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下午，茅盾领着女儿沈霞、儿子沈霜急匆匆地赶到火车西站，赶乘火车去镇江。因为在战时，火车直到暮霭降临才开车，以避开敌机骚扰。
从上海到镇江，本来可以直开苏州、镇江，但因上海到苏州已被军车占道，客车要先到嘉兴，绕道到苏州，才能再到镇江。
火车在黑夜里咣咣地喘息着。茅盾和两个孩子挤在拥挤的车厢里，竟意外地碰到左翼文化人郑伯奇一家，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到西安去。
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半夜一点钟光景，才到嘉兴站，然后是走苏嘉路，朝苏州方向开去。（这一条苏嘉路是一条新建不久的铁路，后来被毁，一直没有修起来。）过苏州后，天就泛出鱼肚白，经无锡、常州，到镇江时，已是上午9点光景了。茅盾3人坐了一夜火车，带着疲惫的神色，直奔长江码头，买到当天下午去汉口的船票。下午，这艘挂着英国国旗的太古轮船公司的客轮，徐徐朝上游开去。两天两夜的长江航行，终于在10月8日到达汉口。茅盾3人上岸后，找到开明书店，竟意外地见到老朋友叶圣陶和章锡琛，茅盾让开明分店经理章雪舟买去长沙的火车票。
终于在10月10日中午到达长沙，陈达人已经在车站等候，黄子通也替茅盾的儿子女儿联系好长沙的两所名牌中学，即岳云中学和周南女中。在长沙短短的几天中间，茅盾在黄子通的陪伴下，专门应邀去湖南大学讲演；又会见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红色教育家徐特立先生。徐老先生此时正在长沙筹办中共驻长沙的办事处。茅盾事后回忆说：当时“我十分激动，因为徐老是我们在抗日战争开始第一个接触到的以公开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而这样身份的同志已有十年不见了。”自然，在生活、前途感到困难，要“逃难”这样的生活境遇里，见到与自己奋斗过并一直引为同志的人，能不激动吗？所以茅盾感到“一见如故”，两人倾心而谈。
在长沙安顿好女儿、儿子之后，茅盾便急急忙忙经汉口、杭州，又绕道绍兴，坐船回到上海。此时已是11月12日的掌灯时分了。为了送儿女去长沙，来回足足花了一个多月。而妻子则安排好家里一些东西后，天天在为丈夫的行程而担心，那天茅盾一路艰辛地回到家时，有一段回忆十分感人：
“11月12日上灯时分，我回到家中，只见德沚一个人抱着一只白猫坐在沙发里发呆，旁边的收音机沙沙地响着。她一见我就跳起来高叫：好了，好了，回来了，总算回来了。接着就是一连串的问题：怎样回来的？孩子们好吗？路上走了几天？吃过饭没有？又说，这几天把我担心死了。现在心里石头终于落下了。说完又急忙忙要去烧洗澡水。我说，先做饭罢，我一天没有吃了！她又奔到厨房，忽又返回说：刚刚广播，我军已撤出上海！”
茅盾及时地赶回来了，但上海也陷落了，成为孤岛，没有几天，上海的两翼嘉兴、苏州也沦为敌手。在茅盾的家乡，一支敌军从水路向西开拔，路过乌镇，放火烧了西栅的大批房屋，事后才知道，茅盾的外祖父家的房屋也毁于日寇的战火。但茅盾母亲却给茅盾来信，为了让儿子儿媳放心，特地说乌镇平安无事，这样可以让茅盾他们放心。同时叮嘱茅盾夫妇赶快离开上海去内地，对孙女孙子两个孩子在长沙表示不放心。一片慈母之心，令茅盾感动不已。
1937年12月5日，南京陷落后，茅盾夫妇便搬出信义村，住进法租界的一个公寓作难民，同时托人买去香港的船票。在等船票的当中，茅盾应巴金的邀请，回忆这次内地沿途见闻，记录下这大时代混乱的场面，这就是《苏嘉路上》等一些散文。
直到1937年12月底，茅盾和夫人孔德沚登上去香港的轮船，逃离了满街是火药味的孤岛上海，告别了曾经生活、工作和战斗过20年的上海。
第十八章香港之行
茫茫大海，孤舟远漂，失去了往年此时的热闹和欢笑，没有新年里那种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也没有声声入耳的恭贺声，阴霾的苍穹下，海天一色，分辨不出哪是天，哪是海，船窗外的拍浪声，一阵一阵地传来，冷冷地令人心寒。茅盾夫妇在这从上海出发去广州的船上，相对无言，船舱里的灯在轻轻地摇晃着，孔德沚望着身边的一堆行李，想起一双儿女，不无忧虑地对茅盾说：“德鸿，到长沙可能要半个月。”“顺利一些，差不多；不顺利的话，不够的。”茅盾抽着烟，回答道。茅盾心里在考虑到了长沙以后，怎么办？
现在南京陷落，国民党中央政府已迁往武汉。武汉的那些朋友现在怎么样？
因此，从广州到长沙，再可以去武汉看看。
经过三夜两天的颠簸，茅盾夫妇终于在1月3日到达广州。走上码头，发现码头上人山人海，大都是沿海一带南下逃难来的，拖儿带女，挑担提箱。
茅盾夫妇背着行李，好不容易挤上一辆三轮车，便直奔火车站，打算买当天的火车北上。不料，当茅盾夫妇气喘吁吁地赶到火车站时，一打听，去长沙的火车票早就没有了。“何时才有？”“不知道。”售票窗里掷出一句硬邦邦的话来。在外面照看行李的孔德沚听说没有买到票，急了，忙问茅盾：“怎么办？长沙那边在等我们呀！”茅盾望着广州火车站上这副人山人海的逃难场面，以及一个一个的宣传队，不无优虑地叹口气说道：“我们去找夏衍吧，让他给我们想想办法。”
夏衍此时正在广州《救亡日报》担任主编，已来广州一段时间了。于是，茅盾夫妇拖着行李，去西关长寿路《救亡日报》社编辑部找夏衍。正巧，茅盾他们去时，夏衍正在编辑部看稿子，骤见老朋友来，十分高兴，忙端上两杯茶，送到茅盾夫妇面前。
“路上辛苦吧？”夏衍问。
“还好，坐船慢些，但比火车、汽车轻松。这次来广州，是路过，想去长沙，孩子已经先在那边了。刚才去买车票，说早卖光了。所以想请你想个办法，买两张去长沙的火车票。”茅盾吹了吹茶杯里浮在上面的茶叶，直截了当地向老朋友说买车票的事。
夏衍一听，笑了，对茅盾说：“不急不急，买车票的事包在阿拉身上。
不过既然来了，在广州住上几天休整一下，而且我也正好要找你，请你帮忙给《救亡日报》写点文章，这也是抗战工作。住宿我来安排，嫂子你看如何？“
夏衍一口气说完，又征询孔德沚.
茅盾一听，急了，放下茶杯，连忙说：“我‘脱离’抗战有3个月了，现在实在无话可说，还是等我到了长沙以后再给你写吧。”
“写什么，由你定吧，《救亡日报》上的文章，你无论如何也得写。”
夏衍一边给茅盾倒茶，一边说。“你们坐一会儿，我去关照他们给你们安排旅馆。”夏衍放下水壶出门去了。
一会儿，夏衍回到编辑部，笑道：“我都安排好了，你们歇一会儿就去旅馆。”
茅盾无奈地笑笑，同意了夏衍的安排。
旅馆就在报社不远的地方，一会儿就到了。孔德沚一进房间，便把包里袋里的东西理出来，碗、盆、毛巾等——放在桌上。这时，茅盾忙阻止说：
“德沚，东西不要理了，放着明天再说，说不定复衍会送票子来，马上会走的。
你太累了，休息一下吧。“
“哪能休息，累倒不累，东西理好，明天走时也方便些，我第一次到广州来，你先休息一下，我到下面街上看看，广州的东西是不是比上海贵？”
孔德沚蛮有精神地说。
“也好，不过早点回来。”茅盾关心地补了一句。
孔德沚出门去之后，茅盾把夏衍那里拿来的几张《救亡日报》翻了一下，突然想起夏衍的要求，又想起几个月的所见所闻所思，涌到笔端，不一会儿，便在旅馆写了一篇《还不够非常》的短文。写完后，又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署上名，就放在一边。
这时，夏衍推门进来，告诉茅盾，车票已经让人去买了，明天能送来，估计起码要待三两天才能起程，让茅盾安心休息一下。同时还告诉茅盾：“在广州的几个朋友明天想和你聚聚，不知你以为如何？”
“好的。”茅盾想在这烽火连天的日子，朋友相聚是难得的，便不假思索地回答。又问夏衍：“哪几个在广州呀？”
“郭沫若、蔡楚生、欧阳山、林林、林焕平他们几位。”夏衍回答说。
“明天中午在新亚酒店。我会来陪你去的。”
“那好，你告诉他们，明天我一定去。”茅盾笑着对夏衍说。“噢，对了，你要的文章，刚刚我写了一篇，不知能不能用，你给斧正一下呀。”
夏衍惊讶又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说了一句“这么快？”便从茅盾手里接过稿子，看了一遍，连连说：“写得太好了，深刻深刻。”茅盾连忙摆摆手，说：“急就章，将就着吧。”
两人又说了些别的事，夏衍告辞了，临走，对茅盾说：“今天您早点休息，明天我来接你。”
这时，夫人孔德沚从外面回来，在门口碰见夏衍，忙说：“怎么就走了？
再坐一会儿吧，我买了些点心来，你也尝尝。“夏衍说：”不了，我已经坐了一会儿了，嫂子的点心，我下次再吃吧。“
第二天茅盾夫妇和夏衍一道去新亚酒店参加朋友聚会。在这战乱中相见，朋友们原先一些文字上的不快，早抛到九霄云外了，郭沫若和茅盾紧紧地握着手，茅盾问郭沫若：“什么时候回来的？”郭沫若大声地讲：“我是被他们的炮火送回来的。”
郭沫若还告诉茅盾，这次只身回国，那个日本妻子还在日本，她们可能有麻烦。他内心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她们母子们。但国家在哭泣，民族在遭难，自己已经无法安心在敌国国土上生活了。因此，躲过警视厅的耳朵，悄悄地回来了。
茅盾夫妇怀着钦佩的心情，听郭沫若叙述回国的经历。大家相聚甚欢，畅谈国事战事，情绪十分高涨。一直到太阳西下，才握手道别。
茅盾夫妇回到旅馆时，一个矮敦敦的、却显得十分精干的青年已在那里等他们，给他们送火车票来。这个青年叫叶文津，他已经在旅馆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茅盾：“票子已经买好，是8号的。”茅盾拿了车票，十分感谢。这时叶文津说：“8号那天，你们在旅馆等吧，我会来送沈先生的。”
1938年1月8日，茅盾夫妇在叶文津的帮助下，终于登上去长沙的火车。
而夏衍约稿的《还不够非常》也在这一天的《救亡日报》上发表。火车走走停停，4天后才到达长沙。
在长沙，茅盾住在长沙近郊，一个地名很有点诗意的地方——白鹅塘一号。这个地方是孔德沚的同学陈达人的家，此时，茅盾的一对儿女也寄居在此地，陈达人的丈夫黄子通是个教授，房子很大。所以，茅盾夫妇一下车就直奔白鹅塘一号。
茅盾到达长沙以后，下一步去哪儿？黄子通陈达人夫妇十分好客，他们希望茅盾夫妇在长沙过阴历年，在他们家里多呆几天。茅盾觉得再看一下形势，再定行止。
于是，他每天上街，看看市面情况，发现此时的长沙，已经有点抗战气氛了。一队一队的宣传队、募捐队，在街头出现了。《毛泽东传》、《朱德传》一类在上海禁售的书，也出现在街头书摊上了。拄着棍子的伤兵也在满街游荡。这一切，茅盾感慨万端。在长沙的那些日子里，他还专门去拜访一些文友。田汉、孙伏园、王鲁彦、廖沫沙、黄源、常任侠等。这些文友见茅盾也来长沙，十分高兴，专门为茅盾的到达举行了一个欢迎会，特地邀请徐特立先生参加。这些友人还告诉茅盾，许杰、朱自清也在长沙。茅盾后来又专门拜访朱自清。两人还一起渡江游览岳麓山。
此时，长沙文化界邀请茅盾在长沙“银宫”作了一次讲演。通过这次活动，茅盾认识了一个叫李南桌的文学青年。李南桌是个聪明绝顶的文学爱好者，与茅盾交谈几次后，深为茅盾赏识，并成为经常来往的“学生”。可惜李南桌在颠沛流离中死于非命。茅盾深为痛惜。
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茅盾决定去武汉探个虚实。2月7日，茅盾到达武汉，此时的武汉已是热血沸腾，歌咏队、宣传队、演剧队，到处可见。标语、彩旗、大规模的工人、青年、妇女、学生的游行，十分热闹。茅盾心里又勾起十年前的回忆，此时此地此境，1927年的武汉何乃相似！
对武汉这种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茅盾毕竟是见到过的。现在的茅盾已非十年前的茅盾了，没有那么多冲动了，更多的是冷静的思索。他想到了中共，走进了中共长江局（即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会见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自己受聘办《文艺阵地》杂志的打算计划，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活动方式，希望得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副主席听完茅盾的打算笑了笑，说，沈先生的打算很好，我们会动员作家支持沈先生，把刊物办得更好。后来指示吴奚如，凡是延安及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及老干部们写的文艺稿件，汇总长江局后，由吴奚如选择，然后交茅盾所编的《文艺阵地》发表。应该说，周副主席这个指示，是对茅盾的极大支持，在当时能享此条件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武汉，茅盾与生活书店谈妥办《文艺阵地》后，又去拜访老熟人董必武。董必武见到茅盾，十分高兴，问茅盾是否愿意在武汉工作，现在国共合作，如第三厅等，也许茅盾对十年前在武汉的经历还记忆犹新，表示还是去编杂志写小说的好。
董必武也非常理解茅盾的选择，说：“这也好，我会尽力向你提供有关反映敌后斗争的稿件的。”
有一次，茅盾与冯乃超相遇，冯乃超知道茅盾过去的经历，便问茅盾，“你想不想见见陈独秀？”茅盾一听，十分惊讶，“他在这里吗？”冯点点头，“我知道他的住址。”茅盾兴奋地说：“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十年不见了。”在冯乃超的陪伴下，茅盾去拜访陈独秀，十年不见，陈独秀明显地衰老了，他想不到会在这里见面，依然健谈，陈独秀高兴地对茅盾说：“我经常从你的小说里见到你！”茅盾请教他对抗战形势的看法，陈说，“武汉是守不住的，我们都得走。”又说“日本人一定会来轰炸武汉。”茅盾和冯乃超听了陈的分析后，不得不佩服地点点头。
所以，后来茅盾向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徐伯听提出，《文艺阵地》的编辑出版地点移到广州，认为印刷条件广州比武汉好。而且，汉口并不安全，敌人如沿长江逆水而上，武汉是守不住的。茅盾的潜意识里，十分钦佩陈独秀对战事的分析和见解。
在武汉那轰轰烈烈的日子里，茅盾依然冷静思考，写了9篇文章，对抗战文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抗战文艺的走向、趋势以及为抗战服务的形式问题等。
2月19日，茅盾回到长沙，向陈达人一家告别，偕妻子儿女于21日登上南下的火车，直奔广州。临行，张天翼给茅盾送来一篇给《文艺阵地》的小说《华威先生》。24日到达广州，住在珠江边上的爱群大酒店。一到广州，消息传出，夏衍、潘汉年、叶文津、欧阳山、草明、于逢、蒲风、林焕平、林林等朋友都陆续来看望茅盾。战乱年头，友朋相见，分外亲切。晚上，萨空了又来看茅盾，他准备将自己主编的《立报》移到香港去出版，想请茅盾去香港帮他主编《立报》的副刊《言林》，茅盾一听，说：“不行呀，我要在广州编《文艺阵地》。”
“这不矛盾，你可以同时编两种。《文艺阵地》是半月刊，字数不多，占不了你多少时间；《言林》只有2500字一期，你顺手就编好了。还有，你可以到香港去居住，那边环境也比这里安全，用不着天天躲警报。《文艺阵地》在那边编好，再送来广州印刷发行。不是也很好吗。”萨空了苦心劝说着。他又劝茅盾，这样编两个，生活上也可应付日愈高涨的物价。
茅盾答应考虑一下再答复。晚上和妻子商量之后，决定迁香港去生活，每月把编好的《文艺阵地》送回广州，而广州则把稿子信件及时送到香港。
萨空了知道茅盾同意后，十分高兴，并约茅盾一家一同去香港。
2月27日，茅盾携妻子儿女，到了香港，先住在九龙尖沙咀附近的一条街上，因为在电车路旁，不安静，后又迁到九龙太子道196号四楼。
暂时安顿以后，茅盾把孩子送进华南中学，然后，茅盾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始编辑《文艺阵地》和《立报。言林》。4月1日，《言林》复刊，茅盾在《言林》上开始连载《你往哪里跑》的长篇小说。这个小说，也是应萨空了的要求而动手的，写的是抗战题材，刚刚发生在上海的故事，暴露了8.13之后上海各阶层人士所持的不同态度，其中有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也有汉奸、投机商、托派分子等。这个长篇开始拟名《何去何从》，觉得太刺眼，怕引起麻烦，所以改为《你往哪里跑》。
茅盾这种边写边登的办法，还是第一次尝试。后来在《言林》上发表作品的，有不少知名作家：杜埃、林焕平、李南桌、黄绳、袁水拍等。不久，《言林》便成为茅盾在香港为抗日呐喊、助威的一个阵地。
在《言林》复刊编辑工作走上轨道以后，茅盾同时又投入编辑半月刊《文艺阵地》的杂志，因为有长沙、武汉、广州之行，茅盾对创刊号以及以后几期的稿源，充满信心，蛮有把握了。4月16日，创刊号《文艺阵地》出版，上面有叶圣陶从四川寄来的杂志《疏忽转到严谨》、老舍的《忠烈图》、董必武推荐陆定一的报告文学《一件并不轰轰烈烈的故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李南桌的论文《广现实主义》，以及林林、力扬、王亚平等人的诗作，一时蔚蔚大观。创刊号一出来，引起各方面的热烈反映，一炮打响！尤其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成为抗战文艺作品中“第一个典型人物”。
不料，一本深受读者欢迎的杂志，竟因印刷质量的不佳而困扰着茅盾这位大编辑家。在编辑这门学科里，茅盾建树颇多，而且多少年的实践，已经有一套丰富的经验，因此，茅盾打算通过关系在香港印刷，不料港英政府怕日本人而拒绝这本抗日杂志的印刷，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茅盾想到上海，想到内弟孔另境，与生活书店商量后，决定秘密送上海印刷，然后再运香港发行。这样虽然路途遥远些，但刊物质量就有保证了。
因此，《文艺阵地》从第四期起，由茅盾编好一期，托人带往上海，由孔另境送厂排印校对。茅盾在编辑上要求很严，一个标点，一个字都仔细推敲过，一篇选用的稿件，都批改得清清楚楚，“不让一个笔画难辨的字留下来。”所以，茅盾那段时间，经常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面对劈开的红色小山，遥控指挥——给孔另境写信，讲如何排版、改字等。
也是坐在太子道那个家里，为《文艺阵地》、为《言林》，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和作品，在香港这段时间，茅盾自己统计一下，短论20篇，书评30篇，还有长篇连载《你往哪里跑》。
1938年4月的一天，茅盾突然收到上海许广平寄来的信，讲到《鲁迅全集》的事，说原来与商务印书馆有过协议，商量好了。现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焚于炮火，他们不再承印了。请茅盾在香港与商务的香港分店接触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承印。
同时让茅盾去见蔡元培，请蔡元培为全集作序。4月19日，茅盾拜访在香港的蔡元培，蔡元培先生一口答应为“全集”写序和排印“全集”的事帮忙，并让茅盾去找香港分店经理。蔡元培说了个经理的名字，茅盾一听，笑了，原来这个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店的经理叫黄访书，是茅盾20年前在编译所时的小伙伴，同事。
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鲁迅全集》没有在香港印，黄访书与茅盾叙旧时十分热情，谈“全集”就哭丧着脸的情景给茅盾印象很深。《鲁迅全集》经过周折，后来终于在上海出版了，茅盾在其中也出了大力，功不可没。
后来茅盾被教育家吴涵真拉去，在一个中华业余学校义务讲课。专门讲授写作和讲解抗战文艺的现状和发展等。茅盾又多了一个宣传抗日主张的阵地。在香港这段岁月里，茅盾充分利用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建立起一个又一个阵地，为抗日战争作鼓与呼。
第十九章西北行
茅盾离开香港去新疆，完全是偶然的，也是被新疆督办盛世才的那种伪装所迷惑的结果。
1938年9月的一天，茅盾在香港一个小型的聚会上，碰到刚从新疆归来的大名鼎鼎的杜重远。杜重远因1935年5月的“新生事件”而被国民党判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监禁，因此名扬海内外。此时，他与茅盾一见如故，但谈的不是“新生事件”
的幕后新闻，而是他到新疆后的感受。杜重远充满激情地向茅盾讲述新疆的情形，他说：现在新疆的督办盛世才是他东北老乡，又一同留学日本。他推翻了金树仁的反动统治以后，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发展新疆，推动各民族的繁荣。盛世才这个人思想也很进步，北依苏联、东联延安，提出了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族平等的六大政策，他与延安方面关系不错，现在有一批延安过来或从苏联过来的同志在帮助他一起建设新新疆。“杜先生去过几趟了呢？”茅盾问。“去过两次了。
刚刚从那边回来，把工厂迁往昆明的事办妥以后，我还要去新疆。“停了一会儿，又说：”盛世才以为我在搞实业，想请我去担任建设厅长，不过我没有同意。不是我不会当，而是我以为要把新疆建设起来，首先要办教育，要普遍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要从培养干部着手。所以，我向盛世才建议让我去办新疆学院，学院的林基路已下到县里当县长去了，学院没有人去负责，所以盛世才也赞成我去搞教育。“
杜重远说到这里，目光里露出自傲自信的神色，兀自笑了起来，问道：“沈先生你看我能办教育么？”茅盾也笑起来，“能，能，凭杜先生的热情和事业性，一定能办好。”茅盾笑过之后说。
杜重远连忙摆摆手，说道：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想借新疆学院，集中一批人才为新疆的建设服务。在重庆的生活书店总经理张仲实已经答应去新疆教书了，不知沈先生能不能帮助推荐一些人去那边。“茅盾说：”教书应当从大学里去挑，不过，新疆自古是化外之地，我认识的那些教授未必愿意去。“
杜重远一听，点点头，感叹道：“如果能请到您这样的名作家去新疆，号召力就大了，可惜你在编《文艺阵地》，不然，盛世才一定会设宴欢迎的。”
“也许有一个人愿意去。但他不是教书的。”茅盾瞥了一眼其他桌上那些高声谈笑的朋友，说。
“谁？不是教书的也可以。”杜重远露出一副急切的神情。
“萨空了。”茅盾告诉说。
“哈哈哈”杜重远笑了起来。“空了的处境我知道，他已经答应去新疆帮忙了，《新疆日报》正缺一个内行的领导人呢。”
茅盾一听，也笑起来了。
后来，萨空了辞去《立报》的工作，去新疆了，并为《新疆日报》采购了不少设备带去。他知道茅盾有离开香港的念头，便来劝茅盾也去新疆，“住得惯，住两年，住不惯也就出来。”茅盾表示再想一想。萨空了看茅盾有些松动，又让杜重远亲自来劝茅盾去新疆，并给了茅盾一本宣传新疆的小册于。
茅盾一看书名，是《三渡天山》，作者竟是杜重远。
茅盾看了这本小册子，又听了杜重远、萨空了的介绍，仿佛觉得新疆是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政治清明，人民幸福，各族人民热气腾腾地建设新新疆。
所以，当时左翼人士私下把新疆当作第二个延安。可以想见新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了。
于是，经过左思右想，茅盾决定率全家去新疆，当把这个想法告诉杜重远之后，杜重远很快便寄来了督办盛世才的正式邀请电报。茅盾把《言林》交给杜埃，把《文艺阵地》交给了楼适夷，于1938年年尾离开香港，登上轮船，开始漫长而心焦的从东南到西北的旅途。
1938年12月20日，茅盾一家和杜重远的内弟侯立达及杜重远公司的一位职员，乘上名为“小广东”的法国邮轮，取道越南海防，登上去河内的火车，一路颠簸，直到12月28日上午到达云南昆明。
因为云南文协分会的朋友从杜重远那里知道茅盾要到云南来，车到昆明，认识的穆木天、施蛰存、马子华等文艺界朋友早已在车站迎接茅盾了，云南文协分会负责人、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也亲自到车站迎接。
茅盾一家下榻的西南旅馆，是文协早安排好的昆明第一流旅馆，在昆明护国路上。去兰州的飞机要等到下一周才有，所以要在昆明停留几天。当时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许多从北平、上海等地来的文化人，都住在昆明。因此，茅盾一到，立刻成为昆明文艺界的一件大事，由此而来的日程也被那帮朋友们排得满满的。28号晚上，文协云南分会举行为茅盾洗尘的晚宴，正在昆明的朱自清、沈从文也出席晚宴。第二天，茅盾又出席文协分会的茶话会，下午又有朋友到茅盾下榻处访问叙谈。
30号上午顾颉刚来看望茅盾。31号茅盾去西南联大拜访朋友。真是忙得不亦乐乎。1939年元旦，茅盾一家在云南文协分会楚图南的陪同下，游览了昆明西山龙门，并荡舟滇池。第二天，又参加了文协的新年联欢会。3日应联大朋友的邀请，在西南联大座谈。4日去云南大学至公堂演讲。在昆明那几天的日子里，茅盾心情特别好，整天地奔波，毫无倦意，还从抗战文艺大局出发，在文艺界朋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促使在昆明的当地文化人与外来户文化人之间的合作。春城昆明的旖旎景色，战乱时期那种相见时难别亦难的心绪，使茅盾抛却了往日种种不快，全副心血地投入民族解放的大业中。
1939年1月5日，昆明阳光灿烂，碧空万里，暖烘烘的阳光，洒在这战时平和的名城大地上，有如阳春三月，滇池里波光粼粼，风和日丽。茅盾一家和萨空了夫人金秉英及两个女儿，一起登上去兰州的飞机。楚图南等文协云南分会的朋友前来送行，大家握手相别，期待着下一次见面和畅叙。
飞机直冲蓝天，茅盾倚在舷窗口，望着机翼下如画如诗的云南大地，山峦起伏，江湖如镜似练，在如絮白云下缓缓地蠕动着。飞机在成都停留时，身材魁梧的张仲实也走上了这架飞机，他也是应杜重远邀请去新疆，正好与茅盾同行。
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4时50分，飞机降落在兰州机场。茅盾一走出机舱，一阵寒风平地袭来，呼啸的西北风，茅盾还是第一次领教。尤其是从西南温暖如春的云南过来，更觉这黄土高原的寒冷。
在瑟瑟发抖的寒风里，茅盾一家、张仲实、金秉英等一起住进当时兰州颇像样的南关外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等待进新疆的飞机。
这个兰州城里最好的招待所，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地方，进门是个小院，左边墙脚下有几墩花坛，右边是一排新建的平房，约五至六间，室内是地砖，上面没有天花板，一眼可以看到屋顶；正面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楼楼房，楼上楼下各五间，一个外走廊，可以看院内的一切。茅盾他们就被安排在楼上。
开始，茅盾以为在兰州也像在昆明那样，呆上5—6天，就可以去新疆了。
不料，一天二天过去了，去新疆的飞机消息迟迟没有来，因此，茅盾只好耐心等待。
兰州没有昆明那样热闹，也没有昆明那样繁荣，据说当时兰州城里最高的建筑也只有两层楼，而且白天一阵风吹来，遮天蔽日，黄土灰尘飞扬。因此，平时大家很少出门。住进招待所不久，茅盾他们发现有两个青年女子也在招待所住着，一个学生模样，一个看上去年纪稍大一些，穿戴也较时髦。
她们的行踪，开始引起了孔德沚、金秉英她们一阵恐慌。不过茅盾和张仲实觉得不必多虑，所以就坦然了。
茅盾他们到达兰州的消息在报纸上刊出以后，陆续有人来拜访，不过没有在昆明那样热闹。年轻的兰州生活书店的经理薛迪畅第一个来到招待所，当茅盾问起兰州的情况后，薛迪畅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兰州文艺界的凄凉情况。他告诉说：兰州没有文化界的组织，文协甘肃分会还没有成立，第三厅派来了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几个人，正在筹备文协，但终因人少，也没有结果。
刊物是有一个，叫《现代评坛》，团结了十几个人，半个月一期，每期500份，也是勉强维持。茅盾听后，也感觉到西北地区发展抗战文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了。
后来，薛迪畅又带了几个当地文学青年来见茅盾，其中有《现代评坛》的编辑赵西。茅盾在与这些文学青年谈话中，希望他们与第三厅的战地文化服务团的同志合作，共同筹备文协。并对《现代评坛》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坚持下去，表示赞赏。
他们则向茅盾讲了不少甘肃、兰州文艺青年的思想。
后来，应赵西他们要求，茅盾在兰州萃英门的甘肃学院作过两次讲演。第一次的讲题是《抗战与文艺》，第二次是《谈华南文化运动的概况》，介绍华南各地的文化工作者开展文化运动的方法，如上海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广州的文艺通讯网运动，香港举办业余学校等。给甘肃文艺界带来了一阵春风。
除了这两次讲演，在兰州没有人来约稿，也没有热闹的宴请，因此茅盾闲来无事，白天就逛书店、逛商店，买了一批二、三十年代的书，整整装了一木箱！茅盾估计飞机一时走不了，并且新疆驻兰州办事处，也是个不于实事、作作样子的地方。
自然也解决不了茅盾进新疆的交通工具。所以茅盾便从书店里弄来一本俄语书，让张仲实教俄语。茅盾学得非常认真。
有时，吃过夜饭，没有事，茅盾他们便踩着寸许厚的浮土，去市内观光。
走在这兰州街道上，空气中飘来丝丝腥臭味，茅盾他们觉得奇怪，陪同的薛迪畅告诉说，这是兰州城里老百姓用于牛粪烧炕取暖，所以有这腥臭味。
当时兰州唯一有名的景点是它的黄河大桥，这是黄河上第一座铁桥，所以很有名。茅盾他们白天没有事儿时，就去那里观看，并从桥上走到黄河对岸，又沿着对岸的山脚下，朝下游走上百多公尺，再坐羊皮筏子回来。
时间一晃，春节到了，大年三十，招待所经理招待旅客吃年夜饭。春节过后，兰州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这时，前天刚来过的老熟人胡公冕来了，他曾在杭州一师当过体育教员，与陈望道是同事，后来做过蒋介石的卫队营长，清党后给个闲职。
此时他正在兰州。今天他踏雪来访，也主要是来叙旧。
和茅盾聊了一会儿过去的人和事以后，胡公冕忽然问茅盾：“老兄为何这次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去新疆？”
“是那边发来邀请。”茅盾把前前后后的经过说了一遍。
“我接触到的人都说，新疆去不得，那地方很复杂，进去不容易，出来更困难。”
胡公冕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说。
“能否具体些？”茅盾希望听得仔细些。不料，胡公冕说：“这是听人家说的，具体也讲不清楚。”
这是茅盾进新疆途中，第一次听到劝进疆要慎重的话。
有一天，西北公路局长到招待所来看望茅盾。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自己也姓沈，并和茅盾的胞弟沈泽民是南京同学。茅盾一听，忙问道：
“真的？和阿二同学？”
因为自泽民牺牲之后，有不少熟人一碰到茅盾，就讲起沈泽民，为他的牺牲而扼腕叹息。不料在西北黄土高原上，也有泽民同学，感慨万端。茅盾一边给沈局长倒茶，一边说：“泽民南京读书时，我也去过你们那个学校，不过我不是读书，我是随一个老先生去南京图书馆查资料编书，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沈局长对沈泽民在学校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描绘得有声有色，沈局长是个健谈而且开朗的人，和茅盾、张仲实他们虽然初次见面，就一见如故，更因和茅盾弟弟同学这一层关系，显得更亲近。如此来过几次，沈局长倒成了茅盾、张仲实的常客，沈局长一来，大家就谈笑半天，打发了等飞机的那种寂寞。
有一次，沈局长来了，说到新疆风土人情时，沈局长敛起笑容，郑重地问茅盾：
“沈先生去新疆有把握么？”
茅盾一听，感到愕然。
“你们有把握进去，有把握出来吗？”沈局长以为茅盾没有领悟，又补充道。
“有什么情况吗？”茅盾敏感地问。
“噢，情况倒没有。只是兰州的人都说，新疆自古乃化外之地，从前进去的都是冒险家和亡命徒，不管在那里如何飞黄腾达，最后都葬身异域，没有几个跑回来的。”沈局长说到这里，停了停，又说，“盛世才上台以后，情形一变，把新疆封锁起来，里面准确的消息一点也传不出来，只是听说照样乱得很，你们这样贸然进去，不是太冒险吗？”
茅盾一听，笑道：“杜重远进去三次都出来了，你看过他写的书吗？”
“看过，不过我们这里的人都不相信。”沈局长一脸认真他说。
“以沈局长之见呢？”茅盾问道。
“您至少应该把家眷留在内地，单身前去，这样将来也有个脱身的借口。”沈局长深思熟虑地说。
“谢谢沈局长的好意，我们会留心的。”茅盾一边给沈局长续茶水，一边表示感谢，觉得沈局长还是十分真诚的。
困在兰州的茅盾一家和张仲实、金秉英等都十分焦急。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飞机的确切消息。所以，茅盾一度想沿河西走廊进新疆，因为汽车比飞机好找。
又过了十多天，茅盾他们一行终于被告知：有一架从兰州到哈密的飞机可以搭乘。杜重远也来电报，对茅盾他们劝说道，从哈密到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的交通工具容易解决。
2月20日，兰州洁净的天，万里晴空。茅盾一家和张仲实、金秉英及其孩子，登上了翘首盼望已久的飞机。轰鸣中朝西飞去。终于上路了，一颗等待得焦急的心，放下了。忽然，飞机抖动起来，困乏的茅盾，睁开沉重的眼皮，朝弦窗口望去，机翼下是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和沙漠，高低起伏，沙海金浪，十分壮观。山峦低处偶尔看见一、二土堆，那是当地农民的住户。高处是山，一片苍凉和焦黄，仿佛是一幅年代久远的国画，铺展在西北大地，又仿佛是一盘黄沙堆垒的模型。
“沈先生，这是星星峡！”与茅盾他们同机去新疆的新疆土产公司经理，从后座伸过头来，告诉茅盾。茅盾朝机翼下望去，原来是南北走向的山峦中间，有一个豁口，旁边有几间土屋。就这么普通的地方，竟是当时进新疆的唯一通道！
飞机到哈密后，新疆盛世才派来迎接茅盾他们的汽车，也随后到了。茅盾他们对千里迢迢赶来迎接他们的副官，表示感谢，副官笑道，督办和杜院长都非常欢迎沈先生和各位早日到新疆，但路上很辛苦，所以一定要我们照顾好沈先生、张先生。
于是，茅盾一行在一个副官陪同下，经鄯善、吐鲁番，穿天山，过达板，于3月11日到达迪化。
茅盾、张仲实即将到达迪化的消息传到盛世才的督办公署，盛世才立刻命令卫队随他出门，郊迎二十里，欢迎口里来的名作家、名教授。身材魁梧、浓眉方脸、留着口髭的盛世才，校呢军服外面披着黑色斗篷，在卫队的护卫下，满脸笑容，而又恭谦地欢迎茅盾一行。
茅盾和盛世才握手之后，笑道：“我们来新疆工作，有劳督办亲自迎接，实在不敢当！”
“哪里，哪里！您是文豪，张先生是专家，这次万里迢迢来新疆工作，是我们新疆百姓的荣耀。前几天，重远给我送来一些您的著作，我连夜拜读了，真是了不起啊！”盛世才也一脸和气地寒暄着，仿佛不像一个慓悍的军人，而是一个学者官员见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哪里！哪里。”茅盾和张仲实都不约而同地谦让着。
“这次来新疆工作，让你们走了那么多时间，受累了。真对不起啊。”
盛世才又说。
“没有什么，对大西北风土，我们还是第一次领略呢，挺新鲜的。”金秉英在旁边插嘴道。引得盛世才和茅盾他们都笑起来。
“沈先生、张先生，外面冷，上车吧。大家上车吧。”盛世才怕茅盾他们站在外面冷，便让进车内。等茅盾他们都上了车，盛世才自己钻进那辆小轿车，在两辆卡车卫兵护卫下，加上茅盾他们两辆车，一路浩浩荡荡地向城里开去。
迪化市内的典型的伊斯兰教的民居和平坦、干燥的马路，墙上那“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民平”的六大政策的标语，把迪化城的气氛营造得欣欣向荣。
那种安宁又热烈的气氛，使新来乍到的茅盾、张仲实的原先的疑虑顷刻消掉。
第二十章风雨天山
盛世才热情地亲自把茅盾一家送到早已准备的住宅——迪化南梁一个狭长的大院内，茅盾住在大院坐北朝南的一排平房内，平房有5间，一大4小，有地板。窗户为了御寒，用了双层玻璃窗。盛世才恭恭敬敬地陪茅盾他们进去看了一圈后，指了指一个约三十多岁的军官，对茅盾说：“沈先生有什么事，找这位卢副官长就行。
他是专门照顾新疆高级首长的，叫卢毓麟。“
茅盾微笑着，点点头。客气一番，感谢盛世才的周到。
送走盛世才以后，卢毓麟告诉茅盾，督办非常欢迎沈先生的光临，来新疆工作是盛督办六大政策深得人心的体现。最后又说：“生活上，督办已经安排好了，专门给沈先生配了一个厨师，一个工友和一个挑水的伙夫，由他们负责沈先生一家的生活起居。还有什么不方便，请沈先生告诉我。”茅盾一听，忙说：我还没有给新疆做什么贡献，就给这么高的待遇，不敢当不敢当啊。“
卢毓麟一听，笑道：“沈先生也不必介意。您是厅长一级的首长，就有这样的待遇。我们这里都一样的。”
茅盾也就没有说什么。
“噢，还有件事，明天晚上督办要举行欢迎宴会，欢迎您和张先生的光临。我会派车子来接你们的。”卢毓麟说。
第二天下午，太阳西下，美丽的斜阳，使博格达山峰上的积雪更加雄伟壮丽，茅盾夫妇和张仲实等一行坐着督办公署派来的汽车，直驶督办公署。
督办公署是个威严、神秘的地方，古色古香的大门，此时正门洞开着，进门是一排宽敞的平屋，是督办所属7个处办公的地方，穿过这个大堂屋，是盛世才办公的花厅，是一般很少有人涉足的地方。
不一会儿，到了督办公署。盛世才在门口恭候茅盾他们的到来。并把茅盾他们迎进自己的书房，让他们参观自己的藏书，在书房里，茅盾惊讶地发现盛世才藏书还十分丰实，而且还有不少在上海、香港看不到的马列著作。
随后，省政府的各厅厅长都陆续来了，盛世才以他特有的微笑，把茅盾介绍给前来赴宴的厅长。在宴会上，茅盾见到大革命时代的同事毛泽民，现在改名周彬，担任财政厅长。还有一位双腿自膝盖以下已经截去的教育厅长孟一鸣。后来得知他也是从延安来的，原名徐梦秋，是沈泽民在苏联的同学。
这一天，杜重远也特别兴奋，和盛世才他们谈兴甚浓。
事后，盛世才任命茅盾为新疆学院教育系主任，张仲实为经济系主任。
又让茅盾组织筹备新疆文化协会，并让茅盾担任委员长，张仲实为副委员长。
当时盛世才曾非常诚恳地与茅盾谈话：“新疆14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文化促进会，这些文化促进会由教育厅兼管，但又管不过来，所以我早想成立一个全新疆的总的文化协会来统管这些促进会，但一直没有合适人选。现在你们两位光临新疆，又是全国文化界的权威，正好是领导全疆文化建设最理想的人选。”
茅盾表示情况不熟悉，担心开展工作有困难。盛世才笑了，说道：“这点我也替你们想到了，我已经给你们物色个助手，叫李佩珂，让他担个副委员长，兼任秘书长。如何？”
茅盾和张仲实表示赞同，并感谢督办的周到。茅盾末了又说：“关于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和要求，督办有什么指示。”盛世才想了一下，干脆地说：
“你们先立个章程，订个一年计划，我想最好能尽快编出一套符合六大政策精神的小学教科书来。”茅盾和张仲实一听，觉得盛世才在这方面的思路非常清晰。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在与毛泽民、孟一鸣等厅长的接触中，茅盾私下向他们打听新疆的真实情况。
以便决定自己的工作原则和方针。毛泽民告诉茅盾，盛世才与中共有过协议，但盛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周围有一批亲信。还说，盛世才对中共派来的干部奉为贵宾，但不交心。后来，中共延安方面来的孟一鸣和茅盾私下谈的时候，曾告诫茅盾：“多观察，少说话，多做事，少出风头。”所以，茅盾在新疆期间，孟一鸣成了茅盾的智囊人物，碰到什么问题，都和孟商量。
盛世才是东北辽宁开源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曾到广东韶关武备学堂任职，曾任教官，科长之微职。其人深谙政治权术。在当科长时曾私下里对其老友赵铁明讲过：“吾必远到边区，另造一个局面，将来或作一东亚红军总司令，亦未可知，不然我就找一老朽长官，假意忠诚，待其死后继承其权利，或认某蒙古王公大人干爸爸，待其死后袭其王公爵位。”后来1930年到新疆，1933年4月12日新疆政变，盛上台，为盛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舞台。并出现不少关于盛世才常胜将军的神话，但当时新疆军阀之中，唯有盛世才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却是事实。执政以后，他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帮助下，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平息了叛乱，因此，赢得不少人的拥戴。
茅盾来到新疆，盛世才奉为上宾，礼节周到，敬重有加。因此，连“四一二”
的所谓“四月革命”六周年庆祝大会，茅盾也在检阅的官员之列。
茅盾一到新疆，热情甚高，除了参加盛世才一些社会活动外，也写了不少歌颂盛世才，歌颂四一二所谓四月革命的文章，同时也应邀去一些单位作演讲。4月12日，茅盾在庆祝四一二大会上，作了抗战形势与新疆建设的讲演，并在《新疆日报》发表《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一文。5月份，茅盾应新疆妇女协会副委员长的邀请，到女子中学讲《中国新文学运动》，讲演稿后来发表在《新疆日报。女声》第十二期上。5月9日，又到新疆学院讲《五四运动检讨》，讲稿发表在校刊《新芒》杂志上。这时，《新疆日报》副总编找上门来，希望茅盾能到报社去作一次讲演，讲讲自己的创作，像《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推辞不掉，便答应了。同时还答应替《新疆日报》写文章。
茅盾又是写文章，又是讲演，忙得不亦乐乎。不料，这引起了新疆一些人的不快。当孟一鸣把这个消息告诉茅盾时，茅盾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孟一鸣说，“你是新官上任，热情高，到处去讲演，又写文章，又编剧本，可有的人心里却不舒服。”
“可我做的都属文化启蒙工作性质的工作，又没有涉及新疆的政治，究竟触犯着他们什么啦？”茅盾忿忿然地辩解道。“是的，你没有触犯着他们什么。但是，你做的工作反衬出他们的无能，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从背后向你放冷箭是不足为奇的。不过你还是小心点好。”孟一鸣见茅盾那着急的样子，笑了，又宽慰道。
“想不到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却要同这种小人斗法，实在犯不着，我以后一不讲演，二不写文章。”茅盾向隅冷笑。
“哪里的话，文章还是要写的，你是大作家，一点不写怎么说得过去？”
孟一鸣呷了一口茶，敛起笑容，认真地说。
过了一会儿，茅盾说：“那是气话，您说得极有道理，今后盼多点拨提醒。”
孟一鸣走后，茅盾觉得新疆并非是一般的地方，许多事情引起茅盾深思：
一些干部的闪烁其词，一些人的飞扬跋扈，自己讲演写文章，遭到妒嫉，都是极不正常的。但当时盛世才的反共嘴脸还未暴露，对茅盾、张仲实还是礼貌有加，十分周到。暑假来了，本来，茅盾和杜重远他们约好，去新疆伊犁考察，临走时，盛世才把茅盾留下，要茅盾和王宝乾一起，陪英国在中国的总领事去游玩。因此，茅盾陪着总领事游玩了庙儿沟和位于博格达山峰的天池。在那里，茅盾领略了新疆地大物博的风情！
在这之前，盛世才把茅盾和张仲实找去，告诉他们，赵丹等一批青年要来新疆工作，向茅盾他们打听赵丹的情况。茅盾觉得自己进疆，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但外界对新疆的情况不了解，想象的成分比较多。所以茅盾并不主张赵丹他们来。因此当盛世才向茅盾他们打听赵丹他们情况时，茅盾说：
“我不认识这些人，赵丹好像是个电影演员，其他人大概是演话剧的。这些人都是住惯大城市的艺术家，恐怕过不惯新疆的生活。而且他们来了，除了演戏，也没有更多的事可做。”张仲实也说：“也许他们是凭一时热情，这里的艰苦会吃不消的。”盛世才一听，点点头。又问：“杜院长认识吗？”
茅盾和张仲实相互看了一下，说：“大概也不会认识。”
这时，盛世才对茅盾说：“二位讲得有道理，那就麻烦沈先生代拟一封回电，告诉他们这里条件艰苦，劝他们不必来了。”
于是，茅盾拟了个电报，劝赵丹他们，“新疆条件艰苦，要三思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