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堅決」負責，他知道遞交辭呈的時候
到了。
鄧小平接著批評方勵之說：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要開除。??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美國的當權者，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對內自己也打架，
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 20 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
[19-79]
心。
1987 年 1 月 1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抨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使群眾對隨後
胡耀邦在這兩個問題上受到批評有了心理準備。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辭去總書記一職。鄧小平同趙紫陽、薄一波、楊
尚昆、萬里和胡啟立幾個高層幹部作了溝通，他們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辭職。然後鄧小平讓他們組成一個委員會，作為籌
備十三大的領導班子，並告訴他們在對胡耀邦進行公開批評前，馬上在 1 月 8 日組織一次「黨內生活會」（實際上是關
門鬥爭會）。[19-80]胡耀邦的支持者後來說，利用「生活會」批評胡耀邦，違反了解除總書記職務的正常程序，因為把如
此高職位的人解職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後要有中央全會的批准，最後要經黨的代表大會批准。鄧小平則選擇在
把胡耀邦的問題提交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就用「生活會」給他定了案。
從 1982 年到 1986 年，每年的中央 1 號文件都與農業有關，但 1987 年 1 月 6 日發給全黨的 1 號文件的內容
卻是鄧小平關於處理學生示威的指示要點。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必須態度堅定。
對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作出嚴肅處理。[19-81] 沒過幾天示威就停了下來，沒有任何有關示威者死亡的報道。[19-82]
鄧小平在 1 月 6 日也見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開批評他的「黨內生活會」。在組織這些會議期間，鄧小平指
示黨內幹部要「軟處理」。[19-83] 他說，不要搞成路線鬥爭，也不要提「團派」（共青團），開會不是為了打擊報復。[19-84]
但是，胡耀邦在上層的自由派幹部、地方幹部和知識分子中間畢竟有眾多追隨者，鄧小平認為，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響，
有必要對他的問題作出詳細而全面的說明。批判胡耀邦最堅決的人是鄧力群，他被請來起草這個批胡的文件。同時趙紫
陽也與胡耀邦見了面，通知胡說，允許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職，但他要對次日召開的批評會作好精神準備。趙紫陽還勸
說他，如果再發生學生示威，一定要堅定公開地表明反對立場。[19-85]
1 月 10 日至 15 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據鄧小平的要求召開的「黨內生活會」上，有二三十名高層幹部對
胡耀邦進行了批評。鄧小平和陳雲兩人地位太高不宜到會參與批評，不贊成把胡耀邦撤職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沒
有參加。有人說，如果葉帥沒有死（他於 1986 年 10 月 22 日去世），他會保護胡耀邦，絕對不會允許開這種批評會。
胡耀邦在會上首先作了自我檢討。他承認自己未能承擔起責任，按鄧小平的指示阻止學生示威。「自 1986 年
11 月以來，小平同志曾就這次十年來最大的學潮給我作過三次指示。」此外，他知道自己會在哪一些具體問題上受到
批評，對每一個問題都作了嚴肅的交代，他承認自己有錯誤，但也試圖作出辯解：
● 關於他未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確實講過一些話，也抓過一些事，但沒有嚴格把握這些基本原則」。
● 關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不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我覺得只要幹好工作，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
● 關於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講過之後，我沒有及時採取正確的措施制止一些錯誤言行」。
● 關於培養幹部接班人問題：「黨中央，特別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養好接班人，大膽提拔德才兼備又有
經驗的同志。對此我是堅決擁護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幹部上從來沒有以自己為中心，總是集體開會討論。
我沒有提拔過有私人關係的人或支持過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錯誤」。
● 關於外事活動：「一定要特別慎重。負責接待外賓的部門請我見陸鏗，我沒有拒絕，這是個錯誤。我在同他談
話時??沒有斷然否定他的一些說法」。
● 關於「思想」：「我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後，我在思想鬥爭中總想維護安定，擔心出亂子。我把精力
主要用於防左，沒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長期任職之後，我變得過於興奮急躁??不
能冷靜聽取別人的意見」。
● 關於答應下面的事太多：「我從來沒有批准過超出自己職權範圍以外的事。」[19-86]
胡耀邦對隨後受到的猛烈批評完全沒有準備。他後來說，如果他知道「黨內生活會」是那個樣子，他就不會交辭
職信，也不會作這種全面檢討。[19-87]
鄧力群對胡耀邦的詳細批評佔去了 1 月 12 日整個上午和次日的半個上午，總計五個多小時。鄧力群一一列舉了
胡耀邦的「錯誤」。他說，胡耀邦最大的失誤是對四項基本原則和反精神污染鬥爭關注不夠。他沒有做到團結全黨，他
主要使用跟自己觀點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沒有充分徵求老領導的意見。[19-88]
趙紫陽在 1 月 15 日也對胡耀邦提出了批評。後來，1989 年趙紫陽被軟禁後，他在跟別人的交談和錄音中痛心
地表示，雖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對胡的批評並不過分，他和胡耀邦對改革有著一致的看法，並曾合作共事。他說
自己「沒有對胡耀邦落井下石」。[19-89] 當時，在 1 月 15 日的生活會上，趙紫陽批評胡耀邦說，他雖然大公無私，但是
也有弱點。「他喜歡標新立異，搞些噱頭。他不服從紀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權力，問題就會更大??為什麼他對劉賓雁、
王若水這種放肆的人那麼寬容？他大概是想在國內外樹立一個開明形象。」趙紫陽又說：「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如果
條件有了變化，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不在了，我是無法繼續與他共事的，那時我就要辭職了。他不管你常委會怎麼定的，
黨代會怎麼定的，或過去怎麼定的，他想怎樣就怎樣。」[19-90]胡耀邦對這些話很吃驚，他沒有想到趙紫陽會這樣批評他。
胡的朋友也覺得趙紫陽確實是在「落井下石」。[19-91]
15 日上午的「黨內生活會」結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後的檢討，他表示要為自己的全部錯誤承擔責任。但是他也
要求組織繼續調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過派系。生活會結束後，有人看到胡耀邦在會議廳的台階上黯然落淚。[19-92]
1 月 16 日政治局召開了更加正規的擴大會議，與會者包括中顧委的 17 名老幹部，沒有參加「黨內生活會」的
陳雲表明了他的意見。他說，他在 1980 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擔任總書記的決定。但是 1980 年至 1981 年這段時期
他觀察到胡耀邦領導的書記處並沒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讓一百多個部級單位向他提交報告，卻不解決要害問題。此外，
他到下面亂跑，一個星期就能跑 22 個縣，沒有把精力用在他本應深入研究的主要問題上。他也沒有定期召開政治局會
議和常委會議，而即使是為了搞好黨內民主，也應當定期開會。陳雲又說，他在 1983 年 3 月批評過胡耀邦以後曾希望
胡耀邦能改正錯誤，可是胡耀邦顯然沒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選拔幹部應該選來自五湖四海的能人，胡耀邦卻只選自己
圈子裏的人。選拔幹部要考慮「德才兼備」，但「德」（對黨的忠誠）是第一位的。不過陳雲強調說，解除胡耀邦的職
務要遵守黨內程序，這一點十分重要。[19-93]
未經正式程序胡耀邦就被解除了總書記一職。趙紫陽仍然擔任總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總書記。趙紫陽說，他
不想當總書記，他更適合擔任總理。但是一些知情的觀察者認為，在鄧小平的人中間並沒有既適合這個職位、同時又能
得到其他領導人贊成的其他人選。與會者確實普遍認為趙紫陽在經濟工作上表現出眾，因此沒有太大爭議就通過了讓他
擔任代總書記的決定。這些決定後來得到了中央全會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著黨員和中央委員的身分，而
且名義上暫時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實上他完全靠邊站了。
一些思想開明的黨員擔心，胡耀邦下台後保守派可能會取得控制權，放慢改革開放的步伐。但是，繼續領導黨的
日常工作的「五人小組」——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萬里和胡啟立——都親近鄧小平，願意聽從他的領導。[19-94]鄧
小平和趙紫陽都堅持改革開放不能變。[19-95]
胡耀邦的秘書在 1 月 17 日告訴胡的家人說，胡耀邦現在身心憔悴，要在中南海勤政殿休息一段時間，他要求家
人不要去看他。兩周以後，胡耀邦經由一條專用通道，從中南海走回了只有幾分鐘路程的家中。他讓助手收拾好他過去
十年裏的講話、報告和各種文件，在家裏花了三個月閱讀這些材料，最後斷定自己沒有犯過原則性的錯誤。他在家裏也
看電視，重讀馬列全集的一些章節。他很少會客，也幾乎不參加黨的活動，但他出席了解放軍「八一」建軍節的慶祝活
動、七中全會和中共十三大。
1 月 19 日中央印發 3 號文件，列舉了解除胡耀邦職務的原因：[19-96] （ 1）他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
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導致學潮的發生；（2）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3）
在經濟工作中鼓勵經濟過快增長和消費，造成經濟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經常違反程序；（5）在外事活動中說了一
些不應該說的話，例如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邀請 3,000 名日本青年訪華；（6）經常不遵守黨的決議，未經中央授權
就講話。[19-97]
3 號文件還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檢討摘要。他在檢討中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損失。
不過他沒有說自己對思想的寬容態度導致了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或學生示威。3 號文件中還說，鄧小平、陳雲和
李先念這些老幹部只要身體健康，今後仍會繼續為其他幹部——這是指總書記和總理——提供指導。3 月和 5 月又印發
了 3 號文件的補充文件，對胡耀邦擔任領導期間的問題作了更具體的說明。[19-98]
在很多自由派幹部看來，這是一場有失公正的悲劇：像胡耀邦這樣為國家辛勤工作、大公無私的人，其治理方針
本可行之有效，卻被他為之忠心效力的人罷了官。[19-99]和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另一些幹部則認為，假如胡耀邦繼續在台
上，社會秩序將蕩然無存，因為胡缺少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威所必需的堅定立場。他們感謝鄧小平精心安排，沒有給黨造
成損害就撤掉了胡耀邦，保持了黨內高層的團結，使鄧小平的改革得以繼續。兩年後胡耀邦去世時，這兩種分歧嚴重的
觀點再次交鋒，並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後果。
胡耀邦下台後，鄧小平曾數次邀請胡去他家打橋牌，都被胡婉言謝絕，只有一次例外：1987 年 12 月 30 日，即
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職那天的整整一年後，他接受了鄧小平的邀請。鄧小平問胡耀邦對自己的問題是不是想通了，胡
耀邦沒有回答。[19-100] 在 1989 年 4 月胡耀邦的追悼會上，鄧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遺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絕了。
她說：「都是因為你們這些人。」[19-101]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
胡耀邦下台後，鄧小平多管齊下，加強他認為在胡耀邦領導時期日益鬆弛的黨內紀律。為了減少胡耀邦的影響力，
鄧小平公開宣傳胡耀邦的「錯誤」，並把批評中共但一直受到胡耀邦保護的一些追隨者撤職。鄧小平還意在遏制對人道
主義、自由、民主等西方觀念日益廣泛的渴求，他認為有人利用這些觀念來挑戰黨的最高權威。
鄧小平親自主持的 1 月 16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了要開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鄧小平還同時宣佈，
要繼續實行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19-102] 1 月 28 日春節前夕發佈了中央 4 號文件〈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
題的通知〉，對即將開展的運動作了說明。[19-103]
受到胡耀邦保護的知識分子——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被開除出黨；朱厚澤在 3 月也被撤銷了中宣部部長
一職。劉賓雁為自己辯解說，他的報告文學批評的是一部分中共幹部，並不是在攻擊黨；但有些高層幹部認為，他的批
評以及對人道主義理想抱「更高忠誠」的呼籲使人們對黨產生了消極印象。還有不少人雖然未在媒體上遭到批判，但受
到了內部批評，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和一些大學行政幹部中的黨員。[19-104]為避免在知識分子當
中造成嚴重的消極反應，鄧小平宣佈運動只限於黨內。
很多在胡耀邦手下工作過的有經驗的黨內高官，如朱厚澤、吳明瑜、于光遠和任仲夷，依然堅信方勵之、王若水
和劉賓雁不會危及社會安定；示威活動能夠通過協商加以解決；擴大開放只會加強而不是削弱國家實力；鄧小平高估了
國家穩定受到的威脅，作出了過度反應。
鄧小平試圖在主管宣傳工作的高層幹部中加強紀律，要求他們維護社會主義理想。3 月 29 日中央印發了一個改
進報刊與出版工作的文件，然後便出現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廣播也在不停地宣傳同樣的內容，包
括批判主張個人主義和腐化墮落的西方思想。[19-105] 媒體還歌頌愛國主義，讚揚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和科學成就。[19-106]
鄧力群在推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相反，趙紫陽設法限制這場運動對經濟部門的消極
影響。他說，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不應干擾經濟，群眾對政治運動已經感到厭倦。在為推動運動召開的 4 月 6 日至
12 日的宣傳工作會議上，鄧力群漫無邊界地大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引起了很多與會者的憤怒。趙紫陽的助手鮑彤拿到
鄧力群的講話文稿後，趙紫陽把它交給了鄧小平。鄧小平作出了趙紫陽和鮑彤所期望的反應：他同意鄧力群走過了頭，
疏遠了過多的知識分子和自由派幹部。有些自由派黨員擔心鄧小平可能會考慮讓鄧力群成為胡耀邦的接班人。鄧小平此
時的反應標誌著運動的一個轉折點，也標誌著鄧小平不再支持鄧力群了。
在確認了鄧小平對自己的支持後，趙紫陽在 1987 年 5 月 13 日發表講話，含蓄地批評了鄧力群，實際上也標誌
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幾周後的 7 月 7 日，趙紫陽解散了過去鄧力群維護正統思想的根據地——中央書記
處研究室，鄧小平並未對此表示反對。政治氣氛的這種變化加強了趙紫陽的地位，削弱了鄧力群的影響，為趙紫陽在十
三大提出更開明的工作計劃鋪平了道路。[19-107]
7 月 10 日，曾在 1950 年代短期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交給鄧小平一封信，信中含有詳細的批評鄧力群的內
容。李銳說，鄧力群在延安時代曾濫用職權調查李銳，並不斷找李的妻子談話，隨後又引誘她。李銳還批評鄧力群也整
過一些好幹部。[19-108]
當鄧力群受到攻擊時，趙紫陽也感到了來自保守派的壓力，後者將趙視為對保守的經濟政治方針的威脅。趙紫陽
後來回憶說，他之前還與保守派維持著比較不錯的關係，但是在他撤掉了鄧力群的根據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之後，
他與陳雲和李先念的關係受到了傷害。[19-109]趙紫陽還說，十三大之後這些保守派領導人擔心他會利用自己的領導地位在
黨的代表大會上推動「政治體制改革」。[19-110]
中共十三大：趙紫陽主政
鄧小平很清楚，毛澤東像皇帝一樣至死不退造成了極大危害。所以他決心建立一種新的模式，對高層領導人的任
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然而就鄧小平本人而言，退休是有附加條件的。趙紫陽在 1989 年 5 月向戈巴卓夫透露說，
中共的十三大有一個內部約定，即使鄧小平已退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但在大事上他仍保留著最後拍板的權力。
與鄧小平同齡的那一代老幹部知道，只要鄧小平決定退休，他們也只能跟著退。1985 年鄧小平開始提出他可能
退休的問題時，有些老幹部請求他留任。就像其他對權力交接的時間和過程並無明確規定的國家中的集權統治者一樣，
鄧小平及其同事有理由懷疑一些沒有耐心的年輕幹部甚至在老幹部還不打算退休時就開始為他們的退休作準備，或至少
熱切期盼他們退休。1986 年 11 月 11 日，在為籌備一年後的十三大而召開的小型會議上，胡啟立就提到過鄧小平和一
大批老幹部將要退休的事。薄一波聽到這話臉都氣紅了，問胡啟立：「你是不是盼著我們都早點死啊？」[19-111]胡啟立客
氣地回答說，他希望他們繼續幹下去。從來不知隱瞞情緒的王震也曾在中央黨校大罵胡耀邦在為老幹部退休作準備，他
其實說出了其他老幹部的心聲。[19-112]
在 1987 年 10 月 25 日到 11 月 1 日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鄧小平辭去了所有黨政職務，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員
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但保留了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19-113]其他老幹部別無選擇，也只好從
正式職務上退下。陳雲獲准取代鄧小平成為中顧委主任，第一線的工作則交給了趙紫陽。
黨的十三大是趙紫陽的大會。鄧小平知道，為了使接班人有效行使領導權，必須給他相當大的活動空間。除非鄧
小平認為事態緊急，趙紫陽就是當家人。把胡耀邦解職後，鄧小平讓趙紫陽放手籌備並領導了十三大。趙紫陽在 5 月
13 日的報告不但標誌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也是趙紫陽為期半年的全力以赴地領導十三大籌備工作的開
[19-114]為使西方民眾對此變化有所準備，趙紫陽在 1987 年 9 月 25 日接受了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的採訪。在聚光燈下，趙紫陽對自己將在一個月後的黨代會上正式成為新的第一線領導人顯得躊躇滿志。[19-115]
趙紫陽雖然成了當家人，但他仍是在鄧小平劃定的範圍內做事。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表
明自己對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的信念。鄧小平長久以來一直贊成黨政分家，趙紫陽也緊跟這一路線。儘管如
此，趙紫陽還是獲得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因為鄧小平甚至陳雲都清楚，在趙紫陽的領導下經濟和政治體制都會繼續發
生變化。
1987 年 5 月 29 日，在綠燈亮起的兩周以後，趙紫陽對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說，他正在為十三大準備一個政治改
革綱領，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趙紫陽說，這個過程需要保持政治穩定，也將經過很長時間
才能成功。改革要循序漸進，一個省一個省地進行。趙紫陽說，將來黨不會再插手政府事務，黨內將會有高度的民主。
[19-116]
為了反映各級幹部的意見，文件總共修改了八稿。9 月 27 日鄧小平看過文件後決定不再作任何修改，只是簡單
地批示說：「看了，沒意見，寫得好。」根據趙紫陽的指示，文件以〈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標題提交給十
三大。鄧小平在大會前夕發表簡短講話，表明他完全支持這個報告。[19-117]
像鄧小平一樣，趙紫陽也力圖迴避會引起爭議的觀點。十三大的文件既支持繼續改革開放，也避開了容易引起爭
議的具體問題。趙紫陽選擇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主題，這是這個概念第一次被黨的代表大會所採用。它的好處
是既可以讓那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擁護者繼續堅持中國最終將走向社會主義的信念，又給予了那些相信市場的人發展
生產力所必需的自由空間。當有人問到這個初級階段會持續多長時間時，趙紫陽說：「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體實現??至
少需要上百年時間。」[19-118]
實際上，趙紫陽是將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無限期地拖後，他要讓那些希望經過短期整頓後黨會再次邁向社會主義高
級階段的人打消這種念頭。十三大為經濟體制提出了「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這一新說法，反映了市場正在變得更加重要，
這與過去宣稱計劃優先的文件相反。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詳細硬性計劃的作用將持續下降。要建立勞動力、
技術、信息和房地產市場。趙紫陽說，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
制」。報告為進一步改革提供了方向：
（ 1）實行黨政分開，減少黨在領導政府事務中的作用。各級黨委不再設立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全職
書記。
（ 2）進一步下放權力。
（ 3）政府各單位要明確職責，減少職權的重疊。
（ 4）提拔、降職和獎懲要以工作表現作為依據，培訓、工資、福利和退休的權利都要有法律加以保障。
（ 5）在關係到地方群體的問題上，政府要與地方幹部進行協商並向群眾告知結果。
（ 6）加強「社會主義民主」， 要允許各種群眾組織，如婦女、工會和其他團體，表達他們所代表的群眾的意見。
要加強民族區域自治，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
（ 7）加強社會主義法制。[19-119]
大會還批准了一些程序上的改革。為了能更及時地瞭解情況，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將從一年一次改為一年兩次。
政治局會議的重要決定將不再保密，而要在媒體上公佈。對工廠、學校、醫院、企業的黨組織進行精簡，使這些單位能
夠更加自主地作出有關自身工作的決定。
始。
在十三大召開前的幾個月裏，趙紫陽全面負責人事上的變動，但在選拔過程中老幹部其實仍發揮著重要作用。政
治局的新常委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喬石和姚依林都不是極端派。姚依林被公認是精明能幹的管理者，得到陳雲的強
烈支持。好在胡啟立和喬石都堅定地支持改革，這就保證了趙紫陽在常委中能成為改革的多數派。和兩年前黨的全國代
表大會一樣，選拔標準強調教育背景、領導業績和相對年輕。經過這次人事變動後，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降低了五歲。
另外，十三大的中央委員會的產生，是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實行了差額選舉，因此就排除了最不受歡迎的候選人，
保證了當選者至少擁有其他人最低限度的支持。大會第一輪投票時，候選人比實際名額多出十人，因此得票最少的十人
落選。鄧力群便是落選的十人之一。[19-120] 這反映著鄧力群受到普遍排斥，也表明胡耀邦得到普遍同情。[19-121]隨著鄧力
群離開中央委員會，兼之他的主要工作單位書記處研究室被解散，趙紫陽不像胡耀邦，他不會再被這個中國最執著的保
守派揪住不放了。
十三大避免了害怕改革的保守派和擔心停滯的改革派之間的尖銳分歧。兩個最具爭議、作為對立兩派代表的幹部
——總書記胡耀邦和他的批評者鄧力群——都被撤職，這使中間派更容易齊心協力繼續推動市場改革和溫和的政治體制
改革。實際上，保守派和改革派所爭論的關鍵問題在十三大之前的幾年裏就已經轉向更開放、更多的言論自由和更多的
市場改革。趙紫陽在十三大上進一步推進了這一轉向，儘管鬥爭仍在繼續。鄧小平把他認為過於寬容的胡耀邦成功搞下
了台，並沒有破壞中共上層的團結。趙紫陽堅持鄧的四項基本原則，推進鄧的經濟和政治設想，鄧有理由希望在自己退
出之後，趙將有效引導中國走向改革的下一階段。
[19-1]SWDXP-2, p. 310.
[19-2]Ming Ruan,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p. 93-94.
[19-3]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1980 年 9 月 24 日，上冊，頁 497。
[19-4]Ruan, Deng Xiaoping, pp. 91-103;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Readjustment,
Ensure Stability and Unity," SWDXP-2, pp. 335-355.
[19-5]SWDXP-2, p. 303. 關於這個問題的背景和解決過程見 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and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sp. pp. 48-49.
[19-6]SWDXP-2, p. 332.
[19-7]SWDXP-2, pp. 341-342.
[19-8]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5.
[19-9]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p. 55-56;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4-145.
[19-10] 《紅旗》雜志，1982 年第 6 期，頁 5，轉引自 Wolfgang Bartke and Peter Scheier, China's
New Party Leadership: Biographies and Analyses of the Twelf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26.
[19-1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第 208 頁；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 20 年紀實》（上下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下冊，頁 479-480；SWDXP-2, p. 368-369; Richard Kraus, "Bai Hua: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a Writer,"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Timothy Cheek, eds.,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pp. 185-211. 劇本的部分內容見 Michael S. Duke,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8-112;
W. J. F. Jenner, "1979: A New Start for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6
(June 1981): 274-303.
[19-12]這類文學的部分作品見 Xinhua Lu et al., The Wounded: 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77-78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79); Perry Link, ed., 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erry Link, ed., Roses and Thorns: 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 197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Binyan Liu, People or Monsters? And Other Stories and Reportage from China after
Ma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對這些作品的背景說明見 Link 著作的導言 以
及 Merle Goldm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另參見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對這位作家的作用和
寫作背景的說明見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13]Link, Stubborn Weeds, pp. 21-23.
[19-14]Ruan, Deng Xiaoping, pp. 116-117.
[19-15]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
[19-16]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
[19-17]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另據作者在 1993 年至 1994 年對阮銘的採訪。
[19-18]楊繼繩：《鄧小平時代》，頁 177-179；作者 2006 年 8 月對孫長江的採訪。
[19-19]Ruan, Deng Xiaoping, pp.121-130.
[19-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2004），1983 年 3 月 14 日，頁 859。
[19-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2004），1983 年 3 月 15 日，頁 859；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p. 115-116.
[19-22]Ruan, Deng Xiaoping, pp. 129-130；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256-258；中共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83
年 3 月 17 日，下卷，頁 322-323。
[19-23]《陳雲年譜（1905-1995）》，1983 年 3 月 17 日，下卷，頁 322-323。
[19-2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258-259。
[19-25]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下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
1986 年 11 月，下冊，頁 1293。
[19-26]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下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
1986 年 11 月，下冊，頁 1215。
[19-27]轉引自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 117.
[19-28]轉引自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19-120.
[19-29]轉引自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70-272.
[19-30]SWDXP-3, pp. 47-58.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22-127.
[19-31]SWDXP-3, pp. 47-58.
[19-32]SWDXP-3, p. 47;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274-275。
[19-33]Ruan, Deng Xiaoping, p. 135; Binyan Liu, A Higher Kind of Loyalty: A Memoir by
China's Foremost Journalist (New York: Pantheon, 1990), p. 173;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21-128;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269-312。
[19-3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38。
[19-3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15、336-343。
[19-36]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37-165; 鄧力群：《十
二個春秋》，頁 320-322。
[19-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 年 1 月 2 日，頁 1023。
[19-38]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310。
[19-39]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080-1086。
[19-40]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20-322、346-347。
[19-4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20-322、346-347。
[19-4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36-343。
[19-43]作者 2006 年 8 月和 9 月對朱厚澤的採訪。
[19-4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70。
[19-4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70。鄧力群說是鄧小平讓胡喬木準備這篇講話的，但是據
編輯過這個文件的胡耀邦的友人說，鄧小平說胡喬木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犯了一個錯誤，他要自己修改講話
稿，而不是請胡喬木去做。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085。
[19-46]SWDXP-3, pp. 146, 148.
[19-47]SWDXP-3, p. 148.
[19-48]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5 年 9 月 18 日，下冊，頁 1042-1045。
[19-49]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310。
[19-50]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113、1303-1310。訪談全
文見頁 1110-1116。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45-446。
[19-51]據唐?凱瑟爾（Don Keyser）報告，2010 年 2 月，他當時是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
[19-52]Baum, Burying Mao, pp. 187-188.
[19-53]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310。
[19-5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47。
[19-55]"Younger People Elected to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Xinhua, September 22,
1985; Daniel Southerland, "China Replaces 91 in Party Committee: Move Seen Strengthening
Deng's Control,"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1985, A17.
[19-56]2001 年 6 月和 2002 年 11 月對澳大利亞總理霍克的訪談，他曾陪同胡啟立在澳大利亞訪
問。
[19-5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 年 9 月 18 日，頁 1078-1080。
[19-58]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65。
[19-59]SWDXP-3, p. 16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6 年 6 月 10 日，頁 1120-1121。
[19-60]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5 月，下冊，頁 1212；1987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311。
[19-61]SWDXP-3, p. 16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6 年 6 月 28 日，頁 1125-1126。
[19-62]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 21、27-35。
[19-63]Yizi Chen, "The Decision Process behind the 1986-1989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135; Guoguang 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1986-1989,"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ch. 2. 吳國光是政治研究室的成員之一，1989 年春來到美國。研究室的
成員還有嚴家其和陳一諮。見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8).
[19-64]1986 年 9 月 13 日鄧小平會見財經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趙紫陽、姚依林、田紀雲等人討論
經濟問題和十三大的準備工作，鄧小平再次談到要黨政分開，下放權力，理順政府職能。他說，黨應當只
管黨員的紀律，法律問題應當留給政府去做。見《鄧小平年譜（1975-1977）》，1986 年 9 月 13 日，
頁 1137；SWDXP-3, p.17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
版社，2005），頁 200-201。
[19-65]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19-66]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19-67]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19-68]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19-6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80。
[19-70]David Bachman, "Differing Visions of China's Post-Mao Economy: The Ideas of
Chen Yun, Deng Xiaoping, and Zhao Ziyang," Asian Survey 26, no. 3 (March 1986): 292-321.
[19-71]SWDXP-3, p. 213.
[19-72]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n100.
[19-73]電視機數量的數據取自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p. 35; and Robin Munro,
"Political Reform,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nd the Conservative Backlash," in Robert
Benewick and Paul Wingrove, eds., Reforming the Revolution: China in Transition (Chicago:
Dorsey, 1988), p. 71. Munro 是當時的駐華記者。
[19-74]2004 年 10 月對新加坡官員的採訪。另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
卓越文化出版公司，2004），頁 317-326。
[19-75]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對當時
社會狀况的研究參見 Deborah Davis, Thomas B. Gold, Gail Henderson, Charlotte Ikels, Richard
Madsen, 及 Andrew Walder 等人的文章，載 Deborah Davis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03.
[19-76]見 Stanley Rosen, "The Impact of Reform Policies on Youth Attitudes," in Davis
and Voge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p. 292.
[19-77]Benedict 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An Interim Report (New York:
Praeger, 1988), pp. 89-107. Stavis 從 1986 年 9 月到 1987 年 1 月在上海復旦大學，經歷過這些事
件。
[19-78]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2 月 27 日，下冊，第 1297
頁；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79。
[19-79]SWDXP-3, pp. 194-196.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6 年 12 月 30 日，頁
1160-1162。
[19-80]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2 日，下冊，頁 1182；盛平編：《胡
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1 月 2 日，下冊，頁 1302。
[19-81]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1 月 6 日，下冊，頁 1302。
[19-82]見 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pp. 90-96. 又見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94-203; 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
頁 1279、1301。
[19-8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 1165，1987 年 1 月 13 日。
[19-84]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82。
[19-85]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9 日，下冊，頁 1182。
[19-86]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1 月 10 日，頁 1303-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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