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多的是亲切的回忆。
然而，要评估自己作为一个丈夫或父亲的表现，我是最没有资格来做这个评估的人。别人可以十分客观地评判我们，不像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判。
我问过最了解我的一些人，我的两位前妻和我的两个孩子，我请他们给我发一张成绩单。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他们就会给我打分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并没有设限，并没有辅导，并没有裁剪任何内容，也没有我在背后对他们的反驳。
我请他们按照记得的样子直说，按照他们自己现在看到和感觉到的样子说。
他们敞开自己的心扉，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对此我深表感激。
我的希望是，这些相当私密的个人生活回顾也许对各位有一点用处，可以帮助大家理清与自己的配偶、前配偶或孩子们的相互关系。
如果这里面的内容涉及你心中的某些情感，因此而流下一两滴热泪，那也没有关系。
当我作为丈夫或父亲看这些成绩单的时候，的确是流下了眼泪的，是一些伤感和悲痛的眼泪，有些是欢乐和喜悦的眼泪。
所有这些情感都是家庭本来就会引起的。
当父亲的必须尽一切力量把小舢板驾稳当，哪怕他知道船员极有可能都想把他扔下船。
──比尔·柯斯比
一、第一任妻子发的成绩单
洛莱塔·赫尔吉兰德和艾尔·纽哈斯于1946年6月16日结婚，1972年7月31日离婚。
她是一位艺术家，也是艺术倡导者，生活在罗切斯特、纽约和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市。
她有迈阿密大学美术学士的学位，还在底特律的怀因大学和南达科他州麦迪逊市的彼德尔州立师范大学研习过。
他爱闹
保持现状是艾尔·纽哈斯完全不能忍受的事情。
事情要是保持原样，他就会烦得要死，他总想不断地改变。
在26年时间里，我一直与他保持婚姻状态，而那也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范围。
可是，艾尔与工作结婚的时间远远多于与我的结婚时间，而且工作差不多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我过去常常思考这些问题，悲痛多于愤怒。我想，我给他的婚戒本来应该用公司徽标代替的。
现在，他的左手第三根手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镶金指环，是《今日美国》的徽标，看上去金光闪闪的，总会让人忍不住发笑。那东西看上去更适合他，比我1946年6月16日戴在他手指上的那枚结婚金戒合适得多。
我嫁给艾尔26年，每天都是一个挑战。我愉快地接受了那样的生活，但后来很勉强地放弃了。当他走开的时候，我首先是责怪自己，之后又想，我自己也没有错。
他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他与别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一起度过的时间。最终，我自己也成为现状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就必须让路了。
离婚17年以来，我自己也换了一个人，找到了新的自我。嫁给艾尔有时候感觉生活十分困难，但是，这次婚姻却使我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他把一种现实生活的感觉教给我了。
也许这有助于解决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仍然是他的铁杆啦啦队员之一，尽管大部分时候我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啦啦队员。
我们还只有16岁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南达科他州，就是当啦啦队员使我们两个走到一起的。艾尔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男生拉拉队员，哪怕在那个时候，他也懂得如何出风头。他嗓门大，爱动，差不多50年过去了，这种个性一点也没有变。
他当时是为阿尔平纳野猫队当啦啦队员，而这个野猫队跟我家乡的伍恩索凯特红人队是死敌，但是，在那次地区棒球队比赛期间，我有两天时间都能看到他。我的女朋友们和我自己都被他的神态和漂亮模样所吸引。
谈起艾尔我们都叽叽笑：“那是阿尔平纳来的肉铺帮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和3位朋友坐我们家的车兜风，往阿尔平纳的方向开，“碰巧”看到了艾尔。我们家的那辆车是福特A型双门敞篷轿车，里面有折叠式敞篷座椅。因为阿尔平纳通共才只有500号人，因此很容易发生这种碰巧的事情。
我们对他说，如果大家一起去野餐，那一定会很好玩。他去了肉铺，拿了些热狗，之后还拿了些别的东西，大家一起朝一片林地开去。我们生了火，大家一起野餐。姑娘们都很喜欢艾尔：有一个抢了他的围巾，另一个抢了他的小帽子，还有一个抢了他的手套。但是，在回城的路上，艾尔请我跟他在折叠式敞篷座椅上坐在一起。
接下来的星期天，他到了伍恩索凯，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约会。我的女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她们从艾尔那里抢到的东西还给我了。
虽然我们5年以后才结婚，但是，自从那次约会之后，我再也没有跟别人正儿八经地约会了。他是个出众的人，很聪明，也爱玩，他总在逗别人开心。我们是在尘暴与大萧条期间长大成人的，差不多所有人都一脸严肃，有些人甚至十分悲伤。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操别的心。跟艾尔在一起，我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因为他总是十分肯定，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他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
二战期间他参了军，我每天都给他写信。艾尔特别发明了一套字母和数字代码，可以告诉我他跟第86步兵师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尽管有危险，但他在信中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我却害怕得要死。
他离开我准备参战的那天，我向上帝保证说，如果上帝在艾尔离开的日子里保证他的安全，那我每天一定会多看几章《圣经》。我一天都没有少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把《新约》都背熟了！
战争结束期间，他被派遣到了太平洋，突然之间，他送来了一枚订婚戒指，让我大喜过望。一年之后，我们在伍恩索凯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完成了烛光婚礼。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第一任妻子发的成绩单(2)
值得争吵的事情就要吵
我们有无数的梦想，但钱很少。结婚的时候，我买了一辆1937年产的福特V8车，是用我当小学老师的工资买的。他买了我们的第一个家：18英尺长的一辆二手拖车，是银色和黑色的，里面有很小的卧室，有煤油取暖器，还有冲水马桶。艾尔在部队里打扑克牌赢了钱，他拿出700美元买了那辆车。
婚姻早年，我们不同的性格导致一些小小的争吵，但是，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他生活很有秩序，是个讲求成就的人，很聪明，喜欢控制局势，也喜欢控制一些人。他办事从不马虎，我却是个梦想者，很害羞，也很敏感。
结婚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艾尔谈起我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他抱怨说，我太安静了。我反唇相讥，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们两个都不是完美的人，这可真是太糟糕了。”他听了这话很是高兴，大笑起来，并开始逗我开心。他喜欢看到人生气的样子，也乐于接受别人反驳。但是，我从来都不跟艾尔一样那么喜欢争吵。
比尔·波特是他干《南达体育报》时候的合伙人，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就上帝是清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的问题争吵到深夜。波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肯定上帝是天主教徒。艾尔并不太信宗教，但是，为了争论的缘故，他成为一名自豪的清教徒。
艾尔被《迈阿密论坛报》雇用的时候，他是开车去佛罗里达州的，之后他又让我坐飞机南下。当时我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肚子里怀着简，而丹又还只有1岁。我们在暴风雪中登机，因为大雾又在新奥尔良换机。我当时有身孕，带着很小的一个孩子，又没有多少钱，以前从来都没有到过中西部以外的任何地方，结果就卡在新奥尔良动弹不得。走运的是，航空公司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迈阿密，来到华氏85度的阳光底下。那天晚上是满月，皓月当空，我再也不想离开了。
在迈阿密，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新生的小女儿使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再完满了。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上杂货店买东西。艾尔和丹拿着一半购物单，我和简拿着另一半购物单。回家的路上，我们唱歌，比如“我一直在铁路上干活”。那可真是开心的事情，因为艾尔唱歌的声音很大，而且总是跑调。我笑的时候多过唱歌的时候，他总是问我为什么会发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唱的每一个半音都错了。
我们每周只有95美元的工资，支付了生活必需品之后，银行账户上剩余的钱通常不到1美元。我记得，有一次只剩下12美分了。有一次是79美分。但每逢特别的日子，我们总能想办法找到足够的钱。过母亲节的时候，艾尔让简和我大吃一惊，给我们两个每人买了一朵红色的康乃馨。他很自豪地把花朵别在衣服上，之后去教堂，再去吃晚餐。
关于艾尔职业上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转折点，在《迈阿密论坛报》当记者的头几个月里，他写了很多头版报道。有一天晚上，他宣布：“我比《迈阿密论坛报》新闻采编室的任何人都更聪明，也更有潜力。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我。”
看起来那是他的一次启示。我一向认为他比任何人都聪明，因此在我听起来，那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鲜事。从那时起，他就有了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能够一直升到顶层。
尽管艾尔信心十足，我和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天真的一派人，属于乡下佬。出席社交活动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艾尔在《迈阿密论坛报》属于升起的新星，后来在底特律也是一样，我们就有机会出席很多有要人参加的晚会和宴会，这对我就是十分难受的事情了。
我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便宜货，身上的饰品也是伍尔沃斯式的五分钱用品，这与穿着品牌时装和戴着钻石戒指的贵妇们比起来就让人胆寒了。早年，我的角色主要限于一起坐一坐，笑一笑，并不需要说什么。艾尔外向的性格掩盖住了他的不稳定感，他事实上是否有过任何不稳定感，这一点我保持怀疑。
对妻子进行的考验
在底特律，有一次很特别，那一刻会永远留在我心里。出席晚宴的时候，有耐特公司所有高级主管在场，大家在格罗斯波恩特大楼很漂亮的一个屋子里，杰克·耐特把一片剪报递给我，说：“你是最年轻的，因此你的眼力最好。可否请你给大家念一下？”我把文章里面的一个字念错了音，而且念错了两次，自己并不知道。并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说我念错了字。
晚餐期间，我注意到艾尔不断投来冰冷的眼光。没有一点温情，就是那种穿透人的黑暗内心的冰冷的眼神。在加内特公司，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他那种冰冷的漠视，大家都觉得那种眼光让人难受。
我自己在想：“我做错了什么？有什么事情糟糕到了那种程度？”我们两个人一声不吭地开车回家，最后艾尔冷冷地说：“constituents这个词你怎么发音？”
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我念错了两次，我恨不得当时死掉才好。我相信，艾尔觉得，他的工作就系于我对那个词的发音是否准确。
罗切斯特的加内特公司想要网罗艾尔，结果，对公司负责人的妻子们进行的考验也继续进行。我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跟他一起参加会议。路易丝·米勒是加内特公司总裁的妻子，午餐期间，她介绍说，我是艾伦夫人。一个下雨的日子，她带我到罗切斯特市参观，途中我对她说，我喜欢下雨的日子。这是事实，但我有一种感觉，她会觉得那很奇怪。后来我们跟米勒先生和其他高级主管见面，谢天谢地，再没有人请我念任何材料了！
后来我才得知，加内特公司，考验妻子的时候跟考验未来的可能高级主管时一样细心。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妻子们的谈话──甚至是她在餐桌上的仪态──都会与丈夫的职业能力一同考虑。这是完全凭主观判断的事情，而且极不公平。当我处在那样一个位置，能够就此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努力让新来的妻子们处在安逸之中，我会努力结束对妻子们的考验。
搬到罗切斯特去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对于底特律的一丝怀念之情。我们把罗切斯特当做永久的家了。
家庭生活：一切都安排好了
曾几何时，我们有一个美好如画的家庭。他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都在门口等着跟他问好。我把一杯加冰的马爹利酒倒好，开胃的食品也准备好，壁炉也在熊熊燃烧。
因为艾尔每周要干6天的活，因此坚持星期天一定要好好过上家庭生活。当然，回家的时候，他也还是在干活。孩子们不能去任何地方，他们也不能邀请朋友到我们家来。我们常常打网球、游泳或者玩垄断家游戏。到了冬季，我们就在雪地里玩狐狸与母鹅游戏，还打雪仗。
慢慢地，艾尔完全投入到自己操心的事情上去了，他担心保尔·米勒永远也不会把加内特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他。甚至在他当上了总裁以后，艾尔仍然要听命于保尔。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博卡雷顿市召开南部报业出版人协会的大会，艾尔刚刚开了一系列晨间会议。他已经穿好了游泳衣，我和他准备外出晒太阳，突然电话响了。
“如果是米勒，说我不在这里。”他告诉我。
结果是米勒，问艾尔在不在。我撒谎的水平太差，因此有些犹豫：“嗯，保尔啊，他刚刚出门。”
保尔说：“我有要事要找他。”
“我看看能否赶上他。”他说。我打开门，朝楼下看看，并喊叫着：“艾尔，艾尔！”我回来了，告诉保尔说，艾尔马上就过来。
保尔大笑，说：“他在那里干什么，在窗户外上吊吗？”
我猜保尔太了解我了，他知道艾尔一直都在那里。艾尔接过电话，保尔要他开车到棕榈滩，商量工作上的事情。我感觉十分失望，自己的一点自由时间又被占用了。
1966年，佛罗里达的《今日报》启动了，艾尔的旅行增多了。他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罗切斯特的时候，他只是做些赶上当地别家报纸的事情。在家里，他越来越沉闷了，心情焦躁，指东说西，总是不满。我问他哪里出了问题，他说是工作上的事情。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第一任妻子发的成绩单(3)
更大份，更冷的冰块
我比以前花更大的心事处理好简和丹的事情，把家里整得干干净净，好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过得更开心一些。我努力把家里弄得十分安逸。哪怕我知道，从迈阿密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还是上街去购买时髦的东西，尝试新式发型，为的是要让自己在艾尔眼里更漂亮一些。我甚至都给他倒更大份、更多冰的马爹利酒。
慢慢地，我开始感觉到，我们婚姻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已经悄悄溜走了。
我永远无法理解艾尔为什么那么容易变化。他会因为某件事情大发雷霆，之后像一阵暴风雨过后又来天真地问：“出了什么事？”因为此时他注意到，我已经沉闷起来，不太爱出声。
在婚姻的最后一年，丹准备考大学，简跟她自己的一帮高中朋友一起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我在一次插花比赛活动中得了蓝丝带奖，而且还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那天晚上，我跟他们三个人念报纸专栏里面关于我的一篇文章：“洛莱塔·纽哈斯爱家庭，爱园艺和艺术。”那个标题把一切都总结出来了，让我感觉十分特别，但是，艾尔、丹和简只是对我获奖的事情说了一般性的赞扬话。
这个家庭的啦啦队员发现很难吸引别人为自己当啦啦队长了。
我知道，1972年1月在夏威夷开出版人大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糟糕的事情。我和艾尔原来计划会后去夏威夷各岛看看的。我觉得那是放松自己的机会，两个人可以一起欣赏天堂之美。但是，各个岛屿当时都下雨，天色阴沉，结果，艾尔在我身旁更是出神，更没有多少话说了。
我们回家的时候就跟陌生人一样。两个人之间的交流隔阂更大了。我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得到一个简短的回答，之后就是沉默。有一天晚上，我感觉绝望，最后终于爆发出来：“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又不愿意告诉我。两个人这么生活下去不是个办法。也许只有离婚才能解决问题。”
他一下子抓住我，拥抱我，然后激动地问：“你是说真的吧？”他的反应让我的心凉透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我问，“我尽一切努力想让你告诉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想离婚吗？”
“想啊，我想得到自由。”他说，“我会永远喜欢你，爱你，但是，我想自由，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听到他的这些话，我的心死了。我16岁的时候十分尊敬的一个男人现在想要下车了，他想走远去。
文明的离婚
我们的离婚过程十分文明。艾尔拿出来的离婚方案十分公平，最后还十分慷慨。
我们是在佛罗里达提出离婚案的，因为我们的第二个家在那里，也因为那里有“无过错”离婚法。
等待最后的离婚判决的那个晚上，我们在迪兰德县城见面。两个人一起吃晚饭，作为丈夫和妻子最后住了一回饭店，最后十分敏感和热情地做了一回爱。
第二天，两个人都没有流泪，至少在拿到最后文件并彼此说再见的时候没有流泪。
26年以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没有身份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伤害感、绝望感和对自己未来的焦虑感压倒一切。离婚几个月后，我还在自己上课的画室里摆放着自己的一幅自画像。那幅自画像是惨白和黑色的基调，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离婚以后的几年里，一种崭新的、更强烈的身份感慢慢出现了，假如我和艾尔仍然保持结婚状态，那种感觉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
自从离婚以后，艾尔一直在帮忙，在支持我，还在业务方面帮助我。他在丹和简的事情上很费心，跟他们保持密切关系，也很关照他们。我有时候会在加内特公司的社交活动中分享“纽哈斯之家”的荣誉。
今天，艾尔看起来像是个老朋友。我们经常通一通电话，商量在社交场所彼此见面的事情，我仍然喜欢他的幽默感和智慧。
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一丝伤感，但大多数时候，我为彼此在一起的时光感到庆幸，为两个人自从相识以来差不多50年里得到的一切感到宽慰。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第二任妻子的成绩单(1)
罗里·威尔逊和艾尔·纽哈斯于1973年12月31日结婚。她以前是佛罗里达州两任参议员，布里华县委员会前主席，也是佛罗里达州可可阿海滩的出庭律师。
她有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产业科技和大众传播学方面的理学学士学位，还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
他行动诡秘，滑头滑脑
艾尔·纽哈斯是一条蛇。
他是个冷血动物。他行动诡秘，滑头滑脑，一边生长一边脱掉老皮，一边适应新的环境。
他成长太快，因而舍弃了第一任妻子洛莱塔。他成长太快，又抛弃了我。洛莱塔和我都没有办法赶上艾尔。
没有人能够赶上他。
全世界都是艾尔的猎物。他就像一头偷偷摸摸的动物。一旦成为他的目标，无论从职业上讲还是从个人角度讲，他都会不惜一切手段弄到手。你不妨打个滚随他去。
但是，如果他认为跟你的关系到头了，那你就得小心。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要证明这一切，他的路上堆满了尸体，从公司巨头到家庭主妇到秘书都是如此。
可以这么说艾尔：他不恨人。需要太多的情感，会浪费太多的精力才能恨人。
反过来，艾尔只懂得抛弃。他原谅你，写信给你让你离开，就好像你不再存在了。他从不回头，过去就是历史，他只关心未来。
我本来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我跟他住在同一个城里，里面总共才只有13000人，而且跟他只隔两栋房子。但我很少看见他，就他而言，我可能住在外蒙古。
也许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起就应该看出他的这一面的，结果，我看到的倒是一位坐着喷汽式飞机的现代白马王子。
我记得认识艾尔·纽哈斯的那一天，是1972年4月16日，是阿波罗16号登上月球的那一天。
从情感上讲，我是一堆失事的残骸。我跟童年时期就相识的情人过了19年的婚姻生活，结果以离婚告终。我本来准备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过单身生活了事的。我惟一的收入就是作为布里华县委员会的主席所得的14,000美元。
加内特公司当时主办了一次飞船发射前的早午餐会，请太空海岸的领导人出席。作为县政府官员，我觉得自己非去不可，尽管自己当时并无参加社交活动的情绪。
我到得很晚，大部分人已经吃完了，但是，联欢会的主持人艾尔·纽哈斯当时正好站在门口。他做了自我介绍，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去了酒吧。我们一边喝血玛莉酒，一边谈起来，很悠闲的样子，他问我是否准备参加发射仪式。我说到时准备开车到海滩找一个僻静之所，在一旁悄悄地看一看。
早午餐结束以前，他请我跟他一起去见当地出版人，是吉姆·杰斯，还有他的妻子格罗丽亚，当天晚上，大家一起去海浪餐厅进晚餐，我很愉快就同意了。那是当地报纸的两个大腕，通过与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有哪个政客见了这样的机不会高兴得跳起来呢？
晚餐之后，艾尔请我将他带到亚特兰迪斯海滩旅馆。他在车上对我说，他冻了一瓶香槟。“想不想睡前喝上一口？”他问。
为什么不呢？我们把一整瓶都喝完了，两个人一直谈到天快亮了，什么都谈。那是情投意合的夜晚之一，两个人一见如故。但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浪漫举动的意思。
结果发现，艾尔也在闹离婚。但是，他从来没有就离婚的事情流露出任何一种情感。
我感觉好像灰姑娘
两个星期后，他打来电话：“我就在附近，不知道你是否有空一起吃晚饭？”
我同意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所说的“附近”是指密苏里州，他在哪里偷偷安排收购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家报纸的事情。他从密苏里坐飞机赶到了可可阿海滩，赶赴我们的晚餐约会。
我们的离婚案已经是铁定的事实了，此时，我感觉自己像是灰姑娘。香槟，鲜花，在我们认识的当月的第16天，艾尔送来16朵黄玫瑰，在我们整个彼此追求和婚姻期间，他每隔16天就送来16朵玫瑰。好浪漫啊，我想。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交给自己的秘书去办理的一件杂事。
在我们婚姻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把接到的所有鲜花都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那算世界上最大的枯黄玫瑰花展。那是给我们的婚姻最合适的一个墓志铭。
但是，艾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爱上他没有什么遗憾的。他关心人，很慷慨，一起玩得也开心。
尽管我感觉真是糟糕，但还是害怕自己的私生活会影响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离婚者，我不知道公众会对我竞选州参议员的决定有什么反应。作为女人，要竞选这样的职位不容易，最近又刚刚离婚，这可能会使事情雪上加霜。
此时，我和艾尔在当地的公开场所还是不常见面。
但是，他在背后还是经常给我出主意，提出很好的一些建议。他提议说，我不要作为共和党人去参选，而要作为独立候选人。这意味着我可以避开共和党的初选，专心准备普选的事情。
这是个疯狂的点子。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或者以这种方式赢过。这还意味着我需要从布里华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当时我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得到那个职位的。
艾尔·纽哈斯把我的生活弄了个底朝天。我将要尝试政治上谁都没有试过的新招式，同时还得放弃自己的生活来源。
选举当天晚上，我害怕得要死。早前我把密友和志愿者喊到一个小店面前面的宣传总部，在那里发表了竞选报告。
竞选结果出来了，我有获胜的希望了，艾尔不断地提出建议，要求大家一起去可可阿海滩的亚特兰迪斯海滩旅馆庆祝一番。最后，我把最密切的几位竞选工作者留下来，大家一起去发去那里。
开车到达旅馆的时候，入口处的大门罩上写着一排照得雪亮的大字：祝贺你，罗里参议员。
我们走进艾尔已经订好的大舞厅，我感到情不自禁了。大批的人站在那里欢迎我们。在房间的一侧，一大面墙上都挂满了用黄玫瑰拼出来的字样：祝贺你，罗里参议员。
那一定需要数千朵玫瑰才能弄好，而且还必须准备好几天。更不用说要花上很大一笔钱了。“艾尔啊，万一我失败了呢？”我气喘吁吁地说。“你不可能输。”他说。
艾尔从来都不信失败。另外，他对我也有信心。“你一定会成功的。”他说。
选举过后，我与艾尔的关系更加公开了。他开始带我去一些地方开会，还去很多陌生的地方。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第二任妻子的成绩单(2)
狂乱和美好的一星期
1973年1月，在阿鲁巴岛，艾尔带我参加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年会，此时，话就开始传开了。在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大部分丈夫和妻子都是些循规蹈矩的人，是一些老派的本分人，艾尔和我都喜欢做些让他们吃惊的事情。为了做表面文章，我们住在不同的套间里。当然，其中一套并没有怎么使用。
那是狂乱、美妙和大胆的一个星期。我们跟《洛杉矶时报》的奥迪斯和米茜·钱德勒一起骑着摩托车全岛到处跑。10年之后，奥迪斯也抛弃了她。
一条野狗追咬艾尔，结果他的摩托车坏了，大腿也伤得厉害。我们回到旅馆，给他清洗一番，顺着海滩一跛一跛地散步，到了旅馆看得见的一处红树林，在里面进行了一场活生生的性爱活动。
现在，当我看到艾尔建的一桩俯瞰着南瓜中心海滩的树屋时，总是会想起在阿鲁巴的那片红树林！
艾尔为我们的婚礼所做的计划，就跟他计划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有鉴别力，也有想像力──所有细节都事先考虑好了。
我们在靠海的地方建了一处古色古香的户外小教堂，我们准备把自己的家也安在那个海边上，也就是南瓜中心。婚礼是1973年新年之夜进行的，正在日出时分。教堂上的十字架已经建好了，这样一来，当太阳升起来，我们将要发誓的时候，阳光就会照在十字架上。当然，上帝也与艾尔合作，安排了一个灿烂的早晨和日出！那个小教堂今天还在，那是天堂里进行的一次婚姻的纪念碑。我在海滩上行走的时候，每天都看得见它，因此我觉得，某种爱情故事仍然在继续。
佛罗里达参议院的牧师主持了婚礼仪式，只邀请了四个孩子参加，因为艾尔希望婚礼在小范围内“私密地”进行。
艾尔甚至都不让我父母参加。为此我母亲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他说，如果父母都来，那我的兄弟姐妹也要求得到邀请，接下来，你知道，就会来一大群人。
我当时正在慢慢了解艾尔说服人的办法。一旦他“建议”什么事情，那通常完全就不是什么建议。他已经决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了。
我慢慢还意识到，艾尔思考问题总是一板一眼，报纸是这样，公共关系也是如此。
尽管我母亲没有获准参加婚礼，但艾尔却认为从《今日报》请来一位摄影师是合适的。艾尔做好安排，让照片在同一天准备妥当，这样就可以在佛罗里达的各份报纸和美联社的全国通讯中使用。
在控制事件和知名度的事情上，艾尔从来都不会错过玩一点花样。
几个孩子是我们婚礼上惟一的客人，他们并没有给我们多少仁慈。丹穿着花里胡哨的夏威夷衬衣赶来，脸上还有乱七八糟的胡子，从头到尾都板着脸。
隆达是我的大女儿，她处在佩花嬉皮士的状态，比丹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女儿简和我的另外一个女儿基姆表现正常。
我们去卡普尔科和巴巴多斯岛度蜜月。我想去巴巴多斯，他想去卡普尔科。因此我们达成了妥协办法。我们在上面两个地方各玩了一星期。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第二任妻子的成绩单(3)
名分算个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改名叫艾尔·纽哈斯夫人。我也没有改名叫罗里·纽哈斯。
结婚以前，我告诉艾尔说，我在威尔逊这个名字上投入了太多的政治资本，因此无法轻易放弃。
他同意，但是用他常有的傲慢口气说的。
“反正我也不允许你使用我的姓名。”他说。“也许等你选到美国参议院或者进了白宫，而且我也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退休了，你才可以使用我的姓名。但是，在此之前可不行。”
这话本能应该是一个提示，说明艾尔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我现在才明白，他也许从来都没有想要一个真正的妻子，他更希望有一个权力伙伴。
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的是，我更多卷入了加内特公司的事务，比艾尔参与我政治生活的时候多得多。他在加内特公司的事情上极其专注。
我经常跟艾尔一起做商务旅行，但并不扮演传统的加内特公司配偶的角色。我不会坐在旅馆房间里，而是去参加会议，一般是与报纸的部门头目们的会议。
我在会上并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我开始记笔记。有点像罗萨琳·卡特的意思，她经常也会出席卡特总统召开的内阁会议。参加了几次报纸会议以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个模式了，所有部门负责人都是男性白人。
作为佛罗里达参议院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导人，我意识到加内特公司需要有自己的平等权利修正案。
艾尔表示同意，他觉得当地领导层应该反映出各地的读者层面。艾尔属于有色盲的人，他并不在乎你是什么肤色或者性别，只要你能把工作干好就行。
他同意并决定雇用我为加内特公司顾问，推荐一些办法来改善加内特公司女性的机会。
这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了。但是，当我跟出版人和各级聪明的女性谈话时，我得到的注意力和采取的行动比普通的咨询人员效果好些。出版人更多担心我的枕边话，而不是我的顾问报告。
艾尔并不担心细节问题。他只想做行业里最好的，希望为每个人都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估计自己的妻子会比职业化的咨询人更容易切入正题，他也愿意因为雇用自己的妻子而遭受众人指摘。
嫁给艾尔就如同坐上了过山车。
我们的生活开心到了极顶。我们在全国和全世界到处旅行，住最好的宾馆套间，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香槟。
这是一种神话一样的生存状态。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嫁给纽哈斯就如同为他工作一样。他指望自己的个人生活跟职业生活一样有秩序地运行。对于打断他有规律的生活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了。
艾尔对任何问题的解决办法，无论是家里的问题还是工作上的问题，都是扔钱了事。“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他常常这么说。他并不关心修复一个问题需要多少钱，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行。“修复它！”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最终，他也拿这个办法来对付我。
我听了艾尔的劝告，没有再次竞选州参议院，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错。“你已经干过那样的事情了。”他说，“为什么要再次竞选呢？”他建议我去竞选更大的东西，比如州长或美国参议院。我简单地尝试了一下竞选美国参议院的事情，但最后没有坚持下去。
艾尔很喜欢与一位参议员结婚。我放弃了竞选更高职位，艾尔也放弃了我。
无过错，无情感
到了最后，艾尔已经没有情感显示出来了。
他对别的事情和别的人产生了兴趣，我已经成为历史。
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无过错离婚法，我们并不需要为离婚设定法律基础。
婚前协议详细说明了离婚后我会得到什么。艾尔说：“我并不在乎你如何处理此事。你可以全部拿现金，或者全部拿股票，或者拿房地产。或者你可以两者兼得。我对上述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情感上的依恋。你来决定吧。”
我以44岁的年纪刚刚在法学院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习。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维持南瓜中心了。我也不想光有财产而现金不够用。但是，可可阿海滩就是我的家，我不想被纽哈斯或别的任何人赶走。我远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生活在布里华县了。因此，我在隔着两桩房子的地方住进了私人家庭旅店，还拿到了一部分现金和一部分股票。
我们带着律师见面，确定最后的条款，事情看起来十分冷淡。我开始哭起来，放声痛哭。“这事我们解决不了吗？”我问，“这一堆乱事我实在处理不了。我们走吧。”
因此，我们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一起吃午餐，就财产分配的事情达成总体意见。回到律师办公处的时候，我说：“如果你再加上1,500股加内特公司股票，我就立即签字，事情就算完了。”
他想了一秒钟，说：“你喝醉了。”
我意识到自己当初并没有准备好嫁给艾尔·纽哈斯，从情感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好。我觉得自己现在有可能准备好了。事实上我现在很想念他──我们是很不错的一对伙伴──从职业上讲是这样。我过去喜欢跟他一起商量《今日美国》的一些事情，我们是很不错的一个小组。
但是，从默里特岛上的家庭主妇到坐着喷汽式飞机到处跑是太大的一个跳跃，就像“富人与名人的生活风格”节目里描述的那些名人。
过分慷慨
现在回头一看，我花了太大的劲去省下艾尔的钱，真是让人摇头。他自己一点也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他想要为我买一辆梅塞德斯SL奔驰车，但我拒绝了， 他一再要求为我买一件裘皮服。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看了好几次，但回家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因为我生活在佛罗里达的时候，花2万美元去买一件裘皮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从艾尔那里得到的最值钱的礼物是一只漂亮的金表，他在上面刻有一排字，是：“我们的时间才刚刚开始。”
甚至到今天，艾尔还是我认识的最慷慨的人。在未经恳求的情况下，艾尔为我1988年的参议员竞选活动捐出了3,000美元──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虽然那次竞选活动并没有成功。
我看到别的人对他送的礼物的反应，因此想到了他的慷慨。他最近给他目前的朋友之一送了一辆崭新的白色劳斯莱斯车，是可可阿海滩上的另一位金发美女，叫芭芭拉·惠特妮。她在《今日佛罗里达》上登载了一个整版广告，显示劳斯莱斯车上的铁格栅，上面还挂着很大的字：“感谢！”
艾尔是美国最合格的单身汉。他很有吸引力，有钱，有挑战性，激动人心，假如不介意跟一条蛇一起坐过山车，那他就是很好的一个追求对象。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不是英雄，不是恶棍(1)
丹尼尔·纽哈斯是洛莱塔和艾尔·纽哈斯的儿子，1953年11月10日出生在南达科他州西乌克斯福尔斯。
丹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也是对话公司的总裁。对话公司是基地设在圣弗朗西斯科市的一家演讲和咨询公司。他以前当过记者，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工作过，还当过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他有杜克大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士学位，有西北大学新闻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还有圣弗朗西斯科的约翰·肯尼迪大学的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目前正在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职业心理学学院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丹·纽哈斯发的成绩单
马克·吐温的父亲和我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14岁的时候，”马克·吐温说，“父亲十分傲慢，我差不多就无法忍受靠近那个老家伙。但是，等我长到21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在过去7年里，他已经学到了那么多东西。”
小的时候我把父亲当做偶像。但是，到16岁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心理上彼此干仗了，形势发展越来越糟糕，因为一种亲情关系即将丢失，我们彼此开始对骂。自从我25岁以后，我和艾尔又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了。
作为加内特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我父亲是一个绝对的成功人士。但是，作为我们家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作为这位公司征服者的儿子长大成人是什么滋味？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好处。他看起来漠不关心，总在生气，脾气很坏，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总是吓死人的样子。17岁的时候，我打起行李包上大学，当时的结论是，再也不会靠近艾尔这个人了。他会死的（当时他已经47岁），我也会悲哀──很短暂的一阵子──事情不过如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不喜欢我们家的一切都围绕着艾尔转，大家走路都像在踩蛋壳，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惹他恼火。艾尔在公司的梯子上越跑越高，我也越发不喜欢必须跟妹妹一起出席公司的种种社交活动，而且得装出像政客的完美后代的样子。那是一个压制别人而且十分严酷的父亲，他为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奇迹，但又制造出情感上的沙漠，因此我感觉，守着这样一个父亲，我永远也不会找到自我。
这与我小时候的情形很不一样，老照片和母亲的回忆可以提供逼真的情形，证实当年我和艾尔之间的关系：
►3岁的时候，在父母水气蒙蒙的浴室里，我专心地看着艾尔刮脸，我也用自己的塑料玩具刮胡刀在自己的脸上刮。
►4岁的时候，我跟在艾尔身后用玩具剪草机剪草，当时，他在迈阿密酷热的阳光下汗流浃背地剪草坪，用的是手推的人工剪草机。
►5岁的时候，在后院里过星期天，艾尔坐在院子里用打字机为《迈阿密论坛报》打新闻报道，我也坐在旁边敲打锡制的玩具打字机。
从偶像崇拜到仇恨
是什么东西使我童年的偶像崇拜变成了少年时期的仇恨的？直到成年以后，我才看出自己仇恨艾尔的根本原因：当父亲的把职业生涯放在家庭前面，结果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少年的心。回首往事，我现在明白，艾尔在公司权力阶梯上攀登是有代价的，他步法不稳，风险太大，他当时一定希望自己家里不要出事，哪怕后来没有做到。我现在可以明白，艾尔小时候没有父亲，一切都不牢靠，这也是他缺少一张图纸，不知道如何将我带大的原因。
但在少年时期，我只知道自己感觉痛苦。原因并不重要，下面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些情景：
►14岁那年，我和邻家的一个小孩子没有联系好，他本来答应在假期替我为150位订户送报纸的，结果，却没有去送。我记得艾尔当时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喊叫着：“该死，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一辈子会有两次机会，他们没有炒掉你就算你走运了。”
我本来需要同情，结果反倒感觉自己像是个一无用处的废物。我一脸泪水，而且心里气得不行，觉得艾尔根本都不关心我，他只在乎别人会在公司里说他，以为老板的儿子办砸了事情会让他丢脸。
►15岁那年，11月份一个下雪的星期天，是我第一次约会以后的第一个早晨，不自觉就走进了父亲的私人办公室，由于爱得心切，心里又不知道早晨9点就打电话再次约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在我们家，星期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但是，父亲正在忙他的工作，他抬起头来，用厌恶的口气说：“小伙子啊，你来得不是时候。”我本来是想同他分享我的快乐的。结果，我夹着尾巴脚步沉重地离开了，发现男人之间不能在情感的事情上陷得太深。
餐桌上的仪式最能说明我家的问题。我家的餐桌是战场。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嘲笑艾尔，说：“我打赌你肯定为能够称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我乐于赞成一位专栏作家给加内特公司贴的标签，说加内特公司办的是“一堆狗屁报纸”。1968年，我得知艾尔正在掂量尼克松和汉弗雷竞选总统时的立场问题，我大肆宣传简·麦卡锡的赞扬话。麦卡锡失势以后，我又开始说乔治·华莱士的好话。我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是与艾尔相反的就行。
另外一些时候，我只用单音节的字眼回答他的提问，哼哼哈哈的，或者学约翰·怀因的样子说话。他在公司里干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后我又来给他添麻烦。但是，我觉得他也在让我的日子难过。我感觉我们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气氛中，缺少的是温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许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这个冰冷的家带来一些热量，由于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带来温暖，结果就把次等的东西带来了：摩擦。
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后离婚，奇怪的是，离婚使我离父亲更近了，同时又更远了。
离婚期间，我正在艾尔在佛罗里达创立的报纸《今日报》当实习记者。艾尔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他需要谈一下，之后就飞来见我，我对他要说的话一点线索也没有。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不是英雄，不是恶棍(2)
一个行将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艾尔把消息告诉我了。我还记得他阴沉而又平淡的声音：“你妈妈和我已经决定离婚。没有争吵，没有人特别烦，没有人砸东西。我们两个人都想过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事对你或简来说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离婚。”
我极其流利地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我希望你去做对你最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人都撒了谎，这些谎言埋下了艾尔和我关系恶化的种子。我们的谎言并不是恶意的，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对付那场噩梦。艾尔撒谎的地方是，他说没有人特别烦。我母亲伤心欲绝，而且，不管简和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都会离婚的。
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时候也撒了谎。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车旅馆的早餐桌上，对面就是那个我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反抗的人，当时我惊呆了，因为我说了什么错话，可能会一辈子永远失去父亲。如果父母要分开，我准备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亲。
离婚之后的影响持续了多年。我跟艾尔吃饭的次数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饭，又有了产生争执的新话题：艾尔对洛莱塔的处理。我争执说，他应该给她更多生活费。让我惊讶的是，他真给了。
父亲开始公开追求一位穿白裤子和西装的艳丽的州议员罗里·威尔逊的时候，我变得极其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们在海滩上搞日出婚礼，我脸不刮就跑去了（“我开始留胡子了。”我对他们说），还穿一件运动衫，一头乱发。我本来想表示更强烈的抗议，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亲却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尔和罗里吃饭的时候，总会无事争吵起来。我讽刺罗里，就如同以前我讽刺艾尔一样，说“所有政客都是腐败的。”艾尔跟我有多年的争吵经验，而罗里不一样，她无一例外总是中我的圈套，之后就哭起来。7年以后他们离婚了，我感到受了维护，因为我又把老爸赢回来了。
约在我26岁生日的时候，艾尔和我之间的争吵又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转化。艾尔感觉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内特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大权。我也“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一方面进行电休克治疗，一方面接受相互作用分析，还看很多自助书，我找到了面对父亲的勇气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经为此预演了好几天，我准备告诉艾尔，说他经常不在家，他多变的情绪，还有他很容易发脾气，这些都伤害了我，并且使我难堪。我还准备告诉他说我爱他，并且要原谅他。我照做了，他也在听。自从我还是个孩子以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说爱着对方。
第二件事情是两天发后发生的。我很晚回家，锁上门，拿了去我卧室的保安钥匙。第二天早晨11点起来，我愉快地四处走动，准备吃早餐，结果发现狂怒的艾尔。他找不到保安钥匙，无法到秘书办公室去做他早晨的工作。我说对不起，他就开始狂吼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只看着他吼，我没有顶嘴，也没有跑走。这事让我大吃一惊，他也是一样。他拿起钥匙，一声不吭就走了。
两个小时后，他来找我，差不多就要哭出声来，自责地说：“我缺少体贴，我道歉。”放错了钥匙的事件帮助我们找到了彼此相处的钥匙，我们的关系从那以后就更好了。这件事情让我站在不同角度来看待艾尔和早年的那些日子。
艾尔的软肋公开了
我开始回忆艾尔对我好的时候：还在小联盟队的时候，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教练。我养的一条快乐的小狗斯马基死后，他在早餐桌上差不多要流出泪来地祈祷。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尔的这一类软肋越来越多地公开化了。1979年，他母亲86岁时过世，此后，每每谈起她来，他就止不住要流泪。1982年，《今日美国》启动后，他跟我和妹妹说，有几十家报纸都在抄袭《今日美国》的样板，边说边忍住幸福的泪水。1986年，艾尔的软肋完全露出来了，当时，他在加内特公司的年度大会上宣布准备退休，并且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表情和声音夹杂着骄傲和悲伤，差不多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15岁的时候，艾尔在医院动了一次很危险的手术，想矫正心室纤维颤动。艾尔两岁就死了父亲，我才15岁就面临着也要失去父亲的风险。住院以前，艾尔写了一封信给我，以防万一活不过来。信是这么写的：
你现在还不太明白，一个父亲在儿子的身上体会到多深的自豪感。我为你的自豪是相当大的，跟任何一位父亲对才只有15岁的儿子的自豪感一样深厚。我之所以自豪，是因为你极聪明、有理想、为人诚实，而且长得也帅。我很自豪，是因为你已经显示出自己可以成为男孩子们的领袖的信心。我知道你将来会成为男人的领袖。我知道你会成就大业，会对你们一代人，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远远超出我已经做的和愿意做的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这样就可以看到你，并且带头为你鼓掌。但是，假如我本人不能够亲自在场，我的精神也一定会陪伴着你。
那封信当时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今天，当我思考自己15岁的时候有可能失去父亲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种新的视角，明白自己与父亲的争斗是什么性质的。我本来永远也不可能了解那个对我如此深爱的艾尔·纽哈斯的，我本来有可能永远无法消除自己的仇恨和愤怒的，我本来有可能终生都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的。
最近几年，我们之间的快照变成了金黄色的：
1986年感恩节，在内华达山塔霍湖的山顶小屋里，我跟艾尔两个人单独吃了一顿父子晚餐。艾尔亲自掌勺，而且以他特有的谦逊风格准备了火鸡、填馅、土豆泥、烤土豆、甜薯、豌豆、玉米、南瓜、青豆、芦笋、球芽甘蓝、罗卜、色拉和面包，足够20个人吃的。所有的菜他一样都不让我帮忙，全部由他一个人做完。
晚餐期间，他问到我的学习情况，还有朋友和事业方面的事情。他对我的生活有极大兴趣，也愿意谈自己的事情。他谈到了作为62岁的首席执行官，与人约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多么希望能够在明白宣布《今日美国》开始盈利（做到了），还谈到了他的退休计划。我们满足于这样没有时间限制的夜晚，这是一个父亲与自己的儿子为彼此的友谊表达谢意。
晚餐之后，他问我洗碗机到底怎么用。艾尔跟我母亲在婚姻早年时自己洗碗，当时太穷了，买不起自动洗碗机。从那以后，妻子、儿童、宾馆的服务人员和秘书以及清洁人员帮他洗碗。他从来没有用过自动洗碗机！这个下雪的感恩节之夜，艾尔35年来第一次开始洗碗。
没有为父的本能
我和父亲走到那个感恩节的夜晚费了很长的艰辛之旅。艾尔情绪多变，今天气呼呼的，明天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给我的感觉是，自己就像人们在办公室里开的一个玩笑，在我当家庭治疗师的那个工作场所，人们开这样一个玩笑：“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色的，我是精神分裂的，我也是这样的。”
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知道少年只需要自己的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根本不关心父母自己童年时期的感受。在我的少年时期，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艾尔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从来都没有一手经验，不知道当父亲是如何能够帮助孩子，如何会伤害孩子。
有艾尔这样一个父亲，益处远远超出害处。他从来都不小气，当他上了年纪，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智慧、时间、荣誉和两难困境说给我和妹妹听。
艾尔从来都不强行要我去搞新闻工作。他只是告诉我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当我当上记者的时候，他也鼓励我要接受新闻事业。当我离开这一行的时候，他也很大度地接受，鼓励我要热爱自己的新行当。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富家小子弟”，没有抱怨的权利。我父亲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送给我一辆里维埃拉别克车，因为我和朋友提出了要求，他就去弄世界杯赛的门票。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模范家庭：成功的父亲，有爱心的母亲，时髦的大住宅，孩子上一流的学校。
但是，在表层底下，我们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家庭。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让我明白了财富和外表是什么。我得知金钱并不能买来幸福，而富人跟别的任何人一样，也有自己的问题要去解决。
今天，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不是父亲与我之间那一段可怕的生活，而是我们终于度过了那个难关，把一种将死的关系救活了。我伸手搭救，艾尔也伸手迎接。这个“婊子养的”真正的忏悔，应该是艾尔为什么以及如何从着了魔一样完全专注自身利益的家伙，变成了一位勇敢无畏和有爱心的父亲的，他能够对自己的家人表示温情，而对自己的职业和国家又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艾尔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在我的童年时期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他对我受到的伤害似乎毫不知情。但是，最近几年以来，他想努力尽一切可能修复过去没有时间去关照的事情。他邀请我进入他的内心，而且，让我惊讶的是，他还邀请我在他的这本书里表达自己。
最后一个情景，1987年5月9日，我妹妹简马上就要结婚了，婚礼之前两个小时，艾尔、简、我母亲还有我各自坐在四把木制的折叠椅上，简在弗吉尼亚有一个马场，马场上有起伏的草场。婚礼将在户外举行，已经摆好了很大一个帐篷，正对着蓝脊山。
我们坐着，就跟过去一家人坐在餐桌上一样──我和艾尔坐在对面，妈妈坐在他右侧，简坐在他左侧。我们谈起来，说艾尔的父母丹尼尔和克里斯蒂娜，还有洛莱塔的父母塞穆尔和安娜以及南达科他州所有的农场主会有多么自豪，因为我们又一次拥有自己的家庭牧场了。我们谈到简读高中时的一些发疯的男友，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她会嫁给一位有力量也有温情的瑞士小伙子，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约瑟夫。
我们谈到了离婚的事情，那个伤口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家彻底完蛋的东西。谈话期间，我观察母亲和父亲，发现伤口已经愈合。我们又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圈，这个家庭之所以开始，就是因为我母亲1941年在南达科他州的一次棒球比赛时看了父亲一眼，这个家庭在爱中诞生，在天真中诞生，结果却被冷漠撕裂。
我看着艾尔，觉得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而是一个普通人，他有出众的激情，也有远大的眼光，他以自己所知的最佳方式爱着我们。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严酷的老师(1)
简内特·安·纽哈斯是洛莱塔和艾尔·纽哈斯的女儿，1955年4月22日出生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
她是撒纸追踪游戏农场的总裁和拥有人，撒纸追踪游戏农场在弗吉尼亚州米德尔伯格，是一个提供驯马、骑马训练和寄宿服务的马场，她以前在洛杉矶的保尔-赫斯丁斯-简诺夫斯基-沃尔克事务所当过见习律师。
她有佛罗里达大学英语和政治科学学士学位，还有范得比尔特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
她嫁给了约瑟夫·克奇，出生于瑞士苏黎世。
简·纽哈斯发的成绩单
“你父亲当真是一个婊子养的吗？”
自从这本书将要出版的消息传开以后，我的很多朋友就不断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都想知道，有艾尔·纽哈斯这么一个人当父亲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人们对他产生好奇心，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加内特公司的主席和《今日美国》的创始人。这一点谈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困难得多的一个问题是，我老爸到底是不是一个婊子养的。自我小时候起，艾尔总是对我说：“如果有疑问，那就讲真话。”
因此就有如下的结论：是的，他有时候是个婊子养的。但是，只是在他需要当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婊子养的。他也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话直说的人，坚定而公正。他有爱心，他支持别人。
作为我在弗吉尼亚米德尔伯格马场的业务合伙人，他态度十分强硬，他并不接受任何借口。但是，现在，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事情，我为某些人感到难过，他们只是想拿着哈佛或沃顿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出来混事。
作为媒体大鳄，他为人十分慷慨。我很喜欢坐他的豪华轿车，坐他公司的喷汽式飞机，跟他一起参加与公司总裁们的会议。作为父亲，在我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到场。
我对父亲的回忆，最早可以想到我们在迈阿密生活的那段时期，当时我快有6岁了。他在《迈阿密论坛报》当记者，根据大多数标准，他都是一位普通的父亲。我们没有多少钱，但我并不知情。
发工资的日子，他经常会带些好吃的东西回家，有时候在周末，我们一家人会“出门吃饭”，通常是去白色城堡。我哥哥有一艘机器人登陆艇，我有一个饶舌妇卡茜玩具。
有时候，他周末也在家里干活，因此有很多时间跟我们一起玩。但是，哪怕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每一次经验也都是人生的一个教训。
他教我们骑自行车，那种方式相当清晰地说明他教育我们度过人生的方式。跟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们先从训练踏空轮开始。但是，在我们掌握技巧之前，他就把我们从空轮上抱下来，直接送到自行车上去，推我们一把就上路了。
这个方法有其不利的地方。1960年圣诞节刚过完，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底特律，当时，我只有6岁，一家人住在一个住宅新区里，中间有一个公园把我们与内城的贫民窟分开。父亲常常将我推到自行车上，让我顺着公园骑，等我骑回到出发点的时候，他一把捉住自行车才能停下。
有一回，我骑在半路的时候，被一伙小青年拦住了，他们挡住了我前面的去路。我朝他们撞去，当然，他们没有扶住我。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爬起来跨过公园朝父亲那边跑去。此后，他教我如何自己想办法停车。
8岁就教我如何虚张声势
游戏是我们一家人相聚的方式之一。我8岁就开始玩扑克，父亲教我如何尽力虚张声势。
艾尔设的赌注很公平，他规定我们只能用便士玩，并且宣布任何人输的钱不得超过50美分，这当然就意味着谁也不能赢到多于1.5美元的钱。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真正的刺激不是赢钱，而是如何胜过对方的智力。难的是如何虚张声势，如何看对手的脸色。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因此明白了该收手的时候就要收手，要等待下次机会来临。
他教我们如何在垄断者游戏中做交易。我很快就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战略，因此不容许任何东西阻止我达成交易，去收购木板人行道和停车场。我父亲利用了这个方法，他会把所有的小地产买下来。每次轮到他的时候，他都会用自己的东西跟别人达成一个交易，与谁达成什么样的交易他并不关心。猜猜谁赢了？我最后会拿到木板人行道和停车场，这里有很大的抵押，而我父亲却拥有了其他所有的地方，他在加内特公司就是这么干的。
在我们家里，讲求纪律是很认真的事情。有整整一套规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遵守的，如果照办，我们会得表扬，否则我们会受罚。
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惩罚的形式是打屁股。他从来都不会当场打我们或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破坏了规则，他会让我们回到房间去等待判刑。他会单独到我们的房间去，冷静而理性地分析情形。
他会相当清晰地说明我们在哪个地方做错了，我们为什么会受惩罚。我们事先会得到被打的次数，如果一个被打的次数超过另一个，通常是我哥哥挨打的次数多，他也会事先说明为什么。
等我们长大一些之后，惩罚就变成了对我们活动的限制。我哥哥变成一个优秀学生，从来不做任何错事。我玩得多些，但从来不做任何我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情。
我们家里单辟了一个房间，我们称为狼窝。我父亲要在里面工作，我们家的会议也是在那里面开的，一般家里的大事都要在里面商量。
我的限制主要跟我的学习成绩有关。他会限制我打电话的权利，目的是想让我有更多时间看书。这样的限制总是以书面形式发出的。我觉得那就是我骨子里产生当律师念头的根源了。
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协议，是我读高中的时候他下的书面通知，因为我有一个学期的成绩不如人意。那张协议的内容包括：
如果出现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权利和限制也许会增大或减小，这要看你在与家人的总体态度上的情况。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目的是希望它们能够让你在娱乐、努力和成就上达成合适的平衡，这样一来，你将来也许就可以得到无限制的特权。
那张协议上有我母亲和父亲两个人的签名，他还特别留下一个地方供我签字，那个签字行前面有一句：“我明白。”除了签字以外，我并没有其他选择，但是我加上了一句话：“但我并不同意。”让人奇怪的是，他竟然就让我加上了那句话。
第十一章 婚姻与家庭严酷的老师(2)
与一个陌生人共有一个父亲
我17岁那年，父母离婚了。有一天，艾尔对我说，他和我母亲希望跟我一起开一个家庭会议。我费力思考，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又被他们发现了。
他建议我们就在客厅里开会，而不去他们的“狼窝”，我真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某人死了。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谈了很多，说我们彼此对大家如何重要，说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我母亲没有说多少话，我假定那是她的主意，当然不是她的主意。
我父母想尽了办法，确保我能够在离婚的事情上尽可能少受打击。没有打斗的情形，也没有看得见的埋怨。我父亲经常还过来一起吃晚餐，过节的时候也会来。
艾尔开始跟罗里·威尔逊约会的时候，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她并不努力装出是我们的母亲的样子，但她很乐意保护我父亲。这就难办了，他最早是属于我们的。
他告诉我说他们准备结婚时，尽量是轻描淡写的样子，说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仪式，说如果我有时间来参加的话，那他一定会很乐意。我觉得我去不去对他并不重要，因此决定不去参加。走运的是，我母亲倒是动员我去了。
他们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但是，在这段时期，我觉得罗里和我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她的女儿基姆告诉我，说罗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简有可能在一条黑暗胡同里拿刀割掉人家的睾丸，之后想都不想此事。”此后，我与罗里在一起就很不自然了。
他们离婚以后，艾尔宣布他再也不结婚了。他看起来对这个决定很是满意。我觉得他应该让自己有选择的余地，他在别的所有事情上都是这么对我们讲的。
我读高中的时候，经常喜欢带朋友到家里玩，父亲总记得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会大踏步走进房间，伸出手来说：“大家好，我是艾尔·纽哈斯。”大部分男孩子都会咕哝咕哝一些“您好”的话，手却插在口袋里不肯拿出来，而姑娘们则只会叽叽傻笑，之后他会试着跟大家闲聊一番。我总是感到十分难堪，但是，他愿意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倒使我十分感激。
尽管我约会的大部分男孩子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婿形象，但他从来都不批评他们。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佛罗里达普朗特城来的一个人约会。他的朋友们都称他是“砂子”，他有一头长发，还有山羊胡子。他玩福斯球（相当于现在的游戏厅游戏），还穿格子花呢化纤西服和绿色的高跟鞋。艾尔从来都记不住他的名字，只称他是“速可达摩托车”。
但是，我父亲对他不错。他说他觉得“速可达”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他总是想办法在任何人际关系中发现好的一面。
这可并不是说他就没有一点保护人的意思。他只是很小心地处理事情，不想引起摩擦。当父亲第一次跟我现在的丈夫约瑟夫见面时，我们正在欧洲旅行。约瑟夫高个子，长得很帅，金发碧眼，是蓝眼睛瑞士人。他是骑马教练，他是在洛杉矶偷走我的心的。
我在巴黎离开父亲，到苏黎世去见约瑟夫，而且打算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准备带他回巴黎去。父亲说得很明白，说我应该给自己留下选择的余地，如果事情不顺利，我应该很轻松地一个人回到巴黎。事实上，他说，我应该记住，巴黎只是很短的一个回程，如果不想在那边过夜，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在那里过夜，说他会理解的。
他很关心我，这使我十分感激。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父亲还在一旁指导我，照顾我，如果不慎跌倒，他随时准备伸手搭救，帮我拍拍灰重新站起来，想到这些，那是让人十分安慰的事情。
约瑟夫真的跟我回了巴黎，父亲又是平时那种迷人的样子，他用自己结结巴巴的德语跟约瑟夫谈话。他甚至问我，是否想把乔治五世宾馆的房间换一下，这样一来，两张单人床就可以换成一张双人床。
这是我父亲典型的做法。尽管他明显看出那是个瑞士的花花公子，看见我跟这样一个人陷得那么深而有些疑心，但是，他总想让我明白，我有绝对的自由，我自己想让两个人的关系往哪里发展都行。就如同将我扶上自行车，让我自己一个人围着公园转圈。只是到现在，我才明白一切都应该是由自己来踩刹车板。
借口并不重要
艾尔是我业务上的伙伴，跟他学到的东西是我在教室里呆上100年也学不到的。他凡事计划周密，可是他耐心又不够。他总是停不下来，总是想朝前奔。
他态度强硬，有时候不近人情。他说，这就是人生的现实。他一般来说还算是公平的，而且总是对的。他从来不让你给予少于100%的东西，他也不接受借口。他觉得，如果经受过像他在《南达体育报》上承受过的失败，那么，人人都应该过上好生活。
他所应用的经济学背后的理论是非常简单的。你需要有足够多的钱才能支付租金，而且还必须留有准备金。但实践这种理论却不容易，你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留给机会，永远也不能退而求其次，也不能靠省钱过上好生活。最重要的是，你永远也不能让律师告诉你如何管理自己的业务。
我仍然生动地记得，有这么一天，就在我们在农场上准备盛大开场仪式的前不久，我们路牌已经送到，并在米德尔伯格东边的50号公路边上的农场前竖起来了，是用手涂的油漆，非常漂亮，而且显示出我们的撒纸追踪游戏公司的名称和徽标。我已经小心地确保牌子的尺寸要符合当地的城市规划要求。
那天，父亲到了农场，我跑出去，满怀热情地听他对那块牌子的意见。他并没有注意到，他说。我们沿着车道开过去，这样就可以让他看见牌子。他只是站在牌子跟前，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知道自己得到的答案不是什么好听的话，但是，我还是继续问他，到底对牌子有什么看法。
“这他妈的真是一场灾难。根本就不起作用。如果你不在两天内把牌子换掉，那你们的开场仪式最好就不要搞了，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们在这里，而且你们的生意永远也火不起来。”我仍然没有听明白，我问为什么。“太他妈小了。谁都看不见。”怪不得他开进来的时候假装没有看见。
我耐心地对他解释，说标志牌不能太大，否则就会违犯城市规划。那是一个大错，我听过“你不能让愚蠢的律师帮助你管理企业”的课程，“如果你们请的愚蠢律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弄更大的标志牌，那你们需要一名新律师。”
我一下子哭起来，他口气软一点了，告诉我说，不能拿他的话全往心里装。如果有办法，一定要把牌子换掉，如果没有办法，那就承受一点损失，汲取一点犯错误的教训。那个牌子还是原来的样子。
直到今天，每当我们谈起公众对撒纸追踪游戏农场的强烈反应，他总是会大笑起来，说：“如果你们做更大一些的牌子，想像一下吧，你们的客户可能会多得多。”我现在也可以对此付之一笑了。
父亲总是全力支持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选择，他从来不给我施加压力，非得这样或那样走。我告诉他说，不想在洛杉矶舒舒服服地干公司律师的活了，我想去弄马场的事情，他眉毛都不曾眨一下。
我想去做的事情对他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关心的是我是否做得幸福愉快，100%地追求，但要给自己留下余地，以便将来还可以走别的路。
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他一直对我有信心，知道我会在生活里有所成就。背后有艾尔·纽哈斯这么一个人支持是多么让人鼓舞的一件事情啊，但并不总是轻松的。他有很高的要求，他让我总是对自己提出最高的要求。他差不多就要让我相信，自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高要求的。
父爱留言
我父亲很迷信把一些话写在纸上，多年以来，他给我留上了大量的字条。我有一张字条保留着，是我14岁的时候他写给我的。当我需要一点鼓励的时候，经常会拿出来读一读。这张字条总是会让我哭起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字条的一部分内容：
我因为多重原因而喜欢你，赞美你。你很聪明、心地好、喜欢帮助人，而且长得也漂亮，对生活总是充满激情。你已经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自豪，你将来准备做的很多事情也会让我自豪……有朝一日，你一定会成为杰出的女性。你有真才实学，有能力完成对你和你的亲朋好友来说很重要的一切事情……你很走运，因为在你生活的时代，姑娘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能够实现自己想要成就的梦想。我永远都会为你所做的事情和将来要完成的事业鼓掌，无论是亲自到场还是在精神上鼓励你……
艾尔·纽哈斯是什么样的人，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业，我都会为他鼓掌，无论是亲自到场还是在精神上支持他。他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一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父亲。
第十二章 冲锋的时机，告别的时机骑马奔向朝阳(1)
在更轻快的年龄慢慢赶来，弃你而去之前，快快走下舞台。
──亚历山大·蒲柏
英国作家
我们一生的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存在的理由。
人生的每一个十年都有能够做适当的事情、取得相应成就的时机。
当然，各人的时间表略有不同。但是，我强烈推荐下面这个日程安排，供大家在不同季节里参考：
►十几岁的时候，尽量开心玩。
►二十几岁的时候，冒所有的风险。
►三十几岁的时候，学习一切能够学习的东西。
►四十几岁的时候，能挣多少就挣多少。
►五十几岁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带头。
►六十几岁的时候，以尽量高的姿态退居二线。
►从此开始，或者说从今以后，尽一切所能好好地玩。
这张时间表导致我于1989年3月31日午夜退休，当时65岁。
因为事先有所准备，无论是从职业上还是从个人心理方面，我都感到不突然。我丰富的一生已经扔到后面去了，但是，我的眼光盯住了未来更圆满的生活。
有很多人前来祝贺。当然，也有人流下几滴眼泪，这些都是人生事实的酵母。在人退休的时候，在人死亡的时候，情形也会是一样的。
在人的一生，缓缓退出的年代是最甜蜜的。
──塞内加
罗马哲学家与政治家
一、骑马奔向朝阳
纽哈斯现在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可以拥有自己的鱼子酱了，而且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普通的生活。
──《商业月刊》
1989年2月
这可不是愚人节开的玩笑。我退休的第一天是1989年4月1日，星期六。
我跟平时一样开始一天的工作，早晨出去跑步。
从华盛顿的首都希尔顿饭店，越过拉法耶特公园，经过白宫、华盛顿纪念碑、越南战争纪念馆、林肯纪念堂、跨过罗斯福大桥，再经过阿林顿国家公墓的硫磺岛纪念堂。
这条线路我都跑了好几百回，这么跑去上班是很不错的一个主意。但是，今天早晨，我并不需要干活了。
跑步经过白宫的时候，我想起罗纳德·里根总统10个星期以前退休，最后一次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所说的话。
“我骑马奔向夕阳。”美利坚合众国的第40任总统这么说。
“我要骑马奔向日出。”我对自己说，一边微笑。
这里面的差别大着哩，但两者都让人开心。
里根一辈子经过了太多的成功日出，包括69岁爬上总统高位，之后在白宫体验到8年的日出。到77岁的时候，他踏着夕阳西进，一直回到故乡加利福尼亚的家里。
我也有自己成功的日出。但是，在65岁退休的年龄，我还准备看到更多的朝阳。
那是退休的第一天，跑步之后，我跟一些政客、媒体和商业大腕们一起聚会。他们都在纽约，准备参加当晚的格里迪伦晚餐会，那是媒体请政客参加的每年一度的花哨晚会，大家都得穿正式晚礼服参加。
首席执行官约翰·克雷和加内特公司早已经准备了另一场退休午餐会，表达对我的尊敬，午餐会在俯瞰着美国首都的加内特大楼里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