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粉碎敌人围攻，军团长（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计划着给敌人主力以致命打击。在荒山僻野的陕北丘陵地带，他选上了劳山--这条槽形的山地，作为敌人葬身的坟墓。
九月的陕北，阳光仍然炎热灸人。徐海东同志带着我们去看地形。他那高大的身躯不时从这里走到那里，一会儿卧伏着窥视，一会儿向山顶搜索，好象要把每一条通路、每一个高地、每一株树木都印到他的脑子里似的。公路在山下平静地躺着，象条白色的带子横铺在山槽里。“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我暗暗想。
军团长和我们仔细地研究了情况，设想了敌人可能采用的一切办法。最后，我们选择了距右侧约十余里长的一条苍绿的山峦，作为埋伏的地方。
从情报知道：敌人驻延安的一○五师，要换防路过甘泉。军团长命令二十六、二十七军分别阻击可能来至延安和甘泉的援敌，让我们二十五军担任伏击敌人一一○师的任务。我当时在七十五师二○五团三营当副营长，我营的主要任务是：让敌人主力进入峡谷以后，聚歼敌后卫，并侦察敌情，寻伺发起攻击的战机。
作战计划传达到连队后，红军战士们无不兴高采烈。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这是到陕北来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
头一天，战士们埋伏在山后的深山密林里。我站在山谷入口处的小山顶上，了望着北面，感谢劳山茂密的树林，给我们筑成了一条绿色的屏幛。透过绿叶可以清楚地看到公路上人来马往的情形，还可以看到公路对面约三四百公尺高的光秃秃的陡坡。两山入口处，活象一只口袋。而我营正提着袋口的绳子。回头向山后看去，在深绿的地毯上，衬出一片黄色的花点，那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在这种情况下，最怕的就是空中侦察。我不安地抬头看看天空，会不会有敌机飞来侦察……还好，并没有带来不愉快的征兆。
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
日头渐渐升高了。远处偶尔出现骑着骡子的者百姓。微风轻轻地吹来，吹得树叶沙沙响。可是难得听见有部队移动的声音。但是我知道，在这沙沙的细语中，跳动着多少焦急激动的心。他们为着胜利正忍受着荆棘的刺扎和野草的搔痒，而不让自己的身子动一下。
寂静的时间过得这样慢。树影子渐渐向东倾斜，滑过战士们的身子。直到太阳偏西了，仍不见敌人的踪影！
估计情况，敌人是不会出来了。因为，敌人晚上是不敢行动的，必须在天黑前抵达甘泉宿营。如果敌人是黎明出发，来到劳山大约是晌午时分，难道会有变化？……红军战士多次伏击的经验，使我知道：要耐心等待。
第二天，太阳正顶了，仍没见敌人的影子。又过去了约一小时左右，我心里开始嘀咕：“难道今天又落空？”
忽然前面闪过一个人影子，那是我们的侦察员。他告诉我敌人来了，没有带重武器。一会儿，在望远镜中，我也看见了一群黑点慢慢地向我们这个方向移动。我兴奋得什么似的，连忙通知身旁的通讯员，叫他作好准备，并马上报告团部。
敌人渐渐走近了。可以看到他们那用油布卷起来的旗子了。从山顶望去，简直象一串串搬家的蚂蚁。
敌人快进山谷了。看得清楚：是二路纵队前进。按照军事术语来说，这还是战备行军呢！我暗暗想：“不管怎样，得请你钻进我们的口袋！”
放过了敌人的便衣侦察队，放过了搜索排，放过了尖兵连。三三两两的敌兵，不断地用刺刀撩拨路旁的野草，不时指划着对面的高山，和这面的绿林地带。停了一下，又匆匆地前进了。我眼睛直发红。多愚蠢而又胆小的家伙啊，只能吓唬野草中的小兔子，对着荒山耍威风，我们蹲在他头上，他就看不见！
时间很快地溜走，敌人却在慢慢地移动，比蚂蚁还要慢。我看了看我身边的战士们，他们都象我一样，竭力抑制着自己，屏着气，圆睁着虎眼，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的心真是痒痒的。我知道：如果这时便向上报告，胜利也是稳拿在手心！不消灭他千儿八百，也得杀他个落花流水！但作为一个具体单位的指挥员，心里越急，就越促使我想到更多的问题：军团长的计划，歼灭更多敌人的雄心，又不断地提醒自己：“沉住气！”我仍然趴在树林深处等待敌人，等待时机。
想克制这种心情，要拿出多大的劲啊！我的心快跳出来了，眼睛紧紧地盯住公路。好不容易，用步枪护卫着的小旗子（连旗）过去了。后面跟着电台的一杆较大的旗子（团旗）过去了。我心里默数着：一杆，二杆……。接着又是二杆更大的旗子（师旗），后面还跟着许多骑马的官儿们也过去了。我知道：敌人已走过了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再往远处一看，黄沙烟雾在逐渐消散。我看了看表，正是两点钟。
“是时候了！”闷在肚里的一股热气，一下跑了出来，心也好象飞出去了。说实在的，与敌人在血火中搏斗过来的人，打仗并没有什么稀奇，但看见这样多的敌人象鱼儿样地游进了网，却禁不住心里怦怦跳。我连忙把情况报告了团部。这个消息经过电话线一直传到总指挥部。我可以想象到，徐海东同志接到电话后沉着地下达命令时的情景……
“嘀嘀商嘀哒哒哒嘀嘀”冲锋号响了。接着，漫山遍野响起了嘹亮的号声，在山谷中互相应和着。指挥员们摇起了红旗，象绿色的海洋上浮现出一片红霞。千军万马出动了。战士们跳了起来，端着枪随着我象猛虎扑羊似地冲下山去，把敌人尾巴截断。手榴弹在敌人头顶上爆炸，刺刀上直冒红光。敌人象釜中之鱼，东游西窜；象粪坑里的蛆虫，乱爬乱拥。敌人想向对面山上逃跑，好不容易爬上了峭壁，又被红军的枪弹撂了下来。刚一转身，红军战士的刺刀，又迎头闪晃。战场上响起了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成群的敌人，无心再为蒋介石的内战卖命了，乖乖地举起了双手。个把钟头，一一○师后卫部队四个连全部被歼。
大口袋的口子收拢了，敌人一个师象包子馅一样被包围起来。我安心地开始整理队伍。不远处仍回响着喊杀声。徐海东同志从山背后转过来了。看见我在跑来跑去，忙叫：
“老罗，怎么样了？”
“完成了任务。”我指着满地狼籍的电话，弹药、轻重机枪和成串的“奉天造”步枪和一大群俘虏，不自觉地流露出一股喜气。徐海东同志并不热衷于看这些俘虏，紧接着又问：
“伤亡多少？”
“三十个。”
“现在带着你的营和我的特务连去支援二○四团攻击敌人占据的小寨子，黄昏前一定要拿下来，不让一个跑掉！”
说完，他带着他的两个通讯员大踏步地走了。我看着他魁梧的背影暗想：“徐海东同志又是到战斗最紧张的地方去了！”这时，特务连连长来向我报告。
从他嘴里我知道：甘泉、延安援敌已被阻击在山外，全线聚歼战斗正在胜利进行。但狡猾的敌人师长带了直属队连同部分主力约一千余人，乘我们冲下去的空隙爬上了我们曾经埋伏过的山岭。并倚恃着不知多少年前的石寨子，居高临下向我们顽抗，企图挨到夜晚向甘泉逃窜……
山谷中传来激烈的枪声。我看看表，这时已三点钟了。
时间不容我多耽搁。我忙带了连长去查看情况。部队由营政治委员作了简短的动员，也跟着开了过去。
半小时后，我们绕过山后的小道。趁敌人在前山顽抗，我们踏着从来没人走过的山路，穿过矮小的树林，踩着滑湿的苔藓、野草、乱石，悄悄地匍匐着从石寨背后爬上去。
后山上总指挥部传来一阵号声。紧跟着我的司号员告诉我：徐海东同志在鼓励我们加快前进。前进！军团长同志！我们保证不辜负你的希望。
战士们一鼓气地摸上了石寨，象神兵似的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我的两个手榴弹也跟着扔向敌人群里，眼看着敌军纷纷倒下。小山上又响起了遍山的冲杀声，二○四团的同志们也冲上来了……
“……哒哒嘀哒哒嘀”，胜利的集合号又响遍山谷。总共不到三小时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师的敌人无一漏网。伪师长、副师长都被击毙，士兵多做了俘虏。
我们清点着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并以它作为攻克道住铺（永宁桥）战斗的本钱。紧接着，直罗镇一仗，配合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又获得辉煌的胜利。
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陕北苏区仍巍然屹立着，成了人民革命的堡垒。
四坡村反击战 关盛志
一九三五年八月，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我们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来到陇东地区，在兰西公路一带打击敌人。二十日，我军在白水镇一带与敌一○五师激战一天，将敌全部打垮，歼其一个多营，亲自来该旅督战的敌师长马鸿滨也险些被生俘。翌日拂晓，全军同志在军长程子华、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同志率领下，冒雨向（氵内）河挺进。
（氵内）河是陇东地区主要河流--泾河的一条支流。平日，河里水浅，两岸群众经常从这里经过。下午两、三点钟，先头部队来到河边，大家卷着裤腿，扛着步枪、机枪，手拉着手涉水过河。程军长、吴政委先后随部队和军部过了河。徐副军长随后卫二二三团正准备过河时，突然，山洪爆发，河水骤涨。咆哮的洪水卷着泥浆奔泻而来，有的同志被淹没指滔的急流之中。大家只好就地宿营，等待水势下降。当时，我在二二三团当通讯员。徐副军长安排我们团住在离（氵内）河大约有二、三里远的四坡村，自己便带着警卫员观察地形与水情去了。
四坡村座落在一个原上，是个不大的庄子，有几十户人家，大部分是窑洞，也有少量土房。部队经过八个多小时的冒雨行军，又冷、又累、又饿，个个淋得象落汤鸡似的，衣服全部湿透了。进了村，做饭的做饭，搭地铺的搭地铺，烤衣服的烤衣服，准备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几个通讯员跟团首长察看完地形，安排好警戒后，在房子里生起了火，大家脱下身上的湿衣服，围在火堆旁烤着。一会儿，屋里热乎乎的，有的同志开始打起了瞌睡。
“砰！砰！砰！……”，一阵激烈的枪声在村子东边响起。“有情况！”大家立即穿上没完全烤干，还冒着热气的衣服，连扣子也顾不上扣，就提着枪，跑出了门。
风雨中，只见敌骑兵，挥舞着马刀，喊着“冲啊！”“杀啊！”蜂涌似的向我住地冲来。位于村东北角的三营首先与敌接火，他们凭着房屋土墙与敌人展开近战。
这股敌人是马鸿滨的一个骑兵团。他们妄图趁着倾盆大雨进行突然袭击，消灭我军。情况万分危急，等我们发现时，敌人已冲到跟前了。
一阵军号响过，一、二营也迅速投入战斗。重机枪连架起了四挺重机枪，不停地向敌人扫射。
“徐副军长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一听说徐海东副军长亲自来我们团指挥战斗，干部战士心里都象燃起了一既火。徐副军长英勇善战闻名全军，指挥我们打了很多胜仗。一九三三年，在他当师长的时候，一次攻打山头，山上守敌凭着险要地形，用猛烈的火力，阻止我军冲锋，白天攻了六个多小时没攻上去。傍晚，发起总攻时，徐海东同志把手一挥喊道：“跟我来！”亲自提着大刀、手榴弹，带领同志们往上冲，他一边冲，一边用手榴弹炸，用大刀砍，大家见师长带头冲锋，个个勇猛如虎，很快攻上了山头，消灭守敌一个团。徐副军长总是这样，哪里战斗最激烈、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凡是他指挥的战斗，很少有失利的。多年来，他和其他军首长一起，指挥我们多次粉碎了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打破了敌人对我围追堵截的计划，因此，每次战斗，只要徐副军长在场，我们就有了主心骨。这次，在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徐海东副军长的到来，使我们对取得反击战的胜利更加充满了信心。
我们团部设在村中间的一个院子里。四周是不到一人高的土墙。徐副军长手里拿着马鞭，湿透了的衣服上溅了许多泥浆。大概是道路泥泞难走的缘故，来到团部时，还气喘吁吁。他问团长：
“敌人多少兵力？”
“一千余人。”
“从什么方向来？”
“泾川。”
徐海东副军长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子弹“嗖嗖”地从头顶上飞过，打在身后的墙壁上，土坯纷纷脱落下来。他仍然站在那里，仔细地观察着。
敌人又组织冲锋了。在机枪的掩护下，个个如亡命之徒，杀气腾腾的狂叫着，手上的马刀闪着凶光。敌人象潮水一样向我压来，我军的处境相当危险。徐副军长看到了情况的严重性，放下望远镜，沉着地对团里领导说：“一定要顶住。”敌人越冲越近，当他们冲到我轻重火器的有效射程以内的时候，徐副军长喊声“打！”我们集中所有的重机枪、轻机枪、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
子弹象雨点一样落在敌群里，冲在前面的一连骑兵一个个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拥上来，但是立刻又被打回去。敌人的督战队举着明晃晃的马刀，逼着匪兵们往前冲。四坡村被淹没在一片叫骂声、冲杀声之中。
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在敌侧后响起，给了正向我扑来的敌人以很大杀伤。与此同时，又传来一阵熟悉的号音。
“是吴政委他们！”大家非常激动地说。
军政委吴焕先带领部队在敌侧后打响的消息，给了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激励着大家更顽强的战斗着。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又迅速补上来。有的同志受了伤，担架队要抬他们下去，可谁也不愿离开火线。
狡猾的敌人急忙调整了兵力，除一部分火力对付侧后外，集中了全部力量，从正面向我们发起了更疯狂的进攻。面对着穷凶极恶的敌人，徐海东副军长的两眼放射着愤怒的光芒，他沉思了片刻，和团里领导同志商量了一下，转过身来对通讯员命令说：
“命令一营从右翼反击！”
“命令二营从左翼反击！”
“是！”通讯员行了个军礼，踏着泥泞的小路，向一、二营的阵地跑去。
我军形成了对敌夹攻之势，三营和重机枪连在正面打，一、二营从两侧打，大家无不佩服徐副军长的指挥艺术。密集的子弹从几个不同方向飞向敌群。他们一看骑在马上目标太大，一个个从马上跳下来，伏在地上向我射击，敌我双方互相对峙着。
这时，一个通讯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徐海东同志跟前，喊了声“报告！”。
“什么事？”徐海东问。
“吴政委负伤了”。
“啊！……”徐副军长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焦急而又关切地问：“伤势怎么样？”
“很重。”通讯员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回答。
原来战斗打响后，军长程子华和政委吴焕先听见枪声，迅速研究决定：程子华同志留在南岸，吴焕先同志和军干部教导队前去支援。吴政委带领一百余名同志，冒着被急流卷走的危险，涉水过河，绕到敌侧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开火。愚蠢的敌人连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自己的背后出现一支部队。敌人受到了沉重打击，急忙抽调一部分兵力对付军教导队。子弹呼啸着落到阵地上。吴政委伏在机枪旁，拿着望远镜观察，亲自指挥两挺机枪向敌人射击。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都被打退了。忽然，一颗子弹飞来，吴政委的头部中弹负伤，伤势非常严重，医生正在抢救……。
吴焕先同志是鄂豫皖边区早期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他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参加重建红二十五军和领导红二十五军各个阶段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在部队中享有崇高威信。徐海东和吴焕先一九二七年秋一起参加黄安暴动，尔后，又一块坚持斗争好多年，转战万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互相支持，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是最亲密的战友。现在，徐海东真想马上去看看老战友的伤势，但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全体同志多么需要他继续指挥打退敌人的突然袭击啊！他只好含着眼泪说：“一定要全力抢救！”他又详细地询问了教导队的战斗情况，通讯员一一作了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告诉同志们，坚决配合二二三团把敌人消灭掉，为吴政委报仇。”通讯员说声“是！”便消失在风雨中。
干部战士听到吴政委负重伤的消息，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
此时此刻，徐副军长把悲痛都集中到对敌人的仇恨上，他说，我们要以牙还牙，彻底消灭这股敌人。
他的话音刚落，“坚决消灭敌人，为吴政委报仇！”的口号声响在阵地上空。愤怒的火焰在每个人心中炽燃地燃烧着。泪水模糊了视线，大家迭擦眼泪，向敌人射出了一颗颗仇恨的子弹。
徐副军长见全线出击的时机已到，便命令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
顿时，口号声、冲杀声响成一片。干部战士手中的各式轻重武器又更加愤怒地吼叫起来。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人仰马翻。敌团长马开基见势不妙，慌忙从地上爬起来，想骑马逃跑，可是，刚上马，“叭！”的一声，他从马上一头倒栽下来，一命鸣呼了。蒋介石的这个忠实反共走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匪兵们见团长被击毙了，都纷纷抢马逃命，有的马失去控制，张开蹄子四处奔跑，人马互相拥挤着、践踏着。我们一边追、一边打。四挺重机枪又发挥了威力，敌人逃到哪，机枪子弹就象炒豆似的“噼噼啪啪”跟到哪。在我猛烈的火力的扫射下，敌人逃进了一深沟。这条沟三十多米深，约六十米宽，几公里长，一头通往塬上，一头通到（氵内）河边。敌人妄图顺着沟避开我火力，从（氵内）河方向逃跑。可是，进了沟，就陷入了灭顶之灾：沟里积了水，马蹄陷在泥里拔不出来，敌人想弃马逃跑，但泥很暄，跑不动，他们连滚带爬，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浆，狼狈极了。顷刻间，敌人的骑兵成了泥兵，活马成了死马。我们一下冲到沟沿上，用机枪封锁住两头，敌人真是插翅也难逃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有的还躲在马肚子底下负隅顽抗。这时，徐副军长赶上来了。他把牙一咬说：“狠狠打！”又是一阵子弹、手榴弹。有的同志一边往下扔手榴弹，一边叫着：“叫你尝尝红军的厉害！”硝烟弥漫了战场，破片四周飞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爆炸声、惨叫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敌骑兵团覆灭的哀乐。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骑兵团全部被歼灭了。
战斗结束后，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吴焕先政委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干部战士无比悲痛。夜幕降临了。大家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沉默着，哭泣着。徐海东，这个使敌人闻风丧胆、无比刚强的军事指挥员，在鄂豫皖革命根援地游击战争最困难时期，在长征路上，全军被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都从没掉过一滴泪；而今自己最亲爱的同志牺牲了，他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颗颗滚落下来。
第二天，（氵内）河的水位下降了。部队过河后，在南岸的一个村庄附近，军首长把全军同志集合起来，沉痛悼念在反突袭战斗中牺牲的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程军长、徐副军长先后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号召全军同志，继承吴政委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团结一致，多打胜仗，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
部队要出发了。我们不时地回过头来，默默地向北岸眺望，再看一看永生不能忘怀的四坡村，再看一看吴政委的坟墓，向敬爱的吴焕先同志告别：吴政委，反突袭战斗胜利了，敌骑兵团消灭了，我们为您报了仇，请安息吧！
红旗招展，军号嘹亮，我们在程军长、徐副军长的带领下，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徐海东“雪中送炭” 陈兴
陕北的冬天，比鄂、豫、皖和陕南来得早，冷得多。
11月中旬就下了场雪，结了冰，寒风刺骨。从鄂皖革命根据地万里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指战员，有的穿着薄薄的棉衣，有的还穿着单军装，普遍感到难以抵御北方的冬寒。徐海东、程子华等军团部领导人多次研究，要供给部想方设法给部队添些衣服，加厚被絮，买此羊肉，买些山药蛋，使指战员能过个温暖的冬天。
就在徐海东筹划如何解决红15军团度过冬天这个难题时，一天傍晚，中央红军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诚来找他了。他们互相问好之后，杨至诚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徐海东说：“这是为这件事来的。”
徐海东接过纸条一看，是毛主席写给他的，要向红15军团借2500元钱，以解决中央红军当前的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看完信，心里十分不安。他深深责怪自己只想到红15军团过冬问题，没有想到党中央、中央红军的困难，现在倒要毛主席亲自写信借钱，这太不应该。他羞红了脸，自责地拍了下脑袋，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
杨至诚看见徐海东脸红了，以为他有难处，连忙说：“你们转战一年多，一定也有不少困难，更是没有钱，就不要为难。”
“你说到哪里去了！”徐海东有点难为情说，“我们有钱，请你先回，明天我一定派人把钱送去!”徐海东平时很少过问经济帐目，不清楚红15军团现在究竟有多少钱，他只知道原先有七八千元，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送走杨至诚后。他急急忙忙来到供给部窑洞前，听到里面传来噼噼啪啪的算盘声，便走了进去，只见会计正在油灯下算着帐。
“给部队的钱发了没有?”徐海东问。会计抬头一看是军团长，连忙站起来，以为徐海东是来催促他们快给部队发钱，便答道：“我正在赶着算分配账，明天，最迟后天，就把钱发给部队。”
“还没发就好。”徐海东接着问，“还有多少钱？”
“只有7000块钱多一点。”会计皱着眉头说。
“哈哈，还有这么多哪，真是大财主！”徐海东高兴地说，“怪不得有人说，供给部是‘守财奴’呢。”
“首长，这点钱算什么哪，我算来算去还不够分配，要是再有三五千块就好了，我正在发愁呢！”会计一边说，一边拨拉着算盘算给徐海东听；医院买药要多少钱，部队添冬装要多少钱，部队菜金要多少钱……还没讲完，算盘上已显出上万数目。部队的实际需要与供给部现有家底着一大截子。
“不要叫穷。”徐海东打断会计的话，“等你们查部长回来，对他说，我要你们拿出5000元钱，明天给党中央送去。”
“啊？”会计惊叫了一声，愣了一会儿，怕是听错了，小声问道：“要送走5000块？”
“对！”徐海东点点头。
这7000元钱，是供给部在长征途中一块钱一块钱节省下来的。不该花的钱，能节省的钱，他们一块都不准开销。他们知道，刚到新区，筹款困难；越向北，冬天越冷，需要花钱的地方越多。管理全军团的吃、穿、用，不能不处处精打细算，留些积蓄，以备急用。积累这7000块钱，花了他们不少心血，也挨了不少人骂。现在军团长一开口，就要送走5000元，这真比割了他们身上的肉还心疼。会计忍不住地说：“我们就只有这一点钱，一下送出这么多，我们冬天可怎么过啊！”
徐海东听会计这么一说，心想，是啊，红15军团的生活本来就比较清苦，原计划靠这点家底作些改善，现在送走三分之二多，这个冬天是不太好过了。可是，毛主席来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困难更大，日子更不好过。他望着会计问：“你母亲在吗？”
“在。”会计不知道徐海东问话的用意。提起母亲，勾起了他思亲之情，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娘很苦！我爸死得早，全靠娘讨饭把我拉扯大的。”
“如果你现在和你娘在一块儿，肚子都饿了，你讨到一碗饭，你是自己留着吃，还是送给你娘吃？”徐海东盯着会计的脸问。
“这还用问，当然是让娘先吃。”
“这就对了！”徐海东笑着说，“过去，我们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为了迎接党中央的到来，我们准备3000多人全部牺牲。现在党中央来了，中央有困难，难道我们能不管吗?支援党中央，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就像子女孝顺父母一样！保证党中央，才能保证中国革命。同志啊，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首先要想到大局，不能只考虑小单位利益。”
会计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话，顿时红了脸，低下了头。徐海东临走时，拍拍会计的肩膀，安慰说：“同志，别发愁。财想想办法，困难是能克服的--查部长回来，叫他到我那儿去一下。”
夜深了，徐海东脱衣上炕。他怕睡觉磨破衬衣，就只穿一条裤头，光着上身睡觉。他刚刚钻进被窝，查国祯来了。
查国祯是下部队调查指战员们生活情况去了，很晚才回来。一进窑洞，会计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他来见军团长。查国祯还不到30岁，却象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上身穿一件打补丁的旧棉袄，下身还只穿一条洗是发白的单军裤。查国祯是一个铜板都不乱花的人。他一边走，一边想，军团长的决定是对的，应坚决服从。但部队过冬更困难了，怎样解决这个大难题呢？查国祯一见徐海东，便问：“首长，你找我？”
“是噢，向你要钱啊！”
“我听说了。”
“我同程政委、刘副军团长都说了，拿5000块钱给中央，明天你派人送去。你有什么想法?”
查国祯坐在炕沿上，没有言语。他这个人，平时说话很少，遇上难办的事情，更是默默地自己思量。
“怎么样？真的舍不得？通不通，三分钟。不过，得说清楚，对中央可不能作‘守财奴’。”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查国祯一听急了，委屈地说：“首长啊，跟你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啊！在陕南的时候，你说，我们哪怕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党中央的到来。现在要送去几千块钱，又算得了什么呢！今天，我决不会当‘守财奴’。给中央的5000块钱，我马上就去办！”
“嗨嗨，你这个‘守财奴’，开明啊！”徐海东高兴得一骨碌从被窝里钻出，坐起来，光着上身，嘿嘿直笑。
“哎呀，不要冻着了！”查国祯赶忙给徐海东披上被子。接着，他们一起商量怎么解决部队过冬的难题，怎样把剩下的2000块钱先用到最急需的地方。
杨至诚收到5000块钱后，十分感动地说：“这下可救了我们的急了！”
一天，彭德怀见到徐海东，紧紧握着徐海东的手说：“多谢了！”
徐海东愕然，问：“谢我什么？”
彭德怀笑着说：“感谢你救了我们的急！”
徐海东这才明白彭德怀感谢的用意，连忙摇着手说：“彭司令员，不要客气了。中央来了，我们相想多拿出一些东西，可就是穷啊！”
“是啊，我们都是穷光蛋嘛！”彭德怀哈哈大笑。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赞扬徐海东的这种识大局、顾大体的崇高精神。特别是毛泽东一直记着这件事。多年之后，谈到党中央长征刚到陕北的困难情景时，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元钱啊！那真是‘雪中送炭’啊！”
徐海东同志与红十五军团 刘华清
我们红二十五军在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坚持了两年多的艰苦斗争，虽然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但是由于蒋介石调来二十万重兵长期围攻扫荡，苏区已大部失掉，红军主力继续坚持已有困难，党中央便命令红二十五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到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军越过京汉铁道，在鄂西、豫西地区辗转战斗，由于这里敌情、地形对我不利，不宜建立根据地，在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后，于十二月八日顺利地进入陕南地区。在鄂豫陕边区，我军又战斗了八个月，歼灭陕军数个旅，重创中央军、东北军，建立了两块游击根据地，扩大了地方武装千余人，红军主力除伤亡减员并抽调两个建制连支援地方外，全军扩充到四千余人，比初进陕南时增加了近两千人。
红二十五军在中国革命史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除有党的领导、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外，军首长的正确领导和指挥是起决定作用的。徐海东同志在红二十五军中，先任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以后又任副军长、军长，不管职务怎么变动，他都在军事作战指挥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军几经波折，由鄂豫皖重建红二十五军时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以后多次受到损失，全军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外，长征时只剩下三千人。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鄂豫皖省委执行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而从红二十五军本身来说，它是百战百胜的，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敢于也善于同强大的敌人作战，多次整师、整旅、整团、整营地歼灭敌人，无论大小战斗，几乎每战我军都取得了胜利。所有这些都与徐海东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斗争英勇顽强，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分不开。他负伤九次，不顾个人安危，每战都亲临前线直接指挥战斗，前进的路上有了障碍，他就到前面去，开辟道路，后面、侧面敌情严重，他就到后面、侧面指挥战斗，掩护全军。他那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顽强战斗作风教育着部队，全军指战员都非常熟悉和热爱这位可敬的首长，人人都佩服他的作战指挥才能。战斗中，他走到哪里，哪里人们的胜利信心就百倍地增添。
一、准备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
一九三五年夏，日寇进一步入侵华北，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我华北主权逐步丧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继续北上。红二十五军的领导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于七月十五日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我军的行动方向。徐海东同志提议，我们应积极牵制敌人，保证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顺利北上，将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即使我们这三、四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会议指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是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省委立即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共四千人，西征牵制打击敌人，配合一、四方面军北上。部队经（幸夂皿）屋、佛坪、双石铺，西进甘肃，北渡渭水，截断从静宁至泾川的西兰公路达十八天之久。但因当时不知一、四方面军行动的准确消息，而敌军又日益集中，为避免陷入被动，红二十五军即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
二、进入陕北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二十五军在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经镇原、庆阳县境，途中两次打退敌人骑兵的尾追，于九月三日到达陕甘边界合水县的板桥镇，休息了一晚。大家都知道前面不远就是苏区了，感到十分高兴。在离板桥镇时，军参谋长错误地判断了敌情，改变了军首长的命令，使部队当天早晨出发迟了几个小时，出发前又集合部队讲话，部队刚刚出发就遭到敌人骑兵的袭击。在这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一面指挥前面的部队和军直属队迅速转移，一面飞马赶到后面指挥后卫部队顽强阻击敌人，掩护全军转危为安，但部队还是损失了二百多人。板桥战斗后，我军经太白镇、东华池，沿陕甘边界山区继续北进。这一地区十分荒僻，人烟稀少，部队断绝了粮食来源，偶尔遇到羊商贩，买下了一些羊，才度过了严重的饥饿威胁。九月七日，进至陕北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不久进到永宁山，和陕北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地方领导同志见了面。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创建的。我军进入陕北在永宁山地区休整了四天，很快消除了疲劳。特别使大家感动的是，陕北人民对我军无微不至地关怀。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给我们送粮送柴，慰问我军。赤卫军、儿童团为我们送信、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战士们看着这一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几年前在鄂豫皖苏区，人民也是这样关心爱护我军，可是长征以后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们深深感到：红军有根据地和没有根据地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英勇战斗来保卫苏区，所以，军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两同志要求全军整顿军风军纪，切实执行群众纪律，和群众打成一片，搞好军民关系，同时虚心向陕北红军学习。接着，我军继续向陕北苏区内地进军。中共西北工委为迎接我军，给各级党组织发出了紧急通知，指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有利于加强陕甘和川陕苏区的联系，是苏维埃运动在西北的一个胜利。要求发动群众，开欢迎会、庆祝会、捐送慰劳品，欢迎和慰问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九月十八日，我军在陕北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的一片热烈欢迎声中，到达延川县永坪镇。
三、组建红十五军团
两军会师后，在永坪举行了联欢大会。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会场上横挂“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刘志丹同志和徐海东同志先后讲话，号召两军亲密团结，携手并肩，共同为粉碎敌人“围剿”、巩固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配合主力红军行动而战。徐海东同志还代表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对陕北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的热烈欢迎，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会后，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即在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组的陕甘晋省委主持下，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军团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卫生部、交通队和手枪团，辖三个师：七十五师由二十五军改编，七十八师由陕北的二十六军改编，八十一师由陕北的二十七军改编，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王明路线失败后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块比较完整的根据地，也是我军准备打击日寇侵略的重要前进阵地。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大会师的前奏。这两支军队各有特点，红二十五军装备精良，能征惯战；陕北红军土生土长，同当地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两军会师和红十五军团的建立，对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军团成立后，部队在永坪地区休整了几天，军团徐、程首长指示原红二十五军的同志要认真学习陕北红军的长处，特别要注意两军的团结，要尊重陕北干部、爱护陕北工农群众，要把群众纪律进一步搞好，让军团政治部（大部是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的人）多检查督促，无论对群众还是对陕北兄弟部队，如发生不团结或违犯组织纪律的事，首先要检查我们自己，多承担责任。所以，在这个时期，十五军团内部以及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亲如手足。红二十五军严格的军风军纪，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给陕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四、三战三捷，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为实现消灭我最后一块根据地和红军，使北上红军主力无立足之地，进而达到全歼红军的企图，调集十余万人的兵力，采用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作战方针，于七月开始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陕甘红军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领导下，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先在东线的绥德、吴堡地区击溃晋绥军，接着又转移兵力打击北线敌人。正在这时，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大大增强了反“围剿”的力量。但东北军张学良对此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陕北红军是“土共”，没有什么战斗力，红二十五军刚到，也是疲惫之师，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取胜，当即就由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指挥三个师由中部（今黄陵）经洛川向北进攻。其一一○师、一二九师进占了延安，一一○师一个营留在甘泉，王以哲率军部和一○七师驻守洛川、（鹿卩）县。与此同时，五十七军董英斌部、骑兵军何柱国指挥一○六师、一○九师、一二○师三个步兵师和骑兵第一师、第二师，由陇东庆阳、合水一带向陕北进攻。
根据这种形势，军团领导对我军反“围剿”的出击方向作了研究。有的同志建议向北出击米脂、横山，歼灭井岳秀、高桂滋两师。徐海东同志认为，应南下打击张学良的东北军，如能歼灭其一至两个师，就会很快打破敌人的“围剿”，整个陕北的战局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主张，并决定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派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围攻甘泉之敌，调动延安敌人，中途进行伏击。
原红二十五军的指战员听说军团长决定打东北军，大家立即感到这个决定十分英明正确。我们同东北军在鄂豫皖苏区已较量过多次，歼灭了它成师、成团的部队，比较了解其特点，掌握它的一些规律，与其作战，比较有把握打胜它。徐海东同志在给一个部队动员讲话时很有风趣地说：“同志们，我们红二十五军的‘老朋友’、老运输大队--东北军又来了，又给我们送枪送炮送弹药来了，大家欢迎不欢迎啊？”战士们以震撼山谷的声音响亮地回答：“欢迎！送来的东西照收无误”。大家都说，等着听胜利的消息吧！
红十五军团主力，经过三天急行军，绕过延安，进到甘泉附近。在甘泉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公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形成一条天然的口袋，山上林木茂密，对我军伏击敌人非常有利。徐海东和刘志丹同志带领团以上干部到现场看了地形，对参加伏击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并规定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伏击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接着，他们分头带领部队，进人了伏击地区：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于劳山北八华里地区，担任断敌退路和阻击援敌的任务；七十五师埋伏在劳山以西；七十八师埋伏在劳山和甘泉之间。部队到达预定地区后，随即进行战斗准备工作。十月一日，敌一一○师由延安向（鹿卩）县增援，敌师长何立中错误地估计了红军可以设伏的地区，在到达劳山时，他得意地向参谋长说：“共军诡计多端，我还当他们会打我一个埋伏呢，可是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了。”正在这时，埋伏的红军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一股敌军企图夺占山头，很快被打了下去；有的企图向前突围，又被我手枪团堵住了去路；许多敌军士兵纷纷缴械投降。经过六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一○师两个团，击毙其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俘敌三千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三百多匹及大量武器弹药。战后，以七十八师骑兵团一个连为基础，将手枪团配备战马，组建了军团部骑兵团。战斗下来之后，同志们说，我们徐军团长既掌握东北军的特点，又掌握我军的“脾气”、战斗能力，用兵如神，战之必胜。都说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只用了六个小时。并说东北军够“朋友”，真是雪里送炭啊！咱们长征到陕北，途中消耗了那么多枪炮弹药，这下全补充上了，还送来了过冬的棉衣、棉大衣，这个“朋友”还得好好交往下去。大家兴高采烈，凯旋而归。
敌东北军在劳山遭我沉重打击后，采用构筑碉堡、步步为营的战术，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逐步缩小我根据地，最后围歼我军。为粉碎敌人的堡垒推进政策，军团决定乘胜发起进攻，首先拔除正在修筑碉堡的榆林桥据点。榆林桥镇，驻有一○七师一个主力团加一个营，镇南的洛河冬季可以徒涉，河的南岸是一排陡峭的小山，不便攀登；镇北背倚高原，高原上有新建碉堡，并驻有少数警戒部队。十月二十四日晚，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同志指挥下开始行动，以红七十五师由东向西担任主攻，并派一个营警戒由榆林桥通往洛川公路；以红七十八师由西向东，先歼河西敌一个营，再会攻榆林桥；以八十一师由北向南进攻，对敌形成三面包围，并派出两支部队分别占领了洛河南面的小山和北面高原的碉堡。次日拂晓开始强袭，敌人被压缩到街内后，利用窑洞进行顽抗，我军伤亡较大，后来由于战士的发现和创造，从房上的烟筒向里投掷爆炸物，才迅速地歼灭了敌人。这次战斗，共歼敌四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一千八百余人，在攻坚器材和经验缺乏的条件下，取得了对敌设防据点攻坚战的胜利，对我军战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战后，我军以二二三团、二二五团之两个特务连和陕北一个新兵营及留队俘虏，重新组建了二二四团。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蒋介石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斗后尚未休整并在围困甘泉之际，重新增调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组织新的进攻。企图将红军限制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域，尔后采取南北夹攻对我进行“围剿”。这时，鄜县西南之张村驿、杨家园、东村、套通等地的反动土顽亦乘机骚动。为迎击进犯之敌，肃清顽匪，解决部队的物资供应问题，徐海东同志亲自带领部队攻克了张村驿等据点。正在此时，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来到红十五军团司令部（驻道佐铺）。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向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汇报了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和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对红十五军团的作战情况和部队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表示称赞，对今后行动方向表示同意，并与徐海东、程子华同志一起研究了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整编的问题。接着于十一月上旬在鄜县西北地区，两军会合，组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辖第一军团（一、三军团编成）和第十五军团，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治委员，约一万一千余人。红十五军团，特别是红二十五军的同志，对这次会合、整编感到特别高兴，我军成为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红军，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我军过去几千人南征北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由于不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指挥下，不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以及军事上战略战术上的直接指导，总感到领导上负担重，缺乏把握性。会合后。徐海东同志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有中央直接领导了，今后一切大事、大政方针由中央掌管，我们就照中央指示办，要执行好、贯彻好。他教育部队要服从尊重中央的领导，要求全体干部、党员要保持自觉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保证不发生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那样的错误，搞好同一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团结，克服山头主义，他说，现在红十五军团内，有陕北同志，有中央苏区和各军团来的干部，大家说话要有利于团结，不许讲对方的怪话，互相揭短，一定要向他们学习，互相友爱，亲密无间，亲如兄弟，这样才能巩固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准备夺取新的战斗胜利。徐海东同志对个别领导人在陕北搞的肃反事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反对秘密逮捕刘志丹同志，他说：“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幸而中央来到陕北，很快纠正了这一错误。
两军会合后，为粉碎东北军对我军的“围剿”，中央军委决定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四面包围、突然进攻的战法，歼灭突入之敌，尔后再歼其后续部队。
直罗镇是一个小盆地，三面环山，镇北有葫芦河，一条大道由西向东穿镇而过，镇东有座古老的小寨，是一个口袋形阵地。根据第一方面军指挥部的部署，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一个团继续围困甘泉，一个团在甘泉镇地区配合地方游击队钳制（鹿卩）县、中部之敌，防敌西援；派一个营清扫战场，拆毁镇东小寨寨墙，以防敌利用；以一个连进至镇西阎家村北山，担任警戒，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十五军团主力位于张村驿地区，一军团位于直罗镇东北地区。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敌一○九师进至直罗镇，我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同时以急行军连夜赶到直罗镇，将敌紧紧包围。二十一日拂晓，我两路红军在第一方面军首长指挥下，分别从直罗镇南北两面高山，突然向敌发起猛攻，敌六二五团、六二六团被我一军团大部歼灭，其六二七团被我十五军团大部歼灭，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向北突围多次未成，退入村东小寨负隅顽抗，于二十三日晚向西突围，被我十五军团全歼，牛元峰亦被击毙。增援直罗镇之敌一○六师、一一一师在遭我阻击后亦被迫向太白镇撤退。我两军团分三路乘胜追击，又于张家湾至羊角途中歼敌一○六师一个团。因敌已退入太白镇固守，为争取其反蒋抗日，于二十六日停止追击。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个师另一个团，俘敌三千余人，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直罗镇战役后，红十五军团转移到洛川东北旧县一带休整。为统一编制，军团骑兵团（除二连外）和七十八师骑兵团、少年先锋营均调军委使用。党中央为加强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先后派来一些高、中级干部，以及数百名基层军政干部。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曾产生过这样那样不恰当的想法，但徐海东同志以高度的党性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从不争个人的兵权，他热烈欢迎中央调来的干部，注意团结他们，对他们一视同仁，一样地关心、爱护和帮助。这些同志调来以后，加强了军团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对部队的建设和作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五、东渡黄河，转战晋西北
在日寇加紧对我华北进行侵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山西军阀阎锡山，不仅不抗日，而且把沿黄河二十余县划为防共区，构筑碉堡地带，妄图挡住红军东出抗日的去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打通抗日路线，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发展中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和抗日游击队，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并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七日发布了《东征宣言》。抗日先锋军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组成，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胜利进行东征，军委在延川召开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作战的方针计划，部队积极进行渡河准备，并举行了东征抗日的誓师大会。
根据军委的命令，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随军委行动），于二月二十日晚至二十一日下午，在辛关波以三只小船相继渡过黄河，歼敌守河部队一个连。接着，在义牒镇歼守敌六十六师一个营，进至石楼城郊，因石楼敌设防坚固未战，遂进攻德县蓬门，又歼该师一个营。之后，奉军委命令北进孝义县关上村，配合红一军团歼敌一○一师。当我进至水头镇时，敌已东逃。两军团会合后，为扩大我军声势和影响，决定向孝义县兑九峪守敌一个旅（实际是四个师）进攻，一军团由北向南，七十五师、七十八师由南向北，八十一师由西向东，经一日激战，毙伤俘敌约两个团，因敌兵力过大，我军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双池镇休整。根据当时形势，军委决定：红一军团和八十一师沿同蒲路向南活动，红十五军团向晋中进军，使敌人首尾难顾，以利我军组织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红十五军团于三月十八日由灵石以西之文殊垣出发。徐海东同志因前几天由大麦郊回双池镇途中，骑马摔伤，头破出血，伤势严重，仍不肯留在后方治疗，坚决要求随部队行动，用担架抬着走，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部队北上孝义、文水、交城、清徐地区活动，寻机歼灭敌人，军团骑兵团进至晋祠，直接威胁太原。阎锡山十分恐惧，急调主力防守太原并尾追红军。红十五军团遂于三月二十六日从岔口镇一带出发，由晋中转向晋西北，先后进到娄烦、岚县、静乐、岢岚、五寨、保德、兴县等地，使尾追之敌既打不上又放不下，既达到了调动河西晋军返回河东的目的，又掩护了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八军由神府地区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并把红十五军团的四百多伤病员安全地送回河西。四月上旬，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在临县白文镇会师后，进至圪洞镇与敌遭遇，将敌击溃并歼其两个营。接着从离石以北出发，袭击金罗镇，又歼敌一个营。之后，兵分两路活动，红十五军团在师庄附近的大石头，与敌发生激战，将敌击溃并歼其一个团，活捉敌团长郭登瀛。四月中旬，军团奉命到大麦郊地区集中，尔后进至蓬门地区。
为统一编制，充实部队的战斗力，红十五军团在蓬门地区进行了整编。原二二三团改为七十三师，辖二一七团、二一八团、二一九四；原二二五团改为七十五师，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七十八师番号不变，辖二三二团、二三三团、二三四团；原二二四团三个营分别编入三个师，原八十一师脱离军团建制，调方面军直接指挥。
这时，蒋介石、阎锡山调集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由东、南、北三面向东征红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令陕甘宁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向我陕甘根据地进攻，并企图沿河封锁黄河渡口，妄图聚歼我军于晋西的隰县、石楼地区。为避免与优势的敌人决战，保存抗日力量，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回师河西。根据军委指示，红十五军团于隰县地区掩护中央军委和一军团西渡黄河。在此期间与敌关麟征二十五师发生战斗，歼其一个营，相继阻住了敌人数个师的进攻。五月二日，程子华同志率七十五师、七十八师由罗正堡出发，从铁罗关西渡。徐海东同志率七十三师在罗正堡抗击敌人，完成掩护我军西渡任务后，于五月五日渡过河西。抗日先锋军全部撤回河西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当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五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在延川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庆祝东征胜利。在东征的七十五天中，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红二十八军并肩战斗，共歼灭和击溃敌三十一个团，毙伤俘敌一万七千余人；通过开展“扩红”运动，扩大红军七千余人；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群众发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以后我军出师华北抗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红十五军团入陕后，进至延川王家坪一带休整，总结东征经验，进行西征的准备。在此期间，中央为培养干部，从军团抽调一部分团以上干部去红大学习，同时新任命了一批军团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干部。
六、西征甘宁，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政府仍拒绝议和，对我陕甘根据地加紧组织围攻。东有晋军，中央军，北有陕军，西有甘军，南有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形成对我四面包围的态势，并不断蚕食我根据地，吴堡、霞县、绥德、清涧、延川等地，相继为敌占领。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援助绥远抗战，争取和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军委于五月十八日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之一部在洛川、宜川、神府开展游击战争，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组成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十八军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五月十九日，红十五军团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越过长城，进抵绥远边境的宁条梁，我军七十三师夜袭小桥板镇未克。随即改为围攻，并采取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小桥板围寨的反动武装在外国教堂神父唆使下顽抗不肯投降，我军近逼围寨、修掩体、挖战壕，携带云梯预备登城，还用山炮向寨内轰击，摆出一付攻城的架势；同时，不断向敌人喊话，要求对方派人出来和谈，否则就摧毁全城。这时，围寨墙上传下口信，要求我军先派人进去谈判，为证实对方的诚意，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长唐天际同志派我先到寨墙下与对方先谈判，我同对方谈妥后，又同唐天际同志一起到寨子里同天主教堂神父，民团头头进行具体谈判，并取得了成功，我军撤围，敌人打开城门迎接我军，还送了一些粮食布匹。彭德怀同志赞扬我勇敢沉着，敢于在两军阵前、敌人未停火的情况下前去与敌人谈判，并给我以嘉奖。此后，红十五军团分路西进。七十八师攻克定边，歼敌马鸿逵一个骑兵连及保安团全部，俘敌三百五十余人，缴战马一百八十匹，受到了彭司令员的表扬。接着继续西进，经苦战两昼夜，攻占宁夏的盐池，又歼敌马鸿逵骑兵营及地方反动武装一部，并在该地发动组织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七十五师袭击安边未克。同七十三师继续西进，于六月底攻占豫旺县城歼敌马鸿逵骑兵旅一个营及地方民团一部，缴获战马六百余匹，军团骑兵连扩大为骑兵团。七十三师进占同心城、红城水、下马关、王家团寨等地，并和七十五师协同，围攻韦州，守敌二千余人据寨抵抗，在我击退马鸿逵骑兵旅援兵后，守敌逃跑，韦州被我占领。七月上旬，我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会合，西进到同心城，接着又转到海原东、灵武南、金鸡一带活动，开辟新根据地，并打击小股进犯之敌。七十八师则进至红城水、豫旺地区休整，发动群众巩固新建立之根据地。
不久，全军团集中在豫旺地区进行整训，加强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提高军政素质。彭德怀同志亲自到我军团给团以上干部作政治形势报告，并连续开过几次干部会议，动员布置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师，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涨。
一九三六年八月，红二、四方面军进至甘南。根据军委的战略计划，红十五军团于九月集中行动，按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的序列，西出并南下，向西兰公路挺进，协同兄弟红军，粉碎敌人对我二、四方面军的堵击和追击计划。我七十三师一个团，于十月上旬进到会宁西南，与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会合，不久军团主力于打拉池与四方面军总部会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国民党在静、会地区集中五个军的兵力，分四路向我主力红军追击。红十五军团奉命掩护红一、二、四方面军东进陕甘苏区，在会宁以北地区，节节抗击，采取积极运动防御的战法，三天中在十五里之内辗转战斗，阻击了胡宗南部等八个师及一个骑兵旅的进攻，然后转移到同心城、王家团寨一带休整，并准备打击进犯之敌。这时，敌人以两个师在正面吸引我军，主力分两路向我侧后迂回，形成包围态势，鉴于我军已完成掩护任务，即摆脱敌人合围，转移到豫旺地区，待机迎击敌人。
十一月下旬，为打击胡宗南主力，壮大我军声威，红十五军团全部奉命协同红一军团，会攻山城堡之敌七十八师，红一军团由东南向西北攻击，红十五军团由东北向西南攻击，在二、四方面军部队的配合下，经一昼夜激战，全歼敌一个整旅另两个整团，击毙敌旅长丁德隆，仅十五军团即俘敌三千余人。山城堡战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给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主力停止进攻，向西撤退。这次战斗后，红十五军团即在该地区休整，进行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活动。
七、粉碎敌人内战阴谋，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在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在高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在广大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官兵联共抗日的强烈要求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接受了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对蒋介石的反动“剿共”政策采取了果断的抵制措施，干十二月十二日发动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事变发生后，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妄图挑起“讨伐”战争，继续推行对日投降的反动内战政策。何应钦自任“讨伐军”总司令，调派大批飞机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同时以卫立煌率十二个师，沿陇海路进至潼关地区，企图夺取西安，阴谋发动新的内战。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形势，提出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派出以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于十二月十六日赴西安参加谈判，敦促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援助张、杨准备粉碎亲日派的军事进攻。
根据中央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红十五军团由山城堡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前进，经洪德城、环县、曲子镇、庆阳、西峰镇、泾川、长武、监军镇、乾县，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进到咸阳地区。为打击向西安迂回的敌人，徐海东同志奉命任南路总指挥，统一指挥红十五军团、陕南的红七十四师（红二十五军转移后，在陕南特委领导下，由数路游击师和几个游击大队组成，继续坚持该地区的游击战争）、抗日第一军（原杨虎城部警备二旅第四团第九连及第四连一个排，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起义后，与我陕西省委取得联系，被命名为抗日第一军，全军约七百余人，活动于宁陕、柞水、汉阴、紫阳、洵阳、佛坪等地）及张、杨部两个师，进到西安东南地区，阻击进犯之敌。按照统一部署，红十五军团主力渡过渭水，经兰田、黑龙口，进至商县地区，七十五师进至板桥镇警戒雒南方向，七十四师和抗日第一军准备出师河南。二月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我党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致电该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会议经过抗日派同亲日派的斗争，终于通过了实际接受我党提议的决议案，致使全国范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在此期间，为避免引起摩擦，促进国共和谈的顺利进行，红军奉命撤回陕甘根据地。红十五军团于三日内渡过渭水，进至醴泉、乾县地区。三月初，又经（分卩）州、武长等地，移至甘肃的西峰镇、驿马关地区。抗日第一军改编为军团警卫团。
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根据党中央和总政的指示，红十五军团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在建设模范抗日部队的口号下，在驿马关地区进行了五个月的大整训。在政治思想方面，联系部队的思想状况，进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为加强党政工作，建立了各级政治机关，健全了党的组织，使党政工作得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部队的文化体育活动特别活跃，列宁室也搞起来了。在军事方面，总结了在十年内战中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经验，掀起了大练兵的热潮，进行了班、排、连的战术动作训练和射击、投弹、刺杀等技术训练，开办了机枪训练班，打骑兵、打堡垒、打飞机及沙盘作业等活动均很盛行，各师间互相竞赛、交流经验、参观学习，举行了三个师的大检阅。通过整训，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十五军团六千二百余人，于八月上旬由驻地出发，进至三原之桥底镇地区。八月二十日，部队进行整编，改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军团长改任旅长，将七十三师改为六八七团，七十五师改为六八八团，七十八师分别编入上述两个团，军团警卫团改为旅部警卫营，军团骑兵团调一二九师建制，七十四师上调，脱离军团建制。八月二十二日，部队由驻地出发，二十四日于芝川镇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红十五军团从成立至改编为三四四旅，虽然不到两年的然间，但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在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有力配合和陕甘宁根据地人民的支援下，取得了历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约两个师、另三个旅、另三个团又十五个营、三个连，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红十五军团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战斗的、胜利的历史，是永垂我军战史的光辉一页。徐海东同志的名字将同红十五军团的伟大功绩一起永放光彩！
徐海东与“猴子营长”李学先
1934年6月下旬，张学良制订了7月至10月的三个月围剿我鄂豫皖苏区的计划，使用兵力为15个师又3个独立旅，共70多个团。
他的作战方针是：划区驻剿，竭泽而鱼，一网打尽!具体作战口号：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
面对强敌的攻势，红二十五军以“飘忽的游击战略”，在故人的围追堵截中，展开“运动战”。
东北军远离家乡，思家心切，因此他们急于寻找战机，一举歼灭红二十五军。敌人在武器装备精良的优势下，处处摆出阵地战和决战的姿态。而转战数月的红二十五军，由于连日奔波，早已疲累异常，战斗减员及非战斗减员，使部队只剩下2000多人的兵力。
面对强大的敌人，战士中思想动摇者有；革命意志不坚定者有；开小差者也有。面对这种状况，如果不迅速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战士们的情绪肯定会更加低落，甚至酿成难以想像的后果。
部队从殷家冲向何家冲转移，于途中寻找战机。
1934年7月17日拂晓，红二十五军行至长岭岗南侧高地。徐海东军长站在山岗上，操起望远镜，观察长岭岗敌东北军115师的动态。敌人正架着几门迫击炮，向西南方轰轰隆隆地盲目射击。徐海东看罢，心中象有一道流星划过，灿然一亮。
当时，一营营长李学先正站在徐海东军长的身旁，并肩而立，两人高矮胖瘦差不多，连严肃的面孔也很相似。徐海东看了一会，把望远镜递给了李学先，用征求意见的口吻问：
“李营长，你看看，能不能打?”说完，他就和参谋们谋划去了。
李学先接过望远镜，看见前面山坡上全是敌人，山头上架着的三门迫击炮，象散漫的古钟，正在有一下无一下地响着；还有不少人拄着棍子，散散拉拉地站着、躺着。敌人毫无戒备，而且疲惫不堪。
徐海东又走了过来，李学先对他说：“军长，要不要冲一下试试!”
徐海东没有回答，而是陷入了短暂的沉思之中。一秒、二秒……时间在悄无声息地消逝。
突然，徐海东下定决心似的铁脸一黑，说：
“打!李营长，你带一营攻击岳家沟以西的敌人排哨，我和政委各带223、224团，从左右两个侧翼强攻敌人!”
徐海东部署好兵力，话音未落，李学先已象离弦之箭，带领一营官兵向敌排哨冲去。
会打猴子拳的李学先，时时牢记“静观四风，动游八路”的师训，运动起来，象一只攀崖跳涧的猴子。
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孤岭下，地形狭窄。红二十五军所处山岭，极为有利。从山岭往下俯冲，人借坡势，全营战士象潮水漫坡一样涌下，岳家沟以西敌人的排哨迅速被冲溃。
“缴枪不杀!红军优待奉军兄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奉军兄弟们，赶快投降吧!”
“调转枪口，收回东北失地!”
“穷人不打穷人!”
一营官兵边冲边吼，军事、政治大攻势同时发生效应，敌人如坠雾里，糊里糊涂地缴了枪械，乖乖地举起双手。
李学先在山上时已经判断出敌司令部的位置，敌排哨一解决，他就决定立刻向敌司令部纵深插去。这是一个打起仗来不要命不怕死的营长。不要命，不怕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李学先自己的话来说：“一个雇工，参加革命，根本就没把命放在心上，或者说，在那种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你还敢想命?”战斗中，李学先根本忘记了生死，他只有一个信念：坚决消灭敌人!坚决拿下长岭岗!
沙堤一样的敌阵，在一营潮水般的冲撞下，倾刻间瓦解。敌阵脚大乱，一营迅速接近敌司令部，用手榴弹炸，用机枪扫。敌人纷纷丢枪逃命。
与此同时，左右翼包抄的部队冲了上来，向集结的敌人冲去。
4个小时里，红二十五军将敌两个团的兵力击溃，共歼敌五个营，缴获机枪60余挺，长短枪800余支和大量军用物资。
军长徐海东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看见李学先背插大刀、腰别两支驳壳枪，手提机枪，跳跃灵敏，飒飒爽爽，英勇猛厉的冲锋姿势，他笑着对军参谋说：“这个李学先，打起仗来，勇猛善战，每捷得象个猴子!”
战斗是残酷的，残酷得令人不敢睁眼细看。可战斗的胜利也是喜人的，战士们手里的步枪换成了捷克式，每连还配备了几挺机枪，锃锃亮亮，战士们都兴奋得脸上挂着喜悦的晕光。被俘虏的敌人，被分别集中在山坡上，哆哆嗦嗦地听红军干部宣传革命道理，不少东北军士兵听着听着就喊起来：
“我们要当红军!”他们要求留在红军部队。
李学先说：“好呐!欢迎!咱们一起干革命!”
对要求回家的士兵，李学先十分为难，他挠了挠光光的大脑门说：“喊司务长!”
司务长快速跑来，问：“李营长，什么事?”
李学先把他拉到一边，轻声地问：“营部还有多少军饷?”
司条长十分为难地说：“东奔西跑的，哪有多少钱，还剩150多块!”
李学先说：“够啦，别打哭腔，拿出100块，给奉军兄弟，做回家路费!”
司条长还是十分不情愿：“这些事让军部处理吧，咱们也快揭不开锅了，哪有闲钱给他们。”
李学先说：“军部是军部，咱们是咱们，军部哪能一下子解决那么多问题。再说，他们也是穷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跟了谁，就替谁当兵打仗，咱们不争取，他们就到敌人那边去了。”
司条长听后，半响说：“你是营长，你说咋办就咋办!”
见司条长思想不通，李学先转个角度说：“还想不开。你好好想想，装备这些武器要多少钱?还不是他们大老远白送来的，连运输费都免了，咋也得感谢感谢人家呀!”
司务长咧嘴一笑：这个李营长，一打胜仗，把什么都忘了，把裤子送人，他或许都愿意呢!
补充来的东北军士兵，有的到一营当了战士，有的当了一营教官，大大提高了一营的战斗力。
战斗刚结束，徐海东就让通讯员四处寻找李学先。通讯员气喘吁吁地跑到李学先面前，说：“军长喊你去!”
见通讯员紧张的模样，李学先十分纳闷，是不是有什么急事?他赶紧跟着通讯员去了。
见到了徐海东，徐海东先干咳了几声(因为长期奔波打仗，徐海东已患了肺结核病)，然后一把拉住李学先的手，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坐!坐!”
李学先可没见过军长如此客气过，他不好意思地坐下，又站起来，不知军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徐海东说：“好你个李学先，这次真正认识了你，你打仗又凶又狠，人家说我打仗象‘老虎’，你呢，打起仗来，就象‘猴子’，‘老虎’凶猛，‘猴子’呢，灵活敏捷!干得不错!干得不错!”
被军长面对面表扬，李学先很不好意思，他憨憨的，木讷讷的，忠厚的个性再次表现出来，大大的双手，不断地搓着。
徐海东顿了一顿，说：“‘猴子营长’，猜猜喊你干什么?”
李学先想了想，说：“报告军长，我猜不到!”
徐海东爽朗地大笑起来，说：“给你发奖品!”
“奖品?!”李学先一愣，不敢相信军长会发给他奖品。
徐海东说：“是的，你营上缴的六架8倍望远镜，是很好的军用品，送给你一架，你想不想要?”
李学先半信半疑地问：“军长，你说话可是真的?”
“那还有假，我徐海东哄过你不成?”
徐海东伸手从警卫员手里接过望远镜，递给李学先，又接着说：“以后战斗，你可更要好好干噢!”
李学先接过望远镜，啪地一个立正，说：“是，一定好好干，谢谢军长!”
徐海东说：“谢我干嘛?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呢!长岭岗战斗，‘猴子营长’立了大功呵。”
李学先谦逊地笑了，说：“军人指挥的好!大伙打得出色。”
徐海东认真地说：“任何好的指挥，总要有部队去实施，正是你营的穿插，打乱了敌人的阵脚，使全军包抄和攻击获得了成功!”
徐海东说着说着站了起来，他向李学先挥挥手说：“走，‘猴子营长’，一块散散步去!”
7月的长岭岗，光秃的孤岭，处处满目疮痍，一向直来直去的徐海东今天多了一份情思，他说：“多好的长岭岗啊，多好的苏区，眨眼间，就被变了个样子，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
李学先说：“蒋介石真是太可恶了!”
徐海东说：“这个胜仗真是及时啊!部队就要大转移了，顺手摘到一个大瓜，真是天赐良机啊!”
李学先说：“军长，通过补给，部队的情绪好多了!”
7月的晚霞照在长岭岗上，长岭岗方圆上下，“风送丽霞更显潇，军人含笑情逸飞。”
徐海东想说的似乎很多很多，可他又如何说得清，连月来的苦闷和焦灼，李学先似乎更能理解徐海东的心境。自从给徐海东当了一段军参谋，李学先对徐海东的了解更深了一层。这位大智大勇的军长，不也曾遭到怀疑吗?他虽然力主不打七里坪，不搞保卫战，可当时的徐海东职位不高，势单形孤，他又如何能扭转乾坤，现在打了胜仗，他肯定想到了许多!
徐海东说：“好了，不说这些，你这个‘猴子营长’，一路上，还靠你给我多打几场硬仗呢!”
李学先说：“放心吧，军长，杀头不过碗大的疤，你指挥到哪，我李学先坚决打到啊!”
徐海东点点头，笑了。
徐海东同志二三事 林维先
我第一次见到徐海东同志是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也正是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的时候。当时，我在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特务营一连当指导员。一天，我们连奉命去河口执行任务，回来在石家湾宿营。第二天拂晓，徐海东同志率领部队来到石家湾，准备打敌人从河口来的运输队。那时他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们得知此消息后，就去师部，一是看望首长，二是汇报得知的敌情，三是请求任务。一见面他就搬凳子叫我们坐，问我们连有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团员，执行什么任务，战士们思想情绪怎么样。我都一一作了汇报。接着，徐海东同志就谈起围攻七里坪战斗和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他说，攻打七里坪久未凑效，反而给我军增加了困难，主要是没粮食吃，造成了巨大的减员、伤亡和消耗。说这段话的时候，徐海东同志非常痛心。我们回来后，为了减轻师首长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就把连队里的粮食和买的几头猪送给师部，同时，我们又请示师首长有什么事要我们去办。徐海东同志说：“你们快回去，配合地方干部动员群众送饭、送水、抢救伤员。告诉干部群众，准备转移，以防遭敌人屠杀；粮食物资要贮藏好，不要丢给敌人。”并指示我们连迷惑牵制一下敌人，掩护干部群众转移。随后就告别了。
我们连当晚就转移到七里坪北蔡家湾、方家湾地区。过了两天，我们接到鄂东游击总司令部命令，要我们连到七十四师师部接受任务。连长立即赶到师部。回来后他传达了师部指示，要我们连接受七里坪北香炉山七十四师一个团的防务任务。当时不少同志耽心兵力不足，对完成任务信心不足。徐海东同志说：“根据敌情，敌人最近不会轻举妄动，因为敌人粮食弹药也很困难，不敢远离工事、阵地。群众对敌斗争坚决，封锁消息严密，不易走露风声，敌人很难发觉我军调离，只要你们动脑筋想办法，一定能完成任务。”他还要我们搞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迷惑敌人。我们按徐海东同志的办法，在阵地上扎一些草人，有的还给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远远望去像真人一样。白天派一些战斗小组到敌前沿活动，造成要进攻敌人的假象。在夜间，到处烧些火堆，每到做饭的时候，满山遍野升起了“炊烟”。就这样整整搞了一个星期。敌人认为我军主力仍在这里，因而不敢轻举妄动。又过了几天，住在对面的敌人，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前沿阵地发起了一次攻击。眼看敌人就要接近我们了，在这紧急时刻，徐海东同志命令另外一个阵地上的部队打了一阵炮。敌人一下子被打懵了，急忙退了回去，使我们的阵地转危为安。我们望着怆惶逃命的敌人，都称赞师长这个“空城计”演得好。
不久，省委、军部决定撤出七里坪战斗。在撤退时接七十四师师部命令，让我们连随师部行动。但未接到游击总司令部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连队支部研究，由连长带部队随师行动，我去总司令部汇报请示。我到了总司令部，将情况作了汇报，首长指示说：“你们做得很对，壮大红军主力是全党的任务。”还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以及部队到主力后要注意的事项。我吃了午饭后，告别总部首长，就去追赶部队。到麻城福田河才赶上部队。到了福田河北，师部住在一个庙里。连长同我去师首长处请示任务，师首长决定将我们连改编为师部警卫连。从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徐海东同志了。他经常找我们连的干部、战士、党团员谈心，了解情况。他看到这个连在艰苦的条件下情绪高昂，求战心切，对敌斗争坚决，非常高兴。在福田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发生了战斗，由于敌众我寡，为保持有生力量，部队就转移了。
全军转移到箭厂河苏区，敌十一路军由新县出发向我军发起新的进攻。我军接连在王家湾、长冲打了两仗。在这次战斗中七十四师二二二团一营政委负伤了，徐海东同志让警卫员把我叫去，说一营是主力，没有政委不行，命我到一营当政委。当时我怕干不好，他就给我讲起当前对敌斗争形势和红军干部的成长问题。他说：“敌人新的围剿又开始了，形势很严重，斗争很残酷，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不挺身而出，挑起革命重担谁来挑呢？”又说：“过去红军在前方打仗干部伤亡大了，就要地方上工会干部、农会干部到部队担任军政干部，带兵打仗，不是领导得很好吗？我相信你能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把部队带好。”他的话坚定了我搞好新的领导工作的信心，接着他又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一切行动要从人民利益和人民群众疾苦着想，一定要把军民关系搞好。你看苏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同敌人斗争。没房住搭草棚，生产时把担子放在田头上，把枪挂在扁担上。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放了望哨，他们规定标杆信号，一个标杆倒下，作准备，两个标杆倒下，就转移老人、儿童，青、壮年就拿起枪同敌人斗。群众这种临危不惧，百折不挠的精神多么可歌可泣。我们部队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为群众报仇、为死难者报仇。”他还说：“要给部队搞些吃的，把战士们的生活搞好，使体力逐步恢复过来，提高部队战斗力。”
一九三三年秋冬，正是红二十五军最艰苦的时期，敌人到处修筑据点和纵横交错的封锁线，阻止我军的行动。发现我们在那里活动，他们就前堵后追进行围攻。有时我们饭做好了也不能吃，一日要打几位。敌人在赤白交界处，对群众移民并村，搞五户连坐法，谁给红军做事，拿五户论罪。敌人的保甲制对群众统治也很严，不让群众接近红军。这样就使在苏区活动的部队没有粮食吃，没有房子住，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食宿问题，徐海东同志每到一个宿营地，都是亲自动手协助警卫人员砍柴草、搭棚子，发动战士挖野菜，剥树皮充饥。有时搞到点粮食，他总是留下很少，多数送给军首长和伤病员。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也总是给伤员送一些去。当时我军枪支弹药也很少，一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主要靠缴获敌人枪弹、物资来装备补充。不少战士都是一边打仗，一边从敌人死尸上收集子弹，但隐蔽得不好就容易造成伤亡。当时，徐海东同志给大家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让战士每人除自己手中枪外，再背一个红缨枪，在枪头下边安上一个钩子，一是有利于白刃格斗，当与敌人拼刺刀时，我们的红缨枪长，敌人的枪短，我们很占优势。二是在打阵地战时，发现死在阵地前沿的敌人，就用红缨枪上的钩将敌人身上的子弹袋钩过来，避免伤亡。战士们都称赞这个办法好，还有的战士给这种红缨枪起了个绰号叫“钩连枪”。
徐海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注意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那时，我军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攻，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时而转战鄂东，时而转战皖西，时而又转战到敌人统治区，捕捉战机，力争歼灭运动中的敌人，乘机攻打敌人防守较弱的城市和乡镇。在频繁的战斗和转移中，他都是亲自作动员，亲自提要求。澳记得我军首次由鄂东转战皖西的前一天，徐海东同志召集全师干部开会，向指战员们讲转战意义，并强调了群众纪律，他说：“这次转战皖西要经过商城清区，这里是顾敬之的家乡老巢。顾敬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吃人不吐骨头的坏家伙，他对统治区的群众用童捐税盘剥，使他们过着牛马生活，稍不小心就以通红军论罪杀头。我们从那里过，老乡害怕顾狗子，可能不敢见我们。若烧了老乡的柴，吃了老乡的粮，要照价把钱放到米缸里。找人抬担架，当向导，也要付钱。”他还说：“捉住顾敬之的俘虏要讲政策，他们也都是穷人，被抽丁强迫当兵的，不准虐待。”徐海东同志还强调，在行军的路上，不准丢下一个战士，不能让一个战士掉队。那时营以上干部都有一个牲口，可是徐海东同志总是带头把自己的牲口让给伤病员骑。
部队行至长竹图吃了一顿饭。饭后还要继续行军，到部队集合时，徐海东同志宣布让我到二二二团当政委，紧接着又继续前进。第二天到了苏区白沙河。徐海东同志在此召开了干部会，会上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干部一定要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政治觉悟，搞好生活，关心战士疾苦，减少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指出，要宣传队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告诉群众作好对敌人进攻的准备。每到一地都要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做到尝罚严明。徐海东同志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常常在战斗的间隙和宿营时与大家一起做游戏、赛马，把部队带得既紧张又活跃。指战员们看到师长和大家同甘共苦，这样乐观，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时，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二十五军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干部打成“改组派”，有的被“肃”掉了。徐海东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他说：“我们的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劳苦人民出身，跟党南征北战，怎么能一下子成为反革命呢！”于是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抵制，保护了不少同志。
一九三三年秋，我军转战到了皖西，敌人也尾追过来向我军围攻。军首长当即确定先打瓦屋基一路敌人，为掩护主力歼灭敌人夺取战斗胜利，徐海东同志命我带一个营，并指挥地方上的独立营坚守门坎山，阻敌由盈山畈向我军主力进攻。我军主力和红八十二师在苏区党、政、军、民大力支援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了机动作战，部队就又向鄂东转移。不料队伍行至麻城黄土岗地区，途中被敌人截断，军长吴焕先同志带领先头部队到了鄂东。徐海东同志带着后边的掩护部队又回到了皖西。到了皖西后，徐海东同志找郭述申同志（道委会书记）研究，把他带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和坚持皖西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接连在葛藤山，何泼岭等地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份，吴焕先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来到皖西在豹子岩会师。会师以后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
徐海东同志赤胆忠心的革命精神，多谋善断的指挥才能，平易近人的高贵品德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敬仰和爱戴。他在鄂豫皖地区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和人民群众都愿接近他。但敌人最恨他，也最怕他。每当我回忆起在徐海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的岁月，就不由感慨万端。今天在新的长征路上，缅怀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奋勇前进?
转移中的胜利 张竭诚
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为了保存力量，争取有利的革命形势，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了从皖西到鄂东四百余里的长途转移。九月初，一个中秋节前的晚上，我们渡过淠河，踏着崎岖的山路，向西前进，一路且战且走，经过几个不休不眠的日夜。终于通过了四道封锁线，并且在行进中陆续消灭了两个团加四个连的敌人。
几天来，我们真是疲劳到极点了。这天，我们通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走了一百四十多里路，天将亮时，宿在一个叫斛山寨的地方。
我正熟睡着，也不知睡了多久，猛然是谁硬从草堆上把我抻了起来，心里老大的不愿意，连眼睛都懒得睁开，就又躺下睡了。朦胧间听见队长象打雷似的喊了起来：
“不要睡了！我的好同志，敌人都快到门口啦！”
“什么，什么？！”人们一下子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惊醒了。
我连忙坐了起来，使劲地揉了一下眼睛，看见队长正严肃地站在我们对面环视着大家，他说：
“同志们，咱们让敌人包围了，首长让大家赶紧做饭吃，吃饱了好接受战斗任务！”
“战斗任务？”大家一听，眼睛都亮了起来，有些不够相信似的一齐带着惊疑的口气围住了队长，疲劳、危险早忘得一干二净。说实在的，我们这个通讯队也真够窝火的，一路上打了那么多的仗，就是没有我们的份儿；这时，谁不希望队长明确一下这个“战斗任务”指的究竟是不是直接参加战斗呢！
大家的心情，队长是了解的。在这以前，他和我们一样，也有强烈的求战愿望；不过，他究竟是个领导干部，总是不动声色，只有当我们之中有谁对不能直接参战而闹情绪时，他才说：“不要急嘛，同志！当红军还愁没仗打！”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忙说：
“是呵！是战斗任务，具体点说就是咱们通讯队这回也能和敌人枪对枪，刀对刀了。”
大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都欢腾起来。
村里人嘈马杂的，好多的指挥员们都聚集到军部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着紧张而严肃的神色。军长徐海东同志站在一个台阶上对大家说：
“同志们，现在情况是严重的，包围我们的敌人有四个师，其中有两个师是东北军，武器很强……。我们连续行军作战，身体是疲倦的，而且人数也远远少于敌人。但我们要坚决打垮消灭敌人，突破重围……。”
吴焕先政委接着说：“不管怎样，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敌人，彻底实现安全转移到鄂东的行动计划。这是这次转移中的最后一战。红二十五军几年来在鄂豫皖建立起来的荣誉能不能保持，就要看这一战了。”
首长的决心，点燃了大家的信心，当我们明确了各自的任务以后，马上开始了一切迎战的准备工作。
晌午以前，敌人在四架飞机掩护下，向我们发起总攻击。战斗首先在斛山寨南面的一角打响，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来势汹汹，很快就逼近了我军的防御阵地。他们一面前进，一面对我们喊着各种下流的话，仗持已经对我们形成包围的气势，和人多、武器好等有利条件，一时显得非常骄横。这种情况，对于经过千百次战斗锻炼的红军来说，并不是生疏的，大家依然十分沉着，准备好了手榴弹，上好了刺刀，现在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早已由指挥员们选择好了的冲击方向，鼓弦待发，单等着军部总反击的号令。
总反击的号令终于发出来了，传在人们耳鼓里的首先是来自我军各个阵地的冲锋号声，随着这个惊心撼胆的声音，我们通讯队簇拥着徐海东同志走上一座山峰，居高临下，看到我军各部队的百十面军旗，映着阳光，迎风招展，在万山丛中的接敌地区象一片翻转的红云；如同潮水一样的红军战士，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前进；子弹、手榴弹的迸裂声，在山谷中不断迴响，敌人第一线的部队，很快便被我们冲垮了，部队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
斛山寨敌我双方的激战，越来越激烈了。不料敌人用一部分兵力绕过斛山寨，向我们军部插过来，于是情况更加紧张。徐海东同志从望远镜里发现这个情况，考虑到没有预备队，军部很空，便把坚决消灭这股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通信队。当时，通讯队有一部分人在外面传达命令，余下的人不太多了，任务是如此艰巨，但我们久已渴望直接参加战斗，因而却无比的高兴。
我们下山就与敌人接触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一阵手榴弹就把敌人打得跟跟跄跄地后退了好几十步，激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忘了多少个日子没有吃好饭，也忘记了多少个日子没有睡好觉，在决定胜败关键的千钧一发的时刻里，只有一个信念，这就是--一定要突破重围，并且消灭敌人。原来疯狂的敌人在我们准确的短促射击和手榴弹的打击下，吓得溃退了。不能给敌人喘气的机会，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紧跟着敌人的屁股赶了上去。
在混乱的敌军中，我发现了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一边后退着向我们打枪，一边声嘶力竭地回头喊着他那越逃越远的部队，但是他的命令这时候已经不发生作用了，便也象耗子似的往后跑，没跑多远，就被我们飞过去的手榴弹“轰”的一声撂倒了。我赶上去，看他躺在地上流了一身血，正痉挛地抓着泥土，从挂着血渍的嘴角里，发出了轻微的求我们“饶命”的声音。我厌恶地瞅了他一眼，顾不得管他，又继续往前追击敌人。
各路反击部队都胜利了，敌人抛弃的枪支弹药满山遍野，俘虏象蚂蚁似的被我们的迂迴部队赶下山来。由于战斗一开始我们就控制了一些有利地形，攻的勇猛，打的顽强，战斗有进展后又采取了攻打敌人兵力最薄弱部分和反包围的办法，终于将敌人四个师（刘镇华的六十、六十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全部击溃并歼灭了一部，生俘敌人四千多人。
战斗是黄昏时分结束的。当夜安置了伤员，又将四千俘虏全部资遣释放，夜深时才泰然地躺在铺草上休息。这是许多天来最舒适的一次了，应该美美地睡一觉，可是白天战斗的兴奋却使我不能不激动。我想着：我们胜利了，我们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胜利了，这胜利是用了怎样坚毅的精神，战胜了疲劳才换来的呀！
为了争取早日和鄂东红军会合，天未亮我们又整装出发了。长长的行列，踏上了漫长的征途，而艰苦的日月也象漫长的道路一样，等待着我们去征服。我们这次所经历的战斗只不过是整个革命事业中的一个片断，因为到鄂东后不久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徐海东在“肃反”中 欧阳吉平 刘万斌
提起徐海东，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中，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徐海东，出身贫寒。革命初起，徐海东便来投奔。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带领一个团，成为当时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他的口头禅是：“战场上见英雄。”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其中撤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摘了错误的肃反。
张国焘在王明的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在红四方面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当红25军由3000多人的武装扩大到13000人时，又一次肃反运动，肃到了徐海东身上。
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收到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
徐海东是25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但他很少参加省委和军部的会议，整天在部队里指挥训练和准备打仗，对中央要求肃反始终持怀疑态度。
一天，师政委戴季英从省委开会回来，一面吃着饭，一面对教训的口吻对徐海东说：“如今，可不能总想着打仗，要看到，我们的内部严重不纯啊!”
徐海东甩出一句话：“当兵的就是想打仗。”
“打仗”，我不反对。”戴季英把脸一绷，严肃地说：“同志，要注意反革命。”
徐海东略带讽刺地说：“有反革命，好哇!没有反革命，要我们这些革命者干什么?”“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内部的反革命很多，省委已决定要肃反!”戴季英接着又说：“红军和苏区内，有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这些党员多数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其中许多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他们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准会动摇的。”
徐海东一听说要“肃反”头皮就发麻。他真想不通红军和党内有多少反革命。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红军中就搞“肃反”，不分青红皂白，硬是把那么多干部抓的抓，杀的杀，闹得人人自危，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如今局面刚刚刚好转几天，不趁此机会去发展苏区扩充队伍，却又抓起反革命来了。宵是在自伤元气吗?但这是省委的决定，共产党员应该有组织纪律性，只有服从。
他对政委说：“不过，我觉得反革命即使有的话，也是少数，有就抓嘛。但要是没有，我们可不能乱抓呀!”
“哪个会乱抓!”戴季英反感地这句话：“好人不会抓的，坏人跑不掉!”
省委会上制定了攻打七里坪战役计划，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这就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
七里坪是离黄安县城北面30余里的大镇，镇里住着敌13师的3个团6000多人。在七里坪周围，筑满了围墙、壕沟、碉堡，并布上了层层铁丝网和鹿砦。
红25军攻打七里坪，攻了10天，部队就断粮了。省委不得不把徐海东的74师调出来去筹集粮食。在打敌人有武装护送的运输队过程中，牺牲了不少战士。这里一边打仗，那里一边在红军内部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作“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
一天晚上，徐海东听到隔壁屋里正审讯“反革命”。他走了过去，发现79团连指导员小朱被吊在屋梁上，下面审讯队的人正举着皮鞭狠命地抽打他，师政委戴季英也在场。
徐海东对小朱是了解的。他17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还当过皖西少年共产主义青委宣传部长，在革命斗争中一直表现不错。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现在这么动刑拷打，小朱一直不承认参加所谓第三党，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实在看不下去了。徐海东对师政委说：“这个同志我了解，他不是反革命!你看嘛，他一点口供都没有。”
师政委说：“这你就不懂了，真正的反革命是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
徐海东大声地说：“我说你是反革命，你自己承认不?”师政委说：“胡说!我不承认!”徐海东说：“那你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
师政委大怒：“肃反是省委的决定，我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这是我管的事!你不要包庇反革命!
徐海东一听，官大一级压死人，气得走了。
在政委眼里，徐海东只会打仗，是个不懂政治的军事干部。徐海东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130多个俘虏，徐海东让战士们把他们押到后方，不料碰上师政委，他下了道命令，把俘虏统统枪毙了。事后，徐海东问他为什么杀俘虏，他把脸一沉，说：“不杀他们，那杀哪个?我留着他们还给他们吃饭，放了他们还会来打我们，不杀干什么!”
徐海东一时还不明白，谁是敌人。革命这么多年来，俘虏一直是教育释放的，可从没听说过师政委这样直截了当的高论。抓内部反革命，连小朱都成了反革命，他真的不懂“政治”了。
后来小朱到底被枪毙了，他在临毙时还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徐海东感到非常痛心。
此时，饥饿、肃反中的恐怖、冲锋中的伤亡，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省委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肃反更加扩大化。
徐海东被看作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领导人之一。
徐海东在省委会议上列席会议。他发言，矛头对准省委主要负责人沈泽民，说：“领导上要负全部责任!”他又补充：“历来，只有小资产阶级领导，只顾自己吃饭，不管战士的死活!”
沈泽民用烟袋指点着徐海东：“哪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就你是无产阶级?你这个人成问题!”突然从委员堆里传来一斥喝：“你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会议，出去!”
徐海东被撵出了会议室。这是徐海东入党以来头一次。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这只是几天前的事。肃反委员会要他填一份表格，还交代他，把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怎样从武昌跑回来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在什么地方入的党，要写具体些。他恍然大悟：啊，我被怀疑上了!小朱入党介绍人是徐海东，枪毙小朱，原来都是冲他来的。当他曾向省委反映肃反了自己人时，省委领导拍着桌子说：“动摇肃反，动摇围困七里坪，是政治上的罪人。”
他突然意识到，抑制和反对“肃反”只能死路一条，最后被砍头。徐向前怎么样?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军长许继慎怎么样?还不是被杀掉，旷继勋怎么样?照样杀!我算什么?普通师长一个!这么多团、营干部都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手里，谁能说他们无罪?谁敢说?
“我无路可去，家是不能归了，家里66口被杀。我决不当逃兵，死也死在战场上!”
敌人突然来进攻，他一跃而起，找到了底下团长。“马上组织反击!”两个团从后翼包抄。团长说正面呢?徐海东说有我呢!
敌人黑压压的攻了上来，团长们率部包抄上去。徐海东铁了心：战死总比冤死强!他甩掉帽子，脱了上衣，扒下裤子，只穿一条小裤衩，抓过警卫手里的战刀，跳出工事第一个向前冲击!
特务连、交通队的战士们见徐海东副军长光膀子上阵，不等冲锋号响，也随着徐海东杀了上去。
担任包抄任务的两个团长见正面徐海东光着膀子冲锋，也亲自带头冲了上去。
敌人立刻被这种阵势打乱了，精神吓垮了，直往后退。
敌人一个旅被冲得七零八落，470多人当俘虏。敌人2师的进攻也就此停止了。
徐海东赤膊上阵，打垮了敌人，感动了沈泽民。他亲自看望徐海东：“只要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一个说你有问题，那个人自己就有问题。”
严酷的现实，使省委头脑有所清醒，肃反了自己人，红25军刚刚壮大，经七里坪一仗损兵几千，不得不停止“肃反”。
然而在此时，敌人把大别山围得水泄不通，红25军面临严重的困境。
徐海东率领74师转战大别山，创造了名副其实的游击战术。又打硬仗，又避敌不战，敌人不得不惊呼：“徐海东是一条抵不住的游龙。”后来，徐海东升到红28军军长，转战皖西。等吴焕先率25军主力与他们会合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徐海东担任红25军军长。
开往西安的路上 孙瑞翠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我们红二十五军住在甘肃省海原县，正积极准备着消灭马鸿逵部。
一个早晨，天刚亮全团就集合起来了。当团长向我们面前走来时，他神采奕奕，那一双透亮而锐利的眼睛，显出一丝抑制不住的兴奋和笑意。我暗想准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团长突然响起了铜钟一样的声音：“同志们，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蒋介石被活捉了。”
“什么？”全团一下都怔住了，静得鸦雀无声，甚至每个人的心跳都听得见，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会是真的吗？全团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把全身的精力都集中在眼睛上，直愣愣地看着团长长满了胡子的嘴巴。
团长看着我们，笑了笑说：“同志们，这是真的，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在西安了。”接着团长扼要地叙述了“西安事变”的情况，说：“现在党中央派周副主席正在西安和张学良、蒋介石谈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马上出发去保卫西安，因为何应钦正调动大军向西安进攻，企图迫使张学良杀掉蒋介石，制造更大的内乱。”
再没有比这消息更能够激动人心了；团结抗日，这是红军坚定不移的主张。
部队日夜不停的向西安前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村、城市都活跃起来了，到处是红旗，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欢迎口号：“欢迎红军到来！”“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徐海东军团长坐着汽车，但有时还没有我们徒步走得快，因为他一到那里就被欢迎的人群包围起来，问这问那，请他讲话。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止不住要流几行热泪，全国人民对我们抱有多么大的希望啊！
快到西安的时候，部队都兴奋极了，同志们都悄悄议沦起来：
“这回可要看看蒋介石这个坏蛋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还不是秃头！”
“怎不枪毙了他！”
“嘘，没听团长说，我们正在和他谈判吗！”
“哼！是狗改不了吃屎……”
我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是多少年的仇恨积累起来的一条经验啊！蒋介石真的能同意合作吗？
晓行夜宿，这天我们来到了咸阳。这儿的县长，都是张学良的人。我们还没进城，县长带着他的太太就出来迎接。后来听说，咸阳的县长给我们军团长通电话时，在电话上说：“报告红军总指挥，我这里立正向你敬礼！”军团长笑道：“请稍息吧！”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我们呢？原来卫立煌带着十三个师到潼关了，东北军、西北军正日夜惶恐不安，若不是红军赶到，打了起来，他们哪能抵挡得住呢！
我们部队开到咸阳时，周恩来副主席特地从西安乘车赶来。周副主席见到我们军团的首长后，指示说：谈判已初步一达成协议，张学良不听众人劝阻，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去了。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内部很混乱，我们红军要迅速开到商州（即陕西商县）一带，坚决阻住向西安推进的国民党军，给东北军、西北军撑腰。同时，杨虎城的警备旅，也临时拨给红军指挥了。他们还主动地送给我军一百箱子弹。西北军的一个旅长还说：只要红军能支持他们，要兵给兵，要子弹给子弹。东北军一个营长，看到我们红军的指挥员，又惊又喜地说：“好！好！现在若打起来，我们和红军、西北军三军联合，就不怕了。”
从咸阳出发，又经过一段艰苦的行军，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蓝田。只见街上停着一辆辆装满衣物的大卡车。原来是周副主席从西安派人送来的大衣，说是天冷，供部队放哨用的。在这里，我们有的部队换了装，补充了些弹药，然后又马不停蹄，人不歇脚，向商州进发。第二天抢占了商州北面的一座大山，好险哪，只比敌人早到一个小时。听说何应钦也亲自出马了，他在山下呆了一天，得知红军在此，便命令部队连夜撤退了四十多里。
我军在商州一带住了十三天，每天都是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应战。首长们不断传下命令：只要国民党军胆敢进攻，就坚决歼灭它！
不久，消息传来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内战。根据谈判划定的地区，周副主席从西安发来电报，命令红军立既撤退，并限定在三天三夜以内撤过渭水。我们立刻整装出发，按时撤过谓水。当然，那些天，我们只是兴奋狂欢，至于为什么要忽而急进，忽而后撤，是不很理解的。今天回忆起来，才深深认识到：红军逼近西安这一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西安事变”中所采取的英明决策。
豹子岩会师之后 魏文建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地区豹子岩会师了。这两支被敌人分割达半年之久的红军主力的重新集中，开始了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革命斗争的一个新转折。
为了集中力量，加强对敌斗争，省委决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下辖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全军共三千余人。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新编的红二十五军，驰骋于鄂豫皖地区，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并且进一步转向敌人的占领地，大胆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
这里，仅我个人的经历，回忆红二十五军活动的几个片断。
罗田赶紧
五月初，奉省委之命，红二十五军从鄂东转向皖西地区，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的后方罗田县城。
罗田县城位于大别山主峰的南侧，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上筑有碉堡和集团防御工事，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师的兵力。由于敌人经常外出“剿共”，当时敌人仅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钢炮营以及当地的民团留守，约三千人左右。
我军了解敌情后，从麻（城）北直向东南而下，经过一百多里的急行军，第二天拂晓逼近了罗田县城的外围工事。七十五师二二四团首先打响了，接着四面的部队都开始攻击各自的目标，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冲锋号和呐喊声响成了一片。我军指战员勇猛地冲上敌人的阵地，还没到中午，一连攻下了六个山头，占领了十几个碉堡。这样，整个罗田尽收红军眼底。接着就开始了攻城。
攻城是一场激烈的战斗。冲锋号一吹响，在强大的火方掩护下，我军跃过护城河，冲到城墙下，架起梯子开始爬城。一营事先准备的两张梯子高度不够，战士们爬上木梯，又在梯上架起人梯。可是才上去几个人，城内就响起了剧烈的机枪声。原来敌人的一挺机枪，架在一间屋子里，正对准城门扫射，上了城墙的战士，无法接近城门。后来，我军用机枪压住了敌人的火力，几个战士扑过去，才打开了城门，部队象潮水一般地向城里涌去。
我是跟随团政委在一营后边进城的。在一个客店里，我们发现了一百多匹骡子，那是敌人用以拉炮的，一条条又肥又壮。在几间大屋子里，堆满了军用物资，特别是有一间暗室，里面放着几十箱银元。
一会，徐海东军长来了，命令手枪团将东西迅速搬运城外，又吩咐团政委要加强警戒。忽然，从大街中心传来稠密的枪声。一打听，是我们入城的先头部队，一路未经搜索，径直冲入了大街中心，这时受到了敌人的阻击。枪声越响越烈，敌人也越聚越多，打得我们的战士不能立足。情况非常紧张。团政委赶紧命一营边打边往城外搬运东西，凡搬不走的统统抛弃，然后到山江集结。
听说要撤出县城，我们特别舍不得那些肥壮的骡子，可是怎么才能把它们弄出城去呢？通讯排的同志一商量，决定由两人牵着两头骡子走在前面，其余的人在后边驱赶骡群，又打棍子又放枪，这样骡群是会跟着跑的。出了城，抓到多少算多少，反正不给敌人留下一头骡子。
这个办法果然很灵验。我们几个通讯员挥着棍子，鸣着空枪，从后边赶着骡群，骡群一路嘶叫着向城外跑去。出了城门，看见团政委在笑：“这些小家伙，点子真多！”
奔袭罗田，歼灭守敌一部，缴获银元六七千元，另有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转移途中，我们通讯排赶着几十匹骡子，浩浩荡荡地前进。
郝集擒敌
敌人妄图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制订了所谓七月至十月的三个月“围剿”计划，调遣了七十多个团的兵力，划区“驻剿”。
八月间，我军在鄂东地区活动，不断遭到敌人的合围和追击。考虑不利于在这一带继续活动，决定再次转向皖西。这天，部队经西界岭，越过毛坦厂，到达六安苏家埠西南的郝集。
郝集一带，是我的家乡，过去是苏区。敌人四次“围剿”后，把它糟踏得不象样子。我们见到那荒芜、凄凉的景象，心中都不是滋味，恨不能将敌人杀个落花流水，以解心头之恨。
这天下午五时光景，敌刘镇华的十一路军警备旅出动，寻找红军和零散的游击队作战，在郝集附近，跟我二二五团前哨部队遭遇了。据侦察，敌人共有两个团兵力，武器装备齐全，正向郝集方向运动。于是，军首长决定消灭这股敌人。立刻命令二二三团占领有利地形，二二五团向后撤退，牵着敌人的鼻子，进入我军伏击圈。凶残而愚蠢的敌人，妄图消灭红军部队，大队人马猛扑过来，一下陷入了我军的伏击圈。在一片震耳的枪声中，二二三团、手枪团一阵冲杀，敌人溃不成军。
这次战斗是由遭遇转为诱伏的。红军战士在武器装备远比敌人低劣的情况下，以一当十，勇敢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就击败了敌人。俘敌四百余人，击毙击伤敌人百余人，缴获枪三百多校以及大批军需品。被打散的敌人，象丧家之犬，夹着尾巴向北逃跑了。
当时我在军部交通队当通讯员，战斗打响后，正从二二三团送信回来，路上抓到了一个俘虏，还得到一张指挥地图。回到军部，我先把俘虏押往交通队，然后把地图交给军政委。
军政委高兴地说：“这比缴获敌人一门大炮都好，我们正缺这个东西哩。”接着又问，“你抓的那个俘虏呢？是不是个当官的？”
“押在交通队，是个白面书生，不象当兵的。”我答道。
“快去把他押来！”
我把俘虏押来了。一进门，那个家伙浑身打颤颤，是个胆小鬼。
在军政委盘问下，他先是说在连里当文书，后来才供出是旅部参谋，副旅长的随从。
“那你们副旅长呢？”军政委问。
“在突围的半路上，就被你们红军打死了。我一个跑到路边树丛里躲藏，不想你们那位小同志见了，就……”这个副旅长的随从，说着低下了头。看着他那脓包的样子，我心里直发笑。
“把你知道的情况谈一谈吧。”政委一边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一边示意我到伙房弄点吃的，款待这个“高级”俘虏。
后来我们知道，军政委从这个俘虏身上获得了敌人方面的许多情况，知道敌人要进一步加强封锁，实行有计划搜山，向苏区军民发动新的攻势。
黄昏时分，部队下山做饭，晚上就地宿营。军政委把我叫到跟前说：“你的家不就在苏家埠吗？想不想去家看看？”
我很想回家看一看。敌人四次“围剿”后，家乡已被占领，地主、民团象虎狼般地欺压人民群众，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我家中有父亲和一个弟弟，如今也不知是死是活，心中常常惦记，可是现在怕不是时候。
军政委象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总有一天，咱们胜利了，就能在人民的土地上，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个，咱们就得好好干！”
“是啊，我一定要好好干，非要把革命红旗插遍全国不可！非要革命到底不可！”我在心里宣誓。这一夜，怀念、感慨、兴奋一齐在我的心中翻腾着，久久不能入睡。
奔袭太湖
那是在郝集战斗不久的一天，部队刚刚在一个地方住下，我从外面回来，经过首长的屋子，就听到吴焕先政委的声音：“英山是不能打了，咱们另想办法。”
“我们到太湖去！”这是徐海东军长的声音。接着屋里一片沉默，然后是一阵细语，首长们象是研究着什么事情。不一会，听到徐军长喊传令兵，我赶紧走进屋子。首长说：“通知各团，立刻做饭，吃罢饭就行动。”
当天晚上，部队行军九十里，隐蔽地进到太湖面北的回龙湾。第二天部队又来了一个一百三十里的急行军。拂晓前赶到了太湖县的郊区。后来，我们才知道，部队进至英山城下，发现城内驻有重兵，设防严密，强攻城池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这才有放弃攻打英山、奔袭太湖之举。太湖是敌人后方，防守比较薄弱，而且那一带物资比较丰富，可以解决部队的供需。
在离太湖七、八里的山边上，我们看到河东有三盏大气灯，通光明亮，远远望去，人影摇动，这是敌人在赶修防御工事。我们加快脚步，悄悄前进，队伍中除了沙沙的脚步声，就是从后边传来的口令：“跟上队伍，不要掉队！”一会儿就把汽灯甩在后边了。部队翻过了一座山，看见山岗下边黑压压的一大片，还有大大小小的亮光在闪烁着。我们知道，攻击的目标已经摆在眼前了。
“传令兵！”一听吴焕先政委的叫喊，我们交通队的几个战士立刻齐声答应。军政委说：“快告诉徐军长，占领东门以后，烧一堆火作讯号。”
这时候，二二三团快步前进，从县城的西南方分两路奔向西关和南关。一会儿攻城的号音响了。战士们象离弦的箭，向城墙冲上去，搭人梯，套绳索，有的还立起大圆木作爬杆。守城的敌人，约有一干多人，见红军爬上城墙，慌忙向城里逃窜。
东城门上的火堆燃烧起来了！一阵呐喊，战士们向街中心冲去。这次大家有了经验，一面冲一面搜索，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十字街头。太湖城内，一片欢腾。
红军的远程奔袭，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敌人还闹不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就作了俘虏。伪县长和秘书长被红军从柴禾堆里掏出来，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我们几个通讯员，随军政委从南门进城。一进城，军政委就要找县政府，走不多远听到一座小楼里有电话铃声，用手电筒一照，是县电话局，里边还亮着灯。考虑到里面有敌人顽抗，我们先用枪打灭灯光，然后搭人梯翻过高墙入屋，打开大门。军政委走上楼拿起电话筒，和周围的县城通起话来了。
“喂！我要罗田！罗田吗？我是太湖，我是太湖！我们被共军包围了，请你们快来援助。”政委故意发出惊慌的语调。对方的回答是，他们那里也很紧张，已经自顾不暇了。政委又向黄梅、宿松、潜山等县打了电话，回答都是大同小异，不是说长官不在，就是推托无人。政委打了好一阵电话后，露出笑容，风趣地说：“他们都不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天再说吧！”
战斗结束后，部队打开敌人的全部仓库，缴获了大批棉布，使每个指战员得到一套夹衣料子。经自己动手裁剪、缝制，我们都穿上了新装，黑的、蓝的，卡叽的、斜纹的，形形色色，一派簇新，显得格外精神。我们还在太湖城内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对周围的几个县影响很大，一些群众都自动开展抗捐、抗税和分粮的斗争。到十月间，我军在英山、太湖交界地方，建立了一块纵横三十里的游击根据地。
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 徐文伯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不锈钢壳的怀表。这块表，看上去平平常常，谁知道它却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情厚谊，并铭记着我父亲徐海东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事情还得从瞿秋白同志谈起。
那是一九二○年冬天，瞿秋白同志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坐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很大的困难。为了响应苏联政府收集金物的号召，瞿秋白同志主动把自己的一块金亮怀表交给苏联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就回赠他这块钢质怀表，作为纪念。
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同志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基本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将这块怀表转赠给共同反对过立三左倾错误的老战友沈泽民同志。
一九三一年，沈泽民同志带着这块表到鄂豫皖边区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二十五军，我父亲任军长。沈泽民同志留下担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我父亲和沈泽民同志同心协力，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三三年，沈泽民同志将此表又转赠给我父亲。从此，我父亲就带着这块表，指挥红二十五军，同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沈泽民同志在鄂东不幸病逝。从此这块表便又成为我父亲纪念沈泽民同志的珍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同吴焕先等同志一起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一九三五年九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我父亲又带着这块表，和刘志丹同志共同指挥劳山战役，全歼了东北军一一○师；接着又指挥红十五军团打下了榆林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率领红十五军团参加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的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我父亲就将这块珍贵的怀表奉赠给由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合编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彭德怀同志。此后，彭伯伯又带着它南征北战，屡建战功。一九四六年，杨之华妈妈（瞿秋白同志的夫人）从新疆出狱回到延安。彭伯伯为了安慰杨妈妈，就将这块饱经风雨烽烟、辗转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送还给她。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妈妈为了纪念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同志们，为了让后代学习党的好传统、好作风，遂将这块怀表捐献了出来。
跟海东同志在一起 詹广华
一九三三年九月间，按照师部布置，我们营开到双河二区，保卫秋收。一边帮助农民秋收，一边整训部队，准备打仗。七八天后，北边有不少农民“跑反”过来，说戴民权的队伍又来了。我们原来也曾有所估计，上次，戴民权刚一露头，就被我们打了回去，肯定是不死心的。这一次进犯，可能是更加疯狂，我们便作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在构杞岭的九曲湾一带，和敌人交了火后，我们就撤到冯家祠堂，待机歼敌。
这时，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派人前来跟我们联系。朱营长让我去迎接徐海东同志。在这以前我听过他几次讲话，知道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人称“徐老虎”。他对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大家都喊他“海东哥”。就在孙家大湾，我见到了徐海东同志。
一见面，徐海东同志就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你不是姓詹吗？”
“是呀，我叫詹广华。”
“你怎么在这里呢？”
“从部队下来了，现在游击师战斗营。”
徐师长叫我坐下，并倒了一杯热茶，递到我手上。他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向徐海东同志汇报了敌情，并说明来犯之敌是戴民权。
徐海东同志笑着问我：“你怎么知道是戴民权？”
我说：“戴民权靠手枪队装璜门面，他只要一打仗，就先打盒子枪。”
徐海东哈哈大笑：“不错，不错，你们对敌人的特点摸得很准哩！”
我接着又汇报了以前我们打过戴民权一次，昨天又和他交了一火的情况。
徐海东说：“你们长时间游击在这里，地理环境熟悉，群众关系很好，这是克敌制胜的好条件呀！”
我笑着说：“我们战斗经验少，请首长多多指教！”
他接着说：“别客气，互相配合，战胜敌人！”徐海东同志叫我们配合二二○团一营作战，并让张营长和我们见了面。接受战斗任务后，我们便同时出发了。我们的任务是迂回到敌人后方，截击敌人的退路。
徐海东同志将主力部队部署在双河庙东北方的孙家祠，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一进入徐海东同志布下的罗网时，冲锋号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劈里啪啦”的步枪声，震荡山谷，敌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戴民权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地庙里，他听到枪声，走出来站在土坡上，正东张西望，我们的一位战士枪法真好，“叭”的一枪，打掉了戴民权的一只耳朵。戴狗子吓得“嗷嗷”直叫，两个马夫慌忙架着他，狼狈地逃跑了。
