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封信中，也可看出当时茅盾对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困惑和痛苦心情。这种情况，在茅盾身上并非是初次，十多年前在新疆时，茅盾为避免祸从口出，称病不写文章，而现在，面对这种政治运动，茅盾不理解，但又不能直说；对了解的人和事，茅盾又不忍心说违心话，硬把朋友往监狱里推，于良心，于道德，于情于理，都不忍！因此，茅盾只好称病，不出席批判会，不写批判文章。所以，粉碎四人帮后，丁玲回到北京，赶快去看望自己的老领导、老师茅盾。
1956年，中共中央先是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肯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接着发动全民帮助中共进行整风。对中共这个举措，茅盾举双手拥护。所以，到1957年，在一次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茅盾用北方人不大懂的乌镇官话，批评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及其种种表现。不料，这个一片赤诚之心发言之后，引起一些人的议论和批评。后来，茅盾也有些后悔作这样的发言。但话已说过，已无法收回了。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文艺界也在紧跟形势中出现浮夸风，出现违背艺术规律的事情。对此，起初茅盾是觉得新鲜的，认为文艺上的跃进，是文艺事业兴旺的表现。但没有多少时间，就发现其中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的政治背景下，茅盾作为文化部长，又不便反对或在公开场合提出异议。
轰轰烈烈之时，茅盾离开北京，带了中国作协李仲旺等人，去东北作社会调查和视察工作，了解东北业余文化活动的情况。在东北调查研究中，充分肯定东北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的同时，也从另外角度，指出业余作者的不足。
茅盾像一个传道者，到东北为文艺工作者启蒙，为文艺工作者指点；又像一个老师，给那些业余作者讲述文艺创作的规律。这一年的6月10日，茅盾在作协沈阳分会座谈会上，专门像老师一样，给与会者讲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从理论上给予规范，告诫大家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革命浪漫主义，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一片前辈心。
在长春工人文化宫大礼堂里，茅盾专门讲了文艺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他那浓重的桐乡口音，在演讲时还请了两个浙江籍的吉林大学学生郑启幕、翁方颐作记录，在这次讲话中，茅盾同样指导吉林的文艺工作者怎样认识文艺与劳动的关系。在东北，茅盾还专门讲了关于短篇小说创作问题。
所以，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茅盾确实是尽心尽责。在这样轰轰烈烈、不着边际的浮夸风中，茅盾处处以宣示文艺创作规律而奔走，确实难能可贵。从东北回京，茅盾在9月11日的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专门作了《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这些材料表明，茅盾在大跃进年代里，并没有像反右时那样，称病拒绝写文章，而在此时，茅盾在困惑中，表示出一种积极的姿态，努力想把已经调动起来的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健康正确的艺术创作轨道上来，不遗余力地宣传一些创作的基本方法和要求。从另一个方面，保持一个五四老作家的人格和操行。
今天，尽管当时的历史印痕，无可避免地在茅盾的文章、讲话中体现出来。但从历史角度看，仍可作这样的历史解释。
茅盾对许多政治运动表示困惑，只能用曲折的方法表示。在他的现存的67本日记中，也表示出某种困惑。如社会上一些人对“改造思想”的庸俗理解，茅盾在1961年5月30日的日记中说：
“……每日早起洒扫，原亦不坏，至少可医便秘（恐怕这些劳动对改造思想未必有功，不但这些劳动，我曾见下放农村劳动一年者，脸晒黑了，手粗糙了，农业生产懂一点，会一点了，嘴巴上讲一套，比过去更能干了，然而思想深处如何？恐怕——不，不光是恐怕而是仍然和从前一样）。矛盾之处在于清晨精神较好之时少读一小时的书了。”
这种困惑，茅盾只有悄悄地记在自己的日记里，偶尔流露。
1961年12月，茅盾偕夫人孔德沚去海南岛避寒，在困惑中寻找轻松。
从海口走东路，经万泉河、东山岭，到三亚市，后又经通什返海口，海岛风光，热带情调，给在繁杂的政治生涯中忙碌的茅盾莫大的慰藉。在当时他给海南文联等题的诗中，可以想见其心情：
海南之行
久闻宝岛大名，今始得畅游；从东路至鹿回头，居六日，又由西路回海口。观感所及，成俚旬若干，非以为诗焉，聊以志感耳。
海南颂
琼崖雄峙海南疆，气概峥嵘五指张。
公元一九又二七，红旗招展满山岗。
后来奋斗廿余年，星星之火已燎原。
日寇猖狂何足数，琼崖纵队力回天。
大军南下扫烟尘，宝岛从此归人民。
山容海色都非故，蕉雨椰风岁月新。
八茧之蚕三熟稻，地下蕴藏无价宝。
归侨有家今兴隆，热带作物争长雄。
敢为国防效微力，更因外贸奏肤功。
水坝高耸称第一，海底夺油资源阔。
八所吐吞万吨舰，英歌之盐石碌钢。
黎苗回汉同心德，十年建设费周章。
共产大道何荡荡，领导英明全赖党。
茅盾这首《海南颂》，也是时代之作，但其中无忧心情可见。1962年元旦，茅盾在通什这个充满温馨阳光的山城里度过，倍觉新鲜，同时也感叹时光的流逝，记元旦，写了两首诗，可以见其当时的心境：
（一）六二年元旦
莫向双丸怨逝波，只愁岁月等闲过。
读诗渐少多读史，不为愚忠唱挽歌。
（二）六二年元旦访通什
花鸟山城庆岁朝，州名自治汇黎苗。
千年合亩公社化，三级分劳干劲高。
敢作非缘蚺胆助，争雄全仗赤旗招。
树人十载宏观在，化雨春风多冶陶。
这在当时，确是难得的日子，据说，茅盾夫妇的海南之行，是自费的。
新中国的多难，政治风云起伏，茅盾经历了许多连想都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身在位上，既困惑，又无奈。
第三十一章和平的文化使者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作为首任文化部长，对外的文化交流，作世界和平的使者，自然成了茅盾这位文化部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10月23日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至1962年7月1日去莫斯科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为止，共出国16次。其内容是争取世界和平和文化交流两大类，因此，茅盾在文化部长任上，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人类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是他一生中较为辉煌的一个方面。也因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和平的文化使者。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整顿社会秩序，制订新的秩序方针政策，使一代开国元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自然，茅盾也不例外。待新中国万业待兴的工作稍有头绪后，中共就立即参与世界和平事业。频频出访，在国际事务中尽一个大国的责任和使命。1950年3月8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开会，茅盾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1月，茅盾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1年3月，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又决定茅盾任理事，这一年的10月，茅盾受任为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理事，于23日早晨6时从北京乘飞机转道莫斯科去维也纳。在莫斯科，旧地重游，茅盾感慨万端，戈宝权等在机场迎接代表团成员，但公务在身的茅盾，在莫斯科稍事休息后，于27日飞抵奥地利的维也纳。
在大会上，茅盾代表中国代表团，作了《巩固和发展各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的发言。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中，茅盾感到新中国应该有刊物，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阵地。1952年12月11日，茅盾再度赴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会后，坐火车取道莫斯科回国。在火车上，同行的代表陈冰夷和茅盾谈起办一个刊物，专门介绍外国文学。茅盾一听，十分兴奋，与自己平时所想不谋而合。于是茅盾专门向陈冰夷介绍了鲁迅当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下创办《译文》的艰难情景，说“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了，如果办新的《译文》，一定能办得更好。”在茅盾关怀下，新中国的《译文》终于在1953年7月1日正式创刊，茅盾担任主编，陈冰夷、董秋斯为副主编。
50年代初，茅盾的出访任务，大部分是参加国际性会议，有时刚回来，又要整理行装，出发去国外。1953年4月，北京春意盎然的时候，茅盾刚刚接待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来华演出，第二天，即4月30日就离开北京，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5月14日返回北京。
6月9日，茅盾又和郭沫若一起，乘机离开北京，取道莫斯科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匈牙利，茅盾除了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之外，还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向匈牙利全国和平理事会献礼”仪式，出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部长会议举行的招待会，6月19日，茅盾又出席匈牙利布达佩斯市民为庆祝世界和平理事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在匈牙利参观访问近一个月时间。回国后，茅盾又及时写了《人民匈牙利的电影》一文，发表在8月20日《人民日报》，宣传匈牙利的文化事业。没有几个月，茅盾在11月17日，又率团去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会上，茅盾作了《为进一步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而努力》的发言，赢得代表的热烈掌声。12月中旬返回北京，出色地完成任务，19日，周恩来亲自接见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并招待代表团成员，给予充分肯定。
1960年8月25日，茅盾应波兰政府的邀请，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去波兰访问，在波兰访问期间，茅盾受到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给茅盾留下深刻印象，萧邦故里，波兰音乐学院的少女、高材生，为中国贵宾演奏了萧邦名曲；在凯纳尔工艺美术中学里，茅盾观看了工艺美术中学生的杰作，欣然赋诗：
源泉艺术在民间，吸取精英先着鞭。
古拙非缘哗世俗，诡奇最怕坠魔关。
创新毕竟开潜力，蓦效由来毁异材。
卓见奠基凯纳尔，独标一帜更无前。
茅盾对于波兰人民的智慧，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去苏联访问，组成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11月2日，茅盾和宋庆龄、郭沫若等随毛泽东主席赴苏。在苏联期间，随毛泽东主席等拜会苏联党政领导人，谒列宁墓并献花圈，出席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参加阅兵式，宴会，以及声势浩大、壮观的群众大会。同时，又和毛主席等领导一起，观看著名的芭蕾舞《天鹅湖》。茅盾第一次看《天鹅湖》时，是1947年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距此时已经有10年，茅盾一边看，一边想，不胜感慨系之。
在出访过程中，茅盾平易近人的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1962年2月，茅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埃及开罗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夏衍为副团长，成员有杜宣等16个作家，飞机转道香港，乘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机去开罗，抵开罗后，茅盾和夏衍下榻在一个叫“牧羊人”的饭店。代表团其他成员杜宣等住一个叫“阿塔拉斯”饭店。当时，杜宣对“阿塔拉斯”是什么意思，不大了解，就问茅盾。茅盾笑笑，看了看这个店名，说：“这个么，是这样的，‘阿塔拉斯’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大力士。所以是大力士的意思。”杜宣他们一听，都笑起来，有人忙提议，“那么，我们不要叫它阿塔拉斯，干脆叫大力士饭店吧。”大家一阵欢笑。2月16日，代表团圆满完成任务返国。
大家登上飞机后，忽然发现茅盾的座位空着，杜宣等人忙问：“沈部长呢”，结果大家都说不知道。夏衍让几个青年人去找找看。结果在飞机的行李舱里找到茅盾，原来他在同机上的服务员一起查看代表团的行李是否同机启运，一个66岁的老人，在一件一件地查看行李，几个年青人见了，十分感动。
1962年，茅盾受命组团，率王力、金仲华、朱子奇等组成的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对这种政治性很强，业务又不熟悉的差使；加上当时中苏友好关系已经破裂，双方论战已酣之际。茅盾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临行，细心负责的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会议，确定代表团成员，拟定发言提纲，并指定王力执笔发言稿。
在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茅盾宣读了王力为他写好的发言稿，申述了普遍裁军的重要意义，要求那些拥有大量军备的国家率先裁减军备，以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发言后来刊登在国内《人民日报》上，题为《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争取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在国内刊登以后，中央一位负责人认为代表团的发言太软弱，对赫鲁晓夫的态度太软弱，认为这是一次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失误，否定了代表团的作用。因此，这次去苏联，成为茅盾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在他出访史上，划上一个句号。但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
回顾茅盾新中国成立后屡次出国，或访问，或出席会议，在共和国的文艺史上、外交史上，都有这位文化部长的汗水和功劳。这里，不妨罗列一下茅盾作和平文化使者的足迹：
1951年10月23日，以第二届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理事的身份，乘机去莫斯科转道维也纳，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2年3月21日，转道莫斯科，去奥斯陆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同年12月，茅盾又去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会后又到波兰访问。
1953年4月30日，茅盾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同年6月5日，又与郭沫若等同机取道莫斯科去布达佩斯参加和平理事会。
同年11月17日，茅盾率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离京去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4年5月15日，茅盾赴柏林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特别会议。6月，又转道莫斯科，去斯德哥尔摩出席缓和局势国际会议。
1955年6月1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团体决定组成中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茅盾为团长，并以15日启程去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1956年12月，茅盾与周扬、老舍率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
1957年11月，茅盾和宋庆龄、郭沫若等随毛泽东出访苏联，参加苏联40周年国庆。
1958年10月，茅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在会上，茅盾作了《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中国文学》的报告，指出：“保卫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中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亚洲各国人民和作家在这个庄严的伟大的斗争中，更进一步建立了友好的文化关系。”
1959年5月，苏联作家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茅盾又亲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会，并在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协“祝词”。
1960年8月，茅盾应波兰政府邀请，亲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去波兰访问，并留下几首访问波兰的诗章。
1962年2月，以茅盾为团长，夏衍为副团长的16人作家代表团，赴开罗出席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为风云变幻时代的亚非文学灿烂前景而祝福》的发言，指出“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化最古的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摇篮”。
同年7月，茅盾在苏联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尽管茅盾主政文化部期间，除了代表新生的共和国政府，新中国的作家出访国外外，还在职权范围内，大力促进文化交流，接待国外文化团体，文化界领导人，繁荣、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事业。新中国成立的礼炮，还在天安门广场回荡时，10月2日，茅盾就前往车站欢迎新中国第一批外国文化代表团——苏联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此后，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日愈提高，国外文化代表频频来访，中国举行世界性的文艺活动也愈增加。1952年5月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全国文联等7个团体，联合举行世界文化名人阿维森纳诞生一百五十年、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这个纪念活动过程中，茅盾写了《我们为什么喜爱雨果的作品》，《果戈里在中国》等文章。认为“中国人民同情于雨果作品中的这些人物，中国人民也从自己的斗争经验中看出了这些人物的优点及其时代的局限性。吸收其优秀进步的成分，而批判地舍弃其不合时代需要、不合中国现实的成分，——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文化的态度。”
1953年9月，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等5个团体联合举行世界文化名人——中国诗人屈原逝世2230周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10周年、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逝世400周年、古巴作家何塞。马蒂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茅盾在纪念会上作了《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的报告。指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盛大纪念屈原、哥白尼、拉伯雷和马蒂，正因为这些文化巨人的贡献都是属于全人类的。
纪念他们，将会鼓舞各国人民保卫并发扬自己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加强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以促进互相了解，同时学习他们坚持正义、奋斗不屈的精神，为保卫世界文化、保卫世界和平而作更大的努力。“1954年7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作家协会等5个团体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茅盾在会上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报告，号召中国作家向契诃夫学习。1955年3月5日，中国文联等单位举行世界文化名人席勒、密茨凯维奇、孟德斯鸠、安徒生纪念大会。茅盾作了《为了和平、民主和人类的进步事业》的报告。
50年代，“左”的影响虽然也影响了文艺界，但文艺界在茅盾等一大批五四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主持下，对外文化交流成就依然辉煌，十分活跃，差不多每年都有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每年的纪念规模都很大。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茅盾作为文化行政最高长官，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第三十二章在文革浩劫中
1963年12月23日，是茅盾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
在前一天，茅盾接到全国文联通知，说有重要文件传达。什么重要文件，通知里没有说。
23日上午，茅盾准时出席中国文联召开的所属各协会负责人联席会议。
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12月12日在看了中宣部文艺处编写打印的《文艺汇报》后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个批示：
“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的批示，在当时气氛下，显然是至高无上的。茅盾在会上听了这个批示，如坐针毡，如临深渊，他感到惧怕，更感到委屈。十多年来，为新生的共和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放弃自己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为中外文化交流，为培养新中国的作家群，为指导群众文化，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茅盾几乎都是不遗余力的，现在竟然成了“死人”？茅盾内心陷入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但茅盾没有在会上表现出来，表情冷冷地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林默涵传达。传达完了，散会了，他又默默地走出会场，临别，和周扬、林默涵、邵荃麟握了握手，上了汽车，一言不发，就回家去。
本来就常常失眠，靠安眠药度日的茅盾，这天，加倍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他从大风大浪中过来了，他优虑的，倒不是自己个人荣辱进退，而是中国的文化事业，也更担心中国文艺界的一场风暴的到来，又会损失一批人啊。
过了几天，1964年元旦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中央名义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茅盾也去了，坐在那边，静静地听这几位中央领导讲话，中央要求文艺界对照毛泽东的批示，整风、检查。
于是，文艺界又开始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中，茅盾、邵荃麟等1962年8月在大连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被定为黑会，硬把“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写中间人物论”两顶帽子，套在“大连会议”头上，对此，茅盾没有辩解，而是用沉默来对付那些无限上纲的批判，他觉得自己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发言，尽管是前年的事，但仍没有错。经过半年多对照批示的整风、批判、揭发之后，196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揭发出来的问题，整理了一份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6月27日，毛泽东看了这份题为《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材料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周扬、林默涵又郑重地传达了这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连同去年12月的那个批示，后来史称“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对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茅盾来说，不啻是一记闷棍，所有的责任，罪恶都往这位大作家身上套。
茅盾在沉默中，悄悄地作着挨整的准备，一篇评论《南方日报》上杜埃的《冰消春暖》文章，成了茅盾在文革前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茅盾的笔，除了写一点起居日记外，谢绝了一切约稿，开始了长达12年的沉默！
这时，又传来毛泽东在与毛远新谈话中，批评文化部的消息，毛泽东说：
“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显然是不满意文化部的工作。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定为毒草，下令批判。
也就在这时，茅盾在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之后，刚要走，周恩来总理走过来，把茅盾留下，和茅盾作了一次谈话。刚开始，茅盾就猜出是什么事情，周恩来说：
“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推崇资本主义文化。我知道你一开始就不愿意当这部长，后来又提出过辞职，当时我们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适人选。现在打算满足你的要求，让你卸下这副担子，轻松轻松，请你出任政协副主席，你有什么意见吗？”说完，周总理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茅盾。
“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茅盾早有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
周总理点点头，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不过完全由当兵的人来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准备从上海调石西民来，石西民你认识吗？这人过去也犯过错误，不过这几年在上海干得还不错。”
茅盾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又向总理提出：“我这个作家协会主席也已经当了十几年了，工作没有做好，可不可以这次也一起调换调换？”
周恩来笑了一笑，敛起笑容：“那就不必了，作协的问题主要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当作协主席还有谁能当？”
茅盾和周恩来两人谈话后，茅盾默默地走出国务院会议室。回家后，也没有再说什么。
隔了个把星期，周扬专门到茅盾的小楼里来一次，向茅盾介绍文艺界学习和贯彻毛主席两个指示的情形，也谈了夏衍、田汉、阳翰笙所犯的错误。
又说：“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主要责任在党员领导干部，是他们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犯了错误。听说您要离开文化部，这样也好，以后可以用更多的精力来领导作协和文联各协会的工作了。”茅盾听后，笑笑，没有再说什么。
1964年12月，茅盾以山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国家主席1965年第二号主席令，任命陆定一为文化部长。茅盾被同时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副主席。
从此，茅盾在文艺界的活动逐渐稀少、疏远了。应酬活动也少了许多，除了节庆、国宴等活动外，茅盾基本上过着赋闲生活。在家打扫卫生，为孙女小钢煮牛奶，看管蜂窝煤炉。
但尽管如此，江青等人仍不放过茅盾等一大批20、30年代作家。在茅盾卸任不到半年的5月29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以及天津的《大公报》等5家报纸在同一天，分别刊登了《影片是一株美化资产阶级的毒草》、《职工批判电影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背道而驰》等批判文章，将原来属内部批判的，完全公开化了。紧接着，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批判电影《林家铺子》，全国所有的省级报刊，都发表了批判，声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当时5一9月的3个月时间内，各地发表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文章，达137篇以上。
甚至有人专门到茅盾家乡杭嘉湖一带作社会调查，以证明电影《林家铺子》的反动和这篇小说是如何美化资本家的。当时批判的矛头十分明显，茅盾心里也十分清楚。
但据茅盾儿子韦韬、儿媳陈小曼回忆，“我们周末看爸爸，希望能谈谈这件事。我们发现爸爸仍旧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就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们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的确，茅盾对那种甚嚣尘上的批判，冷眼向洋，置之不理，表现出少有的冷静，连日记中也不记上一句。直到文革结束后，茅盾在回忆录中，才忿忿不平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30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
《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
而60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这，算是茅盾对6D年代那场围攻电影《林家铺子》的一点看法。作为一代文豪，仅此而已，心胸是何等广阔！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降临在中国大地。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首先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中国大地掀起一场内乱和浩劫。茅盾作为一位已经赋闲的文化名人，从8月18日开始，常被邀去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自然，这种例行公事式的活动，茅盾也仅仅是出席而已。茅盾静静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不断思索。
1966年8月24日，茅盾的老友、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含冤自尽太平湖，消息传到茅盾耳朵里，茅盾惊呆了，望了望窗外青天，长叹一声：“平日见老舍随和、幽默、开朗，想不到还是一个性格刚烈，自尊极强的人。他是受不了横加在他身上的对人格的极大侮辱啊！他自杀在太平湖，显然，是对这种不公平的无声的抗议。
不过，自杀终究不是办法，为何不坚持一下，亲眼看看这世事究竟怎样发展变化呢？
我是相信即使沧海桑田，最终逃不脱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茅盾这位年届70的老人，内心是多么苍凉和悲愤。
社会上的大串联，大动乱，也涉及到了茅盾家里，8月28日上午，一批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敲开茅盾家的门，撕掉了《红楼梦》、《西游记》两本书，还恶狠狠地指着书架上的书，对在茅盾家做服务工作的阿姨说：“这些书全是大毒草，统统烧掉！”
8月30日清晨，原来在茅盾家做服务工作的老白也造反了，他叫了红卫兵来茅盾家扫四旧。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的书架问茅盾，“这些书你都看过？”没等茅盾回答，旁边那个拿军刀的头头进来说：“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们只要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
面对这种狂热和愚昧，茅盾只有苦笑和愤怒！这时，一个小瘦子从人群里钻出来，指着墙上萧逸同志的照片，尖着嗓子问：“这个穿国民党军服的家伙是谁？”
这时茅盾不禁怒火中烧，冷冷地反问道：“你知道国民党是什么样子吗？”转身又看了看萧逸遗像，说道：“他穿的是八路军军服，他是新华社战地记者，是我的女婿，他是老八路，他在前线牺牲了，是国民党打死的！”茅盾的脸色板起来，一字一句地回答着。
那个小瘦子的嚣张气焰被噎回去了。见没有捞着什么东西，这些家伙又东翻西寻，把一尊三尺多高的紫檀木雕老寿星，一些瓷器，水晶花瓶，照相机及一些小工艺品，被摆到小楼外面的书库里封存起来，并写上“不准用”
三个大字。又把墙上的印有文物的挂历翻过去，写上“不准看”三个大字。
面对这些毛孩子野蛮无理，粗暴的行动，茅盾拄着拐杖，呆在一边，叹着气。
而茅盾夫人孔德沚，却吓得缩在一边，不敢出声，心里呼呼直跳，她觉得今天家里遭抄家，完全是她与服务员老白争论引起的，心里又气又恨又怕又难过，而隔壁阳翰笙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残酷野蛮的场面，也使孔德沚惊吓不已，神经受到刺激，以致后来忧郁成疾。后来连一盏用煤精做的维纳斯像的台灯，也做了件衣服给像“遮羞”。
不久，“最高指示”一条一条地在报纸、广播中公布，人们狂热的程度，也一阵高一阵。从串联到砸四旧，到揪斗走资派，斗争在“深入”，世事沧桑，茅盾是五四以来历史的证人，一些另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想从茅盾那里找一点材料，作为整人的借口。对此，茅盾这位70多岁的老人，决不昧着良心讲话作证。鲁子俊是当年在延安为茅盾爱女沈霞做人工流产手术的医生，由于消毒不严和这位医生的责任心不强，沈霞因医疗事故而亡。对此，茅盾夫妇曾痛心疾首，悲痛万分。20年后，鲁子俊当上了某医院的院长，文革一开始，鲁子俊首当其冲，那些造反派专门派人四出罗织罪名，也找到了茅盾，要茅盾证明，沈霞之死是被鲁子俊害死的。
茅盾一听来访者的要求，义正词严地回答：“你们这个说得不对，不是这么一回事。
据我所知，是因为手术时消毒不严，受感染而死的。“
有一次，文艺界几个造反派气势汹汹的推开茅盾家的大门，一屁股坐在沙发里，威逼茅盾作证，30年代《译文》的停刊，是周扬反对鲁迅的罪证。
茅盾严正地告诉来人，“这件事与周扬毫无关系，是因为生活书店想另外出版一套《世界文库》，把《译文》停了。我们请胡愈之去作交涉没有成功。”
一席正气凛然的话，说得来人灰溜溜地走了。
有一次，几个外调人员又来敲开茅盾家的门，硬要茅盾证明曹靖华同志在重庆期间与苏联大使馆过从甚密。因而有苏修特务之嫌。茅盾坚决拒绝：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我不能证明。”对方没有满足，便恼羞成怒，竟拍着桌子吼着，威胁茅盾。茅盾也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你是怎样理解的。我对一切调查所抱定的态度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条原则我决不会改变。”来人只得悻悻而去。
在抄家、来访、大字报等轮番“轰炸”下，茅盾夫妇精神上、生活上都受到很大打击，尤其是1968年4月底，听到自己弟媳张琴秋被迫害至死的噩耗，茅盾夫妇震惊了。张琴秋是中国共产党2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红军女将领，解放后长期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工作谦和、负责，深受群众爱戴，但因参加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并担任组长，受到株连，又把她在战争中被俘历史翻出来，打成“叛徒”，后来，即1968年4月22日夜里，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大楼4楼上摔下，惨死在东长安街上。
造反派马上宣称张琴秋畏罪自杀。当时茅盾夫妇得到消息，孔德沚泪如泉涌，连连叫道：“不可能，不可能！琴秋不会自杀的！”茅盾也认为“琴秋性格坚强，当年再艰难的环境都挺过来了，怎么会想不开而自杀呢？这里肯定有文章！”表示悲痛和愤怒。
茅盾昆仲的好友，中共早期活动家徐梅坤，听到老友张琴秋的噩耗，私下去纺织工业部大楼现场察看，后来他告诉茅盾：据他分析，张琴秋决不可能是自杀。认为张琴秋是重点审查对象，昼夜24个小时都有两个人在她身边看守，她没有自杀机会；二是她从四楼男厕所“跳楼”的，而且穿的是睡衣，这不合乎一般自杀者的心理。茅盾唏嘘不已，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向谁去诉说呢？只能仰首问苍天！
这一连串的打击，茅盾更沉默了，而孔德沚却受气受惊吓，身体垮了，除本来的糖尿病外，又有了心脏病、高血压等，她心悸，睡不着觉，老是仿佛大祸临头那种紧张感。没有多久，本来偏胖的身体也憔悴起来，瘦下去了。
1969年秋后，人消瘦，下肢却浮肿起来，不久，手也浮肿。茅盾陪她去医院看了几次病，服中药西药，仍不见效。医院里也在闹革命，医生都是问了问以后，见这两个70多岁的老人，便给些常用药，打发了。到1970年1月24日，孔德沚忽然觉得昏昏欲睡，吃不进东西。茅盾听别人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急忙送妻子进医院，但为时已晚。孔德沚神智昏迷，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1970年1月28日凌晨2时27分，与茅盾相伴50多年的爱妻孔德沚，撒手离开人世。
茅盾赶到医院时，已是人去室空，孔德让的遗体已经移太平间，茅盾双手颤抖着，亲手替老伴揩身换衣，此时，经历风风雨雨的茅盾，望着夫人紧闭的双眼，熟悉而又满脸皱纹的脸庞，悲从中来，老泪潸然，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1月31日下午，风，刺骨地在刮，太阳淡淡的冷冷的，没有一丝暖气，茅盾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在老友叶圣陶和在京的几个至亲陪伴下，为夫人孔德沚送灵。
悲痛，劳累，茅盾在2月7日也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孔德沚去世以后，东四头条5号大院那幢小楼，似乎更冷清了，青灰色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此时，绿叶落尽，枯枝摇曳，紧邻的2号3号小楼上，玻璃破碎，不住传来窗户随风吹动的撞碰声，深夜里，风声夹杂着窗户撞碰声，格外让人冷清和孤独。此时，儿子儿媳和孙女孙子等搬来，和茅盾住一起，一时，小楼里又热闹起来，给晚年茅盾一些慰藉。
1971年9月13日事件发生后，野心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政治形势稍有松动，中国老百姓仿佛看到，中国政坛上林彪这个毒瘤割掉了，祈盼天下太平。
1973年7月，茅盾在儿子的劝说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想法。信是寄邓颖超转送的。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四届人大。内部传来消息，在已选出代表的基础上，再增补宋庆龄、胡愈之、沈雁冰等20多位知名人士为四届人大代表，茅盾由三届时的山东代表，变为四届上海代表，9月，全国政协李金德副秘书长来看茅盾了。寒暄后，李金德说：“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四届人大将在年底召开，组织上让我来正式通知您，您已经当选为四届人大的代表了。”茅盾不觉一楞，马上联想到给总理的信，就问道：“那么我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据说我还有一个‘叛徒’问题。”李金德一听，“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刚刚调到政协，许多情况还不了解。不过，既然您已经当选为人大代表，说明那些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解决了。”茅盾没有再问下去。
1974年4月的一天，北京春暖花开，风和日丽。胡愈之约了一些老友相聚，茅盾、叶圣陶、楚图南、唐弢、沈兹九、臧克家等都来了。席间，老朋友相见，茅盾显得特别高兴，神采奕奕。沈兹九悄悄地告诉臧克家：茅公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组织上已通知他四届人大有他，就要见报。沈兹九的话尽管是迟到的消息，却也许是对的，由于总理过问，茅盾能够继续参加人大，能不欣喜吗？
自l969年9月到越南使馆吊唁胡志明逝世活动后，整整4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直到1973年，才被通知参加集会。紧接着，大参考也送来了，朋友间的信函也多起来了。许多几十年的老朋友，也时常登门晤谈，说些陈年往事，也谈些外界情况。
但是，茅盾确实是一个自己站在雪地里，还给别人送温暖的人。已经被打倒的老朋友冯雪峰来看他，两人多年不见，骤一见面，好生感慨，茅盾觉得冯雪峰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十分关切。后来骆宾基为聂绀弩的冤案，托茅盾转诉周总理。茅盾听完后说：“聂绀弩这个人我是知道的，鲁迅先生也很器重他。让我向周恩来总理讲几句话，也是愿意的。可是，总理正在住医院，能不能在最近见到还是问题，就是有机会见着了，是不是能说上几句话，能提出这个问题，也得看机宜。”
骆宾基又和茅盾说起冯雪峰，骆宾基告诉茅盾：“我刚去看望过冯雪峰，他已确诊肺癌，吃中药必须得配麝香，但这药很珍贵，又难买，家里人正为此犯愁呢！”
“麝香，我倒是有的，是50年代尼泊尔王族代表团的贵宾赠给的礼物，我留着没有用。等我找出来就给他送去。请你劝他安心养病，不要烦躁。”
茅盾一听，说道。
骆宾基告辞后，茅盾立刻拖着年迈的身子，让人给找出麝香，正巧胡愈之来，就托胡愈之立即给冯雪峰送去。
1974年，姚雪垠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在困境重重的情况下，寄给茅盾审阅，茅盾尽管自己右目0.3视力，左目几乎失明的情况下，仔细辨认了姚雪垠的初稿，并记下要点和修改意见然后给姚雪垠写信，从艺术构恩，人物描写，都提得切中肯綮，对此，姚雪垠感激得难以言表，他曾用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对茅盾的无限敬佩和爱戴之情：
笔阵弛驱六十载，功垂青史仰高岑。
平生情谊兼师友，晚岁书函泛古今。
少作虚邀贺监赏，暮琴幸获子期心。
手浇桃李千行绿，点缀春光满上林。
姚雪垠这种感激之情，在茅盾寂寞的晚年，添了一抹春色，也给茅盾许些慰藉。
1974年12月12日，茅盾离开了住了25年的文化部小楼，迁到交道口南大街后园恩寺胡同13号。茅盾离开小楼时，把夫人孔德沚的骨灰盒也迁到新居，仍和往常一样，放在自己的卧室里，朝夕相伴。
这一段时间，茅盾在与一些老友晤谈，与亲戚通信外，余暇时，也专门读史，以寄托自己的心情。1973年夏天，茅盾读史有感，写了一首七律《咏史》：
湖海浮沉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
漫忆纵横穿故垒，却怜容与过江船。
美芹十论徒传世，京口壮猷但隔年。
扰扰鱼虾豪杰尽，放翁同甫共婵娟。
这首咏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诗，表露诗人茅盾愤慨心情和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这首诗，在身处逆境的友朋中广为流传，给许多老朋友于信心和力量。
1973年11月，茅盾又作诗一首，以经验之人，表露自己的心声和信念：
沉舟破釜决雌雄，旧耻重重一扫空。
正喜阵前初砍纛，却传幕后谋藏弓。
仰人鼻息难为计，自力更生终见功。
两霸声威朝露耳，万方共仰东方红。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了，举国哀痛。茅盾听到消息，老泪纵横，悲痛万分，他含泪写了《周总理挽诗》：
一
万人号啕哲人萎，竟传举世颂功勋。
灵前恸极神思乱，挥泪难成哀挽文。
二
衣冠佩剑今何在？
伟绩丰功万古存。
锦绣江山添异彩，骨灰撒处见忠魂。
知茅盾者，周恩来也。当年延安生活，重庆岁月，女儿意外，担任文化部长，卸任文化部长，都得到周总理的悉心安排和关照。茅盾像敬佩毛泽东那样，敬佩周恩来总理。因此，周恩来的逝世，茅盾万分悲恸，诗中寄托了自己浓浓的哀思。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文化专制更加变本加厉，天安门的四五运动，遭到“四人帮”的镇压，茅盾的唯一侄女玛亚，在这年遭迫害而去世，这对茅盾身心上，又一次打击。茅盾又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1976年是茅盾诞辰80周年，当友人提出要为他祝八十大寿时，他在深思中认为“杯酒话旧，于今不宜。”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茅盾八十大寿，在这个形势下，没有鲜花，没有花篮，也没有不绝于耳的恭贺声。茅盾和家人、几个至亲一起吃了寿面，并写了一首《八十自述》诗：
忽然已八十，始愿所未及。
俯仰愧平生，虚名不副实。
昔我少也孤，慈母兼父职。
管教虽从严，母心常戚戚。
儿幼偶游戏，何忍便扑责。
旁人冷言语，谓此乃姑息。
众口可铄金，母心亦稍惑。
沉思忽展颜，我自有准则。
大节贵不亏，小德许出入。
课儿攻诗史，岁终勤考绩。
人到晚年，往事如烟，更思念含辛茹苦的母亲，80年往事，一首小诗，解剖自己，深深感谢母亲的培养和管教。几年前，茅盾在家赋闲，除了读史，写诗词，写信外，萌发了写自己一生回忆录的念头。因而自己在八十大寿时，首先想到母亲的功德。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消息传来，茅盾一阵轻松，从心底里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中华民族有希望了，茅盾看到了这一天。
1976年，北京的冬季，银装素裹，凛冽的空气格外清新。茅盾站在自己的院子里，望着苍穹，望着白雪，仿佛听到春天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