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胜
作者：金一南
心胜 第一部分
01 军人生来为战胜
面前有一张表格:1936年底世界各大国陆军力量比较。
它令我万分吃惊。当时中国陆军220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世界第八。此时距七七事变仅差半年多一点。
半年以后，世界第一几乎亡于世界第八。
再往前翻。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用了多少兵力？英军18 000人，法军7200人。区区二万五千人长驱直入一泱泱大国首都杀人放火，迫其皇帝天不亮就仓皇出逃“北狩热河”，这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一项纪录。
1900年，英、法、德、俄、美、日、奥、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倒是不少，拼凑起来的兵力却不足两万人。虽然京畿一带清军不下十几万人，义和团拳民更有五六十万之众，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北京陷落和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以二万人索取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这或许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又一项纪录。
我们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及其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我们诅咒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为那部屈辱史我们长叹不已、挥泪不已、心潮澎湃不已，但这还远远不够。战争是从来不讲道理的，不一定谁有理谁就得胜。战争最讲究实力。义和团虽数十万之众，但以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和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对阵，仍是以卵击石。如果谁人多兵多谁就得胜，恐怕中国早已无敌于天下。
无先进武备无法一战，有先进武备胜利便唾手可得了么？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大清陆军之毛瑟枪、克虏伯炮也绝不劣于日军的山田枪和日制野炮，为何反倒败得更惨？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陆军主力步兵师装备步枪6127支、轻机枪254挺、重机枪75挺、迫击炮24门、步兵炮24门、野炮36门，堪称当时的世界水平，不也仍然一溃千里？
胜利如果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旧中国的军事何至败得如此之惨。
自战争诞生出军人这种职业，它就不是为了承受失败的。军人生来为战胜。但战争法则如钢铁一般冰冷。战场的荣辱不是军人的选择，而是战争的选择。一支平素慕于虚荣而荒于训练、精于应付而疏于战备的军队，一支无危机感无紧迫感的军队，一支没有军人枕戈待旦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
人民解放军中有一位在战争年代打出传奇色彩的名将粟裕。人们皆知其辉煌战绩，却鲜知他为胜利付出的心血。他终生不会打牌下棋，不会喝酒跳舞，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观地形、看地图。胜利了，进城了，在繁华的大街上别人逛商店看商品，他却琢磨这个街区怎样攻占，那个要点如何固守。和平生活持续几十年，每晚就寝前他都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可随手摸到；生命垂危之时靠别人帮助穿衣服了，他还要按照军人要求，把衬衣、毛衣整整齐齐地扎进裤腰。
人民解放军中还有一位一生未经历战争，却一生为未来战争准备不已的苏宁。古人形容常备不懈是“枕戈待旦”，苏宁从军23载，23载他都枕着叠放军装的梆硬的包袱皮。别人整晚整晚聊天看电视，进餐厅歌舞厅，他整晚整晚缩在简陋的小屋里，泡方便面就咸菜钻研军事学术，点半截蜡烛研究高技术战争。
人要有点精神，军人最宝贵的精神就是胜利精神。除去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这样的军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无价之宝。从大将粟裕到少校苏宁，没有这样的军人，我们到哪里去发掘人民军队过去制胜的精髓，和未来决胜的根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这样一批人为之献身，怎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军人皆梦求胜利，却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付出代价，也不是所有人都舍得为胜利燃烧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胜利的给予总是那么吝啬，为什么从古至今，胜利从来偏爱千锤百炼的军队和千锤百炼的军人。
02 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访美期间，我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军人对中国军人十分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仅出于礼貌或者客套，而且的确出自他们的内心。美国人自视甚高，能放在眼里的人不多，为什么对中国军人情有独钟？
后来，我发现他们一个特点：尊重与他们交过手的对手，尤其是那些让他们吃了亏的对手。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用兵次数超过240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有3次：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
三场战争，前两场都与遏制中国有关。三场战争中，朝鲜战争持续三年，用兵44万，美国官方统计死亡、失踪54 246人；越南战争持续14年，用兵55万，死亡失踪58 209人；海湾战争用兵44万，43天解决战斗，阵亡146人。
对这三场战争，美国军人自有比较。在为什么失败与为什么取胜这些问题上，他们甚至比现在我们一些人分析得还要客观。一句话：从美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中，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些长眠于战场的先烈为今日中国军人地位的奠基。
今天, 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的了。他们或许能记住一两篇描写志愿军的文学作品，对以下这些比任何文学描写都更加震人心魄的数字却不知情。
朝鲜战场上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我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
美军一个陆军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我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
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我军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器材，才使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
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我志愿军入朝之初，主力三十八军只有汽车100辆，二十七军则只有45辆。
更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我三十八军90％的战斗兵仍在用日军1905年设计的三八式步枪。
空中力量的悬殊更大。志愿军当时不但没有飞机，连防空武器也极端缺乏。面对美军1100架作战飞机，志愿军当时只有一个高炮团，36门75毫米高炮，还要留12门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最初带入朝鲜的，竟然只有这种旧式的日制高炮24门。至于雷达则一部也没有，搜索空中目标全凭耳听和目视。
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后来回忆道:“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对方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当时美国飞机从朝鲜东海岸炸到西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连后方大榆洞我志愿军司令部都遭到狂轰滥炸，司令员彭德怀几乎遇难。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刚刚出国一个多月，即牺牲于美国空军凝固汽油弹的熊熊烈焰之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奋战，迫使不可一世的远东美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官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硬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的。
当时志愿军作战艰难困苦的情况，很多美国人直到现在也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对曾与之对阵的中国军人怀有一种颇富神秘感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对实力的尊重。从他们的角度看，中国军队的实力更多地表现在排山倒海、坚韧顽强、奋勇冲杀和不惧牺牲的精神，他们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当年到过朝鲜的美国军官，在回忆录里皆印象深刻地描述志愿军发起冲锋时“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和“尖利刺耳的哨子声”。这些声音一直伴随他们走到军事生涯的终点，甚至生命的终点。
这就是两军的相识。那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连一把炒面一把雪都吃不上依然冲锋不止的战士，那些在零下40℃严寒中单衣单裤作战冻死在长津湖畔的英雄，以他们惊人的牺牲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赢得了今日地位。我们应该骄傲。我们也应该惭愧。我们千万不能吃尽这一老本。我们也应该为明天的中国军人留下点什么。
毋庸讳言，我们面临挑战。当今世界军事新发展给中国军人带来的挑战，其严峻程度与深刻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的前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所面对的局面。毛泽东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迫切于高科技知识积累，迫切于复杂技术装备掌握的今日中国军人，更迫切于当年战场对手也不得不衷心叹服的精神底蕴。那种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精神风貌，是新中国军人展示在世界面前光耀千秋的无价之宝。我们以这样的精神风貌迎接挑战，便是为明日中国军人地位最好的奠基。
挑起今天重担的中国军人！
03 记住甲午，知耻后勇
东方人和西方人都热衷于百年纪念。缘由和方式虽然各异，但通过此或回忆光荣，或领略启示，或召唤未来却是共同的。
有时搜寻出的百年纪念是令人难堪的，有些人宁可忘却。一百多年前，爆发了一场使中国遭到空前屈辱和失败的甲午战争。
肯定有人问:这有什么好回顾的？又不是什么光荣。
我们已经习惯于回顾胜利和光荣。我们多么不习惯没有掌声和笑声的纪念。若让总是喜气洋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的节目主持人来主持，该有多么难堪。满台的流光溢彩，似乎瞬间变成了百年前孤零零洋面上无人顾及的破甲残片。
还有若干细节问题。1894年7月25日，发生丰岛海战。9月17日，大东沟海战。11月7日，大连失陷。次年2月17日，北洋水师在威海全军覆灭。到底该以哪一天，做这个沉重的纪念日呢？
哪一天都是流血的创口。不在哪一天，在你有没有想到它。其实不论你想到也好，未想到也好，丰岛、大东沟、镇远、定远，这些在现代人视野中早已消失的盲点，都会在那一刻重新浮现，苍白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忘却和未忘却的人们。
我们并非那么健忘。在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年代，每个人上台都能倒出一两本血泪账。那多是个人之苦。若一说苦就是吃糠咽菜，我们记忆的圈子就太狭小了。不吃糠咽菜就不苦了么？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么？
只惦念个人之苦的，容易被个人之福满足。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和毛泽东。那一代遍求救国真理的中国人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首先记住的创痛是民族的创痛，首先惦念的富强是国家的富强。
为了记住国耻，要记住甲午。知耻而后勇，首先要知。不对“耻”进行艰难、沉重的思索，就不能期望勇会来得多么猛烈、多么持久。记住它，你从历史中采摘的就不只是几枝耀眼的花朵，还有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军界有句名言:胜利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同样我们还可以说:失败是不需掩盖的。并非邓世昌一句“撞沉吉野”，我们就可将光荣的花环斜挎在悲怆的胸前。作为军人，更应记住那锈铁一样斑驳的事实:吉野未被撞沉，致远号却被一枚鱼雷击沉。
不知道有多少教训、创痛和遗憾随同那支舰队沉入海底。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反复打捞搜寻，一百多年过去了。以一个多世纪的光阴来思索，时间不能算短。上个世纪末风云变幻，这个世纪末依然风云变幻。今天追忆甲午，我们并非仅为朝烟波浩渺的黄海投下几枚孤寂的花圈，而是要通过那个空前惨痛的教训，再次体味中国军人承担的民族责任和历史责任。
记住那些日子，就是记住我们神圣的使命:保卫祖国安全，捍卫民族尊严。
04 本色最无敌（一）——谁敢横刀立马，唯…
彭德怀是一团烈火。毛泽东的一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把彭德怀烈火一般盖世无双的勇气，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毛泽东用诗词赞颂的最后一位将领。
从红军时期江西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到建国之初朝鲜战场上的五次战役，从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的百团大战，到解放战争最艰苦阶段的西北三战三捷，彭大将军从来都是横刀立马，战绩辉煌。
如果一部共和国史仅以战绩来论定彭总，还不能把握其全部。古往今来战史卷册浩如烟海，从来不乏功勋卓著之将帅。任何一支军队在其漫漫历史长河中，不知要将多少枚勋章、多少颗将星授予那些杰出的军人。有多少位名将，当麾下兵阵如云之时可以一展风采，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韬略；他们中又有多少人，一旦失去兵权和前呼后拥的部属，为人称道的秉性便如冰雪一般消融，他们自身也像流星那样迅速陨落和暗淡。
如果彭总仅与战争有关、仅与胜败有关，同那些大江东去的名将一样身着戎装方显威风，坐为上宾才有气派，何至于我们今天如此唏嘘感慨。彭总非凡之处，恰在于他一身布衣，也是大将；他落为囚徒，也是伟人。不论统兵百万还是孤军奋战，不论从士兵到元帅还是从元帅到平民，他对自己的追求都终生不改。
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一千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
在众人皆惊呆的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
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一声号令出发，无人离队。
彭德怀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走进屋内，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
从这句话起，开始了他们三十一年共同战斗的历史。
一直到1959年。
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揣着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党宣言》《三国演义》。彭德怀也揣着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主义ABC》《水浒传》。
有人说大智才能产生大勇，彭德怀则是大勇产生大智。
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猛攻长沙。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在城内出示布告，“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并亲到城外督战。后来见红军攻势如排山倒海，湘军溃兵似洪水决堤，想逃跑时两腿软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了。最后由马弁架着扶着，才逃到湘江西岸。彭德怀率兵八千人，何键率兵三万人。三万人败于八千人，被彭德怀俘去四千多人，枪三千多支，轻重机枪二十八挺，迫击炮二十多门，山炮两门，还丢掉了省会长沙。从未如此狼狈的何键几乎精神崩溃，猫在船舱里见到岸上有胸系红兜的进香人，也以为是彭德怀部下，连连惊呼红军追来了，随从再三劝解也不能稍安。
此役彭德怀不仅创下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而且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斯诺说，此役“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从此一提彭德怀，便令何键胆寒。
05 本色最无敌（二）——大将军雄风，气贯…
大革命中对共产党人最恨的，除了蒋介石，便是何键。蒋介石反共最著名的，是“三二○”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何键反共最著名的，也有“五二一”马日事变和“六二九”通电“清党”，两湖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死于何键之手者，不计其数。对罗霄山脉的工农武装割据，何键比蒋介石早两年多就开始“清剿”。他对浏阳县长彭源瀚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对宁远清乡督察员欧冠说，“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
当时各省之中，唯何键在湖南设立“铲共法院”。
他甚至还专门派人挖了毛泽东的祖坟。
如此一个反共的凶神恶煞，却被彭德怀弄得魂飞魄散。
对何键这个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彭德怀却未完全解恨。三十多年后彭德怀自己身陷囹圄，挨完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斗回到囚室，仍然用笔写下当年未了之恨:“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一个人已经成了囚徒，却仍然令战场对手心惊胆寒，这该具有何等的人格力量和信念力量！勋章可以褪色，将星可以消磨，非凡的人格力量与信念力量却使彭德怀同志超越自身局限，在最深重的苦难与委屈之中，迸射出最耀眼的辉煌，成为一个撼天动地的真人。“文革”灾难中他被批斗审讯二百余次、打得遍体鳞伤，却留下这样的心迹:“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大将军雄风，气贯长虹!
在战争年代，蒋介石也很快认识了彭德怀。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想策反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再通过黄公略动摇彭德怀。黄汉湘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黄梅庄，携蒋介石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根据地。彭德怀与黄公略在湘军即情同手足，对黄梅庄摆宴招待。席间套出口风，知道其为蒋招降而来，随即下令将黄梅庄处决。砍下的脑袋用石灰腌上，盛在篮子内封严，交其随从带回。随从还以为黄梅庄到苏区会其弟去了，不知道带回了他的人头。
蒋介石从此除了提高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缉拿价码外，再不搞什么“宣抚”。
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的一大特点。红三军团善攻坚，善打硬仗，在恶劣条件下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无一不打上彭德怀的烙印。他与何键血战，与蔡廷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入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哪一个国民党将领，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对自己的战友却不然。
例如对林彪。
1929年初，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4月，与红四军会合后，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支补充彭德怀部。
林彪调给彭德怀了一部分坏枪。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
彭德怀却并不念念不忘这类事情。对红四军中的八一南昌起义骨干，特别是前身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他充满敬佩。1928年12月11日，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胜利会师大会上，彭德怀就提出红四军是五军的老大哥，号召自己率领的五军向四军学习。
一言九鼎。即使后来比自己小九岁的林彪出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对以红四军发展起来的一军团仍以大哥相称。
1933年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团村战斗，一军团执行其他任务未能参加，使战果不能扩大。带病参战的彭德怀万般遗憾，赋诗一首:
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大哥，即指红一军团。
作为一位著名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
师哲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回忆，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一个炎热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虏军官的队伍在村边树下休息，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用麻绳绑在脚面上，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挑水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的俘虏中有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
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
1974年彭德怀同志去世时，是那般的萧条零落，甚至连简陋的骨灰盒上也不能留下姓名。他死后却成为一座巍峨的青山，历史记载下他的英名，承认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颗巨星。
06 战将朱可夫（一）——也曾是一颗陨落的…
战争与和平是千古话题。失败与胜利是千古话题。
两个千古话题之间，站着披甲执锐的军人。和平时期枕戈待旦，战争时期横刀立马。
但更多见的是和平时期未能枕戈待旦，于是战争时期也就无法横刀立马。
因此，即使是在同样经历的军人之间，失败与胜利的悲剧喜剧也是连绵不断。有些人因胜利其名字登上历史的英雄榜，有些人则因失败其名字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上一篇我们讲到了苏联卫国战争初期那个悲剧性人物：西部特别军区及后来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帕夫洛夫大将。这一篇我们讲他的同伴、战友，莫斯科保卫战期间的西方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大将。
朱可夫还用讲吗？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负盛名的苏军将领，他的名字即使在今天的俄罗斯，也与苏沃洛夫、库图佐夫一样，是胜利的象征。
但其胜利的轨迹依然值得思索，尤其是作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军队里崛起的两颗新星，当帕夫洛夫悲惨陨落的同时，朱可夫却如此耀眼地冉冉升起，两人命运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最初看上去，他们两人相同之处甚多：同时出任最早的坦克试验团团长，同时担任大军区司令，同时被授予大将军衔，同样深受斯大林信任，同样在苏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甚至在希特勒入侵苏联最初的困难岁月，他们的遭遇表面看也有些相同。1941年7月初，帕夫洛夫因其指挥的西方方面军全军覆灭而被执行枪决。同月底，朱可夫因提出放弃基辅，被解除苏军总参谋长职务。
同一个月，斯大林培养的这两颗新星似乎都已陨落，失去了他的信任。但朱可夫与帕夫洛夫不同的命运，恰恰从这些表面看来似乎相同的地方开始。
帕夫洛夫被枪决，源自他出于种种原因，错误地估计判断了眼前这场战争。朱可夫被解职，则源自他对战争的严酷性和局面的严重性不但做出正确判断，而且敢于坚持自己这一判断。当时作为苏军总参谋长，他认为在西方方面军覆灭、德军已经形成中央突破的形势下，坚守乌克兰的西南方面军虽然作战卓有成效，但在整个战线上形成一块巨大的突出部，容易陷入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切入合围，所以必须尽快后撤，放弃基辅。
乌克兰是前苏联的粮仓。基辅是俄罗斯文明的发源地。战争爆发以来，西南方面军作战一直是整个苏军中最好的，顶住了德军向乌克兰的强力进攻。这种情况下朱可夫竟然提出放弃基辅的建议，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你在说什么?把基辅交给敌人？！第二个反应是：简直是胡说八道！
此时朱可夫本来可以像他的继任者沙波什尼科夫那样，只要统帅做了决定就不再吭气，反正天塌下来也不用自己扛——虽然建议不被采纳，但已经尽到职责。
朱可夫之所以不是理论精深但行动犹豫的沙波什尼科夫，其真正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一个人坚持自己的意见，为此宁可放弃总参谋长职务。
07 战将朱可夫（二）——胜利的象征
他真的失去了这个职务，被派去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后来的形势发展如他所言。9月上半月，德军发起基辅战役。斯大林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基辅，使苏军部队未能及时撤出包围圈，庞大的西南方面军后方被德军两个装甲集群的南北对进所切断。德国人使用的方式与两个月前围歼帕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几乎完全一样，不过这次苏军损失更为惨重：明斯克对帕夫洛夫西方方面军的合围，使苏军损失了将近30万人；德军基辅一役对西南方面军的合围，苏军损失兵力达60余万之多。即使二战结束后，该役也仍然被德国陆军战史称为“世界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陆上合围战役”。
正是通过这一役的惨重损失，让斯大林真正看出了朱可夫的价值。
当时的局面确实异常严峻。在德军的装甲突击下，很多苏军将领没有完成他们对斯大林做出的许诺。他们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未能及时阻止德军挺进，未能掩护好友邻侧翼，未能实现先前一再保证坚决实现的反冲击??德军一次又一次出乎苏联领导层预料地向前挺进，首都莫斯科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被从列宁格勒保卫战战地紧急召回接掌西方方面军，肩负起指挥莫斯科保卫战的任务。斯大林签发的命令中说:“在莫斯科以西六十二英里到七十四英里的防线上，保卫首都的任务已交给朱可夫负责。”
这无疑是朱可夫一生中责任最重大、任务最艰巨、考验最严酷的时刻。特别是当第五、第四十三和第四十九集团军放弃莫扎伊斯克防御地带的主要防线、德军在苏军防线中部地区实现纵深突破后，莫斯科的紧张气氛达到高峰：到处是文件焚烧后留下的焦黑纸灰，外交使团按苏联政府安排离开莫斯科退往古比雪夫，惊慌失措的人群谣传德军坦克随时可能冲进莫斯科市区。抢劫的场面也出现了：有人冲进商店抢劫，还有人抢劫运载罐头食品的卡车，更有人偷偷烧毁党证，摘掉家中的斯大林像。
斯大林决心坚守莫斯科。但莫斯科能否真正守住，他并没有把握，特别是过去坚守基辅的决心不但未能实现，而且还遭受到空前损失，这对这位苏联最高统帅的决策信心不能不产生重大冲击。此时的斯大林已经相信，在朱可夫那里能够听到真话。
形势也发展到了最需要真话的时刻。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第三十集团军的地段取得突破，决定莫斯科存亡的时刻到来。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朱可夫，不加任何掩饰，提出他平时最不愿意说出、内心深处最痛苦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守住莫斯科？他对朱可夫说:“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斯大林要求朱可夫不是以一名苏军高级将领、莫斯科保卫战的主要指挥者，而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其分量之沉重，即使那场战役已经结束了64年，今天依然能够像铅块一样沉甸甸地感觉出来。
仅仅三个月前，朱可夫坚持要求放弃基辅，并因此失去总参谋长职务。此时面对斯大林以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的坦诚，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回答最高统帅:“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
真是危难时刻。真是字字千钧。
朱可夫军事生涯中先后指挥了无数个战役，包括辉煌的攻克柏林大会战，但没有哪一次战役像莫斯科保卫战这样关键，没有哪一句话如“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这样字字千钧。
一句古谚语说:“性格即命运。”帕夫洛夫与朱可夫的差异当然不只是性格，但两人的命运在战争中被岔开，永远不再会合。
我常想：如果当时不发生战争，又会如何？
如果不发生战争，两人当然都能够在苏军中平步青云，帕夫洛夫还很可能走到朱可夫前面。
但战争发生了，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战争撕去一切假面，对军人做出最严厉无情的淘汰和筛选。
我又想：如果历史能够重新开始，又将如何？
如何历史能够重新开始，帕夫洛夫肯定会对他的观点和做法做出大幅调整，向他的同事和战友朱可夫靠拢；那么希特勒的军队就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长驱直入，悔过的帕夫洛夫同样可以享受到英雄的辉煌。
但历史无法重新开始。
这正是历史的庄严和悲壮。
朱可夫也不是从来不犯错误的天才。后来人们把他的种种缺点罗列出来，如骄傲、专横、跋扈、“波拿巴式人物”等等。主观上说，那是因为他的毛病也不少；客观上看，那是因为战争已经过去，和平已经到来。
在灾难危重、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能够有这样的军人挺身而出，那是民族有幸，国家有幸，军队有幸。
08 强势拉姆斯菲尔德（一）——拥有最多“…
这个人不是军人。
却比任何美国军人都执着地鼓动、进行、坚持战争。
这个人拥有众多“第一”的头衔：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防部长（1975年，43岁）；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国防部长（2006年，74岁）；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两度担任国防部长的国防部长（第13任、第21任）??还有什么呢？喜欢或不喜欢的都对他留有深刻印象，仅仅就为这些充满机缘条件的“最”？
其实真正给此人留名的“最”，是其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在世人众目睽睽之下指挥调动美军打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侵入两个国家——阿富汗和伊拉克，推翻两个政权——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实现美国长期耿耿于怀的两个夙愿——进入中亚、掌控海湾。
先看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地处中亚，苏联解体后，中亚被美国战略学界称为世界上“最后一块战略真空地带”，力求进入而不可得。这个夙愿“9·11”后被拉姆斯菲尔德实现了：进入并占领阿富汗、驻军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大门从此无法对美国关闭，“最后一块战略真空地带”从此不再真空。
再看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地处的海湾地区，是全世界最富石油储藏的地区：伊拉克的储量为世界第二，旁边就是世界储量第一的沙特阿拉伯、储量第三的伊朗、储量第五的科威特。在该地区完成坚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半个世纪的梦想，这个梦想又被拉姆斯菲尔德实现了：占领伊拉克全境，牵制沙特、威慑伊朗。科威特则更加顺从，长期令美国头痛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也变得噤若寒蝉，收一箭数雕之效。
如此“战绩”，的确是自1947年美国依据“国家安全法”设立国防部长一职以来，任过该职的所有人皆自叹弗如的一个关键之“最”了：最富美式攻击精神、最富实际攻击成效——2001年10月7日向塔利班宣战，11月12日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36天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2003年3月20日向萨达姆开战，4月9日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回时间更短——20天推翻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美国还多以策动政变的方式，颠覆那些它不喜欢的政权的话，那么新世纪则是以赤裸裸的和不折不扣的武力了。在这些“全武打”中，拉姆斯菲尔德首当其冲。
伊拉克战争得手后，这位据说“身体奇好、精神状态奇佳”的国防部长更进一步提出“10—30—30”的作战构想，即一旦美国决定在全球某个地区动武，美军必须能够10天内部署到该地区、30天内摧毁敌军、第二个30天再完成重组，做好到另一地区执行下一次任务的能力。此设想一出，全球哗然。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设想是打“两个半战争”：在欧洲和亚洲各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同时在亚、非、拉地区应付一场小规模战争。到了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的重大损耗，再打“两个半战争”已力不从心，指标不得不大大下降，变为打“一个半战争”，即准备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大战，同时在其他地区打一场小仗。冷战结束后，恢复过来的美国战争指标再次上升，克林顿政府提出要打“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即在东北亚和中东地区各打一场大仗；小布什政府上台后觉得克林顿的胃口还不够大，要调整“两场战争”的指标，但谁也没有想到调整出个拉姆斯菲尔德的“10—30—30”计划出来。依照此计划，美军必须在70天内打完一场仗并且完成投入下一场战争的全部准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野心和胃口，无怪乎欧洲舆论惊呼：美国在准备一年进行五场战争！
就在这些猜疑、感叹、惊呼、愤怒之中，拉姆斯菲尔德上升到其威势顶峰，然后是权势顶峰。
就美国国内政治来看，国防部长历来不是显眼角色，在内阁中居于国务卿、财政部长等要角之后。但拉姆斯菲尔德入主国防部后，不但在五角大楼大权独揽、说一不二，而且靠其咄咄逼人的个性以及与总统布什和副总统切尼的特殊关系，很快将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从国务卿鲍威尔那里抢了过来，弄得那位前四星上将一而再、再而三做出“以大局为重”的妥协；然后又通过战场实绩一次又一次向国会要求追加拨款，把个财政部长也贬成了美国大兵的账房先生；最终超过所有内阁成员，使自己成为布什政府中实际上的第一阁员。在国内如此霸道，在国外他也不是谦谦君子。伊拉克战争前，英国爆发史无前例的百万人反战大游行，美国最坚定的盟友布莱尔首相面色凝重，眉头紧蹙，拉姆斯菲尔德只撇撇嘴说：即使我们的英国盟友不参与，美国一家也要把仗打到底。就是这句话，使布莱尔有一阵颇下不来台。这种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的习性和谁说也不行、谁劝也不听、一意孤行的意志，使美国《时代》周刊用“五角大楼军阀”（Pentagon's Warlord）一词来描述他，也使其头顶诸多个“最”之上又添加了一个“最”：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国防部长。
在一般人早已退休的年龄，他却进入了其事业的顶峰。
他以为从此都是顶峰，有永远的顶峰。
09 强势拉姆斯菲尔德（二）——露多大脸，…
他以为从此都是顶峰，有永远的顶峰。
幸运的拉姆斯菲尔德忘记了：他的顶峰恰好与冷战结束后美国力量的顶峰重合，或者更客观地说，他恰恰借助了美国力量的顶峰。当他说“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的时候，以为凭借先进的军事技术、强大的军事能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严重危机的隐患就由他自己悄悄埋下了。
他志得意满、忘乎所以，忘记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截至2006年底，美国在伊拉克已经花费3500亿美元军费、付出了24 000名美军死伤的代价，不但未能消除恐怖主义、建立“民主样板”，反使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陷入了生灵涂炭、乱象环生的内战，爆炸、刺杀、枪战、炮战成了家常便饭。三年零八个月之前，美军第三机步师冲进巴格达，在电视摄像机镜头前拉倒萨达姆塑像的时候，谁能想象到伊拉克今天的乱局？2006年11月26日，美军在伊拉克作战的时间，已经超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348天的作战时间，战争费用在2005年就超过了朝鲜战争的开支，2007年超过越南战争5310亿美元的纪录。这不但成为美国进行的最昂贵战争之一，而且结束之日遥遥无期，已经成为一场难以脱身的战争。新加坡报纸发表了一篇颇有特色的评论：《越战伤了驴，伊战倒了象》。认为以驴为象征物的民主党在200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大胜，是因为以象为象征物的共和党陷入了伊拉克战争泥潭。由国会授权成立、民主和共和两党外交政策专家参与的“伊拉克研究小组”提出的报告说:“伊拉克局势非常严峻，而且还在恶化。暴力的规模和杀伤力越来越大，针对美国军队的袭击以及美军的伤亡情况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伊拉克人民正在苦难中煎熬。”
这一切，拉姆斯菲尔德难逃干系。他的地位与美国力量一起上升，也必然要随这一力量的衰落而跌落。尤其是在导致美国力量的过度损耗中，他难辞其咎。2006年11月8日，他从权力顶峰跌落了：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在白宫总统办公室发表辞职感言时，他说了一句连自己也十分陌生的话:“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几乎没有人理解的战争，是一场人们备感陌生的战争。”几年前、几个月前甚至几天前，自己那些信誓旦旦的话语，一瞬间似乎连自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四天之后，《洛杉矶时报》一篇名为《拉姆斯菲尔德自己造成的创伤》的评论，给了他一个美式的“盖棺论定”：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有机会成为美国伟大的英雄之一。他在危急关头执掌国防部，具备很多令人钦佩的才能，这些都是成功的必备条件。然而，与历史上的悲剧英雄一样，他的缺点是傲慢和固执，这不仅导致了他的下台，还使他毕生的努力毁于一旦”；“拉姆斯菲尔德为这一失败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不会以改革美军的国防部长而名留青史，充其量也就留下个差点输掉伊拉克战争的名声。更糟糕的是，他的顽固不化毁掉了地面部队。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设备损坏殆尽，士兵们也已精疲力竭。部队为了保证训练只得轮流使用坦克和悍马军车。美军遭遇着一场空前的危机。与拉姆斯菲尔德在2001年上台时所掌管的那支军队相比，他所留下来的这支军队的实力和战斗力已大大下降”。
09 强势拉姆斯菲尔德（二）——露多大脸，…
2006年12月15日，美国国防部举行告别仪式。尽管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在发言中依然对拉姆斯菲尔德充满溢美之词，称赞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国防部长，但新任国防部长盖兹回答参院咨询“美国是否正在打赢这场战争”时，张口就是一个异常沉重的字眼:“不！”
拉姆斯菲尔德走了。虽然黯然神伤，但头上依然顶着左一个右一个“最”：最年轻的、最年长的、最有权势的、最富攻击精神的、任职次数最多的??美联社记者伯恩斯说，仅仅只差了10天时间，拉姆斯菲尔德就能创造另一个“最”：打破越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创造的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
也许拉姆斯菲尔德最不想打破的就是这个纪录。越南战争迄今为止依然是美国的噩梦。麦克纳马拉活一天就要检讨一天。他决不想重蹈覆辙。正式辞职之前，拉姆斯菲尔德完成了一份机密备忘录，建议布什对伊拉克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中甚至规划了“上策”为何、“下策”为何等等，细致且周全。但这份备忘录的真正目的已经不是建言献策了，而是暗中埋下的那句伏笔：不管做出任何决定，都要表明这些决定是“实验性”的，“这样我们就能随时在必要的时候对策略进行调整，而不必承担失败的责任”。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拉姆斯菲尔德才想起来不能做麦克纳马拉。他终于意识到了面临的灾祸和解决伊拉克问题的艰难。他想抽身便走，身后尽量少留痕迹。
但为时已晚。中国有句老话，叫作“露多大脸，现多大眼”。现在不要说全世界了，即使在美国，如果要为伊拉克战争选出一位标志性人物，美国媒体也承认：大多数人会选执着的和顽固的拉姆斯菲尔德。
“暴风雪结束了”，这是拉姆斯菲尔德离去之前，给五角大楼同仁留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他平素喜欢引用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句名言:“胜利不是最后的结局，失败也不是最后的宿命，重要的是勇气。”
他对丘吉尔的话信以为真了，以为凭借他的个人勇气和美国国力，就能够达到一切、克服一切。当他终于明白美国力量的有限性之时，他的勇气也竟然像冰雪那样开始悄悄融化了。
应该责怪丘吉尔吗？既然胜利不是最后的结局，那么失败必然是最后的宿命。
现在坐在家里的拉姆斯菲尔德，未来只有在回忆录中解脱这一切、辩白这一切了。他拥有如此众多的“最”，回忆录肯定畅销。有人以成功影响一个国家，也有人以失败影响一个国家。拉姆斯菲尔德无疑属于后者。不管他本人愿意不愿意，时间和历史会做出这样的记忆。
多少年以后、多少代以后的美国人会不会说：21世纪初，我们有个最狂妄的人，叫拉姆斯菲尔德？
他的最后一个“最”。
10 民族的致命伤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入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三十四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自湖南邵东、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二十年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
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
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战略思维中进取性的意义，通过克劳塞维茨和蒋廷黻这两位前人的思辨性论述，基本显现出来了。“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王朝，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样尽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无法对剧烈变化的新的历史环境做出战略性回应，最终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个摊子，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单单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仅需要保存，更需要创新；不能只是求稳，更需要求变。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了进取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创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段话是在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会谈时讲的。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威望的高点。1984年的国庆游行中，北大学生还自动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谁能想到小平同志做出如此严重的评价？但也恰恰是这段话，展现出在小平同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中，进取性所占的分量。“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能够讲出这样的语言，其历史进取心是何等的坚定！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不光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更包含着能够拿出相应的实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
11 进取性——永恒的追求
1982年，阿根廷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表面看确是进取性之举，但实际上其领导层并没有做好应付艰巨情况的准备。一是看到英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估计不会为马岛而战，只要造成既成事实，便可轻取。二是认为即使英国想战，因经济衰退国力减弱，不仅兵力不足，还与马岛相距一万四千公里，后勤保障也成问题，阿根廷尽占天时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战，对劳师远征的英军，也能获胜。
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阿根廷从政客到军人都没有做好艰苦作战的精神和心理准备。以加尔铁里为首的领导层，更把收复马岛看作是提高自身威望、转移国内对经济困境的关注、巩固岌岌可危政权的手段，以为胜利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结果战前不但未开展国防动员，也未针对海岛作战进行部队训练，甚至连斯坦利港的机场也未整修，致使战争爆发后阿根廷战斗机无法以马岛为基地攻击英军，只能从本土起飞，无法威胁到航程以外的英国特遣舰队。其收复国家主权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进取心”，既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力量支撑，也缺乏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撑，最终使这一失败成为阿根廷延续至今的创伤。
相反，最初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英国则是反应迅速，行动坚决。当特遣舰队从朴次茅斯起航时，很多人把它当成将阿根廷吓回谈判桌的外交舰队，首相撒切尔夫人却认定一条:“特遣舰队必须投入战斗。”美国国务卿黑格要求英国特遣舰队停止前进以利调停，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异常干脆:“特遣部队必须继续前进。”从1982年4月2日至6月14日，英国和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德韦奇群岛，展开了一系列海空作战和登陆与反登陆作战。英国以亡255人、伤777人、损失舰船6艘、飞机34架的代价，使阿根廷守军亡1000余人、被俘11 000余人、损失舰船11艘、飞机105架，最终夺回马岛。在英阿两国领导人进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了胜出者，由此获得“铁娘子”的称谓。
就是这位“铁娘子”，马岛获胜三个月后来到北京，意图乘势一举解决香港问题。未料到等待她的，是邓小平那段十分强硬的语言。小平同志后来还讲了一段话:“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一点都软不得。”
这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1992年10月，距离香港回归已经不到五年，小平同志要看接收香港的对策方案。尽管当时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总的思路是和平过渡，和平接管。小平同志看完方案后，认为没有做更复杂的考虑，没有另起炉灶的准备，因此评价说:“软了。”他说:“我以前对撒切尔就说过，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要考虑在另外的时间和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就不是和平过渡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进一步强调:“有准备才能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刘华清同志晚年回忆这一幕时说，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下一步要做的，一是加快和平进驻的工作；二是做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方案的制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的发生。要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锤砸死。要搞出几套方案，请邓主席、江主席批准。放在那里，有备无患。”
英国执政当局当然要用尽一切办法，通过香港实现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存在。中国政府则一定要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夙愿。1997年香港回归，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与中方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关系极大。中英领导人各自战略进取意识的这一轮碰撞，中方是胜出者。
进取性，是战略思维主体的永恒追求。两手准备，两手抓，两手硬，才能通过进取，最终把握事件发展的进程。
12 军徽的光芒
在华盛顿西南群山怀抱的昆特克尔，陆战队大学研究中心主任格罗夫仔细端详着我们赠送的礼品，小声发问:“八一”这两个汉字是什么意思？我们解释的时候，这位退役陆战队上校竟然专门拿来一个本子，一笔一画认认真真记了满满一页，然后叫来特藏部门负责人，叮嘱将这篇说明和礼品一起放好，以便让所有参观者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军官学院，我们又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所有解释都被认真记录下来，成为他们的收藏。
这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美国军人对“八一”的含义虽然弄不清楚，但是通过交战与交往，知道这个标记不能轻视。他们尊重佩戴八一军徽的中国军人。
我知道，军人之间的尊重不会凭空产生。自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没有一支军队，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甚至成为他们的研究题目。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资本。他们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都浇注到其中去，终使八一军徽在世界熠熠生辉。
与一支军队跋涉的万水千山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
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者，至今已无一幸存。半个世纪前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国威军威的猛将们，也不剩几人。八一军徽在不息的军号和嘹亮的军歌中，默默完成着生命的接力与更替。像一株参天巨树，叶片年年脱落，新芽岁岁破枝，增长着一圈又一圈坚实的年轮。
在军徽面前，每一代军人都是过客。正因来去匆匆，有些人便只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一个中国军人，如果脑中思虑的只是一己荣辱而不是祖国安宁，心中充满的只是个人欲望而不是军人的责任，他就玷污了军徽的荣誉。即使他在财富与安逸中享乐一生，也是八一军徽的不肖子孙。
我们这支军队在战火硝烟中曾经英雄辈出，战将林立。和平时期是否还能继往开来，无往不胜？回答这个疑问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半个世纪的和平，人民解放军以两个感人至深的形象，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当群众有难、急需帮助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雷锋；当国家有难、强敌虎视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泡方便面就咸菜钻研军事学术、点半截蜡烛研究高技术战争的苏宁。
雷锋和苏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代表，八一军徽在他们头上闪出了夺目的光辉。他们是和平时期的军人，欢乐里人们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危难中人们却离不开他们的精神。人民解放军的血脉，通过这样优秀的军人在不息地流传。他们与八一南昌起义的英雄和朝鲜战场上的勇士一样，永远与军队同在，与军徽同在。他们的生命已经超越了时空，嵌入了军徽的辉煌之中。我军的职能，正是通过这些生动感人的形象，深深铭刻在祖国和人民的心里。
世界上任何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都离不开军人的献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在于千千万万个雷锋和千千万万个苏宁。那些在茫茫瀚海中驻扎南沙高脚屋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滚滚洪水前死守荆江大堤的空降兵官兵，那些长年累月巡逻于边疆大漠的边陲卫士，日日夜夜攻关于试验室、为我军新型装备呕心沥血的专家教授，虽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却是八一军徽不竭的力量源泉。如同一支歌中唱的那样:“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的英勇献身，才构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守四方。21世纪已经到来，我们看到了超级霸权如何凭借武力，在世界上肆意横行的先例，也看到了一支军队失去军威，一个国家便失去国威的教训。世界风云变幻，周边风云变幻，形势在提醒我们：要保卫祖国安全，捍卫民族尊严，必须以我们的奋斗，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跻身于世界强师劲旅行列。我们这一代军人享受着前辈威名的庇荫，让下一代军人也踏上我们的肩膀，该是我们的重任。
当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的时候，当阅兵方阵雷霆万钧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人民英雄纪念碑可以做证，“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仍在唤动我们胸中的热血。那一片片灿烂军徽中发出的口号山呼海啸，即是全军将士致祖国的钢铁誓言。
真正的中国军人，军徽的光芒便是他的生命。这光芒不仅在帽檐上，更在心中。
13 兵贵神速的奇迹与尴尬
任何一部兵书也不忘写下这四个字:“兵贵神速”。
任何一个挖掘历史经验的人也不忘记写下这四个字:“机不可失”。
1999年6月12日凌晨，这些书本上的精彩理论变成了实践中的具体行动。就在踌躇满志的北约准备按部就班完成对科索沃的分区占领之时，俄军一支200人的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进入科索沃，抢占了普里什蒂那的机场。
东方西方皆目瞪口呆。这支部队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谁批准了这次行动？世界舆论大哗。在俄外交部长费力地解释、美国务院发言人故作轻松、资深评论家们来不及用完早餐便纷纷加入对事态的分析之时，这支部队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像一颗钉子一样钉死在了那里。
科索沃战争中一枪未放的俄罗斯，其在巴尔干被动的战略地位顿时改观。
为什么一支200人的部队能够产生这样重大的后果？
第一，在于占有了先机。先机就是主动，就是主导。兵贵神速，其“神速”就体现在抢占先机这一点上。对俄罗斯来说这尤其是一步险棋：如果再不进入科索沃，也许就永远失去了进入的可能。北约空袭了78天却让俄罗斯人首先进入，从西方角度看，无论如何也有被人家摘去了大桃子的感觉。
第二，在于占据了要点。从现代空中机动与空中作战看，一万平方公里的科索沃，最重要的就是普里什蒂那机场这一点。所以北约的“维和指挥部”也选在这里。200名俄罗斯士兵的突然抢占，既点到了科索沃的穴位，也点到了北约的穴位。
第三，它给世界一个明确的信号：俄罗斯仍然有军人在枕戈待旦。科索沃战争使俄军声誉降至最低点。这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现在似乎成了一个泥足巨人。但在全世界面前表现的抢占机场行动，从其不事声张、有条不紊、一气呵成看，如果没有军人对战机的精心把握、对行动的周密策划、对达成既定目标的大胆果敢，纵有政治家的决定和批准，也难保不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俄罗斯军人的素质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
以上三点，使俄军抢占普里什蒂那机场的行动，成为以果敢的战术行动产生重大战略影响的典型。现实政治确实严酷：战场上不能得到的东西，不要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就因如此，俄罗斯在科索沃维和谈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当然也还要从另一面看。一个1800万平方公里、两亿人口的世界大国，靠200人的大胆军事行动改善战略地位，既是一个奇迹，又是一个悲剧。俄罗斯军人每每在行动中表现出很高的军事造诣，但又每每因国家后劲不足，难以为续，成果东流。抢占机场行动仍然如此。在北约开始以每小时200人以上的速度进入科索沃之后，俄罗斯这支200人的部队却得不到有力补充，几天之后不但开始向周围的英军士兵讨水喝，而且“科索沃解放军”竟然宣称要对俄军动手，只是被英军隔离在了封锁线之外才作罢，大有“虎落平原”的景象出现。俄罗斯灵活机动的作战分队和缓慢锈蚀的国家机器，在小小的普里什蒂那机场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在这里既看到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也看到了一个需要大修大补的国家。
所以兵贵神速，机不可失，还不是通过战术行动达成战略目的的全部。
还是孙子那句老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14 潘多拉盒子与拉登之死（1）
2011年最为轰动的消息笃定是这一条了：拉登死了。
5月1日，巴基斯坦北部山区阿伯塔巴德那场对抗微弱的枪战，以坠毁一架直升飞机为代价带走一具尸体，不但成为本年度最大新闻，而且被说成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一个拐点。
这场刺杀行动的意义果真如此巨大吗？
在国家力量空前强大的时候，以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已是奇观；更何况还是个体弱多病的人，向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叫板，就像是唐·吉诃德面对风车，就像是蚂蚁面对大象，达成了戏剧化的全部条件。这个超级大国也认真地把他当作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他活着的时候，以500万美元（1998年）、2500万美元（2001年）、5000万美元（2007年）作为连续递增的捉拿悬赏；打死了他，还要动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对其进行海葬。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这样做是要“确保其安息之地不会成为一处圣地以及追随者朝拜的场所”。这真是人类有史以来令人惊叹的奇观。这些离奇的做法除了使这个人真正阴魂不散之外，不知还会招引多少计算机游戏和动漫影视制作者，以他作为童话和神话的临摹蓝本。
或许他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这个人真的具有当今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描述的那种巨大能量？
在阿伯塔巴德山区一住就是五六年，不通电话，不用网络，不与周围来往，仅依赖一两个“绝对可靠”的“信使”徒步、骑毛驴、坐汽车、乘飞机与外界传递消息。家中既没有一件可资顽强抵抗的像样武器，也没有一条基本说得过去的逃逸通道，更没有四周全部预埋高爆炸药、随时准备与对手同归于尽的最后安排，与好莱坞大片中人们熟知的那些惊险、刺激、充满悬念的镜头和场景大相径庭。所以当依托太空卫星、高空无人机、地面全套信息化装备的特种部队万分紧张地冲进院内之时，当美国各路大员齐集白宫指挥室把心提到嗓子眼、屏息观看刺杀行动实时视频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原始、那么的粗糙、那么的简单。哪里有什么“极为专业的安全措施”，哪里有什么“堡垒一样坚固的豪宅”，夸张的语言，变形的描述，在现场实景面前变得像谎言一样苍白。就是这么一个人，据说指挥着全球的恐怖主义行动，把当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不知让多少人寝食难安。究竟是这个躲在阿伯塔巴德深宅里整天吃药、定期做肾透析的人太强大了，还是力量从太空延伸到海底、貌似强大的今日世界太虚弱了？
21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开篇就给我们创作了这样一个充满噱头的离奇故事。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在信息时代，成功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能打胜仗，更取决于谁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以提出“软实力”和“巧实力”著名的这位教授话说得很有意思。没有人怀疑美国人编写故事的能力。被《纽约时报》描述为“历史上范围最广、最令人身心疲惫的搜捕行动”已经营造了一个绝妙的故事氛围：在必须铲除的这个人身上，集中了世间一切罪恶的根。当然可以说这个人打开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潘多拉盒子，“9·11”事件改变了整个国际政治进程。他的故乡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报》说:“拉登以其惊世恐怖之举改写了美国前进的路径，险些使美国这艘大船倾覆。”且不去说这类评论是准确还是过分，一个更深入一些的问题是：这个人又是从哪一个潘多拉盒子中飞出来的，是谁把他放出来的？
14 潘多拉盒子与拉登之死（2）
此人原本不名一文。20世纪80年代，因为加入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在美国明里暗里的支持下反击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令其名声大噪。这是拉登在国际政治中淘到的第一桶金。第一桶金就离不开美国的得力支援，无形中他也变成了两个超级大国角力争斗中美国的一杆快枪。
装拉登的潘多拉盒子就这样在阿富汗被打开了。
后来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了，随后又垮台了，美国人以为这杆枪将会变成一支无人问津的老枪，撂在那里任其锈蚀。未料到这杆枪掉转枪口，把准星指向美国，而且抠动了扳机，这是原来挨过枪子的塌台超级大国和原来抠动扳机的现存超级大国都始料未及的。后来被人们冠以“国际恐怖大亨”的这个人生于冷战。在冷战中他只是个让人摆布的配角和小伙计，是一枚随棋手安排而落下的棋子。冷战过后，配角竟然想扮演主角、小伙计竟然想当老板、一枚棋子竟然堂而皇之地跑到对面端坐起来，俨然成为与老棋手平等博弈的新棋手了。真不知再过半个世纪，后人会怎么看待我们今天如此翻云覆雨的国际政治，是把它看成一幕充满理想和正义的重头大戏，还是一幕荒诞滑稽的国际闹剧？
至于作为基地组织和众多国际恐怖组织的精神领袖，这个人死亡之后恐怖主义是继续泛滥还是开始收敛，反恐斗争是仍要强化还是开始终结，新的恐怖主义领袖是随即产生还是今后朝分散化、本土化方向发展，当然要引起广泛的研究和深入的讨论。但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似乎不在这里。宣布拉登死亡的那个深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事实再次提醒我们，美国一旦决定去做，一定能做成任何事情。”这句话说得太满了。击毙拉登对美国这样一个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军事科技深入四维空间的超级大国来说，其实并非像今天众多媒体描述的那样困苦艰难。应该去思索的不但是为什么做成这件事要用十余年时间，更是当人们在一茬一茬割韭菜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生长韭菜的土壤。说到底，拉登是环境的产物。如果说这个人是个怪胎，那么孕育他的国际环境就那么完美？如果说除掉他体现了国际正义，那么决定这一处决的政治体制又将怎样除掉滋生这样人物的土壤，这才是“一定能做成任何事情”中最为重要的一件。
这个人死掉会带来种种现实好处：恐怖主义势力可能精神重挫、奥巴马总统竞选连任、反恐战争可能全球降温、国际秩序可能变得稳定。历史的误区也就这样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将各种成因归于个人，忘掉培育其之力量和产生其之土壤。这个人以当美国人的枪、从事特种作战开始，最终死在美国特种部队的乱枪之下，其中的含义和教训，被今天在大街上游行欢呼的人群所完全忽略，也被今天的大多数分析评论所基本回避。新一轮失误的隐患，就这样在狂欢中悄悄埋下了。
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开启的那个潘多拉盒子，今天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被强行关上了？当年打开盒子的人今天也不敢下此结论。历史不会重复，不意味着错误不会重复。比如说今天纵情欢呼“茉莉花革命”的人们，谁知道是不是又在合力撬开一个崭新的潘多拉盒子。
15 谎言也在编历史
“中国威胁论”是哪一年产生的？似乎鼓吹这一理论的那些人也不太说得清楚。有人说是因近年来中国增加军费开支、进行武器采购、研发先进装备产生的，于是“中国军力威胁”“中国导弹威胁”“中国海军威胁”“中国太空威胁”“中国潜艇威胁”“中国激光威胁”“中国军事不透明威胁”等便大行其道。
“中国威胁论”并非根源于近期中国军力的发展，在更早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威胁论”就出笼了。当时主要不像今天这样围绕中国军队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大做文章，因为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费开支实在太低、武器装备实在落后，实在无法就此做文章，于是意识形态就成为做文章的主要题目了。“红色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威胁”：向朝鲜半岛的“扩张”，向印支半岛的“扩张”。整个东亚、东南亚到处都是行将倒塌的“多米诺骨牌”，需要美国大兵不远万里来亚洲到处“防堵”，而且说“防不胜防”。
其实这也不算资格最老的“中国威胁论”。在新中国成立的久远之前，19世纪后半期“中国威胁论”就出现了。当时美国掀起“排华浪潮”，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的华工视为“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白人“饭碗”的抢夺者、对美国主流文化形成“威胁”者，美国政府于1882年、1884年先后通过《排华法案》。那个时刻正是中国日益衰落的时刻。衰落的中国依然对别人构成巨大“威胁”，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怪事：怎样解释你不是人家的“威胁”呢？
查看“中国威胁论”这部粗糙的历史就能基本明白：这不是语言所能够说清的问题，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事情。看看今日世界，美国全球驻军，美国航空母舰全世界游弋，美国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一半，太空中的美国卫星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卫星总和还多，美国海军宣布要控制16条海上战略通道，大西洋7条、地中海2条、印度洋2条、太平洋5条，囊括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海峡和水道。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行动不算，能够被称为“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说，“任何地区的任何国家现在都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跟美国站在一起，或者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说，“在追查任何涉案组织或国家时，美国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由此可以看出，什么国家边界、什么国际法规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都不在美国眼里。
2003年伊拉克战争得手后，这位据说“身体奇好、精神状态奇佳”的美国国防部长，更进一步提出“10—30—30”的作战构想，即一旦美国决定在全球某个地区动武，美军必须能够10天内部署到该地区，30天内摧毁敌军，第二个30天再完成重组、做好到另一地区执行下一个任务的能力。此设想一出，全球舆论哗然。依照此设想，美军必须在70天内打完一场仗并且完成投入下一场战争的全部准备。这真是前所未有的野心和胃口，无怪乎欧洲舆论惊呼“美国要准备一年进行5场战争”！
即使如此，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专家学者、新闻传媒，或是政治人物也不见有人站出来，大声诉说“美国威胁论”。似乎游弋在全世界的美国航母编队、遍布全世界的美军基地、能够把地球毁灭数遍的美国核武库、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持枪荷弹的美国大兵，都不如标记“Made in China”的鞋子、衬衫、毛巾、玩具等日常用品和电冰箱、电视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对世界和平带来得威胁大。
这叫什么逻辑？
16 荒谬的逻辑（1）
有些逻辑异常的荒谬。
2007年2月，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在名古屋演讲时，竟然将“中国威胁论”进一步演绎为“日本沦陷论”。这位如此富有创造性的前小泉内阁经济产业大臣对听众说:“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中国）就有可能‘非和平崛起’；要是把台湾列入其势力范围内，则下一个目标就是日本”，“今后15年，倘若保不住台湾（意指中国完成统一），20年以内，恐怕就轮到日本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道理来回应这些近似梦呓的奇谈怪论？在日本方面倾其全力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像扫盲一样告诉中川昭一这样的日本政客，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家独立权、领土管辖权、平等权和自卫权，既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权力，又是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基础。中国人民对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统一、民族尊严的追求，是世界上包括日本在内所有国家的基本追求。任何主权国家的这一基本追求，若遭受到任何方面以任何借口的任何干涉、任何破坏与任何阻碍，都是对该国利益的最大侵害和对该国人民感情的最大冒犯。
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不难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力的回应：中国拥有漫长的陆地和海洋边界线，保持国防力量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国家的统一无可厚非；日本的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十分之一，军费开支却比中国多得多。秦刚说:“一个无论是人口，还是领土面积都比中国小得多的国家，却维持着如此庞大的军费，还在不断地叫嚷中国的威胁，那么它的目的，请问，真实的目的何在？大家不觉得奇怪吗！”“日方老是说，中国要增加透明度。我们也请日方增加透明度，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日方能否解释一下他的一系列的军事动向，包括将中国的台湾纳入他周边的法案，他的真实目的何在？”
其实他们的真实目的还用我们说吗？就像中国那句老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我们中国，一百多年来反复遭受列强入侵，不但多次被迫割地赔款，各个地区也被划成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国家安全长期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不建立保卫自己利益的力量和意志，迎来的绝对不是安全时刻，而是屠宰时刻。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句话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百年心声。中国独立自主了，中国快速发展了，中国不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中国决心建设一支与国家地位相适应、与安全威胁相对应的武装力量了，就成“中国威胁”了吗？
2005年6月在新加坡召开亚洲安全会议，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联手指责中国，拉姆斯菲尔德的质疑成为媒体最常引用的话:“既然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造成威胁，中国增加军费开支、购买军备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究竟想干什么？”拉姆斯菲尔德先生如此健忘，仅仅三个多月前，他们还在一起搞“美日2＋2会议”，宣布以台湾海峡安全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这就没有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形成威胁吗？如果哪两个国家以美国佛罗里达海峡安全为他们的共同战略目标，美国能不感受到威胁吗？还不用说美国至今对台售武，这难道不是国际关系中极其荒谬的事情：既宣布承认和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在向对方某一地区出售武器，助长该地区的分裂倾向，还说是为了“军事平衡”，那么它是否也能够容忍别的国家到其内部去搞这样的“军事平衡”？
16 荒谬的逻辑（2）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中国威胁论”。按照这种逻辑，你就是一只和平鸽，在别人眼里仍然也是威胁。
但我们仍然必须对别人说清楚，甚至需要非常耐心地说清楚。不是对“中国威胁论”的发起者——那些人头脑中的东西不是我们的道理能够说服的，而是针对旁观者和旁听者。毕竟世界舆论的主导权没有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毕竟谎言重复若干遍也有可能变成“真理”，毕竟我们必须适应这个世界，哪怕现存的秩序有多么不合理。面对今日世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主动，尤其当别人向我们身上泼污的时候，我们不能放弃话语权。这种时刻的沉默以对，不能称为韬光养晦。我们有发言的权力。我们有威胁的现状。我们有和平的传统。我们有和谐的追求。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威胁别人。我们中国人也从来不怕别人的威胁。
更加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努力阐述真相，世界对真相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2006年，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出笼后，在美方也遭到质疑。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用了“夸张”这个词来形容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霍华德·弗伦奇写文章称：美国正在犯“历史性错误”。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的卡彭特说得更加直白:“我们的军事预算从任何合理的标准来看，都是过度的，不论是为了应付中国成为长期威胁，还是为了反恐战争”，“任何同反恐没有关系的安全开支，都把中国当作花费的借口了”，“就因为中国在二三十年后可能成为美国的安全挑战，我们现在每年就要花上5000亿美元搞国防，实在说不过去”。
不仅“中国军事威胁论”遇到反对声浪，其他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有不少人反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博特利尔、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师罗奇、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卡托研究所贸易问题专家伊肯森等有影响的经济学者都在各种场合批评“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欧洲，德国《每日镜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发展不应令西方担忧；意大利《新闻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发展已令整个世界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西方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作用。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也指出，不能再用“善恶二元论”来看待中国，而应寻求共同的成功。
这些声音无论是来自利益，还是来自良知，都被我们欢迎，因为有助于澄清被扭曲的事实。我们也明白，要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威胁”的论调也许很难，也许我们长期不得不在这种论调的伴随中发展和成长。但绝对不能让它的存在干扰了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影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这就是面对“中国威胁论”，我们应有的气度和格局。
心胜 第二部分
17 和平年代无英雄？（一）
战争与军队是千古话题。
胜利与失败是千古话题。
成王败寇则是这些话题的基本结论，英雄狗熊也就此分野。
可以说那是战争年代。战争从来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
那么和平年代呢？和平年代还有没有这样的检验？如若没有，为什么？如若有，是什么？
黑格尔说过，和平是一个民族的腐蚀剂。其结论颇有过分之处，其中有些微合理的部分：战争时期寒光闪闪的刀剑，和平时期可以变得锈迹斑斑。多少支战争年代身手矫健的军队，在和平年代变得步履蹒跚。
于是和平年代的军队，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的军队；和平年代的军人，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精神的军人。和平年代似乎也就成为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年代。
这些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终止。
人们看到，当大兴安岭的森林之火在疯狂地吞噬一切的时候，解放军官兵成建制地冲向熊熊烈焰，奋勇扑救，缚住了肆虐的火龙。当桀骜不驯的长江洪峰撕裂拦洪大堤、九江城池危在旦夕的时候，解放军官兵千里驰援，在湍急的决口中用钢木土石组合坝封堵溃堤，成为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中流砥柱。当非典病毒肆虐中国、国际舆论谈非典色变的时候，1200名军队和武警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会聚北京小汤山，像勇士集团冲锋那样，与非典展开决战。当空前严重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官兵排除万难，从空中、地面、水面全力向灾区开进，民众看见翻山越岭强行军赶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第一句话就是:“大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他们难道不是和平年代共和国的英雄？
1998年，在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叫嵇琪的勇士在九江大堤上10次晕倒，每次从昏迷中醒来后，又扛起沙包投入抢险战斗，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是疲劳中暑，实际上他已是脑瘤晚期。这位被命名为“新时期硬骨头战士”的勇士后来返回部队与战友共度八一节，当他坐在轮椅上被鲜花簇拥着出现在礼堂的时候，2000多名官兵全体起立，长时间报以潮水般的热烈掌声，欢迎勇士凯旋。
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各地车站大量旅客滞留。《广州日报》于2月14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大幅照片，4名在广州火车站维持秩序的年轻战士身穿雨衣，斜倚在车站广场的护栏上，静静地睡着了。当时广州最低气温只有4℃，只有极度的疲惫，才能在这样的温度中以站立的姿式睡着。摄影记者拍下这感人的瞬间，新闻报道配以感人的话语:“战士睡着了，千千万万的广州市民落泪了。”
2008年“5·12”大地震，震中汶川情况不明，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焦急地等待消息，中央军委向部队下达“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的命令，成都军区领导也发出“谁先到就给谁立功”的号召。但空中路线被复杂气象阻断，陆航团直升机多次试降无法成功；地面道路被山体滑坡阻断，多支部队的摩托化开进被堵塞。值此关键时刻，武警部队师参谋长王毅率领200名官兵徒步强行军90多公里，最先突进汶川，向上级准确报告了震中的消息。这支英雄队伍中还有10名女性，年龄最小的18岁。
我们这个年代，难道不仍然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和平发展时期，仍然需要那种视民众安危为自身安危、视民众苦难为自身苦难、视民众幸福为自身幸福的军人，仍然需要那种在苍海横流之时敢于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好汉。
中国军人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
这种英雄气质，与人民群众的安危紧密相联。
在这样的队伍面前，我们才可以说：苍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18 和平年代无英雄？（二）——非战争军事…
非战争军事行动，指军事力量运用于除战争行动之外的其他军事行动。
问题出来了：军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自古以来，军队就是打仗的，杀戮的，征服的。也就是说，军队是用于进行战争的。
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恺撒留下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另一位著名军事统帅拿破仑也留下话语：我看见法国国王的王冠掉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它拾起来。
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了对指挥军队进行战争和征服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中这样描述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制造国家”，“征服与继续征服是大国存在的状态”，“防止被征服则是小国存在的状态”。
这些理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军队、武力、掠夺、征服，是西方政治中最鲜明的标识和最有力的工具。德国元帅沙克斯在18世纪就此概括了一句：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唯独战争没有。
所以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说：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
连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荣誉，责任，国家”，也无不包含在征服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实现美国版图极度扩张之后产生的尊荣与自信。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非战争军事行动”。凡是军事行动，几乎都包含战争。
今天的世界大不一样了。不仅是冷战时期相互毁灭手段的出现，也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对手消失，作为武装力量在新条件下运用的新形式，“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由此而生。
1993年，美国陆军《作战纲要》用一个章节的篇幅首次论述“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其含义是：美军将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参与国际维和、强制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反恐怖、禁毒等不涉及战斗的军事行动，作为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的重要补充。
1995年6月，美军以参联会主席名义颁布《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美军参联会同时制定了6部涉及反恐、维和、缉毒、撤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多项行动的纲领性文件。
2001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具体列出18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1）军备控制。（2）打击恐怖主义。（3）对禁毒行动的支援。（4）执行制裁。（5）强行隔离。（6）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7）国外人道主义援助。（8）国内支援行动。（9）国家援助。（10）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1）和平行动。（12）护航。（13）救援行动。（14）显示武力行动。（15）打击与袭击。（16）对暴乱行动的支援。（17）反骚乱行动。（18）后果控制。
其核心是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不须战争行动就可达成或战争行动不能达成的特定效果，实现某些连战争行为都难以实现的控制，为新的美国全球战略服务。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人道主义援助”成为美军非战争行动的重要方面，其《2020年联合构想》提出:“在人道主义救援或和平行动等复杂的紧急任务中，为在限定时间内达成国家目标，美军应能迅速做出灵活反应”，“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由多国部队、地区性组织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志愿的私人组织提供的技能与资源”，以保证美军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预定目标。
什么样的目标呢？冷战结束后组织“人道主义救助”，成为美军通过各类演习控制其他国家的最好借口。一位日本记者评论道:“对美国来说，进行多国训练不仅可节约美军经费，而且还可掌握参加国的领导权，可谓一箭双雕”；一旦出现冲突，可立即把参加过演习的各国军队纠集起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尤其是当美国宣布在全球各地都有所谓的“人道主义利益”后，“非战争军事行动”开始成为美国干涉全球事务的一种新方式和新工具。
19 和平年代无英雄？（三）——不同的职责…
美军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我们有着重大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拥有1500余架运输机、一个航次可空运5.6万士兵和7600吨物资到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全世界基地遍布、到处充当世界警察、打完喀布尔打巴格达的美国陆军，以11支航母编队游弋世界、要控制世界上16条海上战略通道的美军海军，当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面对国内的灾难救援，竟然是那样的迟缓和乏力的原因。这不但饱受国内舆论批评，连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表示，他同全世界一样，对美国南部“卡特里娜”飓风灾民的困境和灾区秩序的混乱程度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这支首创“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军队竟然没有及时投入国内灾难救援，这真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
但美军并不觉得尴尬。陆军发言人说：救灾应由州国民警卫队完成，不是陆军的任务。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反驳说：陆军在伊拉克作战兵力不够，原本能够用于救灾的国民警卫队大量抽调到伊拉克战场，造成国内力量空虚不是国民警卫队的责任。最后由美军南方总部司令出面，回答新闻媒体对军队救援不力的指责。这位四星上将更加振振有词：军队的所有装备和训练都是用于进行战争的，不是用于救灾的！
一句话令美国媒体集体语塞。毕竟其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首要之义，也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
这就是在同一个概念“非战争军事行动”之下，不同军队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们从来没有把对自己民众的关心、帮助和对他们的灾难救援看作是军队的负担或分外之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初起，就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毛泽东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这支军队从建军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形成了天然的、血脉相通的、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这一点，是其他许多职业化的、雇佣制的军队所永远无法明白、无法理解的。毛泽东还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时光变迁，军队的职责使命也经历了一个动态发展的变化过程。
从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的“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到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军队要为国家的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再到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三个提供、一个发挥”，我军的职责使命虽然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人民军队的本色、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会变化。这是每一个中国军人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在扑救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时候，在与泛滥的洪水搏斗的时候，在勇敢走上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时候，在倒塌的废墟内倾听微弱的呼唤、然后舍生忘死投入救援的时候，内心紧紧握住的东西又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了。
仅2008年以来，军队连续进行抗击南方冰雪灾害、执行藏区维稳、汶川大地震救援、支援奥运安保等多项非战争军事行动，显示出非战争军事行动日益成为国家军事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履行职责、完成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实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起到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20 和平年代无英雄？（四）——快速反应和…
抢险救灾，是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重要内容。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军表现出很快的反应速度。
地震发生13分钟，军队应急机制启动。
地震发生2小时零7分钟，成都军区的两架直升机冒雨起飞,察看灾情。
地震发生５小时30分钟，以某集团军工兵团为主组成的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共227人乘专机赶赴灾区。
地震发生不到10个小时，1.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进入灾区展开救援。
5月13日，又有１万余名官兵及救灾装备空运至成都地区，中国航空史和我军历史上单日空运兵力最高纪录被改写。5月15日，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直升机行动在川西北展开。
速度就是生命，速度就是质量，速度就是效率，速度就是掌控。
2005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对军队参加抢险救灾的主要任务、与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协调关系、动用军队的权限和程序、军地联合指挥、平时救灾准备和经费物资保障等做了明确规定。其中特别指出:“军队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执行国家赋予的抢险救灾任务是军队的重要使命”，“军队参加抢险救灾主要担负下列任务：（1）解救、转移或者疏散受困人员；（2）保护重要目标安全；（3）抢救、运送重要物资；（4）参加道路（桥梁、隧道）抢修、海上搜救、核生化救援、疫情控制、医疗救护等专业抢险；（5）排除或者控制其他危重险情、灾情。必要时，军队可以协助地方人民政府开展灾后重建等工作”。
从以上任务之中就能明白，“一跃而起”的反应速度在其中的分量。战争中“兵贵神速”是用兵和制胜之道，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反应速度的意义更不同寻常。
从客观因素看，首先因为灾难救援中挽救生命的时间实在有限。经过汶川大地震，“黄金72小时”几乎无人不知，“以人为本”的理念更是早已深入人心，生命救助成效已经成为判定行动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成为激发军人忘我拼搏的最高境界。其次因为灾难中局面容易失控。如果前期不能控局，后期处理成本将十分高昂。这就是为什么中外专家普遍认为灾难发生最初几个小时的动作，决定整个灾难处理的成本的原因。没有速度就没有主动，没有速度就会失去对局面的掌握。
从主观因素看，因为军队具有力量集中、分布广泛、机动方式多样、指挥高度统一的特点，这些都是快速反应的基本要素。别人反应慢了，可以找各种理由求得原谅；军队反应慢了，一千条理由也难获得一次原谅。正因如此，军事力量历来是应对突发灾难事件的首要手段、关键手段和最后手段，其作用无法被其他力量所取代。
人人皆知快速反应的珍贵，但实际做到十分不易。一是灾难救助中面对众多意外情况，要实现救援人员及时到达、救援设备准确到位、救援行动有效展开，不知要跨越多少艰难。二是灾难往往发生突然，部队接到命令就要立即行动，几乎无时间筹划和准备，只能边行动边了解情况、边行动边制订计划。不能适应危机状态下的行动方式，就会损失时间，造成被动。三是灾难救援任务多样、转换频繁，往往刚进入一个领域，刚了解一点情况，刚熟悉一些过程，又要转入另一个领域完成突击。不能适应短时间内多任务衔接交叉的局面，同样要丢失时间，损失速度。
20 和平年代无英雄？（四）——快速反应和…
所以“一跃而起”谈谈容易，真正做到又是何等的困难。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救灾行动之所以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核心就是一个“快”字。
我军快速反应的能力首先得益于指挥调度能力。
灾区救援与战场作战虽然大不相同，但指挥调度却异曲同工。
1998年的抗洪抢险斗争，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当时长江、嫩江、松花江共投入兵力36万人，其中解放军31万人，武警官兵5万人，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57万艘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1289架次。广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北京等六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都直接参与了抗洪抢险。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救援，则是建国以来部队集结最迅速、兵力使用最密集的一次。在很短时间之内，在远逊于长江、嫩江、松花江广大流域面积的川西北狭长山地，全军和武警部队共投入兵力13.4万余人，民兵预备役人员万人，动用车辆32.6万台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4549架次空运，空投物资6731吨。成都、济南、兰州等军区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参加了救灾。
实现这样远距离大规模的力量调动和集结，除了指挥调度能力外，国家和军队的机动输送能力不可或缺：一是军队的陆上摩托化机动能力，二是军队的空中投送能力，三是国家的铁路输送能力，四是国家的战略空运能力。仅5月13日一天，23架军用运输机和12架民用客机就不间断飞行了78架次，将1万余名解放军官兵及救灾装备从多个集结地运抵成都地区的４个机场。没有这样的能力，短时间内数万甚至是十万大军云集灾区是不可能达成的。
快速反应的最终标杆是及时到达灾区第一线。当山体滑坡阻断摩托化行军的时候，当烟雨迷蒙影响直升机飞行的时候，解放军进入灾区的步伐没有中断。让我们记住这些在大难面前表现出大勇、最先进入受灾核心区域的军人：
2008年5月13日13时35分，成都军区高炮团副参谋长杨卫东率20人进入映秀镇；
2008年5月13日23时15分，武警师参谋长王毅率200人进入汶川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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