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国庆日了，陈先生准备发表一点东西吗?”陈独秀说：“武汉日报约我写一篇国庆论文。
打算只写几百千把字就够了，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看长文章。
记者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6点钟，起身告辞，说：“我还要过江。
10月15日，陈独秀恢复了一点精力，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得胜利》。
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不能盲目反对唯武器论。
《扫荡报》刊登了陈独秀在华中的讲演稿后，有关方面下了禁令“暂缓登载”。
陈独秀演讲热情不减，他打算请亚东图书馆出版《我对于抗战的意见》小册子。
在汉口青年会讲演后，罗汉偕董必武来见陈独秀。
谈到“三个条件”，董必武说：“我劝你还是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书面检讨，回党工作。
”陈独秀说：“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董必武见陈独秀任性，不好再劝。
事后，陈独秀写了关于抗战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去南京。
罗汉去南京又找了博古和叶剑英。
博古说，陈独秀的抗战七条纲领和中央路线并无大的分歧，但根据中央电报，陈独秀还要有一个书面检查。
闲时，陈独秀给濮德治写了几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忘念我耶?……
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
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后，11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见濮德治来了，十分高兴。
递了《宇宙风》49期给他看，上面有《实庵自传》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陈独秀说：“现在亢德又来信催我要稿，怪我没有按时写下文。
武汉抗日演讲(2)
他抱怨说：“一日几千字我也不愿意。
现在市场坏书充斥，都是一日赶几千字人造出来的，有谁看啦?”谈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将罗世凡、孙煦、陈其昌等人来信给濮德治看。
濮德治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与斯派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他们这些人，乱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理论，现在反斯派，至少策略上不对。
世凡、其昌不对，超麟更不对。
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陈独秀越说越气。
“彭述之没有来信?”“老彭这个人，即使和我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
还有长子。
陈独秀说。
濮德治知道，“长子”(尹宽个子矮，绰号长子)和彭述之打得火热。
“他们对你似乎很失望。
濮德治又掠了一眼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说：“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
11月1日，托洛茨基致伊罗生信：“关于马林与陈独秀之间（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争论。
你确实是袒护马林而没有公平对待陈独秀了。
一天，陈独秀对濮德治说：“听说罗章龙在河南大学教书，你去一趟郑州，看看罗可愿意出来，我们一起合作还可以干点事。
罗章龙1931年1月因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与何孟雄等人成立了“第二中央”，被开除党籍。
在这之前，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曾发起“调和派运动”，其中也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
濮德治去郑州回来说，罗章龙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活动。
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谈恋爱。
陈独秀说：“差不多了。
“托匪汉奸”案(1)
1937年12月，刚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即王凡西)到了武汉，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
陈独秀曾托人到国民党中统局打听王文元被捕后的下落。
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谈论局势。
王文元提出办刊物，陈独秀不同意，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得抛弃，必须采取新的方法。
陈独秀主张和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接触，组织一个联合战线。
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
当时，谭平山、朱家骅想拉陈独秀组织第三党，但陈独秀不愿受人摆布，没有同意。
提到组织联合战线，濮德治想起陈独秀上月刊登在《宇宙风》52期上《我对于鲁迅之认识》文章，陈独秀认为鲁迅并不根本反对联合战线政策，但反对与土豪、劣绅等都一概联合。
当时宋哲元部下179师师长何基沣在汉口养伤，陈独秀计划让王文元、濮德治到何基沣军队做政治工作。
何基沣很尊敬陈独秀，见面执弟子礼。
他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准备带王凡西到师部，平汉路的车票已经买了，不料动身前夜，何基沣被免职，3人计划落空。
与何基沣联合的计划失败后，王文元、濮德治热情一落千丈。
12月24日，吴甲原到陈独秀家，看同乡王凡西。
吴甲原是个画家，他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便写了“公理没有强权，便是无力的废物；强权不讲公理，终于崩溃。
题赠甲原先生”和吴甲原同来的青年，也乘机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有求必应，写了不少字，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写得最多的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时，罗汉从宜兴逃难到武汉。
他赞成陈独秀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思想，鞍前马后为之奔波。
就在这时，王明、康生在报刊上讲陈独秀、罗汉是日本间谍。
两人大吃一惊。
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飞抵延安，到延安后第五天，《解放》刊出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
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半个月前，《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于今，《解放》的调子突然转了180度。
罗汉也疑惑，在南京时，周恩来曾告诉他，“在中国托派中，陈独秀和你是主张抗日的。
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
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
他们不知道，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与他们有关的政治局会议。
会上谈到中共中央提出的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王明反对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
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
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
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
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当时，苏联正在审判布哈林、李可夫“右派和托派反苏联联盟案”。
1938年新年伊始，刚创刊的《新华日报》及《群众》、《解放》杂志突然登出许多文章，说陈独秀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侦探”等。
其中，康生在《解放》周刊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事实”：“1931年‘3·18’事变……
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就后再增加之。
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了……
美国的托匪格拉斯……
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
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
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
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3月16日，王星拱、傅汝霖、高一涵、段锡朋、梁寒操、周佛海等人在《大公报》、《武汉日报》发表信函，为陈独秀鸣不平。
信上说，“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
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为表白。
第二天，《扫荡报》也将此信转载。
《新华日报》发表了“幸之”的短评，驳斥王星拱等人来信，谓“此风不可长”。
“托匪汉奸”案(2)
林庚白看了报上的信，发现与原来签字的信有出入，原文是“为新文化运动起见，”现在成了“为正义为友谊。
于是林庚白去信《新华日报》，提出对该信不负责任。
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发表了一个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说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为为断”。
陈独秀看了这个评论，十分气恼，原来是这样定我为汉奸的呀!他对罗汉说：“他们见我不跟他们走，便捏造罪名陷害我，真是不讲道德。
当晚，陈独秀写了一封《给〈新华日报〉的信》，信上怒气冲冲，《新华日报》拒绝发表陈独秀的信。
在其短评《不容含糊和小心上当》中，有“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的话。
陈独秀把他给《新华日报》的信寄给了《扫荡报》，后者于3月20日刊出。
陈独秀在信中说：“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
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
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
我们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态度。
最后他质问康生等人：“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是这样吗?!”次日，《新华日报》发出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
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
可是，他仍然不愿意起来反对他过去的伙伴和部属，不愿意起来反对那些丧尽天良的托派汉奸，而且还力为洗刷辩护……
不能掩饰陈独秀的不愿反对日本间谍的托派汉奸的本意，这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今天思想上仍然是与托派汉奸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同时，《新华日报》刊出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叙述了他们3次和陈独秀会见的经过。
说明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表示脱离和反对托派的情况。
于是，陈独秀将去年11月21日给陈其昌的信公开发表。
《新华日报》没有立即做出什么反应。
战争阴影下的武汉报纸，因陈独秀是否汉奸闹剧，热闹了一阵子，终于安静了。
4月，徐特立约何之瑜(何资深)从长沙到汉口，调解这场笔墨官司。
这期间，周恩来也托人到陈独秀寓所，劝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徐特立来看他说：“事情是解决了的。
4月8日，陈独秀给长沙化名贺松生的何之瑜去信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诬蔑……
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
何之瑜2月初写信邀陈独秀避住长沙，陈担心乡间土匪多，写信称“湖南非乐土”，没有答应。
因为康生文章中几次提到罗汉有汉奸行为，罗汉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4月24日在汉口《正报》发表，他在信上说：“康生君一文，真可谓极尽诬蔑造谣之能事……
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谈判，参加者又有当时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乃以300元成交。
真可谓廉价之高峰……
康生君说去年六七月间我和独秀曾与美国侦探接洽，先生们，你们只管造谣高兴，竟连陈、彭那时尚在南京狱中的事实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此事后来传到晋察冀阜平聂荣臻的司令部，萧克对聂荣臻说：“康生在延安发表过一篇文章，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从日本人那里领取300块大洋。
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到了的吗？”
入川(1)
1938年4月3日，阴历三月三，张国焘以祭黄陵为名，逃向汉口。
中共中央于4月19日发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提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看到报纸的当天，陈独秀给贺松生（何之瑜）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今天的新华及大公)，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见我，真可笑”。
但几天后，张国焘在汉口公安局长、特务蔡孟坚的帮助下，找到了搬到汉口德润里的陈独秀。
10多年没有见面，又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两人免不了唏嘘一番。
张国焘富态多了，肥头大耳，腆着肚子。
但气色不好，松松塌塌的方脸膛看上去很疲惫。
陈独秀说：“你不是一直干得很好吗?”张国焘长征到达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事说了一遍，接着说：“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更不好过，和软禁一样。
听说张国焘投靠老蒋，陈独秀顿生反感。
嘴里有一句没一句应付张国焘。
张国焘仍然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事。
陈独秀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
成立一个党不是容易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你好像没信心?”“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三句多，张国焘告辞了。
4月的一天，安徽太平老乡、武汉大学文学院老师苏雪林拜访了陈独秀。
苏雪林反对鲁迅，自视为胡适派。
她最初听到陈独秀的名字，是“五四”前在安庆听陈慎登先生上课，谈到陈独秀办《新青年》诋毁纲常，老先生因生气晕倒在堂上。
课后，大家议论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说：“顶好带一支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次见陈独秀，是上一年年底在武汉大学听陈独秀演讲《动员民众》，但那天人多，苏雪林无法和陈独秀单独交谈。
这天，陈独秀家客人很多，等人陆续走了，苏雪林才有机会和陈独秀讲话。
陈独秀说：“我读过你的作品，你的《唐诗概论》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见解独到，多发前人未发之论，足见很下一番功夫。
听说苏雪林不久随校入川，陈独秀说：“拟到重庆，或许能在渝碰面。
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很不愿意见到他。
去年10月，刘仁静还给李福仁、伊罗生写信，对陈独秀汉口演讲表示失望。
刘仁静来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他们很生气。
他们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陈独秀说：“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
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丢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
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
刘仁静没有落座便走了。
潘兰珍知道老头子不喜欢他，也没有留他再坐。
春天，邓绳侯外孙葛康寿随其五兄葛康俞由安庆到武汉。
一夜，他们去看陈独秀。
陈独秀老了，穿着布衣，须发斑白，但精神饱满。
见到葛康寿，惊讶地说：“真像他爸爸。
葛康俞妻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儿，因此随妻子称陈独秀“舅”，与陈松年以兄弟相称。
葛康寿、葛康俞母亲是邓绳侯之女，邓仲纯、邓季宣之姐。
因此称邓仲纯、邓季宣也称舅。
因为是亲戚，谈到陈年旧事，时间很快，直到二鼓，客人才告辞出门。
6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
川资是以前刘辅丞给的500元钱。
包惠僧从南京到汉口时，陶希圣拿出200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的几个同学凑的。
当时，国民党决议恢复毛泽东、陈独秀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你打算怎么办?”包惠僧到德润里和陈独秀谈起此事，陈说：“由它去吧，当初国民党开除我，我没有声明，现在恢复我，也用不着声明。
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
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将刚从安庆逃难来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世的孙女长玮送到了四川宜昌。
谢氏因孙子、孙女、媳妇的死，打击太重，两眼已经失明了。
隔日，陈独秀给小儿子陈松年去信，叫他到宜昌二马路平和里17号找史岳门，陈独秀准备明后日乘行营开往重庆的差船，在宜昌换船时，上岸找他们。
入川(2)
信是寄给宜昌天后宫29号夏智安转恽子世，再转陈松年。
但陈独秀并没有如期到宜昌。
原来，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也逃难来到武汉。
其中有大姐的儿子吴季严。
他们辗转打听，在汉口吉庆街165号找到了陈独秀。
陈独秀弟兄4人，哥哥、二姐早已去世，只剩大姐。
姊弟30多年未见，此时见面，不禁悲喜交加。
“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大姐来后，陈独秀又寄信给陈松年，叫他先去重庆。
将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7月2日，陈独秀、潘兰珍及包惠僧、夏松云夫妇登上了“中、中、交、农”四行包的专轮直接去了重庆。
估计陈松年已达重庆，陈独秀没有在宜昌停留。
当时下船换船票，十分麻烦。
和陈独秀夫妇同船的，还有郑学稼、胡秋原夫人及其母亲等。
船到重庆，陈松年一家已到，住绣壁街。
陈独秀、潘兰珍暂住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办事处。
在重庆，《新民报》、《新蜀报》张恨水、张慧剑等人为陈独秀接风洗尘。
陈独秀很少吃菜，张恨水问他：“吃辣菜，习惯么?”陈独秀笑着说：“可以，还可以。
张恨水四十三、四岁，脑门宽阔、头发后梳，五官匀称。
他的祖籍是安庆潜山，与怀宁接壤。
在金陵狱中，陈独秀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时事新报》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三、四十元。
为了生活，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或应邀演讲。
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他去演讲，他把四川军队歌颂了一番，并劝四川同胞戒掉鸦片。
从李仲公处，陈独秀发现四川人好吃鸦片烟。
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他。
见陈独秀身心憔悴，沈尹默作了一首诗赠他：“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
时乘逐入市，曲尽宜归山。
陈独秀作诗和之，末四句云：“但使意无违，王乔勿久待；俯仰无愧怍，何用无吝悔。
见到“俯仰无愧怍”句，沈尹默心里“咯噔”了一下，使他想起当年和汤尔和等人怂恿蔡元培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的事。
一日，陈松年对父亲说，在从宜昌到重庆的船上，葛康俞说他舅舅在江津，看看我们能不能到江津去住。
陈独秀说：“试试吧。
几天后，邓仲纯到上石板街15号通源公司大资本家黄某家找到陈独秀。
邓仲纯就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的朋友邓初，即邓以蛰的二哥，在江津开了一家医院。
谈话中，邓仲纯邀请陈独秀到江津去。
他说：“江津是小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大机关。
不少人还经常提到你。
陈独秀一听，兴趣大增。
江津到重庆去，120里水路，坐船半天就到了。
邓仲纯走后，陈独秀和陈松年及吴季严哥哥吴景羲一商量，都赞成去江津。
吴景羲想在江津租屋开店，他的父亲吴欣然曾在安庆大新桥开“吴家顺”酱园。
白沙镇小住(1)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潘兰珍带了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
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
在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陈独秀见到了一脸苦相的邓仲纯，他身后的邓太太见潘兰珍脚下堆的大包小包，拉下脸扭头就走了。
见邓太太闭门谢客，陈独秀心往下一沉，嘴里仍然对邓仲纯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桐城人方孝远和方太太商量后，接待了陈独秀这位老乡。
此时陈独秀进退两难，千谢万谢地答应了。
晚上，陈独秀对潘兰珍说：“幸亏祖母未同来。”隔日，方孝远妻子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潘兰珍住。
中午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
陈独秀笑了笑说：“比住小客栈总好些。”安定下来后，陈独秀和邓季宣谈到外甥来租屋开店事，邓季宣说：“生意外来人不易做。可以开米店，在江津收谷辗成米，再拉到重庆去卖。因劳累，陈独秀一时不能低头写字。闲下来，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汪孟邹，告诉他自己到了江津。9月23日，胡适在瑞士得到通知，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
汪孟邹于10月21日给胡适写信，谈陈独秀已有60岁，胃病、高血压病经常发作，他想请胡适把陈独秀搞到美国去。
汪孟邹写道：陈独秀“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
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
当时广州陷落，胡适正忙于争取美经济援助，没有回汪孟邹的信。
好在陈独秀对去美国教书兴趣不大，他觉得血压太高，飞机不能坐，美国有钱也去不了。
方孝远家楼上太热，陈独秀搬到了江津东门郭家公馆楼下，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大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挥毫作书赠人。
天热，陈独秀和潘兰珍喜欢坐在楼外树荫下纳凉，老远就能看到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
陈松年和安徽同乡在重庆筹办国立九中，不久，陈松年一家、祖母随该校搬到江津。
10月19日，是鲁迅去世二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
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青岛山东大学的好友邓仲纯。
见到台静农，邓仲纯大嚷：“静农到了。
原来，陈独秀、台静农的父亲等都在他家。
这是台静农第一次见陈独秀。
坐了一会，陈独秀对台静农说：“我同你去看柏先生去。
柏文蔚留着长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
白沙黑石山的聚奎中学正巧举行成立60周年的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70岁的大寿庆典。
邓蟾秋是邓仲纯的哥哥，在江津农工银行任总经理。
邓蟾秋对陈独秀说：“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
台静农父子也希望陈独秀去白沙镇玩，那里有国民党不少机关。
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走3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已在岸上等陈独秀。
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是租住邓燮康的。
晚饭后，陈独秀和他们父子聊天。
台静农问他：“听说先生过去喜欢背诵杜诗，那作的诗一定不少？”
陈独秀听了，笑吟吟的，接过台静农准备好的纸笔，写了《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诗。
次日早晨，台静农准备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
陈独秀在4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
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台静农十分惊异。
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副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
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集的。
台静农很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
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丈”，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大3岁。
台静农想，这大约是老一辈的风范吧！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
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脚穿布鞋，和周光年并行到校礼堂。
这是校董邓鹤丹1929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台大剧院。
邓蟾秋捐献了一万多银圆，所以门扁上有“鹤年堂”3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看了看，说：“写得好。
礼堂占地1000平方米，可容纳1400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
师生见陈先生来了，便起立鼓掌，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
他的背有些驼，面容清癯。
走路很慢，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措施时，倒剪双手，慢条斯理的讲了起来。
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
白沙镇小住(2)
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陈先生的安庆方言，引起学生一阵阵笑声。
40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师生起立，两旁鼓掌，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点头走出鹤年堂。
出了礼堂后，周光年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
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
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正赶上邓蟾秋70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室，他在餐厅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4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4字。
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
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
邓蟾秋高兴极了，如当珍宝，收藏了起来。
周光年说：“陈先生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笑说：“好、好。
这是陈先生给我们的学校增添了景致呀!”天气渐冷，陈独秀夫妇又搬回江津，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住。
房子多了，陈独秀将嗣母谢氏也接了过来。
胡宗南、戴笠来访(1)
1938年深秋，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见陈独秀。
陈独秀不高兴，问：“你怎么来了? 我已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你在报上发表信，我知道你也是没有办法。
陈其昌从口袋里拿出托洛茨基6月25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上面说：“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
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
陈独秀说：“你来看我，就是要我到外国去?”陈其昌说：“你在江津，和幽禁没有什么区别，你连生活费也难保。
陈独秀在重庆写《民族野心》、《论游击队》等文攻击中共抗战政策，上海托派做出《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希望与D·S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提到生活费，陈独秀说：“《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也还给一点版税。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托派在上海、香港有四五十人，陈独秀觉得，从老彭开始，猴子、长子、刘仁静都是左得出奇，认为民主革命已完结，怀疑国民会议口号，和其他党派搞同盟军是机会主义。
他说：“现在的托派不是抗日，而是满纸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所以斯大林派攻击我们，得到各方面的回声。
我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我怎么和群众见面?” 11月6日，毛泽东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谈到中国托派前途，陈独秀说：“没有前途，除非改变态度，改变过去的错误方针。
猴子这班人，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大架子，闭关自守、自立为主，连第四国际的威望也一扫干净。
11月3日，陈独秀在白竹纸上用小字给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说：“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阶级基础的武装队。
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50；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他将信交陈其昌转寄。
1939年1月9日，托派临委见到陈其昌带回的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后，作出《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附在陈独秀的信后，驳斥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他们是“极左派”。
托洛茨基3月11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
“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老朋友，虽然会有若干的分歧。
托洛茨基再次建议陈独秀到美国来。
3月初，嗣母谢氏已卧床不起，因谢氏已有78岁，眼又失明，陈独秀平日亲手为谢氏盛饭夹菜，十分孝顺。
在生活的动荡和日本飞机来回的惊叫中，谢氏终于在3月22日去世。
陈独秀身披麻衣，为嗣母办了后事。
谢氏是昔凡夫人，一生未生育，陈独秀从小过继给她为嗣子。
陈独秀在外，谢氏一直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
陈独秀与高君曼生的儿子哲民在北平大学读书时，谢氏叫北京“崇古斋”牛老板每月从陈昔凡股息中补助30元给哲民。
办完祖母的丧事，陈独秀对陈松年说：“等战事结束，我们回安庆，要把祖母的棺木带回去。
这时，陈独秀身体陡衰，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
潘兰珍不得不大声和他说话。
陈独秀常坐在椅子上养神，打算静下来写一部书稿，不得不暂时放弃。
邓仲纯为陈独秀抓了几付药，想降下血压，结果没有奏效。
一天，罗汉来坐，问陈：“可好些?”祖母去世后，北大同学会资助陈办了丧事。
陈独秀说：“血压还高，耳朵日夜轰鸣，像是什么东西堵塞，只听到轰轰的声音。
罗汉说：“安心静养，这一段别再看书写字。
陈独秀说：“已有40余日没有写字，前些时刘启明来信，要我作文作书，怕一时半载无法兑现。
“住在这里行吗?”“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邓太太和潘兰珍处不好。
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去一趟重庆，回来我再想想办法。
这次和罗汉分手，陈独秀再也没有见到罗汉。
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5月3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
陈独秀含着泪水对潘兰珍说：“罗汉出事了。
5月4日，延安报纸请毛泽东写一篇文章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使毛泽东又一次记起了陈独秀。
他写道：“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潘兰珍扶着陈独秀到城东江津公园散步，和高语罕、欧阳竟吾、苏鸿仪、邓燮康等人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谢谢。
邓燮康等人听了，不再勉强。
胡宗南、戴笠来访(2)
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的事我不太习惯。
一日，高语罕正和陈独秀闲谈，戴笠、胡宗南来到陈独秀家。
戴笠是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戴笠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
一位随从模样的人将苹果和茅台酒摆到了桌上。
陈独秀说：“谢谢。
胡宗南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陈独秀一看，是去年3月15日《大公报》上傅汝霖等人写的公开信。
“今天特来请教，……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独秀说：“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世界大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出门后，胡宗南说：“我知道，要白跑一趟。戴笠说：“都是张国焘，黔驴技穷，出此馊主意。
他把共产党开山祖请出来，以此搪塞校长。张国焘叛逃后，到戴笠军统从事策反活动。
他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的舆论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反共文章的作用大。
蒋介石看了陈独秀讲话记录，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戴笠、胡宗南见蒋介石满意，也没有二话。
胡宗南、戴笠走后，潘兰珍兴奋地对来坐的高语罕说：“县长到那里去，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也没有人打扫街道。
高语罕说：“胡宗南、戴笠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一定会来的。
鹤山坪石墙院(1)
1939年入夏后，敌机轰炸重庆、成都加剧。
日机轰炸重庆、成都，来回要经过江津。
每次飞机过后，陈独秀都要大口喘气，歇息半日才回过神来。
一天，他给杨鹏升写了一封问候信。
杨鹏升任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两人在武昌认识。
发信路上，陈独秀在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上面有不少线装书。
有一本线装《皇清经解》手稿，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作者是杨鲁承，他问卖书人：“杨鲁承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其他的不知道。
陈独秀翻了一会，见书便宜，把书买了下来。
隔日，陈独秀和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在茶馆中闲谈，陈独秀提到这事。
邓蟾秋说：“杨鲁承是清朝二甲进士拔贡，写过不少书，家中有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就死了。
陈独秀问：“不知他家还有什么人?”邓燮康说：“杨鲁承有3个儿子，都已去世，只有一个媳妇杨彭氏还健在，家中事都由她料理。
陈独秀说：“如有可能，想和杨家后代见一面。
邓氏叔侄便托鹤山坪人江津一中施怀清校长带信给杨彭氏。
杨鲁承有一个孙子，叫杨庆余，很想出版祖父遗著，希望有一位名人作校正并作序，听说陈独秀对他祖父书稿有兴趣，正中下怀，立即赶到了县城。
陈独秀见杨庆余来了，十分高兴，留他用饭。
陈独秀问：“祖父书稿都是些什么内容?”“有《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这便是先生买的那一本，还有《群经大义》、《杨氏扈林》、《龙溪日记》等。
听说鹤山坪夏天凉快，陈独秀和潘兰珍决定去住一阵，好则多住，不好则少住。
这里敌机太吵，而且，潘兰珍和邓太太不和。
家在鹤山坪的施怀清校长听说陈独秀要去整理杨家旧书，邀请陈独秀夫妇住到他家——施家大院。
陈独秀想，给杨家整理旧书之余，还可以写自己的东西。
汪孟邹来信劝自己完成自传。
去年3月7日，汪孟邹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说，“现在陈独秀先生正在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已允许续成各章归我们刊印单行本，这当是读者所乐闻的。
但陈独秀准备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后再写自传。
他写《小学识字教本》的目的之一，是使学习者知其所以然。
诠释文字的来龙去脉，陈独秀运用了许多新兴学科知识，克服了古人的局限。
7月，几个挑夫随着陈独秀、潘兰珍两顶滑竿，走了20里地到了鹤山坪。
陈独秀住在施家大院，每隔几日，到杨鲁承旧居翻翻书稿，杨鲁承旧居又叫石墙院，离施家大院两里地，没有大路，不通车辆，但走石板路，来去很方便。
初来乍到，陈独秀感觉很好，敌机的声音很少听得到，也少了许多来往应酬。
陈独秀每月有北大资助，交给施家作伙食费。
后来，九中的何之瑜、儿子陈松年以及邓仲纯等人常来看陈独秀，潘兰珍就自己生火做饭。
邓仲纯来时，身上总背上一个药箱，顺便为陈独秀看病。
何之瑜在罗汉出事后，代表北大同学会照顾陈独秀。
住了一阵，杨庆余邀请陈独秀住到他家来，陈独秀也嫌施家小孩子多，便答应了。
进石墙院，主建筑是一栋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拾3级砖砌台阶而上，是宽阔的过厅，两边是偏房。
左边有一折门对着过厅，是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卧室。
对着院子的窗子上有八九根窗格棂，中间一根横档。
房屋很高大，在大窗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天窗。
屋顶没有天花板。
杨家另给陈独秀夫妇让出一间书屋，是7间正房中东边的第二间，20平方米，南墙有窗户。
这间房子是杨二太太彭氏住的，陈独秀来了，彭氏让了出来。
陈独秀住宅的东头一间是杨家的灶房，陈独秀和潘兰珍的灶房安在进门处。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陈独秀开始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
潘兰珍做家务之余，新开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
一次，陈独秀夫妇上江津县城，邓氏叔侄邀请他俩到大什宇菜馆吃饭。
邓燮康问：“怎么样?”陈独秀知道问整理杨氏遗稿事，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
邓燮康说：“章太炎不欣赏杨鲁承的东西。
有一次杨鲁承听说章太炎到了四川，便带着《杨鲁承先生谈〈皇清经解〉》去见章太炎，章太炎先生在杨氏书稿后写了“杂乱无章”4个字。
杨鲁承十分恼怒，没有多坐就走了。
陈独秀哈哈大笑，说：“杂乱无章没有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理有章了。
章太炎很小气，想不到给人家看稿也这么小气。
陈独秀想起章太炎在日本借钱给人要本息的事。
回到鹤山坪，陈独秀继续整理杨鲁承书稿，慢慢的就没有兴趣了。
一次，龚灿宾县长来鹤山坪见陈独秀，谈起杨鲁承书稿的事，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