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民权一逃跑，兵败如山倒。这时，我们担负截击的两个营，立刻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冲锋号吹得越发响亮，战士们的斗志更旺，个个勇猛地射杀逃敌。敌人垂死挣扎，格外疯狂。激战中，朱营长负伤了，被救下来；我带领部队冲上去，也负伤了。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胜利地结束。俘虏敌人六百多名，缴获步枪一百八十多枝，盒子枪二十多架，轻机枪两挺，手提式两架。这些战利品，徐海东同志都亲自交给我们战斗营，作为对地方部队的支持。
我第二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时，向他汇报了另一个情况。在全军庙附近，有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山下是通往河南的一条要道。敌人发现我们有往北进展的动向，就在这里据守山头，卡住道口，在小山包的三面架设了机枪，布置成一个三角形的火力网，妄图阻止我们的行动。徐海东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果断的决定拔掉敌人这个据点，并作了战斗布置：下午五时开始进攻，天黑之前拿掉它！他自己带领二二三团的一个营钳制敌人的左翼。由我带领一个营，攻击敌人的右翼。我们彼此呼应，互相掩护，共同歼灭敌人。
一切部署停当，只等下午五时的到来。我的眼睛紧盯着手中的老怀表，心在剧烈地跳动着，每个战士也都充满了紧张和兴奋。突然，徐海东那边的冲锋号响了，我们这边也同时发起了冲锋。敌人发现了我们，便用机枪疯狂地扫射，阻止我们靠近小山包。这时，徐海东同志亲自上阵，带领一个连，用二十多枝步枪，摆成一个“出”字形，上下两排同时射击，集中火力，打哑了敌人的四挺机枪。当敌人的机枪一停，我带领的这一营，一声呐喊冲了上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接应我们。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以两个营的兵力，打垮了多于我们几倍的敌人，拔掉了据点，取得了胜利。黄昏时分，夕阳的金辉洒满了群山。我和徐海东同志跃马扬鞭，一路谈笑着，回到了宿营地。
在这两次激战中，我亲眼看到，徐海东同志既是出色的指挥员，又是勇猛的战斗员，真不愧是我军一位优秀的将领！
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转移了。此后，我们又南下到金家寨东南的燕子河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分粮斗争。接着又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取得了葛藤山反击战的胜利。在这同时，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十分活跃，到处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势力，破坏敌军交通，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根据斗争需要，不久，我们离开了二路游击师，编入了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四年秋，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北上抗日。
杰出将领 模范一兵 ——悼海东同志 家维栻
敬爱的海东同志！你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已经十年了。抚今追昔，崇敬、激奋、感慨、悲愤，齐集心头。
你是我党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危急关头，你力挽狂澜；激战时刻，你身先士卒；艰难岁月，你茹辛含苦；展望胜利，你以做“有用公民”为荣；重病在榻，你以不能为党多做工作而不安。你的业绩，你的品德，融和着你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际。
一九三二年秋，我有幸认识你，并在你直接领导下工作。那时候，斗争极其复杂，环境极其险恶，生活极其艰苦。但是，你为党为人民总是抱着必胜信心，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信仰坚定、万死不辞、万难不却的高风亮节。特别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兵力向我大举进犯，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只剩下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的狭小区域。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你毫无畏惧，率领部队同强大的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郭家河战斗，你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准确地判断了敌我态势，抓住战机，坚决果断，一举歼敌三千人，赢得了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情绪。
一九三四年三月，你率领两千兵力，对付十个师近十万敌人，葛藤山一仗，歼敌一千多，活捉敌代理师长柳树春。就这样，你挥戈驰骋，以弱对强，奋战两年，扭转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局。七月，我军转移到白鸭山一带，敌人五个师分四路向我围攻，情况十分危急。你奋勇当先，机动灵活，在长岭岗指挥部队，出敌不意，歼灭了敌东北军一一五师，从而击破合围，给“围剿”的敌人当头一棒。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为准备长征，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时，前有敌人五个师重重封锁，后有敌人五个支队紧紧尾追，天上敌机不停地轰炸扫射，处境十分险恶。你却临危自若，料敌挥兵，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接着，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你和子华、焕先同志毅然率领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根据地，进行长征。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击。这是关系到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你作为军首长，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亲自带领部队冲上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部队因而越战越勇，终于打垮了敌人，从绝境中转危为安。尔后，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接着，攻坚克险，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扩大了部队。然后继续长征，西进甘肃，北越西兰公路，再转甘肃东部，经过一系列激烈战斗，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立即投入反“围剿”战斗，连战皆捷，特别是劳山和榆林桥两仗，给进犯的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对于巩固革命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中，你率领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作战，一举歼敌，为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陕北，立下了大功。在抗日战争中，你指挥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你率部深入华北敌后，开辟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战场；又奉命奔赴华中前线，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重创日军，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取得了我军在皖东反“扫荡”的首次重大胜利。
胜利，是用血换来的。你，作为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的高级将领，身先士卒，九次负伤：两条腿、两只胳膊，胸口、肩膀、臀部，伤痕累累，有一颗子弹甚至从你的眼下穿过脑袋从耳后穿出。你的血，和战士的血流在一起，和人民的血流在一起，染红了“八一”军旗，染红了五星国旗，你是英雄，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胜利，也是用艰苦卓绝换来的。在那饥无粮、住无房的艰难岁月，深山荒野里露营有你；寒风冷雨中憩息有你；剥树皮、挖葛藤根充饥有你；行军帮战士扛枪、背背包有你；宿营烧洗脚水、打草鞋也有你。在独树镇战斗突出敌人重围时，你还忍受极度的饥饿疲劳，顶着寒风冷雨，亲自抬担架、运伤员。你真不愧是“杰出将领、模范一兵！”
身先士卒，你为革命立下大功；茹辛含苦，你为人民立下大劳。可是，当有人夸奖你的功劳时，你总是说：“打胜仗，不是靠某一个指挥员个人，主要靠战士们的阶级觉悟和杀敌本领，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你常说：“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我不过是一个窑工。”一九三六年，你会见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时，谈自己的身世，讲自己的作为，朗朗地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一个气吞山河，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胜利后却想的是要做一个“有用的公民”，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怎样的道德品质？可是，伤病交加，夺去了你那可贵的革命活力，不等胜利，你就卧床不起。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就为你手书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领袖的关怀，你当作前进的力量，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为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共产党员。”果然，你在重病中还时刻关心战场，关心胜利，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多次抱病指挥部队打仗。全国解放后，你该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了吧，可我多次去看你，总是看到你的病床上堆满了各种书籍、文件，学习不停，工作不息；见了我，也总是问情况、谈工作。你是个靠输氧气生存的人啊！一九六○年，你身体稍好，就亲自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召集我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到一九六二年军史编写出来时，你已累得又一次大吐血，病危九天。
可是想不到，你这样一个对党赤胆忠心、为革命呕心沥血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林彪、“四人帮”竟以莫须有罪名，置之于死地。但是，你坚信党、坚信毛主席，坚持真理，坚持斗争。我每当想到你这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心情总是痛切而悲愤！崇敬而奋发！
寒冬过后春光好。海东同志，你若在天有灵，就会看到：那血染的军旗，那血染的国旗，如今是更鲜艳了；红旗指引，举国军民开始了新的长征。我，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定以你为榜样，在新的征途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永平会师 霍春华
一九三五年九月的一天早上，雾特别大，相隔十来步远就看不见人。但是，永平镇附近的红军和老乡，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涌到水平镇的河道上。因为今天，经过长途跋涉，冲破了层层封锁，战胜了无数艰险困难，胜利到达陕北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就要和我们陕北红军会师了。
一会儿，太阳渐渐升起来，浓雾消散。我站在高坡上一望，十多里长的道路两旁，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欢迎的人群。人群中，有红军部队，有“红大”学员、赤卫队员，也有妇女会员、少共团员、政府的干部、学校的学生和当地的老乡。三、四道大彩门，矗立在道路中间。山沟和大路两旁的岩石上、树干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上边写着：“欢迎红二十五军老大哥！”“消灭晋军！消灭高桂滋！”“配合老大哥扩大苏区！”“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河沟草地上，许多孩子们，在吹着小笛儿，用尖溜溜的小嗓子唱着：
打倒豪绅地主哟，打倒反动派，
男女都平等哟，人人闹革命，
大人娃娃一条心，革命早成功……
歌声、笛声，合着人们的笑声，荡漾在晴朗的天空。
一会，一位指挥员，骑着一匹枣红马，来到部队前面。他勒住马向大家问道：“准备好了吗？”大家齐声答道：“准备好了！”他又继续说道：“红二十五军爬山涉水，受尽了千辛万苦，来到咱们陕北，马上就要和我们会师了！招待客人，本来应当拿出很多礼物，可咱们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又受着敌人的封锁，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我们都有着一颗火热的心，我们一定要热情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正说着，后沟里跑来两匹战马，队伍里马上吵吵嚷嚷地议论起来：“交通员回来了！”“一定是红二十五军来到了！”……果然两个交通员在马上气喘吁吁地大声向指挥员报告说：“红二十五军到了！正在前边庄上整理队伍。”指挥员听了，两腿紧夹马肚，调回马头，打了一个响鞭，喊了声“老大哥来了！准备欢迎！”带着两个交通员便奔向前庄去了。
队伍里顿时热闹起来，“立正！”“立正！”“向右看齐！”“向右看齐！”口令声此起彼伏。
庄头上出现了一杆迎风招展的红旗，后边是黑压压看不到头的队伍。立刻，河道里也响起了锣鼓声、歌声和口号声。正在田里干活的老乡们，听到锣鼓响，也扛着锄头跑来了。
徐海东同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材高大结实，穿着一身青色军装。八角的军帽上，钉着一颗红五星。他一边走，一边笑着挥手向我们问候。紧跟在首长们后面的是骑兵警卫排，再后边是手枪团。手枪团大多数同志都穿着黑军装，腰里缠着“九龙袋”，每人背着一把盒子枪和几颗手榴弹，身后还斜插着一把大刀。他们排成四路纵队，整齐地走了过来。我们一个劲地喊口号、唱歌，他们一个个精神奕奕，笑容满面，也唱着歌来回答我们。手枪团的后面是八十来个人组成的司号连，洋号洋鼓吹打得哇哇响。再后面是几十个十五六岁的宣传员，没有化妆就又唱又舞地走了过去。
在一些抬着伤员的担架过去以后，战斗部队过来了。先是二二三团。嗬！一个连就有五挺轻机枪，每个营还有六挺重机枪。步兵分成三路纵队行进，都扛着清一色的马步枪，有的还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挑夫，竹扁担颤悠悠地闪动着。他们照样唱歌、喊口号，有时趁着换肩的机会，还连连朝我们招手。
大家目不转睛地看着、称赞着。特别是对他们的武器装备，更感兴趣。凑巧这时二二三团刚刚走完，后边部队还没有来到，一个戴红臂章的通讯员走了过来。我们一下把他包围起来。有人问：“你们那一色的马步枪，都是咱红军工厂自己造的吧？”通讯员指着我们一些赤卫军背的红缨枪回答说：“不是的，我们原来扛的也和你们一样。现在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大家一听，便纷纷谈论起应该学习老大哥的艰苦、勇敢精神。谈着谈着，后面的部队又上来了。我们这才放走了通信员，又欢迎起后面的部队。
一直把红二十五军的同志送到了“红大”休息，欢迎的人们才各自回家去。路上，我激动地想：高桂滋、阎锡山还梦想三个月消灭我们，哼！等着瞧吧！红二十五军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大了，还不知道谁消灭谁呢？回到驻地，同志们也都顾不得吃饭，就凑在一起议论开了。这个说：“嘿，咱们老大哥的武器比‘大红鞋姑娘队’①[敌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士兵很怕冷，都用红布做棉鞋，所以大家都叫他们是“大红鞋姑娘队”。]的武器还要强好几倍。”那个说：“比间老西（阎锡山）的武器也强呵！”说得大家都高兴地哄笑起来。
过了两天，我们跟红二十五军互相进行参观访问活动。贫农会也把老大娘、小伙子、小媳妇都组织起来，带着绣花荷包、袜底等东西去慰问他们。到了驻地，男的帮战士们劈柴、打水，妇女就枪着洗衣服、补袜子。战士们也把打土豪得来的花布、丝线回赠给老乡。
参观回来的路上，一个老大娘不断地数说着：“姑娘们！小伙们！这回你们好好生产吧！‘红鞋队’、晋军，保险再不敢来苏区了。”
第四天，是正式的联欢大会。陕北的红军部队、赤卫军都赶到永乎来了。在石油厂左边的河滩上搭了一个大台子，上面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台子顶上插满了红旗。会场当中用石灰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左边坐着红二十五军，右边坐着我们陕北红军。满场都飘荡着红旗，旗杆上的黄铜帽在太阳底下闪烁着金光，从高处望去，简直是一片旗海。两边的部队都有啦啦队，歌声和着哄笑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极了。
大会开始了，徐海东同志讲了话。他对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后，处处受到热烈欢迎，表示感谢。又说红二十五军不过是南方红军的一小部分，以后还要有大批红军到陕北来。另外也讲了一些沿途的战斗情况。接着是各部队和妇女会、赤卫军等团体的代表讲话。最后刘志丹同志讲话。他穿着一身灰蓝色军装，腰上扎着一根皮带，挂着支手枪，瘦瘦的个子，往台上一站说道：“我们陕北苏区还很年轻，敌人用尽了一切办法想消灭我们，可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金松山（敌师长）被我们消灭了，又来了个高桂滋。高桂滋吹牛三个月要征服我们，三个月早过去了，我们没有被征服，而他自己眼看就要完蛋了。现在晋军、东北军又跟上来了，可是我们的红二十五军也来了。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现在不是敌人追着打我们，而是轮到我们收拾他们的时候了。”接着他又说：“我们只要不断地壮大红军，苏区就能巩固。大家都看到了，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带来了很多枪支，现在需要的是有更多的人来背它，谁愿意来背呀？”这一问台底下的老乡们轰动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小伙子们，他们大声地嚷道：“我愿背！”“我愿背！”当场就有许多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
会后，各地都掀起了参军热潮，红军迅速地发展起来。不久，我们便在劳山消灭了敌人的一一○师，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陕北苏区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难忘的教诲 朱治民
一九三八年，徐海东同志由于积劳成疾，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延安养病。当时我正在抗大三大队六小队当指导员。一次，我抽空去看望海东同志。我和海东同志已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久别重逢，格外亲切。一见面，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异常激动地说：“好！好！我们又见面了。”说着说着，泪水扑簌簌地流了出来。看到这情景，不是久经沙场的人，是体会不出徐海东同志这真挚的感情的！我连忙向前敬了个礼，并且劝他说：“首长有病，不能太激动，以后我经常来看你。你有事，可随时叫我。”
“不啦！不啦！”他一边打断我的话，一边认真地对我说：“你还年轻，党交给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一定要把革命理论学到手。你知道，党中央办抗大，不容易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各地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延安来，你们可得把他们带好，办好抗大！”稍停了一下，他深情地说：“我这次有病，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我，让我静心休养，但想到许多战士在前方英勇杀敌，我怎能躺得下呀！我决不辜负党中央对我的关怀，养好病，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这次见面，海东同志从全国抗战形势到个人学习，谈了许多。只是因为他身患重病，怕影响他的健康，我就急忙告辞了。但他“重返前线”，一刻不忘党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海东同志身体稍有好转，就向党中央建议，要求到抗日前线工作。当我听到他重返前线的消息后，就急忙赶到他那里，向他提出回前线的要求。他说：“党中央已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那里十分需要干部。中央决定让我去，我考虑你们原是红二十五军的，熟悉情况，曾向总政建议派一些同志去。至于你去不去，由总政组织部决定。”
不久，总政组织部通知我和一些同志重返鄂豫皖根据地，开展敌后斗争，心里非常高兴。
八月初，我带领二十多名化装成伤愈归队的抗大学生，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秘密来到中共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九月，刘少奇同志在徐海东、曹获秋、刘瑞龙等同志陪同下，来到了竹沟。一到竹沟，刘少奇同志就召集新四军留守处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他说，抗战以来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加紧反共，制造摩擦，破坏全国的抗日斗争。为了巩固和发展华中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少奇同志指示留守处人员不要留得太多，把多余的干部分到新四军五师、四支队和六支队去开辟新的工作。
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徐海东同志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到四支队工作。当我听了少奇同志的讲话和海东同志决定我跟他一起工作后，心里格外高兴。在少奇同志离开竹沟之后，我们一行三十多人于十月上旬踏上征途，直奔豫皖苏边区。
行军途中，我们看到少奇同志和几位负责同志边走边谈，调查豫皖苏风俗民情，商议今后如何开展敌后根据地工作的打算，是那样的融洽，彼此尊重，互相配合，使我深受感动。在路上，刘瑞龙同志一再鼓励我们，要多接近少奇同志，他平易近人，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提出。由于少奇同志一路上紧张地工作，运筹华中的大事，我们没有过多地打扰他。
一路上海东同志非常高兴给我们谈了好多。“哈哈，我们又回老家了！”他那爽朗的笑声饱含了他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的深情厚意！他又说：“我还能干几年，跟顽固分子再打几仗！要告诉反动派，过去他们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这铿锵有力的话语，表达了共产党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
他还谆谆地教导我们：“你们很年轻，正是大干的时候，不要辜负老区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的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
我们一路走着，他耐心地引导我们，教育我们。这就使我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信心更足了！
经过十几天的行军，于十一月初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少奇同志和我们大家。
在新兴集，刘少奇等同志听取了彭雪枫等同志关于豫皖苏边区工作情况汇报。当彭雪枫同志谈到近一年来部队发展很快，向少奇同志要干部时，刘少奇同志指着身边的徐海东，对彭雪枫同志说：“找你们的副总指挥，请他帮助你们解决问题。”
会后，徐海东同志对于第六支队的情况，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他考虑，六支队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部队，骨干力量少，急需要干部。因此，在征得少奇同志同意后，果断地把从留守处带来的部分干部，分配给第六支队。
在谈到我的工作时，海东同志对我说：“宋应敔同志（我原来的名子），本来我想把你带到四支队（海东同志兼四支队司令员），但情况有了变化，六支队发展快，现在有些困难，我们应该支援他们。”他还向我解释：“干部是党的，不是哪一家的，哪里需要，就应该到哪里工作！再说，彭雪枫同志是个文武双全的同志，文化水平高，打仗很勇敢，有经验，爱护干部，对干部要求严。只要你主动积极地工作，关系是能很快搞好的！”
当我谈到怕带不好队伍，打不好仗，有些信心不足时，他大声地对我说：“打仗这玩意，看起来很神秘，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过是个大老粗，窑工出身，开始打仗我也不会。不会，学麻！多打几仗，不就会了。一个部队的作风也是如此，是打出来的。部队的作风好不好，关键时刻能不能冲得上去，主要看干部。所以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是干部带出来的。因此，我希望你，把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光荣传统，带到新的部队中去！”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宋应敔同志，你已是一个老同志啦，我相信你一定能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做好党的工作。”在徐海东同志耐心帮助下，我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不久，海东同志就与我们分手了。
事隔几十年，每当我想起徐海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应以徐海东同志为榜样，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努力工作，不断前进！海东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凛然正气 铮铮铁骨 王首道
——怀念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同志
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是我敬重的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和他在一起共患难，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涌现出当年在战骑嘶鸣、杀声遍野的沙场上，他挥戈跃马、英姿勃勃，如青松挺拔、巍然傲立的情景。徐海东同志含冤去世现在已经十年了，今年又正是他诞辰八十周年，我作为历史见证人，怀有强烈的愿望，要写下一点回忆来纪念他，以鞭挞林彪、江青、康生，这一伙丑类，寄托我对这位老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突破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历尽种种艰难险阻，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了。
徐海东同志当时正在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围歼进犯陕甘边区的东北军的榆林桥战役，听到这个莫大的喜讯，立刻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了几个骑兵通讯员，飞驰来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徐海东同志紧握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双大手，热情地问候，他注视着毛泽东同志清瘦的身体和战士破旧的衣着，知道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亟需在物质上进行补充。他马上嘱托陕北地方党和十五军团同志大量地供应中央红军粮食和猪羊，并补充服装，解决各种需要。毛泽东同志详细询问陕甘边区情况，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地方党的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一个严重的事件：
陕甘边区是当时我党剩下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也和全国其他红色根据地一样，深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毒害。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王明路线的代表者及其在陕北的执行者戴季英等，竟把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汪锋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肃反扩大化的恐怖压抑边区，加上蒋介石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和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的乘机破坏，眼看这块革命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
徐海东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给陕北军民、陕甘边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盼望党中央、毛主席拯救刘志丹等革命同志，挽救陕甘边区。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了忠实的陕北干部和徐海东同志的汇报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请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同志们放心，中央会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我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被戴手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把事态控制下来，以免进一步恶化。
当我和刘向三等同志离开下寺湾赶赴瓦窑堡时，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代表中央审阅了戴季英提供的案卷，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证明刘志丹等同志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一贯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戴季英他们罗织的所谓“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来到瓦窑堡，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们的看法，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和其他同志平了反，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了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予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并撤了他的职。
二
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向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东北军大为震惊，但蒋介石仍驱使他们加紧向边区进攻。毛泽东同志决定给予来犯之敌一个迎头痛击，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一军团迅疾隐蔽地经保安、安塞，来到（鹿卩）县西南的直罗镇，与早就集结在该地区的红十五军团部队会合，布置一次歼灭战。
这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这次战役非常重视，周思来、彭德怀周志都亲临前线，直接领导和指挥。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第一次与一军团并肩作战，极为兴奋。红十五军团战士们见到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首长和一军团战友，欢欣鼓舞地高呼：“向中央红军学习！”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鹿卩）县道路上的一个较大的村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约二百户，三面环山，南北有连绵的山岭对峙，两山之间为一狭长的河谷，仅有一条可供步兵和驮马蜿蜒行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示徐海东等同志带领团以上指挥员登上直罗镇附近的高山察看地形，大家众口交赞这真是一个天设的口袋阵地。于是决定把敌人引进直罗镇，然后收缩口袋，从南北两面夹击，予以歼灭。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一○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兴高采烈进到直罗镇，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牛元峰盲目自大，轻视红军，所以他没有指示部下构筑工事，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劳累了一天，分头在老百姓家里搜索出一些米、面、鸡、鸭、小猪等，高兴地吃得心满意足，便倒头呼呼大睡。
入夜后，毛泽东同志按照预定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同时急行军从隐蔽集结地连夜赶到预定阵地，将直罗镇严密包围起来。毛泽东同志向徐海东等高级指挥员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二十一日拂晓，红军分两路杀声震天，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东北军从梦中惊醒，仓惶组织战斗，抵抗的多死于枪弹之下，不少都集体缴枪。牛部团长石世安认为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另一团长郑维潘亦伤重而死。一○九师被压缩在两山之中的重围里，狼突豕奔，各逃生命，都被红军由山头和山下两面卡住，不是被俘获，即是纷纷缴枪投降。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
牛元峰带着师部一些幕僚和少数战斗官兵，逃到镇南山一高地的土围子里喘息，企图顽抗，困守待援，他万没料到援军还未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当晚，牛元峰眼见援兵无望，下令向（鹿卩）县突围，自己率残部盲目向西南方逃窜。我七十五师战士紧紧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牵回来！”约摸追了四、五里。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一个参谋处长和一个随从副宫，追踪的红军已经逼近，牛元峰走投无路只好自杀。直罗镇战役即以一○九师全部被歼而告结束。
这一重大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大大地巩固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徐海东同志在直罗镇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立下了大功。我听他多次谈过直罗镇战役的经过，和从这次战斗中向毛泽东同志及中央领导同志学习战争战略战术的心得体会，却从不提及自己。
三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地区，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毛泽东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一夜之间，我军就突破了阎锡山军的天险河防，腐败的阎锡山军望风披靡。我参加了这一行动，先在红一军团，后到红十五军团，和徐海东同志朝夕相处，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他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深刻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和作战方针，进行的一系列战斗。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进逼太原，直趋晋西北；红一军团沿同蒲路东侧南下，挺进晋南地区，“各撒一网”。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下，一直打到太原近郊的晋词。
我军东征，扩大了抗日声势，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利用阎锡山进攻陕甘边区的阴谋毒计。我军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没收汉奸、卖国贼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穷苦群众，宣传我党抗日救国政治主张，建立人民抗日救亡组织，扩大人民武装。我军的抗日行动引起蒋介石和阎锡山的巨大恐慌，他们派遣了重兵阻止我军东进，并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向我陕甘边区进攻。为了保存抗日实力，避免和优势敌人决战，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后，我军于五月回师河西。
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边区，于五月中旬奉命西征。与左路军相配合，首先给予西北马鸿逵以重创，解放甘肃、宁夏广大地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会师。当时张国焘始终不放弃他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仍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徐海东同志去迎接他，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错误立场和中央团结。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二十五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他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震撼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亲日派分子张牙舞爪，调动军队威胁西安，企图发动“讨伐”战争。党中央主张南京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向周恩来同志建议，由于红二十五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时声誉好，请求派来协助抗击何应钦向潼关的进犯。经党中央批准，周恩来同志亲自向徐海东同志交代了任务，命红十五军团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与张、杨部队共同打退亲日派的武装进攻。
我们从甘肃海原急行军向陕西进发。徐海东同志过去在我印象中是一员虎将。他由于小时家穷，没有很好的上过学，后来又投身军旅，戎马倥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青山大学毕业”，只是粗识文墨，但他对知识分子却极尊重。这次我们率部进入东北军、西北军防区，与友邻部队配合作战，有大量的统战工作要做，不但要开辟对东北军、西北军上层的统战工作，还要和东北军、西北军下层的广大士兵建立友谊。徐海东同志谦虚地对我说：“做统战工作要依靠你老弟和李克农同志，你是我的高级参谋。”沿途，我们共同分析将要接触的东北军、西北军上层人员的经历和心理，并研究了对待的原则与方法。由于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路上都得到东北军、西北军有礼貌的热情接待，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同志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告诉我们：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现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你们要迅速开到商州，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以全力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我们的到达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感到有所倚恃，他们极为兴奋。杨虎城将军见到徐海东同志时惊喜地说：“哎呀，你就是徐海东啊，咱们早合作就好了！”他把自己的警备旅，也临时拨归我们指挥，还主动地送给我们一批弹药。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见到我们红军的态度那样和蔼可亲，纪律那样严明，大家都欢欣地奔走相告说：“好，好，蒋介石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面背信弃义地扣留了张学良，一面调派三、四十个师分五路积极向陕西推进，威胁东北军与西北军。我们担负防务的商、雒方面，是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共有四个师的兵力。我们迅速赶到商州，抢占了城北高山，控制了商州城，构筑工事，严阵以待，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我军开到商州，在军事上给蒋介石以很大威胁，卫立煌得知东北军和西北军有红军作后盾，打起来对自己不利，便连夜后撤了。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根据谈判划定的防区，红军仍回陕北。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发来电报，命我们立即撤退，并限定在三天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了渭水，经（分卩）州、长武，开回甘肃庆阳驿马关整训。
红军开到商、雒一线威胁国民党军侧冀这一军事行动，这是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政策和有力措施，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新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进攻，我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这时，我被调回党中央工作。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参加了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一九三八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和王震同志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一九三九年，党中央派他随刘少奇同志去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艰苦转战皖东，劳累病倒在战场上。
五
徐海东同志出生于一个六代窑工的贫苦家庭中，他自已也当过十一年窑工，从小饱受旧社会的欺凌，深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使他具有坚强的斗争精神。徐海东同志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大学校里锻炼成长，一生中指挥过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很高的指挥艺术。他英勇善战，屡建战功，是我军有名的虎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
徐海东同志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关心人民疾苦。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二十五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他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讲红十五军团要向红一军团学习，主动要求中央派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加强工作，他对调来的干部都极为尊敬和团结。我在红十五军团工作时，他和我团结合作，相处亲密无间，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后来，红十五军团的政治工作、士兵工作、对敌军工作都做得和红一军团一个样。徐海东同志对部队各级情况都非常熟悉，他自己就是从当士兵逐级升上来的，作战时身先士卒，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十七处伤疤，深知伤病员想的什么，每打完一次仗，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伤病员，一一慰问，协助解决各种困难，体现了上级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深得指战员们的信任与爱戴。
徐海东同志一心为公，严于律已，为人正派，秉性耿直，生活艰苦朴素，待人满腔热忱。一九三九年他由华北前线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身体状况很不好，他的爱人周东屏同志又正生孩子，边区物质困难，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徐海东同志自己咬紧牙关从不向组织伸手。当我得知后，代表中央照顾了他们一点急需的物品，帮他们度过了困难，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但他却认为是不应享有的待遇，深感不安，他经常感叹说：“党组织和战友们对我照顾太多了。”
徐海东同志重病三十余年，但仍然始终关心国内外大事，顽强地坚持看文件、看报纸、学习马列主义。不顾病躯，主动担负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忘我地为党工作。他从不谋取个人特权，不争个人名利得失，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争正副职，争高低，是耻辱。”一九六○年，徐海东同志在广州养病，董必武同志去看望他，见他房中桌上、床上放着书籍、报纸，谈话中听他对各种问题有深辟的见解，董老欣喜地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这么多年，一点也没有落后形势。”
× × ×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公然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从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对徐海东同志残酷加以迫害和打击。面对这一伙反革命丑类的横行肆虐，徐海东同志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铮铮铁骨，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以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更加紧了对徐海东同志的残酷迫害，他们欺上瞒下，强令久病卧床的徐海东同志限期离开北京，迁往郑州，并指使他们在河南的死党在食宿、医疗上采取卑鄙、毒辣的手段，必欲置徐海东同志于死地。徐海东同志病情迅速恶化，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终致含恨去世。这样一位好党员、好同志，几十年挥戈跃马，驰骋疆场没有死；几十年与严重疾病顽强搏斗没有死，却被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迫害死了。他在生命垂危时，沉痛地说：“我是林彪害死的。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识破他们！”
徐海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前他逝世的时候，穷凶极恶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悍然封锁消息，妄图在人民的心目中抹煞徐海东同志的光辉形象。但是，历史总是由人民写成的，人民终于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党中央为徐海东同志革命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那些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污蔑不实之祠都被推翻了。徐海东同志的历史功勋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铭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里，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的老军长 八一○四三部队
每当我们翻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徐海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和刘志丹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红十五军团。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这两支红军在极度恶劣的环境里，转战于鄂、豫、皖、陕、甘、宁、晋等省，坚持和创建了鄂豫皖、鄂豫陕、陕甘三个革命根据地，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进行长征，长途跋涉六千里，冲破敌人重兵的前堵后追，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劳山、榆林桥两战的胜利，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接着，参加了作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在抗日战争中，我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首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歼灭日寇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平型关大战，尔后开赴晋东南，粉碎敌人九路围攻，转战冀鲁豫，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我旅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开辟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反“清乡”、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解放了陈家港、阜宁城和淮阴、淮安等重要城镇。八年抗战，我军纵横驰骋，辗转血战，足迹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七省。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先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军，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夏、秋、冬季攻势，和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湘南、广西等战役。在零下四十度的东北奇寒中，我军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在炎热如火的江南平原上，我军昼夜兼程追歼逃敌，从松花江一直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祖国南大门友谊关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打响了出国第一仗--首战云山，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号称王牌的美军骑一师第八联队，突破临津江，打过三八线，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最先解放了平壤，直取汉城。在阵地守备战中，我军攻打老秃山，创造了坑道作战的范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一九五三年我军从朝鲜回国后，一直驻守在祖国的辽东半岛，担负着保卫祖国、支援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任务。
回顾我军成长壮大的战斗经历，我们更加怀念徐海东同志。徐海东同志担任过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因此，我们总是习惯而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老军长。
虽然，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至今，在我们部队里，还在传诵着许许多多关于老军长徐海东同志的故事。那一件件、一桩桩生动感人的故事，已经成为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教材，成为鼓舞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
老军长带出过硬的战斗作风
在我们部队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带有神密色彩的传说：
在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时期，常常和国民党军队遭遇。敌我双方，各自占领了山头。敌人问道：
“喂！你们是哪部分的？”
“老子是红二十五军。”
“你们莫他妈的吹牛！”
这时，骑在一匹高大枣红马上的徐海东同志，叫出一个班的战士说：
“打一个排子枪给他娘的听听！”
“叭！……”十多条枪同一时间开了火，听起来是一个声响，这枪声震得敌人心惊胆战，这枪声使红军战士斗志倍增。清脆的枪声，在静静的山谷里震荡着。敌人吓得不声不响地撤走了。
敌人如此害伯红二十五军，莫非因为这支红军的兵力超过敌人？不是。他们长征时只有三千人。难道由于这支红军的装备胜过敌人？也不是。敌人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而红军战士手里只有大刀、梭标、手榴弹和长短枪。那么，为什么敌人闻风丧胆呢？优良的战斗作风，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带出了红二十五军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过得硬的战斗作风。
早在一九三三年重建红二十五军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国民党汤恩伯亲自率领他的八十九师，向红二十五军阵地猛烈进攻。徐海东同志骑着战马，冒着敌人天上飞机的扫射和地下炮火的封锁，一阵风似地飞奔到前沿阵地，大声说道：“同志们！八十九师是国民党的主力，我们一定要打胜这一仗！”说完，他跳下马来，从警卫员身上拔出一把大刀。雪亮的大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只听他粗壮的嗓门高喊：
“共产党员站出来！”
站出来的岂止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站出来了，普通战士也站了出来。红军战士有的端起上好刺刀的长枪，有的紧握大刀片，一双双愤怒的眼睛里，放射着复仇的光芒。
“同志们！跟我来！”
徐海东同志带着勇士们一鼓作气地冲向敌人阵地，和敌人短兵相接地进行了殊死搏斗。顿时，喊杀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混在一起，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国民党八十九师第一线的部队被打垮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红二十五军为了保存力量，发展革命形势，进行了由皖西到鄂东的四百里战略转移。部队渡过河流，踏着山路，向西行进。这时，敌人五个“追剿”支队紧紧跟在后面追，五个师又在前面构成重重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军长徐海东同志指挥全军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部分，出敌不意地突破重重封锁线。十一月七日，部队以急袭战术将驻守在商城以南汤池的敌一○九师工兵营（四个连）歼灭，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麻城的封锁线。接着，又在商城西南的大柳树遇敌一○七师两个团堵击，经过激烈战斗，将敌击溃。继而，又打垮了来增援的敌一○八师先头部队，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封锁线。之后，部队连夜行军，边走边打，先后穿过了敌人从双柳树至新集和潢麻公路两道封锁线，到达河南省光山县城以南的斛山寨休息。
这就是红二十五军有名的一天一夜跑了二百余里路打了三个胜仗的一段经历，后来传为佳话。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提起这段经历，都引似自豪。
部队是在八日拂晓前到达斛山寨休息的。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大家正熟睡在草堆里，不知是谁大喊：
“敌人包围上来了！”
当时，由于警戒分队过度疲劳，疏于戒备，没有及时发现敌人。紧紧尾追的敌人四个师十个团兵力，从东、南两面发动了突然袭击。
在军部住的院子里，各级指挥员都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紧张、严肃的神色。徐海东军长站在一个台阶上对大家说：
“同志们！现在情况非常严重，处境十分危急。包围我们的敌人有四个师，其中两个师是国民党的东北军，武器装备比我们强。我们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已经相当疲劳。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垮敌人，突破重围。”
站在徐海东同志身旁的吴焕先政委接着对大家说：“不管怎样，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打胜这一仗。红二十五军几年来在鄂豫皖苏区建立的荣誉能不能保持，就看这一仗了。”
很快，他俩向大家部署了这次战斗的打法。
天已大亮，战斗首先在斛山寨南面的一角打响了。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来势很凶，气焰嚣张。国民党“追剿队”的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天上亲自督战。敌人凭着天上四架飞机的轰炸、扫射，和他们人多武器好的优势，一时显得非常骄横。可是，这对于经过千百次战斗锻炼的红二十五军来说，早就领教过了。在徐海东军长、吴焕先政委的指挥下，大家准备好了手榴弹，上好了刺刀，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早已由指挥员们选择好了的冲击方向，单等着军部总反击的号令了。
徐海东同志站在一座山峰上，举起望远镜，居高临下，望着我军一面面映着阳光迎风招展的军旗，终于发出了总反击药号令。立刻，红二十五军的各个阵地上吹起了响亮的冲锋号，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敌人阵地。由于徐海东同志采用了以一部分兵力占领有利地形，从正面牵制敌军主力，集中我军主力从侧后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这样便将进攻和防御巧妙地结合起来，由被动转为主动。全军将士发扬了守得稳、攻得猛的战斗作风，终于将敌人四个师全部击溃，生俘敌四千余人。
战斗打到黄昏时分才结束。徐海东同志走到俘虏集合的地方，操着一口湖北孝感口音在讲话。俘虏们在下面悄悄地议论起来：
“喂！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呀！”
“嘿！真威风啊！”
徐海东同志向俘虏们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红军北上抗日的义举和红军的俘虏政策，并宣布全部释放他们。俘虏们说：“红军长官放了我们，回家种田去，再不替国民党卖命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
当月二十六日，全军进至河南省许（昌）南（阳）公路附近的方城县独树镇。自从部队过了平汉路，由于敌人前堵后追，几乎每天前后左右都有敌人，好几天没进房子了。这一天，适逢寒潮，气温骤降，全军指战员衣服单薄，十分疲劳。一路之上，冷雨扑面，北风刺骨，雨伞全毁，湿衣贴身，步步艰难。很多同志的军鞋被烂泥粘掉，以致赤脚行军。这时，部队距许南公路只有五十里，过公路就可以进入伏牛山区。为了防止敌人追堵合围，保持部队有回旋的余地，争取顺利通过公路，吴焕先政委和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军长率领前梯队走在前面，徐海东副军长率领后梯队拉开距离走在后面。
下午一时，前梯队到达独树镇准备通过公路的时候，不料，敌人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抢先到达，占领了有利地形，并做好工事。当时，天气异常寒冷，红军战士手冻僵了，拉不开枪栓。凡是铁器，手不能摸，一模就粘掉一层皮。敌人趁机猛烈冲击，并从两翼包围上来，先头部队被迫后撤。形势十分危急。能否击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对于这支刚踏上征途的红二十五军来说，不仅是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而且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在这时，政委吴焕先同志拿过警卫员手里的大刀，高呼：“同志们！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他和军长程子华同志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冲上去了，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突然，风雨中，三个骑兵通信员快马加鞭向后梯队跑去。
不一会儿，徐海东同志骑着高头大马，向前梯队飞奔而来。二二三团跑步赶了上来。立即投入了激烈的战斗。老军长高举大刀，带领战士们杀声震天地扑向敌群，拚杀起来。敌人被我军的神勇威势惊呆了，死的死，伤的伤，抵挡不住，败退下去。
部队突出重围，当天晚上，趁风雨暗夜，穿过敌人空隙，不顾饥寒劳累，绕道急行，通过了许南公路。
翌日拂晓，全军进抵伏牛山东麓。
徐海东同志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奋勇当先，总是站在最前线指挥战斗，在红军队伍里是出了名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红二十五军进人陕西省的雒南县。在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第九次负了伤。那天中午，鄂豫皖省委正在开会讨论创建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敌人六十师由鸡关头方问突然袭来。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东面的排哨，由于过度疲累，发现敌情晚了。战斗一打响，省委立即中断了会议，军首长们跑步上了阵地。这时，敌人一个团夺占了东山坳口的有利地形，向我发起了猛攻。徐海东同志当即带领全军最能打的二二三团，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硬是从敌人手里夺回了东山坳口。接着，二二四团、二二五团跑步抢占了坳口南北两侧的高地，配合二二三团将敌人的进攻打退。但是，敌人又组织了疯狂的反扑。子是，全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忽然，敌人一颗子弹打中了徐海东同志，这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大家看见他头上缠着绷带，仍然指挥战斗，受到很大的鼓舞，决心和敌人殊死决战。一个团长在和敌人拚刺中，一条腿打断了，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军部司号长下颚挂了花，不能吹号，就利用一个小土地庙作掩护，接连投出几十颗手榴弹，打退敌人几次冲击。敌人集中火力向他射击，他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最后壮烈牺牲。一挺机枪在和敌人对射中，第一名射手倒下去，第二名射手接着打，第二名射手倒下去，第三名射手又接着打起来，终于把敌人火力压倒了。就是这样，经过二十多个回合的反复冲杀，一直打到太阳落山的时候，终于把敌人打垮了。
这一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的最后一战。至此，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率领下，以不足三千人的力量，粉碎了二十余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长驱千余里，胜利地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移。
徐海东同志在指挥红二十五军无数次的英勇战斗中，培养了这样的战斗作风：进攻时，迅速、突然、勇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难以招架，并且勇于与敌人进行肉搏战，因而解决战斗干脆；防御时，不畏强敌，顽强抗击，能够打退敌人的连续冲击，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并适时地以守为攻，大量歼灭敌人；转移中，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且走且战，神速持久，使敌人追不上，堵不住。总之，进攻有强大的突击力，防御有坚韧的抗击力。指战员积极求战，团营连排班以至个人都能各自为战，在任何险恶和危急的情况下，拖不垮，打不烂。
几十年过去了，但是，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带出的这种过硬的战斗作风，在我们部队依然保持着。
老军长关心下级与群众同甘共苦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无论条件怎样困难，环境如何恶劣，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总是非常关心下级，十分爱护部属。他和干部战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同甘共苦，患难相助。
徐海东同志打起仗来，非常严厉，可是平时，却十分和蔼可亲。他虽然长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指挥千军万马行军作战，但他非常接近群众，只要有空，他就坐下来和战士们下棋，讲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干部战士都很愿意接近他，有什么话愿意向他说。
那时候，不管是在鄂豫皖苏区，还是长征北上入陕，部队经常筹不到粮食，常常以野菜充饥。士兵吃野菜，徐海东同志也吃野菜。有时他亲自带着警卫员和炊事员上山采集野菜，一边采一边亲口尝一尝，把野菜采回来，他又和炊事人员一起研究，怎样做才好吃。
有时候，徐海东同志的警卫员和供给部的同志们想：首长光吃野菜怎么行，他要指挥几千人行军打仗呀！他们便悄悄地弄点好吃的东西送来，但他总是叫警卫员送到医院去给伤病员吃，或者叫供给部来人拿回去，并且严厉地说：“下次再送可不行啊！”部队偶尔筹到一些黄豆，撒在枯草之上烧，火灭了黄豆也烧熟了。徐海东同志就和大家一起，把烧糊的黄豆从草灰中一粒一粒捡起来，在手心里搓一搓，吃得大家满嘴乌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在战斗频繁、天天行军的日子里，徐海东同志常常爱讲这样两句话：“战斗再激烈，决不丢掉一个伤员；行军再紧张，决不丢掉一个病号。”行军路上，他发现那个病号走不动了，就跳下马来，叫病号骑上他的马往前赶路。有些同志掉了队，看见首长的马让给病号骑，非常感动。徐海东同志和他们一边走一边说些鼓励的话，很快这些同志就赶上了部队。
独树镇战斗刚刚结束，徐海东同志发现路旁还有一个负伤的战士没有抬走，徐海东同志立即从马上跳下来，叫人找来一副担架，亲自把这个伤员抬到军部医院。这个伤员躺在担架上望着军首长亲自抬着自己，感动地掉下了眼泪。
红二十五军每到一地，徐海东同志第一件事总是先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员。那时，军部医院往往是安置在山林里，住在天然的岩洞里，伤病员就躺在铺草上。医疗条件很差，他来到这里，挨个看望每一个伤病员，问寒问暖，然后他把院长和政委找来，一起研究怎样更好地照顾好伤病员。每次战斗缴获了吃的、用的东西，他都要专门向供给部门交代：多分给连队和医院的伤病员。他说：“打仗是他们，流血牺牲也是他们。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多分给他们一些东西，完全是应该的。”
一九三三年春天，在保卫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省委错误的决定，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战斗开始前，徐海东同志认为兵力不足，给养困难，不能打！战斗开始十天后，全军就断粮了。起初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忍饥送些稀饭，后来因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又值青黄不接，群众自己也没有吃的了。部队只得一面调人外出筹粮，一面以野菜、树叶充饥。徐海东同志建议撤围，省委没有采纳。从五月下旬起，全军不得不经常以相当一部分兵力离开阵地，空着肚子去截敌给养。但是，粮食问题仍然末能得到解决。到六月中旬，全军多日断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起来。
当时，徐海东同志在后方的亲人，从很远的地方给他送来了二十多个用小麦磨碎加上咸菜做的饼子，只有小碗口大，由警卫员詹大南背在身上。徐海东同志舍不得吃，一顿饭只吃一个，还常常掰一半给别的同志吃。一天，他看见两个战士饿得面黄肌瘦，躺在地上，就对跟在身边的詹大南说：
“把我的干粮给他们一人一个。”
“首长，剩下不几个了，你自己……”
“叫你给，你就给嘛！”
两个战士接过徐海东同志送给自己的饼子，捧在手里，捧了好久好久。他俩望着军首长消瘦的面孔，眼睛里涌出了泪花。
红二十五军长期在深山荒野露宿，有时搭些草棚住；有时只能在寒风冷雨中就地休息一阵，又继续行军作战；有时连野菜、树叶都找不到，只得剥树皮、挖葛藤吃，忍饥作战，赤脚行军。安置在深山密林中的伤病员，处境更为艰难。没有药品治疗，用野草、树皮和南瓜瓤子敷伤口。斗争生活虽然如此艰辛，但是，由于徐海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干部关心爱护下级，与群众同甘共苦，加上生动有力的政治工作，全军上下，亲密无间，团结一致，斗志高昂。当时，部队中广泛流传着一首歌谣：
山沟野坳是我房，
野菜山果是我粮。
三天不吃饭，
照样打胜仗。
正是因为徐海东等领导同志对待自己的部下亲如手足，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关键时刻，同志们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英勇杀敌，保护首长的安全。
行军路上，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常来轰炸、扫射，飞的很低。马伕张金山每当听见飞机的声音，就赶紧招呼：“首长，快下马，敌机来了！”等徐海东同志跳下马，张金山纵身上马，朝马屁股打一鞭子，飞一样跑出去一、二百米。等敌机走了，马（亻夫）骑马回来，徐海东同志再上马继续行军。
在一次遭遇战中，红二十五军军部被敌人包围了。眼看，敌人骑兵追上来就要抓住徐海东同志。他的马（亻夫），飞快地把马牵到他跟前，让他上了马，用马鞭子朝马屁股狠狠地抽了一下，那匹高大的枣红马，象箭似的飞了出去。徐海东同志伏在马背上，手握双枪，朝追上来的敌人骑兵左右开弓，一眨眼功夫，便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那个机智勇敢的马快再也看不见了。从战争年代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徐海东同志深深地怀念着这个可敬可爱的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他和他爱人周东屏同志，到处托人打听那个马快的下落，但始终没有找到他。
老军长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
在红军的历史上，红二十五军不仅英勇善战出了名，而已秋毫无犯也出了名。这是与徐海东同志对部队的长期教育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
相传很早以前，红二十五军进入新区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山寨的群众受国民党反动宣传，不晓得红军究竟如何？红二十五军每走进一个山寨，人都躲了起来。有的人家为了试试红军拿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在屋子的四个墙角里放上明晃晃的银洋。部队住进了这样的人家，马上报告了徐海东同志。他亲自跑去看了看说道：“只要是红二十五军的人，谁也不许动一动！”停了一会，他又说：“这不仅是纪律，而且是一次教育。”这句话象一道命令，传遍了全军。结果，不管是机关还是连队住在这样的人家，也无论住了好久，屋子里四个墙角放的钱，没有人移动一下。部队撤离山寨后，房子的主人回来了，看到钱还是原样放着；再一看，屋子里铺过的稻草打扫得干干净净，缸里挑满了水，院子里收拾得利利索索，于是，一家人从老到小都发出了惊喜的感叹声：
“红军！真正的红军！”
有一次，徐海东同志的马（亻夫）张金山借了老乡的一个旧瓦盆喂马。不留心，让马把瓦盆碰碎了，张金山心想：反正是个破旧的东西，碰碎了就算了。哪知道，徐海东同志却说：
“张金山，你去找事务长要钱赠老乡。”
“军长，我不知道多少钱？”
“叫事务长带你一道去赔。”
张金山和事务长一起去找到旧瓦盆的主人。老大爷不让赔，“莫说是个旧瓦盆，就是新的也用不着赔。”张金山和事务长解释说：“我们军长徐海东叫赔的。红军损坏了群众的东西一定要赔。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就要出发了，张金山正在备马鞍子，徐海东同志走过来问：
“张金山，赔了没有？”
“赔了钱，完事了！”
“我问的不光是赔钱，还要向老乡赔不是才对哩！”
部队行军路过湖北省枣阳县一带，正是枣子、柿子成熟的季节。队伍经过枣树林和柿树林的时候，徐海东同志组织部队一边行军一边轮流在树林里站岗放哨。树林里，熟透了的枣子、柿子落在地上，干部战士没有捡的。为了不踩坏这些落地的枣子、柿子，队伍绕道而行。听说红军路过此地，群众跑出来看热闹。人们望着这情景，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乎都出来了。人们心里不好受，鼻子酸溜溜的，赞叹着红军的纪律严、作风好。队伍走出很远了，人们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目送着，直到看不见了，才默默地走回村子里去。
红二十五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军民关系一直很好，人民群众虽然在生活极其困难又处在白色恐怖下，仍然拿出仅有的粮食、军鞋、袜底慰劳红军，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送情报、当响导，照料和掩护红军伤病员。红军一到，群众纷纷送茶送水，要求部队住下。部队一住下，老人就来问打仗的情况，妇女们自动帮助战士洗缝衣被。许多群众把伤病员安置在自己家里，自己唱稀粥，给伤病员吃干饭。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敌人一到，群众坚壁清野。上山入林，与敌周旋。敌人烧山毁林，群众坚持同敌人斗争。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标语口号：
树也砍不完，
根也挖不尽，
留得大山在，
到处有红军。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至甘肃省静宁县的兴隆镇--这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徐海东同志十分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到达兴隆镇之前，全军专门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规定了对回民的政策：宿营不住清真寺，保护回教经典，不在回民家里吃大荤，打水要回民经手，不打回族土豪，等等。部队到达兴隆镇以后，徐海东同志督促、检查部队执行政策的情况。那天，天气晴朗，热闹非凡。部队和回民群众排着队，吹洋号，打洋鼓。徐海东等军首长向清真寺的阿訇赠送了匾额和礼品，清真寺的阿訇也捧着礼物到军部作了回拜。全军在兴隆镇住了三天，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教育和感动了当地人民群众。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部队离开时，全镇男女老幼齐集街头，给红军送行。
就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供给部长刘炳华是河南人，他见这一带的“狗尾巴草”长得旺盛，很高兴地叫马佚们放马，结果损坏了回民的庄稼。原来这一带的谷苗未出穗之前长得和河南的狗尾草差不多。事情传到徐海东同志那里，他立刻把刘炳华同志叫去说：
“刘炳华，你破坏了纪律！”
“首长，我叫马（亻夫）放马吃的是草呀！”
“同志，那不是你们家乡的狗尾巴草，那是回族人民的粮食嘛！”
刘炳华听了吓了一大跳。徐海东同志决定给他严重的处分。消息传出去，回族群众选派几位老人前来求情。老人们对徐海东同志说：“这位长官不晓得是庄稼，不能怪他。千万不要给他处分呀！”求了半天情，徐海东同志才说：“那就这么办，我们牲口吃了你们多少庄稼，你们就要收下我们多少粮食。”他还叫刘炳华带着马夫拿着粮食赔了礼，道了歉。
“红军纪律真严！”
“红军作风真好！”
这是发自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赞语，很快地传遍陇东。此后，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常常遇到群众成群结队相迎相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是我军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是我们敬爱的老前辈、老首长，我们要学习他忠心耿耿，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智勇双全、有胆有识的军事才干，学习他热爱人民、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秀品质。
可是，林彪、江青、康生这帮祸国殃民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公然抛出了“打倒徐海东”的口号，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对他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致使我们敬爱的老军长合恨去世。
如今，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已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法律制裁。
我们的老军长徐海东同志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永远也抹煞不掉的。他的历史功勋光荣地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永远鼓舞和鞭策我们胜利前进！
徐海东将军 周立波
在河北某县，会见了徐海东将军。这时候，他率领的部队正打退了从平山、并陉出来攻击他们的两千多敌人，他应该欢喜。可是他并不。在他欢迎宾客的象南方三月的春风一样温和的微笑里，隐约的有一抹忧愁的痕迹。我们是初见，虽然他是一个显得那么易于接近的人，却也不能一开口，就问他的心事。
几年以前，他的家被毁了，他的家人完全被杀。他是想起了他的家和家人难受吗？这显然不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虽然是悲惨，却已经被时间和民族解放事业冲谈了他的悲伤。他有心思在这种军书旁午的紧张的时刻，突然想起了家，为它忧戚吗？这显然不是。
他曾经八次负伤，右腿上中了四弹，右臂上中了两弹，左臂上中了一弹。脱下衣裤时，浑身布满了枪弹的进口和出口的伤痕。最危险的一次是一粒子弹从左眼下面的脸颊打进，从左耳朵后面打出；左耳的听觉神经毁掉了。如果子弹向脑子这边稍微偏一点，世界上就没有他了。
他很幸运，逃脱了八次死的危险。但毕竟因为负伤过多，流血过多，--一个人能流多少血呢？--身体衰弱了。最近，因为在剧烈的战斗中，过度的操心和过度的奔走，他已经吐了两个礼拜的血。是因为身体虚弱，他感到忧伤吗？也显然不是。第八路军的将领们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常常是并不多加考虑的。有许多人的脑子，是生来只想自己的事情的。有许多人的脑子，却正相反，好象专为思考大家的事情而生的一样。徐是属于后一种人。徐爱延安，那里有许多他的老友，那里的风习他很喜欢，而且在那里，有他唯一的两个家属，他的妻和小孩。这次吐血最厉害的时候，他曾去电请假，以他的这种情况，要得到珍爱部属的朱总司令和任强时主任的准假，是容易的。回电立即来了，同意他到延安休养，但这时他的病稍微好了一点，而军务又那么繁忙，他脱不得身，留在那里，抱着病来指挥战事。显然，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而忧愁，对于他这样的人，是不相称的。
那末，他今天这隐约的忧愁，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从上午到夜晚，一直到由于我们的谈话渐渐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信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流露了优愁。
这次洪子店的战事，他的部队给了敌人巨大的伤损，敌人死亡四五百。但他们花的代价也不轻，死伤近两百，而且死了一个年轻勇敢和他一道工作有几年历史的干部。悲悼战死者，悲悼那象一个家属的成员一样的他的同志，他无意中流露了忧伤。
用家属来形容徐的部队，是恰当的。他们上下的关心，正和兄弟的关心一样。在偶然讲到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天天有战争，他们的豫鄂皖边区，因为人数少，所以每一次战斗，全军都参加，“枪一响，全家都来了。”他自己也是用“家”这个字眼来叙述他的部队的。
在这种不只是有工作关联，也有浓厚的战友之谊的部队里，牺牲了一个同志，特别是一个得力的同志的时候，那是久久不能消散的一种忧伤，一种悲痛啊！
虽然在这种情况中，徐海东同志也给了他的宾客最好的招待。我所指的招待，不是他的别致的晚餐，他的梨和在那里难得的桔子，而是他的亲切的微笑和朴实的谈话。
坐在一个正月寒夜的炉火之旁的，就是这位使敌人胆颤的名将。传说中，他是那末勇敢；想象里，他是应该有些粗鲁吧，事实却相反，他倒象个温文儒雅的书生，有浑圆的脸孔和灵活的眼睛，笑起来，左眼下的枪伤，象是生在上颊的一个酒靥。和一切实行家一样，他不大多说话，所有关于政治和组织的问话，他都让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回答。黄是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可能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们以前在五台见过，这回是第二次相见了。
让我们终止这种旁涉罢。徐海东同志是那样的寡言，也许，那一天是特别的吧，他的吐血才停止，讲多了话，头要昏的。黄克诚这样告诉了我，而这个，也是他代他回答许多问话的原因罢。
关于自己，徐海东同志只说了一句，“我是湖北孝感的窑工。”一切其他的话，都是谈的战士的疾苦。他是这么叫个一刻不忘他的同志们的痛苦的将领。他使人感到：虽然他的家人全受了难，自己负了八次伤，最近又吐了两个礼拜的血，但这一切的不幸似乎都比不上目前他的同志们的痛苦。“在这样冷的天气，”他说，河北正月的天气常常在冰点以下二十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棉衣，还穿着单衫。我们一个连，只有两件棉大衣，是给放夜哨的哨兵交换来穿的。”
我听说，正太路南面给他们预备了一千多件大衣，但是运送的时候，需要过多的牲口，很难过铁路。他们原可以买到布，自已来做，但是没有钱。
“我们三个月没有发饷了，”徐继续说，“我们的战士，要吸一点土烟，都没有零钱。我们总是用‘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来克服一切困苦和艰难。战士们在这个口号下面，情绪都很高。洪子店的战事，我们站在有雪的山头上的同志，手冻得扳不得枪机，但还是站着，没有退一步。”
徐的部队是忍受了极大的艰苦的部队，同时也是极强韧极勇敢的部队。抗战以来，他们从雁北，从繁峙、代县，打到崞县、原平，再打到孟县，再打到河北，转战几千里，象游龙一样。在平型关，在魁关岭，在洪子店，几次打败了敌人，而他们的战士却没有零钱买一点土烟；在雪山之上截击敌人的时候，因为衣服太单薄，手竟冻得扳不得枪机。但是他们还是不断地打击敌人。“抗日高于一切”，高于一切生活的问题，高于一切个人的痛苦。
在我们来到徐的旅部的途中，遇见他的一团人，开往前线去。战士们胸前佩着一个或两个手榴弹，背着步枪和军毯，还背着一个白布口袋，装的小米，是他们四天的粮食。去吧，祖国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胜利！你们的武装不完全，口粮不丰富，但以你们的勇敢，你们是可以缴到敌人的枪械、子弹、罐头和饼干的。“我们的兵工厂在东京”，“我们的粮站也是在东京。”
到夜深，徐去了。我就残烛的余光，在我的日记本子上写了下面几句话：
“二十六日晨到徐海东同志的驻地。与徐谈甚洽。他是湖北孝感的窑工，有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非常的勇敢。他的部属都信赖他，而且爱他。是稀有的工人出身的将领。有满含智慧的大眼睛和以前很结实、现在因为负伤过多而变得虚弱了的身体。他爱骑马。为了驰马，曾跌掉两颗门牙，现在补上了。
“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许多奇异的人，徐海东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
“滹沦河畔的梨子好吃，水汪汪的，而且清甜。小花生却不行。”
有一件事我没有记在日记里，心里却还没有忘记。卡尔逊替徐拍好小照后，我们在充满阳光的田间散步。河北的西部多荒山，大概还是太行山的余脉罢。在冬天，北方的山野，只有黄色的尘沙和黄色的山地。麦子还没有长起来，点缀于田野间的唯一的青色的东西，是扁柏树。
“这地方，这一种树多。”徐说，他忽然注意了自然景色，而且由于这一注意，奇妙地联想到了人的年纪。田守尧同志的年纪他知道，他又问了我的年纪。
“你多大了？”我问他。
“三十八岁，老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奇异。
“不是事业已经开始了吗？”我老实地反问了这么一句，这无异于同意他是“老了”。
实际上，谁都知道，象他这样的年纪，在我国还不算老，在别国，更有人生四十才开始的成语。使他感到老的，显然是长久的中国的苦难。多少年来，特别是现在，为了国家民族的解放，他和象他一样的人们不绝地埋头在困苦艰难的斗争里，不知道昼夜，不知道休息，一旦有间歇，偶然地抬起头来，才惊讶着消逝于困难的环境之中的生命，是这样的多了，由于这个引起的超越了实际年龄的一时间的苍老的感觉，也是自然之理罢。
第二天，他要转移了，我们也要到别的地方去，紧紧地一度握手后，我们分路了。在他的部队的中段，他和田守尧同志并排地在马前走着。这时候，他又是一个英武的将军了，和昨天完全两样。
当我回到南边时，已经是春天了。平汉车过孝感时，我看见车窗之外，在我们的窑工的故乡，梅花已经开放了。而在他现在所在的北方，还是雪吧？凭着这薄暮里雪白的梅花，祝福还在雪中的北方的战士，祝福我们的英勇的窑工。
忆父亲徐海东在淮南 徐文伯
1956年8月底，父亲从大连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抽出开会前的空隙时间会见了我父亲。他们已有17年没见面了。父亲多么想立刻见到多年未见的毛主席呀。
当父亲见到毛主席时，即整装立正，响亮地喊了一声：“报告!”并向主席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毛主席满脸笑容，伸出双手同父亲紧紧相握，说：“海东同志，你好呀!”父亲激动地说：“主席，您好呀!”接着，父亲怀着惭愧的心情说：“主席，在延安您交给的任务，我没有完成。我感到十分惭愧。”主席笑着说：“海东同志，不是你没有完成任务，是你病了嘛!”父亲参加革命后，党交给的重大任务，他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团结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出色地完成的。为什么这次见到毛主席时，讲没有完成任务呢?事后，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父亲像讲故事一样，回忆了这段情况：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刘少奇同志到华中任中原局书记，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当时，毛主席找我父亲谈话，征求意见，问他是回华北工作呢还是到华中工作叹亲认为共产党员应服从党的需要，一切听从党安排。他向主席表示说：“我到哪里：正作由党决定，不管到哪里工作，我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后来，党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决定，我父亲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
出发前，毛主席找我父亲单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指示我父亲，要他到华中的长期任务是打进大别山，把原来的鄂豫皖根据地恢复起来并要扩大，要大大地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父亲就是指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
一
1939年9月15日，父亲抱病和曹荻秋、刘瑞龙、刘彬叔叔等40多位营以上干部，随同刘少奇伯伯告别了延安，奔向华中。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加紧推行《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控制延安派往新四军的人员。少奇伯伯只好化名胡服，以我父亲“秘书”的身份秘密前往中原局。父亲有公开身份，穿着佩戴少将军衔的制服，以党中央派出检查新四军工作的名义前往华中。当时国民党政府给的期限是3个月。父亲深感自己任务重大，他要龙潜和许震叔叔专门负责少奇伯伯的安全，自己也左右不离少奇伯伯。在公开场合少奇伯伯是我父亲的“秘书”。像演戏一样去表演，比指挥千军万马要难得多。但在少奇伯伯的指点和同行叔叔的协助下，总算胜利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的竹沟。
父亲因一路劳累、带病行军，到了竹沟后又陪同少奇伯伯夜以继日地工作，突然发生大吐血。休息10多天仍没有好转。少奇伯伯把留守司令部军医处长钟华叔叔找来，询问了我父亲的病情后，说：“你看海东同志还可以走吗？’钟华叔叔说：“从目前徐海东同志的健康状况看是可以随军行动的，但为慎重起见，我建议让他睡担架。”少奇伯伯表示同意，并说尸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海东同志是卓越的军事家，你们军医处一定要多照顾他。我命令同志们准备两副担架，轮流把海东同志抬着走。”少奇伯伯来到我父亲床前，父亲听说要抬着他走，急忙从床上翻身坐起，说：“我能走，可以慢慢走。”
少奇伯伯以往遇事总是用商量的口气同我父亲交谈，这次却用命令的口气说广你病情较重，一定要睡担架。”父亲只好听从少奇伯伯的命令，被随少奇伯伯到华中工作的几十位叔叔轮流抬着，向江北指挥部迸发。在途中，父亲的病情好转时就同叔叔们一起行军，又说又笑。父亲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广大人民充满深情厚意。他说：“我还能干几年，跟日本鬼子和顽固派打几仗，要告诉他们，过去没有消灭我们，今后更不可能把我们消灭掉，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他又告戒自己和叔叔们，说：“我们这次回来能否搞好工作，关键在于我们要与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搞好上下左右的关系。三年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叔叔们对我父亲讲的这些话深表赞同。
在第一次召开的新四军第4支队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父亲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我们分别了五年，现在又要在一·起战斗了。我相信在中原局和少奇同志领导下，在同志们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二
新四军第4、第5支队在江北指挥部领导下，建立了以定远县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日伪军对此感到严重的不安，于1939年12月下旬，由安徽全椒、滁县等地出动2000余人，向津浦路西之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之桂顽李本一部队闻讯逃跑。当时，父亲吐血不久，身体仍不好。得知这一情况，亲率第4支队在周家岗与日伪军激战，歼敌160余人，俘日军1名、伪军4名。战斗巾，国民党广西军李本一部的参谋长碰到了我父亲。他当时正为广西军不配合而逃跑在生气，因此痛斥这个参谋长贪生怕死，不抵抗，不抗日。这个参谋长不认识我父亲，态度骄横地说：“你是什么人？”父亲说：“我是徐海东。”这个参谋长马上一个立正，满脸陪笑地说：“报告副指挥，这是误会。这是误会!不知副指挥亲临前线，实在抱歉。”父亲看到他那副奴才相，瞪了一眼、没有理他，继续率领部队冲到前面去了。周家岗一战，迫使日伪军退回原防，我第4支队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这一仗歼灭日伪军虽不算多，但它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胜利，对进一步巩固和开展皖东敌后斗争、创造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它也大大鼓舞了皖东地区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
父亲还讲到一件事：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在少奇伯伯主持下开会，讨论建立新根据地问题。有一位叔叔提出从3个团各抽1个营组建一支队伍，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父亲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认为3个团各抽1个营组建一支新的部队，这个意见不妥，是不懂军事的表现。因为要从3个团各抽一个营，他们互不了解，建立一支新的部队就会有很多困难，应该抽一个完整建制的部队去创造新的根据地。”讲过后，父亲意识到又失口了，不应该讲那位同志不懂军事。会后，父亲主动找少奇伯伯谈心，检查了自己在会上讲话的不合适。少奇伯伯语重心长地说广海东同志，你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正直这是好的。但在工作中，多注意方式方法也是很重要的。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要对方认识你的意见是对的，就要以理服人，尽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尽管你的意见是对的，但由于方式方法不好，使人接受不了，那就不容易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工作的方式方法也是一种艺术，你要注意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父亲深有感慨地说：“少奇同志批评了你，使你心服口服，同时又使你高高兴兴地去接受。我要不是生病，在他帮助下，我的政治理论水平，文化水平都会得到很大提高。”
1944年，日本鬼子曾对津浦路西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当时，父亲住在离藕塘不远的窝子里养病。有的叔叔劝我父亲将我和妹妹送到农民家里“打埋伏”。父亲没有同意，说：“敌情越严重，孩子放在群众家里打埋伏就更危险，也会使群众遭殃。”罗炳辉伯伯、谭震林叔叔派了1个团来保卫父亲，由文胜生叔叔带领。当夜从窝子里转移到大贾家时，文叔叔想叫我父亲进屋休息一下。父亲睡在担架上，问了敌情和周围的环境后，命令文叔叔：“你赶快派人到后山和村口两处去侦察，然后再决定进屋不进屋休息。”侦察班的叔叔们刚出村口就同日本鬼子遭遇了，他们机警地扔出了一枚手榴弹，发出战斗警报。文叔叔指挥部队，掩护我父亲迅速离开了大贾家。父亲命令部队经珠龙桥。张八岭插入敌后，因日本鬼子到根据地“扫荡”去了，只剩卜伪军看守据点。父亲命令文副团长用话筒向伪军喊话，告诉他们两条：一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方驻地离伪军岗楼仅有几百米远，伪军摸不清我们的意图，完全遵守了这两条原则。我们在敌人后方住了10多天，父亲估计日本鬼子“扫荡”后该返回据点了，就命令部队迅速从敌后又经张八岭、珠龙桥到石灰窑宿营。第二天，文叔叔上山观察敌情，警卫员叔叔带着我一起上了山。我看到山下的村庄一片浓烟，这是日本鬼子“三光政策”留下的痕迹。我们在石灰窑住了3天。第三天晚上下起大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父亲命令部队马上转移，根据敌情判断，敌人今夜可能到石灰窑来。叔叔们对我父亲的判断将信将疑，又感到这样的天气行军很不方便，便建议是否等天明再走。父亲态度很严肃地说：“部队必须马上出发，不能有半点犹豫。”我们冒着大雨离开了石灰窑。刚出村，日本鬼子就进了村。因为天黑，日本鬼子没有发现我们。父亲接着指挥部队从嘉山县附近越过津浦路，从路西转移到津浦路东根据地。“扫荡”结束后，父亲又从路东回到路西的太平集。父亲指挥作战、转危为安的情况，在人民群众中传为神话般的故事，说父亲能掐会算、声东击西、百战百胜等。
三
周家岗战斗后，父亲的病情发展了。1940年1月，在总结周家岗战斗的经验教训会议上，父亲又大吐血。在病休的日子里，他从未真正休息，只要病情好一点，就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每天看电报看文件。父亲肺部出血是老毛病了：1930年在鄂豫皖苏区时肺部受过重伤：1932年10月“东路游击”时连续23天没有休息，累得吐了血；1937年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又投入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战斗，累得又吐血。这次大吐血，父亲以为和过去一样，休息一下就会好的，谁知病情一天天加重。父亲常说：“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停止呼吸就不给党做工作，是耻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他身患重病仍然忘我地工作。组织上和叔叔们要我母亲周东屏去劝父亲放下工作，安心养病。母亲话还未说两句，父亲就发了脾气，说：“东屏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开除你的党籍。”母亲深知父亲的脾气，他是说到做到的，也就不敢再劝父亲休息了。
l941年春，父亲肺部又在出血，病情十分严重。有时一天吐几百毫升的血，胸部肿得不能盖单被。母亲和医生叔叔用一个铁丝架置在父亲的床上，再把被盖在铁丝架上。父亲病危，后事都准备好了。由于医生叔叔们尽力抢救和父亲顽强的毅力，终于战胜了死神。华中局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将父亲的病危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一封电报，由彭雪枫叔叔那里转来。电文长达数百字，充满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亲切关怀。毛主席在电报上亲笔写了“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八个字。父亲听了电报后激动得流出泪来。父亲党性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都是坚决服从、坚决照办。他坚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天是塌不下来的。父亲下决心一定要养好身体，报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父亲在淮南地区休养，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关怀他的安全，曾指示新四军第2师领导人张云逸、罗炳辉伯伯，郑位三、谭震林叔叔等，要确保父亲的安全。谭震林叔叔亲自组建保卫父亲的“特2连”，抽调班排长当战士，连营干部当班排长，调团长程启文任大队长。我记得先后担任“特2连”连长和指导员的有朱文彬，刘学江、黄锦思许世和工钦、程绍平叔叔等。谭叔叔亲自向“特2连”交待任务，说尸保卫海东同志，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又对路西地委书记黄岩叔叔说：“要精心给海东同志治疗，确保他的安全。”
1941年5月，父亲住在路东根据地芦店子休养。陈毅叔叔来看望父亲。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似久别的挚友亲热无比。父亲早就知道陈毅叔叔。1936年东征途中，在山西省大麦郊父亲陪同毛主席散步时，毛主席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大干部，很有能力，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中央苏区坐了‘冷板凳’。”所以，父亲对陈毅叔叔十分尊敬。陈毅叔叔刑‘我父亲也非常尊重和关怀。我虽然当时只有4岁多，但记得陈毅叔叔来看父亲那天刮大风，戴了一副风镜。我是一个小“土包子”，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伏在陈叔叔腿上看出了神。他就把风镜取下套在我的颈上，哈哈大笑说尸小家伙，你喜欢，我就送给你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向陈毅叔叔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说声：“谢谢陈叔叔。”就像得了宝贝似的，连蹦带跳地跑出去了。
四
父亲为人正派，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善于团结同志。他没有架子，一直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叔叔们在一起摸爬滚打，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所以，来自五湖四海的叔叔们有思想问题，有争论或矛盾时，都乐于来找父亲。父亲病后，叔叔和阿姨们都非常关心他，经常来看望，给父亲极大的安慰和鼓舞，使他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力量。
在1945年津浦路西的黄瞳庙反顽战斗中，我军兵力大大超过桂顽军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打成歼灭战，只打了一个击溃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战果。父亲非常关心战斗的进展，又从“特2连”参战返回的叔叔们那里了解到具体情况。战斗结束不久，有七八位团以上的叔叔来看望父亲，他们都为此战没有打好感到难过，同时又埋怨仗没打好，主要是指挥上的问题。父亲非常严肃地问道：“今天来的几位同志，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父亲这么一问，大家全都愣了，心里都在想，首长今天怎么了她们都笑了，回答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接着说：“都是共产党员员，就好说话。”说到这里时，父亲激动起来了，他说：“你们说仗没打好，怪领导指挥不力。我认为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是轻敌，认为我们力量超过敌人几倍，可以闭着眼睛把他们消灭掉；二是互相不配合，你攻我不动，我攻你不动，结果给敌人钻了空子。这不是什么领导指挥上的问题，相反是你们不听从指挥，是失职。要处分，首先处分你们。”这些叔叔听了这番话后，都感到父亲批评得对，句句都在理。他们表示接受批评，回去后认真地检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父亲这才高兴地笑了。后来在总结这次战斗教训时，正是父亲指出的这两点主要教训。
五
父亲是窑工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尊重和重视知识分子。早在鄂豫皖苏区时，他尊重吴焕先、沈泽民、徐宝珊、郭述申等叔叔；“西安事变”期间，他让王首道叔叔、李克农伯伯作他的高参，帮助他做“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11月进马列学院学习，他非常尊重给他讲课的老师们。我记得，1952年父亲在大连休养时，王学文伯伯来看望他。当他见到王伯伯时，行了一个军礼，并尊敬地说：“王老师，您好!”1939年随少奇伯伯到江北指挥部时，父亲曾提议张劲大叔叔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有一次，宋亮叔叔来看望父亲，当时我不知道宋亮叔叔就是孙冶方叔叔。宋叔叔走后，父亲对我们说：“宋亮同志是我们党的大知识分子，是有名的专家。”
在淮南，父亲非常注意抓干部的学习，特别是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们。他劝他们每天认一个字，不行两天学一个字也好。他一再说：“没有文化不行，你连电报和报纸都看不懂，怎么领会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呢?又如何去带领指战员去执行任务呢严他不但抓干部的学习，也同样抓战士的文化学习。他说，一个部队的战士没有文化不行，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不够，必须提高文化水平，才能更好地提高觉悟，提高战斗力。父亲对“特2连”叔叔们的文化学习抓得很紧，配有文化教员讲课，经常进行测验并督促学习。同时还想了很多办法，抓紧时间学习，如在行军时，每个叔叔背包后都写上一个大字，让后面叔叔认。我记得写的字有“团结友爱”、“打败日本鬼子”、“抗战胜利”、“革命到底”等等。我生长在部队里，战争年代随军行动，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也跟着叔叔们一起学文化。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淮南根据地编的识字课本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课文。
父亲对自己的学习也抓得很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一次会间休息，毛主席同一些将领们谈心，很风趣地说：“中国有三部有名的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紧接着问：“海东同志，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父亲只读过三年半书，参加革命前做窑工时看过《三国》和《水浒》。他向毛主席说：“《三国》和《水浒》我看过，这《红楼梦》不知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海东同志，你只能算半个中国人。”父亲在淮南病休时，想起毛主席那次谈话，决心要了解《红楼梦》是怎样一部书。他病重不能自己看，就请秘书陈星、黄苏、龙镇、李陵、方曼奇等一段一段地读。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懂就问，一边听小说，一边学文化。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听了两遍《红楼梦》。这时，父亲深有感触地说：“我明白了主席为什么要我读这本书。《红楼梦》这本书写得确实好，特别对封建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人物刻划得活龙活现，使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情况，同时又提高了文化水平。”
六
父亲总是况党和人民群众是血肉关系，是鱼水关系，我们是人民忠实的儿子。我记得每当春节时，无论是驻在津浦路东还是驻在津浦路西，当地群众用撑旱船、跳花鼓灯舞、踩高跷、耍龙灯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来给父亲拜年。父亲虽然病重不能起床，仍叫警卫员把他抬起来看一下，并向群众祝贺春节。1944年春节是在路西太平集过的，这时父亲病有好转，已能坐起来了。新四军第2帅第4旅连以上的干部集体向我父亲祝贺春节。年初一上午，鞭炮齐鸣、军号嘹亮，100多位叔叔走过父亲床边，向父亲行军礼。父亲满面笑容地向这些叔叔祝贺春节。这个热闹非常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1～1942年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困难阶段，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父亲对“特2连”要求很严，处处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检查，要求“特2连”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他对“特2连”的领导同志说：“要克服面临的困难，要靠我们双手开荒种地，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接着又说：“你们要开什么地方的荒地，先和群众商议一下，千万不要白占群众的耕地。”同时又说：“部队光吃菜不行，还要想办法多吃点肉和其他副食。你们可以养点猪，养点鸡和鹅，养点鱼，争取做到半月改善一次生活。”父亲特别嘱咐：‘上山打柴要注意，只能砍树枝和杂树，不能砍大树。‘接着提醒说：“一定不要同群众吵架，让群众砍近处，你们砍远处，处处要为群众着想，我们决不能砸了群众的饭碗。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1942年，我们住在津浦路东的芦店子。房东王大伯的大儿子要成亲，新娘入洞房要有两个属“牛”的金童玉女捧花烛。我的属相是“牛”，又是徐海东的儿子，房东大娘特别希望我这个“金童”捧花烛。“特2连’连长和指导员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徐海东的儿子去拿花烛影响不好，他们不同意。后来，事情报告到我父亲那里，他笑着说：“我看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正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事，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什么特殊，和群众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我同意小林(我的小名)给房东大伯的儿子娶亲拿花烛，但注意一条不要磕头，鞠躬就行了。”当把我父亲的决定告诉房东王大伯时，他全家笑得嘴都合不拢。办喜事那天，全村男女老少喜气洋洋，都来向王大伯贺喜。徐海东的儿子给新娘捧花烛，更增添了热闹的气氛。晚上，我同另一个小伙伴一起拿花烛，把新娘送入洞房，这件事后来在周围一带传为佳话。
父亲在淮南地区6年的经历，我很难用文字完全表达出来。父亲生前经常讲起他在淮南地区战斗和生活的情况。他一直十分想念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民，十分怀念淮南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他曾打算一定要回淮南地区看看。不幸的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下，他于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郑州含恨逝世，他的愿望未能实现。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一颗赤诚的心，将永远与淮南人民连在一起。
徐海东三次“让官”记 王江涛 刘卫东
说起徐海东大将，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骁勇善战。十年内战中，他的对手--无论是国民党的嫡系亲随，还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都屡屡败在他的手下。抗日战争中，他转战于江南江北，运筹于病榻之下，同样是战功卓著。但他不仅仅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更是一位胸襟宽广、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的家乡湖北黄陂至今流传着他三次“让官”的故事。
“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1931年的春季，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紧张进行的时候。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并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妄图在五月底以前彻底消灭边区的红军。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在一次战斗中，徐海东跟随着连队一起冲杀，负伤了，而且还伤得不轻；他的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抬下战场后，他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随后他又被送入了红军医院。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返回部队，徐海东还是要求医生给他动手术。手术后不久，他就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照顾他一个多月的军属陈妈妈(就是陈锡联的母亲)家，找队伍去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徐海东终于找到了部队。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战事太紧，他原先率领的三十八团已经有一个新团长，而且政委也不缺，只缺一名副团长，一下子他这个老团长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让他先在师部休息，把伤好好养一养，等待分配。师政委说：“三十八团已经有团长了。”“那我去当副团长。”“这怎么行?”师政委吃惊地望着徐海东。“这有什么?”徐海东无所谓地说，“团长、副团长不是一样领兵打仗吗?再说，我们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在徐海东的再三要求下，师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又回到了三十八团，一板一眼地当起副团长来。与团长、政委通力配合，胜仗照样是一个接一个地打，徐海东的威名在大别山区传得更响了。
“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就是当官没有瘾”
1933年10月以后，由于“肃反”和王明“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的指导，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根据地被分割和压缩成了几个小块，敌我兵力极端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战斗生活了几年的大别山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还在出征前，部队在罗山段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时，徐海东就主动向省委提出请求，自己再担任军长，请中央来的程子华同志当。因为他听说程子华同志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而且他还参加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又曾当过中央红军的师长。他想，不论是从文的方面还是武的方面来说，程子华同志都会比他这个“青山在学”毕业的军长强，这样二十五军就能少受些挫折、少走些弯路，主动要求做副手的举动大家却不一定都能理解。一时间言论也多了起来：“老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还不是被‘老三’(指肃反中被抓的所谓“‘第三党’的人)咬了的。”“不!听说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听了这样的议论，徐海东只是笑一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到后却静不下来。他知道徐海东性子急，又要强，怕他听了这些话会受不了，就专门去找他，给他解释。听了省委书记安慰他的话，徐海东反倒笑了起来。他对省委书记说：“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干什么不是为了革命呢?想一想以前我还是个窑花子呢!”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肺腑之言，徐宝珊大为感动，他深深意识到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徐海东变得更加成熟了!
“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经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说后心中十分不安。他想，自己在出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后不久就病倒了，1940年以后，几乎就是在担架和病床上度过的，自己并没有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怎么能接受这么高的军衔呢?
恰好，周总理来大连，又到他住的文化街75号看他。徐海东一见到总理就说：“总理，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总理一向钟爱这窑工出身的虎将，爱他的军事才华，更欣赏他胸怀宽广、光明磊落的性格，不由得紧紧握住这位老兵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你不要让了，给你授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同志几次“让官”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和共产党的襟怀。
在徐海东同志身边的日日夜夜 周尚珏 胡英波
我们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五九年，那时他刚从大连迁来北京，党组织分配我们负责他的健康。去前，我们得知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已有十九年卧床不起了。承担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心里多少有些紧张。见面时，出乎意料，他虽然躺在床上，但精神十分饱满。他一见到我们，满面笑容，热情招呼，问长问短，谈笑风生，有时竟大声地笑起来！见到这种情景，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心情顿时消失了。
我们开始给他检查身体，首先见到他下颌前边的牙齿全是假的。我们正要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已会意到我们的问题，笑着用手指示左耳后面的伤疤说：“一次战役中敌人的自这里打进，从口中穿出，下牙就被打掉了！”哦，这是多么危险啊！如果子弹再偏里一点，不就打入脑子吗？我们再检查下去，就见身上、腿上、臂上弹痕伤疤竟达十七处之多。我们心中不禁惊讶地想：他是一个多么骁勇，又是怎样从战火中活过来的人呢？但这些弹痕，已成了革命者与敌人生死博斗的见证，都已记人革命史册！而现今折磨着他的身体的病痛却是另一种严重的情况：他患着严重而广泛的肺结核所造成的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症和慢性支气管炎，肺功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平卧在床上，气吁着，唇、指因缺氧而发组，两肺布满湿性锣音，象水泡样随着吸气而鸣响。由于长期卧床不能活动，四肢肌肉都萎缩了。一眼望去，就知道是个严重的肺病病人。唯一不相称的就是他那饱满的精神和特有的爽朗的笑声！
从此，我们就要负责这位受人敬仰的首长的健康了。一方面他的病情是这样的严重，另一方面他的精神面貌又是那样的乐观豁达。我们应当理解这种不相称的表现呢？
以后，从日常谈话中，徐海东同志的夫人周东屏同志给了我们答覆。徐海东同志祖上六代窑工，出身贫寒，但自幼性格倔强，胆大骁勇。由于父母年迈不能扶养，自己不愿寄人篱下，十三岁就离开家乡。为了糊口，到处流浪，做过各种苦累活，真是无依无靠！直至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精神上才有了寄托，看到前途光明！于是在党的指引下，进入部队，努力学习军事，并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参加了革命军北伐。从这时开始，直至一九四○年病倒为止，整整过了十四年极其艰苦的戎马生活。这期间与敌人作战从未间断。在战斗中，徐海东同志虽然身为指挥员，但是常常奋勇当先，率领战士冲锋陷阵，因此身受枪伤比比皆是，使得敌人闻风丧胆！正是这种为革命置生死于度外的长期战争生活，培养成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徐海东同志对疾病始终抱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原因。
徐海东同志患肺结核是一九三二年发现的。那年八月间，在转战鄂豫皖途中，连续行军作战二十三天未能休息，待休息后第一次咯血。一九三八年在胜利地打下平型关战役之后不久，又投入抵抗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这时发生了第二次咯血。但战争在继续，没有休息和治疗的条件，紧张而艰苦的生活不断地摧残着徐海东同志的身体。一九三九年九月，徐海东同志随刘少奇同志到华中工作，在途经河南竹沟时，发生了大咯血。是少奇同志命令把他抬到江北指挥部的。一九四○年一月，在周家岗战役之后又发生大咯血，从此病倒了。虽然海东同志病情如此严重，但他时刻不愿脱离为之献身的革命队伍，急切想恢复工作。鉴于海东同志病情过重，华东局党委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海东的健康极为关怀，复电海东同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这样，徐海东同志才不得不休息下来。抗日战争的后五年他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但实际上并未停止工作，仍旧参与指挥作战。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他随后方机关转移到山东。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央指示他离山东赴大连休息（当时大连已解放）。到此海东同志才得到有效的药物治疗。肺结核得到治疗，却遗留下严重的肺功能损害，以致不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了。
周东屏同志的介绍使我们对这样一位病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革命的事业造就了革命的人生观；一位老革命家的光辉形象就在我们面前。从此我们对他更加热爱，更觉亲切！
八年间我们在徐海东同志处工作，深感到不仅要学习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还要学习他对工作严肃认真和对群众关心爱护的优良作风！
徐海东同志的重病迫使他大部分时间卧床，每天只能分两次坐两、三小时。由于肺功能严重受损，几乎离不开氧气，生活全靠别人照顾。病情本来是不允许他工作的，但是他每天坚持听读文件和报纸，重大问题还要请秘书或有关同志向他详细讲述。出于他的健康情况，我们加以劝阻时，他总是说：“我是中央委员，不参加中央的会议怎么成？”一九六九年召开党的“九大”时，正值林彪对徐海东同志进行残酷迫害的时候。当他接到被选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时，心情十分激动，不顾病躯，坚持要参加大会。他认为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出席大会本身就是对敌人阴谋的揭露和打击，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大会。徐海东同志曾讲过：“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他是身体力行这句话的。一九六○年他不顾重病，主动担任了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每天他要用数小时的时间口述或审阅战史文稿，并且经常请编辑人员来开会讨论。这样繁重的工作是他的健康情况所不能承担的。由于过度劳累，一九六二年夏，又突然大咯血。大量的咯血，致使血压下降，心脑供血不足，意识朦胧，病情极为严重。医院组织了抢救组，日夜护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还安慰大家说，他感觉很好，让大家不要紧张，注意休息。一旦病情稳定，他脸上又露出那特有的笑容！!
徐海东同志极为平易近人，关心群众。闲时，他喜欢和警卫员谈天，讲革命历史，讲战斗故事，谈时事，谈思想，关心同志们政治上的进步。他经常用党的历史和自己的革命经历教育大家，勉励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去时就更高兴了！他谈笑风生，我们也毫无拘束，谈起来真是畅所欲言。大家和首长在一起，总是处在欢乐的气氛中！徐海东同志还很关心群众生活，见面总是问长间短，从家庭到个人，无不关心。有的警卫员家庭困难，他就让周东屏同志设法补助。一九六○年经济困难时期，部队送来了一些黄羊肉，他马上分给大家。我们在那里工作时间晚了，一定要留下吃饭，并总是嘱咐周东屏同志给我们做些好菜吃，然后再用自已的汽车送我们回去。凡此种种，虽然都是些小事，但革命的温暖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自己只留得一付病残身躯的革命家，也未能逃脱林彪的魔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先是从政治上给他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唆使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围攻他，批斗他，妄图把他打倒；之后又从肉体上摧残他，停止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取消我们对他的治疗。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位为革命立了大功，百战疆场未被敌人杀死，久患重病未能丧生的钢铁战士，竟被林彪、江青一伙残害致死了！
一年后，我们得知徐海东同志逝世的消息，照顾过他的同志无不悲愤填膺！知道他在临终前还嘱咐家人暂时不要把他逝世的消息通知我们，以免在敌人还猖撅时使我们受到连累，同志们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沉痛地掉念我们曾多年照顾过的老首长！他那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责任心，以及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老干部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徐伯怕家做客 张明鸣
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刮起后，湖北省委“瘫痪”了。我看见爸爸张体学被戴高帽、“架飞机”……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活。我那时才十五岁，在家想离开家，离开家又想家。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终于回到武汉。舅婆见我回来了，满面笑容，拉着我的手直往里屋走，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我心想：“老舅婆笑得这么好，准是好事！”到了里屋，舅婆悄悄地对我说：“可出头啦！你老子（二月）十六日到北京去了……。”听舅婆说完我才明白过来，是周总理把爸爸从“造反派”手里要出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了。
第二天，我上街看大字报。刚出家门，就碰上韩东山伯伯（当时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她是特意来找我的。她叫住我，对我说：“爸爸叫我来告诉你，徐海东伯伯来电话，说你爸爸叫你去北京，而且越快越好！”
我半信半疑：“真的？”
“真的！谁骗你不成。”
看她那认真的样子和说话的口气，不象是开玩笑。我相信了她的话，高兴得连声“谢谢”也没说，转身跑回家，向舅婆讨了三十元钱，连夜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
二月下旬的北京，正是严冬时节。天空灰蒙蒙的，干冷的北风，吹得人直打寒颤。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下了火车，便直奔爸爸一位老战友家，请季阿姨帮我打听徐伯伯家的住址。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打听到徐伯伯家的电话。要通了电话，徐伯伯知道我到了北京，立即派车来接我。
我坐上徐伯伯的汽车，想起了一段往事：那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徐伯伯从外地返回北京时，路过武汉住了几天。我那时还小，听爸爸说要带我们去看望“徐大将”，心里还有点儿害伯哩！那次徐伯伯穿一身深色的旧呢制服，坐在圈椅上，一说话脸上就露出笑容，和蔼可亲，丝毫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威风凛凛”的“大将”。回家后我问爸爸：“徐大将为啥老坐在椅子上不动，叫别人抬着他走路哇？”爸爸说：“唉，徐大将战争年代得了严重肺病，连呼吸都困难，怎么能走路呵……”从爸爸讲过以后，我才知道，徐伯伯一直与疾病进行顽强地斗争，甚至躺在担架上还在指挥战斗，是位坚强的、了不起的人民将军！
我正想着，忽然汽车鸣了两声嗽叭，驶进徐伯伯家的院子。周东屏妈妈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呵呵笑着，迎了出来。她象我舅婆那样牵着我的手，领我去见徐伯伯，一边走一边说：“你徐伯伯听说你这么快就来了，简直高兴坏了。他叫人赶紧去接你，叫我给你收拾床铺。你看，床铺好了。这间是你徐伯伯的外屋，这间屋子安静，徐伯伯怕你在家睡不好觉，说要让你在这里好好睡一觉。”
我跟在周妈妈身后，看着那柔软的枕头和洁净的床单，偷偷地抹去滚落在脸上的两滴泪珠，走进了徐伯伯的卧室。卧室里简单朴素，没有一件奢华的摆设。就是一张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老式台灯和一摞文件；床的另一边立着一只氧气瓶，整个屋子空空荡荡。徐伯伯半躺半坐地靠在床上，脸上没有笑容，似乎心事沉重，在思考什么问题。见我来了，徐伯伯伸出手握了握我的小手，叫我坐在床前，问我说：“妈妈呢，她不能来呀？”
“妈妈还好。她，她在机关，来不了。”我不由得撒了个谎，隐瞒了妈妈被关押、批斗、扫厕所的境遇。
徐伯伯“嗯”了一声，又问我家里其他人和武汉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打倒你父亲，你想不想得通？”
我看着徐伯伯，摇了摇头，意思是“想不通”。
“不光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在下面勤勤恳恳干工作的同志，都成了‘走资派’，都打倒了！那些不干工作的人，现在却一步升天，红得发紫。我看红得发紫，是要紫得发黑的！湖北的工作，中央和毛主席过去是肯定的。造反派‘炮轰湖北省委’，江青说什么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CC特务’，要打倒；张体学工农出身，参加红军时还是个小鬼，没有历史问题，也要打倒，而且连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倒霉！”徐伯伯眉头紧锁，脸涨得通红，越说越气：“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我看好人都要被他们打光了！”
周妈妈见徐伯伯喘着气，激动了，忙说：“海东，孩子刚来，说这些干什么？”
“好吧，不说了。东屏，你去给体学打个电话，就说孩子到了，今天太晚，孩子先住在这里，叫他放心。”
不一会，周妈妈打完电话回来，说爸爸一定要让我到他那儿去住。徐伯伯笑了笑，说：“也好，不去体学是睡不着觉的。”我点点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徐伯伯。
当天晚上，我见到爸爸。父子俩谈得很晚很晚。听爸爸说，他一到北京，徐伯伯就打听到他住的地方，把他接到家里，炖了两只肥油油的老母鸡，让他饱饱地吃了一顿。在饭桌上，徐伯伯给大儿子文伯下了道“命令”，让文伯每个星期六告诉厨师做好吃的，接爸爸“打牙祭”。那天，徐伯伯还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让爸爸用“两分法”看待自己，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群众运动中的各种意见，要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徐伯伯对爸爸说：“说你是‘三反分子’，我不同意！我们是穷苦人出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跟党走了几十年，现在怎么会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红的说不白，白的也说不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给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徐伯伯的话，对爸爸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爸爸还告诉我，要我到北京，也是徐伯伯出于对爸爸的关心而决定的。当时，爸爸虽想找个孩子来和他作伴，但考虑到长时间没有回家，不清楚里的情况，因此有些顾虑，害怕连累我们，不敢和我们联系。徐伯伯对爸爸说：“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想办法联系……”临睡之前，我问爸爸：“和我们来往，徐伯伯不怕‘沾边’？”爸爸说：“徐海东可不是那种人！”
严冬过去了，春天来了，爸爸和我成了徐伯伯家的常客。每逢星期六，周妈妈和文伯哥早早就打来电话提醒我们：“今天是星期六，没忘记吧……”。“明鸣，今天星期六啦，你们下午一起床就来，一定要来，不然，你徐伯伯又要发脾气啦！”爸爸和我每次到徐伯伯家，都象回到自己的家，无拘无束，温暖舒适。徐伯伯不是和爸爸谈谈话，就是让爸爸阅读一些文件，了解了解外界的情况。每次吃饭，徐伯伯是一定要穿好衣服，让人把他抬到饭厅，陪爸爸一起吃饭。看到我们吃得香，吃得多，他就满意了。饭桌上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具有大别山风味的瓦罐鸡汤、红间猪蹄、夹干扣肉……却都是徐伯伯特意叫周妈妈准备的。
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边”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许多无辜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的老干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当然，到徐伯伯家的客人，也有受冷遇、碰一鼻子灰、很快离去的。记得三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爸爸和我刚到徐伯伯家，突然，在北京开什么会的王效禹打电话来，说他的老婆要来“看望”徐伯伯。爸爸听说这位“革命领导干部”的“夫人”要来，便想告辞回去。徐伯伯坚决不让爸爸走，他命令式地对爸爸说：“饭准备好了，你走什么？你不会拿几份文件，到东屏房里去看！”爸爸“藏”好后，王效禹的老婆来了，但坐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晚饭时，徐伯伯说：“我最恨那些投机取巧、出卖灵魂的家伙，对这些人千万小心。王效禹叫他老婆来，你晓得他安的什么心？”我心里想：“怪不得王效禹的老婆来去匆匆，原来是徐伯伯懒得理她！”
七月下旬，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掀起了一股反军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当时中央文革成员、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戚本禹，秘密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冲击中直招待所，把爸爸抓走，尔后又抄了徐伯伯的家，并对徐伯伯进行野蛮的围攻和恶毒的诽谤，妄图把徐伯伯打成“勾结党内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黑后台”。我听说徐伯伯家被抄，以为这是因为爸爸受到的牵连，心里难受极了。当时见不到爸爸，又不敢到徐伯伯家去，只好含着眼泪给周妈妈打了个电话告别，返回了武汉。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可亲可敬的徐伯伯了。
后来我才知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早已把徐伯伯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他们对徐伯伯既怕得要死，又恨得要命。“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采取种种卑鄙下流的手法，罗织罪名，一心要把徐伯伯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九六九年十月，他们以“战备”为名，强行把徐伯伯“疏散”到郑州，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迫害。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著功勋的徐伯伯含冤去世。
如今，每当我想起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就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徐伯伯……
海东受迫害的经过 周东屏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对忠心耿耿为党为民药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海东同志就是被迫害中的一员。
自从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事件揪海东为“百万雄师”的黑后台及“军内一小撮”以后，一直到他一九七○年含冤而死，受到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海东同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经百战，身上被打了十七个洞没有被打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出高价悬赏，没有抓到他，而是叫一伙祸国殃民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害死了，这不能不激起我对林彪、“四人帮”无比的愤恨！
一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海东同志写信“叫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事情是这样的：海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关心，按党的组织原则，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和提出自己的看法。海东同志在信中提的三点建议是：（一）中央领导权必须交给那些一贯忠于党忠于主席的人，真正地达到主席所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的人；（二）现趁主席、刘主席及其他首长都在，一定把那些危险的“定时炸弹”给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三）在党和主席直接培养教育下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要他们将革命的光荣传统传给接班人。这三条是叫“毛主席下台吗？”是“让毛主席交权给刘少奇同志吗？”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在陈伯达、戚本禹的教唆下，抄了海东同志住地，把这封信的底稿抄去了。奇怪的是抄到了这样重大的“罪证”，却默不作声，对外还否认抄了徐海东的家！
林彪、“四人帮”又捏造说海东同志与贺龙同志密谋“二月兵变”。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当时海东同志的秘书未经请示私自给贺办打电话，将贺帅的国产红旗大轿车要来给海东同志坐。车来时海东同志还在休息，秘书把他叫醒后，才把他将贺帅的车要来的情况报告海东同志。海东同志听了十分生气，严厉批评秘书说：“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做，贺老总工作这么忙还要打搅他。今后做什么事必须要先报告。”贺帅的红旗车已来了，海东同志决定同我和家里人一起去看望贺帅。海东同志很高兴的在贺帅家玩了近一个小时，就返回来了。林彪、“四人帮”就说海东同志这次去与贺帅密谋“二月兵变”。后来又造谣说，徐海东“支持刘震、成钧、张廷发、何廷一夺空军党委和吴法宪的权。”当时，海东同志听了感到莫名其妙，他说：“张廷发、何廷一同志我都不认识，我怎么当了他们的黑后台呢？”海东同志的“罪名”一个接一个从天而降，说海东同志“手伸到全国全军”、“在大连召开黑会”、“夺总参和军兵种的权”，说海东同志是“张国焘的黑干将”、“彭罗的黑干将”、“刘少奇的黑干将”，说海东同志“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少奇同志讲得好，“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党中央已把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海东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
林彪、“四人帮”迫害海东同志的手段是非常凶狠毒辣的。因海东同志九次负伤，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他们就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对外就造谣说海东同志是病死的，该死的。
一九六七年“七·二○”事件后，停发给海东同志文件，拆除电话，禁止与外界来往。由于海东同志不能自己活动，身边总有警卫员照顾，直接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对于林彪、“四人帮”整海东不服，就办他们的“学习班”。当这些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时，他们就将海东身边工作的乐广田、马贵锁、秦明范、吴世界四位同志及炊事员、管理员等全部调走或复员。为了在精神上折磨海东。他们进行“床前批斗”，用拳头顶着躺在床上的海东同志的额头，逼着他承认一贯反党；逼着他向毛主席请罪。在生活上，他们撤走所有直接照顾海东同志的工作人员后，海东的一切全靠我和孩子们照应。冬天每天只给烧四个小时的暖气，开始烧得烫手热得受不了，突然又抽进凉水，使温度猛然下降。因海东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肺结核、哮喘、气管炎、肺气肿等疾病，百分之八十的肺失去了功能，受不了这种折磨。我们只好买了七个火炉子，来保证海东屋内的温度。海东自一九六二年大吐血后，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离不开氧气。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邱会作突然下令，命令解放军总医院不再供给海东同志一切药品和氧气。我和孩子们向当时中央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紧急情况。可是几天过去了，犹如石沉大海。不得已我们买了几个氧气袋，乘出租汽车到北京郊区九龙山氧气厂去充氧气，用来维持海东的生命。海东是个久轻风霜的老战士，当他知道了这个严重的情况后，仍然很冷静，为了争取时间，他要我们把氧气放到最低限度。有时因氧气不足，他呼吸很急促，大颗的汗珠从额面上滴下来，嘴唇和手指甲都变成青紫色。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都碎了。海东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但他对这种情况实在想不通，曾伤心地对我说：“东屏，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一个战俘都不如了。”在这种喊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的情况下，我的心情非常矛盾。我早就想去找敬爱的周总理，但我得知周总理的处境也是非常困难，而且每天全国有多少事要他操心。海东也一再说，不要去麻烦总理。海东开始发烧了，我们没有治疗的药品，可是也不能眼睁睁的让海东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我要文伯冒着被抓的危险，找到了王震同志，把海东同志被断药、断氧的这一紧急情况报告给他。王震同志不避风险，火速地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四月十二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他立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恢复了对海东同志药品和氧气的供应（周总理的指示现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办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中陈列着），这样海东同志才算得救了。
林彪、“四人帮”为了进一步迫害海东，一九六九年一月，将大儿子文伯进行“隔离审查”；又将女儿徐红隔离，不准回家；我的大儿媳黄浦西也被“特殊照顾”送到河南总参“五七干校”。我实在无法，只好将两个孙女由阿姨带回安徽合肥和农村去。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家庭，被拆得四分五散。家里还有一个病残的儿子。我和小儿子文连承担了全部家务。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由于林彪下达了“一号命令”，海东同志被强迫疏散到河南郑州干休所。我们到郑州后，什么东西也买不到，连油、米都不供应。我只好叫文伯从北京把家里的油、米、挂面运到郑州。就在送东西到郑州的途中，林彪死党刘丰派人去火车上抓文伯。幸亏文伯在车上及时发现了情况，才免遭逮捕，终于把急需的东西送到了郑州。随同海东到郑州的秘书，实为监视海东的人，他警告我说，如果文伯来郑州就要抓起来。因为这种原因文伯未能见到他日夜想念的父亲。在郑州他们不给药品，就连常服的酵母片也不给。我叫文伯给在江西的王震同志写信报告这一情况，王震同志极为关心海东，马上寄来急用药品，结果被在江西的林彪死党扣了。韩先楚同志得知海东没有药用，以警卫员的名字，寄来了一些药品。文伯未能见到父亲，他到武汉去找张体学、韩东山同志，请他们帮助给海东买药。文伯到武汉后，得知刘丰造谣说，徐海东在郑州要吃进口药、要吃九斤以上的老母鸡等。在郑州，王新不准干休所的老同志与海东来往，并要这些老同志与海东划清界线，说海东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毕占云同志和刘彩霞大姐帮助我们买了点菜，就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
一九七三年，张体学同志告诉我，周总理主持解决河南问题时，林彪在河南的死党交待说，林彪给了他将“徐海东置于死地”的旨意。他采取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的方法将徐海东置于死地。事实正是这样的。在郑州海东住的房子是多年没有人住过的，一烧暖气灌了满地水，使海东患了重感冒，引起了肺炎。经一五三医院的李士峰大夫积极抢救，病情稍有好转。他们又把李大夫调回，把护士撤走。这样，海东的病就由肺炎发展成肺脓肿。我们要求从北京派医生来会诊，他们拒绝了。我们又要求在郑州请医生会诊，他们采取“拖”的办法，推脱说找不到合适的抗菌素。直到海东临终前才找几个人来会诊，郑州铁路医院一位姓宋的女医生提出了正确的治疗意见，可他们马上把她“轰”走了。海东就这样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了，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含冤去世了。海东逝世后，他们还规定：“不准登《人民日报》、不准登照片、不准写评价、不准送花圈、骨灰盒上不准覆盖党旗。”
三
在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时期，海东同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国庆二十周年，海东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豁出去的准备，他想在天安门上见到毛主席时，把他对林彪一伙的看法当面揭出来。但是，林彪一伙扣了海东上天安门的请柬，剥夺了海东见毛主席的机会。海东遭受打击迫害时，反复教育全家说：“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野心家、阴谋家们会暴露出来，肯定长不了。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遇到的困难比现在大都战胜了，要相信我们党会战胜他们的。党和人民了解我，毛主席、周总理了解我，知道我徐海东是个什么人。我对党对人民问心无愧，我不怕半夜鬼叫门。但是，我身体不好，这一天恐怕看不到了，你们是能看到的。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海东讲的现在已实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彻底为海东平反昭雪，并作了公正的评价；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了追悼大会。海东，你可以含笑于九泉了。我和孩子们一定继承你的遗志，学习你的革命精神，把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浅谈徐海东的军事指挥艺术 徐占权
徐海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坚持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次打破了敌军的大规模“清剿”、“围剿”等，体现出了他机智灵活、多谋善断、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一
“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是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显著特点。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3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25军和摧毁鄂豫陕苏区。面对敌军的大举进攻，徐海东根据程子华所介绍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坚决主张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方针，充分利用苏区内的人民、地理等有利条件，最大限度地调动敌军，分散敌军，疲惫和沮丧敌军，造成和发现其过失，乘机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以粉碎其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采纳了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6月初，徐海东等率领红25军由湖北郧西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直插敌东北军第67军侧后雒南庾家河(今属丹凤)一带，迫敌改向北进。6月中旬，徐海东等为了进一步调动、分散和疲惫敌车，率领红25军包围了商县县城，攻占了富水关，占领了青山街，并乘胜于16日袭占荆紫关，夺取了敌第44师的后方补给站，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并使“围剿”之敌疲劳、沮丧，士气低落、逃亡、疾病严重，减员很大，特别是敌第44师多数连队都减员三分之一以上。紧接着，徐海东率领红25军西进，6月25日进到鄂豫陕苏区边缘的黑山街，7月1日进入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待机歼敌。7月2日，当尾追之敌警备第1旅进入红25军的设伏地域后，徐海东指挥红25军突然向其发起进攻，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徐海东在率部参加的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江以北地区的作战，都坚持运用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实行先疲后打，连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二
实行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徐海东指挥红军作战的基本战法，也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时，曾明确指出：“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我们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对此，徐海东有深刻的感受。
1932年11月1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由于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忽视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基本实际，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他们为了实现中共临时中央制定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计划，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形势做了错误的估计，“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他们错误地认为：敌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农村中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起来”，我们今后的总任务是消灭苏区内的敌人，“夺回中心城市，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运动战打成一片”，“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又错误地认为：在鄂豫皖苏区的敌军已处于守势，红军进入“反攻时期”，要求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并于1933年3月7日发出《鄂东北通讯》，号召苏区广大军民“趁热打铁”，“夺回中心城市”，“首先夺回七里坪、红安县、新集、宣化店”，“恢复整个苏区”。徐海东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脱离鄂豫皖苏区实际的决定，坚决反对冒险进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围剿”鄂豫皖苏区之敌总兵力这时仍有15个师零4个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超过红25军近20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无改变；苏区的全部城镇和交通要道及广大农村仍被敌军控制着，敌军仍在加紧构筑堡垒，不断进行“追剿”、“进剿”、“清剿”，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七里坪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集镇，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称大小雾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特别是敌军于1932年12月占领七里坪后，即在其周围加紧构筑碉堡、围墙、壕沟，设置鹿砦、铁丝网，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对红军的进攻造成很大威胁，尤其是红军没有重武器，难以攻克。他坚决主张实行运动战，在运动中不断调动敌军，并根据敌情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趋利避害，创造战机，打击敌人，削弱其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
然而，省委拒绝采纳徐海东的这一正确意见，贸然命令红25军于1933年5月2日向七里坪发起围攻，至6月13日，历时43天的七里坪战役宣告失败，红25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部队却折损过半，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随后，又在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中，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鄂豫皖苏区的革命形势更加严峻。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使其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这些严重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确实是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倾错误所形成的”。10月16日，省委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全面检讨了省委的工作，作出了关于党、政权、红军、群众丁作等方面的决议，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并坚决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徐海东按照省委确定的新的斗争方针，会同吴焕先等率领红25军等，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实行运动战，纵横驰骋于鄂豫皖3省广大地区，先后胜利地进行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打破了敌军3个月“围剿“汁划，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根据地，显示了运动战的强大威力和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中，打击的目标主要是运动之敌或立足未稳之敌。在七里坪战役之前，他在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土平章的领导下，乘敌第35师孤军冒进、装备较差、情况不熟、立足未稳之机，指挥所部会同友邻部队在河南光山西南的郭家河(今属新县)，全歼其第103旅第205团及其第104旅第207团2个团，取得红25车重建以来的首次大捷，给大规模划区“清剿”之敌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苏区军民的斗争决心和胜利信心。
另外，当着敌人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时，徐海东即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调动敌于运动之中予以歼灭。劳山战斗的胜利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9月15日，他同程子华率领红25军长征到达陕比苏区后，于18口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他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9月26日，蒋介石发现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并获悉中共中央正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兼程北上，惊恐万状。为了阻止红一方面军同红15军团会师，并消灭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刊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与此同时，他先后调集13个帅零5个旅的兵力，对陕甘苏区加紧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摧毁陕甘苏区。据此，敌东北军第67军由中部(今黄陵)向北进犯，军部率第107师、117师进驻富县、洛川等地，第129师一部进驻甘泉，第129师主力和第110师进至延安。为了打退东北军第67车的进攻，徐海东等鉴于其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围城扪·援的战法，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主力利用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形隐蔽集结，伺机歼灭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10月1日，敌东北军第110师师长何立中率2个团从延安沿公路南下，回援甘泉，途中留1个团以便策应。是日14时，其先头部队进至红军设伏地域，徐海东当即命令第81师1个团向该敌发起突然攻击，并切断其前进道路；红78师骑兵团适时出击，又切断其退路；红75师和红78师主力从公路两侧向敌发起进攻，经5个小时激战，将敌今歼。是役，红军共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3700余人，缴长短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80余挺，炮12门，战马300余匹，电台1部。接着，红15军团主力南下，于10月25日，再歼榆林桥守敌第107师第619团和第620团4个营，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为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运动战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因此，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运动战时，首先妥善地处理了“打”与“止”的关系。特别是在红军实行退却、转移、佯动、奔袭、迂回、追击时；当面之敌的兵力过大，或占领巩固的阵地，或各路敌军靠得很紧，刁；好打时：有时战斗打成僵持局面，为避免陷入被动，他都主动地率领部队走。但是，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为消灭敌人创造战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点上。”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进行运动战，必须忍耐待机。徐海东指出：战场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必须善于隐蔽自己的行动和企图，忍耐待机。并加强侦察，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适时发起攻击。在袁家沟口战斗中，为了分散敌军，徐海东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毅然率领红25军西进至苏区中心区袁家沟口地区设伏，终于达成了战斗的目的，全歼警备第2旅，彻底粉碎了敌军对鄂豫陕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再次，徐海东在进行运动战中，坚持从战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运用广泛的游击战，也不拒绝必要和可能的阵地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从而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显示出他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
三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是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以弱胜强、屡挫强敌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尘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只有给敌以歼灭性的扪‘击，才能有效地减杀敌人的锐气，才能获得较大的缴获补充自己，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胜利。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始终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战争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具有很大的盖然性。无论是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下，他都始终保持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兵力，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主力使用于一个方面，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兵力的相对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和保持战场的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诸如在榆林桥战斗中，他鉴于敌东北车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包围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集中主力隐蔽集结于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带，伺机歼灭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结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另外，红25车和红28军的郭家河、潘家河、葛藤山、长岭岗、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和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也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所指出的：“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避强击弱，出敌不意，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紧紧把握的重要关键。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他认为弱小的红军对于强大的敌军作战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拣弱的打。如在郭家河战斗中，徐海东会同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认真地考察了敌第35师刚到郭家河地区接防，它对情况不明，且立足未稳，孤立、突出，装备比较落后，战斗力比较弱，周围敌军又不易迅速增援，等等，即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一举歼其2个团，取得了红25军重建以来首战的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为尔后的反“围剿”胜利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采取迂回包围，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主要战法。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总是采取四面、三面，至少两面包围的部署。即以一部兵力置于正面，主力从敌人翼侧迂回，断其退路，从敌人侧后发起攻击。与此同时，还控制了强有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从而取得了反“清剿”、反“围剿”作战的接连胜利。
速战速决，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兵力弱小，而且武器装备没有来源，打破敌人一次“围剿”之后，又必须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敌人每次“围剿”，不仅兵力多，而且队势又较密集，红军打其一路或一部如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则将迅速靠拢，不但难以解决战斗，反而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的战役战斗上始终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速战速决。如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石塔寺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击溃敌警备第2旅5个营，毙伤其200余人，伤其旅长张飞生，俘团长以下官兵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胜利地打退了敌军的追击，并创建了华阳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袁家沟口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全歼敌警备第1旅，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围剿”。这种战役战斗上的速战速决，不仅支持了红军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也显示出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实质，充分体现了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进行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这也是他指挥弱小的红军屡挫强敌的力量源泉。他认为：红军的作战，是群众性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只有密切依靠人民群众，广泛进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时，特别重视争取人民群众的积极赞助，一分善于选择良好的阵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并采取出敌不意、打敌不备、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和广泛运用袭击，伏击和远距离奔袭等战术手段，充分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不怕牺牲涟续作战，等等。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红15军团的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等等，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所取得的，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总之，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所表现出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和他所创立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的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永远保证“打的赢”和“不变质”，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
徐海东的“三问” 姜少勇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徐海东大将，为革命事业累垮了身子，长期住院疗养。每逢有同志前去看望，他总是念念不忘地要询问人家三个问题：一是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二是经济上贪污了没有?三是同老婆离婚了没有?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超乎常情，不尽人情，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相见，怎么也要留点面子，讲点客套，板着面孔提“三问”，是不是太有点不近人情了?但是通过这开门见山，同时也是切中要害的“三问”，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位老将军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拳拳心、浓浓情、深深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徐海东大将的“三问”于今仍有很强的教育警示意义。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一个政治态度鲜明不鲜明、政治头脑清醒不清醒、政治立场坚定不坚定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人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不能犯政治错误。道理很简单，政治上不坚定，就必然导致政治信仰的丧失，政治原则的放弃，政治纪律的违背，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绝非儿戏。再说这经济上贪污了没有。无数事实表明，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人之所心头变昏，眼变花，嘴变馋，手变长，心变黑，则往往是从贪占开始的。同老婆离婚了没有，似乎有干涉人家婚姻家庭生活之嫌。其实，老同志们都知道，5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部队军官离婚的风潮，他们当官了，掌权了，神气了，于是瞧不起“土里土气”的妻子了。这种在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不良现象曾严重影响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与威望。因此，“同老婆离婚了没有”实际上就是成为能否过好“美人关”的代名词，是检验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晴雨表”。
如今时代不同了，但如何过好政治关、金钱关、美女关，仍然是摆在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严肃课题。近年来，陈希同、王宝森、孟庆平、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高官的纷纷落马，都是因为没有过好这三个“关口”而失足成为历史的罪人。而要过好三关，就必须要真正像徐海东大将所期望的那样：革命胜利了，当思来之不易，永不脱离群众，永远艰苦奋斗，永葆政治本色。以自己的模范言行，扎实做好“三讲”的表率，积极实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三个代表”的要求?
海东同志在病中 黄岩
每当忆起与海东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许多感人肺腑的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在安徽叶集召开了红军占领正阳关的庆功会上，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把我介绍给徐海东同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两道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讲起话来，一口湖北口音，但铿锵有力，非常生动。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可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师长了。我早已慕名这位打仗勇敢、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今天看到他，心里格外高兴，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以后，我又陆续和海东同志见过几次面，印象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当时，日寇由南京、明光、蚌埠等地出动二千余人向津浦路西、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的桂顽专员及其部队闻讯而逃。而我新四军四支队在徐海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于周家岗、玉屏山等地与敌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激战。敌人死伤一百六十余名，俘敌三名，敌人被迫仓皇而逃。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由于紧张的战斗使海东同志疲劳过度，旧病复发，肺部大出血，使这位意志坚强的人不得不暂时离开战斗部队。新四军军部决定他到安徽藕塘一带疗养，由团长程启文同志率一加强营保护他的安全，并配给他一个卫生所。就这样，海东同志化名“李副官”来到了藕塘一带，我当时是新四军四分区政委，我们的部队常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和海东同志见面机会较多。海东同志虽在病中，但他总想为党为人民多作点事，一边养病一边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的思想情况，关心部队的建设。他经常让医务所人员给老乡看病，而常在他身边的只有他爱人周东屏同志。在他的提议下，随他行动的部队常给老乡抢收抢种，挑水送柴。新四军的干部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思想问题、有争论或矛盾时，都乐于找海东同志解决，他总是耐心诱导做说服教育工作，告诫他们要搞好团结，使争论的双方都心服口服，使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屡打胜仗。
藕塘一带是三角斗争区，有国民党顽固派和日本鬼子，斗争十分复杂。新四军二师师部住在津浦路西一带，一些团以上的负责同志肖望东、张劲夫、余立金、成钧、梁从学等经常来看望他。我们和他见面后，海东同志总要询问军情及形势，同我们谈部队的建设、打鬼子和打国民党顽固派的经验和战略战术。我们在他面前毫无拘束，畅所欲言。由于海东同志战功显赫，威名远扬，敌人总想千方百计地寻找他的踪迹。我们大部队要打仗，经常在海东同志身边的队伍只有一营兵力，我们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新四军二师政委谭震林同志到分区来时对我们说：“徐海东同志是我们军队的一面旗帜，不能倒，也不能给敌人抓去，要精心给海东同志治疗，确保他的安全。”因此，我们总想多派些部队保护他，但他坚决不肯，说不要分散部队的战斗力，他自有对付敌人的办法。海东同志充分估计到当时的形势，采取了经常变换住处的办法与敌人捉迷藏。当地群众得到敌人扫荡的消息就直接送信给他。所以，敌人虽然经常围剿，但也经常扑空，反而使我们大部队掌握了主动权，常常歼灭敌人。海东同志见到我们时风趣地说：“没想到我这个病人还能吸引这么多敌人的兵力，这也是对革命的一点贡献呢！”
海东同志的谦虚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虽然负伤多次，亲自指挥过几十次大小战斗，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归功于伟大的党，归功于伟大的人民。在一次闲谈中，我讲到直罗镇大捷毛主席称他是“有大功的人”时，他连连说这都是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领导得好，他还特别提到彭德怀同志是他学习的榜样，他说彭总指挥果断、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平易近人。彭总的西北保卫战真是立了大功，我们都应向彭总学习。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海东同志立足于藕塘一带，病中指挥战斗，使新四军在津浦路西一带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大的队伍。
解放后，他搬到北京，我也常去看他。那时生活条件好了，地位高了，但他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外，从不要国家照顾，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在他的病稍有点起色的时候，就急着去各地参观学习、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
海东同志在林彪、康生、“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离开了我们。他留给我们的是崇高的革命品质，顽强的战斗意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这些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徐海东同志的英名将留芳百世，光照人间。
大事年表
1900年6月17日，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原黄陂县）夏店区徐家窑一个六代窑工家庭。
1909年春，在原籍喻家祠堂上私塾。
1912年，辍学，在家随哥哥学手艺当窑工。
1924年夏，共产党员吝积堂回黄陂开展革命活动。在吝积堂同志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1925年4月8日，经吝积堂、李树珍同志介绍，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派他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担任副班长、中士班长。
1926年4月，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经党组织同意，离武昌，南下广东。
5月，在广东韶关附近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九连代理排长。
8月，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率领一个排，歼灭军阀吴佩孚四个炮兵连，受到全师通令嘉奖，被正式晋升为少尉排长。后又参加进攻武昌等地的战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党组织帮助下离开武汉，返回黄陂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6月，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河区农民自卫队大队长，领导农民自卫队打击地主反动武装。
7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河区区委决定农民自卫队分散活动。返回徐家窑，以窑工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8月，党的“八七”会议后，在窑工中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在徐家店、上屋湾和邓俞咀建立党支部。
10月，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鼓舞下，与田道生、丁彩光、田耕三一起，组织领导攻打夏店雨坛寺“缉私营”的武装暴动。夺得武器后，重新整编农民自卫队，转移到陂孝交界之苎麻岭山区打游击。
11月，奉黄陂县委命令，率领农民自卫队参加支援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黄陂重建党的工委，担任工委领导下的游击大队分队长。
1928年秋，任黄陂县委常委、军事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
1929年初，领导夏区“年关暴动”。失败后，转移到黄陂塔耳岗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底，鄂豫边区党委将游击队组成五个教导队，任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
1930年4月，任黄陂县赤卫队大队长。
5月，任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
10月，任黄陂县补充六师（实际上是赤卫队）师长。
1931年2月，第五教导队编入中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任警卫二团团长。
3月，警卫二团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任团长，后任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
1932年5月，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四师师长。
7月，任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9月，任鄂皖工作委员会委员。
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二十七师来到金家铺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领导的英山独立团、六安、霍邱、霍山独立营会合，组成东路游击师，任副司令兼师长。后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任七十九师师长。
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任七十四师师长。
1933年2月，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
5月，对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错误决定，提出反对意见，未被采纳，围攻七里坪失利，部队损失过半。
6月，七里坪撤围后，红二十五军向皖西转移，在皖西坚持斗争。
10月，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向鄂东转移，途中被敌人切断，率七十四师一部折回皖西。皖西北道委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任军长，在皖西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到达鄂东后，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增补为鄂豫皖省委委员。
1934年4月，与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商城县豹子岩会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
5月以后，与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打了许多胜仗，粉碎了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七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
11月，根据中央指示，为准备长征，与吴焕先等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从皖西转移到鄂东北。
11月11日，省委遵照党中央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长征。改任副军长。
1935年初，在鄂豫陕省委（由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开展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和吴焕先、程子华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广泛发动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7月，红二十五军跨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得知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鄂豫陕省委在陕西子午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西征，配合中央红军北上。陕南留部分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
8月，红二十五军到达甘肃陇东地区的泾川，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代理红二十五军政委和鄂豫陕省委书记。
9月，在陕北豹子川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
9月18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
10月，率领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
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到陕北甘泉县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
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徐海东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11月下旬，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并肩战斗，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2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举行东征。他率领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河北前线，对日作战。在山西孝义县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同志决定两军团分路活动。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逼近太原，直取晋西北。
5月，东征军回师河西。红十五军团回到陕北略事休整。中旬，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