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O年的春节，陕西关中地区的老百姓是在冻寒饥馑中度过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习仲勋家庭因在不长时间内三位亲人先后病逝，虽遇具有喜庆色彩的民族传统佳节，但是全家人还是难以从对亡亲的思念中摆脫出来。数日里，小小农舍弥漫着悲怆沉重的气息。【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正月初八（公历二月六日），是习仲勋泪别故乡的日子。此前，他已得到中共武字区组织的指示，决定派他去数百互里以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
开展土兵运动，是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O年七月为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的“中心策略”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陕西地区组织发动的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以及麟游、淳化起义和一系列农民围城“交农”斗争，相继归于失败。国民党陕西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大肆进行反攻倒算，进一步强化在陕西的统治。一九二九年二月，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遭国民党破坏，党团省委书记等十余名主要领导干部被捕，省委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几位幸未被捕的省委委员相互联系，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和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加强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实现党员职业化，深入社会，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和工作路线。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学习和讨论作出《陕西问题的决议案》，指出： “注意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 “加紧土匪中的工作，因目前大批的灾民都投入土匪中去，党要深人群众中去，获得群众，使之变成农村的武装”。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实现失败主义之中心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在上述主要策略下，反帝运动，反军阀战争的加紧是联系一切主要斗争的骨干……必须深入到一切乡村及敌人军队中。”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多次开会讨论，提出了贯彻意见。四月四日，临时省委《给军支函》指出：“主要的策略，是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四月七日，临时省委又在《省委通告第九号》中指出：“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应立即有计划地发展，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开展兵运工作的总目的是，把所在的武装逐步改造为公开的武装，壮大红军力量。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指示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打人国民党军队或地方武装，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成熟时，发动兵变或暴动。
这一天，习仲勋早早出了家门，转身回望从小居住的茅屋瓦舍，环视曾耕种过的土地和眼前的树木河流，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他想到失去父母而年纪幼小的弟妹，想到大病初愈又担负起全家生活的叔父，凄怅而又难舍之情油然而生，以致久久不忍举步。更使他心中不安和内疚的是，一直没有将自己远行法告诉叔父，他怕叔父经受不住意外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更担心叔父会阻挡他离家远行。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还是毅然迈出西行的脚步。盈眶的泪水，簌簌滴洒在乡间的小道上。
年仅十六岁的习仲勋，带着少年时代坎坷经历的沉重回忆，带着对改变中国农民悲惨命运、实现人类共同幸福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习家庄这方土地，投身于更为广阔更为艰苦的斗争之中。数十年后，他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
习仲勋离开家乡的当天，即来到了三原县武字区郭明效家中，他们将按照党组织指示，利用关系，一起打人驻长武县的反冯（玉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开展兵运工作。该部一位支队长王德修他们早已熟识。王德修，三原县大程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队学习，毕业后留总部政治部工作，此间担任过由中共组织办的“廿书报社”主任。一九二九年，陕西全省大旱，灾民四起，全省形成反抗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的潮流，王德修将他附近的乡邻、生活困难的青壮年组织起来，打击土豪劣绅。而后，又与共产党员李秉荣在三原、旬邑、彬县、乾县、礼泉一带扩充力量，逐步发展成为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时受已竖起反冯民军旗帜的毕梅轩统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派人在三原、富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成立起“渭北灾民自救队”之时，曾把王德修部编人“渭北灾民自救队”序列，王德修、李秉荣分别任第一大队长和政委，但实际未参加渭北灾民自救队活动。后这支武装归属屡有变易。一九三O年六月，原国民军联军师长甄寿珊，因不满冯玉祥军队统辖，招收旧部和地方武装，正式成立了西北民军，甄被推为总司令。王德修支队又被编为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王德修任第二支队司令。
习仲勋和郭明效经过三四天时间长途跋涉，来到了三百多里以外的长武县王德修支队。此时，该部正在扩充力量，他们便以与王德修同乡关系名义，与王顺利会面，并被暂时安排留在支队部待命。这时，已有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等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
习仲勋初到时，认为王德修参加过共青团组织，住过中山军事学校，又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工作过，因而在该支队开展兵运工作基础较好，对王德修抱有希望。但是他很快发现王德修胆小怕事，对革命已失去信心，态度比较消极。真正要开展兵运工作，只有在队伍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形成骨干力量，进而启发士兵觉悟，等待时机，举行起义。
●从见习官到特务长
长武县地处陕西省西北边缘，南、北、西三面与甘肃省的泾川、宁县、正宁、灵台相邻，是一个较为贫穷的山区小县。时序已进入早春季节，这里仍寒意料峭，山风卷起尘沙，天地间飘洒着昏蒙蒙的黄雾。
驻扎在这里的王德修支队，因为是地方杂牌武装，所以武器装备落后，物资供应短缺，生活待遇低下。枪支大多数是陕西当地造的破旧产品，只有连长背个盒子枪，排长扛的是老套筒，弹药更是极为缺乏。被服不能按时发放，甚至个别士兵没有鞋穿，赤脚操课训练的现象也常有所见，军官克扣军饷、伙食费更是司空见惯。士兵的生活十分困苦。
习仲勋在支队部停留月余时间，没有正式职务，只是帮助理些日常琐事。其实王德修心中有数。他看到习仲勋年龄小，机警干练，加之又是同乡故旧，便有意让习仲勋担任支队通讯排长，留在自己身边听用。这时，省委对开展兵运工作已有具体肯示。要求党员尽量设法下连任职。习仲勋比王德修小，不了几岁，又是同乡朋友，说话比较随便，就说：“我不能一天跟着别人的尻子转，通讯排长我干不了，你还是让我下连去。”于是王德修亲自写了个条子，命令习仲勋任二连见习官。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全连粮油副食的采买和给养供应。该连连长唐万寿，又名唐福亭，富平县唐家河人，行伍出身，不问政治，能打仗。他对这位来自家乡的年轻见习官还是颇为欢迎的。
长武县西门外有一座古庙，叫药王洞。这里除了逢年过节上香祭祀的人外，平时人员来往不多，是一处不引人注意、较为清静的地方。三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和李秉荣、李特生相约，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三人党小组会，并推定党小组由李秉荣 负责。他们根据省委指示议定，党员一律不担任连以上职务，已担任的设法下连任职，以便掌握实际权力，发动和领导士兵斗争，并决定以二连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注意稳定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组织，争取全支队成为党所完全控制的力量。嗣后，已任少校团副的李秉荣即辞去该职，改任三连副连长。
不久，党小组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在队伍中发展组织问题，并决定派在支队部任军需文书的中共党员刘书林赴西安，向省委汇报请示工作。四月，刘书林到西安大湘子庙街杜斌丞公馆，见到了陕西临时省委书记杜衡等人。刘汇报了王德修支队党的工作情况，省委同意在该队建立党的组织，并让刘书林带去一些党内文件。习仲勋、李秉荣等根据省委指示和眼前士兵生活异常困苦的实际情况，确定今后兵运工作的方针是：从关心士兵生活人手，利用同乡同里关系，联络感情，也可以采取乡间结拜兄弟的方式，建立更乏紧密的私人关系，以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进而进行反对国目民党黑暗统治的宣传，逐步提高士兵觉悟。在进步士兵中培养骨干，发展秘密党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七月，习仲勋随二连移驻长武县以东的亭口镇。亭口镇有一个骡马店，店主人叫王子轩。此人好结交，讲义气。习仲勋为了便于联系，常以骡马店为开会接头地点。由开始生活中的交往，发展到结拜成异姓兄弟，甚至把连长唐万寿也拉了进来。唐年龄最大为大哥，亭口镇的刘士荣、小学校长刘警天和王子轩、习仲勋依年龄排列顺序，长者为兄，小者为弟。他们还效仿古人做法，对天起誓：“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庞涓挂双靴。”以这种重私情、讲义气的方法结交各方朋友，以掩护党的活动。他们在发展个人关系的同时，特别重视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有的还发展成党员。王子轩在习仲勋的影响教育下，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曾冒着风险，以自己的骡马店作为党组织活动的联络据点，并时常管吃管住，给予生活物质上的资助。两当兵暴失败后，一批革命同志还在这里养伤和躲藏。王子轩本人也投入了革命阵营，解放后还担任县乡基层领导职务。
一九三〇年秋冬之交，陕西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杨虎城参加蒋军一方作战，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四月，杨虎城率部入关，赶走了冯（玉祥）军陕西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陕西由于长期处于外省籍军阀势力的统治之下，战祸连年，匪乱不休。特别是“十八年年馑”，更使得三秦大地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因而，能有一个陕籍人士主政陕西，企苏民团，成为当时士绅阶层乃至一般民众的共同愿望。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又有拥护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经历而较孚众望。因而他的返陕，顺应了民心和时代潮流。杨虎城坚持了较为开明的政治态度，他以“大西北主义”相号召，不仅接纳贤明士绅，大胆任用青年进步人士，而且注重经济发展，以工代赈，兴修水利，颇得民心。在军事上，他大量收编各种地方武装，凡不归顺者，则坚决剿灭。这样，就很快把陕西大大小小的地方武装统归到第十七路军的统领之下，之后，又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形成了较为强大的军事势力。
杨虎城在收编地方杂牌武装中，以召集讨逆军各将领开会为名，将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时已被南京政府军政部编为陕西讨逆军，甄为第一路总指挥）拘押枪杀，又命孙蔚如师剿办甄部，迫使西北民军大部西逃甘肃、宁夏一带。以王德修为司令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被杨虎城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长苏雨生，三团团长孙策轩。王德修再任二营营长。习仲勋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仍负责该连地下党的工作。改编后，二营营地东移，驻防彬县。
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为党在该部的兵运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中共陕西省委审时度势，及时地向该部派遣人员，发出指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形成有力的反蒋势力，省委拟组织起一支规模较大的联合武装，该旅被列为争取联合的三支武装之一。按照省委部署和要求，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等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使该部二营党的组织得到一定发展，全营已有党员三十余人，一、二、三连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党的营委会。李秉荣被推选为营委书记。不久，营委书记由一连特务长李特生继任。
一九三一年春，第三骑兵旅参加与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作战。战前，习仲勋和其他党员分析认为，这是军阀之间的势力争夺，只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使众多的士兵遭受无谓的流血牺牲。党组织决定，在士兵中进行宣传，并向上司提议坚决不主张打仗。开战后，党组织又提出了“力求少牺牲，不替军阀流血”的口号，在士兵中发生了较大影响。尽管这时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是秘密的，但这些决定和党员的言行，在队伍中已显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担任二连特务长的习仲勋，利用自己职务上的方便，处处关心士兵的疾苦，体贴士兵的冷暖，把党组织的意图灵活地灌输给士兵群众，因而尤受士兵拥戴。
同年四月，习仲勋所在二营的去向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该营的中共组织在关键时刻再一次发挥了核心作用。事情起因于骑兵第三旅旅长苏雨生对杨虎城的叛变。
苏雨生属宁夏地方军阀，出身土匪，原为冯玉祥军骑兵第四师师长，长期盘踞于陕北三边一带。杨虎城主政陕西后，苏雨生接受改编为陕西警备骑兵第三旅，奉命进驻彬县。一九三O年初，谢子长、刘志丹曾一度进入该部，分别以旅长、副团长身份开展兵运工作。翌年春，刘志丹再次进入苏雨生部，担任该部补充团团长，因被当地豪绅指控有共产党嫌疑，而遭苏雨生拘捕，时关押于彬县。后经南汉宸、杜斌丞等多方营救，苏在叛冯逃跑前，才将刘志丹予以释放。
刘志丹被关押后，习仲勋与仍在苏部运输队做兵运工作、后担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秘密会见，商量在该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去向问题。王世泰提出：这支队伍中还有近二十名党员。大家对苏雨生缴我们的枪和关押刘志丹异常气愤，提出设法搞些武器，拉出去再干。习仲勋沉思后分析说：苏雨生被杨虎城收编，是被迫而为之，实际上同杨貌合神离，甚为戒备，因而对部队武器装备控制很严，夺枪不易得手，且这里地处西兰交通要道，即使有了枪，部队也很难拉出去。这样保存我们的力量，也就困难了。王世泰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习仲勋会面。他讲的话很有说服力，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虽然只有十八九岁，但显得比较成熟。
杨虎城得知苏雨生叛变后，即派其四十九旅杨子恒部，开至彬县境内，向苏旅发起进攻。苏雨生率部仓皇出逃，彬县城内仅留该旅第一团协同王德修营守护城防。苏雨生逃跑时，王德修也有随苏逃跑之意。习仲勋、李特生、李秉荣急召党员骨干商议对策。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应放弃彬县防守，随苏雨生逃跑；二是考虑到队伍地位的巩固和党组织进一步的活动，如果跑来跑去，势必削弱部队实力和党的力量，不利于兵运工作的开展，主张二营脱离苏旅，继续留在杨虎城部。习仲勋力主后一种意见。营委最后决定，通过党员向广大士兵宣传：坚决不跟苏雨生外逃，走到哪里都是给军阀卖命。并提出了“消灭第一团，投靠杨虎城”，的口号。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营长王德修赞同。二营官兵在中共组织的发动下，乘一团毫无准备之机，迅速发起猛袭，将一团全部缴械。待杨子恒进入彬县城内，二营已结束战斗。
此后，王德修营又被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旅长唐嗣桐，又名唐子封，黄埔军校学生，政治上反动，后被红军杀于陕西户县。二团团长曹润华，曾任过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是一个贪贪婪套残暴、作恶多端的老牌政客，曾连续三个月扣发士兵军饷，不给士兵买鞋，强迫赤脚操课。他还以整饬军纪为名，当众枪毙违纪的排长，以杀一儆百。士兵对其极为不满。改编后的二团一营营长仍为王德修。
队伍接受改编后，营委认为，队伍归属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党的组织和任务并未变化，应当根据当前现状，变换策略，进一步加深新编部队和基本部队之间的矛盾，达到利用矛盾、发展组织、扩大宣传的目的，造成有利于举行兵暴的局面。他们适时地提出了反对压迫杂牌军，要求待遇平等的口号。很快在队伍中出现了反对歧视受编部队，要求与基本部队物质条件一样对待的情绪，甚至要求官兵经济平等。习仲勋回忆说：“这时我们的工作也是有错误的，坚持士兵路线，对官长就一概反对。如对已任机枪连连长的中共党员李秉荣，士兵也提出要算伙食账，要求经济公开。”但是，由此事不难看出，当时党在该营中的组织和活动还是注意策略、严守秘密的。
●兵暴中的营委书记
一九三一年五月，隶属陕西警备第三旅的王德修营，奉命向西南方向二百余里的凤翔县转移，并在新驻地进行集中整训。一营到达凤翔县后驻防北仓。我驻地离旅、团部较远，附近又无友邻相扰，十分便利工作。“全营党的工作有了加强，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日常斗争发动得很广泛，如反对官长打骂、体罚士兵，要求改善士兵生活等，都取得了胜利。士兵情绪很高涨。”此时，不满十八岁的习仲勋继李特生任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领导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
初冬，习仲勋意外遇到一次政治风险，他的身份引起旅长唐嗣桐的怀疑和密查。事情的起因经过是：习仲勋的家乡有一个叫刘玉琪的民团头子，与唐嗣桐关系甚密，时任旅部的高级参谋。一天他突然来到一营二连，只是见了见习仲勋便转身离去。不久，习仲勋和省委派来凤翔巡视工作、暂住王德修营任书记官的李艮被传到旅部谈话。唐嗣桐不露声色，故弄玄虚地讲起了侦探学和着装法。其实，讲侦探学是暗示习仲勋要态度诚实，不说假话；讲着装法是文明搜查，边讲边把习仲勋的衣服拉来扯去。最后，煞有介事地问道：“为什么要出来在军队里干事？”
“农村环境不好，容易染上坏习气，到正规军队干事，过有纪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进取。”习仲勋从容回答。
唐听后说：“您的情形我知道。”便让他们离开。
当晚，唐嗣桐下达密令，要求全旅严防“反动”分子在该部活动。后来才知道，是刘玉琪向唐嗣桐密告了习仲勋曾因闹学潮被当局关押之事。唐所说的“你的情形我知道”，即由此而来。
一九三一年冬，川军邓锡侯、黄隐师由甘南进占陇南一线，杨虎城命陕西警备第一师马青苑部攻于」川军，誊三旅二四也奉命向南行军二百余里，到达处于陕甘边界的凤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甘肃省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就地驻扎。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 三连驻甘肃省两当县。
习仲勋进入王德修营两年间，这支武装由西北民牟改编为警备骑兵旅，又编入陕西警备第三旅，三次易帜；防地由长武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凤县，辗转千余里。但是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坚持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艰苦细致、扎实有效的工作，使该营的兵运出现了高涨局势，举行兵暴拉出队伍、走向光明的条件日趋成熟。
全营的中共地下组织不断加强和发展，并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枢作用。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活动经常，形成有力的核心。班排长职务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一连吕剑人、张子敬任排长，李特生任特务长，吴彦俊、魏明山、萧颂才、张民修等中共党员分别担任班长、副班长；二连高祥生、吴进才任排长，习仲勋任特务长；三连许天洁、左文辉任排长，王清栋任特务长。营部刘书林任军需文书，郭立三任营部副官。李秉荣、张克勤分别任二团团部军械官和上士。该营进驻凤县后，又以收编的部分土匪武装为基础组建了机枪连。怎样及时掌握和控制这个成分复杂的连队，营委书记习仲勋颇费心思。刘书林回忆说：“习仲勋告诉我，母亲说了，我们一定要在机枪连发展党员，开始可以先同他们交朋友，工作逐步深入。于是，习仲勋和我对机枪连的两个排长和一个特务长有意接近，表示亲热。后来为联络感情，方便工作，习仲勋、我和风县文官模范小学的教员刘希贤与他们结拜兄弟，并拍了‘金兰照，。这张照片，刘希贤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两年间，还有一批中共党员，如田光烈、李艮、陈策、郭凤鸣、刘铭世、郭明效等分别在该营开展过工作，又因不同原因先后离开。这些为举行兵暴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适时活跃的宣传鼓动工作，唤起了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营委和连支部要求党员以个别谈话形式，对士兵群众进行深入宣传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加深对党的了解，向士兵讲述劳苦大众为什么穷，共产党就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地主老财为什么富，国民党及其军队就是保护富人的利益，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党组织还针对该部士兵多数是在关中大早年馑时入伍吃粮的农民，到部队后生活又极为困苦的实际，让士兵明白官长是如何喝兵血、扣军饷、吃空名字，实行压迫剥削，鼓动士兵对长官开展日常斗争，要求算伙食账，改善士兵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习仲勋等及时在士兵中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大大激发了士兵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还特意传播中央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加深士兵对红军的了解。有时也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营造声势。宣传教育的实践，也考验提高了党员素质，密切了党员与士兵的关系。习仲勋特别善于和士兵交朋友，常常为伤员求医间药、送病号饭，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李秉荣也重视与士兵的感情联络，他由机枪连连长调任时，多数人恋恋不舍，有的还流下泪来。这些为日后举行士兵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组织还特别注意该营官兵与驻地群众的关系，坚决杜绝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劫老百姓东西。有时还帮助农民收种庄稼，维持地方治安。这支队伍几次移防，因驻地回民较多，他们就特别注意尊重民族习惯，对清真寺从不侵犯。使党的兵运工作有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群众的支持。【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等人在一营的兵运工作，自始至终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省委不仅有计划地派出党员打进该部，而且经常派巡视员来一营传递文件，了解情况，视察指导工作。第五伯昌、陈云樵、朱立凯、周凯等曾受党组织派遣，作为巡视员先后到一营巡视工作。
省委特别重视和关心兵运工作的发展，酝酿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暴动。队伍驻扎彬县时，省委委员焦仲鸣（焦维炽）曾到彬县与一营地下党组织讨论举行起义问题，后分析外界条件．不具备，特别是无可靠力量配合，只好作罢。警备第三旅进驻凤翔后，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又来到一营，秘密召开了三天营委会议。李杰夫提出一营立即举行兵暴，拉出队伍，奔赴苏区。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特别是兵暴后，兵力更为孤单，无外部配合接应，极有被消灭的可能。因而没有采纳和执行李杰夫的意见。
一营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该部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曹润华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信。该营四个连长，被换了三个。一连连长张远信，被曹润华挤走，调来国民党宝鸡县党务指导员韩生信当连长；三连连长也同时易人。机枪连连长李秉荣，被调入团部任军械官。一九三二年春节刚过，曹润华又作出一、二营互换防地的决定，即将一营再向西南山区移动一百余里，进驻甘肃省徽县、成县一带。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换防却成为一营兵暴的引定点。
已是阳春三月，但陕西西部山区，冰雪未化，寒气逼人。冷风中一营士兵的衣衫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还没有穿上。当他们听说队伍要拉出陕境，开往徽县、成县，并得知那里更是山大沟深，气候严寒时，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迅速在全营蔓延开来。此时，党组织能否掌握队伍，避免分散，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习仲勋急在凤县西门外召开营委会，商议对策。他认为，党组织基本可以控制队伍，士兵政治觉悟提高，向往光明。特别是换防的消息传出，全营出现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他进而分析，一营驻防地远离团部，周围驻军又少。虽然驻甘肃省徽县、成县的本团二营受团长节制较紧，但二营营长杜子材曾在中共党员许权中部任职，在军中时间长，能打仗，有一定的进步性。因而，利用换防举行兵暴，拉出队伍，是极好时机。习仲勋的意见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就举行兵暴问题向中共陕西省委报
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了一营委意见，并决定立即发动兵暴，兵暴后将队伍带到陕甘边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会合，扩大红军力量。为加强领导，省委决定派遣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随张克勤一起赶赴凤县，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直接指挥此次兵暴。刘林圃，陕西省耀县人，一九O九年生，一九二九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军事，其文化程度较高，才华出众，多谋善战。省委选派刘林圃指指挥一营兵暴，显然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不幸的是在当年的九月二十六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当局在西安习武园枪杀，其时年仅二十六日，刘林圃被国民党当局在西安习武园枪杀，其时年仅二十三岁。他就义时不断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大义凛然，面无惧食色。一生少有遗墨的刘志丹，为这位烈士题写了“英雄志向实伟大，勇气流血最光荣”的挽联。
四月初，曹润华下达了一、二营换防的命令。
习仲勋和李特生等人以期待的心情迎接刘林圃的到来。刘林圃到达凤县二连驻地双石铺，即与习仲勋等人见面，并向营委的同志郑重宣布了省委关于立即举行兵暴的决定。习仲勋等表示坚决执行省委指示，迅速做好兵暴准备。考虑到刘林圃的安全和保守秘密的需要，刘隐蔽在双石铺北面孤山上的一个古庙内，由他对行动方案和日后的行军路线作出具体部署。同时约定，在队伍移防经过此地时，通知他在双石铺街旁等候，乘机插入队列，以便直接指挥队伍行动。
兵暴发动的当天早晨，王德修带一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从凤县出发，途经双石铺，二连即跟随营主力出发。天黑不久抵达两当县城，与三连会合后宿营。营部驻妻政府西侧一个地主宅院，三连驻县政府内和西街，一连驻北街南端警戒东门，机枪连驻北街，警戒北门，二连驻南街。
晚九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主持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吸收担任排长职务的党员参加。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宣布省委关于举行兵暴的决定。他在讲了全国和陕西的革命形势抬，特别提出，举行兵暴的时机和地，点是在两当进行，还是到达徽县、成县后进行，和大家商议。习仲勋等认为，还是在两当举行有利，避免夜长梦多，发生变故。营委遂决定兵暴在当夜十二时举行。具体分工是：一、二、三连连长，兵暴时由各连就地予以捕杀；非中共党员的排长，收缴武器后，带随队伍行动，待后处理。机枪连没有党员，由一连负责收缴其枪械；营部和县政府由三连负责解除。武装。行动结束后，在北门外集结，统一撤离。会议决定刘林圃担任军事指挥，营委书记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
十二时许，兵暴一声令下，三个连同时行动，迅速将原任连长分别击毙，并按命令收缴了一些排长的枪支；三连排长许天洁在击毙该连连长张遇时时，将同屋内一位营部副官一并处死。
午夜枪声，迅速在两当县城引起震动。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即带警卫班翻墙而出，又反身朝凤县方向逃去，待起义士兵赶到时，已人去房空。吕剑人带一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并在房门口和房顶上架起机枪，一连士兵连续进攻未果。已到鸡叫时分，集合号响起，各连按规定到县北门外集合。当日，该营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约三百多人被带了出来，兵暴初步成功。为了避免意外变故，营委决定兵暴队伍趁天未亮时撤离两当，因而只简单作了动员，队伍就顺着一条小河向北疾速进发。
●北进失利
在习仲勋等一批共产党人置身于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发动兵暴之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已进入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崭新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共中央作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向非苏区的陕西等八个省提出“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区域，集中力量发动那里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十一月二十五日，又致信陕西省委，指示加强发动农民斗争，建立红军，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上。十二月五日到七日，省委常委讨论了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作出《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按照省委决议，党组织在渭北、陕北、陕甘边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苏区，创建革命武装。特别是刘志丹在陕甘边一带领导的农民武装，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发展到三百余人，组成南梁游击队。同时，中共山西省委领导建立的晋西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下，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也发展到三百余人，改称陕北游击支队。一九三一年十月，这两支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林锦庙会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冠名的红军游击队，此时正艰苦征战于渭北地区。谚厢当兵暴发动之时，刘志丹已得到省委指令，带陕甘游击队一部进抵陕西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暴队伍。
习仲勋、刘林圃等率两当兵暴队伍，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两当县以北的太阳寺，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和作战，已十分疲惫，即传令就地休息，埋灶做饭。
饭后，习仲勋召集营委开会，讨论部队改编、干部配备和行军方向问题。会议决定，将暴动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进才任支队长，刘林圃任支队政治委员，习仲勋任中共支队队委书记。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下编三个连：一连连长吕剑人，二连连长高祥生，三：连连长许天洁、副连长左文辉。会上还补充任命了几位排长。由于许天洁参加过渭华起义，懂军事，会打仗，不日即接替吴进才任支队长一职。
尽管一开始就确定兵暴成功后即将队伍开到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下，仍不免出现思想和认识上的分歧。若干年后，习仲勋曾谈到当时的复杂情况：“兵暴后，在队伍往哪里去的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一是主张解决驻在甘肃省徽县的二团团部后再去打游击；二是认为这是冒险计划，主张到陕西省麟游一带打游击。后来又有同志思想动摇，提出依存于军阀刘文伯休息整顿。但多数同志却认为，我们既然脱离杨虎城，再去投刘文伯，那又何必兵变呢？主张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最后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开到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农民运动。”
按照预定计划，这支脱离国民党军阀统辖的武装，在两当县北的太阳寺举行了改编大会，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正式成立和干部任命。刘林圃站在一个石磨盘上高声发表讲话，他说，两当兵暴后，我们已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要开往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的队伍会合，编为红军。大家要遵守红军纪律，不准抢劫，不准侮辱妇女，打仗要勇敢，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消灭沿途阻击我们的敌人。他的讲话，得到了支队官兵的一致响应。
暴动成功了，但这支队伍日后的行军和作战是异常艰苦的。数日内行走于终南山、北山的荒野梢林之中，常常阴云蔽日，气候异常，有时连方向也难以分辨。支队政治委员刘林圃，只是用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简易地图，指挥着三百多人的行动，对沿途的敌情更是一无所知，这些也为最后部队的失利埋下了阴影。
据以后当事人实地考察，新成立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渡过渭河，再经通洞峪、赤沙、香泉、草碧、高崖、蔡家河、麟游北部页岭、崔木附近，后到岳御寺。一路行程数百里，作战十余次。到达渭河边时，河水浪湍流急，冰寒透骨，官兵手拉手，互相搀扶，涉水过河。过河后前进十余里，在赤沙、香泉遭土寨内匪团袭击，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为避免损失，主动撤出战斗。又绕道前行三十余里，在一个卜四周被密密的树林包裹叫通洞峪的山村宿营。。次日晨，发现中敌埋伏，接火后战斗异常激烈。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官兵顽强抵抗，冲出重围。几天后，过了千阳、陇县之间的高崖镇，再向东北方向前进国民党驻甘肃灵台县正规军一个连，突然在蔡家河东梁卡住山道，截断第五支队北去通路。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决定发起攻击，歼灭蔡家河东梁之敌，夺道北进。由于敌占领制高点，又有土围子，数次进攻受挫，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习仲勋当即在沟底蔡家河堡子召集队委开会决定：一、停止攻击蔡家河东梁，绕道麟游北部的页岭东进。二、由习仲勋、左文辉先去长武县亭口镇找关系，准备渡泾河的船只。三、由刘林圃、吕剑人拉社会关系同刘文伯谈判，佯装接受改编，争取时间做好渡河准备。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经页岭、崔木，抵达岳御寺待命。
会后，习仲勋、左文辉没有停留，即迅速向长武亭口进发。左文辉曾回忆说：我们换上了学生装，沿着西兰公路朝泾阳、三原方向走去。到了陕西省礼泉县境内时，遇到了国民党人员的盘查，间我们是否参加了两当兵暴。习仲勋冷静回答说，我们是小学教员，回家中去，即化险为夷。
根据队委会议决定，第五支队随即撤离战场，连夜向岳御寺前进。因为白天作战，晚上又行走百余里，待到目的地时已是次日清晨。支队官兵疲惫不堪，各连自行休息，安排吃饭。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支队的宿营地正是大土匪王结子的老巢。王结子本人就住在岳御寺附近卧牛山北边的底角沟，各村都安有坐探。十时左右，许天洁发现支队已被二三百步骑兵包围，即紧急指挥各连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土岭阵地。接火后，敌凭借兵力武器优势，步步逼近，激战数小时后，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人员伤亡惨重，弹药消耗殆尽，失去战斗能力。最后，除少数人跑出外，其余均被缴械。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等几经辗转，返回西安，旋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刘林圃英勇就义。至此，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进苏区，未能到达目的地而归于失败。
习仲勋、左文辉赶到六十多里以外的亭口镇，利用当初在这里结拜兄弟建立的关系，“弄清了当地敌情，选定了渡泾河的地点，并准备在部队到达后，再打一批土豪，补充一批物资，以解决部队的困难，保证把部队拉到淳化、旬邑一带后，立即与刘、谢部靠近”。三天后，习仲勋、左文辉便得知队伍北进失利的消息。习仲勋心情非常沉重，深为历经数年，呕心沥血，艰苦工作，而最终没有把这支队伍带到苏区而抱憾不已。以后的数十年间，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暴的经验和教训：“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
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第04章 渭北烽火赤子情
●路漫漫
两当兵暴最终归于失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三百余名官兵，在一夜之间被击溃，被遣散，遭“全军覆没”。
严峻的现实，对年龄还不足十九岁的队委书记习仲勋来说，精神上的负荷是沉重的，加之十多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使他体力极度消耗，心力交瘁，身卧病榻。
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搜捕，习仲勋只好暂时藏身于王子轩骡马店中的一个拐窑内，一边养病，一边等候党组织的讯息。店内饭食较好，王子轩对这位困境中的异姓兄弟照顾挺周到，因而习仲勋身体恢复较快。习仲勋白天在窑内看看书，晚上出去在镇子里走走，打听打听风声，有时还硬撑着病体，帮助饭馆拉拉风箱或做些挑水之类的杂活。但是他内心如潮水涌动，急切地期待着失散了的战友们的消息，盼望能早日回到已颇具规模的渭北苏区。
芒种刚过，赤日炎炎，麦浪飘香。陕西关中地区进入夏收大忙季节。
六月上旬，习仲勋由长武亭口镇秘密回到富平县。因为情况不明，他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而是在离习家庄十多里地的线家原其表姐家中先住了下来。这家后院有一个堆放麦衣子的土窑洞，习仲勋便经常在这里藏身。在这里他与过去自己发展的共产党员胡振清、柴国栋取得了联系，并了解到国民党陕西当局在西安逮捕了刘林圃、吕剑人、许天洁之后，正在通缉两当兵暴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勋的名字也被列在其中。他曾回忆说：“在线家原暂住时，约来胡振清和柴国栋问清情况，知道敌方正在通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能久待，也不好乱动，只好就近去富平县城找到组织，再设法到谢子长、刘志丹游击队工作。”
不久，习仲勋由线家原转移到都村他的外祖母家中暂住避风，并秘密与家在凤凰堡的好友宋杰生约定，一同赴县城寻找自己的老师，以求通过他们与中共富平县组织取得联系。
七月初的一天，习仲勋、宋杰生趁天色未亮步行十五里路，赶到富平县城南关。他们原打算在夜幕未退时进入县城，却不料这天城门紧闭，直到太阳升高仍无开城门的迹象，这时城外却已是车来人往，商店也开门营业。习仲勋估计城内可能发生变故，为了弄清情况，预防不测，他将头上戴的大草帽往下一拉，走近城门口向一个陌生人问道： “怎么还不开城门？”
那人只是“唔”了一声，没有回答，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习仲勋预感到情况不妙，就给宋杰生使了个眼色，示意迅速离开。他们折身往回走了几里路，来到一个西瓜园，买了一个大西瓜，一边吃，一边向园主打探消息。话刚开了个头，一排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瓜园走来。习仲勋灵机一动，告诉宋杰生说：“你赶快离开这里，如果我被这些人带走，你就去县教育局找石仲伟老师，请他快想办法。”
习仲勋让找石仲伟是有缘由的。因为石仲伟是他在第一高小上学时的老师，富平县美原镇人，曾入黄埔军校，“四一二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受中共组织委派以国民党富平县教育局局长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开展对国民党驻军的统战工作。
宋杰生离开后，这群士兵盘问习仲勋：“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在外面做生意的，刚回来想寻我的老师，想当个小学教员，不愿再经商了，今天进城时，因为城门不开，所以在这儿等候。“习仲勋回答说。
习仲勋从容答道：“我姓焦，本县教场人，离这里不远。”
“那你跟我们走一趟！”习仲勋被士兵带入县城的军队营部审问。审问人为了证实习仲勋说话的真实性，要他给石仲伟写一封信。习仲勋即提笔写了以下几句话：石仲伟老师，我从外面经商回来，现在觉得回来还是当个小学教师好，知道老师是教育局长，能否给我寻个职业。
这封信很快送到了石仲伟手中。
其时，杨虎城部四十二师一个营正驻防富平县城。营长鲍从汉是一位颇具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军人。他曾对石仲伟戏笑说：我也是穷人出身，就改名为鲍穷汉吧！石仲伟因为专事对该部的统战工作，故与鲍从汉等国民党驻军军官过从甚密。原来，这天富平县城内气氛紧张，城门紧闭，是因为该营在中共组织的策动下，发生了士兵哗变。中共渭北特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日写给省委的报告中曾对这一事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四十二师鲍营曾向武字区袭击了一次，我们的政治影响到士兵群众。他们在一排长领导下，准备进行革命的兵变，在县城找我们党，但富平党得到了这个消息，不敢公开和他们见面，直接领导‘围剿’苏区的白军的哗变，仅站在第三者地位劝告他们出去，也没有给他们以政治的任务，怎样结合武字区群众。他们准备有两连的发动，但怕机密被泄露，该排长与发动土兵均被捕。”习仲勋被巡查人员带去审问，是怀疑他也是参加哗变士兵而引起误会。【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宋杰生找到教育局时，恰巧鲍从汉正在石仲伟处落座。石仲伟即当面质问这位营长：“怎么搞的，你的队伍为啥把我一个学生押走了？”鲍愣了一下说： “简直是胡闹！”遂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让石仲伟派人拿着他的名片要求放人。
习仲勋被放出后到了县教育局。石仲伟告诉他说：中共富平区委书记张祝三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宋光涛等都在抗日救国会住，你可和他们联系。习仲勋按照石仲伟的吩咐在县抗日救国会暂住下来，并向中共富平区委负责人表达了自己寻找陕甘游击队的迫切愿望。直到一九八三年，石仲伟还谈起这件尘封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往事：“习仲勋的获释，居然在‘文革’ 中成了造反派罗织的一项罪名。当时专案组的人多次找我，反复质问说，既然当局下了通缉令，习仲勋为什么能随便获释？办了什么手续？我说，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是士兵们抓错了人，我们说了话就放了，还要什么手续？”
数日后，习仲勋在县立第一高小与受省委派遣视察渭北地区工作的程建文相遇。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倾吐了自己从三原学潮、西安系狱、开展士兵运动，一直到发动两当兵暴失败的经历。他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正好程建文要去武字区巡视工作，便决定与习仲勋同行。
当天日头将落的时候，习仲勋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顶大草帽，作了简单化装后悄悄出了富平县城，夜宿洼里村程建文家。次日又赶往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见到了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习仲勋几经辗转，终于踏上了渭北苏区的土地，他觉得犹如一阵清风扑面，长时间抑郁的心情一下爽朗了许多。离开渭北两年多的日子里，他深深眷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日夜思念着家乡的父老亲人。但是，当他回到这方熟悉的土地时，却难以抑制对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向往之情。
他诚恳地向唐玉怀表示：能尽快去陕甘游击队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愿。
习仲勋寻找陕甘游击队，得到了与他同村的贫苦农民周老四的热心帮助。周老四名叫周明德，是习仲勋在家乡发展的党员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的叔父。习仲勋与周冬至又以干兄弟相称，习、周两家交往甚密。关中“民国十八年年馑”时，周冬至随父母逃荒到照金山区的老爷岭定居，靠租种一些田地勉强糊口度日。其叔父周明德仍留在富平老家，时常驮运些食盐到照金一带兑换粮食回来，用以维持生计。由于他往返于北部山区，了解到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活动情况，便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渴望找到陕甘游击队的习仲勋，并提出以驮盐换粮为掩护，带习仲勋奔赴照金，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了个艳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人力刘志丹、谢子长，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一个艳阳高照、热风灼人的秋日，一辆装满锅板盐的力人力独轮车在通往耀县北山的土道上艰难地前行着。后面推车的是周明德，在前面拉车的是习仲勋。他们饿了啃口干馍，口渴了喝口河水，终于来到百余里以外的耀县照金山区老爷岭，在周冬至家中暂时住了下来。
●追随刘志丹、谢子长
当习仲勋历尽艰辛寻找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时，这支刚刚成立不久的工农武装正经受着曲折斗争和艰苦征战的严峻考验。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随后在总指挥谢子长带领下向陕西渭北地区的三原、蒲城、富平、耀县一带进击。十三日，攻占旬邑县职田镇，击溃国民党地方民团，继而又在该县阳坡头伏击“进剿”之敌，袭击耀县照金民团。四月十八日，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指责陕甘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并将原来的四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刘志丹、阎红彦分别任支队长。此间，“志丹同志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人带领的两当兵暴的队伍。只因兵暴队伍被土匪打散，接应未果。五月，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恢复，刘志丹出任总指挥。游击队在富平、洛川、中部、宜君作战九十余次，歼敌一千四百余名。五月底，陕甘游击队先后在甘泉临镇和东进韩城作战中失利，又转入陇东地区活动。六月底，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即在甘肃省正宁县湫头、南邑一带休整队伍。此间，受中共陕省委委派任陕甘游击队政委的李艮，又搞起了一场解决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和“反革命阴谋问题”的风波。在游击队内部受到错误主张严重干扰时，国民党军驻正宁县山河镇的一个团队，突然向游击队实施军事“围剿”。李艮提出了“死守五顷原”的口号，游击队官兵虽英勇作战，终因指挥失误而连吃败仗，伤亡惨重，给游击队造成了严重后果。游击队撤至旬邑县马栏镇，召开军人大会，批评了李艮的错误。八月三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命令谢子长返回游击队，再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率领下就地进行休整后，遂转入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习仲勋打听到谢子长在照金镇以西四五里路的杨柳坪驻扎的消息，急忙从老爷岭赶来和谢子长会面。几天后，又在杨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勋如此执著和痴心地追寻刘志丹，是出自于长期以来对这位群众领袖由衷的景仰和信赖。
刘志丹，原名景桂，一九O三年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五月，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后又担任中共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一九三六年春，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率部东征，在指挥晋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称颂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谢子长，又名德元，号浩如，一八九七年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月，组织领导了清涧武装起义。翌年五月，又与刘志丹、唐澍等领导发动渭华起义。后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共中央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等职。一九三四年八月在清涧县河口战斗中负重伤，于次年二月二十一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毛泽东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曾多次题词悼念谢子长，其中一联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表达了对这位中共西北地区领导人的敬重之情。
刘志丹、谢子长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见到两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群众领袖，特别听到周围的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刘”、“老谢”时，因两当兵暴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诉说，但一时竟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刘志丹看出了习仲勋复杂的心情，紧紧地拉着他的手，鼓励地说道：“干革命还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
真诚而坦率的态度，亲切质朴的话语，使他们的心如有一块磁石似地紧紧地吸引到了一起。
习仲勋望着刘志丹清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梁，深邃而温和的目光，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谈话顿时活跃了起来。习仲勋详细叙述了自己搞学生运动坐牢，两当兵暴失败，搞农民运动也屡受挫折的情况，感到内心很沉重。刘志丹说，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两当兵暴时你还是队委书记。他又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谢子长也叮嘱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刘志丹、谢子长第一次与习仲勋的会见和谈话，给习仲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把这次会见和谈话视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生深刻影响的重要经历而屡屡提起：“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感到他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不仅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是从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几年来，志丹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种坚忍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刘志丹、谢子长指挥的陕甘游击队初到照金，就从抓获的侦探口中得知，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三县保卫团副总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耀县小丘区团长柴子发，带三四百兵力向照金尖坪一带发动“围剿”刘志丹、谢子长随即指挥游击队连夜向东转移，绕至照金北山埋伏于密林之中。九月十二日拂晓，游击队凭借浓雾掩护，将围剿民团反包围后，突然开火，当场击毙党谢芳，活捉马希哲、柴子发。战斗胜利后，刘、谢决定率陕甘游击队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谢子长临行前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陕甘游击队离开照金时，习仲勋特意赶到金刚庙向刘志丹道别，刘志丹殷切地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刘志丹还特意将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并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安排大队参谋第五伯昌随特务队行动，协助指挥游击斗争。
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特务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队长程双印，是陕西省旬邑县郝村人，曾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共组织领导的旬邑武装起义中担任连长。起义失败后，程双印等带领部分起义人员转入县北区活动，组织起旬邑县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他政治坚定，很能打仗。第五伯昌是旬邑县张洪镇人，也参加了旬邑武装起义，军事知识和群众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战事频仍、军务繁忙的刘志丹如此周密的部署安排，可以看出他对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用心深远。但是，特务队的活动出人意料地很快发生了曲折。
刘志丹、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出发后不久，留在照金的特务队便发生了中队长陈克敏带队叛变，给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带来了严重危害。陈克敏，又名陈连升，河南省泌阳县人，土匪出身，生性凶残。其参加陕甘游击队后仍匪性不改，在游击队主力离开后即以国民党地方民团名义驻扎东坪、龙家寨一带，与工农武装为敌。特务队队长程双印觉范察到陈克敏叛变预谋后，便带人赶到该中队驻地碌碡坪欲制止叛乱发生。不料抖，当他刚踏进一孔窑门时，便被隐藏在窑内的叛匪开枪打死，特务队一时出现混乱。
陈克敏叛变事件发生后，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即与第五伯昌商量对策，决定由习仲勋任特务队指导员，第五伯昌代理队长，将特务队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发。
●再返渭北苏区
渭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地处关中腹地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止县的交界地段，东至富平县的老户沟、淡村、都村、石桥、觅冬苧地，西到淳化县的夕阳、固贤、石桥一带，南接三原白鹿原、天齐原南畔，北连耀县的华里坊、东牛、让牛、小丘等村镇，西南方向一直延伸到泾阳县的安吴、老庄、口镇等地，总面积约七百五十平方公里，约四万多人口。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是陕西农民沄动活跃地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从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中共党员乔国祯，就开始在武字区宣传组织群众，普遍建立起区、村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武装组织，广泛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减少田赋粮款、解散民团等锋芒直指反动政权的斗争。习仲勋参加的一九二八年三月省立第三师范的学潮、一九二九年抗粮抗捐打击土豪的斗争，就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准备时期的重要活动。
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几经曲折。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后，随着中共武字区委的恢复和周围地方农民委员会、穷人会的广泛建立，渭北革命根据地进入建立和发展时期。翌年三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决议建立中共渭北特委，并决定由省委书记杜衡兼渭北特委书记。这一决议当时未能完全实施，渭北特委也没有建立起来，然而，一支有四十余人、武器装备较好的武字区游击队却应运而生。其先后活动于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和富平县的石川河及耀县西原、南原地区。八月，中共渭北特委誉导的渭北游击队成立，有队员六十余人，枪三十多支。同时，以黄子祥为主席、唐玉怀为副主席的武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渭北革命斗争迅速得到发展。
在渭北革命斗争出现高涨形势之际，习仲勋带领着刘志丹留下的处境艰难的特务队向武字区方向前进。
当天，习仲勋指挥队伍避敌阻截，穿越密林峻岭，来到耀县照金南端的老牛坡下，在这里找到了一位名叫鱼得水的农民为特务队带路，半夜时分到达渭北苏区管辖的让牛村。为应付敌人盘查，特务队还从让牛村抓了一名豪绅随队伍一起行动。他们连夜涉过陈家河、牛村河，天明时分到达离武字区十多里地的华里坊。
当特务队终于到达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胜利会合的时候，习仲勋觉得如释重负。一个多月前，他寻找刘志丹、谢子长历尽艰辛，从渭北到照金；为了实现刘志丹的嘱托，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他又带队伍回到渭北，联想到数年间艰难曲折的经历，一种胜利的喜悦从心底升起。
刚刚成立不久的渭北游击队也因为特务队的编入而发展壮大起来。习仲勋高兴地见到了欢迎他们的游击队指挥黄子文，当他们谈到为了根据地的建设又要战斗在一起时，心情格外激动，坚持斗争的信心倍增。半个世纪后，习仲勋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时工作时间不长，但对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黄子文，却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他是真正的渭北革命群众的领袖。他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地。早在一九二八年，他就在渭北开始搞武装斗争。黄氏兄弟在渭北一带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他们的历史地位应该承认。”
习仲勋带的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后，即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程国玺任支队长，习仲勋任政治指导员。同时，将武字区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马志舟兼支队长，金天华兼政治指导员。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又称武字区后区游击队，经常驻扎在黄子文的家乡甘涝池村，主要活动于三原、富平、耀县一带边界地区。
随着渭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一领导，于十月初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共青团渭北特委也在武字区同时宣告成立。团特委领导武字区、心字区两个团区委，有二十余名共青团员。刚刚到达渭北地的习仲勋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
新成立的中共渭北特委专门设立军委，以加强对军事工作和游击队的领导。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在甘涝池驻扎时，“当时渭北特委军委书记汪锋和参谋第五伯昌曾来这里检查工作。汪锋还给游击队讲了话”。
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领导根据地军民更广泛地开展了分粮分地的群众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武字区、心字区农民被发动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贫苦群众。农民联合会迅速发展到六百余人，农民武装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群众斗争情绪似火一样燃烧起来。仅十月份一个月内，渭北特委先后五次作出决定和召开联席会议、代表会议，学习讨论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使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根据地还通过组织“教育促进会”，举行群众集会等形式，开展了以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为内容的抗日宣传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和革命觉悟。游击队坚决地打击地主武装，开展肃清反动势力的斗争，维护根据地社会秩序的安定。“因为游击队的扩大，所以群众斗争也急剧地开展起来，游击运动的呼声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众斗争中……”。
十月上旬，渭北游击队根据特委指示到武字区周围的心字区、肃字区，富平县都村、淡村，耀县的西原、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游击。习仲勋率第二支队到武字区后区周围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差人，使得国民党政权不敢在那里收粮收款。游击队在“高三槐分麦三天，共分麦三百余石，参加群众三百余人”。此间国民党地方当局派密探混入分粮群众，破坏分粮斗争，因慑于高涨的群众情绪未敢造次。游击队驻尚村时遭敌突袭，损失长枪四支、短枪一支，被迫转入南原整编。习仲勋一再鼓励游击队员，只有坚定革命信念，坚持苏区武装斗争，才是劳苦群众的根本出路，从而巩固和加强了队伍。游击队所到之处，地主豪绅闻风丧胆，广大群众热诚欢迎，积极支援游击队活动。
然而，当时在党内对形势和上级包括临时中央的指示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习仲勋对渭北革命根据地历史就有着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他曾说，渭北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领导农民分配土地，成立工、农、妇等群众团体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在农民联合会里不仅有雇农、贫农、中农，也有富农，妇女联合会中富农家庭的妇女也屡见不鲜。但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直接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他们举起屠刀，要扼杀人民汹涌而起的斗争。这时陕西省委执行‘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事实也正是如此，由于“左”的路线的推行，给渭北苏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十月六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渭北新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渭北各党部必须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来纪念十月革命，发起广大群众的纪念大会与示威，形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党应立刻积极地准备这一工作。”翌日，省委又专门发出《关于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节运动的决议》。十月八日、九日，渭北特委召开三原、富平、蒲城、耀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省委十月六日《决议》和根据地政权组织问题。十月三十日，中共渭北革委会党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贯彻省委决议，在十一月六日、七日、八日连续三天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隆重纪念十月革命节。
十一月六日，根据地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万人大会在武字区举行。习仲勋率第二支队参加大会。渭北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致开幕词后，中共三原县委、农民联合会、妇联会、赤卫队、游击队、少先队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讲话，并通过通电五则。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以习仲勋带领的全副武装的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为先导，第一支队担任后卫，数千名群众参加的游行队伍，步行到武字区以北十多里地以外的马额镇示威游行。次日，参加集会的人数骤然增加，群众情绪更加高涨。习仲勋再次率第二支队走在前列，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南行近二十里从三原县以东的西阳镇穿过，再经富平县的瓦窑头、淡村，当日又返回武字区。十月八日，纪念大会进入第三天，团渭北特委组织演出化装新剧，举行游艺会，并刷写标语、散发传单七千余份。
然而，沉浸在胜利欢乐中的根据地军民未曾料到，战争的阴云已密布渭北上空。反动武装磨刀霍霍，“围剿”根据地呈一触即发之势。
十一月九日，在三原和耀县小丘、富平庄里地区的国民党驻军与三原、富平、泾阳、高陵、耀县、淳化六个县的民团纠集在一起，突然将武字区四面包围，进行武装“清剿”。犯敌在攻占武字区以后，又连续三天“先搜原，后搜沟，然后沟原一起搜”，到处捕人，杀人。第二支队驻地甘涝池村三十多人被抓，群众衣物被褥被抢劫一空，甚至连打麦场上的石碌碡也被推入井底，黄子文家中十余间房屋萑被烧，牲口农具被抢。在不长时间内，又连续四次对武字区“围剿”洗劫。中共渭北特委和渭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骨干被冲散，工作陷入瘫痪状态。五六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死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之下。
在装备精良、枪弹充足，数十倍于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围敌突袭之时，渭北游击队在难以实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被迫分散行动。习仲勋和中共渭北特委书记李杰夫带第二支队急向西南方向的心字区转移。转移途中，为了保证粮食补给，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还抓了几名地主豪绅作为人质带在队伍中。【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率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转移后，尚立足未稳，敌人又来心字区“清剿”，游击队无法集中活动，遂决定支队长程国玺和第五伯昌带支队到旬邑一带打游击，习仲勋和李杰夫转移到照金。敌人在照金还是到处捕人杀人，他们又回到心字区。游击队离开时，留下了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套筒。由于敌人残酷地捕杀根据地领导骨干和游击队队员，习仲勋和李杰夫在心字区附近一个水洞内潜藏了十多天时间。后来地方民团搜寻到这里，只是把押在洞口的几个豪绅带走，而藏在水洞深处的习仲勋和李杰夫未被发觉，幸免于难。
过后，李杰夫提出要离开渭北，返回省委。习仲勋便送他离开了心字区。他们以后再未能晤面。这位在中共陕西党的早期活动中有过不凡经历的渭北特委书记，最后却滑入政治歧途，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李杰夫，原名高维翰，陕西省长安县人，早年在苏联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窗，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西北反帝同盟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等职，后在江苏省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自首，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秘书。全国解放前夕随蒋军去了台湾，曾任国民党党务顾问和台北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台北病逝。
习仲勋与李杰夫分手后，秘密回到富平西区一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习仲勋当时对渭北苏区这次失败的原因并不十分清楚。十二年后，他在《关于渭北苏区》一文中，客观而求实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革命运动蓬蓬勃勃，这样就威胁着三原、西安的敌人，敌人发动了六县民团‘围剿’。另一方面，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去渭北苏区工作的李杰夫、程建文等人，把富农和地主一样看待。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节，他们发动万余群众在三原附近的马路上游行示威。在敌人‘围剿’时，则又死守阵地，击而不游。在失败时又束手无策，而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也就逃之夭夭了。就这样在敌人的‘围剿’与‘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渭北苏区遭到失败。”
●富平西区的斗争
陕西省富平县西部地区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武字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对富平县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先是石桥一带的群众带长矛、大刀直接赴武字区参加庆祝大会和游行示威。接着，中共富平县党组织又发动和领导了较大规模的“交农”和驱逐国民党县长米森若的斗争。他们动员数千名群众包围县城，要求减免苛捐杂税，驱逐反动县长离开富平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很大震动。反动武装在“围剿”洗劫武字区的同时，派出四个民团驻扎在淡村、觅子、尚家等村镇，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富平西区也充满紧张恐怖气氛。
习仲勋携带枪支来到离习家庄不远的唐家堡，在幼时的好友岳强明家住了下来。他向这位知心的伙伴叙说了自己几年间痴心不改追求革命的曲折经历和渭北根据地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失败和困难是暂时的，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争取翻身自由的斗争最终会实现的。他热情地鼓励说：“强明，我这里有枪，咱们一起再干吧！”
但是岳强明一时还鼓不起勇气，仍不解地说：“你干得好，怎么连自己的家也不肯回，跑到我家来了？”
习仲勋听了岳强明的话后，便从自己家庭和广大农民贫困不堪的生活说起，耐心地讲了许多关于阶级、阶级压迫及反抗地主封建剥削的道理，说明青年人只有投身于现实的革命斗争才有出路和前途。岳强明在习仲勋的引导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习仲勋根据他的表现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岳强明入党后，除掩护习仲勋的安全外，还将姚万忠等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串连在一起，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在实践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曾被国民党富平县当局关押五年之久，先后七次受老虎凳、夹指头等酷刑逼供，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出狱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在习仲勋的引导下，还有一批当地青年投身革命，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不同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习仲勋在岳强明家召集姚万忠、刘鸣凤、岳强明等人开会，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姚万忠担任支部书记。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壮大了富平县党团组织。接着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起一支有二十人的富平县淡村游击队，由岳强明、刘鸣凤负责。
由于关中一带的大年馑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因而在当时解决好群众的吃饭问题就成为燃眉之急。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开始群众心存疑虑，只有少数人参加行动。这时，武字区前区游击队队长康尚武带队伍来到淡村一带开辟工作。习仲勋即担任该队政治委员。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游击队活动与群众分粮斗争结合起来，使当地形势迅速出现了转机。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习仲勋指挥游击队和数百名群众包围了习家庄北面的西刘堡，强制收缴和分配大地主刘本初、民团团长刘玉琪囤积的粮食和财物。二刘闻讯后逃跑。但是，这两家高墙壁垒，数道门窗已完全堵死，并派有家丁守护。群众放火烧了两家的门楼，解除了家丁的武装，向附近饥民平分了粮食和财物。接着，又动员起千余人的分粮队伍到庄里镇以南大地主贾成芳家，分了其粮食和财物。在分粮斗争中，他们还根据群众请求，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田顺子、党玉升等人处死。
习仲勋在富平西区的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昼伏夜出，灵活机动，演绎出了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其实，习仲勋这段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他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几个人白天藏在一个坟墓里休息和开会，晚上出去活动。尽管离家不过几里地，但是为了避免暴露，还得过这样的‘地下生活’。敌人的报纸也宣传说谁谁是土匪，弄得一时人心恐慌，甚至由耀县通往三原到西安的大路上的行人都改走南塬。我们在墓洞中，有时为了提精神，就拼命地抽卷烟，把我都叫旱烟抽醉了。”
习仲勋数日内辗转于家乡周围的村庄，更勾起了他对脚下黄土地的无限情思。他常常透过浓浓夜色，遥望着远处那个熟悉的小农庄和孤单的房舍，陷人了深深的遐想之中。他思念长眠在这里早逝的父母，更牵挂几位尚未成年的弟妹。六十四年以后，年已七十八岁的习冬英谈起了家中这段久远的往事：“那是我十二岁的时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他告诉我说，你大哥回来了，很想见你。我就跟着这位来人，到了线家原我表姐家，在后院一孔放麦衣的窑里才兄妹相见。我对大哥说，我们一起回去吧，咱家缺人。他打断我的话说，以后再不要说让我回去的话，你们和三叔好好在家里过，我要走得很远很远。我当时还天真地问大哥，你们怎么把人家刘本初家的房烧了，粮也分了？大哥说，地主嘛！”
中共富平西区组织及其游击队的活动，很快遭到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年初，淡村游击队负责人岳强明由耀县返回唐家窑唐开礼家召集会议时，国民党富平县保卫团团长李宏才闻讯带团丁搜捕。岳强明与唐开礼一家仓促躲入地窖。李宏才即点燃卷着辣椒的被子熏烧，致使岳强明、唐开礼等三人昏迷后被团丁带走，唐开礼妻儿一家四口被活活熏死。民团团丁又将岳强明家挖地三尺，财物洗劫一空，还枪杀了岳强明十七岁的小弟岳强隆。一九八六年，七十三岁的习仲勋还与胞弟习仲凯谈起了当时分粮斗争的情景：“那晚，分粮群众冲入西刘堡时，我在城门楼下烤火，房上一个叫赵老八的家丁看见了我，说那不是带的人来了。后来，因为这次我们烧了地主家的房子，地主们扬言也要烧咱家的房报复。但是，他们胆怯。刘玉琪就既恨又怕地叫骂说，那是个狼，他要在，就要吃人的，最终还是没有敢对咱家下手。”
富平西区的武装斗争，在习仲勋漫长的革命经历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他的记忆中却是深刻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失败月余后，我与李豫章到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半月后分粮群众发展到几千人，成立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五县民团‘围剿’，这一区域又遭到破坏。留下来的人，一部分去照金活动，一部分参加渭北游击队。”
●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初，当习仲勋领导富平西区群众分粮斗争深入发展时，中共渭北特委成员在富平县城内举行了一次事关渭北根据地前途命运的紧急会议。会后，渭北地区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为恢复根据地又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在此之前，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向渭北根据地发动“清剿”并占据武字区消息后，立即派遣省委委员贾拓夫以渭北特派员身份到该地区视察工作。当贾拓夫到达武字区时，这里还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的白色恐怖之中，特委的同志已被冲散，无法联系工作。贾拓夫遂转赴富平县找到渭北特委委员李冲霄、曾楚川、郑彦青和富平县党组织的负责人，先后两次召开紧急特委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渭北工作的决议，检讨了武字区被“围剿”前后的工作，宣布撤销李杰夫中共渭北特委书记职务，决定组成以李冲霄为书记的新的渭北特委。不久，中共陕西省省委委员杜衡在武字区特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省委指示，宣布渭北特委由七名正式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金理科为书记。十二月中旬，渭北特委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渭北特委，成立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
同时，共青团渭北特委改建为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习仲勋任组织委员，二月，继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主要管辖武字区、心字区团区委会，机关开始设在县城南关，后移至省立第三中学。习仲勋任书记后不久，又迁回武字区。
习仲勋对于团中心县委书记的任职，开始不很乐意。他觉得自己在第三师范上学时，因闹学潮被捕关押，并由此失学，加之一些当事人还在三原，很不利于开展工作。但是，他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在团中心县委“主要搞学运和兵运工作，在省立第三中学和驻三原的王泰吉部发展了一批党员”。习仲勋还在党的中心县委分工联系富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时也去富平巡视。
一九八六年七月，原中顾委委员、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张邦英老人曾兴奋地谈起当初和这位年轻的团中心县委书记一次会见的情形：“一九三三年初，我从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回到耀县家乡。党组织指示我将情况向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习仲勋通报。我来到三原职业学校，一位姓曹的党内同志给我交代了会面地点和联络暗号。我按照他的安排来到县城东关的运动场。只见一位个头较高、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在场上踱来踱去，经过联系知道他就是习仲勋。我们便在一个秋千旁开始了交谈。我谈了耀县党团组织的情况和如何发展游击队的问题。习仲勋简单介绍了渭北的形势和当前任务。他话不多，但显得非常利索干练，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此我们便开始了六十多年战斗友谊。”习仲勋也对这次他们的秘密会面记忆犹新，时常向人谈起。
习仲勋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对他思想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一位叫康和熙的人。
康和熙，是赵伯平的化名。赵伯平，一九O二年生于陕西省蓝田县，少年时代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压迫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蓝田特别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巡视员、省委候补委员等职。一九三O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开辟游击战争，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等职务，于一九九三年五月逝世。其时，习仲勋曾以《一身正气，满腹经纶》为题撰文称赞赵伯平：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
质朴的语言，是他对这位革命长者六十年漫长革命岁月感情沉淀的迸发。
一九三三年二月，赵伯平受省委派遣接替汪锋（时化名汪烈）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副书记兼管组织工作，不久任中心县委书记，化名周中开展工作。赵伯平颇为喜欢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团中心县委书记，并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听取和吸纳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习仲勋记得，赵伯平工作很有个性特点，尤其重视对党内同志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文化教育。其任职伊始就把自己深入学习和具体运用过的党中央下发的一些文件，如《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常抽出时间向党内作传达和宣讲，逐渐形成了惯例，几乎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还结合渭北革命斗争的实际，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党在南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工作要领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简要法规等。
习仲勋对这种学习和讨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参加革命斗争七年中，他还没有这样集中时间系统学习过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每次学习和讨论，心头总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赵伯平约习仲勋一起登上了县城东关的城墙。在春寒料峭的微风中，他们畅开心扉，交谈了很久，话题一直从渭北特委时期的工作情形，谈到了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下各地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党的力量情况。他们特别认真地回顾总结了开展游击战争、人民反封建等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赵伯平深有感悟地说道，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要注意克服甚至抵制“左”倾方针、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武装工作方面的一些干扰。赵伯平深刻而富有远见的话语，给习仲勋以深刻启迪，以至在经历了五十年沧桑岁月之后，他还深情地回忆道：“赵伯平对我帮助影响很大，他经常给我讲马列主义基本知识，讲中国革命的历史。那次在三原城墙上和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刚发生在眼前，令人久久难忘。”
三月，中共陕西省委调习仲勋回省委分配工作，派李尚勤接任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
习仲勋离开三原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逐步恢复健全了党和政权组织，重新组建了渭北游击队，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田分粮革命斗争。八月，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的渭北革命根据地再次遭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等人遭敌逮捕。渭北革命根据地的烽火暂时熄灭了。
渭北革命根据地距离国民党渭北统治中心三原县城仅三十里地远，离省城西安也只有一百里之遥，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之中。红军游击队既无精良武器和充足的弹药，在地理条件上又无高山大川和天然险阻以抵御反动武装进剿和袭击。加之当时党的临时中央出现了严重“左”的错误，“左”倾冒险路线和错误主张在党内得以推行，给革命事业已造成了全局性的危害，因而，渭北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失败也就在必然之中。
习仲勋调离渭北时，这里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恢复和发展时期。他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结局。他同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时值青春年华，对革命前途怀有美好的理想和憧憬，在实际斗争中又充满了炽烈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阅历不可能使他们对革命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和准确判断，特别是当“左”的路线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决议形式加以推行的时候，作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个人是不容易做到公开反对或抵制的。随着事物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若干年后，习仲勋写过一些文章，字里行间除充满对渭北革命根据地深情回忆外，更多的是对这段历史经验冷静的审视和理性的思考。
“一九三三年初，渭北苏区由于西面成立的泾阳游击队（苗家祥部）、耀县南三堡由张仲良同志领导的农民斗争发展了游击运动，而又恢复起来。这时从红二十六军也来了张秀山等几个坚强的干部，加强了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开展了积极进攻的游击战争，并直接配合了红二十六军的行动，经过半年就壮大成为红四团。而这时的中共陕西省委仍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派杜衡来过一次，强调分土地，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当时遭到了同志们在实际行动中的反对。到了同年夏天，在敌人六面‘围剿’之下又失败了。此后渭北苏区再没有恢复起来。”
“渭北地区是陕甘第一个苏区，渭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从渭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渭北苏区位处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坚持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 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第05章 在照金苏区
●奉调
当渭北地区军民浴血奋战之时，在百余里以外的照金地区革命斗争正呈潮汹浪涌之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和艰难征战中不断巩固和壮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为了加强对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选派一批领导干部到照金工作。习仲勋便是被选派者之一。
照金地区是桥山山脉南端一个突出地带，位于陕西省耀县西北部。周围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接壤。南倚子午岭，北连渭北高原，东临咸榆大道，西接陕甘边腹地。境内山峦起伏，沟壑交错，梢林密布，河溪纵横。中心地带更是奇峰峻岭，悬崖峭壁，地形极为复杂而险要。其攻可截断咸榆公路，出击渭北平原；守可隐蔽深山，退守子午岭密林，便于机动周旋，开展游击战争。
这一带的土地绝大多数集中在大地主和当地的香山寺院手中。广大农民备受苛捐杂税、兵祸匪患的压榨剥削，困苦不堪。加之连年的灾荒，又使山东、河南、四川和关中地区所谓“三省十二县”饥民到这里逃荒落户，更加剧了照金地区的贫困。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特别是陕甘游击队深入照金开展游击战争以及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和辐射，使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日渐深入人心，一些农民武装和其他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这里地域偏僻，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照金地区特殊的地理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乃至中共中央的重视。
早在陕甘游击队以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原为活动中心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批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正式组建红二十六军并锻炼成一支强有力的红军。同时决定时为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此后，中共陕西省委分别在六月初和八月二十五日作出了《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决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三大任务，要求创造红二十六军，并立即建立一个团。【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十二月二十日，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县）召开陕甘游击队党员会议，宣布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担任军政委的任命。二十二日，召开党员大会和军人大会，推选王世泰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二十四日，在旬邑县转角镇举行改编授旗仪式。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年先锋队。由此，这支仅有二百余人的年轻工农武装，肩负着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重任，踏上了新的征程。
习仲勋这时正在富平西区一带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分粮斗争，他对这些情况的详细了解，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习仲勋奉调由三原回到西安，在东关的三八旅社住了下来。他与居住在附近另一家旅社的省委组织部秘书程建文、周凤鸣夫妇取得了联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孟坚先后两次到习仲勋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就派习仲勋去红二十六军工作问题作出了具体安排。习仲勋对这位初次见面的省委书记印象颇佳。
孟坚，又名孟用潜，河北省深县人。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上海受党中央委派接替杜衡任陕西省委书记，时改名为曹长青。孟坚参加过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定的地下工作经验，遇事较为稳重，又能听取不同意见，在对形势的认识和工作指导上比较符合实际。但他在省委的工作受到了杜衡等人的排斥打击，于次年四月离开陕西回到上海。孟坚在全国解放后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关押，一九八五年病故。习仲勋曾回忆说：“孟坚当时还叫曹铁夫，我们称他老曹。他个儿不高，说话办事挺稳重，解放后还在一个对外研究单位工作。老曹当时给我谈话说，省委决定让你立即去红二十六军工作。他还问我有路费没有，我说有，什么也不要。”
习仲勋得到省委指示后，即乘坐一辆畜力轿车当日到达三原，夜宿东城。第二天午后，步行经三原以北的鲁桥镇五官方，天黑时翻过瓦头坡，进入富平县党家堡，在这里遇上了一位姓张的熟人。此人惊奇地问道：“你怎么回来啦？你们村子里都住满了民团，淡村附近也有民团，到处都说要抓你呢！你可千万不要回去。”
习仲勋只好取道线家原在其表姐家住下。次日，他身穿长袍，头戴礼帽，化装成商人模样继续北行，过了老户沟，找到了设在武字区附近一个秘密联络站。恰好，兼任红二团政委的杜衡离开部队回省委途中也在联络站暂住。
此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东进同官攻占金锁关之后，又乘胜南下与渭北游击队协同作战，于心字区北原西马道两旁设伏，歼灭敌驻侯家堡一个骑兵排。习仲勋得知消息后即随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行动，任红二团少年先锋队指导员。
红二团南下在三原、泾阳交界地带，袭击泾惠渠吊儿嘴国民党地方民团后，由西凤山过泾河，翻越一座大山到淳化县南村堡附近宿营。这时驻扎在南村堡子里的民团突然向红二团开火。刘志丹指挥部队将民团一举歼灭。接着又沿途在旬邑县土桥镇、彬县龙马、高村歼灭国民党河工队三十余人和民团股匪后，返回照金。
习仲勋在随红二十六军作战行动中，逐步了解到在创建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过程中党内发生的矛盾和激烈斗争。特别是杜衡在此期间的活动引起了他的警惕和深思。
杜衡，又名励君，陕西省佳县人，一九二四年在绥德师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西安地委第二部委员会书记、中共陕甘区委候补委员、中共陕北特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三年七月在西安被捕叛变，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了政治观点极为反动的《陕西共党沿革》一文，供认了他所知道的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全部情况。全国解放前夕，随国民党逃至台湾。
习仲勋从红二团领导口中得知，杜衡在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时，就武断地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开除出部队，并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命谢、阎速赴中央“受训”。后在红二团官兵的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同意刘志丹和杨重远继续留在部队，分别担任红二团政治处处长和参谋处长。正是有了刘志丹的留任，才使这支队伍免遭被杜衡最后断送的厄运。
习仲勋没有参加红二十六军的改编过程，然而他作为一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担任过边区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者之一，在四十多年以后撰写了一篇文章，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深刻而中肯地评述了这段历史：
“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上，和当时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也是充满斗争的。刘志丹一心一意要走井冈山道路，他按照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又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对一些还不理解的同志说，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当时有的人只是知道按省委指示办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强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中央派来杜衡担任政委。杜衡是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他把刘志丹等一批同志看做眼中钉，攻击刘志丹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 ‘逃跑路线’、‘不懂马列主义’，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的职务，把谢子长也调出部队。而杜衡自己却一意孤行，一味蛮干。先打了庙湾夏玉山民团，惹得附近民团联合起来同红军作对。后又烧了香山寺，一千多名和尚也成了对头。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少。只剩下一个薛家寨，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在照金站不住脚。部队来到合水县的黑慕原时，杜衡给后方照金根据地来了一封信，要到陕北创造苏区并且要发展骑兵，要打通国际路线。我们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不大妥当，党和红军在陕甘苏区影响很大，这里还有广大群众。杜衡听不进去，碰了钉子又返回来。再后来又一次导致红二团兵败南山，宣布了杜衡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最后破产，不久他本人也被捕投敌，做了可耻叛徒。”
●边区特委军委书记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六月，金理科调回省委，秦武山继任特委书记。边区特委成立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积极培养和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入党，逐步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并领导着中共旬邑县委和耀县县委的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坚强核心。
习仲勋到照金后，便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分粮斗争很快发展到句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也随着扩大起来”。
三月七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陕甘边区游击队迅速发展的形势发出指示：“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任总指挥。
李妙斋，原名王玉玺，生于一九O三年五月，山西省汾西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国民党驻陕北高双成队伍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的警卫营营长。一九三二年十月，与中共党员李艮一起组织发动了“蒿店兵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七支队，任支队长。兵变失败后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一九三二年秋，留照金芋园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组织起一支四十余人的芋园游击队。一九三三年九月，在薛家寨战斗中光荣牺牲，是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建立，虽然有了编制序列和组织形式，但是很难对数十支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特别是由于“游击运动发展很快，不少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游击队领导也出现过违犯群众纪律方面的问题，对游击队的军纪产生了消极影响。
四月，红二十六军党委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调整李妙斋的职务。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五月，李妙斋继黄子文再任总指挥。
新的指挥机构立即对二十多支游击队进行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彻底整顿。习仲勋作为党在游击队中的代表，在整顿中发挥了有力的指导作用。他们坚决地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在游击队的带动下，群众武装工作也广泛开展起来，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在站岗放哨、肃特反霸、维护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环境险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习仲勋为建设薛家寨更是呕心沥血。
薛家寨因为传说薛刚反唐时曾屯兵于此而得名。这里石峰干仞，拔地而起，三面悬崖，人莫能攀。仅西北角和土儿梁山岭相接，直通桥山主脉。寨东为黑田峪，寨西是绣房沟，四周灌木丛生，十分隐蔽，登上悬崖吊桥，再过两道石门，内有天然石洞五孔，每孔可容纳数十人至二三百人住宿，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兵家要地。
习仲勋随陕甘边党政领导机关进驻薛家寨后，首先动员群众加固了前后哨门，构筑碉堡，增设火力网点；又在党家山、鸡儿架等处设立哨卡，周围布设地雷、滚石垒，挖掘战壕、暗道等防御工事。他们还根据战争需要改造山寨，整修岩洞，储备粮食物资。同时，在寨内设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和关押地主豪绅的临时监狱。形成一个防守严密、补给较为充足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
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三月十五日，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四月五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经济委员。此后，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曲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基层政权组织相继建立。一大批有觉悟、有威信的农民成为红色政权的领导骨干，一套新的革命秩序逐步建立。
习仲勋和金理科、周冬至等陕甘边区负责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经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他们贯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按照家庭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土地，贫雇农优先，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革命委员会还明令宣布：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土地分配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密切了党、军队、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经过建立政权和土地分配，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幅员扩大到东至胡家巷、高山槐，西到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连断头川、伍房川，南止桃曲原、高尔原、老牛坡，跨越耀县、旬邑、淳化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在六十五年后曾评论说：“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具体工作需要他去做。革命委员会主席虽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选出一位雇农来担任主席的，人老实又没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金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