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3)
□邓小平再次挂帅出征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凯旋。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８１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前夕，苏共散发了一封长达６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致使会议初期又发生了尖锐的争论。
中共代表团抱着互谅互让和顾全大局的精神，在会上会下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使苏共也采取了协调和妥协的态度。最终，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苏矛盾得到缓解，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转机。会后，刘少奇应苏联方面的邀请，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苏联进行了访问，邓小平率团回国。
１９６１年１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全会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公开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攻击，周恩来在致辞中批评了这一做法。但在苏共的煽动下，周恩来受到了围攻。为此，周恩来愤然退出大会，提前回国。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１９６２年４、５月间，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进行颠覆活动；１０月，中国军队对印度入侵中国的行动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就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问题进行谈判，企图禁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共发表了８篇文章，对苏共此前的一些责难进行答辩。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发表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许多问题上攻击中共。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简称《二十五条》），反驳苏共的攻击。此后，苏共用各种方式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并无理驱逐５名中国驻苏联使馆人员和留苏研究生。
１９６３年７月５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的高级会谈。
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也亲自出席。当然，和前几次一样，宴会上的气氛依然充满着火药味。李越然是当时的翻译，他对这次会议有详细的回忆和记述：
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些急切，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明确指出：“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言词。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他微微一笑，重复一遍，“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叫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
赫鲁晓夫将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接着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宴会上的交锋如此，正式会谈就更不用说了。
会谈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结果。下次再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中苏两党另行商定。
邓小平留给赫鲁晓夫的仍然是“这个小个子厉害，不好打交道。”
会谈是从７月６日开始的，连续举行了９次会议。分别由两个代表团轮流发言，每次１人。７月１４日，苏共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期间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中共的《二十五条》。严重破坏了会谈气氛。在此情况下，会谈因无法取得进展而提前结束。
７月２０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正指出：“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经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
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１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候。
据说这是毛泽东亲自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两次中的一次。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次与苏联的斗争是满意和赞赏的。后来，毛泽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邓小平“对付苏联人有一套”。
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这样记述了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交锋与较量：
知道内情的人绝不会惊奇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然而又是尖锐地指责苏联。但是，东道国的所有与会者中极少的人以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们以前从未听过对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公开批评出自中国人之口，倒是有几个在布加勒斯特的赫鲁晓夫信徒风闻过对中国的批评。
邓把对列宁党的进攻处理得相当机智。他为自己精心选择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大会：这里，在共产党第二次莫斯科国际会议上他向苏联共产党发动进攻，因为苏联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邓在他的讲话中说，“历史上还未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诅咒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去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的武装挑衅。”对这种指责赫鲁晓夫无言以答。就在１１月２０日再次发生边界冲突时，他才反应过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愚蠢的”。
由于一直怀有和好的愿望，邓委婉地批评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背叛。他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颂扬”不可原谅。苏联共产党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的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他一反常态，态度和蔼。休息时他也仍像一位矿工样。为了让记者照相，他把手放在了长得高大的刘少奇和矮小拄着拐杖的邓小平的肩上，似乎是在老同志当中。
从邓小平总书记之口，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得知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兄弟关系的现状。经过同毛和政治局的协商，他播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种子。为了赞许这次“功绩”，党的主席１２月９日亲自到机场迎接归国的代表团。
邓作为伟大的“反修主义者”登上了前台。也是他，１９６１年１月在北京八届九中全会上走向麦克风，向大家报告在莫斯科的情况。这次他又同毛和政治局的看法一致，拒绝了和
稀泥的观点。根据他讲话的主旨，中国共产党不想激化矛盾，而是首先等待苏联共产党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二届代表大会。
但是，赫鲁晓夫加速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的争论，猛烈攻击中国兄弟党，以致于周恩来总理愤而退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场，以示抗议。邓小平此次在北京观察着事件的过程。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这次党代会上宣布了他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赞扬新党纲是马列主义的继续发展：“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想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的人，‘读读我们的党纲吧’！”中国人认为这太狂妄了。他们不受他人约束，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党的自主而奋斗。此时，毛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这并非偶然。
尽管争执颇多，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还是只批评了苏联共产党的“个别修正主义错误”。中国同志还一直很欣赏北方邻国的经济建设大发展。９月，邓小平在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赞扬苏联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同时他对苏联共产党的新党纲之普遍适用性有不同看法，认为这部党纲只能有限地适用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对修正主义的尖锐批评集中到了政治方面，而几乎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外，这点特别引人注目。无论是中国的内部政策还是外部政策，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离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
尽管中国人从１９６３年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２月２７日他们还是收到俄国人请他们到莫斯科参加会谈的诚恳邀请。３月７日，邓以总书记身份通知苏联驻北京大使，中国准备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同苏联进行会谈。在另外一封信中，周恩来通知克里姆林宫，邓将率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前往。
这期间，北京正在高速准备同苏联共产党的下一轮论争。按照政治局的指示，邓的书记处着手拟出论纲，它后来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被作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争的武器。
如果要相信毛的政治秘书的话，那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的建议不是出自邓之手，而是出自伟大的毛主席本人之手。新论纲作为致苏联人民的公开信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５８面的公开信以“亲爱的同志”起首，“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结尾。它表达了中国希望结束这场论争、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的意愿。
邓打点行李时，苏联将５个在苏联国土上散发公开信的中国人驱逐出境。总书记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秘密工作首领康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成员杨尚昆以及另外３个苏联问题专家的陪同下启程了，这当儿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
俄国人还在莫斯科机场上就开始了挑衅。中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机场等候数小时，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或许碰巧了？或许是有意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在未来的两周里全部注意力肯定放在英美代表团上，而不是中国人身上。
７月５日，两个富有经验的总书记———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争。就在第一天，俄国思想家抛出了诱人的条件：苏联共产党宣布准备停止公开论争，准备
重新派出建设专家，扩大双边贸易，重新开始有关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的谈判。
由于至今会谈纪要像军事秘密一样躺在两个党的钢制保险柜里，所以我们不得不依据苏联口头传开的信息。按此种说法，中国人在整个谈判中非常固执和傲慢。据说，邓宣读了在北京就写好的汉语讨论稿，没有回答苏斯洛夫冲动的反驳。诸如和平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论点，邓不客气地斥为“空话”。苏联人总的印象是：似乎中国人对自己“纯洁的思想”感到骄傲。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设性建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回到列宁的共产国际的和睦气氛，邓建议召开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大会。聪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额要按党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确定。这个毫不妥协的谈判首领是否想故作天真激怒他的对手，给苏斯洛夫设下圈套？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毫不让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恼火。
锁着的门背后双方正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外面，两党的宣传机器在唇枪舌剑。７月１４日，刚好是中国人发表公开信后一个月，苏联人反应过来了，抛出了他们的公开信。信里向人们呼吁“苏联爱国主义”和“人类友爱”。他们愤怒已极，像纯粹说教的传道士一般，说中国人居然敢攻击“伟大列宁的党、共产主义的发源国、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民”。与此同时，在整个苏联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反华浪潮，不管是工厂集会还是群众集会。７月１９日，赫鲁晓夫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出席了莫斯科的群众集会，他亲自接过了攻击的长矛。中国代表团对党的首脑突然掺合进论争吃惊不小，因为他在邓抵苏后不久还让人去赔礼道歉呢。
同坚韧的中国人争论的是纯粹路线问题，克里姆林宫的首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隔几间房子远的地方，他同外长葛罗米柯正与美国总统特使Ａ·Ｗ·哈里曼和英国政府代表洛德·黑尔什姆在谈判停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也涉及到中国的利益。条约签字者有义务：在大气层和外层空间、在陆地上和水中停止核试验；不向第三国输送核武器。
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出席反华集会后不到２４小时，苏斯洛夫和邓就中断了陷入僵局的会谈。公报上简短的说明是：无一定期限地推迟。最后，冷若冰霜的争论有了一丝友好气氛：在中国人归国前的晚上，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出席了双方参加的宴会。在惊愕的气氛中，大酒量的俄国人和善饮的四川人互致祝酒词。他们打了９年交道，之后再也没有会过面。
直到今天，邓小平对那以后不久被推翻的党的首脑的评价仍是否定的。１９８０年８月他说：赫鲁晓夫对中国人不好。相反斯大林多少还为我们做了点好事，建国初期，他真诚地帮助过我们，建造和改造更新工业设备，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经济基础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无偿地接受援助，而是必须付钱的。但赫鲁晓夫一上台一切都变了。他宣布了斯大林时代签的条约和１００多份合同无效。
当总书记同他的谈判代表团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０日离开莫斯科机场时，人们的印象是，他离开了敌对的土地：出于安全的原因，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坚定的“反修战士”的飞机还未在北京机场完全停稳，党的领袖们就急匆匆地走向跑道。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还有江青———毛野心勃勃的夫人。邓以前从未受过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
从那时起中苏关系急速地走下坡路：１９６６年两党关系破裂，两年后关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１９６９年达到最低点———在乌苏里江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如果说邓曾经追打过俄国熊，那从１９７９年以来他就是想驯服它们。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悄悄地没再指责修正主义了，而邓曾为这种指责极力辩护。１９８６年９月２日，他说，今天，中苏关系存在三大障碍：越军侵略柬埔寨、苏军侵略阿富汗、５１个师（４６万人）和ＳＳ－２０导弹驻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出认真的一步，”８２岁的邓说，“清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特别是迫使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我将准备同他见面……”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4)
□“我早就完成了去外国的历史使命，当时我已决定不再离开中国。如果中苏关系上的障碍扫除了，我准备收回我的决定，在苏联领土上会见戈尔巴乔夫。我相信，这次会见对改善中苏关系、对中苏两国合作的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乌利·弗兰茨文中提到的赫鲁晓夫把手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肩膀上让记者照相，这确实如此。感谢摄影记者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这张照片已作为本文的一个插图，供大家欣赏。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苏方又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为此，中共从１９６３年９月至１９６４年７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９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双方再次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此后，中苏两党的关系紧张，直到１９６６年３月，两党关系正式中断。１９６９年，两国又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这样，中苏两个大国就从结盟走向了全面对抗。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重新改善关系，并在１９８９年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时邓小平已经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已是戈尔巴乔夫时代。
２０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这场中苏论战和分歧时说：“从１９５７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６０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２０多年来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不能互相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邓小平还坦诚地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但邓小平也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了屈辱。”
邓小平总结中苏论战的教训时说：“马克思去世后１００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邓小平的话是一个政治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一经验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处理国与国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和坚持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中总结并且吸取教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把现实问题看得准确而且处理得准确，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和较量，为邓小平更加成熟地走进国际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的精彩谈话以及后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赫鲁晓夫无疑成了邓小平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1)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
———邓小平和日本天皇
记忆可以尘封，而历史不会；时空离我们再遥远，历史也不会走远。有一个传说在时光里走了两千年：一个叫徐福的人，为给秦始皇求得灵丹妙药，带３０００童男童女远漂东洋，此后才有了大和民族。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日本的铁器和水稻的确是从中国引进的，就连今天他们的和服和文字仍然与中国的文明密切相关。
当时光走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执政的明治天皇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开始派兵入侵台湾，进行扩张试探。此后，１８７９年出兵吞并琉球群岛的是日本人；１８９４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中国海权丧失贻尽的是日本人；１９００年结伙“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１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７年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还是日本人……直到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终于不再在日本人的铁蹄下，用血和泪去叩问大地的沉默，在水深火热中抗争的炎黄子孙终于从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上撕碎了那面“膏药旗”。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犯下的滔天罪行馨竹难书，这些铁的事实是决不允许篡改的！
６０年，弹指一挥间。日本———仍在海那边！今天，中日关系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恩仇未全泯，相逢早一笑。昨天就是昨天，今天就是今天。中日关系再好，但汪精卫是中国的大汉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东条英机是战争罪人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说起中日关系，我们自然不能忘记历史。同样，说起邓小平和日本天皇的握手，这还得从中日建交时说起。
□日本人于美国人那里在一个词上栽了跟头。周恩来拒绝日本佐藤的“水鸟外交”。田中首相一口气登上长城的第４个烽火台，“远远超过了尼克松”。
□毛泽东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当时光又过了１００年，走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时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１９７１年，对新中国外交史来说，可谓是胜利的一年。几乎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作“破冰之旅”的同时，在纽约召开的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２７５８（ＸＸＶＩ）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震撼了世界！
而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和美国一样，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上，与美国一起进行百般阻挠遭到彻底失败之后，却又如尼克松自相矛盾的双重性格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样，也立即着手改变对华政策，主动开始与中国接触。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后来被日本人称作的“越顶外交”在东京引发了一场地震。
原来，尼克松在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１０时正式对电视与无线电广播宣布———即中美国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访华的前３分钟，日本首相佐藤才接到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的火急电告。而当时佐藤正在内阁开会研究工作，听到这一消息时，眼睛大睁，脸色发白。据说，其惊讶得有两分钟张着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此前，佐藤荣作对亲密盟友美国与敌对中国进行的暗地接触、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北京，竟然毫无所知。他困惑而沮丧地从内阁会议厅出来，早就等候在外的大群记者拥上来纷纷询问此事。佐藤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实在是没有料到，没有料到啊！……”
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消息一披露，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不断有大批游行队伍到内阁大门前示威，要求佐藤首相辞职，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顶着巨大压力的佐藤据说下班后甚至都不敢立即回家，只好等到游行队伍散去才敢出门。其实，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据著名外交题材纪实文学作家陈敦德在其专著《新中国建交谈判实录》一书中记载，“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佐藤组阁出任日本首相，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就说过：‘中国问题是日本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也是佐藤内阁面临的重要问题。’说是这么说，但在实际行动上，一直在中国问题上玩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手法。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下令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进入日本出席日共九大。这是当年中国访日的最高级代表团，如果访日成功，必将对改善中日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要是他真想与中国进行高级会谈以推进改善日中关系，这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此后，他一直坚持反华的顽固立场，阻止中日之间民间的友好往来，破坏已经形成一定水平的日中贸易，并以现职首相身份访问台湾，还一直积极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对于佐藤及其内阁的反华言行，中国方面一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而实际上，佐藤和尼克松在华盛顿曾就中国问题达成过一个所谓的“双方有关政策需充分协调，双方应继续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协商”的协议的，约定两国首脑之间如采取重大步骤时需事先进行紧密的联系与协商。这个事前协商的原则成为新日美安全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可当时所签协议的英文文本上却只写了保持“联系（ｃｏｎｔａｃｔ）”，日本外务省推敲英文文本时疏忽了要进行“协商（ｃｏｎｓｕｌｔ）”这个极其重要的词汇。用当时《朝日新闻》的评论说：“尼克松为了自己名留青史及美国的利益，未必会为中美秘密接触的事跟日本事先打招呼。其实，在会谈协议中即使英文文本上有需要‘协商’的条款，尼克松总统也不会跟佐藤首相协商的。尼克松连对自己的副总统、国务卿及国务院都瞒着，又怎么会跟日本协商呢？”日本共同社评论说：结果使佐藤哑巴吃黄连，在一个词上栽了跟头。
详情披露，舆论大哗。日本国家利益受到了巨大损害，导致了日本国会一片责难与追究之声；日本各政党和国民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懑。日本舆论将这次基辛格访华的中美秘密接触不与东京打招呼称为“越顶外交”。尼克松宣布访华之后数天，佐藤在国会答复日本社会党与公明党议员质询时，还顽固地表明了反华政策，他说日本不赞成“用中国代替国府”，“不是两者择一，而是两者同一的道路”。他还对联邦德国电视台记者说：“只要北京不放弃对台湾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认中国。”
佐藤倒行逆施，在顽固追随美国阻挠中国进联合国惨遭失败之后，迫于国内压力，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但因其自相矛盾的政策，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得到中国的答复。之后，佐藤采纳外相福田的建议，试与中国搞所谓的“水鸟外交”———水鸟浮在水上，脚却在水下划行———喻意为秘密外交。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由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任正副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时，美浓部向周恩来转交了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先生的一封秘信，内容如下：
贵国与我国的关系……成了不幸的关系，但今天已不允许对这种不自然状态置之不理了。尽快消除这种状态，建立新的两国关系的时候已经到来。为此，我的理解和认识是，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同时，日本应该坚持走和平国家、福利国家的大道，探索和实行把余力贡献给亚洲的方法。
周恩来看完信立即严肃鲜明地说：“此信的内容，与‘台湾独立’论有关，我是拒绝接受的。”
周恩来“拒收”保利茂的密信，并严正指出：“该信件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的‘惟一’两字；并且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是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美浓部问：“佐藤首相不止一次表示要来中国访问，谈判解决两国间邦交正常化问题，中方都没有表示欢迎。那么，中国为什么却同意尼克松总统来访问呢？”
周恩来强调说：“佐藤与尼克松不同。中国同意尼克松访华，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华沙进行了多年的大使级会谈，既然大使级会谈可以，两国领导人也可以进行会谈，何况三年之前尼克松就表示希望访问中国以解决中美间的问题。佐藤则不然！他一开始就没有诚意，只是知道尼克松的计划以后才表示希望访华，中国不能接待他。”
周恩来转而谈到中日两国间的实质问题，说：“朋友们，中日之间存在着一个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
飞鸟田一雄副团长也问：“总理阁下，佐藤访华的事麻烦不少。我想问问，贵国可以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那么，能不能也让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呢？”
“日本基辛格”这个词一冒出来，使接见厅里有了一阵笑声。周恩来也露出了笑容，环视着在场的日本议员们，说：“至于说到日本要派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也不是不可以，那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而早在这年９月３０日凌晨１时３０分，周恩来接见藤山爱一郎率领的日本议员代表团时，就谈到：“遵守原则，总有一天正常化会有结果，放弃原则不好。下一届内阁不行，就下下届内阁，还有下下下届内阁。”这就向日本方面表明了明确的信息：中国已决定不再同佐藤及其追随者打交道了。
这次，周恩来拒收“保利书简”，使福田的“水鸟外交”遭到失败。此事很快就由传媒传至日本，佐藤内阁又遭到日本各界舆论的抨击。当时，人们曾经讥笑外相福田纠夫这一对华外交方式说：“黄海是相当宽的，尊鸭何时方能游到彼岸？”但在１１月１０日这个晚上的谈话中，周恩来的谈话也并没有把中日关系的大门锁死，而是留了一个缝隙：可以派“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但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后来，田中角荣上台以后，中日关系，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达成共识。
也就是在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握手７个月之后的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５日上午１１时３０分，随着一架白色的道格拉斯ＤＣ—８型日航专机徐徐降落北京机场，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日本国歌《君之代》与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两首让中国人民有着绝对不同感情色彩的歌曲在一起奏响时，“也颇有深意地标志着新时代的史页被掀开了”。
当迎宾车队驶进钓鱼台国宾馆田中角荣下榻的１８号楼的时候，周恩来笑着对他说：“年初尼克松总统来的时候，也住在这里。”
田中微笑着说：“尽管美国总统来得比我早一点，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啊。”
在客厅里品茶漫谈，气氛融洽。田中说：“我看书得知，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钓鱼住的行宫。日本也正在第一次建造迎宾馆。”
周总理问：“以前没有吗？”
田中说：“过去嘛，是用朝香殿下放东西的地方迎接客人。现在呢，把赤坂离宫的旧建筑物来一番大改造，作迎宾馆。造好之后，请你做第一位客人。”
周总理听懂了，不待翻译译完就朗声笑说：“我感到很荣幸。”
田中说：“迎宾馆规模不大，却是仿巴黎凡尔赛宫建造的。”
午餐过后，没有休息，下午即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进行第一轮会谈。上次尼克松访华时的首脑会谈是面对面隔着桌子就座的，这次周恩来特意安排在围成马蹄形的沙发就座，并说：“这样坐有家庭气氛。”
田中代表日本人民赠送给中国人民１０００株大山樱和１０００株日本唐松树苗的礼单，向毛主席赠送了东山魁夷画的《春晓》，向周总理赠送了杉山宁画的《韵》；大平外相赠送给周总理的是细线鸳鸯挂毯。
会见赠礼之后，进行会谈。周恩来高度评价了田中就任首相以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讲话。田中则首先对日中两国在过去有一段“不幸的时期”表示了遗憾，并诚恳地说：“过去的历史不能重演了，今后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相处。”
双方各自坦率地阐述了基本立场和想法，表示谈判，一举实现复交。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国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在周恩来致了欢迎词之后，田中首相接着致答词。田中在答词中承认，“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他为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来北京，“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但在谈到过去的历史时，他却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这个“麻烦”之说，却引起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特别不满。当日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即与叶剑英、姬鹏飞、廖承志等去中南海毛泽东书房汇报。当周恩来汇报到田中答词中的“添麻烦”之说时，毛泽东当即打断而问道：“麻烦？因碎屑小事惹起的不快，为麻烦。半个世纪的侵略只是‘添了麻烦’？”
２６日下午第二轮首脑会谈时，周恩来专门就昨晚致词告诉田中：“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了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是很轻的。”
“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田中出汗了，擦汗之后又说，“这个表述如果在汉语里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换。”
田中首相及大平外相谈到了联合声明问题，大平说：“我们觉得，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要是从条文上去死抠，就理不出头绪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刚才所说的，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对方；如果只从条文上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所以我们没有找条法司的人来参加会谈，参加的都是搞政治的人。”
田中说：“我就任首相时就立即表示，要加紧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周总理也立即表示欢迎。这就是我们大的一致。”
周恩来说：“不久前的中美联合公报，如果从法律条文着眼，无法通过。但尼克松很信任基辛格博士，我们双方谈判，从政治上找一致点。那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步；要实现建交，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日关系就不同，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日台条约》存在于你们与台湾之间，这个事实是当时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是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不能让我们承认它是合法的。”
大平说：“要建交，就要与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
接着，周恩来用很艺术而和缓的语调说：“刚才首相、外相从大的一致都说得好。但是，我并不认为今日上午外长会谈时日方高岛局长说的话，已经表达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真正意图。如果是那样的话，真不知你们是来吵架的，还是来解决邦交正常化。”
会谈中，周恩来对在上午第一轮外长会谈中，日方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提出的所谓“蒋介石已在日蒋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两国联合声明中就没有必要再提赔偿问题了，也没有必要将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写进联合声明”的提议，提出批评，并说：“我们对此感到诧异。”
田中与大平相互望了一眼，问：“那么，中国方面是什么看法？”
周恩来愤慨而坚定地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他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他这是慷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经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田中紧接着说：“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轮会谈从下午２时谈至４时４０分。会谈结束，日方官房长官对记者们吹风说：“刚才，两国首脑进行了令人惊讶的坦率的讨论。”但会谈仍没有进展。
回到房间，大平抱怨地说：“真是伏兵奇出，不好办。我们没有料到的事情，却突然成为要解决的问题了。”
田中没有吭声，似在思考着往下怎么办。
大平说：“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无颜回日本。”
田中说：“怎么，这个时候就觉得玩不转啦？”
大平说：“那么，您说该怎么办？”
田中望着大平的眉头仍然锁着，就大笑着说：“那就看你们这些诸葛亮出谋划策喽。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必要太让步。万不得已就回东京去，就当出来旅游一次好了。”
这时候，参加谈判的外务省官员们也被叫进田中房间里来了，田中神态严肃地对他们训话：“你们各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很有学问的。但是，不要钻牛角尖，请你们提出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见解来，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再奋斗一次吧！”
田中作简短训话之后，就在下午５时许开始了第二次外长会谈，这是在原定日程安排中所没有的。这次外长会谈，要根据刚刚结束的首脑会谈精神，就联合声明的前言部分的文字进行磋商。会谈是这样进行的：大平外相先逐条解释日方方案，姬鹏飞外长认真地作笔记。每解释完一条，就由姬外长的助手送到另一个房间里，交给坐阵在那里的周恩来审阅，重要的问题报告毛泽东。
自从尼克松之后，世界各国首脑政要访问中国，攀登长城成了访华“必修课目”。中国外交部礼宾官员们在１９７２年就有了这么一句口头禅，外国朋友来北京有三个“Ｍｕｓｔ（必须）”要做：登长城、游故宫、吃烤鸭，而攀登长城则居三项之首。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７日下午，长城又迎来了一位新客人。日本首相田中一下车，就以矫健的步伐开始了攀登。按原定计划，田中只登至第三个烽火台就行了，但是他仍不肯罢休，又一口气攀登至了第四个烽火台。日本与西方记者们纷纷从长城当场发出报道说，“田中远远超过了尼克松”。
爬长城归来后，双方接着谈判。然而，如何处置“日蒋条约”中关于日中间已经结束战争状况这个问题上遇到了表述上的麻烦。田中说：“怎么样才能使双方都交待得过去呢？”最后还是周恩来出了一个好主意，用“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况”这样的说法来表述，使双方都能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予以接受。后来，古川万太郎在《周恩来与日中关系正常化》一文中表达了日方的感受：“周恩来实在是高深莫测的人物。据说，在日中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提出这个方案之后，田中、大平才确信邦交正常化可以实现。”
而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认为：这是周总理在中日复交谈判中的一大发明，这个发明，完全可以与中美谈判中基辛格所发明的那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奥妙”。基辛格那段话是：“海峡两岸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经过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取得了一致。２７日晚８时３０分至９时３０分，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田中角荣。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已经吵完了吗？”
“不，不，谈得很融洽。”田中忙说。
毛泽东笑说：“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没有放过田中的“麻烦”问题，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知道了，我会按中国习惯改换过来的。”田中说：“我们很快要达成协议了。”
毛泽东说：“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中说：“我们到北京来还只有三天嘛。”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搞什么鬼。”
在座的众人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说：“美国人今年２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田中说：“上个月，基辛格在东京问我，为什么要急于访华，我告诉他：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久远得多啊。”
毛泽东说：“我很赞赏你这么说。”
毛泽东谈到了中日两国交往史，从中国史谈到日本的政治制度和选举，从读书、汉字谈到文化的渊源，从日本天皇谈到中国惟一的天皇———唐朝第三代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从《四书》、《五经》谈到家庭，从马克思主义谈到佛教，还谈到了毛泽东自己的少儿时代。
毛泽东还说：“上次我对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回我也投了你们的票啊，你是自民党主力嘛，主力不来怎么行？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廖承志：“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笑说：“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如果参加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
田中知道，会见该结束了。毛泽东指着房里四处堆积的书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他指着书橱上六卷本《楚辞集注》说，“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周恩来走了两步将书从书橱上取下，递给了田中。
田中收下书，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地点头，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那么，祝你健康长寿。”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书房外的走廊中间。毛泽东与田中、大平会见，意味着日中复交谈判的难关已过。
９月２８日下午３时４０分，第四轮首脑会谈在钓鱼台１８号楼进行。气氛更为融洽，双方就在外长一级进行磋商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最后达成了协议，并一致同意在９月２９日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这次会谈，主要是讨论剩下的日蒋外交关系如何处理问题。
在讨论中，大平表示说：“日本方面将单独发表声明，宣布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周恩来问：“什么时候发表，请明确说明具体日期。”
大平说：“请相信，外交问题是绝对不会失信的。如果日期定下来了，万一届时晚一个小时或一天，就会影响两国的信赖关系。因此，相信我吧，由我来办。”
周恩来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同国外交往，讲话一向是算数的。”接着，他从《论语·子路篇》中摘引了“言必信，行必果”，说，“这是孔子回答子贡的问话，说作为一个‘士’应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一条。”他铺开一张纸，题写了这六个大字，赠给田中首相。
田中接受之后，也铺开一张纸，挥毫写下了“信为万事之本”六个大字，赠给周总理。田中说：“这句名言，是日本飞鸟时代的为政者圣德太子说的话。”
当晚，由大平与姬外长进行联合声明文字的具体磋商。对于“添麻烦”问题，日方的认识有了提高，对田中致词中说的“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在联合声明中，文字上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１８分，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在茶色封面的联合声明文本上，先由姬外长、大平外相签字，再由周总理、田中首相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紧接着，大平于设在民族文化宫的大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平严肃地宣布，由于两国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结束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是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他立即转而宣布，作为日方在联合声明所表明立场的重要补充，日方明确地宣告废除日蒋条约。大平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９月２９日，中日两国建交，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午１时许，周总理陪同田中首相飞往上海。据说，在当晚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与田中、大平碰杯的时候说：“我真希望同你们通宵畅饮啊！但是，我还必须为你们的下次访问留有余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刚刚就任首相两个多月就亲手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更是激动不已，素不嗜酒的他竟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去祝酒，向中国朋友、向自己的下属敬酒，一连喝了好几杯茅台。大平悄悄告诉周恩来：“我还没有见过首相离开座位去敬酒呐，这是首相破天荒第一次哟。”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2)
□邓小平放眼全球，求同存异，说：“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事情来说，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
□邓小平指出：“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
中日建交了，但中日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完全走上正轨。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关系也随之起伏跌宕。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位开国元勋先后撒手人寰，中国也没有一位领导人访问过日本。当年田中首相曾在钓鱼台盛请周恩来总理作为日本国国宾馆———赤阪迎宾馆的第一个客人的邀请，也随着田中的下台而成了空头支票。
应该说，自１９７２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恢复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摆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１９７４年１１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抵达日本，和东乡文彦外务次官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但由于双方在反对霸权问题的条款上意见分歧，谈判进展缓慢，断断续续。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内阁倒台后，由三木组成新的内阁。但谈判仍然停滞不前，后来，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局的动荡，谈判终于搁浅。１９７６年１２月，日本三木内阁在全国大选中遭到惨败，宣布辞职。福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受命组成福田内阁，由大平正芳任党的干事长，园田直任官房长官。福田组阁后，日本政界要求恢复日中条约谈判的势头再次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决定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给中国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取得一致意见，就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但是福田派是自民党内反对日中条约的人最集中的大派，一旦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又来拖后腿。正如园田直的秘书渡边亮次郎在《园田直其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政局尤其是同在野党的关系趋于紧张，他（福田）就对日中条约采取积极态度，目的是稳定形势；情况稍有好转，他就犹豫徘徊，举步不前。”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恢复其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在世界上的反响甚至比在中国国内的反响还要强烈。
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尤其以与中国近邻的日本更为强烈。日本政府立即发表看法，对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局趋向稳定，从而使日中关系从整体上来说也将朝着明朗的方向发展。并期望以此为契机，打破日中谈判的僵局。当时的《东京新闻》发表文章说：“由于邓小平的恢复工作，中国的外交路线将进一步增强灵活性。”并形容说，“邓氏的恢复工作也将成为（日中缔约）谈判的促进剂。”
实际也正像日本人所预测的那样。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早在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０日，邓小平会见以浜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日本方面提出的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就曾指出：“对于福田首相过去的立场我们是了解的，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事情来说，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
邓小平的这个带有声明式的谈话，其实就是暗示福田纠夫首相下定最后的决心。
而在更早的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５日，因生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委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时，就曾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进行了深入交谈。
竹入说：“日中复交快两周年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一点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两国之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友好关系，５０年、１００年的友好关系，应该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
竹入希望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把重点放在加强今后的友好关系上，希望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两个业务协定。
邓小平说：“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话，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临的问题，凡是尽力的，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还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达了要在联合声明基础上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当然，在谈判中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词和方式。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在谈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于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邓小平请竹入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内阁成员、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一些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最后邓小平坦诚地说：“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你抱得住吗？”
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邓小平看法一致。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不到三个月的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二阶堂进选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同样也是为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来的。众所周知，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谈判其实在田中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内阁下台后，三木内阁表示“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并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日双方决定开始举行和平友好条约的事务级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发生分歧，致使谈判断断续续，直至最后搁浅。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福田内阁上台后，同样表示要“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复出之所以在日本引起震动，就是因为日本政界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灵活性”能够在中日友好上做出贡献，主张抓住这个时机，尽快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就在这一年的１０月，日本专门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促进协议会”，以小坂善太郎为会长，号召参加日中议联的议员和１０２位在过去７年中访问过中国的国会议员入会，给福田首相施加压力，二阶堂进也在其列。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阶堂进选择了这个时机访问中国，以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尽快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是因霸权条款而搁浅的。二阶堂进就是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提出了关于霸权条款的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二阶堂方案”的新方案，即“根据本约发展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９个月后中日双方谈判重开，经过十多轮艰苦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后话。
邓小平说“缔结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细节上可以灵活对待。随后，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方的立场，希望日本政府在原有的立场上能有所前进。他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在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的政治观点出发。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的全球战略的观点，也就是说要看到苏联霸权主义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所构成的威胁。邓小平反复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他分析说，在中苏边界地区，苏联只有１００万军队，挑起一些冲突有可能，发动战争则还差些，“苏联要进攻中国，１００万军队算什么，它没有５００万、６００万来不了，即使来了，占领了北京（这也不容易），占领东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战争的开始”。而欧洲和日本则与中国不同，他们几乎所有战略物资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它们最基本就是要保护通道，以免被包围封锁。
邓小平在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战略意图之后，指出：“有些人讲，苏联的这些行动是为了包围中国，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苏联在越南大搞军事基地，当然包括针对中国，但仅仅是针对中国吗？金兰湾离中国很远，切断海上交通，对中国威胁不大，对日本、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更大，美国第七舰队也不舒服。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亚洲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说，苏联在东方摆１００万军队，第一是对付美国的，其次是对付日本和中国的。我们提出这个论据时，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还不大赞成。现在，至少相当多的人已经懂得了这一点。”“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说苏联战略重点在欧洲，欧洲人不大接受，认为中国人危言耸听。现在美国人、欧洲人大概都懂得了这一点，他们认识到中国人讲的是真话。”“我们中国自己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战略方向。”
在日本，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１日，福田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谈判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从３月开始，福田在自民党内从事统一认识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党内以滩尾弘吉为首的慎重派。５月，自民党内的慎重派大部分支持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７月２１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谈判在中国北京重新开始。８月８日，福田派园田直外相访华。
在接见日本友人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双方均不干涉内政”的问题，进一步鼓励园田外相赴华访问，以完成缔约的最后准备工作。
邓小平对园田说：“中日建交稍晚了一些，但建交后的两国关系发展不算慢。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但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苏联反对这一条，正是暴露了他自己。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在邓小平“求大同，存小异，寻求更多共同点，寻求更多的相互合作、帮助和配合的途径”的灵活的外交方针指导下，经过会谈，双方就和平友好条约取得一致，促使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在北京签订。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下午７时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大厅正面竖立着一架巨大的屏风，上面的图案画的是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的拦洪大坝。屏风前面摆着覆盖有绿色桌布的长方形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在桌子的两侧就座，在两份分别用日文和中文书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后互相交换条约文本。邓小平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
当时福田首相在官邸的电视机前收看了签字仪式的情景。据说，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６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佐藤首相怀着酸溜溜的心情观看尼克松访华场面时坐的那把椅子。时过境迁，物在人易。此时的福田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看完签字仪式后，福田站起身来对记者感叹地说：“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而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日本舆论的反应也非常积极。《产经新闻》认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关当局在谈判中全力以赴、顽强拼博。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
而此时距第一次谈判的１９７５年，已经整整过去了４年。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3)
□日本外相园田直突然打破惯例，疾步登上飞机奔入机舱迎接邓小平，并说：“您给我们带来了艳阳天。”
□福田首相连声称赞邓小平是“超人”，并不无得意地对邓小平说：“我的名字就取自《诗经》，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邓小平说：“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
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日，从表面上看上去是参加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而实际上，互换批准书这件事情在邓小平访日这个举动上已经成了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事务。日本方面丝毫不敢怠慢，处处都把邓小平当作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来接待。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的东京，秋高气爽，枫叶流丹。
２２日，一架尾翼上漆着中国红五角星的军用三叉戟徐徐降落日本羽田机场。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
停机坪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和儿童。他们挥舞着中日两国国旗，高喊着：“热烈欢迎！”
早早等候在停机坪上的日本外相园田直，当飞机悬梯刚刚放下，就打破惯例突然改变在舷梯下迎接中国客人的迎宾计划，在礼宾官员猝不及防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疾步登上飞机奔入机舱迎接客人的到来。
这位中国客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
在机舱里，满面笑容的邓小平没等园田直开口，就握着他的手说：“我还是来了嘛！”
园田直笑着激动地说：“你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与邓小平随行的有夫人卓琳、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
邓小平在园田直外相的陪同下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机场鸣礼炮１９响。在隆隆的礼炮声中，邓小平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并与迎接的日本官员一一握手。之后，在园田直外相和日方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日本国宾馆赤坂宾馆。
本文前面已经说过，赤坂宾馆是日本天皇的离宫，从１９６８年开始按照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进行改建，作为日本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直到１９７４年完工。１９７２年９月，在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中国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曾表示，等这一国宾馆改建好后，希望周恩来总理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客人。周恩来表示，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他一定去。
邓小平的到来，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第二天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
上午９点半左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身着绣有金花的中式上衣的夫人卓琳，在佐藤的陪同下来到正门前厅，福田首相携夫人亲自来到这里迎接邓小平夫妇。双方进行简短的握手寒暄之后，邓小平在福田首相的陪同下，检阅了由１００多名陆上自卫队士兵组成的仪仗队，乐队高奏两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君之代》。
内心充满自信的邓小平沉着稳健，不时向士兵们挥手。当走到两国国旗前面的时候，邓小平深深地向国旗鞠了一躬。接着，在《江户日本桥》的乐曲声中，邓小平和福田首相各自向对方介绍了参加欢迎仪式的两国官员和２８个国家的驻日大使。日方根据中方的意见，在这次欢迎仪式上没有邀请苏联大使波利扬斯基。
据说，连日来，日本的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很难见到明媚的阳光。但在日方举行完欢迎邓小平的仪式后，天气顿时晴朗，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天气的骤然变化，给邓小平访日增添了更加亮丽的色彩，令中日双方平添了一份难得的欣喜，似乎让人们感受到这天气也成了中日友好光明前景的某种象征。这正好如日本外相园田直对邓小平访日形容的：“您给我们带来了艳阳天。”
１０时左右，邓小平在安倍官房长官的引导下，前往首相官邸，礼节性地拜会福田首相。
福田首相先在一楼的吸烟室接待了邓小平副总理。
“昨晚休息得好吗？”福田开口问道。
邓小平爽快地回答说：“因为没有时差，休息得很好，谢谢！”
两人随即并肩来到二楼的首相办公室进行会谈。
寒暄之后，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他爱抽的“熊猫”牌香烟，从容地按中国的礼节递给了在座的每人一支。这样一来，会谈的气氛就立即变得轻松起来。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深情地说：“几年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东京访问，这一天终于实现了。我十分高兴，这次和首相第一次见面交换意见，可是相知已久。”
接着，他们共同回顾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曲折经历、波折和困难，并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
福田说：“近一个世纪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宣告结束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的永久和平友好关系，这是邓小平副总理下决断的结果。”
邓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虽然有一部分人反对，但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日本人民都欢迎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福田说：“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作决断时总是有人要反对的。在日本，有些持慎重态度的人直到最后才同意这个条约。虽然有些人反对，但多数日本人都表示欢迎和赞成。调查了一下世界舆论，世界各国除一小部分外，也都赞成这个条约。我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条约。”
“中国国内也一样，政府当然没有问题，人民也欢迎缔结这个条约。少数人反对总是有的，一年半前还有‘四人帮’嘛。”邓小平诙谐的话语，引得会场的人一片笑声。“我觉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
福田说：“我们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好像很久前就见过似的。日本有句俗语叫穿着浴衣进行会谈，希望我们毫无拘束地随便交换意见。”
当福田首相谈到“自己只对战前中国的情况熟悉，战后由于种种情况和工作忙，没有机会访华，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访问”的时候，邓小平掐灭烟头，侧了一下身子，微笑着回答说：“我早就听说，日本把坦率的会见叫作‘披浴巾’。本来我是想在会谈时再说的，既然首相阁下提出来了，现在我就代表华国锋主席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邀请首相去中国。任何方便的时候，都欢迎。也请园田外相和安倍官房长官随时去。驻华大使佐藤先生，即使不邀请，也请您去。”
福田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说：“我一定要去中国访问。”
说到邓小平将要到日本关西访问时，福田说：“那儿有很多从中国传来的文化遗物，有些已经在中国失传了。”
接着，话题又转到了中国的汉字，福田说：“中国汉字的变化很大，看报纸就看不大懂了。日本一直沿用原来的汉字。”
邓小平说：“简化了就不好办了，就看不懂古文了。省略那么多，我也不明白。”
这时，福田首相递给邓小平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几个字，并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名字就取自《诗经》，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
邓小平说：“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双方领导人都认为应该为加强中日友好而竭尽全力。
对福田首相的友好接待和真诚对话，邓小平很感动，就笑着说：“日本也把穷人作为朋友，真了不起。”
自然，作为当时贫穷落后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与经济发达的日本相比的确如“穷人”和“富人”之比。邓小平坦言中国是个“穷人”，是抱着一种真诚谦逊的态度的。然而这句话却让日本人大为感动，因为中国虽然穷，但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邓小平的话表现的是一种大国风度。
对此，日本外相园田直非常钦佩地感叹说：“到底是一个大国呀！”
这次恳谈大约进行了３０分钟。
上午１０点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一楼大厅里正式举行。大厅里回响着由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央乐队的２３名队员演奏的中国的《欢迎进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和日本的《江户日本桥》、《君之代》等优美动听的音乐。中日两国政府官员等共７０人首先提前１０分钟进入大厅就坐。会场的中央摆放着由红色的石竹花和白色、黄色的菊花装饰起来的五星红旗和太阳旗。
当邓小平和福田赳夫在中日两国外长的陪同下，踏着乐队高奏的乐曲声从红地毯上进入会场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福田和园田直，邓小平和黄华并排坐于罩着绿色呢绒布的桌前，背后金色的屏风上悬挂着中日两国的大国旗。在其两侧，又整整齐齐地一对一地摆放着１２对小国旗。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而又肃穆，热烈而又宁静。
在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田岛的主持下，仪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响了两国国歌。随后，园田直和黄华用毛笔先后在双方分别用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上交叉签字。从此，历史庄严郑重地记下了这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１０时３８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日两国的外长紧紧握手。
此刻，福田首相首先举起斟满香槟酒的酒杯，对邓小平说：“为华国锋总理和阁下的健康干杯！”
邓小平也立即起身，走到福田的面前举杯与福田碰杯，说：“为天皇陛下，为福田首相阁下，为日本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在场的日本朋友听到邓小平的这句祝福“天皇陛下”的话，都高兴地笑逐颜开。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突然放下酒杯，再次走到福田首相跟前同他拥抱。经常在别人面前自称为“外交家”的福田首相，对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大为吃惊，显然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一比较少有的亲热的外交举动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表现得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姿势也显得僵硬。而这更让站在一旁同黄华握手的园田直外相看愣了，他或许正在为首相的不知所措的形象感到担心，然而更让他没料到的是邓小平随即走过来和他拥抱，结果由于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园田直自己倒显得更加狼狈和滑稽。难怪有人看到这个镜头时，都大笑着说：“园田外相的表情动作真滑稽。”这张照片被记者抓拍下来，我们依然能看到园田直在邓小平的拥抱中，身体的僵硬和不自在。他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邓小平这个东方领导人会用这样的一个西方礼节表达对中日友好的期盼和祝福。
这天下午福田与邓小平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黄华、廖承志、韩念龙和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等人。日方有外相园田直、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外务审议官高岛盖郎、亚洲局长中江要介等。
福田首先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表达了日中两国要建立持久的名符其实的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祝愿。他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不幸事情，我感到非常遗憾，并进行反省，今后不应再重演。战后日本已改变姿态，决心不再做军事国家。”
在谈话中，福田说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是不敌视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就是要为同一切国家都友好而努力。但是，他的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外交是“全方位等距离外交”。他强调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并确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能贡献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且能贡献于世界和平。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们两国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两国友好的长河中，不幸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时间，这不过是很短的插曲。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取得不断的发展，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尽管你们交的是个穷朋友，但是这个穷朋友还是有一点用处的。”
说到这里，福田连连表示：“不是，不是。”
会谈中，邓小平和福田还就国际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会谈是从下午２时半开始到５时２５分结束的，长达３个小时。会谈结束后，福田首相在向记者谈及对邓小平的印象时，只说了一句话：“非常了不起。总之，非常了解世界形势，虽然同对方立场不同。”
当天晚上７时半，福田在首相官邸设宴欢迎邓小平一行。
晚宴是在两国人民都喜爱的歌曲《樱花樱花》和《洪湖水浪打浪》的乐曲伴奏声中，无拘无束地进行的。宾主们品尝着“黄油炸霸鱼”等纯法国式饭菜，大家谈笑风生，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福田和邓小平分别致了祝酒词。
福田在祝酒词中，首先回顾了日中两国具有两千年以上的友好交流的悠久历史，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到了本世纪，经历了不幸的苦难。”讲到这里他离开眼前的讲稿，突然冒出一句：“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然后，又接上讲稿说：“这种事情是绝不能让它重演的。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相互宣誓。”
对于福田突然冒出的这句话，在场的日方译员并没有翻译。不过，这话还是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宴会结束后，有记者就此追问福田时，他避而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说：“由于原稿字小，有三处不能读。”
邓小平在致词中说：“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地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条约的这项规定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是对当前威胁国际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在福田的陪同下来到大餐厅，欣赏了由日本财团法人“才能教育研究会”的３至１２岁的儿童表演的小提琴演奏，并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２５日上午１０时，福田和邓小平第二次会谈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
一见面，福田就对邓小平在日本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表示赞叹：“你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色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说：“我多次说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
这时一位日本摄影记者为了拍摄新闻照片，提出希望邓小平与福田首相再握一次手的要求。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十分亲切地说：“能够见到新闻记者们很高兴，但遗憾的是时间短……”
双方落座后，福田再次称赞邓小平是“超人”。
邓小平谦虚地说：“我不过是个兵。在旧中国，人们把兵称为丘八。”邓小平的话意思是说，他的身体好，是因为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不娇气。
接下来，就朝鲜问题、中国的台湾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这样说道：“我们实现祖国统一也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说，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实际上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那样，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公尺高。”
在场的人都被邓小平形象生动的语言逗得哈哈大笑。
会谈中，邓小平还说：“中日双方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会谈中谈。我同园田外相讲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找不到解决的合理的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在几个小时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记者再次突然提出了关于钓鱼岛这一敏感问题，邓小平精彩的回答令日本记者好评如潮。下文将详细叙述。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邓小平赠送给福田首相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福田接过礼品，感动地说：“感谢送给我珍贵的礼品。尤其是送给我端砚和文具。我很喜欢写字，虽然写的不好，相信将来会写得好些。”
顺便说及的是，三年后的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来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
老朋友一见面，福田就说：“三年前我就接受了邀请，现在有机会得以实现，感到非常高兴。”
邓小平笑着说：“欢迎阁下来访。但有一点遗憾的是，你在任首相期间没有到中国来，欢迎你以后随时来。在你执政的时候，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不健忘，凡是对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做过有益的事的人，我们都是记得的。”
会谈中，福田赳夫在向邓小平谈他这次中国之行在古都南京和西安参观后的感受时说：“中国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真了不起。”
接着，邓小平问福田：“你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提出的九点建议的看法如何？”邓小平讲的九点建议，是指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
福田说；“我看到了叶先生提出的九点建议，我理解九点建议贯穿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对贵方这种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表示赞赏。”
邓小平十分坦诚地说：“台湾现在的反应是拒绝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
“我想起《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福田对邓小平的说法表示赞同，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字条递给邓小平，“希望你们用这个精神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部插手会成为障碍。”
邓小平看后说：“这是中国的老话，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
席间，邓小平关切地问起日本岸信介先生的健康状况，并邀请他到中国来看看，并请转达他对岸信介先生的问候。
福田问邓小平：“你每天工作到什么时候？”
“晚上１２点。”邓小平回答道。
福田幽默地说：“你真是个‘怪物’，岸信介先生也是个‘怪物’，年纪虽大，但身体健康，头脑清醒。”
邓小平说：“请你告诉他，我很想和‘怪物’见面，‘怪物’和‘怪物’见面，不会吵架的。”
５年后的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１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来访的担任日本国际人口议员恳请会会长的福田赳夫。他们在这次会谈中谈到了中国的人口政策、裁军等话题。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4)
□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和日本天皇握手。坦诚大度，尽展大国风度的邓小平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裕仁天皇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了在日本首相府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还有，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在“二战”后第一次与日本天皇握手。
会见是在这天中午举行的。
在天皇皇宫的正殿行厅，邓小平拜会了日本裕仁天皇夫妇。
在拜访天皇之前，日本方面的许多人士，都提心吊胆地担心邓小平会代表中国人民追究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责任。如果这样，不仅是给天皇出难题，而且会直接影响刚刚进入正常化的中日关系。
一见面，身穿西服的裕仁天皇首先伸出手来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握手，微笑着说：“热烈欢迎，能够见到你们，很高兴。”
“感谢贵国的邀请。”邓小平微笑着回答道。
简单的寒暄之后，裕仁天皇和邓小平相对而坐，皇后与卓琳并肩坐在不远的沙发上。
天皇首先说：“你在百忙之中不辞远道到日本来，尤其是日中友好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非常高兴。”
邓小平回答说：“中日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人意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和富有远见的谈话以及宽容大度的风格，似乎触动了裕仁天皇。在听了邓小平的这番讲话后，天皇也开始畅谈起中日关系来。而比天皇更加触动的或许是日本政府的那些一直提心吊胆的人士，邓小平一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让他们如释重负，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们深深地被邓小平所折服。
天皇也松了口气，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裕仁天皇的这段讲话，是一段“临场发挥”，是天皇自己的一段即兴发言。这是出人意料的。尤其是天皇还用了一个“不幸的事情”这个显然模棱两可的词汇来形容日本侵华战争的那段历史，这更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按照日本天皇会见外宾的惯例，一般都由日本外务省和宫内厅商拟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以防初次见面讲错话而失礼。虽然日本天皇在访问西德和美国时，外务省和宫内厅在拟就的讲稿中，都有对战争感到痛心的话，但这次在接待邓小平的来访时，讲稿中却没有写任何有关战争责任的话。可见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态度一直是暧昧的。但无论日本政府怎么掩饰或者回避战争责任问题，历史终究是历史，谁也抹杀不掉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来讲，这个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作为日本天皇的裕仁，在会见远道而来的第一个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的时候，又怎么能对此只字不提？面对邓小平的坦诚和宽容，裕仁的内心又怎能不起波澜？天皇之所以能够脱离讲话提纲，说出上面的这段话，说明他的内心也无法绕开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所带来深重灾难和屈辱的历史的，或许这也是他的心里话。尽管非常委婉含蓄，但也十分难得。
后来日本共同社评论说：“陛下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对裕仁天皇的回答，邓小平表示赞赏。他高兴地点点头说：“一点不错，我赞成。”
天皇又关心地问邓小平：“您身体很好啊。”
“我７４岁，听说陛下比我稍大一点，身体都很好。这最要紧。”邓小平也关心地问候道。
这时，坐在一旁的皇后插话问道：“北京很美吧？”
邓小平十分诚恳地说：“北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正在加紧改造。”
“东京也有公害问题。”天皇也坦率地说。
之后，两人又从城市问题谈到植物和历史，两人越谈兴致越浓。
在会见结束的时候，天皇和皇后将一张署名的照片和一对银花瓶赠送给邓小平夫妇。邓小平也向天皇夫妇回赠了一幅画着驴子的中国水墨画卷和彩色的刺绣屏风。
会见结束后，裕仁天皇夫妇在皇宫富丽堂皇的丰明殿举行了丰盛的午餐会，宴请邓小平夫妇和中国官员。据说，宫内厅考虑到邓小平曾留学法国，筵席上的菜肴大都是宫内厅大膳科最拿手的法国菜。而且，为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他们专门在汤菜里面加上了燕窝。皇宫还打听到中国人爱吃鸡肉，因此准备了许多新鲜味美的鸡肉。可见，天皇对中国客人的来访是极其重视的。
在摆满紫色、红色和黄色等五颜六色的菊花的筵席旁边，还摆放着两只插满了满天星、白菊、黄菊和百合花的大花瓶。在３２只彩灯散射出的彩色光芒中，在日本皇宫雅乐《越天乐》、《五棠乐急》的轻快优美的旋律中，邓小平和裕仁天皇以及皇太子、福田首相频频举杯，互相祝福。
邓小平举杯对天皇说：“中日两国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
天皇马上接过话茬说：“日中两国建立起这样的友好关系，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要永远继续下去。”
据日本媒体报道说，一位参加这次午餐会接待工作的皇宫侍从说，他“是第一次看到天皇陛下心情这样愉快”。
福田首相自然更是高兴，看到天皇与邓小平这一历史性的握手是如此的圆满，他更是兴奋不已，从皇宫一回到首相官邸，就喜不自禁地说：“气氛非常愉快，陛下的心情似乎很好。”
后来一位日本记者向福田问道：“据说邓副总理比你大一岁？”
平时十分忌讳和抵触别人提他年龄的福田首相，这次对记者的回答却十分的轻松愉悦：“不，邓副总理年轻。我是明治６年，邓副总理是明治３７年。”
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教授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曾这样评述邓小平与裕仁天皇的第一次握手———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宽容。如果邓小平发表的上述讲话，引出了天皇的“不幸的事情”这一没有预定的发言的话，那么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人品，还是他的表演能力。我想，人的本领是不可小视的。
日本有一部分人指责天皇的这个讲话不彻底，与历史事实不符。我也认为这种指责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与事先协商根本就不谈相比，我以为还是谈出来好，即使说上千言万语，是否就说明对历史事实承担责任了呢？那时可能进而要求落实。不过，中国是来寻求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不是寻求天皇退位和在日本搞革命。
几天后，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也曾这样表达会见天皇后的心情：“这次我们受到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热情款待，对此十分感谢。与天皇会见，加上午餐，共两个小时，时间不短。我们都谈到了过去。然而我们注意到，比起过去，天皇更放眼于未来。天皇对条约的签订很关心。这一点，我们非常满意。”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5)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马不停蹄拜访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贡献的友好人士，三番五次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对外相园田直说：“今天是老邓唱主角。”
□邓小平幽默地说自己到日本来是“寻长生不老药”。参观日产汽车公司后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在时速高达２１０公里的新干线上，邓小平感慨地说：“很快，就像风一样快。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什么是中国人所要追求的现代化？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带着这些疑问，７４岁的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这个不同寻常的中国农历的马年频频走出国门，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开始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在中国，马年有奔腾、跃进的寓意，龙马精神、马到成功，都是中国人文的某种精神象征。刚刚从政治风云中第三次复出仅仅半年的邓小平，要让封闭的中国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同时，也要让亚洲和世界走进中国。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在这一系列的出访中，邓小平最看重的或许就是日本了。战后日本如何从废墟中迅速崛起，这正是邓小平访日的真正目的。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邓小平开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远景进行了规划和构想，并形成了后来明确的思路———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适应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模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贫穷落后的中国走向富强和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邓小平来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和日本天皇握手，当邓小平大度地说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的时候，赢得的不仅是现在，而且是未来。
在拜会天皇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１９７８年的１０月２４日上午，邓小平首先专程前往拜访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和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这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田中角荣在１９７２年７月出任日本首相后，与时任外相的大平正芳一起为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赏。本文的开始已经详细讲述。１９７４年，田中角荣因被指控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的巨额佣金而被迫辞职。
上午９点１７分，邓小平在廖承志、黄华、韩念龙和符浩等陪同下，乘车来到东京目白台的田中私邸看望田中角荣。据当时的报道说，田中从清晨起床后就不断地在大门口出出进进，心神不宁，生怕自己错过了在大门口迎接邓小平的机会。而日本国会里的４０多名田中派议员也一大早就赶到田中家中，恭候邓小平的到来。而田中私邸周围的大街小巷更是戒备森严，据说日本警视厅为此出动了大约８０００名警察。
当邓小平一行到来时，受到了４０名议员的列队欢迎。
邓小平对田中说：“我们这次前来日本访问，一方面是为了互换条约批准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过去为两国的友好事业作出努力的老朋友表示感谢。我们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记着田中先生就任首相时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您的这次来访，是日中关系的新起点，所以受到全日本国民的欢迎。我等了６年，这一天终于来了。”田中角荣动情地说，“我见到您，心情就同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会谈一样。”
提起田中角荣的那次访问，不禁勾起邓小平对往事的回忆。邓小平略带遗憾地说：“那时，我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没能见到您。”
会谈中，邓小平还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老朋友是不会忘记的，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今天我们就是同老朋友叙旧。”
邓小平还热情邀请田中和在座的前任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再次访问中国。在会见结束时，邓小平向田中赠送了一套中国茶具和文房四宝。在这个砚台的背面，刻着周恩来总理年轻时代留学日本手书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田中则向邓小平一行的夫人们赠送了介绍日本插花艺术的图书《传统之美》。
随后，田中陪同邓小平一行来到田中家的庭院中的草坪上合影留念。
邓小平的来访，让田中备感兴奋，事后他对记者说：“邓小平富有幽默感。”并说，“要是日本人也有幽默感，那就好了。”
告别田中角荣后，邓小平在１０点４５分来到大仓饭店，拜访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的名字开始为中国人所熟悉是在１９７２年。当时他任田中内阁的外务大臣，曾陪同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６０年代他曾任日本池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外务大臣。１９７４年１月，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就缔结《中日航空协定》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中日贸易协定》。１９７６年底他出任自民党干事长，积极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在福田内阁时期，他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遗余力。
一见面，邓小平就说：“昨天已经见过面，今天是来正式拜会。”
“阁下不忘老朋友，特地来看望，十分感谢。”大平正芳感激地说道。
邓小平说：“今天是为了表示感谢而来。１９７２年阁下和田中前首相一起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发展中日关系开辟了道路。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感谢福田首相的决断，同样也要感谢田中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
大平正芳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发展。我对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顺利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期望通过副总理阁下的访日，使两国关系进一步飞速地发展。”
这是邓小平和大平正芳的首次正式会见，亲切友好的谈话如同老朋友的叙旧。会谈中，大平正芳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日中友好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日本在北京有两个大使，我认为在佐藤大使之外还有一位大使，非常有魄力。”大平正芳一边说一边指着在座的廖承志说，“廖先生是老朋友了，见了他就好像到北京出差似的。”他还说：“廖先生是中国人，但日本话讲得比我好。”
邓小平马上指着廖承志风趣地说：“他从小学就在这里读书，一直到中学。在中国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日本是小学生。”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
“今天来是叙旧，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感情，欢迎阁下方便的时候访华，看看中国的情况。”邓小平向大平正芳发出了邀请。
“我也希望尽早有机会访华。”大平正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大平正芳还谈到了在座的黄华外长。他说：“以前我以为黄外长是一位可怕的外长，其实是很和蔼可亲的。中国有勇气，在联合国公开发表自己的外交政策，令人佩服。”
邓小平说：“你们不方便讲，我们可以讲，１９７４年特别联大的时候，我就讲了‘谬论’。”
邓小平的话再次引起了全场的笑声。
几个月后的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下午３点，邓小平乘坐波音７０７客机赴美访问飞临日本上空时，想起了这位老朋友大平正芳。当时的大平正芳刚刚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不久。邓小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一周后，从美国回国时，计划在贵国逗留。我为那时能同阁下及其他日本朋友交谈而高兴。”２月７日，当邓小平一行结束对美国８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如约在日本首相官邸同大平正芳会谈。邓小平向大平首相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再次邀请大平正芳首相在方便时访问中国。这一年的１２月５日，大平正芳首相和夫人应邀访问中国。大平首相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第一位踏上中国国土的日本首相。１２月６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大平正芳首相一行。
在拜会结束之后，邓小平真是马不停蹄，在２４日上午，接着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礼节性拜访。
一见面，两位议长都对邓小平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给予高度评价。
保利茂说：“我迎接阁下一行，深切感到，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只是空喊，而是具有实际内容的。”
安井谦说：“过去的日中关系未必都是幸福的。但是，日本以第二次大战的结局为转机悔过自新，作为和平国家投入了新的建设。作为最后的总结，缔结了日中条约。”
对两位议长的讲话，邓小平表示了感谢，并幽默地说：“诸位都是老朋友，彼此都是老相识。今天的好天气就象征着两国之间的未来。”
之后，邓小平在日本国会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６个在野党的领导人。
邓小平对新自由俱乐部的代表河野洋平亲切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北京见面时说过的话吗？为了中日友好，需要太平洋的稳定，所以我牢牢地记住了你的名字———洋平。”他还说：“请你永远不要改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的幽默诙谐让河野洋平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云的诧异。
邓小平就又解释说：“太平‘洋’和‘平’是我最大的希望。”
河野洋平这才恍然大悟，十分感动。对百忙之中的这位中国领导人还记得去年秋天自己访问中国时说的话还记得如此清楚，河野洋平不禁对邓小平投来尊敬的目光。事后他对记者说：“还是邓小平善于掌握人心。”
在短短的１５分钟恳谈中，邓小平引用中国的徐福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传说，轻松地把话题一转，说道：“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一是交换批准书，二是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三是寻找长生不老药。”
邓小平话音一落，议长室内就爆发出热烈的笑声。
邓小平接着补充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日，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
邓小平的幽默一下子让恳谈的氛围中充满了“药”味。
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说：“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
民社党的佐佐木委员长说：“日本正处于药物公害，最近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
邓小平接过话头说：“由于山区开发，草药也不大容易弄到了。所以，最近在进行人工栽培。”
恳谈结束后，保利茂和安井谦在众议院举行盛大的室外酒会，款待邓小平一行。３００多名日本国会议员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邓小平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