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一位前秘密特务说：“我虽四次做过他的随行人员，却从没有人敢提起他这些有关污辱女性的事。”
但并非所有的性关系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戴笠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弟中间休息。
叶霞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她一旦成了戴笠的崇拜对象后，他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了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宣称，戴笠把叶霞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也许配给了一个朋友。赵霭兰结果嫁给了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但这些联姻对这些女人来说并不总是如意。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尽管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当戴笠对胡蝶一见钟情时，胡蝶已经嫁给了上海的商人潘有声为庆祝他们的“婚姻”（戴笠最终想以合法的形式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购置了大片的地产来建造一座景色华丽的公馆，以示对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庆雾蒙蒙的傍晚，戴将军和他的情人会梦幻般地沿着刻有“喜”和“寿”字的水泥道漫步，闲逛在用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热带植物和异国树木装点的“神仙洞”里。
不过，对戴笠作为军统秘密特务头子享受和使用“裙带关系”这一点并不应过于渲染。他与自己的私人职员和秘书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是他用可靠的关系来确保机密的一种普通的方式。这些习惯对戴笠来说，也保证了他在“内部”网络中心对收集情报和汇报机密的全盘控制。因为他最嫉妒别人侵占他的机密来源，并以此越过他而直接抵达他权力的主要源泉：总司令本人。其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翁光辉事件。
第十六章 裙带翁光辉事件
1932年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据点，查获的材料中有一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中叙述了江西省红军的部署和装备及其他军事情况。法国警察署的中国侦缉队队长范广珍是青帮分子，也是戴笠工资单上的人。于是他把一份秘密报告送到了他的主管上司、上海站站长翁光辉那里。翁光辉立刻意识到该文件的重要性，决定不向戴笠传达这一情报，而把这份极端重要的情报直接送到蒋介石手里。
翁光辉毕业于黄埔三期，随后曾在革命军的一艘军舰上当舰长。他得知当时有一艘中国军舰在上海造船厂检修，便决定占有这艘舰艇，直接把它驶往九江，然后在那儿登陆到庐山，亲自将报告送给委员长。但是军舰一离开上海，他在上海站的一个部下就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情况，戴笠果然大怒，他下令准备好一架飞机，以最快的速度从南京飞到九江。当翁光辉的军舰入港时，戴笠率领一支特务分队已在那里等着了。军舰一靠码头，戴笠立刻上去把翁光辉扣押起来，他搜走了秘密报告，并威胁这个特务站站长说，要对他施以酷刑。翁光辉居然逃脱了死刑，但被撤了职。
从此以后，戴笠确保自己在每个秘密特务组都有个负责内部监视的间谍，这些间谍的名字无人知道，于是其他特务就不敢绕过他而自己去找委员长了。这样，戴笠便积极地捍卫了自己在蒋介石眼里必不可少的角色，同时使自己成为对蒋政体的其他领导人安全的主要卫护者。于是军统便堂而皇之地对周末去上海寻欢的南京要员们采取保护措施。任何人被看见在他们的门前闲逛或在他们的汽车旁边溜达，秘密特务就立刻会把他们作为嫌疑分子逮捕。事后证明，这些嫌疑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完全是无辜的，但他们还是照常被关上几个月的监狱。这些人在漫长的关押期间为早日出狱而行的贿赂，还为关押他们的特务们提供了额外收入。
第十六章 裙带秘密特工壮举
1931年9月23日，有人在上海火车站谋刺宋子文。宋当时头戴自己常戴的巴拿马草帽，成了显而易见的靶子。他把草帽扔到了一边，然后躲进人群，藏在一个钢架后面，幸免一死。但他的秘书唐腴庐被杀。凶手逃走了。1934年4月，一个“眼线”与特务处上海站联系，通报了凶手的情况。戴笠立刻派出两个最精锐的特务沈醉和程慕颐来调查此案。“眼线”把他们带到了苏北，嫌犯在盐城当保安队长。在“眼线”的帮助下，他们把他骗到一只小船上后便抓起来审讯。
用刑之下，此人招供说，刺杀宋子文是奉了“刺杀王”王亚樵之命。他还招供了另一个同谋：宋子文的前司机，现在扬州的一个机械厂工作，结果这个前司机被逮捕。这二人被带回上海后，戴笠向宋子文出示第二个人的照片。宋不但肯定了司机的身份，而且还要给沈醉5000元奖赏。但在戴笠暗示下沈醉把支票还给了宋，并说保护部长是他们的责任。此后宋子文深感欠戴笠一份情，后来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可以越过财政部而得到宋的签名，从此宋不止一次地批准了军统要求中国银行拨付活动经费的申请。
但戴笠在那些年代最成功的秘密特工行动，是在东南征服国内的军界人士：1933年镇压福建反叛和1936年颠覆“华南王”。1933年11月，李济深和陈铭枢领导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独立政府，要推翻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最严重的威胁。戴笠意识到福建反叛的严重性，便立刻亲自前往浦城南面80公里的建瓯。
戴笠携带一批以郑介民为首、张炎元为辅的特务。特务队被叫做“策反组”，分成4小组，由莫雄等人领头，到福建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招募策反人员，颠覆反叛事业。戴笠自己由沈醉陪同，在厦门外的度假岛鼓浪屿设立了办公处，岛上到处是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寓所，他们在那里躲避福建沿海的暑热。策反组遵循戴笠的指令而尽量争取叛军。结果他们收买到了两个关键的军官：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参谋处长范汉杰。在反叛开始的头几天里，戴笠的人就得到了敌人的密码，使这位“间谍王”能在鼓浪屿的寓所里侦收十九路军所有的战役布署计划。此外，戴笠还争取到了驻马尾的团长，从而打开了通向福州的大门，使蒋介石的军队于1934年1月轻取福州。反叛被迅速平息，这使戴笠在总司令的眼里变得更加重要。
“华南王”即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与胡汉民一起领导建立在广州的新国民党。1935年5月胡汉民死后，陈济棠参加了1936年6月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起义，形成广西军阀对蒋介石政府的直接挑战。戴笠又一次带领郑介民亲自前往南方镇压他主子的敌人。郑介民携巨款前往香港，将这笔用来行贿的款子委托给戴笠的一个特务邢森洲。一个复杂的阴谋随即开始。戴笠的人通过在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任中山大学校长）说服了广东航空学校校长与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拉上关系。
与此同时，戴笠把他的一个最优秀的女特务，前上海舞厅舞女黄佩贞，派去引诱黄光锐。“裙”加“财”的确生效。刑森洲向黄光锐保证，他每次把陈济棠空军一架飞机交给蒋介石便可得两万元。6月30日，七架飞机从广东起飞投向了蒋介石。不到三个星期，7月18日，又有82架飞机离开了白云机场，逐站向北飞往南昌。这支由150多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的队伍加入了南京政权，使广东空军一蹶不振，陈济棠感到大势已去，当日“华南王”宣告辞职，乘一条英国船逃往香港。
广东起义完了，戴笠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扬，这种赞扬由于特务处早先破了宋子文被刺案而被立刻转化为财政方面的信用。自此以后，戴笠在中央银行向宋子文或向上海分行行长贝淞荪提款，只要凭蒋介石的一张字条，便不必经过任何财政部的手续。
第十六章 裙带西安事变
假如戴笠活动的惟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逮捕。当他们迫使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下与共产党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酝酿着反攻，包括轰炸西安城。蒋夫人阻止了轰炸，并命令忠于他们的军队不要从潼关要道进攻渭河谷。她的解决方式是飞往西安。同行的有她哥哥行政院长宋子文、蒋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Donald）和自告奋勇的戴笠将军。
蒋的这位军事情报头子痛苦地意识到置身于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手中的危险。说到底，戴笠对杀害成千上万地下党和“反革命”负有责任。他决心要为领袖的困境“赴难”。那时孙中山被陈炯明的军队包围在广东总统府，年轻的蒋介石决定赶去营救，这使蒋深得孙中山信任，成为他的革命继承人之一。此刻，戴笠相信这个后来史称“西安事变”的事件将是对他个人忠诚于蒋介石的一个类似的“严峻考验”，于是他怀着“永丰号”般的历史信念离开了首都。
在离开南京去“效忠”蒋介石之前，戴笠在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开所有副科长以上人员会议。戴笠曾发动过对张学良的情报战，遭到惨败。他作为负责领袖安全的官员，对自己完全没有预见到这场危机深感内疚。他含着眼泪对部下说：“此去凶多吉少。”飞机于1936年12月21日离开南京飞往西安，戴笠带了两支左轮手枪，满怀与校长共生死的决心。当他们终于到达西安见到蒋时，他冲向前去，跪在总司令面前抱住领袖的腿失声痛哭，责骂自己保护领袖失职。
戴笠戏剧性的行为可能有些过分，但他在西安的出现对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及陪同总司令回南京起了关键作用。据当时的外国情报消息透露：没人比戴笠更能说服少帅，一旦他们回到南京国民党管辖区，他将受到国民党秘密特工保护。不过，这“保护”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期的软禁，但张学良的命是给放过了，而杨虎城和他的一家则最终被军统的刽子手们杀害。
蒋介石当然被戴笠愿冒生命危险赶来西安与他会合而感动。他在事变中的日记《西安半月记》中多次提到了戴笠的名字，而且多年后他在别人面前仍然经常赞扬戴笠在危难中对领袖的忠诚。
与此同时，那些在西安事变中未能前来援救领袖的竞争对手们在蒋的眼里因此而失宠。比如，委员长认为，邓文仪和贺衷寒在那两个星期中表现动摇。于是蒋回到南京后，便把他们及另一些人全都降职。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后，对邓文仪只给了个战时干部训练班第一团团长的职位。后来他当了成都军校政治部门的头儿，二战后他总算被任命为国防部新闻局局长。但他因为没有与戴笠一起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深入虎口”，在蒋介石那里或在黄埔派中再也没有恢复地位，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被重新任命为侍从室书记。
戴笠在西安事变中还另有收益。作为负责张学良前途的人，他接管了少帅的部下如陈旭东、吴骞和王化一等一些要员，把他们安排在军统工作。此外，一批来自东北的警卫、助理、厨师、佣人以及与张的随从有关的家属们都被置于戴笠的管辖之下，这些人后来对他非常有用。比如，张学良的妹妹嫁给了陈录的儿子，陈录后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接受了梁鸿志的傀儡“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的职务。戴笠正是通过她和她的东北保骠们，安排了对这位外交部长的暗杀。
西安事变还使戴笠与蒋夫人接近起来。回南京不久，戴笠就发了慢性阑尾炎，住进了上海宏恩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宋美龄亲自来探望他，转达蒋对他早日康复的希望，并关照医院人员对他给予最优厚的照顾。自此以后，戴笠与“夫人”之间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他经常给她的秘书和佣人送钱送礼来打开自己的“裙带门路”，以保持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
显然，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做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
抗战更加坚固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同盟。随着战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成为国家的拯救者，戴笠迅速地在全国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日本征服中国的企图，最终为戴笠提供了扩展他秘密王国的机会。现在，“间谍王”及其部下的地下活动有了新的内容。他们也将自己进行恐怖活动和暗杀阴谋的专长用于抗日战争中。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戴笠和杜月笙
1937年夏天爆发的抗日战争为戴笠扩展他的秘密王国提供了一系列的机遇。正如他的前助手沈醉后来讽刺的那样，“国难当头，大交鸿运”。战争在全国蔓延，阻碍了南京自上而下统一扩充军事和警察的计划，而且沿海地区的丢失切断了蒋介石不可弥补的资金来源。但由于日军的占领区支离破碎，戴笠能够见缝插针地把他的组织延伸到地方的公安和半军事力量中去，而两个相连的战时经济又使秘密警察得以从戴笠控制的黑市和交通运输中获得新的资金来源。战争还把特务头子与杜月笙这类帮会分子撮合到一起，使军统更加依赖于来自毒品买卖的非法赢利。
当时的人说，戴笠早在1921—1923年在上海当流氓时就认识了杜月笙。1927年秋，蒋介石从国民党政府辞职并暂时解散了他的秘密调查单位，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几乎身无分文的戴笠又到上海来寻找生财之道，结果他到了老朋友杜月笙那儿求援。那时，杜月笙已是个“名人”，他两次给了戴笠50块钱来对付困境。事实证明，戴笠的穷困并不长久。但在蒋介石恢复了权力并重组他的私人秘密特工之后，戴笠一直记着杜月笙的慷慨。
这一时期，蒋政权开始在上海与杜月笙合作进行鸦片交易。从实际角度说，把鸦片买卖集中在一个团伙手中，将这个难题与其他国事分开，更加方便，这样如果出丑，便于抵赖。不再有盲目的竞争，交易变得井然有序，巨额的收入悄悄地汇流而来。新国民政府在南京一成立，财政部便开始对鸦片进行正式垄断，这种垄断在1927年8月20日延伸到了江浙地区。开始杜月笙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对他控制的大公司利益形成威胁。然而后来杜与国民党之间达成协议：后者将上海地区的垄断权交给大公司的一个叫“三鑫公司”的子公司，以此换来的收入由国民党军队保护。
前面提到，戴笠开始动用这笔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蓝衣社内的特务处的经费。CC派也通过杜月笙赚取了钱财。为对抗CC派——用前蓝衣社成员对蒋介石政策的概括说法，即“以毒攻毒”——戴笠与杜月笙结盟为兄弟，并开始吸收青红帮分子加入特务处，以此来加强他与地下社会和毒品走私的联系。
财政部1927年与杜月笙的协作总体上并不稳定，因为走私量如此之大，盈利如此之高，以至于协议双方都禁受不住它的巨大诱惑。到了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开始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中国本身每年生产1.2万吨左右的麻醉性毒品，即全世界非法毒品供应量的7／8以上。作为鸦片及其制品的来源，中国取代了中东，控制了美国市场。事实上，美国的大部分海洛因来自于上海和天津的实验室。在约有10万人染上鸦片瘾的上海，杜月笙的人操纵着10个这样的炼制厂。其中最大的两个每天赢利4万元每月光是支付国民党政府对这些工厂的保护费就要40万元。
1931年5月，杜月笙在南京会见蒋介石。蒋向这个帮会头子提出，如果杜的青帮能够参加“剿共”，他愿出100万元。他还答应与帮会分子分享政府在全国对鸦片的垄断，作为对地下社会投入600万元的回报。不过，支付给这青帮头子用的是财政部宋子文那里贬值了的政府债券。在管理鸦片秘密垄断的协议上，宋也没有表现出诚意。这位正在想方设法支付蒋的“剿共”战役巨额军费的财政部长，对麻醉毒品眼红起来，开始计划用管制局没收来的鸦片垄断市场。
尽管南京当局在1931年6月18日颁布命令：所有的官员都必须服从法律，不得进行鸦片买卖，但宋子文及其支持者们仍然继续建立他们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预计这项垄断每年能给政府带来1亿元的额外收入。在一些省份内，鸦片买卖公司应运而生，用来储存没收来的毒品的仓库也在安庆、大同和芜湖纷纷建立起来。这些仓库并非由它们所应属的鸦片管制局负责，而是由宋子文的特别税务局控制。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三鑫公司
1932年7月，财政部安排了一个在江苏市场公开销售鸦片的方案，江苏省政府授权在当年9月1日公开出售没收来的毒品。杜月笙与省政府的代表们谈判后获得了对上海市场的鸦片垄断，后来又在汉口的一次会议上答应直接向财政部上交300万元，以获取政府对从四川过来的货船的保护，从而将垄断扩展到了全国。
接着，杜月笙在南市建立了一个新批发公司，为上海的毒品零售商供货。据说“三鑫公司”每月向中国地方当局和其他机构支付20万元。这个毒品销售的庞大计划的用意之一是保护特工。这有两层意义。从地方上讲，杜月笙三鑫公司的业务与中国市政治安力量的腐败利益密切相关。据英租界的一份警察报告说：
他意识到武装保护对运送鸦片必不可少，任命杨虎将军为上海保安队司令。然后保安队成立了一个“特工部”，接管了已“收摊”的三鑫公司的工作。但是，特工部在1932年12月，奉吴铁成市长的命令由公安局兼并了。
在全国范围内，杜月笙同时加入了戴笠的力量而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大运公司”。该公司在经销“航空奖券”上赚了一大笔，并取代三鑫公司成了最大的鸦片商。戴笠从赌博行业和毒品买卖得来的利润被用来补贴秘密特工活动的经费。
与此同时，宋子文继续尽力扩展南京政府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1933年1月，再次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把汉口的特别税务局划归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直接管辖。2月，鸦片管制的一切权力全都交到了军委会主席蒋介石手里。同年，中国当局缴获了大量的吗啡，汉口税务局对鸦片船只的纳税在1600万元以上。国民党已经开始有规律地把缴获的鸦片送到杜月笙那儿去提炼海洛因。这时英租界的特别署发现，蒋介石决定把这批新缴获的吗啡提炼和出售，据说是用于医疗目的。其实，“所获盈利是为蓝衣社之用”。
规定给杜月笙提炼吗啡和海洛因的时间是6个月。这段时间，他设在南市的加工厂得到承诺，会受到政府当局的全面保护。杜月笙从中看出赢利的机会——这可以帮助他筹集为维持垄断而答应支付蒋的巨款。想到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经营毒品，他便与张学良的弟弟、天津警察署长张学明暗中达成了协议，把张学明在天津储存的吗啡的一大部分运到南市的工厂去提炼，以取代被蒋介石的人没收的那部分供应。据上海市政警察报告，吴铁成市长“为默许这场骗局”而每月收入1万元。
当6个月的时间到期时，吴市长向蒋介石申请延期，因为毒品市场不景气，为提高他们的利润得延缓提炼。蒋批准了申请，但到了中秋时，他获悉了杜与张学明合作的骗局（也许是从戴笠那儿）。
蒋介石本来就已经为罪犯圈子公开谈论政府与地下社会在毒品买卖上的合谋而恼火。他立刻从南京派遣了一支宪兵队去袭击和占领杜月笙在南市最大的吗啡工厂，他们在那里缴获了价值150万元大洋的毒品。突袭的事一传到杜月笙那里，杜便对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施加压力，让他下令撤军。撤军令上盖有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将军的钢印。但是，宪兵队不仅没有识相撤兵，反而呆着不走，而且还把吴铁成的命令转给了蒋介石，蒋大为光火，追问吴怎么回事。上海市政警察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解释说：“市长为自己开脱，说他不知道有吗啡工厂，而且他的钢印通常是由副官保管，仅供公用，他不知道有人用了它。结果温建刚被押送到南京，最后被枪毙。不知杜先生自己如何摆脱了他在这场风波中的责任。”
到了1934年，中国政府在鸦片上的年收入超过1亿元。贪婪的宋子文决定利用杜月笙的挫折，与帮会分子争夺对上海市场的控制。他自任上海鸦片管制部门的主任，还招收了一支由几百个精干警察组成的特别队伍来实现他下的赌注。他失败了，这也许是由于杜月笙愿意迎战他的赌注，因为说穿了这本是蒋介石的赌局。过了不久，宋子文的鸦片警察队就解散，而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与杜月笙谈成了一个在南市重开吗啡工厂的新协议。自此以后，所有来自重庆和宜昌的毒品原料的提炼，全都垄断在杜的药剂师手中。
同年，杜月笙继续青云直上，他拥有的头衔有：海陆空总司令部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中国商业丝棉贸易协会主任、上海股票交易所成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华蒸汽商业航海公司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申报》、《时事新报》、《商报》和《新闻报》董事会主席。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全国对麻醉毒品的关注
次年，1935年，蒋介石的军队进入贵州，追剿长征中的共产党。要是蒋想制服西南地方派和桂系的话，那他就会摧毁他们对鸦片的垄断。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报告说：
通过确保对鸦片走私的控制，蒋希望增强中央政府对各个不可靠的省份在政治上的控制权。……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靠鸦片收入生存。假如中央政府能够控制一个省的鸦片供应，那么这个省将永远无望反叛成功。
通过史迪威的观察，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蒋把他在贵州的军事战役转变成一个制造中央政府对鸦片控制垄断的机会，为什么不让鸦片通过广西运到南方，却转而把它运到长江流域，再顺流经汉口运到上海。在国民党进入贵州后被任命为财政专员的本地人李仲公，被任命为鸦片垄断的头目。与此同时，杜月笙及其鸦片企业被授予从贵州外销鸦片到汉口和上海的垄断权。1935年5月，为确保全国整个鸦片系统控制在个人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撤销了全国鸦片管制委员会，并取而代之亲自负责全国鸦片管制。
蒋对贵州鸦片的控制迫使桂系转向云南另找货源。作为报复，南京政府在云南和当时还未建完的汉口——广州铁路之间架起了公路。但即使在1935年秋天公路告竣之后，云南的鸦片商队仍然穿越广西，因为那里的过境税低多了。但尽管如此，广西的军阀们仍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而蒋的钱匣子则不断地膨胀起来，其收入来自于他和杜月笙之间在鸦片垄断上的特别协议和上海麻醉毒品生产的利润。
但问题是，随着中日在毒品走私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上海的提炼和零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竭。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宣布了新的法律，惩罚使用鸦片提炼品的人。据上海市政警察报告，这是日中毒品走私控制战中的一次新的高潮。中国政府最终有效地垄断了鸦片交易，但因为华北的提炼厂和日本军方对它的保护，日本人对吗啡和海洛因的走私越来越获得控制权。
还有，毒品和间谍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日本在东北扩展其影响，他们的特工单位与麻醉毒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入侵华中，随即开始通过招募杜月笙的人或者直接将自己的特务打入走私网中的方法，接管华南的毒品网。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上海争夺战
1937年夏战争刚爆发，杜月笙便利用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上海市公民联盟，领导组织抗日力量。杜月笙显然是想获得“爱国者的光环”，他主动提出，在长江下游用沉没他大达轮船公司的船只来阻挡日本军舰，同时还向捍卫上海的中国将军们提供他的防弹汽车。但比起他与戴笠秘密协议在死守上海之中及之后组织反日地下抵抗运动来，那些被广泛宣传的壮举便显得逊色了。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戴笠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上海。他在上海最关键的特务是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队长王兆槐，他也是杜月笙的弟子，恒社成员。在那以前，上海站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反共和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敌人的活动上，所以对日本人的情报收集得很少。当时沈醉是特务处虹口行动的负责人，他在日本人圈子里只有一个级别很低的特务：东有恒路上的当铺店老板。其余在“小东京”的情报人员都是双料特务，他们作为汉奸在替日本人工作。特务处只能从日本人布置给中国特务的任务性质里去琢磨日本人的意图，以便至少对敌军的方向有所察觉。但这些情报往往都虚无飘渺。比如，卢沟桥事变后，一个酒醉后的日本特务说：“只要几天工夫，上海便是我们的了，那时你们的工作可要大大地忙起来！”
几天后的1937年8月13日，上海真的爆发了战事。当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向城北苏州河边的本地人区域时，戴笠意识到他们的军事情报有多么糟糕。他立刻命令备有无线电台的特务渗透到虹口、闸北和吴淞口去，但成效甚微。因为日本人很容易发现这些逆人流而移动的特务们。沈醉组建起一支由8名特务组成、包括他的兄弟在内的小分队，并将其活动站设在虹口。但他们在几个星期内就被日本人发现而不得不疏散。沈醉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裘声呼把他们的电台藏在裘刚满周岁的小孩推车里逃了出来，从此再也没能回到那里，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虹口区没有一个特务处的特务。
虽然如此，在闸北的浴血巷战中，戴笠仍然赢得了游击战胜利的形象。通过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鼓励帮会和黑社会组织武装起来反抗入侵者开始，他们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曾经企图炸沉停泊在黄浦江的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计划也未果。但不久，他们开始组织比较正规的半军事化的队伍，把上海之外的军队骨干召集起来，在1937年8月下旬和9月初成立了一支别动队。城市游击队根据上海市政警察收集到的秘密情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在9月初组织一个“非常时期服务团”来对付上海的汉奸和间谍。上海虽已有保安队，但在1932年7月日本人撤离之后，它主要替市政府充当警察力量。
现在，为了在前线和敌后与日本人作战，蒋介石决定创建一支城市游击力量。军事委员会相应地为这支力量拨款50万元，归国民党第八十七师司令王敬久统筹。他在江阴的司令部已开始在一个“军官训练班”为情报工作培训军校生，该训练班也是特务处“入门训练”的一个程序。上海战事爆发后三天，240个军校生被作为特别部队派往龙华小学。
王将军的“非常时期服务团”的副司令们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烃军将军和杜月笙，杜立刻想把这个新组织为己所用。
接到任命和指示后，王敬久将军和蔡烃军将军发现这同他们目前的位置以及他们应当积极参与的工作不合适，于是就把组织这个新单位的事情交给了副司令杜月笙先生。在组织这个单位的过程中，杜先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将自己部下安插为部门头目的机会，便将龙华军事法庭首席法官陆京士先生和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任命到这些位置上。但杜月笙把他部下的名字提交给军委会后即遭到否决，这使他非常光火，而且这对陆京士和朱学范也是极大的侮辱。
由于杜月笙一时无动于衷，上海警察局局长蔡烃军将军决定干预，在忠义会（上海市政警察的密报人把它形容成一个由“黄埔军校生组成”并由蒲风鸣领导的团体）的帮助下，他在公安局内部设立了服务团办公处。蒲风鸣和蔡将军后来成立了两个团：防护团和特务团防护团在苏州河南北两边的活动有所不同。在城北，尤其在虹口，他们组织了一支“上海枪手队”，主要由无业游民组成，他们用毛瑟步枪或手枪在敌后袭击日本人。在苏州河南面的南市，防护团由征募来的市民组成，主要任务是挖防空洞。南市的每个户主每天都要出一个人去防护团劳动，该团由蔡将军在露香园路的一个办公处的副官指挥（该副官被认为是沈心腹）。
特务团的办公处设在南市蠡园路旁属于绍兴府的一个私立学校里。特务团由蔡将军的前指挥官刘槐指挥，两个副指挥官一个是公安局监察员陈伴农，另一个是前公车售票员张国权。特务团的正式成员大都从无业工人那儿招来，月薪9块钱，外加可以容纳1000人的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到了1937年9月下旬，有400人加入该团。
特务团还有一个调查处，由30人组成，归杨福林领导。这些人被安置在老西门外西林路上的精勤小学里住。其中有个以前当过小学校长的人叫傅多马，他说，刘槐派他去打听日本便衣特务在英租界的活动情况。他还被派去调查中国“汉奸”的情况。要是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就让中国警察逮捕这些汉奸，然后把他们押送到特务团办公处进一步受审。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
在蔡将军手下的两个团中无疑有戴笠的人，特别是在特务团的调查处里。但这个秘密警察头子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杜月笙弟子们在工会、商团和地下社会的网络上。显然是戴笠在9月底使这个受侮辱的帮会头子和他的青帮随从们回到军委会的正轨上来，并在10月初说服蒋介石为了将帮会分子转为半军事组织的骨干而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
苏浙行动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其成员包括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张啸林、杨虎、梅光培、向松坡和陆京士。戴笠是书记长，他在法租界的善钟路上设立了办公室。委员会分成参谋处、政训处、情报处、训练处和总务处。各处处长均由特务处的人承担，如陈旭东、汪祖华、谢力公和余乐醒。
当务之急是培养干部和征募民兵。于是在松江和青浦办起了培训支队队长的特训班。10月初，戴笠利用委员会的权力为别动军总支队部组织了一个总司令部。这个后来以“淞沪别动总队”著称的司令部设在市南枫林桥附近的沈家宅1号。虽然在名义上这个组织由杜月笙领导，但戴笠是它的真正头子，英租界的警察把他认做“蓝衣社领导”。杜月笙的“外交”助理、山东来的青帮老军阀刘治陆，是别动总队的名义副司令。但各部门的关键职位全由戴笠的人担任：陈旭东当参谋长，方超任参谋处处长，周伟龙负责政训，周家礼是经理处处长（后由谭良甫任），周济文为总务处长，余乐醒管技术室。余还和谢力公一起负责松江和青浦的训练点。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别动队
淞沪别动总队由5个支队组成，每个支队有500到3000人，总共有8000名民兵。每个支队又相应分成3个队，每个队又再分成中队、小队和股。股及其以上的队长们都是戴笠特务处的特务或者衡社的骨干。
别动总队的普通成员来自社会各界：上海商店的店员、帮会的地痞流氓、国民党溃兵、上海沦陷后倒闭工厂的失业工人和工会成员等。此外，除了吸收新成员，别动队还兼并了前保安队的单位，如重组南市纵队。9月初，领导别动队第五支队的陶一珊，被南京任命为上海市所有训练中心的头目，其办公处设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
陶一珊上校的工商界人士组是穿黄卡叽制服、配毛瑟枪和手枪的支队之一。二支队驻扎在南市鲁班路东亚体育学校，奉命帮助警察维持法律和秩序。但据恽惠芳（他因为在1932年的恐怖活动而在英租界的警察中闻名）的证词，他的别动队支队的目的，是“仅仅捉捕汉奸”，据说这些汉奸被移送到了附近的中国警察局。
三支队分配给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他的任命曾经被军委会否决过），以保持对劳工的控制。其他劳动阶层的组织有陆京士领导的邮政和海员支队，还有一个码头工支队。
喜欢指责的人后来把别动队形容成一群“乌合之众”，无能力抵抗日本人的正规军。不过，杜月笙的干将们，如陆京士和水祥云，还是暂时放弃了他们“阴暗角落里的耗子”般的秘密角色，各个衣冠楚楚，俨然一副时势英雄的模样。但他们的光荣并不长久。别动队本来应当卫护苏州河南面梵王渡、曹家渡直到日晖港一带，但日本人一向苏州河南岸发动进攻，他们便溃退了。
戴笠在中国城区沦陷之前逃到了法租界海格路的办公处。但他力图效仿成为爱国典范的团指挥谢晋元在1932年捍卫四行仓库的壮举，希望重整旗鼓，奋勇保卫南市。可是他在上海的特务们有许多都放弃了他们的指挥岗位而躲到外国租界去了。上海站站长周伟龙向戴笠保证，他会在法租界里建立一支潜伏区的敌后队伍，来骚扰敌人。戴笠还命令他的同乡姜绍谟组织地下间谍单位，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收集和传递情报。
为安全起见，这些间谍组织得完全与别动队分开，它们只通过龚仙舫向戴笠直接汇报。龚曾是特务站上海站的人事负责人，现在被任命为特务处与上海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但下面会讲到，这些秘密地下支部要么被日本反间谍机构破坏和粉碎，要么成了为傀儡政府工作的汉奸秘密特工机构。而且，戴笠为了资助这些地下行动，在围绕毒品走私的地下中日关系的错综复杂的网络里越陷越深。
随着日本军队渐渐进入上海市中国区域，抵抗运动的主要领袖纷纷离沪。1937年11月，市长俞鸿钧、宋子文、钱新之和王晓籁都偷偷去了香港。杜月笙在那里与他们会合，并很快为蒋介石组织起地下情报行动，其经费部分来自他和戴笠建立的名叫“港记公司”的麻醉毒品工业。与此同时，日本人一占领上海的中国管辖区，他们的特务机关（tokumu kikan）就开始以这个被分割的城市为据点，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迅速扩张他们自己的毒品走私。
上海别动队在日本军队面前溃不成军。大多数武装单位逃往苏皖边界，尤其是屯溪和歙县等地，投奔了前湖南土匪陈士虎这类的军阀，或者当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员；要不就是被戴笠组织起来加入了最终由美国人武装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最后一支分队于1938年2月1日从上海撤出时向上海报界发了一封告别信，说他们离开租界是“为了外国租界居民的安全”。那时戴笠已经逃离上海，经香港到了长沙，“苏浙行动委员会”彻底垮了。上海的战争成了一场地下行动，而接下来的34个月，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恐怖活动在租界里秘密展开。戴笠又一次大有所得。
第十八章 训练营战地情报
上海市政府于1937年11月倒台后，戴笠被召到南京。当然，他知道首都不久将陷落于来自东南部的日军。于是他立刻开始准备城市的地下工作。想到战事爆发后在上海设立军事情报网所遇到的种种艰难，戴笠把南京指定为特区，由他最信任的一个部下钱新民任区长。他告诉蒋介石，钱担任这个关键职务完全可靠。他还设立了两个秘密电台，由女报务员主持，准备在南京被敌军占领以后潜伏下来。
南京沦陷以后，作为二局头子的戴笠在全国军事情报收集方面变得日益重要。在那以前，戴笠办公室的使命是所谓的“军事静态调查”。在实际工作中，它被分为两部分活动：由一组外勤特工进行“搜集”活动；而由二局的另一组人员对前者的情报进行“查证”。
搜集情报通常是由有军职的特工们负责。他们的责任有两重性：实地搜集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并汇报他们自己所属的军事单位的情况。关于共产党的报告被送到戴笠的办公处（先在武汉，后移至重庆），然后经分类后再发送到复兴社地方网络或其他军事机构中的特工去证实，以便采取行动。关于各个军事力量的报告包括了当地的“保安团”、该军事实体的战斗力（马匹数量、武器量、人员的体质状况）、士兵的政治背景和道德品质（是否吃喝嫖赌等），以及官员们的“思想状况”。这些报告送到内勤人员那里，他们有规律地跟踪观察这些具体单位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能力。尽管前一种报告被认为比后一种报告更紧急，但二者被指定用同等速度发送。因此，戴笠的特工系统在通讯的清晰有效方面保持了应得的声誉。二局的官员们夸耀说，在外勤特工与戴笠的总部间接收和转发信息的速度上，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单位能够与他们相比。
战争爆发后，戴笠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重点：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动向及国民党将军们的活动。为此，他建立了一些“战地调查组”，将它们派到江湾、罗店、浏河、杨行等地。每组至少有一个以大队部政治官员作掩护的头目、一个配有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报务员、一个密码员、一个内务人员，他们都是来自特务处总部的正规特工。若有需要，也会通过“毕业生调查处”从受过中央军事学校训练的无业军官中增派人员。只要有需要调查和汇报的战役，他们便奉命前往。由于这些人的军事背景，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前线的军事人员联络。战地调查组还负责对军人的监视任务。
蒋介石把戴笠的日常战地报告视为他所得到的关于前线最可靠的情报。但他对戴笠也许信错了。虽然戴笠每晚都派信使坐火车去南京送报告，供蒋介石每早审阅，但情报本身并不见得来自第一手观察。战地调查组的人员，甚至组长们，只是在“营部”层次上受欢迎，但不允许到前线连排的阵地中去。担任罗店和浏河战地调查组头目的沈醉，好几次要去前线观察，都被一位旅长阻挡，因为那旅长要向南京隐瞒无法收复被日军攻陷的一块阵地的实情。
只是在整个战线崩溃后，沈醉从对其他官员的采访报告中，才逐一将失败的原因比较准确地勾画出来。
随着敌人渐渐逼近南京，戴笠迁到了汉口。他的情报机关设在前日本租界南小路的一个小学校里。他会偶然去湖南、贵州或重庆，但总是尽快回来审阅特工们送来的报告，并尽力确保他对战时不断发展的间谍网的控制。就是在汉口法租界的住宅里，他获悉了南京大屠杀的详情。他还得知了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投靠日本人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戴笠又震惊又恼怒。
早在日本人包围南京以前，钱新民便把特区总部迁到了河对岸的浏河。南京一陷落，钱新民便携带“首都”特区秘密特工的名单投奔了日本秘密特务机关（tokumu kikan），并帮助日本人到处逮捕军统特工。只几天工夫，戴笠在沦陷城市内开展地下情报活动的成果便被破坏殆尽。南京的网络被钱新民彻底暴露了，因此戴笠责备自己是个“瞎子，看不见这个人的真相”。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再一次为使总司令失望而感到万分沮丧，他对最早向他报告钱新民投敌的沈醉说，他因为担保了一个“完全没有良心的人”而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
南京沦陷后，在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次大改组。1938年2月4日，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党员监察网”来“检查党员们是否真正在做布置给他们的工作”。据陈立夫回忆，“蒋先生觉得党员们没什么用。共产党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的党员没有。他们对执行命令粗枝大叶而且松弛散漫。蒋先生觉得有必要检查他们，督促他们。”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军人入党，而且省政府主席们也当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国民党被置于一种战备状态。1938年3月至4月，在武昌珞珈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全票当选为党的“总裁”，而治安工作的重要性也得到加强。
第十八章 训练营军统的正式成立
戴笠的特务处名义上仍属陈立夫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的中央调查统计局之下。在那年冬天的一个短时间里，中统被重新命名为“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徐恩曾被称为中将和组长。
然后，1938年3月29日，蒋在党代会上宣布，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处。这个全新的组织原是陈立夫主持的联合机构的第一处，将由徐恩曾领导。可以肯定，它的大多数成员和特工都来自于原组织的情报部门。同时，戴笠领导的调查处（原联合机构的第二处）仍属于军事委员会，但被重新命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于是，戴笠的军统终于正式成立了。
由于戴笠在国民党内的浮浅资历和在黄埔圈子里的低级身分（说到底，他仅是黄埔六期的一个学员而已），蒋介石怕一旦任命他为军统的正局长，其他部门会不服气。于是总司令便暂时任命他的侍从室长（侍从室主要由蒋介石的警卫人员组成）为军统局局长。在名义上，戴笠开始只是军统的副局长。
事实上，戴笠对军统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军统成立后头两年里的名义局长贺耀祖、钱大钧和林蔚文都非常明白蒋介石的意思：戴笠应该全权负责军统，而且他们不应过问军统的工作、人事或财政这些方面的问题。每年4月1日纪念特务处成立日的时候，局长会到军统总部来听戴笠的年度报告，然后就离开了。大多数在总部外面工作的外勤特工甚至都不知道在局里还有职位比戴笠更高的人。总之，到了1940年，戴笠大权在握，终于被任命为正局长。
军统刚成立时并非是个很大的组织。当戴笠在1938年获得军统统治权时，它只有四个“处”和两个“室”，共有100多一点的“内勤人员”和不到2000的男女“外勤人员”。其中有些处与原蓝衣社的第二处有重叠。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仅在新成立的军统里任秘书。而早先的科或股都合并到了军统的情报、行动、司法和电讯处里。
第十八章 训练营老竞争对手CC派
三四年前就开始的蓝衣社与CC派的竞争和敌视随着改组遗留了下来。尽管战时需要团结一致，这些机构在正式分开并互相独立后，仍保持着这种分裂状态。据陈立夫说：
中央调查局负责社会，军统负责军队。很难在这之间清楚地划分。两个组织经常办同一个案子。他们经常碰到并发生冲突。他们就像两个在黑暗中摸索而碰撞的人那样。我们与共产党不同，那是单独的一个组织，它的工作没有被划分开来。难的是，每个局都很容易侵犯另一个局的领地。常常是，一个将领的部队逮捕了把他的地区作为活动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但如果“军方”宣称那是它的领地，那你就无法进入。
虽然这两个情报局互相写对方的报告，但中统并不敢对军统进行渗透。而且，尽管一些军事将领对戴笠比对徐恩曾和陈立夫更感到害怕，但中统在军队里也不直接开展工作。
中统局在军队单位里进行工作吗？没有。它的政策是“不碰军队”。不然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并冲突起来。不过，要是中统局得到信息说军队单位的某个人与共产党串通，而且这案子由于时间关系很重要，就会有更详尽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存在这种串通，它会报告戴笠，好让他采取行动。
可以想象，军统也不试图对中统进行渗透——起码在总部这一层上。在地方，戴笠经常利用中统设立的调查机构，他的人有时会与中统的特工在一个具体的单位中密切合作。总而言之，两者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僵硬，军统在军队里的位置与正规政治委员的体制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陈立夫的遗憾尤其说明问题。
戴笠的特工是否与政训处或者他所负责的军队单位里的特别党部合作？不见得。军队中存在好几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它们不见得在某一点上汇合。这与苏联军队单位的政委制不同。我们的情况是，每件事都取决与它所涉及的人。举例说，比如，我是戴笠派遣的一个特工。你是由政训处派出的，在那个特定的单位里还有另一个人是军队党部的书记。假如我们是朋友，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中央当局派来的——有时是可能知道这点的——于是我们可以密切合作。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关系。
在戴笠和陈立夫之间竞争尤为激烈的领域是通讯，以及对电报和邮检的专门控制。当然，陈立夫对自己在无线电和密码上对国民党北伐的贡献是非常骄傲的。这个情报工作的技术性符合他当时及后来对中统——中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想象。
但戴笠对这一领域也非常垂涎，二者的争斗最终导致了“联合机构”的创立，而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三处的独立存在，显然是这两个机构之间妥协的结果。
因为，除了负责收集外国情报，丁默的三处还负责邮电调查。在1937年的某个时期，三处的名字被改为“特检处”。并且，次年，当这些单位都迁到了内陆后，蒋介石把特检处置于军委总参谋长的领导之下。后来，随着中统在抗战期间逐渐失去了对通讯的控制，特检处开始向军统汇报工作。于是戴笠获得了对邮电检查侦收的控制权，这在重庆时期对他的秘密警察体系具有非凡的意义。
第十八章 训练营军统的扩展
这个在战时建立的独立的军统局，终于为戴笠提供了他长期等待的机会：扩张他秘密的特务王国。几年内，也许是在他被正式命名为正局长时，戴笠已经把军统局扩展到了有10个处和许多相应的办公室、地区站和小组的机关。
“区”成立于1941年，决定权就落到了区长手里，区长直接向戴笠汇报工作，而且区长在改组了的军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地区的监察员负责人事、财政、广播和电码设备、地区情报和实地运作。一旦区监察员得到戴笠的批准执行一项计划，所有其他部门就会得到通知，要准备全力支持该计划的执行。换句话说，一个区内的行动计划被置于军统机关内各个部门的需求之上。
与此同时，办公处的人员超过了1000人，他们被分配在8个处、3个区和几个室里。
每个室与处同级。甲室是戴笠的私人秘书办公室，由特务头子最信任的人组成：张毅夫、何芝园和译电员毛宗亮；乙室也叫秘书室，但它向戴笠的副手毛人凤和郑介民负责；丙室是计核室，张冠夫负责监督内部财政。
除了这三个部门以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室。机要室——原来的译电科——由军统内职位最高的女官员姜毅英负责。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江山人，所以他们可以在工作中用他人无法听懂的方言，这些人广泛地被认为文化层次低。另外，稽查室是个高层次部门，由郭寿华（后来是廖华平）领导。它相对由数目较小的一批办公处人员和一大批对外的“秘密督察”组成，他们直接向戴笠和定期的“周督察”汇报对全国军统人员的秘密监视情况。
结果，在扩充办公处人员的同时，外勤人员也在继续增长。就连那时的外国观察家都意识到戴笠及其秘密特工的重要性。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机关，是中央调查局。它是一个超级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无疑它存在于党和政府的所有机关当中。这个局由戴笠将军领导，据说他是惟一的一个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见到总司令的人。
这个人事上的巨大扩张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军统的训练营和间谍学校——戴笠日益把这些单位看成建立一个现代间谍系统的关键。
第十八章 训练营训练
到了1935年夏，戴笠已在杭州警官学校内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
学员们主要来源于特务处内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他们被分配在六个纵队中的一个。一到三纵队是训练普通秘密警察或治安人员的；四队训练“全能性的特工”；五队训练驾驶员；六队是无线电通讯人员。此外，“特务”一词并不是军统人员们所偏爱的称呼。他们都知道它来自于日本语tokumu，而他们喜欢用苏联特工对自己的称呼：从事“革命工作”、“革命保卫工作”、“情报工作”或“调查统计工作”。
四队最享有声望，它设有密码术、侦察和监视、爆炸、摄影、驾驶、射击、政治和外语（通常是英语和日语）课程。毕业生们要经过一场特殊的、在半夜举行的加入军统局的仪式：在一个佛庙里，他们在阴暗的青灯笼下对着蒋介石的画像鞠躬，宣誓忠于三民主义，保证在需要的情况下为领袖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学生们饮鸡血酒来结束仪式。许多毕业生后来当了情报员，在全国各地的特务处（后来是军统）工作。
1938年，戴笠又“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在他的指导下，接下来的七年中，军统培训了20万基础干部、50万人的武装队伍，并在100期特训班中至少训练了5000名通讯人员。
沈醉叙述过一段有关戴笠的轶事，这段轶事非常能说明戴笠对建立和垄断特务训练班特别的偏执。那是在抗战早期，大批的流亡学生为特工招生提供了新的人才来源。上海刚一沦陷，沈醉就向戴笠报告说，前共产党人、十人团成员之一梁干乔在郑州建立训练班，为此他收容了800多个从沦陷区来的无法再继续上学的学生。梁向胡宗南借了几百支步枪，请宪兵团帮助培训，这使他建立一个精锐的半军事化干部队伍的用意暴露无遗。
戴笠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交送到梁那里，命令他把所有这些有文化的爱国青年送到湖南。这位特务头子打算在那儿建一所军统训练学校，好使用因中国沿海失陷而形成的这批人才。
沈醉递交了这封信后，梁干乔立刻意识到他已经被戴笠把这些新人才武断地掠夺走了。他气愤之极，把信摔到地上，命令沈醉到中正中学去当学生的训练官。
三天以后，首都警察厅保警大队长杨清植持戴笠的另一封更加霸道的信到了梁干乔那里，这时这个前共产党人终于明白，他除了向军统特务交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能上台面的人员以外，别无选择。梁还认识到，由于想亲自指导训练为军统工作的学生，他已经失去了戴笠对他——最早变节而来到蒋介石特工部门的一个前共产党人——的信任。在中正中学与沈醉发生了最后一次冲突后（据说梁大叫：“你们都滚！明天一齐给我滚！”），梁干乔辞掉了戴笠的特工，去西北投奔胡宗南。他后来到耀县当反共专员，在一次战斗中死去。
第十八章 训练营临澧训练班
戴笠在湖南筹建的训练班位于长沙外临澧县的一个旧中学校址。这个军统重要的干部培训学校在它于1938年3月成立时，只是以“训练班”的形式存在。1937年成立该学校的计划小组开始行动的时候，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戴笠使用了军委的权力，把它命名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军委办公厅不予以承认，他便只好利用自己中央警校教务委员会主任的职权把它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
军统第一期毕业生被吸收到这个中央警校里，但在军统内部他们只被称为“特训班”成员。学员们后来使用“临训班”或“临澧训练班”来称呼他们当时的训练班，他们对自己是军统新特工训练学校的首届学员的身分都极为骄傲。因为，他们自然都强烈意识到，这几乎相当于黄埔军校。而且，戴笠决心要把军统最优秀的人才送到临澧当教员，使这一点更加明显。毕业后这些男女便成为其他训练单位的骨干，如后来指导兰州特训单位的廖华平。吴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金树云任东南特训班主任。
副班主任余乐醒关于情报工作的讲话，更加激发了临澧训练班学生们的优越感。资历较深的老特工余乐醒，把他们的新职业与《三国演义》里的主角诸葛亮的使命相比。“诸葛孔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情报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他不仅在三国之间建立了“科学情报网”，而且还采用了“最有才华的高级特工人员”，同时他本人还是一个杰出的分析家和非凡的实战统帅。
虽然几百个学生都是通过已在特工部门里的亲友介绍进来的，但并非所有的新生在刚到达临澧，穿上灰军服和领取12元月津贴时，都能意识到他们是进入了军统的。从郑州梁干乔那里来的800多个年轻人被告知，他们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总监部技术人员”训练班。他们中许多人无家可归，而且他们在刚到达临澧，对湖南还人生地不熟时就被派去与教员一起修建学校的楼房和盖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草竹大礼堂。也许在主任余乐醒为取悦戴笠，用军统头子的另一个名字把礼堂的一部分命名为“雨农堤”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训练的真相。
余乐醒实际上只不过是训练班的副主任，戴笠是名义上的主任。而教务处长谢力公是戴笠派去抵销余乐醒对学生的影响的。在这些学生终于明白了自己是进了间谍学校后，他们变得十分不安起来。他们是逐渐明白训练真相的。当学生们在3月到6月间接受“入伍训练”（主要是观察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时，他们的家庭背景受到调查，本人的个性也受到考察，以确定他们将来最合适的工作。当他们到了“分队训练”，而且看到他们学的都是搜查和逮捕、绑架、暗杀等技术时，许多人害怕后悔起来。
最强烈的抵制来自于一个女生组，她们是戴笠让胡宗南从长沙中央军校第七校园招收来的。这些女青年以为她们是弃笔从戎抗日救国，当她们得知是在受训练变成特工，其敌人还包括共产党时，她们便要求回原校。戴笠和余乐醒对此的反应都非常慎重。因为她们是胡宗南招收来的，而且家都在长沙附近，这些青年女子没有受到赤裸裸的胁迫。相反，谢力公和政训教官花了一整天时间，对她们讲为军统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将来晋升的各种可能性。最后，她们勉强答应留下来接受训练。在著名女特工如吴毓坤、赵世英、彭家萃、吴奎元、吴舜华和凶狠的中队长安占江（她丈夫因惹恼了她而被她用手枪打死）的监护下，她们
逐渐成为军统的骨干和外勤特工。
自此以后，所有的新生都得签署一个自愿加入军统组织的表格。就像戴笠说的：“只要你开始就给他们的脖子上圈套，以后你就可以驾驭他们了。”
临澧训练班六个月的培训初期，相当的力气都花在“思想教育”上，而且，据当时在总务处工作的沈醉说，大部分政训都是关于反共的。
政训教官头儿汪祖华企图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说他们打日本人打了胜仗是骗人的。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怀疑。但是，这位政治指导员和七个中队（每队有140个学生）的政治教官一起坚持说共产党正在秘密地搞一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战争。是国民党以它的“革命集团”和军事统计局在打一场抗日战争。“除国民党外，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是革命的和抗日的。”
临训班的政治教官们还花很多时间来调查学生们的政治言行，没收“进步”书籍和杂志，如《新华日报》，还检查他们的邮件。这类窥探尤其让那些自己的情书被截收的学生气愤。后来，学生们想让附近的商店帮他们收信，而店主则被告知不要帮学生的忙，或者把他们的邮件送到政治教官那儿偷偷地打开检读。
尽管临训班当局竭力想对训练班的存在保密，但他们不久就发现，许多人都知道县里有一个很大的特工训练班。甚至从共产党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也有来信，假装是来自前训练班的学生的，这些信要求学生们趁早退出训练班，以免为时过晚。这些信被发现不久后，临澧队部就开设了“禁闭室”，来对付违反纪律者或者威胁要逃走的学生。
对共产党诱惑的恐惧甚至蔓延到了教官们本身。关于对共产党进行渗透的课程被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部分，因为这些课程的有些教官，如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指导员的廖华平，本人是前共产党员。在这些课上，他们使用从邮检或警察搜查中没收来的共产党文件，来给学生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好让他们能装作“进步”的样子。与此同时，教官们还得使用这些教材诽谤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学生对列宁主义有抵抗力。据沈醉说，他当时在临澧队部工作，这使教师们非常为难。作为前共产党员，他们想让学生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但他们害怕其他军统同事们会误以为这是秘密左翼政训，是要学生们接受再教育。他们知道戴笠在他们中间安插了密探，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戴笠第一次来到校园时他随便提到连总队长陶一珊有晚饭后打牌的习惯。这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对这里保持着密切的监视。
戴笠第一次来临澧训练营地是在1938年秋天。余乐醒要给他一个好印象，于是让学生们作为警卫向戴笠的汽车致敬，由两个中队的学生担任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笠的车到达县城附近时，一声立正的口令发出，随着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令。而站在交通要道的武装学生也立刻开始执行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在来之前收到了一大堆对余乐醒不满的小报告，他已经火冒三丈。当他到了县城，看到接待的阵势这么讲究，他的脾气当场就爆发了。他一边从车里出来，一边大声地质问余乐醒，这套戒备森严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又不是过去的军阀！要是领袖蒋总司令知道了这些可笑的阵势，那你余先生就完了！他不让余乐醒做任何辩解，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把在场的学生都吓坏了，感到他们主任的威风的可怕。
让戴笠如此愤怒的小报告来自他的密探，报告形容了余乐醒作为副班主任的出色工作。余对特工有广泛的知识，这使他一开始就赢得了学生们的敬意。由于他给所有的新生们上基础间谍课，所以在赢得他们尊敬和忠诚的同时，他结识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训练开始的几个月里，余和学生们非常接近，这使想成为学生们惟一的领导和导师的戴笠非常嫉恨。
于是，在他访问的第二天，戴笠故意对汇集在礼堂里听讲的教官和学生们贬低余乐醒。他不仅专门指责副主任，而且还骂总队长和总教官们，说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女人身上，而忽略学生们。他说教官和队长们中有不少人与女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他严厉地指责总队部强迫所有的学生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湖南籍女生；还有，一个学生在跟朝鲜的空手道教官学拳击时被打伤致死。不过，他高度赞扬前共产党员廖华平，说他在政训课上力图使学生理解：要是不歼灭“赤匪”，那在将来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
访问的第三天，戴笠与各个学生小组讲话，他告诉他们，军统是国内最革命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前途很光明。他还专门查看了“他的”学生的记录，并提升了一些他认为应受嘉奖的学生，同时下令把那些小报告里说得最坏的人禁闭起来。但是，戴笠对学生们的控制并没有使余乐醒垮掉。戴笠访问临澧后回到了汉口，关于余的声望的新报告又送到了军统总部。于是戴笠决定用陶一珊取代余乐醒。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在1938年5至6月里陶一珊尽最大可能来管理学校，师生们似乎对余被撤职感到非常难过。最后，为了重振他们的士气，戴笠软了下来，在7月下旬恢复了余乐醒的职务。
自然，对师生们来说，整个事件只是提醒了他们戴笠无所不在的耳目，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戴笠私人独裁专制黑暗面的认识，这很快地成为他们终身面对的一个事实。然而，临澧的学生们虽然对他们将来作为秘密警察的个人安全感到忧虑，但他们还是受到间谍活动的深深吸引：无论是学习如何迅速拔枪射击、撬锁和开手铐，还是在长沙街头上练习发现和甩掉跟踪等。
他们部分是由于受到现代间谍技术吸引，部分也因为受了传统武艺的诱惑。戴笠本人就深爱中国的拳击师，例如一个叫李克炼的临澧学生是个气功师，他能在腹部放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却不受丝毫损伤。戴笠后来任命李克炼为军统重庆技击班副主任。在临澧班的毕业典礼上，戴笠还对朝鲜空手道教官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几秒钟里失去知觉的掐指术印象深刻。当戴笠在武术教官的表演后斥责他时，别人都以为他们的头子讲人道，怕把这小孩子弄死。其实，戴笠发火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位武术教官在众人前泄露这种“高招”。
第十八章 训练营间谍术
不管后来的专业训练是什么，所有的学生都得上由副主任余乐醒教的一门叫做“特工常识”的课，学基础间谍技术。课程包括收集情报和评价分析、秘密情报组织的布署和领导特工、盯梢和摆脱跟踪、发送情报、特别行动、侦察、伪装、邮电材料调查和使用毒药与炸药。
一旦学生们上了这门基础技术课，他们就应当能够选择将来的专业了。实际上，根据每个人的才智，他们被分配到现有的中队去：最优秀的到精锐间谍部门，差一点的到游击队去。假如是一个特别聪明警觉的人，他就有可能被选到“情报队”。一个脑力差点但明显强壮勇敢的人，会被分到“行动队”，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被派到军事情报的“谍参队”。其余比较一般的则进入“军事队”，他们在那里学习游击战术，这些游击战术是从叶剑英在湖南南岳的共产党游击干部班抄袭来的。
女生们一开始要么被分去学情报工作，要么变成特别行动特工。1938年7月，临澧特训班还设立了特别小组叫通讯组和会计组。那以后，大多数女生都参加这两项的训练组。有一些会被选为“工作太太”，陪同如傅胜蓝（他在投敌成为杭州傀儡市长之前，负责军统在上海的地下行动）这类的大特工去日占城市工作。
情报队里的高级课程由在德国和意大利留学过的官员教授。还有一些关于军火和炸药的辅助课和示范，由刘绍复和黄林玉讲授；收集情报由谢力公主讲；沈醉负责间谍术；总部的电讯员负责无线电通讯和电码；摄影由军统摄影师教授。
行动队教它的学生使用武器（暗藏的匕首、手枪、斧头、带毒的断剑等），进行逮捕、暗杀、监视和盯梢。领导了多次绑架和逮捕的上海老手沈醉，讲授抓嫌疑犯的实际细节：要是三个人抓他们两个，该如何行动；如何把一个人从三四层的楼上抓下来；体质不同的受害者对抓捕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等等。特工们学习如何先痛击对方使其无力反抗，而并不把他们打伤致残使他们无法走出楼房，但要让他们无力叫喊或拒捕。在课上对这类技术的示范，有时会让抵挡教官武术的学生受伤。在这种情况下教官们往往感到面临着考验，在学生面前他们要保持“权威性”和“可信性”而不能丢脸。这便是一个学生最终被他的朝鲜武术教官金先生打死的原因。
重点是在实际而具体的案子上。开始，行动队的学生接受爆破方面的训练，但军统很快发现，要把一个秘密特工变为一个爆炸专家需要至少六个月的额外训练。而且，训练中经常发生爆炸事件，有时还造成伤亡。更实际的做法是，把爆破专家与受训的特工分开来，让前者为实地训练的特工们制造炸弹这类器材，特工们只接受基础技术训练，能够引爆就行。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各种黄色炸药的威力，而这可以在临澧外的乡村很容易地进行，尽管这可能骚扰在附近居住的农民。
在这些特别行动课上，学生们不能记笔记。假如他们没有理解某一点，他们可以让教官再重复一遍。教官们奉命鼓励学生在课外找他们寻求帮助。通过这种方法，班里的“骨干”们可以发现热衷于暴力和阴谋诡计的学生，这些人是教官们能够为高级工作“培养”的真正合适的“专门人才”。
全部课程应是一年，但是戴笠面对战争，有时会耐不住而给临澧打电话，命令让最优秀的学生马上就到实地工作。他尤其关切的是确保他的军统干部被派到“战地服务团体”或其他重要的抗日组织中去，否则这些团体或组织会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领导人控制。于是，当1938年夏战地延伸到江西，一位妇女代表那里的抗日组织在人员方面求助时，戴笠下令让训练班立刻派遣一支女生小分队去参加那里的团体。游击战事课程的另100个学生被从第五和第六中队里挑选出来，派到华南参加正在上海内陆腹地加紧反日活动的“忠义救国军”。
第十八章 训练营“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起源于戴笠成立的、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的“别动队”。这些工会成员和地下社会分子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分散后，戴笠派了周康去重新集聚力量。他们从残余部队中收容了2000多人，在溧阳重整后迁往休宁，然后扩充成由何行健和汤毅生带领的两个“教导团”。1938年又增加了阮清源的第三个团，于是整个团体被命名为“忠义救国军”，由俞作柏（即俞一则）中将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金山里。
俞作柏是前广西派的一个军阀，在1928年的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收买。 “忠义救国军”后来扩大到10万人；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显然提高了。
当然，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缩紧对武汉的包围。戴笠几次去湖南南部见蒋介石，蒋当时正在衡山南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蒋介石把军委总部迁到战时首都重庆之前，戴笠还去了四川替领袖安排保卫措施，并在海关巷设立他的军统办公处。然而，一旦这些安排完成后，戴笠个人的主要责任便是在日本人占领之前摧毁武汉的城市设施。结果，又有100个临训班的男女学生被挑选出来随沈醉到武汉，他们在一所叫南小路的小学旧址驻下，全部都穿上便衣。然后戴笠告诉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他们将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直接在戴笠领导下工作，任务是确保不把公用设施留给日本人。
第十八章 训练营临澧的最后日子
沈醉回到了临澧，他继续在那里担任700来个学生12个月的训练工作。在1938—1939年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中，戴笠匆匆从长沙赶来，对临澧训练营地做最后一次视察。他此行有三个目的：参加毕业典礼，把训练班迁到湖南西边的黔阳，以及永久地免去余乐醒在训练班的领导职位。
也许是因为最后一点已经得到解决，这次戴笠显得比较和蔼。他的所见所闻似乎都让他高兴。他赞扬了学生和教官，讲了毕业生未来的新任务。在毕业典礼上，除了武术表演让他光火以外，他显然对学生们所表演的技术感到满意。
戴将军甚至被他们那个有点别扭的班歌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在德国留过学的教员编的，他受了德国褐衫党党歌的影响。戴笠的耳朵被这些词句吸引：“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他尤其喜欢这句歌词：“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的主权。”结果，他决定把这首歌当做整个军统的局歌，下令每个重要会议，包括每年4月1日军统纪念大会上，都得唱这首歌。显然，从他长辈似的愉悦中可以看出，戴笠把临澧毕业生当做自己特别的子弟，他们在后来都得到了他的重用。这700个毕业生每人都得到了少尉的头衔和薪水待遇。第一情报队的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成员被派到重庆外语训练班深造。大多数人被派到西南后方，其中大部分分到了四川的军统办公处。一小部分被留下来在特训班当干部，并迁往黔阳。
第十八章 训练营骨干
作为临澧特训班的延伸，黔阳特训班是军统五个正规干部地区训练班的第二个——另三个是息烽训练班、兰州训练班及东南特训班。战争中，从1939年到1945年，这些训练单位培训了约13500名左右的军统情报、谍报、行动、电讯和游击战专业人员。
此外，还有一套军统干部和情报人员的中央培训系统培训了军官、驻外武官、电讯人员、共产党组织和战术的专业人员、以外交职业为掩护在国外活动的外事专家，以及德文、法文、英文和日文翻译。
重庆最有声望的中央培训机关从临澧、黔阳、息烽、兰州和东南训练班里挑出了25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加上军统区和站的头目，对他们再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严格的高级情报技术训练。该训练由戴笠最有经验的教官和美国战略局及海军情报局下属的中美合作所的50个官兵教授。军统训练系统中级别最低的单位，用一个月的速成班（专门对收集情报和联络工作进行初步培训）培训了从各个重要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部委推荐来的500个官员和行政人员，以便让他们在这之后成为军统的密探。无须赘述，许多人都这么做了。第三套地方培训系统的设立是为了培养在西北与共产党斗争的特工侦探和反间谍专家，同时也培养到台湾去工作的专家，以协助美军进攻该岛。最后，还有一套军统控制下的海外培训机关，培养派往印度支那去抗日（在有些情况下是抗法）的越南特工和作为军统特工被派往缅甸、马来亚半岛和菲律宾家乡的华侨。
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前，训练机关的核心仍是培训“骨干”的临澧—黔阳—息烽—兰州—东南系统。这些训练点是戴笠“王国”的核心，而他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班子，把自己当做主任，而把每个班的领导当做“副主任”。有点奇怪的是，这些特训单位成了他整个秘密“王国”的缩影。在这些训练点初建时，戴笠会任命他自己的特工作为当地的县长，这既是为了准备成立训练点，也是为了保护和隐藏它的存在。这些单位经常设在各种师范学校里，这类学校曾经产生出一批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戴笠本人、胡宗南、贺衷寒和其他许多人都属于这类人。这位“主任”每次视察训练点（他每年都去）都像是皇帝巡行似的。
在他居住重庆的八年里，戴笠访问了当地的每个训练点，参加了特地与他的访问安排在一起的毕业典礼。在军统内部，这叫做“出巡”。会有两辆专车为特务头子备好，以便他可以轮换乘坐。他的随从包括一个副官、一个秘书、助理、私人厨师、一个洗烫衣妇、电报员、密码员，再加上人事、情报、行动、训练人员和警察，他们有自己的车辆。两三卡车的便衣警卫和从军统指挥部选来的武装警察警卫。于是，戴笠像一个总督一样到“他的”训练单位垂巡（这些单位往往坐落在一个由“他的”县官管辖的县），来显
示对“他的”学生的所有权。
我们已经在余乐醒和临澧学生的情况中看到，要是教官们的威信超过他的话，戴笠会对他们怎样地嫉妒。即使在戴笠最后一次撤换余乐醒以后，他仍一直不能原谅余对自己的挑战，尤其当临澧的毕业生继续对他们的前副主任表示敬爱时。每次余乐醒到重庆来，起码有上百个临澧毕业生会为他组织一个宴会，并邀请他在宴会后讲话。余总是敦促他的学生们努力为军统工作并对戴笠要忠诚，但这丝毫不能使这位特务头子解气，他最终把余乐醒投入了军统的监狱，把他关押了一年多。
第十八章 训练营训练单位的派系
戴笠如此忌讳在他本人以外的这种师生关系，是为了防止在他的特工系统里形成帮派。从理论上讲，军统的人事规定禁止任命朋友在自己同级或手下工作。但事实上，要知道一个科或处，或者一个局的负责人的推荐是否出于个人原因是很难的。为了防止个人小集团的组成进而反对他，戴笠必须在不断庞大起来的军统的各个部门当中拥有自己的亲信集团，来监视潜在的对手。
而这个戴笠亲信集团的来源正是临训班的第一期毕业生。其中有些成为他机要室(也称为甲室，有意模仿蒋介石的侍从室——据说是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政府机关）的秘书。还有十多个人被分到人事处，其他的很快被提拔到股长或副股长。很快，军统总部的每一个处、局，或人组中，都有临澧毕业生在里面身居要职。在外勤方面也是如此，起码有十来个县的稽查所的头儿都是临澧毕业生，他们在上任后不久便被提升为上尉或少校。
比临训班毕业生有更多年经验的老特工对这些提升非常不满。他们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而临澧毕业生也故意让老人们知道他们是“戴笠的学生”：他们管特务头子叫“戴主任”而非“戴先生”。这些年轻的中学毕业生对老特工们粗俗腐化的生活嗤之以鼻，毫不迟疑地予以汇报。他们之间彼此的称呼也从来不是像军统一般人之间那样叫“同志”，而是以“同学”相称，而且要是他们碰到了以前临训班的队长，他们会以“老师”相称，而不用军统授予的军衔来称呼。
由于一些黔阳训练班的学生曾经与临澧的学生在一起直到训练结束，黔阳班的毕业生想借临澧班的光。他们坚持说“临黔不分家”。但临澧派只想自成一体，只与总部以外其他来自临澧的人结帮，每次只要有临澧毕业生从外省来重庆，他们就会在一起聚餐，以保持彼此的联系。其实，把每个核心训练单位当做一个特殊团体区别对待，显然是戴笠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把临澧毕业生分到重庆，黔阳的分到西南地区，而兰训班的毕业生则成为西北地区干部的主要来源。
但是，渐渐地，一些包括毛人凤这类精明的头目在内的老特务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用兰训班的毕业生来平衡在重庆的临澧派。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兰训班毕业生安排到重庆，一个新的派系开始在他们周围形成，与临训班毕业生分庭抗礼。后来，息烽的三个训练班的毕业生任职军统，形成了又一个对立派。但即便如此，临澧毕业生仍保持了他们是“戴笠的学生”的特殊优势。而且，从临澧训练班成立到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11年里，至少有5个人在戴笠和他的委员长的部门里被提升为少将。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第一步
戴笠的第一个秘密通讯服务培训班于1930年组建于杭州警察学校。其培训程序参照了契卡和克格勃手册，但其技术手段则来自于那些从上海情报组织招募来的人员的经验，反映了美国的电子技术和设备。杭州的无线电训练班在开始时并没有无线电设备，它的二三十个学员来自警察学校的第二届正规毕业生。这些警校生完成学业时，显然对无线电通讯这行并不感兴趣，于是培训机构又在上海设立了招生办公室，招来的人员在那里接受初级无线电培训，然后再从中选拔一些人去杭州警察学校无线电通讯处报到。
第二至第五届的学员大都是从上海三级无线电学校招到杭州来搞特工的。第六届培训的是国民党政府航委会防空情报台的通讯员。第七到第十届的学员也来自于上海杨永奎的三级无线电学校及北京刘醒悟手下的天行无线电学校。
杭州的培训机构仅是戴笠发展其高效的情报通讯网络的第一步。他远远落后于自己在政界的对手陈立夫。陈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处，即中央统计局，并正在中国的各大主要城市建立一套完整的转播站系统直到1932年以前，戴笠自己的特工部一直要依赖中统秘密电台网络来发送情报。当然，它们和陈立夫的报告相比，只能屈居次要地位。
顾顺章的变节，结束了中统对短波电台的垄断1931年春，顾透露，陈立夫的反间谍机构被共产党渗透了，这个情报界的灾难导致了蒋介石授命宋子文的外甥温毓庆，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组建一个秘密小组，作为力行社特务处的一个部分来破译敌人的密码。温的密码分析组“侦收演译系统”的活动得通过“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来与其他间谍机构协作。
由于自己手下的人要在温毓庆那里受训，又因为军统的电台通讯取决于中统的监视设备，戴笠变得越来越恼火。因此，他在1933年宣布，在上海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学校，由胡宗南力荐的魏大铭主持。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魏大铭
魏大铭毕业于通讯部的通讯技术训练所。早在李一范掌握了全国商业电台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魏大铭就成了国际和商业电台所有报务员的“报务员领班”。他受权领导戴笠的特务通讯处，包括人事培训和密码分析。
魏起草了无线电学校的培训计划，并当了特务处通讯科的头头。他看到自己的搭档主要是由专业人员组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密码、电台及密码分析的技术方面。一线人员的功能在于，他们渗透到内部物色情报人员，通过关系搞情报，并警惕各种现象和信号，而密码培训组则强调了独立执行任务的重要性，那些任务基本属于技术性质。
魏也负责收集和发展工作。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5瓦的地面发报机和15瓦的电台对秘密情报人员来说，携带起来太重，不方便。1933年晚春，魏大铭的培训组制造了一种小型的收发机，它除了电池和耳机以外，不超过冰棍那么大。这个小型的电台效果很好，戴笠决定在庐山把魏大铭引见给蒋介石，向蒋示范这套设备，并要求对他的通讯助手的发明授予军奖。对蒋的示范非常成功：这个小型电台可以越过庐山山脉接收外面的信息，而常规的15瓦的电台却无法穿越接收。蒋介石同意制造这种设备，并授权戴笠让魏大铭在南京白鹭洲西石坝街29号建立特务处通讯总台。
作为戴笠特工通讯的头目，魏大铭（他的妻子曾是戴笠的一个情妇）成了众所周知的“戴笠的灵魂”。他对军统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魏的密码分析人员在福建事件中破译了第十九路军的密码，从而向蒋介石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方案来镇压该省的反叛；最终也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使戴笠如此依赖英美“盟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援助。
当然，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通讯情报对蒋介石似乎也同样重要。他很快看出这对自己的统治有着多么关键的意义。事实上，蒋把秘密电台的侦收看成是一种家庭垄断。在1939年下半年，只有3个人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报报告：宋子文、孔祥熙及蒋本人。宋子文后来回忆：由于引进了电台侦收业务而使蒋在对付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和陈铭枢上占了上风。他向罗斯福总统夸耀说：“我因为建立了一种有效的侦收业务，使蒋介石了解了敌人的动向，而为他打赢了两场内战。”
蒋对通讯情报的独占刺激了他在军队和秘密特工部门的头子们竞争的本能。蒋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向温毓庆要一份每日破译报告，但蒋不同意透露这些报告，于是这间接地促使了何将军组建由王敬碌（音）领导的情报收发处，收集和破译日本外交部的通讯。
这使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直接与蒋手下由温毓庆领导的部门发生了竞争。温被任命为交通部下属的通讯处负责人，并奉命在1936年3月1日设立一个专门监视和侦破秘密发报的办公室，即“密电监译所”，仅向蒋一人汇报。在四到五个月里，这个办公室侦破了日本外交部的电码；1937年日本与中国开战时，中国方面已经拥有了十几个侦收日本外交通讯的秘密电台。总而言之，温毓庆的密电监译所总是占据上风。尽管在1937年至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杨宣诚（军事情报）、王生（国际研究院）和温毓庆参加的情报会议，但由于温在技术和训练设备上的优势，总是由他说了算。于是，为了自我防卫，戴笠感到他应当在国外寻找科学技术来加强自己的破译能力。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青年时代的雅德类
赫博特·雅德类于1934年发表了回忆录《黑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叙述了
他作为一个美国密码员破译日本最机密的电码的经历。《黑室》很快被电码分析家首领伊藤利三郎（Ito Risaburo）翻译出来，并在日本出版，成为畅销书。与此同时，中国驻华盛顿的副武官、戴笠的特务肖勃少校让人把《黑室》翻译成中文本寄送给魏大铭。魏转而让戴笠注意起雅德类这个美国人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情况。
雅德类于1889年出生于印地安纳州的沃廷顿，他是个铁路电报员的儿子。在中学里，他是班长、校报编辑、橄榄球队的队长。他23岁时到华盛顿，在国务院当电码员。1916年5月，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能够破译上校郝斯发给总统威尔逊的一份密电。他还意识到，那些密电都是通过穿越英格兰的电缆发送的，并且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日常监视。由于这会使美国所有的电文都遭到英国侦收，他便把此事报告了上司，并提出了弥补美国弱点的方法。于是，他立即被战争部视为能力超群的电报员而出人头地。1917年6月29日，作为一名少尉，他被提拔领导军事情报第八处（MI8），主管战时所有的密码和译码工作。
雅德类拼命工作，编制出一种新的密码，为美国在世界各国的武官和情报人员的通讯安全提供了保障。他还建立一种特殊的译码系统，以此破译出10735件外国政府发送的电文。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署时，雅德类在巴黎的克里庸旅馆里主管一个密码局，替美国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使团编制所有通讯密码，同时窃收其他各国使团发送的报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1912年的电台广播法再次生效。该法规定，政府确保收发电文的无线电台只向他们自己的接收者本人透露电文内容，以保证通信秘密。但因为雅德类最终从事的是侦收外国有线电报通讯，而非他们的无线电台信息，所以并不违法。总之，雅德类在1919年回到美国之后，马波罗·丘吉尔（美国军事情报主任）建议把MI8转换成一个由战争部和国务院联合资助的局。总参谋长培腾·马其将军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尽管有电台通讯法，一个密码编制公司，即所谓的商业电码企业，在赫博特·雅德类的领导下，于纽约东38街3号一幢红砖楼里正式开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室”。
开始时，西联电报局拒绝向政府提供它收发的电报。不管怎么样，电台通讯法毕竟规定了这么做的雇员会受到惩罚。丘吉尔将军说服了西联的局长纽克·卡尔通，使他为爱国而不顾法律。从此之后，每天早上政府的信使会来收集电报，把它们送到军事情报处，并在当天西联关门前送回来。邮寄的电报也以同样的方式与西联达成了协议。而且，W·E·罗思威特和罗伯特·W·格莱特还以丘吉尔将军的名义，说服了负责北美和南美之间通讯的全美电报公司也照此办理。到了1920年底，黑室已经完全能够依赖美国电报业的非法合作了。
到了那时，在才华横溢的同事佛里德里克·利威森的帮助下，赫博特·雅德类已经破译了日本外交部的密码。这一秘密成果后来在1921年11月14日开幕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对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思·赫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雅德类的密码侦译人员从7月起便跟踪日本对该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开办了每天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信使业务。会议的关键是各强权所能拥有的战舰吨位量。赫斯暗中愿意接受与英国对等的数量，但希望与日本是10∶6的比例，而日本只同意10∶7。11月28日那天，黑室破译了一份外务省给日本代表团的电报，该电文说10∶6作为退路也还可以接受。美国了解到了日本人手里的牌，便强硬起来。12月10日，日本终于答应了10∶6的比例而谈判告终。雅德类的密码破译对赢得这场交涉起了决定作用。
尽管雅德类硕果累累，但黑室的存在还是不堪一击。它部分取决于国务院对它的秘密补助。1929年国务卿史迪森决定，“君子”不宜阅读他人的邮件，于是密码机构关闭了，正值40岁生日的雅德类失了业。实际上，雅德类出版那本引起肖勃少校注意的畅销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挣钱养活家庭，并满足曾与他一起在黑室工作的情人艾德娜·冉瑟娅的需要。
雅德类提出，在中国工作的年薪是一万美元。肖勃少校答应了，但不同意他携艾德娜·冉瑟娅同往。雅德类对能去中国工作实在感到兴奋，便接受了肖勃的条件，于1938年9月出发去远东。他以一个皮货出口商的身分，用赫博特·奥斯本的名字旅行。
雅德类于1938年11月到达香港，由于汉口即将沦陷为日本占领区，当天去往汉口的航班中断了。戴笠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一个姓凌的先生从电台里收到他上司（雅德类私下里管戴笠叫“砍手”）的新指示，于是三小时之后，他们就坐船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海丰。然后又与另一个秘密情报人员接头，由他一路行贿通过海关。雅德类和凌等了三天，又坐上了每周只有两趟的窄轨火车去昆明。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雅德类在重庆
从昆明通往重庆的班机一般要提前一个月预定，戴笠的特工人员为这两人在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高辛烷燃料的飞机上安排了座位，飞向战时国统区的首都重庆。在重庆，他又与戴笠其他的特工人员碰头，然后雅德类和凌又驱车沿着一条两旁塞满了人力车的窄道，穿过城的西门，来到一座有四层楼面，俯视着代表城市北界的“小河”的单元楼房前。雅德类住进了该楼第三层一个带有客厅、办公室及全西式厕所和卫生间的套房里。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住处。1938年12月，雅德类搬进了一座盖着瓦顶，用从庙宇的废墟偷来的石块建造的公馆。
到这公馆来，得走一条从河边大道分叉出来的狭窄而泥泞的小路，在臭气冲天的竹棚贫民窟里走上半英里。到头后，再爬上台阶，通往装有狮子的石拱门，来到一座破败的佛庙，然后是一座石墙，上面有用木桩横锁住的木制大门。门上写着中国字，意思是快乐之家。你拽一根绳子摇铃，一个中国警卫从门缝里张望，然后取下木桩。这时你再爬上台阶，来到一座有石墙的花园，里面有棕榈树掩映、篱笆遮挡的石头茶桌。再穿过一汪泉水，水面上的牌楼写着“密泉”。然后，再爬40个台阶，便来到了这所公馆的入口处。
雅德类被告知，这座公馆本属于重庆市市长，“他在我来到之前很快被神秘地挤了出去”。这座公馆居高临下，俯视着长江和雅德类着陆的机场，距离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使馆只不过几百码远。这座官邸俗称“神仙洞”，下面有一个从岩石里凿出来的洞穴，据说古时候和尚们在那里藏匿他们的年轻姑娘。现在它是一座防空掩蔽所。
这座房子包括20间装有松木地板、家具简陋的房间。里面没有洗澡间、电炉或壁炉，仅在地下室里有用来做饭的木炭炉。雅德类的卧室在房子东侧顶层，里面灯光昏暗，肥大的四川老鼠到处肆虐。
仅在几天前，一只老鼠把我们一个警卫的新生婴儿咬死了。孩子的母亲措手不及，那老鼠扯下了小孩的一个睾丸。尽管在我的坚持下设下了各种逮鼠器，老鼠还是在阁楼里到处乱窜，没有一个夜晚我没被跑到身上来的一两只老鼠弄醒。虽然我让人把我住的地方的所有的洞都堵住了，还是有我无法发现的洞口。
对雅德类来说，时光仿佛停滞不前。整个12月份，在“一支警卫和佣人队伍”包围中的雅德类，尽量每天在密码上花几个小时，但他主要在等待从长沙来的一批学生，好全面开始破译工程。
在这段空隙里，雅德类竭力想引起军统的联络官们对将东莨菪碱和异巴比妥纳用作“真血清”的兴趣，但却毫无结果。尽管这些东西通过了西北大学罪犯侦察局的检验，但在美国仍为非法用品。他在戴笠的副手曾将军那里的运气倒更好一些。曾被雅德类燃烧笔的示范迷住了，命令化学人员在这所重庆公馆花园里僻角上的一个作坊中生产这些东西。
虽然武汉沦陷，长江中游失控，但这个“中国黑室”却大为兴旺起来。温毓庆领导的侦察台从长沙向西转移到了桂林和贵阳，最终转移到了昆明。魏大铭继续派遣军统人员参与这项侦察电台的工作，但他把邱沈钧手下30人的一批学员调出来，和雅德类一起，到设立在接待过这位美国密码家的神仙洞里的“秘密演译训练班”工作。
自然，同时还存在一些其他重要的密码单位。原来的杭州警察学校的训练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转移到了武昌，武汉沦陷后，它便与临澧训练班合并了。一个武汉独立培训班在高级指挥的支持下成立，每届有100个学员。其毕业生不是分配到军统的密码电台就是分到其他地区性的台站工作。1940年，这个培训单位转移到了遵义，在魏大铭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还有，在浙江中部的金华还建立了两个重要的通讯机构，培训戴笠家乡江山来的电台和密码人员。这些来自江山的老乡说的是几乎让人完全无法听懂的方言，他们被编入由密码专家竺笠民领导的密码处，或是进入由毛万里教授的“译电人员训练班”，然后被分配到军统电讯处当密码员，或到敌后“独立电台”去工作。这些电台员和密码员通常把他们的情报直接送到重庆，而不与本行中其他局的人员接触。
不管怎样，雅德类的班子在整个1939年里不断扩张。那年共有200多个学员接受了培训，重庆的黑室截收了发往日本军队的2000多万条秘密的广播和电报通讯。其中约有两万条得到专门的研究和估价。最大的突破是在1939年年终，雅德类和魏大铭破译了日本空军的密码，向羽翼未丰的中国空军和陈纳德的飞虎队提供了日本一次重大空袭的情报。
在这些成绩面前，雅德类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而且工资也太低。他开始想家，时而大量喝酒，时而滴酒不沾。他开始想办法挣钱，打算要么把钱送到美国，要么直接支付艾德娜·冉瑟娅的开支。与此同时，驻重庆的美国副武官大卫·白锐特上校获悉了关于雅德类在战时首都活动的小道消息。战争部G-2的负责人E·R·W·麦克勃上校证实了这些消息，但他告诫白锐特，在接触雅德类时要谨慎，因为军队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侦收部门，来破译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密码。而雅德类同样地谨慎，因为戴笠警告他别同他本部以外的外国人或中国人搭档。
白锐特和雅德类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2月22日。雅德类告诉这位美国武官，他准备在中国待下去，很有可能被派去领导一个新的全国性的中国黑室。他也谈了向美国战争部秘密提供日本军事动向的可能性。白锐特从麦克勃上校那儿得到了谨慎的批准后，在3月8日又与雅德类见了面。雅德类答应提供关于破译日本密码的全部技术信息，以换取每年6000美元的报酬支付给艾德娜·冉瑟娅，冉瑟娅扣下2000美元留给自己，其余的再转交给雅德类。
虽然雅德类把他写给戴笠的一份列有19套日本密码的备忘录交给了另一位美国武官威廉·马叶少校，战争部还是拒绝了这位侨居国外的密码专家的提议。那时，美国的情报官员已经肯定，而且后来也得到证实，戴笠是知道这些秘密会面的。事实上，马叶少校应戴笠本人邀请来面谈雅德类的工作。当戴笠自己提出向美国提供破译密码的结果时，马叶少校对此感到意外。但在1940年6月，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开始之前，雅德类表示想离开中国。由于健康状况日下，加上为了他收藏的伦敦杜松子酒在日本人的一次空袭中遭毁而沮丧，雅德类决定回家了。瘦了40磅并因空袭而缺乏睡眠的雅德类于7月13日离开重庆，他没有想到美国的信号情报局已经开始在翻译日本最机密的外交密码“紫码”上有了突破，而且戴笠也已经开始实现他集通讯情报于一个办公室的计划，而雅德类在这个新的机构里已经没有太多用场了。
雅德类回到了华盛顿，与艾德娜·冉瑟娅团聚，并在信号部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加入了加拿大监察站的密码分析家的工作。他在那里呆得不长，后来他又回到华盛顿，在13街和H街之间的拐角上开了家叫“贺德”（Le Rideau）的法国餐馆，接着又当了物价管理局的一名配给执行员。1945年他与人合写了一本小说《天下乌鸦一般黑》（CrowsAre Black Everywhere），是关于一个女记者在重庆的历险记。12年之后，又出了一本叫《一个扑克牌手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Poker Player）的畅销书。他在1958年8月7日去世，并作为荣誉军人被礼葬于艾灵顿国家公墓。
雅德类给戴笠带来了密码术，但尽管他才华横溢，他还是无法向军统提供那些从欧美训练出来的通讯专家所具有的先进设备和全面的技术。戴笠想用建立一个专门的军统黑室来战胜自己在中国情报界对手的努力暂告失败。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密码战争
1940年初春，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将密码破译集中管理，蒋同意了。1940年4月1日，一个叫做“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成立了。但是，使戴笠失望的是，温毓庆被提拔为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并由魏大铭和毛庆祥（蒋的机要秘书）做他的副手。在魏和温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控制研究室的斗争。1940年6月初，温毓庆为体检去了香港，从此一去不复返，为密码中心代理主任魏大铭调进他自己由雅德类训练的密码分析人员敞开了大门。
在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他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做一名普通的囚犯监禁过夜。在温离开重庆去香港后，戴笠将军立刻随之跟踪而去，欲把他召回来。戴笠一到启德机场，便看见乘客们正穿过机场，准备乘泛美公司的飞机去马尼拉。他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温毓庆，温正在与美国驻重庆的海军武官麦考上校握手。片刻以后，恼怒之极的戴笠却被机场的英国警察扣住了，警察们是从一张由戴笠手下一名特务的妻子提供的照片上认出戴笠的。戴立刻被抓了起来，扔进了坐落在九龙的警察总监狱。
随之导致出一系列的活动：军统情报人员纷纷向重庆报告，说英国人在日本人的威慑下逮捕了戴笠；蒋介石政府因此动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次日早晨，香港警察署长亲自确保了戴笠的释放，并转达了香港总督邀请他去府上做客的信息。然而，戴笠将军坚决拒绝在没有中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出狱。鉴于这个情况，国防部的一位将军从重庆飞来，目睹了戴的释放，并陪同他返回国统区。这段遭遇使戴笠对英国及其情报部门深恶痛绝，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未来几个月里同美国间谍机构的联系。
在重庆仍有雅德类的学生。魏大铭使用这些专业人员再加上日本的战俘，破译出日本空军的一些密码，在通讯战线再传捷报。通过对这些军事信号的监听得出的情报表明，日本正在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据说，戴笠命令他在华盛顿的军统头目肖勃少校通过中国首席武官郑得权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这一信息。据后来中国方面的说法，美国人显然把它看做是个奇怪的念头而感到可笑，他们不相信魏大铭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具有获得这种重要情报的能力，于是对此信息未加理睬。
在中国国民党人的记忆里，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的偷袭震惊了美国战争部。美国信号情报界，尤其是海军情报署突然对戴笠刮目相看。为了解日本的军事密码，他们立即开始争取中国的合作，而美国海军也开始积极亲近起肖勃少校来。
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倾向戴笠时，正值这位中国特务机构头子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低潮期。在这之前的1941年3月，一组反军统情报机构的官员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申诉状，指责戴笠在管理上为所欲为。被军统的放肆所激怒的蒋撤销了魏大铭的职务，并任命他的前秘书毛庆祥领导特种技术研究室。
作为一个缺乏理工或电子技术背景的政治人选，毛庆祥带了一批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律师和文科人员来。这引起了特种技术研究室专家们的不满，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公开对毛及其下属表示蔑视。但当戴笠企图利用这种不满而对毛进行公开挑衅时，蒋介石站到了他的秘书一边。1942年1月，蒋介石下谕：“命令所有来自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人员于（1942年）2月底之前离开（特种）技术研究室。”
这是对戴笠沉重的打击，他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若要在向蒋介石汇报的军政情报方面战胜自己的对手，就必须获得美国的电台技术。当时的局势，就像一个亲共产党的观点所表示的那样：
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做“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本空军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
总而言之，中美双方均感到在获得信号情报方面进行秘密而谨慎的合作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即将诞生的中美合作所的舞台渐渐成形了。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海军的关注
沈醉急于把戴笠描绘成一个对美国顺从的人，但他对他的前上司、军统头子和美国海军官员“玛丽”·梅乐斯之间关系的形容并不准确。梅乐斯从一开始就对戴笠作为中美合作情报业务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表示坚决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意在对战时合作中的中方利益的认可，而且也确认了他自己作为海军官员在中国舞台上的关键角色。美国军方尤其是情报局和美国陆军的确曾极力表明，在戴笠的军统和美国之间的共谋，首先一个就是海军事务：
珍珠港事件之前，肖勃少校向美国信号团建议提供信号通讯方面的帮助。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有人找到陆军G-2，但谈判没有成果。这以后又有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和海军情报局（ONI）联系。但结果不了了之，因为OSS和ONI都各有自己的打算。与海军准将梅乐斯有八年交往的肖少校与梅乐斯准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谈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组织海上袭击的事。梅乐斯准将向莱希上将报告了这些建议，后者立刻予以准许。总司令也批准了。
其次，根据梅乐斯准将接受的、美国政府批准的条件，包括情报局在内的中美合作所几乎完全服从于中国秘密特务头子的领导。正如邓诺文（Donovan）将军对总统罗斯福说的那样：“根据中美合作所的规定，我们于1942年4月到中国，但只作为戴笠将军的中国情报机构的伙伴……对戴将军来说，中美合作所是一个接受物资援助的机会，同时亦可得到保证，如果情报局必须得到中国认可，那么起码所有的活动都得在他的控制和持续的监视之下。”
成立中美合作所的初步措施，是在美国对日宣战后于华盛顿开始的。美国海军的当务之急是绘制太平洋中西部的气象图：这个任务要求来自亚洲大陆气象站的气象数据。当肖勃和梅乐斯在华盛顿某旅馆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首次讨论成立中美合作所问题时，这两人考虑了以美国人向国民党交换通讯情报来换取在中国建立气象站的合作，地点包括中国北部和西部在内，那里最适于观察到西伯利亚和戈壁滩的气象模式。那次初步会面之后，梅乐斯征求了上司们的意见，并获得了他们对这个起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计划的赞同。但肖勃却在其中预见到了更远大的机遇，于是他通知了重庆的军统。在重庆，在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与美国人建立关系后，在美国使馆武官们和军事统计局的一组中国官员们之间，才举行了一系列更加正式和高层次的会谈。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梅乐斯的中国使命
梅乐斯于1942年4月5日离开纽约，由西向东飞往中国。同机的还有艾德加·斯诺及各种军事人员。他们在巴西短暂停留，然后穿越大西洋到达非洲，直至开罗，再到卡拉奇，又途经孟买、科伦坡和加尔各达。在那里，从新德里与美国高级专员开会回来的海军陆战队上校麦克修（Mchugh）、驻重庆海军武官及美国大使高斯（C.E.Gauss）又加入了这一行人。他们乘坐的飞机是中国国家航空公司最后一架经曼德勒飞进重庆的飞机，飞机不得不飞越缅甸，因为日本人已经控制了那里的机场。飞机在昆明着陆，然后在嘉陵江上空惊险地飞行之后，最终到达重庆。
在茅草盖起的海关棚子里，一名官员将梅乐斯拉到一边，问他是否认识肖勃。那人显然是戴笠的特务。在他把梅乐斯从其他旅客中拽走之前，麦克修上校向梅乐斯表示愿意用自己的房子来接待他。但梅乐斯已经决定与使馆人员和阿尔冈·路瑟（Alghan R.Lusey）领导下的情报局使团保持距离，于是他跟着戴笠的司机去了当地的一个旅馆。
梅乐斯一到重庆便处于军统的监视之下。接送他到使馆并最终送他去拜访杨宣诚将军（中国军事情报头子）的褐色雪佛兰（Chevrolet）是军统的，司机也是戴笠的特务。这辆车还带梅乐斯、麦克修上校和杨宣诚将军去了戴笠的一个秘密住宅：“一个有点像迷宫的房子”，到了那里，杨将军就把美国人交给了军统的一个助手，然后识趣地离开了，这使梅乐斯感到意外，因为严格地说杨的军衔高于戴笠。穿过一个又一个狭窄的通道后，他们终于被带到了一个客厅，被告知在那儿等着戴将军。
将军只让我们等了不到一分钟，便带着微笑进来，露出了一嘴金牙。他是一个略显壮实的人，没我那么高，大约5.7英尺。他穿一身中山装式的黄马裤尼便服，上装扣到脖下，烫得非常平整，有一个高翻领。我觉得，他比肖少校给我看的照片要年老些。我所见到的照片中没有一张暗示过他那双分得很开而且犀利生动的黑眼睛。他说话很快，常常讲对我来说不知所云，甚至连麦克修也不熟悉的方言。但那个与将军一起进来的翻译轻车熟路，使我们的谈话十分顺利。我随身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为肖少校带的Minox照相机，另一件是我给戴笠的个人礼物：一把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它与我携带的那把完全一样，他立刻佩带上了。
会见中，梅乐斯感到自己一直被戴笠审视着，他尤其对美国海军军官们在科伦坡滞留感到好奇，那里是英国的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部的所在地。梅乐斯后来意识到，这说明戴笠对美国人可能很接近英国情报机构而感到担心，后者在那时刚被挤出中国。显然，梅乐斯让他的主人放心，特别是在他表示想让将军替他在中国人控制的领土上安排旅行时，因为戴笠在结束谈话时向他保证，等原来的人一腾空，就会给他一个单独的住处。
几天后他拨给梅乐斯住的公馆正是“神仙洞”：原重庆市市长的住宅，先是让雅德类住，后来成了重庆警备司令的公馆。梅乐斯搬进神仙洞（就像刘镇芳所翻译的那样）的那天，他应邀参加戴笠将军的全局大会。中美双方交换气象报告、电台侦收情报以及在内陆水域布雷的计划的活动正式开始，并得到认真的实施。
不久，戴笠为梅乐斯举行了必不可少的欢迎仪式，梅乐斯再次提出要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和敌后至沿海地区旅行。戴笠的反应非常积极，因为，他把这看做是一个既能向梅乐斯显示军统统治的威力，又能将他们的合作计划推向崭新方向的机会。梅乐斯提出携前上海全球无线电记者、现在又代表重庆的邓诺文的阿尔·路瑟同行。戴将军想必对此感到扫兴。但他最终向梅乐斯保证，旅行的邀请也包括路瑟，同时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坐卡车或步行穿越东南部的悬崖峭壁到达福建省多岩石海岸的艰苦跋涉，由戴笠本人亲自带队。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国沦陷区
虽然梅乐斯很容易对一切产生好感，但戴笠在前往中国沦陷地区的旅途中仍然表现出色。日本人也许在白天控制了主要的通讯线路和城镇，但到了黑夜，在他们四周环绕行动的往往是走私大军、海盗、地方抵抗分子和向军统提供信息和资助的难民们。在绝大多数村镇里，地方执法当局表面上都支持汪精卫伪政府，但他们的警察头目往往都是军统体系的人，要不就是通过战前戴笠主办的警察训练班而认识军统的人。尤其是在华东地区，戴笠有他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其司令靠他提供物资和设备。当日本军队从密探那里得知附近有国民党军队和西方观察家，准备对其进行包围时，戴笠总是及时听到风声而得以转移到他们在沿海的另一个安全据点去。
在仙霞岭以南，即戴笠的家乡保安镇所在的浙江边界对面的福建南部的浦城，日本人差点把他们抓住。日本飞机开始轰炸这个镇子，迫使戴笠他们放弃了驻地，在夜幕的掩护下躲进一片稻田。轰炸机飞过之后，戴笠转向刘镇芳，要他对梅乐斯——中文译名梅深冬——提出一个建议。
告诉梅深冬，我想让他武装我的5万游击队并训练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他行不行？……美国对中国有很多需要——为你们的飞机和海上的船只导航的西北气象报告——关于日本人的意图和行动的信息——我们运河里和海湾的地雷——我们在海岸对船只的观察——还有发送这些情报的电台……我有5万优秀的人……他们是从最恨日本侵略者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但他们只有土造或者缴获的武器，而且大都没有受过训练。但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你们的需要，那么你们的行动则要受到保护，而你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我的人若能够武装起来并且受到训练，那他们不但能够保护你们的行动，而且也能够为中国效力。
梅乐斯（他拒绝了戴笠给他一个中国军衔的提议）对此很感兴趣。戴笠等于是在提议建立一支5万多人的中国游击队，由中美联合指挥。路瑟对此感到怀疑，他主张谨慎从事，在与蒋介石的这个声名狼藉的特务头子进行合谋之前，应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但梅乐斯认为他接受的“骚扰敌人”的命令就包括这一类的互相合作，而且戴笠既不是一个刺客也不是“一个使任何美国人都会感到耻与为伍的中国OGPU(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称‘格别乌’)头子”。于是梅乐斯决定开始这项计划。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美会谈
虽然梅乐斯一行人的海军先遣队是在1942年9月到达重庆的，但戴笠和梅乐斯之间的正式会谈到了冬天，等这两人在戴笠磁器口的别墅里会面时才开始。军统这方面要求通讯设备、美国武器和交通工具，以及人员训练。梅乐斯同意了（他于1942年9月22日被正式任命为美国情报局远东协调员）。双方让美国把气象人员和设备，连同武器（史密斯和威森左轮手枪、可特45口径自动武器、汤姆森冲锋枪等）及给戴笠准军事力量的大量军火一起带到了重庆。戴笠对美国人的速度和大方感到非常满意，他觉得美国人与十分吝啬的英国人完全相反。
但他也反复叮嘱梅乐斯照管军统“武装特务部队”的训练，他们也需要通讯和医疗设备。
1942年的新年除夕，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开始执行梅乐斯—戴笠协议，它规定中美合作所的所长为中方，副所长为美方，双方均有对该单位行动计划的否决权。几天后，1943年1月初，路瑟把协议草案带回华盛顿后，它便被打入冷宫，一直等到梅乐斯本人回到那儿，亲自要求执行这个协议，派遣一支海军先遣力量直接在金上将指挥下运作。陆军及海军情报局对这个协议提出质疑，结果马歇尔将军给重庆发信，建议梅乐斯及其他美国人直接归史迪威（Stilwell）指挥，而戴笠及其中国部下则归中国战区名义司令蒋介石领导。
史迪威将军反对双重指挥系统（在那时被称为“友谊工程”）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做行不通 “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戴笠的合作。戴将军是个极端秘密和极端多疑的人，他不会允许在他和梅乐斯中间有任何人存在。”结果，史迪威建议梅乐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并在戴笠之下。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另外颁发了一份指示，规定中美合作所和情报局不受战区司令指挥。初步协议是，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所长，梅乐斯为副所长，两人各自有对整体计划的否决权。
为在美国逐级执行这个协议，梅乐斯必须被任命为情报署在中国活动的负责人才行。邓诺文将军一开始对这一结果有所抵触，但由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没有把情报局包括在太平洋战区内，邓诺文就不得不为在亚洲的行动而在中国保持一个基地，这意味着“与梅乐斯和戴笠的不愉快的联盟”。就这样，他在1943年1月同意执行这项协议，尽管“很快，就连哪怕是情报局在名义上的独立都遭到拒绝。戴笠对情报局涉入任何中国内务感到疑心，他把自己的盖世太保收集到的情报直接通报给梅乐斯，而后者也不向情报局提供这些情报，直到他完全肯定它们已先被发到了海军司令部为止。
到了1943年3月，中国方面强烈感到有必要在双方之间正式签署一个“合同”。这个举动本身说明，中国人认为，被美国人称为的“协议”，是在一个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安排。整个一个月戴笠的人日夜工作，准备中文版的合同，在把它递交给蒋介石之前宋子文亲自审阅。蒋介石对“合同”一词非常在乎，他让自己的内弟为在美国进行最后的交换签字仪式做准备。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梅乐斯与威廉·普奈尔［他解除了威利斯·李（Willis A．Lee）的上将职务］、杰夫·梅泽（Jeff Metzel）、一名情报局的代表和肖勃少校一起，把协议草案带给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上面签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然后，总参谋长威廉·莱希上将（Willian Leahy）把该文件呈送给罗斯福总统，总统批准了。1943年4月15日，中美合作所的协议由代表美国的海军部长佛朗克·诺克斯（Frank Knox）和代表中国的宋子文正式签署。邓诺文将军、肖少校和梅乐斯也分别在上面签了名，协议给戴笠保留了签名的地方，他最终在1943年7月4日在重庆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中文版的中美合作所协议要求美国提供足够的武器来组建5个“特务武装部队”和80个“行动纵队”及“行动队”。将组织13个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加上4个情报站和一些气象台与无线电广播单位。
美国版的协议申明：“为了在中国沿海、沦陷地区和其他被日本人占领的区域打击共同的敌人，在中国组织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它的目标是，通过共同的努力，采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训练及以中国战区为基地，在远东各部分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区里有效地打击日本海军、日本商船和日本空军，以及他们的矿区、工厂、仓库、车站及其他军事设施。”美国版的变动附带了美国海军参谋长威廉·莱希给梅乐斯的一封信。
你被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关注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议的施行和在对日作战中非常措施的支持，以及史迪威将军和参谋长们之间互相交换的报告，史迪威将军曾在其中对由你代表美国在中国领导下参与采取这些措施而表示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这个安排，并希望你在对日作战中尽力与中国指定的负责当局合作。总统对此计划有所了解，并批准你根据协议作为美方的直接领导人。
无论中美合作所对双方的军事价值如何，梅乐斯对军统局长坚定的支持，加上这份秘密但正式的协议，使戴笠将军在中国政府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沈醉照例把戴笠说成对美国过分屈从，但他准确地反应了戴笠由于得到美国人的认可而在蒋介石内部圈子里大受抬举。
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永久能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除了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话式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浑身舒适以外，他还极力怂勇戴笠应当去美国游历一下。而最能使戴笠感激不尽、终身难忘的恩赐，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听到了之后，知道是梅乐斯替他在美国吹嘘的关系，才使他得到主子的主子这么重视。他便愈加感到梅乐斯对他未来的前程关系太大，便更加俯首贴耳了。
虽然沈醉不无夸张，但戴笠确曾与美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被当做他们的走狗。于是，从中美合作所一成立，他在确保自己对其最高控制权的同时，又使梅乐斯以为具有领导权。但实际上，尽管美国人不惜血本地训练、武装和布署了每一支游击队，梅乐斯对游击队的战地活动并无实际控制力。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训练游击队
在美国人看来，中美合作所的核心是它的训练项目。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三年里，共有2500个美国人轮流去中国服役，他们大多数是海军，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中国游击队来与日本人作战。当然，其中有些人到了西北偏远的气象站工作，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岸监视。中美合作所绝大多数的官兵被分配到重庆城外的“歌乐山”总部，或到遍布中国各地的14个分所去，他们把类似童子军战地训练的计划与谋杀、破坏和小组作战的教程结合使用。
虽然只有26794名学生正式从中美合作所训练营毕业，但其训练点号称为戴笠的军队培训了4至5万名人员。战争结束后，梅乐斯断言，中美合作所的游击部队包括97000名中国人员和3000名美国人员。他宣称：这支强大的力量消灭了71000个日本人。
无论这些说法的可信度如何，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员认为他们在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训练游击队，使之最终成长为一支地下抵抗力量，以便在美国正规军最终登陆中国海岸时向日本人进攻。考察中美合作所的每一个单位，便会发现他们所通报的敌人伤亡人数并不准确，但这绝对没有贬低自愿为这项使命工作的美国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当这些人在回顾自己的战争经历时，他们感到的是骄傲和对部下的钟爱。由于几乎所有这些美国人在赴华工作之前都对中国一无所知，也不会说最基本的汉语，所以他们有时对环境的误解往往令人可笑。我们相信，当他们中一些人后来得知，自己在中美合作所鼎盛时期，曾经参与训练国民党政权最可怖的、专门以绑架、酷刑和杀害等手段从事迫害整个“国统区”里的进步分子的秘密警察组织的时候，他们想必十分震惊，或者无法相信。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文化差距
美国年轻人的这种极度困惑，部分缘于他们对体型略小的中国学员们怀有的好意和长辈般的慈爱，在他们看来，这些新兵往往像孩子似的，他们一方面行动迟缓，另一方面却又极为强硬凶猛。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那些被中美合作所训练点招来的中国新兵们虚弱的健康状况。
游击队新兵是戴笠从“忠义救国军”中或日本人的占领区里挑选来的。从上海和华东地区招来的人员明显地非常卖力，因为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受过苦，所以复仇心切。但从美国的标准来看，他们的体质“差得可怜”。新兵的平均身高为5．6英尺，体重是140磅。在这帮人中发生过几百例疥疮、结膜炎和溃疡等病案。由于这些人糟糕的视力，对眼力的要求不得不从20/20降低到6/15。然而，这些人具有非凡的身体忍受力，这使人马上对他们产生好感。作为“有效的人的机器”，他们能够每天进行长达48到56公里的急行军，而且“攀登山路时几乎和在平坦弯曲的田间小路中行军一样毫不费力”。
在教员们看来，中国新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原始的适应力。中美合作所的训练官们经常讲起“坚韧”的中国脚，它们只穿草鞋而不穿皮底的鞋子。他们十足的“农民劲”，正如他们动物般的野劲那样，使他们成为出色而凶狠的黑夜杀手，他们非常习惯黑夜行动。于是，美国人“对中国游击队员令人难以置信的夜视力感到惊讶。他们完全像一只猫那样能在黑夜里看得清清楚楚”。被形容成“好学”和“精益求精”的中国新兵们，由于在使用手、脚和腿来击倒敌人方面的敏捷程度，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近距离格斗的要领。然而，这些形容针对的还是一种少年气，而非成年人的熟练。教官们报告说，中国人“带着美国孩子在沙地游乐场上的那种兴奋”参加袭击练习。
在年轻的美国教官们和他们的“学生”之间的文化距离非常大。语言不通一直是个障碍，在缺乏称职的翻译和地区方言繁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许多教官以为自己很受欢迎，其实绝大多数只是勉强被接受而已。最糟糕的是那些认为必须“用美国军事方式来训练中国人”的教官。
不过平心而论，美国人“把我们知道的所有技术都教给了那些接受训练的人”：单人格斗、爆破、无线电、摄影、医药，“甚至开始有点FBI的味道。中国人的射击特别优秀，他们兴奋地使用由美国海军提供的新式、干净、快速的武器，换下了他们以往所熟悉的过时的德国、捷克和日本武器（就更不用说生了锈的中国仿制品和老掉牙的鸟枪了）。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他们不应当提供45口径的汤姆森机关枪，因为它们对中国新兵的平均身材来说太重了，但梅乐斯决定，每个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毕业后，都应该有扛在肩上的汤姆森机枪或30口径的卡宾枪，或者有38口径的左轮或45口径的军用可特式（Colt）自动手枪。
自然，每件武器都占据了飞往歌乐山的运输机运送给中美合作所的货物吨位的一部分。戴笠要让他所有的外勤特务至少有一把枪。梅乐斯坚持，只有在训练完成后才发枪。关于这一点，这两人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持不同意见。显然这是因为美国人“不论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感情上都无法理解现代武器对中国的意义”，而戴笠的人全都具有一个“中国人特有的、为得到每一件可能得到的武器的执着的渴望”。
对于中美合作所的训练营来说，结果十分荒唐。1945年4月一大批学生从第十班毕业了。由于美国军事指挥官无法区别中国人，他们担心美制的手枪和半自动机枪会落到那些冒充的毕业生手里。但怎么能在队列里，尤其是穿着一模一样军装的中国人中间把他们区分出来呢？巴尔的摩来的海军军医格锐夫上尉（R.L.Grief）想出了一个办法：
你们为什么不用紫药水在每个练习生的背上画个数？当每个人走出列队取枪时，你们看一下他的背后。假如背上有一个数，你们便可以确定他不是海丰警察部队的人，而是我们培训的军营战士。
即使美国教官们能相当肯定当届学生的所属班级，但他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至少有些以前的毕业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训练班中重复毕业。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训练班
中美合作所的第一个训练点设在安徽商业中心徽州以南几公里外歙县雄村的一座山庙里。与军统的培训点一样，因其地名而被训练点成员们称为“雄村班”。一开始只有6个美国军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巴德·马斯特斯（Bud Masters）少校手下的军人。他们的设备是从重庆用6辆机动卡车拖来的武器和军火。但据说在不远处有6000名“忠义救国军”的士兵，附近还有戴笠的2000名“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似乎都准备好了向训练班提供受训人员，不过据报道，他们都缺乏军火和军用设备。
中美合作所的教官们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一个由320人参加的有关游击战的课程。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首批新兵们都不合格。据梅乐斯回忆：
戴将军的地区指挥官们负责提供人员，但他们转而要哄骗管事的团长们把他们派往这个新训练项目。结果，起先那些被派来的人往往是其所在的部队中最无用的人。只是在我们的训练点显示了其价值并且被全面接受后，他们才把我们真正要的那种人分配给我们。
不过，招来的新兵们搞起走私和间谍来十分拿手，他们经常去上海替美国人搞来汽油、车胎、报纸，甚至面粉口袋——梅乐斯的人用它来运送一种俗称“杰弥玛大婶”，类似面粉样、用来制造炸药的物质到头来，这个训练班的记录有好有坏，部分原因是日本人把300个俘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全都从当地迁走，导致营救美国战俘的失败。
第二班——湖南洪江班，有意选在湖区，离中国海军训练学校水雷制造站不远。美国人计划使用包括海匪在内的中国内河水手和小型船只驾驶员作为海军力量。梅乐斯后来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想法，但也从未发展过它。”部分问题是“戴将军对船只一无所知，而且他对中国海军的人没有控制力——甚至连在内地的部分，如第二班附近的也没有”。
第三班——临汝班，亦称牛冬班，设在河南，游击队可以在那里骚扰敌人的通讯线路。他们驻扎的山庙叫凤穴寺，豫西朝拜的人都知道这座庙。由于可怕的饥荒和战火，凤穴寺曾颓败不堪。有的和尚搬到了庙的另一面，有几个年轻的难耐饥饿，索性加入了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
由于在战斗中装备不足，临汝班的游击队没有牵制住敌人，相反，在日本人进攻时，他们便向西逃散。但训练班本身既表明了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也显示了军统教官们对正确的政治训练的格外强调。
临汝训练纵队的美国教官们的头衔都不高，在上士和上尉之间。他们都不懂中文，完全依赖从军统翻译班来的8个翻译，然而这些华侨连最基本的军事词汇都不懂。
结果，只有几个美国军官知道学员们的强制性政治培训，明白他们的四周到处是军统的特工，或者意识到禁止中国军官同他们结交的命令。中国人都住在寺庙里面，而美国人则住在寺庙东边一块平地上建起的有12间屋子的西式房子里。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还有厨师专门为他们做西餐，但他们很少与同住一个营地的中国人来往。仲向白在任临汝班政治教员的4个月里，从来没有跟一个美国人说过话。
除了不能跟外国人结交以外，戴笠的部下也被禁止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并严禁“标新立异”。尽管这是国民党机构，但临汝训练点不允许有任何国民党团体，包括“三青团”在内。而且，每个学员都必须写一个自己的政治背景履历，并和政治指导员详细地讨论这份履历，政治指导员还在饭桌上或类似的闲暇时刻观察学员们的政治倾向。对军统的基本原则，如蒋介石是国家的伟大领袖，军统是全国“清白的”和“最革命的”部分，秘密特工是委员长的“耳目”，以及一个理想的军统特工必须既是个无名英雄，又要具有“革命的人生观”等等，任何人如果有所质疑，便被当做离经叛道者，打上“标新立异”的标签。
第六班是华安班，设在福建漳州。建于1944年8月。在这之前，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陪同梅乐斯去了福建沿海地区，军统闽南站站长陈达元秘书接待了他们。这三位官员都认为在这个海匪和土匪出没的地区建立训练班非常重要。梅乐斯回到重庆后，说服戴笠亲自在7月里前往曾为出版中心的建阳，与陈达元和闽北站站长王调勋见面。戴笠不仅同意建立这个新训练班，而且决定成立一个“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来监管上海、定海、福州和漳州4个重要情报站。
华安班从一开始就充斥了在陈达元和雷镇钟（他们都是训练班的副主任）控制的纵队之间的派系斗争，其中一个纵队长与戴笠的私人关系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尽管美国教官们积极努力，这个训练项目仍非常松懈。虽然雷镇钟受过军队训练，但陈达元却是个农业专家，对军事一窍不通。军统的中国官员们还对中美同级官员的不同工资感到非常不满：前者每月200元，后者比前者高10倍。更有甚者，4个美国人的伙食水平相当于整个纵队180个中国人的伙食。美国人对整个训练班财政上的控制，显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对这种巨大的伙食差别的义愤。
据训练班一个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中国军官说，在1945年7月中旬一个短战役中，华安班在向日本军队进攻时受挫。但在8月份日本人投降后，华安班占领了厦门。到了年底，训练班改编成“别动军暂编纵队”，后来它跟随陈达元去了台湾。
除此以外，还有9个战地训练点：修水（江西）、建瓯（福建）、玉壶（浙江）、东峰（福建）、息烽（贵州）、临泉（安徽）、焦岭（广东）、港口（浙江）、梅县（广东）。但最重要的训练点是中美合作所第九班，它设在离重庆约20公里的嘉陵江畔的总部歌乐山上。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歌乐山
歌乐山是一片丘陵地带，它分成约6多公里宽、10公里深的3个盆地一眼看上去，那是个“可爱的地方”，一个松树覆盖的山峦下田园诗般的所在。3个峡谷与主要的山脉形成直角，每个峡谷中小小的农庄之间有潺潺流水相连。
从重庆歌乐山到沙磁区，毗连起伏的丘陵，广阔的山谷地带，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里，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都属于“中美合作所”的特区。
这个秘密隐藏的营地周围有电网环绕，武装巡逻守卫，对擅入者格杀毋论。 “从步云桥到歌乐山的村落，全被封锁，不让老百姓通行。五灵观等地的居民，均被强行赶出。在特区范围内，除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美蒋特务外，一律不许进出。误入者便被抓起来杀掉。
在整个战争中，戴笠的人在美国物资和资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整个基地包括兵营、操练场、兵工厂、靶场、教室、警犬房、鸽棚、无线电通讯室、一个监狱和审讯设施。这三个平行的山谷中以最南面的为最大。那里有戴笠的一些住所，它们是峡谷上面山坡松树林中的地中海式别墅。旁边是军统特务训练营。中间的盆地驻扎了美国人，他们有自己干净的食堂、西式的厕所设备（梅乐斯带了一个马桶到这片山丘，让人在当地的一个陶瓷厂仿造）、礼堂和舞厅，戴笠在那里举行由“漂亮而衣着时髦的中国女郎”主持的宴会。最后，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设有一个“严酷的监狱，关于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自然，这就是在《红岩》里描述的集中营和酷刑室“白公馆”。
在戴笠看来，中美合作所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按美国执法机构的模式对蒋介石的特工（尤其是对“刑事警察干部”）进行训练。这个“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将使戴笠组成他自己的调查单位，从而与陈立夫中央统计局的“中国FBI”抗衡。梅乐斯意识到，在这位中国将军的眼里，这便是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训练游击队项目中最重要的交换物。
戴将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而不惜一切代价。针对他的这种最真挚的愿望，我们开始“试行”FBI学校的模式。于是查理·强斯敦（Charlie Johnston）少校和4个精心挑选出来的专家带着大量的设备、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想法到达了。
强斯敦（在文职生活中他是一个FBI特工人员，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法律参赞）携带的专家小组后来扩展到了2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FBI特工人员、财政部的毒品稽查官、纽约市警察的排弹专家、火灾调查员、州警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地区检察官。这些“摧毁和保卫”的专家们奉命采用最新技术和手段（武器、测谎器、警犬、镣铐、喷妥撒、弹道学等），在监视、审讯和情报分析方面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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