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历史：陈独秀风雨人生 作者：朱洪
本书主要是写陈独秀生平，而一些历史细节对更完整地认识陈独秀，特别是更全面、深入、细致地认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具体过程。既整合前几本书的成果，又采用一些最新的共产国际的解密资料，对陈独秀的考察更加全面。和以往的陈独秀研究相比，关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介绍，陈独秀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因果关系的分析，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走上托派道路的原因分析等，在这本书里，材料挖掘得更具体，背景揭示得更深刻。
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
第一章 皖城名士(1879.10—1901秋)
不成龙就成蛇
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丑，陈独秀（庆同）出生在安庆城北的一间平房里。自陈独秀父辈上溯，陈家12世儒业不兴，陈独秀出生时，已成小户人家。
祖父陈章旭(字晓峰)，人称白胡子爹爹，生于1819年，年轻时候选知县，但一生候选，未被任用。陈章旭娶劳氏为妻，生下四儿一女。老大衍藩被太平军乱枪戳于稻草堆中不治身亡，老二衍藻夭折，老四衍庶（陈昔凡）是1875年的恩科举人，在外候选知县，无子。只有老三陈衍中娶查氏为妻，生有两子两女，继承了陈家一脉香火。
陈独秀两岁时，父亲陈衍中因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这一年，陈昔凡的原配，23岁的方氏也病逝了。白胡子爹爹喜欢抽鸦片，脾气更坏了。怀宁渌水乡老家来人，陈独秀母亲查氏叮嘱他们，手脚轻些，防止挨白胡子爹爹骂。
陈独秀六七岁时，祖父叫他背四书五经。陈独秀天资好，但玩性重，背得急急巴巴的。白胡子爹爹拿篾条抽他，说：“你大伯父在你这么大时，这几篇东西早就会背了。”陈独秀挨了打，小嘴倔犟地鼓在一起，两眼狠狠地瞪着白胡子爹爹。
祖父见了更气，骂他“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不成龙就成蛇”。
查氏很贤慧，在邻里亲友中有“女丈夫”之名。家里虽然穷得丁当响，乡人有急难，她常尽力相助。族长手下一个户差，经常以各种名义找查氏要点钱花。
一天，户差对查氏说，陈家祖宗在阴间缺钱，托话给他，叫他捎钱。说完，户差打了一个哈欠，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嘴里咕咕噜噜，鬼话连天。查氏也不去揭破他，说：“你等一等。”从箱子底下翻出几块钱。陈独秀见户差装神弄鬼，闭目睡在床上，一动不动，便和一群小朋友相约在屋前屋后一起喊：“失火了!失火了!”户差一听，慌忙睁开眼睛，说：“我在阴间就闻到烟味，知道失火了。”陈独秀和小朋友们在一旁哄笑，说：“一点不灵。”户差恼羞成怒要走。查氏忙把钱递了过去，赔不是。
白胡子爹爹知道后，大骂陈独秀“翻生货”，抄起戒尺要打他，但想到户差平白无故打秋风，独秀聪颖乖巧，举起的手又放下了。
1889年，陈独秀11岁时，71岁的祖父去世了。陈独秀十二三岁时，哥哥庆元(字孟吉)20岁，已考取了秀才。开始接替白胡子爹爹，教弟弟读书。一日，查氏见陈独秀将四书五经放在一边，聚精会神地看《昭明文选》，埋怨道：“庆同，正经的书不看，这东西管用吗?”哥哥说：“庆同性子耐不下来，看一点闲书，比不看好。”嘴上已露出茸茸小胡子的庆元，是个阿弥陀佛的性子，讲话总是和颜悦色，一脸谦和。
查氏知道庆元管不住弟弟，责怪陈独秀说：“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你这样贪玩，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说着，查氏的泪就掉了下来。陈独秀见母亲流泪，心软了下来，只好硬着头皮做八股文章。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参加院试考试。考试前，母亲问庆元：“庆同能考上么?”庆元说：“弟弟县考府考关都过了，这次院试也能通过。”母亲说：“我替他担心，县考府考他的名字排在后面。”“庆同的八股文有限，所以县考府考名次低，但院试要临场发挥，这是弟弟的长处，中个秀才没有问题，你就准备喜蛋吧。”
宗师出了一个很古怪的题目，叫“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不少考生傻了眼，交了白卷。陈独秀见题目出得怪，急乱中将《昭明文选 》、《康熙字典》上的难字古文，东拼西凑，一古脑儿往里搬，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宗师监考时几次走到陈独秀旁边站住。交卷时，他叫住陈独秀：“陈乾生，你且慢走，你今年多大了?”陈独秀毕恭毕敬地说：“童生今年17了。”宗师“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这位宗师叫李端遇，安徽学政，大大的个子。回到家中，陈独秀把答卷情况和宗师的话对庆元说了。庆元半天才说：“怕是没有考好，不然宗师怎么会说‘好好用功’呢?”陈独秀见哥哥这样
说，心里很难过，母亲的情绪也低了下来。看榜那天，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陈独秀考上了秀才，而且还是院试第一名。这下陈家别提多高兴了，贺喜的人接连不断，远亲近邻，族长户差都来了。查氏赶忙煮喜蛋，应酬客人，一天到晚笑呵呵的。客人走后，庆元说 ：“我叫你煮喜蛋，没有说错吧?”查氏笑着说：“你也学贫嘴了，那几日怎么不见你呲个牙?"
庆元见弟弟不做声，问：“你在想什么?”陈独秀说：“我那篇不通的东西，怎么会得第一呢?”庆元说：“我也奇怪，听你那么讲，能考上秀才就不错了。”陈独秀说：“那题目本来就不通，文章写得又不通，那宗师也不通，大约这几个不通到一起，就通了。”母亲说：“这是命。什么通不通的，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前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大鸟从我的头上飞过。庆同考上，是贵人吉象，命中注定的。”庆元听了，笑着说：“外面人还说，陈家祖坟风水好，振风塔是陈家坟前一管笔。”振风塔又叫万佛塔，号称长江第一塔。
查氏说：“这话也像，陈家祖坟坐北朝南，振风塔正好在陈家祖坟前面，你父亲考上秀才，叔父中举，你们弟兄俩都中了秀才，说不定真有祖宗保佑呢!过几日，我们去一下坟地，好好烧把香。”陈独秀听了，不以为然，“我不信贵人吉相，祖坟显灵，我只感谢昭明太子，没有《昭明文选》……”庆元见弟弟这样说，白了他一眼。陈独秀见状，忙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高晓岚
几日里，贺喜客人不断。最叫母亲高兴的是，安庆城几位从不登门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纷纷托媒上门，打听陈独秀的生辰八字。其中一位是安庆副将高登科托来的媒人，媒人只顾笑眯眯地看陈独秀，陈独秀不自在，说了声“请用茶”，借故出门去了。“到底是皖城名士，气度不凡。”客人说。查氏笑着说：“哪里称得上名士，你是夸奖他了。”客人说：“算是名士了，我们素不相识，不是慕名而来了么？”
安庆副将高登科是霍邱城东十里高家洋人(安徽六安霍丘临淮乡)，出身贫寒，小时受继母虐待。13岁那年放鹅丢了两只，不敢回家，正巧一支官兵路过，就随军而去。高登科作战勇猛，升任副将。他娶了三位夫人，女儿高晓岚是续弦詹氏所生。詹氏死后，高晓岚受到继母厅氏的虐待，高登科便带她到安庆，亲自教养。
面对媒人，查氏说：“晓岚自幼丧母，庆同自幼丧父，两人都是苦命，倒是般配，只是高晓岚是将门之后，庆同出身贫贱，怕是门不当户不对。”客人说：“庆同父亲是大清举人，做官在外，前程无量。文官武职，正和高将军门当户对。你的两个儿子都是秀才，陈家又是书香世家，说起来，还是高家攀附陈家哩。”他这么说，是因为陈衍中去世后，陈独秀过继给叔父陈衍庶（昔凡）为子。
查氏听了高兴，问：“不知高将军女儿今年多大了？”客人说：“高晓岚生于光绪二年丙子正月十八日，今年满19岁。”查氏说：“庆同生于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比小姐小3岁。”客人说：“不妨，女大三，抱金砖。”查氏说：“明个我带庆同去高府坐坐，和高将军、晓岚见一面，你看如何？”客人说：“这样最好。”
当晚，查氏讲到高府提媒的事。陈独秀看着庆元，庆元只是抿着嘴笑。庆元比妻张氏小一岁，所以不好说什么。陈独秀见哥哥只是笑，知道他已同意了，便说：“母亲做主吧。”
第二天，查氏和陈独秀去了高府。高登科一身新衣服，满面喜气。陈独秀喊了一声“伯父好”，挨母亲坐下了。高登科连声答应了，和查氏对坐，中间隔着一张八仙桌。堂厅正墙中间有一幅山水图，陈独秀手足无措，只将眼睛朝画上看。高登科以前没有见过陈独秀，只听说考中秀才第一。这会见陈独秀声音宏亮，目光炯炯，彬彬有礼，眉宇中透出几分英气，已是非常欢喜。虽然个子小了一点，皮肤略黑，因为年轻并不介意。
这时，高晓岚端上茶水、点心。高晓岚出身将门之后，个条高挑，这天穿着又仔细打扮过，一双如莲小脚。见了查氏，叫了一声“伯母”，挨次斟了茶水，走到高登科下首的紫檀木圆凳边，远远地和陈独秀对坐了。
查氏连忙答应了，两眼只顾朝高晓岚看，见她荆钗布衣、朴实厚道，心里十分欢喜。原来怕官家小姐，过不惯她家粗茶淡饭的生活，这回放心了。查氏再看陈独秀，儿子默默地坐着，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偶尔，陈独秀瞧了一眼高晓岚，心嘣嘣地乱跳。正巧高晓岚在瞧他，两人的脸顿时红了。从高府出来，陈独秀一路无话。俗话说，十八无丑女，陈独秀情窦初开，哪见过这个世面，心里乐滋滋的。
母亲问他：“怎么样？”陈独秀头也不抬，只是笑。问急了，答道：“说不上来。”母亲笑了，说不上来就是同意啊。
江南乡试
1897年７月，陈独秀、庆元，庆元的先生、同学及先生的几位弟兄一行数人，雇了一只民船，到南京参加８月份的。船行数日，到了南京。甲午战争之后的南京，满目疮痍，一片衰败。陈独秀原想到了六朝故都，开开眼界，结果大失所望。
一行人沿着街铺走，问了几家客店，都住满了江苏、安徽来的考生。别的省是一省考，只有安徽、江苏是两省在一起考，江南乡试期间，南京有10000多考生。一处很破烂的客店，周围泥泞不堪，只见一位穿着很漂亮的年轻女子，单衣薄纱，露着胳膊腿子，笑着迎过来说：“住店呀？”说着，伸出手拽住了先生手上的包袱，那妩媚的笑里分明还有别的意思。大家似着了魔，两眼发直迈不动腿，都说：“就住这儿吧。”屋里已住了不少考生，床铺是大通铺，房钱还高。因为碍着女主人吊胃口，大家都心甘情愿交了钱。
陈独秀转了几个地方，没有找到厕所。出了门，来到一片空旷地，远远的见一个年轻女子姗姗而来，同店的一位考生竟拉下裤子，蹲在一旁。陈独秀心里厌恶，咕哝了一句：“妖孽！”生了一阵闷气，陈独秀回来和庆元说了。哥哥说：“小便胡乱找个地方方便了，若出恭，只好等晚上天黑了。”陈独秀只好等天黑出门，走到屋后无人处方便，却踩回一脚的晦气。进屋后，一屋子的人都不高兴。不知是谁在叫骂：“这么难闻，是谁假正经呀？白天不去，偏要等晚上去。”陈独秀好一阵子不自在，只好不做声，让人叫骂了一会。
躺下来后，陈独秀想起那位花枝招展的女房东，便问睡在一旁的考生。那考生轻轻地说：“我们都中了美人计了。那个漂亮姐是房主临时请来招揽生意的，等我们交了钱，早已领了赏钱拍拍屁股一溜烟了。”陈独秀说：“原来是这样。”旁人已是鼾声如雷，陈独秀翻了几个身，久久难以入睡。他想：这时和女人睡觉，大约不会推辞，但叫我当街献宝，绝对不干。
离考试还有一些日子。第二天，陈独秀、庆元、庆元的先生等人约了一起逛街。
回到客店，昨晚和陈独秀挨铺的考生捂着肿起的脸颊，睡在床上呻吟。陈独秀问：“怎么了？”他哼了半天，说：“刚才去钓鱼巷，钱没有带够。”陈独秀一听，差一点笑出声来，赶紧用手捂住了嘴。他以前听说过嫖妓不带够钱要挨打，想不到这回真给他遇上了。
吃过晚饭，一位考生坐在窗前看上海《时务报》。陈独秀稀罕，说：“等一会给我看看。”陈独秀以前没有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他将这张《时务报》读了又读，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十分感兴趣。这一晚，他又没有睡好觉。
八月初七，考生进考棚考试。考棚被分隔成十余丈长的号筒，每个号筒隔成一个一个的号舍。每个号筒要住上近百个考生，号舍又低又矮，像鸽子笼似的排在那里。进考场时，考生吵吵嚷嚷，蜂拥而进，惟恐找不到号舍。陈独秀背着包袱左右顾盼，差一点被人挤倒，还是庆元拉他找到了号舍，代他领了试卷。这时，陈独秀已三魂丢掉二魂半。
陈独秀那条号筒紧对着一堵高墙，是一条长巷。考试分3场，一场3天，要考9天，所以考生都背了烧饭的家伙。进了号筒，考生便将铁锅挂在对面的墙上。８月的南京，正是火炉季节，中午烧饭，到处浓烟滚滚。考生为了避热，伸出身子，半探在号筒中答卷。考试第一场，庆元的先生还斯斯文文地穿着老布对襟褂子，其他考生早已把小褂子脱去了。
下午，陈独秀拿着卷子，冥思苦想，只见一个徐州大胖子全身一丝不挂，头上盘着辫子，脚踏一双破鞋，手拿试卷，在号筒中走来走去，大脑袋晃动着，口中还念念有词。陈独秀见了，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发了一阵呆。没想到在大清朝的科举场，竟有这等有辱斯文的事。“妖孽！”陈独秀心里想。这时，赤条条的大胖子，摇晃到陈独秀号舍前，猛地一拍大腿，口中念道：“今科必中。”把气喘吁吁的陈独秀吓了一跳。
这一回，昭明太子没有帮陈独秀的忙，兄弟俩双双落榜。
关东遭丧乱
从南京回来，陈独秀与高晓岚完婚。婚礼那天，陈家亲族、本家来了不少人，陈独秀的大姐夫、商人吴向荣，小姐夫、画家姜筠之侄姜超甫都来了。婚礼杂事主要靠两位已出嫁的姐姐和嫂嫂张氏操持。高登科穿了皇帝赏他的马褂，请了不少当地有脸面的人到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小名小众）也从霍丘赶来参加姐姐的婚礼。陈、高两家热闹了几天，了却了一件心事。小众活泼可爱，和姐姐性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新婚燕尔，北方的寒流就南下了。陈独秀和高晓岚一个新潮、一个守旧，度完了蜜月，两人的话也说完了。慢慢的，高晓岚有事无事便到嫂子张氏屋里坐。陈独秀乐得清静，写他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新式文章。
1898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就在这一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第一个儿子陈延年在大南门培德巷东口一号出世了。因庆元的3个儿子比延年大，所以延年小名叫小四子。延年脑门阔，像陈独秀，瓜子脸像高晓岚。延年的出世，对高晓岚是个安慰。陈独秀年纪轻轻做了父亲，喜上眉梢。
这时嗣父陈昔凡回家省亲，临走提出带庆元、陈独秀弟兄俩去东北。陈独秀、庆元虽是秀才，都无事在家。陈昔凡脸色慈祥，眉清目秀，鼻隆耳大，一副富人吉相。他是光绪元年乙亥（1875）恩科举人，候升知府，在辽阳州任过班升道，分省补用，以知府赏戴翎。
一次，陈独秀随陈昔凡在东北乘火车，天黑大雨，几个喝醉酒的俄国士兵将中国人赶下火车。陈独秀问陈昔凡：“中国人买了车票，为什么还被赶下车？”陈昔凡叹了一口气，说：“还有打死中国人的事。”陈独秀追问：“华官为什么不管？”陈昔凡说：“管有什么用，路权已不属于我国。”陈昔凡关照说：“庆同，你年轻气盛，不要逞强。”
1899年年底，陈昔凡见义和团大闹山东，安排陈独秀兄弟俩回安庆。“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此时正是隆冬季节，一路天寒地冻，惊鸿四野。弟兄俩日夜兼程，风餐露宿。1900年春节前夕，赶回安庆。见到弟兄俩，一身重孝的高晓岚和张氏嚎陶大哭，原来母亲查氏已不在人世了。想到母亲孤苦零丁的死去，陈独秀靠在门边，泪如雨下。
第二年，陈独秀在安庆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年底，高晓岚生下了女儿玉莹（筱秀）。
1901年春，东北安定后，陈昔凡带信要陈独秀和庆元再去。但这次，陈独秀决定去日本留学。初秋，庆元庆同弟兄俩相约启程。“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
这是弟兄俩最后一面。
第二章 天生的领袖(1901秋—1908冬)
青年励志社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
头一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励志社”。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一次，清廷派官员到日本，励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一班人争着当翻译，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遂和张继退出了励志社。
秋去冬来，陈独秀和老乡桐城西乡（练潭乡）潘家楼人潘赞化一起回国。1902年初春，陈独秀回到了安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南水关道院内两幢毗连的房子。房基隔街临江，隔壁是李鸿章公馆。陈昔凡看上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这里建屋造园、怡养天年。
陈独秀回到安庆不久，与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励志社”。这些进步青年中，有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房秩五，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南京陆师学堂学生葛襄（葛涓仲）以及潘赞化、何春台等人。社址设在藏书楼。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清朝安庆地方当局的警觉，准备逮捕学社的为首分子。秋天，陈独秀和葛襄被迫离开安庆，途经南京、上海，再次去日本。陈独秀临行前，妻子高晓岚已有身孕。年底，高晓岚生了一个团团脸、活泼好动的儿子陈乔年，因为排在延年之后，取小名“小五子”。
陈独秀到南京后，和葛襄去江南陆师学堂见到了徽州人汪稀颜。经汪稀颜、葛襄的介绍，陈独秀认识了正在陆师学堂读书的章士钊。陈独秀告诉汪稀颜，自己写了2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到上海商务馆石印出版。
一个月后，汪稀颜给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弟弟汪孟邹写信，称“陈仲甫”氏为“皖城志士”，说“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年底，汪稀颜猝然去世。陈独秀写了《哭汪稀颜》诗：“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秋天，陈独秀第二次来到日本。在日本，陈独秀认识了苏曼殊、冯自由等。苏曼殊生性豪放不羁，和陈独秀在一起，常常信马由缰，大谈特谈。
天渐寒冷后，一日，陈独秀、张继、潘赞化等人闲谈。张继说：“秦毓鎏，叶澜等人近日提出成立‘中国青年会’，问我们可有此意？”潘赞化说：“既然我们不参加励志社，不如正式宣布退出来，一起参加中国青年会。”陈独秀表示赞成。中国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正对他的胃口。
除夕之夜，陈独秀和潘赞化说：“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潘赞化知道陈独秀挂记高晓岚生产的事，劝他说：“嫂子不是头一胎，家里还有孟吉夫人，你还是放宽心吧。”陈独秀说：“倒也是。冒冒失失地回去了，清廷的爪牙说不定还要找我的麻烦。”
冬去春来，陈独秀又结识了留日学生中激进人物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往来较多的是赵伯先、潘璇华、葛温仲、周筠轩等。当时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是清政府的一个走卒，大伙瞧不起姚昱的奴颜媚骨，打算找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奴才。
1903年３月31日夜晚，东京到处散发着樱花芳香的气息。月光下树影憧憧，昆虫在嫩绿的草坪中嗡嗡作响，和偶然走过去的悉悉索索的脚步声交叠在一起，增加了夜的宁静。这时，有几个黑影轻手轻脚地闯进了姚昱的住室。只见抱腰的抱腰，捧头的捧头，捉手的捉手，惊慌失措的姚昱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咯嚓一响，姚昱的辫子连辫根齐刷刷地被剪去。大家发一声喊，顷刻间人去辫空。原来，这抱腰的是张继，捧头的是邹容，执剪的是陈独秀。回到宿舍，陈独秀将手中的辫子扔到桌上，大口喘气地说：“这回出了一口恶气。”
当夜，他们将姚昱的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第二天，姚昱向清廷驻日本使节诉苦。不久，日本警方查出为首者是陈独秀、张继、邹容，旋即将3人驱逐出境。４月上旬，陈独秀、邹容、张继乘船到上海，一起去《苏报》编辑部看章士钊。
听了3人被逐经过，章士钊哈哈大笑，说：“你们来得正好，《苏报》打算增加革命宣传。不知你们有什么打算，我倒希望你们能留下来。”结果，邹容要写《革命军》，陈独秀急着要回家，只有张继答应留在《苏报》编辑部。
藏书楼演说
1903年４月底，陈独秀回到了安庆。6岁的延年已入私塾蒙馆读书，陈独秀我行我素，和新朋旧友谈天，他的住宅一时热热闹闹，又成了安庆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
一天，卫国桢、潘晋华等青年来陈独秀家闲谈。陈独秀说：“现在大家爱国情绪十分高涨，我有一个想法，写一个‘知启’，在藏书楼开一个演讲大会。你们看怎么样？”卫国桢、潘晋华等都说好。
５月17日中午，陈独秀冒雨来到藏书楼。南水关离藏书楼所在地孝肃路拐角头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陈独秀到时，楼里楼外已挤满了喧闹的青年学生。不少学生穿着淋湿的衣服，焦急地向前台张望。陈独秀登台，先讲他在东北耳闻目睹俄国士兵欺压华人的暴行，然后说：“我们与俄国人仇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们人少力薄，要益于国事不能闭塞耳目，要消息灵通；要有爱国思想；要有健壮的体魄，提倡军人精神……”陈独秀演讲完毕，室内掌声雷动。接下来，卫国桢、潘晋华、潘旋华、葛光庭等人也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当场签名参加“安徽爱国会”的有126人，其中包括16岁的朱蕴山。
第二天，大学堂的总办、提督、总教的办公桌上，学生不上课的请假条越来越多。有的学生甚至公开号召学生停止上课，公开要求校方专门操练学生、组织学生军到东北与俄军作战。两江总督闻讯大惊失色，密令安徽巡抚密察为首者，务求早早缉拿归案，早日平息安徽风波。他在电令中称为首者“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安庆知府桂英接到两江总督电令，立即查封了藏书楼，并要学堂的总办、提督“将闹事的为首分子开除学籍”。安徽大学堂总办以“议论拒俄，煽动是非”的罪名开除了十几个请假闹事的学生。
在桂英下手之际，陈独秀草草收拾行李，避往上海。
国民既风偃
1903年６月30日，上海警方因《苏报》刊登章炳麟写的《革命军》序，逮捕了章炳麟。第二天，《革命军》作者邹容愤而到巡捕房投案。7日，《苏报》被封闭。
《苏报》案发生后，章士钊、陈独秀、谢晓石、张继等人酝酿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
梅初里房子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下是印刷场地，编辑住楼上。主笔是章行严，陈独秀、张继协助，撰述有何梅士、陈去病、金天翮、林解、谢无量、郭湛波等人。靠近窗台，有两张木桌，上面堆满了稿件和各种报纸。进门靠墙一边有张木床。编辑室来客，常常坐卧于床，和章士钊、陈独秀纵谈一切。
夏天，保定高等学堂的学生吴越、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等来到《国民日日报》社。听说吴越是桐城老乡，陈独秀十分高兴。这次交谈，两人一见如故。
９月初的一日，苏曼殊（子谷）来了。刚从日本回来的苏曼殊脸型瘦削，身材单薄，因为衣食无着，便留在编辑部翻译雨果的《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上连登。
一天，章士钊指着一叠稿子问苏曼殊：“子谷，你写的这些惨状是《惨社会》原来就有的么？”苏曼殊伸过头来看，说：“这是仲甫加上去的。”章士钊摇头说：“不好。翻译要讲信、达、雅。”陈独秀不以为然：“现在第一要紧的是把国人从睡梦中叫醒。信达雅的事，等以后没有事时，再坐下来慢慢译。”
深秋的一日，已是八九点钟，陈独秀还睡在床上，打着呼噜。“仲甫，起来了。”章士钊叫道。陈独秀眨了眨眼，问：“几点了?”“旭日临窗，少说也是卯时。”章士钊说。陈独秀从床上坐起，伸出胳膊穿上竹布蓝衫。在他的老布衬衣的领口上，有点点白色东西在蠕动，密集无数。章士钊诧异地问：“何耶？”陈独秀低头看了看说：“虱尔!”章士钊见陈独秀若无其事，说：“你不要弄到我的身上来了。”这时，苏曼殊进来，章士钊指着陈独秀的衬衣领口给他看，说：“我原以为仲甫是天生的领袖，想不到他还是天生的乞丐。”说罢，三人一起大笑。苏曼殊拿出译好的《惨社会》放在陈独秀的桌上，说：“今天该是行严主编稿子，我是专找仲甫来的。”陈独秀看稿时，用毛笔圈点了几个字，说：“就这样吧。
”苏曼殊说：“加上你的名字吧。”陈独秀点了一下头，说：“可以。”用毛笔在苏曼殊之后，写上“陈由己”3个字。
年底，上海的黑势力投诉上海地方当局，指责《国民日日报》“扰害大局”。销售部经理李少东以报纸卖不出去为由，停发了大家薪水。没有办法，只好停刊。
不久，苏曼殊去香港投靠兴中会陈少白，陈独秀回安庆，大家再次分手。章士钊很珍惜这段历史，写诗道：“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安徽俗话报
1904年年初，陈独秀回到了安庆。
闲时无事，陈独秀常去桐城学堂坐坐。当时吴挚甫任桐城学堂董事长，房秩五、吴守一任学长。一日，陈独秀说：“安徽人多躲在鼓里，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个主张，大家在一起办一份白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
大家一听，都说好。决定吴守一编小说、诗词，房秩五编教育，陈独秀是主笔，兼编辑论说、新闻、实业、来文。
陈独秀给绩溪人汪孟邹的老师胡子承写信，请他给汪孟邹写信，自己也给汪孟邹写了一信。收到陈独秀的来信，胡子承立即给汪孟邹去信推荐，说：“陈君仲甫拟办《安徽俗话报》，其仁爱其群，至为可敬、可仰……此事应如何应付，本社诸同志与拣老会面时当可妥商也。”信中所提“拣老”，即周拣臣，其女周物婉与汪稀颜子汪原放已定婚。汪孟邹写回信给陈独秀，说：“芜湖没有印刷条件，最好能在上海印出，再运回芜湖发行。”于是，陈独秀请章士钊帮助联系了上海东大陆印刷所。
3月21日，编在安庆，印在上海，发行在芜湖的《安徽俗话报》第一期问世。
就在这年，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在东北遇到了一个发财的机会，成了暴发户。2月8日，为了争夺我国东三省，日俄战争爆发，清廷宣布“局外中立”。当时，日俄双方都需要马匹，商人便从蒙古贩运大批马匹到奉天(辽宁)出售，牟取暴利。陈昔凡和其他地方官趁机大抽牲口税，落入自己的腰包。日俄战争后，陈昔凡在奉天购置田地二百亩；在北京琉璃厂附近投资10000两银子，开了一间“崇古斋”古玩铺；在奉天设了一间“崇古斋”分店；在安徽贵池乌沙购地800亩；在安庆四牌楼开有近十家铺面。陈独秀办报缺钱，但不染指陈昔凡。父子俩一个是朝廷命官，一个是反清斗士，已不可同日而语。
盛夏，陈独秀背着包袱，只身到了芜湖。当时吴挚甫随桐城学堂去桐城，房秩五打算去日本留学，所以陈独秀把报搬到芜湖去编。科学图书社在芜湖长街中段一个阁楼上，汪孟邹说：“仲甫，我这里清苦得很，每天只有两顿稀饭。”陈独秀说：“就两顿稀饭好了。”好在省内各地设了供销处，东到上海，南到广州，北到辽东，都有订户，报纸有希望超过3000份。有的读者不知道是一人办报，希望把报纸办成日报。
不久，章士钊来信，希望陈独秀去上海加入暗杀团。陈独秀到上海后，章士钊带他见了杨笃生、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晚上住在暗杀团的秘密机关——英租界新闸路余庆里。陈独秀未来之前，章士钊已将陈独秀在安庆效仿蔡元培办安徽爱国会被通缉，以及办《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的事告诉了他们。
杨笃生是暗杀团发起人，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与何海樵等人成立暗杀团。原计划在北京刺杀西太后，没有找到机会，回到上海后发展了蔡元培加入暗杀团 。蔡元培时任爱国女校校长，于是又发展了爱国女校教员钟宪鬯、俞子夷，因为他们懂化学。陈独秀来了后，杨笃生等人举行仪式，发展他为暗杀团成员。
在一长帘高挂的房间，正面墙上临时挂着一纸黄帝神位字样，神位下面是一张八仙桌，一束香余烟缭绕，弥漫着神秘的气氛。桌下摆着两个草垫子，盛着酒的白瓷器皿已滴入刚杀的鸡血，陈独秀随杨笃生跪在草垫上，宣读誓词。读毕，又随杨君将血酒一饮而尽。随后几日，陈独秀和杨笃生一起向钟宪鬯学制造炸弹。
这次陈独秀在上海时间不长，当月回到芜湖。
吴越牺牲(1)
1904年秋，房秩五由安庆去日本，顺路到芜湖与陈独秀叙别。房秩五来了后，天气转阴。陈独秀对房秩五说：“你是天留客。”秋雨淅淅沥沥下了三日，两人纵谈天下事，一连谈了三日。第四天，云开日出，陈独秀帮房秩五提着包袱，送他上船。“留人别馆三秋雨，送我晴江万里波。”船到江心，房秩五仍能看到衣冠不整的陈独秀立在岸边，向他挥手。
桐城人李光炯、无为人卢仲农将安徽旅湘公学移到芜湖，改为安徽芜湖公学(安徽公学)。受聘在安徽公学讲课的有柏烈武、陶成章、张伯莼、刘师培等人。陈独秀也兼任安徽公学国文教师。陈独秀上课，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
什么纲常名教、师道尊严，全不放在眼里。堂下鸦雀无声，学生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受陈先生影响，学生写作业时也常冒出“新”思想。一日，陈独秀批改作业，见一个学生作诗“屙屎撒尿解小手，关门掩户圈柴扉”，不禁哈哈大笑。他用毛笔在一旁批了 “诗臭尿腥”四个字，然后又加了两句诗：“劝君莫做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
这时，苏曼殊也来到了芜湖。他在上海和陈独秀分手后，去香港投靠陈少白，因误会受到冷遇，加上婚姻挫折，气头上去广东惠州剃度为僧，当了和尚。但他凡性未灭，偷了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逃之夭夭。陈独秀推荐苏曼殊作国画教员，他认为，苏曼殊作画叫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不像庸俗画家浪费笔墨。陈独秀常以诗僧、画僧称他。
苏曼殊与刘师培也是老熟人，到芜湖后就住到了刘家。刘师培夫人何震喜欢苏曼殊的画，三番五次要拜苏曼殊为师。闲时，苏曼殊与怀宁人邓绳候常相过从。邓绳候在皖江中学教书，是完白山人邓石如重孙，诗文书法俱佳，两人“共晨夕者弥月”。邓绳候曾写诗送苏曼殊：“寥落枯禅一纸书，欹斜淡墨渺愁予；酒家三日秦淮景，何处沧波问曼殊。”
年底，胡子承给汪孟邹写信，希望改良《安徽俗话报》，说：“鄙人甚敬此报，甚爱此报，而又不敢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仲翁等商之。”陈独秀听说胡子承讲的宗旨是“辞旨务取平和，万勿激烈”，生气地说：“我办《安徽俗话报》时就立下宗旨，让皖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胡先生连‘自由婚姻’都容不下，还不如不办的好。”汪孟邹忙劝解说：“胡先生讲你‘血性过人’，一点不假，他提出改良，并未叫你一定照他的意思。”
苏曼殊生性喜欢漂泊不定，浪迹天涯。1905年6月，苏曼殊去日本江户。临行前，作《东行别仲兄》诗一首，诗云：“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送走苏曼殊，回到科学图书社小阁楼，陈独秀看看苏曼殊墨迹未干的诗，对汪孟邹说：“苏曼殊专四言绝句，发人深思，字里行间别有洞天。”
“听说苏曼殊向你学过诗？”汪孟邹问。
“在上海，他突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提起往事，陈独秀兴趣大增：“子谷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照曼殊的历史讲起来，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实在是一个天才。”
夏天，安徽公学附设安徽公立速成师范学校，李光炯、卢仲农请房秩五到芜湖主持。陈独秀应家在寿州的体育教师柏文蔚之邀，和王静山、方健飞、宋少侠等人利用暑假去淮上一游。
从淮上旅行回来，一日，吴孟侠(吴越)和赵声来访陈独秀。吴越自前年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从此和陈独秀一直书信往来。陈独秀问他：“还在保定办《直隶白话报》?”吴越摇头，说：“同胞们都在做弥天大梦，办报纸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我已和马鸿亮等人组织了北方暗杀团，决意亲手杀几个清朝大臣，以唤醒同胞已死之心。”
赵声对陈独秀说：“孟侠被推举为北方暗杀团支部长。”陈独秀听了连连点头，说：“去年11月万福华案后，章炳麟、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把暗杀团改为光复会，我也赞同。我一向主张用武力推翻清朝，只是行动要小心。”吴越说：“好在我没有妻子儿女，只有老父亲有些舍弃不下。这次我回桐城，上了一趟龙眠山老家的坟山。”“不可胆怯，也不可粗心，行动前要作缜密考虑，接受万福华的教训。”送吴越、赵声出门时，陈独秀一再提醒吴越。吴越、赵声走后，陈独秀书写了一幅对子，“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不久，《安徽俗话报》因刊载一则反英消息，触怒了英国驻芜湖的领事，该领事胁迫芜湖地方当局勒令停办《安徽俗话报》。
9月底，留在安徽公学教书的陈独秀听到传闻，北京火车站发生刺杀五大臣未遂事件，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受轻伤。刺杀者当场身亡，因血肉模糊，至今官方不知刺杀者为谁云云。陈独秀大吃一惊，立即给在保定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去信：“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张开措，关于吴兄一切，务详告。”
事情发生在9月24日，这天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绍英、端方、戴鸿慈、徐世昌五大臣出都。杨笃生是随员，事前通知了吴越。早上，北京正阳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越身揣红布包裹着的自制炸弹不能靠近，临时买一套无顶红缨官服穿在身上，装成随员，在火车启动之际，登上了窗帘装饰富丽堂皇的五大臣专车。吴越尚未立稳脚跟，火车突然开动，猛然的震动使吴越措手不及，将胸前的炸弹引爆。
吴越牺牲(2)
这枚炸弹有很大威力，火车站一时大乱。负责掩护吴越撤退的杨笃生和张榕见事已至此，忙趁乱离去。
张啸岑给陈独秀寄来吴越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并说烈士赴难前，曾留下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吴越写道：“杀那拉淫妇难，杀铁良逆贼易；杀那拉淫妇其利在今日，杀铁良逆贼其利在将来，杀那拉淫妇去其主动力，杀铁良逆贼去其助动力……”吴越字迹雄宏刚健，如枪炮子弹，掷地有声；文论气势磅礴，大义凛然。后来，陈独秀将烈士遗物寄往上海。开吴越追悼会时，蔡元培在大会上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一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杨君，以为纪念”。
清廷不久查明是吴越所为，张榜示众时，将“越”字旁加一“木”，成“吴樾”，以示给吴越永远戴上枷具。（注：1929年，由张啸岑、金慰农等人提议，将安庆最繁华的街道命名为吴越街，延用至今）桐城人金寿民1901年任保定莲池书院讲习时，作担保人，帮吴越考取北洋高等学堂。吴越出事后，受牵连入狱。其妻郝漱玉曾任直隶女学堂总教习，后经日本女学生出面，请日本驻华使馆出面斡旋，慈禧太后下旨：“金寿民马虎成性，不堪录用，驱逐回籍。”金寿民遂与妻子郝漱玉回老家桐城（今枞阳）会宫养老，留住了性命。
岳王会
1905年秋天的一日，在芜湖安徽公学代课的陈独秀和柏文蔚、学生常恒芳等人商议成立，因为岳飞反抗的金辽正是清人的祖先。
9、10月间的一天，一向冷落的芜湖关帝庙，突然来了30多位香客。他们在供桌的木香炉里燃上一炷香，在烛台上燃起两根蜡烛，面对神龛里的关帝泥塑，抚掌叩头，盘腿而坐。为首者便是26岁的陈独秀。大家静静地坐着，听陈独秀宣读岳王会章程，然后集体宣誓。会后，当选为会长的陈独秀利用会费，租了两间房子作秘密联络点。10月，柏文蔚因赵声之请，到南京新军第九镇任武官，不久在南京成立岳王会分会。
年底，孙中山派22岁的吴谷(吴春阳)到南京组织长江流域同盟会。柏文蔚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年初，芜湖岳王会集体加入同盟会。陈独秀不愿参加同盟会，他说：“我不参加同盟会，照样也革命。”章士钊、徐锡麟、熊成基等也没有参加同盟会。
1906年春，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去日本。在船上，苏曼殊问陈独秀：“为什么不加入同盟会？”陈独秀说：“同盟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我很佩服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但其他人我就不好说了。像汪精卫，纯属全躯保妻之徒。尽美、薄泉、师培与孙逸仙也常有摩擦。”这次去日本，苏曼殊想寻找大姨河合仙（义母）。苏曼殊是广东香山人，1884年10月出生日本横滨，母亲是日本人河合若子，父亲苏杰在苏曼殊出世前即丢弃河合若子而去。苏曼殊出生不久，母亲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改嫁前，母亲将苏曼殊交给其姐河合仙。
到日本后，苏曼殊没有找到河合仙，因送小野氏南归，和陈独秀在大热之前回到芜湖。７月５日，苏曼殊给刘三写信：“申江别后，弟即偕仲甫东游，至处暑始抵皖江。”
秋日的一天，陈独秀回到安庆。嗣母谢氏见他西装革履，头发后梳，一副留洋派头，笑着对高晓岚说：“大众，你看他穿得像个鬼样子！”陈独秀脱下西装褂子，披到侄子遐文身上，笑眯眯地说：“老奶奶讲我穿得像鬼一样，这穿得多好看呐！”延年和遐文年龄相仿，见父亲和遐文讲话，远远地站着，睁着大大的眼睛朝他们看。陈独秀见状，走了过来，伸手摸了一下延年的黑黑的头发，“嗯”了一声，说：“长高了。”
陈同甫再世
1907年春，陈独秀到日本，住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和章士钊、苏曼殊住一室。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邓以蛰和二哥邓初。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邓初到日本学医，邓以蛰在弘文书院学日语。陈独秀到东京后，和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张继、陶冶公、何震及日本人幸得秋水等人成立了“亚洲和亲会”，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共同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章太炎是1906年６月出狱后来到东京的，任《民报》总编辑。章太炎古文造诣很高，文章古奥。平常好说佛法，讲《说文解字》。陈独秀很佩服他的“朴学”，章太炎也推举陈独秀的文字学。当时钱夏（钱玄同、字德潜）也在《民报》馆。陈独秀不参加同盟会，但喜欢读《民报》，平常无事，陈独秀喜欢到《民报》馆坐坐。
这期间，陈独秀沉醉于拜伦（Byron）与雪莱(Shelley)的全集。因为看多了，陈独秀就时而拜伦的浪漫主义，时而卢梭的自由主义，时而易卜生的个人主义等。
在邓以蛰眼里，陈独秀就是南宋的陈同甫再世，而陈独秀本人也最服膺陈同甫和叶水心。苏曼殊佩服陈独秀的汉学，章太炎的诗，自己喜欢哼着以龚定庵为蓝本的七言绝句。
夏天，苏曼殊完成了“梵文典”的翻译。陈独秀写诗《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爱奉一什丁未夏五》贺他：“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上一年苏曼殊在芜湖送给邓以蛰一幅荷锄图，画上燕绕春柳，落花无情，陈独秀也题了诗：“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平常陈独秀叫苏曼殊“糖僧”，“革命和尚”，但题诗时，总客气地称为“曼上人”。
1908年夏日的一个星期天，陈独秀来到《民报》馆。湖北人黄季刚正在和章太炎、钱玄同闲谈，见来了生人，便退到里屋。谈了一会，周作人也来了。谈到汉学，陈独秀说：“清汉学发达，戴、段、王都是安徽、江苏人，安徽、江苏还是出人的。”陈独秀知道章太炎、钱玄同、周作人都是浙江人，因为是熟人，他也不避讳。章太炎清秀的长脸看上去很精神。他见陈独秀抬举安徽、江苏人，虽不以为然，还是点了点头。“湖北没有出什么人……”陈独秀继续高谈阔论。章太炎又附和了一句：“是啊，湖北没有出什么人。”在里屋的湖北人黄季刚听了直喘粗气，大嚷：“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没想到草棵里杀出个程咬金，弄得十分尴尬。“这又何苦。”陈独秀找了个由头，起身告辞。
章士钊、陈独秀、苏曼殊3人在一起，1884年出生的苏曼殊年龄最小，小陈独秀五岁，小章士钊二岁。因此跑腿打杂，常常是苏曼殊的事。一次3人断炊，章士钊、陈独秀找了几件衣服，要苏曼殊去当铺当点钱买东西吃。谁知苏曼殊一走，半天不见人影。“疯和尚”，“死和尚”，陈独秀、章士钊两人大骂了一通，又饿又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半夜，苏曼殊回来了。手上的衣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书。“吃的呢？”
陈独秀见苏曼殊回来，咽了一下口水。“当了钱，正要买吃的，在夜市上见了这本书，因为遍地寻不着，便买下了。”说这话时，苏曼殊慢慢地往外吐字，像是平时闲谈。两人见状，又骂了几句，只好饿着肚子继续睡觉。苏曼殊一夜未睡，把新买的书看完了。第二天早上，陈独秀、章士钊起来接着骂。苏曼殊也不答，一头倒下，不一会，鼾声大作。
不久，章士钊因交女友，得罪了其丈夫，一位陆军大佐，只得独自先回国去了。
苏曼殊在日本出生，这次邂逅了当年的恋人菊子。菊子此时成了一名弹筝的艺伎，改名百助眉史。苏曼殊在陈独秀劝说下，决定作画卖钱，赎出百助眉史，不料艺伎老板用计奸污了百助眉史，迫使百助眉史蹈海自杀。苏曼殊受了打击后，成天少言简语，闷闷不乐。过了一时，苏曼殊写了十首怀念百助眉史的《本事诗》诗稿，给陈独秀看。其一云：
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
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重听入云筝。
隔日，陈独秀写了和诗十首，其一云：
双舒玉简轻挑拨，鸟啄风铃珠碎鸣；
一柱一弦亲手抚，化身愿作乐中筝。
秋初的一天，陈独秀到枥木县日光山观赏华严瀑布（死亡瀑布），发源于中禅寺湖的大谷川，过去常有青年人在这里自尽。因联想到国内革命义举屡屡失败，陈独秀心情黯淡，吟《华严瀑布》诗十四首，其中如：“死者浴中流，吊孝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苏曼殊却从诗中找到了佛性和禅机：“好，好，词况丽瞻，是仲兄的上品之作。”游华严瀑布，陈独秀感伤太多，不久他与苏曼殊分手，回到了国内。
第三章 老革命党人(1908年冬—1915夏)
述哀
1908年底的一个傍晚，在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员的陈独秀，接到凶信：10月3日，37岁的哥哥庆元（孟吉）在东北因肺病逝世。晚间，陈独秀吃了几口饭，再也咽不下去。夜晚，一轮明月悬于中天，使陈独秀倍增了凄凉感。夜深人静，陈独秀进门点燃蜡烛，在跳跃闪烁的烛光中，似睡似醒，仿佛是庆元进门相会。陈独秀担心梦境被晨鸡吵醒，担心长兄早早离去，他死死地拽住了兄长的衣服，不住地说着话，他要在短暂的会面中，说尽一肚子的话……但烛光燃尽，梦终于破灭。
庆元去了，长兄去了。陈独秀知道这已成事实，再也见不到他那阿弥陀佛性子的哥哥了。梦醒后，陈独秀披衣重新燃起一支蜡烛，用手指拨了一下案几上的琴。
其音愈加哀悲，陈独秀恍恍惚惚，如呆如痴。这时，没有插栓的门响了，寒风叩门而进。陈独秀慌忙起身仰视，门外是霜天一色，月光下阒无人迹的马路向远处延伸。陈独秀进屋关上门，脱衣就枕，泪如断线的珠子，顷刻将衾枕印湿一片。
翌年冬，陈独秀告假去东北，迎接庆元灵柩南归。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灰色的天空中弥漫着清雪。泥泞的马路上，一只骡子在蹒跚前进。陈独秀侧坐在骡子身上，脑袋半缩在大衣宽大的领子里，北风迎面刮来，不时将陈独秀呼出来的热气裹挟而去。上大路后，陈独秀登上汽车。“ 也许庆元没有死呢？”因为没有目睹兄长之死，陈独秀突然幻想有奇迹出现。入门时也许能听见兄长的声音，能有兄弟俩握手言欢的喜庆场面。
沈阳终于到了。不料一进门，首先跃入眼帘的便是尘封的孤棺。穿着老棉袄的仆人见是小东人来了，“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咫尺之间的仆人仿佛是在遥远的边际，陈独秀依在门前叹了口气，这一声长叹，在放棺木的公馆里，久久盘旋，半日才慢慢散去……
夜里，陈独秀写《述哀》诗：“死丧人之戚，况为骨肉亲。所丧在远道，孤苦益酸辛。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飚逐雁群。一月照两地，两地不相闻。秉烛入房中，孔怀托幽梦。相见不暂留，若虑晨鸡弄。牵裙频致辞，毋使薄寒中。言笑若平生，奚以怀忧恸。起坐弄朱弦，弦乱难为理。凉风扣庭扉，开扉疾审视。月落霜天冥，路远空延企。掩户就衾枕，犹忆梦见之。辗转不能寐，泪落如垂丝……”
陈独秀送庆元灵柩取道上海，乘水路运回安庆。这年冬至，陈独秀家请了几位同族的兄弟帮忙，将庆元棺木葬在怀宁渌水乡陈家墓地，了结了一件心事。
嗣父陈昔凡在日俄战争期后扩建了南水关的住房，这时已很气派。西头是先建的两栋毗连的房子19间，东头是后建的一排隔成8间的平房。房子中间，是陈昔凡自己设计的两个袖珍花园，临江的大门是俄式风格，外围用了一排栅栏。老百姓叫“陈家大洋房”。
近60岁的陈昔凡耳大鼻隆，慈眉善目，告老还乡后，吟诗作画，种花养鸟。他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四先生为师，称其居室为“四石师斋”。将他画的一幅独钓寒江雪的自画像，挂于中堂。陈昔凡酷爱收藏古玩，不惜花很多钱去收购。每当兴致上来，陈列人前，请友人欣赏。有人假借一二，也大方出手，不计较归还。
在家闲住了一时，陈昔凡去浙江看老朋友、浙江巡抚曾子固。在杭州，经姚通事（翻译）怂恿，陈昔凡和曾子固答应，为英国商人到东北收3万吨大豆，陈、曾以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名义，英商以上海怡德洋行名义，签订了合同。注明英商先预付一笔收购大豆的资金，英商不得私自去东北收购大豆。英商提出政府提供信誉担保，并用陈、曾两人的家产作预付资金的信押。不久，东北大豆价格猛涨，按原约收购大豆，陈、曾两家要大亏血本。一调查，原来是英商私自在东北收购大豆，引起大豆价格上涨。陈昔凡、曾子固提出诉讼，控告英商违约。官司以判决取消合同，陈、曾交还英商预付金了事。不料办理上述手续时，姚通事利用陈昔凡、曾子固不懂英文，在文件上做了手脚，使退金收据与原约不符。当时陈昔凡、曾子固并不知情，以为此事已了结，哪知留下了一个祸根。
陈独秀送庆元灵柩回安庆后，陈昔凡已卧病在床。
就在这时，陈家来了一位年轻的异性客人，给陈独秀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高君曼
1909年岁暮，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小众）到了安庆，住到了姐姐家。高君曼1888年出生，小陈独秀10岁，此时20出头。
高君曼乌黑浓密的短发，两眼灵活顾盼，衬托着来自京城的新女性的不俗。
高君曼对姐夫的革命活动和留学生涯十分熟悉，常常夸口于同学之间，引以为荣。这次到了姐姐家，高君曼有事无事，总喜欢和陈独秀聊天。陈独秀见到小众，也是喜上眉梢，话特别多。一日，陈独秀和高君曼在房中闲谈，话题一转，不知不觉谈到婚姻问题。陈独秀说：“中国的婚姻就是不如西洋、日本，洋人别的不好，有一条好，婚姻男女双方可以自己作主。不像中国，父母包办，媒妁之言，男女双方作不了主。”高君曼愣神地望着眉飞色舞的姐夫讲东扯西，姐姐进来也没有在意。看到高君曼兴奋绯红的脸颊，高晓岚的脸色顿时暗淡下来。凭着女人的直觉，高晓岚看出，和自己不多话的丈夫喜欢上小姨妹了。这时她恨不得小众早一天离去。陈独秀和高君曼仍然是没完没了的在一起唠，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事。
隔日，陈独秀和高君曼谈到退婚的话题。陈独秀说：“我主张男女都可以退婚，男的找了坏女人，女的找了坏男人，怎么不可以退婚呢？这样终身抱恨委曲求全在一起，男女双方都受罪，与己与国都不利。婚姻不幸福，天天不是东家吵，就是西家闹，闹得国家不得安宁。”高君曼笑着说：“你和姐姐怕也是受罪的一对吧？”姐夫的话对高君曼又新鲜又对胃口。
陈独秀看着小姨妹秀气的脸和令人怜爱的神态，沉吟了一会，说：“你姐姐是坏女人么？”高君曼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我主张退婚，并不主张滥退。再说，退了婚找不到合适的，不如不退，找到适合的，可以不退，又何必非退不可呢？”陈独秀说完这句话看了小姨妹一眼。高君曼的脸便红了，她侧过脸去，但姐夫还在看着她，像是要把她看穿。
不久，他们便超出了姐夫和姨妹的关系，有了肌肤之亲。一个是旧礼教的挑战者，一个是新时代的摩登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姐姐无意中成了搭桥人。因为是同父异母，妹妹便少了一半自责，又因为是包办婚姻，丈夫也多了一份理由。高晓岚寻死觅活，大闹起来。陈昔凡在病榻上不住地嗳气：“翻生货！翻生货！”谢氏也站在老实、本分的姐姐一边。
高君曼受不了众人的指责，新年伊始，和陈独秀双栖双飞，一起登轮而去。陈独秀和高君曼离开安庆时，高晓岚已有身孕。第二年孩子生下地，是个男孩，即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
胜友连翩六七人
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授课任务并不重，课余除了和高君曼游山玩水，就是到其他教师、朋友处走走，以此消闲。一日，陈独秀到同校教员刘三（原名钟和，字季平）家闲坐，见新挂了幅字迹流畅的五言古诗，落款“沈君默”。“沈君默是什么人？”陈独秀撩起竹布长衫，坐下问。刘三说：“沈君默也在校任教，去过日本。”“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利有余，深厚不足。你的字要高一筹，腕力到家，力透纸背。”陈独秀说。刘三说：“昨日，沈君默在我这儿喝酒，回家乘酒兴写的。他爱好书法，15岁便为人写扇面，但底气不足。仲甫若有兴趣，哪日我带他去你处坐坐？”陈独秀忙说：“不必，不必，还是我去看看他吧。”
第二日，陈独秀敲开沈君默家的门。陈独秀进门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沈君默听了，觉得刺耳。天下还有这样的人，素不相识，见面便把人贬一通。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字确实平常，忙招呼客人坐下。
陈独秀超逸不俗、谈笑自若，沈君默情绪受了感染：“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令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我的父亲是练隶书的，从小叫我临摹碑帖，少习馆阁体。”陈独秀见沈君默虚心求教，话更多了。
沈君默说：“前日，刘三请我和哥哥沈士远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九时，乘酒兴写了那幅字，让你见笑了。”“我是快人快语，你别介意。”陈独秀摆了摆手。
陈独秀当头棒喝后，沈君默细研包世臣的《元舟双辑》，临摹汉碑，每天写完一刀尽8纸方罢休，如此不断。他打算坚持三年后，再转而临摹北魏隋唐体，以消俗气。
在杭州，陈独秀有时和刘三、马一孚、谢无量、沈君默等五六个人一同去郊外，徜徉湖山之间。游西湖孤山北麓放鹤亭时，陈独秀吟《咏鹤》一首，借鹤咏志流露了他内心深处苦闷：“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偶然憩城邦，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刘三看了说：“你这是宋江浔阳楼题反诗啊？”两人大笑。
1910年春，陈独秀将自己写的诗交给王无生。王世居杭州，安徽歙县人，在于右任办的《民立报》上开辟了评诗专栏——《小奢摩室诗话》。陈独秀感怀诗20首渗透着新婚的喜悦和春风得意，其一云：“委苍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相遇非深思，羞为发皓齿。门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王无生评价陈诗“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陈伯玉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阮嗣宗是魏国大诗人阮藉，对陈独秀诗评价不低。
一日，陈独秀抚琴一曲，突然悲上心来，想起革命几年，未有所获，却已先后失去吴越、何梅士、汪稀颜、熊子政、章谷士、葛循叔战友，而赵伯先、章士钊、孙毓筠、郑赞丞、江彤候、苏曼殊等活着的友人，又都一一不在身边。新婚虽乐，终不能替代朋友的友爱啊！遂吟《存殁六绝句》。其一写已故的吴越和在世的赵声：“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其六写已故的葛循叔和在世的苏曼殊：“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闻。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苏曼殊在南洋，还是去年迎兄灵柩经上海时，听邓秋枚说的。邓秋枚也是陈、苏在日本留学时的朋友。他只知道苏曼殊是受好友陶成章的邀请，到南洋去教书，但不知道在南洋什么地方。
朱少屏告诉陈独秀，苏曼殊在南洋爪哇中华学校教授中国文史，和他在一起的有黄水淇、许绍南、周施仁等。陈独秀即给苏曼殊写信：“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赞我乎？”写完信，陈独秀将《述哀》长诗及《存殁六绝句》等诗一古脑的塞入信封，寄给了苏曼殊。章士钊对陈独秀这段春风得意有不忘的印象，写诗赞日：“江南三月噪阳春，胜友连翩六七人；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归迈苏程。”
1911年暑假，刘三、沈君默外出消夏，陈独秀从马一孚处借了《铁云藏龟》，研究文字说，闲时临摹《说文》上的篆字。因天热，陈独秀病了一场，他在《杭州酷暑寄怀刘三沈二》诗中写道：“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有天留巨青，天地着孤身。大火流金铁，微云破石鳞。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和他的新夫人的宁静日子结束了。
都督府秘书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拍电报，邀请陈独秀赴皖作。
12月，陈独秀、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庆，住宣家花园。孙毓筠见到陈独秀，十分高兴，拉着陈独秀的手说：“我正担心你不能脱身呐。皖省独立十分艰难，凡事百废待举，正缺像仲兄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来了就好。”安徽独立过程一波三折，后来，安徽旅沪人士向同盟会推荐了孙毓筠。孙毓筠比陈独秀大10岁，说话时，有些慵倦，打了一个哈欠。“还抽大烟么？”陈独秀看着孙毓筠略黄的脸孔问。“少来一点。”孙毓筠咧了一下嘴。
1912年1月初，陈独秀走马上任。同在都督秘书科的有邓艺孙、洪海闿、江津本、李德膏、卢光浩等人。陈独秀性急，恨不得一日干三日的事，常和同事发生口角。管理文书的张啸岑劝他：“莫坚持己见。”陈独秀哪里听得进去：“改革不大刀阔斧，不提高人民生活，和旧官僚有什么两样？”一日宣布开会后，孙毓筠和往常一样，闭目养神，由陈独秀滔滔不绝地说，问到一句，孙“哼”一声，不问则不鸣。散会后，陈独秀问孙毓筠：“为何话少？”孙毓筠皱眉头说：“仲甫，宣统已宣布退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革命已经胜利，我们可松一口气，凡事不可太性急，已有人在我面前说你了。”陈独秀说：“说我事小，我倒认为推翻清朝，事属破坏，今后建设事更多，应利用手中的政权，多干些事。”“别人说你，好马不吃回头草，果然不假，性子太烈，只怕众口难调。”
其时，安徽的庐州（孙万乘）、芜湖（吴振黄）、大通（恭钟岳）三处军政分尉不听孙毓筠的指挥，形成割据局面。陈独秀见孙政权内外交困，孙毓筠又不支持他的兴皖计划，一气之下，将职位让给李光炯（德膏），自己去新恢复的安徽高等学校了。
孙毓筠在安徽左右不了局势。孙中山、黄兴派率部驻军浦口的柏文蔚协助他。4月，孙毓筠对柏文蔚说：“烈武，安徽太乱，我的身体不好，还是你来做都督吧。”５月，孙毓筠应袁世凯重金聘请，去北京任袁的高级顾问。
见安徽群龙无首，在安徽高等学校任教务主任的陈独秀向校长马其昶告假。马其昶（通伯）是桐城派传人，1855年生，不习惯陈独秀教育上的激进方法，见他要走，忙答应了。６月，陈独秀到浦口找到柏文蔚。柏文蔚笑：“想不到仲甫亲自来了。前几日安徽地方团体来了许多人，我也没有下定决心。”“郭应龙部发生闹饷风潮，皖省人心不定，留守府撤销后，各地军心已散，浦口已无战略意义，回到安徽，尚可保留一部分革命力量。”陈独秀晓以利害，劝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点头，“浦口确无战略意义，我可将军部迁往蚌埠，但我任都督，需你任都督秘书长，不可只顾办学，对我甩袖。”陈独秀忙说：“那是自然。”
６月底，柏文蔚到安庆上任都督兼民政长，陈独秀、赵字臣为秘书。陈独秀辅助柏文蔚尽心尽力，柏对陈也是言计必从。当时袁世凯想拉拢柏文蔚，陈独秀主张“虚与委蛇，决不为之所动”。柏文蔚是体育教师出身，长得像个将军，大头大脑，相貌堂堂，人称“柏大头”。
当时安徽有两派：军务部长管鹏派与柏文蔚派，两派有隙。一日，一个管派人到柏文蔚处来，想找几句话恭维柏文蔚，找来找去，说：“今天能见到柏公，实属三生有幸，像柏公这样庸庸碌碌的将军，真是海内仅有。”陈独秀一旁听了哈哈大笑，也不顾忌柏文蔚一脸窘态。陈独秀回家对高君曼说：“此话实在恰到好处，妙不可言。”就在这时，陈家灾祸来临。
一日，儿子延年喘着粗气来到都督府，要陈独秀赶快回家。原来，两年前和陈昔凡签合同做大豆生意的英商，利用辛亥革命后浙江巡抚倒台之机，通过英国官方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陈昔凡交还收购大豆的定金。陈昔凡接到英商讼诉状，只好叫回陈独秀，商量对策。后陈昔凡带病去上海，查阅文字，方知当年上了姚通事的当。有口难辩，只好按约赔偿预付金，用财产契约顶了债务。
陈昔凡忧愤成疾，回安庆后病倒在床。谢氏几次上京，找曾子固交涉求情，保下了南水关两幢房子及贵池300亩卖不掉的地。陈家交不足部分，由曾子固代为补交结案。当时陈家在北京、奉天古玩店因不在合同信押之内，得以幸存。陈昔凡败诉后，陈独秀心绪不宁，高君曼产期又近，陈独秀辞去都督府秘书，仍兼安徽高等学校教务主任。
1913年初春一日，苏曼殊和陈独秀闲谈说：“安庆真无聊，无书可读，无花可观。”去年12月13日，苏曼殊应陈独秀之邀，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任教。和苏曼殊同来的有柳亚子内兄郑桐荪和沈燕谋。陈独秀忙陪着笑脸，说：“明天我请你去吃小蓬莱的烧卖。”“已吃腻了，每天都吃三四只，但总比不上上海小花园的八宝饭好吃。”月底，苏曼殊和郑桐荪回上海。
不久，安徽高等学校闹学潮，目标指向陈独秀，加上陈独秀和校长马其昶在教育上的矛盾已很突出，陈独秀仍回到都督府任秘书长。
5月18日，陈昔凡去世了。陈独秀回家忙了几日，尽了孝道。
芜湖遇险
1913年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先后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职务。６月30日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安徽都督。
柏文蔚被免职后，去南京暂住。隔日，陈独秀提出辞呈。７月７日，国务院代总理段祺瑞呈报，批准安徽都督秘书陈独秀辞职，但在此之前，陈独秀已携高君曼和一岁的女儿子美离宜去宁。他在辞呈中说：“旧病复发，迫不及待。”在南京，柏文蔚、陈独秀两家合住一院。
7月12日，李烈钧等人于江西湖口起义，宣布独立，标志“二次革命”开始。黄兴发表讨袁通电，并请柏文蔚出山，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和陈独秀立即赶赴上海。在上海，陈独秀意外地见到了苏曼殊。但苏曼殊要赴日本江户，陈独秀要回安徽讨袁，两人匆匆分手。临行前，陈独秀赋诗一首《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诗云：“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
不久，柏文蔚宠信的部下“反复再三”的胡万泰叛变，倒向袁世凯，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逃到南京。８月７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再次出任安徽都督秘书的陈独秀逃亡到芜湖。胡万泰倒戈反柏，芜湖驻军龚振鹏没有率部救应，其部下在芜湖杀人无度，陈独秀十分愤怒，和师长袁家声进了龚指挥部，指责他“按兵不动，是何居心？”
龚振鹏一听，命令部下：“给老子绑了。”龚振鹏曾是柏文蔚手下一个旅长，７月在高语罕家乡正阳关开会，两人为权位产生了矛盾，所以这次不救柏文蔚。对龚振鹏来说，陈独秀不过是柏都督的秘书，又是落难之人，有何资格当着他的部下的面指责他？袁家声见龚翻脸，慌忙阻拦，龚振鹏正在气头上，大叫：“一起绑了。”
龚振鹏的部下蜂拥而上，将陈独秀、袁家声绑了起来。陈独秀脸色变白，但口气很硬：“要枪决，就快点吧。”龚振鹏说：“给他一点面子，让他死个明白。出个布告，罪名是临阵脱逃，扰乱军心，明日里拉出去毙了。”陈独秀在皖已很有名声，范鸿偃劝龚振鹏：“陈仲甫是社会名流，杀不得。”但龚不听：“有什么杀不得？”定远人、旅长张子刚时任皖军副司令，他知道后，大吃一惊，连忙带领手枪卫士到了龚振鹏司令部。龚振鹏一见张子刚兵谏，胆怯了几分，没有敢立即下手。刘叔雅等人速派人送信给在南京的柏文蔚，请他火速来救陈独秀。柏文蔚见龚已起杀心，到了芜湖不敢贸然上岸。他在船上给龚振鹏写了一封信，说：“恳求龚兄刀下留人，以反袁世凯为重任。”龚振鹏见柏文蔚如此客气，乐得下了台阶，亲自赶到江边见柏文蔚，两人握手言和。
陈独秀得救后，勉强和龚振鹏拉了拉手，急急逃离是非之地，避往上海。
恨不得食其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爪牙倪嗣冲部冲进安庆，成了安徽督军。1913年8月27日，倪嗣冲派统领马联甲带人查抄陈独秀嗣父陈昔凡家。病中的谢氏忙叫延年、乔年从后门逃到渌水乡老家陈家剖屋躲难。当时昔凡去世不过百日，棺木还厝在家中。光绪进士、三等侍卫马联甲不愿久留，走时抢了一些陈昔凡的古玩字画。
“他是陈仲甫的儿子么？把他带走。”出门时，马联甲指着陈永年说。陈永年是庆元的小儿子，与延年同岁。永年吓得往谢氏怀里钻。谢氏气急地说：“不是。
他是庆同的侄子。”马联甲不相信，说：“侄子也和我们走一趟，真要是侄子，你找人来保！”延年、乔年连夜逃往渌水乡堂亲陈遐文家。陈遐文的妈妈把床拉开，在床里边搭个铺，把蚊帐撑着，让他们在里面睡了3夜。后来倪嗣冲、马联甲发现永年确系陈独秀侄子，同意由保人出面保出永年。谢氏见风声小了，叫人到乡下把延年、乔年找了回来。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通缉“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党人。陈独秀冠之榜首。罪名是“均系柏逆文蔚、龚逆振鹏死党，蓄意谋叛之犯。”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后，恨恨地说：“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冬日的一天，陈独秀拟了《新体英文教科书》写作计划，叹了一口气。以前是一张嘴，现在是四张嘴了。放下笔，陈独秀去亚东图书馆坐。家中已是揭不开锅，但他是条硬汉，轻易不张口借钱。汪孟邹见陈独秀坐了很久，知道他家又断炊了，说：“要拿一些钱吧?”陈独秀点点头。汪孟邹便拿一点钱，陈接了汪孟邹递过来的一元两元钱，再坐一会，回去了。
1914年春天的一日，汪孟邹告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行严请王先生在上海搞发行，王先生告诉我的。”汪孟邹说。“我先给行严去封信，如果有了着落，我便去日本，总比在这里等着饿死好。这一个冬天，没有你，我们怕熬不到今日了。”因为有了新的希望，陈独秀点燃了一支香烟，脸上也出现了笑容。
从日本来的消息并不好。章士钊计划旅行欧洲，而且，《甲寅》能否办下去，尚属天命。6月，天又开始热起来了。在烦躁不安的沉闷气氛中，陈独秀常常静卧在床上，睁着大大的眼睛，凝视着斑驳尘封的天花板。“真的要饿死吗?”高君曼小心翼翼地问。“天无绝人之路。”陈独秀安慰高君曼。接着又说：“现在，我倒真希望外人分割中国了。”
汝南晨鸡
1914年7月，陈独秀到了日本。章士钊说：“仲甫，你来了不是好事，只要我们在一起，就要过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穷就穷吧，不饿死就行”。陈独秀见到了章士钊，又恢复了昔日无拘无束的性格。
出入章士钊《甲寅》编辑部的有高一涵，易白沙和李大钊等人。24岁的李大钊是去年残冬季节冒着风雪来到日本的。春天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读书，住在下户冢的基督教青年会内。
一日，章士钊将自己署名为“烂柯山人”的《双杆记》递给陈独秀，请陈独秀写“序”。借给《双杆记》作“序”，陈独秀发内心之忧愤，写道：“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
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章士钊读后说：“仲甫，你谈个体权利与团体成立关系，言犹未尽。见你文章，有冲天怨气，似有一肚子话没地方说，不如痛痛快快写出来，和‘序’一块发表，免得心闷。”陈独秀一口答应了。
11月10日，《甲寅》1卷4号发表“《双杆记》序”(署名：独秀山民)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后文在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从“人心者，情与智二者”出发，由中国人心较乱无情推出爱国心，无智推出自觉心，从而得出“二者”俱无，“国不必国”的不要国家的结论。陈独秀说：“国家国家，示行下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骂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独秀是谁?”因为陈仲甫第一次用“独秀”笔名，不知情的人纷纷打听，义愤填膺地写信到《甲寅》杂志社，口诛笔伐。章士钊拿着十几封信对陈独秀笑着说：“扰祸啦!扰祸啦!”一个读者在信中说：“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面有怒容，说：“这样批驳，才是真狂徒呢!都像这种疾呼爱国而无半点自觉性的人，亡国只是迟早。”章士钊点头赞同：“仲甫一石击起千层浪，能引起海内义士深醒，功在今日，且你本意是恨其不争，以唤醒沉睡的国人，所谓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是也。”
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李大钊，对章士钊说：“仲甫的话，似于国于民都无可为，过于灰心丧气了。”章士钊沉吟了一会，说：“守常，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回头草弗啮也。有闲时，不妨也将你的话托出，从容讨论之，如何？”李大钊点头称是。
1915年初夏，汪孟邹从上海来信，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陈独秀回国。陈独秀去年走后，丢在上海的高君曼及两个孩子的生活主要靠汪孟邹照顾。一次，汪孟邹给高君曼送来陈独秀编的《新体英文教科书》的一点稿费，发现高君曼病卧在床上，脸色苍白。汪孟邹抱起哭作一团的小鹤年，连声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赶紧叫仲甫回来吧。”高君曼连咳了几声，喉咙里一股腥味，用手帕捂住嘴，是殷红的一口血，汪孟邹赶紧倒了一碗开水让高君曼喝下，说：“我回去就给仲甫写信，血都咯出来，还等什么。”
这次回国，对陈独秀来说，是他生涯的转折点。在海船上，他酝酿自己创办一份杂志，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
第四章 新青年(1915夏—1920.1)
若舟车之有两轮
1915年初夏，陈独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
隔日，陈独秀和汪孟邹谈到新办杂志事，汪孟邹说：“亚东图书馆已经担负了几家杂志发行任务，怕无力再接受新的任务。我有两位朋友，是弟兄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如明天我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陈独秀说：“那就试试吧。”
第二天，汪孟邹带陈独秀到了群益书社。陈氏兄弟表示愿意承担新杂志发行工作。但提出每期编辑费、稿费只能定在200元。陈独秀说：“200元就200元吧。”
一日，陈独秀到搬到上海的《甲寅》编辑部闲坐。章士钊拿出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说：“你的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守常这篇文章颇有见解，我打算用在《甲寅》一卷八号上。”李大钊说陈独秀“义中厌世之辞，嫌自泰多，自觉之义，嫌其泰少”，劝陈独秀“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不要自迫于消极之宿命论”。陈独秀频频点头：“近日我在筹办新杂志，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至于宿命论，肚子一填饱，早已丢到爪洼国去了。”
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陈独秀对汪孟邹和陈氏兄弟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功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发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时评政，非其旨也”。
《青年》杂志创刊号刊出后，汪孟邹对陈独秀说，“我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此翁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汪孟邹感到奇怪。“《甲寅》在日本曾收到一位留美青年的信，提出输入外国文明，要有明达君子的赞助。我印象极深，想不到竟是你的老乡。”陈独秀边说边找出几本《青年》杂志，要汪孟邹寄给胡适：“代我向他约稿，言语写恳切些。”
回到四马路惠福里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给胡适去信说：“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梭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因更佳，至少亦有一种。”信中所说“炼”，即汪孟邹自称，“秋桐”指章士钊。
此后每新出一期，陈独秀都要问汪孟邹：“你的美国老乡有消息吗?”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穷于应付也。”
1916年2月3日，胡适第一次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绩溪同乡汪孟邹几次来信，约他给《青年》杂志写稿。看了《青年》杂志上的陈君文章，胡适觉得这位安徽老乡在文学革命上有不少和自己相通之处，可谓神交。今日冒出文学改良的新思想，也急需找到新的知音。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提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此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也”。
收到胡适信，陈独秀高兴地对汪孟邹说：“适之第一次来信，就提出改造新文学的意见，使人耳目一新。”汪孟邹也高兴，给胡适写信说：“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春日载阳
1916年初春的一日，阳光明媚，东风送暖，东京郊外高田村一间简陋民房“月印精舍”门前池塘厚厚的冰块终于化去了。受着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李大钊满怀激情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充满革命者活力的《青春》一文。“，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文章结尾，李大钊纵笔放歌，发出内心的呼唤：“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守常其文如其人啊！”接到李大钊寄来的《青春》，陈独秀一气读完，深深为李大钊浩然正气所触动。“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此时他才体会到章士钊评价李大钊的话恰如其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叫陈独秀头痛的事。因为嫉妒《青年》杂志的影响，上海青年会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到群益书社，指责《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上海青年会态度硬，陈子沛、陈子寿胆子小，陈独秀执拗了几个月，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改名。9月复刊吧，《青年杂志》到9月正好一周年。
夏历三伏，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21号陈独秀寓所，主人正一手挥扇，一手执笔，加紧编排更名后的《青年》杂志2卷1号，新杂志取名《新青年》。陈独秀对来访的汪孟邹说：“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汪孟邹说：“你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大约是这个思想的实验吧?”陈独秀点头说：“他们补习法语，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去年夏天，陈独秀带信到安庆，叫在全皖中学读书的延年带弟弟乔年到上海。这时，家中还有女儿玉莹及小儿子松年，生活来源主要靠昔凡留下来的一点店面、田产租金。延年、乔年刚到上海时和父亲、姨妈住一起，后来延年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半工半读，弟兄俩便搬出来独居，自闯人生。
听到讲延年、乔年，高君曼对汪孟邹说：“我留他们弟兄俩住家里，老的不同意，小的不愿意。传出去，都是我不好。”“没有的事，延年、乔年人小志气高，现在学了法文，将来可去法国留学，是件好事，是件好事。”汪孟邹安慰高君曼说。
高君曼不忍心，几次在陈独秀面前嘀咕：“还是让孩子回来住吧，怪可怜的。再说，人家怎么说我呀？”陈独秀不耐烦地说：“让他们吃点苦，没有错。你这样做是姑息养奸呐。”
《新青年》在国内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他决定和汪孟邹去北京集资招股。
8月21日，胡适翻看去年的1卷3号《青年》杂志，见陈独秀称赞谢无量长律为“希世之音”，称为“子云、相如而后，仅为斯篇”，觉得陈独秀也太夸张其词了。
陈独秀提出废除古典主义，而谢无量长律少说也有100处用古典套语。而且用得不当！不对！不工！不过押韵罢了，在长律中只能算得上下品。不要说子云、相如，就是元白柳刘，又哪里能比呢？他在给陈独秀的信里，谈到了最近思考的文学革命八事。文学革命必须要8个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这8个条件，也是自己以前提到的文言文三大病的补充。在美国的朋友反对自己的活文学的实验，胡适希望在国内找到支持者。
信发出不久，胡适收到陈独秀8月13日的来信，可谓心有灵犀，去信和来信在路上撞车了。自己信中的几个问题，陈独秀都提到了：《决斗》译文将在《青年》杂志2卷1号刊出，他要自己利用功课之暇，为《新青年》多译短篇名著如《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中国文学界的雷声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2卷2号出版。康有为9月20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纳入宪法”。陈独秀则主张学习西洋文明，“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陈独秀没有意识到，他已吹起了打倒孔家店的进军号角。
另一件使陈独秀得意的事是，他第一次发表了大洋彼岸胡适几个月前寄来的信，尽管这位未见面的朋友，对他在1卷3号谢无量长诗前写的按语不以为然，字里行间流露了不屑一顾诸子的神气。陈独秀和谢1904年就在一起办《国民日日报》，胡适当然不知道这层关系。但胡适在信中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不主义，眼光敏锐，令陈独秀嗟哦半日。胡适在信中称赞陈独秀“洞悉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急”，这几句话，更使陈独秀心里乐悠悠的。细读胡适的八不主义，除第五条讲文法之结构，第八条讲言之有物，陈独秀感到不甚理解外，其余几条，陈独秀视之为中国文学界的雷声。
胡适的名字由此风靡学界，这也是陈独秀、胡适本人始料不及的。
10月5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希望他作写实文学，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这一期《新青年》刊出胡适小说译作《决斗》，但校对失误不少。陈独秀说：“下次来文当亲为校对，以赎前愆。”
11月28日，陈独秀和汪孟邹住进北京前门中西旅馆64号。一天，陈独秀在琉璃厂附近遇到在北大教书的沈尹默(沈君默)，两人喜出望外。分手后，沈尹默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前推荐陈独秀，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汤尔和早就认识陈独秀，光绪廿八年冬，他们在日本一起发起成立了“青年会”。
事后，汤尔和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蔡元培翻了翻沈尹默留给汤尔和的《新青年》，说：“陈仲甫，知道。日俄战争时，我在上海编《警钟》日报，刘申叔告诉我，陈仲甫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黄振玉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新青年》。翻了翻《新青年》，蔡元培决定聘陈独秀。12月26日上午，陈独秀起床开门，发现蔡元培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大吃一惊。头天晚上，陈独秀和汪孟邹出门看戏，回来迟了，早上贪睡了一会，想不到让这位老翰林久等了。“蔡先生德高望重，怎敢屈你大驾光临？”陈独秀满面笑容，急忙将蔡元培引入室内。蔡元培50岁，和十几年前在上海组织暗杀团相比，明显老多了。但乌黑的分头，精巧的金丝眼镜，浅浅的山羊胡子，除了保留了当年朴实敦厚之外，又增添了学者深邃智慧的风度。
谈了一会分别后的情形，蔡元培说：“我初到北大，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不知仲甫可有此意？”陈独秀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前日沈尹默见到我，也提到此事。从前我在安徽公学、安徽师范学校任教，却没有到名牌校园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仲甫客气。我想请你任文科学长，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蔡元培目视了一下桌上的《新青年》说。
陈独秀犹豫地说：“因为要办《新青年》，上海那一头恐怕走不开。”“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蔡元培劝道：“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你编杂志呢。”陈独秀不好推辞了。能到名牌大学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对陈独秀也有吸引力。
听说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陈独秀说：“我有一位朋友留学美国，是个哲学博士，此翁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
见陈独秀提胡适，在一旁的汪孟邹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蔡元培沉吟了一下，说：“仲甫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你看如何？”听得出，蔡元培还是希望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同时也聘胡适。
陈独秀点头说：“我一回上海，就给他去信。”蔡元培说：“我这头近日就给教育部呈文，相信不日就能批下呈文，莫让我在北京久盼。”现任教育部长范源濂当年是蔡元培的部下。民国元年，蔡元培任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范源濂任教育次长。陈独秀说：“我对文科学长之任，决而未下，能否胜任，实在是个问号，能否试行3个月，那时再作决定？”“仲甫过虑，就依你的主意，该行了吧。”陈独秀不好再说什么了。
蔡元培因为要去中央公园参加信教自由会的会议，告辞了。送走蔡元培，汪孟邹问：“真的来？”“来！和这位翰林共事，令人愉快。再说，我在北京有利于书局向北方发展。”陈独秀情绪亢奋，眉飞色舞地安慰汪孟邹。“孑民把适之也聘了，这事你还要谢我呢。”“那也是。”提到蔡元培聘胡适，汪孟邹露出了笑脸。“我看蔡先生很平易近人，一定好处的。”这次北上，书局招股十余万元，南方认股数万元，加上“亚东”、“群益”旧有财产，共有30余万资金，因此书局成立在望，也不负汪孟邹此行。
品学兼优
1917年新年伊始，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收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胡适写道：“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外留心此问题作一草案。”陈独秀一口气读下来，快慰无比。以前他和人议论施耐庵、曹雪芹的价值，远远高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陈独秀乐不可支。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兴冲冲地加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又趁兴给胡适去信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
来自四川成都的吴虞(又陵)的文章和信，也使陈独秀喜出望外。当年，陈独秀帮章士钊编《甲寅》，曾编过吴虞寄来的《辛亥杂诗》。吴虞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说，他“写了一些非孔非庄的文章，成都不愿刊登”。陈独秀正缺别的刊物不敢登的文章。他写信希望吴虞“将所写文章全部寄来，分载《新青年》和《甲寅》，以嘉惠后学”。
住在峨眉山下的吴虞和潘力山谈起陈独秀来信，潘说：“陈独秀，我知道，大约40来岁，安徽人。辛亥革命前，喜欢读《易经》，写一手好小篆。在杭州作了不少游山玩水的诗。辛亥革命后，到处讲学，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吴虞将潘力山的话写进了当天的日记。
编《新青年》2卷5号时，陈独秀收入了《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一文。这是去年12月26日蔡元培的演说。陈独秀记得，这天正是蔡公去旅社看他的日子。
高君曼听说陈独秀要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十分高兴。北京可是她的母校所在地呀。惟独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经常蓬头垢面，主餐是大烧饼，渴了喝自来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陈独秀也顾不上他们。
一日，邻居潘赞化来坐。碰巧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说起陈独秀不让延年兄弟回家住的事，眼泪就掉下来了：“仲甫脾气倔，不听我的话，已有几次和我争翻了脸。”后来，潘赞化和陈独秀谈延年、乔年的事，陈独秀说：“高君曼是妇人之见，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关心他们，其实是害了他们。社会这样险恶，从小不吃点苦，长大能干什么事?”潘赞化见不是路子，忙说别的去了。
上北京之前，陈独秀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邻居岳相如过来贺喜。陈独秀说：“能干就干下去，不能干，3个月后还回来。”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接替胡仁源。1月11日，蔡元培起草致教育部函：“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并附了陈独秀履历表。隔日，教育部以函字13号送达北京大学：“贵校函开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文科学长之任……当经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就函复。”
1月13日，北大校园里一群人在围看蔡校长任职后的第三张告示：“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部令派陈独秀为本校文科学长。”校园里一时议论纷纷，赞同与贬斥沸沸扬扬。反对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家以及章太炎一派弟子黄侃、马裕藻等人。陈独秀鼓吹打倒孔家店，主张白话文运动，桐城派的古文家视之为同乡中的叛逆。黄侃等人主张晋宋文风，但其音韵考据之学，同样因袭古人，同属《新青年》扫荡范围。他们认为陈独秀只会写一些笔记性文章，不配在高等学府任教授，不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黄侃、马裕藻等人不愿在陈独秀任下执教，除了陈君激进外，还有对前任夏锡祺的感情因素。黄侃不容陈独秀，还有一个陈年老账。黄侃即当年陈独秀在日本《民报》馆无意中得罪的湖北人黄季刚。
支持陈独秀的教授主要是沈尹默及安徽籍的同乡。他们提出安徽自戴震(戴东原)之后，安徽人士研究文字学已成传统，在这些人士中，陈独秀对训诂研究造诣甚高，写过《字义类列》。于是蔡元培说：“陈独秀先生精通训诂音韵，有著作，能胜任文科学长一职。”
风波平息下去后，陈独秀携高君曼及子美、喜子住北京市箭杆胡同9号(今20号)。
《新青年》编辑部同时搬到北京。
寻找友军
1917年1月底，陈独秀忙着编《新青年》2卷6号。作为文学革命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自己必须表明态度，树起大旗。他写《文学革命论》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4月9日早上，在纽约正杀青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新青年》2卷6号。他发现陈独秀在该期发表了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特别快活，回信表示“均极赞同”。胡适对钱玄同的通信很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位未见面的大教授火气太盛。
不久，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看到《新青年》3卷2号登出了他写的《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划生”），不禁喜出望外。该文是请去北大任教的杨昌济先生转给陈独秀的。傍晚，毛泽东、张昆弟在湘江游泳后到蔡和森家坐。
毛泽东感慨道：“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说所可比拟。”以前，毛泽东喜欢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现在他喜欢读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
季春一日，古典音韵学教授钱玄同来陈独秀家坐。陈独秀拿出刚收到的胡适信给他看，钱玄同说：“胡先生驳林琴南，我很赞成，划分文学时期，以宋元为一时期，我却不敢苟合。”“我主张建安为古代期，建安到唐为中古期，唐宋为近代期。”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文学一变于魏，二变于唐。“唐宋放在一起，比宋元放在一起似更有理。”钱玄同表示赞同。
5月9日，胡适收到《新青年》3卷1号，通信栏中有钱玄同的信，是针对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的。钱玄同很赏识胡适关于称谓、骈散文、文法等问题的论述，但胡适文章中也有不恰当的地方。譬如，用典一段所举5例不恰当，所举江君二典不确切等。
第二天，胡适写《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对钱玄同的一些提法提出商榷，如钱玄同说《聊斋志异》“全篇不通”；将《西游记》和《封神传》相提并论，不应在文学上有一席地位；《七侠五义》是诲盗的书；抬高《说岳》，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等。
立秋后，天气凉爽多了。一天晚上，戴着眼镜、理着平头的钱玄同咚咚咚敲响了S会馆的大门。白底黑字的门匾悬在门庭的上方，门前的狗跟在他后面叫，使他心狂跳了几下。60多岁的长班齐“老太爷”因吸鸦片,已很瘦弱,他慢慢吞吞地开了门,见是大先生的客人,一边喝退吠叫的狗，一边侧过身让钱玄同进来了。穿过会馆南部的前院，绕过仰蕺堂的南墙,经过月亮形的门，便进了鲁迅住的补树书屋院内。补树书屋风门朝西，南偏室木窗前有一棵大槐树。这里曾有一位姨太太吊死，没人敢住，鲁迅不怕鬼，喜欢这里清静，蚊子又少，便于去年夏天从“藤花馆”搬了进来。
脱去长衫，放下手上的大皮夹，钱玄同接过鲁迅递过来的蒲扇，用力扇了几下：“豫才，老抄古碑有什么用？”说话时钱玄同扫视了一下房间，和上次来时一样，南墙壁下的书桌上，有几本金石拓本，堂间的书架和方桌上也堆满了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坐在藤椅上的鲁迅点了一支烟，歪着头看钱玄同翻他的古碑抄本，他不知道钱玄同什么用意。周树人走路有点外八字，喜欢穿着黑色旧布长袍,前额方正,眉骨突出,上髭留着浓密短须。“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钱玄同放下手中的抄本。“没有什么意思。”“我看你可以做点文章。”钱玄同说。鲁迅突然想到，钱玄同和陈独秀几个人在办《新青年》，正到处寻找友军，似乎这个刊物还无大的影响，没有赞同者，也没有反对者，大约寂寞了，于是说：“你们把要闷死的人从熟睡中喊醒，对得起他们么？”“或许，从梦中醒来，不至于死呢？你不能说他们决没有生的希望。”钱玄同说。鲁迅也知道明日总是有希望的，答应钱玄同做篇小说。
同人刊物
1917年9月10日，胡适到北京。他是7月10日回到上海的，为了和陈独秀见面，在上海住了12天，然后回家乡绩溪。今天本来是北大开学的日子，由于张勋复辟，推迟了。当天下午，胡适去北大拜访蔡元培，没有人。幸好陈独秀在家，两人高兴地谈了一下午。
一天，胡适和刘半农在北大河散步。北大周围的风景，就是三院的河可看。皇城边的河，居民太多，乱糟糟的。什刹海在后门外，虽然可看，太远。北海可看，可惜还没有开放呢！胡适说：“不知道为什么，独秀近来颇不起劲。”刘半农抓了抓头皮，说：“我也不知是何道理？”
胡适到北大后，陈独秀和胡适、钱玄同商量，想把《新青年》办成同人刊物。陈独秀说：“我现在忙着文科学制改革，一个人办《新青年》，着实忙不过来。”
钱玄同立即表示赞同：“众人拾柴火焰高，办同人刊物好，现在适之来了，守常、半农来了，加上尹默、一涵、豫才、启明，光北大就有七八个同人了。”胡适12月16日要回家乡完婚，近来喜气洋洋的，他说：“文学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有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把火再烧旺些。”
1918年年初，陈独秀在北大召集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同人开会。周氏兄弟来后，钱玄同起身招呼鲁迅坐到自己身边。落座时，沈尹默和鲁迅打了个招呼。1909年秋，他与鲁迅同在杭州任教。
穿着鱼皮鞋的刘半农忙招呼周作人坐到自己身边来。周作人脱下大绒帽，解开马夫式的大衣，坐了下来。在刘半农眼里，留着浓髯、性格温和的启明，颇有点像俄国英雄。周作人也喜欢和性格活泼、好与人抬杠的刘复交往。第一次见到刘半农，见他“头大，眼有芒角”，还以为遇到了奇才。
陈独秀递了几期去年编的《新青年》给鲁迅。最后一期3卷6号还是去年8月1日印的。钱玄同告诉他，《新青年》将改横行印刷。鲁迅点点头。陈独秀见鲁迅看出版日期，解释说，“上海的群益书社嫌发行少，耽误了。”“新的一期何时出版？”鲁迅对独秀《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很感兴趣。“本月15号”。
陈独秀说。人到差不多了后，陈独秀说：“去年《新青年》发行了10000多册，书社仍嫌其过少，将《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新青年》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办同人刊物，宜实行轮流编辑，集体讨论制度。”这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住在皮库胡同的李大钊的声音。李大钊平头，戴了个无边眼镜，蓄着八字胡，方正的面庞更加成熟了。见李大钊说话慢条斯理，坐在对面的陈独秀心里想，守常像是教私塾的好好先生。鲁迅是第一次见李大钊，他对李的第一印象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回到家里，鲁迅给许寿裳写信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鲁迅用“独秀辈”，是因为戴着眼镜、浓眉短髭的老夫子许寿裳对《新青年》评价并不高，说过“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但二弟看了，倒觉得没有什么可驳。
不屑与辩
1918年2月3日，新郎胡适回到北京。看到《新青年》4卷1号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后，胡适对陈独秀说：“仲甫，你这急先锋何时也尝试尝试呀？”这次胡适回家乡，写了《新婚杂诗》。陈独秀2月10日写了《丁巳除夕歌》，他请胡适看，诗中写到：“古往今来忽有我，岁岁年年都过他，明年我已四十岁，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人生如梦，日月如梭，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十年不作除夕歌，世界之大大如斗，装满悲欢装不了他，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胡适问：“不是说你家很有钱吗？” 胡适听说陈独秀到北大后，嗣父陈昔凡在北京的铺子掌柜找到陈独秀，请“小东人”赏个脸去一趟铺子。陈独秀说：“嗣父曾经发了一点财，不久就破产了。而且，因为恋爱和别的事，嗣父生前就和我断绝了关系。”
胡适哪里知道，陈独秀写“除夕歌”另有苦衷。这时，高君曼和陈独秀已有磕磕碰碰。高君曼听信流言，认为陈独秀常逛八大胡同、拈花惹草，吵嘴时骂陈是无耻之徒。陈独秀讥讽高君曼故作清高、资本主义情调。清官难断家务事。胡适不好问，陈独秀也不说。因为有这难言之隐，所以陈独秀说“万人如海北京城，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陈独秀《丁巳除夕歌》刊在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上。同期刊出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记者《复王敬轩》两文。“王敬轩是谁？”胡适睁大眼睛问陈独秀。“玄同呀。”陈独秀没有注意胡适吃惊的脸。“‘记者’，是你么？”胡适又问，依然是吃惊的神色。“是半农。”这回，陈独秀注意瞧了一眼胡适。刘半农在这之前给钱玄同写信说：“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坐’；‘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一定是刘半农的主意。”胡适说。去年2月8日，林纾（林琴南）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宜废》反对陈独秀、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为了出这口气，钱玄同、刘半农演了这台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作林纾支持者，再由刘半农写文章反驳王敬轩。
“这样制造一点气氛，也无不可。”陈独秀说。鲁迅也赞成，对钱玄同说，“王敬轩”的“双簧戏”表演是一场“大仗”。“我不这样看。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外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新青年》。”胡适话中有气。胡适对刘半农出言不逊，事出有因。胡适认为刘半农有些浮夸，刘半农认为胡适喜欢抬高自己。胡适讲过，北大有三只兔子，老兔子蔡元培（生于同治元年丁卯），中兔子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己卯），小兔子是胡适（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刘半农和胡适同年生，也属兔。
一个月后，一位自称“崇敬王敬轩先生者”写信质问《新青年》记者为什么对王敬轩议论肆口诲骂。陈独秀复信说：“对于违背常识，闭眼胡说的妄人，不屑与辩，唯有痛骂一法。”
４月２日是个晴天，鲁迅心情愉快，吃过午饭后游了一下小市。他想轻松一下，晚上集中精力做篇小说。因为答应了钱玄同，陈独秀便天天催钱玄同，钱简直成了跑龙套的， 光上个月就跑了3趟，弄得鲁迅也不好意思，成了一块心病。
晚饭后，鲁迅习惯地依靠在藤椅上，一言不发。家人都知道大先生是在起草腹稿了。桌子上放着前年10月11日的日记。他想起姨表兄弟久孙当时从太原到北京，得了“迫害狂”病，后来鲁迅送他去池田医院看了一个星期，没有效果，11月6日鲁迅请蓝德将久孙送回绍兴。鲁迅脑中常浮现久孙那种惊恐万状的影子，他决定以久孙为原型，写成一篇小说，题目叫《狂人日记》。
天亮时，小说写好了，约5000来字，末尾想了想，第一次用了“鲁迅”笔名。趁着余兴，鲁迅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重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狂人日记》上可有可无的字划去。他想尽快将稿誊清，然后请钱玄同交给陈独秀。
成绩品
1918年清明节晚上，钱玄同、刘半农顶风去了半截胡同，见到这篇小说，钱刘两人急急地看了一遍。鲁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两人唏嘘了半天,说算得上《新青年》之。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陈独秀。“玄同，你立了大功劳哪。”陈独秀高兴地说。“其实，他也写新诗。”钱玄同记得在鲁迅家看过他写的诗《梦》。
陈独秀说：“何不一块找豫才要了来，4卷5号上还有空。”
过了几天,钱玄同将鲁迅的新诗拿来了,一共3首。其中《桃花》诗云：“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桃花可是生气了,满面涨作‘杨妃红’。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6月9日晚上，胡适作东请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等人吃饭。
和江冬秀结婚时，胡适收到不少结婚贺礼。请送贺礼的同事吃一顿，是推不掉的事。所以，胡适年初在绩溪给钱玄同写信，就许诺请客，当时还说如章士钊把我的研究公孙龙的文章发表了，拿了稿费就请客。回到北大，事情一多，就耽误了。钱玄同笑着说：“你再不请客，也好，我们就等嫂子来了再喝喜酒，岂不快哉！”此话一激，果然有效。
喝酒时，大家都敬胡适的酒，胡适心里时时提醒自己：一定少喝！结果还是喝得烂醉如泥。回到家里，仆人阎海给胡适喝了许多开水，半夜就吐了。胡适对阎海说：“我这是第一次醉酒，以前还没有吐过。”阎海不知道胡适是在说醉话了。
7月9日下午两点三刻，住北京饭店19号的张元济（张菊生）到北大，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幼渔、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等谈有关大学出版教材事宜。
上月20日，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由天津乘京奉通车到北京。到北京一周后，张元济拜访陈独秀未遇。
讨论编辑教育书和改订本版教科书事时，蔡校长问：“排印速度如何？” “如无图表就快了。”张元济52岁，和蔡元培同岁。“只有石曾所编生物学有几幅插图，其他的很少有插图。”说着，蔡元培将已写好的书稿《人类学》、《心理学大纲》和《欧洲文学史》给张元济看。
谈到板式和字号，胡适说：“可以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用五号。如何校对呢？”上海印刷，北京校对，毕竟不方便。张元济说：“制成纸版，打样后送校，少则挖改，多则附勘误表。”陈独秀问：“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过15万字，恐难免逾越。”陈独秀准备的是文字学考证方面的书。张元济说：“合同本来有彼此协商的话，此不过希望出书价格稍廉，易于推销，避免降低编辑人员的兴趣。”陈独秀点头，说：“这样就好。”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问张元济：“每书另订契约一节，我还不明白。是否说本约已满，而每书之专约仍有效？”张元济说：“就是这个意思。”陈独秀问：“每本印多少册？”张元济说：“约500册。”胡适在一旁听了，说：“太少了。”张元济说：“有纸版，随时可以补印。”
初见毛泽东
1918年7月20日，已近大暑。下午下了几滴小雨，可惜一会儿就停了。吃过晚饭，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写之前，他将今年已印出的几期《新青年》翻了翻,4卷3号上有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长篇大论,鲁迅写道：“康有为，指手划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他先列出陈独秀、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及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以为呼应。因为是周末，鲁迅写了一个通宵，好在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一般是没有人来坐的。天亮时，文章写好了，5000多字。
8月下旬的一天，一位来自岳麓山下的年轻人风尘仆仆走进北大校园，他便是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见到了陈独秀。听到毛泽东提到《体育之研究》一文，陈独秀眯着眼笑了：“对了，对了，毛泽东，正好二十八画呀。”
在北大，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最多，此外还拜访了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并与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陈公博、谭平山等学生交往，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秋日的一天，北大德文预科班的罗章龙，和另外两位代表找到陈独秀在北大红楼的文科学长办公室。上月15日，罗章龙和毛泽东、张昆弟、李维汉等十余人，离长沙到北京。9月，罗章龙考进北大预科，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
罗章龙班上的学生德文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外交人员的子女，在德国生活过，有的在青岛大学学过德文，还有的就是罗章龙这样的，只在中学学过。因为水平不齐，大家的学习进度意见不一，最后决定三种类型的学生各推一名代表，请校方出面解决。
“你们来干什么？”陈独秀问。罗章龙等谈了情况，提出分班的要求。“分班？办不到，目前教员和教室都没有多余的。”陈独秀说。罗章龙说：“是否可采取甄别的办法，部分同学经过考试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学习。”陈独秀听了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你们学生是想读书，还是想早毕业？你们希望早毕业好做官宦？多读两年书有何不好？”
一位代表申辩说：“不是这个意思。再说早毕业进入社会、转入仕途也不是坏事。”陈独秀近来情绪不好，发火说：“你们根本不想认真读书。你们平时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虑个人……”见陈独秀发脾气了，罗章龙等同学知道问题不能解决，赶忙离开。陈独秀见同学们“诺诺”转身，不欢而散，起身送他们到门口。他对走在后面的罗章龙说：“你是哪里人？”“湖南人，湖南联合中学毕业生。”罗章龙说。陈独秀点头说：“你且留下，我们再谈谈。”
回到办公室，陈独秀问：“你说说看，这事该怎么办？”罗章龙说：“同学们的意见是合理的，并不过分。没有教员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责任，可以转告学校有关部门，让他们解决！”陈独秀点点头。罗章龙继续说：“同学们要求通过甄别考试，提前毕业，也是正当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说我们都是怀着做官的思想。今天没有解决问题，大家不会就此罢休。”陈独秀若有所思，点点头。罗章龙便告辞了。
回来后，大家果然不同意陈独秀的答复，请三人再找陈独秀交涉。这次，陈独秀答应向学校反映学生分班的要求。他说：“提前毕业还要教育部核准。”
《每周评论》
1918年11月4日，天已渐冷，鲁迅写通信《渡河与引路》。起因是夏天玄同编5卷2号时，冒出一句“唐俟也不反对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齐讨论”的话。Esperanto（世界语）是波兰柴门霍甫1887年创造的一种国际辅助语。《新青年》第2卷3号（1916年11月1日）起，陆续发表讨论世界语的通信，当时孙国璋、区声白、钱玄同等主张全力提倡，陶孟和等坚决反对，胡适主张停止讨论。因此，钱玄同在5卷2号（1918年8月15日）“通信”栏里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吾亦愿其腾出工夫来讨论Esperanto究竟是否可行。”
鲁迅知道，陈独秀赞成世界语，认为有利于世界将来去国别、归大同。鲁迅也说：“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但鲁迅和陈独秀不尽同，认为将来是否必有一种共同的言语，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
11月24日上午，胡适接到母亲病逝电报后，到北大红楼向蔡元培请假，顺便到文科学长室和陈独秀打招呼。听说胡母去世，陈独秀说：“啊？这实在不幸！后天讲好商议创刊《每周评论》的事，你是参加不上了。”“回头你和守常、作人说说……”胡适喉咙有些嘶哑了。对于陈独秀等人热心办《每周评论》，胡适似乎没有多大的热情。他尤其对李大钊写《Bolshevism的胜利》不感兴趣。胡适曾和陈独秀说过，《新青年》应该坚持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因此，《每周评论》的创办是有尊重胡适主张的成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政治有很浓的兴趣，为了尊重胡适的意见，也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兴趣，所以办了这张小报，专门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但陈独秀不希望胡适站在《每周评论》的外面，叮嘱说：“如回家有诗作，望尽快寄来。”
陈独秀、李大钊办《周评》的意见，得到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的支持，加上胡适、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对《每周评论》也支持，最后确定《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会馆。参加的人交5元大洋，做开办经费。
12月21日，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到宣外大街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第一号最后的校对。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这一夜，两人校到凌晨4点。第一期组稿，为了模糊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
1919年年初，《新青年》轮到陈独秀编，然后依顺序是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其他人有特殊情况不参加编，陶孟和要去欧洲，周作人去日本，鲁迅因绍兴县馆不能再住，要找房子，找好房子后还要回绍兴接母亲来北京住，因此确定这年轮编计划时，这几个人都没有安排。
新年伊始，陈独秀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新青年》四支大笔之一的钱玄同辩护。钱玄同主张废汉文，陈独秀认为是“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但社会上人因此怒骂讥笑钱玄同，陈独秀则当仁不让。“若是因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受到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字里行间，已有血腥气。
元旦正好逢出版《每周评论》第二期，李大钊写了一篇《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胡适更认准了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下决心不给《周评》写文章，后来碍于面子，答应写点小说。李大钊明显感到，胡适对自己态度上的变化始于自己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和《Bolshevism的胜利》文章，这使胡适很不以为然。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说，“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胡适写信在美国的朋友张奚若面前叫苦。张奚若回信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他的《Bolshevism的胜利》空空洞洞。”在《新青年》同人中，张奚若只恭维胡适、陶孟和，对陈独秀、鲁迅等人，他赞成蒋梦麟的话——“无源之水”。
田必美
1919年1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鲁迅一开始就对此次会议很怀疑，“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妄谈”。陈独秀比鲁迅说得更激烈：“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
整个一月，钱玄同、刘半农轮番上门，或写信或一道来坐，少不了替陈独秀催稿。他们来催一次，鲁迅便做一篇随感录。钱刘陆陆续续来五次，鲁迅便做了五篇随感录。陈独秀对鲁迅谈进步美术家一文很感兴趣。凑巧自己最近写《答吕澄〈美术革命〉》一文，鲁迅的文章正补了《新青年》谈美术的不足。陈独秀嗣父陈昔凡是清末画家，家中藏有200多件王石谷的山水画。可惜二次革命后被马联甲抄走了不少。王石谷的画在京城能卖大钱，但缺点是临摹仿古画，并不追求自家创作。这种方法陈独秀并不感兴趣。因此，陈独秀主张美术革命，要学西洋画写实精神，不落古人窠臼。鲁迅自己爱画画，也肯花钱搜集画。因此在美术知识上，比陈独秀专得多。
正月，光绪举人林琴南化名林之在《新申报》“蠡叟丛谈”上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攻击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人。“真是无聊的举动。”看到《新申报》，李大钊来到文科学长办公室。“这个伟丈夫荆生，大约是他的学生徐树铮吧。算什么本事，拿军阀吓人么？” 皖人徐树铮做段祺瑞的军事参谋时，曾南下镇压辛亥革命，当时正操纵安福国会。“抱陆军部次长的大腿，靠写胡编乱造的小说出气，不是正派人所为。”一向心平气和的李大钊也有些愤愤然了，这些人是不怕什么“伟丈夫”的。回到图书馆主任室，李大钊拿出书刊用纸放在红漆书桌上，在绿格竖写的竹纸上写出《新旧思潮之激战》7个字，开始反击林琴南的挑战。
不日，蔡元培也到北大红楼陈独秀办公室闲谈。“这家伙出语伤人，连我、适之、玄同一起骂了。”陈独秀点了一支烟说。“田必美、狄莫、金心异，细一想，还真是你们3个。”蔡元培说。《荆生》里讲，有三个人在一起放言高论，诋毁前贤，被荆生痛打了一顿。“田必美”指陈独秀，“必美”与“独秀”同，“狄”与胡适的“胡”同，“金心异”与“钱玄同”同。“到底是古文学家，对仗工整，亏他想得出。还好，只是被痛打一顿，没有抓去杀头。”“不至于。新旧思想交锋，难免讲过头话。”蔡元培想起，钱玄同也骂守旧派为“谬种”。
“你也被骂了呢。”陈独秀笑道。“是么？”“这‘元绪公’不是讲你么？”陈独秀提醒蔡元培。《妖梦》里的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影射胡适，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影射蔡元培。林纾写道：白话学堂有一“毙孔堂”，田秦二人毁伦常，赞扬白话文，元绪则点首赞赏。有一个能啖月亮的罗喉罗王妖魔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蔡元培和林琴南都是清末科举出身，以前也认识，入主北大时，有人提到聘林纾教国文，蔡元培考虑其桐城文风已过时，未加聘用。蔡元培不聘林纾后，徐树铮请“恩师”到自己主办的北京正志中学讲授《史记》。林纾希望“荆生”打“田必美”，就是唆使北洋军阀干涉新文化运动。刘半农已明显感到，文字狱黑影渐渐压了过来。
全无根据的谣言
和林琴南发表隐射小说同时，1919年2月，《神州日报》发表北大学生张鹆子（张厚载）《半谷通信》，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以思想激烈，受到政府干涉，陈独秀已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无风不起浪，张厚载发表《半谷通信》起因是北大关于文理合并的改革。理科的秦景阳等人不帮夏浮筠，恨他废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换聘约制度（不知道是胡适的点子），也不希望本科学长落到陈独秀头上，建议用教务长取代学长。蔡元培还没有采纳，张厚载便迫不及待将此消息公布，加上揣测之辞，犯了捕风捉影大忌。
张鹆子去年曾来信谈新文学及中国旧戏问题，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给予反驳。
一年前，张厚载对胡适编《尝试集》也有微词，说胡适“轻于尝试”。
2月19日上午，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在文科学长室闲谈。“适之太容忍了！看得起宋春舫，看得起张厚载……再这样，我要脱离《新青年》了。”钱玄同生气地说。去年，胡适给张厚载写了一封信，张厚载到处炫耀；此后，胡适找张厚载写文章，请他帮自己找材料，两人来往频繁，引起了钱玄同的反感。
陈独秀、胡适等人名气很大，张厚载的流言立即被上海等报刊转载，《神州日报》一时走俏。张厚载见陈独秀缄默，3月初，又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3月10日，惊蛰已过了几天，前夜的雨雪还未干，地湿漉漉的。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说：“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还说陈先生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越传越远，竟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
就在胡适致函《北京大学日刊》同一天，鲁迅开始誊抄《孔乙己》。这篇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的。抄毕，鲁迅给高一涵写了一封信，打算寄给他。这一期轮到高一涵编辑。周作人正有事找高一涵，便说：“我给他吧。”
粤人陈铁生写《驳《〈新青年〉5卷5号〈随感录〉第三十七条》：“鲁迅君何许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个青年……卒之有一位系鲁迅先生最憎恶之拳术家，他说我是偏练之故；如用拳术，手足一齐动作，力与气同用，自然无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为了身体苦痛，只可试试看。不料试了3个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鲁先生之所谓拳匪……”去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5卷5号发表《克林德碑》，认为，克林德碑虽被拆迁，但并不能消除“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等封建思想的影响。
3月2日，鲁迅写《集外集·拳术与拳匪》，替陈独秀说话：“此信单是呵斥，原意不需答复，本无揭载的必要；但末后用了‘激将法’，要求发表，所以便即发表。既然发表，便不免要答复几句了。来信的最大误解处，是我所批评的是社会现象，现在陈先生根据了来攻难的，却是他本身的态度。如何是社会现象呢？本志前号《克林德碑》篇内已经举出……”
3月中旬，陈独秀在《每周评论》13号上发表署名“只眼”的文章《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说：“张厚载因为旧戏问题，和《新青年》反对，这事尽可从容辩论，不必藉传播谣言中伤异己。若是无心传下来，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针对林琴南，陈独秀说他的小说也不会受到旧文学家欢迎。因为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林琴南是翻译家，陈独秀对他和对张厚载不一样，称作“林先生”。胡适和陈独秀公开驳斥张厚载谣言后，蔡元培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辞职”辟谣，并依据大学规程，令张厚载退学。
汤宅密谈
1919年3月26日，大总统徐世昌指令教育总长傅坛湘致函蔡元培说：“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 蔡元培请傅斯年执笔回信，说：“元培亦必勉励俱生，为学问之竞进，不为渝越轨物之行也。”
夜里，愁眉不展的蔡元培和平素相处不错的尹默、夷初一道，去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处商谈陈独秀的事。最近报上又传出文科学长陈独秀有嫖娼一事，谈这种事在北大里面不合适。
“陈独秀逛窑子、嫖妓之事，流传甚广。陈君个人事小，有辱北大门风事大。孑民，何不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汤尔和知道蔡元培不想免去陈独秀，极力劝说。去年5月，汤尔和给陈独秀写信，不料陈独秀在《新青年》4卷5号上给他回了一封不太客气的信，想起来就不愉快。
“以你之见非撤不可？”蔡元培犹豫不决。“非撤不可。前年你聘他时，称他品学兼优，事实证明此君私德太坏，不堪斯任。”汤尔和毫不含糊地说。蔡元培说，“要免去陈君，理由事小，只是迎合了外人的心，决非本意。况且，年初我也和玄同君说过，驱逐陈独秀，除非‘上谕’将我革职。今我未革职而先除陈独秀，也不合我初衷”。
沈尹默说：“只怪这位先生太不检点，被人抓住把柄，倘若再任文科学长，社会上沸沸扬扬，大学斯文扫地呀！”汤尔和附和说：“尹默所言极是。陈独秀私德太坏，这是我和尹默当初都没有想到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极力向你推荐。今日到了这个地步，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也不怕担当这个罪名。”
陈独秀此时还蒙在鼓里，一心一意做他的文章。3月30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林纾的留声机”，揭露林纾活动他的同乡议员，叫该议员弹劾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3月，国会议员张之奇提出弹劾教育当局，撤换北大校长提案，未被通过。
陈独秀说：“这是叫议员做他的留声机器。” 4月1日，蔡元培在《神州日报》发表了他的《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信上说：“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课无涉，亦不干预。”
这个插曲未能阻止调整陈独秀。4月8日，清明后的第三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文理科统由教授会领导，教授会主任由文理科主要教授轮流担任，鲁迅的老乡马寅初被推为第一任主任(教务长)。三天后，由北而南行的陈独秀遇到回寓所途中的汤尔和，陈独秀脸色铁青，怒目而视，汤尔和见不是滋味，匆匆低头而过。
鲁迅也很关注这场撤换陈独秀的冲突，4月19日，他给回家乡的周作人写信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他对外国记者报道北大这场争战很感诧异。
4月20日，胡适翻着《每周评论》18号刊登的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大吃一惊：“仲甫越来越左倾了。”上次见陈独秀写《贫民的哭声》这样纯苏俄式的文章，胡适心里就不是滋味。陈独秀写道：“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有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胡适记得陈独秀在《每周评论》4号上批评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那时他看了这样的文字，心里是多么高兴啊！没想到短短数月，仲甫变了。除了汤尔和等人唆使蔡元培免去陈独秀的职务原因外，就是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发生的直接影响了。
李大钊担心胡适的态度影响《新青年》内部的团结，写信说：“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
文理科合并后，陈独秀一时失落，便一头埋进书房，每日专做带有火药性的文章。《每周评论》上便有陈独秀的文章十几篇，为各地激进社团报刊大量转载。4月20日，陈独秀公开点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这几个人日子一天天不好过了。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北京李大钊、高君宇、邓中夏、张国焘、赵尔康等3000多人上街游行。学生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时，紧闭的铁门内架有机关枪，走在前面的李大钊突然跑出队伍冲了上去，赵尔康等人一看不妙，紧紧地把他拖住。军警逮捕30多人。
这天，陈独秀在家中写文章：“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过了几天，到上海接杜威夫妇的胡适收到陈独秀来信。陈独秀说，30多人中有江绍原等22名学生。“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
5月15日，李大钊将《新青年》6卷5号办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把运动引向社会主义。鲁迅不太留意李大钊的文章，但自信和他是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伙伴。在写《“来了”》和《“圣武”》时，鲁迅赞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他也不怕胡适不高兴，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同期发表了鲁迅写的小说《药》，看了鲁迅的小说，陈独秀说：“豫才的政论我不恭维，他的小说我是真的佩服。”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研究室与监狱》，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次日是星期一，这天陈独秀和李大钊一上班就商量，群众运动正澎湃向前发展，被捕的学生已陆续放出，陆、章、曹免职已不成问题，大家日益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现在要趁热打铁，再烧一把火，把斗争引向深入。讨论了半天，他们决定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最后最低的5点要求，倘政府不接受，“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这时，一张大网正向陈独秀张开。北京各警察区署接到京师警察厅密令：严密监视陈独秀、李大钊、邓康、陈为人等人。罪名是以印刷物品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在大沟头18号设立印刷机关妨碍治安。但警察只知陈独秀住在中一区界内，不知陈独秀确切地址。
6月11日午饭后，陈独秀匆匆忙忙穿了一套白色西装，戴上礼帽，随身带了一筒传单出门。昨天，陈独秀等人在中央公园等处散发传单。北京政府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的人。
陈独秀直奔新世界游艺场而去，他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危险，口袋里蓝公武给他的信也没有拿下。外形似弓弩一样展开的四层高大主建筑的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人影憧憧，小摊小贩的叫卖声，人潮如涌的嘈杂声浑成一片。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在游乐场吃茶聊天。胡适还是去年春天来这里玩的，街上熙熙攘攘，路面还留着昨天下雨的痕迹。正在说话，陈独秀突然从他的上衣怀里取出一筒《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来向周围散发，茶房里一阵骚乱。胡适吃了一惊，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忙朝高一涵看了一眼。陈独秀使了一个眼色，说：“我一人留下。
”他一个人穿过人群直奔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高一涵和胡适便先离开游乐场。
新世界是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侦察重点地区，每天都有数名侦缉人员、巡官、巡警在这里活动。头一天，他们接到侦查传单的任务。约中午两点，一个叫朱霞的巡警神色慌张地找到巡官刘永德、邓海熙，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刚捡到的传单。
在新世界顶部露天平台，两名巡官发现陈独秀形迹可疑，一边一个扭住陈独秀左膀右臂。“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抓人。”陈独秀大吼大叫。一名巡官从陈独秀身上搜出一筒传单和一封蓝公武给陈独秀的信。陈独秀不再叫了。几个人见抓到了陈独秀，警官与侦缉队洪分队长发生了争执。警官人多，强行将陈独秀押往警察厅外右五区警察署解宪厅。
审讯时，陈独秀说：“我是北大文科学长，蔡校长走后，我也请假回安徽，昨天才到北京。今天到新世界商场，在头层楼矮墙上捡到一筒传单，看到三分之二处，大意还没有看明，就被你们抓来了。”“传单从哪里来的？”巡官一再讯问，陈独秀总是回答：“因为是捡来的，确实不知传单来历。”
晚上12时许，一群军警荷枪实弹，包围了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氏住宅。两扇对开的破旧的窄木门被震得摇摇晃晃，门前一对矮小的石狮无奈地呲着大嘴。从梦中惊醒的高君曼战战兢兢。她这才知道，陈独秀出大事了。
陈独秀案之大疑团
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6个人官职，其中有北京政府步兵统领王怀庆，所以王怀庆坚持主张将陈独秀按军法处理。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汀是安徽合肥人，他要将陈独秀按警律处理。双方争执不下，告到总统徐世昌那儿，徐世昌决定送法庭判决。徐世昌迫于形势，1919年6月10日免去曹、陆、章职务，6月11日提出辞职。抓住陈独秀后，徐世昌又收回辞意，只是换了内阁总理，由龚心湛接替钱能训。
第二天，胡适听说陈独秀被捕，十分担心。陈独秀平时为人倨傲，加上“私德不修”，官高势大的同乡们早就嫌他，正好抓住了借口，把他捉将官里去了。半夜，一家报社来电话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胡适一时睡不着，写了一首《威权》小诗：“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胡适希望北洋政府早日垮台。这以后，胡适天天都接到关于陈独秀的消息。余斐山来信说：“闻独秀先生被捕，甚为骇异！”南通的张孝若来信提醒胡适：“陈独秀被逮，文字狱之先声也。”
6月13日，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在第二三版用几行字小心翼翼地刊出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上海的《民国日报》则全文刊出《北京市民宣言》，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之猖獗》时评。北方的报纸遮遮掩掩，南方的报纸摆出替天行道的架式，趁机给北方政府施加压力。
为了大造营救陈独秀的舆论，罗家伦、黄昆仑写信给上海安徽协会及全国学联，李大钊和高一涵分别给章士钊拍电报，请他出面和龚代总理斡旋。与此同时，旧势力希望重罚陈独秀，京师总商会申明《北京市民宣言》是假借市民名义。《神州日报》说“营救能否有效，殊难预卜也”。不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披露陈独秀已释放的谣传，同时披露了邮局克扣李大钊致章士钊电文事。一时扑朔迷离，疑团重重。
6月23日，设在上海的安徽协会潘赞化等4人给李辛白和胡适来了一封信，胡适没想到为营救仲甫还闹出一大堆事来。章行严致电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后，王克敏回电说，陈独秀已放出，警察厅已派人到陈独秀家慰问。潘赞化等人正准备给陈独秀写信慰问，江彤侯来信说陈独秀仍在狱中。章行严怀疑王克敏的信是别人伪造，而自己的信，他可能没有收到。因为高一涵来信，章也没有收到。昨天，章行严又给王克敏、龚仙舟写信。此外，潘赞化、章行严等人还请章太炎写信给蔡元培；请李光炯转托吴；请吴守一托马通伯；李次山给张敬尧电报，张敬尧给段祺瑞、王怀庆、吴静潭去电报，李次山听说仲甫已放后又给张敬尧去电感谢，张敬尧也回电说已电谢北京……闹了半天，原来是一场滑稽剧。
6月23日下午7时，胡适在六味斋招待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钊等12人，商议《每周评论》善后事。陶孟和没有来，他3月份到美国去了。胡适说：“自孟和离开、仲甫被捕，《新青年》就像是衰了……要编好《每周评论》，需要有专门的人投入精力，我现在没有课……”胡适想一个人编《每周评论》，是想多发表一些杜威的演讲，他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有看法。感到《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因为过去胡适不乐意于《每周评论》，现在有了热情，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件好事，在外人看来，这意味着《新青年》内部的团结。李大钊是“好好先生”，他说：“我希望《每周评论》要体现《新青年》同人的团体的精神……”大家七嘴八舌商量了3个小时，商议结果，是维持现状，由李大钊和胡适共任编辑。
次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严修儿子严智怡游说徐世昌的消息。原来，严范孙（严修）的儿子带着父亲的信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徐世昌开始说：“这是司法部的事。”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的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的事，怎能够去干涉他呢？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答应“维持”陈独秀。严智怡又趁热打铁游说司法总长朱深，朱深推辞说：“此案还没有交到司法界，不便过问。”最后也答应“维持”陈独秀。除了严范修，马通伯等人也参与营救陈独秀。
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上了警察厅黑名单上第二号人物后，准备回老家躲避。尽管报上讲仲甫受了两次拷刑，陈夫人也担心仲甫胃病发作，但有章行严给龚心湛写信、田桐致徐世昌函，估计仲甫没有生命危险。李大钊走后，《每周评论》交胡适负责。
天气渐热，警方同意高君曼送书籍、衣服及少数饮食品，但不允许和陈独秀见面。后来，警方突然又允许高君曼见陈独秀了。铁门咣咣啷啷的打开后，借着昏暗的光线，高君曼看见一张低矮的床上，卧着他的先生：衣衫不整，胡子拉碴，正染着寒热病。此时的陈独秀，正应了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小诗《怀陈独秀》里的话：“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李大钊看了，知道胡适针对的不是别的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针对的主要的不是陈独秀，而是自己，说：“胡适真是胡说，不懂主义，怎么研究问题？”一次胡适讲课，文言白话掺着讲，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写到自己写了“胡说”，成了笑话。胡适无所谓，去年上半年作诗《胡说》，讽刺“拟古”。
7月下旬，李大钊利用回老家避难时间，写了反驳胡适的文章。适之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不错，纸上的空谈的‘主义’是危险的，但主义本身并不带来危险呀？！”李大钊直接了当地写道：“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拉杂写了三五千字，李大钊自觉口气还是心平气和的。反复看了几遍后，8月初寄出。胡适将李大钊的文章登在8月17日《每周评论》35号上，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载在下一期《每周评论》上。
秋天，李大钊从五峰山回到北京。对于胡适的反驳，李大钊觉得和他的前文重复，不必再反驳了。胡适似乎话还没有说尽，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专谈输入学理的方法，拟刊在《每周评论》8月30日37号上。就在这天，徐世昌政府查封《每周评论》。
9月上旬，急欲与西南和解的徐世昌政府派出和谈代表许世英到上海。针对沸沸扬扬的陈独秀案，孙中山说：“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许世英连连点头，说：“东海、心湛都是主张从速开释陈独秀的，孙先生的意见，我立即打电报回去禀报。”
孙中山发话后，9月16日下午4时，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出狱前，警方当着保人的面，提醒陈独秀行动仍受限制，重大行动须得政府批准。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会议主席张国焘致欢迎辞说：“我代表北大同学，热烈欢迎陈先生光荣出狱，并对陈先生狱中所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 张国焘二十二三岁，江西萍乡上粟人。陈独秀见他方方的脸盘，鼻隆眉直，话虽不多，却很得体，对这位北大理学院的学生印象不坏。他致答辞说：“此后无论是否在北大工作，都将和同学们一道与恶势力作斗争。”北大已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职，改任国史馆编纂。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写了欢迎诗：“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刘半农的欢迎诗开头是：“D——！我已八十多天看不见你。人家说，这是别离，是悲惨的别离……”他们来看陈独秀时，房里进来了一个獐头鼠目的陌生人，客人只好告辞。来人是警方的探员，奉命每日到陈宅巡察，并叫陈独秀填写《受缘戒令者月记表》。
思想界的明星
1919年中秋之后，仲甫邀玄同、半农、守常、适之、尹默、启明等人开了编辑会议，鲁迅因修理八道湾房子,没有来。但启明说了长兄的意见，最后还是鲁迅意见占了上风，反对胡适一人编《新青年》。决定从12月1日7卷1号起，《新青年》仍由陈独秀一人编。蔡元培回校后，邀陈独秀任历史系教授。
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出版，晚上，胡适作《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主张研究一个一个的问题：“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在胡适看来，陈独秀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陈独秀对《新青年》“罪案”作了个承诺，但陈没有替新文化运动下定义。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表现出“研究问题”和“输入学理”两种趋势。新思潮的惟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即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陈独秀出狱后，对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有了倾向性，但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写文章说：“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主义。”
冬天的一个夜晚，上完法文班的潘赞化顶着初冬的寒风离校回家，远处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人影以手抚肩背，瑟瑟缩缩向他迎面走来，像是沙漠上一只离群的小羔羊，走近才知是延年。陈独秀去北京后，延年、乔年兄弟住在亚东店堂的地板上，今年入震旦大学读书。
见延年仍然穿着秋天的夹呢袍，潘赞化停下问：“你不冷吗？”延年说“还好”。“到我家去，我给你找件棉衣。”潘赞化怜悯地说。“不需要，谢谢。”延年摇了摇头。近日，他打算和乔年赴法勤工俭学，正在刻意吃苦锻炼自己。潘赞化不再勉强他，问：“上次，你父亲在北京被京警局长吴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乡关系营救他，你知道吗？”“已听说了一些。”延年当时已和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黄凌霜、郑佩刚等人有来往。“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怕不怕？”“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况且这次学潮的意义千古未有。情况这么复杂，肯定有危险；仁人志士有这么一个机会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么可怕的。”潘赞化吃了一惊，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罢，当然可惜。”延年说。
1920年1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到箭杆胡同9号，拜访陈独秀。“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一班湖南人进京请愿，要求驱走湖南军阀张敬尧。《湘江评论》创刊于去年7月14日，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长文。
胡适在《每周评论》36号上写文章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