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谈到驱张运动，陈独秀赞扬道：“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我很赞赏你们驱张，也赞成你们打算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最后，陈独秀答应毛泽东，作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支持驱张运动。这次见毛泽东，陈独秀增添了对湖南青年人的好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
第五章 创立共产党(1920.1-1923.1)
相约建党(1)
1920年1月底，陈独秀接受湖北学生联合会邀请，去汉口讲学。与此同时，陈延年、陈乔年登上一艘海轮，从上海开出，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科伦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向马赛驶去，开始了漫长的赴法勤工俭学生活。
在上海住了4夜，2月2日凌晨，陈独秀乘大通轮去武汉。船过家乡安庆，雄巍的振风塔挺拔如故，塔檐下的风铃光秃秃地悬挂空中，轮廓明快清晰，使人增添了萧瑟苍凉的感觉。塔的不远处，陈家大洋房已失却了昔日的豪华，掩没在一片错杂不齐的民宅之间。站在船舷边，陈独秀一阵难过，产生了一种未曾有的负疚感。
2月5日上午，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生协会在文华大学召开千人大会，欢迎陈独秀的到来。陈独秀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几个大字。陈先生的字迹流利遒劲，引起了台下学生的啧啧赞叹。陈独秀说：“中国的存亡决定于社会改造，而求之于根本之解决，又非从教育上着手不可。”陈独秀的演讲引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鼓乐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
“陈先生，您的演讲精彩极了，我想找您做一次专访。”散场后，一位青年记者紧跟在陈独秀身后说。陈独秀接过青年人递过来的名片，笑着说：“可以，可以。”名片上写着“包惠僧”三个字，一个出家人的名字。
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两天安排了4场演讲。2月7日傍晚，包惠僧来见陈独秀，因为要到普海春赴宴。陈独秀和包惠僧握手说：“这次来汉，有负诸君厚望，还望你转达我的歉意，请诸君原谅。”走到门外，陈独秀放低声说：“湖北官吏惟恐我在汉多呆一日，当局如此压迫言论自由，和北方没有两样。这种局面，倒是最令人担忧的。”当晚7点，陈独秀由大智门登车回北京。
陈独秀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1月底，陈独秀刚一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出了问题，陈独秀不见了。陈独秀在武汉演讲的消息经华中报纸传开后，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警察署慌张一团，纷纷到火车站和陈宅侦查陈独秀行踪，打算一等陈独秀回来，立即逮捕归案。
高一涵等人听到风声，和李大钊商议，派人到西车站等候陈独秀，但派的人在西车站没有接到陈独秀。陈独秀糊里糊涂回到寓所，他稍事休息，坐下来写了几份请柬，邀请胡适等人来家中晤谈。这时一位警察进来了，他已在陈家门前转了几天，发现陈独秀在家，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警察说。陈独秀忙解释：“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为了缓和口气，警察点燃一支烟说：“你现在是名人了，能不能给一张名片啊？”陈独秀递了一张名片给他，警察放在口袋里，又闲扯了几句，急急走了。
陈独秀警觉起来，他前脚进门，警察后脚步进来，十分蹊跷。他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去了胡适家。一看胡适家不是藏身之处，又去了李大钊家。陈独秀将他回家遇到警察的事对李大钊说了一遍。“仲甫，北京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李大钊担心地说。陈炯明支持办西南大学，陈独秀回南方是个机会。“我也这样想。”陈独秀现在已被北洋政府盯上了，不走也得走了。“只是乘火车和小汽车是万万不行了。”陈独秀想起家中遇到的那个警察。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逃离北京，说：“我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去上海。”
连夜，陈独秀、李大钊二人来到北大化学系教授王星拱（抚五）家，王星拱是安庆怀宁高河埠人，和陈独秀是正经老乡。王星拱忙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
雪后的夜晚，大地是白茫茫的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急急地向前奔去。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了崭新的辙印。
进入旷野以后，李大钊和陈独秀松了口气，因为兴奋，两人一点倦意也没有。“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Bolshevism式的政党？”李大钊决定利用送陈独秀的机会，和他交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说得好。”李大钊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纵情大笑起来。赶车人受到情绪感染，随着轻轻的一声吆喝，“叭”的甩出了一个响鞭，骡车欢快地跑了起来，客人的笑声与有节奏的骡铃声车轱辘声响成一片，在白雪映照的空旷原野上久久回荡……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事宜，只到拂晓。一团血红的日光冲破黑暗投向大地，皑皑白雪被反衬得眩人眼目。这是新世纪的曙光，五彩纷披，光芒万丈。
相约建党(2)
在天津分手时，李大钊握着换了新装的陈独秀的手说，“我马上给许德珩、张国焘他们拍电报，让他们给你联系房子。你只管放心的在船上睡觉”。陈独秀紧紧地拉着李大钊的手，用力摇了摇，“你也要保重”。一夜未眠的交谈之后，陈独秀感到和李大钊的感情又近了许多。自长兄去世后，陈独秀多年没有体会到这种手足亲情了。
维经斯基来华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乘坐外国船到达上海，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高高的门楣上方，有一个砖砌的“A”字形的门檐。以前这里是柏文蔚的住宅。许德珩、张国焘等人接到李大钊的电报，帮陈独秀找到房子。
陈独秀到上海后，去汪孟邹家坐。潘赞化连忙来见，几句话一讲，潘赞化就提到了延年、乔年。赴法前，兄弟俩回了一趟家乡安庆，与祖母谢氏、母亲及亲友道别。家里人见两人脸色憔悴，衣服破旧，十分伤感。祖母要给他们添置衣服，两人见家境不好，拒绝了。陈独秀到上海的同时，延年兄弟俩到达了马赛。2月3日，到达巴黎，住凯旋门附近哥伯凡街32号。为了解决二陈出国所必须的400元旅费(三等舱300元一张票)，吴稚晖于去年11月23日给上海留法勤工俭学执事沈仲俊写信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希望沈仲俊“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一个月后，吴稚晖又写信请沈仲俊为陈延年等人“觅得船位西行”。陈独秀担心儿子和吴稚晖靠得太近，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正月里，鲁迅和二弟谈到刊印《域外小说集》的事。这本书是宣统元年在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的。两人决定请陈独秀帮忙，找群益书店出版，但版权不给群益。周作人给陈独秀写信时，将鲁迅《〈一个青年梦〉的正误》附寄。陈独秀给周作人写回信说：“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陈独秀到上海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北京市民还没有觉醒，仅仅只有学界运动，力量薄弱。广东人民活泼勇健，腐败空气没有北京厉害，因此，改造广州社会比改造北京容易些。” 他不赞成吴稚晖的主张，把西南大学办在上海租界，因为设在租界倚人为生，寄人篱下，大学失去了独立性难以发展。他更不赞成李石曾提出在巴黎办中国大学的主张。
3月4日，旧历正月十四日，张元济到上海霞飞路221申江医院，看望住在这里的陈独秀。张元济今年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经理，改任监理，忙着出版《四库全书》，并请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谈到今后的打算，陈独秀说，准备和章行严、汪精卫等办西南大学。汪精卫、吴稚晖、章士钊、李石曾等人已先期去广州。陈独秀打算等邮船一到，即去广州与他们会合。次日，章士钊从广州拍来电报：西南大学办学大纲已经政务会议通过。但校址因广州政潮突起，决定迁回上海。章士钊、汪精卫日内即回上海。陈独秀只好取消广州之行。
就是这时，上海陈独秀寓所来了一位李大钊介绍来的俄国客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之路。来人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吴廷康），同行的有夫人库茨涅佐娃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还在陈独秀关押在监狱时，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得到了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派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的身份，抵达远东具体实施这个提纲。当时的交通不发达，东亚书记处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与中国的联系有4条道路。
李大钊在信中介绍了维经斯基一行的目的：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杨明斋将陈独秀话翻译后，吴廷康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维经斯基中等身材，态度沉默，一口流利的英语。陈独秀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适合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这几天，你们先休息一下，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袁振英、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沈仲九、蔚克冰、丁宝林、戴季陶、张东荪等人。维经斯基感到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思想不统一，而且，这些学者主要停留在讲演、写文章上面，没有组织和实际行动。但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4月下旬，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编，共400页码。为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赶写了《五一运动史》。编好7卷6号，陈独秀就今后编辑《新青年》的事，给李大钊、胡适诸同人写信，说今后编辑《新青年》要么北京诸人轮流编，要么北京一人编，要么陈独秀一人在上海担任。
陈氏的坚决信仰
1920年5月，经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经斯基同意，在上海成立了“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这意味着中国的革命运动即将并入共产国际运动的洪流。
这时，毛泽东在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去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寓所分上下两层，窗明几亮、清新开阔。这次，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到回湖南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类似工读互助团）的计划。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时，陈独秀是热心人之一，当时还捐款大洋30元。但胡适、李大钊、戴季陶、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办不下去，陈独秀认为办得下去。因为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来上海后，陈独秀主张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读互助团。
谈话中，陈独秀劝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向他推荐了陈望道最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陈独秀说：“马克思说，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 见毛泽东兴趣很浓地听自己侃侃而谈，陈独秀呷了一口茶，又将自己读书的感受大大地畅叙了一番。
分手时，陈独秀答应请亚东、群益书社周转经费，帮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介绍俄罗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6年后（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提到这次晤谈：“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夏天，金陵大学肆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延年、乔年。看了父亲的信。延年满脸不高兴，因为陈独秀劝延年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延年将信扫了一遍，放进口袋里说。延年比陈公培长两岁，此时也才二十二、三岁，陈公培没想到延年对其父直呼其名。
此时，延年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好，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延年在给友人雄东即丁肇青信中说，“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说‘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会过他’”。陈延年不喜欢受人制约，不赞成跟着陈独秀、胡适后面跑。
7月初的一天傍晚，汪孟邹摇着一把纸扇，夹着一本新标点的《水浒》，来到渔阳里2号陈宅请陈独秀作序。陈独秀说：“‘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我最欣赏《水浒传》里这首诗。施耐庵写《水浒传》，主旨尽在其中。所以《水浒传》大家都喜欢看。现在的富人，吃荷兰冰淇淋还嫌不凉，吃西瓜还嫌不甜。”汪孟邹点头说：“就按你说的写。”
住在陈独秀家楼下的李达理个光头，平常话不多，专心在房间里写文章。过了几天，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张国焘此次来上海，一则受学联之托和刘清扬到南洋去募捐，再则受李大钊之托，来上海了解一下上海发起组进展情况。张国焘和李达住在一起，陈独秀和夫人高君曼及小孩住楼上。张国焘喜欢交际应酬，有时很晚才回来。有一次高君曼问他：“张先生是扎马路去了吧？”这时张国焘二十四五岁，他不好意思地说：“哪里，哪里。”
陈独秀这时非常忙。上午写作，中午休息一会，下午应酬来人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晚上继续写文章。
戴季陶夫妇住渔阳里6号楼，和陈独秀是邻居。对于这位《星期评论》主编，维经斯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维经斯基对《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印象也很好。他希望陈独秀和戴季陶、张东荪为主发起组织共产党。但张东荪参加一次碰头会后，就不见人影。起草党纲时，戴季陶看到 “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在这之前，孙中山知道戴季陶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将戴季陶骂了一顿。张东荪、戴季陶中途退出后，沈仲九、刘大白等人也提出不能接受党纲，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反对清朝的封建君主的政治，也反对西欧的民主政治。
夏日的一天， 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亢慕义斋”(德文共产主义直译音)讨论陈独秀的来信。陈独秀在考虑党章时，对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主意。维经斯基的意思，各国共产党名称不一致，不必强求。于是陈独秀写信征求北方同志的意见。李大钊认为，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还是叫共产党吧。
社会主义青年团(1)
1920年7月14—18日，4天的直皖战争速战速决，曹锟和张作霖的直奉联军战胜了段祺瑞的皖军，段祺瑞被迫下野。直皖战争结束的第二天，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人在上海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人会议”，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
7月19日的会议后，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等4位中国革命者组成。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三个部。李汉俊负责出版部，刊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米宁的《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等小册子。
宣传报道部由杨明斋负责，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他的消息来源，主要是翻译俄国远东报纸和苏联的一些重要报纸上的消息，此外，就是刚成立的革命局成员提供的材料。
8月初是一年中最热的几天，鲁迅因大热，加上家人一个个闹病，休息了几天。5号午前去山本医院取药，回来后静下心来，开始写小说《风波》。《新潮》的傅斯年也来催过稿，但鲁迅还是打算寄给《新青年》。5月1日陈独秀出“劳动节专号”，向二弟约译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鲁迅没有写，他认为旧状无以维持，但转变也是一塌糊涂而已，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也非新学家鼓吹的新式。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鲁迅并不反对介绍俄国思潮到国内。
立秋头一天是周六，鲁迅将抄好的《风波》寄给陈仲甫，这次他没有请二弟转寄，是自己到铭伯先生家去，顺路到邮驿的。
8月22日，发行2000份的《劳动界》周报出版，这是工会成立后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对象主要是工人，周报很便宜，一分钱一份。上海的工人生活费在增加，而工资在减少，工人的贫困化促使了自发的罢工次数增多，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在《劳动界》创刊的同一天，根据陈独秀的建议，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以个人名义承租渔阳里6号楼房一幢，作为活动场所。在这之前，维经斯基给俄共中央西伯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谈到了在这个月内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维经斯基、杨明斋来到陈独秀家，谈了一晚上。
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风波》后，陈独秀评价说：“豫才的小说，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很有结集重新出版的价值。”鲁迅写到：“九斤老太早已做过八十大寿，仍然不平而且健康。六斤的双丫角，已经变成一支大辫子了；伊虽然新近裹脚，却还能帮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
“打算用在《新青年》上么？”张国焘问。“嗯”，陈独秀点了一下头。“你对近来编的《新青年》有什么看法？”张国焘说：“谈政治多，革命色彩更浓了。”
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主持团的工作，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上海党小组发起人也参加了团组织。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柯庆施、刘少奇、卜士奇、彭述之等人作为第一批团员，参加了青年团各项活动。
陈独秀编《新青年》8卷1号时，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请汪孟邹转告陈独秀，因“五一”劳动节专号太厚，这一期《新青年》要加价。陈独秀一听，生气地说：“加什么价，去年我在北京，就讲订数少，不想发行。不发行好了，我自己发行。
”汪孟邹胆子小，说：“怕不好，合同没有到期，群益会诉讼。”“不怕！北京吴总监的牢都坐了，还怕他们诉讼，让他们诉讼好了。是他们先加价，先违背合约。”陈独秀大声说。
这时陈望道来坐。汪孟邹又劝了几句告辞走了。陈独秀怒气冲天，说：“群益书社想加价，我打算自己发行《新青年》，你来得正好。将《新青年》办成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机关刊物如何？”陈独秀见到陈望道，火气顿时消了下去。
陈望道提醒陈独秀说：“《新青年》这样公开宣传共产党，会不会有麻烦？”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先开辟一个专栏，介绍马克思著作。”陈独秀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9月，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提到，上海“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但他不知道，陈独秀其实没有博士学位。
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胡适主张，要搞新文化运动，只要做两件事，一是“普及”，二是“提高”。怎么提高呢？那就是少讲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陈独秀要谈政治，胡适不谈政治，陈胡二人一南一北公开摆起了擂台。
秋天，张申府到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发起共产党的事。回北京后，张申府和李大钊吸收张国焘入党。此后，又吸收了罗章龙、刘仁静、张太雷、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李骏等人入党，建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北京共产党小组开第一次会议时，黄凌霜等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说开会不拘形式，结果决定不设会议主席，不作会议记录。讨论工作分配时，黄凌霜提出，“各项职务不必用什么确定的名义”。张国焘问，“那工作怎么分配呢？”“先定下哪些事该做，然后由各人自由分担。”李大钊提出，此事以后再交换意见。
社会主义青年团(2)
因小组成员大都没有工作，李大钊每月从他个人薪俸中拿出80元作活动经费。
广州政府阁员(1)
1920年11月22日，张申府经上海去法国讲学，抽时间到渔阳里2号和陈独秀话别。
谈到黄凌霜等人中途退出北京党组织，陈独秀说：“不要紧的。上海这边，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了。”最近，陈独秀四处联系发展建党事宜：湖南找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和何叔衡；山东找了齐鲁书社的王乐平，此君转荐办《励新》杂志的王烬美、邓恩铭；湖北李汉俊推荐了董必武、刘伯垂来上海，陈独秀又请刘伯垂去找董必武。
次日晚上7时，上海一品香饭馆前门前窄窄的路面上来了不少文弱教书匠，他们都是在沪的北大同人，相约在这里为蔡元培饯行。因为是送蔡校长，高君曼也去了。
见到陈独秀、马寅初等人，穿着旧式棉袍的蔡元培忙上前拉手，说：“又惊动大家了。”蔡元培剃去了山羊胡子，分头也改成头发后梳。和蔡元培同来的有罗文干、汤尔和、张申府等人。陈独秀应付地和汤尔和拉拉手，寒暄了几句。
菜上桌后，陈独秀代表东道讲话，说蔡先生之精神力用之于对付反对者三分之二，用之于整理校务者，仅三分之一耳。闲谈时，陈独秀对蔡元培说：“见到9月15日的《时事新报》，我就知曹锟、张作霖上台是换汤不换药，老蔡呆不住了。”
夏末秋初，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张作霖突然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锟应道，“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作霖说：“可不是。”曹锟转身对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11月24日，蔡元培、汤尔和、陈大齐、刘清扬、张申府等离申赴法，陈独秀登上拖轮，一直将他们送上停泊在吴淞口的法国“高尔基号”海轮上。
送走张申府，陈独秀回到寓所写了两封信，一封致罗素，一封致张东荪。陈独秀对罗素很失望：“罗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这不是误中国人么？”他在信中说：“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给罗素面子，也是给胡适、张申府的面子。
给张东荪写信时，陈独秀从一堆旧报纸中找出11月6日《时事新报》，上面有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张东荪夏天退出发起共产党后，这次借罗素来华演讲，挑起了这场社会主义的论战。陈独秀这封信写了几天，写了五六千字，写信的口气也比致罗素的信强硬，提出中国非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12月1日，陈独秀将鲁迅译的《幸福》登在《新青年》8卷4号上，同时开辟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文章，陈独秀写的《复张东荪先生的信》也刊在其中。
12月上旬，林伯渠带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拜访陈独秀。李大钊在信中说，祖涵是老同盟会员，现在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愿意加入C.P，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伯渠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高兴地说：“我们的组织刚刚成立，特别需要发展好的党员，你是孙先生多年的同志，能加入我们的共产党，这说明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和林伯渠一番诚恳交谈后，陈独秀彻底打消了顾虑，对于孙中山的左右追随者，陈独秀在日本即有一种成见，有好评的并不多。
陈独秀建议林伯渠作秘密党员，这也是吸取戴季陶的教训。几个月前，戴季陶就以曾宣誓效忠孙中山为由，拒绝参与发起共产党。林伯渠十分赞成。1914年夏天，林伯渠参加中华革命党时，曾打手印宣誓五条，其中有“服从命令”，“誓共生死”条。如果孙中山知道他现在加入了别的党，会怎么想呢？
张东荪在12月15日出版的《改造》3卷4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反驳陈独秀。因陈独秀打算离沪赴粤，暂时中断了与张东荪的论战。北洋政府逼走蔡元培后，陆军部又给上海镇守使何丰林密电，说：“据探报，俄过激党陈独秀等，在沪每星期出浅易小说煽惑工商各界劳动之人……扩张过激主义。”密电要其查禁《劳动界》，并对陈独秀“缉拿惩办，以遏乱源”。这一举动，促使陈独秀离开上海。
这年10月22日，陈炯明的粤军占领广州。11月14日，孙中山率领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孙中山去广州前几天，根据陈独秀建议，维经斯基拜访了孙中山。
孙中山房子很大，有许多书橱。他54岁，看上去只有四十五、六岁，身材挺秀，举止谦和，身穿朴素的草绿色青年学生制服，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远方的俄国的斗争建立联系。”
孙中山到广州不久，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广州政府的阁员是：孙中山（内务部长）、唐继尧（交通部长）、徐谦（司法部长）、伍廷芳（外交部长）、陈独秀（教育部长）、陈炯明（陆军部长）、李烈均（参谋部长）。
除了共产党陈独秀和无党派李烈均，其他都是国民党员。“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声望大增，连波达波夫将军在其本月提交给契切林的报告中，也称作家和教授陈独秀是“新大学创始者”。
接到陈炯明来电后，陈独秀给李大钊去信征求意见，同时给陈炯明写信，提出他出任广东教育委员长的3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
广州政府阁员(2)
陈炯明全部答应了陈独秀的条件，李大钊复信也同意他去广东，促使陈独秀赴粤。
决定去粤后，陈独秀于1920年12月中旬处理了几件事。一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只有几句话，大意是说，近日要去广州，不能来长沙参加湖南青年团成立大会了。上月下旬，他还没有决定去广州，给毛泽东写信，答应来长沙参加青年团成立大会。毛泽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文亮，并叮嘱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和《共产党》月刊准备好，以备开成立会时用。没有想到，让他白等了两星期。
再就是把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人邀到一块，将上海共产党小组和《新青年》社的事嘱托给他们。李汉俊不希望陈独秀去广州当官，见李大钊来信同意，没有办法。陈独秀请他代理上海共产党小组书记一职，《新青年》社的事便委托给陈望道。他叮嘱陈望道：“《新青年》这一阵子政治气氛浓厚了一些，北京同人大多不来文章了。我走后，你可以缓缓调子。”陈独秀走后，陈望道搬到陈家住，每月编辑部薪水100元。
送走陈望道等人后，陈独秀给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共9位北京同人去信，告诉他们自己将去广东，委托陈望道负责《新青年》社。
12月16日晚，陈独秀动身去广州，与陈独秀同行的有维经斯基、李季、袁振英等人。到了广州，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起见了陈炯明。陈炯明给人意志坚强，很能自控的印象。谈吐像个清教徒，他敬重孙中山，但认为孙中山是理想家和脱离实际的人。
陈独秀先住在大东酒店，后住距离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号“看云楼”。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3人夏天刚从北大毕业，8月在广东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经常来看陈独秀。
广东高校很多，青年学生听说陈独秀到广州来了，都想一睹陈先生的风采。各校校长一个一个拜访陈先生，请他务必赏光，生怕陈独秀去迟，学生会骂校长无能。一些社会组织也慕名请陈独秀去演讲，陈独秀来而不辞，一一答应下来。陈独秀演讲没有什么固定的内容，演讲稿也是根据演讲对象临时准备。
1921年1月2日，陈独秀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新教育是什么？》。这篇东西类似教育委员长施政演说，结果内容和风格上反而没有平时洒脱。他认为旧教育是个人的、教训的，因而是主观的；新教育是社会的、启发的，因而是客观的。
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做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回答了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等3个问题，要讲社会主义，是针对北京的胡适；能讲社会主义，是针对上海的张东荪；讲何种社会主义，是针对广东的黄凌霜、区声白。法政学校的学生大多初步接触社会主义宣传，对陈先生的长篇大论听得津津有味，外界不少人也来听陈独秀演讲。
这篇演讲后来刊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办的《广东群报》上。
《新青年》风波(1)
陈独秀离沪赴粤前给胡适等人的信，胡适一直到1920年12月27日才收到。这年秋以来，胡适经常生病，所以回信拖到了1921年年初。他在回信中提出《新青年》的3种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听任《新青年》办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办一个哲学文学杂志。这一条是针对《新青年》宣传共产主义太鲜明而言；第二个办法，是改变《新青年》宗旨，不谈政治。这一条，北京同人原有戒约，但仲甫偏要大谈政治，所以胡适用了“改变”这个词。胡适提出，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去年4月份，陈独秀来信中也提到搬到北京来办；前日，陶孟和谈起《新青年》听说被邮局停寄了，提出何不暂时停办？胡适觉得这可以算作第三种办法。
信写好后，胡适誊抄一份交北京同人传阅，另一份寄给了陈独秀。元月3日,在八道湾寓中的鲁迅收到胡适的信。拿着胡适的信，鲁迅到后院去找二弟。周作人身体不好，卧床休息，医生怀疑他是肺炎。“三个办法中，我以为第二个办法最好。”周作人说。第二个办法是把《新青年》拿到北京来办。“我以为三个办法都可以。”“仲甫不愿示人以弱，不愿发表不谈政治宣言。其实北京同人发与不发，也是一样，官场总是头痛的。”鲁迅说话时，仰着脖子看了一眼屋外自己种下的两棵花椒，现在叶已退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杆。
平时是周作人写信多，这次鲁迅给胡适写了回信。1月22日，李大钊给胡适写信道：“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这条办法就是指在京另办一个刊物。李大钊不赞成停办，因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他的用意，是为上海共产党小组留下一个谈政治的阵地。
接到胡适来信，陈独秀大动肝火：“另办刊物？办好了，和《新青年》有什么关系，不过是适之反对我个人的办法罢了。叫《新青年》发表宣言不谈政治，万万办不到，不过《新青年》分裂就是。”陈独秀在藤椅上靠坐了一会，压了一下性子，给“孟和兄”写了回信。
陈望道接到陈独秀转来的胡适信后，1月下旬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声明“《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8卷4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5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
陈独秀在给陶孟和的信中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知道，胡适和梁启超交往多，经常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文章。胡适生气地说：“真是可笑，40多岁的人了，耳朵这么软。”既然陈独秀生气，胡适想，我收回其他建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该可以了吧？《新青年》现在差不多成了苏维埃俄罗斯汉译本了，听任自流，落于素不相识的陈望道手里，不如移回北京，反正也亟需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这样想着，胡适提笔给守常、玄同、豫才、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8位北京同人写信，请他们评理。
1月底一天，鲁迅到高等师范学校讲《中国小说史》,回来重看适之头天来信。根据胡适的意见，鲁迅在胡适附寄的陈独秀信上圈下自己名字，再转寄给没有打圈子的钱玄同。封口前，鲁迅写了几个字，说不必争《新青年》名目。三天后，钱玄同给胡适写信，不无生气地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他赞成鲁迅的意见，只是语气更强烈：“断不在乎《新青年》的金字招牌。”
胡适整理8位北京同人的意见，不外三种：慰慈、一涵、守常同意胡适意见，赞成移北京编辑；周氏兄弟和钱玄同主张在北京办，并表示不争《新青年》名目，即可以另办一个杂志。这条意见比适之意见进了一步。抚五、孟和认为，如不迁到北京编，不如停办，以不给外人话柄。
北京风波未平，上海又起风浪，这时，李汉俊的一封告急信已先期到了“看云楼”。2月初，法租界巡捕局查封了《新青年》社，没收了已编好的《新青年》8卷6号，罚款5000元，并勒令不准再在上海出版发行。不久前，李汉俊来信说，上海党组织每月需要200元活动经费，党员大多数没有职业，他想每个月从《新青年》社拨200元。陈独秀不同意，《新青年》的经费本来就紧张，每个月拿200元，《新青年》还办得下去吗？《新青年》没有按月出版，还欠了陈望道100元编辑费。
现在，罚款5000元，如何是好？
针对陈独秀怀疑自己与段祺瑞的研究系关系事，2月6日，胡适给仲甫写信说：“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胡适觉得语气过重，又说，“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在给陈望道的明信片里，胡适说：“我不是反对你编辑《新青年》，而是反对你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陈望道于2月中旬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说，“我也并不想要在《新青年》上占一段时间的历史，并且我是一个不信实验主义的人，对于招牌无意留恋。不过适之先生的态度，我却断定说，不能信任。”陈望道列出胡适《少谈主义》、《争自由》等文证明，胡适口头称不谈政治，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新青年》风波(2)
陈独秀将《新青年》编辑部安排在广州后，给胡适写了回信，这回口气婉转多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不多，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他明确表示对于他们新办的报，他没有工夫做文章。他继续上次的观点，说：“你要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给胡适写信后，陈独秀给周氏兄弟写了短函：“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
2月8日是旧历春节，鲁迅将刚写好的小说《故乡》寄给上海的陈望道。他不知道，新青年社两天前被法捕房封闭了。收到鲁迅稿件，陈望道很感动，他当天就写信给周作人，对周氏兄弟病中替《新青年》做文章表示感谢，说：“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万恶孝为首
1921年春日的一天，包惠僧从上海来到广州，转达李汉俊的话。李汉俊不想当代理书记，他请陈独秀回上海当书记，要么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来。包惠僧想出国留学，到上海没有钱了，被李汉俊抓了差。陈独秀拒绝拨200元后，李汉俊对李达说，陈独秀私欲很重。
陈独秀不同意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太集中，地理位置上广东太偏南，没有上海适中。他觉得李汉俊性子太急。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3月，李汉俊来信说，他不赞成陈先生起草的党章说中央集权制，他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回话说：“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李汉俊见陈独秀不赞成他的地方分权制，并在来信中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便将党的名册、一些文件交给了李达，请他做代理书记。这时，广州保守势力正紧锣密鼓，掀起了一场驱陈运动。起因是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说。陈独秀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满堂听众忘了对陈先生迟到的怨气，此时都睁大眼睛，一个个听了出神。
攻击也随之而来。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闻现时广州各校学生多因仿效此等风气，家长父兄甚为惶恐，饬令子弟退学者络绎不绝”。
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乘机给省长陈炯明呈文道：“陈委员为人，其道德学问已为职教员等所熟知，若任令操纵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必全体辞职。”
4月，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6号“什么话”栏转载了上海《中华新报》的谣言，并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陈炯明将信将疑，在一次宴会上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独秀说：“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座的人听了哈哈大笑，也有人睁大眼睛看着陈独秀没有笑。陈独秀一口安庆地方话和粤语大相径庭，常常有人听不懂他的话。
笑毕，陈炯明说：“高师风波，我和古应芬意见，坚持原议，委员长尽可放心。
”古应芬是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独秀说：“怕没有那么容易。”陈炯明说：“要不，增加教育委员，避免反对派集矢于你？”陈独秀说：“我不反对。我正要抽出时间来对付广东的谣言。”
回到看云楼，陈公博来坐。陈独秀解开黑色对襟褂子，双手向后拢了拢头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步，说：“原来想北方腐败，想不到南方风气也这样恶浊。”
“这些恶势力中，除了政客、资本家、教徒，还有少数自称无政府主义者。”陈公博说。
“这样吧，我先写一篇辟谣的东西，用在《广东群报》上。你和平山、植棠商量一下，我们开个会，尽快把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起来。”最近因忙着到处演讲，陈独秀将成立广东共产党小组事耽搁了。
这天下午，陈独秀“看云楼”寓所窗门紧闭。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刘尔菘、包惠僧及一姓李的教员围坐在一起，一个特殊的会议正在举行。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和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军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时机。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力量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任书记。根据陈独秀建议，谭平山任副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广州群报》改为广州共产党小组机关报。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州工人运动发展很快，三四月份成立工会21个，罢工次数增多。陈独秀对谭平山说：“找个时间，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叫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绑在一起。”开会那天，来了不少人，有陈独秀、维经斯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朱诺尔、别斯林、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黄凌霜等。
黄凌霜提出，个人加入和退出团体有绝对自由，不能捆住手脚。陈独秀说：“团体和社会组织、生产事业一样，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他们用公意代替法律、主张善良教育等观点。讨论党纲时，听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区声白说：“这一条我们断难接受。”会议不欢而散。
此后，发生了陈独秀和区声白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
陈独秀讲“说谎话是最可耻”，争得不可开交。
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不是无源之水。4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评价陈独秀：“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其中“资助”二字，有些冤枉陈独秀。如果共产国际远东部有足够的经费补贴，李汉俊大约不会不知道，陈独秀的经费也不会紧张。
共产党总书记(1)
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希夫廖特）1921年6月3日到上海后，提议各地共产党小组派代表6月20日到上海开共产党成立会。接到通知，北京小组推荐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一大”。李大钊6月3日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头部被刺刀戳伤，不能出席会议。
张国焘到上海后，给陈独秀写信说，北京、上海、武汉、湖南、山东的代表来了一部分，有的在路上，惟有广东代表没有消息。收到张国焘的信后，陈独秀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包惠僧等人商量，决定请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上海的会议。陈公博新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想去上海玩一玩。包惠僧不是广东小组的，陈独秀写信请他带上，出席上海的会议。信中，陈独秀提出了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到沪，住博文女校。见人未到齐，他们到宁、杭跑了一圈。
7月23日晚8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分头集中到上海法租界贝勃路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这是一间高大敞亮的穿坊木质结构房子，进门的一面被隔成三开门，每扇门的上半部分镶着8块玻璃。红漆地板光洁明亮，摆着小巧玲珑的茶具、烟缸的长方形桌子旁，放着十来张小圆鼓凳子，进门两侧依墙放着几张椅子、茶几。
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介绍北京小组时说：“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的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整个活动遇到了不少困难，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会议要求，毛泽东发言介绍了湖南小组的情况。刘仁静注意到，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慢慢的，陈独秀提出的4条意见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李汉俊说：“中国革命怎么搞，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怎么形成，我主张先派人到苏联去考察，先不急于定党纲。目前的工作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广州政府。”有的代表说：“仲甫现在议及群众政权问题，为时过早。”
大多数代表发言没有支持李汉俊不需要固定党纲的观点。刘仁静参加了北方小组翻译工作，讲话中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党内议会派的词语。陈公博则说：“陈独秀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说明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
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在望志路李公馆李汉俊家开会时，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开了不久，一个陌生人挑开门帘往里闯。守门的佣人连声叫嚷：“你是谁？你找什么人？”陌生人推开门，眼睛乱扫，见到一屋人围桌而坐。马上堆起笑脸，说：“对不起，我走错了门。”说完又看了一下屋里的人，转身走了。马林问：“这个人你们认识？”李汉俊摇摇头，说：“没有见过这个人。”马林盯着李汉俊问：“以前有这样的事？”李汉俊说：“以前也有过，大都是些不务正业，包打听的人。”房屋里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了起来。马林沉吟了一下，说：“这里已经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或者停止会议。”
8月5日上午，代表们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画舫租金8元，包括3元茶水费。船到湖心，张国焘宣布开会。陈公博惊魂未定，没有来；马林是外国人，易引起注意，也没有来。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影响大，代表们都说要选陈独秀，结果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任宣传；张国焘个性外露，组织能力强，任组织。
散会时，代表们又议论到陈独秀人在广州，书记一职空缺，应该有一个代理书记。张国焘提议请周佛海暂时代理书记一职。会议结束时，代表们轻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到火车站时，已是夕阳西下。
“一大”结束后，马林嘱包惠僧回广州请陈独秀到上海。他说：“陈独秀先生现在是中央局书记了，既然是书记，就要回到上海，负起责任来。”
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写了一封信。蔡的信是2月11日寄自法国，距今已6个月，大意是他从毛泽东处知道陈先生的反张东荪的驳论，深感遗憾的是“未得而见”。蔡和森提出马克思主义精髓在于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9卷4号《新青年》还缺一点稿件，陈独秀作答说，经济制度的革命是创造历史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他不同意把唯物史观等同于自然进化说。陈独秀不知道蔡和森是什么派别，信尾说：“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8月中旬，包惠僧到“看云楼”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看完张国焘的信，陈独秀沉吟了一下，说：“看来是打马回程的时候了。”最近，广东省议员伍光谣说陈独秀“几欲取中国数千年五伦之数根本取消以为快”。旅沪粤人的“广肇公所”致电广州政府，要将陈独秀逐出广州。《民国日报》总编叶楚怆发表文章说：“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
共产党总书记(2)
8月17日，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的陈炯明，接到陈独秀的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的辞呈，于8月24日复电说：“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态为妥，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决定先斩后奏，一走了之。
这时，胡适已离开上海回到北京。这次考察商务印书馆，呆了许久，还去看了仲甫家眷高君曼。第一次陈夫人不在，打麻将去了，第二次才遇上。高君曼在胡适来访的次日，买了食品回拜胡适，尽了礼节。胡适觉得奇怪，人家总说仲甫曾力劝自己离婚，甚至拍桌骂自己，而自己不肯。这真是厚污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世故喜欢抑此扬彼，他们想骂独秀，所以不知不觉大造此谣言！
包惠僧在广州呆了一星期后，和陈独秀一起离粤。在船上，包惠僧问：“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一步一步地走，怎么革法？我也一下说不清，但有几条是清楚的，中国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依靠工人阶级，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9月11日，船到上海，陈独秀回到渔阳里2号。包惠僧住到马霍路马德里3号楼上。
李达高兴地说：“特立昨天还问陈先生回来没有。”不一会，张国焘来了。他遇到丁竹倩（默村）,知道陈独秀回来了。张国焘进门就说：“这几天周佛海出了一点事，我正担心周佛海一走，谁来任代理书记呢。”原来，周佛海在湖南娶妻生子，到上海来又与杨小姐谈恋爱，被人捅到《时事新报》。杨小姐父亲是上海工商会主任秘书，这几天正和周佛海过不去，周佛海准备去日本读帝国大学。
张国焘提出要给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几个人发薪金，陈独秀说：“这不是‘雇佣革命’么？……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李达也不满张国焘，觉得他像个少爷，坐在办公室，一个星期接触不到两三个工人。一个多月来，一个工会也没有成立。但马林则归咎于青红帮干扰和共产党组织的非法性。
和马林见面后，陈独秀在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李达新寓所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张太雷也帮助马林说话，可气。”张太雷劝他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张太雷二十二、三岁，刚出席国际“三大”回来。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上第三国际这顶帽子。”说着，陈独秀拿起皮包要走。张太雷连忙笑嘻嘻地挽留，说：“陈先生，意见不一致，我们再商量嘛。”
过了几天，陈独秀到李达处坐了一会。李达说：“先生看上去有些憔悴，近日我和特立常找不到你，连你家太太也说不知道你去了什么地方。”陈独秀问：“高君曼说什么了吗？”李达迟疑了一下说：“你太太没说什么，有人怀疑你住小房间，白相去了。”陈独秀说：“舆论自由，随人怎么说。”李达小心翼翼地说：“马林那儿你还没有去？”提到马林，陈独秀生气地说：“我现在情绪不好，不想见他，见了也没有好处，以后再说吧。”
召开第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时，负责北方书记部的罗章龙说：“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由中央选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陈独秀说：“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罗章龙提出调王烬美到北京，加强北方工作，但山东不同意。最后决定山东书记部与北京合并，调王烬美到北京。
第二次被捕(1)
1921年9月25日，陈独秀给鲁迅写信，告知已从广州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希望周氏三弟兄来稿。鲁迅收到载有《故乡》的《新青年》9卷1号，想到书坊再买一本，没有买到。他怀疑书坊怕侦探将《新青年》没收了去，不敢将书拿出来。陈独秀在这期“编辑室杂记”上写道：“本社社员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指在香山碧云寺调养肺病的周作人。上月底，鲁迅收到刘半农从巴黎寄来两篇文章，他抱怨看不到《新青年》，说陈独秀不给他写信。在这之前，鲁迅听说陈独秀在上海劫住人家带给刘半农的吃的东西，自己吃了。
接到陈独秀信的第二天，鲁迅将二弟、三弟及自己的译稿各一篇寄给了陈独秀。
山东人宫竹心月初来信要借《新青年》，鲁迅回信说：“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
10月4日中午，杨明斋、周佛海、柯庆施到渔阳里2号陈宅楼下和高君曼打麻将。
过了一会，包惠僧来了。他对周佛海说：“你好啊，把杨小姐一个人丢在外面，自己跑到这儿打麻将来了。”于是，包惠僧代替周佛海继续打麻将。
正在打牌，有两三个陌生人进来说找陈独秀。听说陈先生不在家，这几个人还要往里走，中间有一个尖脸猴腮的说：“我们要买几本《新青年》。”包惠僧说：“大自鸣钟下有的卖，那儿是专卖《新青年》的。”一个看见了地上堆的9卷5号《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新青年》吗？”在楼上午睡的陈独秀知道出岔子了，下楼准备走后门，见一个戴礼帽的大个子陌生人站在那儿，又退了回来。
这时屋外传来巡捕房的汽车声，来人将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5人带上汽车，又将《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一部分搬到另一辆汽车上。
到了巡捕房，陈独秀填了王坦甫。包惠僧填了杨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杨明斋、柯庆施填了牟有德、胡树人，然后按了手印。巡警见陈独秀没抓到，在渔阳里2号留了几个便衣。
这时，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来到陈家，被巡捕带到了巡捕房。巡捕房的头头问褚：“你可认识陈？”“当然认识陈。”“那好，我带你去看看。”陈独秀见是褚辅成，忙摆手暗示褚不要叫他，可褚辅成一张嘴话就出来了：“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这样，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巡捕房的头头见“王坦甫”就是陈独秀，一边放了褚辅成、邵力子，一边叫人去陈家，通知撤人。
傍晚，陈望道到了辅德里周佛海家，说到陈独秀等人被捉，周佛海说：“怪不得了，我刚才去陈家，门口一个大汉很凶，他不让我进门。”杨淑慧忙问：“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捉去的?”陈望道说：“大约是下午3点。”杨淑慧望了一眼周佛海说：“亏了佛海，不然我们也被捉进去了。”见陈望道困惑，周佛海说：“我中午在陈先生家打麻将，后来包惠僧见到我，说淑慧在等我，我便出来了。中间我们去了法国公园，淑慧想去看他们打麻将，我没有答应。”杨淑慧阿弥陀佛地说：“不然，被抓的就不是包惠僧，而是佛海了。”
陈望道问周佛海：“你怎么刚才又去陈先生家?”“我下午去了马林家，马林叫我带一封信给陈先生，我去陈家，是专门送信的……幸亏没有搜我的身，要不然，我不但要坐牢，陈先生他们也要罪加一等。”马林信上写道：“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陈望道说：“陈先生和马林的关系一直紧张，现在顾不上了。”
陈望道走后，张国焘神色慌张地来到周佛海家。刚才，他去陈独秀家，后门一个陌生大汉问他：“找谁？”张国焘说，“找陈太太”。“找陈太太做什么？”“收裁缝工钱。”“你为什么不说上海话？”“我的老板是湖南人，我们在上海开裁缝店。”张国焘顺口诌了一家裁缝店。那大汉打量了张国焘一番，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后门关上了。
听了周佛海介绍，张国焘起身说：“我到马林家去一趟。”
晚上，陈独秀等4人关在一间牢房里。牢房里边放着一缸冷水、一个马桶。牢房没有窗户，过道上发黄的灯光从铁栅门里射了进来。高君曼关在隔壁，可以听到她叹气的声音。包探叫狱卒对这几个人好一点，说这些人都是教育界的名人。过了一会，狱卒送来了两床被子。4个人拿一条被子垫，一条被子盖勉强对付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9点，陈独秀等人被带到公堂会审。审讯官说：“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马林花钱请的法国律师巴和说：“这些书籍虽然被搜出，但是否有过激性质，我需要详细察看一下，请求法庭延期审讯。在审讯之前，希望将陈独秀保出候审。”法官说：“我们同意保出陈独秀和林氏，但要人钱并保，需交500两保金。其余几位，等你们找出保人，交足保金，即可放回候审。”回到牢房，陈独秀情绪好转，说：“马林这个人，看来还不错，只是有些居高临下，许多事还要我们继续做工作。过去我们的观点，可能偏颇了些。”
第二次被捕(2)
10月6日，上海的《申报》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夜里，顾名君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的胡适，陈独秀被捕了！胡适给蔡元培打电话，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
放下电话，胡适骂了一句：“法国人真不要脸！”次日，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益世报》于显著的位置报道了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消息。
从北京赶回上海的张太雷和李达拟了电报，请孙中山出面援救陈独秀。李达说：“张国焘近日印发了一些援救陈先生的传单，上面写了陈先生以前写的话，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张太雷说：“巡捕房说他过激，这样做是抱薪救火。”
蔡元培和胡适给上海法领事拍了电报后，孙中山也打了电报，请他们释放陈独秀。10月19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巴和律师说：“《新青年》已移到广州出版，并没有在法租界出售。《劳动界》是以前出版的，已经停止出版。《共产党》是以前二房客留下的，不是陈独秀办的。”二房客是指李达、陈望道。
法官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陈独秀答：“这是绝对造谣。”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但7天后陈独秀需到堂听会审结果。
陈独秀回家后，写了启事，刊登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上。邵力子对巡捕房无故抓人，找不到罪证，竟拿报上的谣言作罪证也很反感。
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陈独秀“判罚洋100元了案”。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1)
结案两天后，张国焘、张太雷陪陈独秀去看马林。这次，陈独秀非常满意马林的态度。
冬日的一天，《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来坐。沈雁冰和王云五商量，请陈先生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月薪300元。陈独秀将自己翻译的《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交给沈雁冰，王云五刚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副主任，他将书稿转给胡适，请他把关。
11月下旬的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一份中央局决议，要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个区在明年7月以前，各发展党员30人以上，全国团员达2000人以上，出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力组织铁路工会，并告知很快寄出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章程。这时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李立三来见陈独秀。陈独秀说：“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任务很重，你们回来正好。” 陈独秀和陈公博介绍他们入党后，蔡和森留上海，李立三回湖南工作。
鲁迅12月4日起在《晨报》连载《阿Q正传》，他在“序”里说：“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据结论说，是因为陈独秀办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国粹沦亡，无可查考了。”陈独秀办《新青年》提倡洋字，指1918年前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展关于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拼音的讨论一事。“茂才”即秀才。
12月的一天，陈独秀正在为汪原放新标点的《西游记》写序。这时，张太雷来坐。作为翻译，他将在12月10日陪马林去西南地区看看，如有可能，去桂林拜访一下孙中山。马林对陈独秀和中央局的工作不满意，认为陈独秀他们没有转出宣传的圈子。
1922年1月15日，为纪念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女士被害三周年，共产党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举行了群众大会。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等在上海集会上发表了演说。正月初一，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新世界等地发新年贺卡60000份，背面是告工人书的两种传单，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的陈望道起草了贺新年的《太平歌》：“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１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一大”在莫斯科开幕。张国焘、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和《晨报》记者瞿秋白等出席了会议。列宁尽管身体不好，坚持接见了中国代表。列宁和张国焘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谈到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话题。张国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合作好。不过，两党合作会发生一些困难。
马林去南方，张国焘去莫斯科后，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上海举行了黄爱、庞人铨追悼会，陈独秀等人还就非宗教同盟事，和昔日的朋友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沈士远和马叙伦进行论战。
马林从广州回上海后，和陈独秀再次闹僵。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里写道：“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上海我听到关于中国运动及其发展前景的印象是消极的，但在南方我却看到那里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会取得成功的。”马林认为，南方所做的一切，正是中国革命所不可缺少的，而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他向陈独秀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实现彻底的合作。陈独秀不同意，说：“国民党有很多毛病，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勾结土匪，联张作霖、联段祺瑞，在广东之外，国民党被视为争权夺利之党。”
征求广州、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等地区同志的意见，大都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方案。４月６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6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回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４月底，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到广州，和先期到达的达林、张太雷等会合。马林走后，达林建议开一次中共中央负责干部会议讨论国共合作的争论，因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团“一大”都在广州开，于是陈独秀决定去广州主持会议。
达林将马林的建议作了一点修改，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整个组织加入国民党。但大多数人发言反对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涉及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问题。林伯渠表示：我们应该支持孙中山，他反军阀、反吴佩孚的态度是坚决的。张太雷同意林伯渠的意见，说：“陈炯明与北洋军阀有牵连。”谭植棠不同意，说：“我们犯不着与孙中山联合去得罪陈炯明，陈炯明在广东有威信，也有实力，要依靠他的军事力量。”谭平山也说：“陈炯明治粤有功，他提出联省自治，也不完全错。”
张国焘说：“我们与国民党搞联合，我持保留态度，因为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那不成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搞联合了吗？小资产阶级有很多消极性。”达林不同意张国焘的话：“我昨天见了孙先生……我提到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事，孙中山不同意这样做。尽管这样，我认为共产党还要支持孙中山，孙先生是实干派。”
陈独秀说：“大家的意见差距很大，我提个建议，暂时不形成决定，等我们再观察一下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再说。我个人同意结成统一战线，但与国民党的关系，我主张党外的联合。”达林说：“我赞成在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关系上，先不急着决定，但对陈先生党外联合的主张，我保留个人的意见。”回到寓所，陈独秀提笔给维经斯基写信，再次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希望到苏联汇报工作。
马林：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2)
5月1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节由来与意义》演讲，次日，孙中山接见了大会代表，并作了简短的讲话。
会议期间，应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在陈公博、陈秋霖和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陪伴下，去了一趟惠州。他们先乘火车到石龙，然后连夜乘船到惠州。在到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哨卡林立，除了来来往往的军人，没有其他行人。见陈炯明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挂了一张张军事地图，陈独秀说：“司令军务在身，我们不便久留，明天即回广州。”回到广州，陈独秀和林伯渠说，“陈炯明难以与孙先生弥合，粤军警备森严，久之怕有兵变。”林伯渠点头，忧虑地说，“孙总统也有此担心，已成心腹之患。”
5月下旬，陈独秀回上海后改组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徐梅坤、沈雁冰和俞秀松当选。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改组前提出了辞呈。陈望道、李汉俊提出辞呈后，部分青年指责他们是投机革命。陈望道想，不与陈独秀发生关系，照样可以干革命，干脆提出了退党的要求。这时，胡适等人提出“好政府主义”。胡适认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要求，是要有“好政府”，好政府至少能监督不法官吏，为社会谋福利，容纳个人自由。李大钊、梁漱溟、蔡元培、高一涵等16人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事后，李大钊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
６月15日，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好政府主义”等办法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主张”提出建立民主主义的革命联合战线：“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陈独秀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考虑到李大钊已经签名，陈独秀请张国焘去北京，和李大钊交换意见。
次日凌晨，陈炯明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推迟了共产国际将中央局移到南方的计划。5月，华工全权代表利金提议将中央局的重心移到广州，得到季诺维也夫和维经斯基的肯定。
第三次被捕
陈炯明兵变后，张继和陈独秀会晤，希望陈独秀站在孙中山北伐军一边。陈独秀表示立即与陈炯明断绝关系。不料谭植棠、陈公博、谭平山在广州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支持陈炯明联省自治。陈独秀写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说：“武人割据是中国惟一的乱源。”其后中央做出决定，开除谭植棠党籍，对陈公博处以严重警告，撤销谭平山广东支部书记职务。
1922年夏日的一天，朱德拜访陈独秀。“我在北京没有见到共产党的负责人，来上海见你，想加入共产党。”他说。陈独秀望着这位出身华西军阀、远道而来的将军，说：“朱将军，从你个人经历看，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因为加入共产党要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听了陈独秀的话，朱德遗憾地离去。军阀的大门，他不愿意进，共产党的大门又不愿意开，惟一的路只有走出国门了。
７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都路一间房子里召开“二大”。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商议，代表不经各地支部推荐，而以从莫斯科回国的人是哪一省的就作为哪一省的代表。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烬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会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了《宣言》起草委员会。
大会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的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张国焘在“二大”前进行小组织活动，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小组会讨论时，张国焘一言不发。到大会上李达介绍本组讨论情况时，张国焘首先发言批评。李达质问他：“昨天在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意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
张国焘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蔡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８月９日上午，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2号，将陈独秀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上午11点，他们将陈独秀及抄查的书籍带到上海芦家湾总巡捕房。记讯问笔录时，他们量了陈独秀的个子：1米63。陈独秀比高君曼高0.5米，高君曼身高1米58。
法公堂预审时，法国探长说：“我们接到探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现已查出违禁书籍、鼓吹过激主义书刊报纸多种。”博勒律师说：“巡捕房称陈独秀私藏违禁书籍和过激书刊，我们尚未研究，请法官延期审讯。”法官宣布陈独秀仍拘留在押，7天后复审。
8月13日夜里，李大钊打电话给胡适说：“听说前天独秀案开庭，公堂不准交保。”胡适刚收到汪孟邹快信，说：“我知道了，法捕房搜出许多证据了……不知是些什么证据。”隔日，《晨报》刊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等十个团体《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探长西德纳见报纸骂法国人横暴，讲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说：“这恐怕对陈独秀更加不利。”
收到汪孟邹来信后，胡适8月16日给顾少川写信，说法国人近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胡适说：“我并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给顾少川写过信，胡适请蔡元培和法使约谈一次。
次日，陈独秀在拘押所翻着闲书，看押的狱卒悄悄告诉陈独秀《时事新报》上的消息：蔡元培质问法国大使，长辛店工会发营救陈独秀电报。
8月18日，继续法庭辩论。博勒律师说：“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法副领事拿着一张条子问：“上次我们在陈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40000元收条，能说清此款用途吗？”博勒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最后，法官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这次被捕，陈独秀最恼恨的是他家那张收广东政府40000元收条事。这张收条因广州战乱，写好后没有寄出，也没有毁掉，因为是很平常的公务，陈独秀不当一回事。没有想到法国巡捕房横插一杠子，闹得他与陈炯明关系不干不净。
傍晚，汪孟邹来坐，说：“《独秀文存》编好了，你自己写个自序吧？”去年，汪孟邹出版《胡适文存》第一集，以后劝陈独秀出版《独秀文存》。陈独秀觉得胡适是教授，专门著书立说的，自己的东西虽说不少，却没有文学价值，也没有著书传世的价值。汪原放认为，仲叔的文集谈的多是民主与科学话题多，同样有印行的价值。陈独秀也赞成出版了。
陈独秀出狱这天，外交总长顾少川的秘书打电话告诉胡适，陈独秀已经放了。放下电话，胡适给顾少川写了一封感谢信。
西湖会议(1)
1922年8月中旬，马林返回中国。7月底，他带着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名义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命令和共产国际7月30日作出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等文件起程。前者要求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后者指出，“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而共产党小组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
维经斯基在给陈独秀私人信里说：“你们的组织已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他指示共产党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
马林到上海后，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到陈独秀可能被法租界监视，加上马林出入不方便，会议决定在杭州西湖开。
8月20日，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5位新中央执委及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张太雷聚集到杭州西湖。陈独秀主持会议，他请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马林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读了一遍后，陈独秀说：“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张国焘说：“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会牵制我们独立的政治。”李大钊说：“共产党是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加入国民党，怎么做到不放弃党的独立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蔡和森说：“我赞同大家的意见，国民党成分很复杂，里面有军阀和封建官僚，陈炯明叛乱就是个例子。我们加入进去，很多事情要受他们的牵制。”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说：“关键是我们的纲领和革命目标不一致。”
见新的中央局5人全都反对，马林示意大家停止发言，说：“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说：“我作为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我是有条件的服从。孙先生的国民党有一套封建式的加入方法，如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我是不会接受这些封建方法的，只有孙先生用民主主义方法改造了国民党，我才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说罢，陈独秀生气地起身，走到门外。
马林听完张太雷翻译后，笑着说：“陈独秀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加入国民党，可以取消国民党的繁琐方式。”李大钊建议，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明天继续讨论。
第二天，会议的气氛明显好转。马林说：“研究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步骤，可以弥补‘二大’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空洞性决议。我认为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建立联合战线的惟一可行的步骤。”李大钊表示同意马林的意见，说：“国民党虽然时间长，但它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共产党员加入进去，不会受到约束。”陈独秀强调说：“我是考虑到服从共产国际的纪律，才接受这一建议的。
”马林情绪高昂地说：“既然大家没有明确的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那么，我宣布这条统一战线的实际步骤算是正式通过了。”
根据“二大”安排，李达不适宜继续主持《共产党》刊物。会议决定新出版中央刊物《向导》周报，由蔡和森主持。8月22日，会议结束当天，马林给越飞写信，希望提供经费支持《向导》周报。收信后，越飞拨3000墨西哥元给马林，并叮嘱“让我能收回这笔钱”。共产党成立后，从1921年到1922年6月，党费支出17655元，其中国际资助16655元，募捐1000元，只占很小的部分。陈独秀希望共产国际继续“有所接济”。与此同时，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信说，“用最好的纸印4000份，需款若干，请向各印局询明示知”。汪原放建议《向导》周报和《新青年》一样，印成16开。
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说：“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回到上海，陈独秀、李大钊约见林伯渠，请他将西湖会议的精神转告孙中山。反击陈炯明失败后，孙中山于8月14日回到上海。他在月底给越飞回信说，陈炯明“是个坏人。一个政治追随者，因为在一个基本政策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而与其政治领袖分道扬镳，这可以理解。但是，当这种分裂采取谋杀领袖的形式，整个政治生命就彻底葬送了”。听说李大钊、陈独秀要见他，商讨加入国民党问题，孙中山十分兴奋。
8月23日，李大钊在上海拜见孙中山。听了李大钊关于“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主张，孙中山像打了强心剂，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两人尽兴畅谈，几乎忘记了吃饭。临别时，李大钊说：“仲甫、马林近日要来拜见你，仲甫希望加入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和取消宣誓你个人的办法。”
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在张继、林伯渠等陪同下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说：“我同意共产党立即加入国民党，我为国民革命奋斗至今，其中屈折无数，深知靠一党两党，难以取胜。陈炯明要叛离我，共产党要加入我，足见共产党的诚意。至于原有入党方法，完全可以取消。”这次见面，确定成立改组国民党的专门组织，并邀请共产党同志参加。因李大钊要回北京，由张继、林伯渠等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先加入国民党，其后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夏曦、刘少奇、彭湃等人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西湖会议(2)
9月4日，孙中山主持改进党务的座谈会。国民党要人及马林、陈独秀、张太雷等50多人参加。马林觉得，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在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会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参加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陈独秀提出一份新纲领和组合机构草案后，有人问张继：“国民党要变更主义了么?”张继说：“中山先生只讲变通入党手续，并未讲变动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陈独秀的草案在起草委员会没有被通过。
陈独秀动身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前，和马林、张太雷、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开会商量，中央机关不宜放在上海，但广州也不适合，马林同意暂时迁往北京。会议决定陈独秀去苏联期间，由张国焘代理中央书记。陈独秀希望去莫斯科，是他自己在这一年4月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出的。尽管他在6月30日写信给维经斯基，担心内地工作离不开。维经斯基8月回信仍请他为出席会议准备充分的材料。
10月3日，商务印书馆开会，讨论寄售《独秀文存》（第一集）的事。王仙华不同意寄售，他担心卖共产党总书记的书扰事生非。高翰卿临时附和王仙华的意见，推翻前议。高梦旦很生气，说陈独秀的文集大多是以前谈民主与科学的话题，不影响寄售。一年前，陈独秀被邀请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因此，寄售和商务有密切关系的陈君之书，顺理成章。但王仙华不同意，两人争了起来，最后高梦旦拂袖而去。张元济很想帮陈独秀的忙，但因为自己已辞去经理，不好一个人说了算，只好追出门，劝高梦旦不要生气。
就在这天下午，陈独秀去北京钟鼓寺14号胡宅，看望胡适。最近几个月，胡适和陈独秀老打笔墨官司。先是胡适带领一班人发表“好人政府”主张，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予以反驳。见“仲甫老爱标新立异”，胡适将《主张》刊登在《努力》上，并写后记说：“我们并不非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非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
紧接着发生陈炯明兵变，胡适发表文章说：“陈炯明这一派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是一种革命……”陈独秀写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反驳说，联省论是建立在武人割据上面的，不仅不能解决时局，还会增长乱源，并说：“我希望爱国君子要慎重一点。”9月8日，胡适写《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
9月27日，陈独秀给胡适写信，认为中国的事，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否则是滑稽剧。胡适10月1日写文章说，中共“二大”宣言中对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中国局势的分析，“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笔墨官司归笔墨官司，陈独秀这期间被逮捕，胡适又出面营救。所以，陈独秀去莫斯科路经北京，无论如何要看望胡适。几年不见，给了胡适一个“大惊喜”。
莫斯科之行(1)
和陈独秀一起去苏联的有刘仁静、王钧（王荷波）。出席少共国际“三大”的刘仁静一口流利的英语，25岁，身材不高，脸上有不少黑痣，像个煤炭工人，笑起来，却引起别人的好感。来自京津铁路的王荷波与陈独秀年龄差不多，肩膀宽阔，表情严肃，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二大”，3人组成中共代表团。经奉天、满洲里、赤塔到莫斯科后，才知道国际“四大”开幕式已于1922年11月5日在列宁格勒开过了。11月９日，会议移到莫斯科。
见到陈独秀率中国代表团来，瞿秋白特别高兴。他发现，比自己大20来岁的陈独秀个子不高，前额宽广，留着小胡子，牙齿整齐洁白，说话随和。瞿秋白戴着近视眼镜，头发后梳，高隆的前额和五官匀称的脸庞，书生味很重。他身着红军大衣，系一条领带。瞿秋白的脸色不太好，他的一叶肺溃疡，出现血痰，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疗养。
11月13日，列宁出席大会并作报告。大厅里坐着400多个代表，除了中国共产党，有意大利社会党、冰岛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青年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国际妇女书记处、国际工人援助会、美国黑人组织等58个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欢呼声骤然响起，全体代表起立，唱起了《国际歌》。瞿秋白用俄文唱，陈独秀用中文唱，歌声响彻大厅内外。列宁微笑着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同志们！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做大报告。我只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作一个引言……”几个钟头过去了，列宁带病讲了10000多字发言稿：“……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列宁最后几句话淹没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淹没在“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的欢呼声中。
列宁身体不好，没有接见各国代表。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会议日程安排得很长，中国代表分在“关于东方问题”提纲组讨论，由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牵头。拉狄克1885年生，曾在德国被捕，1920年放出。他发言说：“我们的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样子。”最后说：“而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拉狄克的印象，来自马林和利金等人报告。利金在5月20日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有“小组宗派性”，“不大能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满足于像在温室里那样栽培共产主义”。
拉狄克和陈独秀等人谈话，像是一位外聘的洋教师给中国学生上课。他看着刘仁静说：“从你的报告上，看不出你们的议事日程上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苏维埃共和国。”陈独秀说：“关于社会主义，我们已有了实际的步骤，但主要是在报刊宣传上与其他流派作斗争。我们工作还不够，还没有提出建立苏维埃口号。”拉狄克对陈独秀虚心地听他的长篇说教和严肃批评十分满意。他和其他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一样，赞同陈独秀为共产国际执委。
12月初，共产国际作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这些中心中的任何一个，即使这些中心的领导者具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加入国民党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会议空闲，瞿秋白陪陈独秀、刘仁静去看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同学。东方大学在莫斯科市区特维斯卡娅大街15号，是一幢5层楼的楼房，街对面是《真理报》社。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曹靖华、韦素园都在这里学习。他们和瞿秋白是学生和老师关系，瞿秋白俄文好，任他们政治理论课的翻译。任弼时等人是从上海大学来的，和陈独秀是熟人，大家见C.P总书记来了，都很高兴。
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是斯大林，陈独秀等人到莫斯科，学校额外给学员增发半磅大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晚上，中国学生将增发的食品凑在一起，招待陈独秀和中国代表团其他人。陈独秀问罗亦农：“平常有猪肉、大米吗？”罗亦农说，“没有，偶尔发一点白面包，现在苏联经济很困难。”当时东方大学每天发给学员黑面包一磅半，菜很少，主菜单是土豆，中饭晚饭每人分一勺子土豆汤，有时是海藻、咸鱼熬的汤。陈独秀点点头。
12月7日，陈独秀到东方大学召集党员开会，瞿秋白、卜士奇、罗亦农、李人俊4人参加了会议，同意将任弼时、王一飞和彭述之三人转为正式党员。从东方大学回来，陈独秀给蒋梦麟和胡适写信说“中山近日颇有觉悟。已切言专力军事之错误，方努力谋党之改造。”他希望胡适改变政治倾向，由北方转向南方。上月中旬，胡适写《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时，将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4人列为影响近20年全国青年思想的人，把孙文、段祺瑞、吴佩孚3人列为近20年政治上有很大努力的人。鲁迅对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也有一种不忘的印象。4天前，鲁迅写“《呐喊》自序”，提到“金心异”（钱玄同）受陈独秀之托，来催他写小说的情景。
莫斯科之行(2)
会议期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萧三见到了陈独秀。他向陈独秀介绍了大陈（陈延年）、小陈（陈乔年）夏天参加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情况。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大陈办《少年》，后改任宣传部长。陈乔年白天工作9小时，晚上油印到深夜一二点才睡觉。和萧三谈话后，陈独秀给赵世炎写信，指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国内青年团中央尽快联系，解决归属，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立即致函陈独秀等人，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听说赵世炎等在法国北方一个清理场做苦工，陈独秀和中共旅莫支部罗亦农商量，决定抽调旅欧一部分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出面和苏联政府交涉，解决他们的入境手续。
根据陈独秀的要求，12月，萨法罗夫起草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一年支出为12000金卢布，平均一月1000卢布，其中包括支持《向导》周报的210卢布和印刷传单、宣传员以及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开支等。
开会期间，陈独秀发现瞿秋白是个领导人才，请他和自己一起回国，参加筹办《新青年》季刊和协助身体不大好的蔡和森编辑《向导》。辞行时，拉狄克希望陈独秀再等几天，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提交执委会通过后再回中国。陈独秀说：“我就不等了，《决议》内容我已参加了意见。”陈独秀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时，马林就写报告给莫斯科：“陈独秀必须尽快返回……目前与国民党的接触越发困难了。”
火车风驰电掣般由西向东疾驰，沿途是冰天雪地中的农舍，光秃秃的白桦树林，无边无际的田野。火车上，瞿秋白很兴奋，竟不顾医生劝告抽起香烟，他毕竟离开祖国有两年了。陈独秀也很高兴，说：“这次来莫斯科，是划得来的。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比以前清楚多了……”
第六章 全力支持国民党(1923.1-1926.3)
“二七”惨案(1)
陈独秀离开后，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布哈林、加里宁、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托姆斯基等出席会议，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
越飞两年未能取得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没有解决蒙古地位问题、俄国在蒙古的撤军以及中东路等问题，促使共产国际做出上述决议。眼下，孙中山已占领福建，正向广州挺进，整个南方指日可待。由于张作霖和孙中山联手，这样，孙中山就已经掌握了除河南（吴佩孚）和北京地区（曹锟）之外的全部中国了。此外，孙中山正在改变国民党本质，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孙本人也在改变自己过去单纯的军事观点和做法。于是，越飞提出“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的政策。
隔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马林说：“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考虑到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意见，马林说：“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条件成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他不否定这是“革命的机会主义”。
在马林发言后，维经斯基发言反驳了他。许勒尔主张采纳维经斯基修改意见的草案，说：“共产党不仅应该有自己的组织，而且她也应该是真正中央的和共产主义的组织，在听到关于我们党的中国史宣传鼓动方式后，我觉得这个意见不是多余的。应该消除这种误解，即认为党应该只是国民党组织的一个支部，应该明确，她实质上应该成为中央的组织。”
许勒尔说：“工会运动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那里我们已经有50万工会会员。”马林说：“不切实际的数字！”维经斯基说：“25万。”
许勒尔说：“是啊，毕竟有25万，这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留在那里，这在原则上也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到自己原有的共产党，因此应该善于利用各种资产阶级团体之间的矛盾。”
主持会议的布哈林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至于说到一些争论的问题，在我看来，维经斯基的意见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我们的任务，我只想对维经斯基同志的修改意见作点补充，对于我们党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要知道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成立工人政党。”
马林对布哈林说：“我可以提个问题吗？您在这里说：‘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我要说，‘他们应该’，要知道，同中国同志说话应该用明确的语言。”马林在西湖会议上和陈独秀等人争论，有切身体会。布哈林说：“这样的问题要由任命的两人委员会来解决。”这样，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并避免同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越飞1月下旬和孙中山见面后，写信提出莫斯科向孙逸仙立即提供200万金卢布的贷款，在一两年内给孙逸仙的10万军队供应武器和一定数量的军官等建议。对于越飞的建议，托洛茨基2月6日给加米涅夫写信，请他“考虑一下我们能向孙逸仙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1月13日，陈独秀和瞿秋白抵达北京。这时，中央局已迁到北京。陈独秀向李大钊等人传达了国际会议的情况及《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回北京第十天，陈独秀写了《评蔡校长宣言》。陈独秀到莫斯科期间，发生了罗文干案。去年11月18日，“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因倾向吴佩孚受到曹锟派打击，诬其受贿而下狱，无罪释放后，教育总长彭允彝又献计复议，使罗再次入狱。今年1月18日，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次日，在报上发表启示，宣布“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胡适在《努力》周报上说，蔡元培“这一次的抗议，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罗案一个月后，胡适以生病为由向学校请长假一年，他的教务长由顾孟余接替。几天后，他以查糖尿病为由，住进了协和医院。
陈独秀认为，罗文干案正说明“好人政府”破产了。他批评蔡元培消极的辞职方法说：“正告蔡校长及一般国民：革命的事业必须建设在广大民众积极运动的力量上面，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习浊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陈独秀的《评蔡校长宣言》在24日的《向导》周报上刊登后，《晨报》发表社论说，“劳动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主义’的表现”，难道我们“连罢工也不赞成吗？”1月28日，胡适写文章说，国家太混浊黑暗，民族太怯懦无耻不爱自由，所以不保不有蔡先生这种正义呼声使我们不好过、难为情。隔日，陈独秀又发表文章说，不合作主义“引导民众集中到消极的和平退让的路上去”。2月4日，胡适在《努力》上发表《蔡元培是消极吗？》，反驳陈独秀说：“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2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答《晨报》记者文章，坚持认为要在思想界做防御鼠疫霍乱的工作。
“二七”惨案(2)
就在这一天，发生“二七”惨案，中断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笔墨战。
2月1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几天前，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开会，京汉铁路是吴佩孚军队给养的生命线。头天夜里，京汉铁路总工会中共党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这一天按原计划开工会成立大会。北京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罗章龙、史文彬、吴雨铭、陈潭秋、项英、林育南、李震瀛等到郑州出席了会议。
郑州警察局黄殿宸得到消息后，率领警察包围普乐园大会会场，宣布严禁开会。
张国焘提出“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但此建议未被通过。在“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声中 ，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告成立。当天下午，军警捣毁工会驻地，占领工会会址，夺走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2月4日，京汉铁路实行全线总罢工。罢工指挥机关由郑州移到江岸。
2月7日早上，吴佩孚军队袭击了长辛店工会，枪杀工人50多人，300多人受伤。同一天，吴佩孚军队包围武汉江岸分会驻地，血腥屠杀工人。林祥谦、施洋等工会领袖牺牲。在施洋被捕前一小时，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还在施洋寓所。
当晚，张国焘、项英和其他工会负责人躲进大智门熊秉坤家临时开会。经过激烈争论，为避免更大牺牲，决定复工。在武汉各大学作讲演的李大钊对李汉俊、朱务善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吴佩孚顾问白坚武是李的同学。
惨案次日，陈独秀写下《为自由而战》一文。中共中央开紧急会议，发出《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宣言。此后，愤怒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海参崴工会委员会拨款300金卢布给死难者家属。2月22日，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书记处写报告，指出国民党和孙中山“至今尚未对枪杀工人一事表示任何态度”。上月，维经斯基给拉狄克和布哈林写信，还提出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的策略。
“二七”惨案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等人，中央机关决定转移到上海。离京前，陈独秀将瞿秋白一部书稿交胡适，请他帮助出版。
中央局迁广州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广州成为南方革命大本营后，在上海的陈独秀等人根据马林的主张，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
维经斯基不赞成将中央局迁广州，主张迁往香港、上海和北京。他认为广州与上海、汉口、北京没有铁路交通，从海上到上海需要5天，通信不便，从上海打电报到海参崴，每字要55分。在汉口、上海、北京这些罢工运动主要城市，必须有最大数量的中央委员，防止共产党领导机关脱离工人运动，而且，太靠近国民党中央，会造成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依赖性。3月8日，维经斯基在海参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写信，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有看法。他说：“看来，国民党首领们继续把希望主要寄托在同著名的军阀结盟并借助同样著名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帮助来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我们党能否无条件地支持孙逸仙的联盟呢？
我断言，不能。”次日，维经斯基给斯内夫利特（马林）写信，问“为什么国民党对罢工被镇压和工人学生惨遭迫害没有提出正式抗议”？
对张国焘被派到莫斯科去汇报罢工情况，维经斯基也表示不理解。汇报可以用书面形式，就是打电报也要省不少钱。此外，他也不赞成中共“三大”在广州开，而应该在北方开。3月24日，维经斯基再次给萨法罗夫写信，谈了上述看法。
3月26日，陈独秀和中央机关到广州。次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拍电报，提出支持国民党的几个条件：孙中山不把重要精力放在督军的联盟上、支持工人和学生运动、断绝与张作霖和段祺瑞的联系。维经斯基的观点得到萨法罗夫的支持。他于4月4日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写报告，强调铁路罢工表明，共产党在不远的将来人数和威望将迅速提高。因此，把共产党限制在国民党内是不适宜的，须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同时，他建议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对马林的委任。
打败陈炯明后，孙中山决定和平统一中国。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张作霖奉系及段祺瑞皖系军阀的赞同。对于孙中山与段、张搞三角联盟，陈独秀和维经斯基一样，持怀疑态度。他赞成孙中山“先裁兵，后统一”，但他怀疑吴佩孚及黎元洪不会接受。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说：“孙公政策以锐意裁兵为天下倡，一时决无向外发展计划，鄙亦以此计良佳，殊不知北方能否容其实行此计耳。”胡适最近写文章，还提到陈独秀在上海被逮捕的事：“《新青年》不被禁于北京，不被禁于广州，而两次被禁于上海法捕房！陈独秀在北京虽曾被捕，然北京军警拘捕独秀于亲见他布散传单之时，而后来安然出狱，不曾受半文之罚金。而陈独秀在法界两次被拘，罚金与讼费使他破产还不够。这种比较不够使我们反省吗？”
孙中山倡导孙、张、段、吴四派势力合一，很快功亏一篑。4月11日，孙传芳抵福州任福建督理；4月16日，沈鸿英在北京通电就任广东军督理，宣言驱逐孙中山，起兵进攻广州。形势变化后，陈独秀热情洋溢地写下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数篇文章。在《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里，陈独秀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陈独秀的观点，是根据马林的报告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得出来的。这篇文章刊登在22期《向导》上。
5月23日，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狄克和自己的名义（副主任）起草给出席中共“三大”代表的指示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积聚力量，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和恢复工会并把他们集中起来，以便扩大革命运动的基地和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
次日，布哈林对维经斯基起草的文件作了修改，并请季诺维也夫过目。布哈林怕维经斯基不按自己的修改意见，在给维经斯基便函的末尾写道：“别搞鬼，当心！”布哈林强调“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消灭中国封建制度的斗争。”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布哈林写道：“毫无疑问，领导权应该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工人运动事件（大规模罢工）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极大意义。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
对于越飞和马林所热衷的与国民党的合作，布哈林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逸仙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并采取一系列其他革命措施”。这样，布哈林既没有完全否定越飞等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同时强调土地革命，牢牢的把握领导权。但布哈林的意见传到中国时，中共“三大”已经开过了。
5月，陈独秀化名“钟英”给北方区委写信，通知推荐出席“三大”的代表。共产国际为这次大会拨了1000美元。钱是5月下旬维尔德在上海收到的，共3500美元，其中1000美元给“二七”罢工遭难的铁路工人家属；还有按4～6月给中国共产党的预算。陈独秀在马林面前抱怨：“1000金卢布不够敷大会之用。”马林问，需要多少？陈独秀说：“召开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需要15000墨西哥元。”陈独秀给维尔德写信说：“现在极需7、8、9三个月的预算经费。”后来，陈独秀接受了张作霖对罢工家属的10000元援助，尽管张作霖是军阀。
中共“三大”(1)
1923年6月初，出席广州“三大”的全国代表已陆续到齐。北方区委代表中，李大钊、罗章龙是“钟英”（陈独秀）点名要求出席的。第一次预备会是在太平沙看云楼召开，第二次是在马林寓所春园召开。6月12日，正式会议在东山恤孤院后街一幢两层灰白色砖瓦房举行。
会前，马林问瞿秋白：“我应该怎样阐述共产国际提纲中的观点和我在会上对提纲的解释？我是否需要对中国形势做一番分析……”瞿秋白：“不用这个办法。
必须很具体。一些同志倾向于尽可能疏远国民党，必须看到支配他们思想的细微论据。”
陈独秀穿了一件白色无领褂子，情绪饱满，作工作报告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毛泽东和马林先期到粤。
陈独秀说：“我们忽略了教育党员的工作……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这是讲李汉俊、李达。李汉俊不同意党的策略自愿退党。他认为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人革命，主张做知识分子的工作。退党后他在武昌师范学院教书。李达反对党内合作的政策，陈独秀摔了茶杯，李达骂陈“草寇英雄”。
马林在大会前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写工作报告，说：“李汉俊是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曾在湖北工作，反对集中制，认为想靠少数人争取大多数群众是策略上的错误。主张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主要是理论宣传。罢工之后，这种思想更突出。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冲突，导致了他退党……在杭州也有一个党员退党，他与李汉俊过从甚密，他指责中央委员会只局限于在工人中进行宣传，而忽视了农民……我在中国还没有听到其他同志原则上反对联合国民党，惟独张国焘有梦想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倾向。”
马林对张国焘有意见，是因为他在党内组织小团体，把党员分好坏两种。“二七”罢工失败后，马林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起因是马林拿出国际“训令”给张国焘看，要求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反驳他：“都加入国民党，还要共产党干什么?”马林讽刺说：“你的职工运动现在在哪里?吴佩孚已经把你的职工运动打垮了。”这次争论，促使张国焘和蔡和森、刘仁静一起到莫斯科汇报情况。前天，张国焘从莫斯科经上海到广州，就对马林说，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上，拉狄克、萨法罗夫属于左派，布哈林属于中派，越飞和马林属于右派。并说马林错了。头一天，马林给拉狄克、萨法罗夫写信说：“我并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热恋于国民党。”他准备“三大”一结束，就回莫斯科申述自己不同意上述划分的理由。
陈独秀说：“张国焘同志，无疑地是忠于党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一个大错误。”“二大”后，张国焘在小组会上讨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事，陈独秀很生气，以致去年8月写信给马林表示“不想再担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说张国焘是建立另一个中心。事后，马林劝张国焘改变反对陈独秀的倾向。
陈独秀发言后，大会进入讨论议程。瞿秋白发言支持陈独秀提纲说：“国民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牺牲共产党，相反，共产党也得到了自身发展的机会……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哪种办法更好？”
瞿秋白起草了“三大”党纲草案，陈独秀作了一些修改。马林很满意年轻的瞿秋白的发言，认为他是惟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邓中夏说：“国民党改组形势日趋好转，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改革。
批评国民党热衷于搞军事行动是不公正的，我们不能不加防卫让沈鸿英得逞。”
毛泽东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希望在中国实现国际合作，出现一个和平时期，那时资本主义发展将非常迅速，中国无产阶级人数也会大量增加。
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
唐山的邓培也发言同意陈独秀的观点。
李大钊说：“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该站在运动的前列。我们已经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
林育南说：“我们不能牺牲自己的利益站在他们一边，不能对他们的改组抱有希望。他们不会听我们的意见。不加入国民党我们也能帮助做国民运动。我们应该揭露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倾向，有必要成立一个工农党，因为不能用我们共产党人的名义。反对替国民党介绍党员，我们应该为我们党保存力量。同意加入国民党，在南方加入国民党可使得我们得以开展工作。”
广东支部代表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长辛店代表发言反对：“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北京代表：“在北方我们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
中共“三大”(2)
蔡和森说：“与国民党联合，组成统一战线，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陈独秀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掌握全部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陈独秀回答：“我们应在国民党内工作，因为国民党软弱涣散，而不是如蔡所说等国民党情况好转时，我们再加入。”马林认为，蔡和森在回避共产国际提纲，想建立独立的工人党，只看到昨天，甚至只看到今天，但看不到明天，他的思维方法是静止的而不是能动的。
张国焘说：“我们至少在北方打出共产主义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去独立的开展工会的工作……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马林发言：“建议张国焘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去年8月，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年1月指示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第二条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张国焘对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的解释错了。”他认为，蔡和森和张国焘两人把我党的策略建立在梦幻的基础上。
经过争论，陈独秀、马林的观点占了上风。马林的目标是“必须使陈独秀的提纲获得多数，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提纲是绝对一致的”，现在，他的目标实现了。为了陈独秀的提纲获得通过，马林事前曾和毛泽东、王荷波、邓培、王用章等交谈。但陈独秀、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等偏激观点被否决了。
选举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唱票的结果是：陈独秀40（满票），蔡和森37，李大钊37，王荷波34，毛泽东34，朱少连32，谭平山30，项德龙（工人）27，罗章龙25票。候补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海坤、李汉俊、邓中夏。马林认为，毛、王是优秀的工作者。
新的中央局的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蔡和森管宣传兼《向导》主编。尽管谭平山在陈炯明问题上犯了错误，陈独秀在报告中肯定他正在改正错误，所以他被选上。
大会闭幕时，马林说，希望我们这些对大会结果表示不满的同志不要“不合作”，不要搞“破坏”。张国焘听了很别扭，他只获得6票，感到“栽了个大筋斗”。
孙中山：我一定开除他(1)
维经斯基起草、布哈林修改的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信1923年6月18日寄出，维尔德7月18日才收到。他不清楚，什么地方耽误了这封重要的信件。这封指示信强调“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
在“三大”上，陈独秀及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农民问题忽略了。7月1日陈独秀在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经济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但他认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同一天，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汇报“三大”情况，说：“把农民吸引到国民革命运动中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于资产阶级，陈独秀评价较高。陈独秀结尾时客气地说：“由于我党还年轻，我们希望经常得到您的来信。”但他不知道，东方部主任已经换拉狄克了。
维尔德收到共产国际指示信这天，孙中山用英语对马林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孙中山生气是因为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引起香港报纸的批评，马林说：“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出自我的手笔……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
事后，马林向越飞和达夫谦建议，不要将200万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以支持孙中山，而最好用21000元支持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的从事国民党的宣传。既然不给共产党资助，何必安排自己在这里工作呢？5月1日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使用一年。”在北京的斯列帕克写信给维经斯基也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
次日晚，中央机关在迁往上海前在广州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证明中央局离开广州是对的。马林也认为，留在广州继续争取孙中山支持政治宣传是白费力气。此外，陈炯明企图进攻广州，湘战又起，中央机关在广州已不安全，这也是离开的借口。
马林觉得陈独秀只想利用国民党。他的宣传工作只考虑共产党的组织，干的是与国民党决裂的事。最近，陈独秀和马林、蔡和森、毛泽东都有顶撞。一天开会，陈独秀和马林发生了争论，会议不得不中断，片刻后，马林问罗章龙：“‘火山’是否熄了？”罗章龙：“熄了！”马林说：“革命党的头脑应该冷静。”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后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
陈独秀脾气不好，根子是不满孙中山醉心于军事活动。“三大”后不久，孙中山对陈独秀说：“国民党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力量。”陈独秀问：“如何建立？”
孙中山：“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这使陈独秀意识到，不能期望孙很快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8月5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他说：“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党的意思。”会后，沈雁冰找他们谈话，结果邵力子同意不退党，但陈望道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故我，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陈独秀不愿意和陈望道搞僵，给他写了一个条子，纸很小，署名“知名”：“上大请你组织，你要什么同志请开出来，请你负责。”陈望道接受了陈独秀委派，到上海大学兼中文系主任。
中央局机关迁回上海后，办公地点设在闸北象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3号，由王荷波出面租下，在中兴路和香山路交叉的小里弄。周围是手工业工厂，杂居，便于隐蔽。因为这里只有三个门牌，所以叫“三曾里”。两楼两底共有八九间房子。
年龄大一点的向警予作户主，对外称一家人。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前厢房，蔡和森和向警予住在毛泽东隔壁。9月上旬，毛泽东回湖南后，罗章龙代替他做秘书工作。三曾里作为中央机关，对外是“报关行”，请了共青团员王熙春管事物，请了一位30来岁的丝绸女工魏贞秀做娘姨。
陈独秀家离这里有一二里路，在三曾里楼上有床铺，遇到开会晚了或者有事，就不回去住。平常不容许其他人来。一次，高君曼来找陈独秀，王熙春不认识她，拦着不让她上楼。回到上海，陈独秀和高君曼的话也越来越少了。无聊时，他常逛到五马路棋盘街西首亚东图书馆坐坐。这时胡适、安徽的江彤候也在上海，几个安徽老乡常以亚东图书馆为会谈场所，海阔天空扯谈一通，然后各自回家。胡适是10月初由烟霞洞到上海，住在沧州饭店。
孙中山：我一定开除他(2)
10月15日晚，胡适、徐志摩宴请郭沫若、田汉夫妇。散席后，胡适和徐志摩去亚东书局。正在喝茶，听到一个人急匆匆上楼。来人身穿蜡黄西服，条子绒线背心，戴着一个帽檐下卷的帽子，像一个捕房的三等侦探。胡适站起来向徐志摩说：“志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仲甫，《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徐志摩的头发在昏黄的灯下更显得零乱，脸色稍白。看着面前这位二十五、六岁的年青人，陈独秀笑着点点头，既然是胡适朋友，大概有些来历。
听说是徐志摩，陈独秀连忙伸手说：“哦，知道，知道。”陈独秀拿下帽子，露出长长的头发。陈独秀头发稀少，几乎集中到了顶部，向中央靠拢，前额像一个斜坡，鼻梁挺直，眉毛间隔很宽，线条分明，很像近代表现派非洲艺术大师雕的铜像！徐志摩大惊异：陈独秀，异相也！
11月上旬一天，陈独秀到瞿秋白家中坐。瞿秋白在东南大学参加团“二大”后，到上海任上海大学学务长，住在离闸北青岛路师寿坊上海大学不远的地方，因此陈独秀常来走动。
瞿宅是比较西式的楼房。陈独秀随瞿秋白上楼进入他的布置精巧的书房兼卧室。
瞿秋白请陈独秀坐在大写字桌前的木椅上，自己坐在宽大的弹簧床上。陈独秀边点烟边说，“房间布置得像闺绣，就是这儿像书生，”陈独秀用夹烟的手指了指三架摆满外文书籍的书橱。“马上要开三届一中全会了。三大决议案引起不少同志疑虑，影响了各支部的成立。近期怕没有时间作长文章了。”提到不少同志疑虑，使瞿秋白想到杨明斋。不久前，杨明斋因不赞成“三大”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和陈独秀争吵了一顿。瞿秋白也和杨明斋谈过，劝他打消去甘肃的念头，但劝不住。
这期间，汪孟邹邀请陈独秀和胡适为亚东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文集各写一序。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努力》周报发起的。北大教授张君劢宣传玄学，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批评张君劢，引起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公开争论。5月，胡适写《孙行者与张君劢》支持丁文江。结果，梁启超、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任叔永、朱经农、王星拱、唐钺、孙伏园、陆志伟、范寿康等人都参加了进来。
陈独秀对张君劢玄学派和丁文江科学派都不赞成，因此对支持丁文江的胡适的实验主义也是批评态度。胡适认为，陈独秀信奉的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问题。于是，两人借写序，再起战火。陈独秀写道：“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也能够超科学而存在?”写完这篇文章，陈独秀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当天就病倒了。一检查，是慢性脑炎。
国民党“一大”(1)
1923年11月24日上午至次日下午，陈独秀病情好转后，主持了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上月下旬，李大钊请了两个星期假来上海参加会议，当时有课在身，只好说所授的课回来补。到上海后，不料会议与劳动大会时间冲突，只好延长20天，后来等谭平山，又延迟了10天，谭平山没有等到，毛泽东也没有等到。时间已经等掉了。
会上，陈独秀感到党内同志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统一，而且，不少同志对他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在北京的斯列帕克也认为，中共“三大”使同志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他反对工人运动兴起后，还无缘无故地披上国民党的外衣。
散会后，陈独秀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他分析，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陈独秀希望用这篇文章统一党内思想。后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发表《自民治主义到社会主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近一时期，陈独秀遇到了各种困难，身体不好、经费短缺和各种攻击。10月、11月、12月，共产国际没有给钱，整整6个月红色工会国际也没有给钱。以前，工会成立时，多少还按时收取一些工会会费。京汉铁路罢工以后，差不多所有工会都被摧毁。
12月9日，陈独秀来到亚东，写答胡适的文章。陈独秀回答了胡适两个问题后，说：“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上月末，胡适回北京前，在上海沧州饭店写了《科学人生观》文集序，并写了《答陈独秀先生》。
隔日，汪孟邹给在北京的胡适回信说：“仲甫做了一篇答适之文，约3000字，即附你答独秀文之后，明日可以排好即行打样，与你的序清样一并邮呈。”亚东出版《科学与人生观》1000册，清样已排出，本月面市。收到汪孟邹寄来的陈独秀答书，胡适看了很不满意，强辞夺理不说，末段简直是侮辱人。
12月26日，从南方到上海的鲍罗廷和瞿秋白谈话。今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廷任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并责成鲍罗廷“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0月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鲍罗廷个子不高，上唇留有和斯大林一样的浓髭。他问：“你们得到了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吗？”瞿秋白说：“是的。”“在委员会里把这些文件搞清楚了？”“没有。”“在地区组织中呢？”“也没有。”“也就是说，那儿没有讨论，为什么？”瞿秋白说：“因为我们只有一份。打算明天或后天召开我们党的地方会议来讨论章程、纲领等等。”
鲍罗廷换了一个问题：“我不在时出版了党的什么期刊了吗？”“昨天出版了48期周报（《向导》）。那里既有国民党的纲领，又有国民党的宣言，还有社论，只是我还没有看。”瞿秋白说。“不管怎么说，有关于改组的社论吗？”鲍罗廷问。“我只看了标题。”瞿秋白答。“您不知道社论的内容吗？”鲍罗廷继续问。“不知道，不过现在可以去买一张报纸。”瞿秋白说。鲍罗廷惊讶地问：“你们的报纸在这里公开出售吗？”“是的，半公开。”
鲍罗廷说：“关于国民党改组的事，中央向上海以外各党组织发出了什么指示，或什么通知、通告没有？在北京，什么也没有收到，甚至连宣言和纲领他们都没有。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昨天，陈独秀签署了中共中央13号通告，要求各地推荐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谈到访问苏联的蒋介石，鲍罗廷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回来的？”瞿秋白：“昨天早晨。但我未见到他，陈独秀也未见到他。我只见到了沈玄庐，他是共产党员，是我们的组织者。”鲍罗廷问：“沈是正面人物吗？”“是的。我昨天第一次见到他。他对苏联很满意，他第一次去那里……沈说，虽然蒋还不很满意，但他对苏联似乎没有不好的看法。”
鲍罗廷说：“现在有必要让沈和张太雷给孙写个报告。如果沈能正确说明王和蒋介石将军一派的性质，那就不能只让他们向孙报告赴苏的使命，一定要有第二个报告。”瞿秋白说：“我将向陈独秀同志说这件事。”
1924年元旦，陈独秀出席了上海的党团联席会，讨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鲍罗廷说：“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缺乏密切的联系，这当然是不应该的。”鲍罗廷喜欢独断行事，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本人现在什么也没有做，事先未同党中央商量……理论让位于实际工作。希望是有的。”
陈独秀说，中共“三大”谈到帮助国民党的发展，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是因为党内有分歧，国民党本身没有前进的动力。陈独秀提到，中央曾发给地方呼吁书，呼吁同老的国民党党员（官僚）作坚决的斗争。11月底，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写了一封“请愿书”，批评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说：“陈独秀本为陈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今竟率其党徒，群然来归，识者早识其别有怀抱，党员决疑者久矣……陈独秀此次加入吾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其大前提，则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反驳了邓泽如等人，说：“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
国民党“一大”(2)
国民党“一大”会议结束前作“在各省必须选举左派作为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等4项决议。陈独秀是孙中山指定的共产党人代表，他以“我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为由，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一大”的23位代表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等云集广州后，鲍罗廷召集代表们开会，统一代表思想。根据陈独秀提议，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人组织一个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大会期间，列宁逝世。广州的市政府大楼、轮船、孙中山的大本营、河边都降了半旗。只有外国的沙面租界没有下半旗。
大会分3派，左右派人数差不多，各三、四十人。右派是南方的商人，给孙中山以财政支持，是孙中山的朋友。中间派的80～100人（共160名代表）。孙中山本人开始是中派，后来逐渐的左倾。会议代表形形色色，有的希望搞清国内局势，更好的工作；有的则是想攫取党内肥缺。根据1924年元旦会议精神，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选举时，只选举孙逸仙，而不选举其他人，不给国民党右派口实。结果，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于树德等10名共产党员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占三分之一。林伯渠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被孙中山指定为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孙中山很满意这次大会，认为是历史性的事件。
张国焘叛变(1)
1924年正月里，陈独秀到亚东坐，汪孟邹拿出适之的信说，“适之来信了。”1月中旬，汪孟邹给胡适写信说：“仲甫常与我谈，云有数讯寄兄均未得复，望吾兄即复他一讯如何。”原来，胡适去年夏天在西湖和曹声同居后，这时正和江冬秀闹离婚，所以无心他事。见胡适正陷入烦恼之中，陈独秀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回到家中，陈独秀写信劝胡适不要烦恼，他用“顽钝不理”4个字送给胡适。临了，陈独秀又提到帮蔡和森到商务催稿事。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国共合作面临着左派和右派的冲突。鲍罗廷在关于国民党大会的札记和报告中写道：“这些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2月下旬，陈独秀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主持召开了三届二次中央执委会会议。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主任，和胡汉民、叶楚怆、汪精卫共事。根据陈独秀的报告，大会做《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提出，“对他们中间极腐败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切不可把那样的分子，欲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本月16日，4位老国民党员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禺、蔡元培被送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裁决。他们被控在党内组织小集团。这4个人不敢公开承认反对孙中山的新政策，所以矢口否认。由于孙中山和中央委员会庇护了左派，这次右派进攻被粉碎了。但大会以外，右派打算成立新的国民党。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陈独秀等声望大增。3月4日，北京大学25年纪念日进行民意测验，国内大人物依次是孙中山（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段祺瑞（45票）、胡适（45票）、梁启超（29票）、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
5月上旬，陈独秀和张国焘去看望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上。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
维经斯基来后，中共中央执委会举行扩大会议。25位同志出席了会议，其中50%是工人。关于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会议强调了职工运动，提出“党的最重要的职任，便是继续不断在产业的工人里有规划地创设工会的组织”。
5月21日，京师警察厅在腊库胡同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上海《申报》5月28日刊出张国焘在被捕后，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的消息。
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开展了抗议运动，在《向导》周报发表抗议文章，并策动众议员李国珍等19人致函内务部总长，要求开释张国焘。陈独秀本人也多次化名“实庵”给张国焘去信。
在狱中，杨子烈向敌人讨饶说：“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张国焘经不住拷打，叛变后交出北京共产党负责人和骨干名单：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范鸿颉、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同时交出全国铁路党员领导、工人项德隆、李震瀛等71人名单。张国焘叛变后，北京风云突变。李大钊被迫避往昌黎五峰山，孙云鹏、范体仁等40多人被捕、通缉、开除。
不久，北洋军阀下海捕文书，被通缉的人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密令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严速查拿，务缉归案。陈独秀不知道张国焘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
第三国际执委会3月30日决定，中国共产党派4人出席共产国际“五大”（6月17日—7月8日），确定中国共产党代表是陈独秀、罗文虎（罗章龙）、琴华（李大钊）、刘齐佳（女）和彭述之。考虑李大钊安全，陈独秀决定请李大钊作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去苏联出席会议，另外3名代表是彭泽湘、卜士奇和刘清扬（女）。
6月14日，党、团中央共同发出通告，规定超龄团员，在3个月内加入中国共产党。4天后，张继、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反对共产党所谓“弹劾案”，接着又发表《“护党”宣言》。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
事后，汪精卫对陈独秀说：“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就应该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不应在国民党内开展党团活动。”张继说：“这是名符其实的党中有党。”陈独秀说：“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忙国民运动，忽略了本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最近提出健全党组织，发展党员数量，提高党员质量，是因为党中工作繁多，而同志不够分配。而本党独立发展组织，正是避免与你们工作纠缠不清。
”“此事我们先提出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既然仲甫不以为然，我们也没有多说的必要。”汪精卫说话的口气很硬。
与此同时，谢持、张继、孙科也找鲍罗廷谈话，事后，孙中山下令作一个《关于党务宣言》，宣布“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作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制裁，以整肃纪律。”“宣言”表示孙总理将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详细解决这个问题。“宣言”发表后，短时间内缓和了一下国民党右派的情绪。
张国焘叛变(2)
这次交锋后，鲍罗廷给共产国际写信：“不应当由此得出结论，像某些同志估计的那样，似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尖锐，以致必须作好可能分裂的准备。”“某些同志”是指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人。
7月13日，陈独秀给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写信：“据说，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为了明确‘如何在国民党中做工作’，我们给区委各地委和各独立组发出了以下通告。您的意见如何？”“通告”指近期陈独秀、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提出“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陈独秀继续写道：“您急需紧急给鲍罗廷同志发一份电报，请他提供实际情况报告。我们期待你们根据他的报告制订共产国际的新政策。我们认为，对国民党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毛泽东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右派叶楚怆斗争已公开化。在叶楚怆的打击下，共产党在上海执行部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后经反击，叶楚怆辞去《民国日报》总编辑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海局的工作。
李大钊、张太雷到莫斯科后，带去陈独秀及中央局的意见：“国共合作后，大批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工作，共产党组织和训练工作受到削弱，党的刊物也不能按期出版。”旅莫支部常委决定，加派彭述之、陈延年、红鸿、任弼时、尹宽、郑超麟等回国。陈延年是去年春和赵世炎、陈乔年及郑起麟等人赴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陈延年走后，《少年》更名为《赤光》，由邓小平编辑。
9月，陈延年、陈乔年由海参崴到上海后，到民国路泰安旅店住了一晚，第二天和郑超麟、傅大庆、薛世纶等人一起到中央机关向陈独秀汇报工作。陈独秀和蔡和森等人商量，叫延年去广州，作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乔年去北京，彭述之（彼得罗夫）协助蔡和森编《向导》，任弼时去上海大学教俄语。
鲍罗廷的错误(1)
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认为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实际上，他们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我们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对鲍罗廷不与自己和共产党商量的做法不满，说：“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最后，陈独秀希望维经斯基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寄7、8、9、10月份的钱来。中共“四大”要提前召开，陈独秀也“期望经过不长时间能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多元钱来支付会议开支”。陈独秀知道，孙中山所以看重鲍罗廷，是因为他的皮包里有莫斯科的巨额援助。今年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托伏龙芝负责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资助孙中山。
10月8日，中共执委会在听取了刚回上海的瞿秋白口头报告后，作出决议，认为鲍罗廷和瞿秋白在广州对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鲍、瞿错误地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中派去哄骗右派，向中派让步，落入了中派的圈套。结果，自己的镇压反动派的决议案在会议开始时没有提出，并在国民党内部成立了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等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有权成立调查共产党活动的机构。此外，鲍在军事政策上对国民党的帮助，实际是扩大了右派的势力。
决议最后说：“中共（中央）执委会非常不满的是，鲍罗廷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同党的执委会联系很少，也不同它讨论决议和对国民党的态度的改变，而是单独行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犯什么错误，那么这种状况也会破坏统一，破坏工作制度，这对国民革命运动来说是有害的。”
事后，宣传部干事张伯简告诉刚分来的郑超麟说：“瞿秋白在广州犯了错误，陈独秀和蔡和森要他立即回上海的。”至于具体情况，张伯简也不清楚。
隔日是国庆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给鲍罗廷写信，请他解决经费等问题：“高尚德同志去广州带给您的国民革命运动预算是否已批准？这笔资金对于上海、吉林、湖南、浙江都很需要。如果没有这笔资金，那么这些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很快就会停止。特别是湖南和浙江的国民党党部长期欠债，每个地区3000美元，这两地区的负责人（我们的同志）已被追究债务责任（作为‘民事案件’）。我们的意见是需要还这笔债务，或由您负担，或列入新的预示……还有一件事。军校在用自己的经费为蒋介石征召兵员，并将这笔资金投放给上海的商业企业。请特别注意。”谈到黄埔军校的缺点，信上提醒鲍罗廷，“你们的资金不知他们用到何处去了……俄国的血汗（你们的资金），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花在这种学校上，我们认为很不值得，因为这个军校与其他任何一个军阀的学校没有什么区别。”
同一天，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给共产国际远东部写了一封信，说：“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共产党。结果，对国民党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按照党的意见，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必须放弃广东政府，但鲍罗廷同志坚持另一种意见……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就在陈独秀写信告鲍罗廷状这天，发生了上海大学学生黄仁在纪念大会上听反帝反军阀演讲时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推下台事件。瞿秋白到同仁医院时，黄仁已死。也在这天，发生广州的商团反对孙中山的叛乱。10月15日，在陈延年、周恩来等领导的工团军（刘尔崧、施卜领导）、农民自卫军（阮啸仙、彭湃、徐成章领导）支持下，孙中山的部队将以“老虎队”闻名的商团部队打败，广州转危为安。
10月23日，北京政权落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手中，冯玉祥发出召集会议，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一些国民党要人希望孙逸仙北上，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国民党中派也有反对孙中山北上的，认为北上意味着抛弃国民党的宣言，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加拉罕和鲍罗廷认为，这是给国民党提供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鲍罗廷鼓励孙中山先发表宣言，然后北上。维经斯基也认为，孙中山参加天津战胜者会议，是一个进步。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中共中央改变了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态度，发表中共中央第四次对时局宣言，支持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并做了迎接孙中山的工作。随后，孙中山绕道日本去天津，他幻想建立中、日、苏俄联盟。
12月7日，维经斯基在和陈独秀交谈后给加拉罕写信。维经斯基上星期天到上海，以消除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误会。他写道：“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现在必须从国民党那里给党拨出一定数额。我们能具体做些什么呢？把《向导》周报的印数增加一到二倍……我请求为了整个这项工作给我拨1万卢布，由我负全责报账。”维经斯基希望加拉罕“尽快就经费问题给我答复……您可以分期拨出，而且可以从1万卢布中拿出一定数额给北方局来做这项工作。”
鲍罗廷的错误(2)
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后，中共中央于12月初在北方成立了5人北方局：张国焘、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赵世炎。李大钊在苏联呆了四、五个月后，一回北京，就在邱祖胡同新寓所函集赵世炎等人开会，讨论成立北方区委事。高君宇因病重没有参加。
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入京。在天津，孙中山肝病发作，E·福尔特医生诊断，病情非常严重。令孙中山失望的是，段祺瑞已经离开天津去北京，任政府首脑。在这之前，段祺瑞曾许诺在见孙中山前，不会这样做。显然，日本人邀请孙中山绕道日本是个阴谋，为段祺瑞到北京争取了时间。日本医生在北京散布谣言说孙中山活不了8天，得了多种可怕的病。
天津医疗条件不好，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正热火朝天，种种原因促使孙中山到北京。孙中山到北京后，外国报纸指责他试图搞布尔什维克政变。
中共“四大”(1)
1925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四大”，会议一直开到大年卅日前夜才结束。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蔡和森、王荷波、罗章龙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20人参加了大会。为了等瞿秋白和谭平山，会议将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推迟到1月16日。
会前，彭述之写出《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不同意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观点，提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写了《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说：“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
瞿秋白任政治决议案审查小组组长，在会上对决议案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国共合作等问题作了长篇发言。针对国民党内部分化，“四大”确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政策和工作方针，指出极力反对阶级妥协，攻击右派，阻止和反对中派右倾，巩固和扩大左派，保护工农利益，公开扩充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强调工人阶级独立性。“四大”开了11天，1月22日闭幕。其中通过了《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决议案》，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最近言论上的态度……
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机会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
“四大”决议赞成国民党有条件地（所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团体的人民代表参加）出席善后会议，几乎毫无争论地通过了陈独秀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张申府参加了这次会议。去年春节，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后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部长。他因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多少联系，反对陈独秀的提纲，主张“不断革命”。遭到一班青年人反驳后，不久脱党。
他说，“赞成我的是多数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就滚蛋”。
大会选举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驻中央局。
张国焘去年5月被捕，直到去年10月北京政变获释。陈独秀等人不知道，张国焘在狱中已叛变，并出卖了同志。（注：全国解放后，张国焘叛变革命档案大白天下）他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会议，留在北京配合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处理孙中山到京后的事务。
毛泽东上月底因睡眠不好，请假回湖南养病，没有出席会议。李维汉（罗迈）参加了《民族革命运动决议案》草案审查小组，在大会上代表湘区党委汇报了安源惨案。“三大”另两名中央执委王荷波、罗章龙出席了会议，选为候补中央执委，代替张国焘主持铁路总工会工作。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委，继续负责广东。
会后，瞿秋白给鲍罗廷写信说：“我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根据中央的决定，我要长期在上海工作。要给您派去另一个翻译。中央要求您为我解脱您这里的工作。在上海好像已经不追捕我了 ，我将暂时完全转入地下，为我们党的机关做工作。”陈独秀和鲍罗廷有矛盾，瞿秋白也不愿意夹在中间。在维经斯基看来，陈独秀与鲍罗廷之间没有原则性分歧。陈独秀不满鲍罗廷两件事，一是在广州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一是预算问题。维经斯基认为，前者不具有国际性质，至于预算问题，今后可由共产党和鲍罗廷参加的预算委员会解决。
2月6日，陈独秀来到亚东图书馆，沉着脸对汪孟邹说：“适之愈走愈远了，你去拿纸来，我给他写封信，你尽快寄给他。”上月，胡适在北京给许世英去信，表示愿意参加2月份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陈独秀希望胡适最好不参加“善后会议”，出席之日千万不要独立发挥自由言论。当天，汪孟邹将陈独秀的信和自己的信寄给胡适。
次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出《善后会议开场》消息，陈独秀这才知道信写晚了，他走了马后炮。2月11日，胡适收到汪孟邹信及陈独秀的信，便提笔给汪孟邹去信，解释他在北京的言行只是主张开和平会议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峙好。并叫他转告仲甫，“我是不谋私利的，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又说，“会议式的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解决不了，至少可以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上海《民国日报》已在谴责胡适，汪孟邹回信说：“愿吾哥本自己的主张，谨慎做去，进之者有益于国家之前途，退之无损一己在社会所占之地位，此我之目的也……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素知其详，望勿介意为幸为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