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學習什麼做了報告：這兩個國家都接受外國貨幣，與外國公司開辦合資企業，開展補償貿易，引
進外國技術棗所有這一切絲毫沒有損害兩國的主權。華國鋒表示，他在東歐看到的工廠論規模比不上中國的工廠，效
率卻要高得多。結論顯而易見：中國應當以東歐為榜樣，引進更多的外國技術。
改進農村組織的問題，是華國鋒有豐富個人經驗的領域，他不但盡力保留人民公社和生產隊這種社會主義制度，
而且開了幾次學大寨會議。大寨是被樹為全國農業集體化樣板的村子，它投入大量人力從事生產勞動，並鼓勵興建大型
引水渠這樣的農業工程項目。華國鋒把全面改善農業的希望放在技術上。和鄧小平一樣，他也要搶回被浪費的時間，加
快發展，然而他在判斷取得這些進步所必需的制度建設的速度上卻經驗不足。他急切地要在四年內（到 1980 年）實現
農業機械化的技術突破，這不過是一種幼稚的樂觀主義。
鄧小平在 1978 年底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華國鋒對自己的冒進做法作了自我批評：他沒有考慮到中國外匯短缺，
沒有能力迅速吸收國外技術，中國的預算也不平衡。一些批評是有道理的，例如，華國鋒鼓動余秋里考慮在幾年內開發
十個大慶油田，這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目標。但是，他要推動中國快速發展、加快引進外國技術的整體目標，與包括鄧小
平在內的其他許多領導人是一樣的。
時常有人說，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棗包括願意學習國外經驗和急迫地想要引進外國技術棗源於 1978 年 12
月鄧小平領導下的三中全會。其實這些做法始於 1977-1978 年華國鋒的領導，而華國鋒提出的政策也並非由他首創。
華國鋒和鄧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幹部視為中國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安排鄧小平復出：1976 年 10 月-1977 年 4 月
鄧小平是否回來工作，以及回來之後幹什麼，從「四人幫」被捕那一刻起就是個議論紛紛的話題。黨的領導層一
致認為鄧小平是個難得的人才，已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則把他視為他們認可的領導人。毛澤東去世的消息一公佈，香港和
西方媒體就開始揣測華鄧兩人之間即將發生權爭。不過，在當時的中國，還無人敢向毛澤東挑選接班人或華國鋒擔任中
共主席的權利提出嚴肅挑戰。當時的共識是，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內，華國鋒有權保留毛澤東為他安排的位置。
毛去世後的幾個月裏，高層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鄧小平回來後是讓他在華國鋒主席手下當總理呢棗就像當年
周恩來效力於毛澤東、或 1974 年鄧小平在王洪文手下工作一樣，還是讓他成為頭號領導人？華國鋒的資深顧問葉帥和
李先念主張讓鄧小平在某個時候回來擔任一定的職務，但是要在華國鋒的領導之下。逮捕「四人幫」後不久，李先念去
看望當時在北京西山療養的鄧小平時，鼓勵他為回來工作作好準備。 [6-7]葉帥和李先念這兩位擁立領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
人表示，他們支持鄧小平復出。[6-8]
華國鋒從未明確說過不應讓鄧小平回來工作。但是他在 1976 年 10 月 26 日棗「四人幫」被捕剛過兩周之後
棗作出指示，要繼續批判鄧小平及其讓更多老幹部恢復工作的做法（即所謂的「右傾翻案風」）。[6-9]
然而，在 1977 年 3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已經不再鼓勵批鄧了。鄧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對待，被認為要對
「四五」抗議活動負責，很多幹部對此都有意見。華國鋒指示宣傳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還承認，參加抗議的絕
大多數人都不是反革命，鄧小平也沒有參與策劃此事。
1976 年 12 月 12 日出現了有利於鄧小平的另一個突破。葉帥收到他的長期部下、時任中聯部部長耿飆的一封信。
耿飆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證明「四人幫」篡改天安門事件報告中的證據，欺騙毛主席和黨中央。葉劍英立即對他的部
下說，這個新的證據很重要，應當為「四五」事件平反。[6-10]葉帥收到這些材料兩天後，鄧小平便重新獲准看中央文件。
這時有很多人認為，鄧小平的復出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儘管葉帥仍在說時機尚不成熟。1977 年 1 月 6 日的政治局會議
討論了為鄧小平恢復工作的問題，決定應當讓他重新擔任一定的職務。
《人民日報》的「兩個凡是」的社論棗標題是「學好文件抓住綱」（「綱」指階級鬥爭）棗在 2 月 7 日一發
表，立刻就成為高層幹部爭論的焦點。假如毛澤東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麼對於天安門事件是反
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銷鄧小平職務的決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話。「兩個凡是」的社論刺激了批評華國鋒的人，而是
否讓鄧小平復出則成為爭論的中心。《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後來說，「兩個凡是」一文堵死了讓鄧小平等一批老幹部
復出的道路，也使參加過「四五」天安門事件的人無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錯案無法得到糾正。[6-11]鄧力群是奮起反
對「兩個凡是」的人之一，他把這個問題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請政治局給予注意。[6-12]
按照慣例，在預定召開的黨代會之前要舉行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允許比較自由的討論，取得共識，以便獲得參加
黨代會的人一致擁護。1978 年 11 月至 12 月召開的著名的中央工作會議是一個轉折點，它加強了鄧小平的地位，鞏固
了對將在 1978 年 12 月三中全會上得到批准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2 日，在為籌備 8 月的
中共十一大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反對「兩個凡是」的人也開始大聲疾呼。
在離中南海只有幾個街區的京西賓館召開的這次工作會議上，華國鋒宣佈了會議議程：（1）研究處理「四人幫」
的下一步措施；（2）討論 1977 年的經濟計劃；（3）籌劃 1977 年下半年黨的工作，包括提前召開黨的代表大會。[6-13]
這是在毛澤東去世半年後，中共領導幹部召開的第一次大型座談會。但與 1978 年 11 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相
比，1977 年 3 月的會議氣氛仍受到那些認為坦率討論毛澤東的錯誤還為時尚早的人的限制。即便如此，在某些問題上
還是取得了共識：把黨的工作重心從文革轉向四化，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繼續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旗幟，增加
對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利用。
但是，在文革期間經受過身心折磨的老幹部與這一政治運動的受益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分歧。許多在
文革中靠整人發跡的領導人，托庇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不想讓權力落入受過打擊的人手中；已經恢復工作的老
幹部則更願意讓他們仍未獲准恢復工作的朋友回來。
這兩派人之間的力量對比在 1972 年就已經開始向老幹部一方傾斜，毛澤東本人在這年年初開始允許開展平反工
作。在 1975 年 1 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上，有 10 名在文革中受過嚴重迫害的人擔任了部長。[6-14]這個趨勢一直在
繼續。在 1973 年中共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1977 年 8 月仍在世的 174 人中，有 59 人在十一大上沒有重新當選（其
中很多是在文革中發跡的人）。在十一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的 201 人中，除了 19 人之外，都是 1949 年以前入黨的老幹
部。[6-15]相比之下政治局的變化更緩慢一些。政治局常委的四個人都在逮捕「四人幫」中發揮過關鍵作用，但其中只有
葉帥和李先念贊成讓鄧小平復出，華國鋒和汪東興則拖延著。
1977 年 3 月，華國鋒在向中央工作會議做的冗長報告中解釋了為什麽抓捕「四人幫」之後他還要繼續批鄧，他
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的，因此要繼續進行。」[6-16]他暗示鄧小平不會完全擁護毛主席，
並且又加了一句尖銳的話：「我們要記取赫魯曉夫的教訓。」[6-17]人人都知道鄧小平經常被批為「中國的赫魯曉夫」，
他有可能效仿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華國鋒想進一步維護毛澤東的遺產，他也意識到了處理「四五」事件引起
的消極反應，因此對代表們說，對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然而他並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的權威：陳雲和王震兩人廣受尊
敬，論資歷和個人威望也遠在華國鋒之上，他們仍然敢於在自己的小組會上大膽直言，表示支持鄧小平復出。
陳雲是個冷靜審慎的人，對黨一向忠心耿耿，他由於為黨作出的巨大貢獻而享有崇高威望。當時他在西南組做了
有力的發言，倡議鄧小平復出。陳雲在準備自己的發言稿時一向很認真，他讓胡喬木撰寫草稿，發言之前，還在耿飆家
中與王震等人見面，以便確定講話稿中是否還有任何可能的問題。他在發言中說：「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
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
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6-18]
「王鬍子」（王震）暴躁粗魯，但也是個講義氣的直脾氣，在很多忠誠的黨員看來甚至十分可愛。他在另一個小
組也表示支持鄧小平復出。他的發言援引毛曾經對鄧小平的讚揚，讓毛派的處境尷尬，極難反駁他。他引用毛的話說，
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他是個能幹的戰士，堅決反對修正主義。王震接著又說，在 1975 年領導中央和國務院
的工作期間，鄧小平貫徹執行毛的路線，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是跟「四人幫」做鬥爭的先鋒。王震說，現在全黨、全軍
和全國人民都熱切盼望他早日回到黨的領導崗位上來。[6-19]
在小組討論中很多人支持陳雲和王震的意見，可是負責整理會議報告的汪東興沒有把陳雲和王震的發言以及隨後
的討論收進去。汪東興對他們說，只要修改一下發言，就可以收進會議簡報。陳雲和王震長期為黨工作，資格遠在汪東
興之上，他們回答說，不把他們的講話收進簡報，那就隨你的便。他們未經修改的發言雖然未被收入正式簡報，但在會
上會下廣為流傳。[6-20]
開會期間，華國鋒對很多想為 1976 年 4 月天安門事件平反的人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他承認，是「四人幫」在
1976 年 4 月壓制群眾悼念周恩來去世，鄧小平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人民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是合情合理的。然而
他依然把它稱為「反革命事件」，並且說，有極少數參與者是反革命分子。他又說，反擊右傾翻案風棗人人都知道鄧
小平贊成翻案棗是正確的。[6-21]
華國鋒意識到了人們普遍支持鄧小平復出，他說，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的意思很清楚，時機一到，鄧
小平的復出之路自然會暢通，但不必操之過急。不過，華國鋒對鄧小平的支持者也作出一些讓步，他說，（十屆）三中
全會和十一大（將在這一年夏天舉行）適合作出讓鄧小平復出的正式決定。
在發生著變化的政治環境中，華國鋒力求掌控《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工作，以便加強他對毛澤東思想的解
釋權。4 月 7 日，中央傳達了華國鋒關於如何學好《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指示，其中提到毛澤東號召將革命進行到底
的一段話。一周後的 4 月 15 日，經華國鋒正式批准，《毛選》第五卷出版。[6-22]但不論華的指示還是《毛選》第五卷
的出版，都未能阻止人們對鄧小平重新擔任要職的不斷增長的支持。
在這期間，鄧小平明確表示他不支持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在 4 月 10 日寫給華國鋒、葉帥和其他中央委員的
信中，鄧小平表明了他對那篇有爭議的社論的看法。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
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6-23]鄧小平以這種聰明的說法承認了毛澤東的權威，但實際上他是在說，華國鋒並
不是解釋毛澤東的觀點的唯一權威；任何具體問題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裏去看待，而與華國鋒相比，那些長期跟毛澤東
一起工作、與毛關係密切的中共領導人，更有資格從這個「更大的背景」對毛的觀點作出判斷。鄧小平隨後感謝中央為
他洗清了名聲，承認他沒有參與天安門事件。他說，至於他個人的工作安排，「做什麼，什麼時機開始工作為宜，完全
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他還建議把他這封信，連同 1976 年 10 月 10 日他寫給華國鋒表示支持其領導的信一起，
印發全黨。[6-24]
華國鋒在收到鄧小平的信時意識到，必須對日益高漲的支持鄧小平復出的力量作出回應，於是他派忠實於自己的
高層幹部汪東興和李鑫去跟鄧小平商量他復出的事。[6-25]此時華國鋒已經肯定了「四五」示威活動的積極意義，因此鄧
小平對自己的好友說，他堅信天安門事件不久就會被看作一場革命運動。[6-26]在這個背景下，鄧小平沒有心情滿足汪東
興和李鑫兩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為他的復出作準備時，他要肯定「兩個凡是」。鄧小平告訴他們，如果把「兩個凡是」
奉為教條，為他平反的事就說不通，對天安門廣場示威的肯定也說不通。[6-27]
鄧小平又解釋說，不能把毛澤東在某個場合做的事拿來解釋他在不同場合和時間做的事。毛澤東本人也承認自己
犯過錯誤，不管什麼人，只要做事就會犯錯誤。一個人能做到七分正確就很不錯了。鄧小平說：如果我死後人們能給我
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足了。[6-28]
人們估計鄧小平為了重返工作崗位，會寫信公開表示接受華國鋒的領導。鄧小平也遂了他們的心願。他在 1976
年 10 月 10 日的信中就已說過：「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
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6-29] 4 月 14 日鄧小平對信作了稍許修改後，華國鋒同意將其
印發黨內。5 月 3 日這些信在黨內印發，一直下發到縣團級。[6-30]華國鋒一度盡可能合理地拖延鄧小平的復出，但最終，
當鄧小平寫信表示接受他的領導後，華還是向勢力強大的老幹部所形成的氣氛作出了讓步棗他們都希望鄧小平回來。
雖然直到三中全會才正式宣佈鄧小平的復出，但是印發他讚揚華國鋒領導的信等於向黨內中層以上幹部發出通
知，鄧小平的復出已是指日可待。[6-31]黨內人士對飽經考驗的鄧小平抱有很高期望，認為他能在維護秩序和實現現代化
上發揮重要作用。黨內人士也在私下議論華國鋒和鄧小平兩人將來的關係，外國媒體則在公開討論此事。
到 5 月 12 日時已經很清楚，鄧小平將恢復的一切職務，包括接過軍隊和外交工作。他將像過去一樣擔任副總理。
鄧小平還自告奮勇承擔起科技和教育工作，因為在他看來科學是四個現代化中最關鍵的一環，能夠促進另外三個現代化
（工業、農業和國防）。鄧小平的請求被接受後，他把方毅和李昌叫到自己家中，討論如何促進科技發展的問題。[6-32]
在中國當時的大氣候下，他必須首先對付一些殘留的反知識分子觀點。他對方毅和李昌說，必須強調要把腦力勞動者也
視為政治上受尊重的工人階級的成員。[6-33]
5 月 24 日，鄧小平為了給自己的復出作準備，把他的密友王震和鄧力群請到家中，討論恢復他的寫作班子以及
如何促進科技和教育的發展。鄧小平依然很看重他當年網羅到政研室的那個寫作小團隊，他要跟其中一些過去的成員初
步討論一下如何組建寫作班子。在批鄧運動中，有為數極少的人極其堅定地不參加批判，鄧力群便是其中之一。他為此
受到了懲罰，被下放農村從事勞動。鄧力群帶來了鄧小平寫作班子前負責人胡喬木的一封檢討信，胡為自己參與批鄧表
示道歉。鄧小平沒有看那封信，而是讓鄧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說，胡喬木的批評我不介意，胡喬木只是講了一些套話，
這可以理解；沒有必要為這種裝樣子的事道歉。鄧小平還稱讚胡喬木為毛澤東起草的講話〈論十大關係〉（此文已收入
《毛選》第五卷）。他說，他歡迎胡喬木回到寫作班子。
葉帥和鄧小平見面後，這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意共同負責軍隊工作。鄧小平重新拾起了他在 1975 年要解決的
問題：推動裁軍，徵召受過更好教育的兵員，改進訓練和紀律，提升軍事科學技術，使軍隊為現代戰爭作好準備。他在
軍隊會議的講話中這些仍是中心話題，但他也講到了更大的政治問題：要「實事求是」。[6-34]不過，他用於軍隊工作上
的精力要比用在科技教育上的少得多。
鄧小平也沒有把很多時間用在外交上。他同意參與重要決策，但他表示不想承擔對日常外交工作的領導，他說那
讓他感到厭倦。鄧小平還說，他真正想抓的工作是科技和教育，他認為這是現代化最重要的領域。
鄧小平估計，中國的科學技術已經落後世界 20 年。例如，他提到中國當時大約有 20 萬名科技人員，而美國是
120 萬。他說，為了急起直追，中國必須承認自己已經大大落後，也要著手培養自己的人才。他重新提出了他在 1975
年支持的政策，他說，必須通過考試選拔中小學的尖子人才，讓他們在最好的大專院校接受最好的教育。[6-35]
鄧小平提出接手科技工作，也是在表明他不會很快就在關鍵的政治領域挑戰華國鋒。但是，為了促進科學的發展，
鄧小平毫不猶豫地觸及仍然敏感的政治問題。與那些堅持「紅」比「專」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膽宣佈，對政治
不感興趣的科技人員也是有用之人，軍隊也需要培養人才。[6-36]
鄧小平的復出
7 月 17 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議需要得到一個月後召開的黨代會的
正式批准，但鄧小平在全會上已正式恢復了他在 1975 年 4 月 5 日以前的全部職務：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黨的副主
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鄧小平排名第三，位於華國鋒和葉帥之後，李先
念和汪東興之前。[6-37]
7 月 21 日，在實際上是他的復職演說中，鄧小平說：「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
工作。」沒有人對鄧小平的選擇感到驚訝：他是想做點工作的。但是，由於毛澤東去世後依然揮之不去的大氣候，鄧小
平在規劃自己的事業時仍要當心。他首先重複了一句套話：「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
然後他才談到他認為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是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其次是黨的建設。他再一次提出，學習毛主席的教導
要有靈活性。他說，有人歪曲毛主席的思想，把一些話與當時的情況割裂開來，說它們同樣適用於其他場合，但毛澤東
對不同的情況是有不同的解決辦法的，必須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把他的教導正確運用於每一種實際情況。他還說領
導集體要促進黨內民主。[6-38]四年後鄧小平的權力得以鞏固時，批評者說他對黨內民主已經不感興趣，而是把權力全都
集中到了自己手裏。
7 月 23 日，鄧小平講話兩天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的社論宣佈了他的新職務。社論
說：「會議決定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體現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願望。」[6-39]
民眾在 1976 年清明節
時的感情宣洩和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辯論，都證明這句話並非誇大其辭。鄧小平復出之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是在 7
月 30 日大陸和香港之間的一場足球賽上。當廣播喇叭宣佈他來到體育場時，全場起立對他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6-40]
老百姓顯然覺得，鄧小平扎實穩健的領導讓他們放心，基於他在 1975 年取得的成績，他讓他們感到有希望。
在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大上，代表們歡迎鄧小平的復出，也有一些毛派分子對此感到不
安。當時代表們對於如何看待毛的歷史遺產，以及實行哪些具體政策，仍未達成明確的共識。黨的領導層試圖掩蓋分歧，
展示團結，採用了一些肯定毛澤東遺產的口號，也泛泛地提到了現代化目標。大會宣佈文革已經結束，但也肯定了它的
意義；儘管中國要學習國外的新技術，但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要繼續批判右傾主義。一些代表在小組會上表達了對華國
鋒領導的不滿，因為他在四個小時的報告中用套話來掩蓋分歧。當然，大會文件並沒有把這些批評意見記錄在案。[6-41]
為迎合政治氣氛，鄧小平也講了一些套話，以便安撫那些仍然堅持毛澤東路線的人。他在 8 月 18 日簡短的閉幕
講話中說，大會要「把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群眾路線」。
但是他也試圖創造一個更加靈活的空間。他又說：「我們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毛主席為我們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
和作風」。[6-42]鄧小平談到毛的「真正路線」，以此表明他忠於毛澤東；但也強調「實事求是」，這就為自己留出了迴
旋餘地，使他可以採取符合當前形勢需要的政策，主張毛的具體教導不會自動適用於一切情況。
鄧小平此前在 8 月初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作出保證說，他將在華國鋒主席的領導下工作。他借用了一個軍
事術語，把自己的工作稱為搞「後勤」。代表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為司令員華國鋒當助手。具體來說，他要「協助
華國鋒主席和葉劍英副主席」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6-43]鄧小平不想威脅華國鋒的領導，至少暫時不想。
事必躬親抓科技教育
中共十一大閉幕幾周後，鄧小平在對教育部幹部的一次講話中說：「我知道科學、教育是難搞的，但是我自告奮
勇來抓。不抓科學、教育，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就成為一句空話。」[6-44] 鄧小平打算繼續 1975 年他在胡耀邦幫助
下開始的工作，重新贏得科學家的好感。1977 年他對一名來華訪問的美籍華裔科學家說，只要「馬克思不召見」，他
打算在科技領域幹十年。他說，他希望五年小見成效，十年中見成效，十五年大見成效。[6-45]
鄧小平知道中國亟須提高普通民眾的文化和科學知識水平，但他關注的是更高的目標：能夠取得科學突破，推動
工業、農業和國防現代化的基礎研究。在他看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6-46]
鄧小平不斷會見獲諾貝爾獎的美國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和丁肇中。提問的焦點始終如一：中國能為提高自
身的科學水平做些什麼？鄧小平對科學在中國的復興中所起的作用持有一種近乎著魔的信念，並因此批准了一些相關項
目。有人問過他，中國的現代化努力剛剛開始，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搞離子加速器？他說，為了促進中國科學的發展，
必須向前看。
1957 年毛澤東打擊知識分子時，鄧小平曾是毛的得力助手。但是他不像毛澤東那樣本能地厭惡知識分子。毛把
他們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再想方設法羞辱他們，讓他們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鄧小平從來沒有機會上大學，
但是他曾走過接受更高等的教育這條路，盡過最大努力想進一所法國大學唸書。他的妻子曾在中國最好的大學北京大學
學物理學，他的五個孩子中有三個上大學，一個在北大學物理，一個學醫，還有一個女兒因病不勝課業繁重的理科轉而
學了藝術。此外，鄧小平逐漸認識到，打擊知識分子是在摧殘中國的科學技術，而科學技術是國家現代化的根基。1973
年回到北京後，他再也沒有像在 1957 年那樣整過知識分子。有些領導人還會不時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鄧小平
不再如此。他認為科學沒有階級屬性，可以為所有階級和所有國家所用，無論是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鄧小平很快就提出了提高中國科學水平的計劃：
要從科技系統中挑選出幾千名尖子人才。這些人挑選出來之後，就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專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難的，可以給津貼補助。現在有的人家裏有老人孩子，
一個月工資幾十元，很多時間用於料理生活，晚上找個安靜地方讀書都辦不到，這怎麼行呢？對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適當。他們在政治上要愛國，愛社會主義，接受黨的領導。??一定要在黨
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
[6-47]
鄧小平認為，當中國需要青年知識分子推動科學發展時，把他們送去參加體力勞動是嚴重的浪費。雖然他沒有用
過「精英治國論」的說法，但其實他是相信這種觀點的。他力求吸引最好的人才，為他們提供條件，使其能夠為國家貢
獻最大的才智。
鄧小平重用教育和科技精英的做法遇到很多抵制。當他對知識分子待遇表示不滿時，明智地不提毛主席的角色
棗毛是那些政策的始作俑者，而是只講「四人幫」。他說，必須擺脫「四人幫」的惡習，不要搞給知識分子扣「帽子」
的「帽子公司」和打擊知識分子的「棍子公司」。[6-48]
鄧小平復出之前，很多保守派仍然認為，建國後的前 17 年（1949 年到 1966 年）實行的是「資產階級」教育
政策，應當進行批判。鄧小平復出前夕，在 1977 年 6 月於山西太原召開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上，與會
者就未來的政策究竟應該以文革期間、還是文革之前的政策為基礎展開了熱烈辯論，辯論的結果是仍然要以文革期間的
政策作為指導。[6-49]很顯然，鄧小平任重而道遠。
鄧小平後來上了年紀，開始減少工作量，但 1977 年復出時，72 歲的他仍然精力充沛地投身於工作。鄧小平一
般只抓大事，只對他認為的頭等大事才會事必躬親。在 1977 年到 1978 年他認為科學和教育就是頭等大事。他第一次
談到這項工作時說：「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6-50]
鄧小平不斷會見各地領導，駁斥激進派對待知識分子的觀點，就如何養成尊重人才、促進國家進步的新風氣提出
具體建議。從 1977 年 7 月 27 日開始，即三中全會正式讓他分管科技工作還不到一周，他用數天時間與中國科學院院
長方毅、副院長李昌和教育部長劉西堯進行了一系列談話，向他們提出加快科技現代化的工作計劃。鄧小平說，現在的
計劃還遠遠不夠，要把各專業最有學問的科學家列一個名單，確保他們得到必要的設備和生活條件，使他們能夠專心工
作。1964 年和 1965 年畢業的大學生仍沒有合適的工作的，要給他們安排更好的工作。[6-51]鄧小平又說，對那些去海
外留學的中國學者，要想辦法鼓勵他們回來，即使不想回來，也要把他們當作愛國人士，請他們回來講學。學者要搜集
國外的教科書，用來更新自己的教材，教材必須做到簡明扼要。教育部要選出水平最高的學校，通過考試錄取分數最高
的學生。鄧小平還說，要把國防科技作為整個科學規劃的一部分，幹部不必擔心是否和其他科研工作發生重疊。[6-52]
如今，鄧大司令成了事必躬親的人。他下達命令，並對執行命令的幹部說，我們不要「放空炮」。[6-53]儘管鄧小
平言辭堅定，但反對的勢力依然強大，因此在 8 月 3 日至 8 日有三十幾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參加的科學和教育工
作座談會上，他感到有必要再次批駁當時仍佔上風的觀點，該論點將教育視為「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他認為，
不能再置理論專家於不顧，只讚揚那些生產第一線的技術人員。在鄧看來，從生產單位固然可以選出一些科學家，但是
從事尖端科學和基礎研究的大多數人肯定是出自大學。要想培養優秀的科學家，必須從小學就打好數學和外語基礎。大
學應當減少校辦工廠的數量，增加實驗室。[6-54]
鄧小平認為，應當把中國一些最有才華的年輕人送到國外留學，他為此設立了出國留學計劃。他堅信，發明了指
南針、火藥和印刷術的中國有大量的聰明人。但是中國現在已經落後，必須向西方學習。為了向國外學習，中國可以購
買其他國家的教材（用來改進中國的教科書），派學者去海外學習，邀請外國科學家來華訪問。
9 月份，已經是鄧小平敦促教育部幹部採取行動兩個月以後，他的努力仍然受到阻撓。毛澤東曾說部隊裏的人都
怕鄧小平，現在鄧大司令又把槍口對準了教育部：「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
怕又跟著我犯『錯誤』。??要有具體政策、具體措施，??你們要放手去抓，大膽去抓，要獨立思考，不要東看看，西看
看。??贊成中央方針的，就幹；不贊成的，就改行。」[6-55] 他又說教育部還需要 20 到 40 個人：「要找一些 40 歲左右
的人，天天到學校裏去跑。搞 40 個人，至少搞 20 個人專門下去跑。要像下連隊當兵一樣，下去當『學生』，到班裏
聽聽課，瞭解情況，監督計劃、政策等的執行，然後回來報告。??不能只講空話。」[6-56]
通過推行受學術界熱烈擁護的政策，鄧小平重新贏得了知識分子的好感棗他曾因 1957 年領導反右運動而在他
們中間失去人心。這種好感對鄧小平的公共形象大有好處，因為知識分子中有不少人為宣傳部門起草文件，給報刊寫文
章。儘管他們要在領導人劃出的界線內工作，但仍有機會巧妙地潤色文件和講話棗它們隨後會出現在報刊、廣播和電
視中。有這些人的支持，對鄧小平有益無害。
恢復高考
不論對鄧小平還是其他人而言，提高教育質量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恢復高考。鄧小平早在復出之前就認為，好的學
校錄取學生，不能根據「階級出身好」和「思想覺悟高」（這是毛的標準），而應根據學習成績，必須通過有競爭的入
學考試加以判定。1950 年代的孩子是在學校進行考試，但成績高低並不十分重要棗幹部們不想令成績較差的農民和
工人子弟難堪，因為其分數大多不如地主和資產階級子女，後者在 1949 年以前享有更好的教育機會。
1970 年代初，一些大學在小範圍內恢復教學後，也不是根據考試分數，而是根據工作單位的推薦，接受「階級
出身好」的工農兵子女。幹部們固然不能明目張膽推薦自己的子女，但他們可以寫信推薦別人的孩子，再讓別人推薦自
己的孩子。「階級出身好」的人即使考試成績不錯，那些關係硬但能力不濟的人仍能取而代之被學校錄取。推薦制度變
得徹底腐敗。
鄧小平認為，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已不復存在，因此「出身」不再是問題。他強烈感到，越早恢復從小學到大學
的各級入學考試，越能使中國領導層盡快著手改善國家的教育。鄧小平尤其想恢復文革期間被終止的「大專院校統一入
學考試」。但是在 1977 年 8 月 3 日召開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正在制定的大學秋季開學計劃中錄取學生仍然是
根據推薦。在秋季學期開學前的幾周之內還有可能恢復高考嗎？當這個問題在座談會上提出來時，鄧小平轉身問教育部
長劉西堯是否還有可能。從劉作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起，鄧小平就下定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在 1977 年舉行高考。他在
會議結束前宣佈：「應當結束推薦制度，直接從高中錄取學生。這是一個能夠迅速培養人才、見效快的好辦法。」[6-57]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一巨變並非易事。要確定考試科目，挑選出考題的人員，公佈考試計劃，為數百萬人舉辦考試，
組織和完成評分，確定哪些大學招生以及錄取多少學生棗這是一項令人瞠目的任務。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學的開學
時間比預期晚了幾個月，也不是事事順利，但確實重新開學了。
1977 年以前，高等院校招生委員會從未在一年內開過兩次會。8 月 13 日，鄧小平作出決定沒過一周，他們就
為籌備秋季入學考試召開了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對他的政策變化作了進一步解釋：
「過去我??也講過，中學畢業後勞動兩年如何如何好。實踐證明，勞動兩年以後，原來學的東西丟掉了一半，浪費了時
間。」[6-58] 鄧小平指示說，當年進入大學的學生，要有 20%到 30%直接從高中錄取，將來大部分學生都要直接來自高
中。是要對學生進行熱愛勞動的教育，但不必讓他們中斷學業。他正式下令在 1977 年舉行全國統一高考。但有些幹部
抱怨說，這很難甚至根本不可能辦到。鄧小平不耐煩地回覆：政策已定，就在 1977 年舉行高考，不能再變。[6-59]根據
會議內容準備了一份文件，政治局在 10 月 5 日進行討論並予以批准，10 月 12 日經國務院同意後，刊登在 10 月 21
日的《人民日報》上，同時刊登了如何報名參加考試的說明。[6-60]
共計約 578 萬在過去十年裏達到上大學年齡的人棗其中很多人當時仍在農村勞動棗在那年冬天參加了高考，
但大學的錄取名額只有 27.3 萬。在 1977 年和 1978 年，參加高考者的實際錄取率只有 5.8%。[6-61]自中共統治中國
以來，大學第一次不把階級出身作為錄取學生的因素，錄取完全根據考試成績。
對大學來說，即使最終在年底開了學，為迎接新生作準備仍然是一個負擔。要把已在大學安營紮寨的「工宣隊」
請出去，要抓緊修好年久失修的設備，已經多年無法從事專業研究的老師要編制課程、準備教材。第一批入學的學生抱
怨說，由於大學倉促上陣，生活條件和授課經驗都不盡如人意。按一些學生的說法是：「80 年代的學生，用著 70 年代
的教材，聽 60 年代的老師上課。」
鄧小平在 1977 年採用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給中國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成果。就像日本、南韓、臺灣和新加坡一
樣，中國的高考提高了大學生和就業人口的素質。[6-62]尤其是在恢復各級教育的考試之後，望子成龍的父母都開始為自
己的獨生子女（因為城市人口只允許生一個孩子）學好數理化和外語而操心，希望他們能進入重點小學、中學和大學。
中小學也開始為學生參加考試作準備，使他們能夠在教育階梯上更上一層樓，大學則開始幫助一些尖子生去西方接受更
好的教育。
落在後面的人棗文革期間下放農村的失落的年輕人中未能通過考試、或考分不夠上重點學校而只能就讀一般學
校的人棗對這種新制度未必高興。但是，很多考試過關的人，以及重視教育素質的人棗父母、老師和用人單位棗
一直萬分感激鄧小平迅速恢復高考和堅決提高教育質量的做法。
推動科學進步
鄧小平在 1977 年復出不久後便說：「我總覺得科學、教育目前的狀況不行。」[6-63]
不懈努力，很多知識分子並未獲准回來從事有用的工作，因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受批判的科學家與批過他們的年輕造
反派之間仍然存在著尖銳衝突。科學家就像大學教師一樣，生活條件仍很惡劣。
儘管有胡耀邦在 1975 年的
科研人員幾乎完全是在各自的科研單位從事自己的工作，而文革期間被派到大學「支左」和批判「資產階級知識
分子」的工宣隊和軍隊，仍然佔據著校園並對科學家發號施令。鄧小平認為這種局面太不像話。他宣佈：「工宣隊的問
題必須解決。他們和派去『支左』的軍隊都要撤出來，沒有任何例外。」[6-64]
鄧小平對科學家不斷發出的怨言也作出了回應。科學家們認為專業工作應當由內行來領導。鄧小平作出指示，每
個科研單位要有三個最高負責人，黨的領導抓全面的政策，但單位的基本工作要交給懂科研的人領導，還有一名領導要
管「後勤」，負責改善生活條件，保證科研人員的工作有充足的供應。鄧小平知道知識分子對仍要花大量時間參加勞動
和政治學習感到不滿，因此作出一條規定：科技人員每週六個工作日中至少要有五天用於基礎研究。
由於國家科委在十年前被撤銷，1977 年時沒有一個全面管理科學研究的部門。需要優先考慮恢復哪一些領域？
如何培養人才以滿足不同領域的需求？對此，鄧小平 1975 年曾讓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小組起草有關科學發展的文件。但
他在 1977 年又指示說，要重建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便協調科學發展的工作；還要制定一個七年規劃，取代第六個五年
計劃（1981 年-1985 年）中有關科學的內容。1975 年按鄧小平的指示制定完成、曾被激進派打成「三株大毒草」的
文件又被拿了出來，成為新規劃的基礎。
1975 年的規劃可能是鄧小平的起點，但是在賦閑期間，他對國家的夢想又有所提高。他認為，中國已經增加了
與外部世界的交往，這使規劃的制定者能夠、也應該為科學發展確定比 1975 年更高的目標。為了雄心勃勃的新戰略，
他不斷從傑出的美國華裔科學家中尋求建議，並且與全面負責科學和教育發展的政治局委員方毅密切合作。方毅和國家
科委被指定負責抓工業、軍事和其他部門的科學發展，但他們最主要的工作重點是大學以及獨立科研院所的基礎研究，
尤其是中國科學院和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6-65]
與社會科學相比，鄧小平更加重視自然科學，但是他相信社會科學棗包括經濟學、哲學、馬克思主義和對不同
社會的研究棗也是引導現代化所必不可少的。1977 年 5 月，華國鋒同意了根據鄧小平 1975 年的指示成立獨立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的計劃。1977 年秋天中國社科院成立時有 2,000 人，鄧小平復出後指派 1975 年擬定這項計劃的胡喬木
擔任了第一任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為了直屬國務院領導的部級單位。[6-66]它獨立於教育部，使之可以相對擺脫宣傳
的壓力，學者們得以集中精力從事研究，不必去做傳播現成知識這種相對普通的工作。
新的科學發展七年規劃的初步方案包括 108 個項目，提交給了 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
鄧小平在科學大會的開幕詞中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棗這個說法曾在 1975 年給他帶來麻煩，毛澤東認為這是把
科學看得和階級鬥爭一樣重要。然後他介紹了從美國華裔科學家那裏學到的東西。他說，世界上正在進行一場科技革命，
出現了一些全新的領域：高分子、核能、電子計算機、半導體、航天和激光等等。然後鄧小平以他的典型方式，安撫並
提醒那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聽眾說，勞動總是與科技知識聯繫在一起的，科學的進步具有普遍性，可以為全人類所用。
鄧小平承認，一些科學家有必要從事工程學之類應用領域的研究，這可以使工業自動化等領域加快進步。但是他關注的
重點是科學，他一再強調要學習國外的尖端科學。[6-67]
鄧小平的講話表明他得玩點花樣棗在與專家共同制訂該領域具體發展規劃的同時，還得打一場政治戰。甚至在
領導挑選項目及計劃工作時，他也必須繼續挑戰一些舊式毛派領導的認識。他說，科學十分重要，應當把它看作生產力，
應當把腦力勞動也視為勞動，要允許科學家專心從事專業工作，不必受政治活動的干擾。他雖然沒有提到「紅」與「專」
哪一個更重要的爭論，但他的回答是明確的：「專」更重要。為了能讓專家去做對實現四化最重要的事，他隨時準備打
一場政治戰。
1977 年 7 月鄧小平恢復了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後，他的正式排名在華國鋒主席之後。但作為總參謀長，他要
負責軍隊的規劃工作。[6-68]此外，他有多年領導軍隊的經歷，他要維持他個人對軍隊的控制權，以免落入華國鋒手中。
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希望軍隊的領導幹部嚴格服從自己，他也隨時準備要求他們嚴格服從。軍隊很清楚鄧小平與華國
鋒相比，對軍隊握有更大的權力。
「實踐標準」挑戰「兩個凡是」
中央黨校在 1977 年重新開學後，很快就成了黨內立意革新的學者和學員的一個中心。研究黨的理論和黨史的學
者從 1977 年 3 月開始工作，學校則是在 10 月迎來它的第一批學員。這一級學員共有 807 人，其中大約有 100 名學
員是由各部委和各省選送的特別有前途的中年以上幹部。他們要在一個「高級班」學習半年。[6-69]
在頭幾批畢業後有望躍升要職的學員中，有一種特殊的興奮感。高級班的 100 名學員中，大多數人都在文革中受
過罪，他們既想分析過去 20 年出了什麼問題，也想討論對中國未來的看法。當然，這些學員的批評和設想受到了限制，
但是在界限之內，他們對各種新思想持十分開放的態度。黨校的教員和研究人員也分享著他們的熱情，急切地想為確定
新時期的理論和政策方向作出貢獻。[6-70]
這種探索新思想的願望得到了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中央黨校的名義校長是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但是作
為第二副校長的胡耀邦要比他們更經常地到學校裏來，對學員、教師和他們的思想也有著更大的興趣。他鼓勵新思想，
教師學員對他的鼓勵也反應熱烈。中央黨校很快就成了黨內創新思想的中心，一些老幹部也偶爾放下日常工作，來這裏
跟教師和學員一起探討新思想。
第一批學員來到中央黨校之前，胡耀邦的部下就在 7 月 15 日創辦了一份名為《理論動態》的期刊，它只供一小
批高級幹部閱讀，旨在探討新思想，提出新解釋，在形式上要比黨的其他出版物更加自由：它是每隔幾天就出一期的帶
有序號的簡報，不對外發行，只供內部傳閱；但是它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因為它代表可以被黨接受的新思想的最前
沿。
《理論動態》在 1978 年 5 月 10 日出了第 60 期簡報，標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6-71]該文已經醞
釀了數月，是由南京大學哲學系青年教師胡福明、中央黨校理論教研室孫長江和《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棗他是中央
黨校 1977 年秋季入學的學員棗數易其稿而完成。[6-72] 楊西光在 1978 年初擔任了《光明日報》總編，他一向注重為
讀者提供新思想，在 5 月 11 日的《光明日報》上轉載了這篇文章。為安全起見，文章的署名是「特約評論員」。5 月
12 日《人民日報》和軍隊報紙《解放軍報》也轉載了這篇文章，隨即又被許多地方報紙轉載。
這篇文章認為，評價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眾廣泛的社會經驗。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成不變的思想體系，而是必
須根據經驗不斷重新作出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某些情況下，對真理的認識有可能出
錯，但是如果經驗表明它是錯誤的，就應當加以改正。這樣一來新的經驗和實踐可以帶來新的理論。如果馬克思列寧主
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現有表述帶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災難，也應當加以糾正。[6-73]
文章問世後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些讀者大加讚揚，但是政治局中負責抓宣傳工作的常委汪東興和《人民日報》
前主編吳冷西卻十分惱火。一周前的一篇題為「按勞分配」的文章就曾讓汪東興光火，他要求查清發表這篇文章得到了
哪位中央領導的同意（後來他才知道是鄧小平及其部下支持這篇文章）。
胡耀邦和幾位自由派幹部利用了一項規定的空子，才使這篇文章得以面世。這項規定是，《理論動態》由「特約
評論員」撰寫的文章，可以不經汪東興及其手下人的常規審查就由報紙轉載。[6-74]否則，汪東興及其手下一班保守派人
馬在文章見報前就會將其扼殺。汪東興和吳冷西準確地意識到，此文是在鼓勵對他們所信奉的正統毛澤東思想提出質疑：
如果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造成了災難，那就應當加以拋棄。汪東興和吳冷西也正確認識到，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條主義」
和「個人崇拜」，是在攻擊「兩個凡是」，並且是在暗指應當對此負責的人棗華國鋒和汪東興。汪東興認為，沒有共
同的信條就無法維護黨的團結，他親自給胡耀邦打電話，批評他同意發表這種文章。[6-75]
鄧小平後來對胡耀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剛發表時，他並沒有注意，爭論熱起來以後他才找
來看了看。他說，這是一篇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好文章。他表揚了胡耀邦組織的《理論動態》理論班子，並且說應當
讓它繼續工作。胡耀邦希望跟汪東興等領導人搞好關係，鄧小平安慰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因為另一些領導人支持「兩
個凡是」而發生一點鬥爭也是難免的。鄧小平在爭論的關鍵時刻給予了支持，這讓胡耀邦大受鼓舞。如果沒有這種支持，
胡耀邦和其他很多人也許會心灰意冷地屈服。[6-76]
「實踐標準」和「兩個凡是」這兩篇文章成了磁鐵的兩極，各自吸引著持有兩種不同觀點的人。雙方的爭論暴露
和加劇了華國鋒支持者和鄧小平支持者之間的矛盾，前者擔心正統思想鬆動的後果，後者則要極力擺脫頑固僵化的教條。
辯論使用的是意識形態語言，其熱情卻是源於政治背景。在中共內部，公開直接批評領導人一向屬於禁忌，但文革的受
益者普遍支持華國鋒，文革的受害者則普遍支持鄧小平。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團結了這樣一批幹部棗他們認為華國鋒不足以擔當領導國家大任，但又不
敢明說。它也有助於軍隊領導人站到鄧小平一邊，其中包括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他是文革中最早受迫害的人之一，
也是一位極為幹練的領導人，曾與鄧小平共事多年。[6-77]在此後的幾個月裏，隨著圍繞兩篇文章的論戰如火如荼地進行，
它也日益成為雙方的一場政治鬥爭：一方贊成「實踐是唯一標準」，認為鄧小平才是最好的領導人；另一方則堅持「兩
個凡是」，擁護華國鋒。攤牌似乎無可避免。
[6-1]U.S. Dept. of State, "Ambassador Gates' Discussion in Peking," DNSA, doc.
CH00407, Secret, Action Memorandum, April 22, 1976.
[6-2]對華國鋒當政兩年的深入分析，見程美東：〈1976-1978 年中國社會的演化：兼論華國鋒的
時期政治環境的變動與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召開〉，《學習與探索》，2008 年第 6 期，頁 32-41。感謝孫
萬國提供給我的有關華國鋒支持改革的證據。
[6-3]在另一些層級和部門，例如經濟部門，個人權力仍然很大。參見 Andrew G.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該書有中譯本：《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
和權力結構》，華爾德著，龔小夏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棗中文版編者註﹞
[6-4]葉劍英的傳記作者認為葉在籌劃逮捕「四人幫」上起著首要作用。一些黨史研究者相信葉的作
用大，另一些人則認為華的作用大，泰偉斯和孫萬國研究了這些看法後認為華的作用更大一些；他是領導
人並採取了主動。見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 Y.: M. E. Sharpe, 2007), pp.
591-594. 類似的結論見高原明生：〈現代中國史の再檢討棗華國鋒と鄧小平、そして 1978 年の劃期
性について〉﹝再論中國現代史：華國鋒與鄧小平，及 1978 年之劃時代意義﹞，《東亞》，2008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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