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地把他們趕下了最重要的崗位，將位置留給那些有能力領導現代化的人。鄧在為高層領導崗位選拔人才上十分用心，
而且鼓勵下級幹部也這樣做。這些領導班子選定之後，就會給予他們相當大的空間使其進取。
鄧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進，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稱「休克療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羅斯在 1991
年後聽從了某些經濟學家的建議，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開放市場。與之相反，鄧小平根據世行推薦的專家建議，接
受了突然開放市場將導致混亂的觀點。很多把制度視為理所當然的西方經濟學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卻深諳其中的道理：
要建立全國性的制度，並為之配備能夠適應當地文化與環境的體制、規章、法律和訓練有素的人員，這是一項費時而又
至關重要的工作。中國缺少必要的經驗、規章、精明的企業家或私人資本，不可能突然轉向市場經濟。鄧小平知道，19
世紀的日本和後來的其他東亞經濟體，都花了幾十年時間來建立使其可以追趕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現有的國營
企業，必然引起大範圍的失業，這從政治和社會角度都是難以承受的。因此他讓陳雲等人維持舊體制的運轉，提供一個
穩定的經濟基礎，同時允許市場逐步發育，使人們獲取經驗，讓制度適應更加開放的經濟。鄧小平沒有強制推行新的體
制——包產到戶、鄉鎮企業或私營企業，而是讓地方開展這類試驗，然後宣傳成功的經驗，讓其他地方按自身條件加以
採用。
鄧小平全部改革戰略的支撐點，是他堅定地相信中國必須從觀念到貿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開放。蘇聯領導人對於
允許外國商人和企業在蘇聯開工廠十分謹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蘇聯學生去海外留學。鄧小平知道，外國人和歸國留
學生帶來的變化有可能使中國面對艱巨的調整問題，但是他堅信，一個國家只有保持開放才能最好地發展。他的一些同
事擔心外國人和各種外國做法會把中國搞得暈頭轉向，但鄧相信中共足夠強大，能夠對事態加以控制。鄧大力支持派遣
官員和學生出國，翻譯國外的書籍和文獻，歡迎外國顧問和商人來華。有人害怕外國人的競爭會危及中國的生活方式和
利益，他對此類批評也有充分的準備。他認為外國公司的競爭非但搞不垮中國經濟，反而能使中國人的生意越做越強。
他也不擔心出國的人會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國外，因為他相信他們會繼續幫助自己的祖國。
中國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巨變式的對外開放過程，並不是由鄧小平啟動的。事實上，毛澤東在 1969 年的中蘇
衝突後率先打開了國門，周恩來和華國鋒又延續了毛所開創的路線。然而，鄧小平的獨到之處在於，他使國門大開，接
納外國的觀念、技術和資本，其程度大大超過了他的前任。無論經歷了何種挫折，他一直掌控著這個擴大開放的艱難過
程。他把自己對中國潛力的深刻信念傳播給國人，並運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險阻，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新時期。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人願意放下架子，承認自身的落後，不斷向外國學習他們所能學到的一切。
[16-1]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2]這次會議記錄在案的召開日期是 8 月 26 日。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
（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下冊，頁 537-538。
[16-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2004），1980 年 7 月 17 日-20 日，頁 656-657；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
頁 537-538。
[16-4]Yizi Chen, "The Decision Process behind the 1986-1989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ol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138.
[16-5]朱佳木、遲愛萍、趙士剛：《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 186。
[16-6]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廣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 93。
[16-7]《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七冊本）（北京：無出版社，
2000），第 7 冊，頁 204-205。
[16-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2000），1982 年 11 月 4 日，頁 309。
[16-9]《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 7 冊，頁 247。
[16-10]對林重庚 2008 年 8 月、Ross Garnaut 2011 年 6 月、劉遵義（Laurence Lau） 2007
年 3 月的採訪。世界銀行的林重庚與趙紫陽的交往超過任何外國人，Ross Garnaut 在 1985 至 1988 年
任澳大利亞駐華大使，是曾與霍克（Robert Hawke）總理一起推動澳洲經濟自由化的專業經濟學家。劉
遵義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後來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16-11]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543.
[16-12]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34-41.
[16-13]對這些智囊團的討論見同上。作者也曾採訪過杜潤生（2006 年 9 月）、盧邁（2006 年 8
月）、姚監復（2006 年 8 月）和鄧英淘（2003 年 10 月）。
[16-1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1978.12-2002.5）》（修訂版）
（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1982 年 3 月 18 日。
[16-15]孟禛：〈出國留學 30 年〉，《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 年 6 月 26 日，第 6 版。
[16-16]鄧小平也支持中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加强中國與國際金融界的聯繫。1981 年 10 月
25 日，鄧小平會見了國際貨幣組織總裁 Jacques de Larosière，表示贊成雙方開展合作，見《鄧小平年
譜（1975-1997）》，1981 年 10 月 25 日，頁 780。
[16-17]Edwin Lim, "Learning and Working with the Giants," in Indermit S. Gill and Tood
Pugatch, At the Frontline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from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5), pp. 89-119；林重庚：〈序言：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收
入吳敬璉編：《中國經濟 50 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 Pieter Bottelier,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How the Partnership Was Built," working paper 277,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ril 2006; Robert McNamara, Oral History Recording,
October 3, 1991, pp. 16-18. 當中與林重庚有關的部分，來自 2009 年 8 月對林重庚的訪談。關於中
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以及世界銀行的談判的大背景，見 Harold K.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16-18]這個團隊的官方領導人是 Shahid Husain, 他是世界銀行東亞區業務副主任，但中國的工
作，包括在中國的團隊，都由林重庚領導。見 Jacobson and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16-19]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0.
[16-20]Edwin Lim et al.,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Sent to China by the World Bank (Baltimore: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這個報告包含教育、農業、能源、交通運輸、經濟
項目和經濟結構幾個分冊。
[16-2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7. 這次莫干山會議召開於 1984 年 9 月 3-10
日。
[16-22]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2-123. 1991
年 8 月作者與下河邊淳的交談。
[16-23]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頁 125-126。1987 年至 1988 年我參觀中國工廠時，見到工廠裏貼有很多佈告牌，有關基本管理原則，
以及根據員工遵從日本範例的表現而進行等級評定。
[16-2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頁 125-126、156。
[16-25]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 138;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16-26]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下
冊，頁 152-153。
[16-27]《陳雲年譜（1905-1995）》，1983 年 6 月 30 日，頁 328-329；《鄧小平年譜
（1975-1997）》，1983 年 6 月 30 日，頁 918-919。
[16-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 年 12 月 22 日，頁 949-950。
[16-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6 月 30 日，頁 987；SWDXP-3, pp. 72-75.
[16-30]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16-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中冊，頁 610-61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545-557；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137-138.
[16-32]Xiaokang Su and Luxiang Wang, 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16-33]SWDXP-3, pp. 90-99.
[16-34]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357-369; 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
冊，頁 310-311。
[16-35]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57.
[16-36]Barry Naughton, "False Starts and Second Wind: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p. 223-252; David Bachman, "Implementing Chinese Tax Policy," in
David M. Lampton, 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19-153; Penelope B. Prime, "Taxation Reform in China's Public
Finance,"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p. 167-185.
[16-37]《陳雲年譜（1905-1995）》，1985 年 2 月 18 日，頁 375-376。
[16-38]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 311-312；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p. 363, 949-952.
[16-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 年 1 月 23 日，頁 1027-1028。
[16-40]對廣東幹部的採訪，無日期。
[16-4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1-182.
[16-42]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1-294.
[16-43]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3.
[16-4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 年6 月29 日、8 月1 日，頁1055-1056、1063-1065。
[16-45]SWCY, 3:340-344; 《陳雲年譜（1905-1995）》，第 3 卷，頁 383-384。
[16-46]SWDXP-3, pp. 144-150.
[16-47]SWDXP-3, p. 203.
[16-48]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p.
122-123.
[16-49]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0]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1]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 316。
[16-52]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 526-531。
[16-53]SWDXP-3, pp. 271-272;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8 年 9 月 12 日，頁
1247-1248。
[16-54]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8.
[16-55]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228.
[16-56]《陳雲年譜（1905-1995）》，1988 年 10 月 8 日，頁 416-417。
[16-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993），上冊，頁 253-255。
[16-58]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 321-322；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9.
[16-59]對這些不同選擇更全面的介紹見 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pp.
32-45.
第 17 章
一國兩制：臺灣、香港和西藏
縱觀中國帝制時代的歷史，每當一個朝代衰落時，廣袤的邊境地區就開始試圖擺脫中央的控制。而在豪強興起建
立新的朝代後，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又會被收回和加強。隨著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國在 19 世紀 90 年代的衰落，朝廷
大員李鴻章面對西方列強，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將中國一些沿海領土的控制權轉讓給西方國家。1895 年甲午
戰敗後，李鴻章將臺灣割讓給日本，1898 年又與英國簽訂了租讓香港新界的法案。因而，李鴻章被視為對洋人卑躬屈
膝的賣國賊，是中國歷史上最受詬病的官員之一。就像過去改朝換代的豪強一樣，毛澤東收復了晚清政府丟掉的大部分
中國領土，包括上海、青島等地的租界，但他卻未能收復臺灣和香港。這個重任落在了鄧小平的肩上。[17-1]
和過去的皇帝不同，毛澤東得以利用電台、電影、報刊和現代宣傳機器，為實現愛國主義目標而獲取民眾支持。
他尤其擅長動員中國的年輕人，使他們對自己的偉大文明曾經遭受的屈辱義憤填膺。一旦民族主義的火焰被煽動起來用
以鞏固對自己的支持，就不會有任何共產黨領導人可能選擇背叛這種民眾情緒，鄧小平也不例外。所以鄧上台之後，便
把收復臺灣和香港視為自己最神聖的職責之一。
鄧小平也努力加強對中國邊境地區的控制。中國的北部、西部和南部邊境都是多山地區，那裏的少數民族過著勉
強溫飽的生活，比平原地區的農民更加貧困。大多數少數民族人口有限、缺乏組織，也得不到境外支持以抗衡北京的控
制。但是西藏有所不同，一千多年前藏人就已經擁有一片幾乎和當時的中國一樣大的區域，雖然藏人的領土逐漸縮小，
但一些較小的藏民群體仍散居於中國的幾個省份，藏傳寺院和喇嘛廟也足以成為抵抗漢人統治的中心。在鄧小平時代，
他們得到流亡印度的一個龐大團體的支持，該團體在政治上很活躍並一直同中國敵對。尤為重要的是，藏人有達賴喇嘛
的領導，他在全世界的追隨者之眾超過任何其他的亞洲領導人。
為了收回臺灣和香港並維持對西藏的穩固統治，鄧小平就像其他中國統治者一樣，在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但他
更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為了獲得當地民眾的合作且避免使用武力，他願意給予他們相當大的自治權。1979
年 1 月，鄧小平在成為頭號領導人不久後便宣佈，中國對臺灣和香港擁有主權和最終控制權，但允許這些地方享有高度
自治。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由周恩來提出的，但在鄧小平當政的 1982 年得到了深入而系統的闡述，正式成為「一國
兩制」的政策。這項政策允許香港和臺灣在 5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繼續保留不同的社會制度。鄧小平也願意給予西藏
相當程度的自治，允許它保留自身的大量文化風俗。
謀求臺灣統一
即使知道美國與中國恢復邦交仍會繼續對臺銷售武器，鄧小平依然決心在自己掌權時期實現臺灣與大陸的統一。
[17-2]收復臺灣的重要性並非來自地緣戰略的考慮，而是因為這個由中國的死敵所統治的島嶼，讓人痛苦地聯想到中共仍
未徹底結束內戰。更令人難堪的是，臺灣作為一個觸目的象徵，代表了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所帶來的百年恥辱。
1979 年 1 月 1 日是中美正式建交日，其時正值鄧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幾周之後。鄧在元旦講話中申明了收復臺
灣的重要性。他列出三個主要目標：（1）實現四個現代化；（2）中美關係正常化；（3）將臺灣回歸列入工作日程。
[17-3]幾天後，他又對參議員薩姆?努恩（Sam Nunn）率領的美國參議院代表團說，中國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復臺灣，否
則就等於捆住自己的手腳，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變得不可能。[17-4]鄧小平的理由很容易得到中國人的理解，在他們看來，
如果沒有美國支持，臺灣為避免被軍事佔領只能選擇與大陸統一，因此，美國維持對台關係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構成阻
礙。1980 年 1 月，鄧小平在說明未來十年的主要目標時，再次將統一臺灣作為目標之一。[17-5]在與美國進行關係正常
化談判時，鄧預期臺灣將在幾年內回歸大陸，當時甚至伍德科克也這樣認為。
歷史上的先例也為鄧小平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希望。鄭成功被剛建立的清朝打敗後，率領明朝餘部逃往臺灣；
22 年後的 1683 年，當時統治臺灣的鄭成功的孫子同意臺灣重歸大清管轄。1949 年蔣介石被中共打敗後，也逃到了臺
灣。鄧小平希望他在莫斯科的同窗、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總統也會遵循鄭家的先例。1979 年元旦的全國人大致臺灣同胞
書宣佈，如果臺灣回歸大陸，中國將尊重臺灣的現狀。鄧小平也對薩姆?努恩的代表團說，如果臺灣回歸大陸，它可以
保留自己的社會制度一百年不變。臺灣必須降下自己的國旗，但可以保留軍隊。[17-6]但蔣經國得悉鄧小平的建議後，卻
作出了挑釁性的回應：他重申了增加軍事預算、加強軍力並最終光復大陸的意圖。[17-7]此外他也繼續堅持臺灣的「中華
民國」代表全中國，立法院委員則是中國所有省份的代表。
同時，美國國會使局勢變得更為複雜——它於 1979 年 4 月 10 日通過了《臺灣關係法》，使蔣經國大受鼓舞。
該法案旨在調整美國與臺灣的貿易、交往和其他領域的一系列相關條約。由於臺灣政府不再是全中國的正式代表，這是
必要的一步。但是，《臺灣關係法》的內容和精神超出了對具體條約的調整，它反映了很多反對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國會
議員的情緒。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期間，國會一直被蒙在鼓裏；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一心想與中國恢復邦交，很少考
慮臺灣的安全，也未能充分預見到美國國內支持臺灣的政治勢力之強大。[17-8] 美方在 1978 年 12 月的一個深夜把蔣經
國叫醒，告訴他幾小時後將宣佈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這一做法被國會認為具有侮辱性，加強了國會要幫助臺灣的決心。
國會中不少人得到過臺灣慷慨的資金支持，或是與對臺出售武器的公司有來往，他們認為正常化過程沒有以任何方式顧
及到忠實的臺灣朋友。法案要對美國的輕慢行為有所糾正，它要求美國向臺灣提供必要的自衛武器，並宣佈，以和平手
段之外的任何方式解決臺灣問題都將引起美國的嚴重關切。
《臺灣關係法》的精神在美國政治中的含義是：美國忠實於它的盟友。但是它違背了與中國談判的精神，有人甚
至認為它違背了 1972 年《上海公報》的精神，美國政府在該公報中承認「海峽兩岸的全體中國人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來被國會議員們視為重要的問題——臺灣是民主的一面旗幟，它尊重人權，實行法治——在
1979 年時還談不上，因為當時臺灣當局仍在實行戡亂法，用壓迫手段控制反對派，為此受到人權活動家的批評，後來
這些批評則以更大的規模指向中國大陸。
《臺灣關係法》的通過讓鄧小平怒不可遏，他為此也受到一些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批評，認為他在中美關係正常化
談判中對美國的態度不夠強硬。鄧小平並不關心《臺灣關係法》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腳，他擔心的是它的政治影響。該
法案使他曾經為之奮戰多年並為此犧牲了數萬戰友的政治使命——結束國共內戰和恢復對臺灣的控制權——變得更加
困難，甚至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實現了。鄧小平尤其反對的條款是，美國將繼續向臺灣出售「足夠的防禦性武器，使
其能夠維持充分的自衛能力」。美國承諾提供軍事援助，斷送了鄧小平原本具有的說服臺灣自願回歸大陸的影響力。
為了增加與臺灣達成協議的可能，鄧小平還能做些什麼呢？除了通過外交渠道表現其「頑強好鬥」的一面，鄧小
平還邀請美國國會議員訪華，向他們直接陳述中方的觀點。1979 年 4 月 19 日，鄧小平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
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參議員說，《臺灣關係法》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他又說，該法有協防臺灣的條款，
這違反了中美建交最基本的前提。（鄧小平後來表示，《臺灣關係法》的頒佈比售武本身問題更為嚴重。）[17-9]同時，
他還盡可能地孤立臺灣人民。他支持游說其他國家將臺灣排除在任何區域性或國際性組織之外。他還發誓要把跟臺灣做
生意的外國公司趕出中國大陸市場。
比《臺灣關係法》更讓鄧小平懊惱的是朗奴?列根競選總統。列根發誓要給臺灣以「尊嚴」，包括謀求與臺灣建
立正式關係。1979 年 8 月 22 日，列根的競選搭檔、副總統候選人喬治?布殊前往亞洲，會見了憤怒的鄧小平。陪同
布殊訪華、後來擔任駐華大使的李潔明（James R. Lilley）在回憶他們的會談時說：「這是一次特別不愉快的訪問。」
布殊想讓中國放心列根不會實行兩個中國的政策，但是在會談中鄧小平的助手帶來了最新的新聞簡報，其中包括一次列
根記者招待會的報道：列根在這次招待會上說，臺灣是一個國家，美國應當恢復與臺灣的外交關係，為臺灣的自我防禦
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鄧小平說：「他又在搞這一套。」[17-10]他接著又說：「列根不止一次說過，他支持與臺灣建立官方
關係??不管在其他國際問題上有何觀點和立場，假如列根的言論和共和黨的政綱得到貫徹，這必將損害中美關係。」鄧
小平還宣佈，如果共和黨繼續支持臺灣，他將被迫起來維護「十億中國人民的利益」。布殊盡量軟化美國的立場，但據
李潔明說，「鄧小平仍然沒有消氣」。[17-11]
列根當選總統後，由於他蓄意讓美臺關係升溫，賣給臺灣更多的先進武器，鄧小平兩年前訪美時形成的中美之間
的密切關係逐漸被中方日益增長的不滿所取代。鄧小平希望能與美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他也想讓美國幫助中國搞現代
化。但是他認為臺灣問題對中國極其重要——假如美國給予臺灣官方承認，他不惜讓美中關係倒退。鄧在這個問題上態
度極為堅定。當時一位美國官員說，那時跟中國打交道，就像徒手掰蛤蜊那麼困難。
1981 年 1 月 4 日，列根宣誓就職的前幾天，鄧小平會見了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和二
戰期間援華的美國空軍飛虎隊英雄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的華裔遺孀陳香梅，向他們擺明了自己的態度。
他知道陳香梅是臺灣的朋友、列根就職委員會的成員，他警告她說，假如美國鼓勵臺灣獨立，將會給中美關係造成嚴重
後果。鄧告訴客人，他希望看到中美關係向前發展，但是中國對列根的一些言論感到憂慮。他說，他知道競選人在大選
前說的一些話與當選後的實際做法會有所不同，不過因為有一家美國報紙斷言只要美國採取反蘇立場，中國便有求於美
國，對此他必須作出澄清。他承認那家報紙所說的一點，即中國確實是個窮國，但除此之外該報紙的言論全是錯誤的：
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獨立，它絕不會低三下四有求於人，它會堅持自己的觀點——就算美國採取堅定的反蘇立場，
中國也不會在臺灣問題上忍氣吞聲。他進一步警告說，如果列根向臺灣派駐私人代表，中國將把這視為正式的官方決定，
這既違反《上海公報》，也違反《中美兩國建交公報》。如果美國不能正確處理這些微妙的關係，鄧小平說，中國準備
讓中美關係不是回到 70 年代，而是倒退到 60 年代的水平。他下了最大的決心，不能讓列根與臺灣達成協定，否則將
使收回臺灣從長遠看變得更為困難。他讓他的客人清楚地知道，中國將靜觀列根的一言一行。[17-12]
中國對列根總統將把臺灣視同為一個國家的擔心，因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得以出席列根的總統就職儀式而減弱。
柴澤民曾威脅說，如果受邀的臺灣代表到場，他將拒絕出席儀式。最終臺灣代表並未到場，中國把這看作一個積極的信
號。[17-13]不過，鄧小平仍然深為關切列根與臺灣的關係。
鄧小平隨後又想對臺灣實行一系列「胡蘿蔔外交」，以增強對它與大陸改善關係的吸引力。中國在廖承志的領導
下擬定了一個說明對臺政策的新文件，並在 1981 年 3 月向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Lord Carrington）出示了文件的草
稿。1981 年 9 月 30 日，這份文件由葉劍英元帥在國慶日前一天的公開講話中正式發佈。讓葉劍英來做這件事，是因
為早年國共結成統一戰線時他供職於黃埔軍校，在國民黨中有不少老朋友。葉劍英的「九點建議」包含以下內容：
● 談判將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進行；
● 雙方應當為「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創造條件；
● 歡迎臺灣人民來大陸投資經商；
● 統一之後臺灣將享有高度自治，可以保留它的軍隊；
● 臺灣現在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包括私人企業和財產權，將保持不變。[17-14]
但是臺灣沒有作出任何回應，而中國和列根政府的關係依然緊張。鄧小平知道，使用軍事手段跟有美國撐腰的臺
灣對抗毫無勝算，於是他繼續運用自己手中的另一件武器。他威脅說，中國將減少甚至結束中美合作。在得知美國打算
向中國大陸出售部分武器時，鄧小平回答說，如果這意味著美國要提升向臺灣出售武器的級別，中國不會接受這筆生意。
列根手下的國務卿黑格（Alexander Haig）應鄧小平之邀於 1981 年 6 月訪問了北京。6 月 16 日鄧小平會見
黑格時重複了他對其他人說過的話：中國希望中美關係順利發展，但是假如不能正確處理對臺售武問題，則可能造成中
美關係的停滯甚至倒退。[17-15]他還對黑格說，中國同意與美國恢復邦交時，美國曾表示會逐漸減少對臺售武，但後來並
沒有這樣做。中方要求美國全面停止向臺灣出售戰鬥機。如果美國不減少對臺售武，他準備與美國斷交。黑格相信，為
確保中美合作對抗蘇聯，必須作出讓步，於是向鄧小平保證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只會繼續向臺灣銷售「經過仔細
挑選的防禦性武器」。[17-16]
鄧小平向黑格表達了他的強硬觀點三天後，列根總統會見了應邀前來華盛頓討論臺灣和中國關係的新加坡總理李
光耀。李光耀在回答列根的問題時說，他認為以臺灣的安全狀況並不需要美國擬售的 FX-15 戰鬥機。會談結束時，列
根請李光耀給臺灣的蔣經國總統捎信，告訴蔣美國難以滿足臺灣的全部要求，臺灣現在不應當提出對高技術武器的要求，
但列根總統也不會扔下蔣經國不管。數日之後，李光耀就把這個口信帶給了蔣經國總統。[17-17]
與此同時，鄧小平和部下繼續向美國施壓。黑格訪華後不久，當時國務院的中國問題資深專家、駐華大使恒安石
（Arthur Hummel）收到了中國外交官交給他的一份照會，其中提到，美國繼續對臺售武將會給雙方戰略合作造成嚴
重後果。鄧小平在 8 月底接受香港報紙採訪時再次警告說，北京已經為中美關係惡化作好了準備。在 10 月的墨西哥坎
昆峰會上，趙紫陽總理對列根總統說，中國希望與美國合作對抗蘇聯，但臺灣問題仍是這一合作的障礙。同樣是在坎昆
會議上，外交部長黃華告訴黑格國務卿，中國要求得到一個明確日期，在此期限之前售臺武器的數量和質量不可超過卡
特當政時期的水平，他還要求每年逐漸減少對臺售武，並確定一個具體日期完全停止出售。一周後黃華外長又轉達了鄧
小平的要求，即在中美軍事合作談判結束之前，美國不能與臺灣達成任何出售武器的協議。美國接受了鄧小平的要求。
黑格答覆黃華說，美國不同意為停止對臺售武規定一個時限，但是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將是「有限的和有選擇的」，並且
不會超出卡特政府時期的水平。[17-18]
為了表明北京對美國未減少對臺售武的不滿，趙紫陽不但拒絕了列根發出的慶祝 1972 年《上海公報》發表十周
年的訪美邀請，甚至沒有對他的信給予答覆。中國按「殺雞儆猴」的古訓，以荷蘭向臺灣出售兩艘潛艇為由將中荷外交
關係降級。1982 年 1 月，美國派助理國務卿約翰?霍爾德里奇出訪北京，以防關係進一步惡化。[17-19]霍爾德里奇一行
人受到的接待十分冷淡，但是當霍爾德里奇告訴中方官員美國決定停止向臺灣出售 FSX 戰鬥機後，中方又變得親切起
來。然而霍爾德里奇還肩負著自己的使命：在美國決定向臺灣出售哪些武器系統之前，和北京就中美關係的框架達成更
寬泛的協定。霍爾德里奇帶來了一份框架協議的草稿，但中方認為它過於含糊其辭，沒有對他們關心的問題作出回應。
北京方面要求，為使談判繼續，美國必須不再向臺灣運送任何武器。[17-20] 這相當於已經劃出了中方的底線。1982 年最
初幾個月，中國媒體仍不斷抨擊美國干涉臺灣問題，中國認為這是自己的內政。
為了打破這種緊張關係，列根總統致信北京，建議讓副總統喬治?布殊——他與鄧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國重要官員
有著良好的關係——出訪亞洲時順道訪華。中方沒有當即作出答覆，直到布殊已經訪問了幾個亞洲國家後才通知美國，
北京歡迎布殊來訪。布殊在抵京後的最初幾天發現，北京對售武問題依然態度強硬。隨後鄧小平請他前去會談。會談過
程中鄧提議和布殊去旁邊一個房間單獨交談一刻鐘，只允許恒安石大使和譯員在場。一小時後，布殊和鄧小平達成了非
正式諒解，最終這被納入了美國限制對臺售武的文件。鄧小平知道已經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結果：美國不會停止對臺
售武，但對售武作了限制——而隨著美國對臺售武的減少，鄧小平可以樂觀地認為，從長遠看臺灣終將回歸大陸。這次
談話之後中方對美國的責難便消失了，氣氛也變得輕鬆起來。[17-21]一年多來像一位軍人那樣以強硬姿態氣勢洶洶地教訓
美國官員的鄧小平，又變成了一個幽默風趣的合作夥伴。[17-22]
鄧小平和布殊在會談中達成的諒解，成了恒安石和中方同行之間進行具體談判的基礎，並形成了《關於美國對臺
售武的中美聯合公報》（1982 年 8 月 17 日簽署）。該協議對美國售臺武器作出限制，明確表示美國「無意侵犯中國
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報還規定，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
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美國願意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達成最後的解決」。
[17-23]為了安撫臺灣及對公報持反對意見的國會議員，列根總統邀請 30 位參議員和眾議員開了一個情況介紹會，向他們
解釋為何這一協議並未傷害臺灣。
8 月 17 日公報一公佈，鄧小平就邀請恒安石與他非正式會面。在和藹的交談中，鄧小平祝賀恒安石達成了協定。
這份《八一七公報》，連同 1972 年 2 月 27 日的《上海公報》和 1979 年 1 月 1 日的《中美建交公報》一起，成為美
中關係的三個基礎文件。[17-24] 此後直到天安門悲劇為止，它為中美關係提供了穩定的基礎。它也為列根總統 1984 年 4
月下旬為期六天的中國之行鋪平了道路，使他成為兩國建交後第一位訪華的美國總統。列根訪華期間與鄧小平進行了三
個小時的友好會談。鄧在解釋了中方的對臺立場後，請列根從中方觀點考慮問題，不要因為蔣經國而本末倒置。[17-25]列
根感到這次訪問很愉快，他說鄧小平「看起來不像共產黨」。[17-26]
在 1980 年代中期，鄧小平對自己能在「去見馬克思」前解決臺灣統一問題仍存一線希望。他和蔣經國有私交，
兩人在 1926 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1985 年 9 月 20 日鄧小平會見李光耀時，知道李不久前曾見過患有嚴重
糖尿病的蔣經國，就問他蔣經國對接班人問題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說自己沒法說誰最終會接蔣經國的班。鄧小平
則說他擔心蔣經國去世後臺灣會發生混亂，因為那裏有部分勢力想跟美國和日本合作，尋求臺灣獨立。鄧小平隨後請李
光耀轉達他對蔣經國的問候以及兩人見一面的建議。沒過一個月，李光耀就飛到臺灣捎去了這個口信。然而蔣經國有著
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痛苦記憶，他說他無法相信他們，拒絕了會面的邀請。[17-27] 此事過後，已屆 81 歲高齡的鄧小平
再沒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決臺灣問題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臺灣作出任何走向獨立的舉動，為他的繼承者有朝
一日重新控制臺灣鋪路。
兩年後的 1987 年，蔣經國在病榻上廢除了實行已久的戡亂法，使反對黨合法化，從而為臺灣的民主化打下了基
礎。他也第一次允許臺灣人民去大陸探親，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繞道香港。臺灣人很快就開始前往大陸探親，並在
那裏做起了生意。由於很難區分臺灣人是否在大陸有親戚，因此不久後便允許所有臺灣人前往大陸。鄧小平歡迎臺灣人
來大陸探親和做生意，他把這視為走向最終統一的步驟，儘管在他生前也許不再可能實現。鄧小平的說法是：「實現國
家統一是民族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17-28]
收回香港主權
1975 年 5 月 25 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了 1970 年至 1974 年擔任英國首相的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毛澤東當時表示，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還不到，他指著旁邊的鄧小平和另一些年輕幹部說：「這個問題讓他
們去解決吧。」[17-29]
鄧小平 1977 年復出後對香港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然而，1977 年在與葉劍英元帥共同前往廣東時，他們的討
論重點並不是收回主權，而是香港能為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什麼幫助。鄧小平很清楚，中國可望在金融、技術和管理領域
大大得益於香港。即使中國收回主權後，也要讓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眼下的任務是減少文革期間紅衛兵的劣跡給香港商
人造成的恐懼和反感。文革中的紅衛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陸的親屬，而且還湧入香港讓港人心驚膽戰，使他們普遍憎
惡毛澤東的統治。[17-30]
鄧小平在 1978 年 4 月成立了國務院下屬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和以廖承志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廖承志可以說是這個
職務的不二人選：他的家鄉在惠州附近一個小村莊，距香港只有五十多公里。另外他與香港和日本都有很深的淵源，他
1940 年代後期曾在香港居住，其堂妹是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妻子。
廖承志最初的任務之一是籌備和召開文革後的第一次港澳問題會議。這次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主題是放棄導致
港人疏遠大陸的「極左」政策，最初的工作重點是改善中國與港澳工商界的關係。
北京在提到香港時，長期以來習慣稱「港澳」，仿佛說的是一個地方。對於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來說，澳門這塊
隔珠江三角洲與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個小地方，相對而言並不重要，經濟活力來自於香港；況且，雖然與葡萄
牙的租約到 1999 年才到期，澳門實際上已處在大陸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 1967 年和 1974 年曾兩次提出將澳門歸還
中國，北京已與葡萄牙達成協議，大體勾畫出了歸還澳門的方案。北京擔心這個決定會對極不穩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負面
影響，因此一直對協議保密，公開的說法是還沒有作好收回澳門的準備。對鄧小平而言，「港澳」指的就是香港。
從 1949 年到 1978 年的冷戰期間，香港一直是中國與外界溝通的最重要視窗。港英當局允許共產黨和國民黨在
這裏共存，甚至相互搞諜報活動，只要他們不公然開啟戰端，能讓港英殖民政府維持法律和秩序即可。[17-31]北京利用香
港這個地方賺取外匯，進口技術，獲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直到 1978 年以前，這個視窗只開了一道縫，大陸與香港
的關係仍受到極大限制。中國原本可以切斷對香港的飲水和食物供應，但即使在文革期間它也沒有這樣做。1960 年代
俄國人對中國批判修正主義聽得厭煩，便恐嚇香港人說，假如中國真反修，它不妨證明給世人看看，把家門口那塊帝國
主義的殖民地收回去。北京則回答說，香港屬於歷史問題，要等到適當的時機才會加以解決。北京對香港的戰略是「長
遠打算，充分利用」。[17-32]
為了解決「收回香港主權」的問題，鄧小平要認真進行準備。1978 年他還沒有籌劃處理這件事的路線圖。當時
鄧小平僅僅作出了中國將維護香港繁榮的一般性保證。然而，廖承志在 1978 年 8 月 19 日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對一批
香港客人保證說，香港可以長期保留它的現行制度，中國不會在香港搞群眾運動。[17-33]
1978 年 11 月，儘管鄧小平正忙於出訪東南亞以及為成為頭號領導人作準備，他還是抽空接見了香港船王，即
當時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錢的商人包玉剛。[17-34]鄧小平賞識的不僅是包玉剛的成功，還有他對國際商業界第一手知
識的掌握、對見過面的世界各國政要的敏銳觀察力、對香港商業精神的直率讚揚、他的務實作風以及希望為中國現代化
提供幫助的真誠態度。在中國大陸以外，沒有任何家庭能像包玉剛的家庭那樣與鄧小平一家人形成密切關係。[17-35]1978
年 11 月，鄧小平和包玉剛專門討論了香港商人在中國現代化中能夠發揮的作用。
1978 年 12 月，對外經貿部部長李強被派往香港，考察香港能為中國、尤其是廣東的現代化提供哪些幫助。李
強在訪港時首次宣佈，中國將接受外商投資，歡迎貸款。李強還邀請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鄧小平知道港督麥理浩
會講漢語，在倫敦很有威望，與中共駐港代表也有不錯的工作關係。他還知道，對於香港在 1997 年之後的命運，最終
還是要跟英國人認真磋商。[17-36]在口頭邀請麥理浩之後，中方又發出了正式的邀請函，這是由一位中國部長寫給港督的
第一封信。麥理浩認識到中方這種姿態的歷史性意義，他說：「鑒於中國現代化計劃的大背景，這是一個嚴肅的倡議。
人人都同意，我當然應當走一趟。」[17-37] （關於香港在四化中作用的更多內容，見第 14 章。）
1920 年鄧小平赴法國時乘坐的輪船曾停靠香港，當時他就對香港產生了興趣，1929 年至 1931 年他被派往廣
西領導城市暴動時曾取道香港，在那裏住過數月，對香港有了更多瞭解。[17-38]鄧小平對殖民歷史有大致的瞭解：香港島
在 1842 年鴉片戰爭後割讓給英國，1860 年又割讓了大陸的一小塊地方九龍，北邊的「新界」則於 1898 年租借給英
國 99 年，將於 1997 年到期。鄧像中國的其他愛國者一樣認為所有三個條約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在中國無力抵抗之際
被強加的「不平等條約」。
從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共在香港維持著一些自己的組織，在普通港人中也有為數不多的追隨者。[17-39]共產黨
對所有其他人，包括國民黨、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懷有極深的猜疑，但是大多數港人害怕給自己找麻煩，像對待瘟疫一
樣躲避政治。中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在當地出版報刊和圖書，向大陸提供有關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公開或機密報告，外交
部也派有駐港官員。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照顧大陸的商業利益，華潤集團則代表外經貿部和中國地方政府做生意。中
國在香港也有自己的零售商店、情報組織、左派學校和工會。這些組織在寫給北京的報告中一味吹噓中共在香港得到的
支持，這使鄧小平等領導人低估了香港華人居民事實上對英人統治的滿意程度。其實，大多數港人都害怕剛搞過文革的
中國會對香港幹出什麼名堂。[17-40]
1979 年 3 月 24 日麥理浩與鄧小平見面時，一些英國外交官已經開始猜測，1997 年需要把租約到期的新界歸
還中國時，英國將不得不放棄對整個香港的主權，因為香港新界以外的地方無法作為獨立的行政單位存在。但是當時的
北京政權——它剛剛走出文革，完全缺乏治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經驗，還有在 1950 年代消滅大陸所有私營企業
的記錄——怎麼可能提供維護香港穩定和繁榮所需要的明智領導呢？不僅香港的外國商人，甚至香港華人也疑慮重重。
港英官員和很多普通市民都希望，即使英國人在 1997 年放棄主權，中國也應當允許英國官員繼續管理香港。[17-41]
在去北京訪問的途中，英國官員已知道鄧小平一定會談到香港能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什麼幫助。但是讓他們感到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