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示他们不要来。
不料，赵丹他们收到电报以后，又给盛世才发一个电报，表示要为建设新疆贡献自己的一切，再苦再累也不怕。此时，盛世才见这些青年人热情那么高，便不再与茅盾商量，直接复电给赵丹，欢迎来新疆。
所以，茅盾从天池下来，盛世才便告诉茅盾：赵丹他们来了。并要茅盾代表他去看望他们，表示欢迎。
茅盾和夫人孔德沚赶到南梁招待所，见来了一帮人，有四对夫妇，赵丹和叶露茜、徐韬和程畹芬、王为一和俞佩珊、朱今明和陈瑛，以及教音乐的易烈。他们一见茅盾，都十分高兴，那么千里迢迢赶来新疆，见到茅盾分外亲热。当茅盾把自己到新疆来的这段时间观察到的情况向赵丹介绍后，并把第一封电报的背景讲了以后，赵丹后悔莫及！“啊，原来我们以为是客气话呢。”
“盛这个人捉摸不透，非常多疑，你们要谨慎。既然来了，先安心下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再找机会回去吧。”茅盾像关照小孩似地关照这些热情很高的青年。
在日后的活动和工作中，赵丹他们时常出现“乱子”，引起盛世才的不快。杜重远从伊犁回来后，曾去看望赵丹他们，得知他们要演出没有演员时，拍着胸脯支持赵丹他们，说：“我支援你们，新疆学院的学生，要多少有多少。”后来演出成功了，也引来非议，认为杜重远在拉势力。冷风吹到杜重远那里，耿直的杜重远咽不下这口气。在一次中秋晚会上，发牢骚，消息立刻传到盛世才那里。有一次，盛与茅盾他们讲完工作后，便找茅盾来查询说：
“听说杜院长在茶话会上讲了一些很不妥当的话，说什么在新疆你不能太出风头，太出风头会有人妒嫉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话？”茅盾一听，便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述说了一遍。盛世才说：“尽管如此，客观影响不好，人家来热心工作，怎么能说太出风头不好这种话呢！”
一向谨慎的茅盾一听，觉得不对头，回家后立刻与张仲实商量，并劝杜重远谨慎些。后来，盛世才又在茅盾面前讲起杜重远讲话中的问题。显然杜重远已经被那些“小人”告了，并引起盛世才的注意和不满。
而赵丹他们在演出过程中，也发生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赵丹刚到新疆演出，排演了一部抗日题材的话剧——《故乡》，因原作的背景是在东北，后来演出时，把背景改在无锡一带。据说盛世才很不高兴。
不久，杜重远被软禁了，原来杜的秘书孙某被捕，供出一个所谓阴谋暴动集团，把杜重远以及从内地来的人都牵扯进去了。因此，尽管孟一鸣等中共人士给予茅盾、张仲实他们许多帮助，但盛世才这个虚伪的土皇帝，观看国际风向，一方面不肯放弃苏联对他的援助，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积极投靠国民党。所以，新疆的形势从1939年冬开始，急转直下，杜重远冤案的发生，使茅盾、张仲实等如坐针毡，焦虑万分，无法脱身。但当时，盛世才在没有抓到茅盾具体证据时，表面还是非常客气，奉为上宾。本来，茅盾一家想从新疆去苏联，当时也曾经托周恩来、邓颖超带信给在莫斯科的杨之华，希望杨之华能通过关系把他们弄出去。但杨之华也爱莫能助。所以，去苏联的途径断掉以后，茅盾用韬晦之计，小病大养，无所作为等办法，寻找机会离开新疆。杜重远被软禁以后，茅盾、张仲实便辞掉了新疆学院的一切工作。
随着盛世才的伪装逐渐暴露，茅盾越发谨慎，除了文化协会的主要工作外，几乎尽力少和当地一些干部往来，有事和张仲实一起找孟一鸣商量。此时，茅盾在家寂寞地看书，小心地与人交往。他写诗，以排遣那难熬的寂寞：
一
纷飞玉屑到帘拢，大地银铺一望中。
初试爬犁呼女伴：
阿爹新买玉花骢。
二
晓来试马出南关，万树银花照两间。
昨夜挂枝劳玉手，藐姑仙子下天山。
三
博格达山高接天，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瘦骨黄冠灶断烟。
四
四莲雪蛆今何在？
剩有饕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高烧篝火御寒威。
1940年4月，茅盾苦苦熬过了一年后，对新疆的政治气氛早已难以忍受，江南已是驾飞草长，桃红柳绿。但新疆依然是一片焦黄，风沙不住地从阿拉山口刮来，城北的红塔山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生气。忽然，茅盾收到一份加急电报，是上海二叔沈仲襄发来的，内谓“大嫂已于17号在乌镇去世。丧事已毕。”茅盾一看，泪如泉涌，捶胸顿足，悲痛不已。孔德沚看状，立刻恸哭起来，边哭边数落茅盾：偏偏要到这个地方来，来了回不去。妻子的埋怨，启发了茅盾，他擦干眼泪，冷静地想了想，想到盛世才一向以孝道教人，现在说回去奔丧，他也许会同意（因为当时进出新疆的人，所用交通工具，都要盛世才批准）。果然，当茅盾向盛世才请假回上海时，盛竟一口应承，同时同意茅盾在迪化设帐遥祭母亲的要求，又让卢毓麟去操办。
设帐遥祭之后，盛又设盛宴欢送茅盾一家，并冠冕堂皇地希望茅盾料理母亲后事之后，再来新疆工作。但欢送会之后，盛世才又迟迟没有安排茅盾他们回去，借口说没有飞机。
此时，茅盾把日用东西理好后，寄放在高滔那里，表示自己还要回来。
赵丹他们听说茅盾要回去了，已经六神无主。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连赵丹扮演一个丑角，因这个角色的形象和盛世才的岳父的形象酷似，引起盛世才的不满。
弄得赵丹他们百口难辩。赵丹他们心情十分沉重，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盛世才加个罪名，打入大牢。因此，他们希望茅盾回去后，尽快将他们弄出去。茅盾答应了，并安慰他们。回去后一定要把新疆的真相告诉世人。
茅盾临走前，又专门去看望软禁中的杜重远，向他表示回去后，尽快把盛的真相、杜的遭遇、告诉重庆的朋友。
1940年5月5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一起飞离迪化。
飞机中途在哈密停了一个晚上。事后才知道，当茅盾他们离开迪化那天夜里，盛世才先后三次给哈密的刘西屏打电话，先要刘扣留茅盾他们。第二次来电话说，先不要动手，让他再考虑一下。后半夜又来第三次电话说：“算了，让他们走吧。”
茅盾终于逃出了盛世才的魔掌。在茅盾离开迪化后不久，杜重远被投入大牢，赵丹他们也遭逮捕，大批共产党员也遭杀戮，盛世才这个土皇帝的伪装也彻底撕去了。
第二十一章延安的阳光
茅盾一家和张仲实终于从新疆飞出来了。1940年5月6日下午3时，飞机徐徐降落在兰州机场。原来打算在兰州过一夜之后，再飞往重庆。谁知刚吃过晚饭，一同从新疆出来的新疆驻重庆代表张元夫赶到茅盾他们下榻的招待所，告诉他们，因为傅作义要坐这架飞机去重庆，只好让茅盾迟走几天。
实际上把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半途放掉了。于是茅盾和张仲实商量，决定不去重庆而去向往已久的陕北延安。1940年5月14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青海活佛喜饶嘉错的“专车”，风尘仆仆直奔西安，一路上，虽是5月中旬，进入初夏季节，但却经历了风雪华家岭，翻越六盘山，一路风光尽收眼底，汽车在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奔驰，“扑入视野的绿色的‘麦浪’和远处一排、一簇傲然耸立的白杨树。
他们围绕一口水井或一个死水塘生活。“这种场景，深深地印在茅盾的脑海里。
经过5天的奔波，汽车经过咸阳，到达西安。茅盾一家和张仲实住进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吃过晚饭，茅盾他们意外地去郊外躲了一次警报，目睹了西安人民惊恐之下的生活情状，也品尝了西安一场虚惊的味道，直到晚上12点钟，才一身疲劳地回招待所。
第二天，茅盾他们便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和朱德同志，骤然相见，大家都十分惊喜，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时，曾路过迪化与茅盾他们见过面，以后就没有音讯，今天突然在这里相见，自然十分惊讶：“沈先生怎么来这里啦？”
周恩来又忙将茅盾介绍给朱德同志，茅盾握住朱德同志的手，连连说：“久仰，久仰！”朱德同志那敦厚的形象，给茅盾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周恩来详细地向茅盾、张仲实了解离开新疆的经过，又打听杜重远的情况。茅盾也敞开心扉，向周恩来说了自己在新疆的种种情况，并希望中共能及时营救杜重远和赵丹他们。周恩来听了茅盾他们的介绍，说：“3月里经过迪化回延安时，我曾向盛世才提出让杜重远搭我们的飞机回内地治病，盛世才没有同意，推托飞机已经满员，说是让杜先生搭下班飞机走。现在你们回来了，杜先生仍未走成，可见盛世才不想让他回内地，这件事现在只好慢慢再想办法。”说到这里，周恩来问茅盾“以后有什么打算？”
“想去延安。”茅盾和张仲实几乎不约而同地回答。周恩来笑了起来，说：“好啊，你们不论是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正巧有个好机会，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了保证。”
5月24日，茅盾一家和张仲实搭乘总司令的车队，往延安方向去，第二天茅盾和朱德总司令等一起谒拜黄帝陵。茅盾发现朱总司令不仅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而且文学素养很高，又有很好的演说才能。
5月26日下午2时，阳光灿烂。茅盾他们到达延安南郊七里铺时，前面迎接的队伍已簇拥着先到达延安的朱总司令回去了。但几辆小车还停在路边迎候。茅盾从车后面下来时，茅盾夫人却兴奋得像孩子似地朝小车旁边的人奔去，一边兴奋地喊：“闻天，闻天！”茅盾欣喜地看出那个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于是张闻天。
茅盾也奔过去，和张闻天紧紧握手。这时，一个身材瘦小的同志走上前来，用上海口音问道：“沈先生还记得我吗？”茅盾觉得面熟，一时却记不起名字。“我就是虹口分店廖陈云”“啊，是你！”茅盾一把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紧接着都笑起来了，笑得那么开心！
茅盾从黑暗的中世纪式生活里，来到万里晴空的延安，一股温暖感从胸间漾出，他，回到家了。在欢迎的人群中，茅盾和德沚见到了8年多未见面的弟媳张琴秋。
大家百感交集。
茅盾兴奋地在南门外的交际处安顿好后，便去出席晚上举行的欢迎大会。会场设在南门外的广场上，朱总司令充满激精的讲话，不时地被操场上的掌声欢呼打断。
茅盾被这热烈的场面感染了，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而质朴的场面：台上挂着两盏汽灯，把简陋的黄土垒成的主席台照得通明，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秩序井然地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他们互相拉着号子，此起彼伏地‘赛’唱歌，有我熟悉的《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也有我第一次听到的《八路军进行曲》。”
到延安的第二天，即5月27日，正在延安女子大学担任教育长的弟媳张琴秋来了。亲人重逢，有说不完的话语，张琴秋建议亚男进女子大学，阿霜进青干校，但儿子阿霜却要进陕北公学。张闻天在百忙之中也来了，当年和茅盾情同手足的张闻天如今已是中央领导。晚上，还在兴奋之中的茅盾又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大会，一组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使茅盾感觉到“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吝啬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似的”。5月28日，茅盾乘着暖风专程去杨家岭拜访老友张闻天，身材魁梧的张闻天依旧像在上海茅盾家里那样爽朗、热情，睿智的目光里充满友爱和淳朴。两位老友欢聚，谈起了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岁月，也谈起新疆那腥风血雨的日子，也诉说了自己到延安的感受。之后，张闻天问茅盾：“今后作何打算？”
茅盾呷了一口茶，望了一眼窗外明媚的阳光，毫不犹豫地向张闻天表示：
“准备在延安长住下去，有机会还想去前线看看”。
“格太好了，太好了。”张闻天一听，笑了，用上海话连连说。从张闻天那口窑洞里出来，茅盾又去拜望毛主席。茅盾和毛泽东早在20年代就在一起共事。毛主席见老朋友来，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茅盾把在新疆的经历和赵丹等人在新疆的困境一一作了汇报。毛主席用心听了，并作了指示。过了几天，毛主席到交际处看望茅盾一家，并亲自给茅盾送去一本刚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老友相聚，其乐融融，一壶茶，一包烟。茅盾抽烟不多，毛主席却一支接一支地抽，一边抽烟，一边谈着文学，那些精辟的见解，使一代文豪为之折服。说着说着，毛主席又关心起茅盾的下一步打算，茅盾告诉他，仍打算搜集些材料，到前线去看看，以便创作。
毛主席听了以后，用湖南话爽朗地对茅盾说：“去鲁艺吧，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
茅盾笑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
说得兴致正高时，茅盾夫人已经来请毛主席和茅盾去交际处食堂吃饭。
毛主席一边吃饭，一边说笑，手上还夹着烟。在一旁的茅盾夫人便劝主席戒烟，毛主席幽默地说：“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爽朗的笑声溢满了这黄土高原的窑洞。
后来，茅盾采纳毛主席的意见，搬进了鲁艺。
“鲁艺”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它创建于1938年4月，是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林伯渠、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签名参加发起成立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当茅盾去鲁艺时，院长是吴玉章、副院长是周扬。在老友周扬的精心安排下，鲁艺为茅盾的到来，专门发了公告，并为茅盾准备了两孔窑洞。进城有马，还派一名勤务员照顾茅盾的生活。6月9日下午，鲁艺在该院大礼堂举行两周年校庆，毛泽东、朱德、洛甫、任弼时、康克清等都参加校庆。茅盾和一起从新疆出来的张仲实也应邀前往。会上，茅盾作了讲话，他阐述了抗战文艺理论落后于现实的问题，作家和理论家深入斗争生活问题以及作家批评家之间的联系问题，希望鲁艺真正继承鲁迅精神，努力于创作和批评，以巩固中国新民主义的文艺堡垒“鲁艺”。
后来，在周扬同志的邀请下，茅盾又专门为文学系学生讲授《中国市民文学概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市民文学的历史嬗变，作了深刻的阐述，深受师生欢迎，可惜当时的讲稿后来在辗转中丢失了。
那个时候，茅盾目睹了延安人民高昂的精神风貌，目睹鲁艺青年朝气蓬勃的生活生产场景，他说：“天不亮，同学们背着草帽，扛着锄头，肃静地沿着沟底的小径，从我的窑洞前经过；而傍晚，当沟底已经黝黑的时候，他们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回来，在苍茫的暮色中，他们那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声和笑语声在两山之间回荡。”
这场景深深印在茅盾的脑海里，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素材。
在延安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茅盾心情舒畅，为解放区的文学大业而奔波着，忙碌着。茅盾住的那口窑洞，灯光时常亮到深夜。当时，延安文学界正开展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茅盾读过各方面的讨论、反驳、批判文章后，专门写了一篇《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积极参加讨论，纠正某些文章的错误观点，给予正确的指导。与此同时，茅盾还热心扶持青年文学爱好者，修改他们的习作。
当时延安有个文学青年叫陈宗凤，写了一篇小说《大概是同志》，写好后，他通过茅盾的儿子沈霜转送茅盾，请茅盾修改。茅盾非常认真，看过以后，专门写了两封长信，详尽地提出具体修改意见。通过帮助修改，茅盾发现延安的一些文学青年，热情很高，但大都不注意炼句，甚至不懂炼句。于是，他专门写了一篇《一点小小的意见》，刊登在萧三、方纪负责的《大众文艺》上，指导延安青年写作。
至于出席各种会议，感受延安清新空气，茅盾也同样十分积极。如：6月21日，延安新哲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洛甫都出席了，茅盾、张仲实也被邀请参加；7月14日延安文抗分会专门在俱乐部举行欢迎茶话会，欢迎茅盾、舒群、肖军、孙泱、肖三、胡考等同志；9月8日，《塞上风云》外景拍摄完成后，经延安返回，朱总司令设宴招待，茅盾、丁玲、周扬等都应邀出席作陪；9月20日，延安各界在青年体育场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纪念“九一八”9周年大会，茅盾作为文艺界唯一的代表，被推为主席团成员。这段时间，茅盾虽然十分繁忙，但他的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舒畅。
就在茅盾参加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后没有几天，张闻天到桥儿沟看望茅盾。张闻天刚坐下，端起茅盾沏好的茶，呷了一口，便拿出一封电报：“雁冰先生，这，你看一下。”茅盾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周恩来从重庆来的电报，为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希望茅盾能到重庆去工作，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认为，茅盾在国统区工作，影响和作用会更大些。
看完电报，茅盾陷入沉思。张闻天知道茅盾舍不得离开延安，便说：“恩来想请你去重庆，就是考虑到你在国内的名声，在那种环境里活动比较方便，国民党对你也奈何不得。”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望了茅盾一眼：“不过，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我们知道你全家都来延安了，你原来也不打算再出去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不必勉强。”张闻天见茅盾沉默，又补了一句：“你和德沚姐商量商量，过两天再听你的回话。”
“不必商量了，既然那边工作需要，我听从分配，两个孩子就留在这里。”
茅盾听了张闻天这番代表组织发自肺腑的话语，一边把电报还给闻天，一边坚毅地说。
“嫂子不放心孩子，也可以留下。”张闻天点点头呷了一口茶说。
这时，在一旁的茅盾夫人立刻接上来说：“不，我同雁冰一起行动，孩子已经大了，托琴秋照顾就行了。”
张闻天一听，笑着道：“嫂子，那样也好，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有照应，孩子留在延安请你们放心，我也会照顾的。”
在送张闻天回去时，茅盾和张闻天肩并肩地沿着沟底走去。路上，茅盾敞开心扉，向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以便今后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张闻天理解茅盾，答应把茅盾的要求提交中央书记处研究。
不久，茅盾向在延安的朋友——告别后，又到杨家岭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知道茅盾要去重庆，便握住茅盾的手，风趣地说：“你现在把两个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临别延安，茅盾心情十分复杂，他的心已被延安吸住了，但他理智地接受党的安排，把自己想法自觉服从组织的意志。延安的阳光太有吸引力。茅盾已从中共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40年10月10日，鲁艺的学生在门口列队欢送茅盾，齐声高喊：“欢迎茅盾同志下次再来，欢迎茅盾同志下次再来！”欢送声里，茅盾夫妇泪花闪烁，不断地挥手致意。就这样，茅盾夫妇把一双儿女留在延安，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随着董必武同志的车队，离开了延安，踏上新的征途。
第二十二章雾重庆
从10月10日茅盾夫妇随董必武“专车”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宝鸡到重庆，1500公里的路程，车队整整走了一个半月。11月下旬，茅盾他们到达重庆。
此时的山城重庆，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陪都，许多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鸿贾巨商、文人骚客，都云集重庆，许多国民党中央机关，及在抗战中新冒出来的机关，也都遍布重庆这弹丸之地。起伏的山峦，奔腾的长江，一副不堪重负的情状。冬天的重庆，时常大雾弥漫，把偌大的城市装进这朦胧之中。
茅盾他们在一片浓浓的白雾中，走进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在重庆郊外一个红色的小山上，当地人称它为红岩。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办事处来看望茅盾夫妇。周恩来向茅盾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重庆的情况，同时又对茅盾说：“这次发电报给中央请你来，主要是让你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让你穿件‘官方’外衣，便于工作。”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不过你也不必担心，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在做不会麻烦你的。你还是发挥你作家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听说生活书店打算把《文艺阵地》迁到重庆出版，想请你继续担任主编，你可以考虑，大概徐伯听会找你谈的。”
茅盾点点头，说，“好的，我会按照周副主席的要求努力去做好的。”
“编刊物，扩大进步影响，团结和教育群众，这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压迫愈严重，我们愈加要针锋相对地斗争，同时也愈加要讲究斗争艺术，有一些情况，徐冰同志会向你介绍的。”周恩来笑了笑，又认真地交代着。
送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俩，茅盾回到房内，回想起刚才周副主席的话，觉得来重庆的担子还不轻呢。向来对中共充分信赖的茅盾，此时此际，脑际出现和涌动的，是如何做好在重庆的工作，如何做有效的斗争。
过了一会儿，徐冰来告诉茅盾，住房已经找好，就在沈钧儒住的地方，“不过，沈先生不宜直接从这里换到那里，我已经安排好，沈先生可以先到生活书店住几天，过渡一下，然后再换过去。”徐冰未了对茅盾说。
茅盾点点头，客气道：“给周副主席和您添麻烦了。”徐冰连连摆手，“哪里，哪里。”
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两天以后，第三天，茅盾夫妇换到了位于重庆市中心的生活书店门市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
刚安顿好，老朋友邹韬奋、徐伯听便来看望茅盾夫妇。多年不见，在重庆这个地方相见，自然十分欣喜，邹韬奋向茅盾打听杜重远在新疆的处境，也向茅盾打听张仲实在延安的情况。杜、张都是邹韬奋的老朋友。茅盾向他们讲述了新疆的状况，也讲了杜重远的处境。大家都十分气愤。茅盾也向韬奋了解生活书店的状况，邹韬奋大叹苦经，讲了国民党在重庆实行的政治高压政策和扼杀文化的政策，同时，也讲到《文艺阵地》，邹韬奋希望茅盾来重庆后，能为生活书店助一臂之力，茅盾听后一笑，正想回答，徐伯听又接口道：“我们想把《文艺阵地》从上海搬到重庆出版，请你继续担任主编。”
“适夷一直在编，编得蛮好，何必要我再来插手！”茅盾推辞道。
徐伯听说，“沈先生离开两年多，有些情况你不了解，《文艺阵地》在上海是不能公开发行的，后来国民党借口它未经图书杂志审查会审查，在内地不让发行了。
这件事已经拖了半年多了。我们打算在重庆取一张审查证，把刊物迁来；重庆文化人集中，也需要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原来想让楼适夷到重庆来，现在你来到了重庆，《文艺阵地》由你来继续主编，也就顺理顺章了。“”既然如此，那就挂个头衔。
不过，现在我还有其他事情，你们能不能把适夷从上海召来，仍旧当我的帮手，负责实际的编辑工作？另外，可以组建一个编委会，大家可以商量工作。“茅盾知道此事生活书店和中央有所接触、安排，也就允承下来。邹韬奋和徐伯听一听，都认为这样也可以，便答应了茅盾的要求，同意把适夷召来。
晚上，得知茅盾已到重庆的朋友郭沫若、田汉等人，都来到生活书店楼上来看望茅盾夫妇，因为茅盾刚从两个“热点”地区出来，朋友们便向茅盾打听新疆、延安的一些朋友的情况，茅盾一一向大家介绍延安、新疆的一些经历。田汉还邀请茅盾出席在11月2日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说“沈先生借此可以和在渝的新朋友见面。”
在生活书店楼上住了3天以后，茅盾夫妇又搬到枣子岚垭良庄。这是一栋坐落在小山坡上的小楼，茅盾夫妇搬进去之前，已有3户人家住着，一户是房东，一户是沈钧儒，还有一户是王炳南和他的德国夫人。在这个住处安顿好后，茅盾即打算把这两年来的见闻写出来，不料，忙乱的应酬，竟未能完整地写下去。后来茅盾回忆当时生活时说：“重庆的生活节奏远比延安急速，单单各种社交活动——官方的、半官方的、非官方的，以及私人的集会和会晤，便应接不暇，我常常像‘华威先生’那样写个不停，一天下来，精疲力竭。不过，这些活动多数还是重要的，或者有政治意义，我不得不去的。”
茅盾这里说的，是实话。
搬到枣子岚垭良庄的第二天，茅盾和夫人孔德沚就去天官府街七号参加《戏剧春秋》杂志社举行的座谈会，在那里，见到了许多新老朋友，除田汉外，还有阳翰笙、老舍、陈望道、洪深、郑伯奇、杜国库、安娥、姚蓬子、胡风等。在会上，茅盾介绍了延安开展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的情况。紧接着，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约见茅盾，和茅盾拉家常，对茅盾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并说，“先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也是旧中国的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使茅盾大为感动，在拉家常中，茅盾感到这位国民党大员“是个有头脑、有识见之人。”
12月4日晚上，陶行知、范长江、吴满真、杨卫玉、沈钧儒及其三公子，沈萧文、沈志远及夫人崔云玉，阎宝航、泮朗等杜重远的一些东北同乡和好友，在一个叫“新陪都”的地方吃“小馆子”，欢迎茅盾夫妇和李公朴。在席间，茅盾回答了杜重远的这些朋友的提问，向大家介绍了杜重远在新疆的一些情况，事后有人评论茅盾当时的姿态：“他的态度的平易、诚恳，与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忠实，不假修饰，不取任何小小俏皮，始终平和、坦白、热情，与家人手足一般情致的流露。”
之后，茅盾和邹韬奋、沈钧儒一起，为营救杜重远而奔波，亲自到周恩来同志公馆，向中共请示办法，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茅盾亲自起草给盛世才的电文，以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沈志远、沈雁冰等人名义发出去，委婉而又严正地表明态度，并要求引渡杜重远，结果仍遭盛世才的拒绝。
后来，茅盾又参加一个记者招待会，专门和外国进步记者座谈，介绍了杜重远被捕、赵丹他们被捕的一些背景。
茅盾还经常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或中苏文化协会组织的各种集会、讲演。因此，繁忙的社交活动，原先打算写见闻的计划，只开个头，写了《旅途见闻》、《风景谈》之后，就搁浅了。而在繁忙之中，茅盾还要操心《文艺阵地》，徐伯听告诉茅盾，楼适夷不能来重庆了，但“审查证”已拿来。于是，茅盾又把编委会拉起来，聘了7个人，有叶以群、沙汀、宋之的、章泯、曹靖华、欧阳山等。具体由叶以群负责《文艺阵地》的复刊。叶以群是茅盾在重庆时与周恩来联系的一个联络员。
党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活动，需要茅盾了解或参加，就由以群来向茅盾传达。
茅盾和叶以群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底，两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经过紧张的准备，茅盾和叶以群一起把《文艺阵地》6卷1期编就，并于1941年1月10日出版了。复刊的《文艺阵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作者阵容也十分强大，有沙汀的小说《老烟的故事》，有艾青的长诗《玛蒂夫人像》，张天翼的论文《论〈阿Q正传〉》以及曹靖华、戈宝权的译文，茅盾自己则在复刊的《文艺阵地》上发表了《风景谈》，讴歌陕北根据地人民的动人情景。茅盾这篇散文，笔意洒脱流畅，感情洋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所以当时董必武碰到茅盾，笑着对茅盾说，“你这篇《风景谈》写得很好！那些审查官低能得很，你谈风景，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此后，茅盾接着又针对重庆一股所谓“航空姿态”的浊流，写了一些杂文，如《“时代错误”》，《我的一九四一年》、《谈“中国人真有办法”
之类》。不料，正在此时，传来“皖南事变”的消息，情况又急剧变化。1月7日，皖南茂林地区，遵命北移的新四军及军部9000余人，突遭70000国民党军的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大部壮烈牺牲。惨剧发生10天以后，沈钧儒跑到茅盾房间里，关上门，气喘吁吁地说：“刚刚得到消息，国共两党在皖南地区发生冲突，顾祝同把新四军一万人包围并消灭了，叶挺受伤以后被俘。今天老蒋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沈钧儒一口气说完，坐在椅子里，喘着气。
茅盾一听，惊呆了，心想，是不是“马日事变”又重演了？
“看来共产党这次吃了大亏。”沈钧儒又说。
“老蒋不打算抗日了，自己一点退路都不留吗？”茅盾缓过神来问。
“是呀，看样子内战又不可避免了。共产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沈钩儒说。
第二天，山城重庆震惊了。各大报都发了为整饬军纪，解散新四军的头条新闻。
《新华日报》则开了天窗。天窗上印着周恩来同志的悼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一时，重庆形势骤然紧张，这时，叶以群来告诉茅盾，过两天中央会有应变方针的，周恩来或徐冰会来通知的。
过了几天，徐冰来告诉茅盾，鉴于目前重庆的险恶形势，为防变故，这里的文化人作适当的疏散，一部分留下坚持工作，一部分去延安，一部分去香港。我们初步研究，郭先生留下，你刚从延安来，目标太大，想让你暂时躲避一下。什么时候走，去什么地方，还没有定，想听听你的意见。
茅盾毫不迟疑地说：“我服从工作的需要，去哪里都一样，请你们决定吧。”
“那好，过几天再联系。”徐冰匆匆说完，就起身告辞。“‘这几天，沈先生尽量不要到外面去。”临走，徐冰又关照道。
二月下旬，周恩来把茅盾约到曾家岩40号的小客厅里，对茅盾说：
“很对不起，我刚刚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夏衍、范长江、韬奋先生都要到香港去，以群也打算去香港。”说到这里，周恩来停了一下，又说：“孔大姐是不是去延安？这样可以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免得惦记。
怎么去，我们正在组织车队，安全是有保证的。“
茅盾接着表态道：“我没有意见。德沚的事，等我回去问问她，让她自己拿主意。”
这时，在一旁的徐冰对茅盾说：“你恐怕几天之内就要离开家，先搬到郊区一个地方去。戴笠手下的人对你的行踪很注意，为防你突然‘自行失踪’，我们还是早点行动，你在郊区先隐藏一段时间，再离开重庆。这段时间，孔大姐仍旧住在枣子岚垭良庄，照常活动，以迷惑特务们。”
茅盾回家，与夫人孔德沚商量之后，孔德沚决定和茅盾一起去香港。徐冰也同意了。
隔了一天，一个小伙子来到茅盾家，秘密送茅盾到离重庆约20公里的南温泉，住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的房子里，等待出发。茅盾一个人住在那里，面对幽静的环境，清闲的日子便决定继续写“见闻录。”由于酝酿已久，一静下来，立刻文思汹涌，一口气写了6篇，即《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雾重庆”拾零》。其中《白杨礼赞》成为茅盾文学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写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
在南温泉住了20多天以后，于3月中旬在生活书店程浩飞的护送下，乘汽车离开南温泉，经贵阳、桂林，直奔香港。夫人孔德沚则迟半个月动身去香港。
在赴桂林途中，茅盾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写下了《渝桂道中口占》一诗：
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意如何？
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
第二十三章再到香港
1941年3月底，茅盾到达香港的第二天，朋友得知消息后，便陆续到旅馆来看望他。第一个来到茅盾下榻的旅馆的是正在香港大学教书的许地山。
这位身材魁梧的学者兼作家，见到茅盾十分高兴，他向茅盾了解了重庆的一些情况之后，告诉茅盾说：现在正在主持香港文协的工作，请沈先生多加指导。许地山刚走，萧红和端木蕻良双双来了，萧红是茅盾在上海时的老朋友，此时因患肺结核，正在休养。茅盾关切地询问了萧红的生活和病情，关照端木蕻良和萧红，要抓紧治疗和休养。端木蕻良此时正和周鲸文一起主编《时代文学》，他希望茅盾给他稿子，支持他的工作。茅盾点点头，笑道：“这次恐怕要呆上一段时间了，有稿子自然会给你的。”端木满意地笑了。
隔了一天，正在筹备《华商报》的范长江和夏衍来看望茅盾，并向茅盾约稿。
茅盾一听夏衍他们办《华商报》，十分高兴，夏衍告诉说，《华商报》有个副刊“灯塔”，沈先生是否给个稿子，夏衍并把一份“灯塔”的宗旨递给茅盾。茅盾接过那份宗旨一看，上面写道：“内容力求真实与公道，素材力求丰富而隽趣，特别注重正确而生动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的短小精悍的短篇杂文，绝对避免一些无关现实的长篇大论。”茅盾把“宗旨”还给夏衍，说：“这个宗旨不错，很有现实性，那么‘灯塔，多少天一期呢？”
夏衍忙接上去说：“每个星期出5期。现在我们这里还缺一个长篇小说，你能否给我们一个连载。”“是啊，有沈先生支持《华商报》，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不难了。”范长江也附和道。
茅盾笑了，“莫非你们以为我筐中有一部长篇小说打着埋伏？”
“我们听说沈先生在南温泉时，天天伏案疾书，想来总有可以发表的东西。”
夏衍也笑了起来，承认自己已探得情报。
“是写了一点东西，但不是小说，是杂感式的散文，记录这两年在内地的见闻，而且没有写完，只写了一两万字。”茅盾笑过以后，也承认道。
“够了够了。”夏衍一听茅盾手头有这批文章，忙说道：“没有写完也不要紧，可以先登起来，你一边继续往下写。”
茅盾觉得支持《华商报》也是分内事，便说道：“好罢，你后天派人来取稿，我要从头至尾看一遍，再写一个前言。这样，你们就可以用了。”
这时，范长江说：“好，现在我们有两个连载了，邹先生也答应给我们一个连载，题目叫《抗战以来》，《华商报》有了你们两位的鼎力支撑，一定开张大吉，声势夺人！”
茅盾一听邹韬奋也已答应给连载稿子，便问道：“韬奋到香港多久了？”
范长江答道：“比你早到半个月，住在九龙，正在筹办《大众生活》。”
夏衍，范长江都满意而归。望着他们的背影，茅盾感慨万端，觉得现在的香港已不同于往日了，变得热闹和活跃起来了。抗战已经成为全民共同的认识。回到房间，茅盾把已在重庆南温泉时写的几篇，重新看了一遍，又改了几个字。然后又写了一个“弁言”，作为连载时的开头话，在“弁言”中，茅盾感情激愤地揭露国民党文网森严的罪行，又对自己这组《如是我见我闻》文章作了解释和“自嘲”，他说：
“这不是什么游记。”“然则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很简单，就是七零八落的杂记。也许描几笔花草鸟鲁，也许画个把人脸，也许讲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事’，讲点人们如何‘穿’，如何‘吃’，又如何发昏作梦，或者如何傻头傻脑卖力气，——总之；好比是制片厂剪下仍掉的废片，有的一二尺，有的七八尺，没头没脑，毫无联贯，这边几棵树半个窗洞，那边一个人头，或半身或一条腿，只有太天真的孩子才会当一件事去赏鉴猜详。”
“因此，作者的我，未便在此自吹这些七零八落的记述，是什么‘观察’，或什么‘印象’，老实一句话，只是所见所闻的流水帐；不过我自信，闻时既未重听，见时也没有戴眼镜，形诸笔墨，意在存真，故曰《如是我见我闻》。”
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副刊创刊，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开始连载，开场除了他写“弁言”外，编者也作了广告：“名作家茅盾先生，年来漫游大西北及新新疆，长征万里，深入民间。……《如是我见我闻》长篇笔记，以其年来随时精密而正确的观察，用充满着爱与力的能笔，作深刻而隽永的叙述。尤其注意的是抗战中旧的势力和新的运动的斗争与消长，暴露着黑暗社会孕育着危机与没落，指示出新中华民族的生长与出路。”
这一组共18篇的《如是我见我闻》，一直连载到5月16日。后来结集出版时，改题为《见闻杂记》。因为5月份茅盾又碰到另外一个任务，因而这个《如是我见我闻》只好中断。许多如昆明见闻、新疆见闻、延安见闻等都未能及时写出。
4月的一天，阳光灿烂，风和日丽。茅盾夫人孔德沚也在茅盾到香港半个月后，风尘仆仆地赶到香港，和茅盾团聚。于是，茅盾便从旅馆换到香港半山的坚尼地道寓所。一天，邹韬奋来看望茅盾，并告诉茅盾，他准备办一个像《生活》周刊那样的刊物，亲自主编。并正式来邀请茅盾参加编委会。
茅盾一听邹韬奋的打算，十分高兴，忙说：“邹先生气魄很大，这个刊物一定能办好。哎，邹先生办的这个杂志叫什么名字？”
“嗨，你看，我糊涂得连刊物名字都没有向你讲了。”邹韬奋也笑起来。
“刊物名称就叫《大众生活》，算是对原来的《生活》周刊的复刊。”
“编委会还有那些人呢？”茅盾点点头问。
“除你之外，还有你的老乡金仲华，有夏衍、千家驹、胡绳、乔冠华。”
邹韬奋又说。“今后，我设想，编委会每周开一次会，检讨上一期的得失和确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编委除了自己要写稿外，还要拉稿。不知沈先生以为行否？”
“好的，好的。”茅盾说，“到时开会时，通知一下就行。”
后来，邹韬奋把这些编委全部请去开会，商量《大众生活》出版事宜。
会后，邹韬奋向茅盾约稿，希望茅盾给《大众生活》一个可以连载的长篇小说。
茅盾答应了邹韬奋的要求。
写什么题材呢？茅盾想到了在重庆听到的一些人和事，也考虑到香港和南洋读者的口味，决定采用日记体来写特务机关的内幕，把在重庆听到的故事放进小说。
后来，小说取名《腐蚀》，写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经历与所见所闻，刻画了赵惠明这个青年女特务的复杂性格，写出了人性中爱与恨、人性与兽性、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的复杂性。
1941年5月，经邹韬奋催促的《腐蚀》开始在新创刊的《大众生活》上连载。
茅盾在小说开始时，别出心裁，假托在重庆某公共防空洞的岩壁上发现了“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日记主人不知为谁，日记中夹有一男一女的两张照片。这个虚构说明，把读者吸引住了，许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写信给茅盾：“《腐蚀》当真是你从防空洞中得到的一册日记吗？赵惠明何以如此粗心，竟把日记遗在防空洞？赵惠明后来下落如何？”小说连载后，还有不少读者给《大众生活》写信，希望茅盾给女特务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后来茅盾觉得读者的要求也有道理，就给她一条出路。
不过，解放后，有些读者又批评茅盾：为什么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责问得茅盾啼笑皆非。
1941年10月，上海华夏书店出版了《腐蚀》的单行本，不久传到延安，中共翻印后曾供干部阅读，作为干部的一种必读书，成为茅盾在国内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当《腐蚀》写得差不多时，茅盾又根据中共组织的要求，开始筹办一个小品文刊物——《笔谈》，因港府对刊物登记要求，必须是港绅，所以茅盾和邹韬奋他们一样，也请了曹克安担任名誉社长和督印人，这样，总算办妥了办刊物的手续。到8月中旬《笔谈》创刊号的稿件已齐，茅盾决定在9月1日创刊。
为此，茅盾还写了“征稿简约”，把《笔谈》宗旨和内容要求体现在里面，开宗明义地说：“一，这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半月出版一次，每期约四万字；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不敢自诩多么富于营养，但敢保证没有麻醉也没有毒。
二，内容如果要分类，则第一，关于游记或地方印象；第二，人物志，以及逸闻轶事；第三，杂感随笔，上下古今，政治社会，各从所好；第四，读书摘论，书报春秋；第五，文艺作品，诗歌，小说，戏曲，报告；第六，时论拔萃。……。“同时，茅盾又找到柳亚子，向柳亚子约稿，柳亚子答应为《笔谈》提供一个专栏文章，连载。于是，《笔谈》专门开了一个以柳亚子居所命名的”羿楼日札“的栏目，由柳亚子先生介绍辛亥革命时的掌故。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同时，茅盾又编又写，受亚子先生的启发，在《笔谈》杂志上开了自己的一个栏目，叫”客座杂忆“，专门介绍1927年大革命时的掌故，十分新鲜有趣。
9月1日，《笔谈》创刊号如期出版发行。出版后，这个茅盾称为“杂拌式”
的杂志大受读者青睐，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创刊号就再版了一次。
许多名人纷纷为《笔谈》写稿，郭沫若、陈此生、胡绳、于毅夫、张铁生、乔冠华、杨刚、叶以群、戈宝权、胡风、袁水拍、林焕平、骆宾基、凤子、柳无垢、高荒、孙源、胡考、了聪等等，这些朋友的支持，给百忙之中的茅盾留下了时间，茅盾除了写“客座杂忆”之外，写书评，写时论等，成果累累。据统计，《笔谈》从1941年9月创刊，到12月1日终刊，共出版七期，茅盾在这七期《笔谈》里，共发表散文、杂文、书评63篇，在这又编又写中，是何等辛勤呀！
还在写《腐蚀》时，即8月初，传来一个令人扼腕的消息，身高马大的许地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茅盾在3月底刚来香港时，许地山还来看望过他，相谈甚欢，想不到会突然猝逝！？在悲痛之余，茅盾立刻丢下其他工作，写下了《悼许地山先生》，发表在9月21日《星洲日报。晨星》上，后又写了《国粹与扶箕之迷信——纪念许地山先生》，《论地山的小说》等两篇，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茅盾家的门突然响起来，传来咚咚咚的叩门声。
茅盾开门一看，原来是5年不见的史沫特莱上门来了。茅盾忙把史沫特莱迎进屋，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到香港来了？5年不见，哪里去了？”
史沫特莱端起孔德沚沏的茶，说道：“说来话长。我1936年离开上海去了陕北，抗战爆发后，从延安随朱总司令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作为随军记者多次到前线采访。后来又离开华北到华中，经武汉到江南新四军军部，因身体不好，胃病复发，取道重庆来香港治病。”史沫特莱一口气把经历告诉茅盾，眼神里还流露出一种离开新四军八路军的依恋情愫。
茅盾点点头，关切地问道：“怪不得你这么消瘦，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早来香港了，住在山上一个朋友的家里。这次是要回美国去治病，也想把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让全世界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怎样辉煌的业绩。”史沫待莱依然十分高兴地谈论着。“我还准备为朱总司令写一部传记呢。”史沫特莱神秘地笑笑又说。
“那你为什么不在香港写呀？”茅盾希望史沫特莱能在香港住下来。
“不，香港就要发生战争了。”史沫特莱敛起笑容，一脸正经地说：“这次日美谈判不会有结果，也许是个烟幕弹。日美一开战，日本就会进攻香港，而香港顶多守两个月。你也应该离开香港，可以到新加坡去。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的堡垒，他们会死守的。”史沫特莱似乎胸有成竹，而茅盾则将信将疑，因为此时茅盾也在研究国际问题，而尚未看出香港要成为战场的端倪，便说：“我还不能离开香港，我在这里有工作。”
茅盾又向史沫特莱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史沫特莱则直率地向茅盾这个老朋友谈了自己在陕北，在新四军的看法。茅盾听后，笑而不答。
史沫特莱走后，茅盾一直记着史沫特莱关于香港要发生战争的事，正巧有一次探讨国际问题的聚会，茅盾把史沫特莱的看法说了一下，几个国际问题专家却认为她太武断了，怎能断定日本人进攻香港事在不久呢。
但史沫特莱的看法，却被太平洋战争爆发所证实了。12月8日清晨，日本军队沿广九进攻九龙新界，同时轰炸启德机场。香港已经是一片混乱。《笔谈》只好停刊。叶以群带来中共意见，党将全力安排好茅盾等文化人的撤退工作，保证这些知名人士的人身安全。
于是，茅盾立即得到通知，要求去山下轩尼诗道一所设在三层楼上的跳舞学校集中待命。茅盾夫妇便又忙开了，夫人孔德沚则去银行取款和采购“逃难”时所必需的物品，茅盾则去原居所取地下室那两篮书信。结果发现两篮书信已被胆小怕事的房东付之一炬了。
在撤离香港时，茅盾见重病中的萧红住进医院，无法跟着撤退，心情十分沉重。
在乱哄哄的日子里，茅盾和一大群文化人在那个跳舞厅里“睡觉、吃饭、躲炮弹”，一呆就是15天。终于在叶以群的陪伴下，带着一本《新旧的全书》，装扮成商人模样，通过秘密管道，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开始了大转移。
第二十四章桂林春秋
1942年正月初九，茅盾夫妇换着黑色短衫裤的唐装，成为港商模样，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沚化名孙陈氏提着两个小包裹和一只小藤筐，里面除了简单的日用品外，一代文豪只带了一本《新旧约全书》，走进难民潮，消失在暮霜里，偷渡到深圳，在东江游击队的精心安排和保护下，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大转移。
这次大转移，是中共保护大批文化人而秘密进行的一个重大措施。在转移过程中，东江游击队司令员曾生亲自部署安排，保证成千上万的知名人士，从这条由香港通向桂林的最佳路线上万无一失。茅盾夫妇和其他一批文化人，昼伏夜行，穿行在羊肠小道，爬山涉水，终于在3月9日那天，到达广西桂林。
抗战时期的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文化的大后方。广西当局在抗战开始后，招揽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到桂林，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一时桂林成为一个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的城市。茅盾一到桂林，许多在桂林的朋友立刻到旅馆来看望茅盾夫妇，当中有田汉、欧阳予情、王鲁彦、盂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先到桂林的夏衍、金仲华等。
朋友们都希望茅盾能在桂林住下来。茅盾笑而不答。觉得在桂林先要观察一下国民党对自己到来的反映、态度。同时，3个月的长途奔波，茅盾觉得也要在这大后方“好好休整一下”。但茅盾夫妇此时正闹“饥荒”，无法在“旅馆”这样的地方居住，必须寻房子，才能在桂林“休整”。于是，茅盾夫人孔德沚开始在桂林到处奔波，结果，一个星期下来，毫无结果。茅盾更是束手无策。邵荃麟知道了茅盾窘境，把自己住的一间厨房清理一下，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厨房仅8、9个平方米的大小，仅容一桌一床，茅盾夫妇将要在这个简陋得再也不能简陋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桂林春秋”生涯。
茅盾刚刚安顿好，柳亚子闻讯赶来丽君路南一巷，参观茅盾的住处。走进茅盾夫妇那8、9个平方的房间，带着浓厚的吴江口音，连连叫道“转不开身，转不开身。”茅盾笑道，“这还是邵荃麟先生让出来给我们的呢，否则真要去住马路了。”
柳亚子临走，希望茅盾常去他那里玩，他住在一个仓库似的大厅里，非常宽敞。
后来，柳亚子和茅盾常常在一起谈诗谈史，吟诗唱和，成为茅盾在桂林的一个特点。
安顿好住处，茅盾一改以往的做法，即每到一地，就应付各种约稿，赶写短论和杂文。而是采取观望态度，怕写短文授人于柄。但不写文章，经济来源又受影响，妻子在等米下锅。因此，茅盾决定写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把香港战争前前后后的形形色色和花花絮絮写出来，茅盾后来回顾当时创作心境时曾说：“我试图给这个从未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小岛上的芸芸众生在15天战争中的各种面相画一张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