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的是，鄧小平在對麥理浩的開場白中就提到了香港的最終命運問題。他宣佈，兩國商討解決方案必須以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為前提，但是直到下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香港仍可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儘管大陸實行社會主義。[17-42]三
年以後鄧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政策，但是在這次最初的會見中，他已經向麥理浩說明了這項政策的要點。
麥理浩和隨行的中國問題專家意識到，如果向鄧小平提出 1997 年後能否仍由英國繼續管理香港，無疑會使他動
怒。於是他們決定間接談及這個問題，提出如何給那些要簽訂 15 年以上租約的人提供保障，因為這些租約在 1997 年
之後仍然生效。出於同一思路，麥理浩還提到在 1997 年之後的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香港投資者對從事新的貸款、
抵押和其他投資活動的擔憂。麥理浩建議，把規定 1997 年租約到期的官方文件用語改為「只要英國繼續管理這一領地」。
據陪同麥理浩的柯利達（Percy Cradock）說，鄧小平顯然沒有理解商業上採用的 15 年租約與有關新界的 99 年政府
租約之間有何區別。[17-43] 鄧小平一直避免就租約問題表明看法，但是他說投資者可以放心。[17-44]在回答英方對大量中共
幹部將被派往香港的關切時，鄧小平立刻回答說，中國會採取措施避免這種問題發生。
麥理浩返港後沒有公開北京會談的細節，但他轉達了鄧小平保證中國不會損害投資者利益的信息。港人得悉此說
後如釋重負，而中國更加開放的氣氛給他們造成的印象，香港媒體有關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領導中國走上更加務實的道
路的報道，也加強了他們這種感覺。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產價格飈升。[17-45]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又有一些英國高官飛到北京與鄧小平和其他中國官員會談，華國鋒也在 11 月訪問了英國。
所有英國官員都向中國同行表達了同樣的基本觀點：應及早作出有關香港的決定。然而鄧小平仍未準備好著手進行談判，
他只是一再重複他對麥理浩講過的話：香港在 1997 年之後可以保留它的制度，中國會保護投資者的權益。[17-46]
1980 年 12 月的政治局會議解決了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問題，這為鄧小平處理香港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突破口。
這一進展意味著，他不必再擔心那些反對收回主權後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的保守派。在建立好以胡耀
邦和趙紫陽為首的新團隊後，鄧小平有理由相信，他的領導班子能夠具備管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能力。
1981 年初，鄧小平同意開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列根 1981 年當上總統後，鄧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臺灣問
題上很快取得進展，此時把工作重點轉向香港，可以使那些對中國政府在收復臺灣上表現軟弱感到不滿的愛國青年轉而
關注收回香港主權的鬥爭，而鄧小平在這件事上穩操勝券。中國在邊境一側有大量駐軍，英國在香港的一小批軍隊不可
能進行有意義的抵抗。中國還控制著香港的食物和用水。此外，中國在 1981 年初已經和包玉剛等香港商界領袖建立了
工作關係。當初為解決臺灣問題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可以很容易地用來為中港關係提供框架。如果在安撫港人方
面取得成功，這甚至可能有助於減少臺灣民眾對統一的恐懼。
港澳辦公室於 1981 年 3 月在北京召開了討論香港前途的會議。[17-47]在這次會議上，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傳達了
鄧小平的觀點：不收回香港，我們將無顏面對祖宗，面對十億中國人民和子孫後代，面對第三世界的人民。在章文晉傳
達鄧小平的意見後，問題迎刃而解，誰也不敢再提在新界租約期滿後讓英國繼續管理香港的事了。[17-48]
雖然英國不太可能派出軍隊保衛香港，但當時正值英軍考慮出兵福克蘭群島，中國不能排除英國有可能對香港作
出同樣舉動。鄧小平一向會作最壞的打算，他解決了英國一旦出兵中國該如何應對這一問題——9 月中旬，在瑪格麗特
?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到訪北京前一周，鄧小平與李先念等人見面時說，中國要準備把使用武力作為保衛香
港的最後手段。
鄧小平下定決心完全收回香港主權後，中國官員立刻開始準備文件草稿，供中國內部討論在 1997 年之後如何統
治香港。鄧小平也閱讀有關香港的報道，並會見了更多香港商界領袖。例如，親北京的港商作為人大代表在北京出席全
國人大會議期間，鄧小平專門與他們見面，交流有關香港的看法。[17-49]
與其他中國官員一樣，鄧小平也擔心從 1979 到 1997 年這段時間裏英國有可能留下一些「毒丸」，使中國在
1997 年恢復行使主權後的統治問題變得複雜化。英國有可能讓英國公司參與大型公共項目，花光香港的資產，使政府
債台高築。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給中國人在 1997 年之後留下多少收入來源。港英政府還可能為政府官員
加薪，使中國在 1997 年之後難以平衡預算。當時，鄧小平還沒有預見到他和其他幹部後來才意識到的另一枚毒丸：用
「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權力。
1981 年 12 月 21 日至 1982 年 1 月 6 日的統戰會議提出了北京對香港前途的基本立場。這次會議結束後不久
中英就開始了初步的談判。1982 年 1 月 6 日英國外交大臣阿特金斯（Humphrey Atkins）會見了趙紫陽總理。在這
次會談中，北京首次做好了開啟談判並討論具體問題的準備。趙紫陽對阿特金斯說，香港仍將是一個自由港和商業金融
中心，中國將保證香港繼續繁榮。訪問結束時兩國宣佈，作為對華國鋒主席 1979 年 11 月訪英的回訪，瑪格麗特?戴
卓爾首相將於 1982 年秋天訪華，同時雙方將開始進行富有誠意的談判。[17-50] 1982 年 3 月鄧小平正式批准了 1 月的統
戰會議提出的基本方案，並把它提交給黨中央。
此後幾個月裏，鄧小平多次參與有關香港問題的討論，包括與香港大約 12 個團體或個人的會面，其中有包玉剛
和另一位長期跟大陸友好的商人霍英東。[17-51]
一貫強調培養接班人的鄧小平說，在剩下的 15 年裏，香港的商業界、教育界和文化界領袖要推薦一些有前途的香港「愛
國」青年，讓他們立刻開始準備 1997 年之後接手不同領域的職務，以保證平穩交接和穩定繁榮。[17-52]鄧小平會見的重
要客人之一是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該校是香港高等教育的領頭羊，在培養未來政府官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 1982 年 4 月 6 日接見前英國首相希思時，鄧小平引用了 1 月會議提出的「十二條」，十分具體地表明態度：
香港仍將是一個自由港和全球金融中心，它將由包括英國人和其他國家人士在內的香港人自己管理；它將由商人來領導，
將容納來自所有社會階層的人；它將叫做「中國香港」，但一切商業活動照舊進行。鄧小平對希思解釋說：「我們新憲
法有規定，允許建立特別行政區。」[17-53]
在會見英國官員時，鄧小平發誓，1997 年後將把政治權力交到港人手裏。
戴卓爾首相訪華
戴卓爾首相在 1982 年 6 月份的福克蘭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不久，於 9 月 22 日抵達北京。這次勝利使她變得
過於自信，這讓她的顧問愛德華?尤德（Edward Youde）等人感到擔心。他們並沒有強而有力地向戴卓爾夫人解釋清
楚，想讓鄧小平允許英國在 1997 年後繼續保留對香港的主權是多麼不可能。外交部的兩位主要中國問題專家珀西?柯
利達和艾倫?唐納德（Allen Donald）為了避免對抗，確實試圖解釋清楚鄧小平的決心。[17-54]然而自信的「鐵娘子」戴
卓爾夫人錯誤地以為，中國拒絕考慮英國在 1997 年後繼續保留主權只不過是一個可以談判的條件。[17-55]戴卓爾夫人在
北京首先會晤的是趙紫陽總理，但趙在與戴卓爾見面之前就對香港記者說，中國當然要收回主權，主權交接不會影響香
港的繁榮穩定。他把這一基本立場首先透露給新聞界，意在向戴卓爾表明這種觀點不容談判。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時
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17-56]
9 月 24 日上午，「鋼鐵公司」鄧小平和「鐵娘子」戴卓爾見面，兩人進行了兩個半小時的會談。戴卓爾夫人後
來把這次會談描述為「生硬粗暴」。不過參加會談的英國官員證實，戴卓爾夫人過於誇張了與鄧小平之間的對抗，事實
上對抗的感覺僅僅來自會談後戴卓爾夫人對媒體的講話以及中方的反應。據英方參加會談的人說，戴卓爾夫人的講話既
雄辯又富魅力，儘管如此，鄧小平所擁有的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也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57]鄧小平在開場白中宣佈，
中國將在 1997 年收回主權，將支持香港的繁榮，並希望能夠得到英國政府的合作。[17-58]但戴卓爾夫人回應說，在英方
看來，根據三個條約香港是屬於英國的，這些條約在國際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經雙方協議才能作出變動。她說，英國
在過去 150 年裏學會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錯。她又說，只有在作出保證香港繁榮穩定的安排後，才能談到主權問
題；只有英國的統治能夠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保障：沒有英國的這種保障，商人不會再願意投資。不過戴卓爾夫人確
實作出一個讓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權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她可以考慮向議會提出有關主權問題的建議。因此雙方
應當通過外交渠道開始談判，尋求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
鄧小平斷然拒絕了她的建議。[17-59] 他說，有三個主要問題：主權，中國在 1997 年後如何治理以維護香港繁榮，
中英兩國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 1997 年之前發生大的混亂。他說：「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
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他說：他不會做當年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李鴻章，主權意味著完全的主權；為了維護香港 1997
年後的繁榮，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數法律將繼續有效；中國會和香港市民進行廣泛協商，制定出對投資者——包
括英國投資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讓英國政府或商業界滿意也是有限度的。鄧小平警告說，如果港英政府在 1997
年之前挑起嚴重對抗或從香港撤走大批資金，中國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鄧小平確
實表示，他要與英國合作，他同意雙方應當立刻通過外交渠道進行磋商。[17-60]但是他又補充說，如果雙方在兩年內無法
就主權移交達成滿意的協議，中國將單方面宣佈自己的政策。[17-61]駐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鄧小平常用吐痰來強調重點；
在場的人看到，鄧小平和戴卓爾會談時，不時往痰盂裏吐痰。[17-62]
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結束會談走下外面的台階時，被一名記者的提問分神，腳下一滑導致膝蓋著地。這一插曲被
電視鏡頭捕捉到並在香港的晚間新聞播出，後又在香港電視上反覆播出。這個畫面給人的印象是，戴卓爾夫人受到鄧小
平強硬姿態的震懾，差點磕了個頭，幸虧有身邊的柯利達攙扶才沒有跪下。[17-63]
後來戴卓爾夫人談到鄧時，仍然給了他正面的評價，認為他非常直率但並不粗魯。戴卓爾夫人離京前舉辦的答謝
宴會上，由於鄧小平要去出席為金日成舉辦的宴會，趙紫陽總理成了主賓。戴卓爾在宴會講話中以更為和解的姿態對趙
紫陽說，會談使她對中國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她用了一句中國的成語：「百聞不如一見。」[17-64]
由雙方代表擬定的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會談的公報中說：「兩國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香港前途舉行了深入
會談。雙方領導人表明了各自對這個問題的立場。雙方同意把維護香港的穩定與繁榮作為共同目標，將在訪問後通過外
交渠道開始舉行談判。」[17-65]與鄧小平不同，戴卓爾夫人對英國在香港發揮的歷史作用感到自豪，而且確信以往的條約
具有合法性。離開中國前，她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
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當她在香港的記者招待會上重複這些話時，英國外交部的中
國問題專家聽得不寒而慄，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話會毀掉他們一直以來與北京達成的善意。不出他們所料，中方對此大發
怨氣。在戴卓爾夫人訪華後的一周裏，香港股市下跌了 25%，恒生指數從 6 月的 1300 點跌至 10 月的 772 點。[17-66]
戴卓爾夫人訪華後中英談判被推遲了，因為中方堅持談判協議的前提和基礎必須是中國 1997 年後完全收回主權，
而戴卓爾夫人不願意接受這一條件。隨後中國發出了警告：1983 年 2 月底英國被告知，中方有關 1997 年後香港政策
的單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實際上，假如不談判，中方將在 1984 年 9 月宣佈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17-67]北京的
柯利達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擔心中方會向 6 月份召開的全國人大提交他們的單方面方案，於是在 3 月初飛回倫敦與戴卓
爾夫人協商。此時香港股市再創新低，乃至戴卓爾夫人也開始相信中方不會在主權問題上讓步。為了打破僵局，柯利達
建議戴卓爾夫人致信趙紫陽總理，說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說過的話，但在措辭上稍加改動為：假如能夠作出讓香港人
民滿意的安排，她「準備向議會建議移交主權」。戴卓爾夫人接受了這一建議，此信於 1983 年 3 月 9 日發出。由於此
信沒有滿足中方關於談判之前必須就主權問題達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沒有立刻作出答覆，過了兩個月才同意開始舉行談
判。鄧小平後來對出席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說，他在談判議程的順序上鬆口，是為了讓英國人擺脫尷尬局面。雙方就下
一步談判達成的議程是：第一，有關 1997 年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安排；第二，1997 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權問
題。第一次談判於 7 月 12 日舉行，距戴卓爾夫人訪華已經過去了十個月。[17-68]
為了給談判作準備，同時與香港各界的重要人物建立聯絡，並培養將於 16 年後接管香港的官員，鄧小平認為北
京必須向香港派出一名更高級別的黨的幹部。這位派往香港的高官應該被授予相當大的自由，使他能夠與香港各界有影
響力的人士公開對話，並直接向北京的最高層彙報。鄧小平需要的人要瞭解北京的想法，要能跟香港的領袖人物平等相
處，還要有信心向大陸高層提供全面而坦率的報道。他想到的一個人選是許家屯。
1983 年鄧小平攜家人去上海過春節時，順道走訪了附近的江蘇，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一路陪同。鄧小平之前並
不瞭解許家屯，儘管 1975 年鄧在全國進行整頓時，許家屯先是在南京、繼而在江蘇全省的整頓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他們在 1983 年春節見面時，本來的安排是許家屯用二十分鐘向鄧小平彙報江蘇省的發展情況，結果談話持續了兩個小
時。在許家屯的領導下，江蘇的國民生產總值在過去六年翻了一番；他們見面時江蘇的工農業產值在全國首屈一指。作
為臨近上海的沿海省份，江蘇也開展國際貿易，許家屯是率先允許發展市場的人，為此還被江蘇一些行事謹慎的計劃幹
部到陳雲那兒告過狀。事實上，陳雲曾要求把許家屯調離江蘇，但鄧小平看出他是一個大膽的改革派，堅持把他留在了
那裏。
負責高層幹部任免的胡耀邦知道鄧小平十分賞識許家屯，於是在鄧與許家屯春節見面後不久，胡耀邦便向他提議
由許家屯擔任香港的新職務。得到鄧小平同意後，1983 年 4 月胡耀邦通知許家屯要把他調到香港全面負責大陸與香港
的關係，為 1997 年的過渡作準備。[17-69] 1983 年 6 月 30 日，中英第一輪談判結束後不久，許家屯被正式任命為中共
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黨組書記，並被派往香港工作。許家屯的重要職責之一，是挑選香港有影響的人士，邀請他們訪問
北京，他們在那兒將有機會見到鄧小平。[17-70]
為赴任作準備的許家屯前往北京拜訪了他後來要在香港問題上與之打交道的領導人——除鄧小平外，還有李先
念、趙紫陽、胡耀邦、楊尚昆、萬里、姬鵬飛和胡啟立。他發現他們全都敏銳地意識到，必須對駐港的中共組織進行大
刀闊斧的改造才能領導香港的過渡。當時的中共組織成員多是廣州當地人，他們習慣於重複左派口號，幾十年來一直在
批評香港商界和政界領袖。這群人在思考香港的未來時也缺乏想像力。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許家屯最終還是將香港的共
產黨創造性地轉變成了一個新團體，使它能夠培養富於想像力和親北京的新成員，這些人將在 1997 年管理他們的故土
香港。這些培養中的領導者未必是黨員，但他們願意與新的中共精英合作。
許家屯赴任前拜訪的幹部中也包括廖承志，但他在許家屯上任前的 6 月 10 日便不幸去世。後來鄧小平宣佈由李
先念和趙紫陽負責香港事務。在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日常工作的是前外交部長姬鵬飛，香港則由許家屯負責。
許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他以這一身份出席公開場合，但他的權力卻來自他的中共港澳
事務委員會書記一職，這也是公開的秘密。他的抵港引起了極大關注，因為他是到那時為止中共派駐香港的最高級別的
官員。過去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都是有外交部背景的廣東當地人。許家屯講普通話，他的上任表明香港現在已被中央
領導人視為國家大事。[17-71]
許家屯離京赴香港之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對他說，他應當讓大陸增加對香港的理解。楊由於常在香港過冬，
與當地知識界關係密切。作為回應，許家屯聘請楊振寧的弟弟楊振漢在香港組建了一個不大的獨立智庫，為中國官員分
析及解釋香港的經濟及學術形勢。許家屯還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帶到香港，以便增進北京對香港及其在世界經濟中
的地位的瞭解。
許家屯到達香港時，恰逢中英第二輪談判即將開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幫助北京的中方談判人員瞭解當地情
況，為下一輪談判作準備。最初很多港人懷疑許家屯要加強中共對香港的控制，對他持有戒心。但是許家屯的開放態度
和瞭解香港的真誠願望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傳遞了這樣一個基本信息，中國將在 1997 年後收回香港，但是不必為此
擔心，一切都會保持原樣。[17-72]
許家屯參觀學校、銀行和公司，經常在各種集會、慶典和體育活動中講話，與窮困市民交談，參觀各種類型的機構。他
實際上成了影子港督，而且確實被人非正式地稱為「總督」。在新華社駐港分社的總部，他挑選了一些有前途的當地人
加入他的團隊，使團隊人數從 100 人增加到大約 400 人。他把他們分成不同的小組，派去瞭解香港政府各個部門和新
界的每個民政事務處。他們使許家屯能隨時瞭解所有領域的動態。在接管之前的 15 年裏，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見習
政府」。[17-73] 那些能證明實力的人有望在 1997 年後擔任重要職務。
許家屯抵港三個月後返回北京，向趙紫陽和李先念彙報了香港的整體氣氛、經濟狀況和當地中共官員的素質。他
的觀察讓北京的領導層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黨員長期習慣於投北京之所好，總是大唱讚歌，說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熱
切期盼大陸來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討大陸歡心的港商也說，港人是多麼熱情地期盼中共領導的前景。許家屯卻大膽說
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實，他彙報說，港人對共產黨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們有時感到前途暗淡。[17-74]他還說，香港華
商的主流意見是，他們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懷疑北京是否有能力為香港提供良好的領導。此外，很多在 1949 年以後
逃離大陸的香港商人認為絕對不能再相信共產黨。他們見識過共產黨在 1950 年代曾承諾善待與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
然而後來卻自食其言，對他們進行迫害，沒收了他們的企業。[17-75]許家屯的報告讓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說，要把重新贏
得香港的民心作為頭等大事。[17-76]
許家屯的報告如同醒腦劑，但它並沒有改變鄧小平要收回主權的全面計劃。在無果而終的第二輪談判後，中國公
佈了為 1997 年後的香港制定的十二條原則，意在提醒英方談判人員，如果在 1984 年 9 月之前達不成協議，中方將單
「1997 之後會是什麼」這個謎語在當時的港人中間不脛而走，謎底則是「1998 而已」。
方面準備自己的方案。1983 年 9 月 10 日，經過第三輪仍陷入僵局的談判之後，鄧小平會見了英國前首相希思。他對
希思說，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說，他希望戴卓爾首相和英國政府採取明智態度，不要把路走絕
了，因為任何事也阻擋不了中國在 1997 年收回香港主權。鄧小平希望，英國在下一輪談判中應該改變思路，和中國一
起制定出保證平穩過渡的方案。[17-77]
第四輪談判仍然沒有取得進展，隨後港幣幣值跌至歷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現了搶購潮，大量資本開始從香港流向
海外，有錢的家庭紛紛在加拿大等地購置房產。很多人認為，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柯利達徵
得戴卓爾夫人的同意後，建議在一個有條件的基礎上，探討中方提出的應該在 1997 年後做些什麼的問題。在第五輪談
判中，中方對英國表現出一定靈活性感到高興，但仍然懷疑英國是在耍花招，談判依然沒有取得多少進展。[17-78]
柯利達在第六輪談判中表示，英國真誠希望搞清楚中國在 1997 年以後的政策，如果能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英
方願意在 1997 年之後放棄治權。這成了談判的轉機。第六輪談判之後，中共的媒體不再抨擊英國的立場。現在輪到中
方提出他們的方案了，但是他們在第七輪談判中尚未準備提出新建議。從 1984 年 1 月 25 至 26 日展開的第八輪談判
開始，雙方的會談變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們如何治理這個全球化城市的詳細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內容納入了
他們的文件。[17-79] 隨著談判的進行，雖然雙方尚未就主權問題具體達成一致，但中國將在 1997 年收回主權這一點上已
經日趨明朗。
第 12 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傑佛瑞?賀維（Geoffrey Howe）飛到北京，在 1984 年 4 月 18 日跟鄧小平
會談了兩小時。鄧小平強調了一些基本的關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資公司和港英政府從香港撤資，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
土地。鄧小平建議雙方成立一個聯合機構，隨時瞭解香港在 1997 年之前的形勢；成立一個北京、倫敦和香港官員的聯
絡小組，共同處理一切問題。鄧小平對賀維外相明確表示，雖然香港的制度在 1997 年之後不會改變，但中國將在香港
派駐軍隊。[17-80] 他為此也作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讓步，希望由此可以在 9 月之前達成協議並且得到英國議會和中國全國人
大的批准。賀維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達成一個能讓英
國在 1997 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雖然港人情緒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業界還是鬆了一口
氣，不確定因素終於被排除了。[17-81]
然而，顯然不是每個人都明白了鄧小平的具體意圖。1984 年 5 月 25 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時，許
家屯告訴他，一些幹部說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話。前國防部長耿飆對香港記者說，1997 年後中國軍隊不會駐紮在
香港。鄧小平聽後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見了出席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和採訪大會的香港記者，向他們澄清任何可能的誤
解。鄧小平厲聲說道：耿飆是在胡說八道，他關於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言論不是中央的意見。中國會向香港派駐軍隊。
既然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為什麼不能駐軍？[17-82] 鄧小平很快又在電視上極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觀點：1997 年後
中國將在香港駐軍。香港的大眾媒體一向把鄧小平視為務實的溫和派，這次卻被他的強硬講話搞得灰心喪氣，不過，這
個問題逐漸離開了人們的視野。中國在 1997 年確實向香港派出了部隊，不過他們很少離開軍營，他們的存在從未引起
多大關注。
1984 年，香港正在等待聯合公報的公佈時，三位香港行政局成員飛往北京，表達了很多港人對中國治理香港能
力的關切。鄧小平在 1984 年 6 月 23 日接見了他們，他開門見山地說，他歡迎他們作為個人來北京談一談、看一看。
鄧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認香港行政局擁有決定香港未來的任何權力。一些香港和英國的官員曾想搞 「三腳凳」，
讓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鄧小平擔心這會讓談判變得複雜而緩慢，他明確表示，談判只能在英國和北京之間進
行。
在會見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鐘士元表示，他懷疑中共下級幹部是否具備處理香港複雜問題的能力。鄧小平
厲聲答道，這種觀點無異於說只有外國人能管好香港。他說，這種態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態的影響。鄧小平接著對這些人
說，他們應當好好瞭解中國人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向他們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將保持 50 年不變。他又說，
作為愛國者，要尊重中華民族，支持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不要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他說，這與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
義甚至奴隸制無關。他還指出，在收回主權之前還有 13 年時間，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議員一樣關心這段時間的穩定。鄧
小平提到殖民心態後，三位香港行政局的議員不再爭辯。其中一人譚惠珠甚至主動表示，自己也是中國人。[17-83]
為避免英國在剩下的時間轉移香港財富給社會造成麻煩，鄧小平提議成立一個由中、英、港三方組成的聯合委員
會來處理 1997 年之前的問題。英國擔心這會影響他們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沒有接受這種分散權力的做法。1984 年
7 月，副外長周南向柯利達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種選擇：成立一個沒有實權的中英聯絡委員會
以方便溝通。這一想法得到了雙方的同意，於是雙方開始著手起草最後文件。經過從 1983 年 7 月 12 日到 1984 年 9
月 6 日的 22 輪談判後，《中英聯合聲明》終於出台。
鄧小平在 1984 年 7 月 31 日會見外相傑佛瑞?賀維時，雙方就聯合聲明達成的正式協定已是呼之欲出。剛從北
戴河度假歸來的鄧小平皮膚黝黑，神采奕奕。140 年來，中國的愛國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權，但始終沒有成功。鄧小平
在英國的合作下和平達成了這一目標，當然中國很好地運用了自己的底牌。鄧小平甚至說了戴卓爾夫人幾句好話：他說，
雙方的協議「為世界樹立了一個解決國與國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榜樣??戴高樂將軍結束了法國的殖民統治，現在我們可
以說，瑪格麗特?戴卓爾首相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慶賀《聯合聲明》的聚會上，鄧小平開玩笑說，他對身邊圍
繞了這麼多英國騎士感到高興。一位英國官員記錄下了鄧小平的話：「我們認為英國人民和英國政府是值得信賴的。請
轉告你們的首相，我們希望她能來簽署協議；請轉告你們的女皇，我們希望她能來中國訪問。」這位英國官員又說，鄧
小平不但態度和藹，而且既熱情又彬彬有禮。[17-84]次日，雙方正式同意成立聯絡組，分別在北京、香港和倫敦開會。
賀維外相隨後從北京飛往香港，率先宣佈了已經達成協定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佈，香港將在 1997 年移交給
中國，他們可以放心，香港會繼續保持其現有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保證香港繼續實行
自治。香港和倫敦的媒體都作出了積極反應，民眾也如釋重負，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終於結束了，他們相信內容詳盡的
協定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奠定了牢固基礎。賀維外相在香港講話的當天，香港股市出現了自戴卓爾夫人兩年前訪華使股市
大跌以來的單日最大漲幅。[17-85]
隨後由英國外交官衛奕信（David Wilson）和中國外交部官員柯在爍率領的團隊花費了很長時間來敲定協議的
細節。9 月 26 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了最後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詳細列出了有關
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國人和當地官員的十二條計劃。文件還同意保留現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國際金融中心、海運
系統和教育體系。中方同意這些基本條款將保持 50 年不變，而英國在 1997 年之前一直對香港承擔責任。[17-86] 10 月 3
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國慶觀禮團時再次向他們保證，北京的政策不會改變。[17-87] 12 月 18 日戴卓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
簡短的儀式上，她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了《聯合聲明》。[17-88]
隨著《聯合聲明》塵埃落定，中國開始轉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實際上是 1997 年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憲法。這部規定了未來北京和特區之間關係的基礎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個委員會起草的，該委員會由來自大陸的 36 人
和香港本地的 23 人組成。許家屯負責挑選香港的代表，為了爭取那些可能反對中共統治的人，他挑選了香港主流社會
中代表不同團體和觀點的重要人物。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那天，鄧小平為表示對他們的支持，和其他高官一
起接見了全體成員並合影留念。[17-89]
經過此後幾年為起草《基本法》而召開的十次全體會議的協商，所有重大問題都得到了討論：特區首長的性質以
及向誰報告工作，立法會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擁有終審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門的關係。起草人團體高度多元化，有著十
分不同的觀點，但是他們努力合作共事，因為他們深信維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是他們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華商對西
方式民主並不比北京的中共領導人更熱心。但香港民眾對中共將如何統治香港十分擔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
柱銘，他是一名大膽敢言的律師，為香港力爭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確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
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決不會被北京的政治領導人推翻。為了增強港人對每一個決定的信心，中國領導人同
意在每次全體會議後向大陸和香港的記者通報情況。[17-90]
許家屯提醒過鄧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層領導人香港民眾對中共統治持有疑慮，但是港督尤德於 1986 年 12 月 5
日去世後幾周內，香港民眾所迸發出的對英國統治的擁護還是讓北京的領導人感到吃驚。尤德是個工作勤奮而又親民的
總督，他的離世使他成為港英政府最優秀的公務員的象徵。當邊境的另一邊正在殘殺和挨餓的時候，他曾在亂世中維持
著香港的安寧，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為這塊殖民地的繁榮而建立了公正的統治制度的英國官員。香港有數十萬人湧上街
頭悼念尤德總督，同時表達他們對其他曾在此任職的英國官員的敬意。很多港人懷疑，1997 年後統治香港的官員能否
保持現任政府的水平。
鄧小平意識到港人的情緒很不穩定。1987 年當港人對回歸的恐懼達到高點時，他為了安定人心，未準備講稿就
親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講話。有隨行人員帶著痰盂來到會場。他首先說：「我有三個毛
病，喝酒、吐痰、抽煙。」[17-91]他說，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信心不會動搖，否則可能保不住現在的經濟發
展勢頭，這反過來對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說，但是中國仍會繼續致力於改革開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將保持 50
年不變。他又說，香港一直以來的制度就既不同於英國也不同於美國，不適合完全採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權分立。他然後
具體說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個人自由：1997 年以後仍會允許香港人罵共產黨，但是假如把言論變成行動，打著民主的
旗號跟大陸對抗，北京就不得不進行干預。不過只有在發生嚴重騷亂時才會動用軍隊。[17-92]鄧小平的講話直截了當，正
是港人所希望聽到的。這番講話緩和了他們的擔憂，甚至結束了有關三權分立的所有討論。[17-93]
1989 年 2 月 16 日在廣州舉行的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對即將公佈的《基本法》草案進行了最後表決。
每個委員都要對《基本法》的 159 條逐條進行投票。有幾名委員已經去世，但是出席會議的 51 人中至少有 41 人在草
案的每一條上簽了字。鄧小平次日接見了起草委員會，祝賀他們取得的成功。他把他們的文件稱為「富有創造性的傑作」。
[17-94]1989 年 2 月 21 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於世。[17-95]
在討論過程中，起草委員會中兩名親民主的委員李柱銘和司徒華試圖讓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由公投產生，但未
獲得成功。最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保留了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北京有權任命行政長官、派駐軍隊和對影響外交及
國防的問題作出決定。香港有權保留它的政治制度 50 年不變。它仍將是一個開放的自由港；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享
有言論自由，包括批評共產黨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統和當地法律，只要不影響中國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權作出終審
判決。主張在香港實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銘和司徒華認為，《基本法》是對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領導人看來，「一
國兩制」的政策給予香港的自治權，遠遠超過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給予它所統治的地方的權力。[17-96]《基本法》公佈後，
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都得到熱情接受。
可是，表決剛過了四個月，香港的樂觀氣氛便被天安門廣場的悲劇徹底斷送了。香港不久之後將由一個竟敢在街
頭向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統治，這個噩夢籠罩了整個香港。1989 年 6 月 4 日，出於對爭取自由的北京抗議學生的同情，
也是出於對自身未來命運的擔憂，500 萬香港居民中估計有 100 萬人走上街頭，這是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
成千上萬有經濟能力的港人購買海外資產，送孩子出去留學，爭取外國公民身份。「六四」之前進展順利的中英關係也
迅速惡化。[17-97] 甚至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員也蜂擁加入抗議人群，而許家屯並沒有處罰這些抗議者。[17-98]當香港商
界領袖包玉剛和李嘉誠在「六四」後不久拜會鄧小平時，鄧依然態度強硬，沒有作出任何讓步。他說，對英國政府一定
要硬碰硬。[17-99]
許家屯在 1990 年 1 月被周南取代。許已經過了 70 歲的正常退休年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為那些批評北京
鎮壓天安門示威運動的香港人辯護，而且眾所周知他和天安門鎮壓後被軟禁在家的趙紫陽關係密切。他過去在溝通北京
與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在天安門悲劇之後，北京官員和港人之間出現的巨大裂痕是許家屯所無力彌合的。
周南會講英語，曾經作為外交部官員處理香港事務，他所受到的約束要嚴格得多，並以令人厭煩的照本宣科的方
式忠實傳達北京的意見。許家屯在香港多麼深孚眾望，周南在香港就多麼不得人心。幾周後許家屯逃往美國，在那裏獲
得庇護權並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許家屯下台後，新華社很多像他一樣同情抗議運動的人也紛紛被大陸新派來的外事幹
部所取代。
「六四」之後不久，中英關係中傑出的問題化解者柯利達秘密出訪北京，旨在避免兩國關係的破裂，這與斯考克
羅夫特 (Brent Scowcroft)及時密訪北京以期減輕美中關係受到的損害如出一轍。儘管天安門悲劇造成局勢緊張，中
國外交部長和政治局委員錢其琛與英國外相韓達德（Douglas Hurd）仍在繼續密切接觸，力求克服《基本法》中一個
已經成為爭論焦點的難題：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普選人數。天安門悲劇數月之後，1990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對《基本法》進行了最後表決，全國人大於 1990 年 4 月 4 日
通過了《基本法》。[17-100]
在天安門悲劇之前，英中兩國曾共同努力想實現一個所謂「直通車」的方案，即建立一個能夠順利延續到 1997
年之後的政治架構。在鄧小平退出政壇的 1992 年，英國派了一名重要政治人物彭定康（Chris Patten）出任香港新總
督。之前在 1987 年至 1992 年擔任總督的衛奕信像他的前任們一樣，是一名熟悉中國的外交官。天安門悲劇引起騷動
之後，衛奕信盡力保住了受到中國官員批評的香港新機場等項目，同時悄悄擴大選舉範圍，支持要求更多自由的人。儘
管氣氛緊張，他仍能以專業的態度與中國同行維持著工作關係。
彭定康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17-101]他在上任前沒有去北京；作為總督他高調鼓吹擴大自由，增加民選議員的
數量。他沒有接受外交部資深官員柯利達的意見，後者認為彭定康忽略了中英之間的某些默契。彭定康在整個任職期間
與中國官員的關係都極為對立。1997 年中方接收香港後，否定了彭定康的改革，他們譴責英國政府在統治行將結束時
通過彭定康搞民主改革，是想強迫中國接受英國自己在統治香港的 150 年裏從未實行過的政策。喜歡彭定康的人說，他
盡了最大努力表達香港人民的願望，為了自由勇敢戰鬥，他在這一過程中給香港人帶來的民主經驗，在 1997 年之後仍
是引領他們前進的火炬。香港和北京批評彭定康的人則指責他是在謀取私利——他回到英國後名聲大振，成了一個為自
由而戰的人，而那些留在香港的人卻要收拾他在香港和中國之間造成的麻煩。
一些香港居民認為，是彭定康斷送了「直通車」，因為他在香港搞的民主改革並沒有延續到 1997 年之後。但是
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儘管有彭定康任內造成的爭議，「直通車」還是存在的。鄧小平通過《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建
立起來的制度，確實如他所說得到了落實。中國始終遵守著鄧小平的承諾，允許香港的資本主義和法律制度毫無中斷地
繼續存在，允許「港人治港」。大陸城市變得更像香港了，而不是相反。香港居民可以繼續公開批評中共，出版在大陸
被禁的報刊雜誌和書籍。香港民選議員的數量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香港為自由和法治樹立起準繩，成為很多選擇在那
裏生活的人的保護傘，也為住在大陸的人提供了標桿。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仍像過去一樣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崇尚
言論自由和尊重法治的城市。
鄧小平經常說，他希望自己能活著看到香港回歸，但是他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去世，當時距中國恢復行使主權
僅差幾個月。如果他能活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他無疑會為自己在創立「一國兩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
國兩制使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它保留了另一種制度。鄧小平也會同意錢其琛外長對那一天的描述：「主權
交接儀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國人都會覺得，這是為中國人洗刷恥辱的一場雨。」[17-102]
遏制西藏的自治要求
鄧小平在 1978 年底成為頭號領導人後，希望設法改善北京領導層與藏人的關係。為此他試圖與一個他認為可能
幫助實現這一目標的人重新建立聯繫，此人便是當時與八萬流亡藏人一起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鄧小平給恢復
接觸設了一個很低的條件：1978 年 11 月 28 日，即華國鋒屈服於中央工作會議的新氣氛三天之後，鄧小平對長期向外
界傳播中共觀點的著名記者亞奇?斯蒂爾（Arch Steele）說：「達賴喇嘛可以回來，但他要作為中國公民。??對於臺
灣和西藏的上層人士，我們的要求就一個：愛國。」[17-103]同月，鄧小平為了表示他同達賴喇嘛接觸的誠意，下令釋放了
一批西藏的犯人。
鄧小平知道，完全消除藏漢對立是不可能的，但他想恢復 1956 年以前北京和西藏之間那種比較和平的關係。 1956
年是關鍵的轉折點，這一年在四川藏區開展的「民主改革」點燃了藏人反抗的火焰，並在 1958 年蔓延至西藏地區，直
到 1959 年才結束。當時一些最好戰的藏人翻山越嶺逃往印度北部，定居於達蘭薩拉。
毛澤東在 1950 年代曾與藏民建立了相對良好的關係，他在 1951 年讓剛滿 16 歲的達賴喇嘛在統治西藏上享有
相當大程度的自由。和漢人聚居的中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只佔人口 7%的少數民族地區，毛澤東願意暫緩對控制權的掌
控。而與對待其他少數民族相比，他也願意給藏人更多的耐心，希望能爭取到達賴和其他藏族領導人的積極合作，最終
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當達賴及其追隨者在 1959 年逃跑時，毛澤東甚至下令中國軍隊不要向他們開火，希望最終能讓
達賴回心轉意。
1950 年 5 月中國軍隊佔領西藏（後來成為西藏自治區）的東部後，毛澤東把西藏領導人請到北京，與漢族官員
簽訂了西藏「十七條協議」。據此協議，西藏接受中國對西藏的政治控制，但允許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藏人可以從事
他們的宗教活動、保留寺院、使用自己的語言、維持自己的風俗。[17-104]該協議確立了一個框架，規定藏人接受中國的主
權，但中國同意達賴喇嘛無限期治理西藏本土（即後來的西藏自治區），大約 400 萬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這裏。毛澤東
同意，只有在西藏地區的宗教和貴族精英同意的情況下，才會對自治區的社會和宗教進行變革。西藏「十七條協議」之
後，達賴喇嘛領導的藏人仍然可以徵稅、調解糾紛、使用自己的貨幣、甚至保留他們自己的軍隊；共產黨則控制著外交、
軍事和邊防。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前，西藏在 1950 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為其宗主國時的特點，基本上是藏人治
藏，中國政府只管外交。
1954 年至 1955 年，達賴喇嘛去北京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在北京時會見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
與他們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也以極大的敬意對待達賴，因為他不但是偉大的宗教領袖，而且是與北
京簽訂了正式協定的西藏政府首腦。當時，達賴喇嘛同意成立一個以他為首的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同意將軍隊減少到
1,000 人並不再使用自己的貨幣，儘管事實上最終西藏的軍隊規模並未被減少，而毛澤東也允許西藏繼續使用自己的貨
幣。1948 年至 1950 年，中共在中國的大多數地區都成立了過渡政府，並在一兩年內建立了正式政府。1956 年 4 月
16 日，已從北京回到拉薩的達賴喇嘛以隆重儀式歡迎北京代表團的到來，他們將幫助建立臨時政府的框架，並計劃在
兩到三年內變成正式政府。[17-105]
中國政府與藏人之間的問題爆發於 1955 年以後，這一年全國各省領導人被要求加快農業集體化的步伐。毛澤東
說，在條件成熟的少數民族地區也要開展包括集體化改革在內的「民主改革」，但在西藏暫不實行。西藏本土以外的 200
萬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雲南、青海和甘肅等地。四川領導人搞了一個計劃，不但要加速實現農業集體化，而且開始在
四川的藏民和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主改革」。1956 年，四川藏區開始實行集體化改革，包括沒收一些寺院。
這很快在當地引起嚴重的流血反抗，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數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區。由於康巴的血腥報復和劫掠事件一向
層出不窮，當地幾乎每個藏民家中都有槍支並知道如何使用，因而這裏引發的流血反抗尤為嚴重。康巴藏人最初取得了
成功，但很快便被更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擊敗，於是他們在 1957 年到 1958 年帶著武器逃入西藏本土。1957 年正值冷
戰高峰，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在科羅拉多訓練一小批康巴人，然後派他們潛回西藏搜集情報。[17-106]北京要求達賴喇嘛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