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主编一职由你来担任。“茅盾一听，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是被戴上红帽子的，我当主编，不过三天，老蒋的手下就找上门来了，还是另找一个不被他们注意的。你本来是《小说月报》的主编，由你来担任，倒名正言顺，可是你又在北平教书。“郑振铎一听，也觉得有理，便说：”如果是这样，我只能顶个虚名，帮忙拉拉稿子，实际办事，总得在上海找一个人。“
“谁合适呢？”茅盾也沉思起来。
“傅东华怎样？”郑振铎像发现什么似地说。
茅盾一听，沉吟一会儿，说：“人倒还合适，不过他会答应吗？我怕他舍不得丢开商务这个铁饭碗。”
“那我先动员动员再说，其他的事，您多费心再考虑一下。怎么样？”
郑振铎自告奋勇。
过了两天，郑振铎来告诉茅盾，傅东华已经同意担任主编了，出版《文学》的书店也找到了，生活书店愿意出版。茅盾一听，也非常高兴，便和郑振铎一起研究编委名单，除茅盾和郑振铎之外，还列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洪深、傅东华、徐调孚等。后来傅东华又要一个年轻人来协助他编辑，于是请黄源来协助编《文学》杂志，等筹备完毕，郑振铎便回北平教书去了。
《文学》杂志终于在1933年7月1日创刊，发行后立即受到欢迎。4天后又再版创刊号，一个半月后，已经再版4次，可见欢迎程度。
《文学》是继《小说月报》之后，抗战之前，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大型杂志，为办这个杂志，茅盾不仅是个主策划人，而且又是一个撰稿人，他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又发表了不少好作品。
193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刺骨的北风紧刮着。茅盾正在灯下看《文学》的稿子，突然传来咚咚的叩门声，夫人孔德沚出去开门，原来是鲁迅家里的女佣送信来。信是鲁迅写给茅盾的，信中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约明天午后×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
第二天，茅盾按约准时来到咖啡馆，鲁迅已在那边等候了。刚进门坐定，茅盾便问鲁迅：“大先生，那边谁来了？”
“成仿吾。”鲁迅正在抽烟，掸了一下烟灰说。
“谁？成仿吾？”茅盾有些疑惑。因为茅盾虽与成仿吾等创造社朋友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却从未见过面，前两年又听说他去苏区了。
“不会错的，他去找过内山，内山认得他；还有郑伯奇也要来，他们是熟人。”
鲁迅见茅盾有些疑惑，解释道。
正说着，郑伯奇来了，大家寒暄过后，郑伯奇告诉茅盾，他已见过成仿吾。这时，咖啡馆门口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郑伯奇忙起来招呼，原来这就是成仿吾！茅盾和鲁迅都是第一次和成仿吾见面。
成仿吾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说自己是从鄂豫皖苏区过来的，是到上海来治病的。问鲁迅能不能帮他找到党方面的朋友。鲁迅沉吟一会儿，说“可以，你来得正是时候，过几天就不好办了。”并记下成仿吾的住址。
成仿吾敛起笑容，对茅盾说：“沈先生，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今天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令弟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病故了。”
“什么？不可能！”茅盾猝不防成仿吾会带来这样一个消息，心骤然缩紧，脱口否认这个事实。
鲁迅和郑伯奇在一边也惊呆了。
“那边的环境太艰苦了，担任鄂豫皖边区中央分局委员、苏区省委书记以后，泽民的工作十分繁重，他身体本来单薄，肺病又复发了，加上在那里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就支撑不住了。”成仿吾又说。
“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呢。”茅盾心头像塞了一块东西似的，说不出话来。
“11月20日牺牲的，大概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成仿吾说。
4个人都默不作声，呆坐在那里。这时，鲁迅打破了这压抑的气氛，站起来说：“没有别的事，我就先告辞了。”茅盾也站起来，向成仿吾告辞，“仿吾先生，我也走了。”
茅盾和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步行回家。途中，鲁迅问道：“令弟今年三十几了？”“虚岁三十四。”茅盾戚然地回答说。“啊，太年青了！”鲁迅转过身来，无限惋惜地说。
又走了一阵，茅盾想起成仿吾的事，问鲁迅：“你说的党方面的朋友是指秋白吗？”鲁迅点点头，说“秋白几天以后就要去江西了，所以我说过几天就不好办了。”
“这件事我让德沚今天晚上去通知之华，你就不必自己去了。”茅盾说。
鲁迅说：“也好，那就拜托你了。”
第二天，茅盾才把泽民去世的消息告诉夫人孔德沚，并叮嘱她不能让母亲知道。
德沚听到这个消息，眼泪潸然而下，连声否认“假的假的，谣言！”
她待这个小叔，像亲弟弟一样，泽民的聪颖和好学，泽民的进步和外出，都让这位嫂嫂牵挂。去苏区之前，来家里告别的情景，还像在昨天一样，怎么突然会去世呢？孔德沚从痛苦的思绪中拉回来，抬起泪眼：“琴秋呢？”
茅盾闷头抽烟，见夫人问，就说：“琴秋随部队走了，不在鄂豫皖。”
“这怎么可以呢！她为什么不留在身边照顾他？”孔德沚一听，火来了，叫道。
“大概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茅盾吐了一口烟，说了一句。
“难道留在那边就不算革命工作的需要？”德沚悲恸而又激动地叫着。
茅盾没有再说什么，苦笑一下，又提醒夫人：“不要让妈妈听见了。”
这时，孔德沚才平息下来，低声抽泣着。
过了几个月，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有一天，茅盾母亲突然问茅盾：
“阿二怎样了？”“很久没有接到他的信了，邮政不通，但听人说，他身体还好。”茅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口回答。
这时，茅盾母亲一脸严肃地说：“你不要瞒我了，告诉我吧，我不会难过的。”
说着从藤椅坐垫下面拿出一张国民党办的小报，递给茅盾。茅盾一看，上面有一则消息：沈泽民在鄂豫皖苏区死了，他的哥哥最近在上海某大佛寺里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
茅盾知道母亲已经知道，只得告诉说：泽民真的死了，是得病死的，“不过说我请和尚念经则是国民党小报造的谣。”
茅盾母亲眼睛有些湿润，过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我不会难过的，阿二从小身体单薄，三岁那年得一场大病，死里逃生，活到了现在，总算还做了一点事情。我就当作他小时候那场病死了，也就想开了。”
茅盾听到这里，大为感动，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过了元旦的一天，瞿秋白突然出现在山阴路大陆新村三弄九号茅盾家里。秋白是来向茅盾辞行的。“沈先生，我已接到通知，就要去那边了。”
言辞间，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愫。
“什么时候走？”茅盾没有想到这么快。
“近几天就走。”
“东西部准备好了吗？之华去不去？”茅盾神情中流出一种孤独的凄然，问道。
“准备好了，之华组织上没有批准。”秋白讷讷地说，也有些怅然。
在谈到泽民牺牲的时候，秋白神情怆然地说：“前年泽民去鄂豫皖时，曾与他长谈过，我们曾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上海相会，谁料那一夕谈竟成永诀！”泽民与秋白是好友。
讲到文艺上的事时，秋白不无惋惜地说：“沈先生，看来，只有等到革命胜利后，我再来弄文艺了。”
茅盾送走秋白，独自伫立在门口，凛冽的寒风吹来，茅盾感慨万端，在这革命的岁月里，文化上奔忙，胞弟的献身，朋辈的聚散，何日是云开日出，光明重来？！
第十五章夹缝中的努力
正当茅盾和郑振铎策划创办的《文学》首战告捷后不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召集出版商和杂志主编开会，提出今后不准出版和发表“反动”
书刊和文章。书籍杂志和原稿要预先审查以后才得发表或出版。茅盾听到这个消息，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又要对进步文化进行围剿了。
不久，《文学》编辑傅东华来找茅盾，说：“据说生活书店出的《生活》月刊和《文学》月刊都在被禁之列。”茅盾心里一怔，果然不出所料“消息可靠吗？”
傅东华说：“我再去探听探听。”说完，又行色匆匆地走了。
过了两天，傅东华又来找茅盾，告诉茅盾说：“国民党市党部提出三条继续出版《文学》的条件，一是不采用左翼作品，二是为民族文艺努力，三是稿件送审。”
茅盾听完傅东华的话，脸色严峻地说：“他们是逼我们。用送审办法来压我们杂志。”
没有几天，通知来了，除了从第二卷起，每期稿子要经过检查官的检查通过，才能排印外，版权页上还不能笼统署“文学社”名称，而署主编姓名。
1月8日，茅盾通知刚刚从北平到上海的郑振铎，一起去找傅东华商量研究对策。商量结果，决定从第二卷第三期开始，连出四期专号，即出翻译专号，创作专号，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以对付国民党检查官的检查。茅盾这个办法，实际上是借用自己十多年前编《小说月报》出专号的办法，不过那时不是为了对付检查。商量以后，茅盾他们立即在《文学》二卷二期发一个广告：“今后的《文学》连出四大专号，预定概不加价。”
在这之前，为了更巧妙地与国民党检查官斗争，茅盾他们召开编委会，决定版权页上改署傅东华、郑振铎名字，主编由傅东华实际负责，茅盾则退入幕后。所以，当出专号的打算决定以后，茅盾和郑振铎曾专门去鲁迅那里汇报，鲁迅听了茅盾他们的打算，认为这是目前应付敌人压迫的可行办法，表示赞成，但对四个专号以后《文学》能继续出下去，表示怀疑，认为国民党的压迫只会愈来愈烈，出版刊物、写文章也只会愈来愈困难。“他们是存心要扼杀我们的。”鲁迅末了补了这么一句。
不料，鲁迅的担心，在《文学》登出广告之后，在上海那些小报上出现了。这些小报造谣说：《文学》内容“与前完全不同”，并说：《文学》出二期翻译专号，一期中国文学专号之后，即暂停刊，其原因即为补足订户。
茅盾、傅东华他们见到这个谣言，十分气愤，又立即在《文学》翻译专号上登个辟谣启事，指出这消息“全与事实不符。本刊自入二卷，亦已出版二期，内容是否与前完全不同，读者有目共睹，无待声辩。至于今后连出专号之用意，无非使读者注意集中，期可将目前文学建设所需商讨之种种问题逐个解决。且本刊提出的专号，系连续四期，并非三期。”“至谓本刊专号出齐即行停刊，则更属捕风捉影之谈。本刊自始即以促进文学建设为职志，苟为环境所许，俾本刊得效棉薄于万一，本刊自当不辞艰险，奋斗图存，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停刊。”与那些御用报刊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茅盾就是在这样夹缝环境中作斗争，作努力。
5月的一天，茅盾拿着新出版的《文学》翻译专号到鲁迅家里商量工作。
鲁迅告诉茅盾：《文学》出翻译专号，对作家的翻译热情倒是个刺激。鲁迅又感叹说：“这几年来介绍外国文学不像从前那样时兴了，译品的质量也差，翻译家好像比作家低了一等。其实要真正翻译好一部名著，不比创作一部小说省力。”
茅盾深有同感，一听鲁迅这话，笑道：“这叫媒婆不如处女。”
过了一会儿，鲁迅点点头，对茅盾说：“我倒有一个想法，我们来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提一提翻译的身价。这杂志，译品要精、要高、印刷也要好。”
茅盾一听，当即表示赞同，并说：“目前作家们有力气没处使，办这个杂志，可以开辟一个新战场，也能鼓一鼓研究外国文学的空气。”说到这里，茅盾停一下，又问道：“如果这样，只登翻译小说么？”
鲁迅似乎胸有成竹，说：“不，不仅登小说，也登论文、杂感、回忆等。”
鲁迅看了一眼茅盾，又说：“对了，黎烈文不编《申报。自由谈》了，把他也拉进来，作为发起人如何？”茅盾点点头，知道黎烈文在层层压力下，刚刚向史量才送了辞职书，此时正想回湖南老家，正在踌躇未定中。没等茅盾开口，鲁迅又说：“发起人算你、我、烈文三个，过几天有空，我们三个人再碰个头。”
不久，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人在鲁迅家里正式商议《译文》事宜，杂志名称是黎烈文提出来，鲁迅茅盾肯定同意的。并商定由鲁迅作《译文》主编。先与生活书店联系。由于鲁迅对木刻和外国的绘画有偏爱，提出在未来这个杂志里，可以多翻印些外国的绘图和木刻。茅盾担心成本高，书店老板不愿意。
过几天，茅盾因为忙而未及时与生活书店联系，不料鲁迅催得紧，问办的进展情况如何。于是，茅盾把黄源推荐给鲁迅，并要黄源与生活书店徐伯听联系一下。
经黄源联系，生活书店表示愿意出版《译文》，并把生活书店“先试办三期，不给稿费和编辑费，若销路好，再订合同补算”的条件告诉鲁迅，不料鲁迅一口应承，并爽快地说：“就照他们的条件办，头上三期，我们三个发起人尽义务包办了。”
并赞扬生活书店“他们还算有魄力的，其他书店恐怕更不愿意出版了。”并由鲁迅提议《译文》编辑人用黄源的名字。
实际终审把关是鲁迅。
创刊号十分顺利，于1934年9月如期出版。茅盾积极支持、扶持《译文》，在《译文》这个园地里倾注了不少心血。他在《译文》杂志上，共发表小说13篇、译评12篇，后来把这些译文结集，题名《桃园》出版。
然而，到1935年下半年，内部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使茅盾在内部的夹缝中作艰难的努力。这一年的8月底，邹韬奋回国，看到生活书店经理徐伯听身体不好，便让他休息，并让海盐人毕云程代理。毕云程代理经理后，对此之前徐伯听与《译文》杂志同意鲁迅建议出版一套译文丛书一事，不知情。
所以一听说到丛书事，表示不能接受，认为生活书店已在印行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库》，现在又要印行译文丛书，是生活书店内部自相矛盾竞争，经济负担也不行。邹韬奋也认为毕云程有道理，便把这个意见告诉黄源，生活书店不同意出版译文丛书。对鲁迅绝对尊重的黄源，见译文丛书不能在生活书店出，只好去找老友吴朗西、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表示同意。不料，生活书店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认为黄源在背后调花枪，并认为要去其他出版社出，必须生活书店同意才行。当时，鲁迅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
9月17日，生活书店在新亚公司宴请茅盾、鲁迅、郑振铎、胡愈之、傅东华。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毕云程。黄源没有被邀请。所以，宴会刚开始。
毕云程客气一番后就说到正事上，说：“《译文》仍请鲁迅编辑，而不是黄源”。
乍一听，似乎是看重鲁迅，但实际上是要撤换黄源。无视发起人的意见，性格刚烈的鲁迅一听这话，十分生气，筷子一放，板起脸，说：“这是吃讲茶的办法！”站起来，头也不回地离席而去。一时，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办才好，不欢而散。
第二天，鲁迅又约了黎烈文、茅盾、黄源去他家，当面把已与生活书店签的合同撕了，表示如果生活书店要出《译文》，必须与黄源签。并要茅盾去通知生活书店。于是茅盾又夹在中间去奔波了。后来，郑振铎也为此事的奔波，都没有成功，《译文》终于在无法弥合中停刊了。
文坛上的风风雨雨，给茅盾带来困惑。他一方面要和国民党的压迫作斗争，用各种办法表明自己的主张、观点；另一方面在目标都是为了同一战斗的前提下，又要调解左翼文坛内部的关系，同心协力地工作。在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茅盾仍奋力创作，写出了一批有影响、有价值的作品和文章。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检查，茅盾用“风、兰、莆、曼、惠、江、丙、明”
等新笔名，在《文学》第二卷上写了书评、作家论等大量评论文章，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参加“小品文论战”、“大众语论战”“伟大作品产生问题的讨论”、“文学遗产问题”、“翻译讨论”等文坛热点的论争。在这中间。茅盾写的作家论《庐隐论》、《冰心论》、《落华生论》等三篇可谓空谷足音，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庐隐论》和他早些时写的《徐志摩论》一样，开庐隐研究先河，也“有点总结庐隐一生创作的意味。”茅盾在这一篇作家论中，充分肯定庐隐是五四时代就注意到文学的社会意义的第一个女作家。因此，字里行间，对庐隐坎坷一生和辉煌成就，作了深刻分析和充分肯定，认为庐隐“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
“在‘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在庐隐的《海滨故人》集前7篇小说里，她”很注意题材的社会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庐隐的第二个短篇集《曼丽》，是她从”颓唐中振起的作品，是闪烁着劫后的余焰。“茅盾肯定庐隐作品的风格是”流利自然“，”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同时，对庐隐的小品文，茅盾也作了充分肯定。在对庐隐作全方位的考察和评论以后，使庐隐这位早慧又早逝的五四女作家，得到了应有的公正的评价。
在写完《庐隐论》之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冰心论》，对这位唱着人世的欢娱，“信奉爱的哲学的女作家，作一番考察，认为冰心这位女作家的作品，一类是描写人们生活中的痛苦和快乐的；另一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类作品”在人间不露光芒“，”更没有人注意“。像茅盾这样全面评价冰心作品的文章，当时还不多，因此，茅盾这篇《冰心论》成为当时文坛引人注目的一篇文章。接着，茅盾又写了《落华生论》。
在撰写大量评论、小说时，茅盾又应邀在1934年至35年，为良友画书公司选编了《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共选了29位作家的58篇小说，为新文学的第一个10年留下了丰厚的史料。
茅盾编完《新文学大系》之后，又准备迁居。新居在信义村四号。由于新居离鲁迅家较远，所以在迁居前一天晚上，专门到鲁迅家里告别。
到了鲁迅家里，茅盾发现鲁迅这天心情忧郁，话不多，像有什么心事似的。茅盾和鲁迅说了几句后，便起身告辞。这时，鲁迅也站起来，一语不发，拉着茅盾重新坐下，然后压低嗓音说：
“秋白被捕了！”
茅盾一听，怔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消息可靠吗？”茅盾看着脸色憔悴的鲁迅，半晌，才问道。
“他化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要我设法找铺保营救。看来是在混乱中被捕的，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说。
“之华知道了吗？”茅盾焦急地问。
“告诉她了，她是干着急。你也知道，这一次上海党组织破坏得厉害，所有关系都断了，所以之华也没办法，不然找一个殷实铺保还是容易的。现在找这样一爿店，又要照我们编的一套话去保释，恐怕难。”说到这里，鲁迅停了停，望了望窗外，接着对茅盾说：“我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开它一个铺子。”
茅盾沉吟了一会，说：“就怕远水救不了近火。还是要靠党方面来想办法。”
不久，秋白被叛徒出卖，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茅盾和鲁迅在万分悲痛中，编辑亡友遗作《海上述林》，以纪念这位革命同志和文学朋友。
1935年，在夹缝中，茅盾经过努力，成绩斐然，除了一些评论文章外，还写了《有志者》、《尚未成功》、《无题》、《夏夜一点钟》、《拟浪花》《搬的喜剧》等短篇小说，还动手写了《少年印刷工》等中篇小说。
然而，此时还处在夹缝中的他，依然在努力着。
第十六章抗战前的奔波
对故乡一往情深的茅盾，回到乌镇时，发现故乡观前街老屋后面原来作仓库用的平屋十分幽静，可惜年久失修，已经破烂，“如果翻造一下，让母亲住在这里，比临街楼房还清静；自己在里面创作，也可少些在上海的喧闹和嘈杂。”茅盾起了翻修平屋的念头。1934年春暖花开时，茅盾到乌镇，请“泰兴昌”纸店经理黄妙祥一起来商量翻修后面这三间平房的事。黄妙祥竭力怂恿茅盾趁现在工料便宜的时候，翻造这三间平房。茅盾听后，对黄妙祥说，“我也这样想。不过这件事还想听听我妈妈的想法。”回上海后，茅盾便向母亲汇报：“上海杂事太多，应酬太多，不能定下心来写东西，我打算将老屋后面的三间平房翻造一下，这样，就可以躲起来写小说了，平时，你可以搬进去住。听黄妙祥讲最近的工料也便宜。”茅盾母亲听后沉吟一会儿，觉得儿子讲得有道理，便同意了。于是茅盾写信给黄妙祥，让他去请木匠估价。并寄去日本式风格的草图。后来，在建造过程中，黄妙祥又一再给茅盾去信，说木料涨价了，石灰不够了，瓦片嫌少等等，要求追加经费，结果花了近千元，才算造好。三间平屋造好后，在乌镇这样的小镇上引起小小轰动，一些人好奇地来“参观，‘沈家少爷亲自设计的”小洋房“。黄妙祥还煞有介事地领了茅盾去”验收“。茅盾一看这房子的通风和采光条件都不错，大为满意。其实在建造过程中，承包商在暗地里大大偷工减料，直到50年以后，才发现茅盾生前喜欢的这平屋，用料竟是这么扣克和单薄！
在乌镇有了这幽静的居所，茅盾便把上海的一些书及沙发、床、桌子等日用家具运回故里，还专门让木工做了一个可以把房间前后分隔的书橱，把上海带回的线装书，放在这别致、实用的书橱里。一切安排好后，茅盾让母亲住在里面，又从镇上买回花草，又移来天竹、棕榈和葡萄树；把这三间平屋的环境点缀得极有生气。
1935年秋，茅盾下决心离开上海这喧嚣的地方，回到乌镇，躲进这刚刚落成的平屋里，开始写作他那构思已久的小说，在乌镇住了两个月后。茅盾带着一部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回到上海。《多角关系》以上海附近的小县城为背景，以地主兼资本家唐子嘉1934年年关时节的债务纠纷为线索，引出一连串故事，反映了金融危机下面的人情变化和人情纠葛，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角关系。
后来，《多角关系》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于《文学》1936年6卷1期，1937年5月由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茅盾从乌镇回上海不久，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纪念酒会，鲁迅也去了，史沫特莱特地叫出租车去接茅盾和鲁迅，然后换车进苏联领事馆。
气氛轻松的酒会上，史沫特莱把茅盾拉到一边，悄悄地对茅盾说：“我们大家都觉得鲁迅有病，脸色不好看，孙夫人也有这个感觉，苏联同志表示如果他愿意到苏联去休养，他们可以安排好一切，而且可以全家都去。我们也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说到这里，史沫特莱停了一下，瞥了一眼在不远处的鲁迅，有些为难地说：“上次我给鲁迅讲过，但他不同意。所以我想，你沈先生出面，劝劝鲁迅先生，让他同意去苏联养病。”
茅盾听罢，深为感动，并表示愿意去说项。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转达史沫特莱的话，并希望鲁迅去苏联养病。同时认为鲁迅去苏联养病可以把《汉文学史》写完。起初，鲁迅心动了，表示可以考虑。不料过了一个星期，鲁迅回话又不同意去苏联养病了，表示“轻伤不下火线”。
茅盾和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1936年春节里，茅盾去鲁迅家里拜年。告辞时，鲁迅送茅盾下楼，走到楼梯中间，鲁迅忽然止步，悄声对茅盾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好啊！”茅盾一听，立即赞同说，然后转念一想，又问鲁迅“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边走边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会想办法发出去的。”
此后，茅盾没有再和鲁迅商量此事。但茅盾知道中共方面确实收到过署名鲁迅茅盾的“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的电报。
茅盾在鲁迅家里看到“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给“左联”的信，信中肯定了“左联”的成绩，也批评了“左联”关门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建议解散“左联”而另外成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文学团体。茅盾见到这封信，深有同感，觉得萧三是看到了“左联”存在的问题的。但鲁迅看了这封信以后，却不同意解散“左联”，认为“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
但凭一封信，毕竟不能有什么动作的，况且茅盾和鲁迅看法还不尽一致。
1936年春节里，郑振铎告诉茅盾：“夏衍有重要的事要与你说，时间由你定。”
夏衍虽然早几年将茅盾的《春蚕》搬上银幕，但因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加上茅盾这几年搬家频繁，相互已久不联系。于是茅盾便问道：
“夏衍找我有什么事？”
“大概是关于‘左联’的事吧。”郑振铎也不明底里，说道。茅盾想了一下，同意了，便对郑振铎说：“明天上午在你家里与他见面如何？”
郑振铎点点头，忙说：“可以呀。”
第二天上午，夏衍如约来到郑振铎家里，与茅盾晤面。夏衍与郑振铎是朋友，所以与茅盾说话，也不避他。夏衍告诉茅盾：自从上海党组织破坏以后，“左联”
已经瘫痪，各自为战。现在党中央号召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文化界已经组织起来，文艺界也准备建立一个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个组织的宗旨，不管他文艺观点如何，只要主张抗日救国，都可以加入。
末了，夏衍说：“这件事想请你征求鲁迅的意见。”
“那末‘左联’这个名称和组织呢？”茅盾看到过萧三代表共产国际的信，便问夏衍。
“我们也考虑过了，既然要成立新组织，‘左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我们认为，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解散了，不解散，人家以为新组织就是变相的‘左联’，有些人就害怕，不敢来参加，那么统一战线的范围就小了。我们还准备去报上登个启事，宣布‘左联’解散。不过，这事要征得鲁迅同意。“
茅盾笑笑，问道：“那么你们去问过鲁迅么？”
“没有，鲁迅不肯见。所以想请你把这意思转告鲁迅。”夏衍说了一句，没等茅盾答腔，又问道：“我们这些想法，不知沈先生你以为如何？”
“这些想法和意见都是很对的，至于具体怎么进行，让我再考虑考虑。
同时，我还将与鲁迅商量一下再说。“茅盾说。
第二天，茅盾去鲁迅家里转达夏衍的意见。鲁迅对中共是十分钦佩的，也十分尊重中共的意见，同时对中共也十分坦诚。他听了茅盾转达夏衍的意见以后，爽快地说：“他是想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无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说到这里，停一下，吸了一口烟，又说：
“至于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然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深刻的见解，茅盾向来佩服，鲁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此，茅盾在次日又和夏衍在郑振铎家里见面，茅盾把鲁迅的话告诉了夏衍。夏衍一听，连忙辩解道：“解散‘左联’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包括鲁迅先生在内，都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听到这里，茅盾也替鲁迅说了一句：
“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告诉鲁迅，我只作个传话人。”
于是，夏衍希望茅盾再去鲁迅那里解释一下。
后来，茅盾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鲁迅，鲁迅一听，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言外之音是，有周扬他们在新组织里面作核心，这个新组织是搞不好的。茅盾见鲁迅态度十分明朗，不好再说什么，再多说，恐怕会引起鲁迅误解。于是茅盾便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托郑振铎转告夏衍，避“说客”之嫌。
后来，鲁迅经徐懋庸的说项，同意解散“左联”了，但提出必须发一个宣言，申明“左联”的解散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而不是自行溃散。当时周扬他们也同意这样做。但结果，“左联”解散了，“宣言”却没有发。
因此，鲁迅大为恼火，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同时也迁怒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茅盾被列为文艺家协会发起人后，一度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尴尬。当周扬他们希望茅盾从中调解鲁迅与周扬、夏衍他们之间的关系时，茅盾婉言推掉了，茅盾觉得自己处在这种境地，已是“没法调解”。
与此同时，当时文坛上还正在热烈讨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当时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组织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根据第三国际刊物上的一些口号，推出了一个“国防文学”的口号，与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呼应。但口号推出后，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内涵十分模糊，而另外又有人把国防文学这个口号骂得一文不值，说成这个口号是放弃无产阶级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口号。而徐懋庸等却没有解释清楚。因而文坛上的讨论还十分混乱，但又十分热烈。据说当时，鲁迅曾私下对茅盾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们可以用，敌人也可以用。至于周扬他们的口号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我还要看看他们的口号下卖的是什么货色。”后来一些评论家认为夏衍的《赛金花》是国防文学的“标本”，鲁迅见后哈哈大笑，对茅盾说：“沈先生，他们的国防文学原来是这样的？”鲁迅是从阶级观点来审视这个国防文学的口号的。
茅盾对此讨论，一开始保持着观望和沉默态度。后来，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廓清理论界的误导，茅盾写了一些匡正谬误和正面阐述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在《文学》杂志上连续写了三篇短文，即《中国文艺的前途是衰亡么》、《悲观与乐观》、《论奴隶文学》，匡正了理论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后来茅盾和周扬谈过一次后，茅盾认为应该写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于是连续写了《需要一个中心点》、《进一解》等文章，正面阐述国防文学，认为“国防文学”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这是讴歌为祖国而战，鼓励抗战情绪的文学。然而这不是默武的战争文学。”
“这是民族文学，咏赞民族自救的文学。然而这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文学。”作为茅盾，当时也是凭直觉凭经验来审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没有直接受到中共的指示。但茅盾的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去投入这个口号的讨论。在鲁迅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左翼文化人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中，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使本来趋于缓和的左翼文化人内部矛盾，又趋向白热化。因为胡风这篇文章，只字不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另外提了一个口号，这样一件事，原本是鲁迅、茅盾在当时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帮助下共同策划的，为平衡情绪采取的一个措施。不料，后来背着鲁迅，胡风发了这篇文章，使本来的纠纷，更加复杂了。但作为茅盾仍在为此努力，6月7日下午，中国文艺家协会在上海成立，茅盾被选为常务理事和召集人。
冯雪峰经过研究后，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两个口号可以并存，这个意见得到鲁迅和茅盾的同意。鲁迅为此还写了文章，并让冯雪峰请茅盾交《文学界》发表，结果《文学界》没有给予重视，发表时没有放在头条。文学界依然是一片反对声，反对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而继续宣扬国防文学的口号，用贬一褒一的做法，使得文学界双方在杂志上争吵不休。对此，作为双方的调解人，茅盾感到十分为难。
于是，茅盾在7月下旬与冯雪峰谈话，并由其妻舅孔另境帮茅盾整理成文，题目为《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并交徐懋庸在《文学界》上发表。
不料，与茅盾的文章同时登出来的还有周扬的一篇反驳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茅盾十分纳闷，原来《文学界》收到茅盾的稿子后，先送周扬看了，因而文章没有印出，反驳文章却写好了，因此茅盾看到出版的《文学界》杂志后，又写了《再说几句——关于目前文学运动的两个问题》，发表在8月23日的《生活星期刊》上。这篇文章，茅盾直接参与争论，阐述了什么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三个问题。笔意锐利，坦然而又深刻。文章发表后，周扬曾私下托人向茅盾解释。从此，茅盾与周扬他们的论争，也就告一段落。
但是，9月下旬《今代文艺》上发表《戏改鲁迅茅盾联》后，又惹出一番风波，戏联称是郭沫若写的：“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而提供者金祖同，又别出心裁地说在郭处见到茅盾写给郭沫若的一封长信。这个《戏改鲁迅茅盾联》发表后，文坛议论纷纷。茅盾也捺耐不住怒火，专门写了《谈最近的文坛现象》，刊登在10月10日《大公报》上。
茅盾这篇文章发表时，鲁迅正是病情日渐沉重时。茅盾曾和史沫特莱等朋友为鲁迅的病而奔波过。但都因鲁迅的固执而未能及时治疗。终于在10月19日逝世。当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时，茅盾正在故乡乌镇养病和写作，当收到妻子孔德沚从上海发来的“周已故速归”电报时，茅盾的痔疮已发得厉害，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茅盾手捧电报，泪水潸然而下。茅盾本想赶往上海，参加鲁迅葬礼，不料疼痛难熬，母亲也劝他，等病稍好些再去上海。于是，茅盾过了两三天后，急速赶赴上海，与夫人孔德沚和女作家陈学昭等去墓地寄托哀思。茅盾原打算在乌镇写长篇小说《先驱者》的计划，也中断了。茅盾连续写了《写于悲痛中》等三篇文章，纪念悼念鲁迅。
在两个口号文章论争期间，邹韬奋发起、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这本仿苏联高尔基的《世界的一日》而成的书，以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作为全国征文的内容。这本书于同年9月由生活书店出版。
在抗战前，茅盾在论战纷呈，风云多变的时代里，他依然勤奋创作，写了《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等儿童文学，以及《烟云》、《送考》、《官舱里》等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茅盾为日本《改造》杂志写的小说《水藻行》，这是茅盾以故乡为背景的，反映人性觉醒的一个短篇小说，也是茅盾一个唯一先在国外发表的小说。写这个小说的目的，“就是想塑造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形象，他健康、乐观、正直、善良、勇敢，他热爱劳动，他蔑视恶势力，他也不受封建伦常的束缚，他是中国大地上真正的主人。”
同时，茅盾还写了不少散文、评论和译文，同时他也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写了3万字的一本书：《创作的准备》。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
第十七章连天烽火
1937年是个烽火连天的年份！
上一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终于和平解决。
蒋介石同意抗日了！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奉下回到南京。消息像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的纸灰一样满天飞的时候，茅盾他们一些在上海的左翼进步文化人，面对各种各样的传闻，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消息，惘然了。圣诞节的夜晚，茅盾被街上的鞭炮声所惊醒。孔德沚上街一打听，原来是上海的党政警宪奉命庆祝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一些不明真相的小市民，也跟在后面起哄。
茅盾关上门，拧亮电灯，在灯下写了一篇散文：《鞭炮声中》。把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时的那个圣诞节晚上上海小市民的面相刻划得入木三分，留下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片断。
1937年6月底，江南在酷暑笼罩下，热得似乎比以前更早！从西安回来的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更活跃了，并且装出一副开明君子的样子，他以领袖身份，邀请全国各党各派各方知名人士上庐山“共商国是”。一天，郑振铎送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处寄来给茅盾的邀请信，邀请茅盾参加庐山第三期谈话会。茅盾捏着这封邀请信，向郑振铎苦笑道：“他们给我的通缉令还没有撤销，怎么又来邀请信？”
郑振铎也笑了起来，问道：“你准备去不去呢？”
“我想想再讲。”茅盾把信朝桌子上一扔，说道。
“我看可以去听听老蒋说些什么。”郑振铎认真地说：“这比报纸上的新闻可靠。”
茅盾敛起笑容，点点头说：“这倒也是，如果他真能抗日，总也是好事，何况也可乘机摸一摸蒋介石抗战的决心究竟有几分。”于是茅盾写了一封表示愿意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回信，仍托郑振铎转寄。
不料，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茅盾收到“鉴三期谈话会因时局关系暂缓举行特此奉闻。”的一纸电报，原先上庐山的打算也就此告吹。
此时，全国烽火蔓延，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平津告急，时局十分危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7月30日，北平、天津沦为敌手，日军从山海关外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增兵。
8月7日，日本的川越大使到了上海，日军陆战队和海军集中在上海，9日，日本海军武官士兵强闯虹桥机场，枪击士兵，被中国士兵还击毙命。8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挑起事端，在上海发动大规模侵略进攻，英勇的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上海街头号外纷飞，人心激昂。茅盾也为这种民族精神的大检阅而激动而欢呼。
14日那天是周末，上海进步文化界照例有个聚餐会，这些文化人都被昨天的战争激动着，也有不少人抱着探听消息和去向而来的，因此，聚餐会比以往多了一桌，气氛仍然十分热烈，探讨文艺家在抗战中的任务以及活动等具体问题。茅盾在席间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要有拿起枪来的决心，但是在目前，我们不要求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在战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我们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我们要用它来描绘抗日战士的英姿，用它来喊出四万万同胞保卫国土的决心，也用它来揭露汉奸、亲日派的丑恶嘴脸。我们的工作不再在亭子间，而在前线、慰劳队、流动剧团、工厂等。茅盾越说越激动，最后他说“总之，我们要趁这大时代的洪流，把文艺工作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抗战觉悟。开创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来。”
茅盾话音刚落，其他朋友纷纷发表意见，希望办一个适应战时的刊物，并推举茅盾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
不料，正当大家在炮声中热热闹闹、群情激昂地讨论刊物时，外边进来几个迟到的人，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空军雄鹰展翅，轰炸出云舰！这一消息不啻给聚餐的文化界战士带来一付兴奋剂，个个仿佛要上战场去似的，一轰而散，兴奋地离去。
15日，茅盾约冯雪峰去找巴金，商量办刊物的事。茅盾把昨天聚餐会上大家的意思说过以后，巴金连连说：“这很好，这很好。”表示赞同。他还对茅盾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决定《文丛》停刊，听说《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
所以，抗战真正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一片空白，岂不让后人笑话？“
“对，你讲得对。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出个刊物，和这个时代合拍！”
茅盾吸了一口烟，接过巴金的话茬说。
巴金又说：“不过当前书店老板都忙着搬家，顾不上出新书和新刊物，看来这个刊物还是我们自己集资来办，好在周刊经费也不多，销路估计也可以的。”
“何不用《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同人的名义办起来，资金也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冯雪峰说。
“冯先生说得对，就这么办，还可以加一条，写稿尽义务，不付稿酬。”
茅盾又兴奋地补充着。这样，一个为顺应抗战形势而诞生的刊物——《呐喊》的雏形初成了。茅盾自告奋勇来写发刊词，又约定由茅盾、巴金、冯雪峰分头去找《文学》、《中流》、《文丛》、《译文》四个刊物的主编，讨论合力办刊。茅盾热血沸腾地赶写了《呐喊》的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用充满激情的文笔写道：“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罢！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到8月25日，《呐喊》像一个婴儿一样，呱呱坠地了。它的第一声啼哭，第一声呐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控诉。上海街头一边是炮声隆隆，一边是人们争相购买抗日的报章杂志。但是，这个阵容强大的《呐喊》高知名度的作者阵容，自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出现了租界工部局扣留了抗战报纸和杂志，报童被殴打等等情况，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呐喊》。于是茅盾他们又利用邵力子等老朋友的社会关系，走个形式，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补办个手续。这时，茅盾他们也听到不少朋友对《呐喊》这个刊物名称有不同看法，认为和这个时代不协调，仅仅呐喊是不够的。因此，茅盾趁补办手续的机会，把《呐喊》改为《烽火》，于9月5日正式出版。
从7月到9月这三个月里，茅盾以不可遏制的感情，写下了抗战初期的大量檄文，也写下了大量的扩展抗战文艺的设想和意见。当时《救亡日报》曾有一则令人惊讶的报道，说上海大学留沪同学会战时服务团在静安寺冯存堂药号门口办个壁报，取名《实弹》，宣传抗日。在第一期的壁报上，茅盾也为它写了文章，可见当时茅盾的热情之高了。
自八一三以后，战争并没有在上海立即迅速发展，日军和国民党的战场上，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直觉告诉茅盾，“上海不可能久守！”怎么办？茅盾面临着一个离开硝烟弥漫的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茅盾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询问母亲是随茅盾全家逃难呢，还是留在上海租界？此时的租界还是安全的。不料，茅盾母亲托人带信来说，她要留在乌镇，并说，到内地逃难，老了，走不动了，不拖累你们了。
住在上海，费用高，不如住在乌镇清静。
茅盾接到母亲信，仍不放心，便让妻子孔德沚去乌镇说服母亲，并接到上海租界里来住。不料，孔德沚去乌镇几天后，仍旧一个人回到上海，茅盾见风尘仆仆的妻子一个人回来，急忙问道：“妈妈呢？”
“妈妈不肯来上海，她说上海打仗，乱哄哄的，不来添忙乱了。”孔德沚一边洗脸，一边说。洗好脸，她又对茅盾说，“妈妈让我们走之前，把一些书等带不走的东西，送到乌镇去。”
茅盾一听，苦笑道：“妈妈一个人在乌镇，我们总归是不放心的。”“也许小鬼子不去那里。”孔德沚自我安慰地说了一句。
这时，邮差送来一封长沙来信，是德沚的朋友陈达人写来的，陈达人是孔德沚爱国女校的同学，她现在随丈夫黄子通在长沙湖南大学。她知道上海已成战场，便邀请茅盾全家去长沙避难。茅盾夫妇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但最好是先将两个读中学的孩子送到长沙，这样走起来也轻松一些。孔德沚把这个想法告诉陈达人，陈达人也及时回电，表示欢迎。
于是，茅盾夫妇俩着手准备孩子行装，并由茅盾护送到长沙。孔德沚则把家里东西清理一下，带不走的，或送人或寄存，并把家里的书装箱后送回乌镇去。
正在手忙脚乱准备离开上海，送孩子去长沙时，突然收到弟媳张琴秋从南京的来信，茅盾急忙展信，只见上面写道：
“茅哥、沚姐，很久没有和你们见面了，而且很久没有和你们通讯了，我心中时常想念你们，时常打听你们的消息，问及你们的近状，但是始终没有得着你们真实的情形和探得你们的通讯地址，今天遇见王君烈文——他是我过去的旧同学，谈到了你们的近况，真使我兴奋万分。拟王君说二月前曾经在沪看见过你们，曾到过你们的家。
我知道你们一定也在问及我，关心我。你们或许已经从报上看到知道我已被杀的消息。不错，我此次能来南京，确实是死中逃生。我已于今年四月中旬在甘北被马步芳的军队所俘，当时被俘的男女几千人，杀死者过半，被俘后解送青海西宁，易名隐匿，帮人煮饭，有三月光景，后觅得同乡一名，才把我设法带至西安。抵西安后，又由行营押送到南京，由中央党部送我们入反省院，住了两个星期，最近有周先生把我保出来，才得着自由，准备明日起程归家。
……
母亲在沪抑在乌？她老人家身体是否强健？阿双阿南等都长得很大，一定不认得我了吧？我很记念他们！
民的消息，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吧！可怜他的一生，为解放人类而奋斗，历尽艰苦，抛弃了私人的利益，日夜工作，积劳成疾，终于离去我们而长逝了，唉，我没有见他最后的一面，实在使我心痛！！……“
茅盾孔德沚夫妇已经五六年没有收到琴秋的信了，突然见到弟媳张琴秋署名“凤生”的来信，又悲又喜，又想起胞弟沈泽民牺牲的事，都唏嘘不已！
孔德沚看了信，想到泽民的死，琴秋受的苦，心酸泪下，悲从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