普及牧民的文化，还是有裨益的。1960年6月1日，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文教群英会，推动群众文化的普及工作，茅盾在群英会上作了《不断革命，争取文化艺术工作的持续跃进》的专题报告，继续为文化的普及工作鼓与呼，1959年1月，作家出版社将茅盾在建国后十年间写的评论、言论收集成一册，题书名为《鼓吹集》，茅盾在书的后记中，对书名作这样的解释：宣传党的文艺方针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于里，可以看到茅盾为新中国文艺大厦建设的心血。
新中国的文化工作，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许多政治运动往往从最为敏感的文艺界着手。因此，茅盾作为文化界的最高行政长官，往往要分心应付那些运动和人事，而不能专心致志地为繁荣文化而努力。但茅盾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仍感受到了新中国的人民，在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地工作着，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也为人民百姓那种精神所感动，于是，在无法进行写作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培养青年作家的办法，甘当人梯。事后，事实证明，茅盾这一选择，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尽管刚解放时，茅盾为部队作家白刃的《战斗到明天》写了序而遭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执着地为培养文学新人而不遗余力。
作为作家，作为文化部长，茅盾不时流露出作家本质，对一些青年作者寄来稿件，他总是认真阅读，并给予指导。1954年春天，一个叫聂继三的作者写了一篇小说《期望》，尽管这个小说不象小说，但茅盾还是看了，并具体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指出这个稿子的毛病所在。1956年，茅盾在与作者孟繁瑶通信中，仔细地指出其作品的不足之处，又给怎样提高指点迷津，“学习写作没有秘诀。要多读多写。看来你是勤写的，但还应当多读各种的文艺名著，读完一篇或一本后，要自己问自己：好在哪里？要分析它的结构和人物描写等等。”
在指导青年作者写作过程中，茅盾努力摒弃概念化的东西，努力按照艺术规律去指点，1956年6月茅盾收到一个叫刘或的作者来信，信中对茅盾说，他打算以合作化初期为背景写小说，问是否过时。茅盾在几天后即复信说：
“我认为这就要看你写来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当然这是包括了艺术的概括）。如果把写作和配合当前中心工作看得太机械，那就缩小了文艺作品的教育作用，所以‘过时’的题材也可以写。”同时又提醒这个作者：
“我想提出一点来请你注意：就是关于人物个性的塑造。如果人物写不好，弄成概念化，那么小说就可以变成政策的图解，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在1956年的夏天，茅盾还充分注意到艺术个性问题，实在难能可贵。
在指导文学爱好者写作的同时，又给那些好高务远的青年以人生的指点。1957年，一个叫袁家铣的青年，因为想当作家而要求到北京来，茅盾认真规劝这个青年，“你只有19岁，应当好好地劳动锻炼七八年，然后再谈什么‘作家’。现在许多成名的作家（比你年龄大了一倍多，生活经验丰富得多，写作有成绩）都纷纷下乡劳动锻炼，而且长期在农村落户。……我劝你……
安心在农村劳动。“
茅盾这种关怀和关心，在新中国的成名不成名的作家作者中，都留下极佳的口碑。康濯原在《华北文艺》工作，在向茅盾约稿时，茅盾给予他极多的鼓励，从而坚定了康濯的文学道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中，王愿坚、王汶石、吴强、管桦、陆文夫、茹志鹃等等，有不少作家在茅盾的指导下，取得好成绩的。《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是一个名气不大的青年女作家，当时因丈夫右派问题，而心灰意冷。
这个时候，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在1958年6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肯定了《百合花》，给茹志鹃以极大的生活信心，因为茅盾的高度评价，茹志鹃一个“已经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而且立定了一个主意，不管今后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扶着那小小的卷幅，走进那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所以，茅盾不仅评论了一个作品，也解救了一户人家！差不多新中国的作家都受过茅盾的惠泽和关怀。自然，茅盾把培养文学新人，作为共和国文艺大厦的基石来看待的，只要有人，中国不愁文艺不发展。
对青年作家这样扶持，这样关心，对已有成就的作家，茅盾也总是尽自己的力量，给予保护和帮助。对丁玲，茅盾自然知道，丁玲是个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丁玲最困难的时候，茅盾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尽自己的力，暗中帮助丁玲。作家陈沂在上海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批评，茅盾知道后，托人带口信给他，要他善自珍重，陈沂极为感动。50年代初，作家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碧野思想十分消沉，十分痛苦。
茅盾得知他的情况后，特地邀请碧野参加作协迎春大会，并在人群中四顾找人，见碧野一个人脸色凝重地呆立在那里，特地过去，当众向碧野举杯祝酒：
“碧野，祝你继续写出好作品来！”使碧野大为感动，并从此振作起来，又投身文学事业中。
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中央虽然为茅盾配备了助手，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繁重的文化工作任务，搞不完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使茅盾原先想创作的念头，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茅盾站在国家高度，发现新中国文艺理论的薄弱，不利于新中国文艺建设；另一方面，茅盾又发现文艺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文艺的认识还不尽一致。自此，茅盾带头读书，在文学理论方面作出新贡献。在茅盾当文化部长中间，可以发现，凡是茅盾自己起草的讲话文稿，大多数是谈文学创作和文艺规律的，很少孤立他讲空话大话的。1950年1月8日，在北京大众文艺讲座上，茅盾没有侈谈许多路人皆知的正确的大道理，而是像一个教师一般，娓娓讲授“欣赏与创作”，他在讲座上一开始就说：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看到某些自然物或人造的艺术品，我们往往要发生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许是愉快兴奋，也许是悲哀激昂，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总之我们是被感动了，这样的情感上的激动（对艺术品或自然物），叫作欣赏，也就是，我们对所看到的事物起了美感。”
咋看这段话，茅盾仿佛是一个老师，在向学生娓娓而谈。给人于一种亲切，而没有一种官气，比如在1956年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茅盾讲的仍是《关于艺术的技巧妙》。这些后来茅盾专门出版了一本17.8万字的《鼓吹集》，把自己的艺术观点，都溶解在这本集子里。但是，茅盾对这种零敲碎打的表述方式，不以为然，想努力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1956年开始，他利用点滴业余时间，认真而系统地撰写论文——《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文章长达6万余字，以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发展的大量事实，论证了现实主义自古有之；认为“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从远古开始的。认为中外文艺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同时也论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特点、局限性及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阶级基础和表现特点以及未来主义和现代派等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流派的特点和创作方法和世界观等关系。这部理论著作，对廓清50年代理论上的迷雾，为新中国文学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篇长文，发表于1958年《文艺报》1、2、8、9、10期上。在这个大跃进年代里，文化上出现这样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实属不易。
1961年，国内经济开始调整，国家经济形势开始逐步走上轨道，而文艺界却开展一场关于历史剧的讨论。茅盾针对文艺界在历史剧问题上的理论问题、古为今用问题、历史上人民作用问题、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问题、历史剧的文学语言问题，逐一进行论述。对历史剧创作有着现实意义。
在进行理论指导的过程中，作为文化部长，茅盾又十分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西藏、新疆、内蒙等地的少数民族作家，茅盾一直积极扶持、帮助，蒙族的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等，都受到过茅盾的关心和鼓励。即使茅盾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不忘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1964年11月至12月，茅盾最后一次以文化部长身份主持并出席的会议，还是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11月26日，观摩演出会开幕时，茅盾以文化部长身份，为大会致词。12月29日，茅盾还出席了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会闭幕式。他在文化部长的任上，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
茅盾在15年的文化部长的领导岗位上，为新中国文艺大厦的建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留下了于国于民的无量功德。
第三十章政治运动中的困惑
茅盾在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但自幼年养成的“谨言慎行”的习惯未变。
作为泱泱大国的文化部长，绝没有那些人一阔脸就变的市侩气息，也没有那些趾高气昂的官僚习气，而依然是一介书生，谨言慎行，克尽职守。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闻所未闻，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接踵向茅盾扑来，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些无数从未经历过的政治运动，茅盾有时首当其冲，有时避之不及，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这些政治运动，起初茅盾总是满腔热情投入，但稍经岁月，便困惑起来，发现许多文艺界朋友，在莫名其妙中打成“敌人”，乃至流放。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1950年，上海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拍出一部电影《武训传》，此片原来的剧本是中宣部审查通过的，影片放映后，受到广泛的好评，但到了195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艺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改定的。
然而，身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对武训其事其人，并非不了解，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观点，但对这场明显带有批判性的“讨论”，后来发展到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并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高度的讨论。对此，茅盾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态，也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批判文章，从某个方面保持沉默，而照常出席“和平解放西藏”
协议签字仪式和晚会，照常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举办的“德中友好月”
酒会。
10月份秋高气爽时，照常飞往维也纳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一切似乎和茅盾这个文化部长无关紧要似的。茅盾的一切政务活动，外事活动，都在按计划进行之中。在安排好了的计划中，一个个的会议，一桩桩的事务，都在有序地进行。
茅盾尽管对武训传的批判表示困惑，表示沉默，但仍不能躲过政治风浪的颠簸。
原来，1951年初，部队作家白刃专程拜访茅盾，并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的校样送给茅盾，请求茅盾为这部小说写序。茅盾在文化部长的位子上，爱才心切，爱小说更是没有话说，便答应为之写序。谁知，在批判武训传之后不久，作者白刃受到粗暴的批判，后来也株连到为此书作序的茅盾，虽然没有到公开批判的程度，却也接到几封“觉悟很高”的读者来信，指责茅盾为《战斗到明天》一书作序，对此，茅盾又重读小说，反省自己的序言，觉得无大错，但既然有人来信，总得对人家负责，于是，他给转来来信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谦虚地认为自己对序没有写好，是“匆匆翻看一遍，就写了一篇序”。“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不严肃的表现。”同时又说，这“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最后，又“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茅盾这样一封非常谦虚，非常诚恳的回信，寄给了《人民日报》。但是得到的是另一种“回报”。过了几天，即1952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以《茅盾关于为一书作序的检讨》这样的标题，登出了茅盾给编辑部的复信，这样做法令茅盾瞠目结舌，但也令茅盾无可奈何。这件牵涉到茅盾自己的“小事”，使茅盾这位文化界最高行政长官，也够开眼界。从此，茅盾没有再就此事讲话。
但作为一个大国的文化部长，作为处在政治第一线的领导，又处在最为敏感的文化战线，对政治运动自然首当其冲，在某个时期，某个事件上，又不能不表态。
经过对《武训传》和《清官秘史》的批判，中共中央针对文艺界的状况，发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思想”的号召。此时，茅盾不能不表态了，不能再沉默了，也无法沉默了。他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而选择了在自己的“选集”中，给自己扣上“没有把自己改造好”的帽子，当众自责。但这种自责，没有减轻茅盾内心的困惑和不解。1954年文艺界对《研究》及俞平伯的批判，由此涉及到对《文艺报》及其主编冯雪峰的批判；1955年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上升到政治斗争，以及随后开展的全国性的反右斗争，这些目不暇接的政治斗争中，茅盾只被动参加，只有招架。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茅盾作了《良好的开端》的总结发言，发言是代表个人的，把这几年文艺界的政治运动尽量拉到学术讨论上去，而且，一个短短的发言，还大量引用别人的讲话，借用人家的观点，让人看了以后，有点忍俊不禁，他说：
“5年来，党中央屡次为我们敲起警钟：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直到此次的‘红楼梦’批评。党这样地鞭策、督促，都为的是关心我们，教育我们，提高我们。”“郭主席（指郭沫若）又语重心长地鼓励我们：老年人只要‘肯努力学习，同新生的力量站在一起，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认真地武装自己，端正我们的立场观点，提高我们的工作热情，加强我们的战斗性，健全我们的好胜心，即使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性要迟钝一些，但总不至于过早地陷没到麻木不仁的地步。’我愿意上了年纪的人都把这几句话当作座右铭。”因为茅盾也感到郭主席的话里，有自己的影子。至于《文艺报》的问题，为了保护冯雪峰他们茅盾主动承担责任，“作为作家协会主席的我，应当负重大责任。”
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茅盾尽管不熟悉，不理解，但还是在一定场合下，不多不少地表态，如《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领导》、《提高警惕，挖尽一切潜藏的敌人》、《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等，都是在各个政治运动中的表态文章。如对丁玲的粗暴批判中，茅盾内心十分痛苦，丁玲是茅盾在平民女校和上大讲课时的学生，对丁玲的了解，莫过于老师了，丁玲的每一点成绩，茅盾心里都清楚。
但在1957年全国性的批丁、陈（企霞）时，一下子把丁陈打成反党集团，对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会反党？但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不能不讲话，又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因此，他在1957年8月3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的关》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而宁愿这样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
难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吗？……对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她为什么面对着这许多铁的事实，还企图狡赖？她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分析的很深刻。“
仔细分析茅盾这篇批判丁玲的发言，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茅盾对丁玲是了解的，因在位上，不得不发言。但是，即使像这样的违心发言，后来茅盾也是能避则避，拒绝写文章。在8月3日发言后，他以有病为由，拒绝写批判文章。并写信给邵荃麟，请他出面给有关部门打招呼，不要来向他催写稿子。
荃麟同志：
最近的几次丁、陈问题扩大会议我都没有参加，原因是“脑子病”（西医这样说，因其和一般神经衰弱不同），病情是：用脑（开会、看书、写作——包括写信），过了半小时，就头晕目眩，额角两穴胀痛；于是要休息半小时多，然后再能用脑。
但这次却只能用半小时的一半或多些就不能再用了，如此递减。因此，一篇长文（万言以上），我非分两次看不可，不然，尽管看完了，脑中毫无印象，这样的痛状，表面看来能吃，能起来，不发烧，和健康人一样，就是不能用脑——倒可以体力劳动。如擦皮鞋、扫地等。我家有一周时间没有女工了，我自己房间就归我扫、抹等等。我今天向你诉苦，就是要请你转告《人民日报》八版和《中国青年》编辑部，我现在不能为他们写文章，他们几乎天天来电话催，我告以病了，他们好像不相信（当然，也难怪，一般说来，不住医院是不能称病的；但我这病，住医院不解决问题，徒然占了床位，不如我不进医院）。可否请你便中转告：不要来催了，一旦我脑病好了，能写，自然会写，像现在这样，只能用脑半小时（而只能写一百字就必须搁笔，过了一小时再写一百字），实在不是写文，而是榨脑子，榨时固然苦，榨出来的东西也不会像样（我试验过，至多写一百字，就写不下去了，头晕，额角穴膨胀，跳痛）。
好了，不多写了，因为这封信也是分两次写的，中间（休息实际是偃卧）
了半小时，匆此，顺颂健康。
茅盾
八月廿八日
邵荃麟接到这封信后，在信末批示“请告《人民日报》等不要去催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