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可知蒋总裁五十大寿在即？我等正在发起献机祝寿，希望先生您共襄盛举呀！”
“我等”中的“我”自然由“先生您”中的“您”代替了，拘到了劲儿上，吴蕴初怎好拒绝？可由于吴蕴初的精明，飞机买了，也买了便宜：一架容克飞机价为九万，可当时上海禅臣洋行经营的飞机却因是全金属要价十二万。也巧，试飞时因螺旋桨触地致翻，吴蕴初便抓住这点提出两点：一、质量不好；二、必须修好。倘能有所赔偿，愿为保密。洋行为了害怕因此失了信誉便同意了，不但修好了原机，还赔偿了一架小型全金属教练机，反而赚了钱，于是大出风头，味精赢利也大幅度增长。
身外虚名何足计
吴蕴初的名气，随着他的事业的不断成功而越来越大，他在人们眼中的地位，也因其屡有大义光明之举而不断提高。具备了这种社会优势，再加以国民政府中也有识人者在，便于一九三七年为了与德国洽商，授其以资源委员会的代表资格赴德全权谈判。他代表了中国，争得了一些合理的利益。不久，他移厂重庆后，又正式担任了资源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经济计划委员会委员，也做过参议员。但他对这些头衔向不为意，只是由于有了这一串“委员”，可有利于发展他的事业，他才挂起它们而未推掉。那官味十足的“参议”，他却是百般推不掉也唯有得避且避而已。由于开发新疆，开创天山化工厂，他受到了“国府的嘉奖，“国府”的经济部长翁文灏还亲自将一枚“景星”勋章挂在了他的胸前。接着，由国民党要员亲自出面，双手为他送上了“党证”。他却从不佩带那枚“景星”——令人目眩的勋章。更不以国民党员自居，要高人一头。他只是用党证吓唬过特务，并以此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不要再叫特务跟踪于他。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介石“引退”之前，曾亲自召见了他。蒋介石被急转直下的形势逼得除大骂“娘希匹”之外，已无法可想，却将希望转向一些社会声望很高的人身上，希望通过这些人出面与共产党谈判，保住他“江南半壁河山”，至少可以缓一口气。吴蕴初便是被选中的这种人之一。蒋介石对吴蕴初一向客气，他虽然不能像对刘鸿生那样称呼“阿拉宁波人”，可对吴蕴初却可以说“阿拉江浙人”，几度接见或宴请吴蕴初，都表现得很是客气，此番又有所借重，自是客气非常。甚至就时局向吴蕴初“讨教”，并说：
“我决定请你出任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并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与中共谈判，我也知道，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
做经济部长，好大的官！可绝非吴蕴初所望，就算在正常局势下，他也不愿当官。因为他自知他不是适于做官的人，他已具备了振兴实业、强国强民的相当条件，凭此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才是他的人生所需。何况如今又是这种局势？谁胜谁败，在他都无大关系，只要能振兴实业就好。眼见得是国民党腐朽不堪，共产党深得人心，他也不要介入这种谈判之中。因此他并没有如蒋介石预期的那样，骤得如此高官，受宠若惊；也没有什么失态的举动。因为他的内心是平静的，所以脸上也是平静的，听毕蒋介石的话，只是淡淡而诚恳地以“力不胜任”相推辞，蒋介石也只好以“希望再行慎重考虑”为结。
他也认识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但出于他一心扑实地放在化工企业上，“无暇他顾”的原因，并没有更多的交往。
抗战以后，周恩来做为共产党的代表即驻在重庆，并兼领导南方局，住在曾家岩五十号，被人们称做“周公馆”的简陋房子里，名声却越来越响亮。吴蕴初初时一心扑在实业上，虽耳闻周恩来是个非凡的人物，可并无心去仔细过问，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后他才听一些在“特园”民主之家受到过周恩来接待的民族企业家一再向他夸赞，才引起足够的注意的。由于他在贸易界的一些头衔能很便利地见到周恩来，不似别人那么特别小心。在数次交往后，他对周恩来的博大胸怀，非凡的才能与见解，无不深为佩服。后来，国民党严格地监控起来，以吴蕴初的素性，有了这种麻烦，他必不肯因为个人印象与交情而费心费时影响他的事业再与之交往，可他对周恩来不同，仍是设法保持往来。抗战胜利后，他更见到了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一方面积极设法甚至不惜电令大战犯、日寇侵华总司令同村宁茨就地等待国军接收，抵抗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所谓“进犯”；另一方面却做出和平态势电邀毛泽东“共商国是”，八月二十日再度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于八月二十八日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与前往延安迎接的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同机飞到重庆。
为增进与各界人士的相互了解，毛泽东于谈判期间举行了数次座谈与会见，工商界自也在邀请之列。为使被邀的人士无后顾之忧，就决定由中共与一实业界名望高的人共同具名邀请。由中共干部、与实业界有联系的胡子婴、罗叔章物色人选。在找了两位遭拒后，胡、罗二人便通过吴夫人戴懿提出了请吴蕴初出面这一要求。吴蕴初与夫人认真商讨之后，当即打电话给罗叔章，相约在天原电化厂所在地猫儿石一见。吴蕴初在与罗、胡二人议定后，便与王若飞联名发出邀请。
九月十七日下午，应邀而至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学会及西南实业学会三个团体的代表：刘鸿生、潘昌猷、胡西园、章乃器、范旭东等人，来到了张治中将军的公馆——上清寺的和桂园。在会客室里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毛泽东讲完话后，吴蕴初以东道主的身分请到会者发言，到会者却以为他这个东道主应该先讲一讲，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吴蕴初做了希望和平、努力发展工业以图实业救国的发言。
这次会见的效果是非常好的，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了与民族资本家是朋友，绝不会没收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工商企业家们都大大地放心，决心支持共产党的和平建国主张。
十月上旬，中共代表于返回延安前，专派了王若飞、邓颖超往天原厂向吴蕴初辞行，并做了亲密无间的长谈。王若飞盛赞了吴蕴初烙忠敬业、重视公益的高尚精神，将其誉为“化工界的一颗巨星”，并邀吴蕴初有机会往延安看看。吴蕴初也盛赞了延安精神，并表示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以及邓颖超的敬意。谈话完全是以私交形式进行的，气氛十分融恰。
毛泽东、周恩来自不待论，王若飞倘若不是飞机遇难，在新中国一定会有他一个重要位置，且也必为新中国增誉立功。他对吴蕴初的评价是出自内心的，也是中肯的。而且倘若王若飞能活到建国时，吴蕴初也必及早与其联络。
可也正是与王若飞的来往，才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以致发生了吴蕴初以国民党证“搪灾”的事。
王若飞去后不久，吴蕴初就发现，无论是他到哪里都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缀着，而且不时地换人。这天，吴蕴初进城到李子坝时，一个年轻学生打扮的人凑上前诡秘地对吴蕴初说：
“先生，我是个青年学生，很想到共产党占领区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么？那我将永远感谢你！”
对于这个人，莫说吴蕴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踪，而且那难掩的诡诈与什么“共产党占领区”的用语也足以露了形藏。于是吴蕴初当即将隐藏于胸的怒火化为真气，声色俱厉地道：
“什么？！你是共产党！走！我要拿你到官！”
吓得那伪装学生的小特务倒退着欲溜。
吴蕴初又大喝道：
“想溜么？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宪兵了！”
小特务见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烦，只好掏出特务证件向吴蕴初表明了他的身分。吴蕴初为了避免日后同样的麻烦，也亮出了他那中组部送上的党证，并亮出一连串的头衔，最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日后不许盯我的梢！否则，我到蒋委员长那去告你们！”
不久，也果趁一次开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告了这一状。蒋介石听了嘴里骂特务机关“胡闹”，心里对吴蕴初与中共要人的往来，仍存芥蒂。故在欲请吴蕴初为“国府”经济部长时才说出“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的话。
一九四五年底，吴蕴初返回了上海，又大展其才、其力，迅速恢复起了上海的天字系列厂，并建立了“天字系列总管理处”，雄心勃勃地欲将化学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国民党挑起内战，大打内战，大大受挫于内战，就凶狠地压榨民族工商业，使得吴蕴初壮志难酬，又出于对共产党的不完全了解，于是，于上海解放前夕，将他的天字系列厂交给以他儿子吴志超为首的管理委员会管理，他本人则去了美国。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吴蕴初虽从电话里儿子的回话中得知他的企业“一切正常”，可仍不放心，仍觉得当时宣传的工商政策日后会有变化，他这样的资本家会受到斗争。因此一九四九年秋回到香港仍犹豫不决。尽管儿子志超与管理委员会同仁给他寄材料，写信，仍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钱昌煦的夫人在香港遇上他，劝他归国时，他才说：
“请你告诉昌煦，如果共产党要我，只要他一句话，我就回去，否则，我就一走了之！”
他与钱昌煦是在资源委员会时建立的友谊，他那“公益金管理委员会”就是在钱昌煦支持下创办的：他没想到钱昌煦已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信任钱昌煦，不但不会骗他，必要时也会保护他，所以才要钱昌煦一句话（王若飞早已逝世了）。
一九五０年十月，吴蕴初由香港乘船抵达天津，再转道北京，受到了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热烈欢迎。几天以后，在钱昌煦的引领下入中南海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热情欢迎，见面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因此有人说，吴蕴初的“味精大王”是周总理命定的。
吴蕴初回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工商联副主任以及化学工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不久，又增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还准备让他去中央政府参与国家化学工业的领导工作，这是他乐为的。可惜时不待善，一九五二年，吴夫人因癌症不治死于香港，因此而深受震动的吴蕴初也在心情极度恶劣下糖尿症引发了心脏病住进了华东医院，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五时逝世。上海《文汇报》特为此登出了讣告与吊唁、治丧情况的报导。
（肖舫）
周作民和金城银行
周作民（一八八四—一九五五），江苏淮安人。原名维新。早年留学日本，历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受国民党迫害离沪赴港。一九五一年回到北京。后任全国银行业公私合营董事会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三月病逝于上海。
在父亲的教诲下度过童年
周作民小时候，家中四壁如洗。家父是前清举人，性格倔强，因看不惯官场龌龊而不入仕途，在乡里开馆教学。
周作民幼年随父亲学习古文。有一天，父亲给他讲《论语》。周作民凡事都要寻根问底，待父亲讲完后，他便问道：
“爸爸，这本书是谁写的？”
在座的孩子都望着先生，周先生看了看孩子们说：
“孔子的弟子们将孔子言论收集起来编成了这本书，取名为《论语》。此书乃孔子思想之精华，望你们逐字逐句弄清楚，背熟。日后定能派上大用场。”
周作民眨着大眼睛，又问：
“爸爸，您能给我们讲讲孔子的故事吗？”
孩子们都愿听先生讲故事。此时，他们望着先生那一副厚嘴唇，从这副厚嘴唇里进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知识的种子。他将书合上，低声细语地讲起来：“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也就是今山东曲阜。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终年七十三岁。”
这时，周作民悄悄为父亲斟满一杯水，放在父亲面前。周先生拿起杯子饮了一口，继续讲道：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贵族，后避难逃往鲁国。孔子3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年轻时过着贫贱的生活。他曾在鲁国贵族季氏门下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畜牧牛羊的‘乘田’。他立志笃学，以好学闻名远近。孔子在而立之年创办儒家私学，任教四十余年，一生乐此不倦。他虽然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但从未停止过教学。
“在鲁国三桓分公室、政治实权落于季氏之手的情况下，孔子见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在鲁国实现，便率领弟子们到列国游说，到过齐、宋、卫、陈、蔡、曹、郑、楚等十几个国家，但却到处碰壁，不为诸侯赏识。尽管境遇困难，但孔子却不辍教学。在从曹国到宋国的途中，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在陈蔡断粮时，他还饿着肚子讲学。孔子在外历经十四年，返回鲁国后，一方面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用作传授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广泛招收弟子，发展私学。相传他‘以《诗》、《书》、《礼》、《乐》教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晚年时博学多能，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弟子也越来越多。不少弟子是从很远的地方投奔孔子，来进行学习的。孔子兴办的私学是当时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学校。他的教学实践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在创办私学的时候，孔子主张不论是贵族或是平民，无论是华夏族或是夷狄族的，都可以入学受到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当时的官学存在着严格的等级、族类差别。各国的贵族们多认为夷狄族是异族，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说‘戎狄豺狼’，当然不会把夷狄之人作为接受对象。另外，贵族们还认为‘礼不下庶人’，一般民众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有教无类’的原则冲破了贵族官学的界限，一方面把教育及于夷狄之族，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楚国是当时的蛮夷之邦，孔子弟子中就有楚人公孙龙和秦商。孔子曾想乘坐木筏浮于海上，居于九夷之地。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曾经到楚国招收学徒三百人，受到孔子的称赞。
“孔子的学生里有不少出身贫贱的人。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住在贫民区，过着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另一个弟子公西华被派到齐国为使者，家中贫困，还需要孔子周济他粮食。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和蔬菜的知识，可见他是劳动者家庭出身。曾参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年轻时曾亲自种瓜，并帮助母亲织布。另外，身穿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贱人之子仲弓、鄙家子弟子张、衣若悬鹑的子夏、曾为大盗的颜琢聚等人，也都不是贵族出身者。”
周先生饮了几口水，接着说：
“你们多数都是贫民出身，希望你们能像孔子及他的弟子们那样，刻苦学习，长大一定有出头露日的那一天的。人只要有决心，肯吃苦，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什么难事都能做成。功到自然成，铁棒磨成针嘛！希望在你们中间也能出现像孔子那样的流芳百世者。让子孙后代以你为楷模，世世代代都认识你的名字！”
孩子们听了，议论纷纷。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首次有了学习的榜样。周作民眼睛发直，默默中，在他幼小的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
后来，由于周作民勤奋学习，天资聪慧，父亲又送他去学馆聆教。不久，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学子。
后来听说大城市开始实行新学，他便向父亲提出新的要求：
“爸爸，儿欲南去羊城就读。听说那里有许多非常有名望的老师，学识渊博。”
父亲长叹一声说：
“父亲何尝不望儿成龙呢？只是眼下家中一贫如洗，哪里有钱送你去外地求学。父亲虽有此想法，只是川资无着落呀！”
他突然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痛苦的揪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所有的一切。多年来，他努力攻读，刻苦钻研。因为他看到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是自己奔向光明的唯一一条路。盼望有朝一日喜悦的光辉将那凄凉的生活照亮，哪怕是一瞬间；渴望有朝一日能尝到幸福……可是突然……要终生委身于一个永远贫困、永无出头露日的小乡村，过着没有欢乐的枯燥乏味的生活；要摒弃一切向往，摒弃那久怀于心底的、在悲怆的艰难日子里唯一给人勇气的诱人的期望……啊，可怕，多么可怕！他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过错？不过他觉得，当时不如一头扎进坟墓里去！
后来，乡中有一个叫王仲书的人，与父亲交情甚厚，听说此事，觉得周作民是一个可造之材，以后定是国家的栋梁，遂慷慨解囊相助。那是周作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当时他不知道是忧，是喜，是高兴，是惭愧。他好像背负着一个千斤重的大包袱，不知如何去偿还，如何诉说心里的一切。他只有默默地背负着多年教诲和养育他成长的父母对他寄以的无限希望，背负着乡亲父老们对他的期望，登上了去羊城的火车。
两次向财政总长周学熙递交辞呈
使周作民得以发展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恩师罗振玉。周作民十五岁入无锡东文学堂时有幸遇到罗振玉教诲。三年后，东文学堂因故停办，罗振玉老先生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任教。他刚到羊城，未顾安家，便修书召周作民前去就学。罗振玉对周作民除悉心教导而外，还为他支付学费，安排他誊写讲义等事，得些报酬，作食宿书籍等费用。直到周作民二十三岁那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还得力于罗老先生奔走呼号，四出求情，周作民才得以成行。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一经审核，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赴日资格。罗老先生夜以继日地一路找去，一直找到当时的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说：
“周作民是我的学生。此人品学兼优，人才难得，将来必是国之栋梁。我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
考官看罗老先生德高望重，从无虚言，便应允下来。罗老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这是人生旅途中最关键的八年啊！他对周作民恩重如山，周作民没齿难以忘怀！日后，周作民日日鞭策自己，不负恩师厚爱厚望，时刻想着为民族振兴为国家昌盛竭尽绵薄！
民国初年，周作民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
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也来到北京。
一天，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宣布正式铨叙人员名单。周作民的名字排到最末一伙，任命为“主事”。周作民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散会时特意到人事部查对，一点儿没错，在周作民名下的职务栏里清楚地写着“主事”二字。
周作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睛发胀，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的脑子失去了理智，这不是歧视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来的人吗？岂有此理！共和国政体刚刚成立，周学熙就来这一手。这绝不是我周作民一人的私事，它的实质是压制革命工作者……
思前想后，他想与周学熙说说明白！可是又一想，中国有句名言：官大一品压死人。何况这何止一品？怎么能说清楚呢？最后，他果断地决定辞职，以示对任命不公的抗议。
次日，周学熙收到周作民的辞职呈文。他捧着呈文，好似捧着一只刺猖，扔不得，丢不得，捧在手里还刺手。
呈文洋洋数千言，通篇说理抗争，无一阿谀之词。面对辞职呈文，周学熙非常为难！他望着笔架，不知拿起笔又放下了多少次，笔尖在砚台上反复濡着，放下，再拿起来，再濡笔尖，再放下……在呈文上签署什么文字合适？他闭上眼睛，痛下决心要突破思维与存在的界限，超越纯粹理念与物体的范畴。通过他的眼睑、阳光是通红的。他思考再三拿不定主意。批个“不准”吧，等于承认他那数千言的数落。这可是义正词严、毫不留情面的呵斥啊。周作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哩。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总长怎么可以……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极力想找个台阶下，可怎么也找不到，只得丢尽脸面，还要给周作民升官。给周作民升官儿就等于公开向他认错，事后他便更加狂妄了啊。批个“准”字吧，就等于承认了铨叙不公。一个周作民不足畏，棘手的是他代表着一帮人。这就容易让政敌抓到把柄……唉，政敌政敌，要没有政敌多好！想到政敌，周学熙不寒而栗。他的反对派数量不少，而且强劲有力。像铨叙不公之类的错儿让反对派们逮住，财长的交椅恐怕不出旬日就要易主。可怕！
周学熙不曾想到，宦海沉浮久历沙场的他竟被羽毛未丰的小青年来了个下马威。
后来，周学熙无奈，只好求助他的两位心腹。平日里他们称兄道弟，无话不说。周学熙夺得财长之位也全仰仗着这两位运营筹划。他的一个心腹开门见山地说：
“不跟这等小人物一般见识。他不是要官当吗，给他当就是了。在南京是科长，到北京还让他当科长，甚至给他个司长也无所谓。不在乎个把位置，但必须在乎影响。要着眼于政治，那玩艺儿价值难以估量。”
周学熙何尝不这样想？给周作民升官于他有失脸面，但批准周作民辞职可能危及他的前程。两者相比孰轻孰重他比谁都明白。两弊当前取其轻之道理他幼年就懂。可此时此刻他已有江郎才尽之感，只好仰仗这两个智囊了。把智囊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最大限度之术，他早就谙熟。
周学熙加重语气强调说：
“让周作民当科长当司长得师出有名，不能说我们首次铨叙就错了，要让众人认为我们铨叙是正确的、公道的！”
两个心腹异口同声说：
“这好办，就说是人事部业务量大，一时疏忽……”
“财长放心，这事交给我们办吧。人事部门由我出面疏通。花三百块钱足矣，由司长特别费里开支。让人事部门写个呈文，说初次铨叙工作量大，把周作民弄错了。财长您呢，并不认识周作民，也扯不上失察。”
第三天，周作民被委任为科长。接受任命的同时还接受有关部门的致歉，说他们一时马虎，使他受了委屈，遭了冷遇，等等。
这场风浪就这样过去了。
事过不久，财政总长由熊希龄担任。周作民大显身手，深得总长赏识，于是任命他为财政部库藏司长。年纪轻轻能得此职位，可以说是盲运亨通了。
不久，周作民在财政部库藏司长任上正感得意，开始有了有朝一日荣升财政总长的美梦时，不料，风云突变，财政总长易人，赏识他的熊希龄下台，信他不过的周学熙再次上台。
刚听到消息，周作民有些忧伤。静心仔细一想，觉得不必过虑。周学熙重任财长虽然不如熊希龄对他有利，但不至于丢掉饭碗。他出任库藏司长成绩斐然，其建树有目共睹，财部同仁一致公认。他屈指算算，财政部的所有司长，不管人品学识还是才华能力，没人能与他相比。何况他在他们当中年纪最轻。他出任库藏司长不过两年，任期未满。周学熙是有脑子的人，不可能上台伊始就把他撤换，撤换他对周学熙不见得有好处。周作民想到这些，心里平静了。
周作民作事一向雷厉风行，他立即写信给他的同乡、直隶省东光县知事王其康。王其康是周学熙和他的共同朋友。对王其康，周学熙几乎无话不说。所以，周作民先托王其康去周学熙处探探口风。周作民估计，周学熙即便心存芥蒂，在表面也会卖个人情，像周学熙这种人绝不会放着河水不洗船的。要是那样，便可过一阵再说，待到找着更好发展自己的去处，而周学熙又依然不离其位，再辞职不迟。
周作民把希望寄托在王其康身上，耐心等待着王其康的回音。不料，一连五六天没有消息，而且连他的影子都见不着了。这些天，周学熙挨个约见次长和司长，唯独不找他周作民。
有一天，周作民在走廊里隐约听到秘书们议论，说新任总长等着周作民去找他。
周作民闻听不由一惊，他仔细揣摩，觉得这议论好像是有人授意精心安排的，示意我主动找他，故意拿我一把，让我低三下四求情。
周作民预感情况不妙，连夜找王其康，仍然不见他的影子。此时，王其康避而不见，周作民完全明白其中的因由了。
周作民心想：周学熙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放风让我去找他，求他。他一定会编出一套危言耸听的鬼话在等着，待我求到一定火候，他才假惺惺地开恩，要我今后对他服服贴贴，唯命是从。尊敬的周大总长，你错了！你错翻了眼皮，认错了人！想到这里，他立刻展纸奋笔疾书。
几个时辰后，周学熙案头上多了一只牛皮纸信封。财政总长瞄了瞄信封上的字样儿，心中窃喜。此时，周学熙安详地、舒服地微仰着身子坐在沙发上，乳白色吊灯的明亮而又柔和的光辉，照射着铺着暗红色地毡的套间房的外间客厅，照射着他那眯眼含笑的大脸盘。他的左手思索地慢慢摩挲着白瓷茶杯，右手很舒服地放在锃亮照人的栗色的沙发本扶手上。香烟在他食指和中指间，升起着袅袅青烟。他冷笑道：
“终于沉不住气了。写信不好使，非他登门恳求不行。不煞煞他的傲气总让他这般狂妄哪行！也得让他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让他晓得我这个总长对僚属的驾驭才能。”
他把信封举到眼前凝视片刻，才拿起剪刀漫不经心地铰开。然后连同剪刀一块放下，并不把信笺抽出展阅，好像他已经知道信里的内容。他又点燃一支洋烟，闭着双眼儿慢慢儿地抽着，品尝着，什么事儿也不想。香烟抽了一半时，他忽然觉得不放心，又重新拿起信封。刚把信笺展开，便惊呆了。
此时，周学熙的心里如同打翻五味瓶一般。他把周作民辞呈丢在一边，决定置之不理。心想：让他琢磨去吧。
那天，周作民送走辞呈便离开了财政部。他仔细酝酿后，便走进了交通银行会客厅。总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周作民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访意图，接着把向周学熙送去辞呈的缘由讲述了一遍。
这个行的总经理叫梁士诒。过去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情。只见梁总经理慢悠悠地说：
“本行正缺稽核主任，你如愿意屈就，明天就到职吧。”
周作民感激地向他的新上司深深鞠了一躬，说：
“谢谢您了，梁总经理！”
一刻钟以前，他心里还在打鼓，甚至谋划着三个月找不到事做怎么办，失业半年怎么办……
此时，梁士治微笑着说：
“不必多礼。你我过往虽然不多，但你的品格、才华、学识、能力我早有耳闻，银行界的同仁们对你评价极高。咱国家的银行业刚刚兴起，亟需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才，我们早就打算聘请你来我行稽核，只是一怕屈了你的才，二怕财政部不放，还会说我们挖它的墙脚而影响本行与财政部的产系，所以未敢启齿。尽心竭力地干吧，在交通银行，会有你施展才华的机会。”
周作民满怀感激地起身告辞。他来到这间会客厅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事情居然这般顺利！周作民摹然有了找到用武之地的感觉。
那天夜里，他失眠了，因为想事而失眠。最先想的是要有所建树，为交通银行作出贡献，报答梁士请在关键时刻拉他一把的情谊。后来他又想到：
“应该认真回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特别是到财政部任职以来的经历，从中找出有用的经验教训。”
周作民一想到这，周学熙的形象立刻呈现在眼前。
“千重要万重要，人际关系最重要，只有把处好人际关系当作第一关键，才符合中国的国情，才有可能成就事业，有所作为。”
他一想到周学熙，便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个结论。他自信自己有能力，实践也证明自己有能力，同仁更是公认自己有能力，别说财政部的司长自己可以胜任愉快，就是当财政部次长、总长也绰绰有余。可就是因为与周学熙的关系不洽便屡遭打击，任你有天大本领也无从施展，除落个一腔悲愤，别无所得。
从此，周作民便把融洽人际关系视为建功立业的命脉，坚信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左右逢源，能够呼风唤雨。于是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财富创造和改善人文环境。
与魔鬼打交道
周作民到交通银行没多久，梁士诒又委他兼任国库课主任。一天，他因国库课里的业务去找梁士诒，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看见文书课主任和钞票课主任迎面走来，他隐约听到“芜湖……”“倪嗣冲太他妈跋扈……”“分行……夭折……”等几句断断续续的言辞。
周作民回到办公室后，两位主任的说话声仍在耳际回荡，他突然意识到“莫非是行里想在安徽有所举措”？周作民心里一振，“一定是的。在安徽督军倪嗣冲那里卡壳了……我要是能……”他沿着这条思路想呀想的，愈想愈远，想得如醉如痴，物我两忘。下班的时间早过，他思想的翅膀还在高深玄妙处邀游正酣。
倪嗣冲的关键在哪儿？这位督军大人听谁的？……他是皖系，皖系的祖师爷是段祺瑞……如有法接近段祺瑞就好了……对，好好琢磨琢磨，把这堡垒攻下……送礼对这老头子不灵，据说他在这方面极为清廉，在外界已经有名。为保住名声，他不可能为谁破例。传闻，一位南国封疆大吏曾想巴结他而大搞感情投资，送了十次礼品十次被退回，次次原封不动，弄得送礼者很是尴尬，同时也很纳闷儿：段老爷子究竟喜欢什么？十次礼品次次不重样儿，金银宝石稀世奇珍无价古玩儿无不囊括其中，他居然一样也没看中。他段祺瑞绝非至圣贤人，为什么不喜欢别人送东西？常言道，“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当今社会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他段祺瑞偏偏怪癖如此……那封疆大吏愈想愈觉得段祺瑞其人琢磨不透。突然间，他生出个恶作剧念头，精选了个奇大的南瓜，派专使给段送去。心想：“华夏广袤数万里，产瓜无数，独独不产傻瓜，倘若产有傻瓜，即便重金购买，我也送他一个！我如今居官盛产南瓜的湖广地域，就将此瓜权当傻瓜给他送去。这老家伙也跟这老南瓜差不多一样，基本算得上是个傻瓜，看你老傻瓜接此南瓜如何处置！”殊不知，段祺瑞见到大南瓜格外高兴，欣然收下，还专门给那地方官写了封表示热忱的长信，并赏给送南瓜的使者不少银两，这对段祺瑞来说也是破例了。后来，但凡想给段祺瑞送礼的人只送非常普通的地方土特产，大多为瓜果梨桃之类。送上十次八次，也值不了两把银子。只有不想真送礼的人才送贵重的东西，因为那样，既可以充门面好看，又不损失什么礼品，总能如数退回的啊。
周作民想、段祺瑞这样资深年老的高官儿，倘若送礼不灵，便很难结识。我与其相比，地位悬殊，即便走通路子得以相识，也难相知。求人办大事只有两种关系靠得住，一金钱，二情谊。第一种关系能见速效，第二种则不然，非情投意合知心换命不可。
周作民绞尽脑汁，突然想到了徐树铮。
徐树铮，将军府事务厅长、国务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参陆办公处（即执行大总统、三军大元帅职权的机构）主要负责人。因受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赏识信任，执掌着三军的军令和军政大权。他还为段祺瑞运筹决策。内阁凡有重大举措都与他有关，或约他建议，或由他授意草拟，或出于他的手笔，故有“小扇子军师”的美称，被军政要人们视为段祺瑞的“灵魂”，炙手可热！所以，巴结他的军政大员极多，终日门庭若市，宾客如云。
周作民知道，单凭自身活动，诸如送份厚礼前往拜谒之类根本无法与徐树铮结识。于是，他决定找徐树锋的好友汪志农。
汪志农，字竹杉，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贫寒，出身卑贱。为了糊口，十三岁进入天津一家妓院充任杂役。因干活很卖力气，为人机警，工于钻营，有心计善筹划，深得妓院老板赏识而当上杂役头子，成为津门妓界有名的“大茶壶”。不久，他另立门户，自己开妓院。凭着吃喝玩乐样样在行，特别是精于赌博的本领，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后来，一些有眼光谙世事的朋友劝他说，妓院虽能赚钱，究竟声誉不雅，难成气候。大丈夫处世，应该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才是。他接受友人建议，把妓院移到别人名下，自己退居后台暗地里操纵，对外则声称“今生不再操此业，只一门心思改行经商”。他先后做过木材、粮食、食盐、军装、军火等生意，样样顺手，财路通达，短短几年就积存了丰厚资财，在商界站稳了脚跟，显露了头角……
于是，他变得油滑鄙俗，善于揣摸他人心理，娴熟与各种人物交际之技能！
周作民听说汪志农并记住其姓名有三四年了。那时，周作民随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北迁北京不久。他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就记住了，而且记得很牢。其因由不是周作民的记忆力太强，而是汪志农有“很难说清楚”的复杂特征。也是因为这“很难说清楚”的复杂特征，周作民多次放弃了与汪志农交往的机会。他们不止一次被人邀请赴宴并同席吃喝，不止一次在街上相遇，周作民总不愿与他言语，有意回避。
事到如今，周作民感叹着说：
“有些时候，明知是魔鬼也要与之来往。”
周作民来到汪志农住处。
汪志农高兴得无以复加。寒暄间，汪志农就抽空吩咐家人叫车。烟茶方罢，未及说话，汪志农便拉起周作民往外走，说是“要陪周主任找个好去处逛逛，散散心，周主任终日公务缠身，案牍劳烦，好不容易忙里偷闲出来，应该彻底轻松，玩个痛快才是”。汪志农根本不征询周作民的意见，一凭自己意愿行事，言谈举止倒有几分见面熟的雍容气度和江湖侠客的倜傥雅量。
汪志农引着周作民走进一个大院套小院的去处。屋宇富丽堂皇，室内陈设豪华。美丽的侍女奉上茶点。一旁的八仙桌上摆放着骨质麻将牌，四张精致的红木太师椅围桌而设。
不一会儿，进来两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周作民当即反应出即将发生的事，他不由暗中叫苦。此时此刻，哪有闲心玩麻将游戏呢？对于玩牌，下赌注，周作民之技能虽未炉火纯青，但也相当娴熟，即便遇着高手也能玩个平局，绝不至于输掉本钱。他曾向友人戏言夸口：
“吾人倘若落到被奸人陷害挤兑求职无着时，便去赌博耍钱儿也可养家糊口，其银两金钞之收入说不定强似如今供职京都的薪俸而过上小康生活。”
可是，他找汪志农旨在寻觅成就大事之路径，而且希望速成，时间不允许他运用“迂回战术”，他只能开门见山“直取中军”。他早已分析过了，只看汪农对他的态度，“直取中军”已有八成成功把握。谁知这姓汪的见面之后竟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周作民心里有事儿，哪有心思与这些人寒暄，于是他只点点头。汪志农指着自己的小皮包悄悄对他说：
“这里有两万现钞，你我对半儿，赢了是你的，输了算我的。别犹豫，玩个痛快。”
这时，周作民才发现他手中拿着一个玲珑精致的小皮包，胀得鼓鼓的。汪志农不待周作民说话，便将他生拉硬拽到牌桌前。
周作民被摁到坐椅上。他腾地站起，抱拳施礼说：
“真不好意思，第一次见面就扫你们的兴。作民今日拜访竹杉兄，原有要事相商，未曾想一路急来，还不及向竹杉兄陈明原委就……”
“噢，明白了。好，改日再玩，只下回不失约就行。”中年人站起来，说罢悻然而去。
周作民又连连向汪志农致歉，说：
“我实出无奈，请仁兄多多包涵才是。我拜谒仁兄，是有……”
没等周作民说完，汪志农便打断他的话说：
“这里不是谈正经事的去处，我们走吧。”
周作民只好跟他上路。心想：“有求于人的事儿无论多么着急都得耐着性子，客随主便嘛。身居客位，只好任凭主人安排。”
上了车，汪志农对司机吆哈一声，卧车启动了。
回到汪府，他俩便如同有数十年交情的挚友一般亲密了。汪志农满口答应次日下午三点带他去徐树铮处。其实汪志农也非常欣喜，原来他穷追不舍地花大钱儿费功夫与周作民结识，就是奉了徐树铮之命。徐树挣早闻周作民之名，知其有才，欲拉其入伙以壮皖系实力之心由来已久。
安徽之行，折服督军倪嗣冲
北京初夏之夜，空气相当凉爽。高高的、动得很快的云在蓝色天空中飞过。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聪明的周作民所选择的契机。
梁士诒满脸愁容地走在花园的小道间。周作民紧随其后。试探着问：
“总经理，您像有心事？”
“碰到一桩难事。”梁士诒声音很轻，但每个音符都充满忧郁。“半年前，我在董事会上建议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设个分行，董事们一致通过……”
“这样的提案哪有理由不通过！”周作民的口气使人一听就觉得他的赞叹是由衷的。“多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啊！那里的茶叶贷款和押汇业务都大有可为！咱们搞金融的就该向那样的地域开拓！”
“只可借……”
梁士诒欲言又止，转过身来摁着周作民的肩膀说：
“听说你是江苏淮安人，安徽和江苏毗连，那里可有熟人？”
周作民不由激动起来：总经理终于想到了我，并对我寄有希望，十多天来的努力总算没白费！他按捺着兴奋，回答说：
“在安徽我暂时没有熟人。不过，要是需要，通过关系，认识些人不会太难。总经理有用得着我处，我随时恭听驱使。”
于是，梁士诒立刻委派周作民前去安徽，并说：
“那就派你去‘砍’，‘砍’成了，芜湖分行经理就由你兼任。钱，你大胆花，实报实销，只要办好就行。”
“当不当经理我无关紧要，完成您的重托才是头等大事。大海口我不敢夸，让那姓倪的老丘八点个头的门路还是能找到的。”
周作民见到了徐树铮。他们一见如故，一谈便是三个钟头。徐树铮很惊讶，周作民竟然如此投他脾气，“缘分不浅呀！”他暗暗感叹着并庆幸自己派汪志农结交拉拢周作民的做法是多么正确。
徐树铮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周作民来见他以前专门琢磨了他几个小时！周作民的一言一颦一笑，都事先作过预演，只拣他徐树铮喜欢的爱听的上，“要甜的端蜜罐，要酸的拎醋瓶”。于是，徐树铮委派汪志农帮助周作民办理一切事务。周作民从汪志农那里得知了一些消息。
周作民眼睛一亮，心中大喜：终于找到了突破倪嗣冲的切入点！只待搞清倪嗣冲集团的人际关系，便能操掌胜券。
蚌埠。安武军总司令兼安徽省督军倪嗣冲会客室。周作民与汪志农、汪甫闲谈，话很投机，有说有笑。半个时辰前周作民才被两位姓汪的领到这里，等候倪嗣冲会见。周作民来皖四天了，还未见倪嗣冲。不是求见倪嗣冲困难，而是周作民不急于与倪嗣冲对话。他入皖后并不忙于拜访这个求见那个，只问何处风景最好，何处名胜值得一游，仿佛酷爱游山玩水的骚客文人随心所欲地挥洒逸致闲情。
四天来，周作民只让江志农引见一人：汪甫。他们只谈了两次话，每次都未超过一小时。汪甫问：
“衔命来皖公干，为何不先见督军？”
“有两个原因：一、倪督军年老体弱公务缠身，不好随便打扰；二、见您汪镇守使和见倪督军无异。”
只此一言，即令汪甫眉开眼笑，心比蜜甜。
汪甫，倪嗣冲的亲戚，刚过而立之年便当上皖北镇守使，在皖军握有实权，将领中数他最年轻。他聪颖好学，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头脑，且喜诗词歌赋，文章也写得不错，很受倪嗣冲器重，也深得徐树铮赏识，被倪嗣冲视为股肱，并作为继承人栽培。他的话在倪嗣冲那里很占地方。所以他有幸被周作民作为第一个会见人选。这时，汪甫陪着倪嗣冲进来。周作民迎上鞠躬行礼。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他们这次会见的谈话。倪嗣冲握着周作民的手说：
“让你久等了，很抱歉。”
“督军公务繁忙，晚辈本不该打扰，只是在京都时，段芝老（即段祺瑞，其字为芝泉故称）和国务院秘书长徐公树铮君以及和其他知名人士特别是军界政界要员对倪督军赞誉有加，称颂不已，使得晚辈早闻督军大名，心中仰慕已久，今日既然得便来皖，倘若错过良机，不来拜谒求教，将会遗恨终身，再者，晚辈离京时徐秘书长曾反复叮咛代向督军问候，所以，便不揣冒昧，只请督军鉴谅。”
“这几日总听汪督办和汪镇守使称赞周先生博学多才，年轻有为，今日得见，方知两位言之不谬，周先生果然潇洒倜傥，气度不凡。”
“督军过奖了。”
“请用茶。”倪嗣冲礼貌周到地向客人打手势。
“好茶，好茶！不是龙井，也非碧螺春铁观音……哪产的？”
“就是敝省安徽呀，黄山毛峰，又称猴葵，已颇有名气了呢。”
“是吗？”周作民让惊讶的表情略作夸张。“作民孤陋寡闻，让督军见笑了。”没等对方有所表示，他继续说，“这可是宝呀，中国人外国人都喜欢享用的佳品，只不知产量有多大？”
“它是拔尖儿的，略次一些的产量可大了。但究竟一年能产多少我说不好，谁都无法估量。这么说吧，黄山、安庆、芜湖一带，广袤千里均盛产此物……”
“这可是绝好的生财之道呀！……”周作民高扬手掌啪的一声击在沙发扶手上。他故意做出这貌似忘情的动作打断主人的话。倪嗣冲眼睛蓦地放亮，一声“生财之道”震动了他的中枢神经。他正为生财无道食不甘味，卧不安席。好些日子了，他总是绞尽脑汁想呀想的，想得头昏眼花、精神恍惚，以致无法把思想集中到一事一物上，做起事来丢三拉四忘东忘西的。军费，把他搞苦了。他又不能不扩充实力。作为军阀，有兵才有一切，没兵狗屎不如。身价地位全由兵之多寡决定。他不满足眼下局面和既得利益，他要扩兵，往高处走往大里奔。
周作民看准这一点，才把它作为打动倪嗣冲的王牌亮出来。果然一矢中的地勾住了倪嗣冲的腮帮子，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这茶怎么与生财之道扯到一块？请详细说来让我听听。”
“在安徽，抓住皖南茶叶生财之道便走通一半儿。”周作民慢条斯理地说。“只不知督军对此有无雅兴？发展皖南茶叶，若督军有兴趣便亲自抓抓，一年就有收成。至于销路不用愁，国内市场广阔不说，国外市场也有很大的需求量。日本、东南亚和欧洲各国，都很欢迎中国茶。这方面的知识和行情，汪公汪督办比我渊博比我熟悉。我有几位朋友做茶叶贸易。如有用得着我时，打个招呼即可效劳。”
“只可惜资金……投少了，怕意思不大，小里小气之事我不愿为之。投多呢，一时半会儿又不甚方便。”倪嗣冲叹口气说。
“我有个建议。如果督军采纳，一年之后，皖省财政收入便可大增。”
“请说明。”
“我此来是为敝行考察事儿。噢，”周作民作忽然想起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倪嗣冲。“我临来时，敝行总经理梁士诒嘱我向倪督军致意的同时面呈倪督军一信。”
“回京替我面谢梁老总。还接着刚才的话茬说。”倪嗣冲阅毕说。
“贵省茶叶业既然大有可为，我打算给敝行写个呈文，建议向皖南发放专项贷款鼎力扶持。倪督军如果同意，我便着手准备，争取一个月内办妥，年底即可收益。此事倘若促成，皖省仅税收数目就十分可观，往少里估计其款项也够两个到三个师之军需开支。”
“好。”倪嗣冲高兴地看着周作民。“我这里没说的。只要对贵行和敝省都有利，我祈盼早日促成此事。晚上在我这儿吃顿饭，也好有时间谈充分点儿详细点儿。”
他把脸扭向汪志农：“去张罗一下，酒和菜都要本省产的。到新地界儿就该品尝一下地方风味。丰盛些儿！”
当周作民即将启程回京时，倪嗣冲郑重地说：
“请转告梁老总，我只欢迎你来此办行，别人不行。”
于是，周作民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
办银行——找到了支点
从此，周作民身兼四职：中国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国库课主任、芜湖分行经理、蚌埠分行经理。
一九一五年秋，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便与交通银行往来。交通银行成了代理倪嗣冲集团的金库机关。
这年冬天，倪嗣冲集团里凡爱财的将领都成了周作民的朋友。他们爱财也罢爱周也罢，反正周作民支使他们办事，他们全都尽心竭力，不打折扣。
此时，倪嗣冲又动了请周作民替他们办银行的念头，并派汪志农向周作民游说。于是汪志农经常请周作民喝酒，周作民乘机游说他存款说：
“你暂时派不上用场的款子放着也是放着，何不存到银行里让我周转运用？我算给你最高利息，既能帮助你解决头寸紧张之困难，对你也不无好处。”
“要说帮你，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分内事嘛。”汪志农豪爽地拍拍他的肩膀，心想，时机来了，何不试探他一下。他故意来了一声长叹，“可对我好处恐怕有限。利息能给几个钱儿？说句掏心的话儿，帮你还不是帮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盈利天大对你个人有多少好处？大不了赏几个零花钱儿。你还不知道吧，我和督军办了个银号，经理叫郭善堂。虽然郭经理能力有限，银号里也缺专业人才，但投进了资金还是增值可观。现在倪督军有意让你帮我们办银行，只是……”
周作民听得心潮翻滚，感慨万千：有道理呀有道理！我这些年来虽然卖了不少气力，成效也算显著，但我个人终归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不难想象，如此下去再干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有多少变化和进展。何况交通银行是官办的金融机构呢。官办机构难免随官场变化而变化。今天这个上台用你，明天换别人上台就可能把你一脚踢开，管你以往表现如何有无建材呢，业绩贡献统统不作数……一句话，在交行供职跟官场厮混没有区别，都是“五日京兆”……他不由记起在财政部供职的往事，愈觉道路艰险，前途渺茫……三十多岁了，该知道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危险性了。要有属于自己的玩艺儿才行！不然对不起父母祖宗，对不起良友恩师，对不起青年时代的满怀壮志！为实现志向，在逝去的岁月里每时每刻都孜孜攻读苦苦求索。学点本事不容易啊，该有自己的事业了……要是自己办个银行呢，有了建树是自己的建树，创下产业是自己的产业……一切的一切全归自己，都记在自己的名下，那该是多么畅快的事情啊！倪嗣冲、汪志农他们对金融业一窍不通，还开银号而且赚大钱儿呢。在业务上我比郭善堂辈熟悉得多精通得多。他们都行我有啥不行的，我要干起来绝对比他们有前途！只是两手空空……他们，倪嗣冲、汪志农辈要乐意，再拉上若干个如徐树铮、吴鼎昌之流的要员和财主，就能成事！
周作民知道，关键是要他们看到有大利可图，他们才乐意掏出资本。
此乃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周作民暗自合计良久，说：
“我两袖清风一寒士，哪能与仁兄相比！你们兜里有钱，手上有权，拥有重兵，一呼百应，谋事事成，杀人人死。你要是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拉你存款了。办银行之事非同一般，需从长计议，待我考虑成熟再说吧。”
“这我知道，在其位谋其事忠其主，人之常情嘛。我是觉得你才识过人，干练脱俗，该大有作为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