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记得一些关于此事的疑问和我们之间的来往信件。”希巴德说，“最后我对他说：‘好吧，如果真有此事，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在那之后，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显然，他得到了勋章，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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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巴德的办公室通过了克里获得紫心勋章的申请，不过人们并不确定究竟是希巴德同意了克里对紫心勋章的申请，还是有资格的医疗机构证实了其治疗纪录。如果希巴德一直都对克里的紫心勋章持反对态度，而克里又认为权威的医疗机构已经证明他有资格获取紫心勋章，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里如此迫切地向上司申请想要得到它。
　　无论怎样，大约在三个月以后，克里收到了一份文件，文件通知：因他在1968年12月2日的行动中负伤，且严重程度已达到评判标准，故被授予了一枚紫心勋章。这封信是由海军参谋机关中一个名叫唐纳德·A.斯梯尔的人盖的章。现在，他已不在人世了。
　　在2003年，当克里详细讲述他在越南的经历时，拒绝记者对此事进行采访。2004年，当记者想为此事安排采访时，他的竞选班子又声称采访时间与他的竞选时间表有冲突，故无法安排。在2003年，当记者提及到他的伤口时，克里说那根本就不值得用一天的时间去治疗。在2003年5月他又拒绝公布他的医疗记录和治疗时间，在2004年他同样又回绝了这个要求，而这份医疗记录则可以显示克里获得紫心勋章之伤的严重程度。在竞选过程中，克里一直没有公布这次事件的官方记录。海军历史中心保存了有关克里第二枚和第三枚紫心勋章的记录，中心声称，这里没有第一枚勋章的记录，该记录则是证明克里获得第一枚紫心勋章的重要证据。
无论事实如何，对于一个刚从圣地亚哥派来的、仅仅到这儿才两个星期的年轻官员来说，那都是一个恐怖的夜晚。克里被告知去监视军火走私分子和狙击手，这是个充满危险的任务。像克里一样，鲁尼恩说：“我们几乎要被吓死了。”
1968年12月上旬，克里离开了金兰湾，前往安泰（An Thoi）——一个位于泰国湾的小岛，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这里成了他们的军事基地。安泰成了掠行艇舰队停靠的港湾，而几个星期以前这支舰队还在越南本土海岸线上巡逻，在那里执行相对安全的任务。克里在科德角就喜欢驾驶父亲的快艇，现在他更是深深迷上了这种气派的掠行艇，这种巡逻艇的典型配置是一个船长加上五个船员。五十英尺的艇长使得克里很容易对全船进行监控、指挥。
1968年早些时候，克里给海军人事部长官写了一份述职报告，明确提出想到掠行艇上服役的要求。“我（最）愿意参加海军，我有丰富的驾船经验，我认为这可以让我更称职地做一名快艇上的军官。”克里写道。在列出了自己应征的条件以后，克里又加上：“我认为在越南服役将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部分，我相信我的条件能令海军满意。”
艾伦·W.斯里弗是Gridley号军舰的指挥官，他回复了克里的要求，并写道：“海军少尉克里相当优秀，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精干的军官之一。如果对其进行详细描述的话，我认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一个天生的、高效的领导者。”
克里也相信，在掠行艇上工作可以使他远离前线。要知道，这种船只的主要作用是巡逻，“很少能在战场上派上用场”。1986年，克里收录在《亲历越战：战事回忆》一书中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他们的任务就是巡逻，而我认为我最好也做这种工作。我想找到适合自己的事去做，我真的不想卷入到这场战争中。”
但是克里一到越南，这种掠行艇的任务就改变了——随着战争不断升级，克里原来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已经变成最危险的地方。克里并不知情，海军正计划扩大自己原来在战争中较小的角色。当时美军其他兵种都在战场上与敌人正面交锋，人员伤亡惨重，而海军却一直在海上巡弋，相对安全。
在1968年9月，随着海军上将埃尔莫·朱姆沃尔特的到来，海军出现了极大变化。朱姆沃尔特是前小鹰号侦察机的成员、高校毕业演说者和海军学院的毕业生，他刚被提拔为海军少将，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在47岁的时候，他又成为了最为年轻的四星海军上将和最年轻的海军军事行动的指挥。
美国的海岸巡逻队并没有成功阻止越共对湄公河三角洲的武装渗透，这让朱姆沃尔特很恼火。越共控制了河上的供应路线，因为美军不被允许跨越边界进入第三国柬埔寨，而且对于美军的船只来说，三角洲流域也相当危险。“我们不能控制敌军。”朱姆沃尔特的海军秘书、海军上校霍华德·克尔回忆道。
在朱姆沃尔特到达越南不久以后，曾经视察过海军战绩的克莱顿·艾布拉姆将军告诉朱姆沃尔特，他希望海军在对越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艾布拉姆告诉我，一直以来，在对越作战中他几乎从未从海军这里得到半点帮助。”朱姆沃尔特在自传中提到。朱姆沃尔特也答应，这种情形很快就会改变。
于是，朱姆沃尔特立即开始实行他著名的“ZWIs”计划。简而言之，“ZMIs”计划的内容就是：掠行艇将深入到河流的上游巡逻，驶入越共活动猖獗的地区，用轰鸣的马达吸引敌人的注意。在用这种方法牵制敌人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空运的安全，士兵们还要用无线电通知对敌区进行轰炸。
士兵们被鼓励要勇敢作战。对于这个新的作战安排，在克里到达之前的一个月，也就是1968年10月便被部署下来。一个叫做迈克尔·伯尼克的船长指挥自己的掠行艇顺着河道一直向上巡逻，到达了越柬边界的一条运河处，远离了美军的控制范围，同时这也侵害了柬埔寨的中立性。越共在禁行水域看到迈克尔·伯尼克和他的船时，目瞪口呆，而美军则趁机开了火，就像记录片《快船，勇士》中的情景一样。双方交火，五个越共士兵丧生。回到基地以后，迈克尔·伯尼克被召到西贡，他可能要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是基于敌军的伤亡数字和伯尼克的突击能力，朱姆沃尔特主动介入。“我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而不是判他有罪，还要把这条小河重新命名为伯尼克小溪。”在片中朱姆沃尔特这样说。
实际上，2000年朱姆沃尔特回忆越战的时候提到了他的儿子埃尔莫·朱姆沃尔特，他也是一个掠行艇船长，在巡逻时穿过了边界，进入了柬埔寨地区，违反了禁止开火规定，并击沉了几艘舢板。“对于他的行为，我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我把该问题移交到海军参谋长那里，他长时间思考后决定，埃尔莫必须接受军事法庭对他的审判，因为他违反了规定；但他也将因此战功而被授予一枚勋章，因此两相抵消。”朱姆沃尔特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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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掠行艇的全体士兵，在1969年1月，朱姆沃尔特批准大量喷洒一种叫落叶剂（橙剂）的化学制剂，它可以杀死河岸边树木和植物的叶子，而茂密的枝叶则是越共在密林中隐身的天然屏障。朱姆沃尔特估计，如果没有橙剂的协助，掠行艇上的士兵就有70%～75%死亡或受伤的可能性。
“掠行艇的船体是由铝制的，仅仅有八分之一英尺厚。”几年后他写道，“敌人用B40就可以把它击沉，B40是一种旧式的火箭筒，是手持便携式火箭筒。在茂密丛林的掩护下，敌人随时都可以在侦测不到的情况下对我们发动攻击。”朱姆沃尔特对化学落叶剂的依赖导致了难以弥补的恶果。他的儿子埃尔莫·朱姆沃尔特于1988年因癌症去世，其家人认为落叶剂是罪魁祸首。但在家庭的联合传记中，父子俩都认为落叶剂对于保护美军生命是必要的，并为其作了辩护。在越南期间，克里也接触过落叶剂。当说起2003年的前列腺癌事件时，他认为这可能是遗传所致。而说到落叶剂是否与朱姆沃尔特死亡有关的时候，他说他对此表示怀疑。
在1968年12月的第二个星期，克里掌管了他的第一个“高速巡逻艇”——这是官方对掠行艇的称谓。克里被任命为PCF44号的船长，他们最初的任务就是把石油工人运送到海上石油开采平台，这些高速艇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因为子弹可以轻松穿透船体，所以士兵们在船的两翼都布置了重型机枪。船只引擎轰鸣的马达声也招来了越共伏兵的注意。25节的高速航速是这种船只惟一的安全保障。但是，在这种狭窄的、布满重型水雷的水域，掠行艇并非总能以高速行驶。这种掠行艇典型的配置就是由受过大学教育的船长——如克里——和五名蓝领士兵构成，士兵的平均年龄在19岁左右。掠行艇最易受到攻击的位置是操控室，在这儿，要有一名士兵对两门50毫米口径的机炮进行操控。另外船尾也配备了一名机枪手。而克里的任务就是等待，只要隐藏在密林深处的越共游击队向他们发起袭击，他便组织船员进行还击。
对克里来说，这种战略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在沿关键河流和运河的宵禁区违反宵禁令的越南平民，美军有权向他们射击。自由交火政策的颁布意在遏制伪装成越南平民和隐藏在越南村民中的越共分子对美军的突袭，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对美军士兵进行保护。但是，船长们必须要小心。海军报告记录了一次突发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眼镜蛇直升机为了援救一艘掠行艇而致使七名越南平民丧生，这次事件促使一名美军军官写道：“美军军事行动所带来的伤亡完全不必要并可以避免。”此后，美军也为带来的伤亡作了补偿，以减少因此而导致的平民心理上的抵触情绪。在这次报道中没提到克里的船只，克里也声称他并未卷入到此事当中。但是这份报告突出地说明，这次冲突是每一位船长都可能遇到的。船长们一方面被告知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要努力避免伤害平民；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被鼓励在自由交火区发生交火时，要加大打击力度和射击范围。如果一名平民在自由交火区或是在交叉火力中被射杀，这种死亡是可以被理解的；可是在丛林中敌我交火时，你很难区分敌人和盟友。
最初的时候，克里内心对自己的任务还有一些矛盾。但是他那贵族般的气质吸引了士兵和他的指挥官们的主意。把所观测到的资料记录在纸上、磁带中和胶片上是克里的习惯。一些士兵称克里正在循着约翰·肯尼迪走过的道路。“我们都知道有一天他会去竞选总统。”掠行艇上的一名士兵杰瑞·利兹如是说，他曾经与克里一同执行过任务。“想想他们的首字母都是JFK，都来自马萨诸塞州，也都在海军战船上服役过，这真是太难分别了。”
罗伊·霍夫曼作为一名指挥官曾视察过所有的掠行艇，并鼓励他们积极作战，他与克里存在着一些矛盾。“那非常的明显，他不喜欢任何人的权力在他之上，”霍夫曼说，“无论分配给他什么任务，在他看来它都是愚蠢的、拙劣之极的想法。”
克里后来对快艇战术表示慎重的忧虑，可霍夫曼说他从来没直接听到克里谈论过这些（快艇）问题。霍夫曼记得的只是他必须对克里和每一位船长施加压力，强迫他们执行命令。
“说好听点，克里有一点不受控制。”霍夫曼回忆道。在要求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霍夫曼说：“他的行动常常偏离我们的计划，有时候他做的并不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但是霍夫曼还说，他很钦佩克里勇于追击敌人的勇敢行为。
伯尼克是一位典型的性格激进的船长，他和克里十分相似，也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英格兰人。他在越南就认识克里。“我非常喜欢这个家伙（在越南的时候）。”伯尼克说。不久以后，由于克里积极参加反战运动，他与克里断绝了来往。“但是我知道其他人认为他冷漠、孤僻、漠视他人。”但无论怎样，伯尼克对于克里在越南时的勇敢都毫无质疑，他曾亲眼见过克里深入到一个周围布满地雷的区域执行任务。
“我说：‘快离开那里，很危险。’约翰只是耸耸肩，仍旧走了。”伯尼克回忆道，“约翰无所畏惧。”在1968年圣诞节的前夕，克里50英尺长的铝制小艇进入了柬埔寨水域，他也将直接同自由交火政策打交道，而对他来说，这种政策毫无价值。
美国认为越南敌人将会遵守圣诞节停战协定，克里也一直期待一个安宁的节日。但是当迫击炮弹在克里和五个船员周围爆炸时，这个仅仅承诺了三分钟的协定也随之化为泡影了。
“敌人在哪里？”一个同伴喊道。
据他的副指挥、来自伊利诺斯州的詹姆斯回忆，克里当时命令：“开火，干掉他们。”在远处，一个正在放水牛的老人处在了交叉火力的笼罩之下，也被十几个潜伏的越共机枪手当做人体掩体。瓦塞尔说，他的M60机关枪击中了这个老人，老人跌入水中，大概死了。敌人现在全部暴露在射程范围内，在另外两艘掠行艇的支援下，克里及其船员全力向其开火还击，立即使这个机枪点哑了火。
战斗结束以后，越共死的死、伤的伤，还有一些在逃窜。显然，一名越南平民被射杀了，另外两名向克里小队报告敌人行踪的南越的盟友也一死一伤。
也就是在这一夜，当一些南越的盟友为了庆祝节日向河里射击的时候，克里和他的船员们差一点就死在盟友的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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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回忆说他们后来进入了柬埔寨腹地，尽管尼克松总统对美国公众承诺：“在中立国绝不会发生战斗。”可这个美国年轻海军再也不相信政府的声明了。
回到基地，就像往常一样，克里疲倦、孤独地坐在他的打字机前，倾诉着他的悲伤。他不仅把自己看做是一名士兵，他还把自己当做战争的旁观者，他一直以来都不断地从小说中找寻灵感，如约瑟夫·康纳德的《黑暗之心》。
在他称之为《战争记录》的日记中，最震撼的记载之一就是圣诞节前夕的事件，那时他对死亡似乎还很陌生。
他以第二人称方式叙述了这一段，这读起来就像是一部中篇小说——他勾勒出一个和平美丽的自然，然而，炮火所带来的恐惧彻底打破了他的幻想。
“今天你向这个地区的北部边缘进发——向着柬埔寨，在那里新的东西将会令你的神经兴奋不已。”他回忆自己发动引擎之后，听着引擎的轰鸣，掠行艇向河的上游驶去，一道道浪花泛起在船舷两边。
克里对途中所见的密林和水牛印象很深刻。“水牛深黑色的，看起来很强壮，它不停地摩擦着自己的背部，那长着很多疥疮。可是船的轰鸣和激起的道道水纹破坏了这里的宁静，这简直就是犯罪。你不得不把船速降到最低，在清晨的薄雾中，你似乎在与幽灵一同舞蹈。”
克里沉浸在这美丽的景致中，周围这一切让他觉得“活着是件多好的事”。可是这时美军拦截敌机的直升机出现了，“遮天蔽日的一群，就像蝗虫般丑陋。它们污染了天空也污染了你的头脑，你眼前的美景似乎都消失了。”
他还看到“一位村民和一位妇女驾驶着一只舢板，妇女抱着她的孩子，把孩子紧紧贴在自己赤裸的胸脯哺乳。我问他们要去哪里，尽管女人赤裸着胸部，但是她见到我并不感到害羞”。克里的部队打破了这个地区居民宁静的生活，渔民们扔下了渔网，离开了生活过的河流。战争让他们时刻生活在危险之中。克里写道：“在绿树掩映的岸边，挂在帐篷边摇摆着的渔网已经成了一种摆设，在和缓的晚风中摇摆着，它们不再适合这片土地了，因为对于这些乡下人，战争正一步步地向他们逼近。”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快艇旁边，克里的沉思被打断了。
“一阵爆炸声响传来，你看见就在离船队不远的河岸边排列着一个迫击炮阵。你跳了起来，抓住望远镜，你快速地搜索着河岸，但是你什么也没有找到，究竟是谁在向你们开火呢？”接下来克里用无线电寻求援助，“另一轮的炮击就在离你们周围十五码的地方发生了，船队立即骚动起来。”他们开始还击。
袭击者被击退了，这时两名南越人冲出河岸，喊叫着向克里的船跑了过来。“你把油门开到最大，并不在乎螺旋桨是否碰到了沙滩或石砾，并不在乎船是否会搁浅，你冲上了河岸，兴奋地从掠行艇中跳了出来，就好像一匹冲出牢笼的赛马。”
这两个南越人告诉美军，越共游击队攻击了他们的村庄，并打伤了一个村民。刚刚来临的平静只持续了三分钟。他的队员立即进入了备战状态，准备迎接敌人新一轮的攻击。
“突然，火光一闪，天昏地暗，岸边的芦苇被炸得飞向了天空，迫击炮弹掠过水面，击到了你和你周围的掠行艇上，一道道红色、致命的炮弹尖啸着向你身边袭来，你感到无比恐惧，这场意外使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周围一道道炮弹向你飞来，你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室外的万花筒中。”克里和他的队员们一边还击一边撤回到艇上，向水道中央驶去。
“不知道什么原因，你抓过船上的喇叭，向你的人喊道：‘在没有发现目标之前，不要开火。’就在这时，炸雷般的响声再次传来，接着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掠行艇快速离开岸边。”
尽管危险依旧存在，可是克里却禁不住发出阵阵兴奋的嘶哑的喊叫，“因为你大难不死，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你依旧毫发无损。”河中克里的队员们逐渐驶到了射程以外，他们停止还击，附近的船只遭到了更多狙击手的袭击。不过据克里写道：“但是那根本就伤害不到船只，所以你不必谴责（敌人）。”
刚才的战斗没有带来伤害，克里和他的队员们返回基地，可并没有享受到片刻宁静。闪光的曳光弹划过漆黑的夜空。“那是正在庆祝圣诞节的南越前哨放出的弹火。子弹从你的身边呼啸而过，你心里不禁想，所发生的这一切简直太可笑了，你正遭受盟友的火力，说不定还会不小心中弹。”克里抓起无线电叫道：“是哪个该死的在不停地射击?”并警告他们立即停火，否则队员们可能会还击。
回到了安全的基地，克里沐浴着微凉的晚风，喝了杯可乐，吃了些花生酱和果冻，一边看着“闪亮的曳光弹飞向天空”，一边享受着几乎震耳欲聋的音乐。
当时，克里唤来了一名队员，并让他起草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信给朱姆沃尔特，他是这次掠行艇深入内陆行动的指挥官，该行动代号为“市场时间”(“Market Time”)。这则消息是这样的：“祝圣诞快乐——来自内陆‘市场时间’ 战斗小队的祝福!”他还提及了他们“侵入”了柬埔寨。
克里用抱怨、讥讽的口气继续写道：“你盼望着他们会对你的英勇或者其他一些相关的事件加以赞赏，因为这是对你行为的一种肯定。但深夜的黑暗吞噬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你头脑中想的都是温暖和宁静。美味的李子好像在你的头脑中跳舞，还有长袜、雪、烤栗子和燃烧着的桦木段，所有的景象都是那么的美好、温暖和真实。这才是圣诞节前夕的景象。”尽管克里的记录细节翔实，但是他却没有提到被杀害的那个放水牛老翁。克里说，直到2003年瓦塞尔才把这件事告诉他，在此之前，他对此根本一无所知。但是瓦塞尔却无法忘记他伤害了一个无辜平民。“我甚至根本就不喜欢什么圣诞节。”他说。
包括瓦塞尔和扎拉多尼斯在内，大多数四十四号的船员对在任此艇指挥官时期的克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果你也曾处于那种紧张的事态下，那么你将很想和他共事。”瓦塞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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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队员斯蒂文·迈克尔·加德纳指责克里“在他作为掠行艇指挥官的初期，他实在是太谨慎了。”加德纳是两个５０毫米口径机炮的操控手，他在不久后的作战中被敌人的火力所伤。在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８日的一次作战中，他一直在英勇战斗，直到看见炮管上和装着弹药的军火箱上有血迹，加德纳才意识到自己受了伤。他回忆，当时他像受到电击一般，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的伤口并不是很严重，然后便继续开火。
加德纳说，当克里得知加德纳受伤时，他立即命令小队调转船头去寻求医疗救助。加德纳争辩道，不能因为他受了伤就撤离战场，而且，如果离开了战场将会增加执行这次任务的其他队员的危险。“我说：‘海军上尉克里，我很好，根本就没事，这仅仅是皮肉之伤。’但是克里仍旧准备回到运河处，准备为此而逃命。”加德纳回忆道。队员斯蒂芬·哈奇说克里带着受伤的加德纳撤退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加德纳的伤势有多重。”
加德纳指责克里快速撤离战场的行为——这似乎与克里几个月后的进攻行为颇为矛盾。“我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他绝对不想和敌人作战，他也不会步入到战区侦测。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克里有一个负面评价。”他回忆道，他总是把克里与原来的三位船长相比，与他们相比，他认为克里在战场上是一个新手，并且常常迟疑不决。
加德纳说，他曾就四十四号掠行艇上的一次事故与克里发生了争执，两人对此都记忆犹新——一名大约12岁左右的孩子被射杀了。加德纳回忆，在巡逻时他们发现有一只舢板侵入了宵禁区。他打开探照灯，命令这艘小船停下。然后他看见一个人手持一枝半自动武器跳到了船舷上。
加德纳说，他把机枪架在船舷上，而这艘船上其他的队员都开了火。他记得一个人从舢板上坠到了河里，或许死了。在克里命令停火、射击停止之后，队员们发现在舢舨上的妇女仍然活着。还有一个孩子，死在了船头。他说根本无从知晓究竟是哪个队员的机枪射中了孩子，不过他可以肯定克里一直都在驾驶室里，当时并没有射击。
克里与他的描述类似，他说他和他的队员们发现了一个舢板，舢板上的一些人开始向他们射击。克里说，停火后队员们营救了幸存的母亲，把她带到了美军的船上以审问具体经过，但将孩子的尸体留在了船上。由于当时所处区域非常危险，并且刚才的交火声也可能会引来敌人，克里说，他当时根本就没有机会看一眼，是否这位妇女将枪支藏在了将要沉没的舢板上，他也不知道他和队员们是否面临了一次真正的威胁。“那仅仅是许多恐怖事件之一，可是我永生难忘那个孩子的尸体。”克里说，“但是对此我们毫无办法，那仅仅是一个事故。”
“可是这激怒了我，”克里说，“你想想，越共是在利用妇女和孩子。谁又能知道，在他们的背包里、稻米下面会不会有炸药，如果我们准许他们靠近，他们会不会把那个炸药包扔到我们的船里。那真的很危险，但我并不觉得我们做错了什么或是有什么罪过。那是个夜晚禁行的地区，他们根本不应该在夜晚划着舢板靠近我们。”
在克里的队员们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尸体之后，加德纳说：“克里威胁要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大声对我嚷着：‘见鬼，你到底在做些什么？我应该把你送上军事法庭。’感谢全体队员在这件事上都是中立的，他们证明我们的确遭到了武力袭击，就这样，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扎拉多尼斯也回忆了一个类似的事件，可是记忆很模糊了，他也不确定是否是同一个事件。在一次突发事件中，他觉得自己的子弹射杀了一个15岁左右的孩子。但是他说，他不记得是否有位母亲被营救了，也不敢肯定当时克里是不是他们的船长。“当小队在自由交火区遇到了一个舢板时，我击中了一个15岁的孩子。”扎拉多尼斯说。他又补充道，他是接到了命令才开火的，而且“整个行为都是合法的，那个15岁的孩子是一名士兵”。尽管记忆有差别，一项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０日海军的报告显示：“当四十四号掠行艇遇到一只舢板攻击时，他们进行了还击，并俘获了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还在行动中击毙了一名敌军，而且还有四名敌军或是从沙滩逃走或是在行动中被击毙了。”依照克里竞选网站上的说法，当时克里是四十四号掠行艇的船长。当在2003年提到这次事件时，克里最初说，他不确定此事究竟发生在任四十四号船长时还是九十四号船长时。在《义务之旅》一书中，一个类似于上述的事件被描述是发生在九十四号船上，但是九十四号上的队员（其中包括迈克尔·梅戴罗斯）说九十四号掠行艇不曾遇到这种事故，而四十四号的队员们（其中包括斯蒂文·加德纳）记得这次事件。无论怎样，克里在他的日志中提到过“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孩子站在船（舢板）尾，这个孩子大概有两岁或更小”，克里也知道在交火中一个孩子死在船上。克里看见了孩子的尸体，但是他没有再看下去，因为“这张脸将会一直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最好永远都不去知道是一个微笑还是扭曲的脸庞，那可怜的孩子是一个男孩还是女孩。”
美国海军的“自由交火区”政策给越南平民带来极大的生命威胁，克里也为之担忧不已。在因这次突发事件而被提名嘉奖的两天后，他和其他掠行艇长都被派去西贡参加一个特别会议，与会者还包括朱姆沃尔特和战争的总指挥艾布拉姆将军。
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鼓舞士气，朱姆沃尔特和艾布拉姆鼓励这些军官在战场上要勇猛善战，并承诺他们将会有一个不可限量的前途。但是克里说，他和其他船员们利用休会期私下里交流了对“自由交火政策”的批评意见。
“我们一直在同自由交火政策抗争，非常非常艰难，甚至许多成员都拒绝执行一些军事行动命令；甚至有一些士兵哗变，宣称退出海军：‘我将不会再次回到船上。’”在1971年一期“迪克·卡弗特脱口秀（Dick Cavett Show）”的电视节目中，克里回忆道。然而与克里共事过的士兵和船长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不记得有什么士兵哗变的威胁。克里后来的表现也没有显出他是一个不敢开枪的人。他不仅回到了船上战斗，还即将成为海军中最勇猛善战的船长，并以此为自己赢得荣誉。
地狱之旅地狱之旅(1)
美国海军九十四号掠行艇正在南越的运河中执行巡逻任务，突然越共火箭炮等火力攻击犹如雨点一般向他们——六人组的巡逻小队——袭来。在船舱前部类似浴盆的机枪操控室中，大卫·奥尔斯顿正操控两挺50毫米口径的机枪疯狂地还击敌人的袭击。他是一个黑人，加入美国海军的理由就是家里不能负担他上大学。有人过后对机枪操控室的枪孔进行了统计，一共有９０个弹孔，但是大卫·奥尔斯顿却大难不死。 “那是上帝的恩典。”他常对别人这样说。
可是，船长爱德华·帕克却受了重伤，伤口遍及左臂、左半身和右脚踝。帕克不得不住院治疗。一份调令随之而来，在克里的调任命令浮出水面的时候，原四十四号掠行艇战斗小队也跟着被解散了，克里被派去接替帕克的位置，在那里，他将管理九十四号掠行艇上五名坚忍不拔的士兵。
帕克是一名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士兵，在克里因一个小伤要求得到紫心勋章（克里的第一枚）时，他深为克里的行为不齿。在医院中，当他被告知克里接管了九十四号时，他感到非常惊讶，还有些愤怒。“我记得我当时躺在床上想，这真是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而此时，新的队友却很乐意听从这个带着肯尼迪口音的贵族。
克里和新队友之间的障碍被汤米·贝罗德清除了，汤米·贝罗德来自于马萨诸塞州的切姆斯福，他直接从高中来到了越南战场，战后他成为了一名州监狱的看守和电工。贝罗德告诉他的队友们“克里很棒”。为什么？“他来自马萨诸塞！”贝罗德回答。
在接下来的48天里，在50英尺长、仅有一个薄铝壳和几挺机炮保护的小艇上，这个“兄弟连”中的每位成员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彼此。 他们将一同在更激烈的战争中一起浴血奋战。这次火速调任之后不久，克里便在新的岗位上获得了银星勋章、铜星勋章和另外两枚紫心勋章。奥尔斯顿被派到一个浴缸似的机炮操控室中，他和队友们一样热爱大海，热爱海军，但是他从未想过他的工作将面临多大的危险。“最令人感到恐惧的就是，我们随时都可能遭到袭击。” 奥尔斯顿回忆道，“你永远都处于紧张状态。我们要进入到那些禁止交火的流域，我们不能开火，只有等待，等待遭到攻击然后再还击。我时时刻刻都要想到一个狙击手随时都可能会干掉我。我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第一个就是想干掉我。”
佩蒂是九十四号快艇的驾驶员，若干年后，他在克里的竞选活动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人物。这个绰号“雪橇”的伊利诺斯人说，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职的，当他在船上时，他甚至连一秒钟也不敢擅离职守。
尤金·索尔森负责控制引擎，他来自爱德华州的一个农场，性格温和。第五名成员是性格活泼、身材细高的迈克尔·梅德罗斯，他来自加利福尼亚，作为一名军需官，他的任务就是给炮手补给和填装弹药，在闲暇的时候，他还是一名业余的摄影师。六个年轻人很快就变得非常融洽。地狱般的日子——队员们都这么称呼——就要开始了。
1968年2月20日，包括克里小队在内的六艘掠行艇沿着南越谭惹（Dam Doi）河执行巡逻。一艘或几艘掠行艇（海军报告上并没有详细地记载）上的队员开始向“潜在危险目标”射击。“潜在危险目标”是指那些被认为有可能是敌人藏身的建筑或船只。
突然，克里船上的一名队员侦察到三个疑似敌人的人，他们身着传统的黑色衣服，出现在河一侧的码头上。克里小队遭到了袭击——火箭筒和全自动武器向他们展开猛烈的攻击。索尔森的左臂被流弹的碎片击中，比较严重。克里的右腿也被流弹碎片击中了，这个伤口对于他的第二枚紫心勋章来说功不可没。他在离岸船只上接受了治疗，几个小时以后又投入到了战斗中。后来，一个海军的调查对下令向“潜在危险目标”开火的几名船长的决定提出了质疑。海军建议，与其消灭少数潜在的危险目标，还不如应用心理战获得当地村民的支持。
“这个地区非常有利于开展心理战，在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防御，并且这里没有发现具有进攻性的掩体。”海军报告上说道。海军官方的报告中还提到：“在这个地区，未来的作战方针就是以心理战为主导，而不是摧毁性的火力攻击。”
克里等人这次开火破坏了约40只舢板、10座木楼（一种越南风格的建筑）、3个掩体和5000磅大米。美军小队耗用了14 000发50毫米口径的弹药，但是据报告说没有一个敌军伤亡。
克里解答了这个报告所质疑的问题——向潜在目标开火。“问题就是……那三个家伙已经从岸上潜到了水里，你不得不向他们开火。”克里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如果你不开火，任何人都可以反过来干掉你。这就是这场战争中存在的问题。”
五天后，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克里小队遭到了攻击，此时补给直升机用尽了弹药。在没有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克里布置好攻击队形，掉转船头，直接登岸，向狙击手藏身的掩体冲过去。
在另一艘掠行艇的掩护下，梅德罗斯和克里冲到河岸上，并找到了那个他们认为里面藏有越共游击队员的掩体。克里开始向掩体中喊话，试图让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但是却没有听到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梅德罗斯向掩体内投掷了手榴弹。两个人以为敌人被炸死了，但是梅德罗斯说他并未看到尸体或伤兵，他后来说或许是有什么动物被误认为越共了。
地狱之旅地狱之旅(2)
第二天，克里小队在河中侦察到了五名越共。他们看上去似乎死了。实际上他们是在装死，其目的就是吸引掠行艇的注意力。这是一个陷阱，可是等到克里他们认识到时已经晚了。立刻，掠行艇就遭到从河岸上飞来的火箭筒的攻击。队员们连忙还击，并成功地俘虏了这五名狡猾的越共游击队员，立即撤离。
接下来的一天，也就是2月27日，克里小队又差一点遭到火箭筒的攻击。但是这仅仅是噩梦般的一周的序曲。第二天发生的一切对克里来说将是永生难忘——银星勋章之日。
靠近Bai Hap河岸，在同贡河附近坐落着一个村子，该村大约有800名村民，他们正是越共即将攻击的对象。这个乡村位置偏僻，村民们生活在简朴的茅草搭建的棚屋中，这些棚屋大都在河岸边。这里的村民是有信仰的，他们都信奉一个叫做Cao Dai的本土宗教，该教融合了佛教和天主教的许多思想。村子的广场上还有一个广播台，如果发电机能正常运行的话，它可以收到一个频道。
这样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村庄却是威胁南越的越共游击队的首要目标。虽然这个村庄没有公路与外界相通，但是这里却有河道通向外界。作为美军的心理战目标，它也有相当的价值。因为它地处越南南部，理所应当得到美军更多的保护。越共游击队员来自于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信仰，他们与北越军队同盟作战，试图统一越南。
华盛顿决策者们担心，一旦这个村庄沦陷。其他村庄可能也会遭此厄运，甚至整个南越都会沦陷。到那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这个村庄已经驻有六名美军了，他们驻扎在村郊，负责提供一些重要的军事信息。大多数时候生活还是平平淡淡、单调乏味的，但这种平静是虚假的平静，战争可能会随时降临。
起初，大约有十名越共曾试图在邻近的村庄发起一次突袭。在这些游击队员中，有一部分伪装成妇女以迷惑村民。当村民在岸上聚集起来时，越共游击队员划着两只舢板，冲上岸去袭击他们，想尽量多杀伤村民。但是两个巡逻兵发现了越共的埋伏，并在敌军援军到来之前把他们全部歼灭了。驻扎在这个村庄的军事顾问中，有一位是中尉道格· 里斯，他生活在村民中间，详细掌握了南越人的生活，以及他们每天所面对的威胁。
1969年2月28日， 里斯高兴地迎来了克里的船和另外两艘掠行艇。海军派他们来清扫一个位于河下游、被怀疑是越共营地的地区。当时，海军正处于“战争越南化”的进程中，他们促使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加入到这场战争中，今天也不例外。据海军报告记载，大约有70名南越士兵挤在三艘掠行艇上，里斯和另外两名军事顾问终于迎来了大部队。
除了克里的九十四号掠行艇以外，这个小型舰队还包括二十三号掠行艇和四十三号掠行艇，二十三号的船长是威廉姆·路德，而四十三号的船长是克里的好朋友——唐纳德·德罗兹，德罗兹的妻子朱蒂在几个星期前刚刚生下一个女儿。
离开了宽阔的Bai Hap河后，这个小型舰队北上进入了同贡运河——大约有四车道宽。河水泛起了波纹，拍打着船体，使它们摆来摆去，克里的小队一直处在备战状态，队员们一直扣着扳机，密切注视着河两岸的一切动向。
在九十四号的“浴盆”（两挺机炮的操控室）里，作为一个新手，佛瑞德·肖特暂时代替了大卫·奥尔斯顿，他太年轻了，就像他故乡阿肯色州的草一样嫩。肖特已经掌握了如何控制这种50毫米口径的高噪音机炮，他也知道它的局限性。为了安全起见，操控室的四周被镶上了防护栏，这可以确保在机炮向下射击时，子弹不会意外地射到甲板上的自己人。贝罗德要一直守候在机炮前，桑德斯掌舵，索尔森负责引擎——掠行艇的动力来源，梅德罗斯随时听候克里调遣。几个星期以前，克里和他的船员们就心贴心地对这次战争进行了畅谈。在战争中，掠行艇的任务就是执行河上巡逻，牵制敌人火力，一旦有敌人伏击便一边还击一边迅速撤离，这让克里非常失望。他们这样能真正杀敌吗？通常情况下他们甚至连越共游击队的影子都看不到。
克里坚持认为他们应该在战争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他们应该登上河岸，追击敌军。当然海军是否允许开展这种战术还有待上层决策者决定；但是克里——他最初选择掠行艇就是为了远离正面战斗——此时却如此渴望投入到战斗中。
据梅德罗斯回忆，克里曾抱怨：“我们沿着河流巡逻，试图射击或牵制敌人火力，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歼敌的成果如何。” 梅德罗斯清楚地记得克里渴望杀敌的迫切心情。“他还说：‘如果机会自己送上门让我们立功，我们一定要对敌人紧追不舍。’没错，我们总是被敌人当做射击的靶子，这真是一件令人很受挫的事。无论是行驶在河流还是在运河中，轰隆隆的快艇都是个明显的靶子。他们（敌人）总是知道你们来了，总是能首先向你们开火。”
所以克里向队员们提议，他们要做好登陆作战的准备，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还要追击敌军。当然这些海军战士中没有一位参加过这种作战训练。地面战争是陆军的事。小艇成员们都是一身甲板上的穿戴，他们甚至都没有一双适合在泥泞的丛林中行军的靴子。“他宣布了自己的命令，对全体成员说：‘这就是我们将要做的。’” 梅德罗斯回忆道，“然后我们回答：‘我们将听从命令。’”在这天夜里，克里对成员们进行了战术部署，这里提到的成员不仅仅是他们小队，而是这个小型舰队的所有成员，因为在此之前，三位船长已经达成了这种抢滩作战的策略。克里小队刚刚驶入同贡运河，他就接到通知，二十三号路德的船遭到了伏击。
地狱之旅地狱之旅(3)
二十三号掠行艇船长路德受到伏击后立即指挥掠行艇迅速登岸，同时队员们一直在用它凶猛的火力回应敌人的突袭。里斯后来回忆，他当初就在这艘船上，当时他和其他一些美军及南越士兵一起冲上岸，迅速投入到了与越共的正面战斗中。正如后来路德在海军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在美军的攻击下，“20名越共从掩体和战壕中穿过原野和茂密的红树林逃窜。精确的……火力攻击击毙了3名越南人，在随后的追击中又击毙了6名越南人，并缴获了6件武器。
就在兄弟船只登陆作战的时候，克里的船还在后面，也是岸上越共射击的靶子。克里的掠行艇遭到了B40火箭筒的攻击，幸好没有击中，但这意味着第二发炮弹几秒后就会打过来。克里并没有按照程式命令船员们在水面上还击或是撤离——这是海军官方标准的作战程式，而是决定登陆追击那些向他们开火的越共。
登陆！克里命令道，戴尔·桑德斯驾驶着掠行艇向河岸冲去。在岸上不远处，一个青年拿着一个火箭筒发射器从猫耳洞中蹿了出来，这种武器足以把掠行艇击沉。看到美军在遭到攻击后不是逃之夭夭，而是冲到了河岸上，他惊讶得忘记了立即开火。作为克里小队中的前锋，汤米·贝罗德向这个年轻的越共成员射击，并击中了他的大腿。然后贝罗德的枪就卡住了，据他的队友们回忆（贝罗德死于1997年）。梅德罗斯试图冲上去射击，但是他却一发子弹也打不出来。
被关在了机炮操控室安全防护栏里的肖特意识到，他无法把枪口压低到可以对敌军实行有效攻击的高度。肖特回忆，就在那生死未卜的片刻，那个越共游击队员甚至用手中的火箭筒瞄准了他。肖特想这个年轻人之所以没有开火，可能是因为他离目标太近了，担心火箭筒的碎片炸到自己。尽管他的腿部受了伤，这名年轻人还是挣扎着站起来逃跑了。克里从船上跳下来，追了上去。“我们去追击他，确信他并没有藏匿起来，然后麻烦来了。”克里回忆道。
面对着火箭筒随时都有可能向他们射来的威胁，克里在刹那间迅速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小队去追缴这名越共队员。“这个家伙可以在眨眼间让我们都化成炮灰，但是为了……我永远也不知道他没有开炮的原因，我们当时真的可以说是面对面，他扛着B40火箭筒发射器，而我们近在咫尺，他没有勾动扳机，如果当时他那样做了，今天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和你谈话了。”克里回忆道。在机炮操控室，肖特试图依靠50毫米机炮对船长进行火力掩护。肖特说，在船的四周“他们（越共）无处不在，我们遭到了来自河两岸的火力攻击”。据肖特回忆，这个受伤的游击队员跑到了一座棚屋后面。
克里一边追他一边射击，击毙了他。 “我没有片刻时间去考虑要不要射杀他，跟着我的队员也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当克里回忆起他射击的缘由时说道。“他一直都没有丢掉B40发射器，我想他随时都有可能转过来，调整好平衡，向我射击。”当问到克里是否从后面向这个游击队员射击时，他说：“不，绝对不是。他受了伤，其他队员的子弹也从后面和旁边射来。当时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家伙很危险。要知道他是一名士兵，他拥有杀伤性武器。”
事后的海军报告中这样记述：“克里深入内陆追击这名越共队员，在越共逃跑到一座棚屋后将其击毙，并缴获了一个填装了弹药的B40火箭筒发射器。”
在所有队员中，肖特——坐在机炮操控室里的队员——对这次行动的评价最为正面，他认为“毫无疑问”克里这么做是正确的。“那是你死我亡的事。”肖特回忆道。《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联系到肖特，他在战后34年来第一次与克里对话，在谈话中他这样说：“那是填装了弹药、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武器。它甚至可以击穿坦克的装甲。如果他开炮的话，我就葬身于那条小溪中了，根本不可能在这里与你交谈。”
查尔斯·吉布森曾在克里的船上服兵役——一星期的教化训练课，他认为克里的行动虽然危险，但却是必要的。“每天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不禁会问：‘我们过的是什么鬼日子？　’”吉布森说，“克里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次战斗突然爆发，很快就结束了。这次行动后的报告上这样记载：10名越共在战斗中被击毙，残余的越共也都逃走了。美军和他的南越同盟军队搜寻了这个地区，他们发现了一个越共的地下营地，以及制作统一制服的缝纫机。
当克里回到基地后，他的指挥官乔治·艾略特提出了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克里的行动应该为他赢得一枚勋章还是让他上法庭接受军事审判？“克里的胜利之战几乎尽人皆知，他率领海员深入埋伏中心，然后追剿一名越共并击毙了他。当克里从这次胜利之战归来后，我去听了他的报告，然后，我说：‘约翰，我不知道你是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还是得到勋章，上法庭是因为你离开了船，离开了你的岗位。’” 艾略特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最后还是为他申请了银星勋章，实际上那也是他应得的，我对此没有任何遗憾，我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一枚银星勋章意味着在战争中表现突出。
艾略特说他也“警告了克里他的行动会招致军事审判，因为我想让克里知道我不希望他放任不管自己的船。在海军战斗中，一个指挥官不允许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他的船”。
艾略特又补充道：“克里非常勇敢地反击敌人的埋伏。”还强调他从来没有质疑克里追击越共并射杀他这个决定的正确性。事实上，银星勋章的嘉奖令恰好说明克里那天的表现既勇敢又过于冒险。“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和敌军的炮火，”嘉奖令上写道，“克里再一次下令向敌军冲锋，他的小船靠岸，距越共的火箭弹只有10英尺，随后自己带领一支先头登岸部队追击敌人。面对多数敌人的凶猛火力，克里少尉突出的勇敢行为和个人勇气赢得了这次任务的胜利。”
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朱姆沃尔特还听到了克里对美军自由开火区政策的抨击，现在，克里的行动不禁使他为之一振。“这次行动鼓舞了海军的士气……在行动中，PCF(快艇巡逻队)联合地区武装在战斗中击毙了10名敌军……表现相当突出。” 朱姆沃尔特在备忘录中写道，并在海军中大肆宣传。朱姆沃尔特决定要飞到安泰亲自为克里佩戴银星奖章。
詹姆斯·拉斯曼是一位21岁的美军特种部队中尉，当离开突击队学校的时候，他的体质处于一生中最好的状态，他身高6英尺，体重180磅。但是在越南生活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身体消瘦了下来。当遇到克里的时候，詹姆斯·拉斯曼下降到了135磅。不久以后，他就意识到体重下降实际上救了自己一命。
地狱之旅地狱之旅(4)
在雨季，拉斯曼的任务是驾驶湿地型船巡逻南越沼泽，带领着那些惟利是图的雇佣兵执行巡逻任务。当雨季结束后，拉斯曼和他的军队就可以自由掌握时间了，所以他决定到越南南部去，与海军快艇船员待在一起。
一天，他来到俱乐部，在那里遇见了克里，克里正坐在那里喝啤酒，他和克里聊得非常投机。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并且还至少一同执行过一次任务，在执行这次任务的过程中，拉斯曼看见一位同事差点就在敌人的炮火中丢掉自己的眼睛。
有一次，克里和拉斯曼把手榴弹扔进了一个巨大的稻米贮藏室中，这个贮藏室是从越共那里缴获的，为了抵御攻击，它由石头砌成。在扔出手榴弹之后，两个人迅速跳开。拉斯曼逃脱了随之而来稻米的爆炸，但是克里就没这么幸运了，成千上万的米粒向他飞了过来，结果非常好笑，后来这两个人还成了好朋友。
在1969年3月13日的早晨，拉斯曼跟随着克里的小队乘坐掠行艇，跟随着他们一同向Bai Hap河驶去。那天，恐怖事件接踵而至。清早他们便遭受越共火箭筒袭击，炮弹当场炸死了拉斯曼带领的一名雇佣兵。“他活生生地被炸成了碎片。” 拉斯曼回忆道，“在这突然的火力攻击下，我们带着这些支离破碎的尸体迅速撤离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这个拥有五艘掠行艇的巡逻舰队沿着狭窄的运河执行巡逻任务，这其中也包括克里的小队。很不幸，一艘掠行艇引爆了一颗水雷，小艇被炸得飞了起来——足足有两英尺高，它的引擎也被炸毁了。后面就是克里的船，爆炸的冲击波无疑让他的船也左右颠簸，此时拉斯曼正坐在操舵室中吃巧克力曲奇。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冲击波抛到了水里。他跳到了水里，尽可能地向河底下潜，躲避两岸飞来的子弹。他五次返回到河面，但是都遭到了炮火袭击不得不再次潜入水底。
拉斯曼幸运地避开了所有攻击，有些人喊着：“有人落水了！”接着几艘掠行艇调转船身，过来营救他。拉斯曼也浮出水面，尽力向克里的船游去。他抓住了船首的渔网，并试图爬上去，但是他落水时间太久了，身体太虚弱了。克里在刚才的袭击中一只手臂负了伤，伤口的血还未止住，他伸出另一只完好的手臂，把拉斯曼拉到了安全地带——这真是一个壮举，如果拉斯曼还保持原来的体重，他恐怕就无法获救了。就像其他与克里一起执行任务的人一样，拉斯曼后来在克里的竞选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克里救了他的性命，拉斯曼说：“他应该得到银星奖章。”可是克里得到的是铜星奖章，这似乎与他的成就不成比例，但是朱姆沃尔特在克里的嘉奖令上写道：“在敌军的火力下，克里的冷静、职业技巧和伟大的个人勇气保持了美国海军最高尚的传统。”
克里在那天受的伤也为他迎来了第三枚紫心勋章，他也因伤休假两天（前两次负伤后，他都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把紫心勋章授予那些受了轻伤的人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榴霰弹和一些M40手榴弹的爆炸带来了惊人数量的紫心勋章。”克里的指挥官艾略特这样说，“紫心勋章简直泛滥成灾了。”
但是克里认为这个荣誉对自己来说当之无愧。海军官方人事指令第１３００．３９号文件中规定：任何曾负伤三次的士兵和军官“都将终结在越南的服役”。
在这个规定下，克里被允许复员。在1969年3月17日舰队队长查尔斯·F.霍恩签发的委任状中，他被再次委任为“波士顿或纽约或华盛顿特区的一名私人助理”。 霍恩是克里在此服役的海岸舰队的行政官员。霍恩说这个调令是“很合适的……得到三枚紫心勋章却没有牺牲，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
当时，艾略特担任克里的指挥官，他说，如果克里想继续留在越南，他也可以留下，因为海军规定战士可以放弃（回美国的调令）。西里尔·L.坎默尔是官方杂志《紫心勋章》的编辑，他说一些像克里这样的人，这样受伤但不需要医院治疗的军官，如果他们愿意，完全可以留下。
艾略特的上司罗伊·霍夫曼说，他并不知道那时克里为什么要离开。克里提前六个多月离开让他颇为恼火。“那（他的离开）让我很生气，在我看来他是个逃兵。” 霍夫曼说，他在克里所执行的行动中担任指挥官。“他就那么逃离了战场，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么评价他的。”
克里早早地便离开了，这意味着他把与自己一起浴血奋战的队员独自丢在了越南——但最后他的队员都幸存了下来。由于他担心自己的队员在以后执行巡逻任务时牺牲，他设法把他们安排到了更加安全的地方。当梅德罗斯试图留在掠行艇上时，克里“过来对他说：‘我真的很想让你离开这里……我想知道你是安全的，更安全的。’”
对于他的队员来说，克里是成功的。“克里真的很出色，他把我们全都调离了那里。”大卫·奥尔斯顿说道，他在九十四号快艇上是司职两门50毫米机炮的操控手。“我们并没有赢得越战的胜利，但是约翰·克里却在他自己的战争中获胜了，因为他让我们都幸存了下来最后回到家乡。”
尽管克里所有的队友在越南之旅都幸存了下来，可是至少五个克里的朋友却死在了越南，其中包括他耶鲁的同学理查德·潘兴和圣保罗学校的同学彼得·W.约翰逊。仅仅在克里离开的几天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唐纳德·德罗兹也在敌人的一次伏击中阵亡，在克里获得银星奖章的那次行动中，这位船长（唐纳德·德罗兹）为他提供了支援。几十年后，德罗兹的遗孤特蕾西·特拉格将为她从未见过的父亲写一本纪念回忆录，而书名就取自于德罗兹在写给妻子信中的署名：“好好活着，快乐微笑”。 特蕾西·特拉格是这场战争导致的2万名遗孤中的一位。
美国巨大的牺牲让克里越发不了解自己究竟在为什么奉献生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美国人成为了解放者，到处受到欢迎，克里在法国的祖父祖母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在越南，许多人都把美国人看成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侵略者。克里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和美军全盘的战略感到不安。许多朋友和无辜的人在这次战争中致残或死去，这让克里更加质疑越战的意义何在。
“我认为是把那里发生过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了，”他回忆道，“我对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愤怒不已。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结论——它真是错到极致了。”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1）
1971年4月28日下午4：33，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接到了法律顾问查尔斯·W.科尔森的一个电话。
“他们上周找来做节目的家伙叫克里。”科尔森告诉总统，提及一个约翰·F.克里露面的电视节目，当时他正任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的领导。
“哦。”尼克松回应道。
“他可是个实实在在的伪君子。”科尔森说。
“哦，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属于伪君子之流，不是吗？”尼克松说。
是的，科尔森说，并告诉总统当其他反战者在华盛顿国会前露营示威时，克里正在乔治敦一个社会名流的家中。
“他在越南待了四个月，”科尔森嘲笑道，他并没有提及克里获得了三枚紫心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也没提到克里很早就踏上了征程。“他有政治野心，他反战就是在找个政治机会。”
“是的。”
“他回国的时候是个鹰派，等看到政治机会就立即变成了鸽派。”科尔森说。
“的确，”尼克松回应道，“无论如何，坚守立场。”他们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但是这秘密的对话记录恰恰反映了尼克松政府对克里的态度是多么重视。一天天过去了，根据磁带和备忘录中所记载的，尼克松的助手担心克里是一个独特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如果那样的话，他将会影响甚至逆转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态度。
其他反战老兵是政府很明显的目标，他们蓄着长发，展示越共的旗帜，甚至还经常叫嚣要推翻美国政府。与之相反，克里是个干净整洁、谈吐文雅、功勋卓著的老兵，似乎就是前总统肯尼迪的克隆——他们都去海军巡逻艇上服役并成了战斗英雄。
白宫惟恐克里是个不同于其他反战人士的例外。
尼克松和他的助手们对克里的担心和阻挠远远比克里认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然而，这注定是克里生命中一个辉煌的篇章，它帮助克里从一个年轻的斗士变成了一位全国出名的政治人物。
1969年3月末克里从越南返回了美国，海军给他安排了一个舒适、高薪的工作——在布鲁克林给海军上将沃尔特·F.施莱克当助手。这个战功赫赫的老兵感到困惑、愤怒，对未来一片茫然。早在战前，他就考虑复员后进入政府部门。但是当他回来以后，他并没有像约翰·F.肯尼迪那个时代的士兵一样被当做英雄对待。
“我回来了，头脑里一直想着战争，对它既悲伤又愤怒，”克里说：“我似乎一直无法放松。人们见到我都问我：‘你怎么了？你的眼睛似乎陷进了脑袋里。’你心里的紧张和身体上的创伤让你不能轻松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在越南的美军数量又创历史新高——543万名，33 400名美军阵亡。反战浪潮不断高涨，但是克里此时仍旧是一个海军军官，对反战运动抱着局外人的态度，直到后来他的姐姐使他介入到反战运动中来。佩蒂·克里一直在纽约的一个反战机构中工作，这个机构一直在策划一个多城市并发的罢工和平集会。1969年10月的一天，这个机构中的一位领袖亚当·瓦林斯基——曾是罗伯特·F.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说他需要一个飞行员和一架飞机，这样他就可以在整个州发表反战演讲。他问同事们是否认识飞行员。
佩蒂·克里推荐了她的弟弟。10月15日，约翰·克里被委以任务——驾驶一架小型私人飞机送瓦林斯基去纽约。他没有穿海军制服，也没有就任何事件讲话，但是这些经历让他产生了一个迫切的愿望——帮助领导反战运动。
“他仍旧在海军服役，仍然是那个海军上将的助理。”瓦林斯基回忆道，“我有一些迷惑不解——一个在职军人居然帮助我们反对越战，我当时可能心里想：‘哎哟，如果这个家伙、这个严肃的海军战士愿意帮助我飞来飞去发表反战讲话，我们完全可以策划更多的反战运动，吸引更多的人。’”
当时，一些越南老兵和他们的家庭也加入到这场刚刚发起的反战运动中来。在11月，一次华盛顿的反战游行吸引了25万名游行者，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朱迪·德罗兹，她是唐·德罗兹的遗孀，唐·德罗兹曾是掠行艇船长，在克里获得银星勋章的行动中，唐·德罗兹的船为克里提供了掩护。在克里离开越南的两星期后，唐·德罗兹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离开了妻子和仅仅十个月大的女儿。23岁的朱迪·德罗兹领导了这次游行，在这次游行中，她在一条横幅上画了一口棺材，上面写着自己丈夫的名字。“太多的家庭正在遭受着我所遭受的，太多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到的。”她向群众控诉战争的残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莱克请求准许他提前辞职，这样他就可以以反战为背景来竞选国会议员了。“我就对海军上将说：‘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要做我回到这里要做的事，那就是结束战争。’”克里回忆道。这个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荣地辞职了，他说这离他服役期满还有六个月。
几年来，克里一直梦想着进入国会。当他与朋友和家人提及此事时，他们都争论克里是应该以越战英雄还是反战英雄的角色去参加竞选。现在，他密切注视着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竞选。
现在看来，克里试图进入政界的第一次竞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仅仅在马萨诸塞州长到七岁，此外还有在牛顿学校的一年时光，以及在亲属家中度过的一些暑假。克里希望从第三选区竞选众议员，部分原因是他想取代来自克林顿的现任议员菲利普·J.菲尔宾的位置，他是一个71岁的保守民主党人，是对越战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物。当时，克里持有激烈的左派政治观点。他对《红色哈佛报》(Harvard Crimson)《红色哈佛报》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所办的一份日报，职员为两百五十多位热爱新闻与写作的历届哈佛学生，红色是哈佛大学的标志颜色——译者注记者说他想要“取消中央情报局的所有活动”，还想把“除美国本土以外的驻军全部遣散，除非联合国需要”。但是一位强大的竞争者——罗伯特·F.德里南牧师——却极受反战民主党人的青睐。作为前法律学院院长和波士顿大学教务长，在第三选区，德里南更被看好，也相当受大家的尊敬。而克里才刚刚试图去了解这个选区。
1970年2月22日，在波士顿郊外17英里处的康科德卡莱尔高中礼堂中，一个2000人的政党选举候选人大会召开了。这些人里有852名市民符合投票条件，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一个反战民主党候选人去挑战菲尔宾。刚刚从海军离任的克里“用自己的演讲震动了与会的代表们”，杰罗姆·格罗斯曼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当时任德里南的竞选主席。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2）
“与德里南不同，克里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年轻，也很温文有礼。”
随着投票的进行，克里从其他那些被淘汰的竞争者那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格罗斯曼回忆道：“演讲和投票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晚上6点半。在第四轮投票之前，我看到德里南的支持者们准备离开了，这时，我使用我们市长德雷的策略，把这所高中所有的门都锁上了，不许任何人离开。”
这个策略奏效了。在第四轮选举之前，克里撤出了，并公开声明支持德里南，以免这次初步选举陷入僵局——他此举赢得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我走到他的跟前，然后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格罗斯曼回忆道。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诺：他和其他一些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都将在以后的竞选年里支持克里。
3个月后，也就是1970年5月，克里和他相处了六年的女朋友朱莉娅·索恩结婚了，她是克里的密友大卫·索恩的妹妹。由于克里是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的后裔，早已树立起来一个完美的贵族形象，因而他在这场华贵的婚礼上更加引人注目。
《纽约时报》这样描述道：“朱莉娅·斯廷森·索恩小姐——她的祖先在美国建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约翰·福布斯·克里——这个期待重现家族荣耀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今天下午在索恩家族在长岛200英亩的土地上举行了婚礼。”
这篇报道提及，索恩小姐在婚礼上穿着的奶油色的婚纱是她的祖先凯瑟琳·皮尔特里·史密斯曾穿过的。凯瑟琳嫁给了伊莱亚斯·布迪诺四世。联邦党人文集中记载着，伊莱亚斯曾是大陆议会的议长。“在那次婚礼中，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伴郎，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出席了那次婚礼。”“今天的婚礼是否将会成为历史的再现，这将取决于新郎，作为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和一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来自于马萨诸塞的克里一直在考虑竞选国会议员。”（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克里不久前在竞选中落败退出。）婚礼后，克里选择了一个美丽的、意义深远的地方度蜜月——潘兴家族在牙买加的故乡。在越南的水田里遇害之前，理查德·潘兴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朱莉娅也已经从一位社会名流向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转变了，在反战运动中，她支持克里要更加积极，更加激进。克里曾写过一封自己称之为“写给美国的信”，其中的内容主要是他在越南的所见所闻，他把它“卖”给许多杂志社，但是却从未能够发表。
1970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克里加入刚刚组建的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在宾夕法尼亚州弗吉谷(Valley Forge)的一次反战集会，并进行了他在马萨诸塞州以外地区第一个获得广泛关注的反战游行演说。那天，在弗吉谷的第一位演讲者是简·方达，她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同时也是积极的反战活动家。在那时，她一直在为VVAW调查在越美军暴行的计划募集资金。最后一名发表演讲的是克里，他说：“让美国人为这个错误而牺牲并不是一种爱国精神的表现。”这也是他随后将要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的前奏。
克里的演说给方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哇，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一个具有林肯风范的领袖。’”简·方达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她还喜欢克里演讲时的文风，她认为，与那些激进的老兵相比，他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更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她不记得当时曾和他交谈或与他握过手。实际上，她说直到若干年后，他成为了一名参议员，他们才交谈过。但无论如何，她将在克里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直以来，方达都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说，在她所进行的24场演说中，她把每场演说募集到的2000多美元全都捐赠给了VVAW，以资助VVAW对美军在越暴行的调查。1971年1月，调查美军在越南暴行的为期三天的“冬日战士”听证会（Winter Soldier hearings）在底特律拉开了帷幕。克里和方达都参加了这次听证会，但是方达说，她不记得曾与克里见过面或是和他交谈过。克里并没有在公共场所表态，取而代之的是他听了大约150名老兵令人惊悚的陈述。
在大多数生动的陈述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出自中士斯科特·卡米尔之口，他描述了一系列断头和其他暴行。“两个人的头被砍了下来，并被放在了树桩上，然后插在了田地的中央。”卡米尔证实。
这些事件不久后便被拍成了一部名为《冬日战士》(The Winter Soldier)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有一个片断是克里在越战老兵详细描述他们的暴行之前与他们交谈。影片播出之后，一些批评家质疑部分老兵以及他们所作陈述的真实性，而后，国内对有关暴行程度的争论又持续了数年。方达说所有老兵描述的暴行都被证实了。无论如何，作为《越南：一段历史》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后来回顾过去时说：“暴行具有它的两面性。这就是战争。”
克里不仅相信支持他的老兵，而且在后来的参议院发言中，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以这些老兵的陈述为基础。“那真的震惊了他。”方达在提及老兵的陈述对克里的影响时说道。但是她说，这场听证会没有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真是令人“非常悲伤”。正是克里坚持要把这场反战运动移到华盛顿，来到国会前。“这就是为什么当克里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以后，‘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华盛顿，在国会前进行我们现在的行动。我们都知道克里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家伙，他想让每一个人都从他们的行动中获利，他在国会中有一些朋友，这正是VVAW所需要的。”
“他们的证词很震撼，我彻底震惊了。”克里回忆道，“我认为这次听证中的许多证词都是合法的。”所以克里私下向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提议，他要在华盛顿组织一次游行。“我们已经初步决定去华盛顿时，是因为我感觉底特律不是一个适合集会游行的地方……我认为在这里举行集会游行不会获得太多的人对我们的关注。除非在人们有机会加入的地方举行游行，否则我们将不会成功。去华盛顿是我的想法，在那里游行也是我的想法。”
尽管这个反战组织中有一些人把克里看成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还有一些成员认为克里——这个博学的贵族青年——是对那些对反战人士持有片面论点的人的挑战，很多人把这个反战团体看成是一群叛世的嬉皮士。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3）
当克里于1971年4月18日到达华盛顿时，他几乎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子。确实，当时最新一期《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是简·方达，还打出了这样的标题：“忙碌的叛逆者，简·方达，理想的推动人。”这发生在方达对越南河内的访问之前。当时由于攻击美国对越政策的公路旅行演说，方达已经成为了一名全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当方达未被准许在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军队前演讲时，她走进了“当地一家美国兵咖啡馆”。据《生活》记载，在充满了士兵欢呼声的房子前，方达开始了她的演讲。
在《生活》中，凡是有关反战运动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到过克里的名字。但是他即将成为这个组织的代言人和新闻官，他至少暂时抢了方达的镜头。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募集购买巴士的资金，而这些巴士将成为老兵们的交通工具。克里回忆起了他的朋友瓦林斯基，瓦林斯基并没能成功地竞选到纽约州首席检察官，但他拥有完美的金融关系。在纽约的希格拉姆(Seagram)大厦，瓦林斯基安排了一个有希望捐款者的会议，与会者包括首席行政官埃德加·M.布朗夫曼先生和纽约的其他20位商人，他们都反对战争。克里发表了一个低调的讲演，其内容主要是说明让越战老兵加入到反战中的重要性。然后每一位商人都被要求站起来宣布他们将捐资的数额。
“我们大概募集到了5万美元，”瓦林斯基回忆道，“仅仅用了一小时。”
克里不仅帮助募集了捐款，他也好好地上了一节如何募集资金的课程，这对于若干年后想成为政治家的他十分有利：呼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当然还认识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联合起来，并告诉他们，他们的贡献将会改变美国的命运。
就在克里正准备动身去华盛顿前，一件事情点燃了反战的燎原之火。1971年3月29日，陪审团指控海军上尉威廉·卡利杀害了22名越南平民，这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美莱大屠杀。尼克松命令卡利放弃他未决的上诉。随着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人们纷纷质疑，美军究竟犯下多少类似美莱惨案的大屠杀。1971年4月18日，在到当时为止克里所接受的最大的国家性媒体的采访中，他出现在了NBC的《与媒体面对面》(Meet the Press)访谈节目中。在访谈过程中，他就美军在越南犯下暴行的程度进行了讨论。在幕后，白宫一直试图去质询甚至干扰他的言论。在科尔森的备忘录中记载道：“大量有关VVAW尖酸刻薄的问题都被准备好了。”
在这个节目中，克里被问道他是否也曾犯下过此类的暴行。克里用一种浓重的肯尼迪口音，坦诚地回答他做过。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始终如初。
“这有很多很多类型与性质的屠杀，我必须要这样说，是的，是的，就像千千万万其他士兵一样，我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屠杀），我也曾在自由交火区开火。我也指挥部下去骚扰村庄。我使用过50毫米口径的机枪，这是我们被批准、被命令使用的武器，是我们抵御敌人的惟一武器。
我们参加过搜查和毁坏行动，在一片火海的村庄……我相信，那些策划了这些的人，那些制定了自由交火区的人，那些命令我们战斗的人，那些用无线电指挥空袭的人，按照法律，按照审判上尉卡利的那条法律，他们都是犯下战争暴行的罪犯。”
克里这颗媒体之星开始绽放光芒了。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对克里的人物概评，题目是《愤怒的越战老兵：约翰·福布斯·克里》。《纽约时报》引用了克里对自己的描述：“仍然性情温和。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我想我仅仅是一个愤怒的青年。”
事实上，这是克里作为一名清醒海军战士的白描，他与尼克松私下很轻视的那些留着胡子的嬉皮愤怒青年不同。当尼克松政府得知，另外一个与克里共同参加《与媒体面对面》的老兵凭借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误导了观众，他们便试图确定克里是否也夸大了他在越战中的角色。克里在电视中露面的一天后，科尔森在备忘录中表达了他的愤怒，但这并没有对克里和其他VVAW组织者造成什么破坏。他命令官员们去宣传VVAW是“一个边缘组织，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不明，它并没有实际代表老兵，这群棘手的家伙是一群狡猾的沽名钓誉者……为了阻止他们，我们必须要做出更多”。
尼克松政府试图阻止这些老兵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前游行。但这种阻挠却使反战者们获得媒体更多的关注——那种他们在底特律梦寐以求的关注。尽管白宫千方百计阻挠，反战者们仍然获得准许游行，他们在国会前搭起了帐篷，打出了横幅。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也来到了这里与克里会面，他的到来给这次游行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尽管克里短期参加过肯尼迪1962年的竞选，但这却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我对此记忆犹新，走进帐篷，他介绍我与其中的一些老兵见面。”肯尼迪说，“我记得我坐下和他们交谈，那天晚上在那里停留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肯尼迪站在了克里的这一边，八名VVAW领导者和一些支持他们运动的参议员安排了一次见面。克里、在底特律讲述令人震惊的证词的卡米尔，还有其他六名老兵参加了在参议员菲利普·A.哈特家中举行的一次资金筹集会，并与几位参议员会面。参议员菲利普·A.哈特是来自密歇根州的民主党，他非常熟悉“冬日战士”听证会，而且对老兵的反战运动充满同情。当晚的一位客人是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卡米尔记得这次会议真是前所未有，在这里，既有衣冠不整的老兵，又有彬彬有礼、衣冠楚楚的政客，还有衣着体面的服务生为这些极度饥饿的反战者提供“几乎少之又少的方形面包”。克里身着质地精致的衣服，他看上去很整洁，带着贵族的气质，卡米尔回忆道，而他和其他老兵们穿着满是皱褶的衣服，由于睡在国会前的帐篷里，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洗澡了。
参议员们也显然意识到了他们之间这种显著的差异。当卡米尔对着富布赖特夸夸其谈，说他支持1964年引发了越南战争的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海湾决议时，参议员走开了。而当参议员们讨论该由谁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他们都选择了举止优雅的克里。克里正和他的朋友乔治·巴特勒在一起，在这之后他们一同去了乔治敦公寓巴特勒继母的住所。在那里，克里一整晚都在奋笔疾书写讲演稿，这篇讲演稿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
1971年4月22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室中挤满了人，27岁的克里身着绿色军装，胸前佩戴着他的银星勋章和紫心勋章，出现在了证人席上。厅内四周架满了电视台的摄像机，场内也坐满了老兵。一头浓密的深色头发遮住了双眉，克里坐在证人席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著名的演说。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4）
“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坚持到最后，为一个错误而死呢？”他慷慨激昂地质疑越战政策，尼克松政府“极大地侮辱了我们，他们试图与我们脱离关系，否认我们为这个国家所作出的牺牲……一些人必须作出牺牲，这样尼克松就不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输掉战争的总统了’，这是他的原话”。
克里想知道，战争的策划师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邦迪兄弟为何没有出席。克里和哈维·邦迪同年进入耶鲁，他的叔叔威廉·邦迪和麦克乔治·邦迪都是越南战争的策划者。当时威廉·邦迪作为助理国务卿到耶鲁发表演讲，正是他说服在耶鲁就读的克里加入了海军，成为了一名海军军官。
此时，克里看着这些参议员问道：“我们来了，可他们在哪里？那些发动了战争的人在哪里？就是那些司令官抛弃了他们的士兵，在战争法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行了。”（随后，克里说他在演讲中提到邦迪是针对麦克乔治的，麦克乔治曾经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
对于大多数旁观者来说，克里演讲中最骇人听闻的部分就是他对“冬日战士”听证会上一些证词的总结。克里声称，这些越战老兵曾“强奸无辜，砍掉耳朵，砍掉脑袋……砍断肢体，向身体内充气，任意射杀越南平民……把村庄夷为平地，射杀牛和狗来取乐，向粮仓内投毒。除了战争中的常规打击外，还通过轰炸南越的乡村来进行常规和非常规的攻击和蹂躏”。
对于一些老兵，包括那些曾追随克里的老兵，这对他们来说太过分了。他们认为自己光荣地服役，在他们眼里克里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船长，一个在战场上命令部下冲锋陷阵而不是表达这种反对态度的战士。克里并没有把每一个越战老兵都打上罪犯的烙印，但是他的确告诉参议院有关“拷打战犯，杀害战俘，还有在南越被许多分队所公认的战俘政策”。在演讲中，他的语气是如此坚决有力，以至于现在一些老兵还对此怨恨不已。“在任何时候，我都将和他一同急流勇进，他是一个伟大的、斗志昂扬的美国人。”迈克尔·伯尼克说，他是一名曾获得过较高荣誉的老兵，越战时作为另一艘掠行艇的船长曾与克里并肩作战。但是他不赞成克里指控的美国犯下的暴行。“我认为，克里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才仓促下了这种结论，我认为他一直以来所说的都是为了需要而说的。”
爱德华·帕克，他受伤后被克里接管四十四号快艇长一职。他说：“我认为那真是令人作呕。他看起来荒谬可笑。”
许多克里的前队友都震惊了，几年后他们才开始了解克里的立场。“我感觉被出卖了。”詹姆斯·瓦塞尔说。迈克尔·梅德罗斯回忆他曾看过一本有关克里反战运动的书，他当时也震惊了。“我仍旧是一个强硬的鹰派。我看见了（克里的）图片……我当时想：‘这太糟糕了。这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我理解了当时不能接受的行为，我将义无反顾地支持他。”
尼克松总统收看了媒体对克里混杂着愤怒和钦佩的报道。根据白宫录音机秘密录制的磁带，在克里作证演说的次日，尼克松告诉参谋机构的要员H.R.“鲍勃”霍尔德曼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这次听证会“真正的明星”是克里。
“他干得相当不错。”霍尔德曼说。
“他是相当有效率的人。”尼克松说道。“昨天，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现得非常出色。”霍尔德曼说，“一个肯尼迪式的家伙，他看起来像肯尼迪，并且他说话的口气与肯尼迪完全一样。”
“他曾在哪里服役？”尼克松问道。
“他曾在一艘炮艇上任海军上尉，那时他常高速驾驶着他的炮艇并开枪射击，射杀离开妇女怀抱的孩子。”霍尔德曼说道。（根据克里的回忆，在发生在“自由交火区”的一次突发事件中，克里舰队中的一名成员曾向一名越南儿童开枪，导致这名儿童中弹身亡。但这里我们不知道霍尔德曼是真的了解事实，还是在这儿开个玩笑。）
“哦，别这么说，”尼克松说，“海军并没有做过这种事。”他转向基辛格，用明显挖苦的语气说，基辛格曾确信妇女身边的孩子不是克里所杀。
尼克松格外怀疑克里的赫赫战功和勋章。“鲍勃，除了空中，海军在越南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尼克松对霍尔德曼说。他掌握的数据显然还是在掠行艇被允许进入内陆水域进行巡逻之前。
三天之后，霍尔德曼来到了总统的办公室，对总统说：“我们找到了克里一个让人很感兴趣的把柄。”
尼克松确实对此很感兴趣。
“原来，克里在一段时间前曾经想进入政界。”霍尔德曼说，“他曾经想在国会谋求个职位。他还就此事征求这里乔治敦的一些人的意见。”霍尔德曼告诉总统克里想“找件事……作为进入政界的途径”，然后录音带就戛然而止。
一夜之间，克里就成了美国最有名的越战老兵。他深谙媒体塑造形象的重要性，所以他又给这次反战事件加上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在4月23日，他和其他老兵排着队把勋章“归还”给了军队。他说他曾经建议老兵们把他们的勋章和缎带放在一个桌子上，然后还给国家。但是他说，其他反战组织的成员更想把勋章和缎带扔到国会大厦前的围栏里，克里也就赞同了这个观点。早在几天前，《华盛顿邮报》就引用了克里对这项荣誉的厌恶：“那些勋章毫无意义。”
现场的录像带证明，几百名愤怒的老兵聚集在国会大厦前一个极大的垃圾桶旁边，桶上写着大大的“垃圾”两字。
这些老兵之中，很多人都留着长发，身着军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的勋章扔进了临时制作的垃圾箱里。克里则把勋章和缎带扔到了国会大厦的栅栏内，并宣称：“我现在并不是为了暴力和愤怒，而是为了和平和正义，为了让这个国家永远觉醒，我将矢志不渝地为之努力。”最初，人们以为克里扔的一定是他自己的勋章，但是几年后他说他扔掉的仅仅是自己的绶带和另外两名老兵的勋章。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5）
托马斯·奥利芬特当天一直为《波士顿环球报》采写相关报道。他回忆道，克里把手伸向了栅栏，放下了自己服役时获得的缎带和那些从其他老兵那里得来的勋章。“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我丝毫不迷惑。”奥利芬特说，他现任《波士顿环球报》的专栏编辑。“我知道他一直都保留着他的银星勋章、紫心勋章和铜星勋章。”
2003年，克里被要求解释他当时的行为，他解释道，他曾接见过两位老兵，一位参加过越战，另一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委托克里去送还他们的勋章。克里说他把勋章放进了夹克里。当他准备把勋章扔到栅栏里时，他把手伸进了夹克，拿出了两名老兵的勋章。他说他仍保留着自己的勋章。
这周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产生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影响。本周伊始，大约800名越战老兵举行了反战游行。接着，克里于4月22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并发表了演说，4月23日大批老兵归还战争勋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媒体的关注和公众的参与使得事先计划好在国会集会的人数至少扩大到了25万人。
集会当天，克里身着一件传统的、温文尔雅的蓝色衬衫，外面套着他的军装夹克，站在国会大厦前的台阶上向集会者演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承担最后一项战斗任务，那就是找出并摧毁有关这场粗野行径的最后证据。”克里激昂地号召这些欢呼雀跃的群众。
仅仅一周之内，克里便由一位不知名的前巡逻艇长成为了反战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个变化非常突然，”克里的好友乔治·巴特勒说，此前，克里在国会作证时他就坐在克里身后。大卫·索恩是克里前妻的哥哥，在集会期间，他站在克里的旁边说：“800人已经变成了25万人，这真是太壮观了。”（一年过后，这三个铁杆死党——克里、巴特勒和索恩——一起出版了一本有关反战的书——《新战士》，封面上是一位越战老兵倒拖着美国国旗的照片，这张照片给克里日后竞选带来了不小的风波。
在白宫，尼克松为克里的一举成名大发雷霆，他的秘书罗斯·玛丽·伍兹也很愤怒。
“如果他们胆敢再这样煽动群众，我就要打击他们了。”伍兹对总统说，“狠狠地打击他们！”尼克松和伍兹一致认同，这(反战运动)都是泰德·肯尼迪那些自由主义参议员的错误。他们要让国家输掉这场战争。
“是的，是的，我们不会输掉这场战争。”尼克松说，“你知道，事情不仅如此，这些人还想颠覆国家。”
伍兹说：“他们不关心将会发生什么，到那时如果我们战败，如果那样，最终这个国家也将灭亡……当然，他们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争。每一个人都厌倦了战争。但绝对没有一个人会比你更厌烦战争，没有！”
然后他们又聚焦在约翰·克里的问题上。
尼克松说：“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这些讨厌的媒体报道是如此(令人费解地)不公正。他们，他们并没有关注我们准备回应这些反战分子的共和党人，他们的镜头里只有那些家伙。显然这个家伙真的不错，他算是那群令人讨厌的老兵组织中惟一的例外了，从公共关系的观点上来看有点可取之处……所有报道都围绕着克里。”
四天后，尼克松和伍兹再次会面时，他们更加厌恶那群聚集在国会前的反战者了。
伍兹：“我猜美国人民天天看这些家伙一定要恶心死了。”
尼克松说：“真的吗？他们还在继续吗？你知道，就是那个家伙叫莱里还是——”
伍兹：“克里。”
尼克松说：“对，克里，据说他非常非常棒。”
这时，尼克松和秘书交换了一些小道消息，他听说克里甚至没有在国会前宿营。“他并没有和那些家伙住在一起。”
伍兹说：“没有。”
尼克松说：“他一直住在乔治敦公寓豪华的席梦思上。那就是他住的地方。”
伍兹说：“哦，是这样，他们……真是。”
尼克松回答：“他们真是一群可笑的家伙，但是，嗯，是的，我告诉你，我们要更加强硬地反对他们。我刚刚让亨利（基辛格）来这里……我对他说：‘看看，这群家伙丝毫不能阻碍我们。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进程。这个国家不可能被这群讨厌的乌合之众所控制。’你不这样认为吗？”伍兹说：“我当然也这么想。”
但是克里的声望与日俱隆。
几周后，克里出现在了CBS的电视节目六十分钟上。通讯记者莫利·赛弗用了这样一个题目——《第一声欢呼》。赛弗把克里描述成为一个乱世中的雄辩家，将拥有肯尼迪似的前途。这次采访是在新罕布什尔州斯夸姆湖(Squam Lake)边的一个乡下小木屋中进行的，克里当时正拜访他的朋友乔治·巴特勒。
“你想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吗？”赛弗问克里。
“不。”克里回答，“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疯狂，现在我有许多事情要去做，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完成这些事。”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6）
可是克里这种自我成名的形象立即就成为戏谑嘲讽的对象，没有人像《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的连环漫画主笔、克里的耶鲁校友加里·特鲁多那样尖刻了。连环漫画中的一个画外音敦促大家都去听克里的演讲。“他演讲时带着惊人的感染力，表现出了杰出的口才。如果这一年里你没有见到任何人，你必须要去看看约翰·克里。”两幅漫画后，原来一直宣传克里的人就是克里本人。另一幅漫画活灵活现地画出克里在演讲后微笑着，沉思着，沐浴着迎面而来的赞扬。“今晚你的表现真出色，你是个光辉四射的新星。”
在白宫，一个对付克里的策划在继续着。
“有关克里，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名获得过勋章的越战老兵，他对战争的谴责拥有很高的可信度。”科尔森回忆道。科尔森和他的下属们多次试图对克里进行栽赃陷害，但都以失败告终。
“我记不起我们曾挖掘过有关克里的任何把柄，也不记得听到过有关他的任何负面消息。”科尔森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如果我们曾发现此类事情，我确定我们一定会利用这些对他不利的事件质疑他。”
副总统斯皮罗·T.阿格纽曾找出了两个把柄试图指责克里。在巴哈马群岛的阿格纽回应了总统办公室的闲谈，他说：“克里在国会前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导致了媒体对他过分的赞扬，后来却发现他的演讲材料都是肯尼迪的前演讲稿撰稿人提供的。作为一个反战领袖，他大部分时间却是在乔治敦的豪宅中度过的，而没有和他的伙伴们露宿在国会大厦前。
副总统对克里的两项指责都被推翻了。瓦林斯基是阿格纽提到的肯尼迪的前演讲撰稿人，他说：“我只是建议了演讲的风格（克里在参议院的演讲），稿子大部分都不是我写的，是他自己写的。”至于睡在国会前，在现场采访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奥利芬特回忆，在两个晚上，凌晨三点，他都在国会前看见了克里，他还看到，克里在乔治敦的公寓中熬夜准备他的讲演。这或许可以解释“睡在乔治敦”的谣言了。克里高举反战的旗帜，开始了他的全国巡回演讲。在阵亡战士纪念日那个周末，他参加了在马萨诸塞州来克星顿的一处草坪上的反战集会，随后他和几百位示威者被拘捕。克里说，他为此交付了5美元的罚款，还在来克星顿公共车库中度过了一个夜晚，这次拘捕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那段时间里，他的妻子朱莉娅身上总是备着100美元随时准备去保释他的丈夫。
白宫决定找一个更好的办法去对付克里。科尔森曾看过一个有关年轻的海军退伍战士约翰·奥尼尔的新闻发布会。就在克里离开不久后，他曾在克里所在的巡逻艇分队担任船长。在克里到处宣讲美军战争暴行时，像许多越战老兵一样，奥尼尔也感觉受到了侮辱。
立即，奥尼尔成为尼克松政府打击克里计划中的重要棋子。奥尼尔强调，他没有收到来自白宫的任何贿赂，他反对克里完全是处于自发的目的，他认为克里的陈述是一个肆无忌惮的谎言。
“我认为宣称我们无法赢得战争没有什么错，但是妄言我们做出了大规模战争犯罪却是不折不扣的假话。”奥尼尔说。
几周以来，科尔森一直在指责克里回避同奥尼尔的辩论。6月15日，在马萨诸塞州温思罗普镇长大的科尔森致信给白宫的另一位助理：“我认为我们已经打击了克里，媒体已经开始攻击他了，但我们千万不要给他喘息之机，在他成为另一个拉尔夫·纳德之前我们一定要打垮这个年轻的政治煽动家。即使他同意参加辩论，或对媒体宣称他会这么做，我们也要混淆是非——我们要坚持宣传克里已经拒绝参加(与奥尼尔的)辩论。”
尼克松的助手们激励奥尼尔保持昂扬斗志，他们将要和克里展开一场持久战。因此，白宫掌权者也高姿态地要接见对付克里的奇兵，于是奥尼尔被请到白宫与尼克松单独会晤。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原本计划的简短寒暄继而成为长达一小时的会晤。
两周后，在6月30日，双方开始了激烈的辩论。自从14岁以来一直研究辩论的克里与奥尼尔一同出现在《迪克·卡弗特脱口秀》(The Dick Cavett Show)电视节目中。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克里远远高出主持人卡弗特和奥尼尔。深色稀疏的头发、深蓝色的装束和瘦削的外表，让他令人过目难忘。
奥尼尔则恰好相反。他一出场就怒气冲冲，短发，穿一身浅色西装和一双白色短袜，奥尼尔的措辞明显带着对对手的奚落和挖苦。
“克里先生是这样一种人，他生活在对战争的疲倦和对美国人民的恐惧之中。就是同样这个小人物，他在4月份的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说：‘罪行与日俱增，任何级别的军官都意识到这一点。’5月一家有名的新闻杂志曾引用他的这句话：‘战争犯罪在越南是惯例，而非例外。’”在奥尼尔表现得激烈狂热的时候，克里则试图表现得更加理性和冷静。他冷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声称越战老兵们并没有试图去颠覆这个国家，相反则是一腔热忱地告诫国家：“我们在哪里犯了错误，就应该在哪里把错误纠正。我们的意思就是，立刻停止战争和杀戮。”
“对于战争罪行，我们确实是深思熟虑后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任何人都不愿意回来承认他强奸过(无辜的女人)，或是说他曾放火烧村庄，或说他曾为了取悦自己而肆无忌惮地毁灭稻田或其他东西。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将会冒被惩罚的危险，也将冒损害自己名誉的风险，作为他们这样做的代价，他们还将冒着失去家人和朋友的危险。但他们还是勇敢地这样做了，因为他们相信，人民应该了解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毁坏。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是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在异国进行人类有史以来最为猛烈的轰炸。”
一次又一次地，克里被问及同一个问题：克里是否犯下过此种暴行？抑或他是否见过其他美国人犯下此类暴行？克里用最初的回答回应了这个问题。
“我并没有见到过个人暴行，但我看见过一些人砍掉别人头颅诸如此类的事情。然而，我奉命在自由交火区开火，我参加过侵扰行动，参与远距离拦阻射击，也执行过搜查和破坏任务——这种任务让许多平民的房屋被夷为平地。我后来发现，所有的这些行动都有悖于《海牙国际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都有悖于战争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参与这些行动的人，如果你的行动符合纽伦堡战犯审判的标准，那么你就是有罪。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挖掘战犯。那不是我们的目的，那永远都不是我们的目的。”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7）
白宫震动了。根据总统办公室的记录，霍尔德曼后来说道：“你找的人，奥尼尔，昨晚与克里进行了辩论，我听说他(克里)表现得很棒。”
在1975年西贡失守之后，奥尼尔对政治和政府的幻想破灭了。但是他仍对克里指控越战老兵犯有暴行而怀恨在心。“我参与进来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认为，他对战争犯罪的控诉是不负责的，是错误的。”奥尼尔说道，“我认为，他们伤害了在越南的所有的人。我认为他们是不道德的。”
在问及他是否同意一些观察家所说的“克里永久地被这场战争改变了”时，奥尼尔回应道：“这场战争并没有改变(克里)。我认为他是一个被野心驱使着的家伙。我认为他在去越南之前和今天都是被野心所驱使的。”
就在克里这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他也开始黯淡了。当克里与一些战俘的家人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他们遭到了四位妇女的诘问，这些妇女的丈夫也是战俘。“你们这些笨蛋，克里为了自己的野心一直在利用你们。”1971年7月，专栏记者Mary McGrory采访其中一位妇女时记录道。
此外，尼克松也察觉到了公众的反战趋势，他竭尽全力地使美国公众确信，他正在退出这场战争。当克里全国巡回演讲时，他发现，甚至连一些大学生对他的演说都不再感兴趣了。1971年10月9日，《国家观察者》(National Observer)说，克里的大学巡回演讲“伴随着冷漠”。1971年12月，据克里自己说，尼克松“非常成功地平息了人民的反战情绪，他使很多人相信，他正在结束这场战争”。
有些VVAW的领导者把克里看做一个争权夺势的高手，一个令组织内部分裂的导火索。“组织内部存在一些分歧。”巴特勒说，他当时与克里站在一起。“VVAW中有一派太过于左倾了。每当克里为组织做有用的事，诸如集资，或是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前演说，或是参与采访，他都被这些人鄙薄为在媒体前做秀。”
卡米尔是一名曾与克里共事过的越战老兵，他说克里“并不像我们当中的某一部分人那样偏激。他会相当坦率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总是因为不公平的事情受到大肆批评”。
卡米尔继续回忆道，克里的贵族气质遭到组织内很多人的嘲讽，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工人阶级、退伍老兵们构成。卡米尔说，有一位成员用电话联系克里时，他被某人——应该是女佣告知“主人克里不在家”。在随后的会议上，有人就在克里的坐位上挂了一条标语，写着“解放克里的女佣”。
就这样，在VVAW扮演领导角色仅仅五个月之后，克里退出了。随后，他把精力转投到了帮助组建一个新组织，该组织的目的就是关注退伍老兵的福利待遇，但他仍然是受到关注的反战领袖。随后，还在水门事件爆发之前，克里就要求弹劾尼克松。这引起了总统的注意。
一些反战运动的成员开始怀疑——出于善意的动机——尼克松政府的线人已经渗入到他们的领导层之中。克里本人长期以来也被怀疑是CIA或FBI安插的内线。而且，尽管克里已经离开VVAW领导的位置，但他仍是耀眼的反战领袖之一。
例如，1972年4月22日，也就是克里在参议院作证的次年，他与前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一同出现在了纽约的一次集会上，这次集会人数超过了20万，其中还包括从波士顿乘坐几十辆巴士赶来的游行者。像克里一样，列侬也成了反战运动的一名领导者，他归还了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国勋位以抗议英国支持美国对越政策，就像先前美国越战老兵归还奖章和绶带一样。列侬名为《想像》(Imagine)的最新专辑也极大地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它梦幻般的题目和歌词触动了无数越南老兵和家人的悲伤、痛楚和激情。他对激动的人们唱道：“我不想成为一名士兵，妈妈，我不想死。”
现在，列侬身着他的标志性服饰——圆框眼镜和军帽，在布赖恩特公园带领群众随着他最经典的反战歌词齐声唱：“我们都在说……给和平一次机会。”
当轮到克里发言时，他不仅仅利用这次机会呼吁政府从越南撤军，还要求解除尼克松总统的职务。克里的朋友巴特勒趁机拍了一张克里和列侬的照片，这位参议员一直把这张相片当做他最爱的珍藏。在白宫看来，这次集会是偏执狂们针对白宫的一系列攻击之一。尼克松曾经建立了“堵漏小组”去调查和堵住敏感情况露洞，如五角大楼的档案泄密事件。他现在怀疑，他的民主党对手乔治·麦戈文私下与VVAW串通。
“尼克松认为反战运动会影响他的连任。”科尔森在谈及白宫与反战运动时回忆道，“过度的猜疑最后终于导致了水门事件。”
1972年6月17日，五个人潜入水门大厦民主党竞选全国委员会总部。随后，这些人被揭露与尼克松政府有关。在随后的数年里，有关这次最终导致了尼克松辞职的潜入有很多解释，当时给出的一个借口就是政府正在调查民主党竞选全国委员会是否正在与VVAW合谋要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制造暴力事件。詹姆斯·麦克德是水门事件中的五人之一，随后他作证说：“我认为水门事件可能为回答那些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在之前我被告知这次行动得到了白宫的批准。”
这后来也让有些人怀疑，这些窃贼是否在寻找有关克里的资料，克里当时领导着ＶＶＡＷ，还准备通过竞选进入国会。（水门事件中的五人之一伯纳德·巴克在2004年2月表示，他不记得曾被告知去搜寻有关克里的材料。）现在，反战运动已经让他家喻户晓，克里想借此时机实现从马萨诸塞进入国会的愿望。作为一名反战领袖，他已经谙熟竞选之道，他知道如何去搞竞选活动，如何组织人员，如何筹措资金，如何吸引媒体注意，当然更熟悉如何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进行辩论。
他曾经在越南作战，还与尼克松政府和反战组织中的左派斗争。现在，他踏上了新的战场——他要在波士顿以北选区吸引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赢得民意测验中的胜利。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1）
到1972年，约翰·克里已经是全国闻名的人物了，但却始终是个没有根基，确切地说，没有家乡的漂泊者。他的青年时代是在两块大陆辗转度过的。在他不到七岁的时候，他家就搬离了马萨诸塞，直到从越南战场返回，克里才又回到马萨诸塞。对于一个拥有政治雄心的年轻人来说，没有政治根基真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28岁的年轻人相信他在反战运动中的表现足可以让他在众议院赢得一席之地。他准备离开游行街道进入反战伙伴们所蔑视的“体制”内工作。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参加波士顿西部郊县弗雷明翰的公开州众议院席位选举，“交上几年会费”。
但是克里的政治雄心是全国性的，对政治充满了天真的遐想。他奔波于各个众议院选区宣传自己。在1972年初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反战领袖就在马萨诸塞三个选区中宣传了自己。这种各区拉选票也为自己招来了投机分子的恶称，克里也承认那段时间是自己在故乡的一个“负担”。
1972年初克里仍然住在沃尔瑟姆，两年前他就在这里挑战过老谋深算的民主党鹰派人物菲利普·菲尔宾，沃尔瑟姆也位于第三选区。然而克里当时的计划被反战耶稣会牧师罗伯特·F.德里南的出现打乱了，他最终赢得了议院席位。就在德里南于当年春季开始自己的竞选活动时，克里接受了《洛厄尔太阳报》的采访。该报是洛厄尔市所在的第五选区的主要报纸，他对两个记者说他打算挑战F.布拉德福·莫尔斯——一个支持尼克松越战政策的共和党，一直是国会议员。然而，那年克里折戟沉沙，在1970年的选举中，他早早便失败退出了。但是在下一个众议员改选期，克里重新振作起来。他离开沃尔瑟姆搬到了25英里外的伍斯特。1972年2月7日，朱莉娅为位于欢乐大街690号的一处价值为29 500美元的房子交了6000元定金，这样房产就在她自己的名下。她的丈夫此时正在挑战哈罗德·D.多诺霍——一个坚定的民主党议员，他也对竞选踌躇满志，甚至从《伍斯特电讯公报》（Worcester Telegram & Gazette）雇了一个记者为他的竞选开始宣传。
克里夫妇没有搬进新居。相反，克里在获知第五区的议员莫尔斯将被任命为联合国总次长（undersecretary general）后又将注意力转到了第五选区。3月末，这对夫妇收拾行装来到位于麦瑞马克山谷(Merrimack Valley)的洛厄尔市租了一处公寓。莫尔斯即将赴华盛顿任职，这也就意味着共和党人曾把持的一个席位要重新公开选举产生。
克里寻求议院席位的政治雄心也有一种肯尼迪情结。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战斗英雄肯尼迪为了在政治领域一展宏图，也展开了竞选活动。他在马萨诸塞第八选区做了竞选开始演说。“这里我们有一位候选人，一个百万富翁，可是他却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址。”肯尼迪的一个助理帕特西·墨尔肯回忆了他们在位于波士顿灯塔山的老贝尔维尤饭店（Old Bellevue Hotel）竞选战略会议上的谈话。墨尔肯提到了肯尼迪的外祖父——波士顿前市长约翰·F.菲茨杰拉德（人们都亲昵地叫他亲爱的菲茨），建议道：“把这里当做住址怎么样？”
“于是我们在饭店租了一间两室的套房，那就是候选人手册上所写的地址。”菲茨说。
26年以后，克里的政治追求过程甚至更加困窘。在注意到克里是“政治移民”后，《波士顿先驱旅行报》（Boston Herald Traveler）在标题为《多人角逐议院席位》的社论文章中尖刻地讽刺道：“如果克里仍然居无定所，他将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竞选总助理，还需要一个全职地产经纪人。”克里的父母曾经在这里住过10年，但是除此以外，克里在第五选区没有任何关系网——结果证明，毫无根基的外来政客根本无法抵御即将来临的猛烈攻击。对于有关他是个外来客的问题，克里常见的回答就是：“我是在第五选区学会走路的。”没错，当克里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时，他的父母和孩子在洛厄尔市西边的格罗顿镇度过了一年的田园生活。他的父亲理查德在格罗顿学校（Groton School）任教，那是一个寄宿学校，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校友，著名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理查德从外交官职位上卸任后，他们一家又回到了这个小镇，此时约翰刚刚进入耶鲁。格罗顿与洛厄尔近在咫尺，只有15英里的路程；但在这里度过幼年时光的克里却无法被洛厄尔接纳。
洛厄尔的显赫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在历史书中还能窥见其往日荣光。数年以后，高科技公司和乡村国家公园又使这个城市重新繁荣起来。1972年，洛厄尔像过去一样又陷入了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的旋涡。工业不景气极大地打击了洛厄尔的经济，而70年代初就开始的经济低迷导致该城失业率达到12%。几座纺织工厂还在苟延残喘，还可窥见当年纺织工业蓬勃发展的盛况。正是纺织业振兴了洛厄尔，它是美国第一个计划经济城市，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奇迹。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2）
从附近城镇和乡村招募的北方女工是最早的劳动力，现在她们早已与众多外来移民融为一体了。爱尔兰人最先移民到此地，帮助开掘了动力水路；随后是法裔加拿大人、希腊人、波兰人、立陶宛人、葡萄牙人、亚美尼亚人，等等。
劳伦斯是位于第五选区的另一个衰败的纺织业城市，也是一个颇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像洛厄尔一样，劳伦斯市的工人也是各地移民。1912年，该城因为工人的示威游行而在美国劳工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当时，2万多纺织工人走出工厂，抗议减薪。参加了“面包与玫瑰”的罢工者竟然讲着多达24种语言，甚至到了1972年，其中的很多种语言仍然可以听到。像洛厄尔一样，劳伦斯也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当时失业率达到了9%。在这两个人口复杂的城市，政治通常受到残酷的种族生存第一论影响。在这两个政治上民主党控制、社会风气保守、信奉天主教的城市中，谋取政治职位颇为困难。此外，洛厄尔还因为它独特的血腥政治文化而闻名。
1972年初，贵族约翰·福布斯·克里来到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他是一个民主党员、天主教徒，但对于城中的居民以及保守的郊区居民来说，他是个外来的政客，是个与洛厄尔格格不入的人。他的高贵血统在这里毫无价值。
“我理解那些对我不满的人，”克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国会竞选时说，“我冒冒失失地闯进了这个选区，大声宣布‘我来了！’这对当地人来说确实是个无法接受的粗鲁举动……如果我当时像现在这样了解政治，恐怕就不会那样做了。”
但是在第五区，另外一些地方却对像克里这样的候选人给予了足够关注，尤其是人口稠密的地区。洛厄尔和劳伦斯市约有一半民主党预选选民——周围的保守城镇中占了30%——剩下的五分之一的选民都居住在这一选区南部和西部人口稠密的城镇中。在那里，反战情绪很强烈，平民们大多是革命祖先的后代。在这样的中等住宅区，如康科德城和来克星顿，克里是个充满活力、让人激动、有摇滚歌星般轰动效应的新人。而城镇中的政客却被平民们看做糟糕的倒退者，甚至更糟。莫尔斯的调职升迁激发了许多人的政治雄心——所有人都开始关注着两个纺织城市。除了克里之外，加入到这场众议院席位争夺战中的还有洛厄尔地区的七个民主党人，以及劳伦斯地区的两个民主党人。在共和党一边，保罗·W.克罗宁，前众议员以及莫尔斯在安多弗（Andover）的前助理，也要竞选这一席位，他还有三个同党竞争对手。此外，罗杰·P.德金——洛厄尔的保守民主党人，也将作为独立候选人直接参加11月的终选，使得竞选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克里的竞选费用数目巨大，主要来自于选区外富有人士的赞助。此外，一些理想主义的年轻军人作为克里狂热的支持者也在四处筹募资金，志愿发起预选前的民意测验。克里的志愿者们超出了传统竞选宣传的界限，甚至为民众提供免费教育以建立起民众对克里的好感。这些年轻志愿者给老年人散发传单，向他们介绍政府的各项服务和福利；给中年人准备了一份购物指南，详细比较了这一选区各大超市的价格；甚至还设立了一部“租赁者热线”以处理对房东的投诉。
电影人奥托·普雷明格、作家乔治·普林顿、著名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一个劳伦斯本地人)，以及其他社会名流都是克里激进一派的支持者。普林顿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纽约人，他亲自来到劳伦斯城区内著名的黎巴嫩人饭店毕肖普(Bishop)为克里的竞选筹募资金。9月19日的预选逐渐临近了，克里看起来似乎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手。他所花费的竞选资金高达279 746美元，第五区的竞选将是当年整个国家国会初选花费最多的选区。就在克里踌躇满志时，灾难临近了。就在预选前一天下午两点，一个正在巡逻的警察发现有人闯入了一座多层办公楼的地下室，该办公楼正是克里以及另一个民主党竞选人——劳伦斯的众议员安东尼·R.迪弗鲁西亚（DiFruscia）——的总部。
当后援警察赶来时，他们看到克里的弟弟卡梅伦和竞选助理托马斯·J.瓦莱里这两个22岁的小伙子正在大楼电话系统干线附近。警方以破门而入和企图盗窃为由逮捕了这两个人，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了。
第二天，《洛厄尔太阳报》登出了少见的双行大标题新闻：“克里弟弟因洛厄尔‘水门事件’被捕。”迪弗鲁西亚也被揭露出来曾在三个月前非法进入华盛顿民主党总部，这给马上来临的预选又增加了不少话题。
克里阵营宣称，这两个年轻人是被人故意陷害的，说他们几分钟前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该电话威胁要在最后投票的前一天剪断总共36部电话线，两个年轻人前去察看，恰好被警方发现。时至今日，每当克里谈到这件事时都激动异常，他坚信那是一个阻止他竞选优势的阴谋，尽管他不知道谁是幕后主使。他也觉得媒体对迪弗鲁西亚的报道简直荒谬异常。“他根本就没有参与到竞选中。”克里说。
克里认为，洛厄尔闯入事件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太阳报》的排字工人说，在凌晨1点的时候，那头条位置就预先留出来了，头版位置也留出来了。”克里说，“你们知道，这对报纸来说太不正常了。最重要的是，事发第二天早晨这份报纸就出现在街头了。”
《太阳报》是份晚报，它的最早付印期限是在被捕事发8～9小时以后，它有足够的时间编辑这条轰动新闻。劳伦斯的《老鹰论坛报》(EagleTribune)也是一份晚报，也在当天报道了被捕事件。它用稍小的篇幅报道了该事件，题目是《水门事件阴影？》
今天，克里的弟弟拒绝详细描述当时被捕和被指控的经过，该事件一年后才平息下来。“我们所做的事很冲动、鲁莽，给约翰带来了麻烦。”卡梅伦·克里说，他现在是波士顿明兹·勒文·科恩·费里斯·格拉弗斯基和波比奥(Mintz Levin Cohn Ferris Glovsky and Popeo)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就是我对该事件想说的话。”
瓦莱里曾经是在越南服役的海军陆战队战士，后来是波士顿的国会众议员，他对于此事更加直接和坦率。“我一脚踢开了地下室的门，”他回忆道，“随后，警察就包围了这个地方。”他当时最担心的不是选民们会对此事有什么议论，而是他的父亲会因此责骂他。“我的父亲是一位法官。我担心他会不认我。”瓦莱里回忆道。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3）
迪弗鲁西亚与此事毫无关系，瓦莱里说，有人威胁要破坏电话线，我们担心克里会首当其冲，但是现在回想，他说：“我们也许对某些人的玩笑反应过度了。”
这次被捕对于预选并没有太大影响。第二天，克里赢得了22个城镇中的18个城镇。在10个候选人角逐的选举中，他在人口稠密的城镇中的得票率惊人地高，如卡莱尔(82%)、康科德城(78%)和来克星顿(72%)，以3∶1的优势战胜了其他所有候选人。不过他在工人主导的城市中得票形势却不太乐观，在洛厄尔名列第四，劳伦斯名列第二。总之，克里赢得了20 771张选票，是总票数的28%。名列第二的是洛厄尔的众议员，赢得了15 130张选票，占总票数21%。迪弗鲁西亚以12 222张选票和16%的得票率位列第三。
在共和党的预选中，克罗宁轻松取胜。不过两党相比，克里似乎更占优势。他在七星期后的大选终选中似乎会以绝对性的优势胜出。《波士顿环球报》在预选两星期后进行了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克里的支持率为51%，克罗宁则是24%，德金仅为7%。
可是胜利不会这么简单。在克里与最终胜利之间插进来了克莱门特·C.科斯特洛——行为古怪、捍卫正统的《太阳报》主编。
克莱门特·C.科斯特洛是洛厄尔的异类。作为当地知名报人，他一直保持清廉，避开洛厄尔上层社会的严密社会关系网。他是一个崇尚法国文化的绅士，驼背的上身总是套着得体的丝绸衬衫，带着法式的卷袖。即使在《太阳报》每天接待形形色色人物的新闻室中，他也绝对是与众不同的。他酷爱戴着贝雷帽，长发潇洒地从帽子下面垂到肩头。他当时53岁，住在穿过洛厄尔上层住宅区贝尔维迪尔的安多弗大街上，他的父母给他留下一座曾经富丽堂皇的大房子。
科斯特洛继承的豪宅中摆设着精致的上等家具和昂贵的古董，然而他对这所房子根本就不精心管理，这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庄重住宅看起来像座鬼屋。不加修剪的草坪已经长了几英尺高，房顶的裂缝也放任不管。曾经有一个在楼上卧室过夜的客人半夜被反反复复的巨响惊醒，他起身打开门后发现成群的鸽子在大厅里飞进飞出。每天，在报纸城市版编辑好付印后，科斯特洛就来到位于城区卡尼广场附近《太阳报》车间的狐尾休息室（Foxtail Lounge）。他呷着香槟，抽着法国Galoise香烟，从头到尾仔细圈阅报纸上的每一个字。
他的形象与哥哥形成巨大反差，约翰·H.科斯特洛是一个严厉的人，是洛厄尔上流社会的支柱人物。他们一起继承了家族于1878年创办的《洛厄尔太阳报》。约翰是出版者，负责报社商业运作。克莱米——他经常被人这样称呼——负责新闻业务，这家中型日报总是能抢到有轰动性的新闻。科斯特洛兄弟在新闻业务上投入了巨额资金。他们的《太阳报》早在调查记者流行之前就有一个全职调查记者，有自己的华盛顿特派通讯员，还在波士顿的州议院和剑桥郡的法院有众多记者。
不过该报的社论版完全体现了克莱门特·科斯特洛一个人的风格，这个极端保守分子犀利地攻击政府的弊端，不放过任何一个他认为对政府惟命是从的政客。他不受习惯的约束，在70年代末期，他甚至强烈建议美国吞并加拿大、入侵墨西哥以解决石油危机。
《太阳报》一直持有反克里的态度，但在预选期有所收敛。这段时间，科斯特洛组织他的大部分社论火力攻击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专员们，这个三人小组被怀疑卖官鬻爵，任用亲信，还虚报建设东剑桥新法院大楼的建筑预算。科斯特洛在大选前大肆宣传一个年轻的、连任两届的洛厄尔市议员，叫做保罗·E.松加斯(Paul E.Tsongas)，他当时正在委员会竞选中遥遥领先。松加斯在预选中的胜利就等于洛厄尔的胜利，这让科斯特洛有暇把注意力转移到国会大选中来。
就在预选前一天，《太阳报》写文章支持罗伯特·R.肯尼迪——洛厄尔的评议员委员会成员（与产生总统的马萨诸塞家族没有关系）。该头版社论的大字标题就是《洛厄尔“水门事件”》，对克里弟弟被捕一事大肆渲染。
科斯特洛本来写的社论是支持希伊的，但就在付印前的最后一分钟，他改了名字，加入了肯尼迪的名字和照片。就在这篇社论发表前一天晚上，肯尼迪拜访了科斯特洛，向科斯特洛出示了一个虚假的对自己有利的民意测验结果，以此劝说他改变立场。肯尼迪在预选中仅名列第五。
最后大选的前期阶段很平淡，但克里努力平息人们对他这个外来人的愤怒，尤其是在洛厄尔，那里空气中弥漫着火药气息。克里请了一些大人物来这些纺织城镇参加他的筹款活动，其中一个就是参议员泰德·肯尼迪。
克里从来不是个对人过分表示亲密友好的人，但一天晚上，他来到位于洛厄尔贫穷的阿克里区的一个小酒吧迈克·莫洛埃(Mike Molloy)，请里面所有的人喝饮料，还玩儿了台球。只有几个常来的客人拒绝了这免费的饮料，但其他人都对克里勇于在希伊曾经拥有的酒吧里露面表示了欣赏，希伊是他预选时击败的劲敌。
由于克里的反战立场，他既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又遭受一部分人的憎恶。不过他的大多数竞选广告都力图展现他和普通市民聊天以及讨论经济问题等亲民的一面，试图把这个候选人人性化。“他不是一个政客，他倾听民众的心声。”一份竞选宣传册上这样写道。克里的政纲主要是要求政府解决一系列人民关心的大问题。他呼吁建立一个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对失业工人实行处方药折扣。他还提出清理麦瑞马克河(Merrimack River)的污染问题，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赞同对劳伦斯和洛厄尔实行出租控制。
在这样一个反对流产根深蒂固的地区，克里说他个人也反对流产，但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他不应该干涉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在被要求明确表态后，克里在竞选后期说他宁愿把流产这个问题留给国家去决定。几个月后，美国最高法院在它划时代的Roe v.Wade判决中宣布废除有关流产违法的法令。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4）
朱莉娅尽管天生羞涩，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却尽职尽责地扮演她的角色。她会随丈夫登上三层的公寓房屋倾听租户的抱怨；面对潜在的选民，或是在劳伦斯和麦修恩(Methuen)一些住宅区的重大场合上，她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对选民说话。她的童年在罗马度过，那时他的爸爸在意大利任外交官和新闻出版人。她独特的上层贵族口音在居民中间赢得了“女教授”的称号。
从一开始，克里的竞选似乎就没有考虑到当地的文化背景。在狭隘、孤立的洛厄尔，像克里这样的移民一成不变地被冠以“闯入者”的称号。即使他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当地人也仍然不能接受他们。更何况，克里从许多外面的议员那里获取了支持，如俄克拉荷马、密歇根以及纽约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克罗宁的广告宣传就嘲笑了克里的大肆投资和外界赞助人。“好莱坞的奥托·普雷明格和洛厄尔的路易斯·拜伦有什么相似之处呢？”一份大报纸上的广告说，“那就是今年他们都参与了大选。奥托·普雷明格为约翰·福布斯·克里捐助了1000美元。路易斯·拜伦给保尔·克罗宁赞助了15美元。”
德金更加富有侵略性。在没有得到允许重印克里1971年的著作《新战士》的封面后，他在报纸上用通栏广告打出“审查”两个大字。该书的封面是一个越战老兵，旁边的美国国旗不是高高飘扬，而是大头朝下垂了下来——悲观沮丧的象征。
科斯特洛抓住这个话题大肆渲染开来，在一系列社论中全面反对克里。除了主编社论攻击以外，科斯特洛还在新闻版面配以有关克里跨区竞选、从区外筹集资金以及反战活动等新闻。
随着1972年大选接近尾声，科斯特洛更加紧了对克里的攻击。现在看来，这些社论已经是价值很高的古董了，它们不仅仅是主编对地区偏见的反映，还表现出了当时的文化和政治矛盾。
10月18日，选票最后揭晓前三个星期，科斯特洛第一次全面对克里的著作《新战士》开火了，旁边刊登着封面照片，他是这样说的：“三四个留着胡子的嬉皮青年扛着美国国旗，这让人不禁对比美联社乔·罗森塔尔那张永恒的照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个海军陆战队战士在占领日本硫磺岛后使美国国旗高高飘起。
而两张照片的巨大差异就是，在约翰·克里这本书封面所采用的照片中，美国国旗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被大头朝下地提着。这种态度就是年轻人对越南以及一切可能反对的国家事情的态度……这些人践踏国旗，焚烧国旗，倒拖着国旗，用国旗擦鼻子，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展示他们对国旗所代表的事物的蔑视。”
上面这番攻击只是科斯特洛的热身。在克罗宁于10月29日获得总统支持后——也就是大选的前10天——科斯特洛又在他的社论版面发起了持续四天的猛烈攻击。第一波攻击的题目是《新战士克里》，出现在30日的报纸上。
“他放弃了在越南赢得的好名声，转而捍卫激进的和平煽动者。事实上，他不仅捍卫他们，还领导他们……克里用他对美国在越南的角色不成熟的判断赢得了激进左翼反战英雄的全国荣誉，可事实上，这不会带来人们对克里先生的丝毫信任和尊敬。”
万圣节的报道则是《克里的旅行》：
“很久以来，克里先生就渴望成为众议员，尽管他把自己定位为作家和演讲家，他一直都没有在商业和实业领域拥有一份工作。他的眼睛一直就盯着国会的座席。对他来说，做哪个选区的议员并不重要；哪个选区能使他最有可能成为议员，他就来到哪里……可以是第三选区、第四选区、第五选区——你随便挑吧……
克里先生对第五选区所能给予他的——也就是说，一个众议员席位——格外关心，远远超出他对能给予第五选区什么的关心。他需要一个全国的声望和政治权力，这样就可以推行他在《著作和演讲》中宣扬的激进观点，而第五选区的发展和选民的利益则被放在了第二位。”
11月1日的报道是《克里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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