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在世的最後一年，江青力求鞏固自己的地盤。她借助於黨的宣傳機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繼續開展毛澤
東的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她與上海民兵中能搞到武器的激進派保持著聯繫。將軍們並不擔心她有可能在任何關鍵性的
軍事較量中取勝，他們擔心的是一些軍隊幹部會出於畏懼同她合作，擔心她煽動激進派鬧事，造成長期的爭鬥與混亂，
這只會放緩中國前進的步伐。
江青知道，最能幫上她的就是找到、甚或是修改一些毛的文件，以使她確保更多的權力，並由她來闡釋毛的遺志。
毛澤東一死，她便天天去找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要求她把毛的全部文件轉交給自己。她確實得到了一些文件，把它們
留在自己手中數日，但當華國鋒堅持全部文件要由汪東興保管時，她不情願地把文件交了回去。其後她又對紀登奎施壓，
想查看原來由林彪收集和保管、當時還封存於林彪在毛家灣住所的材料。[5-59]
華國鋒致悼詞後的次日，江青要求立刻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處理毛的文件，常委會中要有她的盟友王洪
文和張春橋，但不許葉帥到會。[5-60]華國鋒感到別無選擇，只好在當天下午召開會議。江青把姚文元和毛遠新也帶到會
上，她要求由毛澤東去世前十個月裏一直負責管理主席文件的毛遠新繼續掌管他伯父的材料，並準備一份相關報告。由
於其他人對此表示反對，會議無果而終，結果材料仍然留在黨中央。[5-61]
江青還試圖加強對宣傳部門的控制，她在文革早期個人權勢達到巔峰時就控制著那裏。此外她還動員年輕人繼續
搞階級鬥爭，批判官僚主義。10 月 1 日在清華大學的一次講話中，江青鼓勵年輕人立下戰鬥到底的誓言。
當華國鋒聽說「四人幫」在一些會議上告訴他們的盟友 10 月 7 日、8 日或 9 日會有好消息時，他斷定必須立刻
採取行動。雖然沒有江青正在策劃政變的證據，卻有另外一些不祥的徵兆。10 月 4 日遲群向江青發誓效忠，而 10 月 4
日《光明日報》重點推出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北大和清華一些激進派的筆名）棗〈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聲稱「任何修正主義頭子〔影射華國鋒〕，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出於對這些事態的擔
憂，葉帥當天便去找汪東興和華國鋒商量，他們已經在擔心「四人幫」會很快採取某種行動。[5-62]
沒有人懷疑江青屬於「你死我活」的政治傳統的一部分，她會一拼到底。任何逮捕「四人幫」的決定，都需要華
國鋒代主席的果敢領導，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帥及時任中央警衛團（負責保衛黨中央）負責人汪東興的配合。一切都要
面對面地商量，而且要行動迅速。毛澤東一死，當時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葉帥就向華國鋒保證，他將全心
全意支持華國鋒向後毛澤東時代順利過渡。毛去世幾天後，華國鋒就曾派李先念去葉帥那裏探聽如何對付「四人幫」的
口風，李、葉二人都認為有必要抓緊採取行動。汪東興後來講述如何為逮捕「四人幫」作準備時說，華國鋒和葉劍英都
是戰略家，他本人僅僅是執行了他們的命令。[5-63]
葉帥力求避免在採取抓捕行動時軍隊之間發生衝突，造成進一步的混亂。「四人幫」在釣魚台的住所都有自己的
警衛，因此應該避免在那裏交手。但是時機的選擇也至關重要。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這三位策劃者一致認為，必須
搶在「四人幫」之前動手。在看過 10 月 4 日的社論，又聽說「四人幫」告訴其同黨到 10 月 9 日就會有好消息之後，
華國鋒、葉帥和汪東興三人準備迅速採取果斷行動。同時，汪東興從他可以信賴的警衛團中逐個挑選了一小批可靠的人。
10 月 5 日下午葉帥分別與華國鋒和汪東興商量，他們決定由華國鋒發出通知，在第二天 10 月 6 日晚 8 時在中
南海懷仁堂臨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這也有常例可循）；宣佈的會議內容包括三個重要問題：出版《毛選》第五卷，籌
建毛主席紀念堂，研究毛主席在中南海過去的住所的用途。通常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的只有華國鋒、葉劍英、王洪文和
張春橋。這些議題都是王洪文和張春橋不肯錯過的。姚文元雖然不是政治局常委，但一直是《毛選》第五卷出版工作的
關鍵人物，請他到會參加討論也順理成章。
10 月 6 日晚，汪東興的一小批警衛人員已埋伏在室內，但是樓外一切如常。將近 8 點時王洪文從東門邁步走進
房間，立刻就被警衛扭住。他怒斥道：「我是來開會的，你們這是幹什麼！」警衛把他摁倒在地拖進了大廳。華國鋒起
身說道：「王洪文，你犯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要對你進行隔離審查。」王洪文被押出大廳後，張春橋也提
著公事包準時到達。他正要從東門進入大廳，也被警衛抓住銬了起來。華國鋒向他宣佈要對他的罪行進行審查，他也乖
乖就範。姚文元一到，在樓外就被逮捕了。
與此同時，一小隊警衛前往中南海中央委員會辦公樓江青的住所，向她宣佈要對她進行特殊審查。江青說她要去
一下衛生間，於是一名女警衛陪同她前往。回來後她便被押上一輛轎車帶走。35 分鐘之內，沒放一槍一彈，沒流一滴
血，「四人幫」的威脅就被消除了。[5-64]
大約在同時，華國鋒和葉劍英還派出一隊特別人馬前往廣播電台、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以確保「四
人幫」餘黨無法向社會傳播消息，不公佈任何新聞，直到把「四人幫」骨幹分子全部抓起來為止。「四人幫」被捕後的
第二天，北京市委的謝靜宜和清華大學的遲群也被隔離審查。[5-65]
接下來要抓緊解決的問題是，「四人幫」作為政治局委員一直抵制華國鋒成為正式的國家最高領導人棗因為江
青也在覬覦這個位置。為此，葉劍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開了一次沒有「四人幫」的政治局會議。會議從晚 10 點一直開
到凌晨 4 點，會上一致推舉華國鋒擔任黨的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他們還討論了需要採取哪些措施，以防「四人幫」餘
黨製造麻煩。[5-66] 這次政治局會議之後還立刻宣佈，將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棗鄧小平曾與「四
人幫」極力爭奪此事的控制權；它為華國鋒提供了闡釋毛澤東遺志的重要機會。[5-67]
「四人幫」餘黨製造動亂的最大危險來自於上海的武裝民兵。[5-68]事實上，葉劍英和華國鋒等人對「四人幫」被
捕一事嚴加保密，直到他們確定已經控制了上海的問題。據說曾長期擔任南京軍區（上海地區亦歸其管轄）司令員的許
世友飛到北京向幾位領導人保證說，部隊對上海可能爆發的戰事已作好充分準備。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四人幫」被
捕兩天後，上海的餘黨因為與他們聯繫不上懷疑出了麻煩，開始為武力反抗作準備。
北京為了對付這種威脅，電召江青在上海的同黨馬天水等人去北京開會，這些人一到北京，就稀裏糊塗屈服了。
到 10 月 14 日，仍打算在上海策劃抵抗的人感到黨的高層幹部和群眾普遍反對武裝反抗，他們自知處境無望，沒打一
仗就放棄了掙扎。中央隨即派遣蘇振華將軍為首的一批老幹部去上海穩定局勢。[5-69]
同時，安全部門的幹部也在甄別「四人幫」過去的部下中哪些人是最危險的。抓捕「四人幫」後的第二天，北京
大約抓了 30 名「四人幫」的鐵桿親信。公安幹部繼續監視那些可能構成安全威脅的人。[5-70]毛遠新也被逮捕。
「四人幫」被捕的消息突然公佈，讓已經厭倦了無休止鬥爭的民眾欣喜若狂，也消除了他們對那些人會捲土重來
的顧慮。10 月 18 日消息公佈時，全國各地爆發了自發的慶祝活動。據觀察到這些事件的外國記者報道，所有大城市都
有異常興奮的群眾湧上街頭慶賀。[5-71]
華主席尋求黨內支持
但是，對於是否應當逮捕「四人幫」，甚至對於毛澤東是否真心選擇華國鋒做接班人，黨內是有懷疑的。毛澤東
事實上從未公開批評過江青，人們先前也從未聽說過「四人幫」一詞。高層幹部認為，毛澤東從未想過要逮捕「四人幫」，
即便不喜歡「四人幫」的人也覺得應當服從毛澤東的遺願。
為了鞏固對華國鋒統治的支持，葉帥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在北京召開的會議上力挺華國鋒。
他們歷數「四人幫」的罪行，解釋抓捕他們的必要性。大多數高層幹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幫」，並且承認華國鋒、
葉帥和汪東興在行動中表現得機智而果敢。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第一次出示了毛澤東在 4 月 30 日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訪華期間給他潦草寫就的紙條：
「你辦事，我放心」。[5-72]此舉有助於使各軍區黨委書記相信毛澤東確實選擇了華國鋒。與會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當選
的態度。華國鋒與「四人幫」的鬥爭後來被一再說成善惡之間的偉大鬥爭，是追求正確路線的黨與「四人幫」反黨集團
的鬥爭。就像中國歷史文獻中記錄的很多故事一樣，這其實屬於成王敗寇的老生常談。不過，這一次就像 1949 年一樣，
獲勝者確實得到了真誠而普遍的擁護。
為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華國鋒決定繼續批鄧，拖延恢復鄧小平的工作。他在 10 月 26 日宣佈，當前要批
「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5-73]黨內對鄧小平的批判雖然沒有像當初「四人幫」那樣極端，但仍持續了數月。華國鋒
還沒準備好讓鄧小平回來。鄧太有經驗、太自信，也隨時能夠掌控大局。葉帥也認為，華國鋒需要時間鞏固自己的領導
地位，還是讓鄧小平晚一點回來為好。臨近 1976 年年底時，葉劍英元帥和李先念等老幹部才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
[5-74]
鄧小平一向願意接受權力的現實，他是最早表示擁護華國鋒的領導人之一。10 月 7 日，鄧榕的丈夫賀平從葉帥
的家人那裏聽到「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後，立刻騎自行車飛奔回家，向鄧小平一家報告了這個喜訊，因此他們是先於公
眾知道此事的。[5-75] 鄧小平在 10 月 10 日寫了一封信，請汪東興轉交華國鋒。他在信中祝賀黨在華國鋒同志領導下採取
果斷行動，取得了對陰謀篡權者的偉大勝利。他說：「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
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接班人。」[5-76]
12 月 10 日，即抓捕「四人幫」兩個月後，鄧小平因前列腺疾病住進了解放軍 301 醫院。12 月 14 日黨中央通
過決議，允許鄧小平閱讀中央文件。住院期間他拿到的第一份文件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
這也是為了使他擁護華國鋒逮捕「四人幫」而預備的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一份。鄧小平看過第一份文件後說，大量證據已
經說明採取行動是正確的，他不需要再看更多的材料了。[5-77]儘管如此，華國鋒與葉劍英還是親自請鄧來玉泉山，向他
通報了粉碎「四人幫」的經過。[5-78]
這時，另一些領導人已經開始推斷鄧小平將在某個時點回來工作。有些領導人認為，可能會給他安排類似於毛澤
東在 1974 年設想的，讓鄧小平取代周恩來領導政府、同時配合王洪文的工作。或許鄧小平可以利用他的豐富經驗和能
力，在黨的首腦華國鋒的領導下負責政府工作。其他人認為，可以讓鄧小平擔任更有限的角色，只抓外交。還有一些人
則認為，可以在某個時候讓鄧小平完全接過黨的工作，就像 1975 年夏天那樣。為鄧小平恢復工作的決定於 1977 年 1
月 6 日作出。而實際情況是，華國鋒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讓鄧小平恢復工作。
毛澤東激進路線的終結
學者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談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運時說：當儒家思想喪失活力時，它雖
然仍被供奉於廟堂之上受到人們祭拜，但是它已經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聯繫。同樣，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
之後，毛仍被供奉在神壇上，到天安門廣場中心的毛主席紀念堂參觀的人仍然絡繹不絕，但是他的激進思想、他的群眾
運動和階級鬥爭，已經不再是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內容了。
其實，毛澤東激進思想與人們日常生活的分離過程，早在 1974 年毛澤東宣佈支持安定團結時就已經開始了。 1975
年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以及 1976 年初華國鋒掌權時期，這個過程一直在繼續。「四人幫」被捕後，激進的毛主義終於
失去了最後的有力擁護者。宣佈「四人幫」被捕之後自發的歡慶，以及先前「四五」運動時的民意宣洩，都是強大而明
顯的象徵，表明群眾憎恨給國家帶來嚴重混亂和破壞的毛澤東的激進思想。
後來的審判「四人幫」成了一次全民觀賞的廟堂祭典，這次審判中對毛澤東激進思想的譴責沒有針對毛，而是被
轉嫁給了「四人幫」。其實，包括一些慶賀「四人幫」被捕收審的幹部在內，很多人過去都曾信奉毛的激進理想，甚至
參與過實現這種理想的努力。儘管如此，「四人幫」的覆滅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一種想通過不斷革命和階級鬥爭去
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滅。中國人在這種局勢的轉折中表現出的興奮和釋然，後來將會變成支持改革開放務實政策的深厚
基礎。
[5-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2004），1976 年 1 月 8 日，頁 141。
[5-2]毛澤東對汪東興的評價，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 7-8、
602-604。
[5-3]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6), p. 482.
[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5 日，頁 140-141。
[5-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9 日，頁 141-142。
[5-6]關於周恩來晚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參見《晚年周恩來》。
[5-7]吳德：《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頁 203-204。
[5-8]加塞德（Roger Garside）是 1976 年至 1979 年的英國駐華外交官；David Zweig 是加拿
大交流學生，兩人都會講漢語，那幾天的大多數時間他們都在天安門廣場。參看 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5-9]吳德：《吳德口述》，頁 203。
[5-10]關於不允許佩戴黑紗的禁令，吳德：《吳德口述》，頁 204。
[5-11]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0-13.
[5-1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12 日，頁 142-143。
[5-13]Chaozhu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285；2002 年 4
月對冀朝鑄的採訪。
[5-1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15 日，頁 143-144；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p. 285.
[5-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13.
[5-1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14 日，頁 143。
[5-17]DXPCR, p. 372.
[5-1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20 日。
[5-19]對黨史學者的採訪，無日期。
[5-20]DXPCR, pp. 372, 380-388;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414-415.
[5-2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20 日，頁 145。
[5-2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21 日，頁 145-146。
[5-2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21 日，1 月-4 月，頁 146。
[5-24]《人民日報》，1976 年月 1 月 26 日。
[5-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21 日，頁 146。
[5-2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2 月 2 日，頁 147。
[5-27]DXPCR, pp. 380-38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15、21 日，2
月 2 日，頁 143-147。
[5-28]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443-447.
[5-2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 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
頁 584。
[5-3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2 月 2 日，頁 147。
[5-3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2 月 25 日-3 月初，頁 147-148。
[5-3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8-24.
[5-33]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10-115. 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54.
[5-3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3 月 26 日，頁 148。
[5-35]吳德：《吳德口述》，頁 204-206。
[5-36]Garside, Coming Alive, p. 115.
[5-37]關於鄧小平告訴家人不要去天安門廣場，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3 月
下旬—4 月初，頁 148-149。
[5-38]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p.
154-158;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8.
[5-39]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6.
[5-40]吳德：《吳德口述》，頁 207-211。
[5-4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5 日，頁 149。
[5-42]吳德：《吳德口述》，頁 210-214。據 Garside 說，廣播是從下午 6 點半開始，9 點 35
分時打了探照燈，在紫禁城裏集結待命的民兵向廣場進發。見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8-135.
「四人幫」被捕後，吳德多次為污蔑鄧小平作過檢討，但他也替自己辯解說，4 月 5 日那天他別無選擇，
只能服從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決定。儘管有人說 4 月 5 日那天有大量流血，但對這一事件的 3 份調查報告，
包括在醫院和火葬場及其他幾處的調查，都沒有找到有任何人死於鎮壓的證據。吳德說，中共中央黨史研
究室所編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中一些記述的混亂，是由於中央政治局在
4 月 4 日和 5 日兩次會議被混在一起，讓人以為這兩次會議都是在 4 月 4 日召開的，還因為一些「四人幫」
作出的批評沒有被記錄在案。見吳德：《吳德口述》，頁 218-221。
[5-43]2006 年 10 月 21 日對章含之的採訪。
[5-44]2006 年 1 月對一位熟悉毛遠新觀點的幹部的採訪。
[5-4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6 日，頁 149。
[5-4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 308。
[5-47]即使是高層幹部也不知道鄧小平的去向，因此在外國人中間謠言四起，說鄧小平避走廣州，
被他的老友和支持者、1974 年 1 月至 1980 年 2 月擔任廣東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將軍保護起來。不僅香
港的報紙，連一些西方分析家也報道過這些傳言。見 Garside, The Coming Alive, p. 140;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67. 鄧小平的女兒後來糾正了這些誤解。
[5-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7 日，頁 150；吳德：《吳德口述》，頁
216-218。
[5-49]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 158.
[5-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下冊，頁 1778。
[5-51]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說毛澤東是在 4 月 30 日給華國鋒寫下這些話的。見 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 5.
[5-5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4 月 7 日、8 日，頁 150。
[5-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7 月 6 日，9 月 9 日，頁 151。
[5-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9 月 9 日，頁 151。
[5-55]吳德：《吳德口述》，頁 197。
[5-5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90.
[5-5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9 月 9 日，頁 151。
[5-58]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449. 關
於「四人幫」被捕的背景和過程的簡要記敍，見史雲、李丹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8 卷：難以繼續
的「繼續革命」棗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第 647-716 頁；武健華：〈粉碎「四人幫」策劃實施過程〉，《中華兒女》，2001 年第 10、11 期，
後收入李海文：《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1949-1980）》（上下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下冊，頁 248-281；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吳德：《吳德口
述》。英文文獻見 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p. 519-528;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and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0-45.
[5-59]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 363-364。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p. 3-30, 615-625；2007 年 10 月對紀登奎之子紀虎民的採
訪。
[5-60]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 367。
[5-61]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 369-370。
[5-62]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 524;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
年的中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 4-5；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51-594.
[5-63]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 368。是華國鋒還是葉劍英首先提議採取行動，以及兩人
中誰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國學者中有不同看法。華國鋒掌權時，中國媒體强調他起的作用更
大，他下台之後同一批媒體又强調葉劍英的作用。兩人顯然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對這個問題討論可參見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5-64]范碩：《葉劍英在關鍵時刻》，頁 377-380。
[5-65]Garside, Coming Alive, p. 154 與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74 都提到未
經證實的報道，稱毛遠新本想逃跑，在試圖登上一架去東北的飛機時被捕。但是看過很多黨內文件的范碩
沒有提到這些傳言，香港《明報》和《爭鳴》雜志曾經將這條傳聞和關於捉捕江青的戲劇化報道一同刊出，
相關的概要介紹見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2-167。黨史專家也沒有證實這些傳言。另參見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0。
[5-6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2.
[5-67]Roderich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2.
[5-68]關於這些工人民兵的背景，見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5-69]程中原、李正華、王玉祥：《1976-1981 年的中國》，頁 11-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2-590.
[5-70]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4-167.
[5-7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0 月 21 日，頁 15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65-166.
[5-72]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6-587.
[5-7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0 月 26 日，頁 152-153。
[5-7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幫」之後，頁 153。
[5-75]DXPCR, pp. 440-441.
[5-7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0 月 7、10 日，頁 152。轉引自 Baum, Burying
Mao, p. 43.
[5-7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2 月 7、12、13、14、24 日，頁 153-154。
[5-78]《鄧小平年譜（1975-1997）》，頁 154。
第 6 章
在華國鋒時期復出：1977-1978
1976 年 4 月華國鋒被任命為總理和黨的第一副主席後不久，美國駐京聯絡處主任湯瑪斯?蓋茨（Thomas
Gates）與華國鋒有過一次 1 小時 45 分鐘的會談。蓋茨手下的人根據會談寫了一份評價華國鋒的報告，上有蓋茨的簽
名。這個報告頗有先見之明，它得出結論說，華國鋒是個「耳聰目明卻平淡無奇的人，他的突出特點是謹慎。他對材料
掌握得還算充分，但沒有表現出絲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華看起來是一個理想的過渡人物，在內政外交領域都不太可能
採取不同尋常的舉措。??我懷疑華缺乏長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領導能力，??我認為將會出現更有能力的新領導人，
??單調乏味的華國鋒先生在完成他的歷史使命之後，將被迫靠邊站」。 [6-1]中國的幹部們絕不會有這樣的公開評論，但美
國駐京聯絡處的官員無疑感覺到，他們中間也有人持類似觀點。
按中國政治史寫作中成王敗寇的悠久傳統，鄧小平一向被譽為改革開放政策的啟動者，華國鋒則因事事緊跟毛澤
東的決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責。華國鋒過去一直在省一級工作，沒有北京的經歷，毫無外交經驗，在軍隊事務上也沒有多
少資歷，這樣一個人登上最高領導人的位置，確實有些勉強。華國鋒在會見外國人的第一年裏謹防出錯，因此不難理解，
他只好空泛地講講政策，說些語焉不詳的話，喊幾句不會出問題的口號。華國鋒是個聰明的好幹部，但就整體能力和領
導素質而言，他無法與鄧小平相比。此外，他不主張讓鄧小平先前屬下的老幹部全面復出，他也不能提供穩健而大膽的
領導，或是像鄧小平那樣與外國建立良好的關係。
但是，很多人低估了華國鋒和他的改革信念。後來的官方歷史對華國鋒脫離毛的路線的意願和支持中國對西方實
行開放，沒有給予充分的評價。其實，在華國鋒當政的過渡期棗從 1976 年 9 月毛澤東去世到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
全會棗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幫」，而且拋棄了毛的激進思想，減少了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作用，更加強調現代化而
不是階級鬥爭，將毛澤東時代不夠常規化的黨內會議轉為正常。華國鋒還派一個又一個代表團出國學習現代技術。是他
棗而不是鄧小平棗啟動了中國的經濟特區，並進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試驗。華國鋒確實想拖延鄧小平在 1977 年
的復出，但他並沒有推翻鄧小平在 1975 年取得的進步，他贊成鄧小平 1977 年復出後採取的改革措施。他不但推動了
國家的迅速開放，甚至因為在他的「洋躍進」中走得太遠而受到尖銳批評。[6-2]
華國鋒的權威：有名無實
華國鋒的權威完全來自於毛澤東的選擇和他在黨政官僚體制中的官方職位。可是在 1976 年的中國，體制內的名
義權威仍然是根基不牢的。毛澤東位居黨政軍之首，統治了中國 27 年，使別人很難向他發起挑戰，但他權力的核心一
直是個人性的。他的權威不是來自他的官方職位，而是源於他在領導革命取得軍事勝利上的非凡成就，源於他對權力純
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於紀律嚴明的黨和受到控制的宣傳工具在人們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華國鋒缺少毛澤東和鄧小平那種英雄般的革命經歷、宏大的歷史眼光、解決問題的穩健意識以及他們的沉著與自
信。他對黨的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有瞭解；他當過公安部長，1971 年（獲邀參加政治局會議）和 1973 年（被升任政治
局正式委員）之後，他有大量機會瞭解全國的政治。但是，若論個人成就、眼界以及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整體地位，他都
難以跟那些經歷豐富的老革命家棗鄧小平、葉劍英、陳雲或李先念等人棗相比。
毛澤東去世後，為了使華能夠治國，政治局給了他相應的頭銜：黨的主席、國務院總理和軍委主席。葉劍英及其
同僚宣佈，黨應當加強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不再依賴某個領導者的個人人格。早在 1950 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建立穩
定的政權結構時，各部門便已制訂出各種制度化的程序；在大躍進這場災難後的 1960 年代早期和鄧小平領導下的 1975
年，中共又恢復了正常的組織程式，以限制領導人任意作出決定。 [6-3]然而，要使這些正常程序和正在形成中的政府組織
結構取得像在西方國家那樣的法律效力，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級幹部在閱讀上面發來的文件時都知道，只要
一出問題，上面又會造出新的文件，使過去的文件變成一紙空文。
在 1976 年底和 1977 年初，葉帥和汪東興努力樹立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以便加強其脆弱的個人權力基礎。華
抓捕「四人幫」取得的非凡勝利被大肆吹捧，把他抬到普通優秀幹部之上，也被大家廣泛慶賀。在 1976 年 10 月以後
的幾個月裏，湧現出成百上千讚揚華國鋒領導的書籍和文章。 [6-4]大量歌頌他的領導的詩詞歌曲被創作出來廣為傳播，全
國各地都能看到他的畫像和毛澤東畫像並排放在一起。當時電視尚不普及，但是從收音機和各個工作單位、農村的廣播
喇叭裏，可以聽到對他領導國家的才能的歌頌。
不過，宣傳華國鋒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彈。很多曾為國家浴血奮戰的黨內革命老幹部，都瞧不起華國鋒這種 1938
年以後才入黨的年輕暴發戶，認為對他的大吹大擂既過頭又冒失。況且黨內不少有影響的領導人也不想看到個人崇拜，
擔心這會破壞黨內民主。到 1978 年底時，華國鋒因為允許他人將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勢。人們對他並不信服，
認為他的領導職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實際上並不具備與之匹配的個人威望。
華國鋒溫和的領導風格是他對北京這種環境的自然反應。不過他在湖南時就有這樣的名聲：和其他同級別的幹部
相比，他是個謹慎的、瞻前顧後的人。 [6-5]人們覺得與他共事順心舒服，因為知道他不會冒犯他們。誠然，華國鋒認為「四
人幫」及其同夥做事太極端，但除了這些人以外，他盡量與大家搞好關係。
在 1949 年中共掌權之前，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已經花了 20 多年時間籌劃掌權之後應該做什麼，華國鋒卻幾乎沒
有準備的時間。過去白手起家建國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寬廣的視野，為華國鋒和他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為他們的成
長過程是學習如何貫徹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針。華國鋒在 1976 年 1 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為接毛澤東班的第一
候選人之前，他對擔任最高領導人毫無準備。即便是在 1976 年 1 月成為代總理之後，他也一直忙於應付一些緊迫的問
題棗周恩來逝世、天安門事件、毛澤東之死、逮捕「四人幫」，幾乎無暇考慮重大的戰略問題。1976 年 10 月以後
華國鋒面對這些重大的問題，就像剛登基的勤勉的小皇帝，需要兩位元老臣棗葉帥和李先念棗的輔佐，而他們也願
意為他出謀劃策。
華國鋒在 1976 年之前就認識葉帥和李先念，不過，在為實施抓捕「四人幫」的秘密計劃而結成相互信任的小團
體之前，他與他們並無特別密切的交往。葉、李兩人像華國鋒一樣，在文革期間沒有受到多大傷害，相對而言也沒有那
些被罷官並受到迫害的老幹部的情緒和怨恨。葉帥在文革前就未受重用，因此不屬於文革初期受到毛澤東打擊的當權派。
李先念是「業務組」成員，文革初期的派仗打得熱火朝天時，這裏的幹部一直在從事管理經濟之類的政府日常工作。華、
葉和李在文革前就與老幹部有不錯的共事關係，而且他們三人都能同時與文革的受益者和老幹部一起工作。
葉帥和李先念既不是整過人的激進派，也不屬於要求更多民主、在經濟領域進行更大膽嘗試的人。與此相反，他
們打算協助華國鋒，以務實的方式在失去航圖的後毛澤東時代平穩航行。具體而言，葉帥能夠為華國鋒與軍隊的關係鋪
路；李先念則能在經濟問題上為華國鋒提供指導。
華在毛的遺志和中國的開放之間尋找平衡
從毛澤東去世的那一刻起，華國鋒就面對壓力要向激進派證明自己遵循著毛澤東的遺志。但後者不難看到，華國
鋒雖然自稱毛的追隨者，卻不搞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西方媒體報道說，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開始了一個「去毛化」過
程，這給華國鋒造成了更大的負擔要去證明自己忠實於毛的遺志。
逮捕「四人幫」在黨的多數幹部和廣大群眾中大快人心，但是這激怒了那些認為自己追隨的才是真正的毛主義的
激進派。他們知道，毛澤東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黨內最高領導層為「四人幫」保留一席之地。這種異議使華國鋒和他
的兩個老顧問葉帥和李先念處於守勢。他們得竭力證明抓捕「四人幫」與繼承毛的遺志相符。華國鋒搜集各種材料歷數
「四人幫」的罪名，他下發的三份材料為逮捕「四人幫」符合毛的觀點提供了證據。
自從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一直宣稱自己在繼承毛的遺志，繼續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傳家和毛澤東的堅
定追隨者，卻不斷批評他偏離了毛澤東為黨制定的路線。為了回應這些批評，華國鋒授意他的擁護者寫一篇理論文章，
以證明他忠實於毛的遺志。由此而出籠的文章，便是 1977 年 2 月 7 日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
社論。這篇社論宣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要執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辦，此即後來著名的「兩個凡是」，
它成了華國鋒表明自己完全忠實於毛主席遺志的標誌。 [6-6]華國鋒顯然沒有料到它會成為一些人攻擊的靶子，他們認為中
國應當脫離毛在人生最後 20 年所奉行的路線。
對於華國鋒來說，為了在新時期全面領導國家，他需要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就像毛澤東在 1956 年召開八大、
林彪在 1969 年召開九大、林彪死後毛在 1973 年召開十大一樣。一般需要數月時間才能制定出經濟計劃、在重要領域
的政策上取得共識、為黨代會準備必要的文件。毛澤東剛去世不久華國鋒就立刻開始了這項工作，並於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召開了黨的十一大，隨後又在 1978 年 3 月召開了旨在提供全面政府領導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由於華國鋒在掌權之後召開的這次黨代會過於倉促，他只能把許多問題先放在一邊。在向十一大做的四個小時的
報告中，他用意識形態和黨的套話來掩蓋政策分歧。但確實存在著一些需要領導人給予關注的實質問題，華國鋒也試圖
對其中一部分作出說明。像周恩來和鄧小平一樣，華國鋒繼續強調四化建設。在選擇最可靠的經濟顧問時，他選的是「建
設派」（builders），即那些希望抓緊擴大新的基建項目並從國外引進工廠的人，而不是較為謹慎的計劃派（cautious
planners）和財政幹部（關於「建設派」和「謹慎的計劃派」詳見第 15 章）。華國鋒尤其倚重大慶油田的傑出領導人
余秋里，讓他領導用更高的指標去充實鄧小平的十年規劃的工作。華國鋒也十分倚重國家建委主任谷牧，毛澤東和周恩
來在 1974 年 10 月就選他擔任了副總理。
最初，華國鋒在外交方面很外行。1976 年春天他在北京會見李光耀時，由於不瞭解中國的政策細節，他在回覆
對方的意見和問題時，只能說些大而無當的套話和口號。但是接過毛澤東的位置後，他非常努力抓緊掌握外交政策問題：
當 1978 年 8 月他率團訪問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伊朗時，與 1976 年時相比，對外交事務已經有了更好的瞭解。
鄧小平在 1974 年和 1975 年出國時，仍要受到毛的控制。與此不同，華國鋒在 1978 年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出
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是 1957 年（毛澤東去莫斯科）後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國訪問。華國鋒回國後，對中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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