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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扎根、串联”，就是如同土改、“反退社”时候的工作队那样，深人到每个农户家中去，发动群众。
一份材料记录着当年社教工作队，在宝安县龙岗公社是怎样“扎根、串联”的——
龙岗工作队进村的第一夜，为了不惊扰群众，没有进农民的家，齐刷刷都睡在祠堂的屋檐下……
农民们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动，有的抱来被子，有的送来糖水。但是，没有人喝一口糖水，没有一个人盖老乡的被子……
同村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形象相比，工作队一下子就取得了群众的好印象。
工作队员们还用种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感化贫下中农的心。
一位老工作队员向我说起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见一斑：
“当时，我与一位姓廖的工作组员，同住在一户姓张的贫农家里。张姓贫农全家三口，还有个五六岁的孩子。生活很艰苦，吃饭时，一钵稀糊糊半米半水的饭，一点黑糊糊的从盐罐里拿出来的咸菜。要是遇桌上摆有一碟冬瓜什么的，就算是天大的美餐了，我们是不动筷子的，都让小儿子吃。
吃饭之前，五个人，他家三口，再加我们这两个工作队员，首先要围着饭桌站立，由张贫农给大家讲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接者，由老廖发音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没油水，下田干活又累，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红歌还没唱完，眼睛早盯着桌上的黑咸菜转了。
“我悄悄瞟一眼那孩子，那孩子的眼睛盯得比我还大，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唱一句‘大海……’，嘴角就‘梭’一下：‘航行’……
“终于，苦忆完了，歌也唱完了，可以坐下来吃咸菜饭了。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也许也是太饿，那孩子吃得太急，吞在喉咙里的饭‘噗’地呛了出来，吐在桌上。张贫农气得对着小孩头上就是一筷头。小孩‘哇’地就哭了。张贫农还要骂，老廖竟然抓起小孩吐在桌上的一团饭，吃了进去。
“张贫农感动了，以后同老廖成了‘生死之交’。老廖也因此被‘抽’到总团去了，后来当了秘书。”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毛主席派来的人”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形象，工作队完成了第一
步工作。
但是，往下要劝说群众“不逃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在工作队内部，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
1965年11月12日，省委驻附城公社的工作队印刷了一份名为《一场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的文件，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
“香港风要不要反？在工作队内部，大量的人感到这是个癞痢头，难剃！基层群众更是普遍缺乏信心。他们说，几角钱分红（指生产队干一天只几角钱），怎么能反掉香港风？除非解放香港。”
广东省委社教工作团批“香港风”的文件
面对复杂的形势，工作队没有采用强压的办法，而是从人的“心”突破。
既然有人认为“香港好”，那就索性组织一场大辩论。
又如当年反“退社风”一样，各村的辩论会积极分子带头发言，引导群众。会议一开始，“香港好”的声音占了上风。很多人认为，虽然香港社会黑暗，但是，祖国政治好，香港经济好。在港打工一月，胜过在家劳动一年。就算去香港讨饭，倒痰盂也可以。
会议第二阶段，针对暴露的情况，摆事实，算细账，查危害，揭盖子。
这份材料反映：“盖子一揭开，大家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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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香港风吹得人口大量外流，全公社外流8901人，男青年大一个走一个，许多社员说，如此下去，驶牛也无人接班。
(2)香港风吹得田园荒芜，生产萎缩，分配逐年减少。每年损失数以万计，而外流人员寄回来的钱却寥寥可数。大家都说这是因小失大，亏了老本。
(3）香港风吹得干部神魂颠倒，敌我不分。全公社有83名干部外逃，有一批人当了叛徒。
(4）香港风吹得社员昏昏迷迷。男青年不愿在家劳动，女青年想嫁香港老公。
(5）香港风破坏了社会治安，四类分子几乎全部跑光。”
……
会议的风向迅速转过来了：很多人自觉暴露和批判外流思想。有些人原来做梦也想去香港，现在庆幸自己没有上当。不少外流户原来压力大，后来也提高了觉悟，表示要动员亲人回来……
赵紫阳亲自在这份汇报大辩论的文件上批示：
“宝安县附城公社是香港风最严重的一个地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经过这次贫下中农会议上的大辩论，风向大变，情况大为好转。沿海各地，都要像附城公社那样，开展一次反香港风的大辩论。”
这样，一个关于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是建设家乡好还是跑香港好的大讨论，就在包括宝安县在内的广东省沿海的东莞、珠海、惠阳、汕头等地普遍地开展起来。
二、西乡大算账——两个制度的对比
香港“天堂”
“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匀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
要怎样才能打开群众心中的这把“锁”呢？或者说，你用什么来说服群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众不逃港呢？
就拿罗芳村来说吧，它的对面，南岸有一个村子叫较寮村。罗芳村每人每年的收入是一百多元，较寮村却有一万元，差距太大了，这个对比曾一度让社教工作队张不开口。
思来想去，工作队发现了突破口：每年既有上万的人跑香港，不也有些人又跑回来吗，这事许多公社都出现过，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说明，香港在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什么都好嘛。
香港为什么不好？有哪些不好？这就是突破口，应该抓住这个突破口。仔细分析，仔细了解，便可以教育群众。
省委领导指示工作队员：
“你们要下去调查一下，到底香港好，好在哪里？社会主义好，又好在哪里？不好，也要说出不好的道理来。”
“不做到心中有数，怎么去说服群众？没有事实、没有道理，群众怎么能服？你今天留住了他，开会斗他，明天他又跑了。”
1965年的11月，赵紫阳在附城公社扫“香港风”的材料上批示：“要敢于揭这个盖子。要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依靠群众，教育群众。”
就在赵紫阳批示后不久，驻沙井公社西乡的社教工作分队，写出了一份名为《西乡大队在港人员情况调查》的材料。
直到今天，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依然不能不佩服西乡工作队出色的工作！调查“深入”，文章“颇具说服力”——它是怎样证明“社会主义”好过“资本主义”的呢？
“香港真的就比西乡好吗？我们来看一看。”
“探亲的香港人穿得花花绿绿，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港客寄钱寄包裹回来……这些表面的东西迷住了一些人的眼睛。似乎一到香港就能捞到钱。
但是，香港是真的好捞吗？”
文章举出了颇具说服力的数字：
“解放前，西乡大队到香港谋生的共计82人。他们年轻力壮出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有的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基本上还是旧样子，都还过着贫困的生活。
据调查，这82人中．有75人还在为资本家打工，生活困苦，占9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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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幸开上了鱼档、肉档的，或生活稍好点的，只占8 . 6%。所以说，逃港者是极少数的人生活稍好了，绝大多数的人依旧贫困。”
没错，这是事实，就是在香港，真正很富裕的，也非所有的人。
尤其是这些人中，还都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建立家庭的问题。香港住房紧张，结婚费用很高，成个家不容易。
“这82人中，年过半百还是单身一人的竟有13人！河西一队陈植财，在香港捞了23年，什么也没捞到，至今还是个‘寡佬’。而他的弟弟陈秋权，没去香港，就在生产队干活。现在结婚生子，生活稳定幸福。陈植财每次来西乡探亲，都要感慨道：还是你好啊！”
——真人真事，铁的事实，对比分明！
“河东五队温根容，解放前就去了香港捞世界，留得老母亲在家。30年了，因为说过不发财就不回家见母亲，现在就是不好意思回来。仅仅52年寄过一次200元回家。母亲临终想见他一面，他都没有回乡。老母亲直到死，都未能见儿子一面，相隔才十几公里。”
解放前去香港捞世界的如此，解放后逃到香港去捞世界的人又会好吗？
“全大队1962年以来逃港的共131人。其中过去后靠给资本家打工的有118人，占了绝大部分。另有3人投亲靠友做了鱼店老板，一人做管账先生，两人沦为妓女，5人下落不明（估计偷渡过海时已经葬身鱼腹）。”
材料中句句说明，大陆解放后，逃到香港去的人依然是贫的多，富或稍富者极少。原来想象的“发财梦”，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
同样，这批在港的118名未婚的外逃人员中，有103人至今没有成家。
再拿同一家中的两兄弟对比：
“河西二队有个社员叫林植，有四个儿子。老大林贵生身强体壮、力大如牛。在家劳动时，可从两里路外一次挑200多斤草回来。一个这么好的劳力，在家乡可以多挣工分，到了香港一身死力气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林贵生在香港连老婆都找不到，生活没着落。最小的儿子林春耀，虽然体弱、劳动差。但留在这边，反而结了婚、生了一子一女。生活过得美满幸福。”
两相对比，为什么一定要跑香港，不留在内地呢？
香港不但难“捞”，而且是一个害人的“陷阱”：
“河东八队有个社员叫黄小沙，逃过去后，在香港这个染缸里才几年，就把吃、喝、赌、漂、吹……什么恶习都学会了。他的亲人强制把他从香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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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戒毒治病。绝了恶‘欲’的黄小沙身体才慢慢好了起来。现在他积极参加队里劳动，每天精神单纯愉快了。又成了家，有了三个儿子，他感激地说：‘是社会主义救了我。香港我再也不去了。’”
事实在说明，香港也并非“天堂”，何况步向“天堂”的路上还充满危险、充满杀机，充满陷阱——
“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勾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一些妇女说，男人到了那鬼地方．心红的变黑、心黑的要变烂。”
因为逃港，家庭发生变故的不在少数，文章举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广州的知识青年李和平（代名——作者注），下放到西乡大队。因为人聪明、有知识，做了大队出纳。很快结了婚。1972年，外逃香港，做了资本家的账房先生。便很快跟一个年纪很轻的女青年非法同居。背弃了原来的妻儿。他的老婆王修敏（代名——作者注），原是公社卫生院的护士，不得已也带着小孩外逃到香港去寻夫。谁知狠心的李和平竟然不认前妻，把他们母子拒之门外。现在王修敏还流浪在香港街头。真是新社会的活陈世美！”
有人反驳说，在西乡大队的逃港人员中，不是也有人“捞到了”,“发”了的吗？为什么不也说一说呢？
是的，是应该说一说。
是不是有人发了呢？当然有。但所谓“捞到了”，发了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前面说了，西乡大队逃过去的人中，能有自己的一份稳定职业的，仅占8 . 6%，人数很少。而混得稍微好点的，更少。除了上面说的当了账房先生的李和平外，还有一个进了香港电视台的李大为（代名——作者注）、一个当了画家的郑少海（代名——作者注）。两人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
“这两人都是河东五队的，出身地主家庭。他们是依仗了在香港有一定的后台老板的关系。”
“全大队解放后出港人员，当了老板、业主的。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在香港有关系帮衬的。”
很显然．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在香港几人有富亲戚？没有帮衬，单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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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死力气，就是逃到了香港，也是发不了家的。
又有人说，跑不跑香港，那是别人心甘情愿的事，又没占“社会主义”的便宜，还每年寄外汇回队里来，帮助国家搞建设，这不是好事吗？
那又来算算这笔账吧：
“西乡大队六年外逃出港共131人，平均每年每人汇回家乡的款是110 . 9元。这些外逃人员都是好劳力，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五千工分。如按大队正常的劳动值计算，每个工分1 . 35元。每人每年可收人675元。扣除每月生活费20元（按一般社员的生活水准）。每人每年应能为家庭提供435元。比逃到香港去每年给家里提供的要多324 . 1元。”
可见，如果这些人留在内地，给家庭创造的收人更多。他们在香港，要吃要住，收入又低，还能留下几个钱寄回来呢？
外逃人员给家庭提供的少了，那么外逃人员的家属是靠什么生活的呢？
文章又算了这个账：
“留在大陆的家属，他们仍然享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低物价、低房租（有些自己本身就有房）、有病了依然可以免费在合作医疗就诊、孩子上学享受免费……”
他们在内地的消费远低于香港。从两地的物价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大米每斤价是0. 28元。而香港每斤大米价1 . 32元。差不多高了5倍！
油每斤价是0 . 93元。而香港每斤油价是4元。也差不多高了5倍！糖每斤价是0 . 68元，而香港是2 . 4元高了3倍。”
“外逃人员，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他们养大，培养成有文化的青年。正好需要他们为社会主义出力的时候，却逃到了香港。丢下父母子女由集体来供养。
有个女社员，丈夫逃到了香港，丢下她和三个小孩。丈夫每年寄回来的才四百元。这女社员口口声声说一家人是丈夫寄钱养活的。试问，如果她丈夫把全家四口都带去香港，吃饭、读书、住房、看病……靠这四百元她养得起吗？那又是谁在暗中养了他们家中的四口呢？是社会主义，是集体！
逃港者享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却逃避了对社会主义和家庭应尽的责任。”
应该说，这是精辟的、颇具说服力的说法！材料最后一锤定音“外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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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的！”
一个摆事实、讲道理，反击“外逃风”的群众大辩论在宝安县掀起来了！
村村开辩论会，队队开斗争会。大榕树下、宗族祠堂都变成了辩论台。逃港次数多的，或者联络逃港的人被戴上高帽子揪上台来，贫下中农纷纷跳上台同他们算账、讲道理……
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风暴中，在阶级斗争的重压之下，在反反复复宣传的叫人理不清说不明的“道理”、“数字”下，要逃的人犹豫了脚步。
果然，深圳河边沉寂了。
据有关的材料统计，1963年后，深圳河边的逃港的确减少了！
“路线斗争教育”，在一个时期，的确起到了作用！
然而，逃港风能够就此平息吗？卓绝的思想工作又能够奏效多久呢？
批逃港群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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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
一、“反偷渡”典型魏天粦
“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
“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
“老板，请来一盒王老吉——”
这是30多年后，即1999年的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在深圳西坑村边的一间小杂货铺边歇息。
天气太热，杂货店老板正在树荫下同人下棋，似乎很专注。
“老板，请拿盒王老吉——”我提高了声音。看来，老板并不把生意当回事，那盘棋好像比他的生意还重要些。
“好的——”小铺老板终于放下棋子，摇着蒲扇，拖着一双拖鞋，“的啪的啪”地过来了。
老板看上去五十几岁，广东人典型的瘦瘦的身材，很热情，接了我的钱，一边看了看我满身汗渍的衣服问：“你是来找工作的吧？”，递上王老吉，听我没回答，又走去棋盘边坐下了。
其时，小店铺的前面，已经建满了一排排香港人投资的厂房。
我也走了过去，摇摇头：“不，我来你们西坑村采访。”
“你是记者——”他偏过头来，似乎微微有点惊异。“你的车呢？”
“我是抽空来的，没有车——”
“啊，坐公共汽车呀？那你走了很远的路啊。”我感到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同我一下子拉近了。
“到西坑村采访谁啊？”
“你——”我对他说。
“我——”他愣了一下，手中的棋子悬在半空。马上又“哈哈”地微笑了。“我一不先进，二没发家，三不偷不抢，你采访我干吗？”悬空的棋子又放下去了。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我还知道你的名字呢。”他没出声，似乎不值得回答。
“你姓魏——”我突然说。
他惊异了一下，感觉来得奇怪。
“你叫魏天粦——”
夹着棋子的拇指和食指又停在半空。
“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
“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
魏天粦，20世纪60年代广东省社会主义教育的红色阵地——西坑村的“反偷渡”典型人物。
二、神奇的西坑俱乐部
真实的事，真实的人，俱乐部台下坐的就是黄梅芳的亲人、邻居、同学、朋友……想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就死在街头，谁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泪，台下听山歌的人也流泪。
俗话说“上了梧桐山，香港到一半”，说的是偷渡时梧桐山的重要。
而西坑村呢，就坐落在从北麓上梧桐山的咽喉要道上。要上梧桐山，必经西坑。它也就是前面洋参大王庄永竞说“土八路厉害”，差点被边防军和民兵抓到的地方。
由于位置重要，西坑村历来就是香港煽动外逃的间谋组织和大陆的公安部门的必争之地。两边都在村中安排了内线。国民党特务组织更放言“早晚会砍掉西坑这面红旗”。
外逃香港，在这里太普遍了。照村里人的话说是：“拿把柴刀上山砍
用青年教育青年。曾逃港的青年魏天粦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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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就可以翻梧桐山。没人拦得了你？”
1957年初至1961年2月，西坑大队外逃的就有700多人，占了全大队总人口的30%。
群众跑还好说，共青团员也跑、共产党员也跑。全大队18个团员跑剩下11个。连党支书、团支书也都跑了。支部开会都开不成。
“每天早上打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传递：昨晚谁谁……跑了。”魏天粦说。
“县里啊，公安局啊，也不是没想办法治，治不了啊——”
开批斗会，把抓回来的人戴高帽批斗，外逃的人反责问抓他的民兵：“你斗我，你保得了你明天不跑吗？”
社教工作队说：这是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共产党丢脸！
因此，宝安县委决心在这个“据点”上，同“资产阶级”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一定要把西坑村的红色堡垒建立起来，刹住“外逃”风！
1961年7月，宝安县委把经验丰富的钟方亮（代名——作者注），从外地调回了西坑大队做党支部书记。
站在西坑的村口，面对着云蒸雾绕的梧桐山，钟方亮陷人了沉思。
为什么西坑的外逃总是不见成效？除了西坑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有什么在起作用？
正是学校放署假的时候，一个个从城里、从镇上回来的中学毕业生，背着背包高高兴兴从他眼前走过。有的开玩笑：“别进村了，直接爬山过去算了。”突然看见看见站在稻田边注意着他们的支书，吓了一跳：“啊，是钟支书啊——”伸伸舌头，不敢作声了。
为什么这些中学毕业生，才出学校门就直想着跑啊？钟方亮想不明白。
猛然，一个问号在他头脑中闪过：西坑村中，哪种人跑得最多？年轻人。年轻人中又是哪部分人跑得最多？学校毕业生。几乎毕业一个跑一个！
对了，钟方亮的头脑中有些清晰了：大凡去外面读书的青年，哪个没有理想？几个是还想回到西坑村来做农的？人往高处走，那是对的嘛。他们毕了业，在外面又无法找到工作，即使回来，西坑一个穷村子怎么留得住他们？留住了他们的人，心还是在外面的呀。最好的出路不就是“跑香港”吗？你就是再对他说香港不好，再搞对比教育，就是把香港说成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