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书序（1）
《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挖掘参议员约翰·克里的一切生活和历史纪录，他的参选班子对记者似乎没完没了的追问、采访、挖掘恼火不已。记者本应该跟踪报道2003年6月的竞选进程，可是就在记者准备开始对他们掌握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敏感事情再次查证时，他的竞选班子似乎被彻底惹翻了。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约翰·克里——民主党人最看好的、有望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三天之内，七部采访系列的第一部刊登了出来，克里的竞选助理吉姆·乔丹显然已经收到了我们许多信件。乔丹似乎火冒三丈，认为我们没有实事求是，称我们为骗子。
乔丹：越来越明显，你们的描述毫不真实。新闻界很早以前就对总统候选人评头品足，极尽挖掘杜撰之能事，但我们还是希望会友好相处。然而,从你们的报道来看，那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客观的成长记录，相反，是一部搜集了众多瑕疵和争议的记录。
我的反应：噢，请不要如此武断。你为何不读完它再下结论呢？如果你觉得它确实失实，你再抱怨也不迟，但不要仅凭你对新闻界的坏印象就武断地对此书下结论。你一个字也没有读，你认为很明显的东西对我这个已经通读全书的人来说却并不明显。
乔丹：因为没有什么比挖掘已经发生的故事更愚蠢了。很抱歉，我过于苛刻。当然我们还没有通读全文，但我们每天都在接受采访，足足六个月了，对我来说，该书的内容已经毫无神秘可言。而且，越来越显而易见，尽管你两个月前保证如实报道，但你仍然用推测而不是纪实的口吻记述一切。你们根本没有记述表面事实，你们的任何疑问都没有价值，任何解释都不令人信服。你们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下企图揭露不存在的丑闻。你们用政治镜头来看待一切事情……
序克里 传我真希望我没有听过这些话。乔丹（于11月被克里解雇，当时其竞选举步维艰）大部分都错了，但在重要的一点上他是对的。说他错，是因为《波士顿环球报》的七部分系列采访报道是完全属实的，克里的竞选班子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说他对，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简单地只记述表面事实，我们核实了每一句结论。我们从未臆测杜撰任何事情。我们查找了详尽的记录和资料。约翰·克里正在为争取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地位而努力，而《波士顿环球报》则努力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描述他。
2002年12月，《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和政治记者开始考虑为克里立传的必要性。为获取民主党党内提名，他已经募集了比任何其他候选人都多的选举基金。在早期的民意测验中他也遥遥领先。我们那时就决定应该为任何想更多地了解克里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为此我们开始了艰苦的资料搜寻工作。
毫无疑问，我们报社有些人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我们是否能找到足够的资料。我们的资料室里有不少克里的故事，大家都被这个在1972年进入政界并在参议院工作20年的马萨诸塞参议员深深吸引住了。不过，我们的胃口不止于此，我们还要发掘出更多有关克里的新信息，从更新的角度了解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波士顿环球报》的主要优势就是我们为了迎接这次挑战选出了三位记者。每人都曾在克里的政治生涯中采访过他，而且每人都有丰富的采访经验。他们对采访对象知之甚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何挖掘出大家不知道的故事。按照安排，迈克尔·克拉尼奇负责记录克里的早年生活、他的成长以及在越战时期的经历。迈克尔·克拉尼奇与参议员克里算是老相识了，早在1986年他就曾经就石油业税务问题首次采访克里，1987年又就伊朗门事件再次采访参议员。早在1988年，克拉尼奇曾经作了一个专访，描写了克里如何如何从自由主义政治家转变成为坚决调查毒品问题的积极分子。“这似乎与他极‘左’的形象相距甚远，”克拉尼奇写道，“也许这恰恰就是克里想要的主流可信形象。”
杰克·阿洛伊修斯·法雷尔负责克里在国会工作的经历，现在他已经转到了《丹佛邮报》工作。这是法雷尔驾轻就熟的采访领域，他在1990年刚来到《波士顿环球报》时就开始负责采访在国会中的马萨诸塞州代表。从那时起，法雷尔就开始采访克里。他记录了克里1992年在耶鲁大学的演讲，该演讲中的一些言论在日后北卡罗来纳总统竞选提名中还困扰着克里。他还记录了现在看来是克里鲜明特征的一些政治成就，如解决战俘问题和与越南发展友好亲善关系。
在我们这个采访小组中，没有人比布莱恩·C.穆尼更关注、更了解克里。他早在26年前就认识克里，并在这段期间持续报道他。他们第一次接触是在1977年，当时克里还是米德尔塞克斯县地方检察院第一助理检察官，穆尼则是《每日信报》初出茅庐的记者。从那时起，他就为《洛厄尔太阳报》、《波士顿先驱报》和《波士顿环球报》采写克里竞选的新闻。穆尼的任务是采写约翰·克里最不受人重视的那段生活——在检察院作为公诉人的工作，任副州长期间居无定所、到处借宿，以及他在私人部门担任律师那段相对藉藉无名的日子。穆尼还负责调查克里在马萨诸塞的政治关系以及竞选活动。
尽管关于克里的故事已经写过很多，但我们的调查还是带来一些惊人的发现。在奥地利系谱学者克拉尼奇的帮助下，我们发现了克里自己都不知道的身世——他的祖父是犹太人，以及为何1921年在波士顿中心的科普利广场饭店的洗手间里自杀。
随后，在整理克里从越南回国后的那段经历时，克拉尼奇又发现了先前一直没有公布的录音带，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录音带中把这个年轻的反战领袖评价为“某种程度上是个骗子”，尽管他在越南战功显赫。穆尼还查阅了之前记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卷宗和记录。他用极大的耐心仔细查阅了克里在马萨诸塞任副州长时那段厉行节约的短暂时期的一些记录。穆尼第一个发现克里在任时期奇怪的税收保护政策给他带来的好处，但克里放弃了一笔回扣，担心会给他正在准备的参议员竞选带来麻烦。
他们一点一点地搜集了最完整的资料，从中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这个将可能成为总统的人。参与报道这场总统大选的新闻记者都认为这一系列报道值得一读。
关于本书序（2）
这一系列报道的准确性和叙述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尼娜·J.伊斯顿严格、细致的编辑，她是《波士顿环球报》驻华盛顿D.C.的代表。伊斯顿因为她在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杰出报道而被邀请编辑这一系列。作为90年代《洛杉矶时代杂志》的获奖作家，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可谓驾轻就熟。在2000年总统大选期间，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了伊斯顿的书，她在书中指出正在上升的保守派一代成为支持乔治·W.布什（小布什）的中坚力量。在评论她的书《五人帮：保守统治中心的领袖们》（Gang of Five: Leaders at the Center of the Conservative Ascendancy）时，《华盛顿邮报》说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新意地、更入木三分地、更幽默诙谐地”描述了后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伊斯顿主要负责本书克里的立法报告等部分。
像其他报社一样，《波士顿环球报》系列报道和这本书都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这一系列的编辑包括副常务编辑约翰·亚玛；国内编辑肯尼思·库珀；帕特里克·希利，他全程跟踪报道了克里的预选，为竞选总统这一章提供了大量素材；还有格伦·约翰逊，他报道了克里的候选资格的早期阶段。理查德·彭宁顿的调查研究也为本书做出了巨大贡献。
《波士顿环球报》已经刊登了七部系列报道，但记者还有更多有关克里的故事要讲述，因此在2003年夏刊登的一系列报道基础上，扩展而成此书。
在今年的总统竞选中，即使是克里最亲近的同盟也沮丧地发现克里并不善于表露自己的生活，这样选民就更难了解他了。而这本书及报纸上的后续系列则会帮助选民了解一个真正的约翰·克里。从各个方面来看，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毫无疑问，他的生活也是复杂的、充满迷惑力的。
如果一份报纸尽了本职去报道政治，那么它与政治领导人的关系一定是紧张的。阿谀奉承不是我们报人的职责。作为公众的监督人才是我们的天职。政客们从他们的角度看，总是把我们的监督当做是中伤和诋毁，认为我们笔下的一切都是歪曲和捏造。
《波士顿环球报》与约翰·克里的关系一同经历了很多考验，他并不经常觉得——直接或通过代言人表达出来——记者的圈套就在等着他。要公正地评估自己与克里的关系，《波士顿环球报》并不处在理想的位置上，但至少我们可以通过他人的观察来客观估价我们与克里的关系。2002年12月，《纽约客》的一篇人物评述文章略微谈到了《波士顿环球报》对克里的态度，乔·克莱恩觉得报社对他的态度有些不够友好。“我们这些年对他确实相当不友好。”前《波士顿环球报》政治作家马丁·诺兰对克莱恩说。在克莱恩眼里，诺兰是个“从《波士顿环球报》刚刚退休的、占报社大多数的爱尔兰人中的一员，是个相当稳定可靠的政治记者”。
克莱恩提到在1984年采访克里角逐民主党内参议员提名时克里的尴尬，当时他认为《波士顿环球报》支持他的对手——来自劳伦斯的众议员詹姆斯·香农。V.詹韦时任《波士顿环球报》编辑，他告诉克莱恩：“他（克里）想知道我们为何对他如此不友好。我提醒他萨姆·雷伯恩的经典政治分类。我说：‘约翰，有埋头苦干的役马，也有毛色光鲜参加评比的马，我想我们认为你属于后者吧。’”
在1996年竞选参议员时，克里要面对强劲的对手——马萨诸塞州州长威廉·威尔德。“一头乱蓬蓬的草莓发型和尖刻的讽刺话语，”克莱恩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威尔德看起来像个荣誉爱尔兰人，注定会受到《波士顿环球报》热爱浪漫色彩的记者们的喜爱。”
《纽约时报》的R.W.阿普尔在2003年12月报道，克里和其他人将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前期的失利“归咎于《波士顿环球报》的负面报道和其他早期组织缺陷”。蒂姆·诺亚根据报纸上的“只言片语”给出了他对《波士顿环球报》显然不科学的看法：“新闻版面一直小心翼翼地遵守新闻业客观报道的行业规矩——但新闻采编室内的观点和态度是永远都不会统一的——虽然如此，《波士顿环球报》对克里的态度却一成不变。”是的，正如诺亚指出的，《波士顿环球报》在社论版面始终如一地支持克里。《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董事（editorial board）独立掌管新闻部门，他在1984年就在参议员竞选中支持克里，1990年、1996年和2002年也继续支持克里。只有在1984年的参议员民主党预选中，《波士顿环球报》才支持了克里的对手。
当《波士顿环球报》在2004年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预选中支持克里时，编辑董事简要总结了这些年来他对克里的印象，说克里“自从1977年第一次在米德尔塞克斯县担任第一助理检察官时就激发我们，让我们难以忘怀，有时还会激怒我们”。
新闻工作者早已熟悉了政客们对他们采访的不满，尤其那些觊觎总统位子的竞选人更是厌烦身边无时不在的记者们。所以，在这场角逐总统的激烈竞赛中，克里的竞选助理吉姆·乔丹等人对我们这一系列报道的不满也就情有可原了。我们《波士顿环球报》对克里和其他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报道都是全面的。我们坚持对克里和他的对手们的采访是毫无偏颇的。
美国广播公司的政治报道部门在每日在线的时事通讯中，称赞我们对克里的采访是“突破性的传记系列”。
为了把《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系列采访扩展成一本书，我们的记者们做了更多的调查。2月，他们请求克里给予更多的采访时间，这样克里可以就他们发现的一些新信息给予证实和评价。根据我们的请求，克里的竞选助理玛丽·贝丝·卡希尔说参议员已经为我们报社的一系列采访“留出了十多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和无数准备采访时间”。她还说竞选班子成员都花费了“数百小时来支持《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计划”，还“努力回答出《波士顿环球报》记者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即使是那些小纸条上的临时问题”。可是卡希尔最后说，在白热化的全国竞选中期阶段，在民主党内的对手和布什白宫的攻击下，克里没有任何空暇坐下来接受更多的采访。
“数十年以来，”卡希尔回绝我们时写道，“《波士顿环球报》对参议员克里的报道体现了该报的公正性和高度准确性。去年刊登的一系列突破性报道和其中的许多新发现更是让这种良好品质达到顶峰……”卡希尔信中的语气显然与去年夏天她的前任吉姆·乔丹充斥着谩骂与斥责的电子邮件截然不同。可是最后，克里的竞选班子还是拒绝了我们继续采访的要求。
我们更希望参议员克里能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和他坐下来讲述他的故事。选民们有权更好地了解任何一个渴望成为总统的人。我们希望，这本内容翔实、记述客观、资料可靠的传记能够帮助选民达到这个目的。
马丁·拜伦
波士顿环球报
2003年3月
关于本书引言（1）
2004年1月27日，随着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的胜利，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F.克里在爱达荷州预备会议中再次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成为当代美国竞选政治中最为波澜壮阔的转折之一。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佛蒙特州前州长霍华德·迪安还明显遥遥领先，当时克里的支持率在九位民主党候选人中大约处于中间位置，政府内部人士甚至还打赌猜测克里何时会退出竞选。克里的总统竞选活动一度被人们看好，预计会打败其他的挑战者，但却由于竞选班子内部分歧而漏洞百出。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克里被批评为态度傲慢，立场不鲜明，尤其是在全国上下意见最不一致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观点模糊。
但是，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胜利以后，政治评论机构对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态度急转——从失望转变为热烈拥护，并称赞他是11月份与共和党总统乔治·W.布什一决胜负的理想对手。保守派乔治·威尔称赞他的“阳刚之气”（“骑着哈雷摩托车，带着猎枪捕捉爱达荷的野鸡，在新罕布什尔打曲棍球。”），而开明的哈罗德·迈耶森声称他是“自比尔·克林顿下台以来最有魄力的政治家”。
“他不是善于表达亲善友好的那类人，但是在那瘦削的身躯里似乎有一种钢铁般的意志，从而使他走出混沌状态，赢得前两轮民主党角逐的胜利。”自由主义专栏作家理查德·科恩郑重说道。
“他没有犯下很多错误。”保守派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坚持说道。
谁有可能成为2004年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他会是什么样的政治领导人？约翰·克里的大致生活经历已为人们所熟知：战功卓著的越南老兵，随后——尽管不太可能——却成为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反战领袖。他今年60岁，身材瘦长，喜欢高速的风筝冲浪、风帆冲浪、飞行、骑摩托车寻求风险刺激。作为一名参议员，他和另一位更有名的同僚泰德·肯尼迪截然不同，后者是有名的立法者，而克里恰恰相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赢得了调查人和外交政策专家的荣誉。
但是，除了这个轮廓以外，克里在公众的印象里似乎是个谜一般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本书里记载的那样复杂而又迷人的个人经历和职业生涯。就批评家看来，克里是个冷漠而没有核心见解的政客。他的个人经历往往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从地理上看来，克里漂泊不定，没有固定居所。他不是来自马萨诸塞州附近地区。确切地说，他的青年时代遍布两大洲的很多城市，他只是在他所称做家乡的州里生活了几年而已。他享有显赫的姓氏，但是家庭生活却不是那么亲密无间、适于成长。在他孩提时代，他就被送到瑞士和新英格兰的寄宿学校长达七年。
克里对自己的少年时代耿耿于怀。“我总是在离开，总是在跟人们说再见。”在2003年《波士顿环球报》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道，“这样你就变得坚强。没有永恒，也没有根基。”2001年，深受人们爱戴的南波士顿国会议员小约瑟夫·莫克利因为白血病奄奄一息，2000名波士顿人集会对他表示祝福和敬意。在这次集会中，来自南部的国家参议员威廉·M.巴尔杰描述了和睦友好的邻近地区以及对莫克利的养育。
接着克里说道：“当我听他谈到在那个社区学到的经验教训时，我感到一阵心痛。因为我很遗憾自己不能和人们分享那种邻里关系。我过去不知道有这样的邻里关系。我爸爸做外交工作。我们经常搬家。”
在任何地方，克里都处于这样一种社会环境：拥有财富和特权的贵族圈子，说着流利的法语，举止完美无瑕。作为一个年轻人，比尔·克林顿会因为在一次男孩夏令营（Boys Nation Outing）中有幸和约翰·F.肯尼迪握手而惊喜万分；相反，年轻的约翰·克里却和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同父异母的妹妹约会，并曾经和掌权的约翰·F.肯尼迪一同航行至纳拉甘西特湾。但是，克里也不完全属于这个精英世界。他的父亲在政府工作的薪水，再加上他时时困窘的财政状况，让他更加植根于新英格兰统治阶层的郊区民众中。这个在贵族预科学校接受教育的男孩没有花费太多的金钱就长大成为一名绅士，就好像是你在简·奥斯汀小说里发现的没有土地的贵族一样。克里娶了富有的妻子，她的资产净值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
克里在政治上的发展同样也很复杂。当他从耶鲁毕业的时候，他代表班级的演讲暗示越南战争是“过度干涉主义”，但是他却像他的朋友们一样，像他的英雄偶像约翰·F.肯尼迪那样，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官。他希望避免战争，但却陷入战争的旋涡之中，还由于在枪林弹雨中的英勇表现而得到荣誉。在经历了好友的死亡以及目睹了美军对待越南平民的暴行的双重打击之下，他离开战场，回国以后成为反战积极分子。他在国会中质问立法者的话——“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坚持到最后，为一个错误而死呢？”——为他的反战事业做出了有力的辩护。他也谴责美国士兵犯下的暴行；而越南老兵，包括他以前的战友，却在这场让克里全国知名的反战运动中感觉到克里的出卖。
关于本书引言（2）
“越南是一个教训，”克里在2003年对《波士顿环球报》说道，“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它可以引导我但不能操纵我。你必须继续前进，我很久以前就这样了。但是，我得到的教训非常有价值。我喜欢那些教训。我喜欢战争中的友谊和那样的经历。虽然也有不利的方面，但这是非常特别的学习经历。”
对于克里来说，这场战争是“极好的领导艺术课程，一次非常棒的人际关系课程。想想看，船上六个男人帮助一位越南妇女接生胎位倒置的孩子，而且还要匆忙解决掉三分钟前还试图击毙你的一个人，然后让一切恢复原样。这种生命中的经历会让你念念不忘”。
克里是作为“问自己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的”那一代人中的一分子去越南的。责任，荣誉，这都是肯尼迪号召年轻人应该做的。仅仅24个月之后，他就回到了因为反战人士、城市暴动、罗伯特·F.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刺以及嬉皮士的出现而动荡不安的社会里。就像他的同伴一样，他不是凯旋，也没有人们的夹道欢迎，而是回到了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里。他回来的时候，对于朋友的死讯、对于宽恕在越南丛林中射杀平民的士兵的美国军事政策、对于政府的欺骗和歪曲事实感到非常愤怒。
作为一名参议员，克里在越南的经历促使他去发现政府的罪行，尽管不能总是成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为促使美国与越南的关系正常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执行这项任务（他会说是他“最后”一次在越南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声称他曾经反对的政府并没有撒谎或掩盖事实；在印度支那，美国并没有像很多家庭和阴谋理论家坚持认为的那样秘密设有大量的军人监狱。
越战让克里对于战争夺去人们生命的最高代价产生了矛盾的看法。他说自己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战争中的残酷景象以及放在运尸袋里运回国的美国士兵的形象困扰着他，并且影响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美洲以及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态度。然而，他也支持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他的批评者们谴责他在越南战争以来美国介入的两场最大的战争中立场不鲜明，这两次战争的目标都是伊拉克这一个国家。1991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以后，克里投票反对战争，然后又赞扬H.W.布什（老布什）五角大楼发动的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2002年，他投票反对战争，接着对乔治·W.布什（小布什）五角大楼发动的入侵表示谴责。“我的意思是，我过去支持解除萨达姆·侯赛因的武装。但是，我不喜欢政府及其外交方式等。”他解释道。
克里的冲动会带来怨恨。无论背景如何，约翰·F.克里总是留下许多争议。作为一名反战领袖，他是理查德·尼克松的靶子，后者把当时这位27岁的年轻人说成是“伪君子之流”，但是却担心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也是加里·特鲁多的《杜恩斯比利》(Donnesbury，美国著名的讽刺连环漫画——译者注)，即他那一代人中颇受争议的嬉皮士的靶子。该杂志讽刺他是“了不起的预科生”。在那些和他一起服兵役以及和他一同反战的越南老兵中间，他或者受到尊敬或者遭到斥责。
除了约翰·克里在公开场合那种贵族举止、与众不同的姿态外，他还有另一方面鲜为人知。波士顿前市长雷蒙德·L.弗林从与克里在20世纪80年代结盟以来，在很长时间里他们就没有太多联系了。但是，1994年，当弗林在罗马担任美国驻梵蒂冈大使期间，克里获知弗林的儿子雷因为躁狂抑郁症而住院治疗后多次去看望他。“他会顺道停下来，带着杂志，和小雷谈运动和政治。”老弗林回忆着。同样，托比·古佐斯基记得克里1989年在波士顿的贝思以色列医院他母亲的床榻前“度过了很多时间”。当时，托比的母亲安·古佐斯基——也是克里的长期志愿者——由于晚期乳腺癌在接受治疗。克里斯·格里利以前是他的助手，现在是说客。他说1989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老板的关怀。“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伸出的援助之手让你非常惊喜。”格里利说。
作为马萨诸塞州的公诉人和华盛顿的参议员，克里通常表现出一副反抗政治主导风向的投身正义、口齿伶俐的调查人和立法者的样子。不过，他一直都被冠以政治机会主义分子的名声，表现为他在1971年把越战期间的奖章和勋带扔到五角大楼的围墙上公开表示对战争的抗议，随后又宣称这些奖章不是他的而是另外一个老兵的，从而把这件颇引起争议的事情搪塞过去。他发表了大胆的宣言，诸如1992年谴责反歧视行动和福利制度，这些在还没有产生政治效力的时候就被放弃了。近来又对他过去投票赞成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但现在却因此而谴责布什政府做出辩解，有的时候这种自圆其说就是折磨。后来，克里又投票反对拨款870亿美元用于资助伊拉克重建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占据。
这些行动是否反映了一位贵族知识分子、一位意识到政策和行动中的细微差别，但有时却难以向大众解释的人的内在矛盾？那些声明和表决是否反映了这样一位在战斗中受了重伤、眼睁睁看着战士们在自己的指挥下牺牲，并在以美国的撤退宣告结束的战争中失去了五位最好的朋友的人本能的谨慎？一位发言人说，克里“很自豪自己非常独立，而且对于因反抗正统思想导致他难以进入政府内部也毫无顾虑”。
但是，批评家们把他看做是镇定自若的政治行家。与很多在主流信仰驱使下仕途顺利的人不同，克里的政治生活一直在不断寻找问题、关系人以及机会来完成近乎终生的抱负。约翰·福布斯·克里自从在少年时代看到有着相同的名字首字母（JFK）的战争英雄、马萨诸塞州天主教徒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宣誓的时候，就开始关注着白宫的一切。但是，只是在现在，在他60岁的时候，他才准备竞选。他持续领导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VVAW）约五个月。他28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国会的角逐，结果失败了，这次失利动摇了他的信心，并在马萨诸塞州非常排外的政治圈子中永远留下了投机钻营的机会主义分子的记号。他在41岁的时候第一次当选为参议员，但却由于和得了严重抑郁症的妻子离婚，再加上经济问题、无家可归从而留下了颇不光彩的形象。当他第三次当选为参议员之后，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也有了新的妻子特里萨·海因茨，她的财富估计达6亿750万美元。但在2000年，又出现了其他更加老练的总统竞选人。
乔治·W.布什在秋天即将面对的对手斗志旺盛，而且仍然保持着落后时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斗志。克里从逆境中振作起来，显示了异常的能力。朋友们说当他在压力下或是落后的时候状态最好。2003年，他患上了前列腺癌。当政府机构中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无法挽救的时候，他痊愈了。
在资金筹集方面，他经验老到，非常有效率。他宣称拒绝动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作为竞选资金，以此限制特别利益集团的金钱的影响。但是，从那些法律事务所、金融机构、电信公司、高科技公司，以及其他受国会管辖的经济部门的人们那里筹募捐款，克里在这方面是个中翘楚。尽管如此，克里还是表现得很愿意利用他的个人财富——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与特里萨·海因茨的婚姻而积累的个人财富。（海因茨原本是一位共和党人士，在2003年宣布加入民主党。在体力上，克里一再鞭策自己，经常做高速运动，测验自己的运动素质、耐力以及快速反应能力。不过，在他第一次总统竞选活动中，那一头灰白的头发非常引人注目。他60岁，比当年比尔·克林顿开始竞选总统时大14岁，比乔治·W.布什在2000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大6岁。
约翰·克里和乔治·W.布什都是预科学校毕业生，相隔两年前后在耶鲁学习。他们都属于集结精英分子的秘密骷髅社的成员。但是，他们之间只有这些方面相似而已。在11月的选举中，美国的选民们要在持有两种不同世界观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
关于本书书评
“如果我是总统……”
2004年3月2日，星期二，美国民主党在加利福尼亚、俄亥俄、佐治亚、纽约、马里兰、马萨诸塞、罗得岛、佛蒙特、康涅狄格和明尼苏达等十个州进行总统大选的预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F．克里在这个被称为“超级星期二”的日子里一举赢得九个州的选举胜利，击败他在民主党内的竞争对手，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将在11月份与现任总统乔治·布什决逐美国第55届总统。媒体普遍认为，这个又高又瘦、年过60却酷爱以极速运动来满足对危险事物的渴望的人极有可能是布什总统谋求连任的“终结者”。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克里这个名字浮出水面也不过是从去年美国大选的初选开始，此前，普通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克里是何许人物，竞有如此锋芒。这本有关克里的传记全面展示了他的身世生平，为人们揭开了这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的神秘面纱。
和许多美国政坛高层一样，克里也有着极为显赫的家世，然而这个显赫家世却并不为人所知，甚至连克里本人都不完全知晓。本书的作者聘请了奥地利的系谱学家费里克斯·冈戴克对克里的身世作调查，将其祖上一直追溯到美洲的第一批移民和美国建国时期的功勋人物。书后附录里关于克里祖父的非正常死亡考证严谨翔实，读来饶有趣味。这些身世之迷对于克里的政治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克里本人对此也不全知道，以至当作者把这些资料交给克里本人时，克里竟然十分吃惊自己的家族事迹。这也使得本书成为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深刻揭示克里生平且有详尽史料资源的传记。
耶鲁大学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总统的摇篮，克里也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而且是耶鲁大学的神秘精英组织——骷髅会的成员（1966届），这个排他性的神秘组织一直由美国一些显赫的家族把持着，每届会员只有15名。骷髅会经过170多年的自我繁衍，目前已成为在白宫、内阁、参众两院、最高法院、中央情报局等部门都掌控着至大权力的“隐形帝国”。克里在骷髅会的经历无疑为他步入政坛铺上了一条宽阔的红地毯。巧得是，现任总统布什也是骷髅会的成员（1968届），于是有评论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骷髅会的会员之争。
克里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一个越战中功勋赫赫的英雄和激烈的反战人士。在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中，克里担任海军一艘掠行艇的艇长，曾获得三枚紫心勋章、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在战后，又成为最激烈的反战人士，担任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的领导人，反思越战给美国和越南人民带来的伤害。
克里因功提前从越南战场返回美国后，开始以激烈的反战人士身份进入政界，然而一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却屡受挫折，长达十年的政治“放逐”使他反战领袖的光环逐渐隐去，从一时的社会明星变为一个藉藉无名的人。十年蛰伏，克里蓄势待发。他选择了法律，考入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了一名律师，并以此为根基，再次叩响政坛的大门。从马萨诸塞州的副州长，到联邦参议院的参议员，克里开始了向美国权力顶峰前进的行程。这其中，在美国政坛举足轻重的肯尼迪家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年轻时就疯狂崇拜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克里如今得到了肯尼迪兄弟中唯一健在的爱德华·M．肯尼迪的鼎力支持，这为他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很早就觊觎总统宝座的克里终于等到了机会——他要谋求美国历史上第55届总统。然而，在民主党内预选过程中，克里就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其中既有一致被看好的佛蒙特州州长霍华德·迪安，又有曾任北约最高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四星上将韦斯利·克拉克，然而克里最不可思议的魔力就在于他的绝地反击技巧，他能在逆境中，特别是希望渺茫的时刻力挽狂澜，一举击败对手。在这部传记里，三位作者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克里如何击败对手，展示了他出色的政治竞争策略。
取得预选胜利的克里已经表现出总统的行事风范和讲话语气。“我们或许需要一位新的总统，一些新鲜空气，来让其他国家对我们重新建立信心，并以此建立一个可信的政府，决定我们未来前进的道路。”克里如是说。得知克里在民主党胜出，成为自己连任的竞争对手，现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如临大敌，马上以“坚强”形象出现在美国民众面前，以壮声势。对于他这位耶鲁大学的学长、骷髅会的前辈会友，布什绝不敢掉以轻心。孰胜孰败，今年11月份的大选会让全世界人见个分晓。
家族渊源家族渊源（1）
这里讲述的就是其中一个人的故事。对他的朋友和邻居而言，弗雷德里克·A.克里（Frederick A.Kerry）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尽职的丈夫、慈爱的爸爸，堪称各方面的模范。他与妻子艾达和三个孩子住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郊区的布鲁克林富人区。他们拥有一个风格随意的三层小楼，距离电车线几个街区，一位德国移民妇女伊莉斯是家中的佣人，也是他们家庭的一员。他们经常参加地区罗马天主教堂的活动。
美国这个移民之国是在1921年繁荣起来的，当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传统中心——欧洲正动荡不安，弗雷德里克·克里16年前就离开欧洲，来到了美国，这个日后美国参议员约翰·F.克里的祖父已经在自由之国挣下了——也失去了——两份财产。现在他正在为第三份财产奋斗。
体重接近二百磅、身高足有六英尺二英寸的老克里是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商人。他曾经帮助改组美国的几大零售巨头，一些报纸称他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在离开芝加哥后，他又来到波士顿，奋斗了大约七年。弗雷德里克·克里和他的家庭很容易就融入了美国社会，在美国这个梦的国度取得了成功。在爱尔兰人数最多的这个州里，他们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生活，甚至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还说克里是来自爱尔兰的。
然而，表象是靠不住的。在刚来到美国时，在爱丽丝岛上对移民局官员陈述或后来在布鲁克林的人口普查中，弗雷德里克一家都没有隐藏自己的家庭背景：克里和其家人是奥地利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的一个地区，后来这个地区成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奥地利的记录告诉我们更多的细节：弗雷德里克·A.克里出生在一个以制啤酒和制鞋为生的犹太家庭，名字叫弗里兹·科恩（Fritz Kohn）。关于这个秘密，他显然不想让布鲁克林的邻居们得知。
据奥地利人口记录记载，弗里兹·科恩于1873年5月11日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贝尼施(Bennisch)，现在则是捷克共和国的霍尔尼·贝内绍夫(Horni Benesov)。弗里兹的父亲本尼迪克特·科恩据记载是贝尼施的犹太啤酒制造商，母亲玛蒂尔德·弗兰克尔（Mathilde Frankel）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商人的女儿。这个小城约有4300人，其中犹太人寥寥无几，1896年，弗里兹来到维也纳郊区莫德林，他在那里经营舅舅阿尔弗雷德·弗兰克尔的鞋厂。
弗里兹·科恩娶了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犹太女孩艾达·罗维（Ida Lüwe），随后生下儿子艾里克。当这个家庭逐渐在维也纳富裕起来时，一场反犹太运动席卷了维也纳。当时基督教社会团体管理着维也纳，他们严酷地对待犹太人，在各个方面压迫他们。尽管犹太人享有法定权利，但他们很难甚至不可能在商业和军事领域获取高层位置，也几乎没有希望成为教师、法官或政府官员。1900年，科恩申请将自己的姓改为克里。当时的文献资料显示如下：
弗里兹·科恩，莫德林的工厂管理者，出生于贝尼施的西里西亚，享有一切法定公民权利，属于预备役军队一员，申请将姓氏从科恩改为克里。
其一，因为该姓氏是犹太人典型的常见姓氏；
其二，因为他认为该名字将暗示他在军队中的成功。但是为什么他选择了克里呢？根据其家族后人的叙述，弗里兹及其家庭成员展开一张地图，当时弗里兹闭上眼睛随意扔了一枝铅笔，恰好落在了爱尔兰克里县（Kerry County），所以他就这样选择了自己的新姓氏。事实上，尽管克里县有很多人移民到维也纳，但克里这个姓氏却很鲜见。这对夫妇随后就改名为弗雷德里克·克里和艾达·克里。
不过要改变命运，改个姓氏可远远不够。1901年10月9日，科恩偕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来到了莫德林的圣奥斯玛教区，共同受洗成了天主教徒。随后，又在维也纳居住了四年。
此时，从维也纳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相对较少，大多数犹太人都来自东欧乡村。不过这个新受洗的基督徒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遇在大洋彼岸。于是，他偕家人从意大利港口登上Konigen Luise号，于1905年5月18日来到爱丽丝岛。弗雷德和妻子、儿子告诉移民局官员他们是奥地利人。随后他们举家迁往芝加哥，并在此发迹。克里在当地黄页（姓名地址录）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宣传“弗雷德·A.克里及其员工”的商业咨询公司，克里的大名还列于专门记载当地名流的芝加哥蓝皮书上。
到1915年，克里夫妇带着艾里克和在美国出生的两个孩子米尔德里德和理查德（未来参议员克里的父亲）迁往布鲁克林。据说，他们在唐宁路10号过着富足的生活。他们宅第内部的院墙围着精巧的木制镶板，天花板是由上好的木头精细地制成的房梁。当克里夫妇搬进去的时候，房子才刚刚建好，门前有一个长长的前廊，坐在廊下，克里夫妇可以看见周围富人邻居们同样的豪宅。克里还购买了一辆凯迪拉克，而且有能力去欧洲旅游。1921年，美国对移民的态度和制定的移民政策都发生了极大转变。国会通过了紧急限额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限制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秋天，艾达·克里带着理查德和米尔德里德回到欧洲。艾达此时已经是一位富有的夫人了，据其后代说，她搜集了大量“令人惊愕的银器”。他们为什么返回欧洲不为人知，不过1921年10月21日，他们又回到了纽约，然后据说回到了布鲁克林家中，与弗雷德团聚。
也许旅行途中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们听到了什么坏消息，也许这仅仅是一次心血来潮的、感伤的探亲，但从随后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个时机却似乎很不寻常。1921年11月15日，克里立下了自己的遗嘱并归档，他将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最爱的妻子艾达·克里，任其永远自由支配”。
八天以后，阴云低低地压着天空，天气阴冷，弗雷德·克里似乎仍然像平常一样循着每日的日程，他从布鲁克林走了四英里来到位于城中波伊斯顿街（Boylston Street）的办公室，大概是乘电车。大约中午11：30，克里来到了久负盛名的科普利广场饭店（Copley Plaza Hotel），距离他的办公室仅有一个街区。据记载，这家饭店于1912年开业，由詹韦·哈登伯格（Janeway Hardenbergh）设计，其风格与纽约中央公园饭店一样。饭店的椭圆形大厅以其天棚的天使著名，是由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画的。克里作为当时城中的商业领袖，自然是这里的常客。
但是在11月23日这一天，克里却情绪低落，异常绝望。午饭前，许多宾客都在餐厅里等着就餐。克里向洗手间走去，从衣袋里掏出一枝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他魁梧的身躯轰然倒下，餐厅里的人群听到一声巨响。
弗雷德里克·克里死了。
家族渊源家族渊源（2）
这个死讯成了波士顿许多家报纸的头版消息，包括《波士顿环球报》、《电讯报》和《波士顿先驱报》。《波士顿环球报》的大字标题说：“于科普利广场枪击自己，F.A.克里，商人，立即死亡。”随后各家纷纷撰文猜测他自杀的原因。一些文章说克里一直患有严重的哮喘，还有文章推测他自杀可能是因为财政危机。而克里的死亡报告书上则写着克里自杀是由于“暂时的精神错乱”。《波士顿先驱报》上的一篇文章说：“F.A.克里在饭店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鞋商由于严重的疾病变得虚弱沮丧——他曾经改组了许多百货公司。”该文章还注意到克里在自己口袋里给妻子留了张纸条，其内容没有被披露。该文章还引用了克里律师的话，说克里“一直以来受哮喘的折磨，由于长期失眠导致身体虚弱，精神沮丧，这是他结束生命的惟一原因”。
但是克里的一个孙女南茜·斯托克斯雷格(Nancy Stockslager)称她知道真实的原因：“祖父挣下了三份财产，可当他即将失去第三份财产时，他再也无法面对了。”
这个解释很合理。一份法院的遗嘱检验报告声称：弗雷德里克·克里留下了一辆凯迪拉克，一些衣服，两股价值200美元的股票，25美元现金和J.L.沃克公司及斯潘塞鞋业制造公司（J.L.Walker Cd Spencer Shoe Manufacturing Co.）的一些股票——如同废纸，毫无价值。据报纸报道，克里的第三份财产就是斯潘塞鞋业制造公司，就像其孙女所说，这份遗嘱检验记录也证实他濒临破产了。
克里还留下了他挚爱的家庭，包括他最小的儿子——6岁的理查德，他日后成了一位外交官，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儿子，即参议员约翰·福布斯·克里。约翰·克里对祖父的犹太血统和祖父的自杀知之甚少，直到2003年他准备竞选美国总统时才得知。事实上，克里最亲近的助手和家庭成员都以为参议员从父亲这边算是爱尔兰裔，从母亲这边看则是纯粹的贵族名流——从他母亲这支可以追溯到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这个结合在马萨诸塞政界相当有益。1763年，德高望重的约翰·福布斯，也就是参议员约翰·福布斯·克里母系的祖上，被大英帝国授予要职。这个苏格兰人被任命为圣奥古斯丁地区的大臣，该地区是大英帝国统治下的东佛罗里达的重镇。在随后的20年里，福布斯一直住在佛罗里达，是该州政务会的最高法官。他娶了一位富有的波士顿女人多萝西·墨里（Dorothy Murray），她一直住在马萨诸塞弥尔顿布鲁士山（Brush Hill）的自家房产领地里。
随后，灾难降临了。当美国独立战争席卷新大陆时，福布斯依然对大英帝国忠心耿耿。1783年，发狂的福布斯逃离佛罗里达，回到英国，几个月后不幸去世。他的死亡似乎是使美国的福布斯家族变化的开端。福布斯三个儿子中的一个——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也回到了英国，这个人正是参议员约翰·福布斯·克里母系的祖上。老福布斯的另外两个儿子约翰和拉尔夫留在了美国，对日后马萨诸塞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约翰是日后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哈佛的同学，后来总统任命约翰为驻阿根廷的大使。拉尔夫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儿子托马斯后来在19世纪早期帮助建立了波士顿与中国的贸易。在仅仅50年间，福布斯家族就从大英帝国的忠实臣民变成了美国商人阶级的精英。随着福布斯家族在对华贸易中繁盛起来，其他家族也被吸引到这获利丰厚的贸易中。弗朗西斯·福布斯，即参议员克里的曾外祖父，先后在中国和欧洲居住了许多年。他在经商方面很杰出，在上海居住时建立了上海乡间俱乐部（the Shanghai Country Club），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他热爱的植物。不过弗朗西斯最大的财产是他的儿子——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与其祖先同名），他有过人的经商天赋，比家族中的任何人更了解商场。这个人即克里的外祖父。他也许是这个家族中最成功的一员，不仅参与波士顿对华贸易，还涉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重建。
克里的外祖父于1879年10月22日生于上海，后来进入哈佛学习，1901年毕业后进入波士顿银行业。在哈佛1901届学生毕业25周年的纪念书中，作者说：“从他们的自我评估来看，处于最佳状况的莫过于詹姆斯·福布斯了。看了他所提供的一切证据后，没有人会质疑他高贵的血统和体面的家庭背景。”惟一遗憾的是，作者写道，福布斯在自我评估中没有提到他娶的非凡的女人——波士顿的玛格丽特·温斯罗普。
如果马萨诸塞的福布斯家族是因其商业的成功而成为名门，那么马萨诸塞的温斯罗普家族则是在政治上叱咤风云的望族。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和玛格丽特·温斯罗普的结合无疑是名门望族的联姻，联系了这一州最著名的两大家族。
温斯罗普家族的历史就是马萨诸塞州的历史，这个家族在美国的第一个成员即约翰·温斯罗普，他是马萨诸塞殖民地的第一任州长。约翰·温斯罗普是参议员约翰·克里母系的祖上。温斯罗普社团（The Winthrop Society）一直致力于研究家族的宗系，很谦虚地在其报告中说：“1630年，约翰·温斯罗普州长和随他前来开垦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徒殖民者是来到北美的所有欧洲团体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团体。”
温斯罗普于1588年出生于英格兰，认为英国国教（安立甘教会）应该被纯洁化，号召清除一切天主教繁文缛节的残余，宣称英国国王不应该领导教会。温斯罗普和大约1000名清教徒离开英格兰，乘船来到马萨诸塞，他被推选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第一任州长。温斯罗普认为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新世界，还要拯救旧世界。在航海期间，他在一篇布道中说：“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就像建立在山上的新城一样，所有人的眼睛都在关注着我们。”
1630年6月6日，温斯罗普和他的追随者来到了马萨诸塞的撒勒姆，那里离后来克里度过一段少年时光的地方不远。来到了新大陆，很多清教徒发现环境很艰难，似乎难以生存，许多人死了。温斯罗普为了鼓舞士气，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基督慈善的楷模》。“在这种艰难环境下我们必须紧紧团结起来。”温斯罗普又写道：“我们必须彼此鼓励，急他人之所难，同甘共苦，永远结为一体，时刻与我们的团体同呼吸、共命运。”
温斯罗普认为，只有那些他认为“敬神”的人才能够忠于职守，只有清教徒（不包括女人）才被委以职位。温斯罗普曾12次被推选为州长，不过他却利用职权排挤其他潜在的对手。最著名的一例是，他曾经把宗教改革者安娜·哈钦森（Anne Hutchison）驱逐出殖民地，罪名是她企图破坏道德法律。其他反对者，如罗杰·威廉姆斯，被流放到邻近的罗得岛，当时该地区与教会和政府都隔绝，异教徒犹太商人则允许在那里做生意。
家族渊源家族渊源（3）
从此以后的许多年，温斯罗普家族一直在马萨诸塞和美国的政坛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随后参议员约翰·克里登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克里的祖上——罗伯特·卡罗斯·温斯罗普是家族中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他于1809年生于波士顿，后来在马萨诸塞担任州众议院议长、立法代表会议的主持官员。随后，他被选为美国众议员，1847-1849年间担任联邦众议院议长、立法代表会议的主持官员。1850-1851年间，为了填补他的好朋友丹尼尔·韦伯斯特升任国务卿后留下的空缺，他又被任命为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这样，约翰·克里就是他们家族中的第二位代表马萨诸塞的联邦参议员。
罗伯特·温斯罗普在争取连任时不幸落败，接着在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的激烈竞争中也失利了。随后，罗伯特从政治生活中引退，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对历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关注并研究著名祖先约翰·温斯罗普的事迹。他有一个儿子——小罗伯特·查尔斯·温斯罗普，即克里的曾外祖父，小罗伯特后来有了一个女儿玛格丽特，就是她后来嫁给了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将这两个马萨诸塞著名的家族联系起来，二人生下了女儿罗斯玛丽——参议员约翰·克里的母亲。
玛格丽特·温斯罗普和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于1906年11月28日举行了婚礼，他们生了11个孩子。为了继续其家族在上海的基业，福布斯几乎全身心投入到对外贸易活动中，随后他又很快作为股东投资兴建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的铁路。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住在巴黎，战争期间他一直留在法国，为美国对欧洲的削减债务计划和商业投资计划而工作。
根据福布斯家族的历史记载，一些蛛丝马迹似乎显示詹姆斯·福布斯可能为美国政府做了一些情报安全工作。他在哈佛求学时，曾说：“与美国安全部门在几件非常有趣的任务上合作过，尤其是1922年去莫斯科和阿尔巴尼亚，还有1924年去伊朗。最近，我在德国和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是他于1926年写的。两年后，福布斯在法国布列塔尼附近的圣布里亚克（Saint Briac）购置了一处美丽的乡村别墅，名叫Les Essarts，他和家人经常去那里避暑。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福布斯在欧洲的煤炭和钢铁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他也在巴尔干和伊朗地区经商。在这段时间，福布斯与著名的让·莫内关系密切，一起经营欧洲的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莫内在组建失败的国际联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还试图组建英法同盟。在组建英法同盟失败后，莫内又与美国官员合作战后欧洲重建计划以及欧洲各国联合的计划——这个努力最终促成了今天欧盟的创立。
福布斯家族说莫内和福布斯之间有一种商业关系，尽管细节并不为人知晓。从福布斯于1938年4月22日从上海写给亲戚的一封信中，人们似乎可以窥到二人商业关系的某种端倪。
“莫内去了巴黎，现在纽约。”福布斯对他住在波士顿的一个亲戚W.卡梅伦·福布斯写道，“我们正在一起进行一个对中国人民可能有帮助的计划，但需要长期努力，而且可能不会得到华盛顿政府的同意，所以对于此事请不要对任何人提及。与法国人关于修建连接印度支那和中国南宁的铁路修建合同经过多次延期后终于签订了。我可能整个夏天都要待在这里，与莫内在上海的常驻代表梅佐（Mazot）协商。”随后福布斯又感谢他的亲戚邀请他的女儿罗斯玛丽“帮助你管家”。
此时，罗斯玛丽刚刚遇到年轻英俊的理查德·克里，他整个夏天都待在圣布里亚克，在一个雕刻家的工作室里做学徒。二人迅速坠入爱河。理查德·克里是个性格活跃、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他曾经驾驶一艘双桅小船穿越大西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来到柏林担任驻外事务处官员。我们不知道福布斯家族对理查德·克里了解多少。他不是一个像福布斯家族成员那样的名流贵族，但显然具有所有新英格兰上流绅士的特点：他毕业于菲利普·安德华学院和耶鲁大学，现在他又追随岳父詹姆斯·格兰特·福布斯在哈佛法学院学习。他来自波士顿，符合福布斯和温斯罗普家族的历史背景。
“我的外祖母听说在我们（法国）别墅所在的村子里有一个年轻美国人，于是就邀请他来吃午餐。”戴安娜·克里——参议员克里的妹妹说。理查德·克里立即对罗斯玛丽一见钟情。“我父亲说他从来没有这样目不转睛地看过一个女孩。”罗斯玛丽当时想成为一名护士，理查德则打算去美国当一名空军飞行员，可是大西洋阻隔了这对恋人。罗斯玛丽在法国，与故乡相隔万里。向北她可以望见英吉利海峡，而向东，纳粹正准备发动进攻。
青年时代青年时代（1）
就在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之前，罗斯玛丽·福布斯逃离了在圣布里亚克的别墅。她来到巴黎，结果却发现法国首都也处于德军包围中。1940年6月14日，26岁的罗斯玛丽给未来的丈夫理查德·克里写了封信。信中她说希望他们还会团聚，就像一年前在夏尔特尔（Chartres，法国地名）那样共度美好时光。可是现在物是人非，一切都变了。
下面是信件原文：
亲爱的迪克：
真令人震惊，一个原来我如此热爱的国家竟然已经土崩瓦解了，腐烂已经侵蚀了这个国家的核心。在6月11日车站关闭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慌和混乱之中，逃亡的难民们惊恐不安，歇斯底里。看看车站月台上，男人们争先恐后抢着坐位，甚至大打出手，把号哭的女人和孩子扔下不管不顾。靠近车站的街道上挤满了逃亡的人，他们在这里日夜等待着，盼望那永远不会来的、能带他们到“安全”之地的火车。在巴黎，罗斯玛丽看到到处都是可怕的情景。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协和机场，各种交通工具全都派上了用场。“装满各种金银细软的轿车；疲惫的、汗水淋漓的马拉着的干草车；手推车，独轮手推车，残疾人的轮椅，婴儿车，人们还牵着狗，抱着猫，提着鸟笼。这是个让人无法忘记的悲惨景象。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其中一员。”
罗斯玛丽受过医学培训，因此她想留在巴黎帮助红十字会救护伤员。可是一两天后，她也骑着自行车匆忙逃离了这座即将沦陷的城市，除了理查德·克里的照片，她几乎什么都没有带。
我们6月13日(星期四)晚8：30离开，之前，煤气和电全都停了，敌军的轰炸还引爆了城中的汽油罐。黎明时分，德军进入巴黎。第二天，我们匆忙赶往奥尔良，幸运地躲过了轰炸。我们当时看见敌机执行轰炸任务，及时躲避，幸好没有化为炮灰。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到美国，但是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无所畏惧了。
全心拥抱你（法语）
露茜（罗斯玛丽的昵称）罗斯玛丽逃往未被占领的法国南部，最终来到葡萄牙，辗转乘船回到美国。而理查德·克里此时正在受训，准备听候国家命令加入罗斯玛丽刚刚逃离的战争，他在亚拉巴马的军事基地等待未婚妻返回美国。刚刚回到美国，罗斯玛丽就听说德军已经接管了福布斯家族在布列塔尼的房产，将其应用于监视英军反击的岗哨。
在这个似乎一切事情都受战争影响的世界，罗斯玛丽来到亚拉巴马，接受了理查德的求婚。这对恋人于1941年1月在亚拉巴马成婚，同年11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而不到一个月，日本人就袭击了珍珠港，人们毫不怀疑，理查德和他所属的军队就要奔赴战场了。
但是首先，军队需要理查德执行一项特殊的新任务。作为一名熟练的飞行员，理查德已经在代顿（Dayton）的俄亥俄飞机场测试了B29飞机的性能，不过军队方面有更宏伟的目标。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军方征用了洛杉矶以北150英里的一片大农场，占地86 000英亩，以此作为一个试验基地，当时叫做库克营（Camp Cooke），即现在的范登堡空军基地（Vandenberg Air Force Base）。美军利用库克基地来发展最终能够对抗德军闪电战的战术。该基地还被用来进行高空飞机飞行测试，而理查德就被挑选来执行该任务。但是就在理查德有机会可以终日飞行在库克上方的蓝天上时，一场几乎要夺去他生命的肺结核让他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该任务。这种传染病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患者起初咳嗽，体重下降，发烧，随后肺部功能和身体其他器官都迅速受到影响。如果不及时诊治，患者就会死亡。
军方立即将理查德及其家人移送到专为患肺结核军人建立的丹佛疗养院。医生们认为这座海拔较高的城市空气清新，有助于清新患者的肺部。丹佛于是利用其天然条件来宣传所谓的“肺结核旅游”，结果该城很多肺结核疗养院都人满为患。理查德很幸运，军方刚刚于1941年在菲兹蒙斯医院（Fitzsimmons Hospital）设立了一所一流的肺结核诊所，理查德在那里接受到了最好的治疗。在理查德刚刚痊愈出院后，罗斯玛丽给他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约翰·福布斯·克里于1943年12月生于丹佛。当时理查德·克里大病初愈，还不能回到军中复职。现在他有一家四口要养活，理查德需要找个工作。在约翰·克里出生四个月后，理查德·克里偕家人离开丹佛迁往马萨诸塞格罗顿（Groton），找了个暂时的栖身之地。马萨诸塞就像他们的家一样：理查德·克里在布鲁克林长大，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的母亲艾达仍然住在这里；罗斯玛丽的几个兄妹也搬到了马萨诸塞，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的亲戚几乎遍及全州。
大洋彼岸，盟军正在执行宏伟的诺曼底登陆计划，美国军队最终逼近纳粹占领的福布斯家族在布列塔尼海滨的房产，可是纳粹却掉转坦克，将这片美丽的别墅碾为平地。而在马萨诸塞，克里一家已经习惯了田园牧歌般的宁静生活。他们用继承的一部分财产，在米里斯（Millis）购买了一处带有壁炉、图书馆和六间卧室的舒适的乡村别墅。在此期间，理查德·克里在一家波士顿律师事务所工作，罗斯玛丽和孩子们则继续在这个半乡下的别墅里度过了六年时光，享受着谷仓、池塘和似乎没完没了的亲戚们的来访。
约翰·克里大约四岁时，全家去了圣布里亚克凭吊福布斯家族在那里的房产。除了烟囱和楼梯外，一切都化为了砖石瓦砾。他们发现废墟中还埋着一颗地雷，自从盟军赶走德军后，这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没有人动过。这次探访给小克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是他早期的几个回忆之一。
“我记得耸立在空中的楼梯、脚下的玻璃，妈妈看着这一切哭泣着。”克里回忆道。他们得知村民们尽力抢救了该别墅中的财产，美军最终也解放了它。福布斯家族决定重建别墅，将其作为一个家族成员消遣度夏的避暑胜地，让小克里和其他子孙都能享受这种贵族的生活方式。克里一家回到了米里斯，可这次探亲让他们回忆起战争的残酷和给全民族带来的巨大牺牲，这给他们一家人都带来了长久的影响。
青年时代青年时代（2）
理查德·克里因患病无法直接参加战争，这一直是他的遗憾；他只好梦想着参加战后重建及各国交流工作。于是，1950年，理查德·克里举家迁往华盛顿D.C.，在那里他在海军总参谋室谋取了一个职位。随后他们在华盛顿切维蔡斯居民区（Chevy Chase）买了一栋房子。
切维蔡斯就像州界对面马里兰州的同名姐妹村庄一样，丝毫不能让约翰·克里感觉到当初居住在米里斯的那种乡土气息。当地住着政府官员以及附近政府科研中心的科学家。切维蔡斯被康涅狄格大道分成两半，该大道笔直地一直通到六英里以外的白宫，路两旁精巧的公寓一字排开。
在随后四年里，克里一家过着那种最典型的华盛顿公务员的家庭生活：按时上班，关心局势变化，和家人在饭桌上讨论着国家政策和权力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理查德·克里升迁很快，1951年就职于美国国务院联合国问题办公室，在那里又工作了三年。
克里的家庭成员后来回忆，由于年轻的联邦参议员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声名鹊起，全家从马萨诸塞搬到华盛顿时有一种额外的激动心情。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海军巡逻艇上服役，1946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1952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约翰·克里正是在华盛顿居住期间耳濡目染了政界的各种事情，这些都是他父亲和肯尼迪亲身经历的。
卡梅伦·克里说所有这些都对他的哥哥约翰有重大影响。
“我们餐桌上的谈话离不开华盛顿的各种政治事件——爸爸在政府任职，我们都很关注总统大选，支持约翰·F.肯尼迪，他也是个天主教徒，和我们祖先一样来自马萨诸塞，他的一切都让我们有深刻的共鸣。”卡梅伦说，“我想正是这种谈话促使我哥哥约翰开始主动关心政治。”
1954年，约翰·克里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理查德·克里接受了美国政府委任他在西柏林的工作，在那里他担任美国驻西柏林律师，并就一系列法律问题提供建议。错过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查德现在要举家迁往冷战中心。这将对年轻的约翰产生长远的影响。
当理查德一家迁往柏林时，战争留下的废墟已经基本被清理了，可城市的毁坏是无法弥补的。人们似乎认为美国及其盟军导致了大多数破坏——不过自由需要代价，柏林的居民不得不为此承受许多年的痛苦。“当我父亲驻欧洲时，美国仍然（被认为）是欧洲的解放者。”卡梅伦说，“这是马歇尔计划的时代，在欧洲，你几乎每走一步就会遇到一幢建筑物，墙壁上镶嵌着一块瓷砖写着：‘此建筑是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重建。’被侵略国家的人们仍然会屈辱地回忆起纳粹的铁骑开进欧洲，他们被迫夹道向侵略者敬纳粹礼，这些记忆还很鲜明，伤疤自然也还在隐隐作痛。”
战后，没有一个城市像柏林这样凄惨：整个城市几乎沦为废墟，无言的断壁残垣提醒着人们战争的残酷。柏林被分成东西两部分，在西柏林的居民或是美国人只要踏过分界线就会被苏联军队逮捕入狱。
所有这些景象都强烈震撼着小约翰，当时他还是个孩子。他时常想分界线的那一侧会是什么样？一天，为了满足强烈的好奇心，他跳上自行车，骑车到了东柏林。“那时我12岁，”克里说，“很有趣，那可以说是一个冒险。我记得看到了希特勒的碉堡。我的自行车是我逃离父母惩罚和其他所有坏事情的最好帮手。”
他的父母很不高兴。万一克里在东柏林被捕入狱，这就可能导致一场国际纠纷，让他处理法律事务的父亲陷入尴尬境地。但是克里仍然以这段经历为荣。“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勃兰登堡门，看见了一些与我同龄的孩子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
不过理查德夫妇显然认为，把约翰送到国外寄宿学校对儿子的教育和将来更有益。理查德·克里经常在欧洲各地参加有关北约组建的会议，经过实地考察，理查德决定把小克里送到瑞士的寄宿学校。这并不是抛弃了亲骨肉，可当时小克里确实有这种想法。该寄宿学校叫蒙大纳，位于苏黎世附近的楚格（Zug），引人注目地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俯视着山脚蓝宝石般的湖泊。楚格蒙大纳学院（Insitut Montana Zugerberg）建于1926年，原址是舍恩弗大饭店（Grand Hotel Schonfels），校内建筑富丽堂皇。克里对瑞士的乡村美景陶醉不已，可是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又感到强烈的孤独。在随后的七年里，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度过：假期结束后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学校，他要在一群竞争激烈的富有贵族子弟中重新适应新生活。对他来讲，克里的父亲似乎总是一个遥远的形象。“我的父母人格高尚，对我宠爱、关心，但他们却总是不在身边。”克里回忆道。
克里感到父亲的形象很遥远，这不仅仅由于地理原因。理查德·克里一直对父亲的自杀郁郁寡欢，而他的姐姐米尔德里德后来也由于癌症病逝，这更让他伤心不已。“我父亲对他的姐姐和父亲的离去非常痛苦，很气愤，不愿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似乎与我们都很遥远。”
这种遥远感在1956年9月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理查德夫妇决定继续住在欧洲，而送儿子约翰·克里回到祖国马萨诸塞上寄宿学校。理查德夫妇为儿子选择了牛顿的费森顿学校（Fessenden School in Newton），这是一所男校，以其著名的校训而闻名：“勤奋战胜一切。”该校要求学生上课时穿西装，打领带，遵照严格的学校标准，但也有很多运动和比赛时间。“我似乎总在搬来搬去，总在对朋友说再见，”克里回忆道，“这难免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尽管不是很大。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经历我这种漂泊的生活。”
克里最喜欢暑假，他可以逃离这个死板的、与世隔绝的贵族学校。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克里几乎都在水边度过，或是徜徉于科德角（Cape Cod）的海滩，或是在挪威的海湾凭海临风。他父亲1957年出任位于奥斯陆的美国驻挪威使馆的法律顾问。
在学校，克里认识了许多志趣相投的伙伴。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叫做理查德·潘兴的男孩，他们的友谊从日后来看无疑是最重要的。像克里一样，小潘兴也在瑞士上过学，他的祖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指挥在欧美国远征军的陆军参谋总长、赫赫有名的约翰·约瑟夫·潘兴，绰号为“铁锤”或“黑杰克”。他们家族对于美国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克里与潘兴几乎形影不离，一起做游戏，一起谋划未来，也许还谈到了在战场上带军立功。1957年，他们一起从费森顿毕业，各自进入不同的相当于高中的预备学校，这两个好朋友仍然保持密切联系。两个人的新学校都在原来学校的北面，约有一小时路程，潘兴进了飞利浦·埃克塞特学院，克里则进了康科德的圣保罗学校。
青年时代青年时代（3）
表面上，从母亲这方面的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来看，克里是个蓝血贵族后裔，似乎来自收入更高的家庭；而潘兴的家庭背景似乎不那么煊赫。事实上，沃伦·潘兴要比克里的父亲富裕得多，理查德的官职一直没有超过中等外交官的职位，而沃伦·潘兴则是华尔街著名的潘兴股份公司的高级合伙人。
克里进了圣保罗学校，但并不是父亲提供学费，而是由他的婶祖母、没有子嗣的克拉拉·温斯罗普慷慨地提供费用。她在海边曼彻斯特拥有一处豪华房产，内有保龄球道等设施。温斯罗普主动提供了克里在预备学校的大部分费用，这让囊中羞涩的克里夫妇可以把儿子送到昂贵的贵族学校。“有一个钱多得没处花的婶祖母真是太好了。”克里回忆道。在今天，这样的大礼约为每年3万美元。
“我们家并不富裕，”克里的妹妹戴安娜说，“当然我们家族中有一些富人。我们从没有孩子的婶祖母那里受惠。我父亲只有政府给的薪水，我母亲有一些继承的财产，但数目并不大。”
在瑞士和马萨诸塞的寄宿求学经历让克里很快就适应了圣保罗学校，这个学校更是个精英云集的地方。圣保罗学校于1856年建校，以宗教准则为建校宗旨，其100年的办学历史都体现了“世俗和神圣的完美结合”。学校的校训是圣哲罗姆的名言：“学习尘世间的一切，天堂里继续体验真知。”
圣保罗学校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的学校，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非新教的天主教徒，克里有时候必须离开学校去参加天主教会活动。（该校于2002年聘请了第一个天主教学校牧师。）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克里都很与众不同，比如他在这个共和党人控制的学校里居然疯狂地崇拜肯尼迪。
在接受精英教育的这几年，克里对严格的学术要求丝毫没有感觉到困难。克里对这所学校非常满意：校园占地2000英亩，葱茏高大的白皮松环抱着一个小池塘，树木掩映中可见新哥特式的尖顶建筑，与牛津建筑风格相呼应。学生们都绅士风度十足，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伊丽莎白式的餐厅里进餐。这所学校当时只招收男生。清晨早餐后，学生要在8：10分做强制性的礼拜。随后课程从早8：30一直到下午1：30，下午是体育课和运动时间。4：50到6：15还有两节课，晚餐后则是家庭作业时间。当时，该学校是从八年级到十二年级，克里在那里整整度过了五年。“那些日子孩子们被非常严格地管制，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克里的英文老师赫伯特·丘奇说。他曾在圣保罗学校任教27年。
克里进入圣保罗时是个矮矮胖胖的男孩，当时的照片几乎和后来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几年后，他的个子迅速长高，才和现在的样子有几分相像。后来他是校园里最高的男孩，令他高兴的是，他的高度让他在体育场上出尽风头，尤其是曲棍球和足球。他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冬天在校内池塘平滑如玉的冰面上迎着风轻盈地滑冰，此时他就像一只自由的、翱翔于天际的小鸟。
克里已经在家庭餐桌上耳濡目染了多年时事辩论，早期又在寄宿学校度过了几年，所以在圣保罗，他迫切渴望能有一个辩论的舞台，于是他发起成立了约翰·温纳特社团（John Winant Society）。该社团以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的名字命名，他当时仍然每天出现在媒体上评论当天大事。克里记得他曾经交过一篇主题为“黑人的权力”的有奖演讲比赛征文。圣保罗学校的官员已经无法找到原文了，但他们找到了克里投稿给康科德文学社团的一份赢得了一等奖的演讲稿，题目为《西方世界上半个世纪趋之若鹜的比赛标志着西方文明的衰落》。
丘奇是克里的英文老师，克里在课后经常与他待在一起。克里住在一个容纳30个男孩的三层小楼的男生宿舍。“我还记得晚上他坐在我家的沙发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我当时常常想他将来会有怎样的前途，现在我仍然想。”丘奇说，“我当时想这个孩子是个志在四方的男人。我认为他进入外交界会大有所为。他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那种严肃的理想主义。许多孩子都想将来就接手爸爸的公司，当然这样想没有任何错，但面对这个年轻的孩子，你就会觉得他是个为整个世界做大事的人。他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除了辩论、政治和体育，克里的大部分时间都给了他最喜爱的摇滚乐。他甚至还和六个男孩组建了一个名为“电子”的摇滚乐队，他们制作了一张密纹唱片，复制了500份，不过这些唱片似乎只能让他们自娱自乐，当然也可能在舞会上为他们博得了一些女孩子的青睐。该校记录校园歌曲的校友录记录了学生们创作的一些歌曲，如《吉他舞起来》、《夏日布鲁斯》等，该歌曲旁有关于克里的注：“电子贝司手，来自挪威奥斯陆，他谱写的旋律给该乐队注入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当时，克里的爸爸是美国驻奥斯陆使馆的法律顾问，不过克里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圣保罗学校和马萨诸塞的亲戚家里。
上面有关克里的注是克里最好的朋友之一彼得·韦思·约翰逊所写。一个夏天，克里和约翰逊以及其他一些伙伴驾着克里父亲的船从百慕大回到美国。回想起来，那是很浪漫的往事：百慕大无忧无虑的生活方式，朋友们在划船，自创的乐队在聚会。然而这却成为克里痛苦的回忆之一。就在约翰逊为克里写下记载下他高中对音乐的狂热爱好七年后，1968年2月13日，美军中尉约翰逊在越南平定（Binh Dinh）的战斗中死去。不过悲惨的结局是将来的事。当时圣保罗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安全的孤岛，不仅远离战争，也远离贫穷、种族冲突以及许多美国人民为之焦头烂额的烦恼。这是个全是男性也全是白人的社区，但也有一个例外。德高望重的约翰·沃克被聘为学校第一个黑人教师，后来成了华盛顿主教区的主教。他是克里的导师，当时经常与克里谈论民权问题、种族问题以及其他克里颇为陌生的事情。
“约翰·沃克是我的良师益友，”克里说，“他是我最亲近的老师，也是学校里第一个黑人教师，晚上我经常在他的公寓里逗留数个小时。他的世界与圣保罗的小天地截然不同。”
沃克的影响也是促使克里立志作为一个终生民主党员的几大因素之一。毫无疑问，克里的父亲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员，而且他们一家很久以前就关注自己州的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并将肯尼迪作为一个楷模。随后，196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圣保罗学校，大多数人都支持理查德·M.尼克松，狂热崇拜肯尼迪的克里似乎是个异端。
1960年11月7日，克里从康科德来到波士顿，参加大选前肯尼迪的最后一次演说。当时从康科德到波士顿有火车，克里乘车到波士顿北站。10万多人夹道向马萨诸塞的参议员致敬，还有2万多人在波士顿花园等着一睹肯尼迪的风采，克里就是其中之一。
肯尼迪被“一群面色红润、体态肥胖、巧舌如簧的政客簇拥着走上了讲台，在肯尼迪出任参议员之前这群人一直控制着马萨诸塞的政治”。H.怀特在他的1960年总统大选中这样写道。很多年来，克里都说肯尼迪的演说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当时的情景也让克里心驰神往。《纽约时报》说道：“从下榻的宾馆到波士顿花园，肯尼迪的汽车队足足用了90分钟才爬过这两英里的路程，目的地还有2万余名尖叫的观众在翘首以待。”
青年时代青年时代（4）
后来，在大选前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中，肯尼迪对法内尔(Faneuil)大厅中的观众说：“这次大选不仅仅是两党或两个候选人之间的竞争，而且也是国泰民安和民不聊生之间的竞争，是那些想抛锚躺下的人和勇往直前的人之间的竞争。”
克里踏上了返回学校的列车，思绪万千，也许想着肯尼迪的演说，也许想到了自己的前程。第二天上午，克里对圣保罗学校的同学发表了一通支持肯尼迪的演说。克里的同学约翰·沙特克后来也与克里一起进入耶鲁大学，同样支持肯尼迪当选，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克里的演说。
“似乎只有我们两人支持肯尼迪。（克里）似乎在政治上有点独树一帜。他是一个很严肃的学生、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运动健将，他有一帮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他似乎不是那种典型的预备学校的半大小子，他非常严肃，已经深深地迷上了政治舞台，尤其被肯尼迪的当选深深打动了。”
克里从来没有说服那群共和党的朋友，但他坚信自己是一个和肯尼迪一样的民主党人。克里究竟在什么时候确立了他的政治信仰呢？也许就像他的妹妹戴安娜所说：“我一直感觉到正是约翰·肯尼迪让约翰（克里）热烈地投身于政治，1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辩论感兴趣了，他是那个辩论俱乐部的负责人。”
那是在1962年夏天，高中毕业准备进大学时，克里更加巩固了与肯尼迪的联系。他利用假期为爱德华·M.肯尼迪竞选联邦参议员散发传单。同时，克里还阅读了有关总统肯尼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PT109巡逻艇上的战争经历，这也直接促使克里在越战期间自愿报名到海军巡逻艇上服役。
很碰巧，克里的一个室友路易斯·卢瑟福，正在与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珍妮特·奥金克洛斯约会，她恰好是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异母妹妹。1962年，18岁的克里也和她度过了不少时间。因为与总统妻妹的特殊关系，克里的朋友们都惊讶于约翰·福布斯·克里和美国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之间惊人的相似。除了家族背景类似外，两个人都在马萨诸塞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两个人的政治哲学也颇为相似。甚至克里的声音和肯尼迪也有几分相像，都带有浓重的波士顿口音，尽管克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
“肯尼迪绝对是他的偶像和楷模。”丹尼尔·巴比罗——克里在圣保罗和耶鲁的室友说，“他非常崇拜肯尼迪，崇拜他演说和写作的煽动力。”
随后，1962年8月，珍妮特·奥金克洛斯邀请克里去她家位于罗得岛的豪华房产汉莫史密斯农场（Hammersmith Farm），约翰和杰奎琳就是在那里结婚的。
“我们关系不错，似乎开始约会了，或者说是半约会的状态，她在1962年夏天邀请我去她家里。”克里回忆说，当时总统也去妻子家里探望，就像电影《阿甘正传》里的情景，克里幸运地有机会见到心仪已久的偶像。
克里赴约迟到了，他被引进房子里，看见一个男人靠着墙站着，然后转过身。当克里走近时，才认出这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那个人就站在那里，转过身来，竟然是美国总统。”克里回忆道，“我记得我万分激动，对他说：‘嗨，肯尼迪先生。’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他说：‘哦，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刚刚从圣保罗毕业，正要去耶鲁上学。’”
刚刚说完这个，克里就意识到错误了，因为他想起肯尼迪是哈佛毕业生。就在几星期前，当肯尼迪在纽黑文1962届毕业典礼上接受耶鲁大学的荣誉学位时，他还调侃地嘲笑耶鲁大学：“我很高兴来到耶鲁，哈佛的女儿。可以说现在我拥有了两个世界，即哈佛的教育和耶鲁的证书。”现在，克里局促地站在肯尼迪面前，肯尼迪并没有为难面前的孩子，他告诉克里他有耶鲁的证书，“我现在也是个耶鲁的人。”
“他难以置信地亲切，非常友好，让我很放松。”克里回忆道。接着他们又谈论了肯尼迪弟弟竞选参议员的事情，随后总统带着克里来到码头，他们和其他一些人乘着海岸巡逻快艇在纳拉甘西特海湾划船。白宫的一个摄影师记录了这一瞬间并发表在《曼尼托》(Manitou)杂志上：肯尼迪穿着白色长裤、海蓝色衬衫，带着太阳镜，极其潇洒；还有克里，白色T恤衫的袖子卷着，微微后倾，沐浴在阳光和权力之下。
几个星期后，克里又见到了肯尼迪，这一次是在1962年9月的美洲杯比赛上，还是在罗得岛的海边。一个摄影师再一次捕捉了这一次见面。
当时，克里的一半时间都是在寄宿学校度过的，几乎走遍了欧洲，还和总统——他的偶像一起滑过船。但是他不会追随肯尼迪进入哈佛——他想离马萨诸塞远一些，也想循着父亲的足迹做一个耶鲁人。走在耶鲁大学林立的哥特式尖塔中，这是他的梦想。
克里进入耶鲁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总统肯尼迪写一封信，为那年肯尼迪在耶鲁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一些耶鲁学生的不敬和诘问而道歉。亲爱的总统先生：
这个夏天有幸在汉莫史密斯农场几次遇到您，还有幸为您的弟弟在马萨诸塞参选议员而效力，我也可以算做肯尼迪的衷心支持者了。在此，我为我们耶鲁大学一些学生对您的不敬行为表示道歉。您最近来访耶鲁给同学们留下了许多讨论的话题——不仅是从政治角度，还有从社交角度。然而，很遗憾，一些反对者对美国总统的不尊敬行为让我很难过。当然，一个并没有冒犯您的人写信为其他人的不敬行为道歉并不算是真的道歉，但这至少表明这里的人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给学校和他们自己带来的耻辱。当然，您并没有为这里发生的小事情烦恼，但是对您的侮辱已经发生了，没有人可以装作它没有发生过。
我还要感谢有机会与您度过了美洲杯比赛时的激动时刻。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约翰·F.克里
几年之后，就轮到克里来领导成百上千的反对者来反对另一个不同的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但是首先，他要结束大学教育，要恋爱，还要迎接即将来临的战争。
耶鲁求学耶鲁求学（1)
在美国大萧条时期，耶鲁大学的主管人决定在校园内兴建一系列建筑，该建筑计划与美国传统的学院建筑风格迥异。耶鲁大学的高层决定将校园变成一个哥特式的仙境，图书馆看起来像是尖顶大教堂，餐厅和宿舍则体现了伊丽莎白时期的建筑风貌。1932年，学院系列中的第一个开始动工兴建，每个学院约入住400名学生，构成一个雅致的宿舍区。第一个建成的宿舍——这个普通的名词实在不足以彰显学院的富丽堂皇——以天才神童的名字被命名为乔纳森·爱德华兹学院（简称JE）。乔纳森·爱德华兹学院是一个封闭的小天地，六英尺深的护城河围住了部分学院，精巧的大门装点着城墙。学院虽然主要是学生的宿舍区，但很大，各种设施也很完善：图书馆、演讲大厅，以及耶鲁颇有历史的大厅（the Great Hall），该大厅带有教堂式神圣的天花板、木梁和嵌板墙。
建筑家的目的是通过这种高耸的神圣建筑给学生们一种非凡的优越感，似乎他们都属于高级的富有人群和知识分子阶层。该学院是由一个舍监监制的，他利用捐款每周举办一次讲座、演讲或艺术展览。很奇怪的是，任何一个耶鲁毕业生毕业后都喜欢说自己是乔纳森·爱德华兹学院毕业的。每天早晨，当一个JE的学生在套房宿舍中醒来时，房间里古雅的壁炉、窗外保养良好的草皮以及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他尊贵的地位。你没有“室友”，与你分享套房的人是你志同道合的伙伴；你的房间外不是普通的走廊，而是“黄金海岸”。当你来到JE时，事实上，你已经进入了生活的轨道，你周围的伙伴将成为你终生的好友。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算是经营世界，那么你可以来看看与JE毗邻的、耶鲁大学里最神秘的社团——骷髅会（Skull and Bone）。JE是个美丽的校园，吸引每个人信步进门，欣赏校园内每一个角落的美景；而骷髅会却是个闲人免进的地方，除了15个会员。骷髅会所在的二层小楼每一侧都有一个长方形的裂痕，让人想起阴森的监狱。这里似乎没有任何鲜活的气息，笼罩在小楼旁边那种神秘、阴森的气氛似乎在警告任何人“勿进”。
而约翰·克里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生活得却很惬意。这是他一直以来梦想的事情：追随父亲的足迹进入耶鲁，走在知识的尖顶高楼之间，想像着父亲1937年在这里的身影。
对于一些学生来说，来耶鲁上大学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家门。不过克里12岁的时候就远赴大洋彼岸的欧洲去上寄宿学校了；在来到耶鲁之前，他又在圣保罗充分享受了自由、友情、体育、辩论以及音乐，还经常与朋友们去滑雪或去纽约旅游。他早已熟悉了大学生活。
1963年，克里进入大学二年级，搬进了JE学院一套位于三楼的宿舍。他有两个室友，第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圣保罗时的室友丹尼尔·巴比罗。
巴比罗很惊讶克里居然对这里如此痴狂，似乎克里一直以来都在盼望这一时刻。“在他看来，这似乎就是他要来的地方。”巴比罗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都是初来纽黑文的新生。他为来到耶鲁激动不已，而且对耶鲁的历史颇感兴趣，似乎对这里的历史掌故都了如指掌。”
第二个室友是哈维·邦迪，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著名的邦迪兄弟的侄子，邦迪兄弟——威廉和麦克乔治——是当时美国制定越战政策的关键人物。威廉最终成了促使克里去越南参战的重要因素，而麦克乔治将成为克里对战争一腔怒气的发泄对象。克里充沛的精力让室友很吃不消。他总是熬夜到凌晨5点才睡，于是他们让他独享一个卧室，巴比罗和邦迪则分享另一间。除了参加足球队和曲棍球队外，克里还经常去佛蒙特州的斯托和基灵顿滑雪。但是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政治上，七岁时在华盛顿家庭餐桌上就开始聆听父母对政治的讨论，在柏林的经历和圣保罗求学时的辩论社团使他对政治的兴趣更浓厚了。
从一入学起，克里就被许多人认为有政治雄心——确切地说，有想当总统的野心。一些人注意到克里与肯尼迪的名字首字母缩写都是JFK，于是就拿这个开克里的玩笑，当克里出现时就吹起“向领袖致敬”的口哨。有些同学认为克里自我膨胀得厉害，但更多的人认为克里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同时又有足够的能力去做一个参议员或总统。
“克里显然有一种领导全国的欲望，”他的同学卡里·考普林说，“他似乎早就为将来做好了计划：他要成为一个领导者。”
克里成了辩论队的领队和著名的耶鲁政治联合会（Yale Political Union）的会长，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小威廉·F.巴克利和麦克乔治·邦迪之前都曾担任过该会会长。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政治团体为参照，耶鲁大学的学生于1934年发起成立了耶鲁政治联合会，以“扭转30年代耶鲁大学自闭、淡漠的政治文化”。政治联合会不仅为克里提供了一个发表演讲的舞台，还让他有机会聆听众多知名政治家的演讲。克里以后的政治倾向和决策类型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联合会和辩论队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学生以及后来的参议员，克里经常在最后决定某项重大决策之前进行长达数星期的反复辩论。参议员助理们说，克里经常走进国会山后还不告诉他们他将如何投票，这种习惯也许源于多年以来他一直习惯于为一个论述的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辩。
据大家所说，无论辩题大小，克里几乎都是赢家。克里和他的搭档小威廉·B.斯坦伯里，曾一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就“贵族时代已经终结”这一辩题对阵麦吉尔大学。耶鲁的二重唱征服了主场的加拿大听众，投票结果竟然是不可思议的250∶1！随后，克里和斯坦伯里再战告捷，漂亮地赢了英国大学联队。
克里还有一项突出的能力，那就是可以就任何问题鼓动同学开始辩论。克里的朋友说他并不满足于朋友之间只谈论女孩或是体育运动，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才是他想要的。
至于克里是否在耶鲁见过布什，我们搜集的资料有些矛盾。布什当时是德尔塔·卡帕·爱普希龙(DKE，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会的会长。克里和布什都说不记得在耶鲁见过面，可是克里的密友大卫·索恩，说他曾经和克里及布什在一起过，还详细地描述了细节。
据索恩说，布什比克里小两岁，他在耶鲁总是试图展现自己得州血统的独特，在耶鲁小有名气。尽管布什曾在马萨诸塞安多弗的菲利浦学院接受预科教育，还曾在东部的康涅狄格、马萨诸塞和缅因州度过一段幼年时光，可他对美国东部的政治文化传统却颇不以为然。克里作为温斯罗普家族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外交官的儿子，以及圣保罗学校的毕业生，当然是东部贵族的典型代表。当时，布什的父亲在竞选参议员中失利，正准备为竞选联邦众议员准备，并最终获胜，不过小布什似乎没有表现出对政治的任何兴趣。
那天，据索恩说，布什和克里见面了，两人讨论起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问题。当时(1965年)关于公车种族冲突的案件时常见诸报端。布什的爸爸正在竞选参议员，约翰对此很感兴趣。索恩回忆道：“我很清晰地记得，他们讨论了公车种族隔离问题。约翰参加过罢乘游行，而乔治却非常保守，认为这简直是疯了。”
除了政治分歧，在克里加入骷髅会两年后，布什也追随父亲的足迹加入了。
克里对JE校区旁的骷髅会会址非常着迷，加入骷髅会意味着获得新生。“你的骷髅会会友将在事业上帮助你，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提供财政支持。与其他社团不同的是，你不能申请加入该社。该会挑选会员相当严格：每年，骷髅会的15名成员——都是大四学生——将从三年级学生中选出15名替代他们。通常新成员之间最好彼此并不认识，但一旦加入后要立即成为朋友，而且是终生的朋友。墓穴中所讨论的事情成员们必须严守秘密。”
耶鲁求学耶鲁求学（2)
该会于1832年成立，也被称为死亡兄弟会。根据亚历山大·罗宾斯所记录的骷髅会历史《坟墓之谜》一书记载，骷髅会是由一个叫做威廉·H.罗素的学生创建，其家族由于经营鸦片贸易而聚敛了巨额财产。据罗宾斯的记载，罗素在德国的一个好朋友领导着一个崇拜死人骷髅的秘密组织。“罗素立即就迷上了这个神秘团体”，并在耶鲁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秘密组织。罗宾斯写道：“他们崇拜欢乐女神(Eulogia)，为海盗行径欢呼，热中于通过秘而不宣的阴谋诡计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
自创立起，100多年来骷髅会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据罗宾斯所说，它仍旧是一个只接纳精英的排他团体，大约二十几个在全美国名头很响的名门望族掌控着骷髅会，其中包括布什家族、邦迪家族、哈里曼家族、洛德家族、菲尔浦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塔夫脱家族。“叛徒是不会被骷髅会原谅的，”罗宾斯写道。罗宾斯采访了一些1966届的骷髅会会友，他们对有关骷髅会的一些可怕传闻了解颇多，说这些故事有的耸人听闻，有的纯属编造，包括有传闻说会员们都会被给予金钱。他们说这完全不对，因为后来会员们被要求向组织交纳许多钱。至于罗宾斯所说的骷髅会会友都有“许多美女任其支配”，他们则都报之大笑。
不过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大家的普遍感觉似乎就是真相，围绕着骷髅会的传说也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对于1966届的骷髅会会友们来说，一个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是组织让他们有机会畅谈个人和政治。在1966届这15个成员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数人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前程。
克里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这并不出人意料。即使在精英云集的耶鲁大学，克里也是很杰出的，辩论冠军、足球和曲棍球运动员、温斯罗普家族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这似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大多数骷髅会会员都有显赫的金钱背景，或是遗产或是基金或是毕业后可以赚到的钱。尽管许多人认为克里也许很富有，可事实上他几乎没有多少钱。克里入会是由几个即将离会的大四学生推荐的，其中包括约翰·沙特克——克里在圣保罗的校友，后来在克林顿政府的内阁成为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问题的副国务卿。选择克里入会不是因为他的社会背景，据沙特克说，而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克里将是一个未来的政治领袖。“我记得我推举他入会，毫无疑问，他将来会进入政治领域大展宏图。”沙特克说。
在骷髅会的另外14个会友中，克里结交了在耶鲁最亲密的三个朋友：弗莱德·史密斯，他激起了克里对飞行的兴趣；大卫·索恩，他的妹妹成了克里的未婚妻；还有理查德·潘兴，他们14岁就相识了，后来又让克里下定决心奔赴越战。如果骷髅会是校园里最精英的团体，那么这几个人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了。此外，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没有试图利用关系逃避兵役或是延期服役，而是都去了越南参战。
史密斯和克里立刻走到了一起，复兴了耶鲁飞行俱乐部（the Yale Flying Club）。“我使他爱上了飞行，”史密斯回忆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耶鲁飞行俱乐部的成员成了海军航空的主力。他们自学飞行，通过考试加入了海军航空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飞行俱乐部逐渐衰落了。我们复兴了耶鲁飞行俱乐部。”他们重建的动力也许来源于一个围着金门大桥翻筋斗飞行的教授。
克里热爱飞行的刺激，敢于挑战大多数耶鲁飞行者不敢尝试的。他学会了特技飞行，经常练习翻筋斗以及其他危险动作。“在耶鲁的最后一年，我的专业似乎变成了飞行。”克里说，“我对此很认真，几乎很少去上课，而花大量时间学习飞行。”而此时，史密斯却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飞行。他写了一篇期末论文，提到“社会自动化将如何支持一个完全不同的后勤运输系统”。这篇论文仅被勉强通过，但史密斯的目的不仅仅是得到成绩。按照他在论文里提到的一些原则，他后来建立了联邦快递公司——一个为客户空运文件和物品的公司，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另一个密友大卫·索恩，在耶鲁的第一年就见过克里，他们的初次见面简直糟透了。他们谈到了女人。克里说他正在约会珍妮特·奥金克洛斯——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异母妹妹。然后，索恩说：“不，我正在和奥金克洛斯约会。”结果，珍妮特与两人的关系都告吹了。（她后来嫁给了克里在圣保罗时的同学路易斯·卢瑟福，后于1985年死于癌症，年仅39岁。）
自从40年前初次见面后，克里和索恩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两个年轻人都曾在欧洲生活过，克里可以说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索恩也可以说至少一种外语。索恩来自于他所说的“坚如磐石的共和党家庭”，而克里的家庭则倾向于民主党，不过两人对于欧洲的观点倒是一致的。他们一起在欧洲度过了一个悠闲的暑假，驾驶一辆旧出租车游历了整个欧洲大陆。除了他们的世界观外，两个人还都热爱足球，他们都是在国外学会的，这让他们发起了耶鲁大学足球队。最后，索恩介绍克里认识他迷人的妹妹朱莉娅，她后来成了克里的妻子。
这个小团体的最后一个成员，据说是最古怪的，也是最可爱的。他就是理查德·潘兴，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的总指挥“黑杰克”约翰·潘兴的孙子，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他的明星气质和与众不同的举止都使他很难令人忘怀。
潘兴会用这样的语气谈论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战争来了，你去。”潘兴和骷髅会会友们说话的口吻像是黑帮老大。
耶鲁求学耶鲁求学（3)
但是潘兴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如果这是一部电影，那么潘兴将是最活跃的英雄式人物，是个爱搞笑、爱制造麻烦的人。他会吸引很多女孩，似乎没有什么烦恼。在许多方面，他都与克里截然相反，可是这两人却非同寻常地亲密，他们14岁的时候就认识，一起在费森顿度过少年时光，都曾在欧洲住过，现在又一起来到了耶鲁。
不可避免地，潘兴会被人比做杰·盖茨比——F.斯克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主人公，他有某种“对生活的未来高度灵敏的预感，好像他是那种能够测出千里以外地震的复杂仪器”。
“潘兴是盖茨比20世纪最有力的竞争对手。”骷髅会会友艾伦·克罗斯说，他说盖茨比和潘兴都曾住在“长岛同样的地方”。
潘兴在耶鲁的朋友都叫他“珀西(Persh)”，克里是他最先认识的。尽管离开费森顿后两人去了不同的学校，但两人还见过几面，现在又在耶鲁重逢，自然十分高兴。
美国人几乎都知道潘兴祖父在美国军事史上的赫赫战功。约翰·潘兴得以名扬美国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美国军队的总指挥，还因为他在1895年蒙大拿州领导名噪一时的第十骑兵团。该团里有一队黑人骑兵，即“水牛战士”。当时黑人不许在白人部队里服役，但是潘兴很敬重他们并乐意领导他们，这也为他赢得了“黑杰克”这个绰号。
约翰·潘兴的战绩相当杰出：1898年在圣胡安山（San Juan Hill）赢得银星奖章，随后在菲律宾一直战斗到1912年，然后带领“水牛战士”于1914年在墨西哥边界巡逻。在墨西哥巡逻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仍然住在旧金山的军事驻地，可是1915年驻地的大火夺去了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命，仅有一子幸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潘兴领导美国远征军，声威大振，后来又被任命为陆军特级上将，声名达到顶峰。可是丧妻和丧子之痛让他在余生里一直郁郁寡欢，这也更切合他的绰号“黑杰克”。惟一幸存的儿子是沃伦，后来生下了理查德——也就是克里的好朋友。毫无疑问，理查德·潘兴也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创造辉煌的事业。
“我们非常非常亲密，”克里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无忧无虑的时光，我怀念那段日子。”
其他骷髅会会友也注意到了克里与潘兴之间的亲密关系。“约翰很严肃，对政治非常感兴趣。潘兴则截然相反，他很爱搞笑，总爱捉弄我们。”骷髅会会友乔治·布朗博士说，他与克里和潘兴的关系都很好。“潘兴似乎对任何事都满不在乎。就在他出发去越南的前一天，他说：‘没有人会陪我喝酒了，我们今晚一醉方休吧。’潘兴是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他超凡的个人魅力使他成为我们的英雄。他曾经带我去纽约城的许多饭店吃饭，那里的女孩全都认识他。”
史密斯印象中的潘兴也是这个样子，他说将军的孙子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他的个性时刻提醒你他是一个出身良好的美国人，就像是美国的迈克尔·凯恩”。史密斯用英国的著名演员来比喻他。毫无疑问，这么有吸引力的潘兴一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友，她就是基蒂·霍克斯。她是著名导演霍华德·霍克斯的女儿，她执导的片子有《酣睡》和《绅士都爱金发女郎》。
2003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基蒂·霍克斯用一种电影般的语言描述了与潘兴、克里以及其他骷髅会会员在一起的时光：“与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恋爱似乎就是与他们所有人恋爱。那是一段神奇的时光，与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让我日后无限回忆。”
潘兴和基蒂、克里、史密斯以及其他骷髅会会友一起去纽黑文的酒吧、曲棍球赛场，或任何能让他们喝点酒、找点欢笑的地方。“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们彼此之间从不嘲讽，他们彼此之间都有足够的尊重。”霍克斯说，“约翰很严肃，而理查德却没有这种严肃感。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克里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我并不觉得命运如此，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出人头地的。”
与骷髅会的联系至关重要，霍克斯说：“会友之间的感情是他们这个组织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我的感觉是，这不是那种‘我们出去喝酒，尽情享乐’的兄弟会。骷髅会会员远不止如此。在这里，你不再嬉笑、玩闹，生命开始有点严肃起来。他们开始把自己看做男人，而不是男孩，然后就要上战场，似乎一眨眼就全都长大了。”
从各方面来看，克里都是富有的、高贵的骷髅会会友中的一员，大约他的朋友也这样认为。布朗回忆道，一天，他和克里、潘兴还有其他一群人前去瑙什恩岛（Naushon Island）出海航行，该岛是他家从福布斯家族这边论的一个远亲所拥有的地产。
“他说：‘嘿，我家拥有这个小岛的一部分。’”布朗回忆道，“我们都不相信，他说：‘这儿不允许别人上岛游玩，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家拥有这个岛。’潘兴嘲讽他，说克里带我们来到了他的贵族小岛。我们想说也许他小时候的保姆会过来给我们一个拥抱。”
事实上，尽管克里经常来这里玩儿，可他家从来没有拥有过这小岛，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据说这个小岛是由福布斯家族的一个旁系亲属拥有，他家的孩子就是克里的第五个表兄弟。这就是潘兴，他的爸爸在华尔街工作，是个不愿依靠遗产和利息逍遥度日的金融家。
1963年11月22日，耶鲁大学正在举办一场足球赛，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迅速传开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这仅仅是克里有幸与肯尼迪共同去航海的15个月后。
“我们都惊呆了。”克里回忆道，他的英雄，他的行动楷模，遇刺身亡了。克里坐在他的小黑白电视前，久久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对他是个极大的打击。”大卫·索恩回忆道，当时在足球赛看台上他和克里坐在一起。“那是他的偶像，他很早就崇拜的英雄。这个噩耗让他无比伤心。”
肯尼迪的死一直让克里郁郁寡欢，此时肯尼迪“最好，最聪明”的朋友威廉·邦迪来访。邦迪当时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此番来到耶鲁宣传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胜利并动员大家支持政府的越战政策。在演讲结束后，他来到侄子的宿舍，并与其室友，包括克里，一直谈到次日凌晨。
“（我们）一直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滔滔不绝地谈论。你知道，谈论南亚的事情以及国家政策。”克里回忆道。邦迪对这些年轻人谈话的主题就是：“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去参军，去越南。”这次拜访把几个年轻人都推到了去越南的路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促使我们上战场的主要因素，”巴比罗补充道，“但他绝对影响了我们。他可是助理国务卿。”
随着毕业临近，克里面临着三个选择：服役，以上研究生为借口推迟服役，或是去军官学校，然后到越南当个军官。“我给征兵局打了电话，因为我想也许我可以出国上学，不过显然我要冒风险。征兵局说：‘听着，很有可能你必须要参军。’我说：‘如果我要去参军，我希望有些责任并能当个军官。’”
参军服役帮助约翰·肯尼迪走上政坛，当然克里也有在政治上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约翰很清楚地说过：‘如果上帝能让我达成一个梦想，那就是竞选美国总统。’”威廉·斯坦伯里——克里三年来的辩论搭档回忆道。“这并不是戏言，而是认真的、执著的梦想。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进入政界，大展宏图。”
为什么？什么促使克里有这样的梦想？“我觉得并不是什么空洞的口号让他有这样的政治理想，如‘我一生都要为种族融合和世界和平努力奋斗’。”威廉说，“我觉得他也不是随便说说：‘政治家的生活就是我想过的，我想在公众面前侃侃而谈，这就是我想做的工作。’”
到大四时，克里开始考虑他的前途。他偶尔去飞行，然后回到耶鲁，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骷髅会的总部。女孩、性和金钱常常是骷髅会会友们讨论的话题，但大部分会友都记得克里总是把讨论话题引向越南。
耶鲁求学耶鲁求学（4)
克里的朋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转变。艾伦·克劳斯——骷髅会会友，回忆克里对越南战争表示出越来越多的疑问：“当（总统）约翰逊逐渐增兵越南时，克里总会无意中谴责这次战争，甚至怀疑我们以后去越南的意义何在。”
克劳斯清晰地记得克里的谈话，因为这种关心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骷髅会中很少见。“这些精英中的精英都是从耶鲁高年级中精挑细选的，他们早已习惯于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可能认为一切都是围着他们转的。”克劳斯说。但是克里促使这一群精英去关注越南。“我觉得我们的所作所为让他警醒了。他看到我们懵懂无知，怀着善良的意图走进越来越深的沼泽，他觉得应该提醒我们了。我记得他的话并不是反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响亮的号角：‘嘿，朋友们，这已经发生了，这是要定义我们这一代的时刻，是很关键的时刻。’”
1966年初，克里被选出代表年级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是极高的荣誉。可是克里最初的演讲稿充满了索然寡味的空虚言论，绝不是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佳作。
“我们不需要崇高的召唤去做伟大的事情，我们只需要些微刺激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也就是说让你生存的条件更好。”该原始演讲词被刊登在年级年报上，说：“我不会尝试去告诉大家什么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会让你们循规蹈矩，效忠职守。我的目的只是去挑战，而不是传道；去质疑，而不是作答。”
以克里的实际水平而言，这几乎不算是一篇合格的演讲稿。几个星期以来，克里一直在想演讲时他是否应该提到越南，是否应该质疑国家的决定。在骷髅会成员最后一次去旅游的途中，这些问题还一直困扰着克里。他们利用假期去圣劳伦斯海域的鹿岛。该岛占地40英亩，是骷髅会的一处固定地产，岛上设施很齐全，有房间，有垒球场和网球场，有圆形露天剧场，还有15英里长的跑道，标着骷髅会的密码——332。
克里和潘兴照例形影不离。但是一天，他们邀请会友迈克尔·多尔比和他们一道去圣劳伦斯划船。多尔比答应了，等他发现他是和两个热爱冒险的人出海航行时已经太晚了。“我们在圣劳伦斯河上，那是很大一片水域，有很多大船。”多尔比回忆道，“潘兴完全率性任意，带我们三人上了一艘带发电机的小艇，疯狂追赶那艘大船，拼命地向它冲去。我吓坏了，觉得我们快完蛋了，他是那么疯狂。约翰装作相当紧张害怕的样子，就在最后一秒，约翰紧急调转船头。这两个人彻底耍了我，我这辈子都没这样害怕过。约翰很善于在幽默和严肃之间来回转换。”
事实上，克里在这次小岛之旅中一直想着很严肃的事情。他觉得如何致辞是次要的，他应该仔细想想美国对越南使用武力的政策是否正确。
其实，这个问题克里已经想过很久了。他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随父母在柏林居住，后来他父亲也因为不赞成动用武力而离开了外交岗位。当时大多数人似乎对战争都持肯定态度，克里对越战的反感也许是因为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他在1966年1月31日公开质问总统约翰逊的战争政策……约翰逊重新开始对越南进行轰炸，肯尼迪说这是“导致美国走上不归路的第一步，而这条路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
克里开始写一篇新的演讲稿，并将稿件给多尔比看，征求他的意见。
“出于某种原因，他让我帮忙一字一句地修改，我记得我们在语法上作了一些修改。”多尔比回忆道。“他说：‘你没有领会，我要这样说。’他确实这样做了，我相当震惊。”
1966年6月12日，克里交上了新的演讲稿。
“过度的孤立也会变成过度的干涉。越南战争恰恰说明我们的决策制定者正把美国人民推到一个奇怪的角落……如果我们不幸失败，这将不是领导者的错误，而是那些在背后怀疑领导者决策的质疑者们的错误。”然后，在提到他妈妈辗转逃出纳粹的侵略时，他说道：“我认为，美国必须明白，这种适用于西欧的干涉政策并不能在世界其他国家取得同样的效果。”
随后他又暗示自己会去应征入伍，克里补充道：“我们并非不想服役。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在为什么服役。”
克里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很引人注目。当时，反对美国战争政策的人很少，民众普遍认为对越战争志在必得，一批英雄会从军队中产生。这篇演讲也显示了克里对越战看法的逐渐成熟。
他的爸爸理查德也是坚决反对越战政策的反战人士，1996年，即他去世的前四年在接受《环球报》采访时说，克里刚入大学时对美国的政策全心拥护；而到了大四，他“长大了许多”。
战争发展得太快了。如果克里在演讲那天看了《纽约时报》，他会看到许多笼罩着不祥气氛的消息。一则消息报道，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说又有18 000名士兵被派到越南战争中。这样，在越南的美军总数已经达到了285 000人。
1966年，在麦克纳马拉所说的励志报告中——这实际上是人数统计对比——他说越共迄今已经丧生了21 000人，而在这六个月里，美军只牺牲了2100人。但是第二则消息报道了前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罗得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他说美国应该缩减对越战争规模，停止轰炸，尽快撤军。他还说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其对越政策得到普遍支持，那么就“大错特错了”。那么，既然克里已经开始质疑越战政策，他为什么还要迫切地加入海军呢？克里和许多同学都认为1966年意味着耶鲁大学里一种天真气氛的终结。肯尼迪的号召“问问你们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仍然回想在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耳边，而一年以后大规模的反战和焚烧征兵卡就遍及全国了。
“我记不太清楚是在1965年还是1966年，”克里的同学多尔比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十恶不赦。不过我肯定当时的气氛很不明朗。”
正如校史一本正经记述的：“当时耶鲁的反战游行运动非常冷静有序，主要原因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学生们都表现出成熟、有责任感和合理自由表达的一面。耶鲁校园里很少见到那种偏激、狭隘、令公众讨厌的激进运动分子。”
而事实上，在克里大四的时候，耶鲁一位历史系的副教授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去河内执行一次和平任务。1966年1月，他回到耶鲁后给3500名学生做了一次演讲，揭露了许多美国士兵的厌战情绪，而学校校长却以“给敌军提供援助，粉饰敌军”为名惩罚了他。对于此事，校史中记载说该惩罚决定是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的叛国定义而制定的。
这就是克里大四时期耶鲁的氛围。他不是个激进分子。他响应肯尼迪的号召——他和总统一起出海划过船，而且肯尼迪最好、最耀眼的朋友威廉·邦迪也劝说他去服役，去当一名军官。
尽管克里对战争仍有疑虑，他还是签约要去罗得岛的预备军官学校，准备上战场了。他似乎在质疑自己正在做的、无法停止的事情。越南就像是圣劳伦斯河上的大船，逐渐在前方显现，而他，尽管知道冲撞上去必死无疑，还是无法停下冲向前去的脚步。无论怎样，有些东西驱使他走向战场，是一种危险、责任和友情的混合感觉让他无法停止。
“我想去那里，想成为美国军队中的一部分，想尽力贡献我的力量，也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战争。就像所有喜欢冒险的人一样，我们用生命作赌注来体验战争。”克里说，他和他的朋友都有“无敌的感觉”。
潘兴、史密斯和索恩也要奔赴前线——克里并没有被孤单地留在后方。
战前训练战前训练(1)
约翰·克里驾着他的双人座飞机飞过旧金山湾，冲向金门大桥。“我们从桥下穿过去吧！”克里激动地对他惟一的乘客大喊着。他的密友大卫·索恩不敢低头看下面汹涌的波涛，尽量控制着自己不被吓得尖叫起来。
克里在耶鲁的同学普遍都觉得他是一个优雅的贵族子弟，是个勤奋、认真、代表年级致辞的好学生，是个总有一天要竞选总统的有志青年。可是在索恩和其他骷髅会会友的眼里，克里还有另外一面：他是一个酷爱冒险的年轻人。索恩还知道克里一直为一个耶鲁教授的冒险飞行而疯狂，他曾经驾驶飞机穿过金门大桥桥洞，并表演了几个连续360度翻转。
那是1967年夏天，克里前一年6月刚从耶鲁毕业，后来又在罗得岛的海军预备学校受训了六个月，现在则正在加利福尼亚接受为期一年的飞行训练。这几年来，他一直和好友索恩的双胞胎妹妹——美丽的朱莉娅·索恩约会，她经常往返于美国和欧洲之间。
克里酷爱飞行，可是，他的父亲理查德·克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后备飞行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儿子战争时期做飞行员会让你以后对飞行索然寡味，于是克里应征当了海军，飞行则仍然是他的业余爱好，今天他就驾机出去兜风冒险。金门大桥已经在视野内了，天很蓝，克里稳稳地控制着租来的T34飞机的操控杆，该型号的飞机只有一个引擎，类似军事训练机。两个年轻人紧张得屏住呼吸，期待着飞机来一个漂亮的转弯然后穿过金门大桥桥洞。
轰隆！飞机突然开始颠簸起来，左右摇晃着。一只海鸥的双脚卡在了飞机一个机翼上，就像动画片里的惊险镜头一样。几秒钟之后，情景更恐怖了，就像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的影片一样，越来越多的小鸟出现在他们面前。如果小鸟撞到了挡风玻璃上，克里恐怕就要当场丧命了：一个耶鲁毕业生，一个梦想成为总统的青年，就这样在旧金山海湾上方的一次驾机冒险中丧命。
不过，克里很冷静，他拉高了操控杆，飞机逐渐升高，躲过了这群危险的小鸟。
“我们非常担心机翼会掉下来。”索恩回忆道。于是克里驾驶飞机飞离了大桥，驶向附近的飞机场。他驾驶飞机的冒险计划，就这样永远埋藏在他23岁的心中了。
克里与大卫·索恩的关系是终生的友谊。当双方都知道二人在同时与珍妮特·奥金克洛斯约会后，他们都为了朋友放弃了女友，转而去与其他女孩约会，二人则继续做好朋友。一天，就在克里准备进入大二时，他拜访了索恩位于长岛的家。当克里乘坐公共汽车到来时，索恩的双胞胎妹妹朱莉娅正身穿比基尼站在那里，大声唱着彼得、保罗和玛丽的成名歌曲《五百英里》。
“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我。”朱莉娅多年以后回忆道。
二人迅速就产生了好感。两个人都来自显赫的家族，都曾在欧洲居住过。朱莉娅的祖父拥有部分希尔顿海德岛（Hilton Head Island），该岛后来被出售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她的叔祖（great uncle）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争顾问。她也是威廉·布拉福德的后裔，布拉福德签署了《独立宣言》，是美国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长。这样名望之家的后裔显然与温斯罗普家族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门当户对。他们都对欧洲有同样的感觉，都有双语生长环境，都有一种上等阶级的贵族感觉，两个人迅速坠入了情网。克里尽管言语犀利，能言善辩，可他在异性面前还是个很害羞的人，而朱莉娅却让克里感觉相当自在放松。朱莉娅没有上大学，主要原因是她富有的父母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去大学接受教育。“我是那种上流社会乘私人飞机到处游玩的人，我在上流圈子里长大。”她说，“我母亲的价值观念体系仍然是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她清楚地知道那个年代一个上流年轻淑女的生活应是什么样子，而这种生活不包括上大学。其实，对一个上流社会的淑女而言，知道恰当地待人接物是远远不够的；不上大学简直浪费了大脑。”
他们的罗曼史开始了，克里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是她的男友，还是她的老师。克里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和平、政治、历史和艺术等各方面的看法，让朱莉娅大开眼界。“我渴求知识，而约翰极大地满足了我。他考虑如此多的事情，他开始了我的教育。”
数月以来，克里和朱莉娅一直约会，可是克里在耶鲁的时候，朱莉娅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欧洲。克里毕业了，可是他还要履行在美国海军服役的约定。1966年秋天，他来到了位于罗得岛的预备军官学校。他后来回忆，他当时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履行与海军长达六年的服役承诺。当初的决定是不是个错误？他的一些朋友继续读研究生；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他的女朋友在大洋彼岸，而他却被一个约定牢牢地拴在这里。当时，朱莉娅在欧洲也与其他人约会，不过在她哥哥和克里受训期间，她也定期地回到加利福尼亚。她与克里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1967年初，克里离开罗得岛来到加利福尼亚接受海军循环训练，先是去旧金山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然后去圣地亚哥。越南战争迅速升级。1966年1月1日——当时克里还没有毕业，刚刚决定参加海军，美军在越战中阵亡的人数仅为636人。而到1967年初，阵亡数字翻了十番，高达6644人。到1967年末，阵亡数字又增加了一倍多，达到16 021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如“潘兴行动”——大概是以理查德·潘兴的祖父命名——举步维艰，往往要进行一年多。
1967年6月23日，克里和大卫·索恩当时都在南加州，他们听说约翰逊总统要来洛杉矶饭店，而数千名反战者计划届时将举行集会。出于好奇，这两个年轻人脱下军装，换上普通衣服来到世纪广场饭店观望。
当约翰逊在500美元/每位的筹款晚会上对1000多位民主党员讲话时，15 000名反战者组成庞大的游行队伍，围绕饭店大声喊：“嘿！嘿！我们的总统先生，今天又有多少孩子为你丧生？”当反战队伍聚集到饭店门前停下时，约有1300名警察赶来驱散队伍，并以非法集会并拒绝散开为由当场逮捕了51人。克里和索恩震惊了。“我们在游行队伍的外围，听着他们的口号，彼此交谈着，颇为担心。”克里回忆道。“那看起来是个相当和平的游行，”索恩回忆道，“可是警察很凶狠，开始打人。队伍被驱散了，场面相当混乱。我只记得我震惊极了，约翰也很震惊。”
骷髅会里的另两个好朋友——史密斯和潘兴——几个月后就来到了越南，那是1968年初，那时克里和索恩还在接受训练。这四个骷髅会会友相当亲密，经常彼此写信询问对方的近况。索恩和克里对在越南的好友非常担心。
史密斯在越南服役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潘兴则作为第101空运分队的少尉努力续写家族的显赫军事历史。潘兴的视力很糟糕，他完全可以免除服役，可是他却设法搞到一份放弃免役的证书。于是，1967年12月，他上了战场，追随祖父和父亲的足迹，他的父亲沃伦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
就在潘兴到达越南后不久，1968年1月31日，北越军队发动了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一系列奇袭令美国和南越军队伤亡惨重。潘兴和他所属的军队迅速投入到战斗中，结果惨不忍睹。“理查德·潘兴就站在那里，”一个人回忆道，“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刚才的战斗让他损失了一半部署，也许是三分之二。现在他要安排埋葬死者，保证把他们的个人物品寄回家中，还要给家属寄阵亡通知单。”
战前训练战前训练(2)
尽管死神就在前方，潘兴仍毅然返回战场。从那时他的一张照片可见，潘兴一身戎装，体格健壮，相当英俊，皮肤被太阳晒得很黑，带着一副厚眼镜。他的衬衫没有系扣子，露出了胸膛；腰带上别着一枚手榴弹，肩上挎着步枪。他一手抓着一瓶百威啤酒，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包裹和一封航空信。
1968年2月17日，就在拍这张照片的几天后，潘兴和他的队员在稻田里遭到了越共的火箭弹袭击。起初，似乎每个人都幸存。可是随后潘兴发现他的一个队员不见了，掉队了或是受伤了。就在他独自回头在稻田里寻找队员时，一枚火箭推动的手榴弹向他飞来。
潘兴死了。
非常巧合，此时弗雷德·史密斯就在距战场约三英里的地方。在耶鲁的时候，史密斯、潘兴和克里一起度过了许多嬉笑打闹的时光，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那么快乐，可又那么短暂。现在，史密斯惊闻潘兴阵亡的噩耗。耶鲁的同学之情、骷髅会的兄弟情谊以及两个人的友情驱使弗雷德来到潘兴倒下去的地方凭吊好友。“那是个很常见的地方，稻田、水坝、村庄，没有什么重要的。可是就因为它完全不重要才显得重要——无数生命为了毫无意义的东西长眠于此。我们正在用美国男孩的生命换越南男孩的生命。
他们可以选择时间和地点袭击，我们总是伤亡惨重。潘兴和他的排当时正在巡逻，敌人袭击的时候有一两个队员受伤或是阵亡了，潘兴回去想要找回他们，结果也牺牲了。”
大卫·索恩当时正在海上美国军舰Maddox上，舰上官员递给他潘兴阵亡的电报，他才知道自己的好友已经长眠于越南了。他愤懑得无以复加。
克里此时也在海上Gridley号军舰上，这是一艘巡航导弹护卫舰，正在太平洋上航行，朝越南东京湾开去。就在这时，好友阵亡的噩耗让克里顿时呆住了。一个军官拿着一封电报来甲板上找克里：“你认识一个叫做理查德·潘兴的人吗？”随后，军官递给他电报，克里颤抖着打开电报，害怕看见最担心的消息。“潘兴，”电报上写道，由于“寻找失踪的队员遭遇敌军火箭弹袭击而受伤阵亡”。
对于克里来说，这场战争不再是抽象的政治问题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为了寻找掉队的队员而牺牲。可是克里远在海上，却无法参加他最好的朋友的葬礼。他给朱莉娅、大卫、潘兴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都写了信，倾诉心中的苦恼和悲愤。亲爱的妈妈爸爸：
我能说什么呢？我现在空虚、痛苦、气愤，似乎失去了一切，只有战争、暴力和无穷无尽的战斗。我不知道战争如此残酷，如此不近人情——任何人都可能接近潘兴并夺去他的生命。多么该死！我们做了多少无谓的牺牲！为什么？我原来从来没有这种空虚的感觉……
失去了潘兴，一些东西似乎也离我而去了——他是我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他是与我分享爱、忧愁、欢乐和痛苦的兄弟，是他人永远也无法替代的。
然而他已无法回头。潘兴的骨灰正运回美国，克里正要踏上越南战场。战争就在前方等待着。
就在克里还在太平洋上航行时，约翰逊总统和他的战争内阁也正面临着危机。“春节攻势”让北越付出损失了4万名士兵的代价，重创美军1100人，南越军队2300人。尽管比起敌人来伤亡数字不算惨重，可是北越显示出了在多地点同时发动突然袭击的能力，还短期占领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这大大打击了美军的士气。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大事件，这些事情改变了美国一代人的思想观念。
战前训练战前训练(3)
美国和南越联盟与北越就前越南首都顺化展开了长达26天的拉锯战，几番攻占又几番被夺去，双方都伤亡惨重。这更加引发了国内对越战的不满，激发了新一轮反战运动。美国军队指挥官请求国内再增派206万名士兵，群众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在越南的最高美国将领威廉·威斯特摩兰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都被罢免了职位。
就在这一时期，约翰逊总统被越战旋涡弄得晕头转向，几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初选中输给明尼苏达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沃尔特·克罗凯特从西贡返回，在媒体上宣称他“越来越肯定美国对越南的血腥干涉将以僵局而告终”，这个论断后来被认为是民众情绪的一个转折点。
罗伯特·F.肯尼迪宣布他计划竞选总统。3月31日，约翰逊宣布他将不会争取连任。四天后，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各地暴动几乎遍及全国，一些人担心美国也会变成战争前线。
在Gridley号上，克里只能得到关于国内这一系列大事的零星报道。他的航海旅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超现实的，奇异地脱离开了在越南和国内的紧张氛围。他乘坐着装满武器的护卫舰，航行在从夏威夷到新西兰相对平静的海面上。该军舰仅在美军的越南基地短暂逗留，在那里克里看见越南人的尸体像木柴一样被堆成了小山。
“我并不知道我们究竟要面临什么该死的东西。”克里数年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该文章被收录在《亲历越战：战事回忆》一书中。“我每天要去岘港（Da Nang）待上八小时，看那些战争中的军人配备，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航空母舰上忍受着扑面而来的热浪。”
1968年6月初，克里和美国军舰Gridley号驶回加州的长滩（Long Beach）港口。他坚决拥护罗伯特·F.肯尼迪，就在舰船靠岸那天，肯尼迪正在加利福尼亚参加总统初选。克里的舰船正要驶进船坞，一个惊人的消息爆炸开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饭店遇刺，他刚刚赢得加州初选。对克里——这个以约翰·肯尼迪为偶像、期待罗伯特·肯尼迪终结战争的年轻人来说，这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
Gridley号进港了，克里最好的朋友大卫·索恩在港口等待他。当索恩远远看见克里时，索恩伸出食指指着自己的头，就好像举着枪对着自己一样。克里点了点头，他明白这个手势表示罗伯特·肯尼迪被谋杀。
朱莉娅也在港口，穿着一身绿松石色的连衣裙在远处等着克里。她的出现对克里来说是个惊喜，朱莉娅数年以后还能想起见到未婚夫一身戎装、跳过来与她拥抱的情景。这是索恩兄妹和克里欢乐的重逢，但也是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悲痛和哀伤的一天。拥有另一个肯尼迪总统的梦想破灭了，整个国家也都笼罩在这种悲伤之中。反战人士聚集起来，嬉皮反正统文化开始在青年人中间盛行，一些大城市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克里请了几天假，回到马萨诸塞看望了父母。然后还被吸引去了波士顿红袜(Red Sox)棒球队的主场芬威球场(Fenway Park)，不是为了棒球，而是为了政治。1968年7月25日，参议员尤金·麦卡锡也是激烈的反战人士，他仍然打算争取民主党内提名，他来到芬威球场演讲，吸引了多达45 000名民众。
“那是波士顿红袜棒球队赢得冠军以来最疯狂的夜晚。”《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罗伯特·L.特纳写道。这是这个棒球场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所有的坐位全都坐满了，5000多名观众不得不站在外面。克里一年前已经在洛杉矶见识过反战场面，现在这位反战总统候选人的演讲让他痴迷，又让他不安。但无论怎样，他仍然是一个海军战士，仍然要上战场。“我在军队中，我正在休假，我听着他的演讲，我对政治异常痴迷。”克里回忆当时的感觉时说。
8月，克里回到了加利福尼亚，他从电视上得知芝加哥的反战运动搅乱了民主党全党大会。但是克里无法再在国内的政治混乱中倾注太多的注意力了，在返回越南之前，他还要去圣地亚哥的快艇训练学校，然后还有更残酷的训练——莫哈韦沙漠中的生存训练。1968年9月，克里前来参加逃生、对抗和躲避训练，在该训练中，海员们被当做战俘对待。他们要忍受嘲弄、辱骂、鞭打以及心理骚扰，这些都是为以后他们不幸被俘而做好准备。生存训练营是一场模拟训练，可是训练结束后，克里就要回到越南，真刀真枪地面对真正的敌人。
在分别之前，克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和朱莉娅见面。他们都知道潘兴离开未婚妻去越南，可再也没有回来见她。现在，就在克里和朱莉娅难舍难分的时刻，他们定好了未来的计划：等到克里从越南回来后他们就结婚。克里并不想让朱莉娅独自承担战时未婚妻的等待之苦和重大压力，于是他们只是将这计划告诉双方父母和最亲密的朋友。
1968年11月中旬，克里登上了飞往越南的飞机，他将成为管理六个人的“快艇”船长，负责巡逻海岸线。克里离开祖国，心想自己巡逻越南也许相对安全。可是他不知道在西贡，美国海军改变了作战计划。
四十四号快艇四十四号快艇(1)
1968年12月2日夜晚，仅仅在重返越南两周以后，克里就执行了一个秘密任务。这次军事行动相当危险：他要离开美军驻扎在金兰湾大片的安全区，乘坐掠行艇去搜寻越共游击队。
克里和另外两名士兵在漆黑的水面上执行搜索任务。他们的船刚刚转过弯，克里就遇到了两名划着舢板的越南人。这里属于自由开火区的宵禁区，海军明确规定：任何违反宵禁的人都将被视为敌人，并予以击毙。“上帝真是太仁慈了，他们并没有开枪。”克里说。据他回忆，这两个人被俘虏了，随后快艇把他们带到了一艘更大的船上。后来，克里的船又遇到了两个划舢板的越南人，并把这两个人也俘虏了。
据克里所说，他大约花了几个小时来侦察位于海岸的“六艘舢板或其他东西”，该海岸区是敌人禁止航行的一段交叉海域。克里的小队点燃了闪光信号，接着，那些舢板上的人便冲上了河岸袭击他们。据他的随行士兵回忆，开火几分钟之后，克里就受了伤。2003年，当记者采访他时，克里回忆道：“我是在海滩对越南人的开火中手臂受伤，榴霰弹的碎弹片伤了我的手臂。”
私下里，克里告诉他的历史教授道格拉斯·布林克利——《义务之行》一书的作者——他的M16卡住了。“就在我冲到船上抓起另外一枝枪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手臂上一阵剧烈的刺痛，我看见那儿（伤口）就像受到地狱烈焰灼伤一般。那真是一个蠢笨的行动，甚至不算是一场战斗，但是，那却是我第一次参战，真是令人难以忘怀。”他又补充道，“我甚至都没有看见弹片是从哪儿飞来的。”
对于那次战斗——克里第一次上战场并受伤的战斗，他的两名随行士兵有着几乎相同的记忆。威廉·扎拉多尼斯（Zaladonis）配备了一枝M60机关枪，帕特里克·鲁尼恩控制引擎，他们发现舢板上的人正冲上岸来。这些人拒绝放下武器投降，克里的小队警告无效便开始射击。“约翰下令开火，我们就开始射击。”扎拉多尼斯回忆道。扎拉多尼斯和鲁尼恩都说当时一心射击敌军，根本无暇顾及克里究竟是被敌方还是己方的火力所伤。“我向他们还击了。”扎拉多尼斯说，“我拿着一枝M60机关枪，对越南敌人拼命射击。这时我能看见什么呢？什么也看不见。对我来说，我甚至很难讲我的敌人是否在向我射击。深处枪林弹雨中，你根本不会注意到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鲁尼恩也是如此，他说他也根本不知道身边发生的事情。“想想看，在炮火喧天的战场上，你在不停地打着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在这种噪音下你还会听到什么呢？在战场上你会感到恐惧，紧张也随之而来，只要自己没有受伤，你恐怕感觉不到任何事情。”鲁尼恩说，“我并不确定敌军是否还击，也不知道克里是如何受伤的。我知道他受了擦伤，手臂被弹片擦伤了。”
再回到基地，这次任务的当事人之一、曾短期服役于金兰湾并指挥克里的指挥官格兰特·希巴德中尉说他见到克里受了伤。据希巴德回忆，克里还对他说自己有资格拿到紫心勋章。
然而，希巴德又声称他对此并没有太深印象了。
希巴德回忆，他觉得克里所受的伤并不严重，而且他一直以来都怀疑在克里受伤的那一刻，他的船只是否遭到敌人的火力攻击。他又说：“每一位当事人都说：‘我认为我们并没有交火。’”但是希巴德声称他并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真的，而克里也显然认为自己经历了一场战事。
“克里说过一些有关他受伤的经历，”希巴德在2004年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在他的手部或是前臂处有一处弹片擦伤”。36年以后，希巴德说他仍可以回忆起那个类似于指甲划痕的伤口。“我曾被玫瑰刺伤过多次，要比那种‘伤’严重得多。”希巴德说。
在那个时代，紫心勋章的评判规则提到：需要有一个必须医疗机构强制治疗的伤害。而有资格的创伤则被描述为：1抗击美国敌人的任何行动；
2美国已参与或按约定参与的与外国敌对武装力量作战的任何行动；
3与盟军一起参与抗击敌对武装力量的作战（在此冲突中美国为非交战方）；
4因上述敌人或敌对武装力量所造成的伤亡；
5因国外敌人所造成的伤亡。
在那次事件中，另外一位当事人是威廉·沙赫特，他对此次行动进行监督，后来成为海军上将。在2003年，当被问及有关克里的伤口时，威廉·沙赫特回应道：“那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口。”后来在2004年的采访中，威廉·沙赫特拒绝对此进行进一步评论。
希巴德说，尽管他质疑伤口的严重与否，克里仍为了紫心勋章继续对他抱怨。对于他的“委屈”，希巴德回忆，尽管他不记得是否曾经签署过紫心勋章的证书，但他妥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