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根本愿望的所在，就是发展实业，以实业救国，实业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的归宿，更是他生存的凭借。“东亚”是他的躯壳，“抵羊”是他的灵魂。有了“东亚”、“抵羊”，就有了他的一切；发展“东亚”、“抵羊”，就是他存在的一切；没了“东亚”、“抵羊”，也就没了他的一切。他向他的多年的患难与共的心腹部下曾痛陈肺腑：“我提倡‘劳资一家’，只求企业的发展，何曾要给自己争什么？我想我赚钱用于扩大企业，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我个人，我的私蓄到死也花不完。”
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曾不顾父亲的叮嘱；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曾犯难涉险，赔了几万元而大伤父心，大失父怙；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不惜背弃了父亲的意志，毅然奋行而不返顾。
为了发展实业的梦想，他心急只嫌路行慢，倾全部家底，拼力拉股创下了根基，厂名“东亚”，产品“抵羊”，已足证了他发展实业的锐志与雄心。从兴办起他就丝毫不留任何退路，不畏艰难险阻奋而直前。
“东亚”开工定在旧历的二月，早春的北方，寒意料峭，为了确保开工，为了赶在春季羊毛下剪的前头摸清情况，争取主动，他这个新上任的总经理，这位留洋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毅然亲自出马，请了个羊毛商做向导，顶风迎尘，跋山涉水，奔走、操劳，远涉张家口、大同、包头，累极了，就临时找了个毛驴车代步，坎坷颠簸，餐风咽尘，却不顾少息，就奔走于养羊户间，认真考察。到了夜里，就随便觅店下榻，往往是住在那种走家串户的小羊毛捐客才住的粗疏陋店里，第二天又早早爬起，继续全神贯注地赶他的考察路，往往在风沙与冷热变幻里步行几十里，完全似一个久惯劳苦的经纪人，有时因被环境弄得蓬头垢面，更似一个乡农中的小贩。他考察时分外用心，从剪毛、收购、拣样、过案、估定净毛率直到打包、监秤、装运的全过程，他无不全神贯注，也掌握得好快，半个多月间，他就稔熟了一切。甚至很快就能凭肉眼识别出搀假的羊毛。待回到天津，他在业务上实是满载而归，可也“满载”了一大堆虱子，人却轻装了：又黑又瘦，与初行时，简直判若两人！可他略一休整，又一头扎进了刚开工的厂里，一连多日吃住在厂，外出联络，也竟似大禹般九过其门而不入！说不清是工程师张汉文与副理留美专攻纺织的他的弟弟宋宇涵陪同了他，还是他陪同了这两位，一直在生产车间，他亲用秒表掐着时间，张工程师与弟弟副理供他咨询，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考察，一个分秒一个分秒地计算，精确地掌握了生产的全过程。在这段日子里，除去了必须的总经理的应酬之外，他一概不问他事，只一心扑在生产上，吃不择食，不应时，睡不及席，不宁息。醒着就扎在车间，紧张地忙在车间，太累了顾不得择座，就坐在羊毛堆上，别人可以嗅出他一身腥膻，他则是“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了”。有记录尚存的人回忆当时情景的一段话：
“他那一阵，几乎看不出是一个总经理。他是非常讲究仪表的，但那时却是衣衫不整，满身羊膻。他那时经常发脾气，眼神发直，样子吓人。有一回，还晕倒在地，被人抬走也不知道，睡了不到三个钟头，刚醒，就又找人谈话。”
“非常讲究仪表”的人，是决不轻易地不讲究，甘愿“衣衫不整，满身腥膻的”，累得“晕倒在地”，却只休息了三个小时，这是怎样的苦干法，不待细说。他是总经理，是公子哥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德昌”是他个人的，“东亚”却是大伙儿的，为“德昌”他没费过这么一小半心力，那又是为什么——理想！发展实业，救国图强的理想。理想的高度升华，必是灿烂而高贵的鲜花！
更有深层的动机在鼓舞着他，东亚开工于九一八后不久，东北沦陷，大批难民也涌向了天津，宋棐卿心里难受，尽管他为了办“东亚”，资金紧张得卖掉了许多东西，甚至他太太的一些首饰，已是毫无积蓄了，可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毅然捐献，在“山东同乡会”等团体发动的募捐活动中，他几次出钱出物，有人记得清的一次，是棉衣五十件，现洋五十元，向“联青社”捐赠的一次是玉米面两千斤，大米一千斤，现洋一百元。在此刻的经济拮据情形下，一再拿出这些衣物钱粮，他实在是要勒勒裤带的。因此，他才更要办好“东亚”，早日办好“东亚”。在研究筹备建厂事宜的会上，他曾一再激动地表示：集资办厂，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何况如今又国难当头？请拿出你可拿出的每一文钱，不要再存在外国银行里却心安理得地为个人与外国生息，还是来仗大义兴办实业为国家与民族争利吧L要力争“东亚”尽快开工，早开工一天，就等于为国家收复一寸土效出一分力。
他用他的真挚的语言，积极的行动，全力以赴地投入，捧出了他那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东亚”、“抵羊”，实业的具体实体倾注着这样一分滚滚的热血，溶人了他的心魄，能不比他的肉体躯壳更为重要么？
第一批毛线，质量可想而知，实际上无非是试生产的产品，可是“东亚”不富裕，要销出去才有下一步运营的资金，心里装满了“东亚”的宋棐卿，此刻也满满装着东北难民，于是，他不需怎么思索，就打好了一个主意：去找那些富家子弟！说实在话，相当一部分富家子弟，在宋棐卿面前实在是不够档次的，不仅站在一起相形见绌，甚至都很少有共同语言。宋棐卿对这其中的某些人也是鄙薄的。然而，此刻他却要向这些包括他所鄙薄的富家子弟屈节相待了。他亲自带人带线，跑到天津的“阳城”、“下蔡”，跑到围观难民的公子哥儿们面前，向他们折价兜售“东亚”的新产品，并指着难民们说：“献一分力吧，他们至今还捂着破棉衣！”他折价卖线给富家儿，再动员富家儿当场将折价买到的线捐给东北难民。他的心腹中有的人感到这样做太丢贬他的身分，他却说：
“身分比起‘东亚’和难民来，又算做什么呢？我虽屈人一头，却一屈三得：既处理了积压，为‘东亚’获取了资金；又让那些人减少了一点造孽；还为难民们出了一点儿力，丢贬些身分面子还不很值得么？”
是的，身分，面子都不及“东亚”的一时之利重要，可他却为了“东亚”，毅然许出了“德昌”。由于广泛招股，后来又一再增股与赠股，宋棐卿在“东亚”的股分越来越相对的缩小。可“德昌”，却是他宋氏的独家产业。平日里，他很少为“德昌”操心，精力几乎全部投放于“东亚”，为了方便，“东亚”一开工，宋fei卿就将原在法租界六号路的德昌迁到了意租界五马路与“东亚”一道挂起了牌子，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却是为了便于资金周转！
一切企业，尽管考虑得再周到，准备得再充分，一正式启动，必有预料不到的问题发生，“东亚”自不例外。尽管副理宋宇涵留美专攻了纺织，重礼聘来的张汉文又是留法专攻纺织的且具有多年经验的专家，技术力量可谓雄厚，然而百长难免一短，百密犹有一疏，他两个人对国内羊毛的精梳精纺的技术要求尚不纯熟，虽只一环，却是关键，使“抵羊”黯然失色；线条不匀，颜色暗淡，缺乏柔性与韧性，从外观到手感都不如洋线，而成本却相对地为高，因而启动不久，就造成了大量的积压，危机高压而至。
宋棐卿既冷静地毫不动摇，又积极地采取可能采取的措施。
他提出缓拿薪金。
为了交际，他献出了家中细软，却不走公司帐，不要公司还。
为了解决精梳精纺这一关系重大的主要矛盾，他亲赴山东，为了重金求贤，他罄尽个人所有，甚至卖掉了夫人最心爱的一些首饰，聘请了王启承——齐鲁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王启承在他赤诚的实业救国精神感召与恳求下，倾盖如故，引为知己，毅然辞职赴津，做了“东亚”公司的化学实验部主任。经过了认真地一番考察化验，使主要症结，迎刃而解。
在重压下，他为了稳定军心，决然地在公司上层会议上明确表示：
“假如东亚真干不下去了，请诸位记住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到时候，我将以德昌的全部与在座诸君均分！”
“德昌”是他的，“东亚”是大家的，只因“德昌”是进出口代理商，不是实业；而“东亚”却是实业。仅此而已，他就要弃“德昌”而顾全“东亚”！
“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这是宋棐卿着力增进“东亚”经济实力的名言。企业严寒很快地成了过去，“东亚”的春天欣欣而来，繁花似锦般地日新月异，做为实业，已不只立足而且鹊起于津门、但宋棐卿并无丝毫满足，他要大发展，而大发展就需要更大的资金，于是他调动了两大优势：“东亚”已夺得的市场优势，已获得的市场信誉；人头熟、交际广、善于公关之道的赵子贞，不但使一大批津门大亨：天津商会会长、金融巨头纪华、天津商会常委、纺织巨头赵真吾，天津商会常委、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王文典，天津大通银行董事长王以英，而且使沪上的名震全国的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光甫，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贺耀华，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俞君飞，尚有像张伯苓那样的几位大学校长以及医院院长，大使馆私人顾问，海关上的高级职员，都成了“东亚”的股东。
由于招股与赠股的积累，“东亚”的相当多数的员工都成了公司股东，究竟有多少？文革初曾有人统计公布，名单长长，贴了“东亚”的整整一面厂墙！其中占了原“东亚”工人的大部分。那目的，自是向“红卫兵”造反派们提供一份“东亚”资本家的名单，以供“清算”与“批斗”！
为了“东亚”、“抵羊”，受操劳他固然某之若饴，至于受委屈，遭屈辱，他也委屈求全。舍不得，舍不得，只有逆来顺。
日寇占领天津，给天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措手不及，不得内迁，可宋棐卿完全有机会也完全有条件出走，往内地图谋新举。然而他又对“东亚”、“抵羊”怎生割舍得下？他既不肯做汉奸，又不肯为日寇所用，更不肯舍弃实业，这就必然穷于应付，常常是困扰不断，晦气重重，以致窘迫不堪，他都咬紧牙关，忍受屈辱，硬是母鸡护雏般护住“东亚”，决心与“东亚”共存亡！
抗战胜利后，他抱着巨大的希望，怀着无限的喜悦，欲放开手脚大有作为，可是，国民党一盆又一盆地凉水，一度又一度地盘剥，不仅使他壮志难酬，而且使他欲自保已是不及，因此他心灰意冷，也正因为如此，一九五０年在听到一些不支持他的话与一些刺激他的自尊的说法后，才黯然出走，流落并客死他乡。
宋棐卿历史真面目尚待彻底还清。
他的经营意识，实业救国精神，很值得时人认真一想。
（肖舫）
吴蕴初与中国味精业
吴蕴初（一八九——一九五三），江苏嘉定人，吴蕴初是位值得称道与世人尊敬的中国人，是位对中华民族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先后创办了天厨、天原、天盛、天利、天山五厂。如果说他是位资本农，毋宁说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与著名的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时人以“南吴（蕴初）北范（天津范旭东）”合称，被誉为化学工业上足堪领袖群伦的两大巨子之一。
资本，不取决于金钱而取决于素质与知识
他的家业，谈不上富裕，连温饱也不足以保障；他开创实业时，几乎是一文不名。有的只是良好的素质与知识，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也是最可靠、最强大的资本。
吴蕴初可谓出身于清门的良家子。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基本群——本分、善良、勤勉、忠厚，自力更生，与世无争，“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绝无诡诈奸狡之心，亦无巧取豪夺之行。重身分，重素行，亦重仁爱之道。祖上几代，均以教书为业，吴蕴初的父亲吴箫舫一直从私塾教到公学，后来才做了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教师。一家十口，老人之外，六个孩子，就全靠箫舫公的洋“束囗”度日，其清贫可想而知。
“穷有穷志气，富有富心胸”，穷得起，也富得起，是中华民族的正派传统，不麻烦他人，不招惹恶人，不亏待好人，不卑服坏人，诗礼传家，正直做人，也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家训。吴蕴初的这种“承训”条件非常充分；“饱学”的祖父已是“赋闲”在家，又甚喜欢这个长孙，故自吴蕴初呀呀学语起，便将其所学所悟或直接或间接地一点儿一点儿地灌输给他的“细娃贵崽”。待这个“细娃贵崽”稍大之后，读书之外，老祖父又总是要其伴在身边，教其做些“细务”：洒扫清理，捧烟打水，传拿递取。“细娃贵崽””也做得十分麻利与愉快。吴家虽说不上“出入尽鸿儒”，可也称得起“往来无白丁”，到吴家与吴老爷子攀谈的多是读书人，话题无非是诗书、先贤与时事。由于吴蕴初常伴于旁，“细务”又做得快，多半时间端正了身子，仰起脸儿来望着、听着，先贤名人的许多勤奋向学、英勇报国，正直做人、刻意为民的动人感人的故事，自然激励着吴蕴初；时事的“国耻民难”也对吴蕴初产生着重大影响，特别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因为事往不久，痛感犹新，在吴蕴初五六岁时，时常听祖父与人谈起这一话题。特别是有几个持新学的亲友，将这国耻民恨谈得更为具体，见解更为深灼。
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三月，朝鲜东学党起事，朝鲜政府请援于原宗主国清政府出兵助剿。早已着意侵吞朝鲜与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日本，也以此为借口当即向朝鲜出兵，并占据了汉城附近战略要地。清庭准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诚于当年五月率部赴朝进驻牙山。是时东学党已平。于是，清驻朝道员袁世凯照会日本驻朝公使大乌圭介（小孩子自然会听成“大乌龟姐”——外国的坏蛋也没个好名字！）按约同时撤兵。日本岂能失此良机？拒不接受，反以助朝鲜改革内政为由，继续增兵，进而占领朝鲜王宫，发动政变。中日决裂在即，清廷始下令叶志超、聂士诚部戒备，并于六月又派北路军由陆路渡鸭绿江入朝，分别由卫士贵、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统领，是为“四大军”共三十二营，约计一万三千五百人。当月，日本有预谋地水陆并进，攻击清军：水路，日军在半岛海面突袭中国运兵船，败清舰；陆路由汉城进犯牙山清军。清政府于七月一日被迫宣战。由于李鸿章妥协避战，致清军处于被动。八月，平壤一战，清军败绩，退回国内。八月十七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十二艘兵舰护送兵船抵鸭绿江口大东沟，次日上午准备返航时，与由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礻右亨所率松岛号等十二艘军舰遭遇，爆发了大东沟海战（即所谓“甲午海战”）。日舰以其速度快、速射之长，绕过定远、镇远两舰，袭击清舰之侧翼，使清舰队处于劣势，未几，提督丁汝昌被伤，但是仍立于望楼督战。致远号重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大气凛然地指挥鼓轮撞击日指挥舰吉野号，不幸中鱼雷沉没；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带伤奋战，直至沉没。接战五时许，日舰首先撤离战场。此役，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舰，定远等六舰受创，死伤官兵千余；日本舰队的松岛、赤诚、吉野、比野与西京九受重创，死伤官兵六百余。从此，日本得以控制了制海权。九月，日本第一军渡鸭绿江，入中国境内，十月，侵占凤凰城、九连城、安东（今丹东）；日军另一路，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为司令官，取道海上，于八月尾自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十月连陷全州、旅顺；十一月陷海城；十二月再陷盖平、荣城并侵入山东半岛，水陆夹击威海卫；转年一月，威海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二月，日军又占牛庄、营口、田庄台，山东半岛陷落。清廷无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日本以二人“不具全权”为由，拒绝与其谈判，清廷只好于二月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二月二十四日起，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宗奥尧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十一款》，即惯称的《马关条约》。议定，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两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后来，由于列强害怕日本占利过剧出面干涉，辽东半岛没有割成，却要中国“补偿”“赎辽”银三千万两！
这一切，国人渐为所知，无不切齿，数年愤愤地议论不平。甲午时，吴蕴初才只三周岁，癸已时也只四周岁，可国人盛议时，他就已是六七岁，已进了塾，懂了不少事了。国事之痛，有识者无不扼腕，无论年老的、年轻的时有人来与祖父痛忆此情，赞英雄，骂日倭，慷慨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且反复多次，不厌其详地陈说，又是如此重大而震撼人心，在灵秀的吴蕴初幼小的心灵里能不打下深刻的烙印？为国家为民族，不计一切，直至献出生命的英雄可敬可佩；欺人霸道的直比土匪还凶的日倭可恨可恶！从几百年前就劫掠沿海，如今又大举进犯，蛮横无理地占我土地，杀我国人不算，还要在大劫大杀之后，要我国出钱“赔偿”；明明是抢占了土地还要“赎”还，比绑票的土匪还要凶恶、残忍不知多少倍，特别是曾有人摸着吴蕴初的小脑袋说：
“那两万万三千万两，连你也得摊上五文钱——你也得拿出你爹爹几天的‘束囗’呢！”
爹爹的几天“束囗”，若是一家十口呢？岂不是爹爹一两个月的“束囗”，也就是说得一个十口之家一两个月的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行！反过来，如果不是被人抢夺了去，那么所有的十口之家，特别是那些不得温饱之家，不是至少可过上一两月的好日子么？——非得强大起来不可！
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大肆烧杀，且逼迫清廷订下了《辛丑条约》，索取的所谓《庚子赔款》（“杀人放火掠夺费”！）更高出《马关条约》多多，这些对吴蕴初爱国图强的心理的形成都具有重大作用。
原本就具有良好素质，再受了良好的教育与影响，怀有奋发向上的志向，所以在当时当地的一干学童中也甚是不凡与出众，还在未满十周岁时，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０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前，即考取了“童生”。旧制中“童生”是取得做官资格的最初级“学位”，得了“童生”就可入“库学”，进一步考取“秀才”；得了秀才即可“入监”、“人贡”，再参加“秋闱”的乡试考举人，而进一步参加会试考“进士”。中举即可做官，此时秀才也较其他人好捐官。因此，得中“童生”，就等于有了做官的最基本的基础条件，是“官苗子”了。所以有人与十岁的吴蕴初开玩笑说：“阿贵大人还没得扫帚长，就进得学了，好聪明啊！”可是“阿贵大人”，家不足贵，而且属于“贱”类，那学校的执教者不堪为“师”，以门楣变脸色，歧视贫寒，屡屡侮辱吴蕴初，气得吴蕴初采取少儿恶作剧的手段反抗：从屋上掏洞撒尿。因而，被逐出了学堂。
不去考那捞什子秀才、举人，学点本事，找个出路，至少可以赚两个钱添补添补家用。就是出于这种心理，在吴蕴初十四岁时（一九０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已）进了广方言馆。由于光绪已于前几年接受了张百熙、张之洞等大员的奏请，厘定了公学各级学校章程与学制，基本上以张之洞提倡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兴办了不少学堂，上海的广方言馆便是这一时期与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广方言论几乎相当于现今的外语学校。进这所学校，祖父是反对的，老人家出于爱国心理一向不喜外国的东西，而且也觉得国家太弱，即使外语学得再好，也难得与洋人平等待遇，所以他阻止这个他最喜爱也最寄厚望的长孙说：
“读洋书，学洋文，到头来国人不喜，外人不用，还不得给洋人去倒夜壶？”
可十四岁的吴蕴初以为，学，他就要也必然学好，学好了，也就学懂了洋人的东西，“我学好了，有了作为，说不定还叫洋人给我倒夜壶呢！”于是，他坚持着进了上海广方言馆。也果如其想，工夫是不负有心人的，何况他又十分聪明，没多久就学得很不错了，再加深造下去，那么纯熟起来是不成问题的，可父亲箫舫公的那“五斗米”已填不饱渐已长大的五弟、妹的肚子了，他是长子、长兄，不能不分担家庭之重。于是只好于学了刚刚一年就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洋书本，仍回到了嘉定县西门的家中，到嘉定第一小学，凭他学的那点儿“ABC”，做起了英语教师，收入虽说不多，可也于家计不无所补。但是，时局的变化，又使他渴望学习的劲头大大地增长了。张之洞等大臣会订的“学章”，已得正式颁用，决定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一九０六年）一科之后，“俟各省学堂办齐有效，各科学额分别停止”。并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以孙家鼐充任。丙午会试以后，各省学堂已“办齐有效”，故于当年（一九０六）八月初四，清廷正式颁令废止了科举，推广学堂。上海兵工学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组建的，相当于稍高于中专的档次。毕业生多数安排去向是上海制造局，待遇自比小学教师好得多。科举一废止，上海兵工学堂便开始传出了招生的消息，吴蕴初听了跃跃欲试，便向其父箫舫公提出了报考的要求。箫舫公虽深觉家用开支愈来愈大，自己已独力难撑，可仍为儿子的前途着想，略一沉吟，便应允了。可是有两个条件。今年考不取以后就不要考了——那么点儿底儿，考上与否，实是未知之数；考上了，家里是无力负担的，须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争取自立。吴蕴初信心十足，也十分乐观，他表示一定要考取，也一定自立，甚至说：“父亲大人放心，孩儿不但在经济上会自立，还要多赚点钱来贴补家用！”
箫舫公听了深觉对不住这么小的儿子，至于“贴补家用”，他相信这个长子不是随口说说，定会当回事去做，可他才只十四五岁呀，内疚与欣慰之下，他唯有苦笑。
他考中了！进了上海兵工学堂的化学专业！
“兵工”不“兵工”，对他并无大的影响，这“化学”却自此为始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使他得入了科学殿堂之门，直接关系了他终身的事业！
他凭他的特有的智慧，坚定的信心与努力，实现了他“一年考取”的誓言，也凭着他顽强刻苦吃大苦、出大力、耐大劳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另一个诺言：自立并贴补一些家用。他入学伊始，就挤出尽量多的时间去打工赚钱，而且很快就获得了奖学金。虽是几块钱，可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特别是他这个无家人负担却要负担家人的穷学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起码认真节省着够他的学习费用了。另外，一方面是他学习勤恳，成绩突出，另一方面是校长体恤学生，富有同情心，很快就安排他到兵工学堂的附属小学兼教算术学。可得到六两白银的报酬。这对于他来说又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可他仍不满足，仍是挤出时间去打工做苦力。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他都不畏寒热，不辞劳苦，出去寻求几文可以补贴家用的小钱！并在外白渡桥边找到了这种出大力挣小钱的“基地”。外白渡桥位于交通要津，是运输生活物资进入上海的要道，又距兵工学堂不远。很快地十几岁的吴蕴初就凭他特有的观察力发现了这个特点，那桥高，人力车辆，甚至驴马车通过时都要加大力度，他就选中了这个可以出卖力气的场所，一得闲便等待于桥下，发现上桥吃力的车辆就奔上去帮人推、拉，然后得几文“回谢”。
夏日炎炎的黄浦江，上晒下蒸，令人目眩气滞；朔风凛烈的白渡桥，冷风寒浪，中人刺骨钻心。但凡有点办法的人谁不在此刻或树下纳凉或家中纳福呢？可对吴蕴初来说，最冷最热的时候，却恰是学业较轻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的日子，而愈是最冷最热，过桥的车辆才愈需人助力，“回谢”也会多那么一文两文！酷暑中，那破皱的汗衫不能蔽日，皮肤多处晒红，甚至晒破；严寒里，那在实验中被烧得遍是孔洞的棉袄，绽着一处处的棉花，亦即张着一个个风洞，那得避寒？往往令他瑟索不已！上海的瘪三、痞子几乎与十里洋场并生，像阴湿屋角的跳蚤般到处择人而噬，拖人下水。因而，也曾有那么几个这种东西，见吴蕴初身强体壮欲将其拉去。“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吴蕴初只感到委屈，丧气，对这些人只是不屑一顾地避开。
吴蕴初从十四岁起，真正地自立了，而且十分自强。能考入兵工学堂的学生多为富有子弟，一些清门寒族也还是供得起的，无须去自谋生路，而且，课业之紧，之重要，也使其他学生就是想去打工也不得功夫。而吴蕴初却身兼三务：化学专业学生、附属小学教师、外白渡桥苦力！却又都做得那么好：坐在课桌前是好学生，站在讲台上是好教师，走在桥板上是好苦力！教学、苦力都没有累及他的学业，而且成绩优异，校方嘉奖，老师喜欢，同学佩服，德籍教师杜博尤为赏识。这位异国良师深感吴蕴初是个素质甚佳的可造之才，格外重视，分外关心，毫不保留地谆谆施教，在吴蕴初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
自幼的诗书传家加以勤劳的教育再经在兵工学堂的“三务一身”的刻苦的学习与锻炼，使吴蕴初幼而少，少而青，踏踏实实地培育起并形成了良好素质，掌握了进入科学殿堂的钥匙，这就是他唯一的也是最雄厚的资本。
救国自强是他职业追求的唯一标准
满清政府闭关锁国老大自居的结果，终于被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得墙颓户倒，被动地弄个门户大开。帝国主义者如强盗——比强盗更强盗，连一些痞子流氓式的传教士、奸商们也来作威作福，任意地践踏掳掠，弄得主权殆丧，国格被侮，种种屈辱不堪言状。这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可恶，可你自身呢？倘若强大，倘若先进，倘若富足，泱泱大国，芸芸众生，相对而言，列强不都成了“小国寡民”，他们想欺侮，敢么？能么？
一块肥肉，再大再美，放在一个藩篱下牢又十分败腐的环境中，招来的只能是苍蝇、野兽；且愈大愈美，时间愈长，招来的也就愈多；一棵梧桐，根深干粗，枝繁叶茂，招来的只能是凤凰与灵雀。苍蝇、野兽是不仅贪婪无厌，而且肮脏性蛮，自只能带来祸害，而且是无边的难容难忍的祸害，且不容香风吹人；凤凰、灵雀，却不仅能为梧桐生色增辉，而且那美丽的歌喉更增了无限的佳音妙境，且不许恶鸟擅临。
列强各国，自也是世界的，人类的，而凡有人群的地方，无不好与坏并存，就是说既有“苍蝇、野兽”，也有“灵雀、凤凰”，过去是这样，如今与未来的苦干年内也必是如此！
在有关吴蕴初的材料中，找不到这样的文字记载，可就他的为人与生平，却分明是这样认识的，他恨那些强盗，却也看到与亲身感受到不少洋人并非“苍蝇、野兽”，且是“灵雀、凤凰”，如他在兵工学堂的老师杜博。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才不单纯地怨恨列强，而是将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上，首先是他介入社会的职业。
吴蕴初是在二十周岁，即一九一一年，经过六年的艰苦学习，从兵工学堂学成毕业了。这一年也正发生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结束了封建帝制，辛亥革命成功了。所以，也可以说吴蕴初是在帝制下生、长、读书的；是在新制下奋斗、前进的，晚年则做了新中国的干部，可说是跨了三个历史时期。
毕业了，家里自然要为他成亲。于是，吴蕴初便于他毕业后，被学堂安排去上海制造局实习前与戴懿小姐结成伉俪。虽非自由恋爱，却两心相投，两情笃烈。戴懿小姐娴静大方，是个难得的贤妻良母，且与吴蕴初志同道合，是丈夫事业上的不可缺少的好助手。
一年的实习期满，吴蕴初又被校方请回，做了助教。同时社博老师又格外安排他到化验室工作。这不仅使他在助教薪水之外又可得一百元的收入，而且对他化学知识的巩固与增长大有神益。“衣食足然后知廉耻”、“仓谋实然后知礼仪”，古先哲的话说得甚好。现代则说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吴蕴初则谨遵“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别说薪水，就那化验室的一百元也绝非昔日的几块钱生活费、几两银子补贴家庭可比，有了牢靠、较多的收入，他的“后方”放心，自身也不必为了衣食再去兼课与做苦力了。他便决意静下心来，将精力集中在化学上，从中寻求救国自强之道。因而，一开始就埋头其中，几乎不问身外事。可他不问，“身外事”却来“问”他，不让他平静地埋头研究了。
帝制是推翻了，然而只是推翻了而已，整个的封建观念却根本未被摧毁，连体制也没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不久，袁大总统就又要“登基”做“皇帝”了，连“洪宪”的年号也拟了出来。而且是石敬塘般做儿皇帝！天下震怒，齐起讨袁，各省纷纷独立，动乱所及，上海制造局停产，兵工学堂也随之停办。“办”都“停”了，助教还助谁去，教谁去？想借在实验室之便，在化学方面有所进展与突破的希望落空了不说，这衣食不是又成了问题么？也幸亏了他那老师杜博，又通过朋友，凭其威信，将吴蕴初介绍到了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官督商办”的当时中国第一大铁厂，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张之洞督办起来的。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０九），字孝达，又字香涛，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今属河南）人，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十年（公元一八八四年）累官至两广总督，力主“洋务”，设广东水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立广雅书院。光绪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调任湖广总督，筹办卢汉铁路，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很重视的实业，曾下大力扶其发展，可是，在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代刘坤一督江后，即渐为德国人所控制，变成了德商的附庸了。尽管他不久后又回来再任总督，也无力改变了。
吴蕴初到汉阳铁厂是做化验师的，薪水也颇可观，虽说远离嘉定老家，以数日船程方到汉口，衣食是不用愁的。只是，不愁衣食，哪怕是锦衣玉食也并非他的目的。他要的是一个救国图强的途径与手段。在汉阳铁厂可以不愁一家生计，甚至做个几年还可望生计更好，可他要的是“兼济天下”，汉阳铁厂的化验师就不适于他了。因为推荐他的杜博，只是个教师，在德商眼里不算什么人物，因而对吴蕴初很不重视，只让其做些单项的、次要的化验。清闲算什么？主要是期望在学术与实际上有所深造，那是宁愿受大累的。既与自己的目标相违，吴蕴初便果决地离开了这里，去另谋新路。不料，却撞了个钉子。
到了1915年的冬天，天津有几个人想集股办个硝碱公司，通过人约了吴蕴初去一同筹办。吴蕴初觉得硝碱当时在国内还没个像样的厂家，办好了是为国家民族增添了一分实业，他也大有用武之地，就欣然答应下来，并知会了汉口铁厂，整装北上了。岂知满怀热望、千里迢迢地赶到天津，却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股东们不干了。于是他就被困在了天津卫。客居外地，举目无亲，又没了工作，自也没了收入，实是度日艰难。可他仍不死心，仍想在天津找找出路看。天津的冬天不似上海，是较冷的，而他所住的房子里又连个火炉也没有，实在是苦不堪言。直到1916年春，接到汉阳的来信，它才重又南返。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汉阳铁厂决定试制在国际上已采用于筑炉的效能很好的矽砖与锰砖。而所有的有关技术人员施出了周身解数也试制不成，花费不少，毫无结果，怎么向厂方交代？正自进退维谷，突闻吴蕴初已返回武汉，便如获救星。吴蕴初虽说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可他是上海兵工学堂化学专业的高材生，在汉阳铁厂的一年多化验中也甚为称职，料必有些把握。即使不成功，那也可以从旁证明一下，试制不出来，并非完全是他们无能。于是，就把这项试制的担子推给了吴蕴初。
吴蕴初是有备而来的，矽砖与锰砖他虽未制过，也没读过有关的技术资料，可凭他的化学知识与分析，觉得这个难题虽大，他还是比别人有些把握的。何况国内矽砖与锰砖基本上还是空白，一旦攻下这个难关，不仅于汉口铁厂，对全国的冶炼企业都有好处。他早已立志就是要找难题攻，就是要为前人之所未为，否则，如果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又怎谈得上救国于自强呢？列强之所以强，主要强在他们科学进步、技术先进上，他们使用的许多东西都较中国是先进得多的，中国必须先加足了劲，把他们有的都也有起来，就是说撵上去，然后再设法超过去。不然，何以言强？而要有所无有，列强是不会给你的，就只有自己去努力创造。如今矽砖、锰砖的试制正属于他要寻找的类型。莫说还大有油水，就算对他的好处没有一般人希冀的那么大，他也要干！莫说还有些把握，就是再多费些力气，多花些心血，他也要试制成功！何况一旦成功，对他的本领与身价自也会得以明显的提高，也就更便于实现他的愿望。因此，他的决心甚大，自然也就信心十足，他不相信外国能为的，他不能为，而且也并非特别艰深的课题。他觉得他一定能也一定会办成。但他在接受下来的时候，仍是留有余地地说：
“这许多同仁都攻不下的课题，我也很难说会攻得下来，尽全力而为吧！”
吴蕴初是吃得苦的，只要他下了决心的事，他就不遗余力地去做。任务一接到手，他就到处奔走，收集查找材料。凡有关的技术条件与数据，哪怕是细微到一句话，甚至只有些间接关系，他都认真地、一字不遗地抄录下来，再带回来汇总、综合、分析，几乎是夜以继日。每每废寝忘餐。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研究出了完善的方案，经他亲手试制了几次，很快便成功了。这是中国人制造矽砖与锰砖的首例；也为中国企业使用矽砖、锰砖做了良好的开端与重大的贡献；也是吴蕴初在步入第二十五个生命年头在化学事业上取得的首次成功。首战告捷，是无限喜悦的，自也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在矽砖、锰砖的推广使用中也使他的名字不胫而走，重于一时，他因此出任了砖厂的厂长，更被当时我国最早、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看中，知他是个化学上难得的人才，聘他为该厂的制药课课长，并授予少校军衔。一时声名鹊起，地位与薪水俱高了起来。仍不断地有人打与他合伙或请他入伙的主意。对一些他认为与他生命目标有距离的事，他都一律拒绝了。唯有对汉口燮昌火柴厂（当时火柴业的“燮昌”不只一家，不但广东有个“燮昌”，而且苏州也有一个是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开办的“燮昌”）老板宋伟臣的邀请一口答应。原因是宋伟臣提出要与他合办一个硝碱公司，由宋伟臣出资，他出技术并任总工程师兼厂长，利用兵工厂的废液生产氯酸钾。当时中国火柴业的原料多购自外国。莫看它是小小的一根，很小的一个头儿，可这个小头就需要几种原料：硫磺、洋蜡、赤磷、白磷、氯酸钾。氯酸钾多是购自德国，远渡重洋相去万里要一大笔运费不说，出关、入关的关税也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钱，受多少冤枉气！正是了解了这些情况，正是去天津办硝碱厂没有办成，吴蕴初才在宋伟臣提出合作时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吴蕴初便一身兼起了三职，开始在他希望的道路上跨越有力的步伐了。可是，中国人的命运，当时并不操在中国人的手里，吴蕴初刚露头角时，列强还陷在一次大战中，一是无暇东顾，二是将原来设在中国境内的一些企业也多数放松，甚至撤回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才得以喘了口气，乘机大发展了起来。可是，一次世界大战总不过四年，到吴蕴初决定与宋伟臣合办炽昌硝碱厂时，大战已告尾声，待吴蕴初将生产氯酸钾的整套技术工艺研究成功，交给炽昌硝碱公司，付诸生产时，一战早已结束，战乱早已平息。连战败国德国也医治了创伤。列强的大批货物又气势汹汹地向中国这个巨大的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市场卷土重来。凭借着他们攫取的在华特权，实是进行疯狂的商业掠夺！而当时的中国政局，又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四分五裂之中，各路军阀都只顾自身的地盘与势力，为保住枪杆子，为与其他势力争夺，还顾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拿国家民族的利益做为讨好列强的手段，各寻靠山，争相媚外，反而较满清时尤有过之。有了这么多握有重兵的狈，才引起实力雄厚的狼，狼狈为奸，还哪儿有民族企业的好儿？洋老子的东西，不好也好，洋老子的需要，不行也行；至于国货，好也不好，国人的要求，行也不行！何况洋人霸占中国市场已惯‘，绝容不得你中国人自搞化工产品，汉口居然有了个生产氨酸钾的炽昌硝碱厂，这还了得？洋商们便将他们生产的氯酸钾大批运入，甚至与炽昌的平价竞销，他们生产历史久，工艺又先进，再加上中国有人用枪杆子为他们开路。一个小小的刚刚起步尚未走稳的炽昌，如何承受得了？就是认赔去与其周旋，把汉口燮昌火柴厂全部资金都动员起来，又能拼得多久？何况，宋伟臣也是决不肯这么做的。因此，运行不久的炽昌就只好被迫转产，改做火柴的另一种原料——牛皮胶了。可你仍是火柴的化工原料，你中国有了，岂不是不再用他外国的了了那也不行，于是又涌进了大批牛皮胶用来湮泯炽昌的新产品。可想挤垮牛皮胶，并不像挤垮氯酸钾那么容易。这回吴蕴初来了劲，技术上更求精，工艺上更完善，成本也大大地降低了，如能有足够的资金，再有几家大火柴厂购买，是可以在价格上与洋商打个持久战，并获胜的。可是宋伟臣一方面是被氯酸钾的被迫转产吓破了胆，另一方面他的火柴厂也越来越不景气，资金告急，他是再也不肯也不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吴蕴初见宋伟臣已无能为力，而他又不死心，此刻又风闻上海的刘鸿生于一九二０年已在苏州办起了鸿生火柴厂，很是兴旺，不久又买下了其岳父叶恭世的苏州燮昌火柴厂，更加兴隆，已得了“火柴大王”的称号，便亲自赴上海找到了施耕尹。施氏原为上海兵工厂枪厂厂长，吴蕴初兼任着汉口兵工厂的制药课课长，两厂有来往，往来中两人有了交情。此刻便托施耕尹出面与刘鸿生商讨合办事宜。刘鸿生也是个爱国的企业家，此刻已经有了几大企业，火柴厂是他企业的三大支柱之一，也一心要将外国火柴连同原料一道驱出中国市场，因此满口答应。于是，便由刘鸿生出资在刘鸿生购得的上海日晖港附近的一块地皮上又办起了牛皮胶厂，厂名仍叫炽昌，不过加了个“新”字。新炽昌牛皮胶厂的厂长也仍是吴蕴初。经过一段生产后，市场仍不景气，瑞典、日本火柴又大量涌入，刘鸿生的火柴厂也遭到了冲击，眼看着牛皮胶也难得持久，吴蕴初又打起了用电解食盐的方法生产盐酸烧碱的主意。可刘鸿生也没了兴趣，吴蕴初枉有技术能力，却毫无经济力量，又无相应的社会地位，只好望“盐”兴叹！
天字号系列的连锁效应微小颗粒引发的巨大的喜悦
他从不在歧路上徘徊，而是本着他自己确立的救国自强的目标勇往直前，义无返顾！所以，尽管荆榛丛杂，每每路断，但还是走下去，走出前人没有走出的路。
到了一九二一年，新炽昌牛皮胶厂又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境地，江浙的几家大火柴厂已是自顾不暇，无力购买大批的牛皮胶，刘鸿生又开办了他的第二大支柱企业——水泥厂，为此出国考察去了。对牛皮胶厂也不再过问，实际已无暇过问，吴蕴初更是无力支撑了。但他并没有失望，也自然没有颓废，他仍怀着极太的信心，坚持着他初下的决心，极力从生活中去寻求、探索那通往目标的路。他在严重的挫折中保持着最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观察着，思索着。他从“炽昌”的氯酸钾与牛皮胶的悲惨命运联系到这一命运的成因：外货的涌入与优势。只有在质量与成本方面造出较外货都更为优良的产品，方能在市场上立住脚，也才能将外货抵制出去。外货虽然数目庞大，可终究是有数的，只要人人属意于此，今日一种，明日一种，不愁没有将其全部驱出中国市场的一天，至少它不至于如此垄断，如此霸道，可在贸易上取得起码的平等。群敌林立，择其弱，那么在众多的外货中哪种最弱呢？众难当前，从其易，那么在众多的外货中，哪一种又最易掌握呢？诸利群列，择其大，那么在众多的外货中，哪一种又是最易获利又可长久获利的呢？以这几个选择标准，他很快就选中了日本的“味の素”。
“味の素”，是日本原包装产品，中国人称它为“味之素”，它之所以被吴蕴初优先选中，就是因为它符合了上面所述的三个选择标准。不用说很早，就是六十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日伪时期铁路沿线，大街小巷，几乎是凡为人流较大或簇居集散处都彩绘着甚为醒目的“仁丹”与“味の素”的广告。这种无所不在几乎渗透到每个角落的产品宣传，说明厂家能力强，而且生产厂家多，生产量也大，可也因此而有个弱点；一旦遭到较它物美价廉的同类产品的抵制，必如急流被阻当即积压成山，不是另寻出路，就得停产。日倭的可恶，在吴蕴初的脑海里印象最深，从明代以来的强盗式的掠夺愈来愈凶，特别是幼时那听了多次，次次为之切齿的“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他终身难忘，时时想象着他如何能像戚继光、俞大猷那样纵马摇枪，麾动铁骑去痛快淋漓地驱倭出境。如今他已经抓到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凭了自己的本事，和那些不握倭刀而是一手握枪、一手握着“味の素”的日倭较量较量了。其次，“味の素”体小单一，便于研究，吴蕴初也有可能去研究。因为以他当时的经济能力来说，是承受不起复杂庞大的实验活动的。最后，像“味の素”这样的产品是最易得利的，因为它是人们一日三餐中很理想的调料。有钱人的山珍海味需要它，吃不起山珍海味的广大贫苦百姓也需要它，一碗素汤，一碟儿青菜，只需放上那么几粒，就似魔幻般产生了奇效，鲜美的味道既可是一种较山珍海味廉价得多的享受，又可增进食欲。几乎家家可买，餐餐可用，销量自会极大，见利自也会极快。
可是光想是不行的，总得做出来，首先是知道它是什么做的才行。
要认识它，就得分析它。吴蕴初主意一定就跑到商店花了四个银角子买回了一小瓶“味の素”。莫看东西小，可因为它些小之量就可生巨大的神奇作用，因此也难免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使世人难见其“庐山真面目”。日本又甚秘其方，可以想象，当初日本人研制它的时候，不知投入了多少资本，动用了多少人力，购置了多少设备，设置了多大的实验室。可如今的吴蕴初年龄只有三十岁，全部依据只有那用四个银角子换来的一小瓶，全部资金也只有几十个那一小瓶的价值，整个“实验室”，也不过是他夫妻在上海租用的一间半卧室，家庭手工实验，能行么？行！吴蕴初行！
吴蕴初是有信心的，然而吴蕴初也是很谨慎的。因为他深知，日本人其秘其方，至今尚无同产竞争者，正说明了研究制造它的难度是很大的。因此，吴蕴初将那一小瓶拿到手中，就觉得沉甸甸的。要认识它，就必须首先做化学分析，分析的结果，吴蕴初发现，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谷氨酸钠，当时化学上的中译名称为“哥罗登酸钠”。既然成分并不复杂，只是一种，而且对哥罗登酸钠吴蕴初并不陌生，他是读过有关资料的。最早从植物蛋白中提取这种物质的是德国人，日本人自是受了德国人的启发。日本人能从德国人的启发中获得这种产品技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在日本人的启发下获得这种技术呢？只要能提炼出哥罗登酸钠，就解决并获得了与“味の素”相类的产品。放在吴蕴初眼前的那一小瓶“味の素”已幻化成彩色的哥罗登酸钠的分子式与结构式，要将眼中的分子式与结构式再凝成如眼前这瓶“味の素”般的白色结晶小颗粒，那就得着手实验了。
环境小，条件差，吴蕴初又得仍做着“新炽昌”的厂长，时间也很紧，又得多半靠“业余时间”。条件差，化学反应就不会进行得很完美，速度也必缓慢，因此往往需要几个昼夜的连续地观察与记录，一个只靠“业余时间”的人是无法坚持的。于是这个具体的、日常性的试验活动就只好由助手代替了。请助手，吴蕴初没那个条件，也因为要保密而没那种可能，就只得依靠他的夫人戴懿了。戴懿的文化水平并不高，甚至说很低，连初小还没有读完，根本不知道化学为何物。但是，她慧心独具又极忠于丈夫的事业，硬是全心全意地在丈夫的指引下坚持着工作。每日里认真地观察着各种细微的反应，一点一点地记在一个专用的小本子里，经常是夜以继日地摆弄着那些瓶瓶罐罐与酒精灯，比摆弄锅碗瓢构的次数还不知多出多少倍；而且不一仅要付出如此大的精力与劳务，还须不时地向人赔小心，因为那试制中不时逸出的硫化氢臭气与盐酸的酸味弥漫着整个亭子间，再溢入邻家，邻家自然会很不满于这种污染。吴夫人每当此时，只好事先往邻家去致歉，以求得谅解。
当然，哥罗登酸纳是不那么容易提取的，否则日商不至于那么自秘其方，也不至于垄断了国际市场，何况吴蕴初又几乎除哥罗登酸纳是什么之外，其他的有关提炼数据与材料根本是空白，而试验的条件又如此之低，几乎等于一切从头开始的科学发明，莫说不会很快地获得成功，倘不是抵制日货，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救国图强的高尚的目标与巨大的动力支持与鼓舞着他，倘换了别人，不是始望而却步，就是半途而废。可他顽强地坚持，夫妻同心，经过近一年的紧张而繁细的工作，终于掌握了哥罗登酸钠的制作方法。是将从面粉中经过过滤提取的面筋，放入容器再加入相应定量的盐酸，加热数十个小时使面筋呈液态之后，再行一次真空过滤，将其酸度减至一定程度，再静待其恢复固体形态后加入氢氧化钠与水，中和了余酸，再行过滤以消除面粉的原色素。将再度成液状的原料放入酒精中沉淀后，以离心机的波动促使酒精全部挥发，所得沉淀物，就完全与日商所售的严加技术保密、一直垄断市场的“味の素”完全是相同的了。夫妻俩几百个日日夜夜的辛辛苦苦结晶出了几十克颗粒细微、白光耀眼的晶体。虽只几十克，可这标志着日后的无数克；标志着自此中国人凭自己努力获得优质的化学调味品。“国产”，这就是成功，这就是骄傲！“国产”就足以将那泛滥而入的“外货”抵出国门，因而将那些因外货泛滥而入兑出的白花花银子流转向国内！至少这些自家的白银可以做为他创办基础化学工业的资金，为国家而不是为别人所用！
天字第一号：敬请国人入“天厨”
试验是成功了，可是将实验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尚须一大段过程与不少的条件：资金呢？厂房呢？设备呢？这些能力可以说吴蕴初是根本不具备的。他只有再度寻求。
好在大气候对他颇为有利：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煤矿大罢工，促使国人更加觉醒，尽管军阀仍在混战，民族意识还是不断地在国人中加强。实业救国，抵制外货，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意识，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趋向了成熟，许多有识有志者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上海尤其如此。这就给吴蕴初提供了一个好条件，易于找到合伙人。可是他宁缺勿滥，绝不大事张扬，他要冷静地访察，挑选个既识货又热衷于实业救国的人来合伙。于是他就手握专利，明察暗访，欲以梧桐树，招得凤凰来，获得充分的主动权。
茶坊酒肆鱼龙混杂，也自是藏龙卧虎及各种消息汇集与迅速传递之所，于是，从不轻易涉足的吴蕴初也踱入了其间。冷静地用他那独特的眼光观察着，搜寻着，终于给他找到了良机。
在群象纷纭中，他发现了一个人，此人三十上下，做商人打扮，操宁波口音，精明灵活，肯定是个经商的行家里手。“阿拉甬人善贾”，宁波如同绍兴出师爷一般地“盛产”精明的商人。这是个理想的对象。经有意地不露声色的探询，得知此人姓王名东园，系张崇新酱园的推销员。张崇新酱园的老板张逸云拥有十几个酱园，资金可谓雄厚，他本人又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中过举，头脑灵活，声誉甚佳，为人宽厚热忱，正派有识，实是吴蕴初欲寻的理想合伙人。他不急于去面见这位老板，而是要通过那位精明热情的善贾的宁波王东园来做中介。于是，他有意地跟着王东园进了“聚丰国”。
这是一九二三年春天的一天，上海的春光是宜人的，而今天又格外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聚丰园虽不太大却是以雅著称的饭庄。天气好，环境雅，人们自是心情格外舒畅。
有关文章记述了他和王东园的相识。吴蕴初选了个距王东园不远的桌子坐定后，丢出两角银币，要了两菜一汤一碗饭，“食公之意，不在吃”，他有意地端起汤来喝了一口，在嘴中夸大地品了品，再有意加大动作地摇摇头，微皱一皱眉，便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瓶，招摇地高高举起，缓缓地抖了两抖，几点不易为人察觉的粉末落入汤中。以眼角余光他瞥见这些举动已引起几个人的好奇：这位相貌老成文静、衣着整洁不似江湖术士的先生在弄什么玄虚？
好，取得良效，吴蕴初这才不慌不忙地端起汤碗浅尝了一口后，便大口地喝了起来，喝了两口后，又啜嘴咋舌大有其味美不胜收之概。
同桌对面的一年轻人实忍不住好奇，便开口问道：
“喂，依在汤里做了啥法，好香啊？”
吴蕴初笑而不答，将那魔法无边的小瓶，对准那年轻人的汤碗抖了抖，而后说：
“依阿品品看！”
年轻人却起了疑心，怕这位表相斯文的人乘机给他下上什么毒药，拒不肯一尝，也动了火。
这一切自然落入了精明的王东园眼中，他深信这位斯文的先生不会害人，也深知在这大庭广众中也没人敢无端害人，便凑上去要尝一尝。待喝了一口吴蕴初的汤后，品了品滋味，不禁脱口叫道：
“好！好！好味道——你再买一碗吧，阿拉付钱，这碗就归阿拉吧！”
吴蕴初说：
“先生何必客气，再来一碗归你，我给你放点儿这东西就是。”
王东园移桌相就，喝着吴蕴初给他兑好的汤，赞不绝口，当得知这位先生就是吴蕴初后，恍然地叫道：
“怪不得，怪不得！先生就是炽昌的吴厂长，有名的化学家，久闻，久仰！是阿拉有眼不识泰山，先生鉴谅，先生鉴谅！”
一番逊让后，王东园又报上姓名，说：
“是先生研究得与味の素一样的东西吧？何不办一个工厂？”
吴蕴初点头说：
“你很识货！这正是我研究的足可与味の素抗衡的东西，我也正是想用这东西将日本的味の素挤出去，将他们赚去咱们的白花花的银子夺回来！”
王东国听了连声叫好，在得知吴蕴初尚缺乏资金后，主动提出介绍他的老板张逸云与吴蕴初合作。
王东园是位办事功效很高的信人，张逸云也是个爽快的业主，第二天便约了吴蕴初仍在聚丰园中相见。有关资料记载，他们这次聚会是这样的。宾主相见，略事寒暄，两个饱学的读书人又极为投合，便已倾盖如故了。张逸云起身拦住欲叫菜的吴蕴初说：
“今天咱两谁也别请谁，合伙作东：我出饭菜，你出调料，公平合作如何？”
吴蕴初开怀大笑。
尝过经吴蕴初加料的汤后，张逸云喜形于色，连赞此品绝不稍逊于“味の素”，吴蕴初更是兴奋异常，说：
“您使我相信，我的实验目的是达到了，至于更大的目的，就需要先生您支持了！”
张逸云正色道：
“吴先生，我辈读书人岂不知民族兴亡的道理？您有话只管直说吧，可是要阿拉合作？”
待吴蕴初点头后，又道：
“阿拉出钱，你出技术经营就是，你开口吧，先要好多？”
吴蕴初说：
“就请先出五千银洋吧！”
于是，两下里相见恨晚，一拍即合，决定共办一个生产如同“味の素”一般的调味品厂。
第一步资金到位，两东主便议起了厂名与品名。
一个企业及其产品的名称也是重要的经营要素，不仅关系到是否吉祥，更重要的是响亮与否的市场心理效应，关系自是重大。因此吴、张二人研究得十分认真，而张逸云则于此事甘为参谋，很是尊重吴蕴初，吴蕴初也不负其望，名字起得甚合其意。先是产品的名称，吴蕴初经过一番熟虑后，说：
“阿拉以为，国人素以‘精’字来名状上品，最美好的称‘精华’，最上乘的称‘精品’，最香的香水称“香水精’，最甜的东西叫‘糖精’，咱们的东西不愧为“精”，故也取这个“精”字；另外，本品是为调味之精品，而日货又以‘味の素”通行市场已久，用一“味”字，不仅道出其用，也可搭上‘味の素’，因利乘便，兄以为以‘味精’名之如何？”
张逸云点头称是，连说：
“好！好！既与日货搭上界，利于销售，又独具一格，使人一闻便知为调味精品，便思精美之味，是极！是极！”
吴蕴初欣慰地呷了口茶，缓缓地放下杯子说：
“这‘味精’二字，又使我产生了一些遐想，它是提炼自植物蛋白，是素的，却兼有鲜肉之美。佛门之徒，食素已惯，必更喜欢，乐于享用。佛在天堂，供佛所用的珍馐美味自也多集中于天堂之上，天上的厨当为世上信佛吃素人向往的庖厨。咱们的厂子就叫它‘天厨’好了，进了咱们厂子，就使人如入天上的庖厨，不待功果圆满，就可享得天上的美味！并且将商标也与佛门搭起界来，采用佛手为图，张兄以为如何！”
张逸云拍掌称绝道：
“妙极！妙极！你何止是位大化学家，简直也是位大学问家，鄙人望尘莫及，这‘天厨’可太妙了！佛手御天厨，令人向往不已，放心，放心，有您这等高才，阿拉坚信天厨味精厂一定办得成人间天厨！”
继而，吴蕴初连产品的包装装磺也设计出来了，他说：
“味の素是享誉已久的商品，抄袭一点它装模的长处亦无不可。比方那分装的小瓶子，看上去薄薄的偏偏的，不仅雅观，也似很有容量，其实容量并不大，是大为可取的。至于外观色调，即着佛气，则应以素雅为主色调，蓝黄二色就是净素的标志，可做为净界上气的象征，以为商品包装的基本色调。”
张逸云自也赞同。
大事已就，吴蕴初便四出紧张地筹备。很快，在唐家湾蓝维霭路（今肇周路）的福源里租了两间房子，紧接着又迅速购置齐全并安放好仪器。一切因陋就简，于聚丰园奇会后不到两个月，即一九二三年夏初，就开工生产了。由吴蕴初夫妇共同上阵把关、主持，雇了七八个工人参与劳务协助，完全是家庭手工生产规模，月产味精五百磅左右。然而，这个厂房低小、设备简陋、从业人员很少的家庭手工业型的企业，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产味精的厂家，不仅首创，填补了产业空白，具有不可泯灭的历史意义，而且正是它，就凭着那近于原始的生产手段，极小的规模，硬是将历史长久、设备精良、生产手段先进的日商“味の素”击败在脚下！
味精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很快地强过味の素，有其两大原因：一是成本作用，二是心理效应。
天厨佛手牌味精是从面筋中提取的，而日本的味の素则是由鱼类、大豆及其他蛋白质中提取的。相比之下，味精后来居上，成本本来相对为低是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又得了个近水楼台的便宜。纺织业也需要面粉，而所取点不同，织布浆纱主要所需是面粉中的淀粉部分，面筋则变成了纺织厂的处理余品，自然价格更低。而上海这个最早的通商大埠，纺织业不但兴办得早，而且厂家也越来越多，收购起来极为低廉与方便。又是就产就销运费微乎其微，而味の素则须越国跨海，无异又拉大了成本差。在质量相当的情况下，价格是竞争的最重要手段，成本低自具极大的天然优势，降价竞争的结果，成本高的一方一旦被迫将价格降到成本线以下，如无特殊原因，势必被迫自动退出市场。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先进与落后只是相对的，是受时间参数制约的。一时的先进，如不再接再励，不断更新，泥于保守，时间的推移，必导致后来居上，先进反而成了包袱。从中也可以看出吴蕴初的历史作用。这是成本优势。
心理效应，一是具备了国人当时因备受列强侵害，对列强，并因列强而及洋货，所产生的逆反心理的普遍的现实作用；二是吴蕴初匠心独运的厂名、品名及商标的听觉与形象作用，及张逸云、王东园的广告作用。张逸云于味精厂开业之初，便将新产品佛手牌味精移来门面好、信誉高、历史久的张崇新酱园一并销售，在他那福建路临街的大门脸上几乎贴满了彩色斑斓、令人醒目的广告：“天厨味精，鲜美绝伦”；“质地净素，庖厨必备”；“天厨味精，完全国货”……王东园又是位很出色的“公关人员”，眼光敏锐，机变灵活，每天几乎一刻不停地驾着一辆小彩车，作着生动活泼极为吸引人的宣传。小车上插着五彩缤纷的小旗，旗光闪动间是一条醒目的标语式广告：“天厨味精，胜过日本的味の素”。车行时缓时停，广告声却一刻不断，后面还跟了几个敲锣打鼓吹喇叭的人，大助声威。王东园用他那甜而亮的宁波腔诱人地喊着：“天厨味精，天厨味精，佛家妙品，人间享用！”“国货味精，国货味精，完全国货，与洋货不同！”“超过味の素，价格更公平，不信您就尝，一尝保相中！”……
每日价酱园前、小车旁总是观者如堵，议论纷纷：“这味精可是新货色，是不是能和味の素一样？”“尝尝，尝尝，反正用不了几个钱，好了就买么！”“总是国货嘛，就算差点，比吃洋人的肚里也舒服！”
一尝，果如宣传的一般。物又美，价又廉，还是国货。吴蕴初又根据用户对新产品难免疑虑的心理，将工厂厂址，特别是采用的原料公诸于众。面里取的嘛，可以去看看，不会有毒的！打消了某些人的疑虑，并澄清了某些别有用心者制造的舆论，谁还犯傻不买味精去买味の素？五百磅当即供不应求。
张逸云是很有眼光的，他看准了味精是大有前途的新产品，可没料到经营情况会这么好，市场的越来越大的需求，已使得那凭家庭手工业式经营月产五百磅的小天厨远远不能适应了。于是张逸云便向吴蕴初提出了增加资本，扩大生产的建议。吴蕴初是没有钱的，张逸云一时也拿不出更多的钱，于是便在张逸云建议与主持下集成十股，每股五千，资金增至五万元，较原资金扩大了十倍，办成了合股公司。很快，张逸云就拿出了集股方案：张逸云总揽八股，其中，他本人四股，他的亲友四股：李云书、郑赞臣、王东园、陈甄市各一股；余下的两股是大东工业原料公司的老板一股，吴蕴初一股。
集股，符合吴蕴初扩大实业的愿望，自是很赞成的，然而将他算成了一股，他的那五千元的股金又去哪儿筹措呢，殊不知，张逸云早有了安排。
说办就办，张逸云头一天公布了集股方案，第二天就在其家中的会客室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议。这距离天厨正式开工只有两个多月，正值吴蕴初三十二岁生日到来之前的几天（本文月分均用农历）的一九二三年八月。
会上经讨论议定对吴蕴初的待遇是：一、一次性偿付发明费两千元；二、每生产一磅味精，提取发明费一角；三、负责味精生产，与总经理享受同等红利待遇。
议定后，张逸云说出了他的打算：
“蕴初的两千元研究费就不支付，算做他的股金了。”
又转对吴蕴初说：
“你不是还欠三干股金么？叫我家老三拜你为先生，学技术，由我来出那其余的三千，就算拜师费了。”
张逸云可谓精明而且重义，识大局，善团结，不计小利，对吴蕴初甚为重视也甚为关照，两人自是交成莫逆，配合默契，实为实业之幸！
会上还商定了合股公司的上层人选：张逸云为总经理；吴蕴初为经理兼技师，主持业务与厂务；王东园为营业经理。
公司组成后，立即向上海商标局办了“味精”专用名称与佛手商标的注册手续，一边生产，一边扩大厂房，没多久便在上海新桥路租得台州公所的寄枢所房屋十间，做为粗制工场；另租了三北烟草公司在菜市路（今顺昌路）的旧址，做为精制工场和办公室，并相应地添置了设备。如此一来，天厨味精厂已由两间简陋小屋扩展为一百多间厂房，十余部各种机器的工厂。莫说是味精生产的全国独一处，即在全国的调味工业中也算得最大的厂家之一了。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二四年。
这一年由于列强的货物不但已恢复了一次大战前的水平，而且均有过之，大量洋货的倾轧下，民族企业多数苦苦挣扎，而军阀间第二次直奉战争又给交通与工农业直接造成了严重危害，原料、产品运输困难，市场购买力普遍地下降，许多民族企业主都几乎是愁眉难展，唯独天厨味精厂一枝独秀。他不但没被汹涌而来的洋货冲垮，而且冲垮了洋货。由于前面交代过的成本、心理效应等竟争优势，逼得日本味の素节节败退，难以招架，在多种洋货逞凶、众多民族企业屈侮中，独争了一口气，反败为胜，大快人心！
这一年年产量由初建一年的两千多公斤飞快地翻了两番多，达到了九千公斤。转年，一九二五年，因有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相助，日货更受抵制，本来无力与味精竞争的味の素更趋颓萎，连南洋的华侨也弃日货味の素，改用了国货味精，进入了“天厨”。佛手牌味精不但打入了南洋各国市场，而且很快就成了该市场的紧俏商品。产量也因之较一九二四又翻了一番！直到一九二八年，几乎是年年翻一番，产量自一九二四年起翻了近五番。此间，每年除扣除公积金外分红两次，每次一股得银洋一万七千五百元，总经理和经理尚有额外所得，须知一九二三年秋集资时，每股才是五千元哪！事业如此之兴旺，经营如此之红火，莫说较那些艰苦挣扎的企业，就是当时的整个工商界也是很少见的。岂不令股东们额首称庆，国人拍手称快？
仅管产量大幅度成倍增长，仍是供不应求，而滞销于一隅犹如困兽的味の素，由于无人问津，只急得经销商们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天厨就乘机派出人去私下里压价收购，再集中在一个亭子间里改换成味精的包装，投放市场。
日商多少年来都已惯于以居高临下的优势与海关等特权雄踞中国这个广大而优厚的市场，尽情地攫取，如今一旦被味精将其味の素击得狼狈不堪，如何能不又急又气？气急之下，又采用了他们一贯的霸道野蛮手法，鸡蛋里挑骨头，硬是牵强附会地将天厨产品的名称“味精”说成是由他们曾做过的味の素广告词中“调味精粉”中截取下来的，于是抓住这根稻草由日商铃本株式会社出面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商标局提出了“抗议”，要求取消天厨厂味精商标的专用名注册，企图以此破坏味精的声誉。迫得天厨只好派营业经理王东园携上重金赴北京去打官司。
王东园不愧公关老手，天厨又不惜重金，再加上任何腐朽政府中都会有民族良知未泯者在，这场官司总算打赢了。与气势咄咄逼人的日商打赢了官司，也是天厨的一次扬中华之威的贡献。更大的贡献，则是一九二六年的专利申请。
一九二六年，张逸云与吴蕴初决定将味精制作方法公开，以做好向欧美行销的准备，便决定向美、英、法等国申请专利，也取得了这个权利。这可是我国化工业产品获得国际专利的首例，自也增了国威，其意义是很重大的。这也正是吴蕴初、张逸云所追求的根本目的。从吴蕴初本人来说，也应被视为对我国化学工业的重大贡献。
他靠他的奋斗，孜孜不倦的目标追求，终于将国人从饮食上以及精神上请入了“天厨”。这贡献，人们自也不会忘怀。
天厨的令人目眩的大发展真个势如破竹，仅五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一个极简陋、资金只五千元的家庭手工式的默默无闻的作坊，一跃而变成了资金雄厚名震全国乃至载誉南洋的大型化工企业，而迅猛的发展势头仍不稍减，因而，到了一九二八年冬，各股东都觉得原来的合伙结构形式，已跟不上甚至限制了发展要求，于是一致决议将天厨厂改为无限公司，增资十万元。由于产品产量的激增，仅靠各纺织厂家的面筋已大大供不应求，在吴蕴初的主张下，他们订购了加拿大小麦，因为加拿大小麦面筋含量高达百分之六十。为适应生产能力的发展，他们将原租用的菜市场地皮买了下来，拆除旧房，重新建起了钢筋混凝土楼房，并在瞿真人路也盖了新厂房，增设了淀粉车间，制造淀粉、糊精、葡萄糖、酱色等供应市场，增加了一份附属企业，而淀粉车间的副产品面筋却正可补充市场供应之不足，一举两得。
天字二、三号：请赴“天原”观“天盛”
他凭了雄厚的知识资本与高远的人生抱负，从极微小的味精开始，不弃埃土以成高山，不捐细流以成大海，他赚了大钱，却绝不大花钱。因为那些钱是奋斗来作为实现救国图强这一远大目标的基础，他毫不犹豫地又都投入了新的化学工业之中。
他也证明了，知识才是景可靠最宝贵的资本，不断丰富与加深的知识，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雄厚资本”。
天厨厂终于从几颗微粒变成了大厂，为它的股东们，特别是为吴蕴初创造了可贵的财富。说可贵，就因为这些财富到了吴蕴初的手里又发挥了可贵的作用。
佛手味精大量生产，自然所需原料也随之猛增，这也就越发显出原料的重要性了。吴蕴初制造味精的原料，主要是面筋，其次是盐酸。面筋的来源，除纺织厂供应外，还有自己的淀粉厂，都是就地取材，数量上也能得到保证，是不成问题的了。主要的不成问题，次要的有了问题，也就上升为主要了。当时国内根本没有生产盐酸的厂家，国内用盐酸基本上靠进口，也基本上靠从日本进口，自是价格十分昂贵，日商也往往用以卡中国的民族企业。正因为这样，早在一九二六年吴蕴初就很想自办个电解食盐厂生产盐酸，为国家增添个化学工业项目，争口气，摆脱日商的钳制，甚至将日货挤出中国。但当时因制酸耗费的资金太多，他那时只是想想罢了，可要去做却丝毫没有经济能力。如今，有“天厨”做后盾，办厂的条件已具备了，完全可以办了，何况又有天厨的原材料之需？更何况日货已较以往的情况有了变化：一是抵制日货的呼声越来越高，说不定几时便断了来源；更重要的是用味精抵制了味の素是应该的，那么有了条件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盐酸也抵制并取代日本的盐酸呢？二是味の素被挤出了中国市场，日商一旦省悟了味精的原料中有盐酸在内，串通起来，用以控制甚至破坏味精生产，也不是不可能的；三是天厨大批生产之后，吴蕴初才更痛切地体会到使用盐酸的极大不合算：盐酸属危险品，必须用防酸陶罐盛装，运输中须格外采取保护手段。包装、运输费竟高出盐酸本身价格许多，一箱净重仅五十公斤的盐酸，一般到中国的售价高达四两白银。岂不是花了许多冤枉钱？有了自己的盐酸，不但自己用起来方便保险，无形中省了一半钱不说，还可以解脱国内一些厂家所受的日货控制与盘剥。
有此种种，吴蕴初便决心将电解厂办起来。可是说来也不容易，尽管理论上已经掌握，可是理论到实际还有段距离，要保证投产还得花费一些心血去探讨研究。国内又没有先例，无可参观借鉴，自是要费不少的功夫、要下不少的本钱才能研制出来，再则，设备呢？难度都不小。但是吴蕴初决心办起来，金钱他毫不吝惜，投到科学实验里，失败了也值得，精力也是如此。他于是便开始收集材料研究了起来。或是“真心感动了天和地”，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出现了：越南有个法国人办的盐酸厂，由于经营不好，刚好倒闭。它倒闭的是时候，吴蕴初得到消息也是时候。一闻此信吴蕴初抓住良机不放，当即上路，千里迢迢地赶到了越南的海防，亲自仔细地考察了那个厂的设备状况，对那些机器的性能，使用期等要点一一做了确认：电解槽是美国产的，机器是法国造的，在当时称得上一流，且使用时间也不长，产品的质量也基本上与日本的相当。自是更加喜出望外。经与那法国人磋商，以九万银元的价格购下了这全套设备。那法国人本是困窘已极亟欲脱手，对吴蕴初肯出这大的货价，千恩万谢，口口声声定按合同办事，可是只办了一半：全套设备运出越南。另一半却用“假货”做了搪塞。合同规定：由卖方派出一名工程师赴买方负责安装全套设备，直到正式出货为止。可卖方派来的，是否工程师无法得知，但对安装这套设备却根本是个外行！这使吴蕴初很气恼。可气恼有什么用？他只好亲自动手，所幸他还熟于此道，否则岂不要糟？
机器尚未到达时，吴蕴初便先期赶回，迅即集资二十万，在上海周家桥购置了地皮，建起了厂房。还是厂名先行，因其是为天厨味精厂提供原料的，故吴蕴初为它取名为“天原电化厂”。且“天原”还有天府乐原之解，自是响亮而吉祥。
不到一年的时间，天原厂于1929年正式投产了。日产盐酸两吨、液碱四吨、漂白粉三吨。这些产品与味精一样，在此前的中国是没有的，如果说有，那么天原电化厂就是第一个，为中国的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起点，不仅是标志着吴蕴初的化学工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其拓宽了前进道路，而且充实了民族工商业的实力，壮大了工商企业的阵容，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的。产量在今天看来是很小，然而在当时却是很大的。盐酸一项不仅满足了天厨的全部供应，而且大部分外销，解决了一些企业的急需。碱与漂白粉则全部销出，市场上见到了令人扬眉吐气的国货！而且这国货也很值得国人扬眉吐气！商标也与佛手般巧妙得出人意表，亦是吴蕴初匠心独运的产物；一幅阴阳分明、八卦清新的太极图！妙得很，电解是阴阳两极，是现代科学才发现并应用的，可那奥妙无穷的太极图却远在上古，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主要是傲慢不可一世的列强们的故土上还是一片蛮荒，其祖先尚在衣革裹草、茹毛饮血时就已神奇地问世，它阐述着大千世界的根本理论，预知这“阴阳”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相对而生、相互依存的真谛。“太极生两仪”，两仪即阴阳！阴阳之理早已产生了几千年，如今运用起来，只是顺理成章而已！大张了民族之气，又甚是自豪地激励了国人，销路也因之而得以开阔，真是一举数得。这也是吴蕴初才智之外，民族气节与爱国忠心的创造结果。
商标不凡，产品也不凡，质量绝不次于日货，且有过之，而那成本之低，又是日货绝对难以望其项背的。质量好，销价低，国货！国内应用的企业，哪个不争购天原电化厂的“太极图”？日货当即冷落不堪，首先是盐酸被狼狈地赶出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市场。漂白粉更显出了它的优势，因为它是时效性很强的化工产品，它的主要作用：漂白，是以出厂一月内为最佳，过了一个月就要减效，时间长了更会失效，保管条件要求又高，尤忌潮湿，见水就会因产生反应而当即失效，无论是过期还是由于保管不善等原因，一个不慎就会变成一堆废物，反成了负担。洋货远渡重洋，当时又主要靠的是时速尚不很高的轮船，几经装卸，跋山涉水，很长时间才能运到中国，就算幸未遭什么客观条件的侵蚀，又登岸即售，也较天原这得天独厚的就地产销相差甚远了。洋货价格又要略高于“太极图”——这是吴蕴初的得意安排，包括味精在内时刻灵通地掌握相同品种的洋货的价格信息，使国货始终跟踪保持略低于洋货的水准。人们又不是傻子，何苦弃堂堂国货而不买，却去买那质量不保、价格又高、尚被国人鄙夷的洋货呢？烧碱亦是如此，一时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外商的震动则更大。可惜那时候国弱式微，列强欺侮已惯，眼见得竞争不过，就耍起了他们一贯的蛮横，欲用他们在中国抢到手里的特权横加破坏。首先发难的是老大帝国英商的卜内门洋行。当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又在财力、势力上相差悬殊，迫得吴蕴初无奈，只好求人、花钱平息了这场风波——可为之一叹！
风波平息了，吴蕴初又致力于发展，因为他一心要填补好这项国内空白，而市场已越来越供不应求，唯有力图拓展。便于一九三一年增资扩建，为了更全面更完好地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吴蕴初在制定好天原的扩建计划并做了具体安排后，便启程远渡太平洋到美国去参观学习。对美国的发达先进他是在读书时即有耳闻的，如今亲眼一看，更具体地领略了人家的发达、先进与富裕，与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相比简直是无以置信的巨差。这令他喟叹不已，也痛心不已：古老的中国有它高度文明的光辉历史，两千年前的汉王朝，一千多年前的唐帝国，是何等地令世人敬佩；伟大的中华民族，又涌现了多少令人瞩目与崇敬的英雄人物与学术精英！可如今具有那么多值得骄傲的古老的泱泱大国不仅颓朽破败，任人宰割，而且穷得与人无法相比！他泪在眼中转，血向心头滴，爱国自强之心益发坚定了。因此，他毫无心思去领略那异国风光，只全副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参观学习之中，收效甚快，收益颇丰，回国后，脚一踏进厂内就当即着手改进，并不惜重金送厂内的一名技术人员到美国去进修学习。
一九三三年，吴蕴初又对天原厂进行了二次扩建，生产能力更加明显提高，市场上源源涌入了威仪而鼓舞人心的“太极图”，洋商们大为惊恐，也大动了肝火，不惜赔钱，针对天原的产品一再降价倾销，各路洋商纷纷出动，其势大有包围、吞噬天原之概。
吴蕴初不存任何幻想，严肃地面对现实，向股东们冷静而有力地分析了竞争则存、后退则亡的道理，而“我们为了民族工业的利益和生存，唯有降价竞争！也唯有大大发展民族工业，使国富民强，才能摆脱被掠夺被欺凌的屈辱局面。为此，就是赔上了也要与洋商周旋到底！”
降价竞争。天原由于得“天”独厚，成本原本就相对为低，质量又好又可保，利润较大，降价的自由度自然也大，因而几个回合过去，天原产品价格尚在成本线以上时，一些洋商因其产品已降到了成本线以下，纷纷偃旗息鼓败下阵去，唯余下了英、日各一家分别为产销硝碱与漂白粉的厂家。日、英两厂仍不甘休，恶狠狠地作殊死之斗，将本已降在成本线下的价格继续压低，以致拉得天原产品也很快地降至成本线下，且大有不可遏止之势。吴蕴初早有准备，尚在激战前夜，他就预料到贪横斗狠的洋商凭其“重兵”在握，绝不会善罢，即使动用“后备军”也要分个胜败高低，倘不“预伏奇兵”是很难战胜强敌的。因此，他一挥回击的战旗，就刻意研究降低成本的方案，日夜奋战，终于取得了成功。天原产品没有降下成本线几天，便又因成本下降而在成本线上了。
对烧碱，吴蕴初采取变晶体为液体的手段降低成本。电解后本来就直接产生了液碱，须经沉淀、结晶等工艺处理方为晶体。如今直接出售液体碱，不但省了工艺程序，而且用户可以不必费事再化，直接使用。“天原”本得因是国货的“天缘”，又得地利，出厂即销。这是洋碱无法匹敌的，他们总不能将液碱跨越千里乃至万里直接运来。同时，吴蕴初又采取了新的工艺手段，进一步降低了碱内盐的含量，因而提高了质量，方便，又好，谁不买国货？
对漂白粉，吴蕴初采用了改换包装的办法来降低成本。他把原包装的一次性的木箱，一律改成了可回收循环使用的铅皮桶，综合概算可降低费用百分之十五左右，登市不久，就将已被洋商苦苦牵至成本线下的烧碱，又相对地推到了成本线上。
初时，英、日两商还苦撑不已，虽已“损兵折将”到了元气大亏的程度，而“天原”仍然傲然挺立于疆场，并且毫发无伤，两商只好哀叹弗如，认败服输而退避三舍了。
一场激烈、艰苦而又持久的商战，在吴蕴初，闻惊变而不乱，遇强敌而不慌，料敌机先，运筹帷幄，于强敌环伺间，太极在握，屡出奇兵，终以“天原”全胜而告终。综算起来，整个大战期间无亏有赚，更重要的是大大地扬了国威，出了国人久抑的一口气，在市场上更牢地站稳了脚跟，得以兴隆发达，这才是根本性的胜利。
大战方歇，吴蕴初就带着战后的疲劳与喜悦，马不停蹄，又亲赴欧洲考察选购生产硝酸盐的设备，并就道专程探望了已定居瑞士、年登耄耋的老恩师杜博。
回国后更是励精图治，对天原电化厂则依最先进的手段不断扩建厂房，改进工艺，增置设备，使其产量、产值、利润持续上升。到一九三七年前，电解槽已由建厂时的五十个增至三百个；产量也与这一数量并进，恰好也是初产的六倍；资本则发展到了一百零五万元，已成为规模可观的大化工厂了。
也是归国不久，几与强化天原的同时，吴蕴初又办起另一个“天”字号新厂：陶器厂。
尚在归国途中，吴蕴初就深切地感到创办耐酸陶器厂已经条件成熟，而且势在必行了。中国的陶业虽精，却从未烧制过耐酸陶器，因为千百年来，尚无那种必要。近代化学有了酸类产品，它才应需而生，当然是“生”在产酸的外国。直到此刻，天原盛装盐酸的“盐酸甏”还是日产。价格昂贵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抵制日货不彻底，如味精般，必须全部原料都能自产自给才行。可生产耐酸陶，也不是很容易的，不像一般改变一下工艺就可的新式陶制品，那要有科学研究的参数在内的。吴蕴初硬是凭他的化学基础与曾制过矽砖、锰砖的经验很快地“啃”下了这块“骨头”。在归国的当年，即一九三四年即着手实施；在龙华济公滩购了地皮，亲自带人由厂房到设备全部自行设计制造出来；聘请了曾多年从事制陶业的李思敬担任厂长。吴蕴初运筹有方，李思敬操办得力，几个月后，一九三五年初，便正式投产了。窑炉是新式的，机器是绞拌挤压机，原料是取自天然的著名的宜兴陶土，整体生产方式为半机械半人力的组合。初始时月产量为二十一二十四吨，产品除满足天原的需用外，还销往国内的化工厂与军工厂。厂名仍是吴蕴初的巧思，以产天原产品盛器为因，取做“天盛”。当诸多游商打快拳似地逐利于浅层经营时，吴蕴初立足长远，出发点高出一筹。踏踏实实地构筑着基础化学工业，不断向深层探求，以“天盛”又为国家填补了一项化学陶器的空白，天厨——天原——天盛，如同化学的连锁反应方程式一般，互为动因与补充，形成一个完善的天字号系列，虽有先后之序，却在国内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化学工业企业，这贡献不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么？
天字第四号：请以天利效家邦
一九三三年，几与筹备天盛的同时，吴蕴初又动脑筋于白白放走的氢气。也恰逢时机，又筹划起了另一个天字号的化工厂。
电解食盐时挥发出的大量氢气，只得少数用于制酸，余下的大部分均因“无用”而放掉了，对这制酸已多余却很难得的化学元素，吴蕴初只觉得弃之可惜，却又一时没有利用的手段，正急于无措时，美国人送机会上门了。美国老牌大企业杜邦公司余下了一套设备，正在寻找买主。原来杜邦公司为了搞合成氨的试做，在西雅图置了一套相应的设备。试验完成了，设备也就无用了。一时又找不到买主，就想到了在当时已很有名气的中国吴蕴初，于是主动上门来销售。吴蕴初一来是因制作硝酸会引起与军事部门打交道而犹豫不决，二来，一个刚只做过一次性实验的机械设备，在当时的中国，虽无异于全新，但在美国杜邦公司这样显赫的大家来说却应被视作淘汰下来的处理品。因此一半真一半假地表现得很不热衷与积极，而卖主见吴蕴初并未拒绝，只是犹豫，便极力鼓吹，一再鼓动。吴蕴初便索性大杀起价来，将杜邦公司的十八万亮价一斧砍去一半，变成了九万。杜邦公司急于脱手，居然答应了下来。十八万已是“处理价”了，再只花九万岂不是便宜到家的拣了个厂子？吴纽初便筹起了一百万元，在天原厂附近苏州河畔购了块地皮兴建起了厂房，甚顾信誉的杜邦公司更依约派了位责任心很强的工程师来负责安装。一九三五年试车生产并继之投产运行。果然难度不小：虽说日产量很低，不过四吨，可全上海由于当时对液氨尚无认识与采用，需求量也只在五百斤左右。但吴蕴初并不悔，他早知其不可为，可为了救国强本，开拓化学工业，他必欲为之，这就是他常说的，特别是办硝酸厂时一再重复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他又再赴欧洲考察并选购法国的成套设备，又认真地参观学习了一段，才回国亲手安装了新设备，一改往昔市场“黄色”面貌的大量的白色硝酸源源而出。竟是幸亏一位日商帮忙，才打开了销路。
这个日商经营的是青岛的“维新工业社”，需用硝酸配伍做染料，他试用之下，觉得甚为“约西”，便不但大量购买，而且到处宣传，甘做义务广告，使销路大开，一天强似一天。因硝酸厂所使用的原料除取自“天原”，便是取自天然：水、空气。故吴蕴初将其厂名也顺应其初取做“天利”。于是，在天厨——天原——天盛的连锁反应的分子结构式上又多了一个反应链——天利。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条，吴蕴初又于1936年送子志超赴美留学时以篆体刻在汉白玉章上，再传给儿子为座右铭。
天字第五号：请登天山望天下
日寇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巨大的灾难，这笔历史重债，绝非其无条件投降能偿还得万一的。唯有化做严重的历史教训铭记于中、日子孙的心中，并用真正的友善来化解。
八一三以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吴蕴初这位高尚的爱国者，怎肯与敌合污？他忍痛弃了四大厂房，拆卸了设备，冒着巨大的危险迁往了内地，并请夫人戴懿往香港主持由他开办的香港天厨分厂。一面努力医治企业的战争创伤，一面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他去新疆办厂就是基于救亡的即时目的与为国开辟新的化工基地的长远用心。
新疆地处僻远，远离抗战前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倘能建厂，不仅可增进其工业底数，而且就算日寇再扩占内地，对新疆也是鞭长莫及，可为国家保留一块基地。到新疆去办企业，在当时一些企业家中恐怕根本没人想过，首先是犯不上，远离繁华，千里蛮荒，无利可图，甚至还要搭上老本；而那个出了名的凶狠魔王，霸道得无可理喻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尤其令人望而却步。莫说主动，就是有人甘愿出钱请，许多企业家也会摇头拒绝，吴蕴初却甘之若饴，自不是为钱，而是为国。
吴蕴初经过考察，觉得新疆的化学工业尚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更欲兴办。由于审慎得体，不仅取得了盛世才的认同，而且这位“主席”大人更是积极了起来。于是，吴蕴初两入新疆，并带了个化工小组进行考察及与有关人士协商，很快在天山脚下筹建起了一座化工厂。任命技术专家沈祖囗为厂长，招聘得化学家沈熊庆为副厂长，产品首先针对边防军的弹药、筑路、开矿的所需，以炸药为主。厂名既“就地取材”又保持系列，取做“天山”。至此，吴蕴初不仅要身在重庆主持医治前四厂的战争创伤，还要南下香港，北顾天山，实是为国为民自承了重务。
入“天厨”，赴“天原”，逢“天盛”，得“天利”，上“天山”，实是无限风光！
金钱在他手中的化学反应
如果将他的事业的每一个进程，或看做是一次化学的反应，那么，金钱则是每一个反应环节甲的“催化剂”。
催化剂是参与化学的反应过程，而不参加反应结果的，只是一种促成结果的必要手段。前文已交代，吴蕴初对金钱的要求，只在于“足够”，而且这个“足够”的标准并不高，相对于他的获得而言，甚至可说是很低很低。这个标准也正是传统的“贫则独善其身，这则兼济天下”的仁人志士们行为准则的发展与延伸。当他家境清寒，读不起书硬要读书尚须贴补家用时，即“贫”时，他拼命地用功学习之外，要教学，要为了几文甚至一两文钱冒寒犯暑地在外白渡桥卖苦力，只为“独善其身”；到他“足够”而大有余时，名声也已大盛，即“达”时，他又以较“足够”数倍乃至几十倍的所余，毫不吝惜地去“兼济天下”。所以说他将这一闪光的古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继承并发扬得甚为典型。他一贯如此，一生如此，下面仅择要举出几例：
兼济的主要方式不惜工本地为国做智力投资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方为春烂漫。
吴蕴初是极力向化学高峰攀登的，可他的攀登着眼点既不是为个人出风头，也不是为个人独攫巨利，而是为了国富民强。因此，他不但不怕别人超过自己，甚至设法让别人能超过自己，起码尽量多地为国培训出化学人才。
当一九二八年，天厨厂为他和他的同伴股东们刚赢了五年利时，他觉得他已达到了“足够”的标准，便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一部分所余组建了“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在上海的菜市路（今之顺昌路）租下了房屋，并进行了装修，购买了相应的化学试验仪器与试剂，聘请程在章博士为所长，另聘了一些研究人员，他则自任为董事长，研究化工产品与接受化学研究的委托项目，兼培育化工人才。不久后，又与“中华化学工业会”合并，该会自北京南下相就，并推选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为理事长，吴蕴初则为副理事长。恢复了《化学世界》杂志，还办了小型图书馆。这是个对吴蕴初来说只赔不赚的“买卖”，然而他乐此不疲，不但投以很大的精力关注，而且率先垂范，自己投资自己试验，在陶瓷釉彩、高效漂白粉、粘胶人造丝等项目上，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所也成功了不少试验项目，如抗战前对饮料、芳香油、防腐剂、氯苯及特殊钢都有进展性的研究；抗战爆发后，又进行了军工方面的实验及对四川的一些地产化工材料做出了研究分析。
到了一九三一年“足够”之外又有了富余，他又积极主持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由他出五万元做为基金，聘请几位化学界人士为委员。同时又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立化学奖金，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投资捐办了理化教室。由基金会主持每年对大学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与高中一年级学生分别考试，从中选出十余名优秀者发给奖学金，发给相当于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费用，标准三百元。获得这种奖金的多为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有的因一直保持在校的优异成绩，这种奖金只于一年级时获准资格便可一直领到毕业。而吴蕴初却掏出了他全部专利所得，须知此时他尚不太富裕呀，可是，他甚为关念那些“清寒”出身的与他当年相类的学生，也为了鼓励更多的化学学子努力成才，于是也就乐为了。而前后获奖的近百学子，且受其鼓励波及的更多的学子的成就能不因此而增益么？
兼济的普遍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具有办实业能力
一九二八年，在吴蕴初的味精获得国外专利后不久，国民政府依据奖励工业产品法，准予天厨保持专利权五年。此时佛手味精正炉盛火旺，虽价格一直在“味の素”的批发线下运行，由于成本低廉到每磅（连包装在内）只有三元五角，即使只售最低的七元左右，也可使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味の素”又已处于狼狈的境地，天厨独自垄断市场别说五年，就算一年，那再殖再增的利润也是绝非一九二八年天厨本身可比的。可是，对这可获巨利的保障性手段及专利所得，吴蕴初却是拒不肯受，据有关文章记载，他说：
“一个天厨味精厂对我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为了提倡与便于国人从事此项事业，我甘愿放弃国内的专利权！”
这一爱国举动自是深受各界赞许的，类似味精的厂家也就兴办并越办越多了起来，一时间根泰和合粉厂的“和合粉”、化学工业社的“观音粉”、天一厂的“味母”、太乙厂的“麦精粉”、天生厂的“洋味素”、天然厂的“鲜味晶”、天香厂的“味宝”、天元厂的“味王”……先后蜂拥入市，国货充盈，使得味の素无立足之地，很快地从中国腹地被扫地出门，缩回了大海之中。仅东北一地凭了日本的特权保留了一块市场，吴蕴初正是需要的这点。
一九三三，张逸云病故。可惜这位智达见明又宽厚的企业家不寿，而子女又因纨绔而骄奢，堕入了“富不及三代”的悲惨逻辑之中，恣意挥霍了起来。因天厨是无限公司，几乎被其掏空一半，吴蕴初为顾全大局，于一九三五年将天厨改为有限公司，清产作价，资本已由一九二八年的十万增至二百万（利润分红在外）。在吴蕴初的主张下，由这两百万之中，提取出二十万元，即总资本的十分之一，一律以新公司股票的形式依照进厂先后与所得薪水累计数按比例发给每一个职员与工人。这样一来，原来天厨味精厂的所有的职员与工人就都成了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股东了，自是皆大欢喜，积极性高涨，自也为再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人们绝不否认，天厨能有今天，能于十多年间裂变成四大厂，赚了许多钱，都基本是吴蕴初苦心研究、策划与经营的结果，可他非但不居功自傲，非但不认为他的所得理所当然，而且还是不断地向别人让利。比如，天厨味精有限公司的章程规定：终身总经理吴纽初发明权报酬与公司年度公积金相等。这项发明权报酬量是大得无法预估的，仅一九三六年天厨的味精产量就已高达二十三万公斤（不是当初的几千公斤，几万公斤！），一年下来的公积金会有多少？二年三年，十年二十年呢？谁预估得出？那数量大得将是十分惊人的。可吴蕴初却在1936年公积金尚未结出的时候，便正式以书面形式全部捐了出去。在他写给天厨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的信中，对此点做了明确地决断：
“味精虽由吴蕴初起端，然有今日之发达，全赖同事之努力及社会之赞助，故自本公司成立起，蕴初决定只保留发明权而牺牲所应得之利益。因此，我决定将发明权报酬的百分之二十五分给职工，百分之二十五做为社会公益金，百分之五十，做为公司特别公积金。”
也就是说，不但当初放弃发明专利，如今也将那可观的一大块发明权报酬全部献给了职工、社会与公司。每个职工都可因他的发明权报酬而得一分报酬，可他这个发明者却一文这种报酬不得了。
须知，那是本世纪三十年代，那是被人诅咒的旧中国！那些公然地千方百计侵吞公款坑害别人犹恐不及，丧心病狂大肆挥霍人民血汗唯恐不多，身居高位吸吮人民而不羞，滥用职权营私舞弊而自得者，倘与吴纽初一比，可有地自容？故有人称吴蕴初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脊梁”实不为过。
抗战爆发后，吴蕴初到了重庆，更重视起了公活动，他仍只保持他的“足够”，办天山化工厂是如此，创办前文提到的“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也更是如此。那就是说已经把他的固定资产与日后赢利所得全部变成了公有形式，他人不可占，子孙亦不可分，永远以公积保存，这当然也是确保他企业存在的一种可靠手段，而只要企业办得好又“企业大权在握，总会有饭吃”。保证了“足够”，其余也就成了身外之物，要他做甚？这也可以说，金钱已起到了“催化”作用，该由化合物中“逸出”了！
“吴蕴初公益金委员会”，是得自资源委员会钱昌煦的支持才办成的，聘请了七八个经济界的知名人士，来共同管理他的财产。直到解放。
吴蕴初最“奢华”的欲望只是想有机会“买架飞机坐坐”，可是，多少架飞机的钱从他手中流出变为社会公益，却连个飞机模型也没为自己买。因为在他看来，这在他那“足够”的标准之外。倒是为了解决一笔数额不小的机器进口的关税问题，被拘着，给蒋介石买了一架容克飞机。
那是一九三六年，天利厂进口那批由法国购置的机器时，由于海关定的进口税太高，吴蕴初便去找已做了中央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希望来能出面帮助免税。宋子文一口答应，却“顺便”提起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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