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把城里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好好地搞，就有希望。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我们要争取在五年内，就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或者更短一点的时间，使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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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
干部工作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干部数量已经很大，可能多几百万到千把万，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就算是多三五百万，也是个大问题。而且干部队伍又是越来越大。每年从大专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至少有二十万。军队每年转业的干部有几万，最近两年还要多一点，每年有十几万。地方的同志一定要支持军队干部转业，不然，军队统统是军官，没有兵，或者一个军官带两个兵、三个兵，这样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了。军官就是有个年龄的限制，年龄大了，打起仗来爬山就爬不动。特别是当个团长，上了四十岁就不行了，跑到前线去侦察，探地形，翻雪山，就困难得很，年轻一点的才跑得动。最近从军队调一些干部出来，是有意识地抽调一部分骨干加强商业方面。这些干部，各地方必须容纳，必须分给商业部门，这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因为你们那里的干部不好安排就不接受。还有，干部总是要提拔一些新的。这几个方面加起来，每年最低限度要增加三十万左右的干部，十年就要增加三百万左右，实际上不止这个数。
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比如在一个县，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这次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组织工作汇报时，我提出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先从基层做起。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这对干部是一个锻炼。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议过，我是第一次发表这个意见。在农村基层搞久了，也有缺点。当上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又是“一帮子”，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对于发扬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都不利。支部书记到下面当个普通党员，生产队长到下面当个普通社员，可以看看他们当支部书记或队长的时候，工作和作风究竟怎么样，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跟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交换一下意见，看是不是可以找些地方试一试。我个人考虑，可能是个好办法，至少没有坏处。企业里面的技术干部不能随便下放，不能让工程师去当工人，一个好的车间主任下去当普通工人也不好。首先从一部分党员行政管理干部中试行，比如厂一级干部可以下去当车间主任，当两年再说。为什么总是你领导人家，不可以被人家领导一下呀？总之，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苏联怎么样，我不清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最近，刘少奇同志批评，对干部作鉴定好多年没有搞了。组织部门应该建立这方面的工作。对干部的监督，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许多高级干部完全在支部里面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可以在一个党委，一个党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对这一部分干部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好。这已经是肯定了的，现在就是做的问题。至于一般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监察工作主要是监察干部，包括比较负责的干部，即使不是同级的主要干部，至少也是一些负责干部。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
干部工作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交流问题。这是中央作了决定的，现在也是执行的问题。干部交流，是自上而下的工作。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中央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中央批准。省委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省委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省委批准。干部交流不是由下面提出什么比例、数字，而是根据需要。少奇同志讲，有的不到百分之五，有的可以超过百分之五，有的可以不动。中央提出第一批干部交流的比例是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规定这个比例的意思是，不要一下子调动很多，来一个调动风，要慎重一点。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有点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比较好。干部在这里呆一呆，那里呆一呆，接触的面广一些，知识也多一点。还有一种情况，不是哪一个人不合格，或者犯了错误，而是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党委，都有这样的问题。有了这样的问题，何不把他调动一下？还是担任原来的职务，换个地方就可能合得来了。有的人这里合不来，那里也合不来，多换几个地方就清楚了，总是他的毛病啦。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这一次军队首先提倡干部学习，我看军委的规定是正确的。地方干部也要读点书，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要学的东西很多。学习什么，我这里不讲了，总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多极了。
党校和轮训的问题，最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都在考虑。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党校和轮训分开，恐怕这个意见是对的。党校，带有经常的性质，学习时间长一点。党校还要培养理论干部，要求学员系统地读些书。轮训，则时间很短。或者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教员也分开。中央党校也提出恢复过去的两部，中央还没有正式考虑，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各地方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看来，党校不经常办会受到损失。一个时期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变过去变过来。轮训有的地方已经完成了，有的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继续进行，已经完成的可以考虑搞第二轮。第二轮不一定搞一个半月，不一定还是那些内容。比如八届十中全会的内容，也可以搞个第二轮，用十天半月或者一个星期，脱离工作，去议论一番。也可以读一读书，或者在一个时期集中议论一个什么问题。这些，中央可以考虑，地方也可以考虑。
轮训中，“三不”还要不要？“三不”，就是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三不”还是要。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三不”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过去执行“三不”有一定的缺点，就是只有那个过去挨过批评要出气的人才能出气，而过去批评过别人的人，甚至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他也不敢讲，也不能讲。只能讲这一方面的，不能讲那一方面的。既然要“三不”，就大家都来个“三不”嘛。总的来说，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造成这种空气。“三不”只是反映了“言者无罪”，四句话里面的一句，是根据一个时候的需要提出来的。完备的提法，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这四句话，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里头是有的。轮训决定中不只是“三不”，还有好多个“不”，比如小组讨论不作记录。我们还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老实话，说错了纠正。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内不怕公开的反对派，怕搞鬼，搞阴谋。反对派总是有的，只要是公开的，就不怕。大家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就正常了。执行当中有了片面性，就改嘛。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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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现实，瞻望前途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要有清醒的估计，估计得过高或过低都不好。摸清了现在的基础，从现实出发，总结本国的经验，吸取外国的经验，工业发展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实现总路线的要求。摸清现实，不仅是工业基础，还有个农业基础。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去年净增一千三百多万人，今年可能净增二千万人，到一九七○年将有八亿人口。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办事，要吃、要穿、要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再有一个是技术人才的基础。过去十三年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进展很快，但是技术人员不足仍是各部门存在的尖锐问题。这方面要做的事还不少，如教育制度要作适当改革，师资不足需要补充等等。管理水平不高也是问题。
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应当区别。我们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技术种类也还不全。一些重要的军工产品现在还有许多技术问题不能解决。这些是“硬东西”，如果没有外国资料和材料，一下子搞不上去，想跨过去不是容易的。我们现在的工业水平也不算高，如机床只有近六十万台，精密的、大型的、特种的都很缺乏。再如铁路只有三万四千多公里，近三分之一的钢轨要换，许多桥梁也要修补。
国家工业建设的道路，毛主席早就确定了，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提出要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这是各国经验的总结。美国早先工业发展快，靠农业有一个强大的基础。日本二次大战后也因为先解决了农业问题，工业发展得很快。现在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每年增加一两千万人，要吃、穿、用，压力很大。
工业本身，首先是基础工业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钢铁两头，采矿和轧钢，都差得很多。有色金属工业很薄弱。机械工业的力量也很差。石油产量只有几百万吨，燃料就靠煤，而煤要上去得多投资、花时间。许多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尖端工业能够较快地上去，都是因为有强大的基础工业。现在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国家，基础工业很差，而尖端工业发展很快的。
我们的奋斗目标怎样提？经过四十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怎么解释？就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工业强国之一，而不是赶过所有国家。说赶过所有国家，现在没有把握，因为基础不同，而且人家也在前进。当然，成为世界几大强国之一，可能不一定要用四十年。
我设想，是否先提一个近期的目标，如再经过五年至七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好好精打细算，合理规划，争取在一九七○年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行，加一年两年。我们基本建成或者说是初步建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就是为工业、为农业、为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农业除开化肥、农药以外，要着重解决水利问题，包括排涝在内。要想办法多搞点轻工业，增加积累，重要的是要发展经济作物。今后几年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第二要抓基础工业。要建设新的铁路。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常规武器的问题仍然需要注意解决。这就是我们的纲。是否如此，不妨提出几个方案，几种做法，大家来讨论。总的提法还是四个现代化。
今后建设新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建必要的大企业。搞中小企业，管理水平也提高得快。
改变管理体制，搞托拉斯，大工业市直属中央，是否如此，请各大区同志考虑，要推敲一下矛盾在哪里。文件中要讲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即投资比重问题。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要提一下干部政策。总的是又红又专，红专结合，管工业的一定要专。一个令人高兴的情况是确有一批司局长和一些副部长比较强，并且懂得业务。省、市也有一批这样的干部。要把这些人放到企业（中小企业，不一定大企业）中去当两年厂长，然后再上来当部长、副部长。这样，我们就会有一批又红又专的强的领导骨干，我们的管理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前途，在组织上要采取这个政策。
总之，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考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加上管理水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是低水平）；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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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
一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这十年中间处理党内问题的一点经验。
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团结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项工作花了十年的时间，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党更加团结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了抗战的胜利，迎来了全国的解放。所以，处理党内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快比较急地解决问题，一种是耐心地花较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任何时候，对任何性质的问题，都一定要花上十年时间去解决，主要是看采取这个方法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就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使全党对于党内的是非问题、两条路线的是非问题弄得更清楚，并受到教育。简单地从组织上解决问题是不是牢靠呢？还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牢靠。当然，我们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们党内斗争的情况，但是这也算作是一种方法，供你们参考，因为任何一个党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历来对兄弟党讲，制定自己的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要求，只能由各国党自己搞。自己搞，可以取得经验，正确的是自己的，错误的也是自己的，自己去总结。错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不断地总结经验，总是能够不断地前进的。我们党对兄弟党只是介绍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能借鉴，完全由各个党自己去选择。但是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总结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一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
如果要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作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党，建立不久就确定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这个社会性质来确定我们的革命阶段、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规定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第一阶段的革命任务。但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就等于真正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吗？不！因为制定和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革命阶段当中，应当如何反帝反封建，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这些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
比如对于农民问题，我们党历来就明确，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发动农民。从我们党成立到大革命的时候，农民运动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是不是农民运动发展了，就等于我们党了解了农民呢？没有。毛泽东同志说，他从一九二五年起，差不多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才开始真正了解农民。以后他才提出对于农民和工农联盟的正确纲领和政策，才根据中国的实际正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在土地革命中，我们根据农村的阶级状况提出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只有“土地归农民”这么一个口号是不够的，土地怎么分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里边包括地主在内，都要同等地分配一份土地。当时在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反对这个主张，说这不是阶级路线。他们提出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说毛泽东同志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富农是剥削阶级，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同贫农一样地分一份土地呢？地主压在农民头上好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同等地分一份土地呢？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多么的革命！他们就是不懂得农村。他们不懂得地主不分田，地主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富农分坏田，富农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如果地主、富农要吃饭，他们又没有田，怎么办？这实际上是把所有地主、富农逼得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农民，结果是对于贫农、中农不利，对于工农政权不利，对于生产也不利。如果给地主、富农分了田，使他们逐步由剥削者变成劳动者，就可以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嘛。我只是举个例子，这样的问题很多。在农村不做充分的调查研究，不仔细地研究农村的阶级状况，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一些形式上很革命的“左”的东西，并不适合农民的利益，所以单单一个“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又如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处理不恰当，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既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比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还长，损害还大。大革命的前一个阶段，我们党正确地对待了这个问题，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实行国共合作，发展革命，也同蒋介石进行合作。在这个合作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同资产阶级打交道，那是错误的。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同盟来搞民主革命，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这个形式下来发展进步力量，发展工人的力量，发展农民的力量。大革命后期，我们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怕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斗争，怕触动它，不敢发动群众，等到蒋介石一背叛就使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是要打倒一切。当时主要打击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样做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了。城市里的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我们。工人运动也搞不起来，那时不区别对象，就是罢工，而且条件也提得很高，结果工人运动也垮了。我们在城市中的力量一步步地丧失，一直到最后差不多搞光了。但是在农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区，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当时红军保护工商业。有些工商业资本家也进行封建剥削，我们只取消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对他们的商店和工厂不去触动，所有的东西都不没收，而且加以保护。实行这样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根据地有很大的好处，能够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到了中央苏区，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打击民族工商业。结果在蒋介石封锁下，根据地连盐都没得吃。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比如，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凋敝了，损害了政权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我们党有“左”的经验也有右的经验。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动摇的，但是要利用它的积极的一面，要有团结有斗争。什么情况下以团结为主，什么情况下以斗争为主，这是不能硬性规定的，是一个灵活运用的问题，要根据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我举这么两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政策，要对本国的具体实际作深入的了解。这个工作很不容易，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了解很不容易。
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策略是为战略服务的。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叫土地革命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地主阶级的政策是没收土地的政策。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后，民族矛盾变成主要的矛盾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国际上一切间接的同盟者我们都要联合，比如美国，我们那时同它就有来往。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它由过去的主要打击对象变成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它的代表就是蒋介石。我们同他合作抗日，在合作抗日中间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另一个主要的打击对象地主阶级也变成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了。这就是说，对于地主阶级，不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但又要适当满足农民的要求，所以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继续同国民党打仗，不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抗日就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又是国民党，抗日也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还是地主阶级，不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而是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那就会把地主阶级赶到日本侵略者那边去。所以，不能混淆主要打击对象，一混淆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是主要打击对象。但是在又团结又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也有右倾机会主义，这就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二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开的，到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隔了十七年。这次代表大会是正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一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才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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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渡江到占领上海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的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四十五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七十万人）。四十五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
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上三十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到五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五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二十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五月二十七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
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
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的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三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
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二万万人口，但国民党四十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的凶焰收起来了。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
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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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中小学问题。总的估计是，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情况很好，勤工俭学劲头很大，职业中学发展很快。这些都是前几年所没有的好现象，现在应该注意总结经验，适当地调整和解决已经出现的新问题。
目前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适应国家各方面的需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也都需要文化。教育普及了，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发明创造就会多起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现在看来，普及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比较难的是如何提高。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职业中学的教学质量问题。职业中学的一部分毕业生应该能够升入高等专科学校学习。职业中学如果只有现在这几门课，是不可能提高的。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类学校，都不能降低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涉及一个学生人数的问题。学校应该挖掘教学潜力，多招学生，但是不要因此而降低教学质量。学生人数多，又能保证质量的，才是好学校。由此联系到勤工俭学，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工作方法六十条》对勤工俭学的提法很慎重，认为开展勤工俭学是有范围的，并不是不加区别地一律都搞。除了对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提出要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以外，对其他学校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要求学生参加劳动。职业中学搞半工半读是肯定的，城市中还应该发展一批职业中学，这类学校很多可以做到半自给或者自给。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看可能。普通中学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搞一些小农场、小作坊，学生轮流参加生产，或者到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劳动有了收入，也可以拿来帮助贫苦学生，但是不能把劳动搞成社会职业，不要以赚钱为目的，一提倡赚钱，就容易计较个人利益。城市中学的学生年龄小，又没有好多门路，不可能实行半工半读。个别中学如果有条件能够做到半自给或者自给的，也可以搞，但是不要影响学生的学习。总之，学校要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成都会议已经确定，教育经费整个不减，分到各省的也不减少。各省再想想办法，争取拿这么多钱办更多的事，但要保证原有的教学质量。必要的教学器材不能减少。经费使用不宜过紧。我们节约经费有个原则，不能因为节约经费而影响教学质量。如果教学质量降低了，过几年就能看出来，那时大学招生就要发生困难。
师资问题要注意。正规大学、中学现有的师资质量不能降低。至于近几年大量发展起来的学校，现在不要强调其师资是否合格，办起来就是好事，以后慢慢调整和提高。当然，这么多职业中学办起来了，牵涉到以后高等学校如何办的问题。有的国家中小学质量差，吃了亏。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有一批学生基础课学得好，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在宣传上，还是毛主席的话，心要热，头要冷。现在主要不是抓指标，而是抓措施。只要措施是积极的，就不是机会主义。河南提出一年做到普及小学教育，也以提两年为好，即使两年实现不了也不要紧，慢一点也不是不光荣，不是机会主义。不要所有的省都照河南那样办。只要心热，措施积极，迟一两年完成也可以。
教育部以后要把中小学教育的相当一部分交给地方去办，各省能办多少，由省里根据实际情况去安排，教育部可以不管。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教材、教育制度，教育部要出主意，提方案，还要注意抓典型，总结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样做，就能够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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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群众工作方面，我们党的几次会议上，讲过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的很好的传统。我们的工作向来是很深入的，过去在农村也好，全国胜利之后也好，各种工作是做到家的。不是吹牛皮，一些外国党也真正相信我们的群众路线。我们过去做了许多事，有的并不登报，不登报不等于不普遍深入地宣传，如整顿社会治安、社会风气，都做到家喻户晓。这是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各个群众组织的经常工作去做的。
这几年，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忽略了。这是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党没有专门党的工作，团没有专门团的工作，工会没有专门工会的工作，妇女也没有专门妇女的工作了，要有就是三八队、青年队、娃娃队，大家都去搞一般工作，丢掉了我们各行各业应该经常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最近中央要开个空前的大会，近七千人，研究党的工作。现在党的工作大大削弱，反映到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也可以看出来。这几年有没有群众路线呢？不能说没有，但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我们不回避这些问题。过去搞了一些蠢事，也是好事，使我们更加体会到党的传统经验是很宝贵的，更深刻地体会到要把它恢复起来，好好地做深入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工作。过去传统的作风、做法，凡是好的东西都要恢复起来。不是巩固这几年大喊大吼的东西，而是巩固原来长期积累下来的好经验、好作风、好做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主要是讲经济方面，但群众工作也有这个问题。哪些事情不妥当，哪些提法不妥当，不要隐讳，实事求是总结起来就妥当了。
妇女工作的经常工作是什么？就是妇联要特别负责做的特殊工作。勤俭持家就是这样的工作。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一定要联起来，只提一个不够。有了强盛的国，家才会富起来。首先是勤俭建国，其次是家要管好。现在搞十年计划，这个口号十年不变，坚持到底，因为我们国家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么个状况。这就是妇联的特殊工作。当然男同志也要勤俭持家，但宣传以妇联为主，你们向男同志宣传，大姐向大哥宣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应经常提倡，是长期要做的工作。
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妇女工作中的经常工作。这样的问题，就是妇女的特殊问题，就是妇联的特殊工作。子女的教育，父亲也有责任，但总是母亲担得更多。婚姻问题常常要从妇女这个角度反映，一般说妇女总是处于原告地位。她们关心这些问题，这不也是特殊问题吗？至于妇女卫生、疾病防治、娃娃接生、喂奶等，这些都是妇女的特殊问题。我们的传统是，无论哪项工作，包括妇女工作在内，都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深入工作，充分根据群众的要求，提出具体办法，领导群众去解决问题。
强调经常工作并不一概拒绝突击运动这种形式。如三反、五反、镇反、土改等，都是突击运动。又如现在要解决水害问题，也要搞突击。妇女工作某个时候、某项事情采取一下突击的形式不是不可以，但经常工作是基础。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因此，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三年解放战争打胜了，这是在长期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了一切力量才实现的。如渡黄河，群众把门板都贡献出来，光冀鲁豫的门板还不够，连冀南的门板也下下来了。那时群众吃得很差，还是拿出粮食供给人民解放军。这没有长期工作的基础是不行的。国民党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党的工作、群众工作要着重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这次会议提出，把基层组织建立起来，提得好，还要提得够一些。工作总是离不开基层。还要开妇代会、工作会议，一年定期搞一搞，总结一下经验，讨论一些问题。经常工作的制度要恢复，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经常做些什么工作，你们不提，党委
就排不上议程。党委觉得需要时会抓你们，如计划用粮，但对特殊问题就不一定知道，要靠妇联提出来。总之，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包括整顿组织，健全组织。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就要有基层干部。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大多数的公社设专职妇女干部，人数少的公社可以兼职，兼要真正的兼，总要配备一个女同志，主要做妇女工作。三年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算你们最大的成绩。这项工作要老老实实地做。至于提这样口号，那样口号，这样方针，那样方针，只有有了基层工作，有了经常工作，才有希望落实。否则只发号召写指示，发下去就会像石头掉在大海里，影子都看不见。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建立自己的经常工作，当然还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党委不支持就搞不成，但你们管你们这一行，该解决的事情就解决。只要你们经常提出问题，提出主张，提出办法，做出成绩，党委怎能不支持。
你们这次会议讨论了形势没有？妇女工作一定要管本行，议大事。管事要管本行，议事要议大事，要把眼界搞开阔些。这不单是指做妇女工作的干部，妇女群众也要关心政治。经常工作中有政治，有思想，勤俭建国就是大事，这里就有思想。只看到一个家，不看到国，那怎么行。妇女干部要看世界，农村妇女也要看世界。开各种会议，要谈形势，听了报告，要发表点议论，养成风气。这叫务虚，这个虚，实际上是实，思想认识会反映到实际中去，反映到工作劲头上去。一定要议论大事，不要搞得狭窄得很。在培养妇女干部方面，要注意这个问题。以后订个章程，包括县在内，开妇联会，要议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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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有许多新生力量，能力未得到很好发挥。好多大学毕业生，工作了几年还当见习技术员，为什么不能大胆提拔当工程师？留学生回来后，使用得又怎样？我们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上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
解放十多年来，我们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多少？大学毕业的有多少？一个设计院，一个企业，有多少人该提升？各部要根据所属单位的情况，提拔一大批工程师。冶金部系统可以增加几千个工程师，铁道部也可以这样做，包括提拔工人当中的优秀分子。研究院中也可以设工程师。今冬明春要进行这项工作。
这次提拔工程师，不是个别的，有多少提多少。我看全国能够提拔几万个工程师。要经过精选、评议。提拔的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有的人可以破格提成工程师，不一定都要经过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再提为工程师。新提的工程师一切待遇都按照工程师的标准，无非一个人增加几十元工资。
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浪费专业技术力量。绝大多数工厂的技术干部都有窝工现象。有些单位让他们去搞与专业技术无关的行政工作，还有的长期下放劳动或打杂。以后，对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
各级、各行，各大厂或者是部委，可考虑建立考核委员会。一定要掌管到他那个单位，列入名册的有多少专业技术人员，是些什么情况。大学毕业生工作两年考核一次。这就是说，不要漏掉了人才。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人事部门不行。专业技术水平一定要由专家来考核鉴定。要经常帮助专业技术人员进修，给他们提供自学条件，这也要定个制度出来。看来学位不搞不行，可以先搞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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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同志们：从我们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已经过去十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团结了全国人民，在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在不过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的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党和人民政府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有这些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同时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组织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的正确性。关于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党在目前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已经作了详细的报告。现在，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这个报告里所要讲的，是关于我们党的章程由于党的情况的变化所需要作的修改。
一
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是经过各地党的组织的讨论和多次修改而成的。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
在第七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的人民革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得到胜利。那时候，日本侵略者还占领着我国大部分城市和交通线，蒋介石政府还统治着大部分的后方地区。党所领导的各个解放区，还受着敌人的分割。当时党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这些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解放区的农村里；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在敌占区的党员，都处在秘密状态。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一九四九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党员的数目，比第七次大会的时候增加了八倍，比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的时候，也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而且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很显然的，上面所说这些国家和党的状况的巨大变化，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我们向大会提出的党章草案，就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而对原有党章作了适当的修改。
此外，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我们党无论在联系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和团结党外民主力量方面，在领导国家工作和经济工作方面，在发展和巩固党自身、领导一切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一致、积极工作方面，都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经验，也适当地反映到党章草案中去了。
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
二
党章草案的总纲，同原有的总纲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修改，特别是在政治方面。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党章的总纲，是我们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我国的政治情况既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在目前时期的政治纲领，当然也要有根本的改变。关于总纲的政治部分，在大家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以后，我以为可以不再作什么说明了。对于党章草案的总纲，需要首先着重说明的，是其中说到的我们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并不是新的问题。在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特别是党章的总纲中，就是贯串着群众路线的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作风的部分，刘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党章的总纲部分，对于群众路线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解释。现在所以仍然需要加以着重说明，是因为：第一，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虽然第七次大会已经对于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是，现在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而且实践证明，有许多同志并没有贯彻执行这一路线，这说明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教育，还决不能认为是充分的。第二，从第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间，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在党章草案中，这一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党章草案的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因此，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给我们党的损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回顾一下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例如说，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结果吗？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例如说，我们国家的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又能够少犯错误，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了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睛的透视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吗？例如说，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试问，我们在大规模的消灭鸦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呢？
在说到我们党由于实行群众路线而得到巨大的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决不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在这一方面都是光明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末，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他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他们往往满足于表面上的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数量，不讲究质量。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无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又表现为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超过实际的可能。
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不能使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
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危害却很大。
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这种错误的同志，他们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实际上却是把工作做得很坏。这种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下面的命令主义错误，往往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分不开的。
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我们党内得到完全贯彻执行。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
党章草案在总纲部分和有关的条文中，都提出了这个任务。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规定，并不能自动地解决问题。我们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
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
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实行。必须使这些同志了解，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将继续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在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关于我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意义，关于我们党在工作中继续贯彻群众路线方面的任务，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
三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在党章草案的总纲和第二章中，对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我们党组织生活的多年来经验积累的结果。
党是依靠全体党员和全党的各个组织，来联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为了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为了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一般地都必须经过党员的努力，经过党的下级组织的努力。因此，正确地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是曾经出现过偏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级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在那个时期，下级组织对于上级领导机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当时的上级领导者不但没有兴趣听取下级的情况和意见，而且要给那些根据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合理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以种种打击。这种错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
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大家知道，中央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发给地方，要求各地在讨论和试行中加以修正，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据各地的意见修正发布的。对于中央已经发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组织由于具体情况确实不能照样执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组织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不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中央都给予地方独立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各地方和各部门，上下级关系一般也是执行了同样的原则。地方和下级对于中央和上级的领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贯彻实行。
但是，在这个时期，党内也曾经存在过另一种偏向，就是分散主义的偏向。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一种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他们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的时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请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报告，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的统一。党中央对于这种偏向，进行了不断的坚决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主要是针对着克服这种分散主义倾向而发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更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从那时以来，分散主义的偏向，就只在个别的范围内还有它的残余了。
在目前，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从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上级机关所作的硬性的规定太多，而不少的规定，并不是对于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经验作了充分研究的结果，以致往往使下级组织在执行的时候发生困难。许多上级组织还不善于深入下层，倾听下级组织和群众的意见，同下级组织经过互相商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或者到下面去包办代替。此外，有些上级的领导人员还喜欢摆架子，耍威风，只是教训人，批评人，而不能向下级请教，不能听下级的批评，不能对下级作自我批评。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也不是个别的。如果不注意并且改变这种情况，那末，在这些地方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根据以上所说的多方面经验，党章草案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增加了下列的规定：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增加了下列的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第二，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问题，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应当有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级地方组织和下级地方组织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则作适当的划分。”第三，关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加以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我认为，把这个决定在这里重新介绍一下，对于全党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个决定写道：“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
当然，集体领导的制度在这个决定之前早就存在了。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像这个决定所说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长期以来就实行着党委的集体领导制，或者说得完全些，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经验，证明这个制度对于部队工作是有利的，它并没有妨碍部队的军事指挥。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央已经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等等。但是，党的集体领导的制度，在实践中还是有许多缺点。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的行为。这些负责人，或者很少召集必要的正式的会议，或者往往也召集党组织的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只是形式主义的。他们既没有使会议的参加者对于所要决定的问题，在会议以前具有思想上的准备，在会议上，又没有造成便于展开讨论的气氛，实际上形成强迫通过。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必须坚决加以反对。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如果在讨论中发现重大的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属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问题，就应该适当地延长讨论，并且进行个人商谈，以便求得大多数的真正同意，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结论。同样，在党组织进行选举的时候，候选人的名单也应该在选举人中间进行必要的酝酿和讨论。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真实的保证。
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另一方面的缺点，现在在许多组织中也还存在，这就是会议次数过多，时间过长。过多过长的会议，不但使党的专职工作人员缺少深入群众和进行具体领导的时间，助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而且妨碍许多党员和群众的劳动和休息。这种缺点的产生，是由于缺乏对会议的规划、准备和领导，同时也由于滥用会议的方式，把许多不需要提到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提到会议上来了。这种缺点也必须坚决地克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第八次大会同第七次大会隔了十一年多，当然是迟了。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除了一部分单位已经严格执行了党章的规定以外，多数的单位还是比党章规定的开得少。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
党内民主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按照充分民主的精神，讨论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例如，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召集过多次全国范围的会议，这就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的七届二中全会；一九五○年六月六日至九日的扩大的七届三中全会；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的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的全国粮食会议；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的扩大的七届四中全会；一九
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一般都有百多人、几百人到一千多人。这些会议，实际上都起了全国代表会议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基础上，解决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当然，无论如何，召集这些会议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经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
为了彻底克服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党章草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就不需要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大大减少了代表选举工作的负担，代表大会在任期届满以前，可以随时召集。由于每年开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就可以开得简便一些。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必须着重地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这是我们大家都充分明了的。我们主张改进各级代表大会的制度，是为了使各级党的委员会更便于集中广大群众的意见，工作作得更正确有效。我们主张改进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是为了使中央和上级的领导更符合于实际，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必须集中的工作，对于地方和下级更可以加强检查和指导。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没有小组长，一个小组也不能行动，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吗？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领袖对于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四
在党章草案的总纲中有一部分是说明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正如党章草案的总纲所说：“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够得到胜利呢？首先，当然由于我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是，仅仅有正确的主张还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胜利。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了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党自身不是团结的，我们怎样能去团结人民呢？
在我国的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又依靠什么战胜巨大的困难和重重的障碍，迅速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迅速地恢复了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迅速地进行了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呢？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党不是团结的，我们就决不可能领导人民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
我们党已经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很明显，我们党的状况对于国家的生活，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具有更广泛更直接的影响。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维护我们党的统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
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指出这一点，在今天党已经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特别重要。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这是说，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二，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满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有某些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同志，借口自己工作的特殊性而不尊重党的领导，企图把自己工作的部门造成一个独立国，这是必须克服的一种危险倾向。同时，也有些党的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作不正确的干涉，或者并不调查研究，满足于笼统的一般化的领导或者感想式的领导，这种倾向也必须加以纠正。
这里所说的党同国家机关工作的关系，一般地也适用于党同各种人民团体的关系。但是，人民团体内部的民主生活，要比国家机关广泛得多，党在领导人民团体内的党组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种特点。
党为了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为了正确地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曾经同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错误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曾经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社会上还保有强大的影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时期中深刻化，这些情况，不会不在党的生活中有相当的反映。因此，党的团结和统一，也不能离开不同程度的党内斗争。
像大家所知道的，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期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就是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关于这一斗争，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集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曾经作过详细的报告和讨论。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联盟企图把持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作部门，作为反对中央和进行篡夺活动的“资本”，并且为着同一目的，在各个地区中和人民解放军中，进行反对中央的煽动。他们的阴谋活动，完全违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以后所采取的有关措施，表示了完全一致的同意。
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大大地加强了，全党同志的觉悟和党的组织的战斗力，是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和人民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什么也没有得着。
党中央决定开除高岗和饶漱石的党籍，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极端严重的危害，并且他们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的长时期中，在党再三向他们敲了警钟以后，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示。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集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十月间召集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都着重地要求全党加强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行为，但是，这些醉心于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家完全置若罔闻。
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但是，这只是党对于犯错误的党员的方针的一个方面。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接着，这一决议说：“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在对待党内错误问题上的上述方针，已经写到党章草案的总纲里了。
大家知道，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以来，对于党内犯错误的党员，就一直采取着这种分别对待的方针，而实践证明，采取这种方针是正确的，有利于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党中央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纠正同志的错误是为了取得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同志，也就是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把犯错误的同志“整死”，整得他实际上不能在党内继续工作。因此，对待这些同志，应该着重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实质和根源，应该着重使这些同志提高思想上的觉悟，并且也使其他同志以至全党都得到必要的教训，而不应该着重组织上的处分，不应该依靠简单地“扣帽子”和简单地实行惩办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尤其不应该加重惩办的程度，扩大惩办的范围，造成党内的紧张状态和恐惧情绪，使党的力量受到损失。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统治党的时期，就曾经犯过这种把党内斗争绝对化的错误。他们在党内实行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结果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团结、党的民主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严重地妨碍了党的事业的发展。现在，这种错误地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的情况，虽然在党的生活中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在一部分组织中还是存在的，还必须注意加以纠正。
在另一方面，目前党内也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包庇姑息态度，不给以应有的处分，而且也不进行思想斗争。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这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在过去几年中，党中央曾经多次组织全党范围的“整风”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中央领导同志在召集下级同志开会或者同他们谈话的时候，主动地要求他们对于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评，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批评，并且对于批评中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迅速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使党内的由下而上的批评，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对于压制批评的现象，党中央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处分了一些专横地压制下级批评的领导人员。但是，必须承认，至今还是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少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这个事实，也是官僚主义病菌正在侵袭我们党的严重信号之一。每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为消灭这种恶劣的现象而斗争。
五
现在，我想对于党章草案中关于党员的规定作一些说明。关于党员的规定，党章草案，同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有不少重要的修改。这是因为，党的情况和党员的情况，同第七次大会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修改，提高了对于党员的要求，同时，也扩大了党员的权利。
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已经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内实现，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也已经得到了基本上的胜利，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党的组织，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党员成分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根据党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截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底止，全党共有党员一千零七十三万四千三百八十四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七四。其中，工人党员一百五十万二千八百一十四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七百四十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九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一；知识分子党员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九百二十三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七；其他成分党员五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八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二。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
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末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为了这个目的，党章草案，对于党员的条件作了一些新的规定。
党章草案首先要求，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切光荣都是劳动的产物，不劳动而剥削他人的劳动，对于人民群众说来，乃是最大的耻辱。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依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的现象，在我国正在走向消灭。但是，剥削分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的。我们必须不让这种分子，这种行为和这种思想，侵入到党的队伍里来，并且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
党章草案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比原有条文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党章草案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这个规定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不能设想党需要一个不爱护党的生命的党员。
党章草案规定，党员必须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因为这是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具体保证。
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党决不能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广大的群众。
党章草案规定，每一个党员有义务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有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章草案的这个规定，无疑地将要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帮助党内批评的开展，促进党的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揭露和消除。
党章草案规定，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这对于党的生活有重大的原则意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任何对党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行为，都只能对党造成损害。而归根结底，对于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人自己，也只能造成损害。
党章草案还规定，党员必须时刻警惕敌人的阴谋活动，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关于党员义务的这些新规定，表示党对于党员的要求是更为严格了。
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需要在党员中和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如果党员不遵守党员所应尽的义务，党的组织必须迅速地给予批评和教育。许多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违背了他们的义务，确是由于不了解什么是他们所应尽的义务，或者虽然看过党章的条文，实际上却没有懂得它们的意义。因此，当党员初次违背自己的义务的时候，及时地给予批评和教育，常常可以帮助他们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或者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给予纪律处分，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了使党员严格地遵守自己的义务，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党章草案规定：如果党员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破坏党的统一，违犯国家法律，违背党的决议，危害党的利益和欺骗党，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所有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党章草案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支部大会的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并且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党章草案用“预备期”来代替沿用已久的“候补期”，用“预备党员”来代替“候补党员”，是因为“预备”的含义比“候补”更为确切。这是一位党外人士的建议，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讨论草案的过程中，有不少同志问：既然要提高党员的标准，为什么把原来的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的办法改变了呢？现在取消了这些分别的规定，是不是会妨碍党的纯洁性呢？
取消原有的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因为原有的社会成分的区别已经或正在失去原有的意义了。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起了良好作用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苦力和雇农已经不存在了；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革命士兵由于征兵制度的实行，已经不成为单一社会成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城市贫民和自由职业者差不多已经失掉成为社会阶层的条件。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
至于其他社会成分，那末，前面已经说过，只有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才能入党，只有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人才能入党，因此，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实践证明：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加强对于吸收新党员工作的管理，是要求支部大会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对于申请入党的人和预备期满的预备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是使预备党员在预备期真正受到考察和教育，是对于还不完全合乎条件的党员及时地进行教育，并且对于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加以清洗，而不是在规定某些人的入党介绍人的多少，介绍人党龄的长短，和作预备党员时间的长短。
我们党现有的党员数目，比在第七次大会时期，已经增加了八倍。这些党员是怎样被接收入党的呢？他们是不是合乎党员的条件呢？根据几次整党的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是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手续入党的，而且是合于党员条件的。党的组织基本上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经过斗争考验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接收入党，这就是党员的质量的主要保证。但是，在接收党员的工作中，仍然发生过多次的错误。在解放战争期间，某些解放区在农村中曾经组织所谓“参党运动”，或者采取所谓“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办法来接收党员。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甚至有些地区，在群众还没有发动的条件下，就忙于大量征收党员，建立支部，因而使党的组织一度产生了严重不纯的现象。在另一方面，在接收党员的工作中，也有过关门主义的错误，例如，某一个时期曾经没有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另一个时期又曾经忽视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在某些农村中曾经不注意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和妇女积极分子入党，等等。
无论如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目前我们党的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中，十分之九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过去无数的经验证明，不少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加强对于广大的新党员的教育，切实地组织和指导他们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对于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的学习，并且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思想上也具备着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条件。
党的队伍是迅速扩大了。但是，在有一部分群众中，在有些企业、机关和学校中，有些农村中，有些民族中，党员的数量还是很小的。而新的积极分子总是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地要求参加我们的战斗的行列。因此，党在今后时期，除了要努力提高党员的质量以外，还需要继续有计划地接受要求入党而又完全合于党员条件的人入党。党还应当特别加强妇女群众的工作，注意吸收妇女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党在努力提高党员标准的时候，还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党章草案在党员权利方面，也增加了一些主要的新的内容。
草案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个规定，不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在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工作中充分集中群众智慧，运用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且可以使许多惯于墨守成规、惯于不尊重党员群众创造性的领导人员，学会改变自己的作风，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
草案规定，在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党员有权要求亲自参加。这样，可以使得党组织有机会听到党员本人的陈述，避免根据一种不确实的或者不全面的反映来作出决定。这种办法，在党内一般是采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党组织没有这样作，这些党组织常常毫无理由地在对党员作出处分的决定以后才通知党员。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形下面，党组织作决定的时候，不可能让党员亲自参加，但是，这应该看作一种例外。而且就是这样，党员仍然有权在事先提出亲自参加的要求，并且在事后，如果他不同意党组织的决定，仍然有权提出自己的申诉。
草案规定，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有权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大家知道，党是思想一致的组织，党员的思想一致是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党员对于党组织的一切决议的认识都不能有任何出入。不，这是不可能的。党所要求的一致，是在党的一切基本原则问题上的思想一致和一切实际问题上的行动一致。在各种日常工作问题上，党员们的意见有某些不一致，不但是许可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党必须按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的各个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去行动。在这里，党要求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在实际行动中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党员也仍然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仍然有权向所属的党组织和高级的党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党组织不应该用纪律迫使他们放弃这些意见。这对于党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可以有某种益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
草案对于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对于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都比原有的条文规定得更为完满了。
草案特别规定：侵害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于党员权利的有力的保障。
关于党内的奖励和处分，党章草案作了以下的重要的修改：第一，取消了关于奖励的规定。第二，取消了关于对组织的处分的规定。第三，简化了关于对党员的处分的规定。
实际生活证明：把劝告作为一种处分是不适宜的，把警告分作当面和当众两种也有许多不便。对于党组织的处分，实际上完全可以用对于党员的处分来代替。
有一部分同志问道：为什么要取消党内的奖励呢？这同样是实际生活教给我们的。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虽然规定了奖励的条文，但是，在过去十一年的执行过程中，证明并不是必要的。这当然不是说，党没有注意到许多优秀的党员在工作中的出色的成就。党介绍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党按照他们的品格和能力，选拔他们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这些都是党对于他们的奖励。但是，取消奖励的规定，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为奖励而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当我们的工作是正确的努力的，因而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的时候，这对于共产党员说来，就是最高的奖励。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党的干部问题。的确，如果我们向每一个普通的党员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末，我们就需要向党的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中的骨干，受到了党和人民更多的信任，因此，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显然也比普通党员负有更高的责任。根据粗略的统计，全党有相当于县委委员一级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万人，这三十多万人的工作的好坏，对于党的事业有决定的影响。他们应当首先学会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不自满和不害怕困难，勇于接受自下而上的批评，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并且用自己的榜样去耐心地教育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人员。
党的干部的力量，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有了巨大的增长，这是用不着解释的。但是，今天到处都还是感觉到干部的不足。这个事实，说明了党的提拔干部的工作，仍然有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同志用“资格”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有丰富经验的老党员——这无疑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一部分财富，那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革命的事业总是不断发展的，需要的干部总是不断增加的，而老党员的数目又总会是不断减少的，既然这样，如果我们不坚决地放手地使用经过选择的新干部，除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工作，帮助他们同老干部建立团结一致、互相学习的同志关系。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党必须在各个地方注意培养熟悉当地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因为她们是党的干部的最大的来源之一。
党的干部的管理工作，在近几年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开始实行了分级分部的管理，使干部的管理工作同政治和业务的检查监督工作，互相结合了起来。党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把干部管理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全党任何部门、任何职位的干部都受着党的认真的监督和具体的帮助，使党的干部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而这也就是全体党员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的主要条件。
六
党章草案对于党的组织机构，除了把县一级以上的各级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取消了原有的各级代表会议以外，还作了若干新的规定，就是关于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监察机关、党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的规定。这些规定，只需要比较简单的说明。
在党的中央组织中，草案规定，中央委员会除选举中央政治局以外，还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由它继续担任原有的在党的多年经验中证明为必要和适当的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同时，选举中央书记处，使它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的繁重，原有的中央机构已经不够适应需要了，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增设中央机构的必要。此外，中央委员会还认为需要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副主席。
在党的地方组织中，草案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党组织的制度。鉴于地方组织领导机关的工作日趋繁复，规定在这些组织的党委员会下面，都设立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为了减少上下级的层次，规定地方委员会作为省、自治区委员会的代表机关，区委员会作为直辖市、市、县、自治县委员会的代表机关。事实上，有些省已经撤销了一些地方委员会和农村中的区委员会的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最小的可以只有三个党员，而最大的却可以有上万个党员，因此，它的组织形式，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党章草案把党的基层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员超过一百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基层党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总支部或者支部。第二类是党员超过五十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总支部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支部。第三类是党员不足五十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支部委员会。此外，草案中还规定了某些必要的变通办法。今后，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还可能有个别单位不能完全适用上述三类形式，这可以由相当的党委作为特殊问题，变通地加以处理。
对于基层组织的任务，草案也根据目前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草案规定，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草案指出：机关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对于机关中的每一个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地把机关工作的缺点，通知本机关的行政负责人和报告党的上级组织。这些任务，是目前很多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作到的。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但是，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中，许多领导机关，往往只忙于指使基层组织执行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却很少去检查一下究竟这些基层组织是在怎样地在那里工作着，很少给基层组织中的党员以具体的教育和帮助。一切直接领导基层组织的党委员会，应当根据党章，在基层组织中普遍地进行教育，并且得出改进对于基层组织的领导的必要的结论。党的各级监察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对于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虽然还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才在原有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础上陆续成立，但是已经证明了它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党章草案规定了党的监察机关的任务和监察委员会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当不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保证各级监察机关有足够的干部力量，并且经常对于它的工作给以坚强的支持。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整个历史表明，它是党的可靠的后备军和有力的助手。当青年团在一九四九年恢复它的组织的时候，它的名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那时以来，青年团的团员已经发展到两千万人，在各个战线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积极活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青年群众中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进展，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向即将召开的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建议，把它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党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党章草案指明了党同青年团的关系，要求各级党组织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领导青年团用共产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全体团员，注意保持青年团同广大青年群众的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常注意青年团领导骨干的选拔。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事业的继承者。因此，我们相信，各级党组织一定不会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吝惜自己的精力。我在上面，已经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章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章草案对于我们党目前的状况和任务，是适合的。
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章草案在由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党的质量、扩大党内民主、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像我在前面所已经说过的，党章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而且应当说，草案的基本精神，正是第七次大会所规定的关于党的工作的各项原理的逻辑发展。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关于提高党员的标准和保障党员的权利，所有这些，在党的第七次大会上都曾经进行深刻的讨论，作出正确的指示。由于这样，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在组织工作上同在政治斗争上一样，是生气勃勃的，是蒸蒸日上的。党的组织工作，保证了党的政治任务的胜利的完成。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的十一年岁月中，我们党的组织力量是迅速地壮大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大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党内的生活日见活跃，党的队伍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加团结致，因而党的事业也就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得到更伟大的成就。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过错误，也遭遇过危险，也存在着缺点和困难。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也不能使我们的党有什么惊慌。相反，我们党始终具有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去纠正错误，战胜危险，克服缺点和困难，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们党的胜利，首先和最主要地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我们要永远纪念和感谢为党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的先烈。
我们党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者，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现在，我们党正面临着新的、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彻底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积极准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使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实现巨大的高涨，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和人民生活状况达到新的水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为维护世界和平积极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了迎接这些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更加巩固我们党，更加巩固我们党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断地加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钱建文E书制作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亲爱的代表同志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到这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已经八年了。这八年当中，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积极参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青年团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得不愧为祖国的优秀儿女的旗帜，不愧为党在各个战线上的有力的助手。现在，我们的祖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青年运动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一项标志，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要在现在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来作为我们这支青年先进队伍的名称，不只是给全体青年团员带来了巨大的光荣，而且也在中国青年的肩上放上了更为繁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绝不比过去的革命任务来得容易和轻松一些。必须了解，我们国家原来的经济落后，广大人民的生活还是贫苦的，而帝国主义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我们如果不能把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最充分地发挥起来，克勤克俭，艰苦奋斗，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这个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定要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同党一起站在这个伟大斗争的最前列，密切联系全体人民群众和青年群众，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长时期的艰苦的奋斗。
同志们，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参加劳动，特别要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因为体力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大多数人民都要担负的光荣义务。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是我们的新社会前进的障碍物。我们的青年团员要不愧成为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就一定要向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作斗争，而且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广大青年群众投身到体力劳动的战线上去。我们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战线上一支值得人民信任的突击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里向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全体青年男女表示敬意。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急先锋，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创造者。我们希望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增产节约，希望他们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希望全国的青年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准备参加建设祖国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这对于他们的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是必要的。青年团的干部如果没有必要脱离生产，就应该不脱离生产；如果是必须脱离生产的，也应该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对于联系群众和锻炼自己，都有很大的利益。
为了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体团员，就需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我们要结合建设祖国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要努力学习各种劳动的本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青年团员必须带动广大青年，尊敬年长的一代，从他们那里学会各种有用的本领。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助手，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还必须学会怎样把最广大青年群众团结起来一道前进。我们不只是要善于团结先进的青年，而且还要善于把一切爱国的青年、包括还不赞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爱国青年，都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克服自己队伍中任何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的倾向，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国全体爱国青年的知心朋友和核心力量。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特别提倡谦虚，反对骄傲自大，就要要求每一个青年团员努力去帮助别人，而不要怕自己吃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虽然是十分艰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深信，青年团员和中国全体青年必然能够克服自己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这是因为，中国青年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的关怀，而且有自己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近年来的建设工作中，中国青年已经有了良好的表现。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吃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不仅要把这个光荣传统继承下来，而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大大地加以发扬。应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顺利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朝气勃勃的，但是也有弱点。这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往往害怕困难，不愿吃苦耐劳，或者在改善物质条件方面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但是，这不能责备青年，而在于党和团对他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充分。只要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改善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和达到美好的将来的必由之路清楚地告诉他们，在全体青年中间发扬艰苦奋斗的正气，反对自私自利的歪风，并且努力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那末，我们就一定能够帮助广大的青年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勇敢地、愉快地迎接自己的战斗任务。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在这个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青年团员的模范行动和创造精神将起重大的作用。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上写下青年们的光辉的一页，我们就一定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戒骄戒躁，克勤克俭，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用艰苦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长处。我们要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用艰苦的劳动建设我们的祖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全中国的青年大团结万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大团结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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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准备还要搞点材料，再发个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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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军队要整顿
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
军队整顿的任务
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各方面都要整顿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实现四化，永不称霸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
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
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
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中国的对外政策
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
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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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要整顿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可是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各个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
我们总参谋部，顾名思义，就是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给我们军队的统帅毛主席当好参谋。毛泽东同志过去批评总参不参，这个状况要改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现在是问题成堆。我们总参谋部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路线、建军原则，好好地清理一下，使我们真正起到参谋的作用。
今天就是同大家见个面。军队究竟怎么搞法，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议。但是我想，刚才说的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为了做到这些，我们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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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认真抓这个问题。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对铁路工作，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但是近几年这方面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这些年铁路职工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增加，可是由于削弱了集中统一领导，铁路运输总是上不去。现在每天只装四万多车。据有的同志讲，按现有的实际能力装五万五千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央的决定是根据铁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统一。当然，地方的责任并没有减轻。铁道部门的工作没有各地的支持是做不好的。因此铁道部门与地方之间应当加强协作，采取一致的步调。
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这也是中央的决定上讲的。现在铁路事故惊人，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七百五十五件，比事故最少的一九六四年的八十八件增加好多倍。这中间有许多是责任事故，包括机车车辆维修方面的责任事故。这说明没有章程了，也没有纪律了。现在有些规章制度要重申。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要带饭盒在车上吃，这是老章程，是有道理的。现在随便下车吃饭，经常误点。值班不准喝酒，这是历来的规矩，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喝醉了酒扳错道岔，就会造成火车相撞的重大事故。所以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这个问题不光是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
中央的决定还讲到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三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
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他们这些人懂得抓要害，把铁路一堵，事情就闹到北京来了。南昌铁路局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这次确定，铁道部门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道部有这个权。铁路上的派性问题，地方解决不了的，由铁道部解决。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总可以解决了吧。我们也不捉人，当然反革命的除外。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业”是闹派性，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总之，解决问题要有一点办法。
对中央的决定是赞成的多还是反对的多？请大家估计一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拥护，中央的决定就能行得通。我想绝大多数人是拥护这个决定的。中国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一部分。集中统一赞成不赞成？组织性纪律性赞成不赞成？必要的规章制度赞成不赞成？闹派性要不要反对？对闹派性的头头要不要调开？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铁路职工的拥护。所以，三月份的动员要很深入，包括对职工家属、铁路沿线农民，都要做到家喻户晓。
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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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冶金部前几天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中央写了批示，准备转发下去。我看，大家只要按照中央批示的方针、要求去做，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是完全有希望的。
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现在钢铁生产上不去，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厂的生产上不去。特别是鞍钢，它的产量要是上不去，一天掉下来两三千吨，别的厂是没有办法补起来的。当然，中小钢厂也有一些差的。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当然还不能说是懒的、散的。软，就要加强一下。各个工厂企业领导班子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冶金部作战就没有力量嘛。有些公司、钢厂的领导班子作战也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光是冶金部，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包括职能机构，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下达以后，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推动。煤炭工业生产上得很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经验，就是敢于同派性进行坚决的斗争。太钢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才上去的。铁道部门在这方面做得就更突出了。徐州的经验比较典型。这些经验都值得大家很好学习。
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各地经验证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拥护中央精神的。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今年三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现在还在那里闹派性的是少数人。其中，有的是敌人，他们利用派性来闹事；有的是为了争个人名利而打派仗；有的是打了几年派仗，被派性迷住了心窍。根据铁道部门的经验，徐州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在同派性作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也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徐州闹得那么厉害，最后被打击的只有三个人。绝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所以，实际搞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
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
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
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如果按五口之家来算，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波及的面就有好几万人。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
在落实政策时，还要注意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有的地区虽然没有清查“五一六”，但是也干了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些问题都要妥善解决。
在落实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当然不是说统统都回到原来的岗位。
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上面几件事情认真做好以后，紧接着就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这也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最近武钢就发生了一天跑两次钢水的大事故。有些事故发生了，还分不清是谁的责任。因此，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哪能随便不上班，马马虎虎呢？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呢？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应该改革。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或建立起来。
总之，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看，抓住以上这四条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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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
今天见个面，我讲几句话。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
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在座的许多同志参加省里的工作，希望你们经过学习，通过自己的工作，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省委领导会不会犯错误？那是可能的，甚至肯定会犯。这个同志那个同志都可能犯错误。要求省委每一件事都做得完全对，都那么正确，是不可能的。要允许他们犯错误，改正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他们。中央批评他们也是为了帮助。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最近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都讲了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我们全党都要做这个工作。
讲到党的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大家读了好多书，要好好地读延安整风时的文件，七大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延安整风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方面的红军，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形成各个山头，那是自然形成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末，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徐州有那么几个人，就把共产党的市委打入“地下”，这是什么专政？是派性专政。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定团结。实际上，那些坚持搞派性的只是少数几个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包括跟着闹派性的群众，是厌恶派性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群众觉悟了，看清了那些坚持闹派性的人的真面目，就不会跟他们走了。闹派性的人大部分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当然，这中间要有必要的斗争。
我就讲这些，主要是讲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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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整顿的任务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一 我们军队的状况
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军队不管是建国以前，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总的状况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不讲抗美援朝这些大仗，就讲珍宝岛、西沙群岛和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这些不大的仗，在战斗中，不管派一个团、一个连也好，一个班也好，都能完成任务。这说明我们军队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的。有的同志告诉我，现在军队团以下情况除个别的以外都不错。这一点我们是高兴的。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军队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总的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的。
一是有点肿。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每一个师的部队都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二是有点散。主要表现在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号召反对宗派主义，解决全党和各个地区特别是军队里的山头主义。经过整风，从一九四一年算起，差不多三四年时间就解决了。整风后，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拧成一股劲，力量多大呀！所以把仗打胜了。以后，军队里就再没有提出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那末，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派的后台，以后把派性带回到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了两派。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了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派性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也不应该容忍的。现在，军队里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其实，那些常常吹捧人的人是特别值得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地垒起来了。在北京，有的单位就有这样的同志，有的甚至还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就喜欢这样搞，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这不是搞宗派吗？讲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闹派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部队的派性回过来又影响到地方，使地方的派性问题也不能解决。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所以我们说，地方的问题与军队有关。
有许多同志感到，现在军队组织纪律性差，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呀，个人服从组织呀，都不管了。过去军队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命令一下，二话不说就行动嘛。现在不行，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违抗命令。组织纪律性差同派性有关。他们考虑的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们那一派的利益，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从调动。现在，要调动一个人可不容易。许多人都喜欢留在大城市，特别是喜欢在北京，要调到别的地方去，很困难，说什么身体不好，调到外地心脏病肯定要复发，可是在北京，心脏病就好了。总之，理由多得很。
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比如，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又如，要军队同志帮助地方消除派性，使群众团结起来，可是有些同志就是不执行这个方针。这是组织纪律问题，又是政治纪律问题。
最近，中央连续发了几个文件，都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地方有，军队也有。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这段时间，地方上对这些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比较快，军队慢了一点。
三是有点骄。骄的问题我们军队历来就有。战争年代军队出力大，牌子硬，名誉好，就容易骄。这种情况，经过多年纠正，比较好了。但是应当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军队支左，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有的人喜欢指手画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现在，军队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的，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四是有点奢。上面讲到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有的部队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而且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反政策的。有些人从地方上随便拿东西，或者低价购买。有的拿了东西连个手续都没有。军队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办了不少农场、企业，这是好事。但要提醒同志们注意，必须真正执行五七指示的精神。现在有的农场、企业赚了钱，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还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这种情况要整顿。地方的房屋、土地，军队占得太多，地方很有意见，该还的就应该还嘛。有的房屋、土地，因为过去地方没有用，军队就拿过来了，但也有是霸占的。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多讲了。
五是有点惰。惰性，不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甚至有些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写出来照着稿子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的，那不是八股？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个人的思想原因之外，组织上支持帮助不够也是一个原因。所谓帮助，也包括批评，批评也是帮助。中央有责任帮助各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要敢于负责，不要怕。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
总之，军队总的形势是好的。现在是有点肿、散、骄、奢、惰。尽管是部分的，但是不可忽略。
二 军队要整顿
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总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要战士为自己服务吧！规定配一个秘书，就不要用多了嘛。秘书少一点有好处，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多动一点脑子，对自己好处多啊！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要好好了解。这次整编，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的干部了。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三 军委的工作
军委常委的同志已经商量过，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我们抓了编制，接着就抓装备，装备也要抓好。国家正在考虑下一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军队装备也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现在一个战士要背几十公斤，怎么打仗呀？到时候，非战斗减员不知有多少呢！这不是小事，也是装备问题，也要研究、定型。总后勤部要订出规划，要有一些人专门管这个事情。
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我们作战，有个战场问题，还有遇到什么情况怎么打法的问题，这些都要设想到。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现在当个连长，同过去的连长可不一样了。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这就要求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对我们指挥作战的水平不能估计高了。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还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现在我们的干部不大会管理部队。比如，连队的伙食普遍不好，花钱很多，吃得很差，这就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还多得很。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一个办法。
很多同志提出，希望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我看这个意见很好，是需要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要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在配备政治工作干部时要注意质量，政治干部要能起模范作用。现在军队里的干部问题很值得注意。怎样按照选拔干部的条件去做，这很重要。加强政治机关，特别要注意加强管干部的部门。政治机关的干部，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也要有耐心，能熟悉干部，联系干部。我们的传统历来是政治机关管干部，首长总要经过政治机关去考核、审查干部，这才符合组织原则。要把这个好的传统继承起来。要特别注意加强连队政治工作。连队干部，尤其是指导员要会做工作。可以考虑连队指导员的年龄稍微大一点，任职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只干两三年就换了，经验就积累不起来，就不会做思想工作。另外，军队内部的团结问题，军队和地方的团结问题，军民关系问题，都要研究。
四 整编中的干部问题
现在整编中的干部问题是两个：一是在军队内部的处理问题，一是在地方的安置问题。有几十万干部转到地方，地方要承担起来，把他们安置好。这也是我们军队自己的事情，所以军队对地方要支持，要帮忙。现在地方上干部也多，安排不容易，有些同志遇到问题可能回军队告状。这个问题大家都要注意，军队要采取支持地方的态度。在军队内部的问题，就是谁留谁去，谁在职谁不在职。支左回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靠边站的干部，现在都有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应该通盘考虑。留在军队的师以上干部，谁在职，谁不在职，谁当顾问，解决好这些问题不容易，工作量很大，要妥善处理。刚才我讲的要连带解决的那几个字，跟安排干部问题有关，也要很好考虑。还有一个干部调整、交流问题。毛泽东同志讲了，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外，省军区和有些部门的干部也要交流一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有的在地方卷入了派性，妨碍地方的工作，总要调换一下嘛。如果有了山头，一定要去掉，要把山头平一平，把干部交流一下，不要挤到一堆。有些人适当调动一下地方有好处，主要是换一个地方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遇事也会谨慎一些。总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对干部要教育，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在步骤上，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我们解决地方问题，包括企业单位的问题，就是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否则有些工作没有人去做，都要中央派人，或省、市、自治区派人，那怎么行啊？军队也一样。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现在强调一下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重要，有了这一点，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所以现在选干部，特别是选高级干部，要选艰苦奋斗或者比较艰苦奋斗的。
讲一讲顾问问题。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谁去谁留的问题，不可能统统那么公道。毛泽东同志说，当了中央委员，不一定就比别人强，没有当中央委员也不一定就比有的中央委员差。所有的同志，特别是当顾问的同志，都要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的安排。对顾问，组织上要关怀，这个关怀有物质待遇问题，但是特别要注意对他们政治思想方面的关怀。要使他们能够看到文件，听到报告，同级党委里面有些事要让他们知道。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这要讲清楚，因为工作不需要，并不是降格了。当顾问的同志也要自觉。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不要人家请客，不要办酒席。下去到处跑，到处请客，而且都是老上级，不请客就说不尊重，就不高兴，那还得了！下去检查工作要有计划，不然下面受不了。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
五 高级干部的责任搞好军队的责任首先在我们到会的同志，扩大一点，到军以上的主要成员。我们这些人把军队带好了，我们党的一套优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如果我们这些人搞得不好，就会把军队带得很不好，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会发展。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过去几十年，军队总的是很好的，我们是出了力的，功劳是有份的。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只要大家带头努力，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看，军队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可以贯彻好的。
以上几点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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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在大寨会上说，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
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二十多岁，经过十年三十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中央表扬了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
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广大的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现在这个状况是能够改变过来的。
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岁的人来搞。好的可以管党务工作，管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很重要，它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保护和管理好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党的、科研的、后勤的工作，三个部分，没有后勤，科研搞不起来。不能叫科研人员还去搞后勤，整天东跑西跑。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
我们还要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帮助他们创造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一九五七年我去苏联，尤金说，苏联的原子弹，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
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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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都要整顿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
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这次座谈会要议议整党这个题目，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意的。整党怎么搞？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请各省根据自己的特点，搞出个规划来。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选好了一、二把手，整个领导班子就带起来了。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来。这跟当个厂长只管一个工厂情况不同。县委书记当好了，到地委、省委工作就比较容易，比较顺手。现在有些省提拔个省委书记都感到困难，我看不会那样难吧。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一大堆，为什么连个省委书记都找不出来？我想问题恐怕是没有注意或者注意不够。当然，这些人有的不是没有错误，犯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就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嘛。对这些人不能忽略，忽略了是个损失。挑选领导干部，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带头吃大苦耐大劳。这是第一条。当然还要有头脑。老中青，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现在四十岁多一点的干部。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些还有上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每个台阶可以快一点，比如搞个年把子再上来。这种培养方法好，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
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还有，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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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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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做好研究工作，出了成果，就对政治有利，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一站好几小时，这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