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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胜

_2 金一南(当代)
2008年5月14日凌晨,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亚洲率300人到达汶川县城;
2008年5月14日11时47分,空降兵15名伞兵从4999米高度跳伞空降茂县;
??
2008年5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北川中学救援现场对救灾官兵说:“在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牢记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迅速赶赴灾区一线,奋不顾身地投入抗震救灾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以实际行动使灾区群众增强了信心,感受到希望,增添了力量。你们不愧为人民子弟兵,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全国人民一定会铭记你们的功绩!”
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我军获得的光辉与荣耀。
21 和平年代无英雄?(五)——寻找短板(…
毫无疑问,人民军队在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一流的反应能力。
同样毫无疑问,我军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强化的方面。
第一是空中机动,特别是通过直升机机动超越复杂地形障碍的能力。
当很多部队冒着山体滑坡危险、徒步强行军翻山越岭进入重灾区后,《解放军报》记者报道说:“我军‘铁脚板’的硬功夫,让一些老将军由衷感慨:成建制、远距离、负重、持续的强行军表明,我们战士的身体素质以及战术素质,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在信息化建设中,我军的传统优势并没有丧失。”
发扬了过去的光荣传统,这是做得非常好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在信息化建设中,在继承过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我军应该,也必须具备一些全新的能力。
汶川大地震造成公路、铁路阻断,地面交通网线严重受损,出现了直升机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但我军装备直升机数量少,地方单位拥有的直升机数量也不多,成为救灾突击力量中的明显短板。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陆军平均每万名官兵装备直升机在100架左右,全世界平均每万名陆军官兵装备直升机也达到14架,我军陆军每万名官兵平均装备的直升机数量甚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差距,在汶川大地震救援中被明显感觉出来了。
军队的一位兵器专家分析说,直升机“数量不足必然导致训练以及使用经验上的不足,配套设备不完善。尽管参与救灾的机务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合格的技术水平,但地理环境的限制、气象条件的限制、训练水平及专业配套设备的限制,制约了直升机使用的效率和效果”。这一评价中肯且透彻。
2005年,美国政府和武装力量针对“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救援行动虽然姗姗来迟,但因为拥有大量直升机,一旦到位,24小时内就进行了超过1000架次的直升机起降。这一方面说明其军方和民间拥有足够的直升飞机用于救援,另一方面可看出其航空管制能力很强,可以指挥如此大密度和高强度的空中行动。这同样是我军在今后救援行动中需要大力加强的领域和方面。
第二是远程投送能力。
远程投送能力是衡量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标准,是保持军事行动主动权的基础支撑。国内救灾的兵力调动,我们可以依托国内公路网、铁路网,还可以动用各大航空公司的空运力量,那么超出国境线的国际救援行动呢?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承担有大量国际义务,完成国际救援任务在所难免,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决不会仅限于国内区域。
以2005年印度洋海啸国际救援为例,当时各国出动的力量如下:
英国:3艘舰船、6架大型运输机、2架直升飞机,380人。
美国:2艘航空母舰,3支救援舰队、19艘各类型舰船,90架直升飞机,13 000多人,是越战结束后在亚洲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法国:1艘航空母舰、6架直升飞机,1000多名官兵。
德国:1艘供应舰,2架直升机,一所野战医院,36名专家和100名队员。
日本:3艘舰船,陆上自卫队100人,空中自卫队230人,海上自卫队640人,还有一支58人医疗队。
俄罗斯:2架IL-76运输机,1架直升飞机,若干救援队员。
新加坡:2艘舰艇,数架“大力神”军用运输飞机和直升机,军队医疗组,3000名士兵。
21 和平年代无英雄?(五)——寻找短板(…
中国:中国国际救援队(由国家地震局救援队、某集团军工程部队、武警总医院有关人员组成),共计230人。
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我们的差距。230人的中国国际救援队乘国际航班抵达印尼,最后是转乘新加坡提供的美制C-130“大力神”运输机,才抵达班达亚齐救灾第一线的。事后美国《纽约时报》评论道:中国提供的救援资金不如美国和日本多,后勤支援能力也不如美国,只能眼看美国军舰迅速驶向灾区,眼看美国军用直升机向灾民运送最急需的物资。
《纽约时报》说了一些实情,又瞒了一些实情。美军的航母编队开进、飞机起降、油料损耗、人员补助等费用,全部算入救灾款之中,其提供的那笔钱最后几乎被自己花完,所谓“救灾款”,实际上不过是一次练兵费用。中国的救灾款项却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衣服、被装、食品、药品等,但由于我们缺乏将这些物品送到灾民手中的投送工具,不得不依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军的运输和投送。于是一段时间内,印度洋海啸救援出现了“美国大兵分发中国物资”的奇景。参加救援行动的中国同志回国后万分感慨: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必须具有像样的远程投送能力,才能让其他人尤其是灾区难民知道,中国是真正负了责任的。
所以大飞机项目在中国终于上马。2007年底,温家宝总理说:“让大飞机飞上蓝天是国家意志,不仅必须做,而且一定要成功。我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多少代中国人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第三是复杂条件下的信息保障能力。
就覆盖范围来看,可分为“小”信息能力和“大”信息能力。
“小”信息能力即地区内的通信能力。汶川地震使该地区通信台、站、网受到毁灭性破坏,正常通信联络受到极大阻碍。人们看到我军首先进入灾区核心区域的指挥员,基本是用海事卫星电话与指挥部联系,其他通信工具基本无效,随后灾区内多军种、多部队之间的通信也不断产生问题,只要没有民用手机信号,通信联络就出现障碍。可见就“小”信息能力而言,我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也为数不少。
“大”信息能力指从更大范围把握特定区域宏观情况的能力。
英国路透社报道,汶川地震第二天,即5月13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的情报分析人员,已经在分析由间谍卫星获取的四川大地震图像。5月15日,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在网站上刊登了利用陆地观测卫星(ALOS)观测的四川地震地区资料图。同一天,台湾“福卫2号”卫星拍的震区图片也在网上公布。
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国家共有9种型号的15颗卫星为救灾提供支援,但其中的遥感遥测卫星不多,特别是由于最初几天灾区上空阴云密布,只有雷达探测卫星的波束才能穿透云层拍回地面图像,使我们在救灾的初期阶段通过太空了解掌握灾情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我们成功进行了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开展了嫦娥探月工程,但国家在轨卫星数量少、军用卫星数量更少的现实和探测感知手段不多、能力不强的现状,在救灾过程中显露出来。
5月12日15时30分,汶川地震发生一小时后,中国国家航天局启动国际减灾合作机制,向《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宪章》成员提出卫星数据申请。5月13日14时,日本航天局向我提供了ALOS遥感卫星拍摄的受灾地区雷达卫星遥感图片。5月17日,美国Digital Globe公司中国代理向我提供了“快鸟”卫星拍摄的5月14日、15日、16日三天的高分辨卫星影像数据。5月19日,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向中国提供了首批非保密卫星图像。截至5月19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七个国家,向中国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遥感影像技术支持。
每个中国人都十分感激汶川大地震中各国救援力量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不管这种支持和帮助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资金的还是技术的。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主导国际援助,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方面我们的需求很大,空白很多,必须保持清醒。“一跃而起”的快速反应能力是瞬间的能量爆发,它依赖于长期的默默耕耘、默默积累,默默储备。
2008年结束之时,已经成为我们新一轮默默耕耘、默默积累、默默储备的开始。
22 和平年代无英雄?(六)——非战争军事…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武装力量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已成为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共同趋势,许多大国都把军队执行与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作为军事变革的重要方面,强化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也成为军队建设的新兴领域。
但仍然需要强调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并非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就新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核心军事能力依然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我们依然需要牢记我军存在的“两个不适应”: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克服“两个不适应”,仍然是我们努力的主要目标和方向。我军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首要的是应对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威胁;我军要承担多样化军事任务,首要的是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离开了这一核心能力,其他能力只能成为摆设。只有强化核心军事能力,完成其他军事任务才能获得坚实可靠的能力基础。
第二句话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检验、培育和辅助生成军队的核心军事能力,是新形势下增强我军核心军事能力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和平时期,非战争军事行动成为我军经常性、现实性的重要任务,遂行这一任务的过程,就是对我军现有理论、机制、装备、训练的检验过程。例如,2008年抗击雨雪灾害和汶川地震救援这两场大规模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全面检验了部队的政治素质、战备水平和快速反应能力,全面锻炼了各级指挥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指挥处置能力,是和平时期军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一次珍贵实践,更是对我军应对突发事件的难得考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深刻地分析说:抗震救灾不是打仗,近似打仗,是一场大规模的联合作战式的非战争军事行动,是对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一次难得的实践锻炼,使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军队的发展也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决定了我军承担军事任务的多样化: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维护领土、领海、领空安全,又要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以及其他方面的国家安全;既要维护国内安全稳定,又要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国际人道主义救援。
苍海横流之中,我军的传统在继承,我军的使命在延伸,我军的职能在扩展。
苍海横流之中,努力建设一支与我们国家地位相称、与新世纪我军历史使命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23 甲午之败(一)——一场武器装备差距最…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首当其冲的是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一切后果由此漫延扩展。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三千万两。满清驻日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一百七十六万八千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三千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一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三百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强,个别年份超过百分之十。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这是一支在危机面前完全可以一战的舰队。其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从表面看其组织制度已经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严格的要求和训练, 使舰队官兵在文化素质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
该舰队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日方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的“三景舰”以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仍未达到如此威力。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据日方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如下: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非铁甲舰
联合舰队 1 2 9
北洋海军 6 0 8
日方似将既使金属构造但未加装甲防护的舰只,皆归入非铁甲舰只一栏。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十四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九点五寸。看来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两百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十一门对二十一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二十六门,优势更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九十二比五十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二百零九比一百四十一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来说,日舰每小时快一点四四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十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24 甲午之败(二)——精心策划战争的日本…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海军,它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也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东洋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德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辩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了准备:甲,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即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乙,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丙,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三种方案皆围绕制海权进行。三种方案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
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日本政府共向海军拨款94 805 694日元,约合白银6000多万两,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的60%。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丰岛海战仅六天,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最后,联合舰队舰只混杂,有的舰只战斗力甚弱。
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参加关键的黄海海战,共计40 840吨;北洋海军十四艘军舰参战,共计35 346吨( 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十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根本不适合作战。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一开始它就躲在日舰战斗队形的外侧,企图靠其他军舰掩护其安全。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这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
中日海军,各有优劣。从客观条件看,没有哪一方能够稳操胜券。所以当双方在黄海相遇,将拉开大战序幕时,为缓和其官兵的紧张情绪,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当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敌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变得毫无节制可言。
首先,舰队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为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之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再加上定远舰一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成重伤,首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
24 甲午之败(二)——精心策划战争的日本…
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但升起的也只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其次,作战效能低下。先击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总兵刘步蟾就命定远舰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重伤了丁汝昌。战斗掉队的日舰比睿号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又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其六年合操实战尚不能成一阵,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就是为了用。为什么庞大的北洋舰队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和。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的承平。
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 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
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贵。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的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再勇,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25 甲午之败(三)——严重毒化的军风(1)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厕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做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做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中有大半是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很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十二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十二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皆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25 甲午之败(三)——严重毒化的军风(2)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甲午之败(四)——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五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这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都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至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又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在艰难的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军队更是军纪全面崩溃。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单个的、小规模的逃遁发展到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更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这支投入巨资兴建、前后多年操练、声名显赫一时的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26 柏林墙与萨达姆
为了便于让人们记住纷繁复杂的历史,一些事物或事件被精心挑选出来,摆放在那里,作为划分阶段的里程碑。柏林墙就是如此:它成为持续近半个世纪冷战的象征,成为德意志民族分裂的象征,它的兴建与坍塌甚至被描述成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抗与这种对抗终结的象征??这段墙被反复赋予了太多原本不该属于它的意义。
从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年算起,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西方意义上的冷战持续了46年,而柏林墙只存在了28年。1961年8月动工兴建的时候,冷战已经进行了16年,1989年11月它坍塌的时候,离苏联解体还有两年。以它作为冷战的象征,仅从时间上看也十分勉强。
柏林墙更不该对德意志民族的分裂负责。对德国的分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是美、苏、英、法四大国的共同决定,四个大国应该共同负责。是大国在随意肢解一个无辜的国家么?事实又并非如此。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法西斯不但使欧洲成为一片焦土,而且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分割德国受到多数国家的拥护。这些事实虽然不是柏林墙的全部基础,但是也构成其基础中不能被忽略的重要部分。我们不能因它是埋在土层之下的墙基,就不承认它的存在,那是重得我们绝对搬不动的历史。就如今天我们非常同情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居民,也不能忘记真正给他们带来浩劫的不光是美国的原子弹,更是他们本国疯狂到极致的军国主义。
至于柏林墙是否是两个阵营对抗的象征,事实就更加简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在1917年,早于柏林墙44年。从那个时候起,对社会主义的围堵就已开始。迄今这座墙垮掉24年了,社会主义并没有终结,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然焕发出令全世界瞩目的生命力。
这样说只是在陈述几件并不复杂的事实,并没有小看这段106公里长的混凝土墙在国际政治史中蕴含的重大意义。只有把不该它承担的东西讲清楚,该它承担的东西才能够真正显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柏林墙的倒塌引起了怎样的连锁反应。
第一个连锁反应就是战争,而且是自越战结束后规模空前的海湾战争。
波斯湾与柏林墙相距甚远,各自的象征物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把它们强行联系起来的先后有两个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萨达姆不是最先意识到柏林墙倒塌后出现巨大权力真空的人,却是最先利用这一真空人。当时两德忙于合并,美苏忙于重新界定欧洲的政治边界和秩序,国际社会忙于谈论冷战消除后世界的持久和平,人们并未意识到进入了一个失衡的世界,和失去平衡可能带来的机会和危险。
萨达姆第一个意识到了,并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把向他提供军备和训练、签定有友好条约的苏联视为实现扩张的羁绊,柏林墙的倒塌则成为羁绊的明显解脱。他觉得再不需跟谁打招呼了,出动大军一日之内吞并科威特,让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社会目瞪口呆于这个既成事实。
被柏林墙压抑的梦想,第一个被萨达姆挣脱为现实。当他把“伊科合并”比作两德合并时,人们都笑了起来,笑过之后便没有去认真思索这两个相距遥远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后来事实证明,失衡世界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萨姆这样的冒险者,而是在柏林墙西面小心谨慎蹲了几十年的美国。
没有柏林墙的倒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不可能调动全球力量。首先是冷战期间部署在欧洲的精锐力量,半年内全面封锁,38天空中空袭,100小时地面战斗,以泰山压顶之势将伊拉克压垮。美第七集团军原本的主要对手是柏林墙东面的华约部队,大墙不倒,它根本不可能从德国一路南下,又是火车又是轮船地急调到海湾地区,围歼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
仅从这一点看萨达姆也大大失算了。他首先发难,想成为那座墙倒塌之后的最先受益者,结果却首先受难,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先受害者。
27 重建柏林墙?
也许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柏林墙倒塌引发的战火已经硝烟散尽。激烈进行中的车臣战争,仍然可见那座大墙倒塌的余烬。但更大的冲突也许将暂时消停一段时间,因为北约已经向东推进700公里,达到了俄罗斯的大门口。过快的进展使得很多东西来不及咀嚼就吞了下去,需要一段时间慢慢消化。这会成为暂时平安的基础。
1989年圣诞节,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苏联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齐集柏林大音乐厅,同台演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表示柏林墙倒塌后新的和谐。美国著名音乐家伯恩斯坦亲临指挥。当合唱队开始高唱《欢乐颂》时,群情激动,许多人跟着唱起来,很多人对这个场面长久不忘。
只从这个场面去找和谐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事情的另一面:柏林墙倒塌后苏联很快解体,美国的战略对手没有了,它却一天也没有放松发展军备。美国的军费开支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中国6个国家军费开支总和的1.6倍。美国军队使用的装备,不论数量还是质量,不论技术性能还是战术性能,不论杀伤威力还是打击精确性,皆远远甩下了对手,也远远甩下了盟友。但它的军费开支仍然年年递增。科索沃战争开打时美国国会尤其大方,批准的国防预算甚至比克林顿提交的数字还多出了83亿美元,达到2889亿美元。要说是军备竞赛,连竞赛的对手都没有了,它又是在跟谁赛呢?
世纪之交,美国哈佛大学防务代表团访华。有人问:失去了对手的美国为何仍在大力扩充军备?代表团成员、前驻欧裁军大使布兰克威尔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美国在寻求一种自己也不能准确描述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己方以极小的代价,给敌方造成巨大伤害。至于该力量如何使用,在什么前提下使用,他也只能耸耸肩膀说声不知道,也许未来的美国总统也不知道。
可以听出来,它在跟一个看不见的对手竞赛。在它的眼里,似乎始终存在着那道钢筋混凝土和铁丝网组成的柏林墙。那道真实的墙不在了,它就竭力要造一个虚拟的墙。差别仅仅在于第一个建墙者是苏联,第二个建墙者是美国。
我们可以通过倒计时看看虚拟柏林墙的建造者。
真实的柏林墙倒塌10年后,美国采取了两个显著的动作。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特·斯洛科姆所说,如果美国最终不能说服俄罗斯同意修改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考虑退出该条约。
另一个是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参议院第一次拒绝接受一项军控条约。
这两项条约本是柏林墙存在期间为求缓和达成的重大成果,是使世界免除核战争灾难的里程碑式进展。现在柏林墙不在了,美国说它们也将成为废纸。它要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说要防备想象中的朝鲜、伊朗、伊拉克等国导弹的攻击;它要重新进行核试验,进一步提高自己核武库的质量,否则别人核武库的质量就会与美国接近。在说出并坚持这些理由的时候,它甚至不顾最亲密盟友英国的反对。
与柏林墙存在的时候比起来,美国现在口气硬多了,而且不容商量。
从理论上说,柏林墙的倒塌本应使军备控制进展更为顺利,未料到它反而到了危机的边缘。如果作为军控基石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被突破,军备竞赛势必重新开始,世界稳定的前提就将不复存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宣称自己充满责任心的美国,现在竟然是一副万事与它无关的态度。
1999年5月25日,美国众议院抛出了一份《考克斯报告》,无中生有地说中国盗取美国核武器设计,用于改善自身的武器系统。报告中的水分连美国人都知道,它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事实,而是一次敌视中国的舆论动员。所采用的,仍然是标准的柏林墙时期的手法。这种人为渲染到处是“中国间谍”的气氛,不能不让人们联想到了冷战时期那个声名狼藉的“麦卡锡时代”。
20世纪不知修建了多少高墙,柏林墙无疑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道。1989年11月当它倒塌时,不少人手持小锤和凿子,想敲下几块墙皮留作纪念。但这座墙的坚硬程度让他们大吃一惊。于是墙脚下有人开始摆摊出租重锤和钢凿,有人开始出售敲下的碎墙渣。一块半个手掌大小带颜色的墙皮,要花8个西德马克的高价。
人们在忙着留最后的纪念。他们以为这道坍塌的墙已经彻底死亡。
它没有死亡。因为产生它的基础仍然存在。它的阴影仍然在世界很多地方徘徊。
28 那个最不该谈论战争的国家(一)
此小标题本身,就是我们在美国获得的强烈感受。
北美大陆是世界上一片经历了长时间和平的土地。当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战火不断、亚洲成为二战后空前激烈的争夺点而战火不断、非洲因种族和部族冲突而战火不断的时候,当原来的新火药桶现在的老火药桶中东战火不断、原来的老火药桶现在的新火药桶巴尔干战火不断的时候,美国却得天独厚,自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一百三余年未受战火洗劫。1941年破天荒地叫日本人偷袭了一次珍珠港,但珍珠港所在的夏威夷群岛,1898年美国人才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日本人袭击的,不过是一片攫取不到50年,且距美国本土尚有4500公里之遥的新土地。
长期和平,成为美国在空前动荡的20世纪获得空前发展的关键条件。
矛盾就矛盾在这个最不该有资格谈论战争的国家,却在天天谈论战争。其所处环境与所关注事物的矛盾比比皆是。从西点要塞算起,麦克奈尔堡、巴林空军基地、塞文堡、昆特克尔陆战队中心、迈耶尔堡、卡莱尔兵营,我们先后进过的7个美军基地,个个基地内绿荫如织,绿草如茵,公园一般环境优美。但与轻松的环境格调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个个基地内训练严谨,人们紧张忙碌于操演战争。在那些舒适安静、灯光从来不关、空调从来不停的建筑物内,明亮柔和的光线下,你也许一边喝着加奶咖啡,一边翻看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关于波黑武装冲突、索马里城市战斗,或穆斯林世界对未来挑战等堆积如山的材料。在安那波利斯塞文堡海军军官学院,你甚至可以一面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观看碧波荡漾的海湾、自由飞翔的海鸥、切开白浪的帆船及远处岛屿上梦境一般的别墅,一面就在如此迷人的景致之下,使用便携微机的电子地图部署兵力,规划毁灭对手的战争。
这真是一个充满奇怪矛盾现象的国家。这块长时期和平安定、一百多年未见硝烟的土地上,说起战争,大家竟然像说自己家里的事情一样,毫不陌生。就连与我们接触较多的国防大学的几位文职雇员,人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战争密切相联:罗娜的父亲是50年代退役的空军军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罗斯玛丽的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军队护士,服役于欧洲战场;珍妮玛丽的父亲是空军退役军官,参加过朝鲜战争;卡罗琳的姐姐是上校军医,刚刚退役,参加过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至于布鲁斯,其家庭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布鲁斯本人为越战老兵,1966年至1967年在西贡以北的边和空军基地服役,其妻子是越南人,1975年越南统一后作为难民跑到香港,后被布鲁斯接到美国。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统计,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用兵的次数超过240次。无怪乎这些长期享受和平的人,对世界上哪一场战争都不陌生。
这是一支全世界扩张最为剧烈的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陆军仅有98 500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陆军竟达到8 268 000人。三十年时间几乎扩充了100倍。
这也是一支最缺乏传统的军队。美国军队既缺乏德国陆军那种一脉相承的军官团传统,也没有日本陆军那样延绵久远的武士道精神。与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威灵顿的英国军队、俾斯麦的德国军队比较,这支混杂在民军基础上于一片争论声中不伦不类建立起来职业军队,除了建国前后与宗主国英国的殖民军打过几仗外,其军事经历就限于与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交战,长时间未曾与世界一流军队相遇。无怪1944年当美军从诺曼底滩头爬上欧洲大陆后,依然被那些精于战争艺术的德国军官看不起。他们认为美军战术单调,既不会实施纵深突破,也不敢实行大胆穿插,只会凭借火力优势一线平推;深远包抄与战役合围这些战争艺术中的精彩之笔,美军几乎一次也没有。
德国人说这些话也有一个前提:除了那个动辄骂人“狗崽子”、不像运筹帷幄的将军倒像个粗野的牧场马夫一般的美第三集团军司令巴顿。
不以为然也不得不以为然。德国、日本那些富于军事传统且充溢战争精神的军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与之交战的那个几乎没有什么军事传统更谈不上战斗精神的美国军队,却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而且两次参战,都对扭转战局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真是那些吃透战争艺术经典的军事专家的尴尬之处。
这还是一支世界上作战理论与部队编成变化最快的军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杜鲁门泡制的“遏制战略”,到克林顿当局推出的“营造—反应—准备”,美国军事战略至少大规模变化了七次之多。几乎几年一变,反复调整。与此同时,美军作战纲要和条令的更迭就像微软公司的软件和英特尔公司的芯片一样,更加令人目不暇接。80年代中期出笼的“空地一体战”理论刚刚在海湾战争中得到验证,战争结束后人们蜂拥而上刚要开始认真研究它,美军就宣布将这一理论弃之不用,而代之以新推出的“联合作战”理论了。
不得不承认,这支缺乏传统甚至开列不出像样的军事思想的军队,也是一支包袱最轻的军队。美式实用主义同样在其军事领域居于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于是这支不拘泥于任何思想的军队成为世界上作战理论、战斗方式、战斗条令更新最快的军队。其新理论对旧理论否定之大胆,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29 那个最不该谈论战争的国家(二)——鞭…
“英国雄狮还剩下一条尾巴,美国大兵挥舞着它鞭打全世界”是60年代末越南战争高峰时期,英国路透社记者说出的一句俏皮话。当时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上无事不管,其之霸道恰好映衬出“日不落”大不列颠的日益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240次对外用兵中,规模最大的有三次: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朝鲜战争高峰时期动用兵力44万,越南战争高峰时期侵越美军为55万,海湾战争则先后动用兵力接近50万。半个世纪内,美国竟有20年时间在国家陷入大规模交战的状态下度过。
这种到处插手的做法给其国民带来了深深的伤害。
美军中有一句老话:“军装与军衔给你带来别人的尊重。”作为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获胜者,美国军人曾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威望。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对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的卷入,使军人形象在社会上跌入低谷。现任总统克林顿60年代曾逃避服役未受惩罚,而且并未因此影响其在90年代进行的两次总统竞选,该时期美国军人的社会形象可见一斑。我们在美国看到一尊“美国大兵”的雕像,一个戴着钢盔、龇牙咧嘴的美军士兵,鼻子翘到天上、牙齿沾满鲜血,身躯由一堆痛苦挣扎蜷缩抽搐的尸体组成。这大约就是该时期美国军人社会形象的写照。现在这尊雕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著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与我们很熟的布鲁斯,讲起当年越战时应征入伍至今气愤不已。他对我们说自己受了政府和将军们的欺骗,那些人讲打仗为了美国,否则越南成为多米诺骨牌,老挝、柬埔寨也要一张接一张倒下去,整个东南亚都会被共产党赤化。后来美国人还是不得不撤走,却根本没有发生他们预言的那种结果!
这位与克林顿同时代的人,谈起克林顿当年逃避服兵役,至今耿耿于怀。
在美国,从将军到校官,从现役军人到文职人员,越南战争仍然是一个最让他们动感情的话题。不管讲什么轻松有趣的事情,只要一涉及越战,他们马上就会变得严肃,为之动情。那场战争深深刺痛了他们,他们至今念念不忘。在他们的军事教程中,海湾战争至今未列入教案,越南战争却不厌其烦地出现在多个教程之中:战争是怎么发生的,美国的决策在哪里出现了失误,军队如何一步一步地深陷泥潭??他们如数家珍,一一反复检讨,向后人警示。比较之下,他们似乎对在海湾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不屑一顾,相反对在越南战场栽的跟头,至今耿耿于怀。
不到美国,不和这些美国人接触,你想象不到越南战争给他们的创痛是何等深重。讲起在那场战争中死去的同事,国家军事学院教务长绍尔上校能够在餐桌上放下汤匙,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武装力量工业学院院长柯因斯将军也默默无言,抑制不住长叹。
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北侧,有一座嵌进绿地中的低矮建筑,远看很不起眼,近到跟前才觉出非同寻常。此即现在举世闻名的越战纪念墙。该纪念墙由两扇像手臂一样“V”字形伸开的黑色大理石墙组成,一扇朝向利剑般直指天空的华盛顿纪念碑,一扇朝向坚如磐石的林肯纪念堂。78米长的黑色大理石墙面上,58 209名死亡或失踪的美国军人姓名密密麻麻地刻在上面,似是聚集在此,向开国元勋华盛顿和民权总统林肯无声地倾说与诉求。人们在这里默默地走,默默地看,默默地念。没有人高声宣泄,没有人哀声痛哭,却能感受到一个民族心脏中的鲜血,从这里默默向外流淌。
这个取低矮不取高大取压抑不取张扬的建筑,给人留下一种震撼心魄的至深印象。我们没有想到这个1982年建成的建筑,竟由一位21岁的耶鲁大学女学生设计。一位80年代的青年人,竟能如此深刻地理解60年代青年人的命运。
越战纪念墙现在每年接待150万人次以上的游客。华盛顿所有的纪念地,每年来这里的人最多。它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圣地。几乎任何时候,你都能看见墙下花圈不断,人们络绎不绝。很多人站在墙下寻找自己的家人或亲友,轻轻触摸刻在墙上的名字。孩子们则拿出白纸铺到上面,然后用铅笔精心拓下这些姓名。
这段黑色大理石墙壁是美国人的“哭墙”。当美国大兵挥舞英国雄狮的尾巴鞭打全世界的时候,很多场合不得不鞭及自身。
但参战者不一定都反战。在林肯纪念堂南侧,1995年建起了一段与越战纪念墙相对应的朝鲜战争纪念墙,也同样是由当年参战的老兵倡议修建的。在一段长达10余米的墙面上,刻有这样一行字:“FREEDOM IS NOT FREE”。最初有人以为它是反战口号,要表达“自由国家无自由”这样的概念,后来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其准确的意思是“自由并不意味着放弃义务”,意即面对国家需要,任何人都责无旁贷。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名言,在美国社会广为流传。其中所包含的精神底蕴,已变成对过去参战的歌颂与怀念了。
旁边一块小石碑上的另一段话就是最好的注解:“OUR NATION HONORS SONS AND DAUGHTERS WHO ANSWERED THE CALL TO DEFENCE A COUNTRY THEY NEVER KNOW AND A PEOPLE THEY NEVER MET”(译:光荣属于那些响应国家召唤的儿女, 他们保卫的是他们从不了解的国家,和从不认识的人民)。
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变化,他们的国家观、战争观由兴而衰又由衰而兴。
30 那个最不该谈论战争的国家(三)——特…
美国军队也许是世界上军徽标记最多的军队。武装力量总司令徽标、国防部徽标、参谋长联席会议徽标、五大军种徽标、各兵种徽标、各种专业徽标??几乎团以上单位都有自己的徽记。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大约没有一个中国军人能够将种类如此繁多的标记认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徽标则相对简单。八一军徽成为所有军种徽记的核心。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八一军徽,很多美国军人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访问陆战队大学的时候,我们把国防大学的校徽赠送给图书馆和研究中心。研究中心负责人、退役陆战队上校格罗夫专门拿出一个本子,问我们“八一”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齿轮和麦穗象征着什么?要求我们一一解释。在海军军官学院,我们又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所有对校徽的解释都被认真记录下来,成为他们的收藏。当时我头脑中就生出一个十分强烈的印象:这是两支连军徽都互不了解的军队。
连军徽都互不了解,却不妨碍两军曾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在美国的学习工作实践使我们感受到,正因为互相间有过较量,美军人员才对中国军人表现出特殊的尊重。
与美国军人谈话,他们尽量不涉及中美之间发生的战争冲突。带领我们参观军史陈列,他们可以详尽地介绍美军如何参加一战、二战,越战和海湾战争,却不愿当我们的面讲朝鲜战争。近年来美国务院和一些政府机构一再威胁要对中国实施“制裁”,其军方却一直强调要对中国保持接触,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为什么?道理并不复杂。美国军人也知道政客决定战争,流血还需他们。他们从心眼里想要避免与中国军人为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队两次吃亏,都在亚洲,都是为了遏制中国。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持续3年零1个月,动用兵力44万,美国官方统计死亡、失踪54 246人;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持续整整14年,动用兵力55万,死亡失踪58 209人。美国人形容说朝鲜是亚洲大陆伸出的拇指,那么越南则像这个大陆一张拉满的弯弓。伸出的拇指和张开的弯弓,真正成了美国人的噩梦。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人不再在东亚进行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地面战了,终于从噩梦中醒来。在海湾用兵47万,43天解决战斗,阵亡不到200人。
这三场战争的结局如此悬殊,美国人心中自有比较。
在为什么失败与为什么取胜这些问题上,他们甚至比现在我们一些人分析得还要客观。总之一句话:从美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里面,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些长眠于战场的先烈为今日中国军人地位的奠基。
我又想到西点军校纪念馆内那个上甘岭战斗沙盘。陪同我们参观的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柏中校是1978年西点军校毕业生,他说教官在课堂上讲过这个战例,据我们所知你们只有几个连队守卫,我们以七个营轮番攻击为什么就攻不下来,让人一直不明白。
胡柏这样的美国军官,至今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怎样的条件下艰苦作战。
当时坚守上甘岭坑道的将士要求后方多送苹果,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把自己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派人昼夜兼程到平壤一带紧急采购了两万多个苹果。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党委发出号召:送进坑道一篓(不是一筐)苹果者,记二等功一次。
但一直到上甘岭战斗打完,没有一篓苹果能够冲过美军的火力封锁线。最后只有一名运输员从牺牲者身旁拾了一个苹果带进坑道。
这就是电影《上甘岭》记述的那个唯一的苹果。
这部电影在50年代中期拍摄出来时,曾经指挥上甘岭作战的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看了不到一半就泪流满面,难过得中途退场。上甘岭有两个著名的高地:537.7高地和597.9高地。仅537.7高地七号阵地内,就有15名伤员饿死,10名战士饿死了3人。
537.7高地和597.9高地作为志愿军战斗精神的不朽象征,其模型安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内。它也带着美国人的不解之谜,摆在了西点军校的纪念馆里。
美国官方认为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但他们的很多军官却不这样认为。“我们拥有如此巨大的装备优势结果把仗打成这样,就是失败。”他们甚至不对中国军人隐讳这一观点。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每天晚上当我摊开日记本记录一天工作感受的时候,透过百叶窗外波光粼粼的华盛顿水道和对岸华灯闪烁的波特马克公园,我仿佛又看见了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看见那些连一把炒面一把雪都吃不上依然冲锋不止的战士,看见那些在零下40℃严寒中单衣单裤作战冻死在长津湖畔的英雄。他们以惊人的牺牲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赢得了今日地位。从今天美国人对中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31 我们中国人
这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讲述的六十多年前的往事。
老人当时还是个孩子。那天事情很突然,日本鬼子把村子包围了。区委干部和区小队来不及走脱,都混在群众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五千人中,有一千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很多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
一千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
鬼子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土地上。
人们问老人,当时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怕?
老人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升华夸张,不会形容比喻,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的伙伴,没有谁认为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没有谁觉得自己就是英雄。他们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得出一个棒子面窝头一样朴实无华的结论:“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上膛的三八大盖和雪亮的东洋指挥刀都无可奈何。
我为那些孩子感慨不已。一千多个孩子同住一个村,少不了打架斗殴,互相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日本机枪和塞过来的日本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这一概念上,他们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
或许这就是那一代代遗传下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基因了。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一千多个孩子,个个有种。有了这种千万年延续不息流淌不已的血脉,这个民族怎能堕落,怎能被黑暗吞没。
老人偶然想起了这事。想起来,就顺便讲了。想不起来,便没什么可讲。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自然无奇。他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事应该让写书的、写电影的知道,应该上书本、上电影。写书的、写电影的也没有哪一个知道,那个穷山僻壤无人知晓的小村子里,人们每每为银幕上演出来的壮举惊叹不已、感佩不已时,却无一人觉得身边有什么事情值得闹个沸沸扬扬。
我万分感慨。今天不知有多少人,赚了几把钞票、开上一辆轿车、揣上一张绿卡,便以为成了可以傲视同胞的英雄。这些人不会知道那一千多个孩子的故事。
六十多年时间过去,在邯郸西部山区那个叫作北贾璧的村子里,当年的孩子们长成了与他们父辈一样的庄稼人。看看电影电视,比比那些夺金争银的各路健儿,庄稼人也许觉得心里惭愧。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曾为国家拿过一次冠军、争得一次脸面。他们不知道,正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在大山一样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
32 陷落的要害,精神的城堡
一个失去自尊的民族,能不能维护自己的安全?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在公园门口悬挂“华人与狗不许入内”告示的时代,在国民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失去自尊的同时失去安全从而任人宰割的切肤之痛,今天也没有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当大清王朝被迫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之时,一些官员不以割地赔款为耻,反以未让列强使者走正门,而让他们走了太监和用人使用的偏门为乐,除了十足的“阿Q精神”之外,还谈得上半点民族自尊、谈得上以民族自尊维护民族安全吗?
这反倒从另一个侧面揭示:民族自尊从来不是养尊处优中的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与自我炫耀,而往往是在民族命运经受大挫折、前进之途充满大艰难、生命集合体面临大苦难时期的精神历练与展示。对弱小民族来说,这种历练和展示显得尤为严酷。
以古老的充满苦难的犹太民族为例。
公元70年,罗马大军攻占耶路撒冷,大肆杀戮,幸存的犹太男女逃到地势险峻的马萨达城堡坚守。该城堡有储存的粮食和淡水,易守难攻。旋即而至的一万五千人的罗马军队,对坚守在里面的人们——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共967人——整整围攻三年。公元73年4月15日马萨达陷落前夕,犹太人决定集体自杀。他们抽签选出十名勇士作为自杀执行者,随后这十人再抽签选出一人杀死其他九人。剩下最后一人的最后任务,是放火烧毁城堡然后自尽。第二天清晨,冲进城堡的罗马人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抵抗,面对的是一座给养依然充足但没有一个生命的死城。
据说殉难前夕,守城领袖Elazar Ben-Yair有一段著名演讲:“我们是最先起来反抗罗马,也是最后失去这个抗争的民族。天亮时我们将不再抵抗,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所爱的人一起高贵地死去。让我们的妻子没有受到蹂躏而死,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做过奴隶而死吧!把所有的财物连同整个城堡一起烧毁,但是不要烧掉粮食,让它告诉敌人:我们之死不是因为缺粮,而是自始至终,我们宁可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
马萨达是犹太人的最后一个城堡,陷落之后,该民族的足迹从迦南之地消失,开始了千年的流离失所。他们以这样悲壮的自尊,上演了自己命运中最艰难的一幕。尽管我怀疑Elazar Ben-Yair演说的真实性——守军集体自尽,谁能够记录下它然后传播开它呢?但我不怀疑马萨达是犹太人生命力的凤凰涅槃。他们把集体自尊表现得如此刚烈,证实这一真实的不是激动人心的语言,而是淋漓的鲜血和骄傲的生命。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多少个民族在被其他民族征服、奴役和驱逐后整体消失了,而犹太民族没有。这个民族失去家园一千多年而不溃散,不成一盘散沙,在经历亚述屠杀、罗马屠杀、希特勒屠杀之后,最终仍然能够聚拢为一个国家,没有以超强的民族自尊构成的强大精神底蕴,绝无此可能。
这是一个小民族表现出来的集体自尊。其人数之渺小与自尊之刚烈形成的反差如此巨大,恰恰给什么叫民族自尊下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定义:一个民族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屈求的意识和习性。这种意识与习性完全不是崛起者和暴发户的自我炫耀,完全不是失意者与落魄者的自我解脱,而是在最黑暗时刻和最低谷境遇中对自己命运的执着与坚守。如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就是民族自尊。没有了民族自尊,还谈什么民族精神;有了民族自尊,才有民族自信,才有民族自尊与民族自信结合成的民族凝聚力,才有繁衍不息的民族生命力,才能最终实现民族自强。
今天出耶路撒冷东南,沿死海海岸驱车数十公里,就能远远看到那座拔地而起、被两千年岁月风化的马萨达城堡。普通游客可以坐缆车上去,以色列学生则被要求沿古栈道一步步往上爬,然后像我们中国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那样说一句“我登上了马萨达”。以色列军队新兵入伍的第一课也是行军赶到这里凭吊,然后庄重默念出他们那段著名誓言:马萨达再也不会陷落。
犹太民族寻到了自己的精神城堡,并以它作为捍卫安全的精神柱石。
不乏辉煌也不乏苦难,进入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中华民族,可借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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