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95-1196。
[19-88]鄧力群批評胡耀邦的全文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17-445。
[19-89]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 568-622，此書的摘譯見 Qiren Mei, ed., "Three
Interviews with Zhao Ziyang,"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8, no.3 (May-June 2005); 宗
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176-182.
[19-90]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15 日，下冊，頁 1185。
[19-9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47-448。
[19-92]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186。
[19-93]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307-1309。
[19-94]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 ch. 2, n101.
[19-95]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187-1188；中共
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1978.12-2002.5）》（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2 修訂版），1987 年 1 月 16 日，頁 224。
[19-96]3 號文件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313-1314。
[19-97]3 號文件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 月 19 日，下冊，
頁 1313-1314。
[19-98]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89-1190；3 號文件見盛平編：《胡耀
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 月 19 日，下冊，，頁 1313-1314、1319-1320。
[19-99]對朱厚澤（2006 年 8 月、9 月）、吳明瑜（2006 年 8 月、2007 年 7 月）、于光遠（2003
年 2 月、10 月、2005 年 6 月）和李銳（2006 年 2 月、8 月和 2007 年 7 月）的採訪。
[19-100]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頁 473；鄭
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90-1195。
[19-101]杜導正：《杜導正日記：趙紫陽還說過什麽》（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頁 151。
[19-102]James Tong, ed., "Party Documents on Anti-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and Hu
Yaobang's Resignation,"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1, no. 1 (Spring 1988): 29-38.
[19-103]《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1987 年 1 月 13 日，頁 224。
[19-104]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pp. 111-128;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14-225; Baum, Burying Mao, p. 209.
[19-105]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3 月 29 日，下冊，頁 1319。
[19-106]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04-214.
[19-107]Baum, Burying Mao, pp. 211-215; ibid., pp. 225-232.
[19-108]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67-468；作者在 2006 年 2 月、8 月和 2007 年 7 月對
李銳的訪談。
[19-109]杜導正：《杜導正日記》，頁 160。
[19-110]杜導正：《杜導正日記》，頁 173-174。
[19-111]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1 月 11 日，下冊，頁 1290。
[19-112]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306。
[19-113]SWDXP-3, p. 395, n. 117.
[19-114]鄧力群在 5 月 13 日講話的觀點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59-460。
[19-115]Anthony J. Kane, "1987: Politics Back in Command," in Anthony J. Kane, ed.,
China Briefing, 1988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88), p. 11.
[19-116]2004 年 10 月對新加坡官員的採訪；《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7 年 5 月
29 日，頁 1191。
[19-117]Chi Huang, "Deng's Ideas on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Beijing Review 30, no. 39
(September 29, 1987): 14-15.
[19-118]Ziyang Zhao, "Advance alo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 Review 30, no. 45 (November 9-15, 1987): xv-xxi. 關於事件之後不
久寫下的有關政治改革的記述，見 Tony Saich,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in Benewick
and Wingrove, Reforming the Revolution, pp. 27-47.
[19-119]Saich,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pp. 27-47.
[19-120]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72-473。
[19-121]鄧力群顯然受到了傷害，他在《十二個春秋》中對這件事的背景作了很細緻的描述，見該
書頁 467-478。
第 20 章
北京之春：1989 年 4 月 15 日-5 月 17 日
從 1989 年 4 月 15 日到 6 月 4 日，在舉世矚目之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人走上了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頭。 [ 20-1]4
月 15 日胡耀邦驟然離世後的最初幾天，示威者絕大多數是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他們要向這位剛離世的英雄和他所支持
的民主表達敬意。最初開始集會時，他們表現出對中共的尊重，遊行過程秩序井然，並未給交通造成干擾。起先他們也
沒有政治綱領，然而，隨著示威日益擴大，要求變得越來越強烈，內容也越來越激進，示威者與當局的緊張關係不斷升
級。衝突在 6 月 4 日達到頂點，軍隊在這一天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恢復了秩序。
當時鄧小平已 84 歲，他沒有去街頭會見示威學生，也沒有插手中共每天作出的反應。但是他身居幕後，一直關
注著局勢的演變，是最終的決策者。他並不贊同示威者的言行，他們都是鄧所推動的改革開放和為經濟增長提供基礎的
政治穩定的受益者，而現在他們正在威脅這種穩定。
鄧小平試圖避免東歐發生的事情在中國重演，那裏因國家領導人向民眾的要求讓步而導致了失控。鄧小平最初想
避免流血，他知道那只會給示威者火上澆油。但是他從事發之初就相信必須立場堅定，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後，他
開始更為直接地參與掌控黨對示威者的反應。他要確保幹部能夠落實他認為恢復秩序所必需採取的措施。
在 6 月 4 日之前，無論何人，不管是中共領導人、知識分子還是學生領袖，事實上都無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亂局。
黨內領導層的分裂，對中國當時能容許多少自由的分歧，曾為革命浴血奮戰的老幹部和習慣於舒適生活的學生之間的觀
點差異，城市居民擔心通貨膨脹與就業的不安全感，示威運動的浩大規模，以及學生領袖在控制自身運動上的無能，國
內外民眾對示威者的同情，中國軍隊在控制群體事件上缺少經驗——凡此種種，使中共領導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籌莫展。
中共老一代領導人在 1949 年以前參加的學生運動，有著良好的組織，經過周密思考的計劃和綱領，到 1949 年
時學生領袖們已經共同奮鬥了多年。1960 年代後期的學生有參加紅衛兵的經歷，但是在 1989 年以前的十幾年裏，嚴
密的控制阻礙了有組織的獨立學生運動的發展。1989 年聚集成群的學生沒有任何組織經驗。能言善辯的演說家可以脫
穎而出成為領袖，但他們缺少組織、綱領和確保服從的程序，因而沒有代表其他學生與政治領導人進行談判的基礎。
市民沒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為他們贊同學生的批評。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壓的老知識分子試圖
阻止學生採取激進行動，但實際上也讚賞學生們大膽表達了他們自己不敢表達的觀點。最初自發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
動，演變成了遊行、政治辯論、露營、憤怒的示威、絕食和日益失控的衝突。
示威學生要求改善生活條件，他們不滿於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報酬卻少於沒有受過教育的企業主。
不過他們也從 1986 年學生運動的失敗中汲取了教訓，即爭取廣大群眾的支持對於他們的事業很重要。因此他們在 1989
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條件，而是採用了能引起民眾共鳴的籲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負責任的黨、獻身公益
的幹部隊伍。
全世界的電視觀眾被中國青年人這些發自內心的溫和訴求所打動，這反過來又讓示威者更加振奮。外國駐華記者
的工作長期受到中國官員的騷擾，他們的活動被監視，敢於揭露問題的受訪人被逮捕，因此外國記者熱衷於傾聽學生的
要求。在 4 月 15 日之前，大多數學生還不敢跟外國記者公開交談，然而在 1989 年春天的事件過程中，他們的膽子變
得越來越大，記者們將他們對民主社會的憧憬傳播出去，為他們贏得了全世界的同情。
學生一方情緒高漲，不僅因為他們在國內外獲得了巨大支持，還因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當大
批學生突破警察的封鎖線時，學生和外國觀察者都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希望，以為政府最終會向他們的理想讓步。當時學
生們很難想像政治領導人會動用武力，人民解放軍會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市民開槍。
中國的領導層一方能夠看到外國人的關注與支持在鼓舞著學生，但他們很難相信中國民眾對自己的領導人會那麼
憤怒，因而易於認為示威有國內外的「幕後黑手」從中操縱。有關這些「幕後黑手」的傳言在高層幹部中間廣為流傳，
並被保守派用來作為促請鄧小平採取強硬措施的理由。
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從南方過冬返回北京後不久，出席了 1989 年 4 月 8 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會議開始還不到一小時，他便
因嚴重的心臟病發作而栽倒在地。緊急送往醫院後他似乎有恢復的跡象，但在 4 月 15 日凌晨猝然去世。群眾從晚間 7
點的電視新聞中得知了他的死訊，次日的電視和報紙又發佈了正式的訃告。這一消息令舉世震驚，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預
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連一些強硬派也不例外。[20-2] 鄧力群是胡耀邦最高調的批評者和 1987 年 1 月批胡的帶頭
人，但這時他也讚揚了胡耀邦。他後來寫道，胡耀邦從來不搞陰謀，胸懷坦蕩，對人不抱惡意。鄧力群還說，與胡相比，
趙紫陽則參與過陰謀和整人。[20-3]
群眾能夠長期被胡耀邦所感動，不僅因為他熱情親切，還因為他做人正派，對黨忠心耿耿。他是知識分子的希望，
曾為他們作過勇敢的鬥爭。他是他們心目中好幹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無任何腐敗劣跡。他曾長期擔任團中央總書
記，能夠與他所培養和提攜的年輕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 1987 年卻被冷酷地免職，因為他被指責為對 1986 年的學生
示威太軟弱。
1989 年的示威活動是對鄧小平無意促進民主和沒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評。胡耀邦的朋友覺得他受到了不
公正的批評。據他們說，胡耀邦為此深受傷害。他曾忠心耿耿為鄧小平工作，鄧的批評尤其讓他傷心。1987 年被免職
後，胡耀邦不再看電視，人也瘦了下來。[20-4]很多人認為他死於徹底失望，是自由民主事業的烈士。但是，很多參加示
威的人關心的並不是胡耀邦個人，而是把他作為推動自由民主的一個契機。事實上，很多知識分子後悔自己在 1986 年
的學生運動中過於順從，使運動輕而易舉地得到平息。現在他們決心更堅定地站出來。
當學生們利用悼念胡耀邦去促進自由民主事業時，1976 年 4 月 5 日的示威（為悼念周恩來）和 1989 年 4 月的
示威（為悼念胡耀邦）之間明顯的相似性，足以使學生們受到鼓舞，也令中國領導人感到擔憂。1976 年的示威稱為「天
安門事件」，而 1989 年的示威也同樣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像周恩來一樣，胡耀邦努力保護人民，含恨而終。不論 1976
年還是 1989 年，群眾對於受他們愛戴的人沒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義憤填膺。1976 年的示威者借機抨擊「四人幫」，
現在不是也可借機批評鄧小平和總理李鵬嗎？1976 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 1978 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並被稱為愛國者；
那麼 1989 年的示威者難道不可能以後被稱為愛國者嗎？在那些希望有一個更仁慈的政府的人們中間，胡耀邦已經取代
了周恩來，成了當時的大英雄。
騷動的根源
1989 年春天，高層領導人——特別是趙紫陽與李鵬——之間的政治分歧，加上鄧小平逐漸退出對日常工作的領
導，導致了相互衝突的信號和困惑。這種不確定的環境使得引發社會騷動的嚴重問題在下層進一步發酵和加劇。在 1980
年代末，大多數學生更加關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如自主擇業和擺脫「政治輔導員」的權利。大學
生們通過艱難的高考證明了他們的能力與勤奮，覺得有資格獲得他們想要的工作。但是在 1989 年，由於重要的產業和
政府機關缺少訓練有素的大學畢業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學畢業生服從工作分配。由於每個學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
取決於同學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輔導員如何在學生的檔案中寫「小報告」，政治輔導員便成為政府監控的象徵。這些給學
生寫報告的政治輔導員的教育水平很少趕得上學生，有些輔導員被懷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權影響學生的前程。
很多眼界開闊、思想獨立的學生，對於要不斷討好輔導員深惡痛絕。對他們來說，「自由」就是取消這些政治輔導員，
使他們能夠自主擇業。學生們其實很少花時間討論選舉制度。
知識分子，不論年輕年長，仍對 1983 年的反精神污染和 1987 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耿耿於懷。大受歡迎
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在 1980 年代末播放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後被保守派封殺），它批判象徵傳統中國的黃河，讚揚
給中國帶來國外新思想和現代行為方式的藍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識分子的共鳴。[20-5]
對普通民眾來說，主要的擔憂則是通貨膨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國企職工等拿固定工資的人，看到有錢的私人
經商者炫耀其物質財富，推高市場價格，威脅到工薪階層獲得基本溫飽的能力，這讓他們感到憤怒。這個問題又因腐敗
而加劇：鄉鎮企業的從業者從政府和國有企業獲取短缺的原料和資金以自肥，自主經營的企業家賺到的錢至少部分來自
鑽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設法把社會財富裝進自己腰包，遵紀守法的幹部的收入卻停滯不前。[20-6]農民工開始紛紛
湧入城市，也加劇了通貨膨脹問題。
官方數字儘管低估了實際變化，仍顯示 1987 年至 1988 年北京的消費物價上漲了 30%以上，這使那些依靠固
定工資、過去 30 年來一直有著物價穩定預期的家庭感到恐懼。此前為養老和以後生病而攢錢的節儉家庭，卻痛苦地看
到自己的存款在貶值。由於物價持續上漲，政府又聲稱要進一步放開價格管制，使憤怒變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政府幹部一向受到為社會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們憤怒的是，中國社會中最不道德的人，
只為自己幹活的人，和為謀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資源的人，如今能夠出入高檔餐館，住好房子，穿著時尚，買得起摩托車
甚至是汽車。沒有哪個城市像北京那樣，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資的機關幹部或將在畢業後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大學生。
這些人認為，國營企業應當用它的更多收入給職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 1989 年春天群情激奮的氣氛中，甚至
一些憤怒的機關幹部也冒險加入了示威，並且打出自己機關單位的旗號。不過，即使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學生們反通脹、
反貪官的口號，也洩放出了他們積蓄已久的憤怒。
中國民眾提到「貪官」時，並不是在說犯法的人，因為當時法制的觀念並不強；他們指的是那些利用別人沒有的
職務或個人關係謀取私利的人。對「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議學生要求公佈他們的收支、他們擁有的別墅數目以及他們子
女的金錢來源。[20-7] 1966 年時有很多高幹子女踴躍參加紅衛兵反對「走資派」，但在 1989 年高幹子女很少加入抗議
活動。相反，他們和父母一起因為享有特權而受到抨擊，因為他們把權力地位變成了在新的市場經濟中謀利的資本。
對於國企職工來說，企業被迫進入市場後他們可能丟掉「鐵飯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這比通貨膨
脹還可怕。政府已經開始向虧損的國企施壓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業甚至獲准破產，引起了職工的恐慌。這對工人們
有極其重大的利害關係，因為中國當時沒有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大的國有企業很像美國的軍事基地，不但是
經濟單位，而且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它們提供有補貼的住房和醫療，甚至職工子女的教育。對於國企職工來說，失去工
作就等於失去一切。 因此，自由市場會把國有企業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 1980 年代中期，隨著經濟的增長，很多農民工湧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機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
大量人力的建築業。但是 1988 年底為控制通貨膨脹對經濟採取的緊縮政策，使他們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機會。很多
失業後仍留在城裏艱難度日的人，卻看到「官倒」和大款們在炫耀財富。總之，對很多人來說，市場力量帶來的巨變讓
他們深感不平。
除了這些不滿的來源，還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遷徙之外的更多的權利。他們厭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錯誤」而挨整
和受罰的恐懼之中。自由民主的呼聲和對胡耀邦的讚美凝聚成了一種訴求，要擺脫國家的監管，擺脫官方強加的批評會。
從悼念到抗議：4 月 15-22 日
4 月 15 日傍晚，在宣佈胡耀邦去世幾小時後，北京大學的牆上就貼滿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報。[20-8]次日，大約
800 名學生從學校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對於從大學前來悼念的
人並未進行干預。
隨著廣場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動也開始有了政治意味。4 月 18 日一大早，數百名學生穿過天安門廣場來
到人民大會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幾條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推翻 1986
年懲罰抗議者的決定，公開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資產。當晚 11 點左右，數千名憤怒的抗議者從天安門廣場來到幾百米開
外的黨政機關所在地中南海的新華門前。他們不斷高呼口號，要求進入中南海。警察請求他們離開但遭到拒絕。人群一
直堅持到次日凌晨 4 點，警察才終於將其驅散。自共產黨 1949 年掌權以來，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進入中南海。正
如李鵬所說，在 4 月 18 日這一天，示威的基調從悼念變成了抗議。[20-9]
中南海裏很容易聽到新華門外人聲鼎沸，這使高層領導很快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後匆忙從日本
回國的李鵬，在採取什麼措施上與趙紫陽發生了分歧。李鵬對趙紫陽說，要作出強硬的反應；作為當家人的總書記趙紫
陽則認為，最好不要激怒學生，只要不發生打砸搶，採取強硬行動就是不明智的。[20-10]
4 月 21 日的示威規模進一步擴大，廣場上的演講者也開始要求更多的民主。[20-11]為了使學生平息下來，國家教
委主任李鐵映指示大學幹部維持校園的各項正常活動，對學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個團的兵力，以防學
生衝進大門。《人民日報》宣佈禁止遊行示威，並警告學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誤以為是軟弱」。但是領導層嚴重錯估
了形勢，學生們誇示著自己的力量，拒絕平復下來。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大約有 20 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通過廣播喇叭仔細聆聽 20 分鐘的悼詞。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遺體被送往安葬高級幹部的八寶山。
追悼會過後，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等了大約三小時要求見李鵬。他們後來抱怨說，他們受到慫恿，
相信李鵬或另一名高級幹部會出來見他們，但李鵬和其他官員聲稱李鵬對此並不知情。[20-12]當時李鵬不同意接見任何非
官方的學生團體，因為他擔心這會使這些團體獲得他所不願給予的合法性。李鵬還擔心這樣做會削弱黨所支持並具有更
強控制力的官方學生組織。
李鵬和鄧小平的「四二六社論」
學生悼念胡耀邦時，鄧小平對他們沒有採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論鄧小平在胡耀邦掌權的最後幾年如何批評他，胡
仍然被認為是一個為改革開放作過貢獻的忠誠幹部。鄧小平知道，壓制學生的悼念活動只會激怒他們，就像 1976 年 4
月阻止悼念周恩來逝世點燃了抗議者的怒火一樣。但是，悼念活動一結束，鄧小平已經打算向學生發出警告。恰在這時，
主張採取強硬路線的李鵬臨時取代趙紫陽，接過了處理示威活動的工作。
按照早已確定的行程，趙紫陽出訪北韓將從胡耀邦追悼會後的 4 月 23 日開始。據趙紫陽說，他動身之前去見鄧
小平時，鄧小平告訴他仍然應當去北韓訪問，並且他回國後將被提拔為中央軍委主席，這說明當時鄧小平仍把趙紫陽視
為他的接班人。因此趙紫陽按照行程於 4 月 23 日準時從北京火車站動身前往平壤。[20-13]李鵬為了平息他與趙紫陽有衝
突的傳言，去火車站送趙紫陽離京。趙紫陽對李鵬說，自己不在時李可以自行決定召開政治局會議。
趙紫陽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會之後人群就會散去，然而他們並沒有散去。就在趙紫陽離京的當天，儘管有不允
許學生成立組織的禁令，來自 21 所高校的學生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他們決定不能像 1986 年的
學生那樣輕易結束示威，現在這個學生團體要更加頑強。學生的組織者早先曾宣佈將在 5 月 4 日以後復課，現在他們推
翻了這一決定，宣佈將無限期延長罷課時間。[20-14]
趙紫陽出國後，臨時接過工作的李鵬知道責任重大，於是去諮詢楊尚昆。楊尚昆認為，鑒於局勢的嚴重性，應當
向鄧小平彙報。當天傍晚李鵬和楊尚昆就向鄧小平彙報了他們的看法，認為對抗議活動要採取堅決果斷的行動。李鵬說，
學生已經開始批評鄧小平本人，而且還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進展：新華門前的扭打，六萬名學生仍在罷課的報告，交通
受阻，有關試圖推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幕後黑手」的報告，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事態之嚴重。[20-15]鄧小平同意要
對學生發出警告，說明他們行動的嚴重性。此後，鄧小平便深深捲入了應對示威者的決策之中。
李鵬於次日召集政治局會議，聽取了負責監控首都事態的北京市領導陳希同和李錫銘的彙報。有觀察家認為，這
兩人由於害怕為可能出現的問題承擔責任，誇大了示威的嚴重程度，使鄧小平對實際情況產生了誤解。但其他幹部認為
形勢確實嚴峻，李錫銘和陳希同對天安門廣場情況的報告是準確的。
4 月 25 日上午 10 點鄧小平在家裏與李鵬和楊尚昆會面，聽他們彙報情況。李鵬在日記中說：鄧小平在 4 月 23
日就決定了必須發出嚴厲警告。[20-16] 聽完他們的彙報後，鄧小平說，必須終止這場動亂——像波蘭那樣縱容示威活動的
其他共產黨國家，黨的權力垮掉了。因此中國領導人必須明確堅定地結束動亂，控制住局勢。鄧小平還說，要立即發表
一篇權威社論向學生發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區的領導人堅定立場，並指示高校的黨政領導把事態平息下去。[20-17]
鄧小平對社論的內容親自作出指示，就像通常作出重要決策時一樣，他認真準備了自己的意見。胡啟立受命負責
起草社論，由筆桿子胡喬木定稿。社論於當晚在電台播出，第二天即 4 月 26 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20-18]社論讚揚
了大多數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譴責一些悼念者有不當言行。按照社論的說法，一些示威者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
度，甚至成立非法組織，試圖從得到政府批准的學生組織手中奪權。他們參與罷課，引發試圖推翻共產黨領導的「動亂」。
他們打著民主旗號破壞中國式的民主。不制止這場動亂就會導致社會混亂。鬥爭是嚴肅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組織，
禁止非法遊行。對任何造謠惑眾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責任。[20-19]
李鵬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論能夠嚇住學生使其屈服，畢竟，社論發出的嚴厲譴責等於政府公開威脅要逮捕很多學生
領袖。然而令鄧小平失望的是，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了更多的學生加入他
們的行列。李鵬在日記中說，「四二六社論」取得了成功，然而來自廣場的報告認為它不過是激怒了學生。比李鵬更瞭
解學生情緒的大學校長和管理人員覺得，社論毀掉了本來可以和平化解學生不滿的對話的基礎。在他們看來這篇社論的
語氣太強硬了。[20-20]
84 歲高齡的鄧小平很少出門，也很少跟人交談，不再能敏銳地感受民眾的情緒。有些幹部相信，
倘若周恩來還活著，他會與學生取得諒解。但是在 1989 年 4 月，沒有哪個領導人既擁有提出解決方案的權威，又具備
在革命老幹部和青年人之間建立溝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趙紫陽，儘管他後來主張與學生對話，撤銷「四二六社論」，
但當時他也是態度疏離，並沒有被學生視為同情他們的盟友。學生指責他的兒子搞腐敗，批評他打高爾夫球。
戰線隨著「四二六社論」的出現拉開。示威領袖把鄧小平和李鵬視為他們的敵人。示威的規模越來越大，輕易便
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線，因為警察被通知反應要有節制，以免造成流血。[20-21]但是，領導層也不願有絲毫動搖。鄧小平不
肯撤銷「四二六社論」，因為他擔心這將削弱黨的權威。雖然李鵬等官員放棄了最初不願與學生對話的態度，但他們在
會見學生時仍堅守防線，未能緩解局勢。例如，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教育部副部長何東昌 4 月 29 日下午會見 45 名
學生時，袁木拒絕承認腐敗是一個嚴重問題，並且否認存在新聞審查制度。學生們離開時比此前更加憤怒。[20-22]
學生獲得了如此廣泛的同情，以至於李鵬很難在下級官員中為鎮壓行動獲得支持。分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
啟立對他的同事解釋說，很多報社的記者對於他們報道廣場真實事態發展的文章不能發表感到不滿。被告知要平息示威
的高校幹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傳達給學生，但很多人內心並不贊同。[20-23]李鵬甚至無法指望官方媒體支持他。有時
候報紙的準時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響。在國家電視台上，報道廣場情況的節目會突然中斷，一度出現黑屏，畫外音也完
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員說：「今天沒有新聞。」[20-24] 6 月 4 日以後中宣部部長和《人民日報》總編被免職，因為
他們被認為在示威期間過於同情學生。
李鵬和趙紫陽的分裂：4 月 29 日-5 月 12 日
面對規模日益擴大的群眾示威給政府和黨造成的壓力，高層領導出現了兩極分化。害怕混亂的一方認為必須進一
步加強控制，另一方則相信應該對學生的要求採取更寬容的態度。李鵬是前一派的象徵和中心人物，趙紫陽則代表後者。
李鵬的日記中每天都記錄著對趙紫陽的批評，他說鄧小平在 1988 年秋天之前就已經對趙紫陽處理經濟工作的表現有所
不滿；鄧還不滿趙紫陽在政治上軟弱，沒有堅定支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並且不願意為惡性通貨膨脹和群眾對
放鬆價格管制的反應承擔全部責任。[20-25]相反，趙紫陽則說，局勢是在他出訪北韓以及李鵬向鄧小平彙報了示威可能帶
來的威脅之後惡化的。[20-26]鄧小平和其他黨內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鵬。從北韓回國後即主張撤銷「四二六社論」
的趙紫陽，則獲得了知識分子、改革派、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支持。
李鵬和趙紫陽都設法避免使他們的分歧公開化。李鵬 4 月 23 日為趙紫陽出訪送行，又照例於 4 月 30 日迎接趙
紫陽回國。然而，他們個人之間的分歧與對抗，以及各自營壘的影響力，卻遠遠強過他們合作的願望。自 1988 年夏天
以來，兩人之間的矛盾就因為經濟問題的累積和趙紫陽要對中國的高通脹負責而不斷加劇。當時趙紫陽名義上仍是財經
領導小組組長，但對政府經濟班子的控制權已經從趙紫陽轉移給了李鵬。責任重疊之處，便成了作為改革派的趙紫陽與
李鵬這個謹慎的計劃派之間的戰場。
李鵬是個穩重的幹部，學水利工程出身，有盡責有效的行政官員的名聲。他是革命烈士的後代，也是周恩來、鄧
穎超夫婦的眾多養子之一，這使他有著特殊身分。事實上，他想必具有很高的才能，才得以通過嚴格的篩選去蘇聯學習
先進科學知識，但他在領導人中間並不以才華著稱。他表達個人見解時總是態度謙遜，對黨十分忠誠，工作勤懇而投入
——無論老幹部們的指示多麼不受歡迎，他總是樂於依照他們的意願行事。他的固執而又謹慎的性格，與熱情且富有同
情心的胡耀邦、或者超然而具有紳士風度和分析才能的趙紫陽形成了鮮明對比。李鵬難以掩飾他對示威者的輕蔑，因此
他與他們見面只能激化而不是平息他們的怒氣。
當 4 月 25 日鄧小平向李鵬說明他認為很有必要發表一篇社論時，鄧的講話要點也送達了還在平壤的趙紫陽。趙
在一間掛著黑色窗簾的密室裏讀了鄧小平的意見後，立刻發回電報說：「我完全同意鄧小平同志對目前的動亂問題作出
的決策。」[20-27] 李鵬在日記中強調，趙紫陽對社論是同意的。但事實上趙紫陽同意的是鄧小平 4 月 25 日的講話，而不
是根據講話寫成的《人民日報》4 月 26 日社論。
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很快就斷定黨和學生之間已經形同水火，若不撤銷社論，幾乎毫無和解希望。他甚至一度同
意，如果撤銷社論，他願意為此承擔全部責任。[20-28]趙紫陽很瞭解鄧小平，他想必知道讓鄧小平撤銷社論的希望很渺茫。
確實，鄧小平認為優柔寡斷和推翻決定只會削弱黨的權威，因此拒絕撤銷社論。對於學生一方，趙紫陽盡量緩和矛盾：
他強調絕大多數學生都是愛國的，試圖以此讓他們放心不會受到懲罰；他還鼓勵他們離開廣場回到課堂。
5 月 1 日，趙紫陽從平壤回國兩天後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應對紀念五四運動 70 周年時可能發生
的示威。他主張發表一個聲明，表明黨支持加強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以適應時代的變化。但李鵬認為政府的
頭等大事是穩定，他批評了非法組織和散佈謠言。他堅持認為，如果放任這些年輕人，中國就會發生大倒退。趙紫陽反
駁說，儘管中國確實需要穩定，但學生的口號，如擁護憲法、促進民主和反腐敗，與黨和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20-29]
與李鵬生硬而嚴厲的語調相反，趙紫陽的態度就像一個寬厚的長者去勸說本質不錯的孩子。5 月 3 日和 4 日，趙
紫陽在兩次重要的公開講話中說明了要正面看待學生要求的理由。他在 5 月 3 日紀念五四運動的大會上說，七十年前的
示威者推動了科學與民主，今天的示威者也應當重視科學和民主在實現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強調了穩定和
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但他同時又說：「廣大群眾包括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處貪污腐敗，??
這也正是我們黨的主張。」[20-30]像往常一樣，黨的領導層試圖表現出他們的一致面。趙紫陽的講話在文字上作了仔細推
敲，使保守派無可指責。
在 5 月 4 日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講話中，趙紫陽也努力向外國投資者保證，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秩序沒有陷入混亂，
學生示威很快就會得到控制。趙紫陽 5 月 3 日的講話在發表之前要送其他領導人圈閱，這次講話則不必經過高層領導的
審查，因為他在亞洲開發銀行這樣的經濟機構講話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儘管如此，後來他還是受到批評，說他沒有事
先把講話送元老們過目。[20-31]這篇由鮑彤推敲過措辭的講話也對學生進行了廣播。趙紫陽在講話中承認，黨內確實存在
腐敗問題，他將之歸咎於社會主義法制不完善、缺乏開放性和民主監督。他重申學生是愛國的。[20-32]學生因趙紫陽的講
話而平靜下來，天安門廣場的示威人數驟減。
此時，香港媒體特意點出了趙紫陽講話和李鵬與學生對話的差異，並開始推測兩人之間的分歧。負責向高層彙報
示威情況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是站在李鵬一邊的，他後來在 7 月 6 日向全國人大彙報「反革命暴亂」時說，就在李鵬
準備更加強硬時，趙紫陽卻擺出了諒解的姿態。陳希同與李鵬和鄧小平站在一邊，批評趙紫陽 5 月 4 日的講話背離了「四
二六社論」精神。陳希同說，很多和他一樣的基層幹部正在努力控制違法亂紀的學生，他們覺得自己被趙紫陽的講話出
賣了。他們正在試圖使學生讓步，在他們看來趙紫陽則過於同情學生。陳希同還說，很多知識分子在趙紫陽講話的鼓舞
下，言論變得更加囂張，引起新一輪示威，造成了更大的動亂。[20-33]而趙紫陽的追隨者則認為，李鵬這一派使他們爭取
學生合作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為戈巴卓夫訪華作準備和絕食抗議：5 月 13-24 日
對鄧小平來說，戈巴卓夫 5 月 15 日至 18 日對北京的訪問既是中蘇關係的一個歷史轉折點，也是他個人的一次
勝利。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長達 30 年的疏遠即將結束，關係正常化露出了曙光。早在 1980 年代初，鄧小平
就提出了中蘇恢復正常關係的三大條件：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同時將軍隊從中國東北邊境附近撤離，越南人離開柬埔寨。
他之前曾估計，蘇聯因戰線拉得太長，需要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這一估計已被證明是正確的。戈巴卓夫同意了所有三
個條件，將按照鄧小平的條件前來北京訪問。這是鄧小平一生成就的頂峰之一。為了這次勝利，他準備做一個熱情的東
道主，歡迎世界各地的記者前來共襄盛事。
隨著戈巴卓夫訪華日期臨近，全世界大批文字和攝影記者齊聚北京，準備全程報道這一事件。很少出國的美國電
視新聞主持人拉澤爾（Dan Rather）也像其他西方知名播音員一樣親自來到北京。不難理解，鄧小平打算在戈巴卓夫
到達之前竭盡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門廣場。趙紫陽 5 月 4 日的講話後學生開始返回校園，因此有理由期待事態將有所好轉。
北京地區較為溫和的學生已經用腳投票，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但是那些更為激進的北京學生和外地學生仍然在廣場上安
營紮寨。
5 月 13 日上午，離戈巴卓夫訪華還有兩天，激進的學生領袖正發愁如何讓消退的運動保持活力，同時相信政府
不會在戈巴卓夫訪華期間抓人，於是他們宣佈了一個中國示威傳統裏前所未有的奇舉：當天下午開始絕食。一千多名學
生步行來到天安門廣場，聲稱政府若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就不吃飯。學生們宣佈：「我們不想死，我們也希望活著，
充實地活著??但是如果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死能夠讓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們的死能使祖國更加繁榮富強，那麼我們
沒有權利苟且偷生。」[20-34]
大多數絕食者只喝水及飲料。也有假裝絕食、其實還吃東西的人。還有人既不進食，也不喝水，沒過多久就暈倒
了。抱定一死的決心使絕食者的鬥爭超越了現實政治並在民眾中獲得了道德優勢。絕食者的電視畫面引起了國內外的同
情。一些指責學生阻斷北京交通的旁觀者也開始同情這些決心犧牲生命的學生，把他們看作英勇的受害者而不是麻煩製
造者。政府官員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任何絕食者死亡都將激怒群眾，因此在對待絕食者上行動節制。沒有學生受到攻擊
或逮捕，政府在雨天給他們提供大客車避雨，為他們提供公廁，派人清掃廣場衛生。同情學生的醫務人員在廣場上治療
暈倒的人，把情況嚴重者送往附近醫院。據官方統計，從 5 月 13 日到 24 日，共有 8,205 名絕食者被送往醫院治療。
[20-35]在良好的醫療照顧下，沒有學生死亡，但死亡的危險增加了示威運動的戲劇性。
絕食抗議完全出乎中央領導人的預料。5 月 13 日，即絕食開始的當天，為此憂慮的鄧小平會見了趙紫陽和楊尚
昆。他說這場運動拖得太久了。他要求在戈巴卓夫抵達之前清空廣場。當鄧小平問到群眾的情緒時，趙紫陽說，廣大學
生知道不能拿國家的榮譽當兒戲，不太可能干擾歡迎儀式。趙紫陽承受著壓力，他要保證戈巴卓夫訪問期間北京平安無
事。他也被賦予很大的自由，可以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措施清空廣場。
5 月 14 日，幾位著名知識分子意識到戈巴卓夫到訪之前清場的重要性，同時也擔心發生暴力衝突，因此盡最大
努力試圖化解對抗。12 名中國最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包括戴晴、劉再復和嚴家其在內，發表聲明批評政府對待學生
的方式和不公佈運動真相的錯誤。為了達成和解，他們呼籲政府承認獨立的學生組織，但也敦促仍留在廣場上的學生返
回學校。[20-36] 他們勸解學生說：「民主是逐步建立起來的??要保持十分清醒的頭腦??我們懇請你們充分運用學生運動最
寶貴的精神即理性精神，暫時離開廣場。」[20-37]
趙紫陽沒有親自來到學生中間，而是派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代替他去了廣場。閻明復在 5 月 16 日看望了學生。閻
明復雖然身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但對學生的要求抱有同情。由於迫切地希望達成一致，他開誠佈公地向學生們披露了黨
內的分歧，敦促他們離開廣場以保護趙紫陽。他答應次日再來見他們，並保證只要他們返回校園，就不會受到懲罰。閻
明復甚至提出，為了確保他們受到保護，自己可以充當人質。[20-38]然而，他的努力並未奏效。
儘管參加絕食示威的學生是在爭取民主，但是他們自己並沒有遵從多數原則。舉止大膽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說，
他們有一個協定，哪怕只有一個學生想留在廣場上，運動也要繼續下去。[20-39]學生們一直舉止得體，升國旗時會莊重地
起立唱國歌。但是全社會鋪天蓋地而來的同情，也堅定了他們絕不退讓的決心。看到學生顯然不會離開廣場，閻明復明
白這對趙紫陽的政治生涯意味著什麼，也擔心由此給國家帶來的後果，不禁傷心落淚。[20-40]
戈巴卓夫訪問北京
5 月 15 日戈巴卓夫抵達北京那天，支持學生的人再次增多。5 月 16 日是鄧小平會見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
晨 1 點作了最後一次清場的努力。廣場上的大喇叭廣播說，政府正在與學生代表對話。官方的廣播敦促學生考慮國家利
益，停止絕食，返回校園。學生們在他們製作的歡迎戈巴卓夫的橫幅下聽著廣播，他們把戈巴卓夫視為值得中國效仿的
政治改革家。其中一條橫幅上寫著「向民主的使者致敬」。[20-41]但他們仍然拒絕離開廣場，而且有越來越多的人群前來
支持他們。政府別無選擇，只好取消原定在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機場舉行了一個規模很小的儀式。
鄧小平和戈巴卓夫的會見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示威者試圖衝進去，事件過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戶。
在絕食導致的紛亂中被迫改變歡迎儀式地點，這讓鄧小平和老幹部們臉上無光，他們連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維持不
了。不過，鄧小平和戈巴卓夫的會談進行得很順利。在中國領導人中間，沒有任何人像鄧小平那樣在中蘇之爭中扮演著
核心的角色。他曾在 1960 年代初負責起草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又在 1963 年訪問莫斯科，代表中國與蘇斯洛夫交
鋒。但是，他也曾兩次親自為改善兩國關係打下基礎：一次是在 1979 年攻打越南後不久，另一次是 1985 年他請來訪
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Nicolai Ceau?escu）向蘇聯領導人轉達了中國就中蘇關係正常化提出的條件。中蘇兩
國外交官之間的談判一直持續到 1989 年 2 月，雙方才就越南停止佔領柬埔寨的聯合公報的措辭達成一致，並宣佈了戈
巴卓夫訪問北京、開創友好關係新時代的日期。[20-42]
鄧小平精心地與美國官員保持溝通，以便不使中蘇關係的改善損害中美關係。中蘇雙方一達成協議，鄧小平立即
在 1989 年 2 月 26 日會見了參加日本天皇葬禮後到中國進行短暫訪問的美國總統喬治?布殊。鄧小平向布殊保證中蘇
關係的改善不會影響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他首先回顧了中蘇關係史，明確表示中國不會與蘇聯發展出 1950 年代那樣
的親密關係。他說，中國將繼續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因為這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20-43]
他又派萬里去消除美國和加拿大官員——包括在 5 月 23 日向布殊總統——的疑慮，與戈巴卓夫的會談不會損害中國與
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中蘇會談之後，他派錢其琛外長向美國通報了會談的內容。
5 月份，就在戈巴卓夫到訪前夕，
5 月 16 日鄧小平與戈巴卓夫兩個半小時的會談中，錢其琛外長也在座。據他說，鄧小平在會談中興致勃勃，甚
至有些興高采烈，因為他是依照自己的條件彌合了與蘇聯的裂痕。鄧小平和戈巴卓夫都是改革家；84 歲的鄧小平即將
結束他的政治生涯，而 58 歲的戈巴卓夫才剛剛開始。鄧小平毫無敵意地談到過去與蘇聯的矛盾，他承認親自參與過中
蘇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但是他說，爭論的雙方講的「全是空話」。[20-44]他坦承「我們也不認為當時我們說的話都是對
的」。鄧小平不靠筆記，僅憑記憶就清楚細緻地講述了跌宕起伏的中蘇關係。他說，問題的原因在於蘇聯對中國不能總
是做到平等相待。但是他又說，中國絕不會忘記蘇聯的援助為新中國打下了工業基礎。鄧小平同意結束過去的爭論，放
眼未來，使中國能夠與各個鄰國建立睦鄰關係。戈巴卓夫對歷史背景已有很好的瞭解，他言談謹慎，表示贊同鄧小平的
看法，中蘇作為鄰國應當努力發展友好關係。[20-45]
鄧小平對戈巴卓夫發表了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講話，但他畢竟年事已高——有人認為他當時也有些緊張，在歡
迎戈巴卓夫的宴會上，他面對鏡頭時手有些顫抖，餃子竟從筷子上滑落下來。[20-46] 就在這一天，有大約 200 名絕食者被
緊急送往醫院治療，廣場上的絕食者還有大約 3,100 人。[20-47]鄧小平很難忘記不斷惡化的局勢。
戈巴卓夫在 5 月 16 日下午會見趙紫陽時說，他已經見過鄧小平，但現在見到趙紫陽總書記，全部協定才算是得
到了正式認可。趙紫陽解釋說，鄧小平仍在工作，中國仍然需要鄧小平的智慧和經驗，「因此 1987 年的十三屆一中全
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要由鄧小平同志掌舵」。[20-48]鄧小平得知趙紫陽這些話後很不高興。趙紫陽的支
持者後來解釋說，趙紫陽理所當然要糾正戈巴卓夫的印象，因為他與鄧小平的見面也是正式的官方會見。趙紫陽後來也
說，他是想保護鄧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損害。[20-49]然而李鵬在日記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承認趙紫陽的說法是準確的，
但他認為趙紫陽在這種場合說出來，是想把 1988 年的經濟問題和導致學生示威運動惡化的決策責任推給鄧小平。[20-50]
事實上，像李鵬一樣，鄧小平確實認為趙紫陽的話是在指責他要對當前的問題負責。[20-51]
全世界的記者聚集在北京，本來是要報道中蘇和解的過程，卻發現學生運動更加引人入勝。確實，廣場上的大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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