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
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
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
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
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
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
办好学校，培养干部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
怎样恢复农业生产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立足现实，瞻望前途
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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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
一、当前的战局，是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
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动员新兵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历史上“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我们还未能给以有力的克服；其次，是由于过去对民众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甚至在抗战爆发后，这一重大的工作，依然表现着异常的不够；第三，是由于我们今天征调壮丁的方式，还不无强迫的错误，这种错误的继续，造成了动员新兵的极大困难，且使入伍者缺乏坚定的意志与作战的勇气，甚至还可造成民众与政府、军队的对立，给日寇、汉奸以活动的口实与机会；最后，也由于对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没有切实实行政府所颁布的优待办法，给以最低限度的解决，使前线战士能够抛开家庭的顾虑而安心作战，并以这样的影响提高民众加入军队的决心和勇气。
假如我们冷静地回顾几个月来征调兵员的经验，我们当可看到在某些地区，正因为有了上述的缺点和错误，致使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以最高的民族仇恨，奔赴抗日的前线，反会产生和增长避免兵役的心理。这种结果，将使民众不能充分了解政府积蓄与扩大国防力量，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之重要，反会在部分人民中增加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这种结果，将使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前线官兵的艰苦奋斗与国与家的关系，而热烈地拥护和慰劳军队，实现大革命时代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反会增加部分民众厌恶军队不愿当兵的观念。日寇、汉奸、托派之辈，则更利用这些缺点和错误，来进行其挑拨煽惑的阴谋，企图造成民变，以威胁和扰乱抗日的后方。这些严重的现象，即使是在一个两个村庄发生出来，即使在一极小部分民众中表现出来，已经足够引起我们的最高警惕了！
不错，这一时期的征调工作，已有其相当的成绩，前线军队一般地得到了相当的补充，但这决不能成为一种根据，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那些不好的征调方式。它纵然可以供给一时的补充，但绝不能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只有纠正那些不妥当的方式，才能保证今后动员任务的实现。
二 我们指出由于征调方式的不当，而可能产生的不好结果与影响，其意义不在于消极的批评，而在于如何去纠正，采取好的动员方式，使前线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补充，益能组织足够数量的新军队。
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鼓励自己的夫、子、兄、弟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这从某些区域进行动员工作收到显著成绩的例子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出来。
这些动员较好的区域，给我们显示出了一些可贵的经验。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在那里，进行了团结抗日积极分子与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分子（不是投机想升官发财的那些人）的工作，经过他们去进行招募，常常收效极大。
在那里，进行了抗日军人家属中的工作，召集了各军军人的家属开会，有可能时甚至举行会餐，向他们宣传解释各种抗日的问题，说明他们的光荣，给以光荣牌匾，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困难，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向当地政府或民众团体提出意见，求得部分的解决。这些工作的结果，给了一切人民以抗日军人家属光荣的榜样，创造了不少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弟弟参加军队的新模范。
在那里，动员了政府和民众团体，来协同地进行这一工作，推动了这些组织进行宣传、慰劳与欢迎新兵上前线的工作。
在那里，驻扎的军队，首先起到了模范的作用。军队本身有了模范的纪律，与民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举行军民联欢晚会，请民众吃饭（常是以连队为单位每家请一人代表）。这些工作给了民众以最切实的影响，使他们从经验中改变了惧怕军队的心理和“好子不当兵”的观念，给了政府与军队招募新兵以便利。
在那里，军队中已动员了自己的战士去进行招募工作。只要保证自己的战士不会扰民，态度和蔼，所收成绩常常是可观的。
最后，在那里，有些地区是处在敌人的后方侧翼，或者处在时常被敌侵扰的范围内，他们充分地运用了组织游击队的方式，动员敌人后方我接敌区域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些游击队本身的壮大与战斗力的增强，还逐渐成为正规的劲旅，实际上扩大了国防的力量；甚至在可能的时机，在不妨害与削弱游击战争的开展之条件下，还可动员一些游击部队加入正规的军队。这一方式的运用，在今天不少领土变为敌人后方的条件下特别重要，既是增强国防军队的一种良好手段，在持久抗战的战略上更有极伟大的意义。
我们热望全国一切军队能够得到适时的补充与扩大。在全国的征兵制还没有可能实施以前，我们盼望政府和军队都能运用这些经验。固然这些经验仍然是不充分的，但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
三 动员新兵的责任，在于一方面保证动员计划的完成，一方面还要从政治工作上，保证这些新战士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自动性而开赴前线，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工作依靠于动员机关和军队本身协同地完成。
用不良方式征调新兵，巩固部队与提高战斗力的工作自然是极困难的，急需接收新兵的部队，以坚强的政治工作，去弥补征调时的缺点。即是用好的动员方式征调新兵，也不能丝毫忽视这一工作。
必须认识，新战士在昨天还是一个老百姓，家庭的观念是浓厚的，部队的生活是不习惯的，军事技术是不懂得的。为着巩固新战士，使他们很快地习惯部队生活，很快地成为熟练的战士，我们必须进行许多切实而艰苦的工作。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以为完全用长官的严厉统制办法，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固然，军队的严格的纪律与合理的统御是必需的，但是不够的，还要求政治工作的配合。我们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尤其重要的是武装战士的头脑。完全采用压制的办法，其结果，纵然可以在表面上收到一些效果，也绝不是巩固的，更不会发扬战士的自动性，从战士自己的觉悟中发生出无比的战斗威力，尤其不能在任何困难环境中还会保持一致以支持艰苦的斗争。
政治工作，在巩固新战士与提高其战斗力上，是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其极大作用的。
在接收新兵的时候，必须协同征募机关，举行隆重的慰劳与欢送；在开赴前线的途中，尽可能组织沿途群众的欢迎与欢送；并在接收部队举行热烈的欢迎。
新战士到达部队之后，应首先了解征募时的情形，战士的情绪，以及可能发生的问题，针对这些，进行及时的解释，特别是立即加强抗日的教育，提高新战士的觉悟。
在部队中，应动员老战士，提倡友爱的精神，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学习军事和政治，反对老兵欺侮新兵的现象。同时，注意新战士的伙食及衣物的供给，尽可能减少新战士的困难与苦痛，使新战士的精神感到愉快。这是巩固部队的重要因素。
提倡合理的统御，采取更多的教育说服方式，推动新战士自觉地遵守纪律，努力学习。
提倡战士写信回家，告诉自己在部队的愉快生活，宣传家属抗日救国。允许战士家属到营地看望，并给家属以很好的安慰和招待。
做好这些工作，不仅可以补足动员时的弱点，且可生长将来动员的新的力量。我们希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能以最大的努力去进行，我们还希望军事长官也能给政治工作以赞助。
新兵动员方式的改善，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加强，将配合着战略战术的进步，锻炼出最大数量的有优良技术的有最高战斗力量的国防军队，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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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
一
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三三制政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同时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以为调剂。
第二，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
第三，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
第四，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优势从何而得？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由此可见，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二
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
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
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也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最近虽有不少转变，但彻底纠正这种错误观念，还需要一个教育与斗争的过程。
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它所造成的恶果也不小，主要表现为：第一，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宋哲元用了自己的权力——军队、监狱、警察、大刀、水龙去对付革命的学生，试问我们能说当时的优势是在宋哲元手上吗？这当然是说不通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其结果怎样呢？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的脱离我们以至反对我们，进步分子则反为我忧虑。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结果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日趋麻木，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结果党员“因党而骄”，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甚有少数党员自成一帮，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于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从各方面来破坏党。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是吃了不少亏的。
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首先是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其次是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反对；再次是党和党员都会因此麻痹，失掉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三
党对政权是采取指导与监督政策然则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指导与监督政策的具体运用是:
第一，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
第二，今天在华北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基本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与优势，党的政策一般能够保证贯彻于政府的法令中，这个特点，必须认识。因此各级党部必须研究上级政府，特别是一个战略区的高级政府（如本区的联办）的法令指示，并根据这些法令指示去指导同级政府党团的工作。党的责任是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本县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之实现。所以党的各级委员会应把政府的领导，放在自己经常的议事日程中。如果发现上级政令有不妥处，或有不适于本区本县之处，也只能经过党团提到政府讨论，由政府向上级呈报理由，党也应该把这些问题迅速反映到上级党部，设法改正。但党没有任何权力去命令政权工作同志不执行上级政令，或者自己来一套。过去某些地区，政府法令没有党的同等内容的通知，等于具文；某些党的领导同志根本不愿意研究上级政府的法令指示，甚至把上级政令故意置之高阁，单凭自己的聪明去指导同级政府工作，这等于胡行乱为！这等于叫政权工作同志犯法！必须切实纠正。上级政令中既然贯彻了党的政策，所以研究政府法令就是研究党的具体政策，不应该再等待上级党部的指示。不研究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指示，就没有资格去指导同级政权。
第三，党要切实保证三三制。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的选举中，在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的配备选拔中，必须切实经过党的指导作用，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自流主义的选举，无计划的选拔，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在村选及区级干部配备中，尤须注意及此，且应切实保证村区长的人选，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有正义感且能执行上级政府法令的中间分子）手中。
第四，既然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他们在政权工作中，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反对“因党而骄”。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五，既然三三制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有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有各个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也就必然有政治上的争论。只要是真正地发展民主，民主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所以，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开展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
第六，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政权，使大家懂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同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全体人民对于抗日民主政权都应采取绝对拥护的态度。在人民中，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权法令的习惯。在政权中工作的同志，要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反对混乱现象，反对不尊重上级政权的行为。地方党、群众团体和军队的责任，是要扶植与帮助提高政权的威信，党和群众团体绝对没有捕人杀人等权力，不能对政府采取干涉的行为，军队不许把政府当作支差机关。也有这样的情形，个别地区的某些政府，不能保证接受党的领导，制定一些错误的法令，做一些违反人民利益违背统战原则的事情。现在有些区村政权就是这样。在实行民选之后，这种现象还有可能发生。在这样情形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拥护而不是反对这个抗日民主政权，但是反对它的某一项错误的法令，反对某一个坏的行政人员。而且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也要适当。有的可采取政权内部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在群众中作公开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局部改组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公民罢免重新选举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总以能教育群众、纠正错误、保证党的领导为原则。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绝不能采取非民主的不正当的方式，即使他是一个反革命，也必须经过民主斗争或合法手续，才能加以逮捕与处理，否则有害无益。
第七，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讨论法令，检查党团工作，要有专门同志管理政府党团和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党对党团的指导也应放在政治原则上，给党团以灵活运用的余地，不可涉及细微，这样才能培养党团的能力。党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理论学习、个人操守和党性锻炼，必须注意，遇有错误，及时纠正。但在公开场合，必须注意培养这些同志的威信。
四
党团的运用为了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为了统一党员在政府中的步调，在县以上的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中均应组织党团，由同级党部指定几个负责干部组成，人数以不超过七人为好，在同级党的指导与管理下（上下级党团不发生关系），执行下列任务：第一，受领党给予的训令、命令和指示，把党的政策，党的决定，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的同意，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的主张，并使之见诸实行。
第二，善于在政治原则下，团结共事的非党干部，让他们充分理解、乐于接受、赞助和执行我们的政策主张，大大发挥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并经过他们去达到团结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团结大多数之目的。
第三，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党的影响，解释与阐明党的主张；高度地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提高其威信，真正做到政民一致，以加强反对日寇汉奸政权的斗争。同时，不放松一切机会反对一切破坏共产党和抗日民
主政权的行为。
第四，指导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员，统一党的行动。期向同级党部报告党团的工作，并将自己在政权工作中的经验，发生的问题，党的政策主张在群众中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反应等等，迅速反映到党的指导机关，帮助党加强对政权的指导。
为着实现上述任务，党团同志的工作方式，必须注意下列问题：甲、要民主。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一般问题也要尽量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取得大家的同意。比如当县长的同志，切不可大权在握，一切武断独断，要多找一些人商量，各科的事要经过各科去办，大胆地信任非党干部去做各种工作，而加以必要的指导和检查。
乙、要能团结人。每个党员都要接近非党员，在政治上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同他们一块工作，一块学习，一块讨论问题，避免过去党员与非党员格格不入的现象。特别对于中间分子士绅名流，尤为重要，过去我们同志对进步分子都团结不好，对他们更差了。我们同志的态度要谦和，要诚恳，要尊重其人格，尊重其意见；不要锋芒毕露，自以为是政治家，而要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去进行政治解释工作。感情的联络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对政治上的接近是有帮助的。
丙、要坚持政治立场。遇到违反统战原则的意见或反对我党的行为，我们绝不能随声附和，也不应取缄默态度，而应根据不同对象进行解释或者出而反对。这里在方式上要讲究，一般采取诚恳的解释方法，只有对方是顽固分子或另有阴谋的人，才应加以有力的反对，并且要吸收非党干部一齐去反对。如果只是党员说话，非党员旁观，那也无异于说明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在我们提出一个意见或者一个提案时，应征求一些非党员，不仅进步分子而且中间分子，同我们联名提出。这种方法不单可以密切与非党员的关系，而且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要吸收非党干部参加政策法令研究，也可以请他们起草文件，但在起草前，一定要好好讨论，确定原则后再起草，否则起草后要不得，加以全部否决，也会影响到非党干部的情绪。再者所谓坚持政治立场，并非遇事固执己见。须知我们要坚持的是政治原则，不是一切细小的技术问题，细小的技术问题如与总的方向无大损害（即使有些毛病），都是允许让步的。而且还要了解，我们自己常有考虑不周之处，非党干部常有许多正确意见，所以我们应倾听和虚心地接受他们的意见。
丁、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尤其不能够每个党员都代表党。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只有党正式决定的代表才有权代表党说话，提提案，或与其他党派接头。党的代表的一切言论行动更要特别慎重，他所发表的文章、演说、提案等都必须经过党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即使来不及也应经过党团的正式讨论，事后还要报告党委员会追认。一般同志，如果他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一个党员的面貌进行活动；如果他是一个秘密党员，可以进步分子的面貌进行活动。
戊、为了保证党的行动一致，党团内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首先，对同级党委负完全责任，并接受党委的严格监督。其次，党团内部要有民主的讨论，但一经决定必须一致行动，不能有个人的自由。党团对其他负责党员（如参议会中党团对所有参议员中的党员）有指导之责，党团的决议应通知他们，他们亦必须服从党团的决议。为了求得意志统一起见，党团可召集专门会议传达党团决定（或党委决定），进行讨论，这样更能保证行动的一致。党团对于普通党员则不必发生关系，如有意见可经过政府机关支部去解决。
己、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
庚、一切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干部，必须成为工作中的模范，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
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政府机关支部的任务，基本上与一般支部相同，它没有党团的权力和责任。过去有些机关支部变成了第二党团甚至变成第二政府，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政府机关支部与一般农村支部的对象不同，它还有其特殊的任务，而且要有比较健全的支部委员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些特殊的任务。
政府机关支部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呢？第一，在本机关范围内，有系统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地向非党员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要通过组织本机关工作人员的读书会、研究会、救亡室（民革室、救国堂）、座谈会、学术演讲会等方式，来实现这个任务。
第二，党员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团结与推动非党员积极负责地工作。对于不接近群众，喜欢出风头，自逞英雄，“因党而骄”等现象，必须在支部中不断地进行教育，不断地进行批评斗争。
第三，党员在政权中要奉公守法，遵守纪律。如果发生党员有犯法舞弊等行为，除了行政上应依法惩治外，党内还应给以处分。
第四，支部无权干预各种行政工作，但支部要在群众中了解群众的问题、群众的意见和舆论，以及党员非党员的表现，及时通知党团和报告党委注意。支部有权检查所属党员个人的工作，但不是检查哪一部门的工作。
第五，支部直属于由党委指定的部门管理，不属于党团指挥。但党团的决议凡涉及应动员全支部党员执行时，应通知支部，支部亦必须执行。同时支部对党团、党团对支部均有互相建议之权。为工作上的便利，党团应有一同志与支部发生经常关系，以求密切地配合一致。
第六，支部的组织是绝对秘密的，不得以支部名义进行活动。
第七，支部定期向上级党部做报告，并接受其指示。
六
加强民主教育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无论在党内或在群众中，过去这点都是极其不够的。
实际的政治斗争，是党员和群众的最好锻炼。我们除在学校中、民革室中、训练班中，应注意民主政治的教育外，对每一个民主运动都要精细地布置，不可丝毫草率，要使之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真正动员起广大民众来参加，动员起全党来领导。如此，才会使运动本身收到效果，也才能教育党教育群众。
最近北方局向联办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已经联办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民主运动。今年的村选，明年的县选，全边区大选，都一步步地临到我们面前。而在我们各种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有了民主主义作风，才有广大的群众运动；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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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一九四一年五月）
我讲三个问题。
一、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
今天的中国，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即抗战民主派，日寇、汉奸、亲日派，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消灭民族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焚毁中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其诲淫诲盗、毒化奴化政策。他们还制造谣诼流言，散布失败情绪，推行怀柔政策，破坏我抗战法令，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反共顽固派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他们提倡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主张尊孔、复古，保存“国粹”，读经救国。压制新文化运动，摧残新文化事业，封闭进步书店，禁售进步书籍报刊，压制抗日言论，镇压与取缔人民的反帝运动。宣传反共，排除异己，反对进步，鼓励倒退。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破坏抗日军队、抗日政府和抗日根据地。颂扬独裁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宣传“安分守纪”、“严守国法”，使人民任其宰割。
这种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起了帮助的作用，对民族前途危害至大，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三）抗战民主派，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是：“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
二、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指出的：“在抗日战争中，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求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同时也是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其具体内容应该是：（一）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要经常地了解与研究敌人，及时地不懈地驳斥敌人，开展我们的政治攻势。
（二）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以及伪军，都需要灌输以民族的爱国的思想，提高其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更要激励民族气节，反对动摇变节，提高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必胜信念。
（三）积极会同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及地方文化机关，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释抗战法令，推行民主政治；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
（四）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这不管对人民群众或部队，都是同等重要的。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
（五）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行；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六）必须用一切办法和尽一切可能供给友军以文化食粮即书报和宣传品，考究输送的技巧。设法组织互相参观互相观摩，融洽与友军的感情，扩大交朋友工作。
（七）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抗战以来，由于部队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使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向上提高了一步，也为文化艺术工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是，在进行中尚有不足的地方，这是在工作发展中所难免的。发现缺点是改进的开端。这些缺点表现为：（一）“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新华日报》华北版五月三日社论中的这两句话，正是我们文化工作缺点之写照。我们文化工作在高深的研究上是很不够的，但在深入底层，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这方面，又何尝够了呢？这具体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的薄弱，以及连队救亡室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死气沉沉。这是每个文化工作者都应注意的。我们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
（二）宣传内容不善于迅速地反映和宣传某一个紧急任务，不善于很及时地批驳敌人。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三）某些作品缺乏丰满的现实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性，缺乏强烈的政治性，有的甚至与政治原则还有抵触之处，起了不好的作用。宣传形式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也不善于多方面地多样地表现政治内容，有时在表现急遽多变的现实上显得无能。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的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
（四）对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发挥得不够，同时对后起的文化工作者的培养工作也做得不够，致使今天部队有文化干部荒的现象，使连队文化宣传工作受到影响。
（五）对外宣传工作显得极微弱，“打哑巴仗”的现象严重存在，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我们的战斗生活大为不够。我们虽设有随军记者，但由于大部分记者兼管编辑，以致影响了新闻采访工作。政治机关对此项工作具体指导不够，也是对外宣传工作削弱的一个原因。今后随军记者、旅的文艺组及政治机关，应加紧弥补对外宣传工作的缺陷，全师同志都应一致为加强这项工作而努力。
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是：各级政治机关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认识得不够，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做得不充分。某些地方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注意得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做得不够。文化工作者不够群众化，尚缺乏部队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经验，致使文化工作被限制于狭隘的范围中，不能为大众所掌握。
今后部队文化工作应该怎样做？我没有很好地研究，只提几点意见：（一）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
（二）要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要提高原有文化工作者的素养。加强他们在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给以必需的可能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渗透到现实的底层里去，更充分地发挥其才干，使他们能够真正担负起部队文化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三）文化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应深切了解：只有提高政治素养，才能提高对文化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之艺术品，才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作品要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现实，适合于现实的需要，就要既提高创作水准，又深入大众。提高自己，向大众普及文化，需要政治与文化的密切结合。
（四）文化工作者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要将自己的作品就教于大众，倾听大众的意见。现实是一天天发展的。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学习是绝对不能少的，而要想学到一些东西，就要虚心，不虚心的人是会一无所成的。互相探讨是集思广益的好办法，一个作品经过大家研究和讨论，是会更臻完善、收效更大和不易发生毛病的。能接受别人意见，才能使自己进步。我们现有的文化工作者，一般说工作还仅仅入门，只有虚心学习，将来才会有伟大的成就。
三、关于宣传队工作。
宣传队是部队文化工作的基本队伍。努力提高自己，努力追求深造，努力做文化普及工作，都是万分必要的。要使宣传员成为文化教育的得力干部，使宣传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军。
宣传队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不仅要培养文化工作的干部，还要培养政治工作的干部。在调动或提升宣传队的干部时，领导机关要照顾到宣传队的工作，切忌调之一空。宣传队的负责同志也要舍得让干部出去发展。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着眼。
今后，宣传队在政治机关的宣传教育部门领导下要完成以下任务：（一）组织部队的文化娱乐工作，帮助政治机关检查连队政治工作，帮助宣传教育部门检查连队宣教工作。要面向连队，深入连队，了解连队，加强实际工作的锻炼。
（二）要进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不间断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三）要推动并帮助连队不间断地进行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四）要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小学教员等取得密切联系，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与帮助地方的文化运动。
（五）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准，提高工作技能，不断增进新的知识。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的报告要点。报告原文刊载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一二九师政治部出版的《抗日战场》第二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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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他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
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于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到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导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他同同志谈话的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了一个错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部，何止千万。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他不特重视理论的研究，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向下层向群众去学习，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短文中一一加以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这真是他的缺点吗？这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的健康的关怀罢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祝福他健康，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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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打入”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革命工作，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
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在敌占区、伪军伪组织的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的组织基础。过去，党曾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上，我们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严格说来，简直还没有真正开始。
过去，我们某些部门也曾做了一些尝试，个别的是收到效果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我们曾抽调一部分干部派到敌占区，企图打入伪军伪组织中去，但因为派出的干部多与当地的工作对象缺乏一定的联系，始终得不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般不善于从广大的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内部去物色打入人才，不善于争取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开明进步人士去实现打入工作，不善于争取伪军伪组织内部的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变为我们的打入干部，不了解只有他们才与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他们才具备打入工作的现实条件。实际上这样的机会过去是不少的，问题是我们轻易地放过了。在伪军伪组织中，有一些是可以争取成为革命两面派的，个别的已经成为革命两面派。试问，我们除了对他们作些宣传，发生联系，取得情报之外，又做了多少工作，使其进步，成为打入生根的组织力量呢？甚至有某些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工作的混乱，不守秘密，而遭受敌人的破坏，这更是痛心的事。由于主观主义的作法、关门主义的狭隘作风和相当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使我们的敌占区工作始终停留在宣传阶段，所谓组织工作至今还只是口号。反观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它就着眼于在敌占区积蓄力量，着眼于战后优势，努力争取伪军伪组织，派人打入、长期埋伏，在敌占区建立它的党和特务组织，依靠封建势力为基础，以掌握各种封建组织乃至帮会、土匪，其成绩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对此，能不警惕！
时间不容许我们再稽延了。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要求我们加紧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以紧张的缜密的工作，打下反攻和战后的基础。
今天我们在敌占区虽仍处于劣势，但是敌占区一年来的变化具备着空前有利于我们进行组织工作的条件：敌占区人民同日寇的矛盾空前增长，今后还会日益加剧，人民抗日情绪增长，大大地扩大了我们进行组织工作的社会基础；我党我军及抗日民主政府在敌占区的威信大大提高，而且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有不少的进行组织工作的线索；伪军伪组织人员一般是华北人，有身家顾虑，且已逐渐相信华北是与八路军共产党不能分离的；国民党威信在逐渐下降（这是它的特务政策和在敌后破坏抗日工作的结果），其组织基础也有了部分削弱。
但是我们也有困难：敌人的特务方法高明，对伪军伪组织的掌握将会特别加强，对敌占区的控制政策将会加紧；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借刀杀人政策，必将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障碍；我们本身缺乏在敌占区进行组织工作的经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狭隘作风影响到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干部掌握政策的能力还差，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和常识。
我们要利用有利的环境，尤其要注意克服困难，主要是克服自己方面的困难，并从工作中创造许多宝贵的经验。
现在说几个具体问题。
一、打入工作。
打入工作是组织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是开门见山的问题，不能打入就谈不到一切。
打入的对象是很广泛的，打入到敌占区群众中去，打入到敌占城市中去，打入到伪军伪组织中去，打入到黑团、帮会、土匪中去，打入到一切组织中去，而伪军应该是目前打入的主要对象。
打入工作的任务是：长期埋伏，进行隐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组织工作，积蓄力量，提高自己和革命者、抗日分子的地位，以待时机，配合反攻，适应革命的需要。因此必须善于掌握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善于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至于供给情报，应该是次要的，只能在不妨碍其基本任务与秘密条件下才可以去做，或只供给带紧急性的特殊重要性的情报。尤其不可要求他们购买物资或向他们需索，以免易于暴露。
打入者的人选应是多方面的，或由根据地物色派去；或由敌占区物色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士绅名流；或由现有伪军伪组织的关系中争取转变为革命两面派分子，而以后两者为主。打入的干部应多，尤要注意派精干人选透入其内部去发展组织。只要我们能够从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去找干部，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根据地找出一批干部来派到敌占区去工作也是必要的，但派出者必须是与敌占区有关系有打入条件的同志，否则作用不大。同时，我们必须抽调一些有敌占区工作经验或条件的同志加强敌占区工作部门，担负训练联络等工作。
对打入人员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训练时间要短，内容要简单，任务要明确而不复杂。训练要采取座谈讨论的方法，启发他们尽量提出问题，然后给以明确的解答，切忌党八股的灌输的方式，有的则只能采取个别谈话的方法。
派出之后，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但不是随便来往），帮助其解决打入的困难，如活动费的可能帮助，方法上的指导等，此时要预防其遇难而退的心理，鼓励其打入的决心。打入之后，尤要加强政治联络工作，随时帮助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使其了解政治形势，勿使迷失方向而趋堕落腐化。
打入工作是一个巨大的耐心的组织工作，过去经验是很少的，必须在今后努力中，创造经验，积累经验，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二、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
革命两面政策的问题，一九四一年初北方局就提出了，两年来收到不少成果，但在开始运用时，也曾发生一些偏向，有的犯了自动退却的错误，结果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扩大了敌人的控制面；有的一度取消了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争，招致了人民的不满和失败情绪的增长，引起了一些混乱。其原因是不了解革命两面政策的本质是向敌占区的进攻。把革命两面政策误解为退却方针，当然要发生错误。因此首先要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属于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范畴的政策，是一种进攻政策。
在敌我交锋的斗争中，经常要发生区域的变化，敌占区可能变为游击区乃至游击根据地，根据地也可能变为游击区乃至敌占区，所以我们在指导上，不仅要着眼于有利时的进攻，而且要着眼于不利时的退却，但是无论进攻或退却，都应该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这样才能巩固与坚持阵地，否则必然引起混乱。
其次，我们有不少地区、不少同志，对革命两面政策内容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以建立一些普通关系或者能从两面派手上得到一些情报为满足，甚至对敌人的汉奸两面政策丧失警觉，这也是不正确的。因此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着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主要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
第三，革命两面政策不仅有革命的抗日的这主要的一面，还必须有不得已而应付敌人的一面，而其应付敌人的一面，正是为了掩护其革命的抗日的一面。没有抗日革命的一面，就不能称为革命两面政策，同样，忽视了应付敌人的一面，也无法实现革命两面政策。这里区别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是很重要的。两面派的特点是应付敌人又应付我们，而革命两面派的特点则是一切努力为着积蓄力量，保护人民利益，准备反攻，即使不得已而应付敌人，也是为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应以这样的标准去判别谁是革命两面派，谁是两面派，以及如何去建立与发展革命两面派。我们许多同志不懂得这种区别，所以以利用两面派为满足，而忽视了革命两面派的建立。因此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以及革命两面派的两面性，与两面派的两面性有区别。革命两面政策是以非法的对敌斗争为主，但又必须善于充分地运用合法形式、合法地位来掩护配合非法斗争，善于利用公开工作来掩护秘密工作，否则，便谈不上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或者陷于盲动而遭失败。
以上三项是谈革命两面政策的性质问题，下面谈它的运用问题。在运用上又要分别两种不同的范围：一是在伪军或上层伪组织内的运用；一是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前者是带革命两面派活动的性质，后者是带群众活动的性质。
先说革命两面政策在伪军、上层伪政权中及半伪化的封建组织封建武装中的运用:
第一，充分利用与掌握日伪矛盾及伪军伪组织内部的矛盾，是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应主动地扩大日伪矛盾，抓住每一个矛盾的缝隙，乘机发展自己的工作。
第二，广泛开展交朋友工作，取得同事、下级特别是上级的信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活动条件。但在交朋友中要注意适合自己的身份，不可因此引起他人的嫉妒和猜疑。
第三，利用自己的地位，以非常隐蔽和巧妙的方法，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但不可操之过急。组织形式应是多种多样不拘名义的，最好是用灰色的或敌人不注意的名称，组织不宜大，以众多的独立的小组为适宜。
第四，采用各种方法，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同事、下级特别是上级成为两面派，乃至革命两面派。
第五，随时注意在隐蔽的方式下，照顾中国人特别是革命抗日分子的利益。
第六，对死心踏地的汉奸及借刀杀人分子，应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消灭。对特务分子，在其没有危害我们时，应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各地经验证明，我们对此问题处理不郑重是要吃亏的。
第七，只作紧急关头的或重要的情报供给。第八，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秘密工作，善于隐蔽自己的面目。在环境于己不利时，或能够增强自己地位时，甚至把革命的一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也是允许的。总之，一切要从长期隐蔽、以待时机的利益着想。
第九，活动的重点应该放在伪军方面。在其他方面的活动，也应力求逐渐发展到伪军方面。
第十，革命两面派的活动，是一个残酷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复杂的，既要防备敌特的耳目，又要防备国特的破坏，所以我们的活动应该是大胆的而又非常谨慎的。一切不夸张、不蛮干、不暴露，脚踏实地去做，就一定能够收到效果。
再说革命两面政策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这样的地区的乡村，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全乡全村一致对敌的。为此，必须有很好的统战工作以团结各阶层；尤其必须坚决肃清死心踏地的汉奸。团结全村一致对敌的工作，不能认为是简单的问题，而是要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的。这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它必须有武装斗争的配合。不仅应有外面的公开的武装的配合，而且还应有本村的小型的隐蔽的武装的配合。没有外面武装斗争的配合，就不容易欺骗敌人；没有本村的武装，常使配合不及时，而且这也正是发展广泛群众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各地经验证明，游击战争成了实行革命两面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武装的掌握是争取村中优势的重大问题，要力求掌握在我们和革命分子的手中。这种武装的组织必须是短小精悍的，绝对秘密的，其活动一般只应限于夜间，使敌人认为这是八路军游击队干的。
第三，它的各种组织形式，表面上不能不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其实质则必须是抗日的。在政权方面，应建立统一战线的类似民主政权的村民代表会，一切实权不操于村长而操于代表会。必须认识，惟有这样的政权，才能保证村民一致对敌，才不致为敌利用，才能照顾与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能设想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能够实行革命两面政策，最多只能是应付敌人又应付我们的两面派（当然程度上各有不同），更说不上保护人民的利益。至于群众团体，除了原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还可保持其原有组织形式外，一般应力求单纯，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会。
第四，它必须由一村的一致发展到几村乃至一个区域的一致，才更便利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否则，少数村庄过于突出，易遭破坏。
具备了这些条件，才配称为实行革命两面政策的村庄，它不仅可以顺利地进行对敌斗争，而且可以真正地保持我们的优势。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的范围，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对两面派的争取，乃至对一切可能用的人的利用，但必须以发展革命两面派为目标。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放松对两面派的工作，过去许多两面派对抗日作了不少的帮助，而且两面派是最广泛的，也是争取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基础。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它主要是发展非法的秘密的一面，但必须有合法公开一面的掩护。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必须依靠精细的组织工作，耐烦地脚踏实地地一点一滴地去做，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盲动、乱干、急躁或粗枝大叶，都必然招致失败。
三、发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与创造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
敌占区（当我武装能进入作经常活动时，则已变为游击区）应以非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是游击战争的开展。
敌占区中日矛盾的发展，有利于两面派的争取和革命两面派的建立，更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甚至隐蔽的小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造。今后我们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开辟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这不仅从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着眼，而且是坚持山地根据地和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熬时间争取胜利的重要手段。
尽管敌占区存在着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的条件，但在敌占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创造，如果以为随便可以干起来那只是一种幻想。有的地区的经验认为，要达到建立隐蔽根据地的目的，应该是稳扎稳打，应该经过政治攻势首先从政治上创造成熟的条件，是很有理由的。开始时，应切实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派遣小的游击部队伸入作跳跃式的进出游击，并物色与当地有联系的干部进入或随游击部队工作，进行群众的和社会的准备，以模范的纪律和明确的政策去扩大影响，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两面派和建立革命两面派，利用中日矛盾去提高各阶层对敌斗争的热情与勇气，利用一切可能建立本地的隐蔽武装。完成了这样的准备工作，我们便有可能派出或由本地生长出小型游击队，坚持当地的经常的游击战争。
敌占区游击战争的坚持，必须由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队（不管是派出的或是由本身生长的）与当地群众小型武装相结合，缺乏哪一方面都会显得没有力量。没有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武装，就不能起欺骗敌人、迷惑敌人的作用，没有本地的群众武装，也会使基干游击队“裸体跳舞”而终于不能存在。
在敌占区坚持活动的武装，不管是基干的或群众的，它的活动都必须采取隐蔽的方式。基干部分采取时隐时现的方式最为有利，而群众部分则应完全是夜间活动，且须假借八路军的名义出现。
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利益，减轻人民（特别是本区本村人民）对敌的经济和劳役负担，特别是保护壮丁粮食不被敌人捉去抢去，打乱敌人的统治秩序，阻止敌伪对人民的摧残，维系人心，打击敌伪的特务奸细活动，并在十分有把握不暴露自己的条件下，打击小股敌伪，以达成在敌占区坚持斗争和积蓄力量的目的。敌占区游击战争必须与革命两面政策相结合，而成为执行革命两面政策的主要依靠。游击武装在活动中要考虑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照顾人民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可以招致敌人摧残人民的事，都应谨慎从事。第二是处处力求隐蔽，不夸张、不暴露、不大吹大擂，使敌人捉摸不住而麻痹起来。
敌占区隐蔽游击根据地的存在与坚持，不只是发动群众与坚持游击战争，而且必须与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争取封建武装（自卫团、会门，土匪等）的工作相配合在中国人一致团结对敌的方针下去进行这些工作。对于敌人不可过于刺激，一切从长期坚持着眼，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是非常不利的。总之，那里必须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切不可忽视合法的一面而走入盲动，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的蛮干行为。
此外，不仅在我们的周围，而且要在附近的敌占区灾荒区域，开始组织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这是从战略着眼的重要步骤。
四、尽一切努力保护中国人的利益。我们的游击队武工队工作人员在敌占区的活动，必须以保护中国人利益为前提，这是保存国力与积蓄力量的问题，是在敌占区发展革命工作的起点。如果我们在敌占区的活动不能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那末我们不仅不能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和发展革命两面派，而且将没有我们立脚的余地。革命两面政策的实质，就是建筑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去发展革命抗日力量的。
在敌占区保护人民利益，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团结各阶层对敌，减轻人民对敌的负担；一是在对敌负担和日常生活中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后者应约束于共同对敌的范围之内。
在敌占区及敌占优势的游击区，不可能避免对敌负担，而只能是减少对敌负担。对敌负担是多方面的，如人力物力的被掠夺，敌伪人员的敲诈，村款的大量负担与严重的贪污浪费等等，所以要从各方面去减少人民的负担。
减少对敌负担是一个复杂的斗争，有非法斗争，也有合法斗争，这是革命两面政策的具体运用。采用武装斗争的配合，伪装八路军劫回民夫、壮丁和被敌伪掠夺的金钱资材等方法，过去收效很大。其最显著者为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粮食斗争，这次斗争完全粉碎了敌人的灌仓计划。我们的武装活动给了人民以很好的借口去欺骗敌人。
合法斗争方式也是必须采用的。虽然在敌人的统治下合法斗争的范围是很小的，但只要它能够多少于人民有利，也就必须充分利用。即使采用合法方式毫无结果，也可暴露敌人的凶恶面貌，给人民以政治经验，逐渐走入非法斗争乃至武装斗争的阶段。经验证明，合法斗争的巧妙运用，也可以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必须指出，过去在保护敌占区人民利益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还非常之少，甚至某些地方还存在着只要同时对我负担就以为满足的观点，这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保护壮丁的斗争，显得非常无力与办法很少，应引起今后的严重注意。
在对敌负担和日常生活中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除了敌人完全统治的我们毫无工作基础的地区（这样的区域正在缩小），凡是我们游击战争特别是政权力量能够经常达到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正在扩大），都应该提出与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基础的条件下，要有程度上的差别和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善于从当地群众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求机会解决问题。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方法很多，比如，在对敌负担中坚持合理负担原则；利用人民拥护抗日政府的热情，宣传政府法令，鼓励实行法令；村游击小组保护全村的利益，提出减租减息；不放松对每一个租佃关系、债务关系和主雇关系乃至一般的民事案件加以调解等等。又比如，当敌占区人民向抗日政府提起民事诉讼时，应乐于接受，秉公办理，以调解方式为主，而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秉公办理的实质，就于基本群众有利。农村中这类问题是很多的，我们很可以按照实际情形，帮助基本群众解除很多痛苦。当然，在要求上不宜太高。不能一区一村地去做，可以一家一家地去做。减租减息，不能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可以少减一些。只要于基本群众有一点利益，都要积极地去做。同时，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必须与团结对敌的利益求得一致。
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无论对敌斗争或解决阶级关系问题，都必须着眼于当地群众的发动，使每一个要求都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而给以应有的配合和援助，并且要随时注意组织群众、建立秘密党的工作。惟有这样，才能锻炼群众，发挥伟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注意群众的教育，特别是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我们主张的正确。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的。
五、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应求恰当。我们不仅要防止乱干的复活，始终反对乱杀暗杀造成社会混乱的行为，而且应防止另一偏向，即放纵与听任汉奸破坏分子的活跃。
我们镇压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和对抗战危害很大而为群众最痛恨的破坏分子、借刀杀人分子和坚决反动的叛徒。对于那些胁从分子、次要分子，应采取争取的方针，给以回头的机会。经验都证明，只有真正痛击那些坚决反动的敌人的爪牙，才能争取那些动摇的分子。有些地方对于应该杀的汉奸破坏分子不敢杀，是不正确的。我们只是反对乱杀暗杀，而不是应该杀的也不杀，这是要弄清楚的。
对于伪军伪组织，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反对的立场，至于对具体的对象，要分别情况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而以瓦解其组织，减弱其反动性，以孤立日寇，利于革命抗日工作为目的。
六、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与联系。这也是一个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与联系问题，是在敌占区、游击区和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什么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什么是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所谓合法与非法，都是对敌人来讲的。合法斗争就是敌人允许的斗争，非法斗争就是敌人不允许的斗争；合法形式就是敌人允许的形式，非法形式就是敌人不允许的形式。合法斗争与合法形式是相关联的，没有合法的形式就没有合法的斗争。敌人并不允许我们有什么斗争，只是这种斗争是用合法形式表现，而为合法形式所隐蔽，才得到了敌人一定程度的许可。非法斗争则是用非法形式出现的，是敌人不许可的。合法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如请愿、告状、利用伪组织活动等等，都是敌人今天一般还许可的。非法斗争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如示威游行、抗缴粮款、拒绝维持、组织革命团体，乃至暴动、反正、武装斗争等等，而以武装斗争为非法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些都是敌人不许可的。
在敌人统治下，有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呢？事实回答是有一定限度的可能的，各地群众曾进行了不少这样的斗争。群众有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勇气呢？事实回答是有的。在新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由于敌人为使人民就范开始采取高压政策，而人民又没有在敌人统治条件下对付敌人的经验，所以一般表现不出什么合法斗争*但是经过了一些时间，群众往往摸索出一些对付敌人的办法，因此便产生了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和敌伪斗争的经验和心理。
既然在敌人统治下合法斗争的可能是很小的，而且效果不会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必须以非法斗争为主。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抛弃任何一点合法斗争的可能，因为它不仅多少可以使人民少受一些损失，而且可以帮助非法斗争的发展。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应该是密切配合的，合法斗争可以掩护非法斗争，非法斗争也可以帮助合法斗争，而且必须注意以非法斗争去掩护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不能暴露合法斗争。所以我们不是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问题，而是讲求两者如何配合与联系的问题。
如何配合与联系呢？首先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这两者都是可以独立进行的，如过去敌占区往往没有任何非法形式的斗争，也可以独立地进行一些合法的斗争，但是惟有互相配合，才能收到大的效果。
其次谈合法组织与非法组织。这是组织形式问题，是充分利用合法形式来掩护非法组织的建立、存在与发展的问题。我们的革命两面政策，就是利用合法形式来达到建立、发展非法的抗日革命组织与进行非法斗争的目的。我们打入到伪军上层伪组织中，就是要利用敌人的组织形式和敌人给予的地位来发展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并且还可以从了解敌人中，来保护革命组织。所以用各种方法钻进敌人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打入的革命分子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我党、我军和抗日政府的行动和主张，抓住机会进行革命工作。如我们发布了对敌军的主张，就应该运用巧妙的和不暴露的方式透露给工作的对象；如我们打了胜仗，就可以乘机散布失败情绪，甚至为对方着想，提出“还是要与人家勾搭一下才行”，以达到建立两面派和发展革命两面派的目的。
再次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工作的目的，是为着建立秘密工作。没有公开工作的掩护，秘密工作是很难建立的，有了公开工作的掩护，才更保护了我们工作的秘密性。
再次谈公开武装与隐蔽武装。它们也是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的，有了公开武装才能掩护隐蔽武装的存在，有了隐蔽武装才能掩护公开武装的活动与坚持。
以上这些，都说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密切联系着、配合着、互相帮助着的。因此，当我们布置合法斗争时，一定要想到非法斗争的配合，布置非法斗争时，也要想到合法斗争的配合。所谓联系与配合，不是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混淆起来，或由一个人去兼任两种工作，这样的结果没有不暴露而遭失败的。必须着重指出，我们虽然不允许抛弃合法与公开的一面，甚至有一点公开合法的可能都要尽量利用，但是我们的目的，却是发展非法与秘密的一面，这才合乎我们积蓄革命力量、削弱敌人力量的要求，忽视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合法主义的错误。同时，在进行合法斗争时，我们一方面要领导群众争取斗争的胜利，一方面必须充分暴露敌人的狰狞面貌。在斗争胜利后要指出这种胜利是有限度的，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斗争的结果，是抗日军队政权帮助的结果，以免在群众中增加对敌的幻想。如果合法斗争失败了，更应抓紧机会鼓励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在合法斗争中，我们还应充分了解敌人，掌握敌人内部的矛盾。过去有些同志把敌人看成非常一致的整体，完全是主观的错误的想法。
估计到敌后斗争的犬牙交错此起彼落的特点，决定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尽管我们主观上要扩大非法的一面，但客观条件常常与我们的愿望相反。有时某些地区变成了我们的隐蔽根据地，于是扩大了非法斗争的一面；有时则因为敌人的摧残，又大大缩小了非法斗争的可能。这样的变动性，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采取稳重的方针，不暴露自己，不过于刺激敌人，随时都有坚强的秘密工作的准备。这样，即使环境恶劣，我们也能作有秩序的退却，而不致吃大亏。
七、把政治攻势经常化。所谓政治攻势经常化，就是除了大的重要事件和带全局性的问题之外，一般不进行带全区性的政治攻势，而是根据各分区特别是各县的具体要求，去经常地布置一个分区、一个县乃至一个小的区域的政治攻势。惟有这样的政治攻势，才更能抓住中心，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斗争要求相结合，也才能真正地打到敌人的痛处，并与人民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一致。
过去政治攻势积累了许多经验，都应很好采用。同时应指出，过去政治攻势更多的是作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对于敌占区的组织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过去在敌占区宣传鼓动，给今后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是重大成绩，今后的政治攻势，不仅仍应强化宣传鼓动，而且必须提高到组织阶段，成为敌占区组织工作的重要武器。
为此，我们在政治攻势中，必须有计划地去团结敌占区开明进步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形成抗日组织，或动员他们秘密地到根据地参观；必须注意秘密党的建立，谨慎地发展党员；必须加强争取两面派及帮助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必须注意帮助当地人民对敌进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从斗争中锻炼群众的抗日勇气；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必须建立群众的隐蔽的游击小组或其他形式的抗日武装，建立隐蔽的小型的游击根据地，这正是我们今后政治攻势的重要目标。
武工队仍然是今后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骨干，必须加强其力量，在组成中应有与当地人民息息相关的队员，这样才能使政治攻势经常化。因此必须提高边地游击队（县区基干队）的军事政治质量，使之成为能够担负进行政治攻势的力量。同时为了加强组织工作，必须在政治攻势一元化的斗争中，加强党特别是抗日民主政府在敌占区活动的比重。
八、在敌占区建立党。
这里只提出这个任务，而不谈如何建立的方法，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许多同志是很丰富的。几年来我们完全忽视了这个基本的工作，现在不能再马虎下去了。
敌占区秘密党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去隐蔽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组织上要力求隐蔽精干，在活动范围上要力求广泛。我们的党员要钻进一切敌伪组织和地方封建团体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纠正过去闭门训练、自视清高等关门主义（实际是一种等待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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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一、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在讨论中有同志提到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已经回答了。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彭德怀同志说：“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又是互相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
有人会问：根据地的创立是先有武装还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呢？这是一种机械的提法。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实行农民暴动，自己创造武装和政权，形成根据地，然后又用这个武装和政权的力量去扩大根据地，创造新的根据地。有的地方则是先有了革命武装，以武装力量打开局面，建立党、政权和群众组织，形成根据地。但是，不管哪个在先，只有在上述四种革命力量形成起来的时候，才有革命根据地。
有人会问：这四种革命力量哪种更重要，哪种是中心环节呢？我以为这同样是机械的提法。实际上，这四种力量既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是同等重要的。假设一定要定个先后的话，则应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战争的特点，将武装放在第一位。但必须懂得，只有武装，没有党、政权和群众力量，武装斗争便不能支持而会走向失败，历史上有些区域由于单纯军事观点而失败的例子，证明了这点。只有群众运动或坚强的政权工作，而没有坚强的足够的武装，或军事路线发生错误，也会使根据地失败，党政工作群众工作垮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的例子，证明了这点。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除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太行区一九三九年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最后，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所以说，哪种力量最重要最中心的提法是不对的。但是，是否我们应该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同等地去注意这些工作呢？不是的。党的指导要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情形，提出当时注意的中心。如政权工作薄弱就加强政权工作，群众工作薄弱就加强群众工作。当然，在加强这一工作时，要有其他几种力量的配合。例如，在华北的开辟阶段，与历史上的前例又有其不同特点，首先抓住以强大的八路军的力量打开局面为中心，接着把中心放在建立政权，自上而下地建立、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建设财政经济，建立社会秩序。这样就抓住了规律性，因而获得了伟大成绩。又如在巩固阶段，我们应以执行土地政策、发动群众为中心，并建设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执行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不够，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注意群众工作不够。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有人会问：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呢？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得其他工作的配合。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这几种力量的配合与联系。有了武装就有了一切，或有了群众就有了一切的说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否则是有毛病的。
还要着重说到的是，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还要看统一战线巩固的程度，这也是一个决定条件，也应引起我们注意。
以上就是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有人还会问：我们过去是否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呢？肯定地回答，一般是掌握住的，所以才有这几年坚持与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成绩。否认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坚持，根据地能日趋巩固。但是，我们有无缺点和错误呢？我们的回答是，有的，如一个时间内武装政策中的偏向，相当一个时期内对群众工作的忽视，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还很不够。假如没有这些偏向，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根据地会更巩固些。有人说我们根据地还不巩固，当然是不正确的。
中央、北方局历来就有建设根据地的明确方针，我们的偏向或错误，就是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研究不够、执行不够的结果，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今后在残酷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掌握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提高根据地的巩固程度，并以最大努力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地，则抗日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乃至反攻将无所依托，切不要忘记历史上没有根据地时候的痛苦。
二、群众运动的规律。
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过去由于我们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执行不够，所以今天的群众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
什么是我们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应掌握的规律呢？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地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也就不能保卫其既得的利益。
有人说，过去我们应该划定一个阶段来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没有这样做是个损失，是个缺点。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但是也有人说，过去没有划定一个阶段来发动群众，就是没有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和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应否划定一个阶段，是发动群众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规律性问题，不能设想任何地区任何时间都能划定一个阶段来做群众工作。例如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以进一步深入群众工作为中心，但并未指出要划出一个阶段来做；又如华中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但一九四一年还未提出划出一个阶段问题，这不等于中央或华中局没有掌握住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而且认识是个发展的过程，只有在今天来看过去，才知道我们如果在一九四○、一九四一两年划出一个阶段来做，是最好的办法，没有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特别要指出，过去我们对群众运动指导的主要错误，不是没有划出阶段的问题，而是没有在巩固阶段以执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土地政策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有人说，过去我们放过了相当的时机，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我们不仅有抗战初期广大而深入的抗日发动，反磨擦斗争中热烈的群众运动，而且有今天冀南的中国人大团结的群众运动，这些发展的政治意义是丝毫不可轻视的。就是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特别对去年下半年的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只是各地成绩大小不同，如太行比太岳、冀南要略好些。
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今天太行、太岳还可以划定一个时间来发动群众，但在冀南根据地变质后的广大游击根据地（除少数基本根据地），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冀南今天是密切结合对敌斗争去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问题，是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而不是以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了。就是在太行、太岳区也要注意到今天敌后残酷复杂的斗争的特点，对封建地主不能机械地去划分打的阶段和拉的阶段，而应是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正确运用，打的时间要求缩短，不宜过长。这是新条件对我们的要求。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是困难的，是需要时间的，不能要求过急。但认为“一年做不好有二年，二年做不好有三年”，也是不好的。太岳、太行区一般应在今年内克服不平衡，完成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冀南应大胆地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但主要是在对敌斗争中，而不是在执行土地政策中去发动组织群众。土地问题在冀南无疑是应居于次要地位的，就是在太行、太岳，也要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所以在冀南单独提出削弱封建的口号，是值得考虑的。
冀南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以为：第一，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对敌斗争，不仅先进部分，而且落后部分都参加了斗争；第二，在对敌斗争中，基本群众参加了人民武装（公开或隐蔽的），并掌握了这些武装；第三，在村政权中，基本群众自觉地参加，真正实现了“三三制。第四，在对敌斗争中适当争得基本群众自身的利益，并巩固了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五，有了群众自己的组织，或在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取得了基本群众的优势；第六，群众相信党和八路军，懂得只有跟着我党我军走，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有人说，似乎这样的标准要求在冀南不成问题了。这是空洞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没有艰苦严密而有贯彻力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这样的要求是不能完全达到的。
三、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如何把群众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的问题，是照顾到既能发动群众又能巩固各阶层团结的问题。这里只说几点认识上的问题。
（一）把打的阶段与拉的阶段结合起来，实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当然在各个县、区还有划分打与拉的阶段的必要，但打的阶段不宜过于拖长。在打的时候，应更多采取说理方式，争取开明分子来影响其他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即使他们假开明，也有好处，也应鼓励；只有对个别顽固分子，才经过一番孤立工作之后，实行斗争的方式。在拉的时候，要防止地主的反攻，特别要教育群众自动地去团结地主。
（二）是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过去有个别地方执行减租清债等法令时，有些过分的地方，应该纠正。政府的法令是一般的原则，在执行中必须依据上述方针，加以恰当的执行，尤应纠正算很久以前的老帐的办法。
（三）削弱封建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政治上打坍地主阶级的统治，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其本身就是削弱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但绝不能解释为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地主阶级只要它是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它就有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尤其在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做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减租减息他们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四）团结地主抗日，只靠方式上的讲究是非常不够的，主要应使之能够生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否则即使我们态度很好，即使选他当了代表和参议员，都会无济于事。这点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应加以注意。
（五）群众“左”可怕不可怕的问题。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时，“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让“左”的东西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这就说明了党的指导的作用。
（六）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在政策法令上要照顾这两个方面。同时在斗争中，不能把富农与地主一样看待。过去斗争的对象，富农占的比例不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今天各地已经发生了某些过分的现象，应注意作适当的纠正。
（七）群众运动要求深入，但亦应注意其规模。例如，应该讲究这一区域对另一区域斗争的声援，这一群众团体对另一群众团体斗争的声援，召开必需的一定范围的群众会、群众干部会、代表大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样，既可以使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普及，可以影响落后区，争取运动的平衡，又可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自信心，还可以培养群众的领袖。
四、党与群众团体。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其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去实现。过去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的，今后应加纠正。同时，在提出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的闹独立性的倾向。
今后的群众运动，应做到由群众团体特别是农会去出面领导，党务工作干部、军事工作干部去从事群众运动时，可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身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同时，党对群众运动的指导必须加强，要派遣很好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到群众团体去作负责工作，特别要注意提高下层群众团体的工作能力。对于各种群众团体，不可能加以平均的注意，今天应特别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农会的组织和生活。
各救国会组织在区以上仍采取救国联合会的形式，不必变动，但在村一般应分开组织。上级救联人数尽量减少，把干部充实到下层去。
群众团体的经费，应逐渐做到自给，政府给以足够的津贴。今后群众团体的经济开支，可以自己负责，不必由政府审核。
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要知道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
五、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
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但是群众运动应该是群众自觉自动的运动，所以政府也不要采取干涉或代替包办的态度。
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之下的政权，它的施政纲领和法令，是符合于党的政策的，是既照顾了工人、农民又照顾了地主、资本家的，所以是有利于基本群众的。我们在群众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有利于基本群众的事情，就是在执行政府的法令；而政府在公布了这些法令之后，还必须保障其实现，所以把群众运动和政府态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党和群众团体在指导群众运动中，政府在扶植群众运动中，都是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都是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所以群众团体和政府对群众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其不同的态度和作法。
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
（一）当某一地区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时，应派人下乡解释政府法令，督促实行，并坚决表示不准不实行的态度。
（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时，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这种干预、包办的方法在表面上可以使群众容易得到利益，但是妨害了群众的自觉性，使群众不会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更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达到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是有害的方式。
（三）在群众斗争中，政府人员的工作是加强政府法令的解释工作，这实际上就帮助了群众运动。
（四）当群众与地主发生争执时，政府采取坚持法令秉公办理的态度，这也实际上帮助了基本群众。
（五）当群众运动中发生过左行动时，政府人员首先应通知党或群众团体加以说服纠正，或商定互相配合加以纠正，切忌简单地采取行政方式处理。但当这种“左”的行动影响太大，特别是为反动派利用，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时，政府就应出面干涉制止，制止后仍须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说工作。
（六）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人员应对地主士绅进行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法令，劝说他们遵行。不能在地主面前去打击或批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以致增高地主气焰。如群众团体或干部有失理处，可以加以解释，同时指出地主的不合理。
（七）政府人员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同时，党及群众团体在群众运动中，亦应提高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如在群众中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是非常有害的。
军队参加群众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过去取消民运部门，是因为当时对地方工作成绩估计过高，加上军队干部有些工作方式生硬，影响到有些地区要求军队不要打乱了地方工作的步调，今天看来这是不妥当的。今后军队不仅要派干部以群众团体（主要是农会）的面目，或由群众团体介绍，去参加地方工作，而且军队还应参加群众斗争。这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运动，
更主要的对军队本身是很好的活的教育。当然在参加时，不一定要抬着机关枪和大炮。军队派到乡村工作的干部，必须统一于当地党的领导之下，在当地群众团体的工作计划之下步调一致地工作。
六、村级工作。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关于村级工作的一般原则，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都提出了。村级工作是很复杂的，各级党必须继续研究与解决村的工作问题。
我们在简政中，把行政村扩大，固然增加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但不如此会增加人民很多负担，所以不必改变，而要注意于讲究在大村条件下，如何进行领导工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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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发扬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在敌占区，敌人实行了无穷尽的人力、物力的掠夺。人民的负担超过了全部收入的二倍到三倍，粮食、金钱没有了，还不得不以家具折价缴纳负担。而人力的掠夺尤足惊人，大批壮丁被捉走服役，支差难以数计。据敌酋宣布：“华北封锁沟的长径等于长城的六倍，环绕地球一周的四分之一”。这都是敌占区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因此，形成了敌占区连年的歉收和今年严重的灾荒。而敌人又利用这个灾荒挑拨人民到根据地抢粮，企图形成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中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对抗日根据地，敌人实行了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封锁我们的必需物资，吸收我们的有用物资（如粮食），不断地对边地蚕食和在每次“扫荡”时大肆抢掠摧毁——杀人、捉壮丁、烧房子、毁农具、抢耕畜、烧粮食、损毁青苗。敌人极尽残暴之能事，其目的则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的工作。经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
那末究竟我们做了些什么，并且获得了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
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而在减租减息之外，政府还规定必须交租交息。以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稳定各阶层的关系，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号召各阶层人民努力生产积蓄，由自给自足向着丰衣足食的道路前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还颁布了重要法令，规定“存粮存款不负担”，“雇工工资一半不负担”，“羊群不负担”，“负担照抗战后平年应产粮计算，多收产粮归人民自己”等，并奖励劳动英雄和“吴满有运动”的参加者，这就是在限制封建剥削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给我们指示出的道路。我们的工商业政策，给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很大的便利，政府规定的工业负担是最轻的，因而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较大工业的建设，则因为游击战争的环境的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生产的组织与领导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与群众团体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的军队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战线，给人民以不少的鼓舞和帮助。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同时政府每年还举办了数百万元到千万元的低利和无利的贷款。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我们的军队，除了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而且恰恰在这样的季节，正是敌人向根据地进行带摧毁性的蚕食和“扫荡”的时候。所以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同民兵一块保护人民的耕种收割，这正是军民能够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理由。
手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但就现有的成绩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敌占区货物的输入。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我们所缺少的是食盐和火柴，来源虽并不困难，但现在也正逐渐制造火镰作为火柴的代用品。
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组织了巨大的救灾工作和春耕运动，现在大致已经渡过了难关。只要雨水不缺，人民很快就可缓过气来。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政府拿出了大批款子，贷给灾民。有的是纺织贷款，如武安一县就贷款组织了两万多妇女参加纺织生产。她们每天劳动所得，可以维持一个半到两个人的生活，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了。有的是水利贷款，今年修渠贷款即达四五万元，工人全系灾民，每人每天三斤小米的工资，可以节余一部分养家。我们曾从产粮的敌占区获得粮食来低价（相当市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卖给灾民，而运输这些粮食的都是灾民，可以得到运输工资养家。合作社也到处发展起来了。在敌占区的灾民，是流离失所与大批的死亡；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灾民比往年要苦一些，但在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之下，仍然充满了对敌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活力。我们的军队和政民干部，在灾荒严重的区域，成了生产的主力军，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灾民种地，更给了灾民以很大鼓舞。现在下种间苗已经完毕，只要雨水及时，不致形成连续性的灾荒。大批来自敌占区的灾民，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解决了他们居住、粮食、农具、种子等困难，开出来的荒地，青苗已经长成了。
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上，我们也并非万事如意的。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的毛病，妨碍了不少工作的进步。在抗战初期，曾有支差过多、浪费民力的现象，这个毛病很快就得到了克服。政府规定只有专员公署和军分区以上的机关才有支差的权力，在农忙时禁止支差，军队应自己背粮驮炭。这是一个很大的善政。以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乃至人民武装过多的放哨和操练，都妨碍了农民的耕作。因此，曾具体规定了会议、下操的时间，取消平时的岗哨。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比如在春耕时，才提出儿童拾粪的口号，才注意到选种等工作，这是何等的荒谬！又如对发展手工业的领导，很多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解决。合作运动也还不能令人满意。这些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纠正。
其次，说到我们的负担政策。我们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上面所说的“存粮存款不负担”等法令，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除了一贯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和严惩贪污（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处死刑）之外，还实行了连续两次的精兵简政，一九四三年度公粮比一九四二年度减少了百分之十六到十七，这是实际的效果。历史上最大的病政之一，是村款的浩大。我们很早就实行了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规定村无派款权，改革了这个病政。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的统一累进税办法，将于今年在太行区实行，这更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负担面有了扩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规定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政策。统一累进税实行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热忱。
再次，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为了便利对敌斗争，我们把税收和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对敌斗争容易得到胜利。我们禁绝了一切奢侈品，限制了非必需品的输入，同时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如药材、草帽等等的输出，以换取外来的物资。为此，我们组织了带群众性的缉私工作，给缉私者以较高的奖励，严惩舞弊营私。组织商人参加对敌经济斗争，甚为重要。所以，对敌占区贸易不能采取政府统制一切的办法，而是管理的办法。对内尤不能垄断，而应采取贸易自由的办法。对于商人的投机行为，则利用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压抑。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太行、太岳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今年灾荒的克服，我们实行的粮食调剂和棉布交易起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同志也曾发生过错误，比如一个时期曾打断对外的交易，开始时对商人作用的认识不够，以及对内的合作社统制思想，都停滞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有，在对外贸易中，组织了过多物资的输出，忽视了掌握物资以与敌人斗争的重要，也一度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而工商管理部门，热心于贸易投机，忽视了生产合作事业的发展，忽视了一点一滴地去开发输出的物资（如发动人民挖药材，收买猪鬃等），都是很大的毛病。这些，是我们纠正过了或正在纠正的错误。
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我们不断地对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以及适时地利用物资，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不能因此对伪钞作出过低的估计，过分地估计了它的动摇程度，而作出冒险的或失当的处置。
最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我们采取了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敌人掠夺粮食，我们就帮助人民采取武装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击敌人的抢粮计划；敌人要抓丁，我们就组织壮丁逃跑，并与人民共同打散集合的壮丁。诸如此类的斗争，几年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没有这样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敌占区同胞的惨状不知变成如何的程度了。
这些就是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简略介绍。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些什么经验呢？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今后斗争更加残酷，抗战胜利还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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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日）
同志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去年提出的整风号召，在全国，尤其在陕甘宁边区，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大家知道，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自然，我们的整风运动要从每个同志自己着手。党是由许多个人集合组织起来的，个人把思想作风整好了，就可以使他担负的工作得到改进，因而党的力量也就增强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把歪风去掉，那我们党不知要增加多大的力量！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参加。
但是，整风的意义是否真为所有同志所了解呢？我以为直到现在，大家的了解还是非常不深刻的，不但一般同志，就是领导同志了解也很不够。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整风还没有整起来。因此，当着本期党校开学和太行区全体机关部队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再来说一说整风的重要性，不是没有意义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
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但这是不是说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没有的。有了中央正确的领导，还必须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而这些歪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恰恰在我们干部中和各级党的组织中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曾给了我们工作以不小的损害。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风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弱点提出来的，是一针见血的指示。我们大家可以好好回忆一下几年来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自己的思想意识，就会懂得这一点。拿太行、太岳、冀南这几个区域来说吧，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我们同志，特别是我们这些负责的同志还有不少的歪风，给予工作的损害也是令人痛心的。比如我们在大发展时期，拉夫式地发展党的组织，直到现在还损害着党的巩固和战斗力的增强；我们同志中的宗派主义，把大批的乡村知识分子排斥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在“三三制”政权中始终不善于团结非党人士，不善于扩大巩固统一战线；长期的“左”的财经政策，“左”右摇摆（基本是“左”的锄奸政策，形式主义的生产领导，简单生硬的工作方式等等，无时无地不发现许多的歪风。这些歪风给了我们很多损害，有些坏影响现在还未肃清，有的将来还要自食其恶果。凡是反省了一下自己工作的人，一定会懂得我们不整风是不行的。
至于说到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过去我们同志对自己往往是估计过高的，党的组织对干部的了解也是不深刻的。整风经验证明：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常常是夸大自己好的一面，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所以必须在集体的整风中，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各地整风的材料证明：有些同志虽然为革命奋斗了多少年，最近经过了深刻的反省和别人帮助之后，才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没有最后地确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或者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一只脚跨进了党门，还有一只脚是站在门外的。这样的同志，经不经得起大风浪呢？假如不改造，当然是很困难的。可惜这样的同志是很不少的，甚至有不少作了地委委员的干部，思想上的毛病还是很大的。老实说，现在不是自己有无毛病的问题，而是毛病多少、严重程度如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主观主义等歪风在今天不占统治地位，这是对全党来说的，我们自己就不应原谅自己，以为自己只有残余的歪风，值不得那样严重地重视与警惕，事实上对许多同志说来，就不只是残余，有的还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占了自己思想的统治地位。这些歪风在各个区域的表现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区域少一点，有的多一些，有的还是歪风占了统治地位，致使那个区域遭到失败（如山东的湖西地区）。总之，不管哪个区域，哪个同志，毛病都是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我们应细心来考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改造自己、健全自己的基础。
彭德怀同志说：没有自身参加整风的人，是不会认识整风的重要的。的确，上期党校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许多同志对于整风的认识，都是随着整风的逐步深入而逐步深刻起来的，直到他获得了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效果时，才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整风力量的伟大。
以上是说的整风的重要性。整风既然这样重要，为什么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还没有整起来呢？我以为主要的是在领导上对整风的认识还很不够，所以抓得不紧，办法想得不多。客观上有无困难呢？当然有的，如战争环境、工作繁忙等等，但绝不是主要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整风的重要，就会想一切办法去克服困难.
在这次党校开学的同时，全太行区开始整风运动。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毛病，认真地贯彻下去，完成整风运动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致像过去一样半途而废，首先是领导问题。领导上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同时，这次还采取了一些具体办法，如每个部门、每个机关，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大多数干部集中整风，这种办法比过去半日整风半日工作的办法要好，容易行得通，大家精神也能贯注些。照现状看来，只要不半途松弛，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领导上对整风是更注意了，但更重要的是每个同志要具有正确的整风态度。因此，根据上期党校的经验，向参加本期整风的同志提出下列几点意见：第一，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过去有些同志到党校，目的只是想听听报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整风主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胸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者只是企图“秘密”地改正错误，不肯露出“尾巴”的人，是绝对整不好的。上期党校有些同志就吃了这个亏，于党于个人都是无益有害的。
第二，每个同志还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这是我们对党、对同志应有的态度。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要反对那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上期党校的整风经验证明：冀南区有些同志毛病不少，但是由于他们有坦率的自我批评和批评的精神，所以收到很好的成绩；太行区有些同志就因为缺乏这种精神，收效不如冀南同志大。当然，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对于别人的批评尤应虚心采纳，作为自己反省的参考，即使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点感想，也是可贵的。
第三，整风要与检查工作联系，这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检查工作，不是专门的总结工作，那是要在整风完成之后才能做的。现在整风中联系检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容易打通自己的思想。上期有些同志在开始时，专力于泛泛地检查工作，结果变成了躲风的幌子，这种毛病也是要预防的。
第四，整风中思想上是会感到有压力的。当着一个同志把真理与个人利害对立起来的时候，没有胸怀坦白“脱裤子”精神的时候，特别在别人的帮助与批评之下，自己总是畏首畏尾的时候，一定会苦闷的。这时，我们就要好好地帮助他，使他认识整风不是对人而是对事，在真理面前屈服是可贵的精神，绝不是耻辱。要鼓励他把心中的一切讲出来，以便大家帮助。就是对于那种“两条心”的失足分子，也应好好地鼓励他向党坦白，使他懂得对党说了，党是一定对他宽大的。过去的整风经验证明：当着一个同志经过一番内心的斗争和别人帮助，最后讲出了一切之后，他的精神会马上愉快起来，自己整风更会积极，帮助别人也更会努力。对于这种同志，我们应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欢迎。
第五，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都应抱有这种态度。在整风期间，如果对北方局、对分局、对区党委有什么意见，都应该坦率提出。虽然在工作岗位上有上下级之分，但不应顾忌这种区别，无论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都要坦白直率，互相帮助。我们整风的小组长、学委负责人，都要从整风的积极分子中去选择，而不应拘泥于平时工作岗位的高低。
同志们！在党校本期开学的时候，我只提供这几点简单的意见作为大家的参考。同志们离开工作岗位，专门进行整风，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虽很紧，只要我们有改造自己、改造工作的决心，就一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几个月之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工作的态度，都会面目一新，党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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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是有陈谢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
（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
（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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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这次我到豫陕鄂区来，看到情况很好，这是这里的党政军各同志努力的结果，也是从去年七月起全国性反攻的结果。大家希望我谈一谈最近的形势，我想，就拿我们豫陕鄂区根据地的雏形已经具备这个事实，也大体上可以说明问题了。九个月来，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
我们几个野战军出来以后，是吃了苦头的，特别是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豫陕鄂的部队情况好一些，但总没有在太岳内线那样舒服。鉴于这种情况，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这样就可以击破蒋介石反革命的毒辣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全国各个战场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一百一十二万敌人。我们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时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
现在我们出来九个月了，收获是很大的。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拿我们那边几个纵队来说，在第一年打了很多胜仗，去年七月份二十三天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四个旅，因此就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好好地算算帐，就会懂得的。首先，从战略上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区域，经过奋斗已能控制的有二千万人口的地区，其他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散布着我们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搞不到粮食。这就是说，在敌人控制的三万万人口里面，去掉了将近六分之一。其次，看看消灭敌人的数目。据最近宣布的战果，全国战场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共歼敌将近二百一十万人，三月份至少歼敌十几万人。这就是说，反攻以后九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换得了更大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更沉重了。从中原三支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但江汉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陕鄂这边发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
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置，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敌人无论如何打不走我们了。事实说明，我们就是游击姿态，也站住了脚。于是，我们野战军才逐步抽出来作宽大机动作战。而前一个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大别山的斗争已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了。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革命就是不能那样舒服，往后还要更艰苦，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谁都希望革命快些胜利，可是，问你敢不敢胜利，问题就来了。不一定希望胜利的人就敢于胜利。要胜利就要吃苦。北方的很多部队不习惯南方生活，就怕过长江。但是，敢于胜利，就要过长江。敌人还统治着几万万人口的地区，只有打过长江去，打到敌人的心脏，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怕过江的人最懦弱，屈服于困难的人就是革命不坚决的人。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这是路线问题，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所有中原的同志，都负担着艰苦的任务，全国都在望着我们，我们应该更好地来努力。
同志们一定要问，多久才能胜利呢？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指出，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三五年一定胜利，大家听了又惊又喜。喜的是胜利确定了，惊的是还得三五年，实在挨不过。要晓得三五年并不算长，而且还要力争才能取得胜利。因为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全世界才二十万万人口，我们的胜利就是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二十几年，还不满三十岁，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能成功，真是很幸福很好的了。
说到三五年内就要胜利的条件是不犯错误，在哪些问题上不要犯错误呢？正如中央提出的，有五个问题，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犯了原则的错误就要失败。
一、战争问题。上面已经说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心领导下，二十一个月的自卫战争打得很好，我们的军事力量继续在发展，再过一段时间数量上就可以同国民党军队平衡，现在质量上已经高过他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骄傲，特别是打胜仗的部队，更要兢兢业业。敌人有了失败的经验，更狡猾了。我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战斗力。只要能够保持每月歼敌八个旅，十万人，一年总共达到第一年的标准即九十七个旅，一百一十二万人，敌人非失败不可。今后，我们要更加机动灵活，精细地寻求战机。我们的胜利决定在“脚”，发现战机，就要敢于奔袭敌人。要敢于走路，或者脱离敌人，或者远道去打击敌人。
二、土改问题。在全国土地会议以前，党内有些同志思想上忽视土改，有的甚至有很大抵触，这是非常危险的。什么叫做革命？革命就要反帝反封建，而帝国主义的支柱是封建主义。不反对封建主义，不进行土改，就不能支持长期战争，革命也不会成功。就是把南京占领，不进行土改，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还在，也是不行的。所以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土地会议以后，这种严重的倾向性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大体上克服了。土地改革不仅是喊几个拥护的口号，它牵涉很多政策问题，需要很好解决。拿新区来说，个别地区土改有成绩，但总的是做得不大好的。
三、整党问题。我们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情况是严重的，它会使党丧失战斗力，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因此，为着克服这些现象，非整党不可。如果不整，党确实要腐朽。凡是经过整党的，不论抵抗土改，贪污胜利果实，或背着山头包袱的人，绝大部分都能挽救过来。但整党要整得对，要教育同志、团结内部，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只要没有丧失起码的共产党员资格的人，都要挽救，都有办法挽救。像土改要有正确政策一样，整党也要有正确方法。全党同志都应该接受整党，谁也不能强调特殊。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只是轻重大小不同，因此，人人都要反省，来一个自觉运动。不能自觉的，别人来帮助。确实不能挽救的，要洗刷出去。这是整党的严肃性。中国革命的队伍大得很，任务又多，共产党员担负的责任很重。党领导得好不好，中央的路线政策执行得如何，要看共产党员合不合标准。毛主席指示正确，我们如果搞自由主义，处处违反，还是要失败的。经过整党，我们的意志统一了，中央的路线政策能够贯彻执行了，战斗力增强了，人民解放事业才能成功。
四、工商业政策问题。在苏维埃后期，敌人的封锁很严重，盐卖到一块钱一钱。但我们的政策也有错误，把工商业搞垮了，自己给自己筑一道长城。我们进到中原时，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违反政策，自食其果。很多同志把原因推到战争身上，说工商业者关门是被敌人抢劫了，很少有人觉得是自己搞糟了。真实的原因找不出来，错误就不能纠正，就会困难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如大别山的木头）出不了口。把油坊搞掉了就买不到油。大别山的锅厂，以及与锅厂有联系的煤窑、小摊贩等，能养活三万人，锅厂一停工，这三万人就立刻无法生活了。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官僚资本是指的四大家族那个集团，不是官僚加资本，不然县长开个店也得没收了。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五、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失悔。说明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总起来说，在土地会议以前，右的情况很严重。今天，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倾向，但不是主要的。右的倾向，表现在有的人搞土改不积极，一看见中央提出要讲政策策略，就以为有根据了，说慢慢来吧，我也讲些策略。有的人对整党熟视无睹，强调我这里特殊，我有我的山头，你就不能照顾一下？整党是严肃的事情，不能拿什么山头、过去的熟人或私人关系来原谅，搞那些封建的东西。争取教育是整党的方针，我们要严肃地对待任何犯错误的人，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今天的整党中，不论是思想、成份不纯，贪污腐化，作风不好，违反纪律，对战争厌倦，怕过长江吃苦头等等，都要从思想上好好整一整。最近，恐美病似乎有发展。有的人说，给蒋介石几万万美元和枪炮，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多大用处了，现在就是怕美国出兵，怕美国的原子弹。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以为美国出兵凶得很，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不得的。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不要说美国出兵不是那样容易，就是出兵，我要反问：你还革命不革命？还要不要反帝这个纲领？还够不够得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鲁迅先生常常骂的奴才相，共产党员是不能有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要发扬正气。美国出兵是世界问题，他叫喊出兵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明确的观念，他出兵也一样能被打败，我们一样能胜利。我们要敢于胜利，一切右的思想情绪都得加以克服。
“左”的倾向，表现在土改中划阶级“左”，把地主富农同样对待，侵犯中农，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新区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宽，工商业政策“左”。这个“左”由来已久，抗战八年，工商业政策就有“左”，对中央的有关指示、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未能认真研究执行，结果是打击了我们自己。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些问题，都涉及政策和策略。我们要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区土改要点》，任弼时同志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解决新区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十六个字，通俗易懂。什么叫多数？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这是基本力量，这才叫多数。我们要经常拿百分之九十来做标准，看看是否代表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他们的拥护。前一阶段土改中一般是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丢开了，而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里面实际上又只是贫农团专政。所谓贫雇农路线，是错误的。正确的路线应该是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什么叫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是在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里面运用的，就是在某一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一部分，中立一部分。《新区土改要点》指出，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总的打击面不得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这是为了扫除群众运动的障碍。如果大、中、小地主不分，甚至打到富农和中农头上，就像作战一样，是自己给自己筑起障碍。策略的意义，在于排除障碍，使得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这不是为地主打算，而是更容易团结和领导群众，把事情办好。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这种策略思想，甚至拒绝这种思想，打击面很大，弄得障碍重重。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别山的同志容易了解这种策略思想，因为他们受到的“报应”又猛又快。豫陕鄂这边会不会体会得那样深刻？没有吃亏的，也应该懂得。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如果说这是迁就地主，不搞土改，那就错了。我们是坚定不移地搞土改的，我们这样做只能使土改进行得更快，否则就叫欲速则不达。
再拿工商业来说，也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你以为是争取多数，实际上是脱离多数。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我们的原则是艰苦奋斗，供给标准如果和华北一样，是完全超过现实可能的，应该依据新区的条件，有个适当的限度。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再加上华北的帮助，问题就可以解决。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十年积蓄的力量，六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同时，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我们反对投机垄断，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
我们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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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一
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中原全区四千五百万人口，我们业已基本上控制的区域约二千万人口，游击区约一千万人口，还没有到过我们部队的崭新区约一千五百万人口。而在控制区和游击区的三千万人口中，实行了分田的不超过四百万人口，其余的地方大都只分了浮财。因此，在极大部分的区域，包括没有真正分配土地的控制区及一切游击区和崭新区，都应根据中央指示，“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就是在那些已经分了土地的地方，因为问题很多，也应根据这个方针，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研究，订出办法，分别地实行调整。
二
在执行中央这一方针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某些干部的抵触，因此必须使干部从过去所犯“左”倾急性病的严重教训中来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全部正确性。我们过去的重要教训是：
子、我们制订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大别山为例，有几十万人的地区分配了土地，国民党军结合地富势力很快组织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区域或其他工作较好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孤岛，也便利于敌人的打击，所以很快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领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到而又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秘密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这种情况各地区都差不多，大都是由于当地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真实要求，而由外来干部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方法实行分配的结果。经验证明，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丑、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历次指示之后，虽然比较好些，有些地区业已开始获得良好反映，但一般体会并不深刻，甚至还有抵触的。由于我们反攻后对中原战局过于乐观，对新区地富力量仍然强大认识不足，以为枪杆加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事实上，在新区存在着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地富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如安徽有反对国民党桂系的力量，河南有反对国民党汤恩伯的力量，我军刚到时，一般中小地主都没有跑等等。但是由于我们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幼稚病的思想，忘记了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指示，忘记了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或在过早实行土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即打土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器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
寅、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了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折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几月来，从分浮财和粮食折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
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这样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很大数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我们今后在补救上最感棘手的问题。
辰、经验证明，杀人过多不但不能镇压住反革命的活动，反而因此更加增强了敌人的团结和抵抗，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与群众的不安和不满，这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动。对土蒋只采取军事打击而忽视政治上的瓦解，一般都是失败的。经验证明，应以政治瓦解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在军事上，又应集中力量，首先打击最反动的部分，中立那些不积极反动的部分。凡是用这种策略的都获得成功。
巳、一般同志到新区后，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经验证明，在抗战初期我们实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地获得了巩固的后方，即在敌情最严重的区域，也能在大多数人民（包括地富的抗日分子）同情和拥护下安置伤员，建立兵工。而在南下后，因为实行了“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反使后方常常受到袭击。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
午、政权在新区人民中具有传统的威信，是一个极大的组织力量，而我们却忽略了政权的特殊作用，或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经验证明，人民要求秩序，惧怕混乱，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们则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筹粮、筹款、收税不用政府，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与恐惧。对旧政权的摧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于大多数人民要求的，但在新政权毫无准备的时候，我们也失之过于性急，不懂得暂时地有领导地利用旧政府来维持秩序，解决军需，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不成问题的，这些旧政府是不会真心为我们办事的，所以必须尽早地建立新政权去代替旧政权。但在新政权还未建立起来的过渡时期，只要旧政府能够起到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混乱，而又能解决一部分军需的作用，对我们对人民都有极大的好处。
未、历来的经验证明，展开充分的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宣传，揭露敌人的欺骗和罪恶，首先在群众中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这对新区战胜敌人与发动群众关系极为重大，而我们则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宣传工作。比如我们在大别山，不是加强宣传队、剧团、文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而是把这些机构的干部分散去进行土改工作，以致失去或减少了他们的作用。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
申、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树木等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且以军队最为严重，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群众说：“共产党军事好，政治不好！”我们许多领导同志，至今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政治影响都是难以估计的损失。
酉、他如我们许多外来干部作风很坏，对本地干部的作用认识不够，没有一心一意地去发现正派的积极分子，大量地培养他们成为区村干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坏人来当干部，也是我们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
戌、使我们犯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我们在进入新区之先，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我们一般地对于新区的复杂情况既不知道，进入之后又不研究，凭着老经验（而又忽视了最重要的抗日时期的经验）、老作风（而又抛弃了许多有用的好作风），盲目地乱干，这种恶劣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亥、由于无后方作战和在“左”的错误下自己所造成的困难，特别在斗争紧张的地区，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情绪也在滋长。有的人看不见反攻后的辉煌胜利，而迷失了方向；有的人缺乏坚定的战斗意志，而抱着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心理；有的人对政策对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消极应付态度；有的人甚至对我们向中原进军的绝对正确性表示怀疑，或者认为是过早的举动；有的人对敌人的所谓总体战和特务活动丧失警惕；有的部分对群众利益毫不关心，而尽情地耗费人力和物力；有的部分对新起的武装的许多严重现象，以及由于收编土蒋土匪而引起的群众不满，采取忽视优容的态度；有的领导机关对于党内严重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曾给了我们以不小的损害，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才能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完全一致，避免工作损失，更有效地获得胜利。
上述错误的检讨，目的在于清醒我们的头脑，使今后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对已经弄“左”了的地方，懂得教育干部，说服群众，研究妥善办法，迅速获得纠正和补救。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